埃尔金伯爵是布鲁斯家族的后裔。他们家族的祖坟就在丹佛姆林的教堂中，他的祖先就躺在教堂的大钟下面。关于斯坦顿部长是如何挑选出格兰特将军一事已经是众所皆知，而他本身根本不可能成为司令官。埃尔金伯爵也是一个容易让人犯类似错误的人。当时苏格兰大学处于准备改革的时期，埃尔金伯爵是改革委员会的二号人物。当国会保守派成立布尔战争委员会时，作为自由主义者的埃尔金被任命为委员会的主席。当上议院的决定引起了苏格兰联合自由教会极度混乱时，埃尔金伯爵被指定为委员会的主席去解决这场混乱。国会把他的报告当作法案来提出，他又再次成为了应用法案的带头人。当苏格兰大学基金会的挑选托管人时，我向巴尔弗首相建议埃尔金伯爵是接管此基金会的合适人选。他也对此表示同意。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点。后来有一天，约翰?莫利（当时他还没有成为丹佛姆林信托基金会的成员）和我说他对埃尔金伯爵的感觉： “我以前觉得埃尔金是个高高在上、制造麻烦的公众人物，但我现在知道他是一个很能干的人，能脚踏实地地工作而不是夸夸其谈。” 这就是布鲁斯国王的后裔，既头脑聪明又待人谦逊。 一旦成为了某地的荣誉公民，类似的荣誉就会接踵而至。1906年，我在伦敦连续六天收到六个地方的荣誉称号，并且接下来的另一星期又收到了两个。我不得不每天赶早班车去参加授予仪式，到晚上才回来。也许有人认为这些仪式肯定会单调无味，其实不然，每个地方都有不一样的情况。我见到了很多很出色的人，他们当中有市长、市政要员和军队长官。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和问题，又成功之处，也有失败不足。很多都渴望通过不断的改进自身的不足来吸引人们更多的支持。每个地方都有自己小小的世界。市议会就是一个内阁的一个缩影，而市长就是首相。人们关心地方内的政治事务，对地方外关系的态度显得很冷淡。城市之间存在很多问题，比如如何处理与邻近地区的关系，水资源、天然气或者电力的输入，有关于支持或反对联盟还是分离的协商会的举行。 地方政府是最能够体现新旧世界之间的差异的。以前，每个家庭都会为自己家族已经居住了好几代的家乡和家乡建设作出很多贡献。一个父亲如果当上了市长，那么会激励他的儿子以他作为效仿的榜样。城市的骄傲是他们创造的，是无价之宝。他们对家乡有深深的眷恋之情。他们把竞选议员看成是给家乡谋福利。事实上，很少人能够明白，国会的成员都是给那些有钱人预备的，因为他们住在伦敦却没有任何补偿。然而，现在这种情况很快会改变，英国将会按照普遍的做法，给为立法者服务的人们以相应的报酬。[1908年，据我所知，现在报酬是400英镑] 从此以后，英国很有可能就像其他国家一样，安排国会在白天开会，好让议员们能精神抖擞的投入到一天的工作中，议员们不用再像以前吃完晚饭后还要用已经忙了一整天本职工作而疲惫不堪的大脑来处理管理国家的工作。有人问惠斯特桥牌的权威人士——卡文迪什，一个人有没有可能在第二圈出第三个牌时会出“J”，他答道：“有的，他可能刚吃完晚饭。” 最优秀的人聚集在英国的市镇议会中，他们为官清廉，富有爱国心，为自己的家乡感到骄傲并全心全意地为家乡做贡献。美国在发展进程中，也正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但是我们目前还远远落后于英国。然而，人们趋向于在这些地方定居下来，这个国家充满着浓厚的移民气息。我们应该努力培养那些离开自己的出生地来到这里发展的人们的爱国心。只是一代人的时间，苏格兰市镇的军队长官们就成为当地的大地主和上流阶级。“大不列颠人深深地爱着地主”仍然是真理，但他们的爱很快就会消失了。 在伊斯特本、索尔兹伯里和其他一些古老的城镇中，我发现市长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并且普遍用自己的双手劳作。市议会的大多数成员也是这样的。他们的服务都是不计报酬的。我非常荣幸能在苏格兰和英格兰认识那么多市镇的军官和政要，也不会忘记爱尔兰，在那里我曾经获得许多地方的荣誉称号。没有什么能比得上我在科克、沃特福德和利默里克所受到的接待，我惊喜地看见迎宾彩旗上写着无数个欢迎您的到来。 这次接受荣誉市民的过程式让我深入了解了英国各地的公众生活和爱国精神，这样才使得我的行程不至于变得枯燥。欢迎的彩旗和拥挤的人群围在我们所经过的道路两旁，我觉得我与当地的长官相处得非常悠然自得，甚至主要官员们的演讲时经常为我在那里的生活增添新气象。 我的结论是，对地方领导人实行普选制和自治制更有利于整个英国的管理和统治，远远高于那些其他国家所能做到的；他们都是政府重要分支的核心。国会就可以从市镇议会成员中选派代表来组成，并且不会降低他们的工作效率。或许当这些成员能够得到充分报酬时，他们都会聚集到威斯敏特地区了。这样做是有利于国家的。第二十四章 格莱斯顿和莫利 1892年4月，我和我的妻子到格莱斯顿家做客，他给我的《美国的一辆四马马车在大不列颠》一书以较高的评价。他建议我找一天上午，和他一起参观他的新图书馆，我们两人可以聊聊天，而他也可以整理一下他的书（他从来不允许别人碰他的书）。我在书架之间徜徉，发现了一本很独特的书，于是我向在我远处站在梯子上整理书卷的朋友喊道： “格莱斯顿先生，我发现这有一本《丹佛姆林的名人》，是我父亲的朋友写的。我小时候还认识其中的一些名人呢。” “是啊。”他说，“再往左三或四本书那儿你会找到另外一本丹佛姆林的人写的书。” 我按他说的做了，看见了那本书《美国的一辆四马马车在大不列颠》。在我找到本书之前，就听到了来自梯子上方传来的热情洋溢的声音： “麦加对伊斯兰教徒有意义，贝拿勒斯对印度教徒有意义，耶路撒冷对基督教徒有意义，所有这些就是丹佛姆林对我的意义。” 听到那些声音的片刻，我意识到这些是我当年在南边从远处第一眼瞧见丹佛姆林时所产生的感觉。 “你到底怎么弄到这本书的？”我问。“我写完这本书时还没有认识你的荣幸呢，也就更不可能给你寄过这本书了。” “对啊！”他回答。“那时我们还没有相识，但是有人，好像是罗斯伯里，和我提过这本书，我就派人去取来这本书，而且读得非常高兴。那里边对丹佛姆林的赞美深深打动了我以至于我一直对它念念不忘。至今都无法忘怀。” 这件事发生在我写完这本书的八年之后，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格莱斯顿先生美妙的回忆。作为一名虚荣的作者，也许我应该请求得到宽恕，我必须承认我非常感激他对我这本书给出的极高评价。 那些星期天以“圣经的朗读者”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政治家们，很容易让人对其动机产生怀疑。我承认在我和格莱斯通先生很熟之前，我偶尔也会产生这个想法。这个机警的老绅士至少应该能想到这样的露面会对他拉选票没有什么益处。但是当我了解了他的真正的性格之后，所有这些想法都消失了。他是如此的虔敬和忠诚，甚至在他的日记中也体现了这一点。当他在下议院中用了几个小时对预算问题所作的陈述获得了大家的接受时，他“明白以上都是神的力量在支持他”（参考莫利的《格莱斯顿的一生》）。就像能够拒绝其他众多信念的人那样，努力只坚信一种未知力量来支持信仰，这个信仰必定是对他真正地产生了持续的影响，虽然这可能会震惊其他人的想法——难道我们人都能够大胆地设想造物主会考虑到格莱斯顿预算案，这只顶多只算是地球上的斑点那么大的事。这样想好像会遭天谴，然而我们知道对于格莱斯顿先生来说他的想法刚好相反——宗教信仰是不存在神的直接代言人来替神完成他的工作的。 1887年6月，大赦年的那天晚上，布莱恩先生和我约好去在皮卡迪里的沃尔顿与格莱斯顿和他的夫人一起共进晚餐，这是布莱恩第一次见格莱斯顿。我们坐上了马车迅速地从酒店出发，但是人群太拥挤了以至于我们只能在圣?詹姆士街上下车。我们走到人行道上，布莱恩先深在后面跟着，我找到一名警察告诉他布莱恩的身份和我们要去的地方，并问他是否能够带我们到那儿。他做到了，一路上帮我们在拥挤的人群中开路，我们就跟在他后边。但我们赶到沃尔顿时已经快九点了。我们11点之后就分开了。 格莱斯顿先生解释说他和他的妻子本来是能够从海德公园到这来的。但他们希望我们回到他们住的地方在卡尔顿特瑞斯，同样的路线。布莱恩和我就在想我们应该享受在回酒店的路上挤过人群的机会。我们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当我们缓慢地经过改革俱乐部是我听到了一些人说话的声音从右边的大楼传来。我对布莱恩说： “这是格莱蒂顿先生的声音。” 他说：“这不可能。他刚刚和我们分开回他住的地方。” “这不重要；我只知道我认人的声音比人的长相更准，我确信这肯定是格莱斯顿的声音。” 最后我们往回走了几步，在那栋房子的附近我们发现了格莱斯顿先生和他的同伴。我们一起逗留了几分钟，他小心翼翼地不让他的头和脸从斗篷露出来。那时已经大半夜而且他已经80岁了，还像孩子一样。在他知道他的妻子已经安全到家之后，他决定和我们一起共进晚餐。 格莱斯顿和布莱恩在晚餐中的谈话主要围绕英国和美国之间议会的进程的不同而展开。整个晚上，格莱斯顿都在反复地询问布莱恩先生作为演说者的期间众议院的程序模式。我注意到了“先决问题”——不受限制的讨论。这个给格莱斯顿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期间，我们还不时地拓宽谈话的范围。 格莱斯顿先生的兴趣也许比英国其他人的兴趣都要广泛。我在苏格兰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阿米斯蒂的家中。他的头脑还是那么清晰，精力还是那么旺盛，他对事情的兴趣依然是那么浓厚。那时他最感兴趣的话题是美国高大的钢铁结构的建筑物。就此，他问了我很多问题，其中最令他困惑不解的是为什么第五、六层经常先于第三、四层之前完工。他很满意我对这个问题的解释。他真的是一个“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人。 莫利先生（虽然是个勋爵，担仍然保持着平民作家的作风）很早就成为了我们的英国朋友，当时他是《双周评论》的主编，我第一次给英国期刊投稿就是在这本杂志上发表的。到了晚年，我们之间的友谊更加深厚了，彼此承认对方是自己亲密无间的朋友。我们经常星期天下午互相通短信（有时是长信），因为这种精神感动着我们。我们不是同一类人，甚至还相差很大，我们能走在一起正是因为这些反差让彼此取长补短。我比较乐观；认为所有的丑小鸭都能变成天鹅。而他比较悲观，在真正危险面前显得非常冷静谨慎，甚至有时候有些杞人忧天。在我看来，世界是光明的，地球是一个真正的天堂——我是如此的快乐我对命运充满感激。莫利很少对任何事表现出狂热；他总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才作出判断，他的眼睛总能看到台上的斑点。 我给他讲过一个故事，有一个悲观主义者，从来没有什么能让他高兴的事；还有一个乐观主义者，从来没有遇到让他不高兴的事，在他们获得进入天堂的机会时，天使给予他们祝贺。悲观主义者回应道： “是的，天堂是个好地方，但是不知怎的我觉得这个光环和我的头不是很相配。” 乐观主义者用一个故事来反驳他，有一个人被拖下地狱，魔鬼把他放在河边，他想喝一口——水很烫。一个老朋友向他搭话： “啊，吉姆，这是怎么了？没救了，你真是无可救药了。” 吉姆答道：“安静点，可能还有更糟糕的呢。” “还能怎样啊，你都被拉到无底深渊了！” “嘘，安静”——他指指他的魔鬼殿下——“他可能会想起让我背他的。” 莫利和我一样，都很喜欢音乐，都着迷于斯基伯的早晨，因为那能听到管风琴的演奏。他和巴尔弗?亚瑟都喜欢宗教剧。我记得他们曾经一起去克里斯多宫殿看宗教剧。他们都很明智，富有哲学头脑，按我理解，他们和哲学家也差不多了；但最近巴尔弗最近的作品有点投机——这是莫利永远不会尝试的领域。他还是脚踏实地向前走，并且只走在干净的道路上。在森林里迷路对他来说没什么危险，因为他肯定会搜寻出来时的路。 莫利最近最惊人的言论是他在伦敦召开的世界编辑大会上的演讲。他说在对形成和维持现在已经改良了的政治和社会状况上，伯恩斯的几行诗句比所写的几百万篇社论更管用。这引起了一些评论，不时地出现在他们自己的一些文章和言论中；他们做了他们应该做的。汤姆?佩尔在《人的权利》中有提到这些。 在这次演讲后他来到斯基伯，我们曾经讨论过此问题。我提到他对伯恩斯的赞美和他所引的伯恩斯的六句诗。他说他没必要告诉我几句诗是什么。 “用不着，”我说，“我已经把他们背下来了。” 在紧接着的一次演讲中，当时是给蒙特罗斯公园的伯恩斯雕像举行揭幕仪式，我给他背诵了我认为他所提到的六行诗。莫利证实了我说的是正确的。说来奇怪，我和他几年前都曾获得蒙特罗斯市的荣誉市民称号。 我邀请莫利到美国来拜访我们，在1904年，他终于来了，这次他游遍了大半个美国。我们尽可能让他认识一些像他自己一样杰出的人士。有一天，伊利弗?鲁特议员应邀请到我家做客，莫利和他谈了很长时间。议员离开后，莫利和我说他非常喜欢这个同伴，是目前他所遇见的最合他意的美国政治家。的确如此，伊利弗?鲁特对公共事务拥有准确的判断力和广泛的知识面，却一点都不高傲。 莫利离开我们去白宫拜访罗斯福总统，与那个非凡的人度过了富有收获的几天。后来，莫利评论说： “我在美国见到了两大奇迹，罗斯福和尼亚加拉瀑布。” 这是聪明和真实的生活——伟大的一对奇迹，他们不知疲倦地去完成他们应该做的事情。 莫利是拥有阿克顿图书馆的最好人选，我给他这份礼物的原因是：当时格莱斯顿先生告诉我阿克顿勋爵的情况是，在他的建议下，我同意买下阿克顿图书馆，并且允许他在他的有生之年仍然归他使用。不幸的是，仅仅今年之后，他就去世了，而图书馆就归我所有了。我坚信莫利能够最好的发挥这个图书馆的作用并且最终会把它留给合适的机构。我刚开始和他说我拥有一个图书馆，他打断了我，说： “好了，我必须告诉你在你买下它的那天我就知道这件事了。格莱斯顿先生告诉我的，我对它能够安稳地陪着阿克顿勋爵度过一生感到非常高兴。” 这就是我和他的亲密关系，根本用不着和对方说明情况；但我惊奇的是莫利居然不感到惊讶。这个事件证明了格莱斯顿和莫利的亲密无间——唯一一个他无法控制地要与之共享世俗快乐之事的人。然而在神学的问题上，他们两个人的观点相别很大，阿克顿和格莱斯顿是类似的。 在我在苏格兰大学建立基金之后的那一年，莫里作为大臣要随同国王陛下出访巴莫拉尔。他给我发电报说在启程之前一定要到美国来看我。我们见面时他告诉我他的国王对我给大学的捐赠和我对家乡所作的其他贡献非常赞赏，并想知道什么是我想要而他又能赐予的。 我问：“那你怎么说的？” 莫利回答说：“我认为没有什么东西。” 我说：“你说得很对。除非是国王写封信给我说他很欣赏我所做的一切，就像他给你写的。我将会珍藏这封信并且把它当成传家宝留给我的子孙们。” 我的想法得到了实现。这个国王亲笔写了封短信给我。我已经在上文给读者展示了。 对于莫利来说，斯基伯是最好的修养胜地之一，因为他的妻子每个夏天都要陪着他来我们这好几次，都成为我们家庭的一员了。他像我一样很喜欢驾游艇，这对我们俩来说，是最好的良药。莫利是，也必定永远都是“诚实的约翰”。他不搪塞别人，不说废话，在所有问题上和所有的紧急事件中都坚定地像块岩石；然而他善于到处观察——纵向的和横向的，带着宽阔的胸怀从不同角度观察。他不经常显出和蔼亲切，偶尔在适当场合中展示他的在场和权威。在那之后，就保持沉默了。 张伯伦和莫利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他们都是先进的激进派人士。我在英国时经常与他们见面和商讨问题。当地方自治问题被提起时，引起了英国广泛的兴趣，风头盖过美国的联邦制。我被邀请在几个城市中作公共演讲，解释和支持美国的联邦制——最自由的地方管理产生最强而有力的国家管理。我还给张伯伦先生寄了安娜L.戴维斯写的《国家的管理》一书。在他的要求下，他和莫利，格莱斯顿还有其他人都交谈过此问题。 我不得不写信给莫利，告诉他由于我所提及的理由，我不赞成《地方自治第一法案》。当我见到格莱斯顿先生时，他在这件事上向我表示了他的遗憾，然后我们进行了充分的交谈。我反对将爱尔兰成员从国会中排除，作为一个独立体存在。我说我们不会允许南方的各个州停止向华盛顿选派代表的。 “如果他们拒绝你要怎么做？”他问。 “动用所有文明的资源——首先，停止通信。”我说。 他停顿了一会，然后重复： “停止通信。”他感觉到这个很棘手，然后就沉默了，接着我们就转换了话题。 在回答有关于我应该怎么做这个问题上，我总是指出美国有很多立法机构，但是只有一个国会。在爱尔兰、苏格兰和威尔士，英国应该向美国学习——一个议会和地方性的立法机构（不是很多个议会）。他们应让地方政府像纽约和弗吉尼亚州一样。但是英国不像美国有最高法院，来决定法律的通过，不仅仅是被地方性立法机构来决定还要被国会所决定，司法机构应该代表最高权威而不是政治机构。英国应该拥有国会来代表一个国家的最高权威而不是爱尔兰的规章制度。所以，爱尔兰地方性立法机构的法案应该经过国会下议院三个月连续的圆桌会议的讨论，考虑到议会中反对方的意见，但这会使得法案更具操作性（除非它不被通过）。议案将会是一封死板的信件除非有不一致立法意见的加入，但如果有了不一致的立法意见的加入，那么对这个议案是有益的。我说这个条款还必须要确保羞怯的人们没有脱离。 后来我力劝莫利接受这个观点，他告诉我帕内尔曾经提过这个观点，但最后没被通过。然后，格莱斯顿有可能会说：“非常好，这个议案不仅仅是被我自己和其他和我想到一起的人所支持，它也使得我们必须能够说服布莱恩站在我们这边。我现在已经不能继续这个问题了。这是你们的责任了。” 一天早上，格莱斯顿的妻子在哈瓦顿说： “威廉告诉我他和你有非常特别的交谈。” 无疑是有的。他不经常听说，如果曾经有听说轻松愉快地就真正的共和制问题进行交谈，他也不理解我不能想像出不同的世袭阶级。对于我而言，它看起来很陌生，人们应该故意地丢弃他们父母给他们所起的名字，而那个名字是他们父母的名字。特别有趣的是有新头衔的人。老的世袭贵族们很难不笑着向那些新成为贵族的人致意，那些人可能用了一万英镑去买这个头衔，或多或少的，用作党派基金。 有一次，我告诉格莱斯顿先生，布莱恩先生曾向我提过的他的惊愕和怜悯。在一次游园会上，布莱恩看到年迈的格莱斯顿冒着严寒，手拿着帽子，向那些须有头衔的碌碌之辈致敬。由此，我们谈到了政教合一的问题，我预测未来我们的团圆应归功于不列颠群岛没有能力再扩张。我还是坚持认为英国消除政教分离的现象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种现象是不正常的。没有其他任何种族还坚持这个了。在其他讲英语的国家中，宗教是被鼓励发展的，但不是让他们享受特别优待。格莱斯顿问： “你说我们的体制能存在多长时间？” 我的回答是这没有一个固定的日期，在政教分离的问题上，他应该比我更有经验。他微笑着点了点头。 我进一步提到，相比于其他有着辽阔领土的国家来说，英国的人口肯定会相对减少。他问： “你能预测一下英国的未来么？” 我提到了希腊在古代国家中地位，并说也许乔叟、莎士比亚、斯宾塞、弥尔顿、伯恩斯、斯科特、斯蒂文森、培根、克伦威尔、华莱士、休姆、达尔文和其他的名人出现在英国也并非偶然。天才从来都不靠物质资源决定。许多年以后，英国可能不再是一个工业国家，并不是她衰落了，而是通过在其他领域的发展，我认为，他会变成为一个现代的希腊，在其他国家中扮演“精神领袖”的角色。 他揣摩着我的话，反复地念叨着： “精神领袖，精神领袖，我喜欢，我喜欢。” 我以前从来没有感觉到那么喜欢和一个人聊天。我在哈瓦顿时又去拜访了格莱斯顿。我最后一次见他是1897年的冬天在戛纳兰德尔的家中，当时他已经病得很重。但是他依然那么有魅力，对我的弟妹露西尤为殷勤。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他给露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我们离开时，露西感叹道：“一只病弱的鹰！一只病弱的鹰！”我都不知道怎么形容那天我所见到的既苍白又脆弱的格莱斯顿。他是一个伟大而真诚的好人，没有任何的私心杂念。他确实配得上“世界第一公民”的称号。 我第三本文学作品《民主的胜利》的写作源于意识到见多识广的外国人极少了解美国，甚至英国人也是这样，而即使是了解到的那一部分也是受到歪曲的。那么优秀杰出的英国人居然没听说过美国的共和制，这是个严重的问题。我永远不会忘记1882年与格莱斯顿先生的第一次谈话。我说到现在大部分讲英语的国家都已经共和制主义者了，君主制主义者只是少部分，明显地处于劣势。他说： “为什么，怎么可能？” “好了，格莱斯顿先生，”我说，“在美国，讲英语的人们比大不列颠和她所有的殖民的人口都多，甚至她的讲英语的殖民地再多一倍也没用。” “啊！是么？你们的人口总数是多少？” “6600万。而你们的还不到一半。” “哦！是的，真让人吃惊。” 关于国家的财力问题，同样让他感到非常震惊，根据1880年的人口普查证实了这个有百年历史的共和国可以买下大英帝国和爱尔兰及所有他们所拥有的资产和投资项目，并且还清英国的债务之后还绰绰有余。但这其中最令他吃惊的还是我提出的关于自由贸易的问题。我指出美国现在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家。[后来的某天，我记得霍尔丹大法官也犯了同样的错误，把英国称为世界第一的工业国家，他感谢我给他纠正了错误。]我引用了一组数据：1880年，英国工业的产值是8.16亿英镑；美国的工业产值是11.26亿英镑。他只说了一个词： “难以置信！” 接着，我还说了其他一些令他惊异的事实，他问到： “为什么那些写作相关主题的作者没有把这些事实用简单明了的形式告诉世界？” 事实上，那时我正在忙于给《民主的胜利》搜集材料，我告诉他，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起到他所希望的作用。 《环游世界》和《美国的一辆四马马车在大不列颠》没让我费多少劲，但是《民主的胜利》这本书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这本书的准备工作开始于1882年，它需要扎实而艰苦的工作，因为要检验和整理数据。但是当我慢慢深入这个研究中后，我发现它越来越有意思。好几个月，我头脑里装满了各种数据。时间在不知不觉中逝去，都已经黄昏了，我还把觉得是中午。但过度的劳累引发了我一生中的第二次重病，因为当时我还兼顾着料理生意。我经过再三考虑后，才确信自己能够重新开始这项令人着迷的工作。第二十五章 赫伯特?斯宾塞和他的门徒 1882年，我和赫伯特?斯宾塞，还有他的朋友劳特先生结伴从利物浦前往纽约。我有一封莫利先生写的关于他的介绍信，但是我之前在伦敦就已经认识这位哲学家了。我是他的门徒之一。作为一个旅行老手，我担负起了照顾他和劳特先生的责任。整个航程期间，我们坐在一块。 有一天，我们谈起了第一次见到伟大人物时的印象这个话题——他们是不是和我们想像中的一样？每个人都谈了自己的经历。我自己的经历则是我想像中的和亲眼见到的差别很大。 “噢！”斯宾塞先生说，“以我为例吧，也是这样么？” “是的，”我答道，“你与我想像中的导师差别很大，我觉得你应该是沉着冷静的哲学家，像佛一样，对所有的事情都无动于衷；我做梦都想不到他在柴郡奶酪还是切达奶酪的问题上是如此的激动。”那天，他暴躁地推开柴郡奶酪，向乘务员大喊：“切干奶酪，切干奶酪，不是柴郡奶酪；我说的是切干奶酪。”这是一个圣人不可能发出的叫声。他在他的《航海传记》中提到过这件事。 斯宾塞喜欢听故事，而且很爱笑。尤其喜欢与美国有关的故事，我也给他了不少，经常能引起他的爆笑。他非常渴望多了解美国西部的事情，那时这个地区正吸引着欧洲人的关注。我给他讲过一个有关于德克萨斯州的故事，让他乐不可支。有一个移民失望地从得克萨斯州回来，被问及关于那块当时还很贫瘠的土地的情况时，他说： “我对德克萨斯的所有感觉就是如果我拥有了德克萨斯，我就……把它卖了。” 今时不同往日！得克萨斯现在拥有超过四百万的人口，据说1882年它的棉花产量比全世界其他地方的总产量还要多。 我和斯宾塞在匹茨堡在外散步，当我们快走到家的时候，我想起了另一个关于美国的故事。这个故事说的是一个在美国旅行的游客正要去花园散步，他刚打开花园的门，一只狗就向他扑了过来。他赶忙退后并把门关起来，然后就听到房子的主人大声地说： “它不会伤到你的，你知道会叫的狗都不会咬人。” “是啊，”游客声音颤抖地喊，“我知道，你也知道，当时这狗知道么？” 有一天，我们在房间里聊天，我的大侄子悄悄地打开房门往里偷看。后来他妈妈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做，那个11岁的男孩说： “妈妈，我想看看那个在书上说学习语法是没有用的人。” 听说这个故事后，斯宾塞非常高兴，还经常提起。他相信我侄子说的事真的。 有一天，他跟我说起他在反对在法国的加来和英国的多佛之间修筑隧道的抗议书上签字了，这件事情让我感到很惊讶。他解释说他本人和其他任何人一样，也都非常的渴望有这样一条隧道，他也不相信任何反对这个提议的人。但是，他在抗议书上签名是因为他了解他的同胞们，会像傻瓜一样以至于英国的军国主义分子会吓到他们，使他们恐慌，让他们变得穷兵黩武。然后我们国家就要扩军了。他提到曾经引起的一次恐慌，导致花费了好几百万去建造防御工事，最后却是一点用处都没有。 一天，我们坐在酒店的房间里，向外看特拉法尔加广场，看见皇家近卫队骑兵团经过，我说： 斯宾塞先生，在19世纪，在最文明的民族中，我们自己是这样认为的，我从来没有看到人们穿得像个小丑一样却不感到悲伤和愤怒。我发现人们还很乐意把此当成一个职业——直到最近成为了只有绅士才能从事的职业——学习如何更有效地杀死别人。 斯宾塞先生说：“我也有同感，但是我要告诉你我是怎么压制我的愤怒的。无论什么时候我感到怒气渐起时候，我就用爱默生的这个故事来使自己冷静下来：他曾经在法纳尔大厅被听众从讲台上嘲笑和吹嘘轰赶下来，因为他敢于公开反对奴隶制。他描述自己在回家的路上感到非常的愤怒，直到他打开他的花园的门，透过门前榆树层层叠叠的树枝看到闪闪发亮的星星，在对他说：‘怎么了？那么激动？我的孩子。’”我笑了，他也笑了。我很感谢他给我讲的这个故事，我经常在激动的时候反复地对自己说：“怎么了？这么激动？我的孩子。”这让我很快就平静下来了。 斯宾塞先生美国之行的高潮发生在德谟尼克家为他举办的宴会上。我开车送他赴宴，看到这个伟大的人非常的紧张。除了演讲之外他什么都记不得了。我觉得他以前很少在公共场合讲话。他巨大的恐惧将使他说不出任何对美国人们有利的东西，而第一个对他的作品表示欣赏的正是美国人。他可能参加过很多宴会，但是没有任何一个有那么多卓越的社会人士来参加。这是盛大的聚会。这些杰出人士给斯宾塞的赞美是独特的。宴会在亨利?沃德?比彻的总结致词中达到了高潮，比彻转向斯宾塞，说： “我的父亲和母亲让我拥有了生命；而你，先生，你让我拥有了智慧。在关键时刻，你给我指明了安全的道路，引导我通过充满沼泽的泥地；你是我的老师。” 这些话是用缓慢庄严的语调说出的。我不记得曾经有注意到内心深处的感觉。很明显，他们都是深受影响的人。这些话让斯宾塞先生非常的感动，就此大家给予了许多评价。此后不久，在一次布道过程中，他发表了自己对于进化论的看法。这一系列的结论正被热切地探寻着，因为他承认斯宾塞对他的影响，这些他的老师斯宾塞曾经在教堂中提醒过。在结论中，就像在他的演讲中所说的，如果我记得不错，比彻先生说虽然他相信进化论（达尔文主义）是一个可靠的观点，但是当一个人已经达到人类的最高水平时，造物主会给他赐予圣灵，从而带他进入神的世界。这就是他对于批评者的回答。 斯宾塞先生对机器设备非常感兴趣。我带他参观工厂时，这些新设备令他大开眼界。在此后的几年，他有时会提到这些并说，他此前对美国发明和推广东西的估计现在完全得到实现。他自然对他在美国得到的这些尊重和关注感到非常高兴。 我到英国一般都会去看他，甚至在他搬到布赖顿码头之后也一样。从他在布赖顿的房子里往外看就可以看到大海，他很喜欢大海，因为大海可以舒缓他的情绪。我从来没见过像他这样的一个人，每做一个行为，每说一句话——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小事——都要在他的良知指导下经过仔细斟酌和反复掂量。他向来不是宗教行为的嘲笑者。 然而，对神学领域，他只是出于礼貌而关注。在他看来，神学是一个不完善的体系，它阻碍现实的发展，而赏罚的观念是对低级种类的讨好。 当一些旧的观念仍处在讨论状态时，他仍然不会像坦尼森在某个场合中表现得那么深入。 诺勒斯告诉我坦尼森非常地愤怒。诺勒斯说他对他的诗人儿子感到非常失望，因为他没有真实地描述他父亲对苛刻神学的抗议。 斯宾塞总是一个冷静的哲学家。我相信从小到大，他都没有做过一个不道德的行为或者不公正地对待一个人。他从出生以来就对他所要做的事情非常小心谨慎。很少有人希望了解一个人就像我想要了解斯宾塞那样迫切，因为他和达尔文两人对我的影响甚深。 一些少年时期周围都是信徒的人们对神学持反对态度。这些教徒们完全地相信真理和信仰是未来幸福生活必不可少的，而真理和信仰只源自于最严厉的加尔文教派的信条。充满想法的青年自然让人佩服，但他们受到局限，只能赞成这些信条。他只能思索，直到必然地发展到某个时期——周围受到高等教育的人们所相信的——那些他找到的例子和说明——肯定都是真实的。他忍住不去怀疑，因为魔鬼会搜猎并且肯定会夺走他的灵魂，只有信仰才能将其解救。不幸的是，他很快发现信仰并没有对他召唤。他认为原罪必定会从根本上不可避免地让他看到他想看到的，让他相信他想相信的。看起来他好像已经比那些充满迷茫的人好些。他肯定不能参加任何选举，因为这些必定是牧师、长者和非常正统的人们。 这个年轻人很快慢慢地产生叛逆的想法，设法假定自己像其他人一样对神虔敬，表面上勉强认可这些信条和所有的教义，但在内心却完全不能接受他在表面上同意的那些信条。如果他是个有智力和道德的人，他只有一个可能的结果，就是，卡莱尔在经过痛苦地挣扎和几个星期的忍受后说的话：“如果它是难以置信的，以上帝的名义，那么，就让它不可信吧。”在怀疑和恐惧的压力下，他永远地“堕落”了。 但我和三四个小伙伴讨论对神学理论产生怀疑的问题上，包括其中的神话成分和通过赎罪拯救灵魂等等，我非常幸运地接触到达尔文和斯宾塞的著作：《社会静态学》、《物种起源》、《人类起源及性的选择》和《综合哲学》，解释了人类是怎样吸收精神食粮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我不仅摆脱了神学和超自然力量，而且还发现了进化的真理。“所有的都是好的因为所有的都会变好”成为了我的座右铭，我激励自己的真正源泉。人类的发展规律就是不断地从低级形式走向高级形式，不存在任何绝对的完美。 人是有机体，天生地拒绝所有有害的、错的东西，吸收经过检验后的有益的、对的部分。如果是这样的积极向上，我们可以设定“宇宙的建筑师”可以使世界和人类便得完美、自由，没有邪恶和痛苦，就像天使在天堂一样；虽然尽管这不可能实现，人还是被赐予了进化的权力而不是退化。就像其它宗教经典一样，《旧约》和《新约》作为对过去的纪录，有其值得学习的地方。写作《圣经》的作者们是在古代，我们的思想应该立足于现在的生活和职责。孔子有句话，大意是，做好自己的本分职责，不给别人造成烦扰，是最根本的智慧。他是伟大的圣人和导师。对于另外一个世界和它的职责，应该在我们到了那个世界以后再去考虑它。 我作为尘土中的一个斑点在太阳上，甚至是在这个严肃、神秘、不可知的宇宙中，我很渺小但我坚信一个真理。富兰克林是对的：“对上帝最高的崇拜就是为人类服务。”然而这些都阻止不了我们对永恒和不朽的憧憬。生来为了来生相比生来为了今世，是更大的奇迹。当一个人被造出时，为什么不是另外一个人？所以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去期望永生。让我们怀 抱希望吧！第二十六章 布莱恩和哈里森 如果一个人在他的朋友圈中很有名，那他肯定是因为他讲的故事而出名的。布莱恩就是我见到的最会讲故事的人之一。他性格开朗，在任何场合都能讲出诙谐又尖锐的故事。 布莱恩先生在约克州的演讲（我在那陪着他）得到了极大的赞赏。这次演讲特别关注的是增加两大英语国家之间的真诚友谊，希望和平和友善能够长期存于两国之间。当他给我念他的演讲稿时，我觉得“长期”这个用得不够好，我说： “国务卿先生，请允许我向您提个建议，我不是很喜欢‘长期’这个词；为什么不说‘永远’存在呢？” “好，这样就很完美了！” 他在演讲中就改成了：“希望和平和友善永远存于两国间”。 在从约克镇回来的路上，我们拥有一个美丽的夜晚。月光下，我们坐在船尾，军乐队在船头演奏，我们谈起了音效的问题。布莱恩先生说他最喜欢的一首曲子是在加菲尔德总统葬礼上听到的“不久以后的美好”，他觉得这是他一生中被音乐感动最深的一次。他还要求军乐队最好要演奏那首曲子。他和格莱斯顿都很喜欢古朴的音乐。他们很喜欢贝多芬，精通古典音乐，但是却欣赏不了瓦格纳的歌剧。 在回答我问他关于他在国会中听到的最成功的演讲的问题上，他说是一个德国人的，是宾尼法尼亚州的前州长里特。当时关于给内陆地区淡水供应拨款问题的第一个法案尚在讨论中。国会的成员意见分歧很大。“狭义解释宪法派”的人认为这是违反宪法的；只有海港是直属联邦政府的。争论异常激烈，却没有得出一个让人信服的结果。这时，里特州长慢慢地第一次站了起来，这震惊了整个国会，全场立即安静了下来。这个老德国人要说什么——他从来没在国会上说过话。只听他说道： “各位发言者们，我对宪法了解不多，但是我知道：如果宪法是让人在咸水里洗澡而不是在淡水中，那么我不会给它一分钱。”国会中立即传来抑制不住的哄堂大笑，这个法案就这样被通过了。 新的问题紧接着又产生了。用最慈善的方式去花政府的钱，去雇佣陆军和海军的工程师。政府如何花最少的钱得到最打的回报。我们的宪法应做到怎样的收放自如以至于能符合不断增长的人口的新需要。如果我们今天有权解释宪法的话，那么让谁来制定宪法？ 我觉得布莱恩先生最精彩的故事是下面这个： 在奴隶制度的时代，奴隶们住在俄亥俄河堤上。一个叫扎吉?法兰西的著名民主党人说他想把一些反对奴隶制的朋友们引入他的办公室，其中有第一个逃跑的黑人，他渡河后，秘密逃往北方。他不明白为什么他们想要逃走。以下是他们两个人的对话： 扎吉：“你是从肯塔基州逃过来的么？我想是因为主人不好？” 奴隶：“哦，不，他很好，人很善良。” 扎吉：“他给你的工作太多了？” 奴隶：“不，我这一生都没有过度工作。” 扎吉踌躇地问：“他没有给你吃饱？” 奴隶：“在肯塔基州会吃不饱么？不，给我很多吃的。” 扎吉：“你没给你衣服穿？” 奴隶：“有给我足够多的衣服。” 扎吉：“你没有舒适的家？” 奴隶：“哦，这让我怀念起我在肯塔基州住的房子。” 停顿了一会之后，扎吉说：“你有一个很好、很善良的主人，你不用过度工作，有足够吃得，有衣服穿，不错的房子。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逃跑。” 奴隶：“好了，扎吉，我逃离那个环境是为寻找一个开放的环境。” 扎吉明白了。 “自由是最大的吸引力，那些安于现状的奴隶们是永远都不会知道的。” 不同肤色的人们为了获得解放冒着一切的危险，这最好的证明了他们将会逐渐地走向并最终能成为一个具有完整身份的共和国公民。 在克鲁尼的时候，我从来见过布莱恩是那么的高兴。他完全成了一个孩子，而我们则是一个嬉闹玩耍的小团体。他从来没有用苍蝇钓过鱼，一开始他有点笨拙，但是很快地他就熟练起来，我永远忘不了他第一钓到鱼的情景： “朋友，你教会了我生活中一个新的乐事。在缅因州有上百个湖可以钓鱼，我以后要把我的假期都在钓鱼中度过。” 克鲁尼的六月是没有夜晚的。迎着明亮的落日余晖，我们在草地上跳起舞来。布莱恩的妻子，道奇小姐，布莱恩先生和其他的客人都在尝试跳苏格兰的里尔舞，并且发出像苏格兰高地人一样的叫声。我们这两个星期玩得很愉快。后来的一个晚上，我们在纽约的家中吃晚饭的时候，客人们都是当时在克鲁尼的玩伴。布莱恩先生说他发现真正的假期就应该像在克鲁尼的那些日子，“最微不足道的小事都成为了生命中最重要的大事。” 1888年，哈里森总统任命布莱恩为国务卿，当时他是在和我们一起出游的路上。布莱恩夫妇，玛格丽特?布莱恩，哈尔议员，道奇小姐和沃尔特?丹罗斯和我们一起，从伦敦出发到克鲁尼城堡。在靠近目的地时，我们发现军官和市政要员都穿上了华丽的制服到酒店来迎接我们。我和他们在一起，突然布莱恩闯进我的房间，拿了封电报给我看，并问我这封电报是什么意思。它写着：“用密码。”这是来自正在芝加哥开会的埃尔金议员的电报。布莱恩在前些天曾经发过电报，除非俄亥俄州的谢尔曼州长同意，不接受任何任命，然而，埃尔金无疑是想要确定地与布莱恩先生直接通信而不需要任何其他人的介入。 我对布莱恩说这个议员曾经在我们出发前打电话说要和我见面，并建议我们给这些优秀的候选人一些侧面的评价。我给他说了一些，还抄了一份副本放在我的笔记本里。我找到了它：布莱恩是“胜利者”，哈里森是“王牌”；新泽西的费尔普斯，“明星”；等等。我给“王牌”和“明星”发了电报。这就是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晚上，我们都休息。第二天的聚会来的都是这个城市的权威人士，主要的通道和宫殿的街道上都挂满了彩旗。人们呼唤布莱恩，他作了简短的演说。在那之后，一封电报递到了他的手上：“哈里森和莫顿提名。”费尔普斯落选了。布莱恩组织最高政府的机会得到通过，这是这个国家大多数讲英语的人选举的结果。 由布莱恩出任国务卿被认为是哈里森内阁中任职最确定的成功，而泛美大会是他最灿烂的政绩。就是在这期间，我有了唯一的从政机会，成为泛美大会的代表之一。这让我对南美各国及其各种各样问题产生了极大的兴趣。除了巴西，所有泛美国家的代表济济一堂。一天上午，大会公布了一部已获批准的新宪章，巴西也成为了我们团体中的一员，这个组织共有17个成员国——如今已有21个。各成员国都对巴西代表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我发现南美各国的代表有点怀疑他们的兄弟国美国的动机。敏感的精神独立显然已经成为我们认可的职责。在这点上，我认为我们是成功的，但它后来也使得各国政府都小心翼翼地考虑到我们邻国的感情。这虽然是不可控制的，但是我们应该寻求完美平等的条款以达成友好的合作。 我坐在曼纽尔?金纳塔的旁边，他后来成为阿根廷的总统。他对会议的进程很感兴趣，有一天，他对一个小问题相当不满意，由此还引起了他和布莱恩主席一场激烈的对话。我认为这是由于翻译错误而引起的误会。我站起来，悄悄走到主席后边，轻声和他说，如果能够暂停一会，我觉得这个分歧能够解决。他点头同意。我回到我的座位上，提议休会。在休会期间，事情得到了圆满的解决。正当我们要离开大厅时，发生了一件事，一个代表一手搂住我，另一手在拍着我的胸膛，说：“卡内基先生，你这里的东西比这里的还多。”——指着我的口袋。我们南方同胞们的表达方式真可爱。温暖的气候孕育出火热的心。 前面我已提到过，哈里森总统和我一起从华盛顿到匹兹堡，去参加卡内基礼堂和图书馆的揭幕仪式，这是我捐赠给阿尔勒格尼城的。我们白天乘火车经过了巴尔的摩和俄亥俄州，总统特别喜欢欣赏沿途的风景。到达匹兹堡已经是晚上了，火光熊熊的高炉和巨大的烟柱令他很惊奇。他是第一个到匹兹堡访问的总统。然而，老哈里森总统，他的祖父，曾在大选后从这里换船到华盛顿。 揭幕仪式由于有总统的参加而盛况空前。第二天早上，总统想参观我们的钢铁工厂，在被护送到工厂后，他受到了工人们的热烈欢迎。我把各个部门将要继位的经理召集起来，并一一给他介绍。最后，当介绍到施瓦普先生的时候，总统转身对我说： “怎么回事，卡内基？你给我介绍的都是些孩子。” “是的，总统先生，但你有没有注意到他们都是什么样的孩子？” “是的，能干的孩子，每一个都是。”他评价道。 他说得对。世界上再也找不到那么能干的年轻人了。他们被提升为公司的合伙人而不必承担任何风险。如果这些收益不能和他们的付出成正比，那么很难长久地保持这些年轻人的责任心。“合伙人”与给“雇佣工人”所得的报酬是具有本质的区别的。 此行，总统不仅访问了匹兹堡，还访问了与之一河之隔的阿尔勒格尼。匹兹堡城市理事会使我想起了我第一次要捐钱在匹兹堡建一个图书馆和礼堂被拒绝后，阿尔勒格尼政府曾经问过我是否能把钱转捐给他们，后来我同意了。总统这次访问了阿尔勒格尼，并在那参加了图书馆和礼堂的揭幕仪式，忽视了匹兹堡，这让匹兹堡政府很后悔。他们派人来在参加完揭幕仪式后，问我能否重新考虑给匹兹堡的捐赠。如果可以的话，匹兹堡政府同意增加更大的一笔维护费用。对此我感到很高兴，我捐赠了100万美元，而不是上次提议25万美元。从此启动了卡内基协会。 匹兹堡政府对艺术事业上的花费很自由。中心管弦乐队已经成立有些年了——这是波士顿和芝加哥仅有的能够在美国其他城市吹嘘的资本。图书馆、画廊、博物馆和音乐礼堂的成功——在无边的大楼中进行着高贵的四重唱——都是在我一生中，让我满意的主要贡献。这是我的纪念碑，因为这儿是我早年生活和创业的地方，今天我非常的热衷于给这个亲爱的烟雾老城市作贡献。 在匹兹堡的时候，赫伯特?斯宾塞提到我第一次要求给匹兹堡捐建图书馆被拒绝的事情。当我第二次给匹兹堡捐款的时候，他给我写信说他不能明白我为什么能接受；如果换成是他，他肯定不会这样做，他们不值得我这样做。我给这位哲学家回信说，如果我的第一次捐赠被匹兹堡接受的话，他们可能会对我表示感谢，但我很有可能会被认为是出于寻求个人的荣誉和纪念价值来做这件事的。其实，我认为只要是对匹兹堡人们有益的事，我肯定会毫不犹豫地去做，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创造出我的财富。第二十七章 华盛顿外交 哈里森总统曾经是一个军人，作为总统他有点好斗的倾向，他的态度让他的一些朋友有些担心。他反对就白令海问题作出公断，主张应该采取强制手段来解决；索尔兹伯里勋爵在加拿大的讲话中不得不批判布莱恩为解决这个问题所达成的协议；他还支持主张用武力对抗南方的法案。幸好，在他身边的人总能提出沉着冷静的劝谏，成功地劝阻了他。 当与智利之间产生争端时，曾经有一段时间看起来没有办法阻止总统采取行动了，而这会导致一场战争的爆发。他的人格受到了极大的挑衅，因为智利当局针对他的行为发表了非常轻率的言论。我到华盛顿去看看我能否作些和解工作，因为，作为泛美大会的成员之一，我认识南美许多国家的代表们，并且很他们有不错的交情。 非常幸运的是，我刚走进酒店就碰到了密苏里州的亨德森议员，他也是泛美大会的代表之一。他停了下来，我们互相寒暄了一番。这时，他看着对面街说： “总统在对面向你招手。”我穿过马路。 “你好，卡内基，什么时候到的？” “刚到不久，总统先生，我刚进酒店。” “你来这有什么事么？” “想和您谈谈。” “好吧，那我们就边走边谈吧。” 总统挽着我的胳膊，时值黄昏，我们俩在华盛顿的街头漫步，大概有一个多小时。期间，我们的谈话进展得很顺利。我对他说他曾经任命我为泛美大会的代表，他曾经让南美国家的代表们确信在他们分开之时所举行的阅兵大典是一种表达敬意的方式，不是要向他们炫耀我们的军队，而是要确切地告诉他们，我们什么都没有也不需要什么，我们是这个泛美大家庭中的老大哥，无论引起什么争论，都会用和平的手段来解决问题。因此，我对他现在采取一种截然不同的解决方式感到很惊讶和难过，只是因为一点小小的争端，就对小小的智利威胁要将其诉诸于武力。 “你是个纽约人，只考虑生意和钱。这是纽约人的思维方式；他们从不在乎共和国的尊严和荣誉。”他说。 “总统先生，我是在战争中获益最多的美国人之一；我拥有最大一个最大的钢铁制造厂，光这个就能让钱哗哗地流进我的腰包里。” “哦，你的情况的确如此；我刚忘了。” “总统先生，如果我要打架，我会挑一个和我相当的对手。” “难道你会因为这个国家实力的大小来决定是否允许它对你进行侮辱和败坏你的名誉么？” “总统先生，没有一个人能败坏我的名誉，除了我自己。名誉的损害都是自己造成的。” “你看见我们的水手在沙滩上被攻击，其中有两个人死了，而你对此会无动于衷？”他问。 “总统先生，我认为美国的名誉不会因每次在酒醉的水手中发生的纠纷而受到损害。况且，这些人也不全是美国的水手；他们中有些是外国人，从他们的名字可以看出来。我觉得受到责问的应该是他们的船长，他在当地发生骚乱的情况下还允许他的船员们上岸。” 我们的讨论一直持续，直到走到白宫的大门前。那时天已经黑了，总统先生告诉我他晚上有约，并邀请我第二天晚上和他一起共进晚餐，他说，只是家庭式的聚餐，到时候我们可以继续谈。 “我深感荣幸。”我说。然后我们就道别了。 第二天上午，我去拜访布莱恩先生，他是当时的国务卿。他从椅子上站起来，伸出双手迎接我： “哦，昨晚为什么没和我们一起吃饭？布莱恩夫人从总统那听说你来了后，她说：‘真是的，卡内基先生来了，我这儿居然还有一个位置空着。’” “好了，布莱恩先生，我觉得昨晚没有来见你是种幸运。”然后我告诉他了我昨天碰到总统先生的事。 “是啊，”她说，“这真的是幸运。要不然总统该认为你和我串通一气了。” 没一会，西弗吉尼亚的埃尔金议员也来了，他是布莱恩先生的至交，也是总统先生的好朋友。他说总统先生和他说，他和我就智利事件讨论了一晚上，他说我热切地关注着这个问题。 “好了，总统先生，”埃尔金参议院说，“卡内基先生和你说话时不可能像我那么直白。他比较敏感，他和你说话的时候很自然地就有所保留了。” 总统先生说：“我敢向你保证，我没看出他有一丁点儿保留的迹象。” 这个事件终于得到了解决，这都多亏有布莱恩特色的和平政策。据我所知，他不止一次使美国免于外交纠纷。“好战的美国人”这个名声的确不适用于形容布莱恩先生，美国的人们也不会接受这个称号的。 在那天晚上的晚餐中，我和总统友好地交谈了很长时间，但是他看起来显得有些精神不济。我冒昧地对他说他需要休息，无论如何他应该去度个假。他说他很想坐上缉私船离开几天，但是最高法院大法官布拉德利刚去世，他要找到一个优秀的接班人。我说我有一个合适的人选，但我不能推荐，因为我们曾经一起钓过鱼，他和我是非常亲密的朋友，我们无法无私地客观地评价对方，但是你去调查一下——希拉斯先生，在匹兹堡。总统先生照做了，并任命他为大法官。在任何地方，希拉斯先生都能得到强有力的支持。如果希拉斯先生不是总统先生想要的人，那么不管是我还是其他任何人的推荐，总统先生也不会考虑重用他的。 在白令海纠纷上，总统被索尔兹伯里对已达成的协议的批判激怒了。总统决定拒绝接受其他任何和平解决方案。在这件事上，布莱恩先生也支持总统，而且他由衷地愤怒。索尔兹伯里勋爵曾经通过他的大使表示对布莱恩所提出计划的赞同，但现在却反悔。我发现他们都是持着互不妥协的态度来对待这件事，总统的态度尤其强硬。我和布莱恩先生私下聊天的时候，我对他解释说索尔兹伯里勋爵没什么权力。由于加拿大的抗议，他不能强迫别人草率地接受这个协议。还有另外一个因素，他同时和纽芬兰这边也存有纠纷，纽芬兰坚持这个问题的解决要考虑到他们的利益。在英国，没有任何政府会把加拿大的不满加到纽芬兰上，索尔兹伯里能做的就只有这些了。过了一会，布莱恩相信了这点，并成功地取得了总统的同意。 白令海问题的系列纠纷引发了相当有趣的形势发展。有一天，约翰?麦克道纳德爵士，加拿大的总理和他的政党到访华盛顿，并要求布莱恩先生就这个问题给他和总统安排一次会面。布莱恩说他会问问总统的意见，明天上午再给答复。 “当然，”布莱恩先生说，“我深知总统不可能与约翰爵士和他的朋友们进行官方会面，等他们打电话问我就这样告诉他们。”约翰爵士说加拿大是独立的，“就像纽约州在联邦中的地位一样。”布莱恩先生回答说他担心如果他作为加拿大总理曾经获得与纽约州当局会面的机会的话，那么他很快就会听到来自华盛顿的有关评论；纽约当局也会这样。 总统和布莱恩都深信英国政府不可能履行这个由索尔兹伯里提出的仲裁决议，然而，他们同意并接受了。这让布莱特先生非常痛心。他曾经建议英国和美国应该在白令海商各设条小船，在双方的任一领域内大家都拥有同等的权利上船或用其追捕钓鱼船——事实上就是联合武警。为了索尔兹伯里应得的声望，他给英国的大使朱里恩爵士发了封电报祝贺布莱恩先生提的“英明的建议”。它本来可以给双方同等的权利，并且成为任何一方或者双方首次历史性标记——一个正义的、兄弟般的约定。后来，朱里恩爵士让布莱恩先生看了这封电报。我在此提及这个是为了建议那些能干的和反应迅速的政治家们虽然内心是渴望合作的，有时却无法实现。 布莱恩的确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他有远大的眼光、准确的判断以及和平的支持者。在白令海问题及与智利的战争纠纷上，都显示出他的冷静、明智和对和平的追求。他尤其努力促进我们英语国家之间关系的加强。他对法国在我们国家独立战争期间所给予的帮助表示无限感激，但是他并没有因此失去警惕。 在伦敦的一次晚宴上，布莱恩先生展开的一场短兵相接的较量，是对克莱顿—布尔沃条约的讨论。一个重要的政治家说在他们印象中的布莱恩先生总是对他的祖国怀有敌意。据我对他的了解，布莱恩断然否认。他以有关克莱顿—布尔沃条约的信件为例子来回应这个说法。他回答： “当我成为国务卿后不得不处理有关于这个条约的事务，我惊讶地发现你们的外交大臣总是通知我们，你们国王陛下所‘期望’的，而与此同时我们的国务卿则要告诉你们，我们的总统所‘斗胆地希望’的。因而，当我收到急件通知我们你们的国王陛下期望什么的时候，我就回信告诉你们，我们的总统‘期望’什么。” “好了，你承认你改变了公文的性质？”这像利箭一样射向了他。 他像闪电一样迅速作出回应：“只能算是条件改变了。美国早就已经过了因为权力而把‘期望’说成‘斗胆希望’的时代。我只不过是配合你们的例子而已。如果你们的国王陛下也用‘斗胆希望’一词，那么我们的总统也将永远可以这样做。恐怕只要你们用‘期望’一词，美国将只能用‘期望’来回敬了。” 一天晚上，布莱恩先生和约瑟夫?张伯伦先生及苏格兰钢铁公司的总裁查尔斯?田纳特爵士一起共进晚餐。晚餐期间，张伯伦先生说他的朋友卡内基是个好人，大家看到他成功都觉得很欣喜，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美国每年政府要给他一百多万英镑的补贴，就只是因为制造钢轨。 “好了，”布莱恩先生，“我们可不是这样想的。我对铁路非常感兴趣，我们以前只能以90美元每吨的价钱向你们购买钢轨——所要花的钱一点都不少。现在，在我从家里出发之前，我们的人和我们的朋友卡内基签订了一份大合同，每吨钢轨只需30美元。我印象中，如果卡内基和其他人没有冒着风险把他们的资产投资于发展大西洋彼岸的钢铁制造业，我们今天还要90美元每吨的高价向你们购买钢轨。” 此时，查尔斯爵士插话：“你们肯定会的。90美元每吨的价钱是我们卖给外国人的统一价钱。” 布莱恩先生笑着评价道：“张伯伦先生，我不认为你对我们的朋友卡内基先生提出的反对意见是成立的。” “是的，”他答道；“怎么可能成立呢？有查尔斯爵士这样出卖我。”这引来了大家的一阵大笑。 布莱恩是少有的健谈者，他的讲话有这样一些优点：我从来没听说他讲故事或者演讲时用了任何一个不合适的词，甚至是那些吹毛求疵的家伙们也没听出来。他的反应像捕兽夹一样地迅速，他是一个令人愉快的伙伴。我发现他是真正的保守派人士，而且在所有的国际问题上都坚定地主张和平。第二十八章 约翰?海和麦金利 约翰?海是我们在英国和苏格兰的常客。1898年，他在来斯基伯的前夜，被麦金利总统紧急召回美国，接着他就被任命为国务卿。对那届政府的记录几乎没有提及到这个任命过程。他用他的真诚和绝对的自信鼓舞着人们，并且他有着高远的志向。他厌恶战争，认为战争是“人类最残忍和最愚蠢的行为”。 正当合并菲律宾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之时，我在伦敦碰到他和亨利?怀特（那时的使馆秘书，日后的驻法大使），当时我正要前往纽约。我非常高兴地发现我们三个人的观点是如此的相似，我们都认为这严重地违背了美国的传统政策。美国一向主张避免对遥远的与我们本土不接壤地区的占领，只要把我们国家势力留在北美洲大陆上就可以了，尤其要防止陷入军国主义的漩涡。海，怀特和我三人在海的伦敦办公室里就此达成了共识。在此之前，他曾经给我写过一下的一封短信： 伦敦1898年8月22日 我亲爱的卡内基： 感谢你在斯基伯的嘱咐和你的来信。当我上周读这封信的时候，我觉得听到这么多善意的祝福和赞赏的话语是既严肃而又很吸引人的事情。对那些赞赏我还不敢当，我觉得信中像是在谈论另外一个人。虽然我很期待这份工作，但我希望自己在最后离开政府的时候还能保持着一点亲切与善良。 我对你在《美国北方》上发表的那篇文章非常感兴趣。在我的立场上，我不被允许表达对你观点的同意。我想不明白的唯一问题是现在我们要从菲律宾撤军有多大的可能性。如果这个重大问题不用我去解决，我将会无尽感激。 这是一种奇怪的命运，一个人被分配到了连他自己都想庆祝自己不曾需要承当的任务中。 刚开始他坚持友善地处理中国的拳王纠纷，并在保护美国公平的和平条款方面取得了成功。鉴于英国作为我们种族的一部分，他极其重视美英之间的关系，在这点上，总统是十分支持他的，也是对英国在古巴战争中抵抗住了其他欧洲国家支持西班牙的倾向而深表感激。 关于巴拿马运河的“海—庞斯福特条约”看起来引起了我们很多人的不满。埃尔金议员告诉我，就在他要就此问题发表讲话的那天，看到了我在《纽约论坛报》上发表的反对文章，文章的观点对他很有帮助。在那篇文章发表后不久，我就去了华盛顿。早上，我和汉纳议员一起前往白宫，发现总统正发愁于参议院提交的关于条约的修正案。我对总统说英国对参议院的要求无疑会持默许态度。我们给这项工作提供了资金，而她是最大的受益者，因而，她给不出任何理由来拒绝我们的要求。 汉纳议员问我有没见过“约翰”，他和麦金利总统总是这样称呼海先生。我说还没有。然后他就让我去见见“约翰”，让他高兴一下，因为他最近正因条约的修正案而闷闷不乐。我找到了海先生，并提醒他说，克莱顿—布尔沃条约也曾经被参议院修改过，而现在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件事，也没有人关心这件事。虽然海—庞斯福特条约会按照修正案来实行，但没有人会在意它是不是原来的样子。他对此表示怀疑，并且认为英国会因退让而感到不舒服。这次见面不久后，我和他一起吃饭，他说我是真正的预言家，因为一切都很顺利。 这是当然。实际上，英国告诉我们，她非常想修建这条运河，并且为此愿意接受任何条件。这条运河现在就是它应该是的样子——这就是，所有都是美国的，没有任何国际的因素掺杂在内。也许在那时修建这条运河还不是很值，但是这总比花费三、四百万去建设用于与假想敌人战斗的具毁灭性的海上“怪物”好多了。一个可能最多只能是一种损失；而另一个却可能是一场战争的始作俑者。 海先生不是很喜欢参议院，因此，他瞧不起那些繁文缛节。在1905年关于仲裁条约的提议上，只是假设要改变一个用词——以“协议”来取代“条约”，也使他产生过度激动的表现。我认为这次事件导致了他健康状况的大转变，因为自从那次后，我这位好朋友的健康状况就一落千丈。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他家的一次午餐中，那时被参议院修改的仲裁条约正等待着罗斯福总统的批准。这个仲裁是由前国务卿福斯特牵头的，力劝总统接受这个修改了的条约。我们认为他对此持赞同态度，但是，从我和海先生后来的谈话中，我可以看出总统如果批准了这个条约，那么对他将会是很大的刺激。如果罗斯福驳回此条约，我不会感到意外，因为他是为了给他正在遭受病痛折磨的好朋友海先生一些安慰。对我也言也是，要我去做让那个高贵的灵魂苦恼的事情是世界上最困难的事。几乎是在这点上，海是非常顽固的；绝不可能向参议院投降。离开他家后，我对妻子说，我怀疑我们再也见不到我们的朋友了。不幸被我言中了。 作为华盛顿卡内基协会的主席和首席理事，海给予了协会极大的支持和密切的关注，他为协会的发展作了很多英明的决策。作为一名政治家，他在较少的时间里建立起的声誉深深地打动了我所知道的每一个人。我一直保存着他写的一封短信，可能在文采方面表达的不是很好，却体现出他可爱的个性和对朋友的“过分”的热情。写到这里，我心里觉得很难受，因为他已经离我们而去。 美西战争源于对古巴战争报道引起的恐慌。麦金利总统曾经极力设法避免战争的爆发。当时西班牙大臣离开华盛顿，法国大使成为了西班牙的说客，和平谈判得以继续。西班牙提出让古巴自治。总统回答他说，他不知道“自治”的确切含义是什么，他只是希望古巴能享有像加拿大拥有的权利。法国大臣给总统看了一封电报，上面说西班牙也同意他的观点，他觉得事情已经解决了。看起来是解决了。 在纽约时，参议院议长里德星期天早上来看我。那年，我刚从欧洲回来不久，他给我打电话说参议院出现了从没有过失控状态，他曾经有瞬间想过要离开位置，走到议院的地上说服大家冷静下来，但这根本行不通，因为总统已经接受西班牙提交的让古巴自治的保证书。唉！已经晚了，晚了！ “西班牙究竟是在干什么？”国会强硬地质问道。国会中，众多的共和党议员和民主党议员都一致要求要采用战争手段来解决问题。愤怒之情旋风般地充斥了整个白宫，而且无疑还被加剧了，因为在哈瓦那海港的“缅因号”战舰不幸被炸，而有些人认为是西班牙人干的。这个猜想使得西班牙在名义上和事实上都失去了信誉。 宣战了——参议院被普罗克特对他在古巴营地中所看到情景的描述震惊了。整个国家都对“西班究竟在干什么”反应强烈。麦金利总统的和平政策被搁置了，他唯一能做的就只有顺应民意。然后，政府宣布了这场战争不是为了扩张领土，而是承诺给予古巴独立——一个得到切实遵守的承诺。我们应该不会忘记这一点，因为这是这场争中令人欣慰的因素。 对菲律宾的占领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污点。他们不仅仅是扩张领土；而且还是勉强地从西班牙手中夺来，还付给了他们2000万美元才获得的宗主权。菲律宾人已经成为与我们并肩作战对抗西班牙的同盟军。内阁在总统的带领下，同意我们只能使用菲律宾的一个装煤站而不能向菲律宾再要求什么了，这也是从巴黎和会开始就得到的指示。麦金利总统当时到西部游历了一圈，他在那发表了演讲，当说到德威取得了胜利时，受到了大家喝彩和欢呼。回来之后，他深深地感觉到撤兵是不合民意的，所以他开始改变了现钱的政策。他内阁的一个成员和我说内阁的所有成员都反对他的改变。一个议员告诉我，戴法官，作为和平委员会的委员，曾经从巴黎给他发来一封抗议书，如果将其公开发表，就能与华盛顿的“告别演说”相提并论了。 此时，我的朋友科尼利厄斯N.布利斯，当时是内阁的一个重要成员，打电话让我到华盛顿一趟，见一见总统。他说： “你对他有影响力。自从他从西部回来之后，我们就没有人能说动他了。” 我去了华盛顿，并和总统会面了。但是他很固执。他认为，撤兵会引发国内革命。最后，他去劝说他的部长们，说他不得不屈服于民意的压力，并坚持这只是暂时性的占有，会找到一个撤军的办法的。听了他的话之后，内阁作出让步。 总统派遣康奈尔大学的斯科曼校长到菲律宾，斯科曼曾经对占领持反对态度，总统任命他为和平委员会的主席前往菲律宾考察；不久之后，塔夫托大法官也被任命为主管人员被派前往菲律宾，塔夫托也曾强烈地反对美国的武力政策。当时，法官感到很奇怪总统为什么会派一个曾公开指责占领政策的人前往菲律宾，总统说这正是派遣他去的原因。一切都进展得很顺利，除了为了要阻止和放弃领土占领而提出曾经购买也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式。而这个建议很快地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以布赖恩先生的能力，他曾一度可以阻止与西班牙和平条约中“付给西班牙2000万美元”的条款得到通过。我也去了华盛顿以期能对此问题的解决有所帮助，因而呆在那直到投票开始。我听说布赖恩在华盛顿时，曾经建议他的朋友们让这个条约得以通过，因为这是个很好的党派策略。这个条约会降低共和党在民众中的声望；而任何执行“付给西班牙2000万美元”条款的政党都会被击败。于是，很多支持布赖恩的人们都纷纷投票反对侵占菲律宾。 在纽约时，布莱恩打电话说要来找我商量“购买”菲律宾的问题，因为我明显地就此提出反对意见。现在我在奥马哈，所以我给他发了封电报向他解释现在的形势，并希望他能够让他的朋友们作出他们自己的判断和选择。他的回答依旧是那样——宁可让共和党通过这一条约，然后在民众面前难以下台。我觉得不值得再和他讨论这个问题，因为他只能考虑到狭隘的党派政治问题。这是多么令人惋惜啊！当时赞成票与反对票票数相同，主席所投的一票是决定性的，而当时布赖恩的一句话就能将这个国家从灾难中拯救出来。在此后的很多年，我都无法热忱地对待他。在我看来，他是一个为了党派利益而甘愿牺牲他的国家和个人信誉的人。 在投票后我立刻去见麦克金总统。我向他解释他是如何取得胜利的，并建议他应该去感激布赖恩先生。对麦金利总统来说，在几千里之外占领殖民地是个新问题，而且对于美国所有其他政治家而言也是如此。他们不会知道这其中包含着多少麻烦和危险。在此共和国犯下了它第一个令人伤心的国际性错误——把美国卷入了军国主义漩涡，从而积极扩建海军。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变化，而仅仅是因为一个政治家的一念之差！ 1907年，在白宫与罗斯福总统共进晚餐的时候，他说： “如果你希望看到两个最渴望从菲律宾中解脱出来的美国人，那么这就是——”他指着他自己和塔夫托部长。 “为什么不是你？”我回应道。“如果是这样，美国人民会感到非常高兴的。” 但是不管是总统还是塔夫托法官都认为我们的职责要求我们要首先为这个岛屿的自治做好准备。这是“只有你学会了游泳，你才能下水”的政策。但是，总有一天是必须要主动请缨要下水的。 很多人坚持主张说如果我们不占有菲律宾，那么德国人就要来占领它了。持这种观点的人肯定没有想到这意味着英国要同意德国可以在澳门建立一个海军基地，与英国在东方的海军基地比邻而居。一旦如此，英国也会允许德国在金斯敦和离利物浦80里远的爱尔兰建立海军基地。我很惊讶地听有人说——像塔夫托法官这样的人，虽然他最先是反对侵占的——在我们迈出了毁灭性的一步之后来讨论这个问题，还想出种种理由。但是我们对外交关系知道的很少。迄今为止，我们还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如果这种情况有一天改变了，那会是多么让人悲伤的一天啊！第二十九章 面见德国皇帝 我第一次就任圣?安德鲁大学的名誉校长时发表的演说引起了德皇的注意，他通过巴林先生带话给我，说他认真地读了每一个字，当时我正在纽约。同时他还带给了我一份他在其长子献祭仪式上发表的演讲。邀请我去与他见面，但是直到1907年7月，我才有暇前往。我的夫人和我结伴同行，我们去了基尔。美国驻德大使塔沃先生及夫人在那里迎接我们，他们的态度友善。在那里，我们呆了三天，通过塔沃夫妇我们结识了许多杰出的公众人物。 第一天上午，塔沃先生带我到皇帝的游艇上做了个登记。我没有料到会遇见皇帝陛下，但他凑巧刚好在甲板上，看到塔沃先生后，他走过来问,是什么原因让他这么早来到游艇？塔沃先生向他作了解释，说带我来做个登记，并说卡内基先生也在甲板上，他问道： “为什么不让他过来呢？我现在就想见他。” 当时我正在和组织会议的海军上将交谈，没有注意皇上和塔沃先生从后面走了过来。我感觉到有人拍了一下我的肩膀，于是转过身来。 “卡内基先生，这是德皇陛下。” 我愣了一下，这才意识到我眼前的就是皇帝。我举起双手，大声道： “我正是我梦想的，没有仪式，天子从天而降。” 我继续道：“陛下，我用了两天时间来说服自己接受你热情地邀请。以前我还从没有这样去见一位君主。” 然后，皇帝笑了，很有魅力的笑。 “噢，是的，我读了你的书，你不喜欢君主。” “是的，陛下，我不喜欢君主，但是如果我发现君主的头衔之下是一个真实的人，我会喜欢他的。” “噢，我还知道你喜欢一位君主，他是苏格兰的国王，罗伯特?布鲁斯。我年轻的时候他就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是我模仿的偶像。” “是的，陛下，确实如此，他葬在丹佛姆林教堂，那是我的家乡。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我常去教堂那高耸的纪念碑——每块石头上都刻有“罗伯特?布鲁斯国王”——怀着天主教徒对他的热情。但是布鲁斯不仅仅是一个国王，他还是人民的领袖，作为人民的英雄，华莱士更是第一位的。陛下先生，现在，我拥有丹佛姆林的马尔柯姆国王塔，从他那里，你继承了他的苏格兰血统。也许你会知道那首古老的民歌《帕特里克?斯彭斯先生》。 国王坐在担佛姆林塔上， 喝着血红的葡萄酒。 我希望有一天可以陪你去看看那座塔，纪念你祖先的塔，你可以向他表示一下敬意。”他喊道： “那太好了，苏格兰人比德意志人更加敏捷和聪明。德国人太迟钝了。” “陛下，既然涉及到了苏格兰人，我必须拒绝接受你公正的评判。” 他大笑，然后挥手作别，大声说道： “今晚来和我共进晚餐吧”，然后辩解着与向他走来的上将致意。 晚餐大概有六十个人出席，说实在的，我们都很尽兴，非常愉悦。皇帝就坐在我的对面，他向我频频举杯，邀我共饮。当他向坐在他右边的塔沃大使敬过酒之后，他越过桌子问我——旁边的人都能听见——有没有告诉坐在我身边的比洛王子，他的偶像布鲁斯国王，长眠在我的故乡丹佛姆林，而他祖先的塔，成了我的财产。 “没有，”我回答说，“恕我与你说话时过于轻率、狂妄，但是我和您大法官的交谈，内容都是重要的，有意义的事。” 有一天晚上，我们和格莱特夫人在她的游艇上就餐，皇帝陛下也列席了。我告诉他罗斯福总统不久前跟我说的事情，他希望尽快有机会和皇上见面。他认为两人之间的一次实质性的会谈将会带来一些对双方都有利的结果。我也深表同意。皇帝同意了这一请求，说他急切盼望着能与总统见面，希望他有一天到德国来，我建议说，他（皇帝）不用受宪法的束缚，可以到美国去，与罗斯福总统见面。 “啊，但是我的国家需要我呆在这里，怎么能够离开呢？” 我回答说：“有一年，在我离开家之前，我到厂里去和管理人员告别，很抱歉地跟他们说，十分不好意思把所有的艰苦工作都留给了他们，让他们在骄阳下挥汗如雨。但是我发现我每年都要休息，不管我有多累，只要我能在轮船船头待上半个小时，看着他在大西洋里劈波斩浪，我就能得到安全的放松。我那个聪明的经理，琼斯船长说：‘唉，老伴，我想这下我们也都能得到放松了。’也许，对你和你的人民也是如此，陛下。” 他发自内心地大笑起来，一遍又一遍，这又开启了一个新的话题和思路。他再一次提起他想要见罗斯福总统的愿望。我说： “国王陛下，当你们两人在一起的时候，我想我必须在你身边，我害怕你们双方会互相伤害。” 他笑着说： “我说，你努力把我们拉到一起，我答应你如果你让罗斯福那匹马先跑，我一定紧紧跟上。” “啊，不，陛下，让两匹没有受过训练的小马一前一后地跑并非我的强项，我更善于如何训练马匹。与头马做交易肯定对你不合适，我必须给你们都戴上马嚼子，由我掌控着，让你们齐头并进。” 我从未见过有谁像德皇这样敏于故事的，他是一个很好的伙伴，我认为他也十分真诚，是个热切地期盼世界和平与进步的人。他坚持认为他一直都是主张和平的。他很珍视一个事实，就是在他在位的24年里，并没有使人类流血。他认为德国海军太弱，根本就不能够和英国相抗衡。按照我的看法，扩建德国海军是很不明智的，因为没有必要。比洛王子也持这种观点。所以我认为不必要担忧德国会有损于世界和平。和平对它有利。工业发展才是它的目标。 我委托德国大使施坦贝格男爵给皇帝带去了一本书《罗斯福的政策》，我为此写过一个介绍，总统很是高兴。我也因为收到他一封珍贵的信而感到欣喜。他不仅是一个皇帝，而是更高的某个——一个急切地想要提高人类生存现状的人，不知疲倦地提倡节制，阻止战争，我相信，他仍在努力保卫世界和平。 曾经有段时间，我有种感觉，皇帝陛下真是天定的君主。我与他的会面更加强化了这种感觉。我强烈地希望他在将来能够干出一些真正伟大和美善的事情来。他可能扮演这样的角色，这将使他不朽。27年里，德国在他的治下保持着和平，但他还没能采取积极的行为在文明国家之间建立和平。但是人们对他还有更高的期许。仅仅在他自己的国家保持和平是不够的，能对所有国际纠纷进行仲裁与调解才是人们所期望的。在世界历史中，他究竟只是一位在自己国内建立和平的君主，还是一位承担着在主要的文明国家之间保卫和平使命的使徒。未来将会给我们证明。 前年（1912年），在柏林宏伟的宫殿里，我站在他的前面，向他递交一份美国人民祝贺他在和平中即位25年的贺信，他的双手没有沾上人类的鲜血，当我向他递上装有贺信的匣子，他认出了我，伸出双手欢迎我，说： “卡内基，25年的和平，我们还期待更多。” 我忍不住回答道： “在这个崇高的使命中，你是我们主要的同盟者。” 他至今都沉默地静坐着，贺信在官员手中一个个地传下去，最后放在桌子上。后来讨论的主要话题是世界和平，在我看来，如果不是被一个军人团体所包围的话，他本来是能够而且也愿意维护世界和平的。但是作为一个世袭的君主，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个军人的特权阶层在其左右，只要君主存在，这个阶层就会存在。只有消灭了军国主义，才会有世界和平。 …… 当我在今天（1914年）意识到这一点时，世界已经大变了，她被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战所折磨着。人们像屠宰野兽一样地互相杀戮。我不敢放弃希望。在近几天里，我看到了另外一个统治者走上了世界舞台，他可能会成为一个不朽的人物。那个在巴拿马运河争端中为国家的荣誉而辩白的人，他就是我们这个国家的总统，他具有天才般决不屈服的意志，他告诉我们真正的希望， “国王制造了神，而卑劣的人创造了国王。” 对天才来说，没有什么是大不了的，看看我们的威尔逊总统！他的血脉中也流着苏格兰人的血。附录 财富的福音 I．财富的管理 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难题，是如何合理地管理财富，以维系穷人和富人间的兄弟情谊，创造和谐的贫富关系。在过去的几百年中，人类的生活条件不仅仅是发生了变化，且这种变化是革命性的。从前，主人和仆从在衣食住行和生活环境方面并没有很大差别。今天的印第安人大致就是我们未开化前的情形。我拜访印第安苏族部落时曾参观过酋长的棚屋，从外观来看，它和其他棚屋并无二致，即使在内饰方面，与最贫苦的族人相比，其差别也是非常细微的。而今天，百万富翁的宫殿和贫苦劳工的屋舍之间却存在着天壤之别，这正体现了文明发展所带来的变化。然而，这样的变化不仅不应受到谴责，反而应是我们所乐于见到的，因它对人类裨益无穷。对于人类的进步而言，应当必须有一些居所用来收藏那些最高雅精美的文学和艺术作品，成为人类文明的宝库，而不是让每个人都居于陋室。这样的贫富不均要大大优于普遍贫穷。是财富造就了梅西西纳斯这样的人。所谓的“美丽旧时光”其实并不美丽，无论是主人还是仆从，当时的境遇都远不如现在。倒退回过去不仅对仆人不利，且对双方而言都是灾难，文明也会随之消亡殆尽。无论这样的变化是好是坏，我们都无力改变，因而只能坦然接受，并使其发挥最好的效用。对无法避免的事情批评指责，从来都是徒劳无功的。 变化的过程是显而易见的。有一种解释也许最为全面。制造业的发展就是整个文明进程的一个缩影，它与人类所有的产业类型一样，都受到科技时代新发明的刺激而不断扩张。从前，商品都是在家庭内部由个人或小作坊制作完成的。雇主和学徒工作、吃住都在一起，因此生活条件也是一样的。这些学徒成长为雇主以后，仍旧会沿用先前的生活模式，循旧例培养后辈的学徒。在当时，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地位乃至政治地位实质上都是平等的，因为当时的产业商人在国家事务上几乎还没有话语权。 这样的生产模式无可避免地会导致物糙价高的结果。而今天，商品之物美价廉的程度即便是上一辈人都无法想像的。商业世界与之同理，人类因此从中受益。今天的穷人能够享受过去的富人所无法负担的物质条件。从前的奢侈品如今已成为生活的必需。工人的生活条件要比几个世代前的农民更为舒适。而今天的农民相比过去的地主，能够享受更华美的衣服，更优质的住所，并且拥有更多的奢侈品。今天的地主所拥有的书籍、画作和艺术品要比过去国王所拥有的更多、更稀有。 但是，我们为这些进步所付出的代价无疑也是巨大的。成千上万的工人被聚集在工厂和矿井里，雇主对他们几乎一无所知，而对于他们来说，雇主更是神秘得遥不可及。二者之间没有任何交流。社会分成了严格的等级，各等级间的隔阂继而导致了相互之间的猜疑和不信任。他们互相缺乏同情，对任何毁谤都深信不疑。在竞争的压力下，雇主为节省开支，被迫严格控制对数千雇员的工资支出。在雇主和雇员之间，资本家和工人之间以及富人和穷人之间存在着普遍的矛盾。人类社会开始出现差距。 社会为竞争法则付出的代价，与其为廉价的舒适生活和奢侈品所付出的代价一样，同样是高昂的。但随之而来的益处同样物超所值，正是竞争为我们带来了物质上的蓬勃发展，改善了我们的生存条件。无论竞争是优是劣，我们还是得依照上文评价的物质条件发展的标准来看待它：它是客观存在的，我们无从逃避；人类尚未发现竞争法则的替代品。虽然对于个体而言，竞争有时会很残酷，但是对于人类整体而言，竞争是最好的方式，因为它优胜劣汰，确保适者生存。因此，我们接受并欢迎竞争法则，并适应由此带来的巨大不平等——商业和工业集中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我们还需承认，竞争不仅是有益的，并且对于人类进步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在此基础上，我们应当进一步认识到，现代商业和制造业需要管理大规模事务的特殊才能，它们为这样的人才提供了广阔的施展空间。这种组织和管理的才能对人类而言是一种稀缺的天赋，事实证明，无论在何种条件和法则下，拥有这种天赋的人总能因此而获得巨额的回报。经验丰富的商人总是会毫不犹豫地采用这样的人才作为自己的合伙人。与人才相比，资本显得微不足道，因为有才干的人可以迅速创造资本，而资本在庸人手中则会迅速流失。这样的人乐于运作百万资产的企业，他们一心考虑投资利润，力求使收益大于成本，因此自然能累积大量财富。对于他们而言，没有中间地带，因为大型制造业或商业如果不在资本的基础上创造收益，则必然面临破产。企业不进则退，不可能原地踏步。这是资本获得成功的必要条件，即资本必须有利可图，不仅要赚回利息，并且要创造利润。这是一条不容置疑的法则：在经济力量的自由支配下，拥有非凡管理才能的人，必会在短时间内创造出超越其所费成本的收益。这条法则如同其他法则一样，能使人类从中获益。 这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根基，我们不应予以反对，因为它比人类在历史上所尝试过的任何方式都更能改善人类的境况。相较于新近提出的替代方法，孰优孰劣尚未可知。任何社会学家或无政府主义者想要颠覆目前状况的企图，都会被认为是对文明基石的冲击。因为文明起源于人类中勤劳能干的那些人对其懒惰无能的同伴说：“没有播种，就没有收获。”原始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是在这种勤劳与懒惰的分野中走向终结的。对此稍作研究就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文明的基石在于私有财产的神圣性——工人对其数百存款的所有权和富人对其百万家产的所有权都同样不可侵犯。人类社会要取得发展，或仅仅保持现状，就必须保证每一个人都能够“坐于自家的葡萄架和果树下，无须惧怕任何人。”对于那些企图以共产主义替代个人主义的人，回答只有一个：这已是人类过去的历史了。从蛮荒时代到现代社会，人类所取得的一切进步都得益于由共产主义向个人主义的转变。杰出的人凭借自己的才干和精力积累财富，人类亦从中获益，而不是受损。即便我们权且承认人类社会应当丢弃个人主义这块基石——认为出于高尚的理想，人类的劳动不应仅仅出于自利，亦应为同胞谋福，与他们平等分享劳动成果；认为应实现韦登伯格所说的天堂理想，在那里，天使的快乐不是来自于为自己劳作，而是为他人谋福——即便承认这一切，我们的回答仍是：这不是演进，而是变革。它迫使人类彻底改变本性——即便这种改变是好的，也需耗费万世之功，更何况没人知道结果会怎样。 这在当今时代是不切实际的。即使在理论上有可行性，那也要等到几代人之后了。而我们的责任是着眼于当下，着眼于我们这一代可见的将来。如果在现有的条件下，我们力所能及的只是将普世的人性之树向其能结出善果的方向稍作弯曲，那么妄图将树连根拔除便是对有限精力的一种罪恶的浪费。也许有人反对当前这种人类社会的最高形式，因其未能废除个人主义、私有财产、财富积累和竞争法则，实现人类的理想，然而恰恰是这些法则，却是人类经验的最高成就，是人类社会迄今所收获的最佳果实。也许这些法则时而平等，时而有失公允，在理想主义者看来并不完善，但不管怎样，它们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所取得的最好、最有价值的成就。 我们的出发点是使人类的整体利益得到最佳提升，却又不可避免地使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从现有状况来看，总体形势是好的。但是，质疑声也随之响起——如果先前的结论正确无误，那么我们所需应对的唯一问题就是——既然现代文明将财富集中到了少数人手中，那么又该如何合理管理这些财富呢？对于这个重大问题，我自信能给出正确的回答。应当指出的是，我们所说的财富指的是巨额财产，而不是多年努力所积累下的适量积蓄。这样的积蓄应当用来为家庭创造更为优越的生活和教育条件。积蓄不是财富，而只是维持生活的一种财力。每个人都应努力获取这种才里，这也符合社会的最佳利益。 处置富余财富的方式只有三种。一是留给后世子孙；二是捐赠于公共事业；三是由财产所有人在有生之年亲自管理。目前这种聚集于少数人手中的财富，绝大多数是经由前两种方式进行支配的。我们来对这三种方式分别加以讨论。第一种方式是最不明智的。在君主制国家，由长子继承绝大部分财富和不动产，父母认为只有将自己的姓氏和头衔完整地传承给后代，他们的虚荣心才能得到满足。欧洲的现状告诉我们，这样的希望和预期是已经全部落空了。他们的继承人因懒惰和土地的贬值而没落贫穷。即便是法律严格保护继承权的英国，这样的世袭阶层也已经难以维系。土地迅速流失到外来人手中。在共和体制下，财产在子女间的分配要公平得多。但是，无论哪个体制下的人都应当扪心自问：人们为何一定要将巨额的财产留给自己的子女呢？如果是出于亲情，那么这样的亲情是否会形成误导。事实证明，继承数额庞大的财产，对子女而言并非好事，对国家而言也是如此。除了留给妻女合理的收入来源及少量生活补贴外，留给儿子们的遗产，应当经过深思熟虑。人们已日渐认识到，巨额遗赠对于继承人而言往往鲜有善果。明智的人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对家人还是国家而言，这样的遗赠都是不恰当的做法。 这并不是说，如果一个人未能教会其他的子女以谋生的技能，就一定要将他们弃置于贫穷之中。如果父母能教养自己的子女远离游手好闲的生活，或者更值得称道的是，能够使子女明白自己有义务服务于公众，而无须考虑金钱，那么他们也应当为子女留下适量的财产。的确有一些在百万家产中成长起来的孩子并没有因财富而腐化，他们虽然富有，却仍旧为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些人是真正可贵的精英，遗憾的是，这样的人为数不多。真正应当引起人们重视的，不是这些例外，而是上述法则。鉴于巨额遗产通常所导致的后果，审慎的人应当毫不犹豫地说：“给儿子留下万能的金钱，无疑给他留下一条祸根。”他们应当明白，真正光耀后世的，并不是留给子女的遗产，而是家族的荣耀。 第二种方式，在过世之后将财富捐赠于公益事业。如果一个人非要等到死后才为社会做贡献的话，也只有通过这种方式处置自己的财产了。捐赠人并不关心遗产在后世用作何种用途，能创造何种效用。很多时候，遗产的使用并没有体现捐赠人的意图，甚至有时会违背他们的初衷。很多情况下，对遗赠的使用仅仅成为了对捐赠人的一种纪念。我们应当记住，要使财富真正造福于社会，所需的才干与积累财富时相比，一点也不会少。除此之外，我们可以很公允地说，没有人应当为其未曾参与的善事而受到赞扬，社会也不应感谢那些等到死后才献出财产的人。如果人死后能把财产带走的话，这种人一定不会愿意把财产留给后人。这样的人不值得后世感激和纪念，因为他们的捐赠中一点恩慈之心都没有。这样的捐赠当然也没有什么福音可言了。 遗产税的征收额度越来越高，这显示出公众的观念正在朝更加明智的方向发展。宾夕法尼亚州对遗产征收十分之一的税。前不久英国议会提出的预算案也主张提高遗产税，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新税目实行累进税制。在所有的税收当中，这一项看来是最明智的。要让那些终其一生不断敛财的人知道，国家和社会有权从其财产中获得应有的一份，因为这些财富来自于社会，因此也理应用来服务于社会。国家通过征收高额遗产税来谴责那些自私自利的百万富翁毫无价值的一生。 我们的国家应该在这条道路上继续前进。的确，如果由国家来规定一个人死后遗产充公的份额，这操作起来十分困难。但无论如何，遗产税必须要实行累进税制。中等财产无需课税，在此基础上，财产数额越大，征税额度也越高，直至百万富翁的财产像夏洛克那样，至少： “其余半数没入公库！” 这项政策能够极大地鼓励富人在有生之年关注个人财产的管理，社会应当始终给予关注，因为这是迄今为止造福于民的最佳方法。我们无需担心这样会动摇企业的根基，打击人们致富的积极性，因为对于那些立志留下大笔财富以期后世留名的人，将巨额财富转赠给国家的做法将使其更受瞩目，这也是更为高尚的一种抱负。 管理财富的最后一种方式，能为我们提供缓和贫富不均、调解贫富矛盾的良方。这种和谐的理想状态与共产主义不同，它只追求对现状的改善，而不颠覆已有的文明。这种方式建立在当前盛行的个人主义基础之上，只要合宜，它会渐渐得到不同程度的推行。在它的影响下，我们的国家将渐趋理想，少数人手中富余的财富将被用于公共福利，造福大多数人。大宗财富如果平均分配到个人，每个人只能得到微薄的一点，而如果像这样运筹于少数人手中，则可以为人类的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即便是最贫穷的人也会理解并认同这样一个道理：聚集到少数同胞公民手中的财富，如果用于公共目的，公众将因此获得重大福利，这比从巨额财富中平均分得微不足道的小钱要更有价值。 我们可以试想库伯学会对纽约人民所带来的影响。如果库伯先生将这些财产以工资的形式，作为劳动报酬而非慈善捐赠，公平分发到每一个人手中，其所产生的效用孰优孰劣呢？我们或许能够从中窥见财产积累对人类进步所具有的潜在优越性。如果将这些财富平均分配，每个人只能得到微薄的一点。人们很可能只是将其用来吃喝，甚至无谓挥霍，有多少能得到合理支配，用来改善家庭条件呢？即便使用得当，它们对整个人类所产生的作用，也万不能与库伯学会相提并论，后者将为我们的后代带来永续的影响。请那些鼓吹暴力的激进分子认真思考这一问题。 我们还可以举出另外一个例子——蒂尔登先生的五百万遗产为纽约建造了一座免费图书馆；然而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蒂尔登先生晚年能抽出一点时间亲自打理这笔巨额财富，那该有多好，这样他的初衷就不会受到法律纠纷或其他任何原因的阻挠。试想蒂尔登先生的财富最终为这座城市增添了一座公共图书馆，书中所蕴藏的宝藏永远向所有人敞开，不索取任何费用和代价。这对于曼哈顿岛及其周边的居民而言是多大的善举，假若这几百万财富被平均分配到每个居民手中周转流通，他们还会享受到这样永久的福利吗？即便是最狂热的共产党人也会对此抱有质疑，而绝大多数人对此应当是坚信不疑的。 人生苦短，机会总是有限，视野总不够开阔，即便最杰出的成就也难免诸多欠缺。但是富人应当对自己的优越地位心存感激。他们有能力在有生之年投身公益事业，为自己的同胞谋求长久的福祉，让自己过一种高尚的生活。人生的最高境界，不是像托尔斯泰那样效法基督的一生，而是在基督精神的引领之下，承认时代的变化，并以合宜的方式来发扬这种精神。这样，我们就以另一种方式体现了基督人生和教诲的要义。 富人应当奉行这样的准则：过一种勤俭适度的生活，避免穷奢极欲；留下适量的财产给自己的法定继承人，除此之外将所有富余的财产用于公共事业，用管理信托基金的才能和决断力，来为社会创造出最好的福利。富有的人因此成为苦难同胞的受托人，以他非凡的智慧、经验和管理才能，为同胞带来他们自己所无力谋求的生活。 这里我们遇到一个问题：究竟为家人留下多少财富才是适当的呢？怎样才算是适度节俭的生活？穷奢极欲是什么标准？这些都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如同品味和教养一样，何谓“适度”，我们也很难给出一个确切的标准；但是，标准虽难以定义，公道却自在人心。对于触犯标准的言行，公众总能很快感知到。对于财富也是如此。对于穿衣品味的评判，在这里同样适用。任何过于张扬的做派都是不合标准的。如果一个家庭铺张靡费，衣食住行极尽奢侈，将大笔财富都花费在自己身上，如果一个家庭仅凭这些来标榜自身，那么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判断出这个家庭的气质和品性。通过观察一个人是挥霍钱财还是投身公益，是否终其一生不遗余力地敛财，是捐赠遗产还是亲自打理，我们也能做出类似的判断。公道自在人心。社会自有评判，其评判往往是公允的。 财富的最佳用途已经得到说明。那些明智地管理财富的人才是真正聪明的人，而滥布施舍将严重阻碍人类的进步。富人的百万家财与其这样随意布施给懒人、醉汉和不值得尊重的人，倒不如扔进大海里对人类更加有益。当今所谓的慈善事业每支付1000美元，便可能有950美元属于这种极不明智的花费，对于其原本意图减轻或消除的不幸而言反而是雪上加霜。一位著名的哲学著作的作者前不久承认说，他在前去拜访友人的途中曾施舍25美分给一个乞丐。他对这位乞丐的习性一无所知，也不清楚这钱会作何用途，因此完全有理由质疑这钱财是否能使用得当。此人自称是赫伯特?斯宾塞的信徒；但他那天所施舍的25美分恐怕难有善果，远不如将其贡献给真正的慈善事业。他满足的只是自己的同情心，减少了被乞丐纠缠的麻烦；这也许是他一生中做过的最自私、最糟糕的一件事，而他在其他各个方面却是最受尊敬的。 慈善捐赠的主要准则是，应选择那些自立自强的人施以援手；为那些自求上进的人提供其假以自立的途径；为他们提供帮助，但尽可能不要包揽一切。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都不可能依靠施舍而取得进步。绝大部分情况下，那些值得我们帮助的人，从不开口要求帮助。除非遭逢灾祸和变故，有追求的人从不这样做。当然，每个人都能举出一些例子，证明一时的施舍也能取得善果。这些当然无可否认。然而，个人对他人的援助总是难以周全的，因为他不可能了解每个人所面临的状况。他应当谨慎而热切地对值得帮助的人施以援手，而对那些不值得获得帮助的人怀有同样的审慎。滥行施舍可能因扬恶抑善而造成更大危害。 因此，富人们应当以彼得?库伯、巴尔的摩的伊诺克?普拉特、布鲁克林的普拉特先生、斯坦福参议员以及其他一些杰出人物为榜样。造福社会的最佳方法是给它一座阶梯，有志向的人自会借此攀升。建造免费图书馆、公园及休闲设施，让人们得到身心双方面的提升；捐赠艺术品，陶冶大众的情操；创办各种公共机构，全面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以这种方式将自己的财富回馈给人民，为他们谋求长远的福利。 如此，贫富问题便能得到解决。财富积累和分配的法则将得以自由运行。个人主义将继续盛行，但是富人将成为穷人的代理人，掌控大笔社会财富，加以合理运作，为社会带来财富本身所无法创造的效益。精英头脑将日渐认识到，处理勤勉而来的富余财产的最佳方式，就是将其常年用于公益事业。一天即将到来。人们在辞世时不会留下任何遗憾，他们仍然拥有伟大的产业，他们的资产没有枯竭，在后世为公众谋求福利。在不久的将来，那些死后留下巨额财产，却不在生前亲力亲为的人，将在“无人哀悼、无人敬仰、无人称颂”的境遇中辞世。对于这些人，公众的评价将是：“拥巨富而死者以耻辱终。” 这就是我看待财富的信条。循着这样的准则，贫富问题终有一天将得到解决，到时将实现“地上和平，善在人间。” II.慈善捐赠的最佳领域 鉴于《财富的福音》一文在美国引起了热烈反响，相信也一定会受到大洋彼岸祖国人民的关注，因为古老的英格兰文明如今也不得不面对日益尖锐的社会问题。北美大陆广袤富饶，蓬勃发展，每平方英里还不到二十人。这里的阶级矛盾和贫富悬殊显然不如拥挤的英国来的尖锐。在不列颠有限的疆域内，每一寸土地上都挤满了人，人口密度是美国的十五倍。 9月5日，伦敦《佩尔梅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言辞激烈的反对文章，抨击所谓“财富的福音”的荒谬。我摘录如下：“卡内基先生说：财富是一个国家的福音，因此可用来为善。但财富亦会是诅咒，因其亦可用于作恶。换句话说，彭泽先生的作为就是卡内基先生说教的一个反例。财富福音的论调被此类行为完全颠覆。” 对此我的回应很明确：基督的福音同样毁于此类行为。诋毁“财富的福音”如同诋毁圣经戒律“你们不应偷窃”一样荒谬。福音的标准必然高于寻常要求，倘若人人都能做到，也就不需要戒律的规范了。法律也必定有人违反，如此才有立法和维系的必要。无人触犯的法律根本无需存在。 毋庸置疑，有关《财富的福音》最值得注意的事件是它有幸得到了格兰斯通先生的关注，并得到了他如下回应：“我已致函《北美评论》的洛德?布雷斯先生，恳求他惠许英国重刊安德鲁?卡内基先生新近在美国发表的《财富》一文。”此后多家报纸和期刊发表了这篇文章，一位出版商还将其刊印成册，赠给了格莱斯顿先生。 这些都非常令人兴奋，因为它显示出社会已对这一重大问题予以理解和关注。应编辑先生的要求，我将继续就此问题进行探讨，介绍集中使用富余财富的最佳领域。这也进一步证明，无论我的观点是否能被接受，至少它向人们展示了一种可行的理念。 我在第一篇文章中指出，正确管理大宗财富的方法只有一种，那就是：财富的所有人应当在有生之年亲力亲为，运用这些财富为社会谋求长远的福利，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我还指出，对于那些生前不出力，临死时仍家财万贯的人，公众的评价将是：“拥巨富而死者以耻辱终。” 本文旨在介绍几种管理剩余财富的最佳方法，以期造福于民。富人应当谨记，自己不过是巨额财富的信托管理人，正确使用这些财富的首要原则是，应当防止受益人陷入日渐窘迫的境地，应当能够激励穷人，使他们凭自己的努力获得提升。对于懒惰闲散、无可救药的人，我们无须表示仁慈，他们不思进取，不配得到帮助。对于这些人，自有政府给他们提供救济所，给他们吃穿用度，让他们舒坦地生活。最重要的是，那些勤劳良善的穷人因此得以远离这些不幸的人，免受他们的侵蚀腐化。假如一个人仅靠乞讨就能过上舒适的生活，那么他对人类进步所造成的危害，比那些口若悬河的社会主义者还要严重。财富的管理人应关注那些勤勉上进的人，而不是寄希望于现成帮助的人。只有那些志向远大又肯自己努力的人才值得我们帮助，他们不会辜负富人的善举所提供的机遇。 我们应当谨记，慈善家若要使自己的善举真正为世界带来长久的益处，必须极力避免不加甄别的布施。富人须有坚定的立场，拒绝那些明显不配得到帮助的人。他必须谨记赖斯先生的准则：今天以慈善名义花费的钱财，百分之九十五都用之不得其所。以我个人的财富经验来讲，当务之急不是敦促富人们广施钱财，多行善举，而是阻止他们做无谓甚至有害的施舍。在这方面，富人的罪过不在于拒绝捐赠，而在于滥布施舍，他们的行为不经过深思熟虑，因为花钱要比拒绝简单得多。富人们每年捐赠的钱财达数百万之多，但结果却弊大于利，反而阻碍了人类的进步。因为当下风行的行善方式只会在穷人间弥散普遍的依赖心理，而要取得真正的进步，则必须激励他们自力更生。虽然这些行为都打着慈善的神圣旗号，但事实上，这样随意散布财富、缺乏深思熟虑的富人，他们对社会所造成的危害，比那些一毛不拔的守财奴更加严重。使他人沦落为乞丐是一种深重的罪过，但是却有许多团体和机构仍在寻求这种施舍，对这些机构进行捐赠同样会危害社会。这些机构同个人乞丐一样腐化堕落。普鲁塔克在《论道德》中提到这样的故事：一个乞丐向一名斯巴达人祈求施舍，斯巴达人对他说：“如果我施舍给你，你就会在乞丐的泥潭中陷得更深。第一个施舍你钱财的人让你变得懒惰，使你沦落到这种卑微低贱的窘境。”据我所知，只有很少的富人——非常少——明白致人为乞丐的罪孽。 谨记上述要点，下面我们来探讨作为信托人投资剩余财富的最佳领域。 慈善捐赠的最佳领域之一。对于巨富之人，最杰出的善举就是创办一所大学，但是这样富有的人在任何国家都是少之又少的。以个人名义捐赠的财产中数额最庞大的或许当属斯坦福参议员，他耗资1000万美元在自己创业起家的西海岸创办了一所综合性大学。而后续的捐赠更将达两千万美元。他是令人羡慕的。在此后千百万年内，繁华的西海岸将不断有人称颂他的美名，他们会引用格里菲斯称颂沃尔西的赞词： 在捐赠方面，夫人， 他是最高贵的。 这座高等学府，为他作证…… 虽然尚未完工，却已闻名遐迩， 工艺如此卓绝，前程一派锦绣， 基督徒会永世称颂他的美德。 这是一种高尚的用法。在美国，类似的学府还有很多，比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康奈尔大学，帕克先生捐建的李海大学，等等。但是，其中大部分是捐建人的遗赠。一个人把死后无法带走的财富捐赠出来，这并非什么值得称道的做法。而库伯、普拉特和斯坦福这类人，不仅各自创办了影响深远的学府，并且在有生之年为之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他们才真正当得起后世的敬仰和赞誉。 提到西海岸，我们不得不提及另一项重要捐赠，即近期落成的里克天文台。那些对天文学感兴趣的富人——只要对此稍加关注，便一定会产生兴趣——都应效仿这样的做法。天文仪器和设备经历着持续不断的更新和改善，美国的天文台每隔几年就会获赠新的望远镜。这些馈赠对天文知识的探索和发展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帮助人们更好的认识宇宙及其与地球的关系。在众多善举之中，匹兹堡的桑奥（thaw）先生对天文台的长期资助值得一提。兰利教授就是在这里完成了他诸多杰出的发现。如今他执掌史密森尼博物馆，是亨利教授最有潜质的接班人。另一位杰出人物是匹兹堡的布莱谢尔先生，他发明的仪器在世界各地的天文台得到了广泛的使用。他原本是名普通的技术工人，但桑奥先生发现了他的天分，在他早年奋斗的时候给予了他很大的支持。这位曾经的普通工人如今已被世界各大科学机构聘用为教授。桑奥先生的这些做法都是十分高尚的，他利用自己的部分财产来资助这两位现已成名的人，他们的通力合作已经通过世界各地的科研机构为祖国带来了巨大的荣誉。 有实力创办大学的巨富毕竟是少数，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已经没有创办新的大学了。后续捐赠只能在前人的基础上扩建完善，增设新的设施。富人们在这方面依然有广阔的捐赠空间。耶鲁大学所得的馈赠已经很多了，但其他学府仍有很大需求。斯特里特先生创办的美术学院，谢菲尔德先生资助的谢菲尔德科学院，卢米斯教授捐建的天文台，都是很好的例子。奥斯本夫人捐建的阅读和朗诵大楼也被公认为一份来自女性的令人愉悦的聪明礼物。哈佛大学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皮博迪博物馆、威尔斯礼堂、马修斯礼堂、赛耶礼堂都堪称表率。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西佛礼堂，它显示出像理查森这样的天才仅用十万美元就可建立何等的功绩。 而位于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范德比尔特大学则真正诠释了财富福音的要义。范德比尔特家族的成员在有生之年创办了这所大学——请注意这一关键，是有生之年，在临终时留下遗产并没有什么稀奇，因为这是他被迫留下的，并非出于自愿。如果有哪位富人仍旧不甚明白如何用自己的财富做出伟大而明确的善行，那么大学将是一个永远无法有所作为的领域，因为随着国家的发展，对大学的需求也会不断增长。 慈善捐赠的最佳领域之二。我自己常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对于社会而言，什么才是最好的礼物呢？对此我个人认为，捐赠公共图书馆将是首选。但前提是社会应当像对待公立学校那样，始终将其作为公共机构和城市资产的一部分来接收和管理。毫无疑问，受我的个人经历的影响，在诸多善举中，我最为看重的是免费图书馆。我早年在匹兹堡做学徒工的时候，艾利基尼的安德鲁上校对我们这些孩子开放了一座拥有400册藏书的小型图书馆。提起这个名字，我始终都怀着由衷的感激。每个周六的下午，他都留在家中亲自办理借书手续。我总是热切地盼望着星期六的到来，以便能借阅一本新书。没有亲身经历的人永远也体会不到这种恳切和渴求。我弟弟和以及我的主要合伙人非普斯先生也都从安德鲁上校这一难能可贵的慷慨善举中获益匪浅。我在他为我们开启的这些宝贵财富中探索开拓，并暗下决心，如果有一天我发家致富，一定也要创办这样的免费图书馆，把安德鲁上校给予我们的恩遇和机会，传承给其他穷苦的孩子。 作为先行者，英国深知免费图书馆对其国民的价值。议会已经通过法案，授权各市镇将免费图书馆作为市政机构来保有和维护。任何一座城镇的居民如果投票通过这项法案，政府就有权对收益社区居民课以百分之一的税收，用于公共图书馆的开支。在这项法案的推动下，许多城镇建立起了免费图书馆。其中很大一部分得到了富人的资助，他们出资盖楼，有时也捐钱购买图书，而维护和发展图书馆的责任则由获益社区承担。我认为，只用通过这种模式才能使这些图书馆真正发挥作用，否则像这种捐赠成立的机构很容易变成小团体的独享利益。公众不会对这些机构保有长久的热情，甚至一开始就望而却步。这种做法违背了要求受益人自立自助的捐赠原则。他们只享受现成的结果，而不花费任何力气。这样的捐赠往往不会有好的效果。 在我们国家迄今建立的众多免费图书馆中，我认为最值得推崇的当属巴尔的摩的普拉特图书馆。普拉特先生出资100万美元为巴尔的摩市建造了这座图书馆，同时他要求该市每年向董事会支付5%的开支，即每年5000美元，作为图书馆的维护、发展以及建立分馆的费用。1888年该馆全年借出图书430217册，登记借阅的巴尔的摩市民达37196人。这3.7万名图书馆的常客虽然为数不多，但他们对于巴尔的摩市乃至整个国家的价值，要比全国所有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懒人加起来的还要大。有些富人将援助施与那些无心进去的人，而普拉特先生却为这3.7万个热切求知的人提供了知识的源泉。我们可以肯定，相比于前者，普拉特先生对人类进步所作的贡献要更加可贵。聪明的富人将恩泽布施给那些有所准备的人，这些人将报以百倍的偿还。而许多考虑欠妥的捐赠只是白白将钱扔进了无底洞，甚至造成更大的恶果：这些钱流入地沟，滋生病患，贻害社会。普拉特先生的百万捐赠无疑是一桩伟绩，然而其影响还远胜于此。在巴尔的摩图书馆第五分馆的开馆仪式上，发言人这样说道： “回顾这四年的历程，我非常荣幸地说，其中很大一部分应归功于普拉特先生热切的兴趣，明智的商洽，及其给出的切实建议。他从不认为仅仅将财富捐赠于公益事业就尽到了自己的全部义务，他总是亲力亲为，通过自己的明智管理使每一笔捐赠都取得全面有效的成果。长久以来，他始终致力于减轻人类肩负的重担，为阴云密布的天空带来欣喜的光明。他在普通职员和管理层中树立起这样的理念：努力工作必能受人赏识，忠于职守定会赢得赞扬。” 在任何富人阶层我都不曾见过这样和谐的图景。正如此处所摹写的那样，普拉特先生是财富福音的理想信徒。广大工人定会视他为最优秀的领导和最可贵的同盟，对此我们毫不质疑。如果富人能在有生之年奉献自己的时间和财产，造福于社会，那么贫富矛盾和劳资纠纷就能够得到妥善解决。富人应当替自己的穷苦同胞承担起这样的重任。到那个时候，阶级矛盾将不复存在，无论高低贵贱、巨富赤贫，都能真正亲如兄弟。 只要社区愿意参与免费图书馆的维护和发展，那么对于百万富翁们而言出资兴建这样的图书馆大致都是不错的选择。他应当记住约翰?布莱特的话：“对于一个年轻人而言，能够进入免费图书馆阅读书籍将是无上的恩惠。”如果条件允许，应当在图书馆周边建立画廊和博物馆，以及像库伯学会所提供的那种讲座报告厅。在北美大陆游历的人会很惊奇地发现，几乎每一座重要的市镇都建有自己的美术馆和博物馆。其规模可能参差不齐，但每一家都是当地珍宝的一个收藏馆，能够随时可接收有价值的馈赠。在这些机构当中，最杰出的要数伯明翰的免费图书馆和美术馆，时时有富人捐赠书籍、画作或其他艺术品。我们的城市最初需要的仅仅是一座性能完善的消防建筑。外出游历的市民会从世界各地带回珍奇异宝，而待在家里的人也会慷慨捐出自己的私藏。这样，我们的藏品将得到不断的丰富，最终积累成永久的收藏，当地市民将从中收获无穷的益处，并引以为对外人称道的资本。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就是一个杰出的开端，这是慈善捐赠的另一个妥善途径。 慈善捐赠的最佳领域之三。大宗财富的另一个投建领域是——创建或扩建医院、医学院、实验室以及其他致力于解救人类病痛的机构。并且，与治疗疾病相比，应当对疾病的预防机构给予更多的重视。这样的善举不会使社会陷入更加贫穷的境地，因为此类机构只是解救暂时的病痛，对那些的确无力自救的人提供帮助。医院对于一个社区而言无疑是最好的馈赠，因为其存续和使用要求当地居民必须出力支持。如果已经有医院，那么财富的最佳用途无疑是对其加以扩建。范德比尔特先生晚年捐赠五十万美元为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建立了一个化学实验室，这堪称是最明智的做法了。此类机构致力于探究病原医理以实现疾病的预防。类似的实验室还有很多，但仍然远远不够。 如果一位富翁作为富余财产的信托人，对于适宜的捐赠领域仍然举棋不定，那么他应该考虑捐建这样的实验室。没有实验室的医学院是不完整的，而没有医学院的大学也是不完整的。当务之急不是创建新的机构，而是对已有机构进行扩充和完善。这类捐赠的例子不胜枚举，但其中最具实效案例首推奥斯本先生为贝尔维大学所捐建的护士专修学校。来自富人的捐赠中倘若有半数能得到这样明智的处理，那就很令人欣慰了。只有那些经受过长期病痛或高危疾病折磨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训练有素的护士所提供的看护和照料是多么的重要。从事护士这一职业，这些女性的社交圈和影响力也能得到提升。位高权重的参议员或是广负盛名的医师，如果选择护士作为自己的妻子，也将不再是什么奇闻怪事。 慈善捐赠的最佳领域之四。在诸多善举中，建造公园也是非常可取的一项，但前提是社区必须承担管理、美化和维护的职责。一个人要想在后世留下美名，最好的方法就是在其出生地或生前久居的地方建造一座公园。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及申利夫人上月为匹兹堡捐建的一座大公园。申利夫人出生于匹兹堡，但是在十多岁的时候就嫁给了一位英国绅士。四十多年来，她一直居住在伦敦，与当地的名流贵富打交道。但最终她还是回到了儿时的故乡，以她命名的申利公园将她的名字和这座城市永世联系在了一起。通过对这笔财富的妥善使用，她成为了自己的财富管理人。 如果当地已经有了公园，我们仍然可以为其增建其他有意义的设施。艾利基尼的菲普斯先生就为当地的公园建造了一座大型温室。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访客，星期天更是人山人海，大批工人举家前来参观。这都源于其在捐赠时所附加的一个明智条件，要求这座温室一定要在星期天的时候照常开放。他的这一实验性创举取得了巨大成功，由此他决定继续追加捐赠，他的确已经这样做了。如果有爱好花卉的富人，那么他们可以效法菲普斯先生的这种做法。同时他们也应当看到，菲普斯先生的捐赠是慷慨而明智的，他将温室的养护责任交给当地市民，以确保这些设施永久为公众所有，接受公众的关注和监督。如果他一手包办全部的管理和维护工作，公众可能永远也不会对此产生兴趣。 在欧洲各地的小镇，除了图书馆、博物馆和美术馆之外，同样令人惊讶的是这里还遍布着很多公园和游乐场所。前不久我旅行至挪威的贝尔根，在当地的一座小山上我见到了有生以来最赏心悦目的美景。这座小山被改造成一处风景异常优美的游乐场所，原先荒凉的山坡现在满是喷泉草地、瀑布凉亭及各种优美的塑像。那些准备为自己的同胞奉献长久利益的百万富翁可以考虑此类捐赠领域。德累斯顿是另一个正确使用财富来美化城市的例证。当地的报业巨头将自己报刊的收益永久性地捐赠给了该城市，用于美化市容。由专门的艺术委员会来开会决定应该树立哪些新的艺术品，淘汰哪些有碍观瞻的建筑，越来越多的资金被投入这样的用途。这样，得益于这位爱国报业先驱的馈赠，他的故乡德累斯顿很快成为了享誉世界的艺术之都。一件艺术品一旦完成，就被移交给城市作永久维护。容我冒昧地向我们百万富翁中的报业大亨们建议，请学一学他们英国同行的榜样吧！ 在那些历史悠久的国家，几乎每座城市都拥有美轮美奂的地标建筑。其内饰外观和建筑效果耗费了大量钱财。而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我们仍相当落后。我们的国家在某些方面——尤其在物质发展方面——是无与伦比的，但我们仍应时刻警醒的是，在艺术和绘画领域，我们还尚未占据一席之地。像纽约市最近落成的纪念拱门那样精美的临时建筑，假如出现在德累斯顿的话，当地的艺术委员会一定会得到报业大亨的赞助，将其改造成永久性的城市景观。 捐建社区公园已经成为人们普遍认可的财富捐赠方式，而对于我所提到的为现有公园增建温室、纪念碑或其他装饰景观的做法，很多人会觉得离题万里，不着边际。的确，这些项目可能很难体现直接的物质成果，但是，任何一个务实的头脑，都不应仅仅局限于对物质成果的关注，而忽视大众审美情趣的提升。如同图书馆和博物馆一样，这些精美的艺术作品只有到了最优秀的人手中才能体现其最高价值。与其去迎合一些低俗的趣味，倒不如努力去开启和提升那些具备天赋悟性的人的审美观。为求人类的发展，必须努力去激发和陶冶人类高雅的情操。我个人非常赞同菲普斯先生的做法。他出资为艾利基尼的工人建造这座栽满奇花异草的美丽温室，让他们在闲暇时能够举家前来参观，这种做法能帮助他们陶冶情操，提升审美观，这远比花钱给他们买面包更有意义。富人没有义务救济那些身体健全却不求自立的人，照顾这种人是国家的责任。为城市建造温室、雕塑、喷泉或纪念碑，这些捐赠财富的明智做法。毕竟，“人不仅是为了生存而生活。” 慈善捐赠的最佳领域之五。财富的另一个极佳用途是建造礼堂，用以举办各类会议，演奏高尚音乐。我国的城市很少配备有这样的礼堂，这一点也落后于许多欧洲城市。辛辛那提市的斯普林个大礼堂是由斯普林个先生出资建造的。这位富人不屑于将财产留到临终，而是在生前捐赠，并且付出了自己的时间和商业才干，确保这项捐赠最终成效卓著。出资为一座城市建造礼堂绝对是造福社区的一桩善举。虽然讲座、聚会及其他娱乐活动能使人们收益颇多，但是由于缺乏场地或租赁场地的资金，这样有益的活动仍未得到普遍开展。如果美国每一个城市都能拥有这样一座礼堂，那么公众就能够投入极少的花费而召开集会，举办音乐会和其他各类文娱活动。欧洲城市的市政厅大多配备有风琴，以上述方式提供给市民使用，对当地居民而言是一笔无法估量的财富。无论是高雅艺术还是滑稽喜剧，这些娱乐活动对公众的影响是不容小觑的，因为它们娱乐了生活，陶冶了情操。如果一位富人在功成名就之后捐赠其财产的一部分，为自己的出生地建造一座这样的礼堂，那么他的美名将永远为后世所铭记。 慈善捐赠的最佳领域之六。另有一个方面我们也远远落后于欧洲。在欧洲很常见的一种慈善捐赠是为人们建造游泳池。这些捐赠者非常明智，他们要求受益的城市自费来对这些室内泳池进行维护。有一种观点主张捐赠人不应该为任何人或者社区做任何事情，而应要求受益人来承担这方面义务。象征性地收取费用有助于此类公共健康设施的良性运作。不过，许多城市还是有这样的规定，允许在读学生在特定时间免费使用公共游泳池，男孩、女孩和成年女性分时段使用。对于内陆城市，这些设施除了有助公众健康外，还能教会孩子们游泳。人们成立游泳俱乐部，频繁组织赛事，并授予奖牌和奖金。英国各地的游泳机构经常报道许多因在游泳池学会游泳而得以在船难中幸存的事例。学会游泳后挽救他人性命的例子也屡见不鲜。如果市政当局能够承担起管理责任，那么任何一位财富福音的信徒，为他青睐的城市捐赠一个大型游泳池或私人游泳池，都不失为一项使用剩余财富的明智之举。 慈善捐赠的最佳领域之七。我有意将捐建教堂留作使用剩余财富的最后一个领域。因为教派众多，信众各有所属。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捐赠教堂并不是捐赠社会，受益者只是某一特定阶层。尽管如此，每个百万富翁都知道在某些教区只有一座狭小简陋的木质教堂坐落在十字路口，周边居民无论何种教派，都会在星期天在此聚集，这其实是一个社交生活中心和维系邻里感情的纽带。善用财富的富人可以为他们建造一座新的砖石或花岗岩教堂，墙壁上爬满忍冬花和常青藤，塔楼上可奏出悠扬的钟声。富人们不应纠结于此类建筑的造价，而应尽力使其臻于完美。如果他财力允许，应使其极尽华美，因为像金字塔那样高贵纯美而经久不败的建筑杰作，其价值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此教区内的每一户农家、每一个心灵和头脑都将受此教堂之华美肃穆的熏陶。许多聪慧的孩子都会被教堂斑斓的窗户和悠扬的乐声所吸引，在那里听受最初的福音，让灵魂飘扬至远离平日世俗的物质世界，抵达美妙的精神圣域。这是更为真实的世界，虽然其界限并不明晰。一旦走进这座神奇的教堂，居民们便走进了不同于外部世界的更有价值的内心世界，他们所有的岁月和所有的生活，所见所闻、所思所行，都将会由内而外变得神圣，一切都变得荣耀，融入内心。而在捐赠教堂之后，捐赠人应该到此为止，教堂的维持应由教友们自行承担。得不到教友支持的教会不可能是真正的宗教，也不会有益于社会。 合理使用大宗财富的途径还有很多，本文仅仅列举了其中最审慎周密的几种。为社会福利出钱出力不仅仅是百万富翁的责任，那些生活小康稍有余财的人同样责无旁贷。而财力不够的人则可以出时出力，这于金钱的捐赠同样可贵，通常还更胜一筹。 财富的使用不存在也不应当存在任何统一的最佳标准。不同的人、不同的地区有不一样的需求。但是评价富人的善行有一个至高的标准，那就是财富的管理者必须全身心投入到他的慈善事业中去。财富的管理如同其他任何工作一样，都需要人们尽心竭力，倾注心血。 除此之外，公共福利的需求空间还很大。有些人有能力创办大学，建立图书馆和实验室，而其他财力稍差的人，则可以采用其他各种不同的方式，参与到各项公益事业中来，比如装点社区公园，筹办公共画展，建造纪念碑等。他们的贡献丝毫不会逊色于前一类人。这些人都是人类家园的真正建设者。财富福音的唯一宗旨是：一个人应当在他的有生之年，视自己为富余财富的信托人，遵照自己的意图造福于民。临死才留下遗产，将造福于民的重任推卸给他人，这样的做法应遭人唾弃。这既不需要牺牲，也不需要对其同胞的责任感。 过去广为流传的一种刻薄说法是，富人难以进入天堂。今天，人们对所有的问题都追根求底，而对信仰标准的阐释也达到了空前的自由。这句格言如今应被暂时搁置，以待后世做出善意的修正。如同其他难以理解的说法一样，这句话也不应仅从字面上来理解。难道就完全不可能把这一信条推进到下一个思想层面，以健全的思想创造完美的和谐，从而破解贫富矛盾和随处可见的冲突与悲伤吗？在基督的时代，改革者怀有明显的仇富心理。而今天我们无疑面临着同样的境遇，研究社会发展的人会很自然地认同这样一个争议颇多的观点：“富人想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即便这“针眼”大如一扇小窗，这话对富人也仍旧是极尽刻薄的。“拥巨富而死者以耻辱终”的评价，只需稍稍迈进一步，便会成为对富人“剥夺来世，永受惩罚”的诅咒。 财富的福音是对基督教义的回应。它号召富人贡献出他所有的一切，并在有生之年亲力亲为，以最高尚的方式，为穷苦的同胞创造福利。这样，他就不会空守着家财在不义中死去。他临终的时候，在物质上也许非常匮乏，但他所受的感激、敬仰和深情，将使他成为一个更加富有的人。他的内心会有一个声音亲切地告诉他，这个世界因为他的一生而有了些须改善。这个声音萦绕不绝，使他感到宽慰。我们相信，对于这样的富人，天堂的大门将永远向他敞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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