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最幸福-20

发育。勇猛精进和欲速而不达之间，总要找到个平衡。鸟人鹏鹏是我的同龄人，且同年同庚，同样好酒好色，同样矫情。我跟他说：“你看我这么介绍你如何—种过地、发过电、修过坝、扛过枪、站过岗、握过笔、采过访、博过客、喝过茶、徒过步、背过包、登过雪山……的文人。他嫌我介绍得一点儿也没内涵。那我就这么介绍他：非著名登山家、非职业乐评人、非资深自由撰稿者、非活明白不可的80后。鸟人鹏鹏是川人，家住川陕交界处，他在秦岭与大巴山余脉里长大。他们家乡号称是武则天的故乡，那儿有威名赫赫的剑门关。但他说，十五岁之前都不知道剑门关长什么样子，小时候倒是听到了不少关于诸葛亮和三国的故事，据说《后出师表》就是在他家山脚下的江边写成的。那是个穷山恶水的地方，至今也没有吸引太多外界的目光，没什么特产，只盛产出苦力的农民工。他算是那片山沟里为数不多的穿着衬衫工作在大都市的人。鸟人鹏鹏和我同年同庚，面相却比我老很多，但酷爱冒充80 后。他有一回端着茶碗和我说：“咱们的这拨80 后似乎特别倒霉，出生的时候赶上计划生育了，毕业的时候不管分配了，毕业后茫然无知……”我说：“别一本正经和我讲一些大家都知道的东西，咱80 后都这个岁数了，应该说点儿有深度有文化的话。”他苦着脸看着窗外说：“我脑壳儿有包，你脑壳儿也有包，整个80 后脑壳儿都有包。”我想起崔健的一句话：其实你们和我们生活在一个年代，别以为你比我小二三十岁，我们就不是一代人。那天，窗外不是北京天安门广场，而是热闹非凡的成都宽巷子，但和北京一样，和全中国一样，街上匆匆忙忙的，满是脑壳儿有包的80 后。他们拿着苹果手机，穿着耐克或阿迪，上班就要迟到了，他们很着急。……两个迷迷瞪瞪的青年不论出生在城市还是乡村，大家都一样，鸟人鹏鹏脑壳儿也有包。他毕业后不想回家也不能回家，于是跟同学去台资木材厂打工，又去过电站实习发电，都没长久。赶上轰轰烈烈的修三峡，他又在工地上狠狠地摸爬滚打过一阵子。他不甘心，梦想着去北京北漂个出人头地的将来，他拿着发表过的大大小小的文章挤上了北上的绿皮车，汽笛声一响，淌下两行豪情壮志的热泪……两个月后，他走投无路地耷拉着脑袋回到了山里的家。他父亲是最后一拨铁道兵，退伍后本分地务农，一辈子老实巴交，没有半点儿能力给他谋一个光明的未来。他说：“孩子，要不你当兵去吧。”于是鸟人鹏鹏从戎，在中国地图上拉出一道长线，从难于上青天的剑门关下一直延伸到山东烟台大海边。他当兵的地方，是我的家乡。我那时正窝在敦煌，背着画箱，嚼着沙尘写生创作，画地平线、夕阳、飞天和怒目金刚……一度为饭钱和颜料钱愁白了少年头，又一度看着那些没镶框的新鲜作品扬扬得意，莫名嚣张。鸟人鹏鹏新兵连训练结束后，分到一个执勤连队，那又是一个山谷。他傻眼了，这荒瘠的地方是如此类似他努力想逃脱的故乡。他给家里写信：爸爸，这里挺好的，不用爬到崮顶就能看见茫茫沧海……高高的丘陵一座团住一座，是海风根本吹不到的地方。除了满眼的灰绿色植被，他什么也看不到。那是个守仓库和坑道的连队，他在连部做文书，偶尔站站岗，日子过得机械而麻木。周末没啥娱乐，最近的集市要一天才能往返，他没地方可去，一般都守住一个破电视。没有有线电视，只能收到一个山东卫视。那时他爱看一档节目，叫《阳光快车道》，还给栏目组写过信，提意见建议。那节目是我主持的。当时他没想到几年后会和我成为朋友。那时，我已经为了一碗饱饭折断画笔，擦上了满脸粉底。不去想什么理想，只是机械地捏着麦克风，站在舞台中央扮演一个陌生的自己。几度想回头，但终究还是贪恋那份要命的虚荣。我那时写诗：“无聊就像隐隐的饥饿，反正我没完没了地混在沙漠里。”他那时写文章：“下山办事花在路上要一个多小时。通讯不便，唯一的一根军线也时好时坏，希望便寄托在每周一次上山的补给车上。车除了送来粮菜外，还有连队的报纸和信，也可顺便坐车下山去，重要的是司机经常会轮换，可以和相对陌生的面孔聊聊天。其实，在山上也不是没见过别的陌生面孔。“去年一年，我见过两回。一次是两位爬山的老人，相互搀扶着过来了，看见拿着枪站岗的我们，愣了愣，未等我们上前制止，就慢慢转回去了。真遗憾，我还没来得及和他们打个招呼。“还有一次，我远远地看见两位学生打扮的女孩上来了，边走边轻轻地说着话。山谷很静，几乎能听清她们聊天的内容。在确定她们不会对哨所产生危险的情况下，我放松了警惕的神经，默默欣赏着这一美丽的风景，心情竟有些徜徉。在荒芜的沙漠听不到鸟叫，却意外听到了动听的流水声音，这意味深长的一幕，让我忽然就摆平了生活的平衡感。“女孩走过来了，我心里竟莫名产生一丝慌张，脸莫名其妙地发烧，腿也开始有点儿抖了。但很快，我把脸部调整出柔和一些的表情，轻声地阻止了她们向营区这边走来。她们没和我说话，马上就消失在我的视线之外。平衡感迅速消失了，我不知道为什么竟然有了一丝丝气愤……”鸟人鹏鹏和我，两个迷迷瞪瞪的青年，各自转悠在各自的灰色山谷中，晦涩而别扭。我们那时都没什么朋友，在苍白的生活里各自茕茕孑立。就像大部分迷茫的年轻人一样，薄雾里，揣测着前方的人生。有一点儿寂寞，有一点儿惶恐。宽巷子里的老故事鸟人鹏鹏退伍后来到成都，历经艰辛混到了一个小报记者的职位，算是混进了媒体圈。巴蜀多怪杰，平媒和电媒中要不就是平庸至极的文字搬运工，要不就是隐隐其中的牛人。近朱者赤，他那时候是块海绵，别人聊天他就竖起耳朵听，虚心求教后，他开始扎书店淘书读书。先补课读哲学，起手读康德，然后是鲁多夫·奥伊肯……硬生生啃完了。后来越读越广，读奥威尔、读托克维尔、读约翰·洛克……直到读出一肚皮的恍然大悟和郁郁不平。他当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愤青，在报纸上发不出真实的文字，就化名混天涯社区发帖子，也在博客上写些愤世嫉俗的时评文章，博客点击率一度惊人，粉丝量在那个年代算是可圈可点的。人一得意就开始膨胀，笔锋利得像三棱刮刀一样锐，什么都敢写，什么都敢指名道姓去剖析，导致博客开一个就被封一个，然后被请去喝茶。喝完茶出来，工作丢了，但再求职的时候反而容易了一些，他继续撰文为生，哪儿能发就发哪儿，各种化名。川地崇文，几年之后，他莫名其妙地在某些场合成了一个颇受人尊重的人。有人开始喊他“张老师”，他少年老相，谈吐深沉，常让人误以为四十几岁。他自认为自己已重塑了一种价值观，就不再刻意追求个体命运的改变了。川地散淡文人的基因在他这里萌芽，关于对故乡的逆反、对个体命运的不满也没有之前那么强烈了。川人爱摆龙门阵，包括形而上的龙门阵。他经常坐在宽巷子的藤椅上和人聊概念：“良心是一种本能，一种根据道德准则来判断自己的本能，什么样恶劣的社会环境诞生什么样的弹性道德，有什么样的弹性道德就有什么样的弹性良心……”那时宽巷子里的同道不少，没人觉得他太幼稚，也没人觉得他太过迂腐。那种氛围，让人羡慕。宽巷子那时还没改建，古老的少城瓦檐阴萌着老石板街，几把竹藤椅一摆就成一个茶摊，几个茶客一聚就是一场小沙龙，惬意得很。当时那里游人罕至，只有两三家卖茶、卖烧烤的小门脸儿，不像现在这样仿古建筑扎堆，塑料感这么强。当年的宽巷子里有个叫龙堂的青年旅舍，价格低廉，是纯正背包客才会去住的地方，一度聚拢过一群户外牛人、徒步达人。偶尔自发召开的经验交流沙龙品质之高堪称国内翘楚，但听说现在的龙堂一般背包客已经住不起喽。宽巷子也曾一度是部分成都传媒人和文化人的聚会地，几块钱一碗的盖碗茶一泡，一个下午就在露天龙门镇里打发了。茶客走马灯似的轮流端着茶碗开讲立说，聊什么的都有：时政民生、宪政针砭、古事考据……甚至情色女人，我听到过对荒木经惟最精彩的分析就是在宽巷子的藤椅圈中。还有一次是听两个人辩论伊朗电影，当时那是刚刚才开始流行的话题，守的人头头是道，攻的人如数家珍，俩人都争得有理有据的，记录下来就是一堂不错的公开课。我记得那俩人都穿着大白汗衫拖着大拖鞋，半点儿文艺范儿都没。比起北方的侃爷来，成都的龙门客没那么会吹牛逼，遣词造句也质朴。说是闲谈扯淡，但思想性实在是很强。空谈未必有益，但总归比喝大酒、打小麻将来得有点儿意义。我初次去宽巷子时曾和鸟人鹏鹏感慨：“这简直是个稷下学宫哦……”那时，我刚刚开始混西藏，也刚刚和鸟人鹏鹏结识。我们一开始是酒友，后为茶友，再后来是文友、卖唱的乐友、思想上的诤友，以及互相没有什么顾忌隐瞒的江湖老友。我刚开始混宽巷子应该是在2003 年前后，当时经历了一些人生变故，走到了一个成长的临界点上。我开始重新游走，油画箱换成登山背包，从内蒙古到云南，边走边寻找适宜完成心理建设的环境。内蒙古、滇西北、康巴藏区、卫藏，都是我那时的出口，于是成都自然而然地成了重要的中转站。我在拉萨开了浮游吧以后，有好几年一度把西藏当成根据地，来来回回折腾，济南反倒成他乡。那时, 济南到拉萨唯一的航线要在成都中转，结识了鸟人鹏鹏一干人等以后，我就不再多带盘缠去成都，固定地由他和朋友们管饭。每次都先在成都聚上几天，然后再自己想办法，或搭车，或徒步，沿着川藏南线或北线去往西藏。返程亦然。我做着一份貌似体面的工作，实际上却是三更穷五更富，收入一直不稳定。那时忙着心理建设，懒得跑堂会挣商演的钱，一直穷兮兮的，故而能省则省地蹭来蹭去。好在待我亲厚的朋友着实不少，光成都就能数满十根手指，尤其是阿狼和鸟人鹏鹏。阿狼是混在成都的广东人，资深户外玩家。他只会说粤语和四川话，一句标准普通话也不会。他那时在宽巷子开阿狼烧烤，不论我何时去都有热乎乎的烤海鲜和煮啤酒奉上。后来他的烧烤店赔了，在川师旁边开了家狼窝酒吧，不论我何时去都有鸡翅啃、哥顿金喝。后来狼窝酒吧赔了，他开了家阿狼广式茶餐厅，不论我何时去都有猪扒牛扒吃。后来茶餐厅赔了，他开了家阿狼川粤混搭私房菜馆，不论我何时去都有……我不记得这些年叨扰了他多少顿接风酒送行饭，也不记得他到底干赔了多少家店，只记得他一直对我很好，永远记得我爱吃的口味，把管我饭当成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我想，他心里或许一直把我当成个需要节省盘缠的旅人朋友，他在用他的方式善待一个在路上的朋友。这种善待常让我有无以为报的感觉。阿狼去丽江的时候习惯住在束河阿彝娜的院子，我总没机会招待他住宿。他去我酒吧玩儿，我吩咐看店的义工一定要让他喝好，千万别收钱。义工半夜打过来电话说：“狼哥说不收钱就不喝……结果他一晚上真的一口都不肯喝。”我冲义工发火：“你是猪头啊你！这么点儿事儿都干不好。”义工也冲我吼：“怨我吗?! 他来了就忙前忙后地帮招呼客人，又是开酒又是收账又是陪人聊天……我根本没找到机会安排他坐下来喝会儿。”我想起来我和阿狼说过，我在丽江不论开任何店，他都是挂名掌柜。他还当真尽本分去了……好吧，这事儿怨我。阿狼中年得子，孩子今年刚两岁，他让我当孩子的干爹，我想我只能将来从孩子身上还回去了。最起码将来要教狼崽儿不说一口广东口音的四川话……接风送行都是阿狼在管，其他就全归鸟人鹏鹏了。鸟人鹏鹏稿费够的时候就请我吃饭，囊中羞涩的时候就带我蹭饭，但他基本上十次有九次是囊中羞涩的。于是就专捡和我们一样三更穷五更富的江湖兄弟们，带我去蹭饭。慢慢地，我竟养成了习惯，习惯成自然，一自然就自然了很多年。后来, 他来丽江我也必带他蹭，不是蹭来的饭吃起来都不香。那几年，俩人简直贱到一块儿去了。2012 年底我去成都，他还带我去山鹰户外蹭山鹰的牛肉火锅，去泡腾树街蹭幺妹儿的私房家常菜，而且受的都是上宾待遇。有天晚上，我们酒足饭饱坐在小通巷喝茶，我忽然琢磨起这茬，说：“不对哦，咱俩现在都不缺钱吧，怎么还在蹭朋友们的饭？”他摸摸头：“你要听哪种分析？感性的还是理性的？”我说：“来点儿理性的尝尝。”他说：“你我都是严重缺乏自我认可度的人，都渴望被人认可，尤其是朋友的认可度。你我这么多年的蹭饭其实是一种对认可度的自我验证方式。能从朋友处蹭到饭而且能一直蹭到饭，寓意着自己一直处于被认可的状态。这种认可极大地满足了你我的心理需求，并形成了一种常态供需关系，导致了现在我们还在惯性索取认可度……”我完全没了胃口，我说：“你赶紧换盘儿感性的来清清口。”他说：“我们都属于那种喜欢贱贱的感觉的人……”“啊呸！那是你，我是在你的不良影响下被带坏的好儿童。”“那就来点儿实际行动吧……从明年开始，你每次来成都都换你请，挨个儿请。”他很认真地把这个消息发了微信朋友圈。所以，2013 年到目前为止，我还没去过成都。当年，宽巷子里阿郎烧烤时期，鸟人鹏鹏和阿狼喜欢带我喝一种叫煮啤酒的玩意儿。热热的，里面还放上姜丝，用小陶碗端着喝。大家一晚上可以喝掉几大壶，喝大了就在巷子里跑着唱歌，有一回甚至很神奇地从长顺街唱到了锦里。阿狼很喜欢找我聊天，但喝大了以后，我完全听不懂他在用哪国语言说些什么话，后来次数多了，才知道他在和我讲他背包路上的那些经历。关于背包旅行，阿狼开始玩儿的时候，背包客这个概念还没有在国内风行，他完全是一个人的寂寞旅程。于他而言，他的背包旅途根本没有结伴这一说，也没有青年旅舍，只有雪野上回头时的两行足迹。阿狼貌似在很多年前从广东沿着海岸线走到过大连，又好像不止一次去过只有隐士才涉足的终南山最深处地域。他和我描述过内蒙古牧草最丰美的乌珠穆沁，还有他骑过的马。等我有机会去的时候，只看见斑斑斓斓的草皮，以及嘉陵摩托车。等他基本收山隐居成都的时候，我们这帮人才晃晃荡荡地刚刚开始出行。阿狼很缅怀年轻时的背包生涯，他拜托我写首诗在他烧烤店的墙上，用以纪念青春。我憋了一天没写出个字来，此事就不了了之了。2005 年，我在藏地行走的时候，写了一首歌《背包客》，回到成都，我拍着手鼓把这歌唱给他听，他居然听哭了。我说：”哎呀，你真是一只爱感伤的老狼啊。他说：“哎哟，这首歌怎么那么像在唱我啊。”我送他一个小手鼓，把《背包客》的歌词全部写在鼓面上：正面看我是穷光蛋/ 背面看我是流浪汉/ 我享受孤独总人在旅途/ 我女朋友说我没前途/ 我不主动不拒绝不要脸/ 我艳遇多得可以写本书/ 我是最牛的背包客/ 我走过墨脱爬过K2/ 我想自由自我自娱自乐自唱自歌/ 纵然跌倒我不服输/ 我向来只爱陌生人/我从来不走寻常路/ 我想造一栋小木屋/ 面朝雪山背靠着湖/ 我想养几只流浪狗/ 门前再种上几棵树/ 我想自由自我自娱自乐自唱自歌……那鼓现在还在，摆在他的阿狼川粤混搭私房菜馆里。而早前的宽巷子阿郎烧烤，早就变成历史了。阿狼烧烤是在宽巷子改建中期关门的。当宽巷子开始改建的时候，成都人忽然开始怀旧，纷纷来告别这条老街。当时，整条街被挖成了大沟，人只能站在沟边的黄泥上小心翼翼地往前走。龙门阵依然还存在，只是被挤压在了屋檐下窄窄的一溜，彼此说话要扯着脖子，使劲儿扭头。鸟人鹏鹏那时在沟边请我吃杨姐饺子，给我讲成都少城的历史。他说：“总有一天大家都会后悔改建宽巷子的。”那时候，有个朋友天天去给宽巷子拍照片，从破土动工的第一天一直到街道封闭施工，再到新宽巷子重新开街。她以纪录片导演的精神坚持拍摄，记录始终。那些照片，我后来有幸按照日历顺序一张张看过，从绿荫老墙的宽巷子到现代商业街式的宽巷子。她拿出一张北京后海酒吧街的照片让我和现在的宽巷子比对，我们坐在东门大桥的胖妈烂火锅店里哈哈笑了好一会儿。她和我说：“我将来会给我的孩子看这些照片，告诉孩子妈妈为什么会带你离开。”我和她一起打车去双流机场。我继续我的东奔西跑，她开始她的去国离家—拖着装着相片的大箱子，带着四个月的身孕。分别前, 我问她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否太孩子气了，她说：“当个孩子不好吗？到死之前，我们都是需要发育的孩子。”我们拥抱了一下，自此相忘于江湖。关于宽巷子，鸟人鹏鹏说总有一天大家都会后悔，也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开始后悔了。需要去后悔的，岂止是一条宽巷子。真的有那么难吗？不过是停下脚步，等等灵魂，不过是勒住奔马，正正衣冠，不过是勇敢一点儿，像个诚实的孩子一样去长大。不知道那个爱拍照片的孩子现在过得怎样，不知她和她的孩子现在身处何方，那里的人们是否崇尚反思。认输，你就赢了我开始徒步或者卖唱穷游藏地的时候，鸟人鹏鹏正开始爬雪山。我还没把进藏线路全蹚完时，他已经是四川户外圈子里小有名气的登山家了。这让我很奇怪。当时一套基本的雪山攀登装备大概要一万多，加上技术装备，至少也得两三万。无法否认登山是有钱人的运动，这对当时银行户头从不过万的鸟人鹏鹏来说，肯定是个天文数字。我不太理解雪山对他的诱惑。他忽然就开始疯狂迷恋登山的感觉，装备、技术、危险都没能阻挡他忽然加快的脚步。为了能继续参与这项运动，他甚至把报社的工作辞了。他去了一个俱乐部当高山领队，一边带菜鸟登山，一边挣装备钱。当时，他的理想是登上海拔6000 多米的雀儿山，有机会再去登一登新疆7000 多米的慕士塔格，然后就满足了，就回成都继续卖文为生。人有目标是个挺带劲的事儿，我记得当时还狠狠地鼓励过他。但这个理想他没坚持多久，就迅速自我解构了。再跟他提征服慕士塔格，他就摇头。他有段时间只要一和我聊到“征服雪山”这几个字就会说：“登山不是征服雪山，也不是征服自己，登山是亲近和融入雪山，山是不容亵渎的，必须要有颗虔诚的心。”我说：“你怎么变得神神叨叨的？融入？死在雪山上算不算融入？别和我矫情，你带队登顶四姑娘山二峰的那二十来次，你敢说一次都没有征服心态吗？”他不怎么解释，但很坚持自己的观点。我也爬雪山，如果自我挑战算是一种自我征服的话，那我至今为止都是征服的心态。我看不出这种征服的心态有什么不好，而且我坚信鸟人鹏鹏也未能免俗。他说：“你要是愿意听，我就给你讲一次失败的登山。”他给我讲的是一座海拔5588 米的雪山。《松潘县志》云：“晴空森玉笋，瘦动插天根，倘毓中原秀，应居五岳尊。”说的就是海拔5588 米的雪宝顶。此地位于阿坝藏族自治州松潘县境，是岷山的最高峰。雪宝顶是藏区苯波教七大神山之一，藏语为“夏尔冬日”，即东方的海螺山，在信众心中享有崇高地位。那里盛产水晶，各种色泽的都有，很多人说那里的水晶比其他地方的更纯净透亮，当地藏民说，那是来自智慧之神冬巴歇洛的恩赐。鸟人鹏鹏那次登山的同行共十五人，他是领队。其他都是菜鸟户外爱好者，基本没什么高海拔登山经验。鸟人鹏鹏出发时自信满满，言谈中全是轻松，他向队友们一挥手：“走起！弟兄伙，我们去占领那个高地喽！”他是第一次爬这雪宝顶，但之前已经登过4座以上比雪宝顶技术难度高得多的雪山，自认为有轻松的理由。鸟人鹏鹏说：“你不知道我那时心中有多傲慢，比博客上与人骂战时还要傲慢，比宽巷子里龙门阵和人辩论时还要傲慢。我那会儿是那么相信自己的能力，也相信自己的运气……”雪宝顶主峰被众多高峰簇拥，是入门级到提高级的转型类山峰。东北坡有70 度以上的悬崖绝壁，西南坡终年积雪，沟壑纵横，有险景丛生的滚石区和狼牙区。传统线路相对容易，但就算是这条线路上也已经有好几位登山爱好者长眠于此了，所以不管鸟人鹏鹏怎么轻松，其他大部分菜鸟队员每个人都悬着一颗心，这颗心几乎悬到了脸上，满头满脸的紧张。前往C1 营地的800 米陡坡，鸟人鹏鹏预计不超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