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最幸福-8

满墙都用图钉钉满了他写的歌。不知道为什么，忽然之间有那么多的话想唱出来。他几乎一天一首地写，高产的时候连词带曲一天三首。写好了就随手钉上墙，地下室潮湿，几天的工夫字迹就晕染出毛刺，纸张也被水汽吸附得死牢，像用糨糊贴在上面一样。当路平把四面墙糊得满满当当后，他开始尝试以音乐为生。一开始是卖歌，后来给人兼棚，帮忙编曲。他陆陆续续加入了一些乐队，自己也组建过一些乐队，大体经历和其他那些混迹北京的地下音乐人们没什么太大区别。西安盛产好歌手，就像山东淄博盛产乐手一样。地下、半地下的音乐人们有着一套自己的江湖规则，彼此之间习惯了帮扶。所以路平基本饿不死，但也吃不饱。有时候，他跟着乐队跑酒吧演出。舞台上制造出来的最大响动声，也敌不过台下的一片骰子声。他偶尔开个小专场演出，来的人一边听一边玩手机，短消息的滴滴声飞镖一样扎进吉他的和弦里。乐队不出名，没什么人尊重他们。有一次，他在台上唱一首写母亲的歌，台下两人旁若无人在热吻。男的将手伸进女的上衣里捏得起劲，旁边有人在起哄：“挤出奶来没有，找个杯子接着……”他停了吉他，怒形于色，骂道：“贼你妈！要不要听歌！”话音刚落就飞上来一个酒瓶子。老板扔的。瓶子擦着头皮碎在墙上，溅湿了路平一背，全是混着玻璃渣子的啤酒。这个世界怎么会是这样的？他愣在台上，感受着湿漉漉的后腰，打死也想不通。老板之前也是搞乐队的，不怎么拖欠工钱，一直对路平他们挺客气。路平说：“他那天要敢砸在我琴上，我就和他拼命。”那家酒吧的老板后来做得很大。现在开的酒吧，算是京城乐队演出酒吧中数得着的大场子。我有一次碰巧和他坐在一张桌子上吃火锅，我倒了两口杯“牛栏山”白酒摆在他面前。我说：“我有个结义兄弟叫路平……”他看了我一眼，没说话，低头端起杯子，一仰头干掉一杯，一仰头又是一杯。那天涮的是锡林郭勒的好羊肉，我吃了两筷子，就没了胃口。他们乐队最穷的时候一天吃一顿饭。五个人吃一小锅挂面，打一枚鸡蛋进去，捞起来全是沫沫儿—鸡蛋是臭的。没人想浪费，就那么吃了，盐都没有。吃完了接着排练。盛鸡蛋的U 型纸壳糊满了天花板，死闷的小屋里棉被挂在窗户上隔音，八月底也不敢掀开，不能扰民，尤其不能扰了隔壁大婶子。北京城的中年妇女比一般的饶舌歌手厉害多了，你扰了她睡午觉，她能不带脏字地把你寒碜进旱厕坑儿里去。你稍微和她顶嘴两句，她立马敢电话招来戴大檐帽儿的查你的暂住证，反正你又不是她儿子，把你发配通县去筛沙子，你妈心痛，她又不肝儿颤。她不肝儿颤，有人肝儿颤。那些热爱摇滚乐的姑娘们，或者说，热爱摇滚乐手的姑娘们，或者说，热爱和摇滚乐以及摇滚乐手们滚床单的姑娘们。善良的傻姑娘们喜欢装糙，眉飞色舞地抽着万宝路，一脸寂寥地飞着叶子，张嘴就是一连串的乐队名字。她们表现出来一副满不在乎的模样和人舌吻，她们说真爱是个屁，从头到脚的满不在乎。她们有时候喜欢落魄的摇滚乐手，或者“落魄”二字本身。有一年雪山音乐节的时候，我和路平遇到过一群彪悍的“北京女摇青”。路平问我：“你怎么看她们？”我随口说：“她们未必是真的叛逆，就像她们未必是真的热爱摇滚乐。或许她们自己都不知道喜欢的是什么，只是想要个标签。”路平说：“嗯，是的，很多时候她们只是些孤独的孩子。”我又说：“她们或许有成为大野洋子的兴趣，却输在没有那个基因。”路平接话：“另一种意义上的慕残人士。这些姑娘的存在，有时候就像那锅面条里打的鸡蛋，让人充满期待的出现，却在起锅时变成沫沫儿。”哈哈，老路，岂止是姑娘，你那些和北漂有关的日子，大部分不都是沫沫儿吗？舍得舍得路平的乐队合了又散，散了又合。有人退回老家了，有人改行卖楼去了，有人跑去给电视台当现场乐手了。日子开始变得越来越长，压根儿看不到未来。锅盖一样敦实而沉重的北京，转眼又是一个沙尘暴肆虐的季节。事实上，在三个沙尘暴后，路平的生活才有了一点儿绿意。他吃得上饭了，甚至不用住地下室了，每个月的收入几乎和公务员时持平。名气也慢慢有一点儿了，开始和知名一点儿的乐手们称兄道弟。演出多起来了，演出时偶尔会有粉丝坐着火车从外地跑来捧场，当然，依旧是那些热爱摇滚乐手的善良的傻姑娘。不管怎么讲，他貌似是在走上坡路了，而且越走越快。这是北京城神奇的地方之一，对很多人来说，未必会真的成功，但也未必会一直坐滑梯。抛物线随时出现着，任意的一个小上扬就可以让你自己主动扣紧安全带，主动泯杀退意，重新归并到轨道中，一圈一圈地循环在北京这个巨大的奇幻的摩天轮或过山车里。哈，北京是个大Game ，北漂们是上瘾的玩家。北京城的游戏规则本身，就是最大的成瘾品。“老路老路，你上过瘾吗？”让你绑紧安全带又最终解开安全带的那个小峰值，是什么东西？”路平：“唱片公司的签约合同书。”“真有唱片公司打算签你？那不就是所谓的混出头了吗？你没签？为什么没签？”路平捧着脑袋想了一会儿问我：“你看过《北京乐与路》吗？”“嗯……可是老路，你又不是那个在签约前夜被车撞死的。”……签约唱片公司的前夜，路平买了一斤鸭脖子，坐在路边自斟自饮。触手可及的美好前程摆在他面前，像搁在橱窗里一样，和他只隔着一层透明玻璃。他啃着鸭脖子，眯着眼睛细细地打量着。打量来打量去，打量完了以后，他伸手从包里掏出那一纸合同，揉了揉，用来擦了手。然后，他把那团油乎乎的未来丢进了交道口南大街路东、大兴胡同口上的那个垃圾桶里了。那份美好的前程，就被那么用来当了手纸。像当初公务员身份一样，路平让历史轻易地重演了一次。“老路，你是悟到了什么吗？”路平说：“不是悟到，是夯实了一些想法，我要的只是一段经历而已，我并没有想去追求那样的生活……”“老路，我没太听明白，你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貌似成功的生活。”“ 那什么是成功？”“在当下，这个词是最速效的洗脑工具，是最广谱的精神鸦片，可以是好车子、大房子、高年薪这么简单，也可以解读为体面的受人尊敬的生活。“你敢说你不是个实用主义者吗？你能否认最深入人心的标准不是金钱、权利、名望吗？你真心认可这种标杆吗？我只是觉得如果一个人还算年轻，当他面对生活时，只会盲从想追求‘成功’，那于灵魂而言，他的人生是绚丽的，还是贫瘠的？”……“老路，你一下子把我说难受了。”我们浪费了多少青春才触摸到那些最浅显的道理：人生经历是可以自我创造的，生活方式是可以自我选择的。我们大把的光阴被暗蚀消磨，几乎再没有脑容量去真正思辨自己的人生步履。又或者，我们往往要扮演完一个个规定的角色，才能依仗着生了又灭、灭了又生的厌离心，去博得一个醍醐灌顶的机会。可届时往往人过而立行将不惑，尚有意气，却少了胆气。我们被一种生活方式所桎梏，以为自己唯一接触过的生活、唯一触手摸到过的生活，就是终极答案。是什么力量导致了这一切？我们出了大学的门，挤进了人才市场，从人才市场挤到某张办公桌前，一旦习惯了朝九晚五的生活，就基本停止了思考，放弃了对生命形态的选择，半生只活在一天里。我们懦弱又慵懒地把自己交给所谓安全感，在自认为安全的生活方式中消磨青春、赘肉横生。那些充满智慧的大多数人，他们经常会善意地发问：你怎么还不结婚？你怎么还不买房？你怎么……100 条路里，他们告诉你99 条笃定是死胡同。他们其实想讥责：你怎么还不按部就班地去走上那条叫做“成功”的大道。他们完全体会不到自己发问时的居高临下。他们以正朔自居，习惯性地让自己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当下他们卖力地挥舞着标写“成功”的旗，就像他们当年树林一般挥舞着胳膊，用红本子挥舞出各种波涛汹涌时一样的认真和盲从。可悲的是里面不仅有中年人，更多的是自称屌丝的年轻人。是什么力量让你我浑浑噩噩地浪费着宝贵的时光，过着只有“成功”没有独立人格、缺少人性尊严的日子？这是一种怎么样的力量，让那么多人过着无动于衷甚至自得其乐的日子？这种力量给自己锻造了一副不容置疑的威仪，它甚至规定好了哪些价值观是所谓正确的，哪些生活方式是积极良性的，它排斥多元。但总会有人惊厥着醒来。惊厥者想：好吧，我既然明白了幸福感可以自我选择，生活方式可以自我选择，那我就用我自己的方式去验证那些所谓的死胡同，去尝试触摸一种有尊严的生活。于是他们绕着甬道默然前行，转着圈儿，在不同的岔路口，不停地自我选择。他们时而希望，时而失望，忽而犹豫妥协，忽而坚毅决绝。老路从西安来北京的时候拎了一个空箱子，走的时候箱子满得合不上盖。他索性用透明胶将它缠成了一只大号的透明晶莹的蛹。他现在打得起车了，他很开心地打车去北京站，吉他和箱子坐在后座上，像一胖一瘦的两个人。出租车开在长安街上，司机耍着贫嘴逗闷子：“我说兄弟，全部家当用透明胶缠啊？怎么着，北京混不下去了是吧，这是打算颠儿哪儿去啊？”路平一乐，他只是想画个句号离开，真没想过要去哪儿。心是自由的，去哪儿不是去啊。他是只鸟儿，啄开笼子门飞到北京，北京试图给他一份精饲料和一个大点儿的、华贵点儿的笼子，他在钻进去之前，转身拍拍翅膀飞了。那就继续飞呗，时晴时雨，忽暗忽明，忽然就夕阳西下。前程是渺茫的也是辽远的，怕那作甚。他用夹生的北京话随口答：“反正不在北京待了，去哪儿不是去啊。”司机别过头来飞快地瞥了他一眼，说：“想开点哦，兄弟，别记恨北京……”停了一下，又说，“等过两年，记得回来看奥运哈。”路平眼眶一热，慢慢摇下了车窗。热风抹在脸上，硕大太阳顶在脑袋上，白晃晃的马路，蝉声片片，催眠着白晃晃的北京。他买了一张最近出发的硬座票，开往千里之外的昆明，他地理不太好，攥着票想：云南应该离陕西不太远吧。他在进站口排了半天的队，拎着箱子的手先酸后麻木，终于被沉默的人流拥裹着挪进大厅。路平回头，想最后再看一眼这个城市。但有个声音从旁边硬硬地戳过来：“你，身份证拿出来看一下。”博大的北京，通过一个警察叔叔向他发出了第一声问候，也通过另一个警察叔叔的口，给予了他最后的临别赠言。我去你妈的万般皆苦奥运会那一年，路平没能去北京。靳松写了一首歌送给他，就是那首《老路小路》：小路背起一把吉他/ 踏上一条离家的路那是一条混不出头/ 也不能回头的路苦乐自知有多少/ 处处是江湖悲欢不知有多少/ 夜夜是孤独小路变得有些沉默/ 别人说他有点儿酷那是因为没有人知道他内心的苦楚……歌词中有“苦楚”二字，有一次大家讨论过这个词。我师弟的见解是：大部分时候，人们面对自我，未必会有那么多的喜乐安宁，更多的品味是苦楚，故而要灭苦得喜乐。宋师兄的认知是：所谓苦，是名苦。既然常说万般皆苦，那眼耳口鼻舌身意能感知到的皆为苦，高兴也是苦，恬淡也是苦，都是空相。我还蛮认可宋师兄的这番话，《心经》云：无垢无净、不增不减。这是证得般若波罗蜜多后的境界。苦是苦，亦非苦，乐亦是苦，苦和乐其实可以纸上画等号，然后统统橡皮擦掉，再忘记那块橡皮。但我对宋师兄说：“你觉得咱们道理上刚才说得那么清楚，一个个大明白似的，其实你我谁又真正把第一步做到了，你识苦了还是我识苦了？这不是在这儿废话么？”宋师兄瞪起眼睛：“禅门弟子岂不知言及佛法，开口即是错的道理吗？仰佛法之名来彼此法布施罢了，谁说佛法是用嘴说出来的？”一旁的师兄弟们赶紧围过来拉架：“喂喂喂你们说归说别挽袖子啊……有话好商量好商量。”大家一直很担心我们有一天会说着说着措起来，连昌宝师弟都站了起来摇着尾巴挤了进来。昌宝师弟是条哈士奇，刚皈依不久。大家就指着昌宝说：“你看，你们俩连师弟都不如，起码人家不乱犯嗔戒。”这时，一个半天没说话的同修，幽幽地说：“我偶尔倒是会万幸这份苦楚的存在，不然我会忘记和自己对话，哪怕他是心魔……”这位同修是路平的好友，两个人经常会默默地对坐一个下午。一个泡茶，另一个喝，彼此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出神，或许是在细细品味不同的苦楚吧。无常无我的状态，算是一种空吗？他们自己个儿也不知道那空是真的还是假的。他也蛮喜欢这首《老路小路》的，有时候他捻着佛珠的间隙，会冷不丁地来上一句：“老路唱起的那首歌，为何让我泪眼模糊……”那首歌写于丽江，是路平来到丽江一年的时候。那时候，路平在丽江五一街下段的拐角处开了一家小酒吧，叫D 调。青石的门脸，青石的墙壁，长榻都是青石砌的。他把它当家，买了电视和电脑，吃住都在酒吧里面，忽然之间就安定了下来。他蓄起了一点儿胡须，人们开始喊他老路。此时，离他最初的漂泊，已经过去四年了。他从北京一路火车到昆明，在滇南、滇西北飘荡了大半年后，一双破了洞的鞋才踩上丽江古城的青石板。他选择在丽江留下，就像当年从西安选择北京，从北京选择远方，丽江就是那个他找了很久的远方。于故乡和北京，他是孤独的异类，于彩云之南的丽江古城，他却轻易地就能找寻到人生履历无比雷同的族群。路平和我、大军、大松、靳松一样，是古城最初的一批流浪歌手，彼此看对方都像是在照镜子。人以群分，无论丽江这锅杂烩汤水有多深，大家都以一个小圈子的形式游离在“浮躁”二字之外，自得地混在浑水里。后来，我们分别开过D 调、跑调、大冰的小屋、第一代江湖、凡间、丽江之歌、低调小馆等一系列火塘或小酒吧，我们不是连锁，却胜似连锁，并以此为根据地，草创了游牧民谣这个民谣小流派。我曾用矫情的文笔渲染过当时那种状态：这个世纪初，一群把音乐当干粮的人，从天南海北、体制内外，揣着所剩无几的青春和还未干涸的理想，不约而同地溜达到了彩云之南，溜达到了雪山脚下的小镇丽江。他们中有的平和淡定，永远一身褴褛布衣；有的堆起满脸胡须，总是低垂着眼帘；有的桀骜不驯狂放不羁，却人情练达和蔼可亲；有的低调寡言，从不向人述说哪怕一丝丝曾经的坎坷沧桑。他们是这座小城的过客或者常住民，夹杂在无数的艺术家和伪艺术家当中，每天静静地唱歌、喝茶、看书、买菜、赖床、微醺还有恋爱。他们总是随身带着变调夹。他们弹琴，叮叮咚咚的，很小声很小声地唱歌给方圆三米之内的人听，他们唱自己的歌，无论是在街边还是吧台边，很小声很小声地低吟。他们也玩鼓，羊皮的、牛皮的、纸皮的手鼓，不是敲也不用力拍，而是轻轻松松地让手指在鼓面上跳舞。他们说有吉他和手鼓就够了，在这个拼命强调形式和配器的时代，应该做点减法了。他们说有三两个人肯认真听歌就已经很够了，他们不奢望被了解，不害怕被曲解，不在乎被忽略……他们的原创赚取过多少女孩儿的深情凝望，数不清了。他们的原创勾起过多少游子的哽咽呜咽，数不清了。他们的原创诱发过多少过客的莫名叹息，数不清了。他们的原创让多少男人会心一笑，让多少女人莫名缅怀自己曾经的少女情怀，数也数不清了。清风抚山冈，明月照大江。他们简简单单地玩着音乐，玩着玩着，玩出了一个民谣流派：游牧民谣。共同的丽江背景、相同的音乐理念、类同的流浪歌手经历、出世又入世的原创歌词，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没有比“游牧民谣”这四个字更适合用来定位他们这个群体了。音乐是羊，他们游牧在路上。远芳萋萋的路上，车水马龙、行人匆匆的路上，长亭外古道边的路上，苍茫肃杀的路上，锦衣夜行却自得其乐的路上，扬鞭策马、狷狂高歌的路上，无法回头也不屑于去回头的路上……他们都喜欢一句话：曾经有一个年代，流浪着的歌手被称作行吟诗人。这是2010 年以前，我写过的最矫情的文字。没办法，现在必须找层防水防风的冲锋衣套上才写得出，我也觉得怪丢人的。哈哈哈，对不起，敬个礼，请你吃块儿西瓜皮。……这么荒凉的时代，敢真正行吟的诗人注定饿死。我不怕死，那我硬着嘴，这会儿在这儿怕什么呢？我怕看得越来越明白啊！……难过的是，老路唱起的那首歌，为何让我泪眼模糊……那些美好得和假的一样的行吟，我肯说，可我自己肯懂吗？慢慢地，等我懒得张嘴了，是否又绕回到蝇营狗苟的人性深渊处了呢？老路唱起的那首歌，为何让我泪眼模糊，为何那些落花流水留也留不住，为何滚烫的温度，总相忘于江湖，为何总有些遗憾，留在酒杯最深处。我去你妈的万般皆苦。放任自流的小时光路平玩摇滚出身，有一副铁嗓子，民谣乐弹唱三四个小时和玩儿似的，连口水都不用喝。卖唱的时候数他的战斗力最强，几乎没见过他唱累过。他卖唱有个特点，从来不和人交流。无论对方是一脸多崇拜的漂亮MM ，出手多大方的豪气买家，他只管半仰着脖子唱他的歌，唱完了就闷着头抽烟，从来不接人家的话茬，经常会搞得对方讪讪的。他并非傲气的人，或许是当年那只飞来的酒瓶留下的阴影太重了吧。所以，不论路平持久力有多么好，他的收入一般都是最少的，这个倒数的名次直到靳松加入卖唱队伍后才让贤。靳松是个除了吃饭唱歌以外，打死不舍得用舌头的人，语言功能退化得厉害。但那份沉默寡言，却很能激发大龄无知文艺妇女们的母性。那时，我们经常两人一组自由组合出门开工。路平和靳松结伴开工简直是一道不可多得的风景，他们好像两只南瓜一样坨在街角。唱歌的时候还好，一唱完了脸上立马各种凝重，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除了喉头动，其他的部位就像裹了水泥一样的严肃。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他们是两个多年组乐队唱酒吧的主儿，什么硬场子没见过，怎么在街头唱首歌会这么如临大敌？搞得和见丈母娘似的。我经常问：“你俩是在比谁僵硬吗？你们学学大军好不好？”我说他们的时候，大军身旁围了一堆人，他正卖力地推销他花费16 万打造的奢华专辑：“……哎呀，谢谢你来听我唱歌，你长得这么漂亮，你是从成都来的吧？我的碟好啊……什么电脑都能放出声音来……”我挥手赶走眼前飞过的乌鸦，扭回头来督导身后那两只南瓜好好总结学习。靳松认真地学习了半天，然后吭吭哧哧地学着和卖碟的人交流：“唉，谢谢你来听我唱歌……你、你漂亮……你、你是从贵阳来的吧！”好吧，最起码他还知道把“成都”换成“贵阳”，贵阳出美女吗？管人家出不出，你“唉”什么“唉”啊，不会用感叹词就别用啊我的亲哥。“接下来换你了，路平。我告诉你，今天你再只卖三张碟的话，明天干脆去帮老兵卖烧烤好了，我们不带你玩儿了，你要努力啊！你也老大不小的人了，怎么脸皮发育得还是这么薄啊你。”路平很受鼓舞，坐着扎起马步，努力酝酿情绪。不远处，一群高跟鞋美女噶嘚儿噶嘚儿地扭过来，貌似是一群组团休假的空姐。“老路，加油啊，这是购买力多么优质的受众群啊。”他吭哧吭哧也吭哧了半天，半天喷出一句家乡话：“贼你妈，额说不出来！”其中一个空姐停下脚步：“乡党，你娃咋啦？”那个时期，卖唱卖碟是大家的主要收入来源，由于是半共产主义的集体大锅饭生活，街头收益好坏，直接决定着晚饭炒洋芋丝时里面肉丝的宽度和厚度。大家饭量一个比一个大，况且还有大军这样的饭桌大神在，他只要一施展一筷子夹走半碟子菜的绝技，其他人第二碗饭就只能用豆腐乳下饭。所以，我们压力还是有一点儿的。虽然有压力，但却都没有太把卖唱挣钱当回事儿，基本是边玩边干。很多时候，大家卖唱时喜欢玩即兴创作，歌词现编，看到什么唱什么，想到什么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