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幸福～席慕容-5

起一股袭人的阴气，原来是山高太阳低，山峰遮住斜日，尽管远处还明亮如镜，暮色却早一步到了山腰。虞歌说：‘走吧，款晚先投宿。’我问今夜宿在哪里，她伸手向前一指，远处林梢挂着一匹灰白色的罗纱，我知道那是炊烟。”整段文字就是一整幅深深浅浅有风声也有日影的画面，深的地方不能再加一笔，浅的地方也不能再减一分。抗战到今天作者提笔的时候中间已经有四十多年了，四十多年以前一个荒山中的夕暮刻在少年的心上，竟然可以刻得那样深、那样清晰又那样动人。我想，除了是因为“当时年少”和“今日的功力”之外，恐怕还是因为有着那一颗象金子一样的心的缘故吧。３当然，如果只是赞叹作者写景写情的功力，这个世界上写得好的人有那么多，我们只需要静默领受，含着感激的心去阅读就可以了。但是看“山里山外”却一直有着一种非要说出来不可的感动。和朋友交换读后心得的时候也是这样，抢着要说话，抢着要说自己最喜欢是那一段和那一段，还有那一段。我喜欢作者写他书中的那个号长：“——中等身材，鼓着个圆圆的肚子，显得很矮；眼球上总是缠着血丝，有人说这是因为他吹号把微血管吹涨了。这副模样，穿上军服也显不出威武，更何况他的风纪扣多半敞开，他的皮带多半挂在肚皮上，他在操场里出现的时候，皮带上又多半挂着一支闹钟，每走一步，那支闹钟就重重的拍打他的大腿，闹钟的打的打指挥他，他就打打的时指挥我们。”这样一个其貌不扬的号兵有着一个愿望，想在这一千多个流离失所的“小鬼”里找一个徒弟来传他师父江南号圣一门的香火，学生们让他失望了，他也只好叹口气说：“唉，年头不同了，现在的年轻人不学这一行了。”但是，等到前来挑战的年轻号兵心服口服向他跪倒求他收留的时候，他却又坚决推辞了，学生不明白为什么，倒是炊事班长了解他：“号长那里是想徒弟？他是想儿子；再说也不是想儿子，他是想老婆！”这样一个寂寞的人几乎可以如愿收到一个徒弟的时候又狠不下心来。原来可以在灾民中买到一个十四岁的孩子，但是在该谈的都谈过了，只等一手交钱一手交人的时候却又被骨肉分离的惨况改变了心意。因此，号长是一个只能顶着老天安排好的路往前认命地走着的中国人，因此，在中秋的夜里，他用号音来安慰游子的时候，心情其实也是和游子一样的——“心里哀也不是，乐也不是，只是在冷清里想一种温柔，在现实里想一阵茫然。”坐在月色里，坐在清光注满大气，流泻漫山遍野的月色里，游子渴望着遥不可及的亲情。“月亮偏西了，月光引起的惆怅，引起的想象，形成一到重担，压得我们永远坐在那里，不能起身。我们甚至连改变姿势的气力也没有。月神把我们点成了化石，一种会流泪的化石。”本来说好是这天晚上取消晚点名，不吹熄灯号的。但是，“就在这近乎麻木和自弃的时候，号声响了，老号长似乎没有睡。今夜，他似乎挂念我们。他似乎把教官宣布暂时废止的熄灯号断然恢复了。他要提醒我们夜深了。他要催我们上床，劝我们珍重。今夜的熄灯号比平时低沉一些，比平时缓慢柔和。号音象暖流一样冲刷我，由我的头顶沿着脖子灌下，使我全身酥麻。我没有动，别人也没有。可是号角继续在吹，吹了一遍再吹一遍。他不唤回我们的灵魂、我们的知觉，誓不罢休。他用即生即灭的号音和万古千秋的月魄竞争。一遍又一遍，他吹出那有厚度的声音，有磁力的声音。一遍又一遍，号声音综合了箫的声音，琴的声音，母亲的声音，爱人的声音。一遍又一遍，他简直要把月光吹熄。一遍又一遍，他终于把一块块化石吹醒。”每次读到这里，都不自禁地会落泪。我想，王鼎钧已深爱着这一个不平凡的小人物，所以，在全书的最后一段，在好漂亮的火把前，在跳动的火光里，在同学终于和解了的欢呼之中，在巍峨的铁教官出现的时候，他也让号长重新拿起那一把军号来。“终于惊醒了号长，他从阁楼里爬出来，做游行队伍的开路先锋。他以退休之身，披甲再起，反复吹奏一支进行曲，依然嘹亮，依然雄壮，依然如来自天上，依然如九泉相应。４翻开“山里山外”这本书的第一页，在目次之前，就写好了八个大字：“本书人物均系虚构”我想，初看这八个字的意思，好象作者是希望我们把这一本书当作小说来看，最好是不要深究。但是，把全书都看完了以后，再回头来看这八个字的时候，我却觉得这八个字还有还有没有说完的话，没有说完的意思。那个意思就是说：本书人物都是虚构的，但是其中每一个人所代表的生今却都是有血有肉，再真实也没有的。本书中有些情节也许是虚构的，但是在这些情节之后的故事却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的也都没忘记过的。书里面每一个人都在，每一个人都有他特有的声音，特有的形象和特有的举动。请先看这一个：“——我看见那戴着白手套的手。看见黄呢军服上快刀裁过似的棱折。看见斜阳的光线在他黑色的靴筒上弹跳。看见他好象从钱币上走下来的侧影。……我看见了他的高大，等他转过身来站在台口，我又看见他的宽阔。那个站在他身后一角的分校长就是膨胀三倍也赶不上。他是穿上衣服的一块岩石，而分校长是披上衣服的一棵竹。”这是总校长。请再看这一个：“——不料进来的是个女同学，高个子，脸膛黑里透红，颧骨油亮，她是谁？好象见她打过女篮的前锋，名字不知道。”她就是有勇气有胆识的顾兰。还有死用功的申包胥，爱做大哥的何潮高，美丽的有着一嘴好看的白牙的虞歌，喜欢一路走一路画的菊秋，从无戏言而又象谪仙一样的音乐老师，还有愤愤不平的佟克强，这些书中有名有姓的人物都可能是虚构的。可是，那些没有名字的人物充塞在书中的每一个角落，虽然也许只出现一两次，有时候甚至只用两三行就交待了他们的一生，我们却绝不能相信他们也是虚构的了。让我们看这一段：“庙门之外，风正抚弄遍地带芒的麦穗。风也拂过我洗过烤热过的毛孔，特别轻柔。在春风是我看见一队人、一个奇特的队伍走来，人与人之间连着绳子，四条平行的绳子穿过他们的身体，远远看去，这些人好象扶着缆索小心翼翼的通过危桥。他们的目标也是这座楼。等到距离近了，才知道这些瘦弱、疲惫的人，被人家用长长的绳子结成一串，组成一条多肢的爬虫。”这些人是没名没姓没有来处也没有去处的人物，在书中是少年亲眼看到的新征的壮丁，濒临死亡边缘的饥渴的“壮丁”。再看另外两段：“出校门，简直就是钻隧道了，两壁贴满了黑溜溜的眼睛，隐隐的闪着星星点点的光。这么多眼睛看我们西迁！我觉得附近的老百姓全来了，来怜惜我们的漂流，来赞佩着我们的奋斗，来看只有抗战时期才有的壮丽的一景。我们的眼也乌溜溜，彼此隔着重重黑纱，交换匆匆一瞥，流星一样在他们眼底消失。”——在我发怔的时候，多少人从我身旁流过去，领队的何潮高溜到我眼前来，人没停，话留下，他催促我：“跟上去，当心掉队！”‘谁在学校里？’我追上去。‘老百姓点着火把拣东西，拣我们丢下不要的东西。’我听了，惊讶、怅惘和滑稽的感觉混合着袭来。我还以为他们舍不得我们呢，原来，是他们聚集在那儿等着拣垃圾。说不定，我们早走、快走，方称他们的心。难道真是这个样子吗，我不肯相信！”在这两段里面出现的老百姓，甚至连面容都没有看见，只有“两壁贴满了黑溜溜的眼睛，隐隐的闪着星星点点的光”。我们再看一段：“——门外巷内扶老携幼许多人，说是要瞧女扮男装的游击英雄。有个老太太一直追问老伴；‘你看他真是女的吗？真是女的吗？’有个女孩上来拉顾兰的衣角：‘你认识不认识双抢黄八妹？’顾兰受也不是，辞也不是，笑得尴尬。然后，他们把注意力投给陈光明，看他一步高一步低，看他龇牙咧嘴，看他额角比别人先出汗。有个小伙子从后面挤到前面来问：‘你的脸，是鬼子的炮火打的吧，’不等他回答，一把挽住了。‘你要到那里去？我推车送你。’说完，去推他的骨碌骨碌的独轮车。”在这里，老百挂靠近了，有对话了，有行动了。那个壮健忠厚，推着独轮车的小伙子离不开母亲，不能亲自去打鬼子，因此非要让他以为是被鬼子炮火打伤的陈光明坐在他的独轮车不可。在这里，作者让我们看到一个又一个真实可亲的中国人。所以，在全书每一个段落里，充满了我们无论如何也都认得出来的真实人物，我们无论如何都能亲切感觉到的中国人。不管他们是全身蜡黄，濒临死亡的壮丁，是无声无息打着火把去拣垃圾的民众，还是围拢过来表达他们的羡慕与同情的乡民；我们都认为没有一个人是虚构的，没有一个人可能是虚构的。在八年抗战，甚至更长久的战乱时光里，王鼎钧把每一个看得见或看不见的同胞都记下来了。这些血泪经历也许是他身受的，也许是他听说的，在他心里藏了四十多年，这样长久的埋藏终于形成了一种力量，让他不能不写，不得不写。于是，在也是掺和着血泪写出来的字句里，每一个受过苦的灵魂，每一个谦卑忍受过的心灵都顺序地走到我们的眼前来，向我们说出了整个中国的一场浩劫，和浩劫里他们每个人身受的痛苦和忧伤。在读完了这样的一本书以后，我实在很希望王鼎钧先生能在书的最后一页再加上一句话：“本书人物虽系虚构，他们的遭遇却是绝对的真实！”５中国人真是一个很奇怪的民族，在怎样的苦难里都活过来了，在怎样卑贱困苦的境地里都不倒下去，都沉默地忍受着一切、沉默地往前一步一步地走着。抗战八年好象结束了，可是跟随着那一场战争所牵连出来的颠沛流离到今天还没有完。我是个在抗战最后的末期才出生的人，所以，整个战今的阴影并没有直接影响到我。但是，“覆巢之下无完卵”，象我今天这种奇怪的命运也是因着这场浩劫而形成的。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地方竟然可以是我的故乡，所有的知识也不过只是父母所告诉我的一个名字而已。三十多年的乡愁只有在候鸟鸣空而过的时候心中方觉得刺痛，因为我已是一棵移植的树深植在温暖的南国。心里不是没有想说的话，也不是没有埋藏着的故事，但是如果不能把它们用最精确的形式表达出来的话，不如还是继续埋藏起来的好。读了王鼎钧的“山里山外”，终于明白了什么叫做“一个时代的见证”。我想，用整个心灵整个生命去面对着这个世界，在几千万几万万看过来的人中间，总会有一个人提起笔来写的吧，总会有—个人提起笔来写下我们这个时代里所有的遭遇，所有的欢乐与痛苦的吧。如果我是那些不能写的中国人中间的一个，就让我好好地去过我的日子，把我的故事留下来，等着有一天有一支笔会重新将我提起，重新把我从那已经远去的年月里再现出来。如果，如果我是那些可以写的中国人中间的一个，那么，我更要好好地去过我的日子，不管会遭遇到怎样的挫折或者怎样的误解，我都要把它们看成是长路上必经的锻炼，我要努力去面对生活，努力让自己也终于可以保有着一颗象金子一样的心。中国人的遭遇在等待着中国人来写，只有中国人才能明白每一颗逆来顺受的心灵里的光芒与烈火。我想，王鼎钧先生在写“中国人三书”的时候，必定也是有着这样的心情与信心的吧。我向这样的一支笔致我最深深的敬意。[33]卷五 我的选择我的选择没寄出的信悠长的等待国庆[34]我的选择人的一生，总该有一种坚持。总该有一些东西会令你激动，令你沸腾，令你热泪盈眶的吧。也许有人会笑着说这一切不过是愚忠、愚孝、或者是些狭隘的痴情。也有人劝我们应该置身事外，学习用一种客观的态度来观察、来选择。他们哪里知道，我并没有选择的余地。我一点也没有选择的余地。我在这个岛上慢慢长大，在这个岛上读书做事，在这个岛上生下了我的孩子。我所有的记忆都与这个岛有着关联，在所有曲折的巷弄和苍郁的山路上都有着我的足迹。我只想在这一块与我有着极深关联的土地上继续走下去，身旁的每一个人他们的故事他们的心情他们的盼望我都能了解都能明白也都能参与。我活在这里。这无法替代无法舍弃的一切就在我的身边，我毫无选择的余地。人的一生，总该有一种坚持，我的坚持就在这里。我一点也没有选择的余地。[35]没寄出的信夏先生：拜读您十一月十四日在联副上的鸿文——，知道您今年夏天，周游列国，非常羡慕。对您游记中的文采，也非常敬佩。只是，读了您其中的一则——台北之“行”后，心里实在忍不住，想说几句话，希望您能够原谅我的冒昧。在您的大作里有一段话。大意是说您的亲戚有一辆车，芳龄仅三岁，却常常要修理，而且就算是修了也不管用，甚至在您离台返美的那天，在高速公路上咳嗽、发烧及水泻，终于行不得也，使您只好在高速公络上，翻越禁锢，雇车落荒而去。您原文的大意是如此，我对您的遭遇也感到同情。不过，您因为这样的一次经验，就说出了一句“台北的车辆检修方面，不敢恭维。”这样武断的一句话，加在台北所有车辆检修人员的身上，我实实在在不能服气。因为，据我所知，也据我的亲身经验，在台湾的几个大厂，如裕隆、福特和三阳，他们都有很完善的售后服务系统，在很多地区都设有专门的车辆检修和保养场，每五千公里为你的车彻底地检查及修护。我最早的一部车是福特，开到十二万公里仍然得心之手，没出过一点差措。（当然，有时候车内的小灯泡会烧坏，每次检修也总要换一换火星塞之类的消耗零件等等，该换的东西，也会按时换。）后来一部裕隆已经开到十万公里，仍然看起象新车一样。而现在一部三阳喜美开到两万公里了，正是最好的情况，车子灵敏极了。我这样一部部车子地向您数来，并不是向您炫耀我的幸运，（我若有此心，是会惭愧的。）我只想向您说出一个事实，就是说，在国内，有肯设立服务网的企业家，也有肯专心安心为您服务的车辆检修员。可是我们一般人都视这个为理所当然的事，并不会特别写一篇文章来介绍或者宣扬。今天，我一路开车上台北，心里一路在反复地想着您所说的那两句话。我想，其实，您也许只是一句无心的话而已，并没有意思要做一种权威的判定，我实在不必这样激动，这样小题大作的。照我以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生活原则来说，我应该只是自已一个人生上几天闷气，然后再把这件事放到一边。应该就只是知此而已。可是，我发现如果每次都认为这是“小事”，或者是“小小的闷气”，而永远做一个沉默者的话，那么，我就无法面对我的孩子、我的学生、还有我周围的同胞了。夏先生，我希望您下次再回来的时候，能有机会去参观一下散布在全省各地的，裕隆、福特和三阳的修护厂。如果我能有荣幸充当你的向导，我一定要带你到新竹中华路上的裕隆修护厂去。你会发现，修护人员的有礼可亲，技术方面也足可信任。（我不敢说高超这两个字。不过，在德国和比利时的修车厂里，我确实也领教过一些不很高明的服务。）更重要的是，在那里有一种很活泼很快乐的气氛。车辆检修完毕之后，还会有人把车子擦洗得干干净净的交到你手上。多去了几次之后，你还会认得几个微笑的熟面孔，有的是极有自信熟练的技师，有的是有点害羞的夜校工读生，收账的小姐认得你之后，有时候也会请你吃一两颗水果，或者很开心地问，为什么这一阵子跑了这么多公里？夏先生，我一点也没有美化我的经验。或许，我实在是个幸运的人，或许，我与这些修车厂之间的故事只是一个特殊的个案。那么，既然您因为您的一次特殊经验就可以肯定“台北的车辆检修，不敢恭维”的话，想必我也可以因为我这八九年来的特殊经验来肯定“台湾的车辆检修，实在很令人满意”这一种结论的了。说到这里，不禁想起今年八月的美国之行，多年不见的朋友们聚在一起，在房地产与股票之后，就开始痛数当年在国内所见到或受到的种种社会与教育上的缺失，谈兴趣来越高，嘻笑怒骂之余，过去的岁月竟然一无是处。我心里不服气，可是竟然不好意思开口驳斥，因为这样一来扰了大家谈天的兴致，我反而好象会变成那个脸红理亏的人了。此刻的我也有点这种心态，不过，我还是硬着头皮寄出这封信，一切听凭编辑先生的处置了。再一次请您原谅我的冒昧。席慕蓉破上84年11月16日[36]悠长的等待一个女性艺术工作者的领悟我今天才能明白。真的，要到今天，我才能知道，很多事情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只有等时间来证明，很多很多事情只有在回头看的时候才能够得到澄清。所以。在事情发生的当时，要生气或者要争辩似乎都没有什么用处，家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应该就只是安静地等待，等待时光和岁月把所有的证据拿出来。可是，在二十年前，在我的大学毕业美展上，我却不知道要怎样来回答阿雄说的话。阿雄和我们同届，他虽然不是艺术系的，但却因为和艺术系男生同一个寝室的缘故，和我们这一班男女同学走得很近，我们系上的活动他也常来参加。那天，他来看我们的毕业美展，站在走廊接待签名的桌前，用一种很奇怪的语气对我们这些女生说：“其实，你们这些女主根本就是来捣乱的。占了人家男生入学的名额、上课的名额、到今天，又来拼死拼活占了人家得奖的名额；实在没道理！”我们三四个女孩子坐在桌子的后面，原来是微笑着招呼他签名，可是他根本不理会我们递过去的笔，仍然大声地对我们说：“我问你们！你们知不知道？这些第一名第二名的资历对将来要继续干这行的男生有多大用处？你们是来捣什么乱？你们这些女生现在拼成这样到底是要干什么？到最后一个个一出校门就嫁人生孩子去了，这些奖要捧回去当嫁妆吗？有什么用？”我开始生气了，把笔一摔，站起来回答他：“为什么没有用？假如我们以后一直画下去的话当然就有用！你们男生将来还不是会结婚会有家累也会有入改行？”阿雄面对着我，竟然哈哈大笑起来，他用更大的声音对着旁边的同学说：“好笑啊好笑！整个美术史上就没出过几个象样的女画家，她还不明白吗？她还能这样天真吗？”二十年前的我是很天真，所以才会在那天和阿雄吵得面红耳赤。那个时候的我实在并不能明白，原来每一件事情都不是单独或者仍然发生的，所有单一的现象后面都有那潜伏着的来龙去脉。我所处的时代，其实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女性可以完整地发挥她们能力的时代。不管是在东方或者在西方，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女性在受教育的机会上几乎可以说已经和男性完全平等了。因此，一个女性可以在正常的情况下得到和男性完全相同的求知机会，如果她能够善自把握，那么，她所表现出来的成绩应该可以和她所放进去的努力成正比。但是，整个的社会却还没有准备好。这个千年来一直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却还没有准备好，所以才会有人认为是家庭电气化的结果促成了职业妇女的出现，或者因为副刊兴旺才会造成女作家的出头，这单种种似是而非的荒谬说法在近十几二十年中间不断地被传述着，说的人和听的人都似乎暂时满意了，可是，这实在并不是事实的真相。事实的真相并不是这样的。在我们的上一代以前，女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去嫁人和去生孩子。好女孩的一切都是为了准备将来的婚姻，而结了婚以后，好妻子和好母亲的传统定义就是——放弃你自己心里一切的好恶，从今以后，只能以你亲人的好恶来决定你一生的方向。所以，很多妇人就这样交出了她的一生，并且以为这是唯一的道路。而其实在这—条路上，我们还有很多的可能、很多的发展和很多的自由，我们的命运，是上一代以前的妇女所无法想像得到的命运。在这条路上，现代女性所要做的，并不是去和男性争夺什么，而是去和男性并肩往前走去，一起去观察、学习、并且努力去改善这个世界。今天的我，虽然并不是一个特别出色，将来可以走进美术史里的画家。但是，只要女性能够明白自己的命运，也能把握一切的学习机会，能够知道，除了做女儿、做妻子、做母亲之外，我们也可以在几十年的人生岁月里做我们自己另外还想要做的那个角色。那么。我相信，二十年以后，或者再二十年以后，一定会有很多杰出的女性画家可以走进美术史，我相信一定可以的。当然，我现在说这里话的时候，也没办法拿出任何的证据来。但是，假如二十年前的阿雄今天遇见我，我就可以微笑地向他说：“你看，阿雄，二十年了，我还一直在画画，所以我并不是要在心和你们男生捣乱的。我虽然有家累，可是也并没有改行。所以你该承认，女生也有权利把画画当作一生的事业的。”因此，证据的提出需要一种悠长的等待。也需要整个社会的配合，当然，更需要女性本身的自省自觉。让我再说一句吧，我们并不是要去争夺，也不是要去刻意表现，我们只是想在自己这一段生命里做一次我们自己。我们可以用很多的时间来尽量做好一个女性应该做好的那些角色，就像男性也要做好丈夫与父亲的角色一栏。但是，我们也有权利给自己另外走出一条路来，在这条路上，我们只是一个独立的生命。我们应该有权利在某些时刻里，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生命。我们应该是可以有这种权利的。[37]国庆这么多年了，光伟说话的时候仍然带着那种深思的表情，婉丽想起了他的绰号不禁微微地笑了起来。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婉丽和几个同班女孩就喜欢在背后叫他“老学究”。光伟那时候很白很瘦，戴着塑胶黑框近视眼镜，身体微驼，讲话很慢。二十岁的人却好象总带着四十岁的表情一样，让人觉得有点好笑。而现在，坐在访把面前的他大概真的巳经有四十岁了吧。人微微发胖，衣服穿得很挺，皮肤是那种只有在海滩上才能映得出来的均匀的棕色，白金细框眼镜后的面容极有自信，因此，在说话的时候，那种深思的表情反而让他整个人增添了一种成熟的风采了。光伟慢慢地对她说：“都是老同学了，我也不瞒你，这次回来，本来是想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工作的。”他们两人因为交通管制只好仍然静坐在这个咖啡馆里。几年不见的同学，大伟打电话来的时候，婉丽就说一定要请他吃中饭，约了在“棕榈”见面，是因为这里好找。咖啡店在二楼，暗色大玻璃窗下面就是那个十字路口，那个陪着他们这一代一起长大的重庆南路和衡阳路交会的十字路口。现在，楼下马路上密密麻麻挤满了的都是学生，为了明天的国庆游行，每个学校的队伍都来了，又是旗子又是牌子的，看样子，这交通管制一时是不会撤销的了。婉丽并不急着要赶回去，她其实很喜欢这种热闹，喜欢看那些年轻学生挤在对面东方出版社走廊里互相推打的那种快乐。游行还没开始，而且，就算是开始了也不过是预习而已，走错了也没什么关系。因此，这么多制服整齐的年轻人聚在一起心里却并没有负担。反正明天才是真正的国庆，才会有真正的责任，今天的相聚不过只是一场热闹而已，大家都不由得嘻嘻哈哈地打闹了起来。婉丽回过头来问光伟；“你记不记得我们那个时候闹得有多凶？站在总统府前面跟着别人喊叫。还有，那次阿惠一定要把她手上的牌子举得比兆雄的高，结果两个人就踮着脚尖站了一个上午的事，你还记不记得？”光伟微笑摇头，没有说话。婉丽忽然觉得很抱歉，这么多年不见了，人家约她出来是谈正经事，自己怎么老是乱打岔，显得一点诚意也没有。于是，她赶快接着再问一句：“那你有没有和学校接洽呢？”“有是有，台北新竹几个大学都去过了，他们的系主任也对我表示欢迎，说是很需要能开我这种课的人才回来。”“那不是很好吗？”“好是很好，只是这并不只是我一个人的问题。我如果回来定居的话，也还要顾虑到我太太能不能找到合适的工作，还有两个孩子不知道能不能够适应？”光伟讲这段话的速度可是比从前决得多了，大概是个很负责任的丈夫和父亲，对妻儿的关心使他不得不急着向人倾诉他的烦恼。楼下的人群忽然间安静了下来，好象在婉丽看不见的广场那边有人在发布讯号，大家都向着那个方向注视。凝神聆听，仿佛有鼓声远远传来。队伍逐渐集中再逐渐拉长，开始有了秩序；已经有性急的学生举起了手上的牌子，前面一排四个男孩举得整整齐齐的是“缅怀先烈”四个大字，红底白字，不知道是谁写的正楷，笔触很厚很重。光伟仍然在向她说话：“今天约你出来就是想问一问你。”婉丽注视着他，等待着他的问题。今天早上接到电话时非常高兴，刚才吃饭的时候也一直是婉丽自己在急着说话，没想到光伟会有什么问题需要问她的。多少年的老同学了，光伟一直是稳扎稳打的作风，在美国读了博士，做了教授，娶了太太，有儿有女，他还会有什么问题需要她来解答的呢？“我是想问你，当年你和你先生回国教书的时候。有没有签过什么约？”“什么约？”婉丽有点糊涂了。“就是合约，或者保证书什么的呀！”婉丽回想了一下，回国教书也有八九年了，就只是国来以前填过青辅会的申请表，表上要他们写明自己的能力和工作愿望，然后就没有什么别的了。“好象没有。我们只是向青辅会申请分发而已。当然，在这之前，学校也早已经和我们联络过了，所以填表什么也只是个形式而已。”“那学校方面有没有给过你们什么保证呢？”光伟又紧接着问。婉丽实在给他弄糊涂了；“什么保证，保证什么？”光伟微微有了怒意，不知道婉丽是真的糊涂还是故意装糊涂，拿着咖啡杯子的双手举起又放下，终于还是叹了口气，把话慢慢地说了出来，一个字一个字的，好让她能听得清楚听得明白：“我想，你也应该知道，书也不是白读的，知识也是可以有价格可以分等级的。不然，我为什么要拼死拼话那么多年去拿个学位？我不也可以学老张或者老李早早会开书本，一到美国就去开饭店，不也能把一大家人养得白白胖胖的？”光伟超说越激动，金边眼镜后面似乎有层薄薄的泪光。婉丽以前也听说过他的博士读了好几年，幸亏有个能干的太太在银行上班支持他，两个人也还是谨谨慎慎的，等光伟拿到了博士才敢生老二，所以两个孩子之间差了好几岁。“现在我在这些老美之间教书，表现一点也不比他们差，升等也不比他们慢，争取研究经费也没受到什么歧视，本来并不一定要换工作的；只是有时候有点寂寞，想想能够回来教几年书也是好事，也算是为国家尽一点力量。”鼓声越来越近，每一个人都听到了。窗下的队伍开始在原地慢慢踏步，跟着鼓声的节奏，大家慢慢向左右和前方取齐。那几个持国旗的巳经把旗竿高高举起，十九二十岁的年轻脸庞再怎么严肃也仍然有种掩不住的兴奋。双顿撤红，清亮的双目向上凝视，望着那在风里轻扬的旗帜，多漂亮的年轻人！多好看的队伍啊！婉丽想叫光伟看，这窗下的一切和二十年前不是没什么改变吗？二十年前，他们一伙人不是也曾经排过这么好看的队伍吗？可是，光伟的脸上有一些陌生的东西，有一些婉丽无法了解的东西，让她无法开口。光伟喝了一口咖啡，把杯子放下，再继续刚才的话题：“所以，我既然已经有了相当好的工作环境，我就不需要冒险。除非能够有人给我保证，不然的活，我为什么要回来？”“你要人家保证什么呢？”婉丽小声的发问。“其实，我的要求也不多，我只是喜欢一切在事前讲清楚，免得到时候纠缠不清。说实在的，我的要求并不多，学校方面，我只要一份书面保证，保证我会有宿舍，有足够的研究经费，和可以自由离开的权利；我是说万一我的孩子在国内无法适应的话。至于我太太的工作，恐伯还是在银行比较恰当，但是这个银行每年一定要至少给她两个礼拜的休假，配合我和孩子的暑假，全家能出去玩一玩。这样的话，就算是薪水少一点，我们也不会计较，就当作是为国家所做的牺牲算了。”光伟在一点一点地向婉丽解释，脸上仍是那种严肃和深思的表情，但是，婉丽却觉得有些什么和以前不一样了；坐在面前的，似乎是个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还是说，二十年前那个白白瘦瘦的少年就已经是这样了，只是婉丽并不会真正知道也不会真正认识而已呢？眼前的一切让她整个人都乱了，一时间怎样也理不出个头绪来，婉丽不自禁又向窗外望去。楼下那个十字路口，大队人马都已经整理好了，最前方是衣履鲜明的军乐队，有人下了前进的命令，鼓声和号声齐奏，大家同时举步向前，那步伐竟然虎虎有声。一个学校接着一个学校走了过去，每个队伍都有着不同的设计。行进间，有十几个学生用很快的动作向四个方向散开，忽然在队伍中间平平地铺展出一面巨大的国旗来，队伍仍然静穆地往前移动，他们平举着的那面旗帜也就象海洋一般起着微微的波涛，婉丽心里也跟着沸腾了起来。她转过头来对着光伟，声音微颤：“那么，他们当年又向谁要求过什么保证呢？”“你说什么，那个他们？”光伟凑近来问她。婉丽喉头发紧，怎样也说不出话来，只好一转脸再望向窗外。窗外的队伍绵延不绝，年轻的孩子们举着牌子，现在是八个人站成一排了，八块方方的牌子上写着：“庆祝国庆，缅怀先烈。”学生一面走一面大声唱着歌：“我们国父，首创革命，革命血如花……”--本部分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