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最幸福-4

回老位置，做贼一般，一边观望一边开工。但那时往往夜色已阑珊，行人渐渐微醺，肯放下钞票的少，借酒来踹琴盒的多，他也不生气，反而问人家喜欢听什么歌，要不要听首原创。但喝醉的人很多不知道什么是原创，于是他就唱《再回首》，唱得醉酒的人泪光晶莹、浑身颤抖，然后哇哇大吐。我说：“我擦，这个世界怎么了，这么多浪子。”他说：“他们的心累了。”大军和我不一样，和大松也不一样，每天不挣到一定的额度他是不肯收工的。收成好的时候，他是笑眯眯的，半夜坐在小火塘的角落里，笑眯眯地逗逗单身女游客，问人家是不是从成都来的。有时候连着数天风雨如晦没办法开工，他神经质地一口接一口叹气，抠手指，各种坐立不安。他应该是很缺钱吧，可奇怪的是花钱的时候一点儿都不吝啬。那时大家吃住在一起，午饭在院子里自己做，他抢着跑忠义市场买菜，洋芋或空心菜，永远是这两样。晚饭在小馆子解决，他又抢着埋单，不过是几份米线、两盘冷拼，抢得和干仗一样，卖唱的收入越差，他埋单的次数就越多，谁都拗不过他。我那时候瘦，他说，大冰多吃点儿，多吃点儿，还用筷子给我夹菜。他不会用公筷，也并不知道那时候的我有信用卡和存款，还有一个电视主持人的身份。于我而言，最初街头卖唱是件好玩儿的事，是种新鲜的人生体验。从拉萨唱到丽江后，每天的卖唱慢慢演变成了仪式化的例行日程，履行得比吃饭睡觉还要认真，不唱就好像少了点儿什么。而大军加入后，街头卖唱又慢慢地变成了一种必须要履行的义务，我很喜欢看到生意好的时候他那副怡然自得的成功人士的嘴脸，我希望他能多赚点儿。年复一年，后来只要在丽江，就会每天去帮大军打鼓，一直到今天。可是光卖唱能挣几个钱呢，每天吃点儿饭、交个房租就口袋空空了，抽烟基本靠蹭，喝酒基本靠赊。我有个流浪歌手兄弟叫金刚柱子，第一届雪山音乐节的时候结识的。他燃臂供佛，左胳膊上有三个大香疤。柱子有一首描写流浪歌手生态的歌叫《接着操练》：那一天房东大姐说/你再加五十块钱/ 下一个月我的脸上又多了一丝疲倦/一天天啊东奔西跑为了赚点小钱/ 吃一点饭买个拨片/ 换几根琴弦……柱子后来出家，不能弹吉他让他很难受，听说还俗后一直继续安贫乐道接着操练，但依旧交不起房租。丽江的卖唱市场竞争渐渐白热化，考虑再三，我和另外一个兄弟路平决定盗版自己的音乐作品。最初，我们尝试着做了一批CD ，用最原始的手段DIY，去批发电脑光盘一张张地翻刻，刻坏过路平一台光驱。封套是牛皮纸手工糊的，封面手绘。定价的时候，我们有分歧，老路说：“10 元一张。”老路啊老路，丽江粑粑都5 元一个了……老路说：“那15 元一张。”老路啊老路，风花雪月都20 元一瓶了。老路说：“贼他妈……30 元！”老路啊老路，愿意掏30 元买一张流浪歌手专辑的人，还会在乎多掏20元吗？老路和我最初50 元一张卖原创专辑的时候，一直是低着头弹琴的，完全是一副昧了良心的模样。奇怪得很，卖得出奇地好，第一天卖出了16 张碟，这相当于单纯卖唱一个星期的收入啊。晚上数钱的时候，老路、大军、大松围成一圈，一张张做贼心虚、红扑扑的脸……这么多年过去了，想想就好笑。可是，后来有一天我坐在我济南的家中，一张张整理两岸三地N 个知名歌星的签名EP ，撇着嘴念那些龙飞凤舞的赠言时，我念起当年那些未曾沾染人间烟火的民谣，我依旧浪荡天涯的兄弟，那些放声高歌的青春，仅仅只值50 元吗？大军是丽江第三个卖原创CD 的，他简直就是为此而生的。他那不叫卖，快成批发了，我见证过他一天卖23 张专辑的时候。他说：“这简直就是在捡钱啊。”他开始在专辑上签名，不管买的人乐不乐意都觍着脸跟人家说：“说不定有一天会有收藏价值。”好玩儿的是，不乏很多受宠若惊的脸频频冲他点头，然后各种讨价还价。大军一直很感谢我当年的倡议，他说：“大冰，你是个改变了丽江流浪歌手产业结构的人，你真厉害，你真不愧是上过大学的。”哥，这和上不上大学有关系吗？我大学学的是油画好不好。可他坚持认为我这个举动让他起码少奋斗了五年，我打小不喜欢人家和我矫情，经常一句话堵他回去：“都丽江了，还奋什么斗。”那时候我是个偏执的青年，还不是很懂生活。后来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没回丽江，生活重心转移到西藏。经年累月背着包，一座接一座地去转山转湖，从阿尼玛卿岗日到马湖鬼湖，断过肋骨也断过手指，经历了人生中最无牵无挂的一段时光，很快乐，算是第二次童年。再回丽江的时候，在古城口大水车旁遇见大军，他远远地搓着手开心地向我走来，边走边喊：“哎哟……大冰回来了！晚上来店里吃饭。”他的脸笑得像一朵花。“店？什么店？你都开店了啊，大军，你哪儿来的钱？”“你太久没有回来了，我卖唱卖CD 挣出来一家小酒吧。”“大军大军，老路呢？”“老路也挣出来一家小酒吧，还买了一把新吉他。”“大军大军，大松呢？”“大松开了家小鼓店，又能艳遇又挣钱。来，我帮你背包，吃完饭咱们开工卖唱去，卖唱完了跟我去酒吧开工。”大军的店在酒吧街，他盘下来一家小小的二楼店铺，开了一个小得令人发指的小酒吧，做了一个令人发指的巨大招牌叫海轮风，木头楼梯也陡峭得令人发指。我摸摸原木的吧台，窄小的桌子椅子，二手的音箱，电熔的麦克，像模像样的话筒架。想到这一切都是卖碟换来的，我忍不住地乐。我问他，这是个什么风格定位的酒吧，他想都不想地说，原创民谣。他捧着碗说：“又能挣钱又能唱自己喜欢的歌……我的人生简直圆满了，大冰你下次来我应该就能请得起你吃松茸炖鸡了……”我到今天都没吃上他承诺的松茸炖鸡。没多久，大军的酒吧就倒闭了。三个月，还是半年，我记不清了，他赔得很惨。他的原创民谣到底是没干过那些张嘴“拉萨的酒吧里呀什么酒都有……”闭嘴“你有一个花的名字美丽姑娘卓玛拉……”的酒吧街驻场歌手们。丽江的酒吧街是中国南部人流最熙攘的一条街，那些跟着导游小旗的人们来自全国各地的二线以下城市，一水儿地热爱“凤凰传奇”的人们，人家喜欢的是声嘶力竭的“中国好声音”，不待见低吟慢唱。而所有的酒吧为了拉客，往死里拼音量。没人是来消费音乐的，音乐在丽江的酒吧街不过是一块块桌布，用来铺上各色洋酒、各种杯盏，以及各种黑丝大腿和各种装逼、各种吹牛。在这块桌布上情欲是王道，连桌布本身都是浸渍着荷尔蒙的，歌手会在演唱的间隙不遗余力地撮合单身男女们，顺水推舟的女人们矜持地笑着，我见过她们钱包夹层中偶露峥嵘的避孕套。每个酒吧门前都站着盛装民族服饰的年轻小MM：“大哥找艳遇不，大哥来吧，我们家的漂亮妹子最多……”触目惊心的纳西普通话，撩人得很，意志稍不坚定，脚步就会偏移方向。我始终觉得丽江酒吧街的酒吧不能称之为酒吧，那些锣鼓喧天的酒吧，比大多数城市的夜场都要来得热闹和浮躁。相比之下，北京后海银锭桥和当年三里屯酒吧街是那么的纯洁。现在想想，在这样的地方想靠清淡的民谣谋生，无异于腌臜处种莲花，唉，喂牛牡丹反被踹，大军的选择本就是一种活该。于是，大军重新回归街头。破屋偏逢连夜雨，街头的生意开始难做了。自打丽江古城开收古城维护费的那天起，城管执法的力度骤然增强。流浪歌手被当成非法流动经营者，每天被撵得狼奔豕走。对策也迅速出现了，诞生了一个新的岗位，专门负责望风，一见制服出现，立马风紧扯呼、暗语相赠。毕竟道高一丈，人家执法队员换了便服，夹在听歌的人群中鼓掌，还蹲下来问问碟片的价位，然后笑笑地抓住吉他：“不好意思兄弟，琴没收了。”就这样，出现了流浪歌手和城管执法队员之间的激烈对抗，半年的时间连着发生了好几起流血冲突。一把吉他往往意味着一个流浪歌手的全部身家，愿意为此拼命的，大有人在。大军也被数次没收过吉他，我目睹过一回，据说那是一把跟了他十年的吉他，他和旁人不一样，完全不反抗，低着头收纳碟片、口琴、摇铃，脸上一抹笑，逆来顺受的一抹笑。被同行欺辱，被游人轻蔑，被制服制裁，他永远是淡定相对，这几乎让我以为他是个有信仰的人。我不想卖碟了。于我而言，在丽江卖唱更多的是一种生活方式，并非真的要靠几张CD 来维系生活。世道艰辛，谋生不易，再和大军卖唱的时候，实在是不忍心把自己的碟片摆出来。我多卖一张，无形中等同他就少卖一张。但他不肯，每每坚持两张专辑并排放在面前，有人要买他就说是两张一套，一套一百元。问津者往往嫌贵，问只买一张可不可以，他就力推我的碟，还替我唱专辑中的歌。他那时并不知晓我其他的职业身份，我每每尴尬万分地接过钱，左也不是右也不是。他从未有求于我，只是用一种最朴素的江湖道义来处世：哪怕让自己唯一的谋生手段打折，也要兼顾兄弟的温饱。后来，他知晓了我的根底儿后，依旧是卖唱时力推我的碟片。我说，我不缺这个钱啊。他说，你开销一定很大，挣点儿钱换张返程的机票也是好的哦……这都不是钱不钱的事，我知道，这些年他只是习惯了如此待我。行文至此驻笔片刻，感慨良多。江湖十年灯，摇摇曳曳，映照过不少人情练达、世态炎凉。这条路上，同行者良莠皆存，秉侠义古风者于其中不过二三子，大军是其中一人。于情，他是个兄弟，于义，他算一位落拓街头的君子。我是个好交朋友的人，号码簿里一度几千张名片，我也是个酷爱折腾的人，十年来大起大落，风光过，落拓过，经历过几次巅峰和低谷，也经历过几次生死。起起伏伏间的倥偬，翻翻手机，屡屡发现能打个电话聊聊心事的人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多。33 岁后，在给自己的朋友圈子做加法时，我开始越来越谨慎。该做做减法了。筛盘摇来摇去，留下的才会是金子。拍一部胸无大志的电影那个艰难的时期一起卖唱的还有后来D 调酒吧的路平、跑调酒吧的靳松、小植、凡间酒吧的晴天等等一批人。大家因为民谣音乐相识，后来这些人被誉为丽江民谣的代表，分别开了自己的酒吧或火塘，组了自己的乐队，有了稳定的收入，在豆瓣上开了自己的音乐人小站，开始全国巡演，在地下半地下的民谣圈里一个接一个扬名立万。往事经年，个中亦有阋于墙的兄弟，而当时那种相互扶持集体劳作，一瓶饮料分着喝的时光却永留我心，故而在记忆里，那个时期的卖唱，有了一种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意味，恍如聚义梁山。大军经常扮演烂好人的角色，有些初到丽江的歌者找到他，希望和他结伴卖唱，他从不懂得拒绝，等到人家轻车熟路了，堂而皇之地在旁边另立门户，抢白得他没了生意。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猫和虎的寓言故事他亲身验证了一次又一次，只好一次次作战略转移。从最初的大石桥到布拉格门前，到后来的万子桥、三眼井，越退越游人稀疏。他只好靠拉长卖唱的时间来换效益，之前是每天唱两个小时，后来加到三个半。2008 年奥运会前，我回丽江避运，当时路平的D调酒吧已经开得有声有色，之前一起卖唱的兄弟们以D 调为根据地，继续着半共产主义的生活。世俗的眼中，这是一群胸无大志的人们，每天喝茶、弹琴、微醺、恋爱，在青石板路上消磨着寒冷的年华，几乎算是一群站在入世和出世边缘的一群异形。曾经我一度这么认为：大家在一起不过是共同简述一种生活方式，不过是一场慢生活。我从未听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和我谈起过梦想二字，除了大军。他的那个想法生生地把我吓了一跳。大军在某个夏天的傍晚对我说：“我想拍部电影。”这个男人对电影行当策划执行的了解，几乎等同于一个清朝人对高铁运营系统的认知，而且这个男人又是一个那么一穷二白的流浪歌手而已。我说，你开玩笑吧，你有病吧，你开玩笑也开个靠谱点儿的玩笑哦。你也太吓人了吧，你……没想到更吓人的还在后面，他居然真的就摸摸索索地开始干了起来。不知他查了多少百度信息，跑了多少次新华书店，他居然在短短一两个月内完成了一个独立制片人基本应该了解的一切。他从丽江旅游学院找到了一个热血文艺青年当视觉导演，从文联找到了一个同样热血的文艺女中年当编剧，还挨个和一起卖唱的歌手兄弟们打招呼：“你来当个剧务吧，你来演个角色吧……”他还找开摄影工作室的朋友借灯，找开黑车的朋友借车拉道具。他简直是在赤拳入白刃，空手套白狼。他那时候把路平酒吧的二楼当成临时办公室，那里连张桌子都没有，大家盘腿坐着整夜开会。我参与过一次他的剧本策划会，我相信除了我以外，那都是一群一辈子没开过几次会的人（除了小学班会），策划会开得和相亲茶话会似的，小桌子上摆着花生和类似喜糖的东西，每个发言的人居然还都一本正经地起立，发完言还集体鼓掌。他们把路平的账本拿来，在反面记录会议纪要，当书记的人字不好，写了一会儿就不认识自己之前写的字了，于是撕下来重写。每撕一张，路平就一哆嗦，撕一张就一哆嗦。剧本讲的是一个丽江混混和一个孤儿院病童的故事。一大一小两个人，两条平行线偶尔交错，然后小孤儿在丽江混混身上寻觅父爱，丽江混混为了病童，去履行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承诺。失去生活方向的中年男人、垂危的孩子，两个人彼此颠覆了对方痛楚的人生。剧情不是多么起伏跌宕，也没什么矛盾冲突，算基本成立吧。但论及分镜头方案的时候，简直是要把一锅海鲜疙瘩汤泼了一地，各种不靠谱的想法纷纷暴露了出来：他们计划把家用DV 绑在竹竿上当摇臂，用滑板代替轨道车，居然还画了分镜头画稿，上面中景接中景接中景……我坐了一会儿，觉得这基本是在扯淡，我怕管不住自己的嘴，忍不住会大放厥词，就偷偷先行尿遁了。一下楼，看见路平默默地坐在火塘边，捧着残缺的账本，默默运气。后来，路平在片中饰演了一名反派。片子开拍的时候我去了新加坡，在克拉码头和一个叫小钻石的姑娘玩塔罗牌，并学会了调制正宗的“新加坡司令”。再回丽江时，大军的片子快要杀青了。我很惊奇他是怎么做到的，跟着去看了最后的两场戏。大军扮演的是那个丽江混混，有个脏脏的小男孩儿演病童。那个小小的男孩儿像小猫一样乖，眼睛比嘴大，大耳朵薄薄的，几乎是透明的，站在大军身边刚刚到他的腰。那场戏是拍一次分离：大军和小脏孩儿四目相对，然后各自转身留下背影。按照计划，两个人对视半分钟，转身后分别走出20 米出画，但实拍的时候发生了一点儿变化。那个小孩子转身后愣在那里，一动不动的，忘了走，也忘了回头，仿佛整颗心都被摘走了。那种茫然若失，揪心得很，任何导演都难以导出他那副体态神情。我的鼻子忽然酸得很，一下子回到了童年最无助的瞬间……四下里一片安静，终于有个担任剧务的姑娘呜咽着哭出声来。我问：“大军，你是从哪儿找来这么棒的小演员的？”他说：“我去孤儿院取景，这个孩子趴在栏杆上看着我……他饭量不小，以后一定能长个高个儿。”我有个小小的疑惑，我不记得丽江孤儿院的围墙有栏杆。但我知道我的兄弟大军不会和我说半句假话。我没再追问，去吧台给他调了一杯“新加坡司令”，他尝了一口问：“你不觉得太甜了吗？”这部电影的名字叫《我想飞》。高清视界、奥运之美，松下高清影像现场电影节四等奖—是这部电影所获得的奖。出人意料，居然获奖了。几乎是零投入的公益电影，当然不可能走院线。但据说在部分城市的观影会上反应热烈，由此也引发了一小股针对滇西北地区孤儿院的志愿者风潮，但几乎没人知晓这始于一个丽江流浪歌手的一次疯狂梦想。无论如何，此举善莫大焉。该大片儿在丽江的一个电影吧里曾放过一次，大家一边嘻嘻哈哈地看，一边啃着瓜子和辣鸭脖。大军也跟着一起看，看了一会儿跑出去啃鸭脖子了。有几个人坚持看到了最后，看完演职员表上自己的名字后，心满意足地走了。然后，此事告一段落。奇怪的是，大军之后再没提过自己拍过电影这回事，好像没发生过一样。他的梦想完成了，完成了就放下了，放得还很干净，甚至没当成人际交往时的谈资。有时候，我不确定大军是少根筋还是足够智慧。行于心而不驻于心，在这件事儿上，他活得比我见过的大多数人都洒脱得太多。我曾揣测过，是否这个电影里的故事曾经真实发生过，是否真实的主角就是大军。他或许是因为未能对某一个逝去的小生命完成承诺，才想在光影中虚拟地画上一个句号吧。若我揣测的是真的，那么，那些胡子拉碴满面风尘的男人，内心该是多么的柔软。那个脏脏的小孩子，后来经常会来找他玩，不怎么说话，只是依偎在他身边。大军给他炒饭一次打四五个鸡蛋进去，还给他揩鼻涕，亮亮的鼻涕丝儿黏在手指上，他一点儿也不嫌弃，仿佛他就是父亲。生一张16万元的专辑他还做过一件傻缺的事。他一直二到现在，或者未来。他循环不停地二着。我们一开始卖碟都是找支电熔麦克，跑到朋友酒吧里录现场版，然后把Demo 用电脑光驱刻录出来。我们把这种碟叫毛片，取其手段原始、技术粗糙之意。往好里说是原汁原味，但给专业音乐制作人听的话，无异于一次性饭盒里盛着夹生饺子、没褪干净鸡毛的黄焖鸡。可一般购买者谁在乎这个啊，再说民谣听的是歌词内涵，本就和技术品质没太大关系。我坚持以上看法和想法，一直到现在都懒得在配器和录音上下太大功夫，即便录歌也万分抵触各种Midi 手段。他却不，卖了两年毛片后，轴劲儿上来了。不过是一个日日混嚼谷的流浪歌手，却把所有的积蓄全部拿出来，东求西告地筹钱，奔成都，跑广州，租录音棚，买版号，托朋友找知名的音乐制作人，自己监棚给自己录制专辑。他花干净了身上的每一分钱，带着母带一路搭顺风车回丽江，饿得马瘦毛长，一见面就和我抱怨广州的碗太小菜太贵。我听了下他录制的这张专辑，叫《风雨情深》。厚厚的外壳，铮亮的黑胶盘，制作精良，内外兼修，编曲和录音不亚于一个出道歌手的专辑品质。我问他共多少钱，他说没多少。“那到底是多少？”他假装满不在乎地说：“16 万。”说完，脖子都是僵的。16 万！一辆Smart 微型车的价钱，一套发烧单发，一个二线歌手一场商演的报价。一个中产阶级或许可以满不在乎地报出这个金额，但无产阶级的大军你满不在乎个什么劲儿啊你？16 万，一张碟你卖50元，卖3200 张碟你才能回本。你能保证丽江天天不下雨吗？这里半年是雨季！你能保证琴被没收的时候，碟片不会被没收吗？我替他心痛，马后炮地骂他：“花个一万两万元的品质比之前的Demo 好点儿就行了，你有几个钱能糟蹋？你不需要打榜，又不需要拿金曲奖。”大军很包容地看着我说：“可那是我自己写的歌啊。”我形容不出那种眼神儿，好像他是个戴红箍的，我是个随地吐痰的。“那好吧，那我帮你推推歌吧，说不定哪一首忽然爆红网络，半个季度你就回本了。你说好不好，我说，你觉得呢？唉，我和你说话呢，大军……”他“嗯嗯嗯”地应承着，聋子都听得出那种敷衍。“你和我敷衍个什么劲儿啊！你又不用担心欠我的人情。你不是缺钱吗？你是缺钱还是烧钱？”我知道他是个没什么世俗野心的人，但作为一个在实用主义者中长大的人，我不是很明白这些折腾所为何求。后来我发现，这次折腾只是刚刚开始。新碟出来后，他继续以卖唱为生，计划着还完了债，攒够了钱再出第二张！他甚至已经把第三张碟的封面都找人画好了。我计算了一下投入产出比，回想了一下自己认识的那些心狠手辣的理财经理，没有一个黑心理财经理的手段有大军对他自己狠。他是跟钱有多大仇啊，摁着自己脑袋，大头儿朝下往井里栽。一起卖唱的兄弟们一个接一个地开店了，一个接一个地在丽江租得起院子了，他依旧在三步一亭、五步一岗的流浪歌手们的夹缝中讨生活。他自己给自己规定了每天的销售额度，每天下半夜才收工回家蒸饭，每天卖唱的时间几近五个小时。或许是因为品质的提升确有药效，他名气慢慢地越来越大，开始有人慕名来听他唱歌，主动买碟。我后来认识一些朋友，很会唱歌，他们当中有些人甚至可以好到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称王称霸，在“快男超女”的舞台上加冕桂冠，可如果把他们都放在没有反送音箱的街头，我坚信没有人能唱得像大军那样动听，一个都没有。你见过不做作不装逼不孤傲清高也不谄媚满脸的流浪歌手吗？当下的大军就是。他唱歌的时候简直可以用不卑不亢来形容，你若给他鼓掌，他面带微笑，宠辱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