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最幸福-12

经完全适应，初次进藏的成子则不明原因地安然无恙。翻过唐古拉山口抵达海拔4700 米的那曲。成子的眼前出现了一幕幕似曾相识的景色，他疑惑，并且觉得好笑。司机打趣道，那你应该去一次拉姆拉措，在冰湖上看看自己的前世今生，说不定前世你是藏北高原上一只羚羊。对于这种打趣，当时成子说：“切！”十年后旧话重提，成子说：“嗯……”在拉萨安顿后，成子迅速处于一种放养状态：母公司的资金链出现了问题，没人管他这个充军的小卒子，任由他自生自灭。返程的路费也没着落了，无所事事的成子靠晒太阳聊以度日。他一点儿也不着急，迅速扎根在了大昭寺门前的墙垣下。那时，飘荡拉萨的神人很多，大都是常驻拉萨的全国各地的神人。神人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酷爱晒太阳—和后来络绎不绝的背包客不同，那时候晒太阳的人没几个背单反穿冲锋衣，甚至戴墨镜的都很少。那时拉萨远没有现在热门，买布达拉宫门票不用早起排长队，东措青旅刚起步，赫赫有名的平措康桑还没开张，资深的吉日青旅里半夜还有大老鼠啃鞋子，仙足岛还不到三家客栈，宇拓路午夜十块钱的烤羊蹄可以吃饱吃撑，翻过色拉乌兹就可以逃票去看色拉寺的喇嘛啪啪拍着巴掌辩经。我们晒太阳的那面墙还没人管它叫“艳遇墙”。那时晒太阳的“拉漂”是群好玩儿的人，分为几个不同的小圈子。每个小圈子类似于一个大家族，大家带着不同的往昔依偎在拉萨的阳光下，同吃同住，相互扶持守望，过着半共产主义的生活。名字在这里被简化成了最简单的符号，大家彼此之间只称呼外号，没人在乎你曾经的社会标签，除非你刻意倾诉，不然也没人刻意关心你的过往。起初，不同圈子的人彼此是不太热衷交际的，基本是各玩各的，见了面只是笑笑打个招呼，然后各晒各的太阳，各发各的呆。十年前的大昭寺门前是个让人忍不住去发呆的地方，那时的阳光是可以用来直接呼吸的。受想行识、眼耳口鼻舌身意全部被重启置于绚烂的阳光下，诵经声喃喃不绝，此起彼伏磕长头的人们近在咫尺，煨桑的烟亦近在咫尺，看到的，嗅到的，听到的……不自觉地就让人沉默沉静深思。我爱那时的大昭寺，没那么多所谓的背包客，没那么多咔嚓咔嚓的单反，没那么多猎奇的表情。有的是散落在广场不同角落的呼吸缓慢的一粒粒灵魂。我们靠着墙，相互依偎着，斜歪着躺着。有时也把自己摆成一个大字，永远滚烫的大理石地面，烙饼一样烙着我的大腿、我的后背、我的后脑勺，我苍白匮乏的青春年月。那时大昭寺旁偶尔还会走来一只放生羊。它坠着红布条儿，慢条斯理地随着人们转经，偶尔路过我们的身旁，偶尔彼此淡定地侧目凝视一会儿。听说八角街历史上放生羊的数量一度不少，但我只赶上了尾声，只见过两回。我不确定那是不是同一只羊，阳光把羊毛刷洗出透明的边缘，那只羊简直是笼罩着光环。它似笑非笑地看着我好一会儿，看得我毛骨悚然。那羊不怕人，也不叫，比狗还通人性。那次以后大昭寺旁的放生羊绝迹，有个上一代的“拉漂”大姐和我说：“拉萨的一个时代快结束了。”这句话到2007 年火车开通时我才觉得自己明白了。但到2008 年3 月之后我才发现自己真心明白了。现在是2013 年了，我发现我其实早就彻底明白了。十年前，最后那只放生羊盯着我往死里看的时候，我其实就已经明白了。……陌生人请给我一支“兰州”成子天生一副爱折腾的脾性，他出现在大昭寺门前后，像条泥鳅一样三两下就拱开了原有的局面。他很迅速地把四五拨不同流派的人搅和在了一起。成子喜欢用一种奇怪的语气和人讲话，一种介于亲和力和讨人厌之间的语气。我记得他搭讪的第一句话：“你有火机没？”我说，我没有。他又问：“那你有烟没？”我说，我没有。他哈哈笑着拍我肩膀说：“太好了！那我请你抽一根‘兰州’。”他掏出一根皱皱巴巴的烟，直接塞进了我嘴里。很多年后，我听宋冬野唱歌，他唱：鼓楼的夜晚时间匆匆，陌生的人，请给我一支兰州……我扑哧一声笑出来。拉萨那个季节晚上九点才天黑，成子当年请我抽烟的时候是阳光明媚的晚八点，我们坐在大昭寺广场温热的地砖上，彼此是彼此的陌生人。一根烟抽完后，我们依旧是陌生人，带点儿莫名温度的陌生人。除了拉萨，我再没在这个世界上别的角落，以这种方式遇到过这样的陌生人。成子慢慢变成了那个时期晒太阳的人里的交际花，那扇墙慢慢变成了一个半固定的沙龙，沉默的人们以他为轴心，开始彼此开口聊天。聊天人数逐渐增长，由起初几个小圈子拓展到部分厮混拉萨的穷老外，乃至部分操着半生不熟普通话的安多喇嘛。后来，慢慢演变成了大家每天轮流从幸福甜茶馆打一暖瓶八磅甜茶，大家边喝边聊。再后来，几个女生固定每天从雪域餐厅带两块酸奶蛋糕来，大家边喝茶边用脏兮兮的大拇指轮流抠着吃，一边各种断断续续地聊天。那时闲聊的内容基本涵盖在四个主题下：一是如何省钱逃票，比如如何从八角街的巷子里翻墙进大昭寺，如何蹭墨脱兵站的饭，成子专门找了个本子记录大家的各种心得，那个手抄本一度风行在拉萨的穷鬼“拉漂”中，还被人摘抄精华发到了当时声名鹊起的磨坊户外论坛上，为我国的旅游票房事业狠狠地做出了负贡献。二是彼此交流一些当时还算生僻的线路知识，聊一些想去还没去的地方，比如阿富汗和撒哈拉，比如当时还没太多人知道的泰北小镇PAI ，比如成子一直想去盖房子的色达五明佛学院，比如我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之梦，比如如何去转鬼湖，如何走双湖，比如如何重走当年大卫·尼尔的进藏路，以及陈渠珍的羌塘路。当时大家想去的地方后来陆续都去了，有不少人实现了当年的梦想，定居在了彼处，每年给我邮寄来五花八门的明信片。只剩下我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之梦，迄今未完成。三是彼此把有限的藏文化知识互相灌输传授，像萨迦教派曾经的辉煌，波密王的传说，阿底峡尊者的生平，等等。人群中深藏不露的大有人在，好几个人不仅会讲拉萨话，还会康巴藏语和安多藏语，几种不同藏语之间的语音差别几乎雷同山东话和广东话之间的差别。我也是在那时候学会了一些简单的藏语对话，一直到今天都没忘记。四是聊吃的，包括吃过的好吃的和接下来的饭辙。那么浮躁的时代，大昭寺门前的闲聊算是一个难得的补习班。那时候大家都穷，不论在内地有过怎样的经济基础，扎根拉萨后都变成了穷光蛋。没办法，那么大的藏地那么好玩儿的高原，谁不想痛痛快快地用脚丫子度量上几遍，谁不想多爬几座雪山多转几个神湖。人人都有个环球旅行的梦，几年走下来盘缠再省也是个小小的天文数字。那时候“穷游”的概念还没被烂炒成现在这么矫情，揣着足够包车的银子一路蹭车的事儿，大家还都不太乐意抹下脸来干，藏地路险多舛，上了车命就交给司机了，有钱干吗不给人家点儿？所谓能省则省，要省只能从日常开销中省。为了省银子，一天只吃一顿饭的朋友，我见过不止一个。后来“穷游”成了时尚，免费蹭车成了谈资，沙发客成了行为艺术。每当我遇到这些年轻的后来者时，总忍不住和他们讲讲当年那些也打工也行走的拉漂，讲讲生活方式和“生活表演方式”的区别。当年的大昭寺前，成子是话题的枢纽人物，他总能把含着口水的话题落实在实践层面。他有个很神奇的本事，人再多也能搞到蹭饭的地方。有时候，一天还不止一顿。成子是个热心肠的人，也是个心思细腻的男人，他每次都喊上一大帮人去所谓的蹭饭，是为了不伤到某几个真正穷光蛋朋友的自尊。很多次他所谓的蹭饭，我知道最后都是他自己偷偷结的账。有一次我说：“成子是个好人。”成子反问我：“咱们谁不是好人？”在他当时的世界观里，还是坚信微笑是一定可以换来微笑的。话说，我们谁最初的世界观不是如此呢？大昭寺晒阳阳生产队虽然是个好人，但成子也有不靠谱的时候。2003 年冬天，成子生日，大伙儿照例聚集在大昭寺门口晒太阳喝甜茶聊大天儿。他扛来一个巨大的塑料桶，自告奋勇去打青稞啤酒—那时候我们是唯一敢在大昭寺门前饮酒的团体，也算是唯一获得寺院僧侣和藏民默许的团体。成子走之前说打完酒后，大家把酒为盟，成立一个晒太阳的专门社团组织，说得大家无比期待，当然，主要是期待新鲜出锅的青稞啤酒。我们等了好久好久，墙垣下的弟兄们已晒得外焦里嫩，仍不见酒来过口，急忙组团去寻找。找遍了八角街，寻遍了冲赛康，才在尼泊尔餐厅旁的小酒作坊里发现成子，他早已“阵亡”。不到下午五点，他已被灌得如同一摊烂泥，不省人事。旁边一堆酒酣胸袒尚开张的康巴汉子弹着弦子围着他的“尸首”载歌载舞。他错就错在一进门就说自己今天过生日，求求老板娘打个折。老板娘眉开眼笑地说：“哎呀，我老公今天也过生日，求求你连喝带拿，千万别给钱。”一弹指敬天一弹指敬地，三口一杯，一杯接一杯，于是他便没能站着走出酒馆。喝醉的人沉得像只狗熊，我们七八个，男男女女连拎带拖才把他再度弄回大昭寺广场，后面还跟着一串又唱又跳的酒气熏天的康巴汉子。怎么弄他都赖着不醒，实在没办法了，大家搞来了一塑料袋冰块，一块一块地塞进他裤子里。真管用，立马就出声儿了，张嘴就喊妈妈，闭着眼睛喊，生动至极。成子睁开眼就开始演戏，他哀伤欲绝地抓着别人的手痈：“乡亲们都撤了吗？”打了个酒嗝，又问：“粮食……都藏起来了吗？”大家说：“放心，安心地去吧，组织不会忘记你的。”一边继续往他裤子里塞冰块。成子说：“你们对我太好了……嗷！巴扎嘿！”旁边的康巴汉子拍着巴掌，和我们一起喊：“嘿！巴扎嘿！”郑钧的《回到拉萨》已经很久没听人唱过了，我想起那首歌的副歌：雪山，青草，美丽的喇嘛庙，没完没了地唱，我们没完没了地跳。该怎么描述那时的欢乐氛围，一句歌词已经是全部。当天晚上，成子纠集了所有晒太阳的人，在70年代酒吧组建了后来名噪一时的“大昭寺晒阳阳生产队”。王小波曾说：“生活就是一个被缓慢锤骟的过程。”成子在成立仪式上跳到桌子上说：“做猪也要做野猪。”他发起了一个专门以晒太阳为主要目的的组织，领着一群“野猪”坐在生活那柄大锤起落之间的夹缝中。彼时，一定没有人去考虑这个组织所象征的意义，大家孩子气兴致勃勃地过家家酒而已。玩笑一样的组织，后来规模最壮大的时候，队员一度逼近200人。除了宁夏，队员涵盖全中国所有省份，包括港澳台地区，个中还有不少来自北欧或南非的洋奇葩。几乎将那时混迹拉萨的第三代“拉漂们”一网打尽。生产队成立的第二天，内部开始流行一种歪理邪说：晒两小时太阳等于吃一个鸡蛋。我怀疑是成子自己为了论证晒太阳行为的合理性而杜撰的组织纲领，但当时大家几乎都信了。于是，每天各路队员们聚集于大昭寺门口比赛吃“鸡蛋”—我短暂有过的高原红也是那个歪理邪说的产物，暗红的两团顶在脸蛋上，显得健康得要命，谁看了谁都说我淳朴。比赛从中午一直持续到下午四五点，众人如同高原操场迁徙的牛羊，转场去吃藏面。随后，打上几壶青稞酒或者酥油茶，继而迁徙回到阳光下的围墙边。十年后，那面围墙被导游和背包客们改名为“艳遇墙”，墙下晒太阳的后来者们不再琢磨着比赛吃“鸡蛋”，他们压低帽檐、戴着墨镜、捧着单反，复习着拗口的路线地名，心里惦记着那些单身女游客们胸前的那对儿大“鸡蛋”。下午六点，太阳慷慨的光芒被山岳收纳走一半，天还亮着但不再灼热。生产队的成员们也随即开始一天的工作，有人回去开店做生意，有人摆摊讨生活，有人拿出琴，带上鼓，沿街卖唱。我那时候在拉萨的身份是流浪歌手，天天傍晚晒完太阳后站在藏医院路口卖唱挣银子，搭档是彬子，后来有了二宝、成子、赵雷。彬子是北京人，当时和我正着手装修我们的小酒吧浮游吧，装修缺钱，卖唱解决。彬子和我的故事，贯穿着“浮游吧”这三个字的始终，从丽江到拉萨，从拉萨到阿富汗……最初卖唱的时候，龙达觉撒的老板小二哥戴着牛仔帽，露出一口雪白的牙，跑来掺和一下敲敲鼓什么的，我和彬子都特喜欢他家的招牌：龙达觉撒。龙达是过雪山垭口时漫天挥洒出去的彩色经文纸片，觉撒是随风飘荡的样子。这么多年回头看看，我们几个飘荡藏地的孩子，或喜或悲，各有各的龙达觉撒。后来声名鹊起的民谣歌手赵雷是在当年生产队中晚期来拉萨的，一来了就高反，一晒太阳就好了。有人说治疗高反最好的方法是卧床休息，照我看，不如在大昭寺门前晒太阳吃“鸡蛋”。那时天天有一帮藏族大嫂子，小普木捧着脸来听他唱歌，他那时候在拉萨已经很红了。彬子、我、赵雷一起为生产队整了个队歌，粗俗顽皮，适宜合唱，叫做《没皮没脸》：我们全是一群没皮没脸的孩子/ 我们从小就他妈的那么放肆我们全是一群浪迹天涯的孩子/ 我们从小就他妈的那么放肆别人不要干涉我的生活/ 干涉了你丫会倒霉的/你丫会倒霉的……寒气渐盛的夜色中，我们边走边唱，一直走进月光照不进的巷子里，漆黑漆黑的小巷子，晦涩得好像过往的青春。我们大声唱歌给自己壮胆，回声却屡屡让人汗毛起，再阴暗的小巷子也有走到头的时候。月光在巷子口候着我们，不论脚步加快或者放慢，它就那么不离不弃地候在那里。可成子和我却每每赶在最前面跑出巷子，好像万一走慢了的话，就会被一只无形的手拽住衣襟。那时候怎么敢慢下来呢，深沉的暮色里，一条接一条的小巷子，有着忽明忽暗的前路。看不见的文身大昭寺晒阳阳生产队唯一永久驻守拉萨的人是三哥。三哥玩了十年户外，打死都改不了新疆口音。他生性彪悍硬汉一枚，有一家小小的文身工作室，开在藏医院路靠近宇拓路的巷子口。很长的一段时期，藏族小古惑仔们都流行去他的店里文身，很多初次入藏、热血沸腾的骑行侠、背包客们也热衷去他那里文点儿六字真言、万字符什么的，但基本上没有不后悔的。他文身有个特点，哪儿明显他给人文哪儿，搞得一帮回到城市里需要上班打卡的人大夏天不敢捋衬衫袖子。我后来在合肥遇到过一个受害者，那位仁兄红着眼圈儿攥着啤酒瓶和我说：“真的，哥，我好几年没穿过短袖圆领衫了……”文着文着，他的名气越来越大，干脆改名叫做三文鱼，一条搁浅在拉萨河谷的会文身的鱼。三文鱼的入门师父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国际名家，后来他自己又四方拜师，包括国内首屈一指的济南烈火堂的老傅在内，他攒了一个排的师父。在大昭寺晒太阳的日子里，他不止一次勾引我文身，说我命硬，背上皮肤又好，非让我在背上文一尊满背全彩马头明王。我说我不文身，如果非要文，那就文上一个不想淡忘的名字。他断然拒绝，说你小子将来一定会后悔的。我来了劲，和他争论了半天。他恼了，踢翻了盛甜茶的暖瓶，扬长而去。转过天来，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偏不文！”我说：“好了恩公，我不让你文就是喽。”他又说：“你如果不喜欢文明王，我给你文个阿修罗好了……”我后来接触过的文身师傅里，有一些轻易地就给人文名字，半点儿没有三文鱼的坚持和执拗。我每次都忍不住和他们聊起三文鱼，有人默然，有人哂笑，有人不置可否。在重庆，有一个年轻的文身师问：“你看过他身上的文身没？”我没看过，一直到今天也不知道在三文鱼的后背上，文的是明王还是阿修罗，或者，是一个名字。三文鱼后来也收了很多徒弟，他现在只给老外文身，价码要得高高儿的，依旧是老毛病不改，哪儿都敢文，包括小鸡鸡。我上次回拉萨的时候把一只阿拉伯手鼓留给了他，他把鼓腔上的金属漆刮掉，说要在上面写满八大咒十小咒。三文鱼皈依了一位上师，文身店挣的钱他每年拿出一大部分供养上师。最后一次离开拉萨时，他开车送我去机场，中途买了肉夹馍给我吃。他把车停在贡嘎机场外，车里放的是大宝法王的唱诵。三文鱼问我：“大冰，什么时候再回来？”我他妈怎么知道我什么时候回来。他说：“回来多好啊……随便做个小买卖，兄弟们在一起慢慢变老，每天磕磕长头喝喝甜茶，一辈子晃晃悠悠就过去了。”白得晃眼的阳光在我们左手边，起起落落的飞机在我们右手边。我默默地吃着肉夹馍，满手油腻。大昭寺晒阳阳生产队的政委叫老G，是个东北人，超有钱。这里说的有钱，是相对于其他的队员，老G 那时身上大约有一两万的现金，是当时“拉漂”中罕见的万元户。他逃婚到西藏，认识了一女孩叫猴子，爱得死去活来，各种海誓山盟。但最后还是分手了。生产队本来只有队长，没有政委，因为他失恋后视金钱如粪土，整天带着一帮人跑太阳岛打牙祭，所以成子封他为政委。他知道这一帮人都是蹭吃蹭喝不脸红的主，但向来来者不拒。很快，老G 就变成了我们中最穷的，他最后一次带大家吃饭吃的是海鲜，那时候空运到拉萨的螃蟹是80 元一只，长得也就鸡蛋大小。老G 豪气万丈地给我们每人点了一只，大家欢天喜地地吃，他点上一根烟，笑眯眯地叼着。他冷不丁地说：“真奇怪，钱花光了，失恋也治好了。”生死一场，地狱之路2006 年藏历年后，成子找到了一份工作，工作的内容就是在藏区各个县城里各种出差。这在当时生产队内引起了不小的轰动，那真是份让人心跳眼红的工作啊，可以不用掏路费满世界玩儿。大家普遍很嫉妒，纷纷讽刺成子的着装，说他穿得像只大老鼠。出于工作需要，他那时买了一身300块钱的银色西装，还打了一根深红色的领带，红领巾一样飘扬在胸前。那时，拉萨的藏族社会青年中很流行穿银色的西服，人家穿上去土帅土帅的，成子穿上去光剩土了。他就穿着那身土得掉渣的西服，穿梭在藏地大大小小的县城间，背上还背着个脏得看不清颜色的双肩背，再配上他那一副穷人乍富、意气风发的表情，真是要多土有多土。有个阶段，他短暂脱离了晒阳阳生产队，被派往聂拉木公干。聂拉木海拔4700 米，是个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最靠近尼泊尔的中国小县城，说是县城，城镇实际规模没有内地一个镇大。聂拉木在藏语中意为“象颈”，但汉译名为“地狱之路”。晒阳阳生产队里神人很多，几乎每个成员都有一次被改变一生的旅行。成子的那次发生在聂拉木。在聂拉木的四月，成子结识了来自西安军校的年轻人宁博，宁博是位户外发烧友。他们结伴从聂拉木去樟木，同行的还有成子的一个同事，也是银西装红领带的范儿。樟木海拔只有1000 米左右，四月正是夏天，气候宜人。三人在樟木玩得甚为开心，准备从樟木返回聂拉木时，却下起了大雨。当地人按经验推测，若樟木下大雨，聂拉木此时肯定在下大雪，四月风雪是夺命刀，说不定会大雪封山。当地的朋友劝他们等雪融化后再启程，但宁博不肯，他认为两地相距不过区区三十公里，走得再慢，十小时也溜达过去了，更何况自己拥有丰富的户外经验和全套装备，什么大风浪没见过？宁博执意启程，成子和同事决定陪他一起走。于是，一个登山客加两个西装革履的上班族构成的奇妙团队上路了，他们运气很好，居然还找到了一个愿意冒险挣玩命钱的四川司机。从樟木县出发，行驶了三个小时左右后，窗外的雨变成雪，再往前开着开着，地上的雪骤然全变成了冰。车子开始在路上打滑，司机收起刚出发时的风趣健谈，一声又一声地念着阿弥陀佛。雨刷器费力摆动出一个扇面，车窗上满是说不清是雪还是冰的东西。司机口气越来越焦躁，建议返回。宁博年轻气盛，对眼前的境况完全不以为意，三言两语和司机吵起架来。司机说：“要么付够我车钱我拉你们回去，要么你们下来自己走，反正我打死都不往前开了。”宁博是户外发烧友，成子是之前开发过西北众多户外线路的老户外票友，成子的同事是个敢来西藏穿西服当推销员的大银老鼠。三人交换了下目光，同时掀开车门，风夹着雪猛灌进来，他们钻进风雪中淋浴，回手努力潇洒地把车门摔出脆响。我想，他们那一刻甚至是豪情万丈的。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一路上还并驾齐驱，有说有笑。渐渐地，所有人都不说话了，耳边只剩下寒风的嘶号。走着走着，三人彼此的间距越来越大。成子体能最好，始终走在队伍最前面，这样后面的人就能够踩着他的脚印走，会安全些。山路旁边就是深渊，而边缘基本被雪覆盖，很难准确判断。后来成子说，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