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恋：少年巴比伦-3

那天厂里的主要领导全都开会去了，只剩下一个管销售的副厂长。别人请他去主持局面，他挠头说，爱情问题，我一个管销售的解决不了哇。于是去请宣传科，宣传科平时只管画黑板报，从来没有这种Face to Face的经验，科长很犹豫，下面的工人就说，你们他妈的一群倒B。科长听了，就拎了个电喇叭，点齐了十二个宣传科员开赴现场，其中就有小毕。那天我扒开人群，往里死钻。我钻到人群核心处，看见了白蓝。其实她在这里也派不上用场，阿芳真要跳下来，她唯一能做的就是确认死亡。但围观的人认为她是厂医，至少应该负点责任，她就站在那里喊：“阿芳！阿芳！”我捅了捅她，说：“我爬上去抱她下来。”白蓝说：“没你什么事。你上去？她一脚就能把你踹下来。”我说不要紧，绑个安全带就可以了。这时阿芳喊道：“你们都不要上来！上来我就跳下去！”白蓝说：“去把王陶福找来！”王陶福就是那个诱奸犯。厂警很开心地说：“王陶福被他老婆打伤啦，今天没上班。”白蓝傻了眼，问我：“那怎么办？”我摇摇头，我也想不出办法，这不是骑三轮玩命，这是爬烟囱，要是我爬上去她就跳下来，那我就成了比诱奸犯还可怕的诱杀犯。后来，宣传科过来了一帮人，取代了白蓝和我的位置。工人看了这架势，就说：“这宣传科，十三个酒囊饭袋。”宣传科长也不理睬工人们，举起电喇叭，试了试声音，然后就对着阿芳喊：“阿芳，你这是破坏生产的行为，马上下来，立刻下来！”烟囱上的阿芳放声大哭。宣传科长又喊：“阿芳，王陶福已经被他老婆打伤了，你们的事情，厂里会处理的……”后面的阿姨听了，把手心里的瓜子全都扔到了科长的后脑壳上，说：“要死啊，你干脆直接把她推下来吧！”科长举着电喇叭大喝：“不许起哄，全都回去上班！”后面的工人说：“滚你妈的蛋，猪猡！”这时，小毕一把抢过宣传科长的电喇叭。小毕很镇定，他很威严地对后面的工人说：“大家安静，不要闹，救人要紧。”工人听了这话，居然都安静下来。小毕举着电喇叭，很温和地对阿芳说：“阿芳，我是宣传科的小毕。我们谈谈吧。你今年多大了？”阿芳在上面说了一句什么，我也听不清。小毕却神奇地听清了：“噢，你二十四岁了。二十四岁的人，怎么还这么爱闹别扭呢？你要相信厂里是会保护你的，会为你说话的，厂里不会因为这点事情毁了你的前途的。我们也不会允许谁来伤害你的。”后面的工人听了，哗哗地鼓掌。小毕说：“如果有谁要在厂里胡作非为，我毕国强第一个不答应，我第一个站出来为你说话！”这时，宣传科的汪阿姨接过喇叭说：“小毕是化工局毕副局长的儿子，他说的话，阿芳你还信不过吗？”后面的人听了，又发出噢噢的惊叹。总之，阿芳最后下来了，而出风头的是小毕。过去人们只知道宣传科来了个白白净净的青年，平时也不大说话，现在大家知道，他是毕副局长的儿子。他后来成为全厂科室女青年的偶像，一点都不奇怪。小毕的镇定和机智征服了阿芳，也征服了阿姨们，他非常准确地抓住了阿芳的心理：其实她不是要自杀，而是要避老虎。阿芳下来之后，小毕看见她腿上和肘上擦破了，就对白蓝说：“先带她到医务室去吧。”与此同时，他驱散了围观的人群，让大家正常上班去。白蓝牵着阿芳的手，往医务室走去，一路上阿芳还在哭，把头靠在白蓝的肩膀上。我混在剩余的闲人之中，也往医务室去。白蓝在医务室里为阿芳擦了点红药水，围观的人照例堵在门口。忽然，楼梯口传来一阵罗唣，有人大喊，不好啦老虎来啦。我只感到眼前一阵旋风掠过，王陶福的老婆像闪电一样出现在医务室，举着五根指甲扑向阿芳，并且喊着：“我挖了你的X！”这婆娘足有150斤重，黑脸，歪嘴，头发像钢丝一样。她其实不是老虎，而是野猪。那时候干部们都回办公室了，医务室里除了白蓝以外，就只剩下十几个看热闹的闲人，谁也没想到王陶福的老婆来得这么快，这么迅猛。王陶福的老婆咆哮说：“装死给谁看？跳楼啊，我跟你一起跳！”假如我一生中所经历的场景都可以倒放，以慢镜头的形式一遍遍重新来过，那么，医务室的那一幕肯定是排名前五位的经典镜头。白蓝像橄榄球运动员一样扑过去，抱住了老虎的腰，准确地说，是用整个身体抵住了老虎。老虎疯了，抓住白蓝的头发使劲摇晃，白蓝一声不吭，猛地张嘴，吭哧一口咬在了老虎的腰里。在一片惊叫声中，我看见阿芳从体检床上跳上窗台，她的身影在依稀发黄的树冠上一闪而过。定格。早在十多年前，我便知道，暴力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不但会弄伤别人，自己也会受到惩罚。但暴力不是天生的，在某些时候，暴力甚至就像上帝的骰子，可以光顾任何人。好比我来说，从进厂那天起就不爽，老想找人比划比划，最后呢，只能去和水泵比划。我一身油污，面如死灰，走路摇摇晃晃，形同杀胚，但我其实很少有机会打人，这说明上帝的骰子没有掷到我这一边，肾上腺激素再旺盛也是枉然。与此同时，上帝看中了白蓝，一个和平主义者，居然把老虎咬得哭了。那天我们趴在窗口往下看，阿芳躺在一棵树下，她也在哭。她还能哭就好办了，厂里派一辆车，把她送到医院里一查，胫骨骨折。这都是题外话了。工人都跑光以后，老虎也被保卫科带去交待问题，一路上哭哭啼啼的，自知闯了大祸。下午，钳工班让我去甲醛车间拆个水泵，我心想，万一再把老子熏昏过去，这回白医生估计不会有心思抢救我了。我就让魏懿歆替我去拆水泵，自己又换了身干净的工作服往医务室去了。我推开医务室的门，里面一个人也没有。隔壁图书馆的海燕走过来，告诉我，小毕来找过白蓝，两个人出去了。她冲我眨眨眼，我什么也没说，往体检床上一坐，点上一根香烟，等着白蓝回来。我就这么独自坐着，坐了很久。我总觉得自己需要去想一些问题，严格地说，是思考。我现在三十多岁，回望自己的前半生，这种需要思考的瞬间，其实也不多，况且也思考不出什么名堂。我的前半生，多数时候都是恍然大悟，好像轮胎扎上了钉子，这种清醒是不需要用思考来到达的。每次我感到自己需要思考，就会找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并不指望自己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有时候糊里糊涂睡着了，有时候抽掉半包烟，拍拍屁股回家。医务室是如此的安静。世界上的一切安静于我而言都是好的，假如我是个流氓，往那里一坐，就可以说，打打杀杀的日子我已经过厌了。但我不是流氓，而是修水泵的学徒，打打杀杀的是别人。我只能认为，安静是一种好，即使毫无理由，我也想安静安静。大约两个小时之后，白蓝从外面进来，她看见我，愣了一下。我坐在体检床上，晃荡着两条腿，地上有四五个烟头。我对她笑了笑。后来，她对我说，那天我笑得很难看，夹着香烟的手指在发抖，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说，我就怕你身后还站着个小毕，结果没看见小毕，他妈的，你不能明白我有多激动。我毕竟才二十岁，这还是虚岁，其实是十九。白蓝说：难怪你那天的样子好像犯了心脏病。白蓝说，以后不要在医务室抽烟。我点点头，把手里的烟头嗖地弹到窗外。我问她好点了没有。她看了看我，忽然愤怒地说：好个屁，你看我的头发，都被她抓下来了一绺。她低下头给我看。我说还好，抓得比较散，所以没有秃斑，以前拷问犯人才是真的一小撮一小撮地揪头发，脑袋上会留下黄豆大的秃斑，很难看。打架的时候不太会出现这种情况。白蓝说：她竟然抓我的头发，这个泼妇。我说：亏得你咬了她一口，真是应了那句话，兔子急了也咬人。白蓝说：你还说呢，你看你平时凶巴巴的，好像一条小狼狗，到了这个节骨眼上也不帮我一把，好歹你可以掐住她脖子吧。我听了就笑，说：她又没咬你，我凭什么掐她脖子呀。那时候白蓝对我的评价就是：路小路的体质属于傻粗型的，骑三轮没问题，脑袋撞在水泵上也没问题，但反应比较慢，不够迅速。这种体质的人只适合做人盾、强劳力、粗使丫环。凡是需要用大脑和小脑来解决的问题，路小路都不能胜任，纯粹就是一个肌肉坨子。我问她什么是人盾，她说是保镖的一种，专门用来挡子弹的，其实路小路连人盾都不如，基本上是人桩。我听了这种评价，或者说是鉴定，心里很不高兴。我说：“既然如此，我替你去把王陶福的老婆拍了。”“拍什么？”“拍砖头啊！”白蓝说不用去拍了，王陶福的老婆被她咬得很惨，另一方面又导致了阿芳跳楼，目前还在保卫科哭呢。保卫科的人也不喜欢老虎，平时找不到机会整她，这回逮住了，威胁要送她去拘留。这个老虎非常狡猾，她说自己根本不是去吓唬阿芳的，而是去探望她，要不是白蓝揪住自己，阿芳绝对不会跳下去。照这么说下去，事情的性质就变了，阿芳是失足坠楼，白蓝和老虎是女流氓斗殴。我说：“我能作证，老虎说要挖了阿芳的那个。”白蓝说省省吧，早就有人自告奋勇去作证了，这么高尚的事情轮不到我。我对白蓝说，老虎我就不去拍了，我从来没拍过女人，即使黑脸歪嘴的也没拍过。但是，我一定会为了她去拍某一个人，这是迟早的事情，以洗刷人盾和人桩的耻辱。她说：“拍谁呢？”我说：“谁敢惹你，我就拍谁。”她听了就笑，在有趣与嘲笑之间摇摆着。关于小毕的事情，我始终没有问她。后来，过了很久，我想起这事，又旧话重提。她说小毕主要是想安慰安慰她，另外对于自己副局长儿子的身份又解释了一下，别的就没什么了。我问她：“那天你们去了哪里？”白蓝说，就在河边走走。我就不再说什么了。有关那条河，在我的印象中是又黑又臭，沿着那种河散步，一点也不浪漫。但工人们还是喜欢蹲在河边，因为河里有船，船是会动的，人若是极度无聊，看见一点会动弹的东西也是好的。机器当然是纹丝不动，要动了就是炸了，云是会动的，但实在太缓慢，与之相比，看船不失为一个很好的选择。工人看船的时候也看到了白蓝和小毕，排除掉河水的脏和臭，这幕景象也算是浪漫的。工人回来就说，毕公子和白医生在谈恋爱，两个在河边散步呢。这种谣言传到科室里，有人说他们很般配，又有人说白医生手脚麻利，轻飘飘就把副局长的儿子擒入囊中。这些流言蜚语传到我耳朵里，我当时是很平静的，一点都不嫉妒。嫉妒具有一种层次感，就是说，你只能去嫉妒那些和你差不多的人，我高中的时候曾经嫉妒过班长，因为老师喜欢他，但我决不至于去嫉妒一个重点高中的学生，因为不在一个层次上。我也不会去嫉妒那些长跑冠军，根本就不是一个笼里的鸟嘛。同理，我也嫉妒不了小毕，因为他是副局长的儿子。白蓝也说过，我不能嫉妒小毕，充其量就是艳羡。后来我连艳羡也推翻了，我为了一个女的而去艳羡某个男的，这也太猥亵太弱智了。我向白蓝声明，应该是小毕嫉妒我、艳羡我才对，但他没有这么做，所以我觉得有点不爽。妈的，我一个钳工，把自己的感情搞得那么细腻，我脑子有病啊？我一度以为白医生会跟小毕谈恋爱，可是，一个月以后，别人告诉我小毕新找了个女朋友，是市委某个领导的女儿，白医生彻底没戏。工人们很兴奋，把白蓝当成秦香莲，等着她也去爬烟囱，可惜白医生非常无所谓，这件事让所有人都很失望，除了我。九二年秋天，一切都乱糟糟的，有时很闹，有时很寂寞。我脸上长了些青春痘，那玩意高一的时候长过，后来退了下去，这时又长了出来。我还经常觉得喉咙痛，因为身体火烧火燎，于是感到身边的世界也是火烧火燎的。我妈去看病的时候顺带把我也捎上，让老中医给我把把脉，老中医说我是什么肺胃过热，我以为是呼吸系统和消化系统都出了毛病，后来他说不是的，喷点西瓜霜就好了。我想我是永远也搞不明白中医了。初冬的时候，计生办贴了张通告在食堂门口，写着“未上环的女工速去医务室上环”。这通告是一张粉红色宣传纸，有窗户那么大，贴在食堂门口，人人得而见之。女工一看，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低着头走过去了。看不懂的是一伙男工，他们围着通告咬文嚼字，未上环的女工都要上环，那么处女也没上环，难道也要去给她们上环吗？正好计生办的人叼着包子走过，被男工揪住，请他解释一下处女上环的问题。这人觉得，工人虽然粗鲁，在某些方面还是很有想法的，就把通告揭下来。第二天食堂门口出现了一张粉绿色的宣传纸，上面写着“未上环的已婚女工速去医务室上环”。工人们继续围观，把这人又拦了下来，问：“难道我们厂里的未婚女工都上了环？现在轮到已婚女工上环？”计生办的人也傻了眼，一个管计划生育的，搞得像是研究逻辑学的。其实，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对着工人师傅哈哈大笑，然后说：“回去问你妈吧。”这才是工厂应有的逻辑。上环工作一旦开始，我就不能去小红楼了，连楼底下都不能站。那里进进出出的全是老阿姨，别看老阿姨平时很随便，上环的时候特别严肃，一不许看，二不许问。男工也很自觉，照迷信的说法，女性身上的某部分器官代表着厄运，工人阶级觉悟高，除非是变态，没有人愿意去随便看这个玩意。上环的时候见不到白蓝，但我还得上班。我每天跟锈螺丝较劲，以前读书的时候，老师说要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真进了工厂才知道，这世界上哪有不生锈的螺丝啊？恰恰相反，所有的螺丝都是生锈的。干这个活，唯一的好处是使我的肌肉越来越发达。我进厂之前挺瘦的，后来做钳工，一顿中饭吃六个大包子，吃完就去泵房，把包子转换成卡路里，施加于螺丝之上。这么干能不变成一个壮汉吗？有关为白蓝拍人的事，其实还值得补充几件。我曾经和她在街上走，遇到歪卵。那天是深夜了，在戴城一家电影院门口，歪卵师傅戴着一顶呢绒鸭舌帽，穿着黑大衣，还戴着一副黑框眼镜。他把大衣领子竖起来，这样就使他的歪头看起来不那么歪。说真的，要不是有几个人在打他，我根本就不能认出这是歪卵师傅。我也不明白他为什么打扮成这样，你可以把歪卵想象成一个异装癖，一个露阴癖，但绝对想不到他会这么酷地出现在深夜的电影院门口。歪卵师傅被打得很难看，打人的是老流氓。小流氓打人喜欢打脸，老流氓是往身上踹，脸上一点血都不会有。四个人围着歪卵，把手抄在裤兜里，来来回回地踹他，把他当成是个足球。这种取乐式的打法，一般不会伤人，但完全不把对方的实力当回事，伤的是自尊心。这也就是歪卵，换成是我师姐，早就把四个鸡巴都咬下来了。后来我和白蓝去救人。我仗着力气大，先拽开一个，那位手还抄在裤兜里，趔趄了一下。趁着这个机会，歪卵师傅嗖的一下就跑了，我也想不到一个开刨床的歪头竟然能跑那么快，眨眼之间就消失在夜幕中。那四个人也很惊奇，本来是在欺负一个小个子的歪头，忽然歪头变成了壮汉，就是孙悟空变身也不可能这么快。第二天我还特地就此事去问歪卵，他穿着一身破破烂烂的工作服蜷缩在刨床后面，拒不承认有这件事，别的师傅也说不可能，穿风衣戴眼镜的歪卵，这简直是个神话。我越发不信，要扒他的裤子，看看他屁股上有没有青紫。歪卵跳起来，也是这么嗖地跑掉了。我这才发现，作为钳工班的文工团，短跑乃是歪卵师傅的绝技，经常在关键时刻使他逃脱危险。那天我就惨了，本来是见义勇为，结果受害者跑了，如果打架那就是流氓斗殴。我还在犹豫，到底是该拖着白蓝狂跑，还是让白蓝先跑，我留下来死扛。后来觉得手上多了样东西，一看，是一块砖，黑乎乎的粘着泥巴，是白蓝把它递到我手里。我心里又激动又无奈，这时她冲我眨眨眼睛。那四个人之中，有一个高大的长头发对我说：“你好像是路霸的弟弟吧？”路霸是我堂哥的绰号，他像我这么大的时候，一直在电影院一带混迹。我立刻就承认自己是路霸的弟弟。长头发说：“嘿，你小时候我带你去收过保护费的，你还记得吗？”我说我不记得了，好几年前的事了。长头发说：“好几年不见，你变化太大啦。”这话就奇怪了，既然变化太大，怎么又把我认了出来？长头发接着说：“你现在长得跟路霸一模一样啦。”那次我手里拎了砖头，最后谁也没拍，白蓝又笑了很久。她还问我，路霸是你哥哥吗。我说是堂哥，绰号路霸，不是抢中巴车的那种车匪路霸，而是因为他和我一样，也姓路，这个绰号从他中学时代就喊起了。白蓝说，你也算家学渊源。我说这叫什么话，难道我们家是流氓之家？流氓不是天生的，你说爱因斯坦和牛顿是天生的，我姑且相信，但流氓不是天生的。白蓝就说：我没说你是天生的，我只是说家学渊源，你不爱听就算了，当我没说。后来她又问我：“怎么样？砖头递得及时吗？”我说这简直没章法，那块砖不是红砖，是黑砖，本身很薄，日晒雨淋的捏在手里都发酥，这种砖连鸡都拍不死。白蓝说，没办法，电影院门口，能找到一块砖已经很不容易了。我又说，这种时候，明明应该拔腿就跑的，递一块砖上来，简直是添乱。她就笑嘻嘻地说：“你可以一边逃一边扔砖头啊。”我根本没法跟她讨论这种问题，只说她心血来潮，会把人害死。九三年春天我也四处找砖头，要拍食堂里的吴主任。那天中午，食堂里的东西不新鲜，吃得到处都是拉稀的人。我们厂的食堂有规矩，干部是十一点半吃午饭，工人是十二点吃午饭，干部餐比较丰盛，轮到工人就全是些残羹冷菜。这事情让工人很不爽，职工代表大会上拍桌子骂娘，后勤部就去找食堂，说能不能统一吃饭，免得工人造反。食堂的吴主任说，这可不行，工人干部一起吃饭，食堂的人手不够。有一阵子就改成工人先吃饭，干部后吃饭，结果端上来的米饭全是夹生的，肉丸子掰开一看，里面粉红色的都没熟。工人就急了，又在职代会上骂娘。吴主任说，这没办法，工人的数量是干部的十倍，工人先吃饭，食堂还是来不及做。我们恨吴主任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我也搞不清一个食堂的头头，怎么就成了主任。常识告诉我，带主任的都不能打，车间主任，班主任，主任医师。这口气憋了很久。那年春天的食物中毒，局限在工人范围内，干部绝大多数都好好的。说是食物中毒，其实也都不是很严重，呕吐昏迷抽搐的基本没有，但个个都拉稀。工人们都气疯了，一是因为干部都安然无恙，倒霉的全是工人，二是因为很多工人都没有拉在厕所里，而是拉在了裤子上。出了这事，人人都想到白医生。我那时候经常表扬她，你不是白蓝，你是白求恩。我跑到医务室，里面围满了人，都在领药。等到人群稍稍散去，我进去跟她打招呼，她顺手塞给我一包黄连素，还说：“从卫生所紧急调来的药，记得多喝水，发生呕吐就立刻告诉我。”我说：“我没事啊。”白蓝很诧异地问我：“你没在食堂吃饭？”“吃了。我中午就吃了三两面。”“噢，面没有问题，问题都在荤菜上。”她说，“帮我个忙，把这几个药箱子搬过去。”我替她搬箱子的工夫，又蹿进来七八个人，找她配药，拿到药以后就倏忽消失了，动作轻快得跟鬼魅一样。我说这家伙有点像闹霍乱啊。白蓝说：“你见过霍乱吗？你别在这里添乱了。”我被她撵出来之后，在厂区闲逛，厂里基本处于停产的状态，到处都是提着裤子狂奔的人，有人跑着跑着就蹲了下来，说哎哟哎哟不行了出来了。后来我去尿尿，发现厕所里挤满了人，个个呲牙咧嘴。化工厂的厕所就那么几个，集体拉稀的时候根本应付不过来。我看了这情景，只能掉头往回走，跑到办公大楼的厕所门口，里面照样满满登登，全是工人师傅。我只能跑到大楼后面的小夹弄去尿尿，迎头撞上倒B。倒B也来这里尿尿，办完了事，正往回走。倒B说：“路小路，不许在这里拉屎。”我说：“去你妈的，老子是小便。”倒B狐疑地问：“工人都在拉稀，你小便？”我就当着他的面把裤子拉链拉开，一边尿，一边说：“走远点，尿你逼脚上。”食物中毒事件之后，厂里没有任何交待。有一天，白蓝跑到厂办去破口大骂，厂办的人也无可奈何，他们也不明白一个小厂医为什么搞得这么激动，好像联合国难民署的。白蓝说，这么大面积的食物中毒，为什么不处理姓吴的。厂办的人想了想说，以前没这个惯例，以前也有集体拉稀，吃点黄连素就好了。白蓝纠正说，这不是集体拉稀，是集体食物中毒。厂办的人说，我们这里都叫集体拉稀，不稀奇的，食物中毒听起来太严肃了，影响不好。厂办的人还告诉白蓝，吴主任没什么文化，也不大知道食品卫生，你去他家看看就知道了，小孩脸上全是蛔虫斑。但是，吴主任是厂长的大舅子，处理他很困难。吴主任本人也是这起事件的受害者，他也吃拉稀了，这说明他不是故意投毒。既然不是故意的，那就没有处理他的必要，不就是几斤变质的猪肉吗。白蓝听了这话，就在厂办砸热水瓶，一个两个三个，一共砸了三个。厂办的人静静地看着她把热水瓶砸光，对她说：“小白啊，气也撒了，人也骂了，回去工作吧。”她没辙，只好灰头土脸地回来了。那时候我对白蓝说：“你真牛，敢砸厂办的热水瓶。”她说：“而且砸了三个。”我说：“你就是送我三个热水瓶，我也不敢拿到厂办去砸。”她气呼呼地说：“你和我不一样，你学徒工。我怕什么？我不是白求恩吗？”事实上，尽管她砸了厂办的热水瓶，吴主任还是好好的，只有食堂里负责采购的师傅被调走了，去糖精车间去做操作工。我们厂里很古怪，犯了事的都会被送去造糖精，好像古时候的充军发配。我对白蓝说，到此为止吧，你要想顺藤摸瓜，那就摸到厂长的瓜上，那样的话，你也差不多可以去做操作工了。白蓝说，全是体制问题，搞不好了。我那时候搞不清什么叫体制问题，说实话，现在也搞不清。我在电视上看经济学家讨论体制问题，争来争去，说的是一个厂到底应该归个人还是归集体，鸡巴，它爱归谁就归谁。假如一个厂老是让工人拉着稀去上班，这个体制就不怎么样，反之，则还有一点可信度。我对白蓝说，其实你去找小毕，让他跟他爸爸说一声，比你砸一百个热水瓶都管用。白蓝瞪着眼睛说：“你是不是一天不说小毕就浑身难受？”我说：“那么还有一种办法，我去把吴主任拍了。”白蓝说：“你拍他，于事无补。”我向她解释说，其实工人并不在乎食物中毒，只要吃不死，就没什么大不了的。工人在乎的是拉稀本身这件事。化工厂里的工人都是被毒气熏得半死不活的，干活也好，性交也好，全凭一口气撑着，这口气要是漏了，人就完蛋了。我自己做钳工的，我很清楚，自己不是史泰龙，而是举着饼干的蚂蚁，一个力大无穷同时又极其脆弱的微小生物。谁要让工人拉稀，谁就是把他们肛门上的塞子拔了下来，泄了气的工人等于是废物一个。干这种坏事的人，就是工贼，就是破坏分子，就是反革命。我不拍他还能拍谁？白蓝说：“你就乱扣帽子吧，你知道什么叫工贼反革命？”她让我不要管这个事情，拍吴主任是错误的，这又不是私仇。我说：“说了半天你还是没明白，公仇私仇还不是一样？”我想到一个词，叫做公报私仇，假如我去替白蓝拍了吴主任，那就应该倒过来，叫私报公仇。那几天我在秘密筹划着拍吴主任。既然是给他颜色看，那就不能把他拍死，拍死了那就轮到我看颜色了。其次也不能拍轻了，让他以为我在他脑袋上抹灰。我小的时候，我堂哥有个女朋友，她很美，唯一的缺点就是颧骨有点高，这让她看起来像个女煞星。她陪着我堂哥出生入死，打遍北环区无敌手。她很喜欢我，让我叫她嫂子。我嫂子那时候教我怎么拍人，说起来也简单，就是趁没人的时候揣一块砖头，悄悄跟在人家后面，蹑手蹑脚走近，然后迅速把砖头平拍在此人头顶上。据她说，拍后脑勺是会弄死人的，拍头顶最多脑震荡。对方捂着脑袋倒下的时候，你就朝前或者朝左右方向飞奔而逃，最好不要往回跑，因为被拍的人挨了突袭，会本能地向后看，你要是往后逃，就会被他看见背影。我嫂子说，其实看见背影也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小路那么帅的背影，就会被人认出来。此话乃是我嫂子的原话，不是我吹嘘自己帅。我打算为白蓝出口恶气，好几天都在观察吴主任的行动路线，我是青工，不能公然拍主任，那会使厂里所有的主任感到愤怒。不料这事情出了岔子，有一天下午，工厂里很安静，吴主任在宿舍区走过，正好几个锅炉房的师傅坐在那里。食物中毒期间，锅炉房的师傅也拉稀，他们拉稀的时候挤不进厕所，只能在煤堆里拉，虽然这很方便，但是世界上没有人天生喜欢在煤堆里拉稀。况且拉出来的稀，还得由他们自己铲到锅炉里去。锅炉房的师傅看见吴主任，气不打一处来，也没说话，也没吓唬他，就地捡了块砖头拍花了他的脑袋。吴主任一头鲜血，栽倒在地。拍完他之后，四周静静的，也没人围观。师傅们一想，把他撂在地上恐怕要出人命，就架着他去医务室去包扎。这种气度，真不是我能学得像的。那天，白蓝看见几个膀大腰粗的大汉架着个血人进来，走近一看，是吴主任。白蓝立刻喊了起来：“路小路呢？他躲哪里去了？”锅炉房的师傅们认得我，说：“没见到他啊。”白蓝问：“他把人打成这样，跑了吗？”师傅们说：“哦，不是他打的，是我们打的。”事过之后，我为自己没有抢到先手而后悔，我对白蓝解释说，不是我下手慢，实在是锅炉房的师傅太牛逼，他们是死猪不怕开水烫，说动手就动手，一点前戏都没有的。我不行，我是学徒，不能公然拍人。白蓝说我：路小路，你就像个暴民，不知道你中年以后会怎么样。我从她那里学了很多新名词，暴民是其中之一。我对她说，我无所谓，反正我才二十岁，以后有的是机会洗心革面，但在我二十岁的时候，能想得出来的也就是拿砖头去拍人。脑袋硬的人有权这么想，像你白蓝这样，跑到厂办去瞎嚷嚷，砸热水瓶，最后还不是悻悻而归？她说：“你就是个暴民，自己都承认了。”我说：“省省吧，半斤八两，你还咬人呢，你还砸热水瓶呢。我抄一块板砖就算暴民？”白蓝说：“你一辈子就靠砖头去过日子吧，你读大学，你结婚，都揣着块砖头去吧。”我曾经笑话她，没见过大世面，拍个砖头就大惊小怪的，流氓打群架的场面我都见过。白蓝森然地说：“你见过什么大场面，你那点场面算个屁，见过坦克和机枪吗？我可都见过。”我听了这话吓了一跳，再问下去，她就什么都不肯说了。那阵子我和白蓝吵吵闹闹的，我在充满噪音的地方，而白蓝的医务室则像停尸房一样安静，这两种地方都会让人的脾气变得很糟糕，前者是狂躁症，后者是忧郁症，但有时候我又觉得是反过来的，我是忧郁的，她是狂躁的。她对我的暴民倾向很不满，声称不会再给我递砖头，还说我不是小狼狗，而是小疯狗。这个我不能接受，疯狗见人就咬，我至少还是有点立场的。吴主任被拍伤以后，食堂的伙食一下子好了起来，肉丸子比以前大了一圈，饭里也没有石子了，青菜里也找不到虫子了。工人的伙食接近于干部餐的水准。我心想，吴主任，不打你还真不行，打了你，午饭的质量立刻提高，你他妈这不是找打吗？你这不是诱惑我们做暴民吗？当然，上述的想法，我都没有告诉白蓝，我心里知道暴民不是什么好东西，我的问题是，不做暴民，究竟该去做什么，究竟该洗心革面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些都找不到答案。我和张小尹说起以前的故事，我常常很自豪地说：我以前做过电工的。她听不明白，电工有什么可骄傲的。她说她姨夫以前也是电工，现在是厂长。我听了顿觉自卑，一个电工要做到厂长，在我看来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九十年代初，在那家没前途的化工厂里，人人都想做电工。电工最清闲，而且有技术，电工是糖精厂最体面的工种，如果你掌握了全厂的电路分布图，连车间主任都得喊你爷爷。电工的技术要求很高，不像钳工和管工都能糊弄过去，电工手艺不行就会把自己电死，这简直是一种生物学上的优胜劣汰。刚进厂的时候，倒B给我上安全教育课，他说一个违章操作的人会把自己弄死，当然也有可能弄死别人。结果一语成谶，九三年果然有人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电工班的几个师傅在车间里做大检修，有一个师傅站在梯子上布线，另一个人在外面推电闸，结果鬼使神差地推错了，不该通电的那根电线里跑进了380伏的电流。里面的师傅浑然不知，用手摸上去，只来得及喊了一声“耶”，就从梯子上倒栽下来，后脖子着地，立刻昏迷，送到医院没多久就死了。事发之后，公安局开了一辆警车过来，把推闸的那位师傅抓进去了。那师傅还问保卫科的人：“我这得算自首吧？”保卫科的人说：“去吧，最多判十年。”出事的时候，现场还有一个旁观的师傅，看到死人的场面，深受刺激，脑子转不过弯，傻了半个多月，吃饭拉屎都不能自理。厂里只能把他调到技术科去，管管资料，倒倒茶水。别人也搞不清他是真傻还是假傻，反正家属说了，脑子受刺激也是工伤，这笔账也得算到那个肇事者头上。至于死掉的那个师傅，处理起来反而简单，按工伤标准发放抚恤金，开追悼会。最难处理的是抓进去的那个，要判刑，家属当然不干了，带了二三十号人冲到厂里来，态度极其蛮横，把整个办公大楼的热水瓶全都砸了。出了生产事故，全厂都受牵连，半年的安全奖金全都没了。一时间，厂里贴了很多宣传标语：保障安全生产，安全第一，安全警钟长鸣。与此同时，安全科又召开了一次培训，把平时不注意安全的工人召集在一起上课，还考试，考试不过关就扣奖金。倒B说我是钳工班最没有安全意识的，把我叫进去再培训，考了两次没通过，扣了半个月的奖金。后来就不考了，因为水泵来不及修。池鱼既殁，就得重新放鱼苗。电工班一下子减员三个，活都来不及做。我爸爸听说这个消息，反应奇快，跑到化工局送了一把礼券，又给机修车间主任和电工班班长分别送了一条中华烟。之后的那个礼拜，我就拎着一袋劳保用品去电工班上班了。钳工升级为电工，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我对我爸爸刮目相看。虽然化工职大已经泡汤了，但毕竟不是我爸爸的错。这么一想，我心里就平衡多了。电工也不错，至少我已经到达了工人阶级的顶峰。做电工必须有电工证，否则不能上岗。电工证得去考，而且是局里统考，但是，拿到电工证未必就能做电工。谁做电工完全是厂里说了算，电工班有好几个师傅都没证，照样干了很多年，相反，锅炉房有个师傅考出了电工证，但他一辈子也进不了电工班。当时我在电工班领的是四级工资，这是在钳工班锉铁块得来的，我锉了一块铁坨子所以我是四级钳工，四级钳工调到电工班就是四级电工的待遇……这个来龙去脉很古怪，我自己也搞不明白。白蓝说这是管理问题，我们厂太混乱了，我说管理混乱也有好处，这便宜让我得着了，我不能总是倒霉，也应该占点小便宜了吧。后来我还被糖精车间的一个青工拦住，此人姓焦，绰号焦头，焦头是一个特别上进的青年，到处参加培训，想要逃离糖精车间。可是他越这么干，厂里就越不调他，据说辩证法就是这个样子的，也叫天威难测。焦头指着我的鼻子问：“路小路，你有电工证吗？”我呆头呆脑地说，没有哇。焦头说：“你没有电工证，凭什么进电工班？”我当然不能说我爸爸送香烟的事，我就说：“我他妈也不知道。”然后我问他：“你凭什么审问我？你有电工证啊？”焦头就从包里摸出来一本硬面的小本子，在我眼前晃了晃：“看，这就是我的电工证！”我说：“不行，你得给我翻翻，万一是你的独生子女证呢？蒙我啊？”焦头理直气壮地把本子塞到我手里，我一看，还真不是电工证，是会计证。焦头很抱歉地对我说：“对不起，我拿错了。”然后又从包里拿出真正的电工证给我看，也是个小本子，贴着他的照片，有一个钢印敲在他脸上。焦头说：“路小路，你开后门，是不正之风。我考了这么多证书，我还是在造糖精，太不公平了。”我说：“操，你还有什么证，就一起拿出来吧。”他又拿出了计算机一级证书、办公自动化证书、国标舞蹈培训证、三级厨师证……我他妈的完全看傻了。焦头说：“这些全是实打实考出来的。路小路，你什么证书都没有，凭什么做电工？”我像看神经病一样看着他，说：“你丫真是焦头一个。你他妈的再缠着我，我就揍你。”他听了就立刻消失了。后来我反省自己，对焦头太凶恶，很伤他的自尊。但我也不打算去道歉，我看见这种神经兮兮的人很害怕。一个工人，考了那么多证书，而且都是初级的，我也搞不明白他想干什么。后来听说他在考律师证，假如考上了这个证书，想打他就难了，我还是离他远一点吧。我去电工班报到，引路人是小噘嘴。她把我叫到劳资科，当时我从泵房回来，穿着小半年没洗的工作服，这衣服已经不是蓝绿色了，而是死黑死黑的，去挤公共汽车再好不过，但也可能被人打死。我腰里绑着一根巴掌宽的工作皮带，皮带上挂着各色扳手，左边是两个活络扳手，右边是四个套筒扳手，屁兜里插着老虎钳和螺丝刀，耳朵上夹着一根红塔山。我浑身散发着工人阶级的气味，再也不是当初那个期期艾艾的、神色慌张的学徒工了。小噘嘴看到我的样子，很恶心地皱了皱眉头，说：“你怎么搞得跟土匪一样?”我说厂里在大检修，必须带齐工具，样子是野蛮了点，但这表示我在辛勤劳动。她很不满意地说：“又不是没发给你劳保用品，你的工具包呢？”我说早他娘的烂穿了。小噘嘴说：“路小路，想必你也知道了，今天调你去电工班。”我嘿嘿地笑。她说：“你爸真行啊，什么时候把你弄进科室里来啊？”我说：“别取笑我了，坐科室会生痔疮的。”她送我去电工班，路上对我说：“路小路，你在厂里的表现很糟糕，本来胡科长要调你去糖精车间上三班的。”我说：“你别相信倒B对我的污蔑，其实我表现很好的，我还救过德卵呢，发了我三十块钱奖金。”小噘嘴说：“人不能总是吃老本，你又不是救过厂长，不值得这么得意。”我说：“你这话有道理，我一定好好改造。”小噘嘴说：“你真贫嘴，你那三十块钱奖励还是我给你打的申请呢。”我说：“你把我训那么惨，适当的时候也该奖励奖励嘛，不能总是给我看棍子，而不给我吃糖。”小噘嘴说：“哎哟，还记恨哪？你对着人家抡锉刀，要不是有你爸爸顶着，早把你发配到糖精车间去了。”我叹了口气，我向她详细解释了锉刀的作用，锉刀是没有刀刃的，锉刀也也没有刀尖，锉刀的作用面是在两侧，难道我用锉刀把倒B锉死？这倒很新鲜，从来没听说过。我本人就是那把无害的锉刀，扬来扬去，最后还是得去面对铁坨子，别无选择。小噘嘴说：“噢，原来锉刀是这个样子的。那你也不能抡锉刀啊。”我心想，你这个五谷不分的小白痴。小噘嘴送我去电工班，我一直很感激她。其实电工班的人都认识我，一起打牌，一起抽烟，但小噘嘴带我进去，显得我面子很大。后来才知道，她其实是去看另外一个人的。现在让我回忆电工班，我会说，首先，它就像个鸦片馆，其次，它还是像个鸦片馆。与钳工班的四处漏风正相反，电工班是一个水泥房子，造得跟碉堡一样，一扇小门进去，绕过一条走廊，再往里走是一个拱形的门洞，有点像阿拉伯宫殿的造型。这房子连一扇窗都没有，黑咕隆咚，亮着几盏小灯。几张年久发黑的办公桌，桌子后面不是椅子，而是躺椅，电工们全都横在躺椅上抽烟。由于没有窗，也不通风，整个房间烟雾不散，就像个鸦片馆。以前我不太爱来这里，嫌空气质量太差，时间久了会得肺癌。可我既然做了电工，也就只能忍受这种恶劣的环境了。我在电工班唯一的工作就是到处给人换灯泡。电工得会修马达、会修触报器、会安装低压电路、会爬电线杆……这些都很复杂，所有技术性的工作与我完全无关，我根本没学过。师傅们说，不着急，慢慢学，先去换灯泡吧。老牛逼曾经对我下过结论，说我没有机械天赋，修不了水泵，所以只能把水泵都报废掉。这么干其实很罪过，很多水泵就这么白白地被送进了废品仓库，假如我干的不是钳工，而是医生，那火葬场的人肯定得忙死。推己及人，推水泵及自己，我应该感到惭愧。但是，做电工就不会有任何负罪感了，灯泡坏掉是修不好的，没有人会修电灯泡，如果你能找到一个会修灯泡的人，他一定是个比爱迪生更伟大的天才，因为爱迪生发明灯泡的时候就没打算让人去修它。我只需要把坏灯泡拧下来，扔进垃圾桶，再拧上去一个好灯泡就可以了。从卡路里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比钳工轻松一百倍的工作。唯一的缺憾是，水泵不太容易坏，而灯泡经常出问题，并且，全厂有几千个灯泡，一天换上二三十个灯泡乃是家常便饭。换灯泡很容易，带一支电笔，扛一把竹梯就可以了。我每天扛着竹梯在厂里跑东跑西，白蓝说我像扫烟囱的男孩，最好再带把扫帚。我以前看过本书，扫烟囱的男孩从烟囱里掉下来，被有钱人家的女孩看到了，他们就结下了友谊，友谊是爱情的前奏。这是一个英国的故事，好像很浪漫。不幸的是我也读过狄更斯的《奥立弗?退斯特》，我知道扫烟囱的男孩经常被卡在烟囱里，下面的人不知道，一点火，男孩被熏成烤鸭。烤鸭好吃，但绝不浪漫，像我这么一条壮汉真的去扫烟囱，必然会被卡住，而成为牺牲品。我只能说白蓝有点异想天开，我做了电工，她也为我高兴，这是真的。做电工不用穿工作服，电工是非常干净的工种，而且这种干净显示出了电工的技术水平，牛逼的师傅在车间里做八个小时，身上的衣服都不带一点灰尘的，这就叫水平。只有在大检修的时候，因为有领导在场，我们才套上工作服，至于平时则是一身枪驳领双排扣的西装，笔挺地穿在身上。九十年代初，枪驳领西装非常流行，双排扣子最好是金色的，更神气。那时候还流行穿太子裤，又肥又大，裤腰上打着八到十六个褶子。太子裤配金色扣子的枪驳领西装，脚下是一双白色的真皮运动鞋，就这么个鸟样。这种装扮走在厂里非常吓人，认识的人知道是电工发神经，不认识的还以为是外商来考察。这种装扮还有个特点：枪驳领西装很长，而太子裤显得腿很短，我们就是一群上身笔挺修长，而下身短成一橛的怪人，自己还觉得很时髦。那时候我没有枪驳领西装，穿着工作服出去混，反而被人嘲笑，车间里的阿姨甚至都不信任我，对我的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为了公关形象，我必须穿得跟他们一样。我央求着我妈，去裁缝那里做了一件枪驳领西装，竖条纹的，近看像囚服，远看像旧社会上海百乐门的小开。我妈看了也很满意，说我神气得不得了。我穿着这件西装到处招摇，后来不穿了，因为只有民工才穿枪驳领的西装，城里人改穿单排扣小领子的款式了。枪驳领的西装成为民工的标志，非常巧合的是，他们穿着这种西装砌砖头、捡垃圾、骑三轮，和我们当年如出一辙。到了夏天，西装不能穿了，我们还是穿太子裤。上身则什么都不穿，就这么光着，八个褶子的太子裤配上光膀子，使我们看起来就像一群阿拉伯舞娘。夏天的早晨，我们骑车到电工班，把衬衫一脱，就这么站在电工班门口抽烟。我们还把皮带松开一个扣，裤子就松松垮垮地挂在胯上，露出肚脐三寸之下的一小撮阴毛。路过的师傅们看了，纷纷叫好，小姑娘则面红耳赤，急匆匆地跑过去。那时候白蓝看见我的舞娘装束，骇得目瞪口呆。我赶紧提裤子，免得她看见我的阴毛。后来她说这个裤子好，肥大宽松，勃起的时候看不见。我立刻想起自己在医务室里昏迷的事情，妈的，哪壶不开提哪壶。她又嘲笑我说：“当心老阿姨流鼻血。”那天我刚到电工班报到，就接到了一份外出干活的差使，电工班班长对我说，去制冷车间换灯泡。电工班班长三十多岁，绰号鸡头，这个绰号很难听，他以前的绰号叫鸡鸡，更难听，做了班组长才升级为鸡头。鸡头就鸡头吧，总比鸡鸡好听一点。他给了我一个380伏的灯泡，并且告诉我，灯泡分为两种，220伏和380伏的，如果把220伏的灯泡塞到380伏的插口上，那个灯泡就会变成一个小型的炸弹，玻璃碎片崩到眼睛里就会变成瞎子阿炳，以后只能到工会里去拉二胡。我战战兢兢地拿着灯泡。鸡头又说，去制冷车间找黄春妹吧。我问鸡头：“黄春妹是谁？”鸡头说：“一个很胖的女人，大概有你两个那么宽，很容易找的。找不到就问别人吧，制冷车间都知道黄春妹。”我听他这么形容，觉得有点心虚。鸡头皱着眉头说：“怕什么？一个胖女人就把你吓成这样，那要是遇到瘦女人怎么办？”他说的近乎黑话，我又听不懂了。鸡头就把身边的一个青工叫过来，陪我一起去，他叫小李。我以前没见过他，他说：“哦，我是从橡胶厂新调来的。我见过黄春妹的，很胖的。”鸡头说：“对，就是那个胖老虎。”我和小李一起去制冷车间。他比我大一岁，技校毕业，学的就是电工。我们都是新人，相互结伴胆子大，于是揣着灯泡，扛着梯子，哼着小曲去找胖老虎黄春妹。路上，小李说：“你们这里，那种阿姨，原来叫老虎啊。”我问：“你们橡胶厂呢？”“我们那里叫蝗虫，又叫菜皮，又叫烂污女人。”我问小李，为什么鸡头说胖女人比瘦女人好对付。小李挠了挠头说：“我也不大清楚，以前橡胶厂里的师傅说，瘦女人欲望很强烈的，会把人吸干掉。”关于瘦女人的问题，超出了我当时对性的理解，我一直以为胖女人难对付，因为体形比较庞大嘛。瘦女人可怕，似乎不符合逻辑。后来有个学生物的朋友告诉我，工厂的传说是有道理的，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体形较大的生物其繁殖能力都比较弱，大象，鲸鱼，熊猫，莫不如是。相反，较小的生物其繁殖能力必定旺盛，老鼠就是典型。我回忆工厂里的阿姨，就说，她们面黄肌瘦，形容枯槁，性欲旺盛。生物学家说，性是另一种形式的战争，在这种战争中不一定以体形大小决定胜负。我年轻时所犯的糊涂，就是把性爱和打架混为一谈。那天，我和小李跑进制冷车间，到操作室一看，见了鬼，一个人都没有，更别提黄春妹了。这种情况很可怕，可以直接去安全科举报他们，无人看管的车间随时都可能爆炸。小李放亮了嗓子喊：“黄春妹！黄春妹！”可是机器的轰鸣像战斗机在我们头上呼啸，根本听不清他的声音。我和他分头去找，过了一会，小李冲过来对我说，他找到黄春妹了。我跟着他跑过去，发现在车间偏僻角落的一架鼓风机前面，晾着一些女式内衣，都是零零碎碎的小布片，其中却有一个巨大的白布兜子。我问小李：“黄春妹呢？”小李指着白布兜子，大声喊：“这是黄春妹的胸罩！”我见过的最大的胸罩就是在制冷车间里，它飘啊飘地晾在昏暗的角落，白色的，缝制得很差，胸罩上的带子被风吹得绞作一团。小李说，这只能是黄春妹的胸罩，除非制冷车间有另外一个胖子。我和小李都忍不住上去摸了摸，虽然我们都知道，随便摸一个晾出来的胸罩是件非常恶劣的事情，但我们纯粹是为了证明眼前看到的这一幕并不是幻觉。我对小李说：“妈的，你找到她的胸罩有屁用啊！”小李说：“你笨啊，只要守着胸罩就能等来黄春妹，她总得戴着胸罩下班吧。”我说：“这他妈哪里是个胸罩啊？这分明是一个降落伞。”后来，我们看见制冷车间的大门口晃进来一个巨大的影子，这影子慢慢移动着，当她晃到我们眼前时，我确信，这就是降落伞的主人黄春妹。小李说：“黄春妹，你们车间里一个人都没有！”黄春妹说：“哇！要死啊！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啊！”为了讨好我们，她并没有急于让我们换灯泡，而是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香瓜子，用那只钵大的拳头抓着，塞到我和小李的手心。她说：“吃瓜子呀。”我握着那堆瓜子，还带着她手上的温度。我必须很负责地说，黄春妹不是老虎，她只是长得胖一点而已。她脾气很好，我们去换灯泡，她在梯子边上呵呵地笑，也不知道笑什么，她还帮我们扶着梯子。她给我们看她打的毛衣，那是一件像蚊帐一样大的衣服。这姑娘快三十了还没嫁出去，假如瘦一点的话，大概是个不错的老婆。黄春妹还问我们，有没有合适的对象给她介绍一个。我和小李面面相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回到电工班，我郑重地对鸡头说，黄春妹不是老虎。鸡头根本无所谓，他觉得胖成那样的女人就是老虎，不管脾气好不好。我对鸡头说，这太不人道了。鸡头说：“你们真有空，还跟她聊天啊？吃了她的零食没有？”我和小李老老实实地点头，同时又说了降落伞那一节，鸡头哈哈大笑，说我们脑子有病，偷看女人的胸罩。结果，过了一个礼拜，附近管工班、钳工班的人都跑过来嘲笑我们，说我们是变态狂，喜欢看女人的胸罩，还要凑上去闻闻。最后的结论是：路小路和李光南（就是小李）专偷人家的胸罩，本厂女工失窃的胸罩，作案者很可能就是我们俩。我和小李面对一群穿着工作服的师傅，就是有一百张嘴也说不清。照书上的说法，从一开始就陷于辩诬的地位了。我二十岁那年只是希望厂里的灯泡长命百岁地亮着，除此以外别无所求，我既不是强奸犯也不是变态狂，对女人的胸罩虽然很有兴趣，但决不至于到偷一个胸罩来闻一闻的程度。工人说的那些全是谣言。但是，活在世界上，老是要为自己是不是变态而争辩，实在很无趣。而变态这个词恰如烙印，只要我跟它沾上边，别人就永远会记得我是个变态。后来厂里有人偷窥女浴室，保卫科的人第一时间就来调查我和小李的动向，说我们是重要嫌疑犯，或者是从犯，或者是教唆犯。九三年我从一个后进青年直线堕落成偷胸罩的变态狂，这纯粹是起哄造成的结果，整个过程乱糟糟的，也找不到造谣者。在钳工班里，我是老牛逼的徒弟，谁也不敢惹我，到了电工班，我没有师父，于是就成了弱势群体，谁都可以欺负我。我怀疑鸡头就是造谣的人，但他是班组长，我不能打他，也不一定打得过，众所周知，鸡头的两个兄弟三个小舅子一个姐夫全都在厂里做工人，这些人蹦出来能把我踩扁了。如果我想找死，得罪鸡头一定是条捷径。我在电工班干活的时候，没有师父带我，只能自学电工技术，但我什么都学不会。小李是科班出身，技术很扎实，他教我安装触报器，教我修马达，这些活都很复杂，我转眼就忘记得一干二净。由此可见，我也没有电工天赋。小李也不生气，说：“你就跟着我到处换灯泡吧。”每天清晨，我骑自行车上班，沿着郊区的公路走，那条路上是浩浩荡荡的上班人流，自行车和卡车混在一起。骑车的人都是睡眼惺忪，开卡车的都是外地司机，一晚上没睡了，疲劳驾驶。这两种人混在一起经常出事。我见过有人被卡车蹭了一下，倒在地上就再也没起来，我也见过早晨去买菜的老太横穿马路，卡车呼的一声从她身上就过去了。这些都像曾经看过的电影一样，回想起来，觉得很诡异。每天上班前，我妈都会叮嘱我一句：小心汽车啊。那阵子戴城开发工业园区，把农田填平了造厂房，到处都是运土方的大车，在马路上开得稀里哗啦犹如坦克。这种土方车好像只装了油门，从来没见过司机踩刹车的。在我的印象中，只有日本人的神风敢死队才有这种派头。鬼子飞行员在登机之前一定要凝望富士山的方向，把布条绑在脑门上，然后高唱“君之代”，因为马上就要去送死。至于土方车的司机，他们既不唱歌也不绑布条，他们很开心，因为这种车子只会让别人死掉。我上班的那条路上，大清早就开着三种卡车：土方车，化工原料车，还有大粪车。这三种卡车互不相让，土方车马力强劲，大粪车臭气熏天，化工原料车更是不得了，不是剧毒品就是易燃易爆品。有一次遇到土方车和大粪车在街上飙车，这两个舒马赫的快乐变成了行人的灾难，黄土和大粪在车屁股后面飞溅，像雨却是粘的，像雪却是黑的，像火山灰却是臭的。车过之处，路人哇呀呀一片惨叫。我妈妈一直到去世之前还保持着这个习惯，每天要叮嘱一声，小心汽车。她很爱我，怕我被卡车撞死。凡所爱之人都不要死于卡车之下，太惨，神经受不了。她还有一个潜台词是：不要被大粪车和土方车压死。这是对的，被那种车子压死，毫无荣誉可言，别人只会说我是个白痴，看见那么大的家伙撞过来，居然不知道躲一下。当然还有化工原料车，但我不怕化工原料车，因为都是我们厂里的卡车，司机和我熟得很，他要是撞死了我，我一定会跑到司机班去抽他的脸。我做了电工以后，我妈担心我被电死。我就解释给她听，触电也分很多种，具体来说，有如下四种：一是：沾上220伏电流，这是家用电路，基本上是被打一下，不会出人命。二是：沾上380伏电流，这是工业电路，会把人粘住，电流通过心脏15秒钟大概就会死掉。三是：沾上1万伏以上的高压电，摸到这个电门立刻就死了，变成一只烤鸡，烧得连亲妈都认不出来。四是：被闪电劈中，那个威力最大，能把房子都给端了。其实还有一种触电，那就是挨了电警棍，如果想尝这味道可以去联防队试试。我妈听了就很担心地说：“那你千万别去摸高压电啊，免得我认不出你。”我爸爸瞪着眼睛说：“你当他白痴啊，没事去摸高压电，他够得着吗？”我受了我妈的心理暗示，每天早上先是要担心自己被卡车撞，进了厂门就要担心自己触电。这种心理对我学习电工技术没有任何好处，我干活的时候很谨慎，用师傅们的话说：缩手缩脚好像一个冬天的鸡巴。鸡头说：“做电工没有不挨家伙（就是触电的意思）的，电工最牛逼的就是带电操作。”我问他什么是带电操作，小李在旁边解释说，就是在电闸不拉下来的情况下搞维修，有电的，技术不过关就会闯祸，要么短路，要么电死。这时，鸡头捋起袖子，在电工班里找了个电门，他把手伸到电门里摸了一下，说：“嗯，有电的。”然后得意洋洋地对我说：“怎么样？厉害吧？”我看傻了眼，拼命点头。鸡头说：你也来试试看。我在鸡头的强迫下，把手伸到那个电门里，毫无疑问，我不是绝缘体，于是发出一声惨叫，整个人像被机枪扫射一样跳了起来。一股电流从我的手指猛蹿到手肘上，触电的部位像火烧一样疼。等我猛地缩回手之后，一切又都归于平静，电还在电门里，我还在地球上，鸡头还在人世间。我看着鸡头，强忍着愤怒，没有把拳头戳到他脸上去。鸡头轻描淡写地说，每天摸一次就习惯了，习惯了就不害怕了。不久之后，鸡头收了一个嫡传的徒弟，叫元小伟。元小伟干活也是缩手缩脚，比我更缩，师傅们说：简直是西伯利亚的鸡巴。鸡头是班组长，当然受不了这种羞辱，就把元小伟叫过去。鸡头照例把自己的手伸到电门里摸了一下，问元小伟：怎么样！元小伟笑嘻嘻地说，这个电门没电。鸡头说，那你摸一下。然后元小伟就主动把手伸了进去，发出了和我一样的惨叫。这还不算完，鸡头冷冷地说：以后每天中午摸一次。此后的每一个中午，元小伟都会发出相同的惨叫，我们所有的人都跑到门口去抽烟，实在太惨，听了晚上做噩梦。小李曾经不屑地对我说，摸电门是有窍门的，像鸡头这么干，早晚会把元小伟弄死。我已经不关心这些了，只要鸡头不让我去摸电门，随便谁死了都可以。我还是继续扛着竹梯换灯泡吧，凡是遇上什么带电操作的技术活，我一概往后面退，像意大利人一样耸肩摊手说：“我不会，你另外找人吧。”我现在住在上海一个爬满蟑螂的屋子里，老式的筒子楼，房间朝北，共用煤卫，对家是一户退休夫妻。他们从来不跟我说话，相互之间也很少有交谈，用现在流行的说法，这是得了失语症。我要是老了，不知道会不会变成这个怂样，我是很啰嗦的一个人。筒子楼里的电路很差，和工厂里几乎没有区别，一块红色木制的配电板上，安装着电表、保险丝、闸刀。这里的电线都老化了，我掰开看过，是铝芯的，很差。当年我在工厂里用的电线都是铜芯的。我对张小尹说，这地方很容易着火的。张小尹和我住在一起，我们没事的时候就在屋子里喷杀虫剂，然后数蟑螂。前几天屋子里忽然停电了，一秒钟以后电又来了，一秒钟以后又停电了，这样往复了四次。当时我正在看足球转播，而张小尹趴在电脑前面写小说，她没来得及存盘，写出来的2000个字全都废了，而我错过了一个不怎么精彩的进球。张小尹说：“这供电局怎么回事？”我从沙发里跳了起来。我做过电工，知道不是供电局的问题，供电局的电工都受过正规训练，绝不会这么干活。须知，这种干法会把所有的家电都烧成一堆废铁。我冲出房门，破口大骂：“操你妈！会修电路吗？”结果我看见邻居老头站在楼道的配电板前面，正拿着一把螺丝刀瞎捅一气。老头瞥了我一眼，冷冷地说：“我家停电了，关你什么事？”我说：“操，老鳖。有你这么修电路的吗？把你家的触报器推上去！”老头说：“你骂人！”我摇了摇头，跟这样的老头没有任何解释的必要，我捋起袖子跑到他房间里去，借着楼道里的灯光，找到了门框上方的触报器，瞅准了跳起来一推，他屋子里的日光灯噗噗地跳了几下，重新放射出灰暗的光芒。这灯管两头发黑，看来就快报废了。老头看了看日光灯，然后一步三摇地走进了屋子，顺手把我推了出来，说：“你放规矩点，谁请你到我家来了？”他碰地关上门。我隔着门说：“操，要不是我，你丫现在就被电死啦。”我回到自己的屋子里，关上门，张小尹说我脾气不好。我说，我就是受不了有人拿电门开玩笑，真的会死掉人的。这么小的筒子楼，对家要是办丧事，还不得把我烦死？我点起一根香烟，要把电工班的故事讲给她听。这时，对门的老头忽然砰砰地捶我家的门：“姓路的，把厨房里的垃圾倒掉！”我再次跳起来：“操你大爷！别以为你年纪老我就不敢打你！”我做电工的时候，脾气没这么大，因为技术差，做人也就低调起来。但工人们还是很尊重我，如果我不给他们换灯泡，他们就没法干活，没法打牌，没法打毛衣，走路会跌进沟里。在昏暗的车间里，灯泡是唯一的光源。换灯泡的时候，通常是小李在下面扶着竹梯，而我像个猴子一样爬上去，把坏灯泡拧下来，再把好灯泡拧上去。事情就这么简单。那时候工人师傅不正经，把灯泡叫卵泡，把灯管叫鸡巴。他们一个电话打到电工班，换卵泡，换鸡巴，就这么乱喊一气。小李说，爬梯子拧灯泡其实也很危险，如果被电着了，人会朝后倒，从两米高的地方倒栽葱下来，基本上是后脑着地，就是武侠小说里说的玉枕穴。摔得不巧会送命，摔得巧就成了一个脖子举不起来的高位截瘫，别说做爱，就是手淫都很困难。换灯泡必须得两个人一起行动，这不是浪费人力，一个人爬梯子，另一个人扶梯子。没人扶的竹梯会从墙面上滑溜下来，上面干活的人就惨了，通常摔断锁骨和肋骨，也有人把整个下巴摔碎了。我们换灯泡的时候，除了爬梯子以外，还揣着几个大白兔奶糖，遇到有小姑娘，就把奶糖掏出来给人吃，然后就坐在桌子上与人聊天，这么一圈搞下来，换一个灯泡得花半天时间——不是虚指的半天，而是实打实的半天，整整四个工时。以前做钳工，都是和泵房的阿姨打交道，虽然她们很香艳，但我毕竟不好意思泡太久。后来做了电工，有机会去化验室，去车间操作室，我发现那种地方全是没结婚的小姑娘，她们香喷喷甜蜜蜜，是电工青年的最爱。我们长时间逗留在她们身边，哪儿都不想去，呆腻了就换个姑娘聊天。那时候凡有人来电工班找我和小李，答复一概是：他们去换灯泡了，去哪里不知道。唐诗云：松下问师傅，童子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我们当时就是那个德行。有时鸡头也会训我们。鸡头说：“你们他妈的出去换个灯泡，我两圈麻将打完了回来，你们还在换灯泡！”小李说：“没办法呀，换好了灯泡，还帮女工修电风扇，还修电吹风。”鸡头说：“你有没有给她们洗短裤？”小李说：“没有呀。”我说：“女工说了，下回请你过去，顺带把电热炉也一起修修。那玩意我们不会修。”鸡头说：“我不去！”那阵子因为谣传我们偷胸罩，师傅们都嘲笑我们，但阿姨们都很理解，阿姨们甚至对师傅们说：“啊哟，有什么了不起的，两个小伙子发春，很正常。你们当年难道就没偷过胸罩？”师傅们就拍着自己的脑袋，说不出话来。后来我们辩解说，不是偷胸罩，而是看见黄春妹晾着的降落伞，忍不住上去研究研究。阿姨们说：“啊哟，她的胸罩，美国人都想研究。”变态事件在阿姨们的吵吵闹闹中逐渐消解，师傅们都听阿姨的，阿姨说我们正常，那就是正常。后来，她们打电话到电工班，凡是要换灯泡，就会对鸡头说：“鸡头啊，我们这里灯泡要换啊，把你们的小路和小李叫过来吧。”鸡头哈哈大笑说：“你当我这里是夜总会啊，可以点小姐啊？”每当这时，我和小李就收拾收拾工具，准备出台。假如去的不是我们，而是其他师傅，阿姨们就很不开心，第二天故意弄坏几个灯泡，还得点名让我们去。我们确实就像做三陪的，可以被点的。一直到很久以后，劳资科发现了这个情况，大为恼怒，说是变相色情活动，我们才结束了这种点名出台的生涯。九三年，由于换灯泡，我跑遍了厂里的每个角落。我去过各大车间，去过锅炉房，去过食堂，去过男厕所和女厕所，男浴室和女浴室，男更衣间与女更衣间，去过厂长办公室，去过档案室、汽车班、废品仓库……哪里有灯泡，哪里就有我扛着竹梯的身影。在女工更衣间里，我和小李参观过一溜十几个胸罩，大大小小，晾在一根绳子上。本厂的女工有在上班时间洗胸罩的爱好，洗好了就晾在那里，也没人管她们。胸罩以白色和肉色居多，偶见粉色的，最激动人心的是黑色胸罩，太他妈的前卫了。这些胸罩我看了很久，我二十岁了，没有结婚，没有女朋友，我过的是一种无性的生活，当我想起自己曾经在一片胸罩底下盘桓，就不能不说，我曾经是个性压抑。某些地方与更衣间相反，拧完了灯泡就赶紧闪人，比如厂长办公室。那地方没什么好玩的，被厂长认准了脸孔，就是一场灾难。厂长办公室有一个美女，常年坐在一张办公桌后面，她戴着金丝边眼镜，绾着乌黑的头发，露出光洁雪白的额头，很像希腊雕塑。我们换灯泡的时候，她坐在那里静静地看着，不说话，也不动，真像是被砌在办公桌后面。假如她不是那么的美，不是那么的没有烟火气，也许我们会请她吃大白兔奶糖？做了电工，平时不能去的地方，都可以名正言顺地跑进去。厂长办公室、档案科、财务科这些神圣的地方我都去过，还有女厕所，那地方没什么神圣的，但是灯泡不亮就会有女工掉茅坑里，所以也得去。女厕所没什么好玩的，如果换灯泡的时候太长，外面的女工就会破口大骂，说我们是吃干饭的，掉在茅坑里才好。还有女澡堂。我们进去换灯泡，会在门口大喊三声：“有人吗？！！！”然后才跑进去。上班时间澡堂是不开放的，但有些女工会偷偷溜进去洗澡，如果电工忘记喊那么一声，就会发生扫烟囱男孩撞上洗澡女孩的事情，这很像是一个童话，结局却可能很悲惨。九三年的时候，电工班的六根去女澡堂换灯泡。那天本来应该是我去的，但我在和鸡头下象棋。六根一个人扛着梯子去换灯泡，当时是中午，整个澡堂静悄悄的，也没有水声，也没有说话声，外面的树上有一只杜鹃在叫。六根有点迷糊，他走进澡堂时忘记了喊一声。于是，他扛着梯子撞见了一个女工，赤身裸体，乳房饱满，阴毛上还沾着白色的肥皂沫。六根扔下梯子就跑，后面女澡堂的门帘里伸出一个湿漉漉的脑袋，对着他的背影大喊：“抓流氓！抓住六根！”六根被保卫科抓了进去，没多久就放了出来。保卫科一查，该女工在上班时间洗澡，而六根是去执行正常的工作任务，错的是女工，不是六根。问题是，这个女工是个没结婚的姑娘。鸡头说：“这下完了，六根得娶她了。”我们都很害怕，这也不是旧社会，看见裸体就得娶回家。鸡头对六根说：“你出去躲几天吧。”还没等六根答应，电工班闯进来四条大汉，后面跟着那个女工。女工一指六根：就是他。四条大汉拍出四把杀猪刀，要挖六根的眼睛。电工班没窗户，六根无处可逃，绕着办公桌打转，被人擒住，按倒在桌子上。六根说：“他妈的，就算要挖我眼睛，也不用拿四把刀子吧？”当时我们都吓坏了，对方都是拿刀的，而且是杀猪刀。这种刀子又长又宽，黑沉沉的沾着血腥味。只有鸡头还保持着镇静，鸡头往地上摔了一个茶杯盖子，然后说：“闹够了吗？”女工说：“没闹够！鸡头你靠边站，不然连你的鸡眼都挖出来！”女工说着，手一挥，指向六根的四把杀猪刀，立刻有两把掉头对准了鸡头。鸡头立刻软了，鸡头说：“有话好商量。反正他该看不该看的都看了，要不我撮合撮合，照老规矩办？挖眼睛有什么好玩的？还是谈谈恋爱算啦。”女工本来脸色铁青，后来就红扑扑的，好像挺害羞的。她朝六根看了看，六根仰面躺在桌子上，衣衫凌乱，眼神惊慌，好像被强奸过的样子。六根是一个瘦小干枯的青年电工，一双三角眼加一对大龅牙，还不到三十岁就已经秃顶。六根是农村户口，爹妈都在乡下种地，家里还有一个痴呆的弟弟。六根只有小学文凭，初中留了三级都没能毕业，只能出来做工。六根是个六指所以他叫六根。六根就是一部找对象的反面教材，一部缺陷大辞典。女工咬牙切齿说：“谁要嫁给他？！”鸡头说：“那你想怎么样？你想嫁给谁？”女工昂起头，凛然环顾电工班。我们这些看热闹的小电工不禁集体哆嗦了一下，接二连三躲出去抽烟。被人砍了也就算了，万一要顶替六根去娶她，那真是生不如死。那天我站在电工班外面，对小李说：“万一是我们两个一起撞见了赤膊女人，那怎么办？到底谁娶她啊？”小李说：“我想大概会让我们抓阄吧。”“万一是个老太太呢？”“那就挖眼睛啦，挖眼睛就不用抓阄啦。”其实挖眼睛根本不用四把杀猪刀，拍出杀猪刀，纯粹胜于气势。挖眼睛只要一橛直径三公分的镀锌管，也就是家里的自来水管子，套在眼眶上，用手往里一拍，噗的一声，眼珠子就会从管子里掉出来，下面再放个酒杯就能直接泡酒喝。旧社会的土司就是这么干的，用的是竹筒。杀猪刀是很不科学的。这事最后是由鸡头出面摆平的。反正六根没有娶这个姑娘，也没有被挖眼睛。六根自己很灰心，说，这么难看这么霸道的姑娘，看见她赤膊而且闹得满城风雨，在这种情况下她都不肯嫁给他，说明他这辈子娶不到老婆了。鸡头就安慰他说：六根，你不要老是着眼于城里姑娘，你在乡下还是属于优秀青年的。然后鸡头警告我们：以后不许乱跑乱动，尤其是小路和小李，换灯泡那么好玩吗？看看六根吧。六根的霉运并未就此结束。九三年的春天，我们到处参观胸罩，成了个性压抑。我以为只有我们是性压抑，其实工厂里到处都是性压抑。我师姐阿英就是其中之一。那年她三十二岁，同龄的男人都结婚了，她又不想嫁个拖油瓶，就把目光投射到了三十岁以下的大龄未婚青年身上。阿英年轻的时候曾经放出话来：上三班的男人别想娶她。此话出口，所有上三班的男人都松了口气，并且哈哈大笑。这是工厂里尽人皆知的笑话之一。上白班的男人看见她都绕着道走，生怕她起歹心。我师姐一等就是十年，闺房之前是门可罗雀，用师傅们的话说：大腿里都结满蜘蛛网了。那年春天特别长，天气一直是闷闷的，有一种无法逃脱的困怠。污水处理房那一带，白色的污水泡沫在天空中飘扬，像雪，像柳絮，像落花。假如你不介意它们是污水泡沫，这景色还是可圈可点的，很像古代诗词里描写的场景，特别容易产生闺怨之类的情思。我师姐坐在污水处理间里，她给食堂里的秦阿姨摇了个电话，请秦阿姨去撮合一下电工班的六根。秦阿姨说：“哦，就是那个偷看女人洗澡的人啊。谁那么不开眼，看中了他呀？”阿英怒吼一声：“我！”后来秦阿姨跑来说媒，她的态度也很务实：六根，你想娶个城里姑娘吗？阿英是唯一的选择。六根就转过头来问我：“小路，你是老牛逼的徒弟，你觉得他们家怎么样？”我摇了摇头，我已经很久没见过老牛逼了，不知道他是不是骑着土摩托周游列国去了。我只能说：六根，你自己保重吧。阿英要和六根谈恋爱，全厂都知道了。厂里的人说：这是癞蛤蟆想吃乌鸦肉。这帮工人太刻薄。后来他们约会了几次，据六根说，阿英还是很温柔的，并没有想要咬掉他的那个。出去吃饭，都是阿英买单，虽然她吃相有点难看，嚼东西吧唧吧唧的，但六根不嫌弃，六根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我师姐恋爱之后，性情大变，去食堂打饭都知道排队了，去女厕所方便的时候也不会让隔壁男人听见她讲话的声音了。鸡头说：“爱情是会改变一个人的。”那阵子六根也特别精神，穿上了金扣子的枪驳领西装，还剪了一个像香港歌星郭富城一样的发型，就是前面有点秃顶，挡不住眼睛，只能稀稀拉拉地挡住额头。这是六根生平第一次谈恋爱，起初我们替他捏一把汗，后来我们发现六根和阿英是非常般配的一对，他们可能就要结婚了。有一天，我和小李去换灯泡，回到电工班门口，看见一个老太太站在凳子上，她把裤带挂在大门的气窗上，打了个结，然后把脑袋伸了进去。我们认得，这是六根的妈，大惊之下，小李抱住老太太的腿，我冲进电工班去报信。六根正躺在里面抽烟呢。我说六根你他妈的还在抽烟你老妈都吊在门框上啦快出去看看吧。众人一听，全都跑了出来。六根跑到他妈妈跟前，扑通一声跪下说：“妈，你有什么事情想不开的？”六根妈说：“你是不是在跟那个阿英谈朋友？”六根说：“是啊。”六根妈放声大哭：“六根，你要是把她娶回家，你对得起你爸爸吗？我还不如死了算了，全家遭罪哟。”我们当时听得云里雾里，六根娶了阿英就对不起自己爸爸，难道他爸爸曾经和阿英有一腿？众所周知，六根的爸爸是个乡下人，养猪种菜，长得比六根还不如。六根悄悄告诉我们，事情是这样的：工厂门口的桥上，晨昏之际，有很多菜农挑着蔬菜摆摊，就成了个菜市场。我师姐有个很不好的习惯，她跑桥上去买青菜，总是抓起一把，噼里啪啦把菜叶子掰掉，掰成一个小菜心，她就抓着一大把菜心回家去了。假如她心情好，会顺手扔下一毛钱，假如心情不好就什么都没有了。菜农怕她怕得要死，一旦见到她出现在眼前，菜农就会把整个身体趴在竹筐上，护菜。这个动作好像是在做健身操。我师姐也不说话，就从脚底下摘下鞋子，照着菜农的后脑勺猛打。这些挨打的菜农之中，有一个就是六根的爸爸。六根说：“我爸爸至少被她打过三次，抢走的菜心数都数不清。”我说：“她打人的时候，不知道是你爸爸吧？”六根说：“她是不知道，可我爸爸一辈子都记住她了。”我们把六根妈从凳子上抱下来，老太太的哭声绵长而响亮，并且按照他们乡下的哭法，哭出了起伏跌宕的音调。这下把厂里的闲人都招来了，四周围了上百个工人看热闹。六根妈就把阿英如何用鞋底打六根爸的事情，详细地再三地说给众人听。六根妈是乡下口音，这种口音在大家听来都很有趣，人们一边听一边笑，听不懂的地方还有人主动做翻译。后来六根哭了，六根说：妈，我不跟她谈了，我听你的话。我师姐阿英想必是在第一时间就知道了这个事，我以为她会抡着鞋底子跑过来，照着六根的脸上连抽几十下，甚至把这个乡下老太挂在上吊绳上，重新吊死她算了。但她没有这么干，她出乎众人意料之外，在污水处理间里安安静静地坐着。后来她一直这么坐着，一个嫁不出去的老虎，等同于报废的水泵。在污水处理间里，观赏那些满天飘扬的泡沫，把它们想象成雪或花，这也是一件可以接受的事情。她就这么坐着，直到成为一坨坚硬的影子，留在了我的脑子里。在厂里，我和小李是哥们。其实我没什么朋友，读书的时候，朋友仅限于同学之间，进了工厂之后就少有联系。我的生活圈子就是在农药新村和糖精厂之间，两点一线，想不出还能到哪里去找朋友。对我来说，异性之爱是一种渴望，同性之间则不存在这种念头，既然它不是渴望，那就可以被我忽略掉。后来我遇到李光南，我们一起看过黄春妹的胸罩，一起被诬蔑为变态青少年，有了一种患难与共的错觉。有一天，小噘嘴把我拦住。她说：“路小路，你是不是真的和李光南一起看过黄春妹的胸罩？”我说：“你怎么也跟工人一样无聊啊？老是憋着想知道这些。”小噘嘴说：“我问你问题，你只要回答是或不是。”“你又不是法院，我干吗要这么回答啊？”“肯定是你带他去看黄春妹的。”小噘嘴涨红了脸说。“你说错了，明明是他带我去看的。胸罩也是他发现的。”小噘嘴真的生气了，扭头就走，一根红肠似的辫子在我眼前晃。后来我把这事情说给小李听，小李说：“我正要问你呢，是不是你在杜洁面前胡说八道啊？”我问他，谁是杜洁。他说就是小噘嘴。我有点明白过来，我问他：“你们俩什么关系啊？”小李交待说，他和小噘嘴是小学到初中的同学，九年时间里，陆续有四五年是同桌。小噘嘴读书的时候很凶，小李比较温顺，老师大概也有点变态，就爱把他们俩放在一起，主要是看小噘嘴欺负小李。谁知这两人最后竟欺负出了感情，初中二年级就谈恋爱，毕业以后，小噘嘴读了个中专，学什么企业管理，小李考上了技校，读电工。照理说，前者是干部编制，后者是工人编制，两个人应该吹了才对，但青梅竹马毕竟不是摆炮的，两人感情深得很，把阶级差异忘记得一干二净。小李从橡胶厂调到糖精厂，就是为了小噘嘴。我听了这些，不禁也唏嘘，我的小学同桌全都被我欺负得嗷嗷叫，当时我只图一时之快，没想到长大了还能搞一个过来谈谈恋爱。我想她们是再也不会愿意理我了，她们不带着男朋友来报仇，已经算是我的运气了。后来一段时间，小噘嘴一直说我带坏了小李，本来好好的一个男青年，夏天也光着膀子穿着太子裤，露出阴毛被老阿姨观赏，成了个臭不要脸的东西。我对她解释，我根本没有带坏李光南，我是和他一起光膀子露阴毛的，这都是跟电工班的师傅学的。但她根本不听，好像是我抢了她心爱的玩具。当初她送我到电工班报到，并不是因为我面子大，而是为了去看李光南。这两个人谈恋爱纯粹偷偷摸摸，好像学校里搞早恋，让人想不明白。小噘嘴身边依旧是一群科室青年围着，小李身边则没什么人愿意围，也就是我跟着他一起去换灯泡而已。不过，厂里谈恋爱确实很不方便，会引来围观，干部群众说三道四，最后双双被送到糖精车间去上三班，班次还给你错开，一个早班，另一个夜班，整个成了猫头鹰和三黄鸡之间的恋爱。秘密恋爱是一种聪明的办法，熬到登记结婚，领导就不好意思对你下毒手了。那一年除了看过黄春妹的胸罩，还有一件事，是我和小李凭运气撞上的。但我们都没敢说出去，不是怕被小噘嘴知道，而是怕被人打死。五月里的一个下午，我和小李到锅炉房去换灯泡。锅炉房的师傅我们都认识，他们打架的水平在工厂里首屈一指。他们个个都是五短身材，被腱子肉撑得像一个充气人，而且都是黑不溜秋的。和他们搞好关系很容易，发几根香烟就可以了，锅炉房的师傅要求特别低。那天，师傅们指了指那排铁制的楼梯说：“上面有七个灯泡都不亮了。”我和小李说：“操，邪门，七个都不亮了？”锅炉房师傅说：“不是一起坏的，是一个一个坏的，叫你们过来一起换了它，省得你们跑七趟。”我和小李冲着师傅们竖大拇指：“哥们，够意思。”师傅们笑了笑说：“自己上去吧，我们就不陪你们了。”锅炉房在厂区边缘，外面就是围墙，围墙外面就是民房。整个锅炉房黑乎乎的，灯光暗淡，到处都是煤灰，而且很热。在这种地方工作的人，就算浑身长满腱子肉，到老了以后还是会有肺病。人的气要是喘不过来，腱子肉就彻底白练了。本厂的锅炉房在这一带是出名的。化工厂有四害：毒气，脏水，煤灰，以及母老虎。其中，煤灰之害就产自锅炉房。一年四季，不管刮什么风，煤灰都在天空中飘扬，到了下雨天，顺着屋檐淌下来的全是墨汁一样的黑水。那时候经常有居民拎着扫帚木棍打到我们厂里来，白天晾出去的衣服，晚上收回来居然变成了黑的。男人回到家一看那衣服，劈手就给女人一记耳光，女人大哭，就冲到我们厂里来闹。煤灰之害还造成了那一片居民的肤色与众不同，都是黑擦擦的，小孩更是像特种兵一样，完全看不出他们的人种。一到下雨天，那些小孩的脸上就被雨水冲出一道道白色的痕迹，好像斑马一样。那天，我和小李顺着铁制的梯子往上爬，爬上去五米，到达了第一个平台，找到了第一个不亮的灯泡。再往上爬，找到第二和第三个不亮的灯泡。锅炉房非常大，光线很暗，四周有窗，但这些窗的采光能力很差，一部分玻璃已经不存在了，另一部分玻璃上积着厚厚的煤灰。我在第三个平台换灯泡的时候，小李忽然踢了我一脚，说：“你看。”我当时什么都没看见。小李指了指窗外说：“看那里。”那是一套“回”字形的二层瓦房，这是戴城最常见的民房，中间一个小天井，四周一圈屋子。我们的位置略高于房顶，从这里可以看到一扇窗，在那扇窗里面，有个女人在慢慢地脱她的衣服。她先是从脑袋上摘下了汗衫，露出肉色的胸罩。说实话，因为胸罩的颜色接近于肤色，远远望去，还以为她是个没有乳头的女人。再后来她就把胸罩也摘了下来。整个一幕，从头到尾，她的脸都被屋檐挡住了，我们看到的只是她的胸罩和胸。我立刻想起了李晓燕奶奶的麻袋片，在乌糟糟的人群中惨不忍睹的那一幕。我一生中看到的乳房从此不再是麻袋片，而是圆形的，饱满的，有着实实在在的乳头的。每当想到这个，我就要头疼，好像被人用榔头敲了一下，最好去吃阿司匹林。这事情发生得如此突然，所以你不能说我是个色狼。古代欧洲那些大航海的水手，在漫漫的航程中犯起了性苦闷，远远看见大海中的海牛，于是把那长着乳房的怪物当作美人鱼。同样的道理，我们两个无聊的小电工，看见真实地人类乳房，对此没有任何免疫力。我和小李目瞪口呆地看着，直到她缓缓离开了窗口，我们的视线被黑色的屋檐阻隔。如果我们的目光具有杀伤力，肯定会把那屋檐轰成碎片。我听见李光南咽了一口唾沫，于是我也咽了一口唾沫。我们俩都默不作声。后来小李说：“这个事情，千万不要说出去。”我说：“你当我傻啊，黄春妹的亏吃得还不够啊？”小李说，这件事情比黄春妹的严肃一百倍，那些生活在民房里的人，或多或少都和厂里的人认得，有些甚至还是职工家属，如果这件事传出去，很快就会有人来报仇，把我们俩杀死在锅炉房里，用煤渣掩埋起来，变成两具人干，或者索性毁尸灭迹，扔到锅炉里烧掉。我听了这个，心里一寒，我倒是不怕被烧掉，但变成人干太可怕了。白蓝带我去看过博物馆里的“楼兰美女”，妈的，那也叫美女，整个一具被烘烤过的尸体，那就是人干。九三年我怀疑自己是个性压抑，有关这个词，我也是一知半解。没有女人而想女人，那是性压抑，想女人而撞到女人换衣服，我就不知道是什么了。当时我把这件事看得非常严重，认为是麻袋片之后上帝给我的补偿，现在想想，其实也没什么。我看到的只是半裸，比六根差远了。当时我二十一岁，活了五分之一个世纪，才撞上个半裸，运气也不见得好。但我不能说自己运气差到了家，如果真是运气差到了家，我应该是看见了黄春妹的裸体，并且被她逼婚。这些都是小李说的。现在走到化工厂的门口，看到的依然是十年前的厂门，水泥砌成的一个门楼，铁丝网编成的大门。很多人一辈子都是在这个门口进进出出。再往东走是郊区，有大片农田，农田之间有一条公路，去往上海。这条公路在我的视线中是笔直的，好像用西瓜刀劈开的一样。其实有一个办法，可以避免一辈子出入于厂门，那就是翻墙。化工厂的围墙很长，大约两米五高。这个高度我即使穿着枪驳领的西装，也能一跃而上，西装上绝不会沾着一点泥巴。通常我在司机班那一带上墙，那儿比较干净，不至于掉进什么阴沟里。众所周知，化工厂有很多阴沟，阴沟里流的不是脏水，而是沸水，是盐酸，掉进去再捞上来就成了涮羊肉。翻墙乃是我的嗜好。小时候看过一个动画片叫《崂山道士》，说穿墙术的。我对穿墙术特别感兴趣，可惜它不存在于现实世界，既然不能穿墙，那就只能学翻墙。在这件事上，我好像很有天赋，我以为自己可以去做特种兵，但别人说我是天生的贼胚子。上学的时候因为翻墙，被教务处抓到过几回，教导主任问我：为什么好好的大门不走，偏要翻墙。我回答不出所以然，他就说我是盗贼本性，难以成器。念书的时候，因为逃学，翻墙多数是翻出去，工作以后恰恰相反，因为迟到，多数是翻进来。化工厂的墙外种着许多树，我双脚叉开，在围墙和树干上蹬几下，人就蹿上去了。我曾站在墙头久久不肯下来，我观察过那堵墙，它是用红砖砌成，实心的，腰线以下和墙顶上涂着水泥，由于年深日久，墙根长满青苔。墙外的泥土是黑色的，长着很多草，墙内的泥土是红的黄的蓝的绿的，都被化工原料染成了奇异的颜色。墙头上有白花花的鸟粪，有枯叶和梧桐子，偶尔有一只野猫蹲伏在不远处，除此以外别无他物。站在墙上看外面的街道，景色很奇异。我可以俯瞰过路的行人与车辆，好像电影一样。有一次我看到一个男人匆匆跑到墙角，他没发现我蹲在墙头。他拉下裤子拉链，就在我的正下方，掏出鸡巴用力地小便，尿水冲在墙根上发出噗噜噗噜的一串声音。我蹲在墙头静静地看他，嘴里叼着烟，后来烟灰飘在了他的龟头上。他打了个哆嗦，猛然抬头发现了我，对着我破口大骂。我没有和他对骂。蹲在墙上会有一种错觉，以为自己不属于这个世界。我回忆教导主任的话：盗贼成性。我他妈连厂里的手套都没偷过一副。翻墙有很多种目的，有人偷东西，有人窥淫，有人纯粹是为了体验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感觉。后者更像诗人，但是诗人不会把烟灰落到人家龟头上去。那天我沿墙而行，注意避开那些茂密的树叶，叶子上会有毛毛虫，扎在身上又痛又痒。走到司机班，我跳上一辆卡车，再从卡车上出溜下来。我忘记把香烟掐掉了，叼着一根烟在生产区里走。还没走出十二米，忽然有人对我大吼：“路小路！抽游烟！”所谓游烟，就是叼着香烟到处晃悠，这是最危险的，会把所有的厂房设备都炸到天上去。我不是故意要抽游烟，不管炸着什么，首先飞上天的是我自己。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去搞破坏，这不是我的风格。我赶紧把烟踩灭，那人又大吼：“路小路，乱扔烟头！”乱扔烟头也会爆炸，或者是火灾，这都是安全常识。我心里焦躁，正想骂那个人多管闲事，他已经旋风一样来到我面前。我一看，立刻没了脾气，他是劳资科长胡得力。那天我吓破了胆，返身要逃，胡得力一把揪住我的西装。我试图挣扎，我不喜欢自己的衣服被别人捏在手里，而且是我唯一的枪驳领西装。我使了一个反擒拿的招数，用力压他的手腕，本来还能使一招撩阴腿，但我没敢使出来，要是我把劳资科长的睾丸踢飞了，明天就该去牢里上班了。我压了压胡得力的手腕，居然毫无动静，肱二头肌真他妈的白练了。我像一个跳伦巴舞的女人，在他的把持之下剧烈扭动、翻转。他的右手像钳子一样擒着我，左手反捏住我的手腕，一把扭到了背后。我咬了咬牙，忍住没喊疼。胡得力把我的西装从后面撩起来，顺势在我手腕上打了个结。这他妈太离谱，这是刑警干的活，哪里像个劳资科长。他拎着我往劳资科去，一路上，工人师傅都在笑，说：胡科长，好身手啊。胡得力还挺得意。我心想，要不是看在你劳资科上的份上，我早就把你丫睾丸踢飞了。我被押到劳资科，先看见小噘嘴对我做了个幸灾乐祸的表情，又看见胡得力那张铁板一样的脸。胡得力对小噘嘴说，把劳动纪律手册拿出来，查一查，该怎么罚，罚死这小子。我当时头一昏，以为一年的奖金都泡汤了。后来查出来，生产区抽游烟罚款二十元，乱扔烟头罚款二十元，至于翻墙，根本没这条。整个也就是罚四十块钱。胡得力自己也有点懵了，对小噘嘴说：“怎么才罚这么多？”小噘嘴说：“胡科，一直就是罚这么多的。八五年的劳动纪律，到现在都没改过。”胡得力说：“不行，起码扣他两个月奖金！”我说：“你这是违法行为，公报私仇！”胡得力说：“我就是法！我想怎么罚你就怎么罚！”有关我在生产区被胡得力活擒的事，我想起一个细节：当时有一只鸟飞过我的头顶，拉下了一滴白花花的鸟粪。这滴鸟粪本来应该落在我的脑袋上，结果，由于厮打和挣扎，鸟粪落在了胡得力的头上。他没发现。看着近在咫尺的鸟粪，我忍不住笑了，一笑就走了气，被胡得力彻底制服。我想不明白那滴鸟粪是什么意思，有什么征兆，或者带有什么暗示，但它确实很好玩。世界是由无数巧合组成的，假如让我在鸟粪和胡得力之间做选择，我情愿选择前者，因为洗个澡就能解决。但我同时认为，我撞上胡得力完全不是巧合，而是一种必然。既然它是必然的，那么，鸟粪还是由胡得力去承受吧，我不能在两件事情上同时倒霉。我和胡得力结下了梁子。照小李的说法，我死定了。小噘嘴传出内部消息，劳动纪律重新修订，翻墙一律按盗窃论处，不管口袋里有没有揣东西，不管是往里翻还是往外翻。至于抽游烟，新的规定是罚款五百元。其余迟到早退的罚款金额也相应提高。那阵子工人师傅恨死了我，说我一粒老鼠屎，坏了所有人的汤。与此同时，他们也恨胡得力，用了很多脏话，在此不宜一一表述。为了端正纪律，每天早上胡得力都站在厂门口抓迟到，七点五十五分，他踱到传达室，站在那儿等待上班铃声响起。八点整，传达室的铃声响起，等它停下的时候，就意味着抓迟到的工作开始了。那时候也没有打卡机，抓迟到完全依赖人工，这就使得迟到的概念成为争论的焦点。具体来说，工厂门口有一条笔直的白线，铃声停止的一瞬间，一些职工的自行车前轮过了线，而后轮还在线外，这到底算不算迟到？还有一些职工被前面的人挡在白线之外，认为是前面的人故意堵塞交通，这算不算迟到？还有一些人声称自己早就上班了，只不过又晃出去买了包香烟，这算不算迟到？凡此种种，都要胡得力来解决。对付这种人工式的抓迟到，有一条原则：宁愿迟到一小时，绝不迟到一分钟。胡得力是干部，不是看大门的，不可能在传达室门口站上一整天。八点三十分，他就慢慢地踱回劳资科，坐在炮楼上，偶尔看一眼厂门口。这时候只需要倒退着走进厂里，他看见的只能是我的屁股，然后往附近的树丛里一钻，万事大吉。起初，我被胡得力抓到过几次。他会很开心地大喊一声：“路小路，迟到！”我一哆嗦，就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被他逮了个正着，揪着我的领子让我填罚款单，还得站在厂门口示众，手里拿着一张工厂里的信笺，上书四个大字：我迟到了。胡得力说，这是对付懒散青工的办法，专门用来整我这种不求上进的小青年。他还对我说，人最重要的是羞耻心。我示众的时候，整个厂门口冷冷清清的，工人都在上班。我举着那张信笺，也不知道举给谁看。胡得力站在我对面，用目光测试着我的羞耻心。当时他说，路小路，你的眼睛里没有羞耻。我说，胡科长，你把我剥光了站在这里，我就会有羞耻了。他听了这话，就对我大声呵斥：“举高点！把纸举高点！”我示众的时候，附近化验大楼的女孩子从窗口探出头来看我，还用瓜子皮扔我。这些姑娘我都认识，经常去她们那里换灯泡，还请她们吃糖，给她们讲鬼故事。我很喜欢她们，因为她们都很干净，穿的是白大褂一样的化验服，到了夏天，这身衣服之下就是胸罩和裤头。白大褂很薄，隐隐地能看到这些内衣的轮廓。我一想到化验室的女孩，就会想入非非。瓜子皮落在脑袋上也很快乐，古代的书生和我一样，走过勾栏瓦舍，被凭栏女子用瓜子皮击中脑门，这是一件很意淫的事情。趁着胡得力不注意，我对她们投去一个微笑，甚至挥挥手，她们就很嚣张地将瓜子皮一把一把朝我扔，我也不知道她们哪来这么多瓜子皮，大概平时特地攒下来，专门对付我这种懒散青工的。此时胡得力扭头朝她们张望，那几个脑袋就嗖地消失在窗口，像一群受惊的松鼠。这一点我最是佩服，她们从来不会落到胡得力手里。假如让我来形容，胡得力就像是个猎人，站在厂门口打猎。那些松鼠一样的化验室女孩当然不会引起他的兴趣，就在这时，我出现了，我就是胡得力寻觅已久的大狗熊，只有把我一枪撂倒，才配得上劳资科长的光荣称号。如果你打了一只狗熊，也会把它的皮剥下来，挂在墙壁上展览。对狗熊而言，这纯粹是命运使然。但我愤怒的是另一件事：你不能要求一只狗熊有羞耻心，这他妈太奢侈，狗熊是不能为羞耻心负责的。我不是傻子，被抓过几次之后，开始向老师傅们学习，上班迟到就往茶馆里一钻。那家茶馆如今已被拆掉了，早先，这里是一间昏暗的平房，没有招牌，走进去先是看见一个老虎灶，灶头上永远烧着一壶水，两盏二十瓦的灯泡悬于头顶，灯下是几张旧得发黑的桌子，一些被屁股磨亮的条凳。郊区的老头就在这里喝茶，老头们看见我钻进来，就会嘲笑道：“嘿，又是个迟到的。”在茶馆里泡着，看完两局棋，绿茶喝得想尿尿，差不多就是九点钟了，这时候胡得力已经回到炮楼里去了，我就把自行车停在附近的车摊上，让修车师傅替我看着，自己一溜烟蹿进厂里。有时候动作快如闪电，门房的老头只觉得眼前一花，还以为闪过去一只野猫。当然，茶馆并不是绝对安全，有一次胡得力不知哪里来了股雅兴，居然踱到茶馆里来查岗。他一进门就看见我，正在那里下象棋呢。胡得力冷笑了一声，对我说：“你这个月奖金全没啦。”我心里一寒，下错了一步棋，当场被老头将死，输给了他两毛钱。茶馆据点被查抄之后，我去更远的游戏房打“街霸”，这比下象棋更好玩，也更安全。唯独麻烦的是，打游戏常常使我忘记了时间，等我想起要上班，跑出昏暗的游戏房，太阳已经悬在了头顶，差不多可以去食堂吃午饭了。九三年和我一起站在厂门口示众的，还有一个高个子，绰号长脚。长脚是个管工，年纪和我差不多大。胡得力让他举着另一张信笺，上面同样写着：我迟到了。长脚比较有羞耻心，而且有恐惧心，看见胡得力就吓得说不出话，态度极其端正，把那张信笺举得很高。由于他的身高一米九五，信笺就在两米五以上的高空，谁也看不见上面写着什么。胡得力认为长脚是在故意耍宝，比路小路更缺乏羞耻心。那一次，长脚示众还不到十分钟，管工班的班长就把他喊了回去，因为管子没人修。有关管工，简单的解释，就是负责安装和维修那些化工管道的，这个工种很古怪，既可以很清闲，也可以累得像苦力。具体来说，如果你不干活，任由管子漏掉，那就很清闲，如果你到处去检查管子，全厂的管子加起来大概有几百公里，你就成了苦力。我厂的管工班极其懒散，师傅们都不大爱干活，所有的工作交给一个人包办，这个人就是长脚。照我的看法，上班不干活其实也挺无聊的，总要稍微动弹动弹。但管工班的师傅们发展出了另一项工作：下围棋。其中有几个师傅已经是业余二段了。这伙师傅手筋大得出奇，都是刘小光和刘昌赫那个流派的，只是格调低下，盘面上落下五个棋子之后，必定开始绞杀，毫无教养，完全是流氓棋，大概和他们的工种也有一点关系吧。管工班的师傅下棋，全是站着的，叼着烟，喝着茶。小小一个班组，摆了四五个棋局，杀得天昏地暗。师傅们一下棋，当然顾不上干活了，凡有管道泄漏，就指着长脚说：“去，长脚，修管子去！”长脚就老老实实地扛着工具出去干活了，很不幸，整个管工班里只有他一个人是棋盲。有一天，我和小李又跑到锅炉房去换灯泡。我们还惦记着瓦房底下的半裸体，当然，不会每次都这么好的运气。爬到最高那层平台，那里黑漆漆的，头顶上有轰隆隆的声音，并且非常热。我刚把灯泡摘下来，忽然从黑暗的角落里钻出一个瘦骨伶仃的脑袋，这个脑袋在有光的地方瞪着我，乍一看，以为他没有长着身体，光是一个脑袋浮在半空中。我吓了一大跳，手里的灯泡从二十多米高的平台上掉了下去，当的一声，砸得粉碎。这个脑袋快乐地看着我们，并且喊我们的名字：“李光南，路小路。”仔细一看，原来是长脚，他个子太高，难怪被我误认为是飘在空中的脑袋。我骂道：“操，长脚，你在这里干什么？”长脚说：“我在修管子。”小李说：“你出来，你躲这里吓死人。”长脚从阴暗处走出来，他很高很瘦，工作服穿在身上，横宽竖短，非常好看。管工班的师傅们给他起了很多绰号，长脚、仙鹤、竹竿、火筷、圆规、僵尸、高跷……化工厂的师傅们都是修辞大师，取的绰号无比精准。照我的看法，他们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就因为长脚不会下围棋，所以得干八个人的活，还要忍受所有的嘲笑。那天长脚说他在修管子，其实是骗人。我和小李都不是傻子，一眼就看出蹊跷。锅炉房的顶层是最偏僻的地方，常年无人，在这种地方通常不会干什么好事。小李在平台上巡了一圈，没发现什么异常。长脚问：“你们找什么？”小李说：“你会不会带个女人在这里嘛？”长脚大惊失色，连声说：“不要乱讲，传出去会害死我的。”我说：“长脚，你老实交代，在这里干什么？”长脚说：“修管子。”我说：“你连个扳手都没带，你修鸟个管子啊？”长脚皱着眉头，抿着嘴，从侧面看，他的脸呈C型，好像吃多了中药。这个表情是长脚的招牌。小李说：“长脚，你不会在这里手淫吧？”长脚做了个要昏过去的表情，说：“你们真下流。我在这里复习功课。”“你复习鸟个功课啊？考八级管工？”长脚说：“我复习语文。”我搞不懂，长脚一个管工，学什么语文。照我看，他还不如去学学围棋，可以少干点活。后来小李提醒我，长脚是要参加成人高考。长脚点头，从屁兜里掏出一本成人高考复习资料，果然是《语文》。《语文》我最喜欢了，可惜那时候已经忘记得差不多了。小李说长脚惨了，被他们班组长知道，肯定打断他的腿。我说不至于吧，他又不是奴隶，凭什么不能参加成人高考。长脚对我说：“路小路，你千万不要说出去。你要是说出去，我就到你家门口自杀。”我非常嫌恶地把他推开，说：“长脚，你这个变态！”事实上，小李没有说错。成人高考是公开的，每个适龄青年都可以参加，但厂里对此非常反感，但凡参加成人高考的青工，都被认为是不务正业，好高骛远，三心二意，朝秦暮楚。对付这样的青工，最好的办法就是送到糖精车间去上三班。那时候我们都安慰长脚，放心，你不会去上三班的，你调走了就没人修管子了。长脚说：“我就烦修管子！”其实，长脚曾经多次想调到电工班。电工班比较轻松，像他这么个身高，拧灯泡连梯子都不需要，最多找个小板凳就可以了。问题是，修管子同样需要身高，化工厂的管子也都是架在半空中的。为了调动工种的问题，长脚曾经去找过管工班长，请他吃饭，要求调到电工班。那位业余二段的围棋家不动声色地吃完了饭，等长脚把用意说清，就抹了抹嘴说：“你去找鸡头，他同意的话，我就没意见。”长脚又请鸡头吃饭，鸡头抹了抹嘴说：“你去找车间主任，他同意的话，我就没意见。”长脚又请车间主任吃饭，车间主任比较难请，请了三次才赏脸。车间主任抹了抹嘴说：“你去找胡得力，他要是同意，我就没意见。”一听胡得力的名字，长脚立刻犯病，腿肚子都哆嗦。他跑到办公大楼里，在劳资科门口转了十几个来回，鼓足勇气冲进去。胡得力一见他进来，不等他开口，就厉声呵斥：“长脚，我听你们车间里汇报上来，说你又不安心工作！”长脚听了，一肚子的勇气都成了个屁。那时候我们都劝长脚，别指望了，你要是调走，管工班的师傅就得去干活，围棋水平肯定下降，这是全厂的损失，是国家的损失。长脚哭笑不得，非常沮丧。后来六根还给长脚出馊主意，教他日本式的励志法，就是每天早上对着镜子说出自己的愿望，大声地喊，还要握紧拳头，这样就能给自己以希望。长脚不知道该喊什么，六根说：“你就对着镜子喊‘我是电工！我是电工！’”那天在锅炉房，长脚让我们一定要保守秘密。假如管工班知道他在复习功课，就会派他去做最脏最苦的活，累得像条狗一样，根本没精力去读书。他说着说着，居然哭了，脸像茄子一样发紫。我和小李都很怕他哭，这个仙鹤活像个女人，哭起来会发出抽噎的声音，很恶心。我们用手拍着他的头，安慰他，顺便把手上的煤灰也擦了个干净。我们答应他，不说出去。长脚还不放心，忽然说：“我们结拜兄弟吧，这样你们就不能出卖我了。”我嘲笑地说：“还是结拜兄妹吧。”长脚瞪着我说：“小路，你看不起我！”我当然不想让长脚误会，这样他又要哭死。我说结拜就结拜。长脚说，电工刀呢，歃血为盟，在手心割一刀，把手握在一起，血就融进去了，就是兄弟。小李就掏出一把电工刀，磨得锃亮的，说：“你先割。”长脚拿着刀子，看了半天说：割肉太疼了，而且血融在一起会传染肝炎，还是发誓吧。那天我们就举手发誓：陈国威，路小路，李光南，维年月日结拜兄弟，皇天在上，煤灰在下，谁要是叛变，就天诛地灭，千刀万剐。发过了誓，我们对长脚说：“这下你满意了吧？”长脚说，还要排座次。算了一下年纪，小李最大，长脚次之，我最小。长脚说他是老二，就是关公。我们就嘲笑他：“管工，关公，你做定了。”长脚很不高兴，说：“还是叫我老二吧。”老二是鸡鸡的意思，不过我没再嘲笑他，怕他又哭。长脚曾经对我们说他的人生计划：考上夜大，读一个机电一体化专业，毕业以后通过送礼走后门，做一个技术员，然后调到科室里，然后做科长。这是一个美好的计划，每一步都很惊险。结拜之后，长脚的秘密没能守住，倒不是因为我们泄密，而是管工班开始了大检修，得把全厂的管子都检查一遍。管工班的师傅不得不放下围棋，象征性地干一点活，主要还是依靠长脚。长脚是骨干力量，当然少不了他。不幸的是，偏偏就少了他。管工班的师傅不见了长脚，比丢了儿子还着急，扯着嗓子满厂乱喊：“长脚！修管子喽！长脚！修管子喽!”喊了半天，还是不见他的踪影。以前他很乖的，好像一条训练有素的狗，喊一声就会出现在眼前。师傅们急疯了，满处乱找，有人要打电话报警，有人要去他家报丧，以为他淹死在某个贮槽里了。后来，有个锅炉房的师傅跑了过来，指了指那根冒黑烟的烟囱。人们心领神会，十分钟后，把长脚从锅炉房里揪了下来，同时也从他屁兜里掏出了那本《语文》。长脚也快疯了，成人高考迫在眉睫，如果考不上，就意味着他得在管工班多干一年。被揪下来之后，没过五分钟他又消失了，这回是在废品仓库抓住了他。后来分别在食堂、图书馆、男浴室把他擒获。长脚曾经对我说，能不能去求白蓝开放一下妇检室，那里最清净，而且师傅们不敢冲进去。他知道我和白蓝关系不错，但我没答应他。那阵子，管工班又兴起了一项更高雅的运动：猎狐。一群师傅在工厂的森林中围捕长脚，后来发展到全厂的师傅都在围捕他，谁逮住长脚，管工班长就发给他一根红塔山。既然有了彩头，大家就更开心了。最后，管工班派出两个师傅，每天接送长脚上下班，吃饭拉屎都盯着他，把这个一米九五的仙鹤逼得无路可走，只能老老实实去修管子。有关化工厂的管道，其实也是很有趣的。早在进厂之前，我爸爸就提醒过我，化工厂的管道是不能轻易接近的。这些管道有各种颜色，认准颜色对我的生命财产有好处：绿的是水管，红的是原料管，白的是蒸汽管，蓝的是惰性气体管。这些管道大多架在空中，像肠子一样蜿蜒曲折。没事最好不要在管道下面呆着，水管漏了不要紧，万一是硫酸管子漏了，就很恐怖。我亲眼看见有人在硫酸管道下面站着，忽然之间，他的脑袋上冒出了一缕白烟，好像升仙，然后他就像大熊猫一样在地上打起滚来。我厂的管道，是一个叫梁秃子的工程师设计的。他非常有创意，把硫酸管道架在水管的正上方，这些水管通往澡堂。假如硫酸管子漏了，硫酸滴在水管上，渗进去，通过水管流到澡堂，洗澡的人就会觉得身上有点疼。被这种低浓度硫酸浇在身上，我们就趴在窗口通知外面：“妈了个逼，硫酸管子又漏啦！”我必须说，梁秃子还是一个有良心的人，这些洗澡水不但不会伤害身体，而且有杀菌作用，可以治疗阴道炎和包皮炎，但它确实又辣又疼，不是正常人能受得了的。梁秃子对自己的发明非常得意，管道泄漏，浴室报警，可以去申请国际专利。毫无疑问，全厂职工都恨死了他，没有人愿意在洗澡的时候做一个自动报警器。这种愤怒从梁秃子身上蔓延，并殃及长脚。管工负责管道维修，管工班唯一干活的就是长脚，不恨他恨谁啊？有时候，下班洗澡，洗淋浴的人会忽然大喊：“哎哟，硫酸管子又漏啦！长脚呢？”别人就报告说，长脚在大浴池里泡着呢。这时，就会有三五个师傅，把长脚从水里捞上来，冲着他大骂：“长脚，操你妈，修管子去！”长脚涨红了脸，一声不吭，湿淋淋地套上棉毛裤就往外跑。当他冲出去的时候，楼上女澡堂的窗口伸出几十个湿漉漉的脑袋，冲着他齐声大骂：“长脚，操你妈，修管子去！”有关长脚，照他自己说，活在一个生不如死的世界里，这个世界里有很多人是疯子，他们平时很正常，看见长脚就会变成疯子。他就是一个令人发疯的KEY。我建议他去做手术，把腿锯掉二十公分，别人就不会欺负他了。工厂就是这样，如果你长得和别人不一样，就会引起别人虐待的欲望。长脚东躲西藏，后来终于把管工班的师傅们惹急了，他们一锤子敲开了长脚的工具箱，从里面搜出来一叠复习资料，找了个火炉，一把烧成了灰烬。长脚从外面回来之后，发现工具箱洞开，自己的复习资料不见了，就对师傅们说：“别开玩笑了，把资料还给我。”师傅们说：“烧了。”长脚说：“我保证不躲了，你们把资料还给我。”师傅们说：“烧了。”长脚拿起一把扳手，说：“去你妈的，还给我！”师傅们说：“烧了。”长脚操起扳手，举到空中，那样子好像是要行凶。这个动作要是由我来做，师傅们早就逃了，可惜，长脚太缺乏威慑力。师傅们瞪了他一眼，然后把帽子都摘了下来，把脑袋凑到扳手下面，说：“往这儿敲，你敲一下，我就工伤半年。”长脚看着那七八个脑袋，首先，他不敢敲，其次，他也不知道该敲谁好。扳手最终敲在了师傅们的棋盘上，那些棋盘都是钢板做的，用刮刀在上面画出格子，扳手只能敲出一声巨响，以及一串火星。师傅们哈哈大笑，长脚放声大哭，往河边跑去。那天我和小李在管工班门口目睹了整个过程，连师傅们烧书也看到了。有个老师傅说，管工班的师傅很厉害，当年造反搞武斗，他们拿着长枪（其实是一根两头削尖的管子）攻打图书馆，把整个图书馆都烧了，长脚那几本破书算个鸟。长脚虽然窝囊，但还是我们的结拜兄弟，我和小李跟在他身后，一直追到桥上。长脚趴在桥栏杆上，对着河中的货船掉眼泪，喉咙里发出呃呃的声音，好像要噎死过去。我们怕他跳河，就抱着他的腰。我奶奶说过，撞墙抱头，上吊抱脚，跳河抱腰，都是拯救自杀者的办法。长脚却不肯离开，双手抓住桥栏杆，双脚抵住桥沿，好像一张弓一样被我们拉开，这就更不能放手了，因为一松手就会把他弹到河里去。最后小李把手伸到长脚腰眼里，点了一下，他就松了劲，我们把他扛到街上，长脚坐在马路牙子上，像个女人一样啜泣。我和小李一左一右护住长脚，防他再跳河，长脚脸上哭出了深一道浅一道的泪痕。路过的工人对我们喊：“路小路，李光南，你们俩又欺负长脚！”长脚哭够了之后，对我们说：“我要辞职！”“去哪里啊？”“不管去哪里，我就是要辞职。”“可是你去哪里呢？”长脚说不出来，我们也说不出来。九三年，坐在河边，河很宽，河水是黑色的。去哪里这种问题是不能想的，假如我去想，就不免要问再自己，我从哪里来？我是谁？这他妈不是一个电工该想的问题。长脚是不可能辞职的，他只会做管工，我甚至还不如他，我只会拧螺丝拧灯泡。后来厂里跑出来一个车间管理员，指着长脚说：“长脚，修管子去！”长脚已经哭累了，只能站起来，老老实实地跟着他走了。我坐在马路牙子上，点起一根香烟，等烟燃尽了，我拍拍屁股，和小李一起去换灯泡。我曾经问过小李，你技术不错，又很年轻，为什么不到三资企业去撞撞运气。小李说，三资企业管得很严，动不动就被开除掉，国营企业虽然操蛋，但它不能开除职工，除非你真的去打车间主任。我那时候对三资企业没什么概念，只知道是香港人、台湾人以及外国人开的厂，至于它们和国营企业有什么区别，大概就是工资比较高吧？小李给我算过一笔账，在糖精厂，我们一天干两个小时的活，其余六小时闲着，在三资企业一天马不停蹄地干八个小时的活，工资却不会高出四倍。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后来我遇到个高中同学，他在一个韩国人的厂里做流水线，他说，一天至少干十个小时，连小便都要登记挂号。九十年代，戴城开发工业园区，到处都是土方车，在大街上横冲直撞。这些土方车从农田运来泥土，把另外一些农田填平，造厂房。六根说，他们村里来了一些穿西装的人，说是免费给农民挖鱼塘。农民开心死了，养鱼比种地挣钱。于是挖土机就开进了村子，日夜不停地挖鱼塘。六根的爸爸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家的菜地全都变成了四方形的大坑，足有三米深，掉进去根本爬不上来。等到他爸爸回过神来，已经晚了，他们家的房子仿佛耸立在一座山丘上，四周全是深坑。下过雨之后，他家就成了个孤岛，得坐在木桶里游出去。六根爸爸没办法，只好放了鱼苗来养。有一天，村里的小化工厂放污水，鱼全死了。六根家的菜地，最终变成了工业园区的地基。我们嘲笑他：六根，你家好大的游泳池啊，可惜全是深水区。那时候，戴城的工业园区，据说是新加坡投资的。全市的干部群众都很紧张，新加坡人就要来了。我以前不知道新加坡，据说是一个国家，据说是一个城市，后来知道这个城市就是这个国家。戴城的报纸上说，新加坡是一个花园一样的城市，又干净又安全，而且很有钱。九三年的时候，我鬼使神差地听过一场报告。有几个领导跑到新加坡去考察，然后召集了一些青年去听报告。我们坐在一个小会堂里，看了好多幻灯片。领导说，以后戴城会成为一个劳动力奇缺的城市，因为很多外商都会到这里来开厂，以后就再也不用担心找不到工作了。下面的青年听得很受鼓舞。领导忽然又说，但是，戴城群众的素质有待提高，新加坡的法律很严，谁要是随地吐痰，就会被拉进去用皮鞭抽，这皮鞭可不是你们爸爸的皮带，而是特制皮鞭，并且像鞋子一样有尺码，按照各人的体重挨不同规格的鞭子。小孩有小孩的鞭子，女人有女人的鞭子，退休工人有退休工人的鞭子。这一鞭子下去就变成半残废，得在床上躺一个月，养好了伤，再拉进去抽第二鞭子，如此循环直到抽完。最重要的是，新加坡是个法制国家，不可以托关系走后门，你要是犯了事，就算你爸爸是公安局长都没用。领导说完这个就对着我们奸笑，我心想，他妈的难道我们国家就不是法制国家吗？我当时没什么法律常识，听到这种胡诌，吓得要死，以为那个南洋的花园国家会向戴城派遣行刑队。这些行刑队会站在街上，戴着红袖章，凡是看见不文明的行为，就一鞭子抽过去，连罚款都不需要，因为他们有钱，不稀罕人民币，他们的嗜好就是抽人。由于他们的文明水准特别高，所以看不顺眼的东西也特别多，像我们厂里的人几乎个个都可能挨鞭子。我心想，谁要是敢抽我，我肯定一板砖拍过去。后来领导又说，他们不但敢抽戴城人，连美国人都敢抽。我心里不禁又开始佩服他们。这场报告听得我一头雾水，假如马上就有鞭子等着我们，为什么大家还那么鼓舞？后来白蓝说我脑子有病，听报告时候断章取义，就听出这种效果来。我对工业园区和三资企业抱有恐惧感，就是从这场报告开始的。后来，新加坡人来参观戴城，全市发动进行爱国卫生运动，连我们农药新村都在大扫除，还灭鼠。我妈妈问街道主任：“新加坡人会到我们这里来吗？”街道主任说：“我也不知道，但灭鼠很有必要，万一老鼠跑到宾馆去呢？”灭鼠运动之后，老鼠没见少，农药新村的鸡鸭被毒死了一大片，又不能吃，只能任由它们在草丛里发臭。那时候新加坡人已经不干了，工业园区投资到了另外一个城市，死鸡死鸭没人管。有关三资企业，对一个戴城人而言，始终是奋斗目标之一。另外还有两个普遍的奋斗目标：考上大学，开个杂货店。除此以外就没什么了。坐科室那是梦想，不是目标，奋斗了也没鸟用的。当时，糖精厂里暗流涌动，很多人都想去三资企业碰碰运气。我以为小李会去，或者是长脚，没想到第一个吃螃蟹的竟然是六根。有一天六根对我们说，他要去一家台资企业做电工。我们都很吃惊，说：“六根，你辞职啦？”六根说：“我没有辞职，我有一大把调休，可以歇三个月。我打算去台资企业干三个月，干得好就辞职，干不好再回来嘛。”我问他：“不调你档案啊？”六根说：“三个月试用期，不要档案的。知道什么是试用期吗？”我还真不知道，糖精厂没有试用期的，进厂就签合同。六根说：“小路，你要多见见世面，三资企业很现代化的，管理也是现代化的。”我们就夸他聪明，六根最喜欢别人夸他聪明。后来六根就去了。过了一个礼拜，六根又出现在我们面前，他鼻青脸肿，嘴上结着血痂，看这样子是被人打过了。六根告诉我们，台资企业在很远的镇上，每天早上五点钟，那个厂里有一辆破破烂烂的中巴车，把员工接到镇上去上班。更多的员工是住在厂里的。六根很看不顺眼，三资企业的厂车竟然是一辆中巴车，而且那么破。中巴车也奇怪，不给进厂门，是停在马路上的，工人得在门口打卡，然后才能徒步走进去。六根第一天上班，下了中巴车，打了卡，趾高气扬往厂里走。他发现台资企业很奇怪，工人走进厂门都是安安静静的，没有人交谈，更没有人说笑。工厂门口站着八个穿武警服的保安。这种武警服在地摊上都能买到，是农民工和小流氓穿的，六根也就没在意。他想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上班时候要在门口站八个保安，糖精厂最多就站一个胡得力嘛。另外，这家台资企业才两百个工人，就要用八个保安，而糖精厂几千个职工，也才配备了五个厂警。这莫非是劳改营啊？六根很犹豫地站在门口张望，后来有个保安走过来，操着外地口音对他说：“你这个傻逼在这里看个鬼啊？”六根一听就生气了，六根是电工，虽然长得难看了点，但手艺很好，糖精厂的厂警从来不敢对他这么凶的。六根指着保安说：“你他妈说什么？”话音未落，忽然屁股上挨了一脚，接着当头又挨了一拳，然后他就被十六个拳头包围在中间。八个保安围着他，像打狗一样打他。周围的工人依然静悄悄地走过，没有人围观，也没有人劝架。六根被打昏了过去，醒来发现自己被扔到了国道边上，衬衫（已经完全是布条了）口袋里塞着一张开除通知单。六根没搞明白，自己还没上班，就莫名其妙挨了一顿打，然后就被开除了。国道上全是风驰电掣的汽车，六根伸出手想拦车，那些车发出巨大的噪音从他身边开过，没有一辆减速的。六根沿着国道往回走，走得很慢，他感觉自己的腰被人打断了。太阳下山的时候，他看见一片波光粼粼的水面，水中央有个岛，岛上有几幢农村的小楼房。他知道自己到家了。六根被暴打之后，我们都断了去三资企业的念头。无处可去也是一种快乐，还是老老实实拧灯泡吧。叔本华说，一切幸福都是消极的。没事的时候，我们几个青工就坐在花坛边上，看工厂里形形色色的人。比如说，王陶福的老婆追打王陶福，他们从生产区打到办公楼，从澡堂打到食堂，很像一部叫做《猫和老鼠》的美国动画片。王陶福是档案科的，其人精瘦，因为阿芳跳楼跳烟囱的事，我们都叫他诱奸犯。他老婆追打他的时候，手里拎着各种东西，有时候是扫帚，有时候是钢管，凶神恶煞，大呼小叫，锐不可挡。王陶福则是一声不吭，闷头逃命。工人看到这种情景，总是拍手叫好，还给他们加油，干部看了，往往是皱着眉头，嘀咕一声：“不成体统。”后来王陶福的老婆发展出了另一项技能，扔砖头。她追不上王陶福，就在手里揣着板砖扔他，这就不是夫妻打架了，因为扔砖头会把人砸死。但是，可爱的是，他老婆从来砸不中他，有时候追得非常近，砖头几乎可以直接拍在王陶福的后脑勺上，但她还是会砸偏掉，砖头从王陶福的耳边嗖地飞过。照鸡头的说法，他老婆简直是故意的，这种打杀都快成为一档节目了。由于她乱扔砖头，厂里的玻璃窗碎了好些，大家都在玻璃上贴着透明胶带，防止玻璃碴子崩到脸上。有一天王陶福被他老婆追到了死胡同里，当时他非常绝望，前面是一堵墙，后面是他老婆，他老婆后面是一群看热闹的工人。我都怀疑他是不是渴望长出一对翅膀，可以飞到天上去。王陶福停住脚步，做了个暂停的手势，走到他老婆面前，劈手扇了她一个耳光，然后就抱头蹲在地上，任由他老婆发泄。那婆娘真不是个省油的灯，挨了耳光之后，大叫一声，一脚踹翻王陶福，坐在他胸口，然后从脑袋上摘下一根钢丝发夹，她就用这根发夹在王陶福的脸上划了一个血淋淋的“井”字。我小时候种牛痘，胳膊上有个“井”，后来看到有人把牛痘种在自己男人脸上，这个事情叹为观止。“井”字伤疤就留在了王陶福的脸上，过了一些日子，这伤疤褪去了一半，变成一个“牛”字，操，每当看到王陶福，我们就会想起他老婆的牛逼。除了看夫妻追打，我们还会看到干群对打。有一天，废品仓库的方瞎子把保卫科长推到了茅坑里。方瞎子不是真的瞎子，只是绰号如此，一般的解释是认为他不长眼睛，见谁灭谁。那天保卫科长走过生产区，想要小便，来不及回办公大楼，就在附近找了个厕所，恰好方瞎子在大便。方瞎子是蹲在小便池上拉屎的，这非常恶劣，后面来小便的人必须注视着他的屎。保卫科长见了，非常生气，就骂了一句。身为保卫科长，对这种行为提出抗议，这也很正常，一般工人也只能接受。后来拉屎的人抬起头来，保卫科长倒吸一口凉气：原来是方瞎子！方瞎子对保卫科长说，你不要走。他擦好屁股，拉上裤子，走到保卫科长面前，然后就把那张用过的草纸按在了保卫科长的脸上。趁着保卫科长惊慌失措之际，他又把他推进了茅坑里。这一切发生得非常快，如电光火石一般，据说这就是高手。等我们跑过去看热闹的时候，一切都结束了，唯有地上一串粘着屎的脚印，无声地诉说着发生过的事情。我们当时不明白，保卫科长身高一米七五，很壮，而方瞎子身高才一米六，还有点驼背，凭什么方瞎子就把保卫科长按到了屎堆里。鸡头说，你们还不知道方瞎子吧，他当年拉过电闸。因为一件小事扣了他的奖金，他也没闹，也没威胁谁，独自跑到生产区的配电房，一把拉下了全厂四个车间的生产电路，轰的一声，糖精厂忽然鸦雀无声，马达不转了，锅炉不叫了，反应釜不反应了。甲醛车间上百万的原料，在炉子里电加热，就此变成一堆废料。我以前听老牛逼说过，有人牛逼到敢去拉电闸，没想到就是方瞎子。我说我知道，听说他还扛着炸药包去厂长办公室。鸡头说，不是炸药包啦，是雷管，拉电闸是犯法的，本来保卫科要把他抓进去的，搞破坏至少劳动教养，谁知方瞎子全身绑着二十根雷管冲到了厂长办公室。当时的厂长快退休了，都吓傻了，没有人愿意干一辈子革命工作在退休之前被炸死，这种死法太冤枉。就这样，方瞎子没被抓进去，厂长也没被炸死。方瞎子这么个破坏狂人，最后被调到废品仓库当闲差，那儿全是些破烂玩意，他想砸什么就随便砸吧。我们几个小青工听得咋舌。鸡头总结说，所以啊，保卫科长不是输在体力上，而是输在气势上。见识了方瞎子，我们对鸡头说，真是一山还比一山高啊，以前就知道老牛逼不能惹，现在才知道厂里有这么多高人。鸡头冷笑一声，说，你们知道个屁，真正的高人是谁，你们根本不知道。后来，鸡头指给我们看，那个扫地的老头，又瘦又干，皮肤苍白，长得有点像欧洲人。鸡头说，你们知道他是谁吗。我们一起摇头，这扫地的老头是个孤老，住在附近的毛竹棚子里，很少说话，也从来不正眼对我们看的。鸡头说，他是国民党的青年师师长，二十岁就当上了少将，黄维兵团的，淮海大战时候被我军俘虏，关了些年再放出来，就在我们厂扫地。老头伦敦留学，一口标准的英语。他还有好多部下都在香港台湾。据说老部下来探望他，要接他去享福，老头捏着扫帚只说一句话：“要听共产党的话。”九三年，我在工厂里做电工，每天到厂里的澡堂去洗澡。那个澡堂在工厂宿舍区的正对面，一楼是男澡堂，二楼是女澡堂。男澡堂有一个大浴池，还有淋浴间，女澡堂则没有浴池。我一直以为女人也能蹲在浴池里泡澡，后来去过女浴室才知道，女人只能淋浴。我是去女浴室换灯泡，而不是偷窥。九三年在宿舍楼抓到一个偷窥狂，这人拿着望远镜对着女浴室观望。我们厂的宿舍楼，是一幢极破的三层楼房子，木结构的，住着很多老鼠，平时根本没什么人愿意进去，一是怕房子倒了砸死在里面，二是怕着火了烧死在里面，三是怕被耗子咬了染上鼠疫。此人就蹲在三楼的走廊里，静悄悄的，看得很开心。后来，夕阳照在他的望远镜上，光线反射到女浴室的窗口，有个女工觉得很晃眼，朝那个方向看了看，心领神会，然后就跑下来喊人，抓流氓。这个流氓是梁秃子的儿子，在甲醛车间做管理员的。梁秃子造了那么缺德的管道，现在终于有把柄被群众捏在了手里，本来应该把他们父子俩都吊在厂门口，剥光了衣服用新加坡皮鞭抽打的，但这个老东西非常狡猾，他竟然对厂长说，他儿子不是变态偷窥狂，而是对人体解剖感兴趣。他儿子的志向是要考医学院，结果呢，只能为医学院提供福尔马林，这就使他产生了一种医生情结，老想看看人体。厂里看在梁秃子是工程师的份上（也不知道他送掉了多少中华烟），居然不做任何处理，把他儿子放了。当时我们很想不明白，操他大爷，一个对人体解剖有情结的变态狂，可比一个窥淫癖恐怖一百倍。我看过一个英国电影叫《开膛手杰克》，据说是确有其人，这哥们就是以解剖活生生的女人为乐趣。这种人应该马上关到精神病医院去，但厂里不这么想，我们也没办法。出事的当天，我们几个人跑到宿舍楼里，那里很安静，夕阳都快落山了，几只耗子吱吱叫唤着从我们眼前走过。我，长脚，小李，我们三个很好奇，我们想从那个位置上尝试一下，是不是真的能看见女澡堂。我们站在窗口，那里离澡堂大概有三百米远，用肉眼几乎什么都看不到。我们看不到赤膊女人，只能看看赤膊男人。洗澡的时候，我们几个很注意观察各色男性生殖器，从干部的到工人的，从退休的到在职的，黑的白的，有毛无毛，长短粗细。当时我是出于无聊，纯粹当游戏来玩，没想到养成了习惯。我现在在厕所里尿尿，还是会不由自主地朝两旁的生殖器观望，我既不是同性恋也没有解剖癖，我就是习惯了看一眼。有次在宾馆里看到一个黑人，GREAT！我都想对他竖大拇指了。另一个澡堂游戏仅限于我们几个青工之间，就是用毛巾抽打阴部，当然是抽别人的，抽自己那是抽打派教徒。长脚在这个游戏中成为了受害者，他长得瘦，根据我的经验，瘦子的老二总是显得大，既然它大，那就成为众人抽打的目标。长脚很可怜，有时候在淋浴房洗头，一脸的肥皂沫，眼睛都睁不开，忽然阴部被毛巾抽了好几下，等他冲掉肥皂破口大骂的时候，干坏事的人早就无影无综了。至于我和小李，我们是结拜兄弟，可以公然地抽他。起初长脚还反抗，嘻嘻哈哈地用毛巾抽回来，但他终于发现自己高个子的坏处，鸡巴位置也高，便于我们抽打。我们抽长脚抽上了瘾，恨不得在他的阴部画一个靶子。后来他捂着阴部到处乱蹿，我们狂笑着把毛巾抽到他的屁股上，长脚哭了。我和小李收了手，抱歉地看着他，他说：“你们都是坏蛋！”我们对长脚一直很抱歉，其实我们都很爱他，他性格像个女人，一米九五的身高脱光了形同蜘蛛，我们爱他所以要欺负他，和工厂里的其他疯子不一样，其他人纯粹就是欺负他，并不爱他。趁着他抹眼泪的工夫，我们看了看他的老二，都他妈被抽红了，下手太狠了，很不应该。那时候我还年轻，不知道如何来表达同性之爱，抽抽鸡巴似乎是唯一的办法。现在我是绝不会这么干了。那时候洗头，都是用洗头膏，有草莓味道的，菠萝味道的。之后出现了海飞丝，我是工厂里率先使用海飞丝的，因为我头发油腻，白蓝建议我用这种洗发水。那天为了安慰长脚，我就把我的海飞丝借给他用，他接过来，倒了小半瓶在手里，一半涂在头发上，一半涂在阴毛上。他这么浪费我的海飞丝，我也没说他什么。我们在洗澡的时候终于发现，全厂最大的鸡巴不是长脚，也不是其他瘦子，而是元小伟。元小伟是鸡头的徒弟，前面说过，他每天被鸡头按到电门上，用220伏的电流打一下，这样他就成了个不怕带电操作的电工。他练出这种金钟罩铁布衫的功夫，非常神气，每天揣着个电笔，在厂里昂头挺胸地走来走去。这样的青工我们都不太爱理他，我们自己虽然是青工，但不是所有的青工都爱搭理的。有关元小伟的鸡巴，已经大出了一般人的想象之外。用对比法来描述，虽然比不上我见过的GREAT，但也远远超出了黄种人应有的比例。据说这跟他每天挨电击有关系，我看过个电影，说李小龙就是用电击的方式锻炼力量的。元小伟电的是手指，长的是鸡巴，这一点也很神奇。我们跑回电工班，对鸡头说：“我靠！元小伟的家伙太大啦！”鸡头不信，长脚就用手比划出了一个很不现实的尺寸。这时候六根在边上说：“我可以作证，真的很大哎。”鸡头抓了抓头皮，说：“勃起的时候要这么长，也算正常吧。”我们一起说：“软的！软的时候就这么长！”鸡头说：“操，他爸爸是黑人啊？”六根不停地说：“太大了，太大了。”六根的小鸡鸡我们都见过，我们从来不去抽他，怕伤他的自尊，因为很难认准目标。鸡头安慰地拍了拍六根，说：“六根，不要自卑。大的家伙不一定派得上用场，主要还是看技巧。”六根叹了口气说：“我找谁去练技巧啊？”自从发现了元小伟之后，长脚就很兴奋，长脚说，以后不用抽他了，改抽元小伟吧。我们瞪了他一眼，说：“长脚，你脑子清楚一点。你以为谁都能抽啊？”长脚非常苦恼地皱起眉头，他终于知道，我们之所以抽打长脚的鸡巴，并不是因为它大，而是因为它长在了长脚的裆部。我们不是疯子，只是比较爱他而已。元小伟的事情很快传了出去，电工班发现新人类。不久，车间里的阿姨们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以前她们点名要电工，都是点我和小李，现在她们会对鸡头说：“鸡头啊，把元小伟叫过来换灯泡吧。”元小伟去了之后，阿姨们就用目光抽打他的阴部，他自己不知道。有几次六根和他一起搭档出去，六根是个手艺很好的电工，出去换灯泡是很伤自尊的，当然，和元小伟一起站在阿姨们面前，自尊更是成了狗屁。六跟回来以后非常生气，说阿姨们根本不理他，就围着元小伟说话。发生了这种事情，我和小李乐得清闲，鸡巴小就小吧，至少不用干很多活。有关元小伟的问题，纯粹是出于好奇，当时我没见过什么世面，有一种格物的心情，格到活人身上，纯属幼稚。但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性质就很恶劣了。我们发现胡得力从来不去澡堂洗澡。工厂里，食堂分为干部餐和工人餐，但澡堂没法分，干部群众都是四点钟下班，下班之后就去澡堂泡着。工人可以吃得差一点，但绝不可能接受干部洗过的洗澡水。由于我们是和干部一起洗澡的，见识过很多科长科员的裸体，这些基层干部和中层干部中，唯独胡得力，从没有出现在澡堂。假如从推理的角度来说，可能性有很多种，胡得力不爱洗澡，胡得力家里是开澡堂的，胡得力有裸体恐惧症，胡得力喜欢去桑拿房找个小姐给他洗。这都有可能。但我们当时武断地认为，胡得力的情况和元小伟正好相反，他太小，见不得人。后来我和小李去换灯泡，说起这个事，我站在梯子上，用圆珠笔在墙上写道：胡得力，没鸡巴。小李大惊失色，说：“小路，你找死啊。”我说：“怕个鸟啊，你也来写。”他说：“我不写，小噘嘴会骂我的。”他那时候也和我一样，不再喊她杜洁的名字，冠之以绰号。我说：“你怎么跟长脚一样胆小啊？”小李说：“我不是胆小嘛，但是会被送去上三班的嘛。”我说：“你不说，我不说，谁知道？”后来他在我的强迫下，也爬上去用圆珠笔画了个很袖珍的鸡巴，他没留笔迹，很聪明。我更无所谓，我会用三种不同的笔迹写字，那六个字是我专门用来写情书的笔迹，厂里没人见过。那串字，以及那个图，被留在了仓库里的某一个电灯泡边上。写的时候，我们觉得很有趣，或者很害怕，写过之后就发现什么都不会发生，不会有人去那里看我们写的东西，仓库里没什么人，而且写的位置很高，接近天花板，站在地上根本看不到。后来仓库粉刷墙壁，油漆工连看都不看，就把我们的作品给刷掉了。我想到厕所里去写，这样就能被很多人看到，后来我蹲在厕所里，发现四周的墙壁上写满了淫词艳赋，根本没地方下笔，于是就打消了这个念头。九三年厂里评先进，那是冬天了，我站在厂门口的宣传栏前面，我看到玻璃橱窗后面贴着很多照片，全是那一年的先进工作者。其中有白蓝，也有胡得力。第二天清晨，起着大雾，我很早就来到厂里，我揣着一支很粗的水笔，先在白蓝的照片边上画了一朵花，再在胡得力的照片边上画了一个鸡巴，并不袖珍，而是很大的，对着他的嘴。然后我返身逃入了茫茫白雾中。我离开工厂之后，有很多个夜晚，都在稿纸上描述它。有时候我把它写得非常伤感，有时候则非常快乐。我从来没有写过白蓝，除了这一次。即使是在我三十岁以后，写到她，也只是一些断断续续的故事，我不能一次就把她说完。我做不到。在我有限的生命里，我将一次次地把她放下，又重新拾起。我用这种方式所表达的已经不是爱了，而是怀念。但是这种怀念来自于我身体最深的地方，是我血液中的一部分，不仅是白蓝，还有其他人。每一个秋天，站在白蓝的医务室里，都能看到工厂外面的野花。那是一种没有名字的花，大多数是黄色的，还有一小部分是橙色的。这些低矮的野花沿着工厂的围墙，一直开到远处的公路两旁，它们非常绚丽，像很炽烈的阳光照射在地面上的颜色。连片的，绵延的，在阴暗的地方似乎要断绝，但在开阔之处又骤然呈现出一片盛景。这种野花的花期很长，从十月开始，一直到霜降大地，它们都出现在我的视线中，用一种骄傲而无所谓的表情。在它们盛开的季节里，有些路人随意地采摘它们，然后又随意地抛弃在路上，车辆碾过，黄色的花瓣被挤压得粉身碎骨。即使如此，也无损于它们本身的美丽。我喜欢站在医务室的窗口，有时她不在，门没锁，我也擅自跑进去，站在那里。她进来之后发现我在，起初她不说什么，后来次数多了，她说：“小路，没有人的房间，除非是你自己的房间，否则不要随便闯进来。”我说：“你说话这么绕，我一句都听不懂。”她摇了摇头说：“跟你讲不明白。最近又被胡得力抓到了吗？”我说：“没有啊。我最近很老实。”每当说到胡得力，她就会再加一句：“你是个叛逆青年。”我对她说，我不是叛逆青年。我做工人就是这个样子，迟到早退，翻墙骂人，诸如此类的坏事，每个工人都可以去干。假如我去写诗，那我才是工人之中的叛逆青年。我还说到我堂哥，那个收保护费的，他也不是叛逆，他们黑社会里面的规矩比厂里大多了，谁敢不服？假如他去考大学，那他就是黑社会之中的叛逆青年。这种叛逆很少的，它不会被人扁，只会被人嘲笑。我一直认为，被扁的理想是值得坚持的，被嘲笑的理想就很难说了。白蓝听了这些，就说：“我没说错，其实你还是个叛逆青年。”我听了这话，无言以对。九三年春天，我曾经和她一起去参加过化工局的一次先进事迹报告，当时，每个厂派十个代表去参加，工会组织的。我在工会的名声还是不错的，工会的徐大屁眼选了几个优秀职工，后来想到我和白蓝曾经救过德卵，这也勉强算是一件先进事迹。徐大屁眼就把我喊过去，通知我星期六下午不用上班了，去局里听报告。我对报告不感兴趣，但可以不用上班，当然乐意，何况是和白蓝在一起。那天我和白蓝骑着自行车，来到化工局的礼堂，里面挂着很大的红色横幅，灯光明亮，人头攒动，好像有一种开宴会的气氛。白蓝说，坐到角落里去吧。我不干，我要坐到第一排，她说我脑子有病，第一排都是领导坐的，那就第二排吧。我们坐在一个半秃的脑袋后面，我点起一根香烟，白蓝说这里大概不能抽烟，我返身一看，后面至少有十七八个工人都叼着香烟呢。听报告的时候，前面的领导也抽烟，台上的先进模范也抽烟，那时候没有所谓禁烟的概念，只要不在生产区，只要不会炸死人，香烟是随便抽的。出乎我的意料，先进事迹报告会很好听。有人掉进污水池，另一个人去救他，那人救上来了，另一个人死了。有人勇斗歹徒，歹徒来厂里偷钢材，英雄拿着一个手电筒对付四个拿刀的，被捅成重伤，当然他的手电筒也砸中了其中某个歹徒。有人一年四季免费给厂里职工疏通下水道，老婆闹着要跟他离婚，因为他干这个有瘾，连家里房顶漏了都不管。有人看见毒气泄漏，非但不往外跑，还冲进去关阀门，群众的生命保住了，他自己被熏成了傻子。我听了这些故事，对白蓝说，我一直以为自己救德卵很伟大，可以上台做报告，现在才知道这根本算不上个鸟毛。这些先进事迹太厉害了，你看过《圣斗士星矢》吗，他们简直就是圣斗士。白蓝说，闭嘴，什么神斗士的，乱七八糟。后来上来了一个老头，是个老英雄，他为了修一台进口机器，把左手的四个手指头，连带小半个手掌全都轧掉了。他伸出左手给我们看，那只手上长着肉乎乎的四根东西。老英雄盛赞医生的再生手术，那个手术很神奇，就是在他的肋骨上开一个口子，把他的残手埋到肋部，缝上，这样子就像一个人总是在掏自己的钱包一样。过几个月再拿出来，残手之上就长出了一块肉，但这块肉是不分叉的，看起来就像藤子不二雄的机器猫多啦A梦，医生再用刀子把这块肉切成四条，好像削胡萝卜一样削成手指状，再包扎起来，就成了四根手指。当然，也可以切成八条，有八根手指也挺酷的，跟章鱼一样。我听到这里，又目睹四根肉棍，很后悔自己坐在第二排。太残忍，胃里不舒服。我扭头瞥了一眼白蓝，她聚精会神地对着老头看，还频频点头，很有兴趣的样子。我忘记了，她是医生，不是变态。那天我还问白蓝，手指被轧下来到底该怎么办？我有一个女同学，在轴承厂工作，开车床的，他们厂里隔三岔五被轧掉手指，一年下来，能捧出一碗手指，非常吓人。我那个女同学不久前也把手指弄断了，当场疼昏过去，边上的工人把她送到医院，有个小学徒听说现在可以接手指，就把她的断指捡起来，泡在酒精里一起送了过去。医生见了那手指，二话没说，直接送去做标本了。白蓝翻着眼珠摇头，说：“怎么可以泡在酒精里呢？太无知了！”我说酒精不是防腐的吗，还杀菌呢。白蓝说：“泡在酒精里，组织功能全都坏死了。应该找冰块，找不到冰块就用雪糕棒冰。”听完报告出来，已经五点多钟。我说：“以后这种报告我再也不来听了，本来是四点钟下班的，听个报告搞到五点多，不合算。”白蓝说：“去吃饭？我请客。”我们在街上找饭馆，我和白蓝没有固定吃饭的老地方，我说去吃面，她说吃面太寒伧，吃西餐吧。后来我们跑进一家牛扒城，闹哄哄的全是人，这是戴城唯一可以用刀叉吃东西的地方，桌子都是用大木板做的，有点像猪肉店的砧板，凳子也是他妈的条凳，只不过比面馆里的条凳更宽更长。服务员端着呲啦呲啦的铁板牛扒在人群中穿梭。有人不吃饭，对着一个二十九寸的电视机狂唱卡拉OK，唱的是张学友的《吻别》。这根本不是西餐厅，我在电视里见过西餐厅的，那里很安静，还点蜡烛，服务员穿得像新郎。白蓝说：“你说的那是法国西餐厅，这个是美国西部的西餐厅。”我们坐下来，在一群女中学生之中，大家都坐在一张条凳上。有个女中学生胸部特别大，她图方便，把两个胸就放在了桌子上。铁板牛扒端上来之后，呲啦呲啦的全都溅在她的胸上，她尖叫着跳了起来。我看得好玩，白蓝拧了拧我的胳膊说：“不许朝人家看，小流氓。”我哈哈大笑，我想起李晓燕奶奶的事情，当时我妈也是这么对我说的。后来我想到李晓燕的奶奶已经死了，心里有点难过，我就不笑了。这件事情我一直希望它没有发生过：我没有看到过麻袋片，或者，她没有跳楼。这样我都能过意得去。我和白蓝是并排坐着的，这么讲话很不方便，后来我骑在条凳上和她讲话。她没法骑，她那天穿着一步裙，就算不穿裙子，她也未必愿意骑着凳子和我说话吧。她说：“小路，你自己知道吗？你和别的青工不一样。”我问她：“不一样在哪里？”“我说不上来，你以后也许能去做点别的。”“做什么呢？”“你不要用这么弱智的方式和我说话，可以吗？”她瞪我一眼。我说，我来告诉你吧，我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我的数学老师说过，我是一个悲观的人，我以为这个世界上这种人比比皆是，后来发现不是这样。悲观的人很少很少，有些人本来应该悲观的，可是他们打麻将唱卡拉OK，非常快乐。我身边全都是这样的人，我不知道自己应该用什么方式来看这个世界，悲伤的，还是乐观的。我小时候认为，一件事情要么是快乐的，要么是悲伤的，它们之间不具备共通性。可是我终于发现，悲伤和快乐可以在同一件事情上呈现，比如你咬了王陶福的老婆，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一件好玩的事，都笑死了，但我却感到悲伤。我悲伤得简直希望自己去代替你咬她，这样就不会那么难过了。这就是我和别人的不同，仅仅是微小的不同，不足以让我去做点别的。我和我身边的世界隔着一条河流，彼此都把对方当成是神经分裂。那天我在吵吵闹闹的牛扒城，用很低的声音说，白蓝，我爱你。但那地方太吵，连我自己都听不清。说完这句话，她没有任何反应，我想放亮嗓子再大声说一次，但我又觉得，这件事情连做两次是很傻逼的，第一次是为了爱她，第二次纯粹只是为了让她听见。我就当自己什么都没说过。后来，我吃完了一盘黑椒牛排，感觉像什么都没吃，这牛排还不如我们厂里的猪排呢。我也不想吃下去了，没心情。我发给她一根香烟，她摆摆手，说：“我们走吧，闹死了。”这时候，卡拉OK里开始放黑豹的Don’t Break My Heart。这次是原唱，很好听。出门之后，我们自然而然往新知新村方向去，先是推着自行车走，走累了就骑上自行车。我给她讲些班组里的笑话，长脚，六根，元小伟。她有时笑，有时皱眉头。在新知新村，她停下自行车，我习惯性地调头回去。她说：“你上去坐一会儿吧，我有个东西要给你看。”我就停好自行车，跟着她往楼上走，楼道里黑乎乎的。那时候我不知道上楼要走在女士前面，我只知道跟着她走，一步裙很性感，我眼睛正对着她的裙子，虽然楼道里很黑，还是看了个一清二楚，躲都没地方躲。如今让我回忆白蓝的家，我能想起来的是：那是一套两室户的老式公房，房子的质量大概和农药新村差不多，没有客厅，阳台很狭窄。这套房子几乎没有装修过，水泥地坪保持着毛坯房的本色，窗框是木制的，刷了一层绿漆，已呈剥落之状。她就独自住在这套房子里。她拉亮电灯，到厨房去烧水，我独自坐在朝南的房间里。不久之后，她端着一碟瓜子进来，说：“在烧水，等会儿泡茶。吃瓜子？”我说我不吃，但是可以抽烟吗。她说：“你随便，烟缸在书桌上。”她的家具非常简单，几近于宿舍。唯一有点特色的是靠墙放着个书架，里面有几排医书，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书，烹调，外语，古代诗词。趁她去倒茶的工夫，我抽出一本《妇产科病图鉴》看了看。那本书里面一张照片都没有，全是用素描手法画出来的器官，还打上阴影。等白蓝端着茶进来的时候，我正翻到葡萄胎那一页，以我当时的智力，怎么也想不通好端端的一个孕妇怎么会生出一串葡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