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最幸福-他们最幸福

他们最幸福大冰著目录[序言／有梦为马][伴我行天涯][流浪歌手的情人][送你一颗糖][越狱者][西藏往事][不用手机的女孩儿][想把我唱给你听][预约你的墓志铭][到死之前，我们都是需要发育的孩子]2[艽野羌塘，尘梦凤凰][后记／陪我到可可西里去看海]“要把地面上的人看清楚，就要和地面保持距离”。——卡尔维诺[序言/有梦为马]他们曾经是我们当中的一员，他们中很多人脱离了我们之后，获得了另外一种幸福，他们中也有些人后来又回到了我们当中。这是些怎样的人呢？我想说，他们是幸福的人。我希望，年迈时能够住在一个小农场，有马有狗，养鹰种茶花。老朋友相濡以沫住在一起，读书种地，酿酒喝普洱茶。简单的生活呀，触手可及吗？在我十年流浪歌手的生涯中，遇见过很多神奇的人，今天第一次说给你听。他们的生活方式、人生出口、修行法门和实用主义者们秉承的朝九晚五、温饱体面、出人头地没太大关系。他们是天涯过客、浮世散人、江湖游侠、流浪歌手……我很庆幸曾是其中的一员。如果今天是世界末日，那这篇演讲是我的人生总结。如果不是，那继续有梦为马，游历天涯。《一席》演讲稿整理版2012.12.21在人际交往过程中，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会觉得累？比如饭局，或者说你在跟人讲话时，尤其是你在表述自己时，为什么会累？因为我们每个人会或多或少，都想展示出一些其实我们并不具备的素质，所以我们会觉得累。我今天不想太累，想真实一点儿，说点儿实话。我认为这是一个有点儿扯淡的社会！这是一个让人觉得非常悲凉的时代！悲凉到什么样的程度？悲凉到当我们面对一个陌生人，去认知他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用一个标签：他是干什么的。哦，他是一个专家，他是一个学者，他是一个学生，然后以此为出发点，来度量一个人。我不喜欢这样，我就想站在这里很随意地说：我只是一个33 岁的男人……但是好像也逃脱不开标签，那就先从标签开始吧。怎样介绍我的标签呢？刚才在洗手间的时候，两个胡子拉碴的中年男人，他们对我说：“我是看着你节目长大的……”好吧，我有一个身份标签是“主持人”。我界定自己为一个还算敬业的二流综艺节目主持人，但按照业界某些人的评判标准，我是最不务正业、最不求上进的，轻易放弃了很多机会。他们有时会议论：“这人干这行也干了十几年了，别人都一个接一个地红了，就他还这么漫不经心地玩儿清高，他是不是脑子有问题？”我不确定我是否脑子有问题，只是觉得某些约定俗成的规则并不等同于自己的生长法则。对于主持人这个标签的自我认知，我和我的同行们或许并不相同。另一个标签的话，我是一个背包客吗？算是吧。在路上断过三根手指、一只手腕、两根肋骨……现在一到秋天，必须要穿靴子，因为当年爬雪山把脚后跟冻坏了。走了那么多年，走坏了很多双鞋子，滇藏线、川藏线，都不止一次拿脚一步一步地量过，算是一个背包客吧。可当下，我并不敢刻意去标榜这个标签。最初背包上路时我还只是个简单的少年，那时“背包客”这三个字还代表着一种勇敢而浪漫的成长方式，而当下，它已然奇怪地沦为一个时尚而浮躁的名词。我还有一个身份标签：民谣歌手。曾经有一个很美好的时代，人们把流浪歌手称作行吟诗人。但那个年代已离我们远去，或者说在历史上，这样的时代稍纵即逝，白驹过隙，美好得跟假的似的。今天的主题是“赶着音乐去放牧”。我对民谣的理解是：它是羊，我赶着它，和我的伙伴们行走在无垠的旷野上，甚至没有路，只有一片无垠的旷野。天干物燥，喑哑呜咽，但是一点儿都不晦涩。今天，我想给你们介绍一些和在座诸位不一样的人。我们看他们可能用“另类”这个词，就像他们看我们一样。他们曾经是我们当中的一员，他们中很多人脱离了我们之后，获得了另一种开心，幸福感指数也非常高，他们中有些人后来又回到了我们当中。这是些怎样的人呢？我很难用一个词来界定他们，我不想用那种标签，“他们是一些浪迹天涯的人”，“他们是凯鲁亚克笔下的那种‘在路上，的人”……不想用那些标签。我想说，他们是幸福的人。这些幸福的人，他们路过我的生命，让我获益匪浅，甚至让我当下这一刻站在这里都觉得，他们是我内心强大力量的某种重要来源。顺便介绍一下，我还有一个标签是“最不靠谱的酒吧掌柜”。很多年之前，我在拉萨开过酒吧，倒闭了；后来在成都开过酒吧，倒闭了；再后来在丽江开过第一个酒吧，倒闭了；开了第二个酒吧，倒闭了；这是第三家酒吧，十月份的时候，撤股了，也算倒闭了；现在我在丽江还剩下一家酒吧，叫“大冰的小屋”，它还在勉强地维系，因为有人说它是一面旗，代表着丽江的一个时代。在这个酒吧当中，厨师会打手鼓，扫地的小妹会唱爵士，吧台收银员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散文作家，吧台总管以前是一个学校的教导主任，她觉得自己以前脾气不好，严苛得过分，所以来修身修心。我们的主唱歌手是一位支教老师……这些神奇的人，带给我的那些故事，没法用“感动”两个字来简单概括。首先要介绍的这位仁兄，他长得很像曾志伟，一直到现在，我都记不清楚他真正的名字叫什么，在丽江我们都叫他“志伟”。志伟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个会打手鼓的厨师，他本身就长得很像一只手鼓。他非常希望在丽江能够有艳遇，但很遗憾，不论他怎么样抱着吉他摆Pose ，都没用。这个46 岁还是45 岁的中年男人，他为什么来到丽江我不知道。他在我们酒吧做饭，晚上唱歌，帮忙打手鼓，不要酬劳。前段时间云南彝良地震，他要跑到彝良去，我说你为什么要去呢？你这么一个死胖子，能去干什么？后来我才知道，他原来是蓝天志愿者行列中的一员，他过去就是志愿者。有地震的时候，他必须要冲过去，于是他就冲过去了。他履行完他的职责，回到丽江之后，他又跟我讲，说再待两个星期就要走了。我说你又去哪儿？他说去实现他的人生理想。我问他是什么人生理想，他说当渔民！他说他这辈子最起码要当一回渔民。然后他去了海南，找了一艘渔船，跟着渔船一块儿出海去打鱼，还学会了织网……让我非常羡慕。我有一个隐居在大理的朋友，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妈妈，叫做听夏。她的价值观是：所有数字可以衡量的商品价值，都是要努力去逃脱的。听夏站在田间，带着她的小宝宝，在苍山洱海旁，安享着她的生活。她是个有信仰的女人，她在欧洲留学一直到二十多岁才回国。回来以后，她想找一份图书管理员的工作。她去应聘，一次接一次地应聘，后来发现，哇噻，这个时代发展得太厉害了，她游学了这么多年回来以后，居然竞聘不过一个稍有一丁点儿关系的人。后来她安居在大理，这个有才情的女人有一次跟我讲起她背上的小女儿，她说：“你知道吗？小朋友刚睡醒的样子，就像是从一个遥远国度刚刚旅行回来，身心疲惫，向我索要一个温暖的拥抱。”冬天过去后，春天到来了，听夏就要离开大理了。因为大理生活成本开始慢慢变高，她没法待下去了，她是一个极简主义者，想规避一切数字可以衡量的商品价值的影响。而能够供她选择的地方越来越少了，她会去西藏的波密，那里有桃花谷，三面雪山，一面桃花，她说她会带着孩子在那里静静成长。我问她吃什么，她说有什么吃什么。她四年前穿的衣服，和我最后一次见她时穿的衣服，是同一件。很多时候我在想，信仰可能会让一个人非常幸福吧。在路上我遇见了很多人，那些处在某种幸福状态的人，那些让我感到幸福的人，他们都有一种信仰。这种信仰不一定是宗教，当然也可以是宗教，比如昌悟师兄。他年龄比我小，但却是我的师兄。昌悟师兄是一个研究生，我两年前在拉萨认识了他。我们在大昭寺旁边的八角街的藏姑寺甜茶馆里探讨过一些学术问题，他是一个学识非常渊博的人。后来有一天，他剃头出家当了和尚，成天笑呵呵的。但让我惊讶的是，现在的他跟剃头之前没有太大的区别，他还是很愿意听别人唱歌，我经常当着他的面唱歌，包括我曾唱过的那首《丽江之歌》（又名《把爱做够》），他也含笑在听。昌悟师兄笑得很超然，他的状态让我觉得他非常平和幸福。他放弃的是什么，我不愿意去深究，但他获得的是什么，可能不用我多说，在座的人应该会懂。昌悟师兄留下了一幅画面在我脑海中：他牵着我的师弟去遛街，那种了无牵挂、怡然自得着实让人羡慕。给大家普及一个知识，很多的比丘、弘法利生、收弟子是六道收徒的，都是有情众生，人可以皈依佛门，狗也可以。我们有一条狗，叫做昌宝师弟。师弟就有一个毛病，随地大小便，这个不太好，除此之外都挺好的。我还有一个懂得给自己营造幸福的朋友。她有一本护照，可以去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她是一个台湾诗人，叫做然灵。这个朋友每到一个地方旅行，无论是菲律宾、印度，还是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她都会给我寄一张明信片，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间断过。但我从来没有见过她，我也不知道她长什么样子，我们曾有数度擦肩而过，彼此之间的直线距离可能只有100 米，但说好了不见面。因为她说见面之后，就不确定是否还愿意继续给我寄明信片了。她每到一个地方，都有这样的兴致，来和一个遥远的、未曾谋面的朋友分享她的心情，她的心态几乎永远是阳光而没有阴霾的。我们是彼此文字作品的首读者，我给她读我的文字，她给我读她的诗。她是一个诗人，出过两本诗集但根本不赚钱。在世界各地游历的时候，她靠打不同的工来挣盘缠，她的岁数跟我差不多大吧，我不清楚她是否有过艳遇，是否有爱人，但她呈现给我的这一面人生让我觉着很诗意、很充实、很幸福。菜刀和老兵，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懂得选择幸福的人。老兵是一名老兵，他现在隐居在云南丽江古城，就在我酒吧的斜对面开了一个火塘，专卖烧烤。酒卖得特别贵，我们经常说他开的是黑店，但很多人愿意过去消费。他从不介意我站在他们家烧烤店的桌上喝酒，很性情。我们经常是喝开了以后，大家一起站在桌上边唱歌边喝，前面就是火盆，有好几回，鞋就这么烤坏了。如果你们去丽江的话，替我向他问好，可以报我的字号，让他给你们打折，但打完折后应该也很贵。这个男人的脑袋只有三分之二是他自己的，剩下三分之一是金属合体。自卫反击战时期，这个男人带着二百个人做敌后穿插，活着回来的只有十几个。回来之后，他获得了一系列荣誉，应该是一等功臣或者是特等功臣之类的吧。但他选择了放弃那一切，隐居云南，娶了一个泸沽湖畔的摩梭女人为妻，他的生育能力非常强，现在有了三个儿子。每年8 月1 日，我会回到丽江，跟他一起来过节，因为那天他会喝到酩酊大醉，然后对着一整面照片墙，来给他的战友们唱歌，唱那首《望星空》。有一次我做节目，那期节目的嘉宾是《望星空》的原唱者董文华，我当时给老兵打电话：“我是否给你要一张签名照片呢？”他的回馈是一个字：切！他理所应当获得的一切，拿命换来的一切，他却选择放弃，然后选择了另外一种最市井的生活状态。他是幸福的吗？刚认识他时，我不敢完全肯定，但一年又一年，我越来越能够感知到他内心的强大。他懂得选择，我认为他是很幸福的。还有一个人，我甚至不敢把他不戴墨镜的照片展现出来，因为有所顾虑。他是当年尼泊尔毛派反政府武装游击队的中国籍雇佣兵，一个正儿八经的雇佣兵。当年，我和他在拉萨相识的时候，我在街头卖唱，他每天过来帮我收钱。他收钱不是硬问人要，是真来帮忙收钱。后来我们玩得非常好。后来，他又回去做他的雇佣兵了。很多年，我一直没有他消息。再后来，我知道他的消息，是因为玉树地震后，他是第一批带物资进灾区的人。他当时带队拉着一个车队的物资开了几天几夜，开到玉树……他是我知道的为数不多的，一直到今天，还继续针对玉树地区做志愿者工作的人。我希望他能够长命百岁，希望他身上的枪伤刀伤，在阴天下雨的时候不会太疼。我和他坐在一起喝酒聊天的时候，他也会回忆往事，当他讲述那些枪林弹雨中的过往时，他呈现出来的是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幸福。我愿意用一个矫情点儿的说法描述他：他在“现世存在的超越感”这点上，可能比我们很多人尝试得更多吧。我生命当中曾经历过许多神奇的朋友们，他们跟我们在座的应该不太一样，他们跟我们的人生经历可能有些地方雷同或重叠，但后来分别选择了不一样的路。他们对梦想和理想的解构和理解，跟我们不太一样，或者说，让别人觉得你过得好—在他们眼中，不是那么的重要。我很愿意跟他们在一起相处，我会有机会感知到他们多元的人生出口，多元的幸福构成，我能收获一种不一样的开心。有一个死去的朋友，他曾帮助我建立我的幸福。初冬还是晚秋的时候，他去拉萨河旁边拍照片。那么浅的水，谁都想不到，他一只脚踩进去取景，整个人就下去了。几秒钟之后，整个人都找不到了。大家沿着河去找尸体，找了一个月也没有找到，后来大家说是菩萨把他收走了。有一只手鼓是他留给我的。他把鼓留给了我……这只鼓影响了我的……我可以很肯定地讲，影响了我的半生。如果没有当年这只鼓，我不会坚持那种生活方式：背着一只手鼓去所谓的浪迹天涯，背着手鼓沿街卖唱，挣多少钱走多远的路，不论是藏区，还是康区。能给钱就给钱，不能给钱给我糌粑也行。后来我背着这只鼓，走了大半个中国，去了很多地方……沿着中尼公路，一个个的神湖，一座座的神山，玛旁雍措，冈仁波齐以及珠穆朗玛峰。我在那个鼓面上写了一行话：伴我行天涯。也写上了他的名字。这只鼓后来在阳朔丢失了。我希望找到它的这个人，也是一个喜欢音乐的人。不知道这只鼓存留在世界何方，可能在天涯海角的某一个小酒吧，你们记着，上面有行字叫做“伴我行天涯”。如果你们见到的话，走过去拍一拍，这只鼓的声音跟世界上任何一只鼓都不一样，我一直相信这只鼓上寄托了他的灵魂。有一年，他祭日的时候我们去祭奠他，我们在拉萨河边放爆竹，然后我抽烟，点烟，放了一排烟。我们往水里扔花，流水太湍急，花没有顺流而下，却在原地不停打转，像在跳一段胡旋的舞。我谢谢他曾经给予我这个鼓，谢谢他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谢谢他促使我坚定了徒步卖唱的旅行方式。从而让我有机会用自己的方式去建筑人生旅途中的幸福感。多年的卖唱旅行，使我结识了很多流浪歌手，后来我们组建了一个小小的乐团，叫做“游牧民谣”。我们说，音乐是羊，在赶着羊游牧的路上，我们经历不同的丁字路口，同行的都是勇敢的人，有意思的人。我认识的第一个流浪歌手，也是我在拉萨的第一个合伙人，叫做彬子。他是北京通县的农民，木匠活做得很好。那一年，他抱着吉他流浪到了香格里拉，他在香格里拉差一点儿死在泥石流中，从香格里拉又九死一生地到了丽江。到丽江后，我们在丽江的四方街打了一架，打完架后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不打不相识，我们喝酒喝得很high，聊得也很high 。后来我在丽江得了重病，躺在床上—甚至可以用奄奄一息来形容。他过来看我，带了一个烧饼，他说：“你看我来看你，是带了重礼来的。”两层油纸打开，他把那只烧饼递给我。很多年后我才知道，那是他那一天所有卖唱的收入。他买了一个烧饼给我，所以那天他就是饿着的。一年之后，我又在拉萨遇见了他。那时，他在藏医院路的街角卖唱，我就陪他一起卖唱。那时我有个习惯，会把银行卡、所有现金都留在济南，只带一张单程机票出发。我先飞到成都，到了成都之后，徒步或搭车，想尽一切办法进藏。我们当时在街头一起卖唱，后来无意中我们聊到了理想。我问：“彬子，你的人生理想是什么？”他说：“能开成一个酒吧的话，我的人生就圆满了。”我说：“好啊，那我们就开吧。”那时，我们身上全部的钱加在一起是五百块。五百块钱—酒吧果真开起来了。他木匠活做得非常好，我们跑到拉萨近郊去找木头，找了很多奇形怪状的木头方子，先把它们铺在地上，想办法把它们固定住了，然后拿斧头砍，拿刨子刨，后来地面居然非常平整。开业的时候，很多朋友都认为我们买的是实木地板，他们问我从哪儿买的，说木纹很漂亮。当年那个酒吧，叫做“浮游吧”。很多年后，有人说拉萨的“浮游吧”代表了拉萨的一个时代，它记录了在火车开通之前，产业结构翻天覆地变化之前，飘荡在拉萨的“拉漂们”的简单快乐状态，承载了太多奇妙的回忆。后来我看《诗经》，在《蜉蝣》篇里写道：蜉蝣之翼，采采衣服，麻衣如雪，于我归息……但这个酒吧后来没有了。当时酒吧的内部装修也是我们弄的，我们两个流浪歌手真的没钱，问人家赊了颜料，把整个酒吧刷成了西红柿炒鸡蛋的颜色，黄一块红一块的。后来，我又赊了点儿墨汁，我大学学油画专业，还算会画画，就用了两天的时间，把整个酒吧墙上全画满了画，装修效果还不错。我们是第三代“拉漂”，我在一面墙上画满了那个时期拉萨的“拉漂们”。画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到，火车开通以后，拉萨就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拉漂”了。酒吧刚开业的头一天，我们没钱进酒水。大家过来看我们，可也都很穷，他们每个人就抱一箱拉萨啤酒过来，我们总共攒了二三十箱拉萨啤酒。开业卖酒，我们就靠那些拉啤在卖。那时，大家就想做一个比较纯粹的酒吧，也不单为了挣钱，就想给流浪歌手们提供一个落脚平台，所以打出了一个招牌：只要你是流浪歌手，流浪到了藏地，我们管吃管住。所以后来就有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歌手比客人还要多。最多的时候，有七个歌手七把吉他，只有两三个客人。大家总是要吃饭啊，怎么办？那就跑到街上卖唱去。后来，我发现每天卖唱挣的钱，好像比酒吧挣的钱要多一些。那个时期，有很多人专门过来投奔我们，浮游吧，这个拉萨的小酒吧，也迎来了流浪歌手大本营根据地的第三位主人，赵雷。赵雷那时在后海银锭桥唱歌。他背着一把吉他跑到拉萨做我们的合伙人，然后跟着我们一起在街头卖唱。我那时听他唱歌，惊为天人。那时，我们跟人抢生意，右手边经常是一堆安多的喇嘛们，他们在念经，人家给他们布施。我们就坐在他们旁边，因为别的地方城管会管。我们在旁边唱我们的歌，大家有时候会较劲儿，每当我们这边有人放下了一块钱大票的时候—那时拉萨是不认钢镚儿的，非常流行一毛一毛钱。如果那时有人给我们放一块钱的话—右手边的大德们会微笑着把念经的速度突然加快：那摩赫拉达拉哆啦呀叶……（大悲咒）。而我们也会换一首更快的歌，比着唱。很有意思的是，我们后来和安多喇嘛们玩得挺好。当年我对赵雷说：“赵雷，你这么好的嗓子，这么好的创作能力，这辈子如果被埋没太可惜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从当下来看，他果真被埋没了。浮游吧倒闭以后，赵雷一路流浪去了丽江，他下定决心排除万难，要在丽江重新支起“浮游吧”这块招牌……后来，他所有的钱被人骗光了，一路流浪回到了北京。再后来，他迫于生计“堕落”了，他去参加了快乐男生的选拔，进了总决赛二十强。在我来看，他一个流浪歌手出身，经过了那么强的市场验证，他唱的歌让那么多在路上的人真心喜爱，赵雷不红，天理难容。但他终归还是要输，因为他长得不是偶像派，他输给了这个浮躁的时代。他现在的生活依然很艰难，很多时候甚至要继续当流浪歌手，但他自己并不是多么在乎。只要还有民谣音乐，就能让他有内心强大的力量。成子是另一个流浪歌手，当时我们一起在拉萨卖唱。他跟我一同经历过一点儿生死。有一天，我们在拉萨街头卖唱，那天生意非常不好，大约是中秋节前，下着小雨，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地拍—很冷。这时有一辆猎豹汽车停在我们面前，冈日森格，汉语名字叫王东的一个小伙子下来问：“纳木错去不去？”我们说，去啊，免费请我们蹭车，谁不去啊，不去不就二了吗？车开了好一会儿，我们才想起来，那天我们穿的都是单衣单裤，车再开回去让我们穿衣服已经不太现实了。开到半夜，过了当雄，到纳木错山路上的时候，天下起了大雪。雪一直下到车身的一半，把窗子埋掉了一点儿，我们被埋在雪堆当中，气温下降得很快。天公偏偏作美，那辆车的暖气也坏掉了。而我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