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从我手上呼地抽走了那本书，用鄙夷的口气对我说：“你看这种书做什么？”我说，随便看看而已，又不是黄书。我很同情给这本书画插图的人，我的一个亲戚就是学美术的，要是学了美术最后就是给妇科病图鉴画这种东西，那也没什么好玩的，还不如做电工呢。白蓝说：“贫什么嘴，这是科学！”后来她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上面密密麻麻印着些字。她对我说：“你看看这个。”我一看，是一份夜大招生函。我说这个东西我知道，长脚就在考夜大，被人像狗一样追来追去，都快跳河自杀了。白蓝说：“你不要吊儿郎当的，我很严肃地和你说，你应该去考夜大。你现在上白班，晚上也没什么事，读个夜大正好。”我说：“要参加成人高考的，那些语文数学我全忘记光了。”她从抽屉里拿出另一张纸，说：“这是成人高复班的招生函，还有一个多月就结束了，你现在去上课，还是能赶得上的。”我说：“我考虑考虑吧。”白蓝说：“小路，你有没有考虑过别的，比如说，为了给你妈妈争气什么的。”我不爱听这些，我最烦别人提我妈。我说：“我上班挣工资就是给她争气，我要是考上大学，她还得每个月给我寄生活费，操，养得活我吗？”她把两张纸往抽屉里一扔，说：“得了，算我白说。你就混吃等死吧。”我根本不想和她谈这些，她一个小厂医，根本不知道我考上夜大以后会落得什么下场。我肯定会被送到糖精车间去上三班，上三班就不可能读夜大，除非三分之二的课程都跷掉，或者三分之二的中班夜班都旷工，这两件事是矛盾的。厂里专门用这种办法来整治那些读夜大的青工。后来我在屋子里转了几圈，她住在朝南的房间，北边屋子锁着。我问她：“这房子你一个人住？”“是的。”“你爸爸妈妈呢？”“都去世了。”我不敢再问下去。后来我喝多了茶，去厕所尿尿，她家的卫生间是最老式的那种，蹲式的马桶，水箱在很高的位置上，有一根绳子，拉过以后水就冲了下来。我伸手去拉，发现绳子断了，就跑出去搬凳子，爬上去修理水箱。白蓝说：“哦，水箱绳子断了，上个礼拜就断了。”我说：“你不冲水啊？”她说：“拎个水桶冲水呗。”我一边修水箱，一边说：“你知道吗，我以前也有个同学家里是这样的。他大便完以后用水桶冲水，结果水倒得太猛了，屎都漂到自己脚上了。”白蓝皱着眉头说：“你怎么尽记得这种恶心的事情？”我说，我也没办法，我脑子里记得的都是些恶心事，好事记不住，大概是天生的。一脑壳都是屎的人没前途，读什么鸟夜大啊。等我修好水箱，白蓝就问我：“手洗了吗？饭前便后要洗手你知道吗？”我说我知道，我洗过了，刚才修水箱的时候，我在水箱里洗了一下，比较节省。白蓝说：“我有时候真的很鄙视你。”后来，她对我说，不早了，可以回去了。我就老老实实往门口走，到了门口，我对她说：我想过了，我去上高复班，我去读夜大，只要她高兴就可以。我想我妈也会高兴的，我这辈子只要她们开心，什么都可以去干，无所谓的，哪怕是去做亡命之徒。她听了这话，就抱住我，在我的嘴上亲了一下。过了很长日子之后，她说起那天的事，她说自己有点被打动，因为我把她和我妈妈相提并论。她说我很会甜言蜜语，而且这种Sweet与别人不一样，为此应该亲我一下。她又说起那次救德卵，我赤着上身在面包车上睡觉，我在迷迷糊糊的时候喊了她一声妈，当时她就很冲动地想亲我一下，因为有干部在前面坐着，她就忍住了。那时候我对她说，你又说鄙视我，又要亲我，假如我是个知识分子，大概会很恼火，把你当成是个医务室的卡门。但是你看，我一个拧灯泡拧螺丝的，就不会有这么多杂念，这多好。我只会按照那种使我成为亡命之徒的方式往前走。我被这个世界鄙视，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人把我当成一个Shit，但这些鄙视绝不会来自于你白蓝。我又不是傻子，鄙视和喜欢会分不清吗？要是分不清这个，那就被汽车撞死算了。她吻了我。她后来说，她以为我会说爱她，但我没说，而且跑掉了。我说，我已经说过爱你了，在牛扒店里，在医务室里，在三轮车上，甚至是在猪尾巴巷我们初次认识的时候。她说那些都不算，她要我说爱她。我就说：“白蓝，我爱你。”那天她亲我，她的手捧着我的脸，我觉得自己像个被夹子夹住的老鼠，嘴巴被挤成一朵喇叭花，舌头伸不出来。她也不管我死活，亲完之后，她说：好了，回去吧，路上当心点。我不太甘心，就捧着她的脸也这么亲了一通，让她尝尝被夹住的滋味。然后我松开她，抚了抚她的头发，就走了。我下楼时候速度飞快，她怕我摔死在漆黑的楼梯上，其实我跑惯了这种楼梯，我知道所有公房的楼梯都是十七个台阶，绝不会踩空一脚。她想叫住我，但我走得太快，而且在楼下嗷地喊了一嗓子，新知新村的人都从窗口探出头来看我。她叹了口气，关上门，任由我跑掉了。我想起她的床。那是一张单人床，很干净，很简单的被褥，有一个蓝色的枕头。看到她的床会联想到她睡觉时的样子，周末早晨的阳光是不是会照到床上，做梦的时候会不会从床上掉下来。我甚至看到，枕头上曲折地卧着几根头发。每当我想起这些，心里就很悲伤。这张床太小，如此单薄仿佛她和我一起经历过的几桩破事。这是为睡眠而准备的床，仅仅为睡眠而准备。假如我们之间再发生一些别的，或许这张床会给我留下更好的印象。直到我自己想睡去，在无人的地方闭上眼睛，永无梦境地长眠。仅仅是睡眠的床也可以代表着一种幸福，我后来才知道。九三年长脚考取了夜大，是戴城大学办的，机电专业。他高兴死了，请结拜兄弟吃饭。化工厂附近根本没什么吃的，一个是面馆，飞着几百个苍蝇，还有老鼠与人共餐，服务员是个酷爱翻白眼的中年婆娘；另一个是茶馆，只有水，没有固体食物。这两个地方都不适合开庆功Party。长脚把我们带到公路边上一个停车吃饭的地方，那地方不错，几个头发枯黄的小丫头站在路边，对着来来往往的汽车招手，她们是这里的服务员。长脚点了小半桌菜，大多是素菜，荤菜只有炒螺蛳和炒鸡蛋。他又拎了几瓶啤酒，我们三个开始喝着，喝到一半的时候，外面一阵自行车铃声，小噘嘴跑了进来。小噘嘴终于把那腊肠一样的辫子剪掉了，这还得归功于我，我在小李面前说了好几次，你老婆把腊肠挂脑袋后面。他起初是不敢对她说的，后来时间长了，被我灌输得有点痴呆，一不小心说了出来。小噘嘴听了，二话没说，跑到美发厅去剪了个齐耳的短发。从这一点上说，小噘嘴确实和小李是青梅竹马，感情不一样。假如是由我来说出腊肠这一节，准保被她臭骂一顿。她骂我和长脚都已经习惯了。见到小噘嘴来，长脚又点了个肉末粉丝煲。我们照例是举杯庆祝，酒过三巡，小噘嘴对长脚说：“长脚，你这回惨啦。”长脚脸色顿时耷拉下来。小噘嘴带来的消息，都是劳资科的内部消息，这些消息全是噩耗。她虽然长得很甜，其实是个乌鸦。长脚说：“怎么啦？”小噘嘴说：“胡科长知道你考上夜大了。”长脚说：“谁传出去的？”小噘嘴说：“全厂都知道你在考夜大，你自己填招生表的时候把工作单位也填上去了吧？”长脚说：“不填单位不给考的。”小噘嘴说：“所以啊，胡科长打个电话过去就知道了。听说你成绩不赖啊，全都及格了。”长脚已经无心听她调侃，他站起来在饭馆里打转，他说这下完了这下完了，肯定被送到糖精车间去上三班了。我们看着他像个笼子里的狼一样，转得眼睛都晕，小噘嘴说：“长脚，坐下说话。”长脚双手撑着桌子，两眼忽然全是血丝，瞪着她。小噘嘴大叫一声：“妈呀，吓死我了！”长脚说：“胡得力怎么说？是不是要把我送去上三班？”小噘嘴说：“没有。胡科长就说，你学了机电也没用。厂里学机电的至少有四五十个人，都在上三班呢。除非你学管工。”长脚大叫起来：“夜大没有管工专业的！读了个大学，我还是修管子吗？”我们三个坐在那里，被他的唾沫星子喷在脸上，全都直着身子点头。后来小噘嘴安慰他说：“你也别难过了，这儿还有人学会计呢。”“谁啊？”长脚和小李一起问。“我。”我举起手，眼睛看着窗外。说实话，这个消息我是瞒着所有人的，我读高复班，我参加成人高考，我被夜大录取，只有白蓝知道。我可没想到胡得力会打电话去夜大查询，如长脚所说，考夜大必须要填工作单位。当时我想也没想，就写了个戴城糖精厂，早知道还不如写个体户呢。后来长脚跳出来掐我的脖子，说，你怎么会考上夜大的，你根本没复习怎么会考上夜大的。我用力摘下他的手，说：“你是技校毕业，根本没参加过高考，我是高中毕业，我基础比你好多了。”长脚说，这下完了，双双去上三班吧。我说他神经病，我又不是他女朋友。照我的看法，我去上三班的可能性倒更大。小噘嘴说：“胡科长说了，你一辈子做不了会计的，你会贪污的。”我就说，这话逻辑有问题，既然说我一辈子做不了会计，怎么又知道我会贪污呢。小噘嘴不跟我讨论这种问题，她不理解什么叫逻辑，这种车轱辘话只有跟白蓝绕着才有意思。后来他们问起我，为什么去学会计。我说我也不知道，我读的是文科班，可以不用考化学物理，理科是我的弱项。去填招生表的时候才发现，夜大的文科专业只有两个：文秘和会计。我他妈的很郁闷，我还以为自己能读个中文系什么的，结果只有秘书和会计让我选择。我想了半天也不知道自己该读哪个，后来招生的老师急了，让我不要磨蹭，我就问他：“您看我是像秘书呢还是像会计？”老师端详了我一会儿，摇头说：“都不像。”我只能闭着眼睛填了个会计，不像就不像吧，也许老了以后能像。小噘嘴说：“反正，胡科长没说要送你们去上三班，但你们小心点，我听说糖精车间要扩产啦，缺人，明年至少要调一百个人去上三班。”有关一百个人去上三班的事情，后来被证实确有其事。一时间，白班工人风声鹤唳，三班工人幸灾乐祸，甚至有些基层干部都打起包裹，要求调动到别的厂去。糖精车间的新厂房正在紧锣密鼓的建造中，眼看着它一天天造起来，大家的心一天天沉下去。这中间还地震过一次，可惜震幅太小，光是把河边的泵房给震塌了，耗子全都跑了出来。糖精车间安然无恙，他们说，这车间投产以后，里面的动静就等于是七级地震，这房子除非扔炸弹，否则不会倒。我考上夜大以后，整个夏天就在等开学，心情非常糟糕。但我爸妈心情好极了，我妈都快哭了，认为我要求上进，是个好青年。我爸爸强忍着激动，用深沉的嗓音对我说，家里在我这一辈上没出过大学生，光出过我堂哥那样的流氓，所以我这是光耀门楣的壮举。我看了看咱家的门楣，心想，爸爸，一个野鸡大学也值得你这么激动吗。我想退学是没门了，感觉是上了贼船。我妈在楼道里宣传了一圈：“我们家小路考上大学了。”邻居不明白，就问：“咦？你们家小路不是在糖精厂做电工吗？现在大学又开始招工农兵了？”我妈说：“不是工农兵大学，是夜大学。”邻居就说，小路真上进啊。然后回家去拍自己儿子的头皮，要他向我学习，一边做工人一边读大学，既赚钱又拿文凭，全世界的美事都被路小路一个人独占了。那时候我们楼里有个读高二的小子，重点中学少科班的，眼镜片子跟瓶底一样，而且罗圈腿，看起来像个残废。残废的妈妈也教育他，向路小路学习啊，不甘堕落，发奋图强。残废很不耐烦地对他妈妈说：“夜大算个屁啊！我初三就能考取夜大了。”残废的妈妈就狠狠地教育他，说他太不谦虚。其实，残废说得一点没错，夜大算个屁，不但文凭没鸟用，还有可能连累老子去造糖精。后来，过了两年，残废没去考清华北大，而是考了个佛学院，剃头做和尚去了。残废的妈妈哭了个半死，到我家来诉苦说：“早知道这样，当初还不如让他像小路一样考个夜大呢。”我这才知道，天下的母亲，都具有一种非凡的预见能力，当初她让残废向我学习，原来并不是学我的上进之心，而是学我的入世之心。我妈也是如此，夜大的文凭无法让我去厂里做一个会计，但至少能让我娶一个读中专的姑娘，如果运气好，说不定能娶到个读本科的。这也是一种入世精神，可惜我和残废都不能体会母亲的一番苦心。当时那种氛围之下，我想退学是不可能的了，除非抱着让我妈哭死的决心。这事情不能干，我有三个舅舅，一起扑上来揍我的话，就算我是土行孙也跑不掉。九三年，他们说，我和长脚都可能去糖精车间上三班。首先，我们两个都考上了夜大，这种人天生就应该去上三班造糖精，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令其想死。其次，我是什么技术都不会，只会拧灯泡，很容易被淘汰；长脚则是他们班组的头号牺牲品，如果上头要抽人去造糖精，长脚肯定是第一个被出卖的。那时候六根给我们出馊主意，要想发达，就去泡厂长的女儿。厂长的女儿是化验室的，你看见她就会想起我们厂长，两个长得实在太像。都说女儿像爸爸，但不能像到那种程度，晚上跟她睡在一起，乍一睁眼，还以为是睡她爸爸，这就太恐怖了。这姑娘一如厂长，矮胖，圆脸，戴一副宽边玳瑁眼镜。身材脸蛋也就算了，为什么要跟爸爸戴一样的眼镜，那就天知道了。厂里的工人不正经，说她戴四个胸罩，胸口两个，脸上两个。我们一听要去泡四个胸罩的姑娘，一起摇头。六根说，你们别臭美了，这姑娘可高傲呢，见谁都不理的。我们就一起点头，是的是的，厂长的女儿她当然有理由高傲，而且也应该难看，否则人人都去泡她，她忙得过来吗？六根说，听说秦阿姨正在给四个胸罩的姑娘找对象，把科室里的未婚男青年翻了个底朝天，其中颇有几个跃跃欲试的，既然科室青年都不怕死，我们这些做电工管工的就更无所畏惧了。我和长脚犹豫了半天，我说还是让长脚去泡吧，我名声太臭了。大家都表示同意。长脚说：“我竞争不过科室青年的。”后来鸡头在长脚后脖子上拍了一巴掌，使之恍然大悟，鸡头说：“你他妈的泡上了她，你不就是科室青年了吗？”长脚又说：“那我去泡她，小路怎么办呢？”我们几个一起朝他后脖子拍去：“你他妈的泡上了她，小路还会去上三班吗？”工厂里泡姑娘是花样百出的，最简单的办法是拔气门芯。我有个姑姑是工人，年轻时候很美，有一天她下班发现自行车气门芯没了，正在发愁，这时眼前出现了一个浓眉大眼的青工，该青工非常关心地说：“自行车坏了？我来修。”然后他就像变戏法一样变出了一个气门芯。我姑姑年少无知，三下两下就爱上了这个助人为乐的青年，后来他就成了我姑父。还有跑到班组里去吹牛的。还是我的姑父，到我姑姑班组里，对着其他人狂吹，说自己会缝纫，会打毛衣，会烧菜。一边吹牛，一边用眼风扫我姑姑。我姑姑在旁边听着这些，心里越发倾慕，八十年代会打毛衣的男青年绝对是珍品。后来结了婚才知道，屁，他什么都不会。我姑姑也是瞎猫拖上死耗子，姑父凭着这手狂吹的绝技，若干年后做上了全厂的党委书记。有关糖精厂的化验室，那里戒备森严，一般人进不去，只有电工可以自由出入。化验大楼有上百根灯管，几乎每天都有坏掉的，平时都是攒齐了一起换，遇到电工心情好，也可以去主动跑去换灯管，检修电路。泡化验室的姑娘，乃是电工的天职。但是，化验室对长脚来说是一个无法企及的地方。长脚是管工，化验室里有很多灯泡，有很多烧杯，有很多仪表，就是他妈的没有管道。假如长脚随随便便跑进去，可能撞上女化验员换衣服，那他就惨啦。女化验员都是穿白大褂的，白大褂下面就是胸罩和裤头，如果他撞上的不是四个胸罩的姑娘，而是两个胸罩的老阿姨，一种可能是被送到保卫科，另一种可能是被就地强奸掉。后来六根出主意，下次去换灯管，带上长脚一起去。这个主意虽然很糟糕，但也不失为一个办法，长脚化装成电工混水摸鱼，我们的任务是掩护他。那天我们借口检修电路，统一换灯管，几个电工一起跑到化验室去，顺便带上了长脚。结果，千算万算，忘记问一声四个胸罩的姑娘在不在。她那天正好调休。长脚非常沮丧，在化验室百无聊赖，他就主动爬到桌子上去换日光灯管，不料被电了一下，直接从桌子上滚翻在地。倒霉的长脚被两个阿姨抱着，阿姨大声喊他的绰号：“长脚——”我们跑过去看时，长脚脑袋枕在阿姨臂弯里，好像将死的烈士，另一个阿姨在给他按摩胸口。这情景非常不堪，我们都看不下去，收拾起工具全都走了。走出化验大楼时，听见后面一阵脚步，长脚连滚带爬地跟着我们跑了出来。鸡头说，长脚实在太差劲了，看看小路吧，陪小姑娘嗑瓜子，给小姑娘讲笑话，换一个灯泡得四个钟头，妈的，四个胸罩的姑娘看来得小路去对付。长脚就说：“小路，你去对付也一样，泡上了别忘记把我也调到科室里。”我只能哼哼哈哈地敷衍他们，心里很担忧。我们电工班的人都是碎嘴，这消息假如传出去，厂长知道我们这么泡他的千金，恐怕会把我和长脚都送到锅炉房去。九三年我和长脚的运气好到了家，本来很有可能去锅炉房的，结果，我们厂长莫名其妙被调走了，来了个新厂长。科室青年的求婚行动立刻偃旗息鼓，再也没有人想泡四个胸罩的姑娘了。我们也顺杆子往下爬，这姑娘简直是烫手的山芋，谁都不想去碰，碰了她，很可能被新厂长送到锅炉房去。政治斗争真残酷啊。新厂长上任，我们都期待着糖精车间扩产的事情能搁浅，谁知，新官上任三把火，他不但要扩产，而且要大大地扩产，使我们厂成为全球糖精的主要生产基地，让其他的糖精厂都倒闭。三班工人的缺额，从一百个猛增为一百五十个，所有的闲差都要重新整顿，连食堂里运泔水的都不例外。大家咒他断子绝孙，他也确实没有小孩，泡厂长女儿的计划彻底落空。回忆我的九三年，除了考上夜大以外，还有一件事值得我妈高兴：我入团了。秋天到来的时候，陈小玉来找我。陈小玉是新调来的团支部书记，一个模样甜甜的姑娘。那时候流行这种甜妹型的，我夸她长得像著名歌星杨钰莹，她听了还挺高兴。如今要这么夸她，估计就是找抽了。陈小玉说：“路小路，你还不是团员吧？”我点了点头。说起这个我就自卑，中学的时候我曾经模仿班级里的优等生，打过入团报告，从初二一直打到高三，每年清明节之前我都要把自己的思想灵魂剖析一番。但我不大会写入团报告，把自己形容得无比惨。学校团支部书记把我叫去，说：“我们是吸收团员，不是施粥。你再回去斟酌斟酌。”过了几天，我去打人，把一个低年级的学生打成了神经病，看见我就发抖，半夜里梦见的不是裸体女人，而是我翘着二郎腿对他诡笑，他居然还为此遗精，简直见了鬼，只能去看心理医生。这件事被学校里知道了，团支部书记又把我叫了去，说：“前几天我说错了，你不用斟酌了。”这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叫个人档案。我在小说里读到，档案是一种与你自己密切相关、而你自己却不会见到的东西。比如小学老师给你写了个评语：该生很淫荡。这条评语入了档案，就是在你脸上敲了个金印，古代叫黥刑。这个黥，你自己还看不见，别人却知道。要洗脱这种罪名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不会有第二个老师为你正名：该生其实不淫荡。第二个老师通常会说：该生的淫荡隐藏得很深。这他妈就彻底完蛋。没有人能证明我不淫荡，除非我是阳萎，但阳萎也可以做到心淫身不淫，隐藏得很深。我把人打成神经病，此事确凿无疑，并没有冤屈了我。只是，梦遗到底算不算神经病，我不知道；这件事到底有没有入档案，我也不知道；如果入了档案，我是不是还能入团，这我更不知道。后来陈小玉让我入团，我便确信，曾经把人打得遗精的事情并没有入我的档案。我觉得自己以前虽然做过不少坏事，但也有过救人为乐的好事，做了电工，读了夜大，还有一个挺不错的女朋友，简直已经到了人生的顶峰，目前确实是洗心革面的好时机。有关入团，我心里很欣喜。人都有一种向上的积极性，即使在最堕落的时候。被枪毙的人看见阳光还会觉得欣慰呢。我对陈小玉说：“入团申请书该怎么写呢？”陈小玉开玩笑说：“你大字不识几个，写入团申请书，简单一点诚恳一点，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就可以了。”我听了这话，非常之沮丧，我是大字不识几个的人吗？我当时还谦虚了一下。我对陈小玉说，我在厂里表现很差，经常被胡得力抓迟到，奖金扣得只剩下个位数。我这种人能入团，自己都觉得惭愧。陈小玉说：“你不是救过赵崇德吗？ 好好表现，将来一定会有出息的。你也不是没优点啊。”我说：“好吧，小玉姐姐，只要你开心就好。”她听了就特别开心。入团那天，我们跑到食堂去宣誓，男男女女十几个人。那个王八蛋业余摄影师还给我们拍照。这次他没敢马虎，把我拍得很潇洒。只有食堂的秦阿姨不识相，站在一边看热闹，还指着我说：“这个路小路脑子被撞坏过的，怎么也能入团啊？他的脚啊，臭得都不能靠近啊。”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某些人认为我很善良，很有培养前途，很值得和我说话谈心，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我完全是个垃圾，除了去糖精车间上三班，再也没有别的事可干。这种困惑几乎弥漫在我的整个青春年代，可以当作是个形而上的哲学问题来思考。后来我是这么认为的：前者是那些亲爱的人们，我从生下来就要为他们唱歌写诗、讲黄色笑话，我要用很温柔的态度把他们写到小说里去；后者则完全是混蛋，我要八辈子去你妈的。这个想法很幼稚，像个二元论者。纳博科夫说，所有打算清账的小说都写不好，不管是历史的账还是个人的账。除此之外，还会像个愤怒的傻逼，我很不喜欢傻逼，尤其是愤怒的，所以我对自己的想法一直都很批判。我入团之后，午饭时间经常往陈小玉办公室跑，她的办公室也在小红楼里，在图书馆隔壁，再往里走就是医务室。这一带对我而言，用一个很滥的词来形容：温馨。陈小玉热爱文学艺术，案头常备一本《收获》，我翻了翻《收获》，陈小玉就说：“怎么着，对文学感兴趣？”我立刻说：“是啊是啊，我对《收获》很感兴趣，一个人读了《收获》就可以说我大字不识几个，看来《收获》里面一定有很多我不认识的字。”陈小玉知道我在编派她，也不生气，递给我一张小报，说是厂报，如果我乐意写点散文什么的，尽管往她那里投稿。我顺手翻了翻，这张厂报就像考卷一样大，对折起来，第一版是厂内新闻，第四版是劳模表彰，第二和第三版就是青年文艺作品，有散文，有诗歌，有书法，有篆刻。这张报纸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今日糖精。陈小玉说：“新办的报纸，欢迎你提意见。”我没什么意见可提的。我到团支部来，主要是看看白蓝，顺便再看看科室女青年。说实话，做电工虽然跑了很多科室，但对科室女青年还是很陌生。她们都很美，近距离接触她们是一种罪过，比写诗还危险。我常常觉得，我就是污泥，而她们是荷花，我的存在就是为了使她们看起来更晶莹动人。等我入团以后，在团支部见到了密集的科室女青年，她们离我很近，甚至和我擦肩而过。那么多美丽的女孩啊，个个年龄都比我大，我恨不得全都认作姐姐，可惜她们还是很晶莹，不理我。我记得有一个科室女青年长得非常美，鹅蛋脸，皮肤好得要命，脸上永远带着微笑。这种肤色不可能出现在三班女工的脸上。别人都夸她好看，还说她脸上是职业性的笑容。我当时不解，职业性的笑容，那不是三陪吗？与科室女青年相映成辉的，是科室男青年。他们在午饭时间聚集于此，他们来自宣传科、劳资科、保卫科、财务科、供销科、档案室……他们通常都会拿着一本纯文学杂志，这都是从图书馆借出来的。他们很斯文，和科室女青年交谈说笑，他们会提到苏童的小说和张艺谋的电影。与之相比，生产男青（就是搞生产的青年男工）手里都是一本《淫魔浪女》之类的下流武侠小说，也是从图书馆借来的，他们叼着香烟，随地吐痰，嗓门大得像马达。谁是科室男青，谁是生产男青，一目了然。只有我显得很特别，我手里是一本《收获》，但我其实是个电工。我的这种做法，首先被科室青年鄙视，认为我是在装逼，其次是被生产青年鄙视，认为我还是在装逼。只有陈小玉和图书馆的海燕说，路小路是个有点天分的文艺青工——请注意，不是文艺青年，是文艺青工。九三年是一个无处可去的年份，在工厂里上班，外面的世界变得很快。七十年代，工厂里是什么样，外面就是什么样。八十年代，外面有舞厅和录像馆，工厂的娱乐设施显得落伍，有些工厂也跟着造舞厅，造录像厅。再后来，外面有电子游戏房，有网吧，有桑拿，这下子工厂跟不上了，总不能把车间改造成娱乐中心吧？那唯一不变的娱乐场所，图书馆，就成了国营企业的梦幻之星。每天中午，糖精厂的图书馆对外开放，《淫魔浪女》与《约翰?克里斯朵夫》杂陈在一起，还有各种各样的杂志，乱七八糟的录像带。在这个图书馆里有全套的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网格版古典名著，当然还有各色盗版武侠小说和言情小说。我对张小尹说起过去，就会说那个图书馆里有很多我想看的书，起初我也看《淫魔浪女》，后来看些别的，外国古典名著和中国先锋派之类。我的目的很简单，只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像个读野鸡大学的。我现在住在上海，爬满蟑螂的地方，有时候会梦见化工厂的图书馆，那里很干净，没有蟑螂，某些季节里会有一些蠓虫从窗外飞进来。我坐在里面看书，那唯一的吊扇翻动着书页，风卷动淡蓝色的窗帘，时间在我的注视下流逝。在那幢楼里，白蓝、陈小玉、海燕，还有各色各样的科室女青年，她们也像那些书，被我的记忆整理之后放在一个安静的地方，我年轻时遇到了那么多姐姐，现在我三十多岁了，姐姐们都去哪里了呢？有一天我在上海的旧书市场晃悠，竟然淘到一本敲着“戴城糖精厂图书馆”图章的书，丰子恺翻译的《落洼物语》，我把这本书揣到口袋里的时候，心里非常伤感，好像是从废纸篓里找到了我遗失多年的情书。我又想起，我辞职的时候有一本纪德的《伪币制造者》没还给图书馆，有一天我妈看到这本书，非常担心，以为我失业在家，要去造假钞糊口。这些书都被我珍藏在书柜一角，将来我死了，可以给我儿子看看。我现在回忆糖精厂图书馆，那里有个管理员，叫海燕。她是戴城小有名气的诗人，经常在晚报上发表作品。我后来还遇到过一些姑娘，她们也叫海燕，无一例外都很有文艺细胞，有的是画画的，有的是摄影师，有的酷爱写作。为什么叫海燕的姑娘都会有那么一点与众不同呢？我的看法是：从小就受了高尔基的熏陶。上学的时候，语文老师让我朗读课文《海燕》，我站起来直着嗓子念道：“《海燕》！高尔基在苍茫的大海上……”被语文老师用一个黑板擦扔中了额头。语文老师说我永远不会像海燕一样拥有远大的抱负，而一个名字叫海燕的姑娘是绝不会这么无聊的。在戴城晚报上发表诗歌是一件非常牛逼的事情。我不能想象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字，我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文字被打印出来，由一组歪七歪八的象形文字变成方方正正的宋体字，心情激动得要昏倒。文字变成铅字，就是铁证如山的事情，就像一记耳光拍在脸上，就像露阴癖被联防队员赤身裸体地抓获在大街上。有关我写诗，经过是这样的。有一天海燕对我说，路小路，你和其他青工不一样啊。这句话我已经听白蓝说过了，现在又有人这么说，心里毕竟很激动，认为遇到了知音。我问海燕，我有什么不一样。她说，其他青工都是看《淫魔浪女》，你看的是《悲惨世界》。我心想，我看《悲惨世界》就是为了体会一下，什么叫悲惨。海燕说，这本书很好，很励志的。妈的，悲惨世界还励志？那天海燕从抽屉里拿出几本诗刊，说：“你拿回去看看吧。或许你会感兴趣。”这些诗刊不是图书馆的，是她私人的，工厂里什么杂志都有，就是不会有诗刊。我说：“写诗啊，不就是句子分行吗？”她说：“口气不小啊，写几个出来，让陈小玉登到厂报上去。”那时候我想不到，自己写诗，还刊登到厂报上去，是件找死的事。我还以为很牛逼呢。原先厂里就一个海燕是写诗的，她很美，又很懂事，领导都喜欢她。在厂里人看来，她写诗是一种类似女红的活计。后来我成为糖精厂第二个写诗的人，但我是个电工，而且名声狼藉，别人把我当个傻逼，我自己还不知道。那时候胡得力看见我的诗，就说，这是不务正业的典型，应该把路小路送到糖精车间去，他就知道什么是诗意的人生了。现在我知道，写诗的人有一种毛病，就是喜欢鼓励别人写诗。陈小玉和海燕发现了我的才能，但同时也把我送到了坑里。工人师傅遥遥地看见我过来，就冲着我大喊：“诗人！诗人！”我羞愧难当，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干部看见我，一般不嘲笑我，而是用一种很冷的目光瞟我。我去上厕所，听见有人蹲在那里大声地读我的诗，然后把厂报搓一搓，用来擦屁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招来那么多嘲笑，起初我以为他们嫉妒我的才华，后来发现，他们根本把我当成是个写打油诗的。当时我很后悔，自己没事找事，费了半天劲，其实是找死。现在我三十岁了，我已经不想为这种事情惭愧了。我二十岁的时候就算不在这件事上找死，也会死在其他事情上，反正都一样。一切都去他娘的吧。有一天，我独自在化验室里换灯管。那些化验女孩说：“哟，路小路哎，现在是诗人。”我说你们不要取笑我了，我一个电工而已。那些女孩说：“你写得很好啊，很有李清照的韵味。”我想了半天，认为这是一种表扬，而且是善意的，我就很开心。为了报答她们，我把刚学来的一种游戏表演给她们看，这是我从夜大学来的，叫做笔仙。工厂里的女孩不懂笔仙，笔仙最初是在大学里流行的。我对她们解释了一下，什么是笔仙，然后拉起窗帘，在桌上铺开一张纸，写上字，念叨了几句咒语。我和一个女孩握着一支圆珠笔，旁观的女孩都很紧张，小脸蛋都红了。这个游戏确实很好玩，用来泡小姑娘最合适不过。圆珠笔在一种神秘的力量下，慢慢地在纸上打转。笔仙出来了笔仙出来了，她们小声地发出赞叹。路小路你真神奇，你从哪里学来的，你一定要教教我啊。后来，化验室的大门被哐当一声推开，一群干部从外面走进来。那些化验女孩尖叫一声，像松鼠一样四散而逃，瞬间之后，只剩下我一个人坐在桌子上，手里捏着一支圆珠笔，茫然地看着他们。我第一个看到的是胡得力，然后是倒B，然后是小毕，这使我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自己是在梦里。冤家路窄，也不能窄到这个程度。后来，有一个瘦高的中年人走到我面前，他穿着不蓝不绿的厂服，而我穿着枪驳领的西装。他指着我问：“哪个班组的？”胡得力抢上一步，说：“电工。”中年人面无表情地说：“让他去糖精车间上三班。”然后又指着胡得力的鼻子说：“你是怎么搞管理的？”后来我知道，这个中年人是我们新任的厂长，那天他带着各个科室的干部出来突击检查。有关他，我只知道他是一个著名的企业家，在他的经营之下，我们厂成为戴城唯一一个没有下岗职工的国营企业。我撞在他手里，死得硬邦邦的，没有任何回旋余地，送一百条中华烟也没用。那时候只要是个厂长，就被冠以企业家的称号。戴城有句谚语，只有穷厂，没有穷厂长。 那一年戴城的轻工企业开始下岗，工人拿一百多块钱工资，然后解放回家。我们厂恰恰相反，别人在卖厂房卖设备，我们在扩产，大批职工被送到三班第一线去造糖精。我们厂长被称为“真正的企业家”，以区别于“一般的企业家”和“倒闭的企业家”。但我觉得这件事和我没什么关系，很多人说他牛逼，那就让他去牛逼吧，上三班是傻逼，下岗也是傻逼，两者对我而言没什么区别，要么做苦力，要么做妓男，我的未来就这两条路。回首十多年前，我在白蓝家门口被她抱住亲吻，在此之前我只亲过一个女孩，在此之后我亲过多少个，自己也数不清了。这些事情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得对她说“我爱你”，起初我说得很勉强，我不习惯说这句话，后来说多了也就顺口了。有一天我发现，这句话总是我在对她说，她却从来没有对我说过。我问她，这是不是军队里的口令，我是不是她的下级。她听了就笑，她试图把这句话说出来，但也失败了。这件事写出来很肉麻，到此为止吧。我把厂报上发表的诗拿给她看，她懒洋洋地坐在体检床上，对我说，已经看过了。我就做出很深沉的样子问她，写得怎么样。她说，反正也看不懂啊，好像不错，有骆驼和鸟什么的。后来她皱着眉头说，你一个小电工，应该写点灯泡和马达，写什么骆驼和鸟啊。我听了很生气，照她这个逻辑，只有动物园的饲养员才能写骆驼和鸟。但她不愿跟我绕舌头。我说，白蓝，这些诗是献给你的。她瞪大眼睛说，既然是献歌，为什么不在副标题上注明一下，反而要跑过来特地告诉她。我说我怕厂里人碎嘴，而且这些报纸都用来擦屁股了，怕玷污你的清白。她就笑我是个神经病，写的诗那叫什嘛玩意。这件事写出来也很肉麻。九三年厂里换了新厂长，风纪为之一变，再也没有阿姨敢在上班时间打毛线了，吃零食也是不允许的，洗胸罩尤其禁止。犯了事的，就被写到劳资科的黑名单上，以便日后发配糖精车间。此后没多久，白蓝的医务室里又来了个厂医，是个大嘴肥婆，屁股像麻将台一样大，嗓门低沉雄浑，据说是新厂长的亲戚。此人上马，大家就猜测白蓝也要去糖精车间了，因为医务室本来就清闲，属于冗员，放着两个厂医在那里，不符合当前的管理原则。这个大肥婆令工人感到恐惧，她不太懂医术，有一次小李眼睛里飞进一粒铁屑，疼得睁不开眼，跑到医务室去治疗，白蓝正好不在，大肥婆把小李按倒在体检床上，翻开眼皮吹了半天，还是不管用，她就用镊子夹着一块纱布，按在了小李的瞳孔上。李光南惨叫一声，从体检床上弹起来，捂着眼睛逃出了医务室。自从有了大肥婆，我就不能去医务室了。谁要是去找白蓝，大肥婆就会站在她身后，直勾勾地看着别人，这时候你会产生一种奇怪的念头，到底是应该揍她的左眼呢还是右眼。这种念头不能让它发展下去，假如付诸于行动，后果不堪设想。我对白蓝说，外面有传闻，你也要去糖精车间。她就笑笑，也不回答我。后来我去问小噘嘴，劳资科到底什么意思，厂医也要去上三班吗。小噘嘴说，现在厂里的劳动力紧缺，本科生都要去上三班，以前的规矩都不算数了，全都乱了套啦。我把这个消息告诉白蓝，她说：“让它去乱吧。”九三年秋天，厂里开大会，由劳资科长胡得力主持，干部和工头们都必须参加，普通职工也可以站在后面旁听。开会的地点是在食堂楼上，那里是一个大礼堂，有一个舞台，还有DJ台。这地方平时是用来搞舞会的，或者联欢会，或者卡拉OK大奖赛。据老师傅们说，以前不是这样的，以前长年累月开思想斗争会，不搞娱乐，娱乐生活就是回家干老婆。那天我也站在后面，叼着香烟旁听。台上坐着的是一群中层干部，台下的情形是这样的：基层干部坐在最前面，后面坐着工段长和班组长，再后面坐着先进工人，之后就是些叼着香烟嗑着瓜子的普通工人。普通工人全都站着，而且有一条白粉笔画出来的线，就在脚底下，不许跨过这条线。这情景和卡拉OK正相反，娱乐的时候都是工人抢在前面，干部被挤到后面。我发现白蓝坐在最后一排，但她没回头看我。那次大会开得很顺利，首先是庆祝全厂提前完成年度产值计划，其次庆祝糖精车间扩产，再次庆祝新厂长走马上任。最后是重申劳动纪律问题，胡得力先是不点名地批评了几个基层干部，然后点名批评了几个懒散工人，其中就有路小路，上班时间调戏化验室的小姑娘；另一个是水泵房的阿骚，至于她上班干什么坏事，倒是没有明说。后来工人起哄了，在下面大声问：“胡得力，阿骚到底干了什么坏事？”胡得力不理，继续对着麦克风说话。有个师傅揪着我问：“路小路，你调戏阿骚啊？”我说操你妈，长了个猪耳朵啊，我是调戏化验室小姑娘，没有调戏阿骚，我跟阿骚没关系。周围人听了，哄堂大笑，将我一把推到白线以内。我要往后退，他们就往前推我，后来我索性就站到了前面去，孤零零地凸出在人群之外。白蓝回过头来，她对着我看。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像是个行将枪毙的人，站在刑场上，四面八方有很多人围观叫好，正前方是神情肃穆的刽子手，而她就是我的秘密情人，在潮水般的人群中向我观望，不知是悲伤还是嘲弄。所谓的大会顺利召开，就在那一刻结束了。胡得力见我站在人群前面，从他那个角度看去，我大概不像个枪毙鬼，倒像是闹工潮头目，起义军的首领。胡得力对着麦克风大喝一声：“路小路，你就要被送到糖精车间去了，还这么嚣张！”下面的工人听了，面面相觑，送到糖精车间是最严厉的惩罚，厂里调戏小姑娘的多得是，从来没听说被送去造糖精的。我本来不想说话的，听胡得力这么说，我就用双手拢在嘴巴上，对他喊：“胡科长，不要乱讲话噢，这里有很多糖精车间的人噢，去糖精车间我觉得很光荣噢。”工人们回过神来，有个糖精车间的阿姨说：“胡得力，操你妈，糖精车间就不是人了吗？”这阿姨真可爱，要不是她身上散发着甜味，我简直想拥抱她一下。后来保卫科长站了起来，抢过话筒，指着我说：“把路小路拉出去，拉出去！”两个厂警跑过来，扶着我的胳膊。我们都很熟了，他们也不好意思动真格的，就对我说：“老弟，好汉不吃眼前亏，先走吧。”我说：“不用你们架着，老子自己走。”但后面的工人却堵着门，哈哈大笑，就是不让厂警押我出去。我对厂警说：“我也没办法，除非你们把我从窗口扔下去。”那两个厂警试图扒开人群，忽然之间，帽子被人摘走了。后面的工人抢到了大盖帽，就在半空中扔来扔去。厂警很尴尬，大家其实都是熟人，他们也不能发怒，就对我说：“都是你小子闹的，明天你得请我们吃饭。”两个厂警回过头来，对着保卫科长挥手示意。保卫科长还在喊：“押出去！押出去！”厂警也火了，对他说：“操他妈，押个鸟啊！有本事你自己来押！”那天会场上一片大乱，后面的工人哦哦地起哄，前面坐着的干部和工头也笑得前仰后合，只有舞台上的干部都板着脸。保卫科长也下不来台，跳下舞台，打算亲自来押我。我隔着很远，指着他鼻子说：“鸡巴，你敢过来，老子把你淹死在厕所里。”这时大家想起方瞎子把保卫科长推到茅坑里的事情，简直都笑翻了，有人大喊：“方瞎子拉电闸喽！”干部们大惊，纷纷抬头看顶上的日光灯，灯都亮着呢，分明是造谣。这时，胡得力拿起话筒，用足力气大喊一声：“不许胡闹！！！”我们厂的礼堂，用的是两个大音箱，就放在舞台两侧。冷不丁一声大吼，音箱发出山呼海啸般的巨响，坐在音箱前面的人齐声大叫，向后倒下一大片。爬起来之后，有几个干部指着胡得力大骂：“胡逼！耳朵都被你震聋了！”保卫科长这一边，因为我揭了他的短，就扑过来要跟我拼命。我也觉得奇怪，他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雄伟，好像最近吃多了激素，有这个闲工夫还不如去跟方瞎子较劲呢。事后白蓝提醒我，保卫科长这是要在新厂长面前表现表现自己，也没有像我这样的，当众揭短，他当然要拼命。我当时可不知道这些，摆好架子，等着他扑过来。我和他之间相距大约五十米，趁他跑过来的工夫，有个师傅朝我手里塞了一根电工皮带，对我说：“照他脸上抽，准保躲不开。”我身边两个厂警吓坏了，一个攥着我的胳膊，一个抱着我的腰。我说见了鬼了，人家要打我，你们抱我干什么，拉偏架啊。厂警说：“把皮带放下！”我把皮带扔地上，可他们还是不放手。与此同时，后面的工人一哄而上，架住了狂奔过来的保卫科长。厂警对我说：“求你了，路小路，路小爷，你赶紧走吧！”我对厂警说，本来是要走的，但他既然要冲过来打我，我就不能走，不然他还以为我怕他！别的干部我不敢打，保卫科长我可不怕，打赢了他，我就能取而代之。厂警又好气又好笑，说：“你当我们保卫科是山贼啊？”趁着身后的人群松动，他们两个死命把我往外拽。那一瞬间保卫科长的上半身也突破了人群，身体呈45度角，两个拳头在我眼前乱舞，他妈的，这种拳法能打得死个鬼。就在这时，舞台那头一阵惊叫。众人回头去看，只见胡得力浑身精湿，目光呆滞，水泵房的阿骚拎着一个塑料水桶站在他边上。这塑料水桶我们都认得，是清洁工用来拖地板的。胡得力被阿骚浇成了落汤鸡，胡得力被拖地板的脏水从头到脚浇了个透，胡得力被浇过之后居然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这一刻，全场无人说话，我和保卫科长也忘记了打架。我们都静静地看着胡得力。在一片静默中，阿骚阿姨鄙夷地说：“胡得力，你这个王八蛋。”然后她扔下水桶，轻盈地扭动着胯部，在众人复杂的目光注视下扬长而去。那次大闹会场，白蓝在大礼堂外面对我说：“路小路，你的政治生命彻底完蛋了。”后来她又说，这不应该叫政治生命，应该叫职业前途。我对她说，我的职业前途本来就是做工人，我该怎么混，自己心里清楚，不用你多插嘴。她说：“你这样下去可不行，这不是找死吗？”我不耐烦地说，我读过一本书，叫《红楼梦》，里面有个叫袭人的，就这么罗嗦。她说：“你就嘴硬吧。”说完就走了。那天我还去参加了工会的卡拉OK比赛。厂里本来安排在大会之后举行这么一次比赛，后来大会闹成一锅粥，干部全都跑掉了，工会的人就很犹豫，打算取消比赛，但工人师傅不答应。工人师傅说，今儿个真高兴，卡拉OK助兴。工会的人说，不行啊，这是卡拉OK比赛啊，评委都跑光了还比个屁啊。工人问，评委是谁。工会的人说，当然是干部啦。这下工人师傅都不干了，说：上班要被他们管，唱他娘的卡拉OK也要他们管，简直狗屁，我们自己做评委。就有几个工人自告奋勇跑到主席台上去打分，后面有人把电视机混音器LCD全都搬了出来。当时我在楼下，望着白蓝的背影，心里很不是滋味，后来六根拽着我的袖子，拖我上去唱卡拉OK。倒退十多年，我所生活的戴城，满大街都是唱卡拉OK的，不但家里有卡拉OK，连饭馆、茶馆、澡堂里都有。那时候也不去包厢，包厢太贵，通常是在一个大厅里，两块钱唱一首歌，对着电视机轮流嚎叫。后来我也成了个卡拉OK迷，嚎叫谁不会啊？那天在大礼堂，别人把我推上去比赛，我唱了一首《吻别》，又唱了一首《风再起时》，下面的工人哗哗鼓掌，还有一些比较骚的师傅，拖着阿姨在人群中跳交谊舞。两曲唱毕，评委亮分，！工会的干部在一边直呲牙。我高举右手，挥动，又抚着胸口做鞠躬告别状。电工诗人路小路从此就要阔别白班舞台，去糖精车间上三班啦。比赛结束之后，我拿了个第二名。我还奇怪，怎么还是第二名？六根说有个小阿姨上台唱歌时，把裙子撩了撩，昂头挺胸噘屁股，评委师傅们都看傻啦，给了她10分，只能委屈我做第二名了，没胸没屁股的，第二名也该满足了。我想想也对，去拿奖品，第一名是电饭锅，第二名是热水瓶，我只能提着个热水瓶走了。出门的时候，天都快黑了，一群上中班的师傅们又闯进礼堂，对工会的人说：“不许收摊，我们还没唱呢。”工会的人都快昏过去了。据说一直搞到半夜，工人一茬接一茬地进来唱，后来把那片的电闸拉了，才算结束。这些场面我都没看见，我回家了。那次闹过之后，我知道自己说话得罪了白蓝，想请她吃饭。那天是我生日，她不知道。我摇了个电话去医务室，她说晚上有事，不能来。我独自在外面吃了一碗面，加了一块排骨和两个荷包蛋，吃饱之后，无处可去，就骑着自行车到新知新村去闲逛，那是秋天的夜晚，一些枯叶掉落在我头上，昼夜温差很大，我穿着一件薄夹克衫有点顶不住。我把自行车锁了，坐在她家楼下的台阶上抽烟。我想起自己已经二十周岁了，一事无成，坐在这里，不久之后就要去上三班造糖精。这种生活不是我要过的，但我应该有什么样的生活，自己也不知道。我只能说，混到哪里是哪 里吧，人活在世界上，无非是走一步看一步。后来我看见白蓝从那里过来，骑着自行车，边上还有一个男的。我没喊她，把香烟藏在身后，以免闪光的烟头暴露我的行藏。她和那男的交谈了几句，相互道别，然后男的就走了。她锁好自行车走进来，发现有个人坐那里，定睛一看是我，吓了一跳。她说：“怎么你在这里？”我说：“我等你。”她想了想说：“好吧，你上来，我跟你说。”我默不作声地跟她上楼，在拐弯的地方被一个破箱子磕中了膝盖，疼得要死，但我还是默不作声，瘸着腿走了上去。进了房间，她拉亮电灯，关上门，然后她说：“那个是我复习班的同学。”我问她：“什么复习班？”她说：“考研复习班。”然后她说：“不要到厂里去说。”那天，我看到了她的考研资料，厚厚的一摞，我全都看不懂。我问她，什么时候考试，她说是在一月，录取之后转档案，然后她就去读研究生。“去哪里？”“上海，或者北京。”那时候我本来可以问她，为什么以前不告诉我这些。但我忘记质问了，我在这种时候总是懵头懵脑，好像庄子梦里的蝴蝶，事后回忆起来，又觉得很羞惭。用我妈的话说，卡车迎头开过来也不知道躲一下。我什么话都没说，拉开门往外走，但她靠着门，不让我走。她歪过头问我：“还要再谈恋爱吗？”我说：“谈啊，为什么不谈？但我现在想回家睡觉。”我再次去拉那扇门，这次她没拦我。我下楼的时候觉得膝盖生疼，她以为我会像上次那样一溜烟蹿下去，但我其实是无声地走掉了。时光倒退到九三年秋天，我在车间里玩我的电工刀。那把刀是红色的塑料刀把，刀刃有十公分长，这刀是不开口的，后来我在钳工班的砂轮上把它打磨了一下，这就成了一把可以杀人的利器。我还想镗出两根血槽，但师傅们不肯帮我镗，说是会闯祸。这把刀陪我走过很多城市，揣在兜里，不算是管制刀具。天气潮湿的时候它会生锈，但蘸上水在砖头上磨一下，它就会恢复往日的锋利。那天我玩刀子，我用它练飞刀，我能把刀子抡圆了飞出去，也能把刀子缩在袖子里从肋下飞出去，五米之内必中靶心。我右手练完练左手，站着练完躺着练，还有犀牛望月、凤凰展翅、小鬼拍门、老鹰捉鸡等等姿势。我很想找个活人来练练，不是往他身上戳，而是像马戏团里一样，顶着个苹果，我一刀飞过去准能把苹果劈开，要是伤了他半根头发，我甘愿抵命。但别人看到这种被打磨过的电工刀就哆嗦，死活不肯让我试一下。后来我觉得无聊，把刀子收起来的时候，不小心在自己虎口上划了一下，起初没觉得疼，几秒钟后，血一下子涌了出来，把整只左手都染红了，伤口一跳一跳的剧痛。我看着自己的手，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我能把电工刀玩得像马戏团一样，但我竟然把自己的手割破了。我扔下刀子，掐住手腕并且高举左手，去医务室找白蓝。一路上鲜血顺着胳膊淌到了腋窝里，路过的人都以为我是在振臂发飚，走近一看才知道又发生惨案了。出了这种事故是很糗的，但我无所谓，我马上就要去造糖精了。我在医务室包扎时候，大肥婆在白蓝身后站着，非常讨厌。我看着白蓝把纱布一层层缠绕在我手上，我问她，筋断了吗。她说没有，然后拿了一块毛巾替我把胳膊上的血迹擦干净。大肥婆说：“流好多血啊，真可惜，去献血多好。”白蓝就回过头去瞪着她。我说：“化工厂的人不能献血的，血里面全是毒。”白蓝对我说：“想自杀？”我说：“不是。不小心的。”她说：“这样子就像个亡命之徒了？”我说也不是，都不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博尔赫斯说，记忆总是固守着某一个点。我记忆中的二十岁，亡命之徒就是那个被固守的点。越是如此，它就越缺乏真实感，真正需要去亡命的时代早就过去了，我连献血都没人要，嫌脏。我在一个不必亡命的时代里既不会杀人也不会被杀，我会被送去造糖精，犯了错会被扣工资，如此而已。在这种时代我可以把自己杀掉，无论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我不会为了糖精和工资而自杀，也不会为了爱情，但是我可以毫无理由地去死，如此而已。那天在医务室里，我坐在体检床上，白蓝搬了一把椅子坐在我对面，大肥婆站在我们中间，一会儿看看我，一会儿看看她。我他妈也不知道这肥婆想干什么，后来我觉得很好笑，就对着白蓝笑起来。她平静地看着我。我忽然觉得大肥婆也不那么讨厌了，就让她在一边呆着吧，这样很好。我的神经分裂的爱人终于无声地站在了彼岸，与我遥遥对望。九三年秋天，闹了一次地震，是东海海啸引起的。晚上九点多钟，我在家里躺着，忽然觉得床架子发抖，我妈放在五斗橱上的花瓶哐当一声砸在地上，当时我妈在打毛衣，我从床上跳起来，拽着她就往外跑。到街上的时候，我爸爸也从楼上跑了下来，他在邻居家里打麻将。街上全是人，各家各户的灯都亮着，空气中微微地飘着一些细雨。农药新村再次发生了大规模的逃亡，这次是在夜里，加之深秋季节，总算没有人再光着身子往外跑了。周围的人定下神来，都在看房子，有没有歪，有没有倒，后来他们说什么都没发生，估计是一次很小的地震。中途有人打电话到农药厂去，问当班工人，有没有什么管子又泄漏了，当班工人根本没感觉到地震，车间里的设备本来就抖得跟七级地震一样。那天我站在街上，发现自己只穿着短裤背心，冻得要死，我就回家去穿衣服。等我穿好衣服出来，我爸爸带着几个邻居也进了家门，开始搓麻将。我家是一楼，他们认为再发生地震的话，一楼跑起来比较容易。搓麻将就是为了等待第二次地震。我把衣服和鞋子都换了，又从抽屉里找出几张钞票，塞在口袋里。我妈问我去哪里，我说去一个朋友家拿东西，万一再地震你就拿几个包子钻到麻将桌下面去，然后等我来救你。我说完，扔下我妈，骑上自行车往新知新村去，路上全是人，打着伞的，穿着雨衣的，顶着脸盆的，雨越下越大，从细微的潮湿变成冰冷的针尖，扎在我脸上。在文化宫门口，有一辆汽车撞在树干上，城市虽然比平时混乱，但马路上并没有停电，汽车还在开，幽微的路灯照射在地面上，泛着一滩滩的光。我穿过戴城大学，门卫不知去向，很多学生站在道路上吃东西聊天，还有爬在铁栏杆上干嚎的。我绕过密集的人群，在一个狭窄的小门口停下自行车，那门虚掩着，我一脚踹开门，再穿过去，前面就是新知新村。新知新村的街道上同样挤满了人，知识分子不唱卡拉OK，但一样怕死，这事情无关文化修养。但这种躲地震的方式非常可笑，四面全是楼房，他们就聚在楼房之间，那么多人，掉个花盆下来都能砸死好几个。我在人群之中寻找白蓝，找了一圈，发现她正趴在自家窗台上看热闹，还叼着香烟，比我更吊儿郎当。白蓝对着我招手，我扔下自行车，三步两步蹿上去，进门之后一看，不得了，这娘们穿着一身白色丝绸睡衣，胸开得很低，赤脚坐在书桌上，嘴里含着一根咖啡色的摩尔烟，最不可思议的是她脑袋上顶着十几个红红绿绿的塑料发卷。我想了半天，觉得在哪里看见过，后来想起来了，电影里那些国民党军官的姨太太就是这么个打扮。我冲她喊：“地震了，你不知道？”她不理我，两根手指夹着香烟，那只手在窗台前比划了一下，好像伟人指点江山，大声说：“钟山风雨起，仓皇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升西天返地府，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青天亦老人……”我不知道她在乱唱些什么，好像是诗词，又听不太懂。她转过头来，嘴巴里喷出一股酒气，问我：“怎么样？”“什么怎么样？”“诗怎么样？”“气势还可以。听着很熟，忘记是谁写的了。”“还他妈诗人呢，这都不知道。这是我爸爸写的。”她吐了一口烟在我脸上，“今天地震我就想起我爸爸。”我用手指在她眼前晃了晃，试了一下，还好，只是有点喝高了，不是烂醉。我将她拦腰抱起，扛在肩上。不是我要占她便宜，而是窗台上太危险，一个小震动就能把她掀到楼下去。我将她礅在床上的时候，她的胸脯猛烈地起伏。我说可能还有余震，这破楼万一倒了，我们就全死在里面了，到底跑不跑。她看着我，嫣然一笑，把脑袋上的塑料发卷一个一个摘下来，鬈发披散下来，非常好看。后来她把丝绸睡衣脱了，睡衣从床上滑落到水泥地坪上，她站起来，顺脚将它踢开，就这么开始吻我。她说，卷头发的时候听到动静，起初没在意，后来邻居都跑了出来，高呼地震。她也想出来，但穿着睡衣感觉到有几分淫荡，她就留在了屋子里。她从书柜上拿了半瓶红酒，倒在杯子里，只喝了一杯就觉得身上发烫，头开始飘。以前她的酒量没这么差。这种感觉令她忘乎所以，好像漂浮在河流中。后来她哭了，不知道为什么。她哭的时候我正骑着自行车在戴城的街道上狂驰，形同亡命之徒。再后来，她看见我在楼下，就向我招手。她说一九七六年她妈妈带着姐姐去唐山探亲，她妈妈也是医生，地震发生以后，她们两个都被埋在了里面。这些事情我都没听她说起过。她问我，鬈发好看吗。我说很好看。她说：“我妈是天生的鬈发，我不是。”她说她爸爸是语文老师，七六年那会儿，她爸爸整夜整夜地不睡觉，也不说话，到了秋天，头发全都白了。她被寄养在亲戚家，偶尔看到爸爸，觉得他像一棵发疯的树。她说：“后来熬了十年，熬不过去，走了。”她说完这些，又说，她不怕地震，不怕自己毫无理由地去死。她说她比我更像个亡命之徒，只是别人不知道。然后她抱住我，风从窗口猛烈地吹入，吹在我的背上，也吹在她的腿上。我感到她身上起了一层寒栗，像是死亡从她的身体中走过。我进入她身体的时候，她发出一声轻唤，向我拱起上身，好像一条缓慢地跃出水面的海豚。她的双腿用力夹住我的腰，这次我不再感觉到自己是个被夹住的老鼠，而是一艘顺流而下的船，她的腿是岸。后来她说，换个位置。我就躺平在床上，让她覆盖我，这时她仰起身体，紧闭双眼，笔直地伸出一只手来，她的手指也像树枝一样紧绷着。我看到天花板上霉点，在她头上，作为一种背景被深深地印入了我的脑子里。我在她身下颠着她，她忽然问：“这样好吗？”问的时候还是闭着眼睛。我故意说，不好。她睁开眼睛，对我说：“那你喜欢什么样？”我说不是的，像目前这种姿势，万一天花板砸下来，首先是令她脑浆崩裂，我将眼睁睁地看着她死掉，这样很不好，万一我没死会被吓成个阳萎。我情愿用开始时候的姿势，天花板砸在我的背上，说不定还能救她一命。她哈哈大笑，继续在我身上起伏。她说这样也不好，路小路的眼珠子会被砸出来，掉在她嘴里。然后她从我身上跨下来，伏下身子，从床沿上抄了一个枕头垫在腹部。她说这样就好了，你被砸出脑浆我也看不见。我再次进入她的身体，那感觉有一点特别，因为失却了她身体的包围，我不再是河流中的船，而是在浓雾中狂驶的摩托车。后来她说，要命，轻一点。然后继续呻吟。她的那地方非常紧，俯身之后更紧。她说这样太快了，放慢一点。她让我躺着，再次跨上我的腹部，然后把用手把我拉起来，我的头被她抱在胸口。她说这样也很好，天花板掉下来，两个脑浆一起崩裂。我就说，既然一起崩裂，你就不用把我脑袋抱那么紧，我他妈都喘不过来啦。后来我们又回到最初的姿势，我把她的腿举高，我们都不再说脑浆崩裂这件事，因为体会到近似脑浆崩裂的感觉，只是位置不同而已。我射精的瞬间，她用力喊了一声，与此同时我感觉到床架子剧烈抖动，身后的玻璃窗发出哗啦啦一片撞击声，楼下像炸了锅一样：“快跑啊！又震啦！”我用尽全力覆盖在她身上，双手撑住床沿。我这个亡命之徒，和她这个亡命之徒，在第二次地震的时候到达了高潮。等到我的精液全部射出，等到阴冷而酷烈的死亡穿过我们的身体，我喘得像一台生锈的马达，而她却凝固在我身下。房间里，吊灯影子在微微晃动，楼下一片嘈杂，哭爹喊妈。这时床架子停止了抖动，她闭着眼睛，长长地吁了一口气，问我：“不震了？”我说：“本来就没震。是我们干得地动山摇。”她嗤嗤地笑：“我现在知道一件事。”“什么事？”“一次地震的时间，相当于一次射精。”那天，事毕之后，我们坐在床上，背靠着墙壁抽烟。床沿紧贴的那一堵墙上，用图钉钉着一块布。她抽她的摩尔，我抽我的红塔山，烟缸放在我的肚子上。她对我说，干得不赖啊，以前干过这个事吗。我说没有，但我看过不少黄色录像带。她就问我，看录像带的时候手淫吗。我说也没有，看的时候是一群人，不太好手淫，只能回家闭着眼睛回忆录像里的画面，然后手淫。这样干法，记忆很深刻，黄片里的动作全都背下来了。她怪不好意思地说，自己长那么大，从来没看过黄片。我心想，妈的，这不是在暗示我，你那些上上下下的姿势都是实战学来的吗。不过我也没怎么在意，刚干完就揪着姑娘要她交待前科，这不是我的做派。我告诉她，那些黄片大多数是欧美的，女的声音低沉，好像胸口有一面鼓，这种粗臀豪乳型的女人非我所爱。有一次我看到一部日本片，那个女的是个护士，身材匀称，叫声就像你一样，仿佛母猫在说梦话。我还是喜欢医生护士。她打了我一下，这感觉不错啦，像是情侣了，两个人并排靠在墙上抽烟实在有点像监狱里的难友。她说：“刚才很危险，真要砸下来，两个肯定一起死掉。”我说：“死就死吧，明天不用上班了。”她说：“我以为你会跑。”我说：“这样不好，我都快射了，如果光着身子跑出去，一边跑一边射，太难看。我情愿死在床上。”她说：“这样死了也不好，连在一起，别人分不开我们。”我说：“不会的，他们会用锯子把我的鸡巴锯断，然后就分开了。我的鸡巴留在你的阴道里，就当我留给你一个纪念吧。”她说：“万一我没死，那还得我自己拿一小刀片锯断它，太残忍了，这办法不好。”我说：“对你而言这应该不是问题啊，你不是医生吗？没割过这个吗？”她说：“我要是中医就好了，割下来泡在酒里，每年清明节拿出来喝一口，壮阳。”我说：“你丫壮什么阳？你还是留给别人壮阳吧，间接地体会到我的魅力。”她听了这话，再也忍不住，把我肚子上的烟缸挪开，就这么赤身裸体地代替了那只烟缸。然后坏坏地对我一笑，说：“再来一次。”那天干完第二次，外面的风越来越大，雨水打在楼下人家的雨篷上，发出有节奏的噗噗声。楼下很安静，没有第三次地震。假如再来一次地震，我估计我的神经也受不了，大概会赤身裸体地逃到楼下去。莺声初啼，对人生骤然有了信心，不甘心就这么被砸死。我说，我要给你起个绰号，叫抽水机。她说，你他妈终于把绰号起到老娘头上了，说完又打我。打过之后，我从床上跳下来，到窗口张望，楼下一个人都没有了，怪不得这么安静。天色浓黑，从这浓黑中降下的雨也应该是墨汁吧，我也不知道原先楼下的人是跑光了呢，还是都回家睡觉去了。后来一看闹钟，凌晨三点半，对面楼里的灯倒是还都亮着，好像除夕守岁。白蓝问我：“你要不要回家去看看？你妈妈还在家里吧？”我说没关系，既然新知新村的破楼没塌，那么农药新村的破楼一定也还矗着呢，我妈比你机灵多了，稍有风吹草动就跑了，这都是在农药新村练出来的。她说：“那你妈就不担心你？”我想想也对，就说，要是家里有电话就好了，这会儿杂货店的公用电话肯定是没人接了，等雨小一点我就回家。我说完这话时，她已经穿好衣服了，没办法，我也只能穿衣服。她说：“这么安静，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我说，本来就没发生过什么嘛。我说完这句话，觉得自己中了她的套，就回过头去看她。她也在看着我，目光很难捉摸。我讪讪地在房间里转了一圈，随手翻她的书，一摞很厚的考研教材，我也看不懂，都是些很深奥的东西。我对她说：“你不会酒醒了就不认账吧？”她说：“我要认什么账？”我不好意思地说：“我以后还想和你做爱。”她看着我，忽然笑了，说：“你想吃泡面吗？我是饿了。”我说：“我也饿了，太消耗体力了。”吃泡面的时候，我对白蓝讲起一个人，这个人是我嫂子，也就是我堂哥的女朋友。白蓝不解，我为什么会没来由地说起她，其实我也不知道，后来我说，既然谈到黄片，我就想起我嫂子了。我是跟着我堂哥他们一起看黄片的，当时就是录像带，他们几个小青年关在屋子里偷偷地看。那时我才读初三，不过也发育了，没发育就看黄片手淫那也太变态了。我去找我堂哥，结果撞上了，他们几个小青年就让我跟着一起看。后来有一天，我嫂子忽然从外面进来了，见了这场面就朝我堂哥没头没脸打过去，说他们把我带坏了。我堂哥哈哈大笑，让她把我领走。我嫂子带着我走出去的时候，我心里很不高兴，又不能说，只能装出懵懂无知的样子，以骗取她的宽容。我看见她的乳沟，很深地嵌出一条缝，当时就起了坏念头。但她并不知道，她以为我还是个不大懂事的小孩。后来她拍着我的头说，小路，你长大了不能学你堂哥，你要做个有出息的男人。我经常想起我嫂子，别人都叫她阿娟，我也跟着叫，她不喜欢，让我叫她阿嫂。她是开服装店的，没读过几年书，但我觉得自己很爱她。她曾经对我堂哥很好，给他零花钱，为了他堕胎。北环帮和小公园帮火并的时候，她为了救我堂哥，拿着一根水管敲开了对方的脑壳，被称为那一带的红星十三妹。为此，她的店都被人砸了，但她也没说什么。后来我堂哥打她，打得那叫一个狠啊，她受不了了，就独自跑到南京去做羊毛衫生意。我从此再也没有见过她。我之所以爱她，是因为我觉得，在她身上的那种东西就是爱。我对爱的理解是有偏差的，这无所谓。我嫂子也给过我零花钱，她甚至说，等我长大了她要把自己的妹妹介绍给我做女朋友。她去南京以后，我就不大和我堂哥来往了，我从心里觉得他王八蛋，后来他脑袋上被人砍了六刀，再也没人替他挡着了。我对白蓝说，所谓有出息，这是一个很虚幻的词，我不知道什么叫有出息，但我知道什么叫没出息，并且知道，没出息的人不可爱。但是，我活了二十岁，仍然有人长久地爱着我，也有些人短暂地爱过我，这些我都不会忘记。那天我说完这些，就回家了。我很想和她睡在一起，但忽然有了一种很挫败的感觉，好像脑子里的精液也都射光了。现在我回忆的时候，知道那种感觉叫做虚无，当时却无法表达。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一下子挫败了，如果当时知道那是虚无，大概也不会难过了，虚无就是这么突然出现突然消失的。下楼的时候我觉得腰里有点酸，心想，这该不是肾亏吧，如果二十岁就肾亏，到四十岁肯定变成阳萎啦。脑子一走神，我在楼梯上绊了一下，直剌剌地摔了下去。那块绊脚石哇哇大叫。我点亮打火机一看，妈的，二十多号人全都蹲在楼道里打瞌睡。这也难怪，外面下雨，又没有防震棚。我连声喊抱歉，这些人全都醒了，对着我看。有个教授模样的老头说，哎呀，谁家唱了大半夜的卡拉OK啊。我再不是东西，这时候脸也不由红了红，知识分子就是厉害，损人都这么有艺术感。回忆九三年，那次地震之后，糖精厂岿然不动，只是塌了河边的泵房，那里平时没人，就砸死了很多耗子，剩下的耗子全跑了出来，在大街上巡游。这些耗子都很嚣张，而且聪明，比如它们过马路的时候，先是一只耗子出溜过去，蹲在马路边上吱吱地叫几声，后面就有一串大大小小的耗子，气定神闲地向它走去。这么有组织有纪律的耗子，我们根本不敢打，怕招致严重的报复。我和白蓝发生关系之后，陆续还做过几次，地点都是在她家。新知新村的房子，隔音效果很差，差到什么程度呢？我在她家卫生间蹲着，可以听见隔壁卫生间里小便的声音，当然是男人小便，要是女人小便都能听见，那简直就等于是布帘子了。不过，这也着实说明房子质量之差。白蓝说，七十年代造的房子，都是用预制板拼起来的，虽然不够私密，但是这种房子很牢靠，特别防震，刚搬进去的时候都乐坏了。我可以证明，有一些年份里，中国人特别怕地震，大概是被震出心理障碍了。在那种房子里做爱，如果当时没有喝醉酒，就会觉得有另一种心理障碍，怕隔壁邻居趴在墙壁上偷听卡拉OK。我知道很多种偷听的办法，最简单的就是拿个玻璃杯子杵到墙上，耳朵凑到杯子口。但是这种把戏在新知新村几乎不需要，这里的情况恰好相反，如果你不想听见隔壁的声音，最好把自己的耳朵套起来。我把那天老头损我的话告诉白蓝，白蓝说，无所谓啊，随便他去说吧。但真的做爱的时候，她又不由得克制住自己的呻吟。她还问我，这样是不是有点扫兴，我说挺好的，我喜欢那种克制克制最后克制不住的声音，写诗也是这样，一上来就“啊”的诗歌，多半是拍领导马屁的，没有真感情在里面。干过之后，我还问她，为什么隔壁做爱的声音我听不到，难道他们也这么克制吗。白蓝说，隔壁是老头老太，老头以前是右派，都克制了一辈子了。我追问道，那么老太呢，老太不是右派啊。白蓝说，你真烦，管那么多干什么。我就说，这里真不一样，不像我们农药新村，全是造反派。我们后来做爱，声音一直都很轻，而且还戴着橡胶套子。我问她，这个套子是不是从医务室里偷出来的，她说不用偷，一抓一大把。她把橡胶套子装在一个饭盒里。有时候她自告奋勇给我戴套，有时候让我自己套，她在一边看着。还有一次，她把套子含在嘴里，就这么给我套上了，技术非常高明，一般医生都不会这一手。干完之后，她让我用手指捏住套子根部往外抽。发生关系之后，有一些微妙的变化，比如说在厂里互相看到，眼神就会不一样。我们厂里有那么几对，谈了恋爱之后，经常在厂里挎着膀子量地皮，从甲醛车间晃到糖精车间，从司机班晃到锅炉房，十分招摇。师傅们站在窗口，看到他们走过来，就会大惊小怪地说：“压路机来了。”然后对着他们品头论足。这些待遇我都没有，一则是她不愿意跟我在工厂里压马路，二则我也觉得在甲醛和糖精之间卿卿我我，实在是没什么可自豪的。事实上，我连中饭都不跟她一起吃，她是干部餐，我是工人餐。我们就用眼神交流，我和她都是大眼睛，交流起来很有美感。只有一次，她闹牙疼。我在厂里遇到她，直接问她：“还疼吗？”这时正好倒B从我们身边走过，听到这句话，就扭过头来打量我们。白蓝做出很疼的样子，指了指腮帮子，好像讲不出话来。后来在医务室里，大肥婆不在，白蓝对我说：“你说话注意点，什么疼不疼的，让人误会。”我满不在乎地说：“不会误会的，只有处女才疼。”说完这话，冷不防脸上被她抽了一下，生疼。我低头一看，她用来抽我的竟然是一副橡胶手套！她还问我：“你疼吗？”那次我真的火了，我说，咱们俩这么浓厚的交情，为了一句笑话，你丫竟然用妇检手套抽我！她就说：“干净的。”我听我奶奶讲过，男人要是被女人抽了耳光，就会连倒三年霉，唯一的办法是把耳光抽回去。但是，像这么一个敢咬老虎的女人，她准保会把耳光再抽回来，那就抽来抽去没个完，有这种闲情，还不如躺到床上去做爱呢。倒霉就倒霉吧。有关我和白蓝之间的事，厂里没人知道。白蓝不希望别人对着她指指点点，我更是吃够了写诗和看胸罩的亏，再也没那么傻了。回想我刚进厂的时候，跟着老牛逼到处招摇，一点便宜都没占到。工厂生活有一条原则，隐秘之处最安全，只要没人注意你，就能年复一年地混下去。可惜我明白这个道理已经太晚了，而且运气不好，最终还是得去上三班。其实，我和白蓝对外保密，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和她都知道这场爱情最终将会以什么形式来收场。她曾经问我：“要是咱们分手了，你觉得厂里哪个姑娘合适你？”我想了想说：“我觉得劳资科的小噘嘴不错啊，以前对我很凶，现在好多了。”白蓝说：“那姑娘有什么凶的，小丫头一个。”我说：“人家也就比你小一岁，哪里小丫头了？”白蓝说：“找秦阿姨说合说合吧。”我说：“不行的，她是李光南的老婆，朋友妻不可欺。”白蓝说：“那倒也是。我把我表妹介绍给你，还在读中专。”我说：“长得跟你像吗？不像我不要。”白蓝说：“那就难了，跟我像的，那就是电影明星了。”现在我知道，这种调侃的方式，其实是一种暗示。在我当时看来，离别总之是伤感的，因为伤感，所以不能用言语来表达，好像春天里绵密的细雨，用肉眼都分辨不出雨丝，不知道该不该打伞。我所感到的，就是那样一种伤感，只能相互暗示，用调侃来安慰自己。她还对我说：小路，很难想象你将来娶的老婆会是什么样啊，如果笨嘴拙舌的肯定被你欺负死。我就说：我倒是能想象你的老公是什么样，一定很温和，很有文化，看见流氓就逃跑的。她不无嘲笑地看着我说：“你三十岁以后，看见流氓，大概也会跑吧。”那时候我不承认，我以为自己会一辈子剽悍，真是太幼稚了。照白蓝的说法，我三十岁以后只能是一个啤酒肚的秃顶男人，牙齿被香烟熏得乌黑，长期上三班会有眼袋和黑眼圈，脸色青黄，肝功能异常，骑着自行车穿着工作服在大街上，一看就是个穷光蛋和倒霉鬼。流氓只会欺负我，而不会欺负她老公。还记得歪卵师傅吗？她说。我就微笑着说：“我指的是女流氓，这总可以了吧？”那时候在她家里做爱，我时时都能感到一种奇怪的气氛，考研的复习资料就堆在书桌上，有时候她干完之后会随手摘过一本书，翻几页，嘴里嘀咕几句，再把书放回去。我问她，这么复习功课，有何效率可言。她说，功课早就复习得差不多了，只是惯性地再看几眼。这时我就不再说话，也顺手捞过书来看几眼。她问我：“你的会计学得怎么样了？”我就懒洋洋地回答她：“还没开始学会计，现在在学高等数学。”她就笑着说：“高等数学你都敢学。”我说，自从我做了钳工和电工之后，就明白了数学的可贵之处，相反，语文是一门很操蛋的科目，数学使人越来越聪明，语文使人越来越笨。我基础太差，所以学高等数学很累，但我渐渐开始喜欢这门功课了。那次，她把朝北的房间打开，这间房间一直都是锁着的，我从来没有进去过。我发现里面有一排书架，有一台电唱机，最操蛋的是里面竟然有一张双人床！我说：“你也太不够意思了，明明有大床，你还让我在小床上练双杠！”她说：“这是我爸爸的床。”我说：“那就算了，我惹不起你爸爸。”她让我看那些书，很多小说，很多古代汉语，很多文集，都是些旧书，散发着比房间本身更为浓重的霉味。她说：“这些都是我爸爸的书。”我说，你丫真幸福，从小就能看那么多书。我回想我小的时候，家里只有两本大书，《董存瑞》和《茶花女》，都是残书，《董存瑞》没结尾，《茶花女》没开头。这还算运气，要是倒过来，那他妈有多么煞风景啊。我从八岁开始就看这两本书，到了十五岁还是看这两本书，在革命烈士和法国妓女之间徘徊了好多年，不知道自己该成为哪一种人。假如当时我也有这么多书，就不会那么困惑了。她说：“你喜欢这里哪本书，你就拿走吧。以后别卖了就行。”那天她还打开了电唱机，从柜子里取出一张黑胶木唱片，说这是贝多芬的克鲁采，欧伊斯特拉赫演奏的，是非常珍贵的版本。我说，不至于给我古典音乐吧。她说这些唱片都不会给我，她要自己留着，但可以放给我听听。我想，听听古典音乐也不是什么坏事，我常年听的都是香港四大天王。她把电唱机捣腾了一通，喇叭里发出喀嚓喀嚓的声音，后来音乐出来了，我就坐在大床上，安静地听完了克鲁采。那天我对她说，我要做一个有情有义的人，所谓的情，就是和你上床，所谓的义，就是为你去打人。这两件事对我来说是分开的。但你把你爸爸的书送给我，这件事是既有情又有义，所以我要记住一辈子。那年冬天，我独自坐在一所中学的校门口。里面在考研，我就坐在一个花坛上，也是点着烟，看着自己的手指发呆。天色阴霾，后来飘下几缕雪花，落在我脸上。我的脸被风吹得冰冷，过了许久，才感觉到雪在脸上融化成水珠。那天，大街对面的音像店在放张楚的《姐姐》，放了一遍又一遍。我安静地听着这首歌，等到老板切换到另一首歌时，我扔下烟头，走过去买了那盒磁带。后来她从操场那边走过来，头发被风吹得歪歪斜斜。她问我：“今天夜班？”我说：“不，今天请假。都考完了？”“是啊。”她说，“去我家吧。”那阵子因为临考，她不再和我做爱，也不让我去她家。我在糖精车间倒三班，倒得天昏地暗，性欲一下子没了，也懒得去找她。到她家之后，她给我煮了两个鸡蛋，放了点糖，让我吃下去。这是所谓补身体的办法，那阵子她自己也就吃面条，图方便。她说我精神不振，看上去瘟头瘟脑的。我说：“大姐，我夜班下来还没睡，我当然精神不振。”她有点失望。我说：“你是不是要做爱啊？”她说：“呸，你还是先睡会儿吧。”我听了她的话，加上肚子里有了两个热鸡蛋衬底，睡意当头砸来，倒在她床上就开始打呼。我醒来时，天都黑了，搞不清自己是在哪里。我睡醒时候总是这样。后来想起来，是在白蓝家，我躺在她的床上。她正在灯光下听录音机，声音很低，把耳朵凑在那里听着。我问她：“你听什么呢？”她说：“你的磁带啊。其他歌都不好听，就那首《姐姐》好听。”我说：“就是冲着这首歌买的，你要喜欢就送给你吧。”她说：“真好听。”她还问我：“你衣服上是什么味道啊？像咖啡，又像烧过的炭。”我说：“这你就不知道了，这叫甲酯，是我们车间的原料。我就是管甲酯的。那玩意的味道，沾在毛衣上，洗都洗不掉。”她说：“还好，不难闻。”我说：“这是我唯一感到幸运的地方。就算是个流氓，也不能浑身发臭。”我问她，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她说过了春节就辞职，然后等录取通知，录取了就去读研究生，这是最简单的程序。我说：“万一没录取呢？”她说：“那我也不想干了，开春以后，新车间造好了，听说要调很多人去造糖精。”我点头说：“确实不用去受那份洋罪。”她说：“早点辞职，把档案调到街道上，厂里就没办法卡我档案了。”我问她，什么叫卡档案。她说就是拖着不把档案发出去，等到开学之后，档案还没到学校，就自动取消入学资格。这种事情很普遍，单位里故意这么干的。我说：“不会的，谁敢卡你档案，我就把他脑袋卡下来。”她笑了，摇头说：“又来了。”我打了个呵欠说：“我说真的。”那时候我想象的是，厂里卡她档案，而我拎着几根雷管跑到办公大楼。其实我也不知道应该跑到哪个科室，但雷管是会说话的。然后她被送去读研究生，我被送去坐牢。我这个行为是个十足的反社会分子，仇视一切，乃至变态。照白蓝的说法，路小路，你还是少幻想一点这种事情，你知道哪里去买雷管吗。她告诉我，辞职以后她要去北方，坐上长途列车，沿着京沪线到北京，再去唐山。她一直想去唐山看看。随后她将往西到敦煌，取道格尔木进入西藏，她将在西藏 ？？？留，去见一个朋友，然后经过成都到上海，再返回戴城。她在一张中国地图上画出了一个四方形的路线。她说：“回到戴城，应该是五月了。”我半躺在床上，一言不发，看着她在地图上指指画画。她问我：“小路，跟我一起去西藏？”我摇摇头说：“西藏有什么好玩的？我也请不出那么长的假，还要去读夜大。”她觉得跟我简直没什么好多谈的，我越来越像一个上三班的工人了，一睡醒就去上班，一下班就想睡觉，而且永远睡不够。她托着腮帮子观察我，而我接二连三打呵欠，我不是摆谱，我确实不知道西藏有什么好玩的。后来别人告诉我，西藏是文艺青年的圣地，有生之年一定要去西藏，还给我看马原和扎西达娃的小说，我佩服得不行，同时也感到后悔。人一辈子错过的东西太多，也不值得为之捶胸顿足，但是，二十岁那年没有陪着她去西藏，想起来还真是很遗憾。她问我：“小路，你活到这么大，最害怕什么？”我说我最怕上三班，日夜颠倒，干得我神志不清，青春痘死灰复燃，脸色好像从棺材里爬出来一样。她说：“那我们要是分手了，你害怕吗？”她问得很奇怪，分手了只会难过，怎么会害怕呢。我想了想说：“起初大概会害怕吧，以后就好了。上三班会永远害怕下去，所以还是上三班比较可怕吧。”她就用手摸了摸我的头，说：“可怜的路小路。”她还说，我在糖精厂大闹会场的时候，她其实很爱我，可是她又很清楚，我这么干是找死。假如我只能永远上三班，那么，我的这种嚣张就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我说我无所谓，再说我也并不嚣张，我大多数时候都很温和的。她说：“你不要自暴自弃就好。”我说：“好的。”那年冬天在我印象中特别长，天空总是灰蒙蒙的，想不出有什么晴朗的日子。有一部分时间，我用来睡觉，剩下的时间就在车间里造糖精，车间里光线很差，即使是晴朗的天空也被隔离成灰色暗淡的。我就像一个生活在北极的人，据说白夜会使人得忧郁症，性欲减退，生育率是负数。当时我就是这种情况，到了白蓝家里，看见那张床特别亲切，倒下去就睡着了。春节之前，厂里发了很多年货。工人都很高兴，整箱整箱地往家里搬方便面和橙子。最喜庆的是发鱼，两尺多长的大鱼，用卡车运到厂里，发到各个班组。鱼是有大有小，大家抽签，然后排队挑鱼。九三年春节，我还在钳工班，手气不错，抽到第二位。当时德卵抽到第一位，结果这个傻逼学雷锋，挑了一条最小的鱼。轮到我的时候，钳工班的师傅都瞪着我，我心里发虚，也挑了一条小鱼，只有一尺来长。排在我后面的老牛逼占了大便宜，毫无愧色地拿了一条两尺半长的大鱼。到了九四年春节，我很想报这个仇，结果发鱼的那天我正好是上夜班，晚上十点钟到了车间里一看，有一条九寸来长的小鱼挂在休息室里。别人告诉我，那就是我的鱼，抽签结果我是排在最后一位。我问他们，谁他妈的替我抽的签。他们说，别人都抽好了，剩下最后一个当然就是你。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抽了多少次，把我抽到了最后一位去。那年还发兔子，活的。厂里扩产征地，把附近农村的一大片地皮吃了下来，那地方正好有个养兔场，养着千把只兔子。农民没地方安置兔子，干脆全都卖给了我们厂。上千只兔子在养兔场里，无人照看，像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犹太人一样，成批地死去。死兔子很难处理，又不能吃，又不能扔到垃圾桶里，别人会以为闹鼠疫。厂里没辙，把兔子发到职工手里，让我们拿回家，或杀或养，自行处理。中班回家的路上，我自行车龙头上倒挂着一只活兔子，用麻绳绑着，它很难受，一路上不停地踢蹬。我不知该拿它如何处置，我没吃过兔子肉，不知道自己爱不爱吃，它剥了皮又不够做一条围脖的。我把自行车骑到白蓝家，她应该也有一只兔子，两个兔子在一起也许就不那么难受了。结果自行车骑到新知新村，拐弯拐得太厉害，那兔子一头扎进车轮里，咔嚓一声，脖子被绞断，终于不再踢蹬了。我非常沮丧，拎着死兔子上楼，那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进门之后，只见桌上一堆骨头，盘子里还有几块残肉。她剔着牙说：“哎哟，你还特地送兔子过来？我都把我那只吃掉了。”我说：“白蓝，你也太残忍了，就这么把兔子吃了？谁给你杀的？”她满不在乎地说：“自己杀的。”我不信，她能把一只活生生的兔子开膛破肚。白蓝说：“切，我解剖过的兔子比你见过的还多。”后来她还表扬我：“路小路，挺能干啊，把兔子摔死了。”我说：“不是摔死的，是绞到轮胎里死掉了。”她卷着袖子说：“兔子就是要摔死才对，绞到轮胎里，异曲同工。我再给你做一个麻辣兔肉，保证你连兔头都吃个精光。”那天我吃兔子的时候，忍不住问她：“白蓝，你说你到底是个温情的人，还是一个残忍的人？”她在一边托着腮，看我吃，听我这么问，便懒洋洋地回答说：“都是啊。”我说：“我不觉得温情和残忍会在同一个人身上体现出来。”她说：“你不也一样吗？你又写诗，又要绑雷管，搞得一会儿崇高一会儿暴力，我也不觉得这两件事可以在一个人身上体现出来。”那天我吃完了兔子，擦擦嘴。她指指盘子里的兔头。我说吃饱了，兔头吃不下，再说那玩意有点像人头，何必为了一个兔头把吃下去的兔腿再呕出来呢？她说：“不吃就不吃吧。其实啊，我们就是两个神经分裂。”有关她的温情，我都品尝过了，有关她的残忍，我只是从兔子身上间接地体会到。我对她说，我不想领教你的残忍，我总觉得你有一天会把我杀掉的。说这句话的时候，我赤条条地躺在被窝里，毫无睡意，非常清醒。白蓝披着一条毯子，抱腿坐在床上。她吸了一口烟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后来她又说：“如果你是想为我去死，那没什么价值。如你所说，何必为了一个兔头把吃下去的兔腿再呕出来呢？”那是我们最后一次做爱，竟然没有什么甜言蜜语。我的Sweet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而且做爱也不大成功，时间很短。我归咎于三班颠倒，内分泌失调，但她也好像有点蔫，做爱中途还突然睁开眼睛看我，把我吓了一跳，当场失控，这种射精几乎等于是遗精。我觉得当时在她眼里看到的是一种杀人犯的眼神，但也可能是我看错了。我想我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总而言之，会有一点绝望吧。事后她还安慰我，说每个男人都会出现这种情况，遗精，射精，早泄，阳痿，都是必然要经历的。我曾经对她说，我会去火车站送她，不管她去哪里。她觉得这样很好，很像电影里的场景。后来她真的坐上火车去北方了，我却没能送她，那天我在车间里造糖精，把反应釜里的硫酸和水放错了顺序，应该是先放水后放硫酸，我心烦意乱搞错了，结果那个反应釜发出轰轰的声音，好像烧开了一锅水，带着硫酸味的蒸汽全都冒了出来。工人们一声发喊，全都逃光了，有个女工在逃跑的时候从楼梯上滚了下去，摔掉了两个门牙，扬言要让她老公来砍了我。后来她老公冲过来揪我领子，他是甲醛车间的工段长，老婆遭了难，当然第一时间出现在现场。我任由他揪着，看着他把拳头举起来，但最后他竟没有打我。他私下里说：“这小子的眼神就像个杀人犯。”他们把我送到安全科，写检查，一直搞到夜里才放我走。写检查的时候我想到她拎着旅行袋独自上火车的样子，我觉得这一幕也很像电影，我自己也说不清到底哪一幕电影更令我难过。我就这么错过了送白蓝的机会。五月的时候，我还见到她一次，她到厂里来办手续，顺便到糖精车间来找我。她黑了许多，穿着一件西藏的斗篷，样子很洋气。她把一头长发都剪掉了，像个男孩一样，而我剃着光头，活像个判了徒刑的。她说自己被上海一所医学院录取了，九月份开学，这段日子她要去上海进修一个英语班。说完，她很爱怜地摸了摸我的光头，说：“怎么搞成这样了？”我摇了摇头，无言以对。那次见面的时间很短，我正在把一袋袋的亚硝酸钠往锅子里倒，满头满脸的灰尘，顾不上跟她说话。我们两个都是风尘仆仆的样子。后来她就走掉了，我再去找她的时候，她家里没人。我也搞不清她的行踪，以后一直都没再见过她。有时我下班经过新知新村，在她家楼底下张望，窗户都是关着的，阳台上没有任何晾晒的衣服。她已经不住在这里了。我想这是一种最好的离别方式吧，最不伤感，就像在雾中走散了一个朋友，事后回忆起来，只有一点点惘然。大约六月底，我收到一张明信片，是四月间从西藏寄出的，上面写着：走了几千公里路，都不能忘记你。给我的小路。这张明信片被贴在传达室的玻璃窗后面，人人得而见之，但事实上没有人去看它。我在凌晨四点下班时才发现了它，当时头很晕，明信片正面是布达拉宫和蓝天白云。我看着背面的字，又看着正面的布达拉宫，翻来覆去地看。天色浓黑，只有厂门口的一盏白炽灯亮着，许多蠓虫绕着灯在飞，马路上一个人都没有。此时此刻，全世界都在安睡，我爱着的人也在安睡，在她的梦境中路过天堂。我一时失控，眼泪落在几千公里的钢笔字上。有时候我想，那年白蓝考研，然后和我做爱，又把她爸爸的书送给我，最后辞职离开戴城，我觉得都是她计划好的，她做事情干净利落，有条不紊，和我不一样。但我后来想想，我一个上三班的小厮，别人还要计划好了才跟我上床，这也太抬举自己了。在所有的计划中，大概只有和我上床这一节，算是一个意外吧？我只能认为，这种事情就像地震，地震是必然的，但具体压死了哪一个人，则完全是由偶然因素来支配的。她曾经对我说，路小路，真搞不清楚我为什么会爱上你。我也很奇怪，居然有人爱我，还心甘情愿和我上床，这事情传到工厂里，简直不会有人相信。大概连我妈都不会相信吧。我问她：“你知道什么叫奇幻的旅程吗？”和你去西藏一样，我也有我的奇幻旅程，只是你不知道。我说，在我一生中能走过的路，有多少是梦幻的，我自己不能确定，但是有多少是狗屎，这倒是历历在目。正因如此，凡不是狗屎的，我都视之为奇幻的旅程。我这么去想，并非因为我幼稚，而是试图告诉自己，在此旅程结束之时，就等同于一个梦做完了。我就是这么想的。我说，那年送德卵去医院，我把他背进急诊室，我的心脏都快爆掉了，假如我当时发心脏病死了，别人还以为我是为了德卵而死。鸡巴，我活了二十岁，最后为了一个钳工班的傻班长而送命，传去被人笑死。其实真相是：我是为了我的奇幻旅程而死。在那一幕大雨中，我像一个演员，因为你的存在，故此扮演着我的亡命的角色。我说，很长一段日子，我都认为自己无人可爱，所以只能爱你。我为这种爱情而羞愧，但在这样的旅程中我无法为自己的羞愧之心承担责任，假如无路可走，那不是罪过。但我也不想睁着无辜的双眼看着你，你既不在此岸也不在彼岸，你在河流之中。大多数人的年轻时代都被毁于某种东西。像我这样，自认为一开始就毁了，其实是一种错觉，我同样被时间洗得皱巴巴的，在三十岁以后，晾在我的小说中。我说，我不再为这种爱情而羞愧，在我三十岁以后回忆它，就像一颗子弹射穿了我的脑袋，可惜你看不到我脑浆迸裂的样子了。新千年的秋天，我在上海郊区的一个宾馆里遇到个女的，她三十岁上下，梳着一个干净利落的抓髻，穿着PRADA的裙子，挎着个香奈尔小包。当时是在电梯上，我觉得她很面熟，我对她说：“白蓝，好久不见。”她从墨镜后面看着我，她看着我，很久之后她说：“你认错人了。”我笑了笑说：“我大概认错了，我记性不太好。”后来有一个外国男人走过来，很亲切地叫她Lisa，并且吻了她的脸。我看得出来，这是一种礼节性的吻。这种吻在我年轻的时候从未有机会表达过。她就跟着这个外国男人上了一辆别克商务。我曾经对她说过，将来我再遇见你，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喊你的名字，因为有情有义，不能装作从来没认识你。你在河流中看到岸上的我，这种短暂的相遇，你可以认为是一种告白，我在这个世界上无处可去所以又撞见了你。她说，你一个小工人搞得这么伤感干吗。她后来又说，你不会无处可去的，你也不会再遇到我。这些对话我早就忘了，我有时候回忆起它们，觉得这是我血液中的沉渣，也就是血栓，要是堵住脑子就会死掉。半夜里，我躺在宾馆的床上，中间陆续有几个鸡打电话进来。我敷衍了几句，把电话挂了，然后等着它再次响起。我想着她当年说过的话。一直等到凌晨，电话铃声在一片静默中轻响，我拎起话筒，她在电话那头说：“我退房了，赶飞机回英国。”我问她：“你生日是哪天？”她说：“干吗问这个？”我说：“不知道问什么好。随便问问吧，一直想不起你的生日。”后来我挂了电话，点起一根香烟，在微弱的火光中我注视着自己的手指。我忽然想起很久以前我也有过同样的姿态，注视着手指和香烟，坐在一个花坛边等待她，听着张楚的《姐姐》，一场雪即将来临。我就这么坐着，注视着，仿佛这个世界上空无一人。糖精厂的一年之中，数冬天最惨。这里的树木平时都是病怏怏的，到了冬天则迫不及待地枯死，好像是受不了这个地方，情愿自杀。这季节跑到厂里一看，草木凋敝，万马齐喑，地上的泥土都是五颜六色的，有的还结着一层盐霜。窨井里的废水冒着白色的蒸汽，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火山喷发的前兆。这季节最惨的就是上三班的工人，其中尤以糖精车间为甚。甲醛车间尚且有一个密封操作室，电子程控，还有摄像机监控反应釜内部运转。糖精车间却是又破又烂，完全靠人工操作，如果想监控，只能把脑袋伸进反应釜的洞口里去看。我每天都要伸进去看几次，起初觉得很梦幻，如临岩浆，近似一部科幻电影，但看多了就觉得恐怖，而且那洞口太小，经常把我的下巴卡住，伸都伸不出来。糖精车间的休息室，只有很小的一间，工人可以在里面吃吃瓜子聊聊天，但不能抽烟，因为会炸。冬天的时候，一根蒸汽管通过休息室，里面很暖和，但不能总是躲在休息室里吧？如果跑到车间里，那地方冷得像冰窖，穿两件棉袄都顶不住。糖精车间很大，从原料倒进去搅拌，直到白色的糖精流出来，需要经过好几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又分为好几步，由各个班组把守。工段长是这里的工头，芝麻绿豆的小官，但不能得罪，否则能把你整得生不如死。我去糖精车间上班之前，长脚和小李请我吃饭。长脚哭了，说：“小路，都怪我不好。”我喝着白酒，说：“关你鸟事啊？”长脚说：“我去考夜大，你也跟着去考夜大，然后你就被送去上三班了。”我说：“你神经病，我去上三班是因为我调戏化验室小姑娘，而且被厂长抓到了。这跟你没关系。”长脚还是不能释然，只管哭。后来我们被他哭烦了，小李说：“反正明年还有一大批人要去糖精车间。”我说：“我先走一步，在那儿等你们。”长脚睁大眼睛说：“我不去！我情愿辞职也不去！”我举杯说：“为了我即将成为一个甜人而干杯。”他们两个都举不起杯子，我就独自把酒喝了下去。后来我们都喝醉了，怎么回家都忘了。冬天的时候，我去糖精车间报到，穿着那身不蓝不绿的工作服。之前我做电工，总是穿着枪驳领西装去车间里干活，后来去造糖精，造糖精是不能穿西装的，只能又把工作服穿上身。我跑到车间里，车间管理员说我被安排在前道工序。我不知道什么叫前道工序，管理员说：“前道就是最初的原料投放，后道工序就是出成品了。”我问她：“前道好还是后道好？”她很智慧地告诉我：“前道很累很脏，但是你不会变成一个甜人。后道比较轻松，但你会浑身发甜。你喜欢哪一种？”我说：“我无所谓。”她摇摇头说：“你要是还没结婚，那还是前道比较好，虽然累一点，但还能找到女朋友。”我跑到工段上，有个叫翁大龅牙的工段长接见了我，他穿着一件到处都是补丁的牛仔衫，衣服拉链也坏了，就用一根麻绳扎在腰里，这副样子要多惨有多惨。翁大龅牙蹲在一张铁凳子上，也没问我名字，也没带我参观车间，他对我说：“小逼样，去扛二十袋亚钠。”我很讨厌他的腔调，就问他：“什么是亚钠？”他说是亚硝酸钠，还怪我没文化，连亚钠都不知道。我按他说的，跑到行车边上，二十公斤一袋的亚硝酸钠，一次扛两包。翁大龅牙在休息室里看着我，等我扛完了，他说：“拆包，全部倒进锅子里。”我不动声色，拔出电工刀，把蛇皮袋拉了一道口子，将二十包东西悉数倒进去。翁大龅牙说：“过两个钟头来叫我。”我问他：“现在我该干什么？”他说：“你就站在旁边看着。”我站在那里，环顾糖精车间，黑乎乎的全是些反应釜，还有肠子一样蜿蜒虬结的管道，冷冰冰的阀门和法兰。车间窗玻璃上蒙着一层黑灰，没有蒙灰的地方必定是窗玻璃被砸掉了。我坐在一堆原料袋上，等着那二十包亚钠反应成别的东西。后来翁大龅牙又跑出来，告诉我，必须把脑袋伸到反应釜里去检查。我说不要扯淡，这个我见识过，只要把脸凑上去看就可以了，不必把脑袋伸进去。翁大龅牙说：“让你伸进去，你就伸。你有什么废话回去跟你妈说。”那时候我经常把脑袋伸到反应釜里去，看着那些浆糊状的原料起反应，热气腾腾的，也检查不出个鬼。我知道翁大龅牙存心整我，但不知道是谁指示的。那个洞很小，脑袋伸进伸出很不方便，我就剃了个光头。车间里有个叫四毛的工人，这个人脑子经常犯病，看见我把头伸进去，就会用一根钢管捅我的肛门。我脑袋在反应釜里，毫无反抗之力，等我伸出来之后，他就哈哈大笑地跑掉了。我不能追他，否则就是擅自离岗。后来我抽了个冷子，见到他和翁大龅牙都在休息室里，我跑进去，叉住四毛的脖子，照着他脸上打了三拳，分别打在嘴上、眼上、鼻子上，打得四毛在地上滚。我又用劳动皮鞋在他脑袋上踩了几脚，四毛呜哇乱叫。我打完之后，撸了撸光头，对着翁大龅牙看。他叼着一根牙签，也看着我，不说一句话。我曾经告诉自己，我是一个没有电工天赋也没有钳工天赋的人，但我知道，造糖精是不需要天赋的。造糖精唯一需要的就是体力和耐性。翁大龅牙先是用二十袋亚钠考验了一下我的体力，然后让四毛来考验我的耐性。我剃了光头打过四毛之后，青碜碜的头皮下爆着一根Y型的血管，脸上却挂着一丝笑，翁大龅牙就再也没来找过我的麻烦。我和翁大龅牙之间的事，都发生在白天。夜班就看不到他了，总算可以清净一点。但我也讨厌夜班，半夜出门，通宵干活，天亮前回家，假如我是个鬼，过的就该是这种日子。当时和我搭班的工人，是个络腮胡子的秃顶大汉。他是秃顶，我是光头，两个人一起走在工厂里很引人注目。他绰号郭大酒缸，真名我想不起来了。此人常年在口袋里揣一瓶二锅头，常年喝得稀里糊涂出现在车间里，他醒着的时候打人很厉害，喝醉了则相反，随便别人怎么打他都无所谓。他喝醉了就迟到旷工，但绝不早退，一般都是睡醒了才摇摇晃晃下班。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活都得我一个人干。有时候他酒醒了，就很抱歉地对我说：“兄弟，对不住。”然后就把口袋里的酒瓶掏出来，要跟我共享。很多中班夜班，我都是坐在休息室里，忍受着他身上散发出来的酒味。有一度，我很想打他一顿，给自己消消气，但我从来没打过醉鬼，这不是男人干的事，但要找到他清醒的时候又谈何容易？有一天半夜，一个女人打电话到休息室，我接的电话。这女人在电话里喊：“郭大酒缸呢？他答应今天跟我去结婚的，怎么没来？”此时郭大酒缸正躺在地上打呼呢，我踢了他一脚，他纹丝不动，我只能对那个踩空了楼梯的新娘说：“他喝醉了，我叫不醒他，有本事你自己来弄醒他吧。”后来等他醒了，我告诉他这件事。他抽了自己一个耳光说：“该死，把登记结婚的事情忘记了。”然后他握着我的手说：“兄弟，你真够意思。”我的手被他一双糙手捏着，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反正我从来没把他当兄弟看，我只当他是个会说话的酒缸。有一天，郭大酒缸很清醒地跑到我眼前说：“小路，我辞职啦。”我说：“你是被开除了吧？”他摇头说：“我真的辞职啦，我发财啦！”我很不解，他就说：“你是我兄弟，我只告诉你一个人。我女人买股票发财啦，现在我也发财啦。”那时候我听说很多人买股票发财的，他女人是做服装生意的，手面上有点小钱，买了股票，小钱就会变成大钱。我问他：“发了多少财啊？”郭大酒缸伸出三根手指说：“三百万。”我吓了一跳，三百万！那确实不用再来上班了。后来他拍着我肩膀说：“兄弟，再见，以后混不下去就来找我。”我心想，操，你这个王八蛋也不请我吃顿饭，就这么跑了。二〇〇四年的时候，我回到戴城去看我妈。半夜里出去办事，回家路上，有个喝醉的人抱着电线杆在吐。那天风很大，我走路的时候有点走神，结果他吐出来的东西飘到了我的裤子上。我大怒，把他揪过来一看，竟然是郭大酒缸。这时有个穿西装裙的姑娘从酒楼里跑出来，连声对我说抱歉，然后扶住郭大酒缸，喊他：“郭总！郭总！”郭大酒缸醉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我问那姑娘：“什么郭总啊？开什么公司的啊？”姑娘说：“房产公司。”我说：“我操，发大了。我问你，你是他老婆还是二奶？”姑娘红着脸说：“我是助理。”我看她挺漂亮的，而且会害羞，就笑着说：“这个鸟人以前我认识，天天喝醉，现在还喝二锅头？”姑娘说：“喝的是茅台，今天陪投资商的人吃饭，郭总很少喝醉的。真是抱歉啊，既然是老熟人，那您留张名片吧，我转交给他。”我说：“不用啦。”我把郭大酒缸扶正，端起他的脸，他已经认不出我了。我说：“不错啊，西装是阿玛尼的，领带是什么牌子的？”姑娘说：“不知道。”我想了想，本来应该抽他两个大嘴巴，以示留念，但我一时找不到当年在糖精车间打人的心情，我拍了拍他的脸，就当自己抽了他的嘴巴吧。打人和做爱一样，十年前欠下的债，十年之后必然是一笔勾销，否则就是强奸犯，就是流氓土匪。那时候，我在工厂里倒三班。深夜的工厂是另一个模样，走在厂里，周围一个人都没有，一些暗淡的灯光照射着路面，远处的贮槽影影绰绰。被灯光照射的蒸汽，在一片迷离中升起并且消散。机器的持续轰鸣和远处马达的声音，构造出工厂夜晚独有的寂静。假如我忘记自己是个造糖精的，而是一个摄影师，一个导演，一个画家，这种景色其实也是很迷人的。夜班总是半夜九点骑着自行车出门，十点不到，我就进车间，把衣服换了，然后去交接班。我上夜班从来不迟到，因为必须交接班，假如我不去上班，别人就不能下班，这是工厂的规定。郭大酒缸是根本指望不上了。在我前面的那个班组是两个女工，让女工深夜回家是件极其缺德的事，会遇到强奸犯。我再坏也不能做强奸犯的同谋。夜班很轻松，只要完成三批产量就能下班。我是前道工序，不用等别人，倒是别人经常催我干得快一点。那时候也有偷工减料的，明明应该搅拌两个小时的，就缩短个二十分钟，反正最后也查不出来，生产出次品也不会扣工人奖金，最多车间主任被撤掉。夜班没人管，只要不在车间里抽烟，抽烟会把大家都炸上天，对谁都没好处。凡在工作间隙，我们就找地方睡觉。本来可以睡到休息室的，但那里太窄，男男女女都挤在一起睡觉，很不成体统，况且还有一个郭大酒缸在那里散发着恶臭。只要不是很冷的冬天，我们就会找一个角落眯一会儿，或者是在贮槽后面，或者是在配电箱旁边，总之是一些黑暗而干燥的地方，又能睡觉，又不会被值班干部抓到。夜班时候，厂里会配备两个干部值班，他们在办公大楼里。每到凌晨一点，干部就拎着个手电筒出来查岗，查到有人睡觉，就扣其一个月的奖金。有些干部很懒，或者跟工人交情不错，也可能就不出来查岗，有些比较麻烦的干部，比如胡得力和倒B，就需要大家打起精神来对付。那时候上夜班，第一件事就是到门房去问一声，今天哪个干部值班，门房的老头一报名字，我们就知道今天晚上能不能睡觉了。厂干部抓工人睡觉犹如一场游戏，具体来说，干部通常是零点时候走出办公大楼，最先去的地方肯定是配电站，配电站的值班师傅接受检查完毕，就会打一个电话通知后面的化肥车间，然后他们自己就躺下来睡觉。化肥车间的师傅接到电话，就毕恭毕敬地等待检查，完毕之后，就打一个电话通知后面的甲醛车间，然后他们自己也睡觉。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像烽火台一样的警报系统，干部走到哪个位置，工人心里都很清楚。这种办法在工人和干部之间也形成了默契，假如遇到胡得力和倒B这种人，事情就非常麻烦，他们不惜绕路，先去检查甲醛车间，然后去糖精车间，然后再一个回马枪杀返甲醛车间，搞得鬼神莫测，工人非常头疼。每逢胡得力和倒B值班，车间里就得加派一个放哨的，通常是学徒工放哨，如果没有学徒就派实习大学生放哨，如果都没有，就只能抓阄。放哨的人站在车间门口，一见到人影，就会喊口令：晚饭吃什么！如果说：“吃海鲜的。”那就是自己车间的人，如果没说海鲜，哨兵就撒腿狂奔，一路奔，一路用棍子敲打管道，这个声音沿着管道传到车间的四面八方，睡觉的人就从各个角落里像僵尸一样站了起来，非常恐怖。即便如此，像胡得力和倒B这样的混蛋，仍然防不胜防，他们有时候会从货梯那里上来，抄我们的后路。这是不要命的做法，因为货梯很滑，没有扶手，很容易掉下去摔死。被干部抓到睡觉，工人就会狡辩。睡觉有很多种姿势，到底哪种是睡觉，很值得辩一辩。我也是到了车间里才了解这门学问的，如果有研究睡觉的学者，我可以透露给你们，这门学问相当深奥。具体来说，坐在椅子上打瞌睡，如果干部喊一声你就醒了，那不算睡觉，只算养神，如果干部喊了两声以上你还没醒，那就是睡觉。趴在桌子上打瞌睡的，如果流下了哈喇子，那就是睡觉。躺在地上的人，不管醒着还是睡着，一律都算睡觉，除非你能证明自己是在发羊癫风。至于站着睡觉的人，不管你有没有睡着，那都不算睡觉，因为你实在太牛了，能站着睡，超越了人类的本能，你是一匹马。在糖精车间所有的工人中，只有郭大酒缸敢于明目张胆地睡觉，连胡得力都拿他没办法。郭大酒缸睡下去了就不会醒，一百个干部喊他都没有用。等他醒了，不但忘记自己被干部抓到，而且忘记了自己曾经喝醉过。发奖金的时候他倒是很清醒，要是少了一毛钱就会去砸车间主任办公室。九四年我曾经被倒B抓到过一次，凌晨四点，连哨兵都睡着了，倒B从货梯那里蹑手蹑脚走上来。这纯属变态，这个时间我们都把产量完成了，机器也都关了，打个盹是天经地义。倒B之所以赢得倒B的绰号，就是这个原因，他老犯贱。他进了车间以后，在几个角落里分别找到了睡觉的工人，他都没叫醒他们，后来他在配电箱边上看到了我。我坐在地上，抱着双膝，脑袋深埋在胸口。本来，这个睡姿是不足以让倒B把我认出来的，但谁让我剃了个光头呢！倒B喜出望外，往我身上连踢了几脚，嘴里还喊：“路小路，抓住你睡觉了！”我诈尸一样跳起来，附近睡觉的工人也醒了，纷纷从地上站起来。倒B单指着我一个人，说：“跟我走，去办公室写检查！”我迷迷糊糊跟着倒B往外走，走出车间脑子才转过弯来，妈的，原来我落在了倒B手里，而且他就乐意抓我。照厂里的规矩，抓住一次睡觉，就要扣当月奖金，半年奖和年终奖也要受影响。我有点心疼，走在路上很想找根铁管把倒B的脑袋敲开，我要是把他敲成一个失忆症就好了，但是，我下手没轻没重，万一打成植物人那就惨了，我得养他一辈子，还有他老婆孩子。砸人是很不好的，或许我应该把自己砸昏过去才对。到了办公室，倒B非常开心，完全不知道刚才的一瞬间他将可能变成植物人。倒B说：“可算亲手抓到你了。”我说：“我被抓到过很多次了，迟到早退，调戏小姑娘。”倒B说：“可我没亲手抓到过你，你是以身试法，我是以身执法。今天我心情非常好。”我说：“你这个王八蛋从钳工班的时候就想抓我，抓了快两年了，你还好意思说。”倒B说：“你那时候还敢对我抡锉刀！”我说：“王八蛋，还去劳资科告状，说我要用锉刀砍你，哈哈！”我左一个王八蛋右一个王八蛋，倒B一点都不介意，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叠纸，对我说：“把你的检查写在上面，然后写上你自己的名字，不然扣你奖金没证据。”我说：“这还要什么证据？我人都在这里了。”倒B说：“白纸黑字才是证据。”我听了这话，就拿过笔来，慢慢地写我的检查。我先是嫌圆珠笔不出水，又把稿纸写破了，还有很多字不知道怎么写，这么磨蹭着，一份检查写了一个多小时。后来倒B要尿尿，跑到厕所里去了。这下正中下怀，我跳到门背后，倒B的外套就挂在那里，我从他上衣口袋里掏出了两张一百块的钞票，还有一把毛票，全都塞进了自己裤兜里。我迅速写完检查，签上名字，等他回来就把那张纸递给了他，然后我就走了。我心想，倒B先生，你慢慢地去找证据吧。有关我九四年的私生活，用一句话来表述：性生活非常紧张，处于大涝之后的大旱。这种滋味非常难受，如果还是个处男大概会好过一点，可惜时间不能倒退，即使倒退，我仍然不是会个处男。倒三班使我的性欲降低到了一定程度，但我毕竟不是太监，适应这种节奏之后，加上春天适时地来临，我又成了一个性苦闷，只是苦闷的内容不一样，过去是想象，现在是回忆。那年我二十一岁了，照正常的标准，我可以找女朋友，但还不能及时地与之发生性关系，只能逛逛马路，看看电影，谈谈理想。这一点很让我悲痛，曾经大涝难为水，有几个亲戚想给我介绍女朋友，都被我回绝了。我可没心思再陪姑娘逛马路，我逛够了。我妈很着急，问我，是不是倒三班很累，连女朋友都谈不动了。我说不累，但我又要上三班又要读夜大，时间不够敷配的。我妈就很感动，认为我开始懂得珍惜时间了，她对我的支持就是给我洗内裤，洗到特别脏的，也不说我下流，因为这是不谈女朋友的代价。九四年春天，我在厂里上三班，晚饭和夜宵都是在食堂里吃一碗面，并不是我爱吃面，而是那米饭没法吃，全是白天的剩饭，又硬又冷，吃下去胃痉挛。其实那面也很差，都是食堂里用轧面机轧出来的，粗的地方像筷子，细的地方像钓鱼线，咬在嘴里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但它毕竟是热的，而且还带点汤水。有一天傍晚，我去食堂里吃面，周围稀稀拉拉有几个上中班的工人。我把搪瓷盆子扔进窗口，又扔进去几张塑料饭票，过了一会儿，一碗热气腾腾的面就出来了。我坐在那里稀里哗啦吃面，吃到一半的时候，发现汤水之中还有一块排骨。我觉得很纳闷，对着排骨看了半天，然后就把它吃了下去。第二天傍晚，照样如此，一碗面之下藏着一块排骨，我没再犹豫，干净利索地干掉了它。到了第三天，我吃完了排骨，刚想拎着盆子走人，秦阿姨出现在我的面前。秦阿姨说：“路小路，排骨好吃吗？”我一听这话就知道完蛋了，秦阿姨不知道给我物色了一个什么样的对象。秦阿姨说：“那个下面的小姑娘，你认识吗？”我说我不认得下面的，也不认得上面的。秦阿姨说：“不是上面下面，是下面条的小姑娘。”我继续摇头，下面条的我也不认识，我就认识你们那操蛋的面条，到死也不会忘记。秦阿姨说：“就是那个胖胖的短头发的，脸上有点雀斑的，她叫蒯丽。”我捧着脑袋用力想了想，好像是有一个姑娘站在炉子旁边下面条，全身都被热气包围着。我不可能看到她的雀斑。秦阿姨说：“就是她！人家小姑娘对你很好啊，免费给你吃排骨。”我说：“噢，排骨就是她放的啊，我还以为天上掉下来的呢。”秦阿姨说：“你不要装傻充愣的，告诉你，蒯丽是我们食堂的一枝花，她看中了你。你呢？就是一个造糖精的……”我说：“对啊，我一个造糖精的，她为什么要看中我？”秦阿姨凑在我耳朵边上说：“那次你大闹会场，蒯丽都看见了，她很喜欢你这样的。”我吓了一跳，以为自己听错了，天下还有喜欢杀胚的姑娘，真出乎意料。秦阿姨说：“我也劝过她，她就是喜欢你这种类型的，没办法，青菜萝卜各有所爱。”我只能敷衍说：“是啊，敢爱敢恨也是一个优点。可这都去年的事情啦，怎么今年才托你来说合?”秦阿姨说：“去年她有男朋友的，今年被人家甩了。”我听了这话，双眼一闭，心里觉得悲惨不堪。秦阿姨说：“路小路，你爽气一点，给我个说法。”我心想，真操蛋，老太婆有你这么说媒的吗？显然秦阿姨对我的印象非常糟糕，完全不把我当根葱，连蒯丽这样的姑娘，她都认为我配不上。这要是六〇年，食堂的姑娘我也就认了，可惜九四年国家粮食储备很丰富，为了吃块排骨就把自己送到食堂去做驸马爷，实在犯不上。这些刻薄的话，我都藏在了肚子里，没对她说。我只告诉秦阿姨：“我已经有女朋友了。”秦阿姨说：“啊？哪个车间的？”我心头一怒，说：“她在上海读研究生。”说完这话，我又觉得很凄凉，拎着饭盆就走掉了。后来我再去吃面，排骨就没有了，而且食堂对我的态度非常恶劣。我把饭盆放进去，过了一会儿，哐当一声被扔在窗口，里面稀稀拉拉几根面条，连大蒜都不放一星半点。我端着这盆面，想起了蒯丽是一个敢爱敢恨的姑娘，这丫头要是在我饭盆里放一把耗子药，我就死得硬邦邦的，毫无悬念可言。那阵子我只能去厂外面吃烧饼，夜班连烧饼都吃不上，只能自带干粮，几个月下来，瘦了一大圈。我后来知道，悲惨的生活往往是不自知的，得通过一些具体的人和事来告诉你，这些等同于镜子，悲惨是籍由镜子映照出来的。当然，世界上比我悲惨的人有很多，我没有理由为之耿耿于怀。在我年轻的时候，悲和惨是分开的，有时候悲而不惨，有时候惨而不悲，唯独在蒯丽和秦阿姨身上，我照见了自己又悲又惨的样子。为什么会是由她们来告诉我悲惨的真相？我的神难道依附在她们的身上？这一点真是很奇怪，很久以来一直想不明白。九四年我还遇到过一个女孩，在一次诗歌朗诵会上。先是一个夜大的同学给了我一张油印的传单，说是戴城诗歌青年聚会，传单上写着一串诗人的名字，还有时间地点，还有一段很抒情的话，我都记不得了。我这个同学在第四人民医院工作，但他不是医生，而是个花匠，他平时的工作就是把黄豆渥成肥料，浇在花木下。他还教了我很多种做肥料的方法，也不管我爱不爱学。夜大的学生来自各行各业，有营业员，有屠夫，有乘务员，工人和小科员更多，但花匠就他一个。我的这位花匠同学平时也写点诗，还发表在晚报副刊上，他经常拿出一张《戴城晚报》，然后指着上面的一小串字说，这就是他写的诗。由于他用的是笔名，而且不止一个，所以可信度甚低，大家只当他在吹牛。有一天花匠诗人对我说：“我马上要去参加一个朗诵会了。”然后拿出传单在我面前晃，我什么都看不清，接过来仔细看才知道是文艺青年的聚会。他主动要带我去，我也就同意了。我很想看看诗歌朗诵会是什么样子，从来没见识过。到了那一天下午，他打电话到我车间里，说自己吃坏了肚子，拉稀拉得腿都软了，只能让我一个人去了。晚上我独自去城西的一个工厂俱乐部，那里是个舞厅，我以前去过。我跑进去发现有很多长头发的男青年坐在那里，还有很多女青年，扎堆抽烟，喝着啤酒。室内光线很暗，点着不少蜡烛，台上有人拿着麦克风在大声朗读，这个场面很熟悉，要是把耳朵塞起来，简直以为是在唱卡拉OK。我鬼头鬼脑地观察了一通，没发现我们厂的海燕，便找了个角落，靠在墙上，也没人搭理我。后来我遇到个女孩，她就站在我旁边。她对我说：“能麻烦你替我看管一下衣服吗？”我很久没遇到这么有礼貌的姑娘了，脸上微微发红，就点了点头，接过她的大衣和皮包。这是一件红色的驼绒大衣，手感很舒服，领口有点破了。后来她走到台上，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用很轻的声音把她的诗读完，鞠躬，下台。下面也没掌声，我也没鼓掌，看着她从那里走过来，把衣物交还给她。她吐了吐舌头说：“写得很差啊？”我说：“你声音太轻了，别人都听不见。”她说：“下次我注意。”那天诗歌朗诵会的气氛很热烈，有个男的跑上去朗诵了十来首诗，每一首都有《神曲》那么长。大家像是等公共汽车一样等着他把诗念完，然后又有一个人跑上去，念了几首诗，掏出打火机把诗稿烧掉了。下面的人大声叫好，也有人骂娘，闹成一团。再后来，主持人跳上台去，对下面说：“把你们的青春都亮出来吧！”此时激光灯球开始旋转，音箱里传出猛烈的迪斯科音乐，一伙人全都扎到了舞池里。我看着影影绰绰的人群，被灯光闪得像群魔复活，那时我还是靠在墙上，不是为了装酷，而是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跳迪斯科。那个女孩一直站在我身边，起初她很激动，指着台上的诗人说，这是老K！我问她，有皮蛋吗。她哈哈大笑说：“你肯定是混进来的，连老K都不知道，他是著名的诗人。”后来她又指着另一个人说：“这是风马，他去过西藏的！”我心想，老子要不是为了上三班，这会儿也在西藏呢。我想到这里就觉得没劲。女孩说：“我太想去西藏了！”我当时就很担心，别又遇到一个要拖我去西藏的，那也太捉弄人了。后来，诗人们开始跳舞，我对女孩说：“我要走了。”她说：“我们一起走吧，我也不爱跳舞。”我们沿着黑漆漆的道路往外走，那是一个金加工厂，地上全是铁屑铁丝，走出去的时候她微微牵住了我的手，我的手指被她的小手捏着，到了有路灯的地方，她又把手放回了口袋里。我再次注意到她的领口，有一个小小的破洞，仿佛她所有的温柔都被集中在了那里。那天我送她回家。她说，她叫小堇，是面粉厂的科员。她问我的情况，我说我在糖精厂造糖精，一个小工人，但我不是混到诗歌朗诵会来看热闹的，我自己也写一点。她说：“给我看看你的诗。”我说我没带，以后给你看吧。她说：“你背一首来听听吧。”我吸了一口气，最后还是说：“背不出来，算了。”我一直把她送到家门口。她家很远，在郊区的一个新村里。我们交换了通信地址，她说：“谢谢你送我。”我说不用客气，然后目送她像一只小猫般刺溜钻进了楼房里。那天我骑车回家，足足用了一个小时，路程太远。面粉厂就在我家附近，我想起这么一个温和的女孩，每天要花两个小时上下班，心里有一点伤感。大概一个礼拜之后，我收到小堇的信，是一个档案袋，里面是她的诗，用复写纸写在几张信纸上。女孩的字很美。在某一首诗旁边，她特地用红笔注明：这首诗发表在《星星诗刊》上的。我捏着她的诗，读了很久，后来我把她们放进了抽屉里。我一直都没有回信给她。九四年春天，我下早班，那是下午两点。我看见一大群人围着厂里的公告栏，那地方平时贴些先进职工的照片，专门用来引人发笑，那天却有不少人在叹气，还有哭的。于是我停下自行车，跑过去看热闹。我看见一张鲜红的宣传纸上，写着一长串的名字，一问才知道，这是即将被送去造糖精的职工名单。九四年春天，崭新的糖精车间已经快要造好了，第一批下车间的名单就被公布在这张红纸上。非常古怪的是，上面还写着：“此排名不分先后。”有关这张名单，后来几乎闹出了人命。有个看仓库的女工说自己怀孕了，死也不肯去上三班，厂里不答应，不上三班就下岗，女工一听这话，一头撞到厂办负责人的怀里，把人家撞岔了气。岔气不会死人，她自己却因此而流产。那阵子厂里的标语也换成了新的，以前是“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现在换成了“服从大局，争创先进”，还有“今天不努力工作，明天努力找工作”之类，就差“一人下岗，全家光荣”了。工人看见这种标语吓得要死，看看若干年前“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标语还在小红楼上，真如一场春梦啊。那天还有人打架。红纸上写着一个名字叫“张伟”，我厂有五个张伟，其中三个在上三班，剩下的两个，一个在食堂烧菜一个在汽车班开车，按说这两位都不应该去上三班。两个张伟站在那里，互相说是对方上了红纸，结果打了起来。后来保卫科的人跑过来说，不许打，再打就一起送去上三班，他们就不打了。上三班犹如咒语，真他妈灵验。那天我也凑在那里看，我是最没有心理负担的人，我早已经中了咒语。我没看到长脚的名字，还觉得挺高兴，后来小李走到我身边，脸色惨白惨白的。我问他：“你被调过来了？”小李摇摇头，在我耳朵边上说：“小噘嘴下车间了。”我有点发懵，小噘嘴是劳资科的科员，表现一直不错，她怎么也会被送去上三班？晚上我们几个一起吃饭，小噘嘴也是脸色惨白，吃了两口菜，放下筷子，哇的一声哭了。我和长脚不知所措，小李劝了半天，她还是哭。我问他：“小噘嘴不是干部吗？干部也上三班？”小李说：“这次调动很大呀，厂里劳动力不够。另外为了安抚人心，特地调了一批基层干部到车间里去，就是做榜样的。”小噘嘴一脸泪痕，说：“胡说！就是厂长家的亲戚要到劳资科来，所以把我调出去了！”小李说：“这也是一个原因呀。”既然是厂长要她下车间，那就没什么可多说的了。我只能劝她，想开点吧，我也一样上三班，时间长了就习惯了。小噘嘴说：“我跟你不一样！”我听了这话有点生气，她接着说：“我以前在劳资科得罪了那么多工人，我还不被他们整死？”我心想，你总算是还有点自知之明。长脚说：“那就辞职吧，要是调我去上三班，我就辞职。”小噘嘴又是一串眼泪夺眶而出，说：“你起码还会修管子，可我什么都不会呀！”小李说，小噘嘴学的是企业管理，而且是中专文凭，这种学历和专业在工厂里其实就是个屁，什么用场都派不上。如果去外资企业，那地方连大学生都在车间里做流水线，还不如我们厂呢。那天我和小李出去尿尿，我们两个站在墙根，他对我说：“小噘嘴要是嫁一个科长，就不会被送到车间里去了。”我说：“你这是废话，人生没有假设。”他说：“这不是假设，而是很容易做到的事。”那时候我想，我也经常会做些白日梦，比如我假设自己是亡命之徒，假设自己有了钱，假设白蓝没有离开我，假设我和小堇谈恋爱。这些事情都可以去想，可以去为之快乐或痛苦。但我不会去假设自己不上三班，这种假设没有任何意义。理想之高，不必高到去拯救全人类，理想之低，也不应该低到不想上三班。如果有个女科长可以让我娶回家，然后我就可以调回去上白班，鸡巴，我情愿一辈子造糖精。人可以没追求，但不能因此等而下之，去追些狗屎回来供着。这就是我的底限，我不为这种事情伤脑筋。小噘嘴到糖精车间，做的是车间管理员，其实就是抄抄表，接接电话，很清闲。唯一辛苦的就是要倒三班，但她不用造糖精。车间楼下有一间脏了吧唧的调度室，专供管理员办公，里面的办公桌都是黑乎乎的，要是伸舌头去舔一下，会发现那里的一切都带着点甜味。小噘嘴很快也变成了一个甜人，我叫她SWEET HEART，她听了就笑。小噘嘴那时候像是变了个人，再也没有劳资科时候的装模作样了，看见我就喊我“路师傅”，搞得像真的一样。那时候我问她，有没有想过跟小李分手，嫁个科长什么的。小噘嘴说，哈，嫁个市长得了，我把厂长调来造糖精。我很喜欢她讲话的这种口气，让我想起从前有个厂医也是这样。小噘嘴忽然就变成一个剽悍的姑娘，我们都觉得很奇怪，我还以为她会像个祥林嫂一样天天挂着一串眼泪呢。后来我知道，有些人受了刺激之后，脑垂体分泌异常激素，性格就会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小噘嘴自己倒不在乎这种变化，她骑着自行车进生产区，车速飞快，两鬓的短发像松针一样支楞着。生产区是不能骑自行车的，她不管，有时看见我在路上走，她还冲我喊：“路师傅，我捎你一段！”我就跳到书包架上，她骑了一会儿就说：“你太沉了，你来踩踏脚，我扶龙头。”我们两个就像马戏团一样，骑着车子一直进车间。这事情被小李知道了，还挺吃醋，问我说：“她到底是谁的女朋友？”我对小李说：“你的还是你的。她不但捎过我，还捎过长脚，不信你去问！”小李说：“算了算了，管不了她。”小噘嘴不但骑车在生产区招摇，还偷偷地学开叉车，叉车师傅看见她都竖大拇指。她没有叉车驾驶证，这也是违章，但生产区没有人管这些，干部都在很远的大楼里呢。自从她学会了这个，我也手痒，跳到叉车上开了小半圈，把一棵小树给撞断了。小噘嘴说：“路师傅，你不行，没这天赋。”我说：“原来你的天赋是做司机，我还真没看出来。”小噘嘴说：“你爱信不信，我五分钟就学会开叉车了。”有关天赋，我说过，我既不会修水泵也不会爬电线杆，现在又被证明不会开叉车。我只能腆着脸说自己的天赋是写诗，但这种话说给一个叉车女司机听，无异于自取其辱。我对小噘嘴说，你做我的Sweet Heart就够了，开什么叉车呀！那阵子她跟我一个班次，虽不能一起上班，但可以一起下班。起初，中班夜班小李都会来接她。小李白天要上班，晚上还得出来，搞得神经衰弱，有一次出去修电路，糊里糊涂摸到了电门上，差点死了。后来小李请我们几个吃饭，对我说：“我老婆劳驾你下班送送，你正好顺路。我给你鞠躬。”我说没问题，我把你老婆当自己老婆护着，说完这话，被他们三个没头没脸地打。那阵子我们厂附近出了个变态，此人骑一辆二十八寸的自行车，专门跟踪下中班的女工。女工都是小轮子的自行车，跑不过他，他也不干坏事，你骑得快他也骑得快，你累了他也放慢速度，始终跟在女工身后一米处。最可怕的是，他干这个事的时候，一不说话二不调笑，非常之严肃。这就不是流氓，而是变态，女工都吓得要死。小噘嘴虽然剽悍，对变态还是有点忌惮的，我上班都会先去她家楼下，接她一起到厂里上班，下班更是把她护送到楼下。这么干久了我怀疑自己会喜欢上她，后来我真的喜欢上了她，但是我没说。小噘嘴没遇到那个变态，但是另一个变态却出现在她身边，糖精车间的翁大龅牙看上了她。翁大龅牙是个鳏夫，谁也搞不清他老婆是怎么死的，有人说是被他弄死的，有人说是受不了他弄，所以自杀了。总之，这些谣言都暗示着他是个变态。翁大龅牙上白班，白班人多，不太好下手，他就主动地免费加班，中班时候趁着办公室没有人，就往小噘嘴那里一钻，蹲在她面前，叼着一根牙签，对着她诡笑。小噘嘴很讨厌他，借故跑到车间里，往我身边一站。翁大龅牙跟在她后面一起过来，小噘嘴一指他，对我说：“他欺负我。”这时我就抄起一根撬棒，抡圆了砸在反应釜上，敲出一连串的火星。火星和烟头一样，都会炸，翁大龅牙也不敢过来，用手指指我，走了。后面工人就问：“路小路，你是她什么人啊？给她出头？”我还在犹豫，小噘嘴挎着我的胳膊，大声宣布：“他是我男朋友！”我不防她这么奔放，只能硬着头皮喊道：“翁大龅牙，你要是再欺负我马子，我找十个人把你门牙都掰下来！”事后我对小噘嘴说，这样很不好，一则是小李会误会，以为我真要抢他女朋友，二则是我名声太臭，厂里知道我和你谈恋爱，一定会让你跟着我一起造糖精的。小噘嘴说：“你还当真了。实话说吧，我下个月就要调走了。”我愣了片刻，问她：“调去哪里？”小噘嘴说：“去水务局。”我说：“那就好。”小噘嘴说：“小路，你挺好的。谢谢你这么多天一直接送我。”我说：“我这叫有情有义，不能对不起哥们。”小噘嘴说：“你不能光把小李和长脚当哥们，你也得把我当哥们。”我说：“我一辈子把你当哥们。”那时候我就觉得，小噘嘴特别可爱。人的可爱是一时的，不可能一辈子都可爱，我能在她最可爱的时候做她的哥们，是很幸福的。我很想看到她和小李结婚，我是伴郎，长脚可以做伴娘，这样的场景在我脑子里像一幅画，如果永远都能如此，那我们就会永远可爱下去，仿佛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一样。九四年夏天，小噘嘴快要调走的一个夜晚，我在澡堂洗澡，洗得浑身发红。洗完之后我觉得很舒服，拎着毛巾肥皂往车棚方向走，忽然看见有一辆救护车开进厂门。这是下中班的时候，都在交接班，这个时候出工伤事故是很少见的。后来有个糖精车间的阿姨对我喊：“路小路，你还不过去看看，你女朋友出事了！”我先是没反应过来，随后想起她指的是小噘嘴。我扔下毛巾，顺着她指的方向狂奔过去。救护车先于我到达了出事地点，我跑到那里的时候，只见一群人七手八脚把一个人抬上了车子，车门砰地关上，随即呼啸而去。我整个人像冰棍一样立在那里，边上的工人很同情地看着我说：“杜洁结束了。”所谓的“结束”，是我们那边的切口，就是完蛋的意思。我问他们：“死了？”他们说：“倒也死不了，除非她自杀。”那天小噘嘴是下中班，她骑着自行车往澡堂方向去，路上有一个窨井没上盖。那个窨井平时都有盖的，正好白天有个农民工疏通了一下，他就忘记盖上了。窨井很浅，口也很小，像我这么一条大汉就是想钻都钻不进去。半夜里，小噘嘴骑着自行车经过，前轮正磕在窨井上，她翻落在地，然后就掉了进去。她太娇小，那个窨井的直径仿佛就是为她量身定做的。那么小的姑娘掉到了窨井里，下面流的都是从车间里排放出来的摄氏80度以上的沸水。小嚼嘴就这么掉进了沸水里。所有人都说，小噘嘴太倒霉了，假如她没骑自行车，假如民工把盖子盖上，假如她不是那么娇小，假如这是冬天（冬天沸水会冒出热气）。假如假如，人生没有假如。她掉进去以后，大声惨叫，有几个过路的师傅把她从水里捞了上来。上来之后已经完全不像样子了。有人告诉我：“脸上没事，但胸口以下全完了。”我看着那个黑沉沉的井口，假如它是一根烟囱，我会用锤子砸了它，但它是个窨井，它深陷于地表，我除了拿一堆土去填平它，别无办法。我无法发泄我的仇恨。后来我用脚把窨井盖子踢到它本该在的位置上，我骑上自行车去小李家报信。有关小噘嘴的事情，厂里最终是这么判定的：她在生产区骑自行车，所以这起工伤的责任由她自己承担。厂里没有赔一毛钱。那次小噘嘴的妈妈哭到厂里来，说好歹求厂里给她买一台空调吧。她浑身烫伤，为了治病，七月天穿着一件橡皮衣服，把身上都绑了起来，那种滋味不是一个正常人能想得出来的，她又疼又热又痒，天天哭着说不想活了。厂里说，那就照顾你一次，把劳资科的那台旧空调拆回去吧。她妈妈就哭着走了。假如让我回忆我的一九九四年，我会说，那一年仿佛世界末日，所有心爱的事物都化为尘土，而我孤零零地站在尘土之上，好像一个傻逼。我年轻的时候不是什么好东西，结了很多私仇，冤有头债有主，这些私仇都可以用砖头木棍去解决，不管是我解决别人还是别人解决我。可是到了白蓝和小噘嘴这里，你就算送我一挺机关枪，我都不知道该去射谁。那时候我想，人活在世界上，找不到所爱的人，尚且能爱爱这个世界，可是找不到所恨的人，要去空泛地恨这个世界，这件事太荒谬。二〇〇四年，我去戴城的一家网吧，进门之后我就看见一个电线杆子戳在座位上，玩的是CS。此人用一把AK47，枪法极烂，但他就是不死，闪转腾挪，东躲西藏，三个人围捕他都没用。我看得好笑，从前他在厂里被师傅们围捕，这手功夫在十年之后居然还没忘。后来他跑到了一个死胡同里，想回头也来不及了，被人用机关枪打成了筛子。我又想起他从前的样子，被逮住以后，一脸愁容好像堂吉诃德，管工班的师傅们看见这种表情，淫心大发，十几个巴掌在他头上乱拍。跟他玩CS，我也会有一种把他打成筛子的冲动。后来他扭头看我，第一眼没把我认出来，我想这会儿手头上要有块毛巾就好了，照着他的鸡巴抽去，他就知道我是谁了。再后来，他从座位上跳起来，要和我拥抱。我说：“长脚，他妈的，你不要在我身上摸来摸去。”长脚说：“你不要叫我长脚，好多年都没人这么叫我了。”长脚把我拖到账台前面，我把账台拍得山响，女掌柜从后面探出头来，她还是像从前一样，小小的脸蛋，细细的眼眉，但嘴巴却不噘了。她一看见我就发出一声尖叫，跑出账台挎着我的胳膊。她戴着一副黑手套，我注意到了。她说：“SWEET HEART！喝酒去！”那天在饭馆里喝酒，他们说我来得不巧，小李带着儿子去南京了。我问小噘嘴：“你怎么嘴巴不噘了？整容了？”说完“整容”我就想抽自己嘴巴，她却不生气，说：“都三十岁了，还噘着嘴，成尖嘴婆了。”我说：“这下麻烦了，我喊你‘小噘嘴’都喊习惯了，你现在既不小也不噘嘴。”她说：“你叫我SWEET HEART啊，你在现在天天嘴里夹着英语说话吧？”我说：“别取笑我了，我现在天天夹着操他妈说话。”我故意问长脚：“长脚，你现在还在修管子？”长脚说：“去你的，我现在是网吧的投资人，电脑公司的老板。”我说：“还是修管子好，外国叫水喉工，到人家家里去修水管，经常能有艳遇。”长脚说：“我不要艳遇，有了艳遇就拿不到工钱了。”我说：“你可以跟她们在家里捉迷藏，肯定逮不住你。”小噘嘴说：“你不要欺负长脚了，他刚刚遭受了人生第一次失恋。”我说：“三十岁的人才第一次失恋？”长脚说：“操，讨厌！”小噘嘴说：“长脚爱上了隔壁服装店的女老板，正使劲追呢，人家忽然拎了个小孩在他面前，说是自己的儿子，长脚要娶她还得搭上做小孩的爸爸。”我说：“这不挺好吗？”长脚说：“你看我像是做爸爸的人吗？我得衡量衡量，我没有失恋！”当时我说，长脚，你就去做这个小孩的爸爸嘛，这件事情很伟大，值得你去做一做，再说你当年被我们抽鸡巴，很可能抽出不孕症呢。长脚就扑过来掐我脖子，三十多岁的男人了，那双手冰凉而细长，搞得我直起鸡皮疙瘩。后来我们都喝醉了，长脚率先溜到桌子底下。我和小噘嘴呆头呆脑的看着对方，小噘嘴忽然说：“你太不够哥们了，我出了事以后，你都没来看过我。”我说：“我那时候心肠软，见不得你的样子。你们结婚都没请我嘛。”“压根就没办喜事，他爹妈不同意。”小噘嘴说，“后来我们去上海治病，再回到厂里一看，你已经跑了。”“你得原谅我。我呆不下去了。”“我呀，我知道你那时候喜欢的是白蓝，我还以为你去找她了。”“我去了。她走了。”“她去哪里了？”“外国。”我说。我不想再谈白蓝，我对小噘嘴说：“我那时侯想，要是李光南不肯娶你，我就娶你算了。可惜这混蛋不松口。”小噘嘴说：“我才不要嫁给你！”说完，她也溜到了桌子底下。九四年秋天，我收到白蓝的最后一封信，信写得非常简短，好像是电报一样。她说她有一个机会去国外，所以不读研究生了，并声称与我再见。照她以前的脾气，再见之前还会说几句鼓励的话，那次却没有，大概她也觉得这个做法很多余吧。我想去上海找她，但没抽出时间，那阵子厂里在赶产量，据说是跟外国人签了合同，要是生产不出糖精，就得把我们全都卖到马来西亚去做猪仔。这当然是工人们胡说八道。那年秋天，新车间造好了，环境不错，有程控操作室，有空调和暖气，楼上楼下都有厕所。可是我还得在老车间干活，老车间又脏又破，是给犯了事的工人继续改造的。我早就猜到是这种结果，估计我得改造一辈子了。两个车间一起开足马力，产量指标压得我喘不过气，车间里派了督战队下来，一个干部看守一个工段，我去小便都要打报告。干部还提醒我，少喝点水，争取早日完成产量，为国家创汇。我说：“妈的，你干脆让老子直接尿在反应釜里吧，反正也尝不出有尿。”干部说：“你当你是在演《红高粱》啊？”上述的干部，一定是男的。我还遇到过一个女干部，四十多岁，长得非常严厉，但其实很怕我们这伙大老粗。我们在干活，她也不能做闲事，只能在车间里踱来踱去，一言不发。我举手要求上厕所，她就很细心地问我：“大解还是小解？”我说：“我要小便！”女干部就对我说：“那你快点回来。”这种话惹得周围的工人哈哈大笑，好像我跟她睡在一起的样子。我在糖精车间还遇到了魏懿歆，他仍然是个结巴，我还以为他升上去做干部了，结果他告诉我，他也被调过来造糖精了。那个什么机电一体化的大专彻底白读，从此沦为三班工人。我还问他：“你不是会修水泵吗？你怎么也来造糖精了？”魏懿歆说，别别别提了。他结结巴巴说了一串，我才搞明白，原来厂里从各个班组抽调人手，钳工班分配到了一个名额，从生产技术上说，该班组最烂的是歪卵师傅，应该他来上三班，结果糖精车间的干部一听是歪卵，连连摇头，不敢要他。那阵子魏懿歆恰好找了个女朋友，是糖精车间的管理员，于是就把魏懿歆送来造糖精了，和他女朋友一个班次。领导还说，这是照顾他们，让他们二十四小时在一起，要是把他们分在不同的班次上，那就恰好相反，两个人几乎见不到面，相遇在一起的时间得用函数才算得清。魏懿歆说，路小路我我我比你还倒霉。我不理解他的意思。他说，你你你干了那么多坏事，最后是上三班，我我我什么坏事都没干，最后也是上三班。我听了这话很不高兴，后来我想起我妈讲过的一个故事，说一群刑事犯关在牢里，看见了政治犯被抓了进来，就很高兴。当时我就像个刑事犯，看见魏懿歆这个政治犯，我确实应该高兴才对。后来魏懿歆和我几乎大祸临头，事情是这样的：有一次夜班，我连续两个白天睡不着，到了第三天夜班时，我实在顶不住了，把当天产量完成以后，我就想找个地方去睡觉。因为有干部在，我不能去休息室里睡，也不能在车间里睡，就借小便之名跑到货梯下面的原料堆里，那里堆着如山一样的原料包，黑漆漆的，人缩在后面打瞌睡，别人根本找不到。我屁股一着地，眼皮也跟着合上了，完全不顾那地方气味难闻。我本想打个瞌睡就醒过来的，谁知一路做梦，睡得死死的。后来我觉得有人在我身上浇水，顺着脖子流了下去，我就算是个猪，这时候也醒过来了，睁眼一看，有条黑影站在原料包上，正对着我尿尿呢。我大喊一声：“操你妈！”那人吓得半死，怪叫一声，端着鸡巴就跑。我岂能让他跑掉，猛蹿起来，跃过那堆原料包，一把揪住他后颈。这个人就是魏懿歆。当天魏懿歆还在后道工序出成品，尿急了，就跑出来方便。为了赶产量，他来不及去厕所，就近跑到原料包这里，也是半夜里迷迷糊糊，根本没发现后面还躺着个路小路。这件事本来是值得原谅的，但我当时不这么想，都被人尿在头上了，以后传出去就别混了，人人都可以在我头上尿尿。我大喝一声：“不许走！”顺手揪住魏懿歆的皮带，不让他把鸡巴放回去。当时我并不想打他，我只是要保护现场，他那个暴露在外的鸡巴就是证据。魏懿歆非常害怕，以为我要行凶，把他阉了。他猛烈地挣扎，并且对着车间大喊救命，里面的人一哄而出，看到这个情景，笑得前仰后合，都快昏过去了。后来，魏懿歆的女朋友扑了过来，为了保护他，她也揪住了皮带，并且用力往后拉。我更不肯松手了，这婆娘很不善，被她拉回去了，一定抵赖得一干二净。当时的情景是：我拉住魏懿歆的皮带，而魏懿歆和他女朋友也拉着皮带，好像拔河一样。在六只手中间，魏懿歆的鸡巴可怜巴巴地垂在那里，三个人似乎都觉得，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去碰它，很不礼貌，所以大家都尽量避免去触动它。周围的工人都笑翻了，活色生香的场面啊，还有人喊加油。最可笑的事情发生在我松手时。我松手是因为觉得很好笑，我跟他们两个厮打在一起，搞得像是要抢鸡巴，这也太不堪了，我应该让魏懿歆把鸡巴放回去，然后到厂外面去单挑。我松手之前没跟他们打招呼，根据牛顿第一定律，魏懿歆和他女朋友的手产生了猛烈的惯性。一声惨叫之后，魏懿歆捂着下体痛苦地躺在他女朋友的怀里。这件事情是很有教育意义的，它的意义在于：不管你是爱一个人还是恨一个人，都要记得牛顿第一定律，那些突然撒手的家伙都会对别人造成伤害，甚至比打一拳更严重。那年我又学会了一个新词，叫“睾丸挫伤”，假如不是魏懿歆做标本，我简直会以为是“搞完磋商”。第二天我去保卫科交待问题，我还坚持说这起事故的责任人是魏懿歆的女朋友，我亲眼看见那娘们的手砸在魏懿歆的下体（我对保卫科的人不用“鸡巴”这个词），但大家都在笑，认为我在这种时候还栽赃，脑子不正常。后来保卫科长找我谈话。这个科长已经不是原来那个科长了，原来的科长，据说因为在大会上跟我打架，卖力得过了头，厂长很看不惯他，就把他调走了。新科长对我态度不错，这也是应该的，没有我牺牲自己，哪里会有他的今天？新科长说：“路小路，你在原料堆后面做什么？你的工作不在原料堆后面。”我不防他用推理手法来处理问题，立刻语塞。新科长笑了笑说：“如果把这件事定性为打人事件，那你和魏懿歆都要受处分。你打人，他呢？对着生产原料小便。一个是行凶耍流氓，一个是搞破坏。”他说这个话的时候，科室里就我跟他两个人。我也听出了他的意思，就说：“科长，你说该怎么处理吧？”保卫科长说：“算你们上班时间打闹，就什么事都没了。他的医药费得由你出，你被尿在身上就只能自认倒霉了。”我说：“就照你说的办吧。”保卫科长拍拍我肩膀说：“回去吧。回家替我问你爸爸好，路大全的儿子嘛。”我听了这话，恍然大悟，只好撸着光头出来了。后来我还提着一篮水果去看魏懿歆，魏懿歆说：“路小路，我我我没出卖你，我没说你你你睡觉。”我当时一阵心酸，想说他够意思，结果他女朋友进来了，二话没说就把我轰了出去。我也没怪她小心眼，要是我的鸡巴报废了，我老婆的心情也不会好到哪里去。九四年的时候，由于担心厂里买断工龄，我爸爸早早地退休了，拿五百块钱一个月，每天在麻将桌上度过他的无聊光阴。他很快长出了白头发，陈年的腰伤发作，渐渐变成一个佝偻着身体的老人。我没想到他会老得如此迅速，好像一棵秋天的乔木，一夜之间就改变了面目。我想我到老了也会如此，或者如白蓝所说，未老先衰，那样就不必忍受突如其来的衰老的煎熬了。我爸爸以前揍过我，后来我跟他对打，再后来我就没有碰过他。我再也不会去揍我的爸爸了。我爸爸退休之前，托人找到糖精厂的保卫科长，他们是老同事。保卫科长答应把我调到门房里去做厂警，这事情我没同意。我听白蓝说过：“小路，将来你无论做什么，都不要去做看大门的。”我问她为什么，她说：“那样你就真的未老先衰了，我会伤心的。”后来保卫科长说，不做厂警也可以，把路小路借调到联防队去，那儿更清闲。我也没答应，众所周知，在某些年份里，联防队的名声很难听。那一年，我抽空去上海找白蓝，我手里只有一个地址而已。我坐上火车，沿着沪宁线往东，到上海的时候已经是中午。我坐上公共汽车，到医学院去找白蓝。宿舍的人告诉我，白蓝上个星期就走了，去哪里不知道。我失去了目标，也不知道该去哪里，只能一个人在医学院里逛。这是真正的大学，不是我读的野鸡大学，也不是戴城那种小家子气的大学。我在里面逛了很久，每一条道路仿佛都很熟悉，地上的落叶也很熟悉，我想起她说过的，每一片枯叶都只能踩出一声咔嚓，这是夏天的风声所留下的遗响。我想你是一个多么诗意的人，可惜诗意对人们来说近乎是一种缺陷。我好像已经有几辈子没见到她了。后来我走进了一条黑暗的走廊，一个人都没有，两旁放着很多瓶子，瓶子里全是人体器官标本。再往前走，有很多怪胎标本，都是被扭曲得不忍睹目的胎儿。一切都是那么地怪异，好像是有人在召唤我往前走。一直走到一扇门前，门锁着，我通过小窗向里面张望，看见几具尸体摆放在那里，用布盖着，如此安静地，我好像是走到了人世尽头。猛然之间，我毛骨悚然，返身狂奔而去，那寂静之中的笑声告诉我，所谓奇异的旅程在此已经画上句号。那天晚上我回到火车站，打算回戴城，在北广场上遇到了三个人，发生了一点口角，这三个人不由分说围着我就打。我被他们揪住，无法脱身，当时我听见其中一个人竟然操着戴城口音，真是气不打一处来，在对打中我的一个槽牙掉在了地上，脸上全是血。后来这三个人扬长而去，我也不敢去追，只能跑进火车站，在厕所里洗了把脸，免得警察把我请进去。我对着镜子照了照，发现自己的半边脸肿得跟猪头一样，完全失去了从前的潇洒风采，与我在医学院看到的怪胎相去无几。那天我上了火车，是站票，火车非常拥挤。我被打得昏头昏脑，实在站不动了，就跑到餐车那里，要了一杯十八块钱的绿茶，然后我就可以坐在餐车上了。我非常想睡觉，头晕得像在坐旋转木马，但我又不敢睡，怕坐过站。后来，对面有一个女孩问我：“你去哪里？”我说：“去戴城。”她说：“你睡一会儿吧，到站我叫你。”我睁着一只眼睛看着她（另一只眼睛肿着），她对我笑笑，这是一个微胖的女孩，眼睛很大。我心想，只要老子不死，我一定找你做我的女朋友。后来我倒在桌子上就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她拍我的肩膀，说：“戴城到了。”我醒来觉得头痛欲裂，站起身打算下车，见她不动弹，我问她：“你不下车？”她说：“我去南京，我是南京人。”那天我跌跌撞撞下车，心乱如麻，我想我就这么失去了最爱的人，这个南京的姑娘，我也要记住她一辈子。很多年以后，我坐在上海的马路牙子上，我对着张小尹讲这些故事。后来她成了我老婆，我讲这些故事时候她很开心，我决定每天给她讲一点，但有关工厂的故事已经被我讲完了。所有的故事都应该有一个结尾，即使你有一个《百年孤独》式的开头，那个结尾也有可能很烂，但总比没有结尾好。我对张小尹说，我确实做过很多坏事，那年我在上海火车站被人打，回去就加入了联防队。我真他妈想找一群人来揍揍，甚至是拿电警棍往人身上戳。结果联防队发给我一根手电筒，虽然也是用电的，但效果相差太大。我拎着手电筒在街上晃悠，心里很不爽。那时我妈很担心，让我不要太卖命，真的把命卖掉了就要不回来了。我对我妈说：“怕什么？联防队专门欺负好人的。”我还记得自己在清晨的街道上巡视，吃早点，跟几个同伴说笑，后来有个买菜阿姨跑过来，对我们说：“那边有人耍流氓！”我们跑过去一看，是一个年轻的民工在人行道上睡觉，他只穿着一条裤衩，由于晨勃，他的器官直剌剌地伸出裤管，指向天空。那根东西又粗又红，亮晶晶的，过路的女人看见了都很不好意思，绕着道走。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个买菜阿姨说：“这种乡下人你们联防队管不管？”我们没辙，只好把那个民工踢醒，然后把他当流氓抓进了联防队。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抓他，我和他有什么仇，有什么恨，可以去干涉他梦里的性事。这些事情说起来都很王八蛋。我也记得自己在夜晚的街道上喊：“注意小偷！注意煤气！锁好门窗！“现在都是用电喇叭自动播音，那时候全靠嗓子喊。他们说我拿过卡拉OK二等奖，所以由我来喊是最合适不过。后来我们遇到个偷自行车的小偷，他一见我们就跑，我们五六个人在后面追，我他妈一跤摔在地上，把裤子都摔破了。当然，联防队不是摆炮的，把小偷抓住以后，我们非常高兴，简直像扛着年货回家一样。到了队里，小偷吓哭了，我拿着铜头皮带吓唬他。再后来，我们押着小偷去喊街，他的声音太惨，附近的人都反映说做了恶梦。我也不知道这么干有什么意义，难道用铜头皮带抽打一个小偷就能改变我的人生吗？张小尹说，这些故事都很好玩啊，联防队的故事。我说没错，我能把它们讲得很好玩，好像春节联欢晚会上的小品一样，但我偏不。我不觉得这些故事有什么好玩。张小尹问我：“那么你后来为什么决定辞职了呢？”我说，是这样的。有一天黄昏，化工厂附近来了一条野狗，有户人家的小孩把那只狗叫了过来，它以为有吃的，就凑了过去，结果那小孩用铁签捅进了野狗的肛门。那狗当场就疯了，一口咬过去，从小孩屁股上啃下了一块肉。当时我正在值班，叼着香烟在街上闲晃。小孩的妈跑了过来，一把将我揪了过去。那小孩趴在地上大哭。小孩的妈说：“你是联防队，你去打那条疯狗，疯狗咬人啦！”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去，那条狗正冲着我呲牙，非常吓人。小孩的妈对我说：“你到底管不管？你不是联防队吗？”我咬了咬牙，抄起一根枯树枝，那狗非常聪明，返身就逃。小孩的妈说：“追它！追它！”我沿着河追去，那条狗跑得飞快。我追不上了，它就停了下来，好像在等我。我追过去时，它又拔腿逃跑。我追它的时候经过了糖精厂的大门，几个工人正蹲在门口抽烟，大声叫好，“路小路，追狗啊？今天晚上吃狗肉？”我不理他们，闷头追去，跑了半里地，那狗被我逼到了一个小码头上，除非它跳河，否则跑不掉。我冲着它狞笑，想把它赶到河里去，据说疯狗都怕水。那狗朝我看了一眼，其实它不是疯狗，至少在那一刻还不是。但它显然也不想下水，河水太脏，下去会得皮肤病。它嚎叫一声，竟然向我扑来，照着我的小腿就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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