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燕：上海的红颜遗事-2

仲婉的这个“轻”字，是含含糊糊，换气似地出现在她响亮而清晰的声音里的，这是“轻浮”的意思吧，只是仲婉不愿明确地表达出来。在学习雷锋的六十年代度过青春的人的概念里，这是很重的责备和很大的轻蔑，也是一个可以包罗万象的词。仲婉拿她的眼睛讪讪地望着我，带着重提不快往事的抱歉和为难，她是在实现她对我的诺言，她曾说过她会把自己知道的都告诉我，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这句诺言对仲婉的重量，当姚姚眉毛长长的笑脸在我们的谈话中，像冬天天上的月亮苍白地闪烁时，我才慢慢意识到姚姚并不是一个让人提起会感到愉快的女子，也不是一个让人感到轻松的女子。“说什么好呢？”常常认识她的人是这样开始的，“姚姚，”他们不看我，想着，脸上像盖了一层棉被似地迟钝起来。“还是你问吧。”然后，他们就这样决定。如果我没有触及，他们就可以不必惊动那些已经沉入回忆之中与姚姚有关的另外一些不快往事，他们大都不肯轻易砸开那已经在个人记忆中结了薄冰的苦海。只有仲婉和张小小，答应把自己知道的事实都告诉我，她们曾是姚姚最好的朋友。然后，我体会到了诺言给人带来的痛苦。仲婉没有说她的想法，但我相信，“姚姚是个比较轻的女孩”，这也是仲婉自己对姚姚的看法。只是仲婉不忍这样说出来吧。“姚姚又羞又气，两天不肯来上学，在家里抱着被子哭。后来是老师出面说了同学之间的友谊比金子还要宝贵之类的话，才平息了。”桂未殊回忆说，那时他已经离开附中的钢琴专业，去学大管，学校要培养他跳级上本科的指挥系，在1963年，他属于专业好、家庭出身也好的幸运少年，他出生在一个有地下党背景的作家家庭里。可是，真正平息了吗？姚姚在那些纸上写着：虽然这样，但实际上很痛苦。认为自己是全班全校最差的人，别人都看不起我。特别在接到报告单上的品德评语时，更增加了这种想法，我觉得无论学习，思想，没有一样是好的，满身都是疮疤，背上了一个自卑的包袱，抬不起头来。我想自己以后要不声不响做老实人，自己也不可能好到哪里去了。这就是那一年上官云珠在家里打姚姚耳光的原因吗？灯灯在高背沙发后面看到了妈妈盛怒的脸。她是因为别人说姚姚轻浮而愤怒呢，还是因为姚姚爱上了什么人而愤怒，为姚姚的行为失当而愤怒？或者说，是为自己唯一留在身边钟爱的孩子那么不懂得保护自己的名誉，不懂得这时候已是如履薄冰的人生而愤怒？总之，她一定是为姚姚的不争气而愤怒了，于是她沉下了在电影里总是巧笑倩兮的脸。“妈妈要是一旦拉下脸来，那样子可厉害了。”灯灯说。要是照弗洛依德的说法，那里应该还有嫉妒，妈妈对青春期女儿的嫉妒，笼罩在母亲对女儿操守的严厉管教中，这使得母女的关系里战云密布。女儿还在劣势中，像姚姚那样，妈妈吃饭的时候，她得在后面打扇，即使是妈妈打了她，她还是继续打扇。但被打热的那半张脸，像有怒火在燃烧一样的烫。“总有一天，我要离开你。”许多女孩子在这时候会这么想，“我离你远远的，过我自己想要的生活，再也不用你来管。”她们知道现在不是时候，所以并不反抗。但也不再像小时候被妈妈责打时那样流泪，表现出自己的难过。她们用自己平静的脸，表达对妈妈的轻蔑和抵制。从小家教严厉的女孩子，常常是从一张平静的脸开始青春期的反抗的，好像在说，你打吧打吧，我一点也不觉得疼。上海的红颜遗事 第一部分 上海的红颜遗事 第一部分（21）“姚姚也是垂着她的眼帘吧？”我问。“是。”灯灯说。然而含义是不同的了。后来学校加强了思想政治工作，我注意红了，但又放不好红和专的关系，放松了学习。但不管怎样，我对自己的要求进步了一些。只是由于自卑，还不敢大声说，大胆做。那时我的主课老师对我很关心，她帮我定了个人计划，当时我这样想，让我按照计划暗暗做，哇哇喊反而不好，别人看见既会说不踏实，而且会被人笑话：“你这样差的人也算要求进步。”所以我还是不声不响。这是我小资产阶级自暴自弃的心理的表现，多少还有点“让我做好了，给你们看看”一鸣惊人的想法。但是，我的进步并不大。因为没有集体的力量，我这种个人奋斗的想法最后也是失败了。主课老师发现我在弹琴上发生了很大的问题，手酸的原因，是方法错了。新的主课老师带我到大学部教研组去找到了问题。老师决定要我回到高二的程度重新开始，大抓基本功，并做很多枯燥的基本练习。我很吃惊，从高二时候开始重来，这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简直就是开玩笑。于是，我不想学钢琴了，我毛病多，手指软，而且小，耳朵也不好。钢琴对我来说太困难了，我对戏剧发生了兴趣，想要换条路走走。但妈妈和老师都不同意我换课，特别是主课老师，说要是我发挥主观能动性，刻苦学习，还是可以学下去的。由于妈妈与老师的话，再加上自己当时也较要求进步，经过斗争，把个人的东西打消了些，又安下心来学钢琴了。姚姚这么写道。“姚姚是跟我说过，她不喜欢钢琴，不想学下去了。”张小小说，“但是她妈妈和学校都不同意。她只好学下去。在我的印象里，姚姚在学校里是个好学生，出人头地的，所以听她这么说，只以为她有什么事不开心，一时说说，不当真的。”“姚姚的功课是很一般的。”仲婉说。原来灯灯在上海听到姚姚天天弹的练习曲，是这时学校规定了的返工的功课。“原来我只把不愿意继续学习钢琴，看成是自己怕困难，其实，这也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大暴露，应该上升到这样的高度来认识问题，才能更好地改造自己。”姚姚这样写。原来那时的孩子，要把自己不能喜欢和胜任的事，当成自己的政治问题来检讨的。这样长大的姚姚，还是约伯记忆里一碰就眼泪汪汪的人吗？“我见到的姐姐，总是兴高采烈的。照相的时候，要是我没有笑，她就用手来胳肢我，一定要让我笑。”灯灯说，“我记得，什么地方有了姐姐，什么地方就有了笑声，大家的兴致就高起来了。她的朋友都喜欢她。我在北京长大，喜欢听单口相声，也能成段成段的背。到上海来，姐姐总是带着我去她的同学家玩，或是参加她们的同学聚会。她最喜欢动员我为大家表演相声，可我是个窝里横，就是不愿意在外面表演。姐姐就拿眼睛瞪我，她要是把脸沉下来，也像妈妈一样厉害。”“她看上去很快活，很开朗，女生常常在一起疯，里面总有她的声音。可是，其实你仔细观察，就能看出她的心里并不是像她做出来的那么高兴，她装成幸福的样子。”仲婉说，“我们在一起排戏，学校里演话剧，她演一个被敌人追捕的地下交通员，接触的时间多，我就能看出来。有时候她很起劲地说笑话，可是她的笑是装出来的。”仲婉的脸上，从风霜和皱纹里渐渐展开了一个悻悻然的笑容，那是一个自尊而直率的女孩子感到不被朋友信任的面容，她很快地盯了我一眼，那也是一个女孩子委屈而慌乱的眼神，不知道应不应该克制自己的不快，把它藏在心里，装不在乎。她一定是想起了姚姚努力掩饰自己心事给她的失望。这肯定不是仲婉一个人的感觉，在姚姚的品德评语上，我看到过“不够信任同志”的缺点，希望她在下学期改正。“她想要掩盖什么呢？”我问。“总是她心里的事情吧。”仲婉说。这么说，姚姚是想要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无忧无虑的女孩子，生活在十全十美的生活里。对一个女孩子来说，这时候开始向往自己将来的生活了，姚姚扮演的那种女孩子，就是她对自己生活的向往吧。为了扮好那样一个女孩子，她像仲婉说的那样，苦苦藏着生活的真相，看起来，她并不懂得扮演什么样的人，你以为你是，可真实的却不是，对周围的人来说，这就是不诚恳。在少年人的友谊中，不诚恳的人，就不会有朋友。我想起爽朗的仲婉在见到我时，最初说过的话。我们在她家的沙发上坐下。“听说你们是好朋友，”我这样开头。她直着身体说：“我和姚姚算得上很熟，可我也只是知道她的某一部分，我并不了解她。我们算不上是诚挚的好朋友。”姚姚的朋友，就是因为她怀着这样的苦心而失去了。她那样要在别人面前十全十美的理想，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她开始反抗妈妈，所以，大概不再是从她妈妈的心愿来的。那是她自己的希望。我想起了曾经读过一首女孩子写的诗，那首诗里说，小河在它的河床里，小鸟在它的鸟巢里，云在蓝色的天空上，花在它的枝头上，小孩子在他的摇篮里，上帝在他的天堂里，世上的万物都在自己的地方，这就是世界。姚姚这个在动荡飘零里长大的女孩子，想要成为一个令所有人快乐的女孩子，想要有着十全十美的生活。“那时候，我们家在阳台上养着鸡。有天晚上，我、姐姐和妈妈散步回来，发现我家的写字台上放着一只蛋，上面用红笔写了一个大大的1，那是那只鸡下的第一只蛋。我们大家都高兴，只有姐姐亮开她抒情女高音的嗓子大声喊：‘我们家的鸡下蛋喽。’她就是这样的让人快活。”灯灯说。“那是个很好的回忆吧。”我说。我也是成长在一个快乐不多的家庭里，回忆里点点滴滴愉快的情形，像在棉布白衬衫上的番茄渍一样牢牢地锈死在那里，只要回头一看，就是触目惊心。不久，姚姚从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毕业，她没有考上上海音乐学院本科。她的家庭背景不是工农兵出身，保送的名额不会给她。学校希望姚姚到新疆的军垦农场去，把自己的青春献给祖国的边疆。可姚姚没有去。过了几个月，上官云珠带姚姚到五官科医院，请医生检查声带。然后，上海音乐学院的周小燕教授收姚姚为声乐系学生，主修抒情女高音。这样，她和仲婉成了同系的同学。那是1963年，姚姚离开家，住进音乐学院女生宿舍。上海的红颜遗事 第二部分 上海的红颜遗事 第二部分（1）音乐学院的女生宿舍，是淮海中路边上的一栋大洋房，红色的墙，木头框子的小窗在墙上错落着，上面是红色的中国瓦顶，但是西式的样子。听说那是一栋精美的大洋房，可住在那里的学生，并不知道从前这是谁家的房子，也不知道是什么国家的式样。顶上有一些错落的红瓦尖顶，尖顶上还有一颗红色的五角星。姚姚就住在那些尖顶下的寝室里。起码有十年没有维修的洋房，木头窗台上的白色油漆已经一小条一小条地裂开，要是用湿抹布擦，它们就粘在抹布上。窗外，对着淮海路，在姚姚还未出生的时候，叫霞飞路，在她很小的时候，叫林森中路，现在，叫淮海中路。隔着马路，能看到一个灰色围墙里的大花园，樟树婆娑着小小的明亮的绿叶，在多雾的晚上，整个花园都是樟树清冽的香气。隔着樟树黑色的树干和明亮的叶子，隐约能看见后面有一个大草坪。那是从前上海的大流氓杜月笙的公馆。听说原先这里的围墙是黑色的铸铁，路人能看到花园里面的树和房子。在1958年全国人民大炼钢铁的时候，大家把大多数铸铁的围墙和阳台都拆了去炼铁，围墙就变成了砖头做的，外面是灰色的水泥，或者是用竹片编起来的墙篱笆。那时候的孩子喜欢篱笆，从外面看，能看到园子里的动静。为了让竹子片在漫长的霉雨天里不那么容易朽坏，人们在篱笆上涂了黑色的柏油。到夏天，在阳光下墙篱笆散发着柏油的臭气，开着淡紫色的喇叭花。这是我的记忆，那时候我是很小的孩子，记得在臭臭的，被阳光晒化了柏油的墙篱笆上，开着脆弱的喇叭花，夜里，它们就都谢了，死掉了。到早上，又有新的喇叭花开出来。非常安静的午后，被强迫躺在床上午睡，听到风丝丝地吹过叶子，然后摇动木窗的铁窗钩子，“格啦格啦”。那是在五原路上，姚姚那时候正在离五原路很近的上海音乐学院上学。要是我那时曾经看到过她，一定会羡慕地望着她，因为她已经是一个大女孩子了，我小时候曾那么羡慕一切长大了的，可还没有老的女孩子。她们像开满了花的树一样高大和美好，她们有种娇气而骄傲的神情，对男孩子是这样，对小女孩也是这样。只用眼角看一看你，就飞快地过去了，让人自卑。我就巴望着自己快长大，穿大女孩子才能穿的连衣裙，露出一条锁骨来，很细的一条锁骨，小巧而结实。“姚姚1963年还能进大学，没考上钢琴系，还能进声乐系唱歌，算是托了她妈妈的福。像我们这样的人，只有1962年那一年，政策比较宽松，家庭背景不红的人，凭自己的本事也可以考大学。只有1962年那一年，以后，又全被压死了。家庭出身有问题，就是你功课再好，也休想上大学，因为国家不培养你们这样的人。”约伯说，“我是真的巧，在1962年考大学，我去考了导演系。要不是正好遇到那一年，我就完了。”也许，这就是那个琴课很好，可出身不好的男同学在1963年以后销声匿迹的原因。“到了1963年，上海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呢？”我问魏绍昌老人。总是这样问他，是因为我喜欢他的回忆和他的表达，喜欢在他的脸上浮现出来对无际往事默默忍耐，但决不忘却的样子。我想那就是一个小人物对历史的像照相机那样的态度。他的眼睛默默注视着，无欲无求，间离、角度有限但很真实，它能引导你去想象当时一点一滴的每日生活，和那些被真假莫辩的宏大叙事淹没了的普通人的心情。因为他的平静、松散、即兴，你能感到那里面沉淀着的真实，像自家煎的中药汤，在碗底总会留着厚厚的药沫子。上海的红颜遗事 第二部分 上海的红颜遗事 第二部分（2）“强调朴素和划一。大家都穿着蓝色的人民装，或者列宁装。男男女女都一样颜色。刚刚解放的时候，上海人就开始穿人民装了，那时大家当它是时髦衣服穿的。到了1963年，就已经是正常的衣服了，很少有人穿旗袍什么的。我记得，到书店里去找人很困难，人人都穿蓝衣服，没有什么明显的特征，一眼看上去，人人都一样。只能靠高矮胖瘦来区别人了。社会上在提倡学习雷锋，艰苦朴素为主。”是的，在《人民日报》上我看到在号召大家向雷锋同志学习。“妈妈还是很讲究穿着，讲究搭配。有一次她到人民广场，在一个*上朗诵。我和她一起去的。已经到地方了，她发现自己的旗袍和舞台上大幕的颜色不配，马上打电话叫姐姐在家里给她准备另一种颜色的旗袍。叫我坐着剧场的小车就回家去取妈妈的衣服。妈妈的卧室里，有一个好几扇门的大衣橱，里面挂的全是各种各样的旗袍和配旗袍用的各种短毛衣。妈妈在那样的*场合，常常会朗诵一首歌颂毛泽东的诗《毛主席在我们中间》。那首诗每一段的最后一句总是，‘他，就在我们中间。’妈妈喜欢朗诵这首诗，也朗诵得很好，是她的保留节目。大家都说她的朗诵很有感情。”灯灯说。“她化妆吗？”我问。“化妆。”灯灯说。那么，在她的衣橱里，还会有粉饼那涩涩的香气落在各种颜色的旗袍上。丽丽鲜花店的老板娘说，那时她在夏天还是用细铅丝把白兰花穿成一个扇形，放在竹篮里卖给女人们。那么，上官云珠的旗袍上也会有白兰花的清香吧。到底穿旗袍的机会只是在演出的时候才有了，她会在大衣橱里放樟脑丸了吧，那种大大的、白色的含苯除虫丸子，用纱布包着的。到晒霉的七月，把它们统统拿出来，吊在阳台上晒，7月的熏风吹过，满家都是樟脑丸的味道。“人们时兴把丈夫和妻子统称为爱人。不叫夫人、老公、贱内什么的了。不分男女，失去性别。有人说这样隐隐地表达了平等的意思，因为女人叫丈夫也是爱人了嘛。开始的时候老人有点不习惯，后来也就接受了。”魏绍昌老人说。“还有紫雪糕卖吗？白雪公主牌的紫雪糕？”我问。那一年，大多数咖啡馆已经改造成了饮食店了，卖馄饨，阳春面，小笼包子，炸猪排，红汤，只是店堂里大多留着原来的高背火车座，坐在里面，仍旧有私密的感觉，但是，只闻到邻座的小馄饨汤里袅袅上升的小葱香。舞厅改为评弹书场，或者旱冰场，教堂成为工厂的仓库、游泳池和羊毛衫厂的织衫车间。董竹君已经离开上海去了北京，刑满释放的吴嫣到上海郊区的青东农场干农活，而张爱玲已经离开上海，怀着对新生活的恐惧，终生漂流在海外。这时，上官云珠已经是炉火纯青的好演员了，正在焦急等待着演戏的机会，哪怕是一个小小的配角也行。的确，她再也没有机会出演一部电影的主角，要是有机会，也就是配角而已。“每次排练前，她就不讲话了，坐在一边严肃地准备角色，进入角色。排练中，即使走走地位，也动感情。排练完了，属于角色的情绪久久未能消失。”她的同事这样回忆说。然而，她参加拍摄的电影，《血碑》因为讲的是中农的故事而没能公映，《舞台姐妹》作为美化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反面教材批判放映，《早春二月》在放映时受到报纸点名批判。她仍旧积极要求进步，到农村去劳动，到工厂去慰问演出，可是，她仍旧是一个“资产阶级明星”。张春桥已经是掌管上海文艺宣传领域的共产党官员，张乐平在他用惯的大桌子上继续画着三毛，他的三毛在新社会过着幸福的生活，他带上了红领巾，还怀着远大的革命理想。程述尧在衡山电影院当领票员，他的脸上带着愉快的笑容，穿着蓝色的人民装，像个勤勉的小职员。而大儒熊十力不再大哭“学问没有人可传”，他已经绝望。他被忘记在上海像大海一样的屋子和人群里，听说，他在家里，穿着褪色的灰布长衫，扣子已经败坏，在腰间束着一条麻绳，犹如贫僧。上海的红颜遗事 第二部分 上海的红颜遗事 第二部分（3）“那时是以棒冰为主了吧。我不记得有没有紫雪糕。”老人说。那一年，他四十一岁，不是喜吃甜食的年龄了。“跟心情也有关系。反右以后，人心惶惶的，生怕自己被卷进什么事里去。可是运动还是一个接着一个。那一年是新三反运动，好像是反官僚，反浪费，反贪污，后来就变成了四清运动。一到运动的时候，各个单位都停下工作来，开会，揭发，批斗。”“那时候就有这些了？”我问。“有了，当然就有了。所以后来才能成为*。运动来了，就会有人自杀。从前国华影片公司的柳和锵就是在新三反运动里跳楼自杀的。那时候，有人在背地里说笑话，说任何运动都会有人死的，就是爱国卫生运动也死人，因为有人擦玻璃窗，不小心一脚踏空，从楼上摔下来，就摔死了。”“气氛紧张吗？”“人的心里其实是紧张的。表面上看不出。南京路上有一家照相店，在配合运动的时候，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标语放在橱窗里，和人像放在一起，看上去好像要那些人坦白从宽一样。那时候的橱窗是说不上争奇斗艳了。”老人说着轻声笑了起来，“你想想看呢，照相店的橱窗，按照人之常情，总是应该放漂亮人的照片的吧。”“哪一家呢？”我问。“就是西藏路福州路的那一家。”老人说。啊，那就是姚姚的照片被放进橱窗的那一家。姚姚很生气，她不愿意别人在橱窗里看她的相片，于是，她和上官云珠一起去照相店，把照片要了回来。那时，她的照片下面也放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小纸片吗？她是因为这样的事而不高兴吗？五反运动在姚姚还没进音乐学院时，也已经在那里轰轰烈烈展开，6月6日，学校各系集中到大礼堂开会，党委进行阶级与阶级斗争教育。那时已经开始号召全国人民“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了。教授们也在礼堂里听报告，他们中有许多人是院长贺绿汀从国外请回来工作的，最好的钢琴教授，最好的小提琴教授，最好的声乐教授，他们中有些人风度翩翩，说话的时候夹着洋文，但并不高傲，尤其热爱自己的学生，也热爱自己的工作，在指导学生排练时，把自己的身体像风里的柳枝一样在音乐里摇动。大家听着党委书记的运动动员报告，可并没有人真正听懂了它的意思，并不懂“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到底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学生们看到贺绿汀，那时他应该是头发已经斑白了的瘦小老人，一个执拗的音乐家。他还是个神情愤懑的院长，沉着脸，他不愿意让他的教授和学生总是不停地开会，下乡，把学习时间浪费在没完没了的运动中，因此，他被批判。也许也有人看到了脸色蜡黄的民乐系老师于会泳，他微微眯着眼睛，好像在听报告，也好像在想其他的事。熟悉他的人，知道他在想自己的业务。恨他的人，把他叫做“白专典型”。谁也想不到的是，不久，因为他的专业，他会成为*时期的中国文化部长。那时候，他只是个被党委整的教师，苦着一张晦气重重的脸。“那时人们就已经非常小心了，那种小心的心情并不是*才开始的。”老人叹道。“不过那一年，梧桐树和房子、街道，总还是原来的样子吧。”我说。“那是。”老人说。所以我听说那时候，有人就开始喜欢晚上在街上散步了。那是最安静的时刻，在暮春的时候，能看到弄堂底，从别人家的小院落里伸出来的蔷薇枝上，开满了粉色的花。谁家有学琴的孩子，在一遍遍地弹着巴赫的指法练习，琴声让人觉得生活还不那么贫乏，琴声里的秩序，让人感到安定。老街区上的梧桐树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了，每年六月时，褐色的悬铃会因为阳光的暴晒而爆开，在温暖的熏风里，金色的悬铃针漫天飞舞。它们并不讨人喜欢，过敏的人在悬铃飞扬的天气里不停地打着喷嚏，在树下走过的人被迷了眼。但在回忆里，那些金色的小针在明亮的高大绿树下飘扬，南方有雾的阳光柔和地照耀大地，能让人忘记越来越高亢、能感觉到杀机四伏的日子。上海的红颜遗事 第二部分 上海的红颜遗事 第二部分（4）“我们也常常在晚饭后去散步，我，妈妈，姐姐。没有贺路。我们沿着肇家浜路往前走。路中间有绿化带，里面种着棕榈树，像扇子一样的叶子。我们说些家常的话。我到上海来过夏天，妈妈高兴，姐姐也高兴。因为我来了，妈妈就心情好，就不大骂人，姐姐就轻松些。她高兴看到我去。我想，她在家感到很闷，而且她也喜欢有骨肉亲情的感觉。”灯灯说。“你妈妈偏心你吧？”我问。“大概是。”灯灯承认，“妈妈也许认为姐姐总是要出嫁的，她将来老了，总要依靠一个子女，而我是她的小儿子。”“那姚姚心里有没有难过？”我问。“我不觉得，我只能感到她也喜欢我。”灯灯说。离开家以后，姚姚变得非常开朗活泼，并且更积极地要求进步。她参加了话剧小组，演革命者。“姚姚还是那样白白的，香香的，就是在音乐学院，学生中许多人来自于条件较好的家庭，她也算是很特别的学生。她的床总是女生中最干净整齐的，有时候功课忙，女生也会马马乎虎虎把床被叠一叠就算了，但姚姚的床总是平平整整的，她还是生活得很讲究，很娇气。所以，她在演革命者的时候动作就特别用力，表情也特别激昂，她是很想要表现出革命者那种昂扬有力，五大三粗的样子的。但是就是不像。”仲婉说。像她的妈妈一样，姚姚在学校里也积极要求进步，她不像约伯那样，早早避开红色接班人的理想，她非常想要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也许她不一定能体会到了像魏绍昌所说的那种内心的紧张，但她一定明白，自己想要像妈妈那样做一个有名的人，一定先要在政治上有前途，一定要得到党的信任和培养。中学里的教训已经被深深地记住了，虽然姚姚有过悲观的时候，可到底，她和她的爸爸妈妈一样，是活跃的人，对自己的人生有着许多盼望，作为爸爸妈妈的后代，她也有着名人子弟的压力。终于离开了自己不喜欢的钢琴专业，姚姚以为自己终于等到了重新做人的那一天。学校开展学雷锋活动的时候，她特意在全校大会上做了一个发言。她说自己从前有十三件毛衣，生活太奢侈。以后要向雷锋学习，艰苦朴素。当时听她这么说，把同学们都吓了一跳，那时候，有一两件毛衣的人，就算家里有钱的了，她居然有十三件！可大家也觉得她很真诚，能把这样的事都说出来。她大学一年级时被评上学雷锋积极分子，终于在争取下，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姚姚在入团的志愿书上写下自己的希望：“渴望在组织的教育下更快地成长。我一定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投入三大革命运动，经受考验和锻炼，自觉地进行思想改造，与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做坚决的斗争。立志为支援世界革命，将在中国和世界消灭阶级，粉碎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生。”“她能入团，在当时是件很不容易的事。”仲婉说。仲婉当时是声乐系的学生团支部书记，又是姚姚的入团介绍人，“姚姚当时争取得很努力的。”“怎么努力呢？”我问。在入团的文件上，我找到了一份评语：“韦耀（姚姚的学名）同学积极靠拢组织，大胆暴露自己的思想，严格改造自己，对组织忠实坦白。她曾在家庭问题上向组织谈自己的看法，分析家庭对自己的影响，努力正确对待，和家里的资产阶级思想做斗争，帮助家庭认识错误。”上海的红颜遗事 第二部分 上海的红颜遗事 第二部分（5）仲婉说：“是有这么回事的。那时候说她妈妈有资产阶级名利思想，她自己也想，出身在这样的家庭里，自己将来要是平平淡淡的，就是没有争气，没有出息。那时候，这种思想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开会的时候，她就自己说出来，说自己那是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了。”“同学们反映她对人不够真诚，在组织的帮助下，她找到原因，是因为没有像雷锋一样带着阶级感情去关心同志们，联系同学比较少，对同志有时采取不信任的态度。”仲婉说：“当时是这样说的。在附中的时候，大家对姚姚就是这样的意见。她的确就是这样的人。现在想起来很自然，可那时，人人都不满意姚姚和人的距离。一提意见，一定有这一条的。那时候是要求大家不能藏着一点点事，全都要说出来。”她看看我，“你不能相信吧，当时就是这样的。我想起来，也不能相信自己经过了这样的年代呢。我是很爽气的人，心里本来就藏不住事，所以当时这方面的压力不算大。可姚姚就不同。她必须要把一点一滴都说出来才行。”“她说吗？”我问。“说的。”仲婉说。“说了什么呢？”我问。“她那时常常找团员谈心。也找我谈心。我们那时常下乡下厂。她就说，通过和工人农民在一起，感到自己过去的追求和生活方式的危险，也找到了她自己和工农之间的差距啦。有时候我们去听忆苦思甜报告，她也会说对照自己的家庭，痛恨家庭的资产阶级生活什么的。在学习目的上，她也说要努力与母亲的名利思想做斗争。”仲婉说。“姚姚同学对照了自己家庭，从一个理所当然的过程，转变到痛恨并用行动抵制家庭在生活上的拉拢。”在团员登记表上，我还看到这样的记录。“是有的。”仲婉说，“后来她妈妈给她买衣服，做皮鞋，她就不要。”“可那怎么就是拉拢呢？妈妈打扮女儿，不是天经地义？”我说。“你要知道那时候的人。那时候的人，就是要自己骂自己，越骂得凶，就表示自己革命，自己干净，自己有觉悟。要是你不这么做，就说明你落后，你心里有见不得人的东西，还不肯拿出来。所以大家都拼命检讨自己。要是看到什么好看的衣服，想了一下：要是自己穿，一定好看。那马上就会想，自己这是资产阶级思想抬头了，贪图享乐。就要在开会的时候说出来，这样才算干净了。”仲婉说。原来，在那时，姚姚已经在批判自己的家庭，已经表达出自己和妈妈的界线，已经用这样的方式来表示自己的革命。“那这样自己骂自己，自己骂自己的妈妈，心里不难过吗？”我问。“心里当然不高兴。可是你能怎么办呢。”一个人告诉我说，“那时候就是这副样子的。我爸爸是旧社会的银行高级职员，我那时候也很积极，做到学校里的学生会主席。我也像姚姚一样狠挖家庭的坏影响。你想要进步，就一定要过这一关。只要你有一点不革命的想法，就要把自己的活思想和家庭的影响联系在一起考虑。有时候，自己也会很真诚地想，自己从小生活在那样的家庭环境里，一定也会受到腐蚀，自己就应该格外警惕一点，这样才能成为革命所需要的人。我能理解姚姚的心情的，不一定完全是被形势强迫的，自己也主动。”因为心里对自己将来的生活有着盼望，希望自己能融汇到主流生活中去。听说姚姚总是在外衣上别着团徽，能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她高兴极了。上海的红颜遗事 第二部分 上海的红颜遗事 第二部分（6）“姚姚，她是真的高兴自己入团，真心要求进步吗？”我再问。“那是真的。”仲婉很肯定地说，“大家都知道，落后是很危险的，很多事情会把你排除在外，那时候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被排除在外面，是十分可怕的事啊。”仲婉说。听说上官云珠也为姚姚高兴，她总是鼓励姚姚争取进步，就是在外景地排戏，给姚姚的信里，也总教育姚姚小心做人，争取进步。长大的姚姚在革命的名义下和她公然顶嘴时，她总是马上沉默，不再坚持自己的看法。上官云珠那时也一直是要求进步的人。从她的传记里看，那时她参加了社会主义路线教育工作队，到乡下去搞“四清”。四清工作队的生活非常紧张和辛苦，他们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按照工作队的规定，不吃大米，不吃白面，不吃鱼、肉和鸡蛋，还有豆腐和粉条，总之一切好一点的食物。白天和农民一起干活，晚上开会搞运动到深夜。而上官云珠，就是在农村累得吐血了，也悄悄把嘴里的腥味漱掉，再回到会场里去。她是豁出命来，想要改造成一个受到党真正信任的演员。我猜想她这样是为了可以继续自己的舞台生命。我猜想她心里已经非常明白，要是党不把你当成自己人，你就再也演不成戏了。她和熊十力有所不同，熊十力只要有纸笔，就可以继续工作。而她，要是没有舞台和银幕，就结束了。从1940年开始，当一个电影明星，就是她的梦想，她的追求，她生存的意义。她习惯了要为它付出自己所有的东西。而那时，上官云珠已经四十五岁，是一个演员的黄金岁月，因为心智和演技都已经成熟，创造力可能喷薄而出。也是一个女演员害怕的时候，一天天地，在镜子前，能看到作为一个演员扮相上的美貌，用流水的速度，汩汩地在消失。就是不演戏的女人，也会在那时多拍一些照片，知道自己将要老去了。在这样的时候，上官云珠心里一定会着急的吧。但即使上官云珠心里会有这样的想法，她也从来没有告诉过姚姚，从来没有用自己的想法影响过姚姚。就像那时候许多家庭会做的那样，父母和孩子不会说心里话。大概“通情达理”这样的词，就是这样一点点地，从人的心里铲除出去的吧。而积极的生活态度，就是这样一点点地变得暴烈、单一和政治化。“姚姚要是这样积极要求进步的话，我认为她是受到家庭的影响，家庭的影响要比受到社会上的压力作用大得多。学校里是会有压力的，但我觉得家庭的影响才是决定性的。”约伯说，“那时候我姐姐因为响应学校给党提意见的要求，写了大字报，结果成了右派，被送去青海的劳改农场。那时候学生右派去青海劳动教养，要家长签字，表示是家长送她去的。那天晚上姐姐回家来，我看见姐姐对着爸爸哭了。以后，我家从来不要求我进步，要我入团什么的。我爸爸谨小慎微，他的原则是离政治越远越好。所以我在学校里不和团员说话的。在学校里的压力，大家都是一样大，可家庭影响的不同，孩子就可以有不同的表现。”约伯大概不会跟仲婉讲话吧，要是他们在一间学校里读书的话。那时仲婉是一个率直而淳朴的团支部书记，梳着小刷子辫子，亮着女高音的大嗓门。那么，约伯会跟姚姚说话吗？她是个娇滴滴的女共青团员，穿着在蓝棠定做的搭襻皮鞋和朋街女装店的细腿长裤，那都是上海当时最高级的服饰店，等于现在的古弛皮鞋和宝姿女装。她以仲婉认为“不像”的姿态积极争取着进步。刚刚入学的第一个冬天，姚姚就跟着全院学生和老师下乡，参加社会主义教育革命运动，和她的妈妈一样，姚姚也要白天和农民一起干农活，同吃同住同劳动，晚上开会，查生产队的账，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年轻的学生在那样的日子里学习了鸡蛋里面挑骨头的本领。在农村的两个多月里，姚姚努力地干活，努力地开会。上海的红颜遗事 第二部分 上海的红颜遗事 第二部分（7）“像不像不去管它，不过姚姚是一直比较注意要求进步的。”仲婉说。我猜想姚姚也想要为自己争取光明一些的前途吧。在六十年代的上官云珠家，“进步”意味着许多重要的事情。“你知道她那时有过一个比较认真的男朋友吗？”我问。“在大学里？”仲婉问。“不是你们大学的，是一个研究军舰的工程师。好像是人家介绍的，她妈妈也认可了这个人。”我说。仲婉摇摇头，她脸上失望地笑着。“后来，这个工程师的单位转成部队编制，要是他和姚姚继续保持联系的话，就要离开原来的工作，也不能进入军队系统，因为姚姚的家庭背景太复杂。知道消息以后，姚姚就主动和他断了联系。以后，她再也没有对任何人提起过对他的感情。”我说。“那时候，这样的事经常发生。那时候出身有问题的人，处处要碰壁的。不过我不知道姚姚也遇上了。”仲婉说。姚姚是一个位置很尴尬的人，她不像约伯那样完全断了念头，也不像桂未殊那样理直气壮，不像仲婉那样明朗直率，也不像程述尧那样被打了左脸就再递上右脸，她总是在边缘的地带，不太知道，不太甘心，不太单一。仲婉说：“可是姚姚还是和别的同学不一样，虽然她也和大家混在一起笑，可她心里还是有事。等她静下来的时候，还是能看出来，她心里还是藏着什么不高兴的事。像小时候一样，她嘻嘻哈哈说的事，仔细想一想，都没什么内容。她从来不说她家的事，从来不请朋友到她家里去，我就从来没到她家去玩过，暑假寒假，都是她到我家来。其实我们两家只有五分钟的路。其实，她心里到底想什么，我还是不了解的。”能不能说，姚姚的确是一个往心里藏事的人，同时她也是一个不肯诉苦的人呢？要是一个人愿意把自己不快活的事说出来，比较容易放开，也活得比较容易。而要把那些事都放在心里自己藏着，不容易。而姚姚是那种将苦果连皮带渣全都吃进，吞下，不让人知道，只是自己拼命努力摆脱的人。所以，她第一个正式的男朋友，因为她的出身而离开她。对这样的事，姚姚到底有什么感受，有没有难过，谁也不知道。而作为母亲的上官云珠，对自己的过去将孩子拖累，又有怎样的感受，也没人知道。“姐姐和妈妈一样，到哪里，哪里就热闹，就开心。她们都从来不说自己心里的苦处。我觉得她们是想尽量保持她们的自尊。”灯灯说。是的，想起来了，1947年在片场，在演一个被侮辱的弱女子时，上官云珠哭得拍不下去，但她并没有对任何人解释失态的原因，只说了一句：“金妹就是我呀！”那一年，姚姚三岁。要是她们母女在各自的环境里拼命努力，是以为靠自己的努力可以最终改变这一切，那就是她们对世事的天真。比起约伯一家人来说，她们太天真。上官云珠的天真让我感动，因为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从旧上海的明星路上过来的女子，像她那样靠自己奋斗出人头地的，在心里，还保持着这样清白单纯的理想主义的世界观。而姚姚，看上去是和妈妈感情上那么疏离的，又进入反抗期的女孩子，继承的是妈妈积极乐观的世界观，还有对命运与社会的倔强。姚姚到底是跟着妈妈长大的孩子，我的意思是，也许她们不亲，但是她们很像。上海的红颜遗事 第二部分 上海的红颜遗事 第二部分（8）我看到了她们家最后一张全家福照片。那是在1965年的夏天照的。灯灯已经长得比姚姚还要高了，但是他来上海过暑假的时候，姚姚一回家，还会冲进门去到浴室里找到正在洗澡的弟弟，一把抱住了他正站在浴缸里、湿淋淋的身体。姚姚和上官云珠都刚刚从乡下回上海。姚姚这一次和音乐学院的同学一起，在奉贤农村住了七个月，参加四清运动。在照片上，还能看到姚姚被乡下海边的阳光晒得结实了的脸。音乐学院的老师在农村创作了许多有民族气息的歌曲，学生也在农村排练一些节目，带回上海演出，作为下乡的成果。《不忘阶级苦》就是在四清下乡中的新歌。“天上布满星，月亮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这支歌里这样唱着，带着听上去属于学生的抒情，那一定就是姚姚在奉贤乡下某一个晚上的生活写照。听说，学生们在乡下四清，组织农民开斗争大会，也逼死过地主和富农，逼疯过他们的孩子。在城市里，资本家被送到远郊的改造学习班去。在阶级斗争的旗帜下，人和人之间严酷的莫名的疯狂的厮杀已经开始，我不知道姚姚和上官云珠是不是知道这样的事已经发生了。那张全家福照片，现在已经发黄了，四面切着六十年代上海照相店通常会切的花边，简陋的讲究。照片上，他们穿了三件白色的衬衣，男孩子，女孩子，母亲和孩子，一律的白色衬衣，最简单的式样，有着像蝼蚁一样的温顺，让人感到了那个时代的紧缩和严厉。人们开始自动抹杀自己的特征，以求混进人群中，得到心理上集体的温暖，就是上官云珠的家庭也不例外。在那样像危卵一样白的白衫里，他们的笑脸上带着照相店里大灯的阴影，那应该是从左面来的灯光。那家照相店在那个街区里名声不错，照相的人得在楼下开了票，在柜台上领到一只装照片的信封，再上楼照相。楼梯是木头的，踩上去咚咚地响。上面的摄影师是个中年男人，要是他手里正忙着修照片，就头也不抬地说：“镜子那里有梳子，先自己整理整理。”镜子里反映着灯光，梳子用一根白麻绳吊在镜子边上的墙壁上，锯齿里留着别人头上的气味，有时是凡士林的油气，让人想到，也许上一个用梳子的人，是个中年的讲究的银行职员。我小时候也到那里去照过相，我能够记得那间不大但有趣的摄影间，没有窗，在空气里带着隔壁暗房里显影液的酸气。屋子中间放着一个木凳子，比通常用的要宽，屋角上有一些用三脚架支着的大铁灯，黑色的，灯泡很大，鼓着，像高度近视的眼球。地上爬着很粗的电线，走过去的时候，摄影师会提醒你当心拖倒了大灯。他的脸上带着照相店里的摄影师通常有的怀才不遇，还有一些倜傥。我会怕这样的摄影师，因为觉得自己大概不能做得让他满意。但我想，上官一家一定不会这样想吧，也许那类似电影片场的气氛会让她兴奋起来的呢。当大灯突然亮起，美丽的眼睛像钻石被放到灯下一样，熠熠闪光。他将头埋在黑色的箱子里，从镜头里看着他们，然后走过来，将他们没有放正的头或者肩膀轻轻搬动一下。他并不是真的温和，可他说话的声气非常轻，是照相店里的摄影师那样的耳语。他轻轻说：“过来一点点，来，来，好！”像大人哄孩子那样，又像一个*的男人对待他已经不再喜欢的女朋友，礼貌忍耐里有一点点不耐烦。上海的红颜遗事 第二部分 上海的红颜遗事 第二部分（9）他的手指上有照相纸酸酸的气味。然后他走回去，到黑箱子里再看看，接着从黑箱子里拿出一个连着箱子的橡皮球，捏在手里。他站在右面的灯下，脸上突然就露出了很夸张的笑。因为他怀才不遇的样子和他的倜傥，所以他突然笑的时候，你心里有了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他对照相的人说：“来，笑一笑，高兴一点，来，笑，好了，笑！”于是大家就笑了。要是你不笑，他就不高兴。他是一个真正的照相馆摄影师，不能容忍他手里拍出一张不笑的合家欢照片。也许是我多心了，我感到了那张欢笑的合家欢里，在灯光阴影的笑容里，有什么别的东西，像在皮肤下的动脉血管那样跳动着。我能看见在灯灯的笑容里，有着温和的妥协，是“既然你要我笑，我就笑吧”这样的妥协。那时，他是一个寄居在爷爷家的少年，他看到别的表哥表姐的衣服，在换季的时候，都是从大箱子里，和爸爸妈妈的衣服一起取出来。只有他，一年四季的衣服是一个人单独放一个柳条箱子，好像随时可以一提就走的。在一个大家庭里，他却有自己独用的脸盆，独用的毛巾。人人都对他客气，可他从那样的客气里知道，因为他们不是你的父母，所以才会这样的客气。他羡慕姐姐被妈妈痛骂，因为那是亲人才做得出来的事，因为她爱，所以她用不着客气。上官云珠和姚姚都笑得用力，可姚姚用力笑的嘴唇让人能看出来，她到底还年轻，还不懂得怎样将一个笑容，像威尼斯的狂欢节面具那样完整地罩住整张脸。上官云珠则已经懂得了，她开始发胖的脸，真的像一个安宁端庄的慈母。而看她的眼睛，我总是觉得，那不是一对高兴的眼睛，虽然它们美丽地弯着。那时，姚姚已经和她的工程师男友分手，上官云珠已经没有戏可演。姚姚已经入团，上官云珠已经不再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姚姚已经长大，她的命运已经让她感到了那严厉的脸色，与她的童年经历比较，好像仍然没有大的不同，和她没有关系的东西，拿走了她的爸爸，又拿走了她的男友，她已经改姓为韦，那是她妈妈的本姓，叫耀。这个字，我想是寄托了她妈妈的希望。她的大学学生证上，已经叫“韦耀”了，上官云珠已经开始老了，她的命运还是没有像她渴望的那样给她机会到达自己的理想，她是一个好演员，可是她没有遇到过一部真正让她发挥出自己才能的电影，一部也没有。她还在努力着，她还不知道，在她的乳房里，癌肿正在形成。每天，一个癌细胞会分化成八个，像渐渐向他们全家默默走来的危险一样，很快就会把他们完全吞噬，而且是以一种让人们觉得是他们咎由自取的姿态。此刻，他们都还不知道，都想努力让自己感到安全，除了灯灯，他们都抱着“事在人为”的世界观。那是上官云珠信守了一生的世界观。因此，姚姚拼命努力，要做一个红色青年，上官云珠拼命努力，要做一个能够上戏的红色演员。而一个紧接一个的运动，像隆隆的雷声一样带着不寻常的雷暴来了。他们一定也听到了那些雷声，只是他们还不知道什么要来了。也不知道它要将像白衬衣那样单薄的保护撕去，要是说那白色的衬衣更像是投降的白旗的话，它也不会理睬，也不会怜悯，更不会放过他们。1965年的夏天，他们的笑颜和白色的衬衫，像巨石下的危卵那样泛着微光。也许是我多心了，我天天和他们的照片在一起，和他们的故事在一起，当他们在自己的命运里一天天往前走的时候，我站在四十年后的岁月边上，已经知道了他们将来的命运。也许，在他们和历史中间，只有我这么一个人，像元朝的曲里那个宋朝的鬼一样，朝天甩出一个悲怆的水袖。上海的红颜遗事 第二部分 上海的红颜遗事 第二部分（10）三十五年过去以后，我在一家台湾人开的日本式咖啡馆里见到了程钰先，他是姚姚的一个朋友。他的头发已经花白了，但皱纹并不多，他的眼睛里带着一种打哈欠时候会有的泪色，我看着他，我想起来别人的眼睛，我还是第一次这样，在几个月里，总是看着四十年代出生的人的眼睛，听他们说。他们的眼睛常常有这样淡淡的泪色，那是因为眼睛已经开始老了吗？在他们这一代人开始老了的时候，眼睛原来是这样的。他说：“姚姚常常让我为她放照片，从前她拍的照片已经找不到底片了，*前的照片也丢了不少，她从人家那里借了照片来，年轻时代，我喜欢拍照和暗房技术，就为她的照片翻拍放大。她有时点着那时候的照片说，那是她最好的时候。”“是具体什么时候？”我问。“就是上大学的时候吧，也是剪着短发，也是夏天。”程钰先说。1965年的时候，她在奉贤乡下参加四清运动，直到6月才回学校上课。9月，学校把全校学生分成十七个小分队，由青年教师带着，每周下工厂半天，边劳动，边参加艺术实践。这是向草原上到每个牧民点去演出的乌兰牧骑学习。姚姚跟着下工厂去了。11月，全院开始在党委的号召下学习另一个雷锋式的忠诚战士王杰，那又是一个全国范围的学习运动。学习他“对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暖，对敌人像严冬般的寒冷”的精神。整个音乐学院的师生都参加了紧张的排练，12月，他们在上海音乐厅举行“歌唱王杰——师生创作音乐会”。姚姚所在的声乐系担任了音乐会的大合唱部分，演出了大合唱《一心为革命》。然后，他们又开始排练《焦裕禄之歌》，这也是一个大型合唱，有五部分组成。包括《迎困难立誓言》，《跟着书记千里走》，《风雪进柴门》，《改天换地战自然》和《红松岗前表壮志》。演出的时候，他们换上学校合唱队统一的演出服，浅色的绸子衬衫，深色的裙子，上面还留着在服装箱里压过的皱褶。音乐学院的礼堂门厅幽暗，散发着乐器的木头气味，高大的门敞开，能看到里面剧场墙上黄色的壁灯光，它们照亮了一排排木头扶手的座位，带着剧场那种充满了期待的昏暗和不安。四下里弦歌四散，小提琴在调音，小号在试音，后台的地板上拖满了电线，合唱队站上了木头楼梯，雪亮的灯光照亮了年轻的脸颊，它们像苹果一样发光。声乐系同学的嘴里，散发着一股子中药气味，那是他们在繁重的大合唱排练中，唱哑了嗓子，校医务室的医生们特地用中药配了保喉汤给学生，他们嘴里的气味，就是保喉汤的气味。姚姚在演出的时候还和同学穿着演出服照相留影。也许，这就是声乐系的两年级学生韦耀，在日后所感到的最好的日子吧。1966年的5月就这样在《红松岗前表壮志》的歌声中到来了。那一年我将要上小学一年级了，夏天的时候，我妈妈为我买了一个人造革的蓝色书包，虽然空空的，可也有了点人造革的重量，就像我心里对小学的期待，因为要开始当大孩子了！那个夏天我摔破了膝盖，每天傍晚洗澡，用水冲干净身上的肥皂时，都疼得大叫。我哥哥的回力牌球鞋放在大门边上的暗处，散发出类似浙江人家窗上吊着的大风肉的臭气，而他们很自豪自己的鞋子竟然能散发出那样强烈的气味，常常忍不住把球鞋端到鼻子前面去闻。我妈妈见到除了骂他们，还把我从走廊里拉开，说：“你不用看他们那些臭男孩的样子。”上海的红颜遗事 第二部分 上海的红颜遗事 第二部分（11）那一年姚姚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在学校里参加由当时的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张春桥授意，由党委组织的对院长贺绿汀的批判。开始的时候，还去上课，只是每星期一、三、五的下午集中学习*文件。到5月下旬，就开始停课批判贺绿汀，不几天后，学生们在学校开了对贺绿汀的批斗大会，给那个瘦小的老人戴上了自己用白纸糊的高帽子，把他打扮成中国传说里的鬼。小小的校园里贴出了四千多份大字报，有三百多人的学校，在大字报上有一百十六个人被点名批判。我爸爸妈妈难得回家来吃晚饭了，哥哥整天在学校里干革命，饭桌上只有我和照顾家的姑妈，我们就在厨房里的小桌上吃饭。四方形的煤气灶下的烤箱门开着，里面放着姑妈留的牛奶瓶上的厚纸，小线头，坏了的锅盖，姑妈不会用西式的烤箱，她就把它当成小柜子，姑息着我们家的蟑螂。远远的，我们听到马路上的高音喇叭响，那是学生开上街的宣传车，在车顶上装着大喇叭，叫着革命的口号。这样的车总是慢慢地在街上开过，它发出的声音充满了安静的房间和走廊。姑妈不让我出门，她说：“女孩子看热闹就没有好事。我从来不看热闹，从小就不看，有人在街上围作一团的时候，我马上走到马路另一边去，连头都不回，连眼睛都转到另外一边去，一眼也不看。”“你不懂。”我对姑妈说，我嫌她是吃素念佛，一辈子不出门工作的人，不懂外面的事，姑妈最凶的时候，也不过是在晚上到厨房里开灯，发现四下里逃散的蟑螂，她追着去踩死它们。其实我也不懂，远远的，我听不懂宣传车上到底叫着什么，那是从来没有进入过一个孩子和一个家庭妇女生活中的句子。“应该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吧，那时候大家都叫这样的口号。”仲婉说，“音乐学院也乱了套啦，学生都停了课，许多教授都是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揪出来批判，我们当时的院长贺绿汀第一个被打倒，关在学校里不让回家。”“应该还有革命歌曲吧，毛主席语录歌，还有《大海航行靠舵手》那样的歌。”贺元元说。她是贺绿汀最小的女儿，那一年刚刚进音乐学院学小提琴，是十八岁圆脸的女孩子。她的父亲已经在学校里游斗，她和她的姐姐贺晓秋必须跟着学生参加父亲的批斗大会。到了喊口号的时候，她们也必须在众目睽睽下举起自己的手。“那时候，到处都能听到那种《大海航行靠舵手》。”“说不定我小时候听到的宣传车，就是你们学校的红卫兵开出来的呢，我家离你们学校很近。”我说。“可能啊，音乐学院那时候有一百四十一个战斗小组，除了我们这样的黑五类子女。”贺元元说，“我们只有听到这种声音心惊肉跳的份。”“可能啊，我们学校的红卫兵常常出去宣传毛泽东思想。”仲婉说。“说不定你和姚姚正在车上呢。”我说。那时，我已经看到过她们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里跳忠字舞的照片，后排那个戴眼镜的青年，就是当时上海音乐学院唯一的指挥系学生桂未殊，他将手臂平举在胸前，迈着工字步，那是忠字舞的标准造型。可他的脸看上去却像一个沉浸在自己世界里的科学狂人。小时候，我常在街头看那样的忠字舞表演，跳舞的人，大都是从校园里来的学生。他们年轻的、喷红的脸上流着汗。他们的动作都很有力。当他们高高地抬起手臂时，可以看到他们腋下有一大块衣服，被汗水浸湿了。用木板搭起来的舞台在他们的脚下浮尘滚滚。上海的红颜遗事 第二部分 上海的红颜遗事 第二部分（12）“那不会。”仲婉摇着头，“不会不会，那时我们都是家庭出身有问题的学生，姚姚就更不用说了。她生父在美国，美国那可是中国人的头号敌人，她妈妈又是旧上海的电影明星。我们老实说，没有资格在宣传车上。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只能属于在边上看的那一类。出身好的学生先起来造反，大辩论啦，斗反动学术权威啦，贴大字报啦。像燕凯那样的红五类干部子弟，他是我们学校第一批起来造反的学生。”“姚姚是在那时候认识他的？”我问。“那时候他们互相还不认识吧。燕凯是民乐系吹笛子的，比姚姚小一级。”仲婉说。“‘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对的，常常听到大卡车上叫这样的话。”张小小说，那一年，她和姚姚一样，也二十四岁了，和姚姚不同的，她是一个悄悄站在远处看世事的女孩子，她和我住在同一条小马路上。她说在家里听着由远而近的喇叭声，总是吓得心头乱跳。“最早知道*的时候？让我想想看，好多年以前的事了。我想大概是那一天，我看到爸爸在他们的房间里和妈妈说话，爸爸在流眼泪。后来爸爸妈妈告诉我，爸爸在报社里被人当成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被人贴了大字报，那时候被人贴了大字报还了得吗？是大事情了。爸爸妈妈说我是孩子里最懂事的，就告诉了我一个，叫我不要对别的兄弟姐妹说，我对谁也没说，但我心里真的担心，总是害怕。走在路上，看到别人家抄家了，心里就别别地跳，怕自己家也抄家。后来姐姐在学校里也被别人贴大字报了，大字报上说的只是些小事，姐姐回家来哭，爸爸还安慰她。我那时候觉得爸爸真好，他自己心事那么重，还安慰姐姐。”“那时候，大字报还不是到处都是吧？”我问。“开始的时候还不是，所以被人贴了大字报，打击是很大的。”张小小说。“姐姐告诉我，建国路的家里，贴满了妈妈的大字报。有的话说得很难听。大字报一直贴到家里的大门上。门上被来抄家的人砸得全是洞。开始还关着。后来常有人来砸门，贺路怕把门砸坏了，也怕砸门的声音吓着妈妈，就一天到晚敞着门，谁愿意进来就进来。妈妈那时候头部已经动了手术，常有思维障碍。她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有人砸门她就怕极了。就是那一年，妈妈的所有照片，包括剧照，全都被烧光。一些是抄家的人烧的，还有一部分是贺路害怕，自己动手烧的。到二十年以后，要为我妈妈开*昭雪的追悼会时，家里连一张妈妈的照片都找不到。”灯灯说。“后来，我到表哥家吃饭，他家在复兴中路上。那是个礼拜天。下午我们出来，看到复兴路上走来走去，都是红卫兵。他们看到穿得好看的人，就拦住人家，看到头发卷的人，也拦下来。把人家的头发剪掉，裤子剪开，从裤脚管那里开始往上剪，说人家是穿细腿裤子，其实根本不是什么细腿裤子。随便他们高兴。马路上好多人被剪了头发和裤脚管，因为上海人在礼拜天的时候还是注意穿着的。我吓死了。我是天生的卷发，回家去，马上用发夹把卷的头发全都夹在头上，不让人看出来。我也不敢穿皮鞋了，红卫兵要是说你是尖头皮鞋的话，就叫你把鞋子脱下来，扔到火里烧掉。我从那时开始找布鞋来穿。”张小小说。上海的红颜遗事 第二部分 上海的红颜遗事 第二部分（13）想起来了，那一年街上是有火光，人们在街上烧书、唱片、高跟鞋、口红和画轴。火光在绿色的梧桐树下金灿灿的，像孩子舔着蛋筒冰激凌的柔软而灵活的舌头。在大街上看到有女人被剪了头发，用两只手捂着头上被剪得不成样子的地方哭。树上婆娑的绿叶遮住了太阳光，但街上还是很热。也许是因为那些到处燃烧的火光，它们冒着黑烟，蒸发着焚烧的臭气。到火灭了的时候，在灰烬里能看到各种各样被烧焦了的皮鞋。“他们恨穿得好看的人。”张小小告诉我说。“那天你被剪了裤子吗？”我问。“我没有。”张小小说。但是姚姚被人剪过裤脚管。听说她被人在路上拦下来，说她穿小裤脚管裤子，就剪开了她的两只裤脚管。她弯下腰，把剪成一块布的裤脚管挽上去，使它们看上去像一条中裤的宽宽的翻边，姚姚当街整理妥帖了，然后转头走开。“姐姐就是这种人。”灯灯说。这时的姚姚，已经不是约伯记忆里的惹哭精了，她可以在1966年火光熊熊的街道上镇定地整理自己被剪坏的裤子，看不出害怕和惊慌。姚姚在这举动里，除了爱美，一定还有不甘，她不肯让人那么容易就摧毁你在大街上广众前的仪态。要是遇上约伯，也许那个举动叫做反抗，可是，共青团员，学雷锋积极分子的姚姚，那就叫不甘。可这不甘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仲婉在看姚姚扮游击队员时曾感到她的“不像”，在这“不像”里，大概有什么东西，被深深地埋住的，是和这一天姚姚的不肯示弱有联系的吧。有时候，有的人也把这样的心劲，叫做“虚荣”。那是一种没什么理性的心劲，而不是理想。像一股河水在激流中撞上了石头，看那惊涛骇浪的样子，好像充满了斗志，可是，水的本身一丁点要一往无前的意思都没有的。当姚姚回到学校，和同学们一起收听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北京大破“四旧”的消息以后，她看着学校的红卫兵同学马上冲出校门，上淮海路破“四旧”去了。“街道上到处烧着火堆，有人家被抄了家，抄出来的东西就堆在人行道上烧。开始的时候还觉得新奇，别人家的东西一下子全都暴露在外面了，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后来不久，我家也被抄了。那是9月2号。差不多同时，姚姚家也被抄了。”张小小说。“你到她家去看过？”我问。“姚姚后来告诉我的。她妈妈看到红卫兵来抄家，吓得躲在门后面发抖。”张小小说，“那么漂亮的人，那么要强的人，真的很可怜呐。”“姚姚她怎么说？”我问。“她说，妈妈真可怜。”张小小说。那么说，姚姚那时还是回家看过妈妈的，上官云珠那时已经被人从医院赶了出来，被电影厂的红卫兵批斗了。听说被红卫兵打得头破血流的上官云珠怕红卫兵也会打姚姚，叫姚姚住到学校里，不要轻易回家。手术后，上官云珠已经不能好好说话，只有家里人能听清楚她想要什么。那都是在8月底发生的事，姚姚回到学校住，听到了民乐系的副教授自杀的消息。到了9月，一开学，学校中大部分学生到北京去参加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贺绿汀在音乐学院读书的两个女儿贺元元和姐姐贺晓秋随着学校同学到了北京，可因为她们的黑帮子女身份，不让她们去天安门。姚姚和仲婉留在学校里，她们听到在校园里被打的老师发出的惨叫声，她们听说学生让一对教授夫妇对面站着，脱下自己的鞋，用鞋打对面人的耳光。要是不打，要是打得轻了，就被红卫兵打。第二天，她们又听说这对教授夫妻自杀了。他们在夜里开煤气自杀。为了减少痛苦，他们事先吃了大剂量的安眠药，以保证自己能够安静而庄严地离开生命。他们自杀的方式是那样有吸引力，连当时不在学校里的贺元元和贺晓秋一回来也听说了。听说后来贺晓秋自杀，也学习了老师的方法。校园里的教授们几天里就死去一个。按照当时的说法，他们全都是用上海的红颜遗事 第二部分 上海的红颜遗事 第二部分（14）自杀来反革命的现行反革命。“但是我记得的，不完全一样。”在学校医务室里经历*的校医葛医生这么说，“对打的，不是一对夫妇，而是附中的老师们，那时造反的学生让有问题的老师站成两排，对打。自杀那对夫妇，妻子是附中的副校长，教基础理论的。那天也在被迫对打的队伍里。她的个性很强，根本受不了这样的人格侮辱。我听说的是，妻子想要自杀，丈夫是我们学校作曲指挥系的系主任，他们就一起自杀了。他们是吃了安眠药以后，开煤气自杀的。那时我已经在医务室当校医了，这种在校园里发生的自杀的事，通常就会先请校医去看，我有一本学校死亡人员登记本，对学校里死的人做登记。“但是他们并不是第一个自杀的教授，第一个自杀的教授是民乐系的陆修棠教授，他跳了河。“而那个开煤气自杀，死的时候穿得很漂亮，并且化了妆的教授，是钢琴系的李翠贞教授。她是贺院长特地从国外请回来教钢琴的。平时她很注意修饰自己，1965年以后，别人都不敢穿得好看了，她照样子穿白色的高跟鞋，旗袍，擦口红，别人说她，她也不在乎。她自杀的时候，穿白色高跟鞋，擦好了口红。“我们学校还有一个教师，那时候刚刚从苏联留学回来。他也被整得一心想自杀，跳楼，没有死成，割脉，又没有死成，用铁丝戳心脏，戳伤了，但是仍旧没有死成。后来他就疯了。”葛医生说：“还有那些被打的人。红卫兵要我去看，他们也怕在自己手里出人命。打得很厉害，有的人被打得肿了，肿得把皮肤都绷裂了。有的人被踢得眼睛都睁不开。红肿，出血，骨折，内出血，我都留了病史记录。后来音乐学院形势变化了，原来的红卫兵被新起来的造反派打压下去，于是，原来打人的人，现在就轮到了被人打的命运。那样的人也是我去处理的。被打破的伤口要做清创处理。太疼了，也开给他们一些止痛片。还有被斗的老师们，有病的，不能再被斗了的，我为他们向造反派和红卫兵做病情证明。”“你怎么想呢？”我问。“我是医生。我的本职工作是救死扶伤，治病救人，这是毛主席说的，基本的人道主义。”校医这么说，他眯起了温和的眼睛，“在那些年，我看到了校园里那么多血腥的事啊，我恨打人的人。”“上海音乐学院的*好可怕啊。”在贺元元家我遇到了一个男教师，那时他也还是个学生。他的脸，在回忆中渐渐皱了起来，皱纹一条条在加深，像核桃那样深而且硬的皱纹。他对我说，“提起来，不知道说什么好。常常能听到惨叫的声音。”是啊，惨叫的声音充满了原先晨晨昏昏弦歌四起的音乐学院，这就是“*了”。1966年9月，音乐学院的北大楼，当时学校里最高的大楼上挂下两条大标语：“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两条在热风里猎猎作响的大标语揭开了音乐学院按照人的出身划分革命与否的序幕。红卫兵按照毛泽东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五条出身标准，划分出没资格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类人子女，那就是在1966年的中国青年里如惊雷灌耳的黑五类子女。因为上官云珠属于三名三高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姚姚在上海音乐学院成为黑五类子女。上海的红颜遗事 第二部分 上海的红颜遗事 第二部分（15）当时的音乐学院，有不少同学的家庭出身都比较富裕，大多数父母被细究起来，总会有这样那样大大小小的问题。那些人都在各系召开的表态大会上，一一表示和家庭划清界限，加入到革命的行列里来。姚姚在声乐系的学生大会上表态，坚决与母亲上官云珠划清界限，站到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来，以后不再回家去。后来听说，姚姚去参加了电影制片厂对妈妈的批斗大会，并且贴了一张给上官云珠的大字报。“那时候大家都这样做的，每个人都得表态，谁也没法子逃过去，而且大家都这么做，也无所谓对自己的家庭就真那么大逆不道。那时候，要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嘛。”仲婉说。而且，姚姚在1965年以后，已经学习过怎么做了，在她争取入团的时候就已经练习过怎么说，说什么，她对这并不陌生。只不过这次，对家庭的划分更残酷，自己的行为也就更暴烈和公开。她早已明白，出身在她这样的家庭里，重在自己的表现。所以她还像从前那样认真地参加运动，积极要求进步，明确地表达出了自己要坚决和无产阶级站在一边的决心。“我和姐姐就没有和爸爸划清界限。”贺元元说，“那时候我在音乐学院刚读一年级，姐姐是作曲系1966年的毕业生，要不是*，她已经毕业了。要说压力，在整个音乐学院的学生里，没有人比我们受到的压力更大。我们和爸爸在一个学校里，爸爸是被市委点名打倒的院长。我们周围的同学一下子全都不理我们了，和我们划清界限。在校园里遇到有些原来要好的同学，我和姐姐也不会主动和他们打招呼，怕我们连累了他们。连每天到食堂里吃饭，都没人要和我们坐在一张桌子上。我们得天天留在学校里参加运动，不能回家去，我们家被红卫兵抄得一塌糊涂了，我小时候留下来的洋娃娃也被抄家的人用刀砍成了碎片。要是他们想要打你，你也无处可逃。那时候我小，不像姐姐，她想得更多，顶得更厉害，我跟着姐姐，我们就是不服气。”贺元元说着，睁大了她的眼睛。她仍旧有一张孩子气的脸。当她回忆起自己受到的侮辱时，她倔强地紧闭着像孩子那样薄薄的嘴唇，睁大了眼睛。她脸上的样子，像一个死死抵抗但已经遍体鳞伤的孩子那样绝望和愤怒。许多年以前，对她来说那个命运突然翻覆的夏天，她也许也是带着这样的表情度过的吧。她不相信自己的父亲是坏的，像人们说的那样。她父亲和姐姐的不屈不挠的抗争鼓舞了她。可对姚姚来说，她早就被教育过，面对家庭和社会的对立，自己应该怎么做。像洪水通过已经挖好的渠道那样顺理成章，姚姚也像从前自己经历过的那样，积极要求进步。她去电影厂贴了大字报，和正在被批斗催逼，被惊吓，被打骂侮辱，而已经重病缠身的妈妈划清界限。“那时候大家都那么做，以求过关。”仲婉说。“那时候你做了什么呢？”我问张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