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二十岁那年，把这件事称为一生中最黑暗的遭遇。小时候我曾在垃圾筒里捡到过一只皮球，视为珍宝，我用路边的积水把这只皮球擦干净之后，忽然有个同龄小孩站在我面前，他穿着奶白色的西装短裤，小小年纪居然梳了个分头。分头阴着脸说，这个皮球是他的，并且动手来抢。我使了个绊，把他摔进水塘之后撒腿就跑，身后传来他的哭嚎声。后来分头认准了我，隔三岔五跟我我屁股后面唠叨，我的皮球我的皮球我的皮球。我返身回去抓他，他就狂奔而去。直到有一天我没了耐性，把那个皮球还给了他，皮球已经破了。我说：“皮球还你了，你他妈的别再跟着我了。”分头接过皮球又是一阵嚎哭，我走过去给了他一个大嘴巴，他居然不嚎了，瞪着一双无辜的眼睛看着我，好像我是个怪物。我二十岁捡垃圾的时候，开始怀疑，这是我多年前捡皮球、干坏事的报应。我捡了一个礼拜的垃圾。后来，我师父老牛逼出现在我面前，他简直就是个天使，照亮了钳工班漆黑油腻的工作台。老牛逼对德卵说：“我的徒弟怎么可以去捡垃圾？”他把我的背篓扔在了德卵的徒弟面前，径自带着我去修水泵了。德卵的徒弟叫魏懿歆，他的名字对工人师傅来说太恐怖，既不会读也不会写，笔划多得数不清，也不知道他爹妈是怎么想的，简直是存心刁难工人师傅。德卵写工作报告的时候非常头疼。工人师傅嘲笑他说，你把名字写完，老子一泡屎都拉干净了。魏懿歆大专毕业，学的是机电，在钳工班也算是下车间实习。这人有点结巴，见了老牛逼总是吓得说不出话来。从此以后，就由机电专业毕业的魏懿歆负责捡燃料，而普高毕业的路小路居然可以去修水泵。我也搞不清，这算不算人才浪费，反正我是再也不想干这个活了。魏懿歆是个很认真的学徒，他捡燃料简直到了痴迷的程度，一筐一筐地往钳工班运燃料，冬天还没到，已经囤了一房间的木柴和报纸，还有两百斤优质煤，全是从锅炉房偷来的。直到有一天被锅炉房的师傅发现，一巴掌拍掉了他两个臼齿，才阻止了这种疯狂的行为。我师父老牛逼是工厂里的名人。别人告诉我，能做老牛逼的徒弟，是我一生之中的大幸。整个钳工班都以“卵”字作为后缀，只有他是“逼”，这说明他非常厉害，睥睨群卵，不可一世。我现在三十岁，活得已经有点腻了，因此歪理越来越读多。我开始明白，人生的幸事不多，比如说，有个好丈母娘是幸事，有个好邻居是幸事，老板和老婆都不算。这是因为，丈母娘和邻居都不是你自己能选择的，运气不好会酿成长期的折磨。有一个好师父也是幸事，道理是一样的，师父不是我自己能选择的。我最初见到老牛逼的时候，他倚在一台车床上，和一个四十多岁、磕着瓜子的阿姨聊天。他对阿姨说：“你知道吗？金条要大，元宝要小！”阿姨听了，脸上红扑扑的，用粉拳捶他。老牛逼就诡诡地笑了起来。金条和元宝是工厂里的黑话，我听不懂。后来去修水泵的时候，我悄悄问他：“师父，您说那金条和元宝，到底是啥意思？”老牛逼哈哈大笑，用手指给我做了个比方，他把右手的中指伸到我面前说：“看，这就是金条。”他又把左手的食指和大拇指圈成环状，伸到我面前，说：“见过元宝吗？这就是元宝。”然后他就把金条伸进元宝里面，进进出出比划了一下。我当时拍了拍脑袋，做出恍然大悟的样子，其实只能说，我对金条的了解远远大于元宝，元宝只是存在于我的想象中，我做出恍然大悟的样子，只是为了让老牛逼相信，我是一个很有领悟力的孩子，教我修水泵那算是找对了人了。工厂里认师父，也有一个拜师仪式，就是送香烟。我塞给老牛逼一条红塔山，他笑纳了，从此对我很照顾，把厂里所有的黑话都解释给我听。只有听懂黑话，才能从学徒晋升为老油条。老牛逼五十多岁，头发花白，长着一个万众瞩目的狮子鼻，他干活的时候鼻翼会暴涨出来，这时候他的鼻孔里可以轻易塞进去两个大红枣。当然我也就是想想而已，绝不会真的这么干。他带我去修水泵，各个车间的阿姨站在路边喊他：“老牛逼！又带徒弟啦？”老牛逼喊道：“黄花小伙子！借给你过瘾吧！”阿姨喊道：“留给你老婆过瘾吧！”我听了这话，嘴里就犯嘀咕。老牛逼问我，你在嘀咕什么。我说，妈的，老阿姨。老牛逼就很严肃地告诉我，不要歧视老阿姨，在工厂里要是得罪了这些阿姨，那就倒了大霉啦。我说我知道的，我们学校里以前有个总务处的阿姨，她患有严重的更年期综合症，总是脸色潮红，嘴唇像抹了口红一样鲜艳夺目。她的把戏就是查卫生的时候戴一副白手套，往窗框上一抹，手套上若有一点脏的，就让我们重新擦。我们对这种做法很不满意，她就说，窗框要擦到我们能用舌头去舔，那才算是擦干净了。这种说法很无理，不如直接用舌头把窗框舔干净算了。我们又不是做鸭的，练那么好的舌功也是浪费。我对四十多岁的老阿姨天然地抱有恐惧感，就像我对二十岁的姑娘天然地抱有好感。我不了解老阿姨，孔子说“不知生，焉知死”，我连小姑娘都不了解，老阿姨当然就更神秘了。老牛逼向我具体解释了“阿姨”。老牛逼说，厂里管那些已婚已育三十五岁以上的女性叫老阿姨，三十五岁以下的已婚女性叫小阿姨，统称阿姨，这和家里做保姆的阿姨是两回事，更不是我妈妈的妹妹。当然，并不是所有已婚女性都能计入阿姨的行列，就是说，她至少得有点女人的味道，哪怕是残存的、些微的、装出来的。假如是一个嘴唇上有胡子、腰围接近水桶的女人，那不叫阿姨，叫老虎。好比我说的那个总务处阿姨，她其实就是老虎。两者的区别是，阿姨只会朝你翻白眼，斗斗嘴，捶捶粉拳，老虎则是凑到面前一口唾沫吐过来，还会大哭小叫，抓女人的头发，揪男人的睾丸。老牛逼说，认清阿姨和老虎，对我的生命财产很有好处。厂里的女人，就这么被他分为小姑娘、小阿姨、老阿姨三种规格，“老虎”在此规格之外，属于劣质产品。他还说，所有的小姑娘都会变成小阿姨，小阿姨会变成老阿姨，这是自然规律。老牛逼说，阿姨得哄着，她们会和我发生长期的关系。我想不通，我这个年纪凭什么会和阿姨沾上边。老牛逼说，现在当然不沾边，可是等我在工厂里年复一年地干下去，变成一个中年钳工，身边那些小姑娘也就晋升到阿姨行列中去了。到那个时候，新来的小姑娘是绝不会和我说话的，我唯一的娱乐就是找同龄的阿姨，说一段黄色笑话，然后等着她们来捶我。当时我听了他的话，闷闷不乐，像只瘟鸡。我师父老牛逼早就预见到了我会有一个枯燥的中年，只有阿姨才是唯一的雨露。想到这个，我就很绝望。老牛逼给我的启示是，我必须马不停蹄地在厂里跟各种小姑娘打交道，与她们混熟，可以敲敲肩膀拍拍胳膊，说几句黑话而不至于被她们吐一脸口水。我会和她们一起进入无耻的中年，过过干瘾，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虽然很没劲，但至少不会显得特别的悲惨。我师父老牛逼之所以成为厂里的名人，并不是因为他喜欢泡老阿姨，而是因为他打过车间主任。我堂哥也打过车间主任，他把一个瘦猴一样的车间主任打成了猪头，还在他耳朵上咬了一口。农药厂的保卫科找我堂哥谈话，他进了保卫科把衣服一脱，露出了胸口的刺青，是一幅哪吒闹海。哪吒三头六臂，脚踩风火轮，手提火尖枪，完全临摹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那部动画片。保卫科的人看到这个刺青，没多说什么，放他回家了，过了两天他们把我堂哥给开除了。老牛逼打车间主任，据说是八十年代初的事，也不知是哪里得罪了他，他走到车间主任办公室里，抡起一个烟缸，朝车间主任脑袋上拍了三下。这三下把车间主任打成了脑震荡。车间主任醒过来之后，托人给老牛逼送去了一条牡丹牌香烟，事情就这么了结了。人人都讨厌那个车间主任，只是没人敢去拍他而已，老牛逼因此成了全厂的英雄。当时老牛逼四十来岁，正是在厂里打人的好年纪，辈分和拳头都够大的。后来我做了他的徒弟，他快六十岁了，即将退休，肌肉开始萎缩，而且老花眼，已经打不动人了。而我还是个学徒，辈分不够，胳膊再粗也是枉然，打人的下场就是被开除。我和老牛逼在一起，假如取短舍长，连苍蝇都拍不死一个，假如取长补短，就能打遍全厂无敌手。当然，这只是我的想法而已，我二十岁的时候遇到一个敢于打车间主任的师父，心里难免会发痒。可惜，我最终只是陪着他，拆了很多出故障的水泵，见识了很多姿色阿姨而已。我曾经很仰慕地对他说：“师父，你那么牛逼，敢打车间主任。”老牛逼说：“这不稀奇，最牛逼的是拉电闸。”“怎么拉电闸？”“厂里扣你奖金，你去把电闸拉下来，所有的车间都停产。”老牛逼说，“这个最牛逼。”“你拉过电闸啊？”我联想到农药厂的阿三，这个猪头造个谣就被抓进去劳教，拉电闸必定是判刑无疑。老牛逼说：“我没拉过电闸，有人拉过。”“抓进去了？”“没有抓。敢抓他，他就敢把厂长办公室给炸了。”老牛逼说，“厂里牛逼的人有很多的，又不是只有我一个。”后来我知道，老牛逼最牛的不是打人，也不是玩弄老阿姨，他真正的本钱是技术，全厂五百多个水泵，没有他不会修的。除此之外，他还会修自行车、助动车、各类机床，甚至是食堂里造面条的机器。七九年的时候他是全化工局的维修技术标兵，把一台日本进口的真空泵给修好了。后来他拍伤了车间主任，自己也忽然变成了一个傻子，什么机器都不肯再修了，但凡出故障的水泵在他手里一律报废掉，换新的。厂里知道他技术好，耍牛逼，拿他没辙。技术是一个工人的资本，假如像歪卵师傅那样，脖子直不起来，刨出来的铁块全都是朝左歪的，同时又不敢豁出去炸厂长办公室，这就没有任何耍牛逼的机会，只能做一个钳工班的文工团，被人嘲笑到退休。我们所修的水泵，大部分在泵房里，由阿姨们看守着的。泵房里有几个按钮，通常按绿色的就会使水泵转起来，按红色的它就停了，每天的工作就是按了红键按绿键，周而复始，非常轻松。假如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种工作通常是由电脑程控完成的，不需要阿姨来操作，劳动力解放之后，阿姨们就回到家里去做全职主妇。但这是欧美国家的办法，九二年，在我的化工厂里，只有财务科摆着两台电脑，大部分人还搞不清计算机和计算器的区别。看守泵房的工作，就像医院里的护士，只能由女的来做，这是厂里不成文的条例。假如由一个男的去干这个，大家就会怀疑他是个残疾。泵房都在生产区里，不起眼的角落里，有一个小小的工作间，总共不过四个平方的空间，放着一把椅子和一张桌子，桌子上有一门电话，没有拨号键。这种电话机无法打外线，只能通过总机呼叫厂里的某个分机。另外还有几张报表，填写每个水泵的运转状况。水泵就在工作间外面，水泵要是坏了，阿姨们一个电话挂到机修车间，机修车间的调度员再把电话挂到钳工班，这时候，我的工作就开始了。老牛逼第一次带我去修水泵，他揣着一把扳手，对我说：“跟我走。”我跟着他进了生产区，绕过两个车间，钻过一个小门洞，七拐八弯来到一个贮槽后面，这里有一个工作间，门开着，有个阿姨靠在门框上对着我们招手。这个地方阴森森的，除了机器的轰鸣，再也听不到别的声音，也不会有人走过。我心想，这不太像是修水泵，倒有点像是去嫖娼。阿姨说：“老牛逼啊，东边那个水泵坏掉了。”老牛逼说：“你怎么像个白毛女，缩在里面不出来啊？”这又是黑话，我已经懂了，白毛女就是被强奸过的意思。阿姨听了，冲出来拧老牛逼的嘴，一边拧一边问：“咦？新收了个徒弟？”老牛逼对我说：“去把螺丝拧下来。”我揣着扳手去找那个坏掉的水泵，把老牛逼和水泵阿姨留在了身后。水泵通常是用四个拇指一般粗的螺栓固定在基座上，我的任务是把那四个螺帽卸下来。大多数螺帽因为年深日久，加之地面潮湿，已经锈成了一块铁疙瘩。我把扳手套上去，开始发力撼动它。这个动作，和划桨一模一样。我后来认识一个英国人，是剑桥大学划艇队的，差点就去参加了奥运会，说起这门高尚运动，他很自豪地捋起袖子，给我看他的肱二头肌，丰满光滑简直就像小半个地球仪。我也捋起袖子给他看我的肱二头肌，并不比他逊色多少，把英国人看得很开心，问我玩什么运动。我说，我玩的是锈螺丝。英国人没听明白，以为我说的是Show Rose。那天我在那个鸟不拉屎的地方拧螺丝，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拧下来三个，最后一个螺帽简直像是狗操X，套在那根螺栓上，死也不肯下来。我往肺里吸进去足有两公升的空气，脖子上青筋爆出，四肢肌肉绷紧，上下臼齿磨得嘎吱嘎吱响，好像是要射精的样子。最后一发力，嘎嘣一声，我向后倒去，螺栓竟然被我拧断了。我在地上打了个后滚翻，爬起来，拎着螺栓去找老牛逼，他正在工作间里陪阿姨嗑瓜子。我把螺栓往桌子上一扔，老牛逼皱着眉头说：“怎么搞的，螺栓断了？”我说：“我也没办法。它就是断了。”老牛逼说我是生犊子，干活光凭一股子蛮力，不讲究技术，就会拧断螺栓。我想起我堂叔说过的，钳工是技术工种，没技术的人连螺丝都拧不下来，原来这话是真的。拧断了螺栓是很麻烦的，得用气割枪，把残余的螺栓从基座里割出来，再装上一根新螺栓。此事不用我来做，我只管拧螺丝就可以了。这种意外是很偶然的事情，我卸过两三百个水泵，统共也就碰到了这么一次，但我无论如何想不到，那个水泵阿姨竟然因此把我记住了，还到处散播，“老牛逼新收的徒弟是个生犊子，一上手就把螺栓给拧断了。”其他水泵阿姨听了，也把我给记住了，我去卸水泵的时候，她们就会特地关照我说：“小路啊，拧螺丝的时候当心点啊，别把螺栓给拧断了。”她们凑到我身边看着我拧螺丝，把脸上的雪花膏气味灌进我的鼻孔里，搞得我只想打喷嚏。把水泵卸下之后，会有农民工用扁担挑着一个新水泵过来，钳工负责把新水泵装上去，农民工就把有故障的水泵挑到钳工班去。水泵有很多种，最重的那一种，得八个农民工才能挑起来。这样的农民工在厂里被称为“起重工”，这种强体力劳动正式工都不肯干，就找郊区的农民来干。后来郊区的农民也不干了，就找县里的农民来做，再后来，县里的农民也找不到了，厂里的起重工全都成了外省民工。据说，人老了以后做梦，都是关于往昔的。人老了就没有未来了，即使在梦里也看不到未来。我三十岁的时候经常梦见往昔，拎着一个扳手，迤俪走向厂区深处的泵房，那里有一个阿姨和一台坏掉的水泵在等着我。梦里的我心情平静，一点也不觉得委屈。我想不起十年前自己是以什么心情去拆那些Show Rose了，我也忘了那些阿姨具体的相貌，四十多岁的女人在我印象中都是差不多的。只有一次，我记忆深刻。那次，我独自去糖精车间拆一个水泵，走进工作间，觉得很诡异。那个阿姨把四平方的工作间布置成了一个温馨的闺房，有橙黄色的台灯，淡蓝色的布幔，椅子上是米老鼠的坐垫，最恐怖的是，她不知从那里搬来了一张折叠床！阿姨斜躺在床上，瞄了我一眼，说：“二号水泵坏了，你自己去修吧。”我把螺丝卸下来之后，又跑进工作间，背对着阿姨打电话，叫起重工来扛水泵。趁这当口，阿姨问我：“你多大了？”我对着电话喊：“喂！喂！起重工吗？你们他妈的怎么还不过来？”墙上挂着一面小镜子，通过镜子我看见阿姨撇着嘴，懒洋洋地翻了个身，不理我了。我把这事情说给老牛逼听。老牛逼问我：“她长什么样子？”我形容说，浓眉，卷发，血红嘴唇，还这么斜躺着。老牛逼说，那不叫斜躺，准确的说法是贵妃躺，两腿并拢，把手撑在腮上，如果两腿叉开那就不是贵妃躺了，而是潘金莲躺。我翻着眼珠回忆了一下，说：“腿倒真是并拢的。”老牛逼说：“那个女人叫阿骚，要离她远一点，她腿并拢的时候还好一点，要是叉开了，全厂的男人都顶不住。以后糖精车间的水泵就让魏懿歆去弄吧。”“魏懿歆会不会出事啊？”“你放心，阿骚不喜欢结巴男人。舌头短，够不着。”关于修水泵，还有一些细枝末节可说。坏掉的水泵挑进钳工班里，被扔在角落，凑个黄道吉日，拆开了统一检修。据我所知，修好的并不多，其实钳工们根本懒得去修它们，每隔几个月，废品仓库的人过来清点一下便全都收走了。我爸爸有时候会问我：“小路啊，你的水泵修得怎么样了？”我只好糊弄他：“这两天在学修真空泵。”他就对我说一大堆真空泵的工作原理，最后加了一句：“学会修水泵，跑到哪个化工厂都有饭吃。”有一天，我指着钳工班里大大小小的水泵，对老牛逼说：“师傅，你什么时候教我修水泵？”老牛逼说：“学这个有什么用？你还是帮我去管自行车摊吧。”我说：“师父，你总要教我点什么吧？不然等我满师了，跑出去什么都不会，你也不见得有面子啊。”老牛逼说：“你修好了水泵又怎么样呢？会给你加奖金吗？”我说：“不会。”老牛逼说：“那你修不好水泵又怎么样呢？会把你辞退吗？”我说：“也不会。”老牛逼拍了拍我的肩膀说：“所以你还是去帮我看自行车摊吧。”事隔多年，我想起老牛逼那一身松垮垮的肉，眯着眼睛看水泵的神态，以及他横着走路的样子，我总觉得他像个哲学家。后来我想明白了，一个人干了四十年的钳工，揍过车间主任，修过无数台水泵，既不尊重女人也不尊重知识，他就会变成一个哲学家。九二年的时候厂里派了几个干部到钳工班来，说是要考我的技术，评职称。钳工的最低级别是二级，再往上是四级，最高八级。干部们问老牛逼，你徒弟能考几级？老牛逼说，四级没问题。我当时吓得冷汗直流，他们要是扔一个水泵给我，除了拧螺丝，我再也不会干别的了。结果，干部们扔给我一坨铁块，说把这个铁块锉成一个立方体，就算我通过四级考核了。我拎起铁块，拿起锉刀，挥汗如雨地干了六个小时，把拳头大的一块生铁锉成了方不方圆不圆麻将牌一样大的东西，干部们捏着这块东西，问老牛逼：“这好像不行吧？”老牛逼说：“你说不行？你看歪卵刨出来的铁片，有几根是直的？”干部听了就说：“算了，反正我们厂的钳工也就是拧拧螺丝而已。通过了！”我暗骂那个干部，操，你早知道拧螺丝就可以，何必让老子锉了六个钟头的铁块呢？通过了四级考试，我就涨工资了。我曾经对张小尹夸口说，我这辈子也考过四级，不是四级英语，而是四级钳工。这当然是个笑话。我的抽屉里还有四级钳工证书，贴着我的照片，是厂里一个业余摄影师拍的，背景是一块红布，我穿着不蓝不绿的工作服，头发蓬乱，脸色苍白，眼神茫然，一个门牙嵌在下嘴唇上，好像马上就要拉出去枪毙的样子。这种丑态不能怪我，那王八蛋摄影师实在太业余，我屁股还没坐到凳子上，他快门已经按下去了。我师父老牛逼有个车摊，摆在他家的弄堂口，离化工厂不太远。每天下班，他在那里摆开全套修车工具，补胎打气校钢丝擦车子。据说他年轻的时候还殴打顾客，后来老了，打不过别人，就叼着香烟斜眼看别人。人们之所以光顾他的车摊，是因为方圆一公里之内再也没有人敢和老牛逼抢生意。他说这叫托拉斯，假如他牛逼的范围不是一公里，而是十公里，他就可以雇几百号人，开一个修自行车的公司。我认为这就是他的理想，可惜他老了，理想对他来说也没什么价值。自从有了我这么个徒弟，他的车摊就提前了营业时间，本来是下午四点半开张，现在下午两点开张，我坐在车摊前，他去泵房找阿姨寻欢作乐。上班时间摆车摊属于旷工行为，抓住了就是处分，像我这种小学徒连受处分的待遇都没有，可以直接开除。摆车摊很简单，遇到有打气补胎的，我都能应付下来，假如是车轴断了、钢圈弯了，我就只能狂奔回厂里，叫老牛逼亲自出来修。我在那里干了几天，生意惨淡，因为我总是对着过路人傻笑，别人看见我这个样子，以为我不怀好意，即便真是要修车的也不肯过来，我自然乐得清闲。后来我实在无聊，蹲在路边研究这条巷子，这巷子很深，一侧的房子沿河而建，其中有一间就是老牛逼家，但我没去过。这条巷子有一个很奇怪的名字，叫猪尾巴巷。后来，有个晒衣服的老太太告诉我，清朝的时候，这里住着个大善人，叫朱仪邦，做了很多善事，为了纪念他，就把巷子的名字改成“朱仪邦巷”，本地人读了几百年，读成了猪尾巴。我心想，这位朱先生真是倒霉，做了一辈子的善人，到头来还是被人讹读成了猪尾巴，可见，做好人也未必就能流芳百世。半个月之后，有个女的骑着自行车经过，她看见我蹲在路边，呆头呆脑地张望着半空中虚幻的景象，仿佛嗑了药丸一样。她好像并不介意我是个傻子，跳下车子问我：“车摊是你的？”我被她打回了神，说：“是啊。”“擦车子多少钱？”“小擦两块，大擦五块。”所谓的小擦，就是把车子表面的油污和浮尘擦掉，这比较容易；所谓大擦，则是把车轮卸下来，把钢珠掏出来，一个个都擦得像镜子一样锃亮，往车轴里涂上黄油，再把机油灌进车链子，把所有的螺丝螺帽都拧紧，把刹车校准到最合适的位置。小擦好比是澡堂子里搓背，大擦就是按摩院里的马杀鸡。我会搞小擦，但没搞过大擦，和我修水泵一样，拆得下来，装不上去。她说：“大擦吧。”她穿着一件白色的连衣裙（不耐脏，所以要擦车），目光炯炯地，居高临下扫射着我。在此之前，我还没有被女人的眼神这么痛快地扫射过，当然，我高中时候的校长除外，但她是个老太婆，不但扫射过我，家长会上还扫射过我爸爸，我们两个都怕她怕得要死，假如她是个二十多岁的姑娘，穿白裙子还有一双杏核眼，不管是点射还是扫射，我都情愿被她射死。趁我找扳手的工夫，白裙子姑娘问我：“糖精厂的？”“你怎么知道？”“废话，你穿着工作服呢。”我看了看自己身上，不错，蓝不蓝绿不绿的工作服，左乳有个T，人人都知道是糖精厂的。她又问：“钳工班的吧？”“你怎么知道？你也是糖精厂的？”“这你就不用管了。”那天我鬼使神差，没有跑回厂里去叫老牛逼，而是从工具箱里掏出扳手，给她做大擦，不，给她的自行车做大擦。这是一辆淡紫色的飞鸽牌女式车，龙头弯弯地翘起来，好像两条高举的腿，非常性感，坐垫上还留有余温，让人间接地感受到了她的屁股。我心猿意马，操起扳手，开始卸车轮。她坐在我的板凳上，看着我把车轮卸下来，把钢珠擦亮，再装上去。这么一步步地擦完，她始终一言不发。她长得很漂亮，头发是深栗色的，我一边擦车一边偷偷观察她，和她的眼神碰撞，她也毫不介意，依旧用那种冷淡的目光扫射我。等我大功告成之后，她站起来，绕着车子转了一圈，问：“擦好了？”“擦好了。”她非常聪明地说：“那你骑一圈给我看看。”我跳上车子，没骑出去二十米，前轮忽然不见了，这是评书里的马失前蹄式的摔法，我看见青石路面骤然倾斜过来，填满了我的眼睛，然后，我的下巴就成了起落架。我爬起来摸自己，还好，下巴蹭掉了一块皮，但牙齿还在。摔完之后，我把车扛起来，拎着那个脱了臼的前轮，又回到了她的身边。她问我：“哟，摔得怎么样？”“还可以，”我说，“好险。”“你都摔成这样了，还好险？”她歪着头说。“要不是你让我骑一圈，这一跤就该是你摔的了。”她冷冷地说：“少废话，咱们是先装轮子呢，还是先送你去医院？”我说：“还是先装轮子吧。”我后来常常想起那一幕：一个摔破了下巴的青工在弄堂口装车轮，另一个年纪比他稍长的白裙子姑娘在旁边看着，嘴角还挂着一丝嘲笑，周围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这件事情本来不应该让人觉得愉快，可是，假如它不是愉快的，那就会显得很悲惨。悲惨不应该是年轻时代的主旋律，所以我说，很愉快，很爽，一个修车的能遇到这种事情是很浪漫的，妈的。我把车轮装上去以后，白裙子姑娘又绕着车子转了一圈，说：“怎么着？你再骑一圈给我看看？”我盯着那辆车，看了半天，说：“大姐，我还是叫辆三轮车送你回去吧。”把她送走以后，我摸了摸自己的下巴，生疼，就从工具箱里揭了一块胶布，贴在伤口上，可是疼痛并不减弱，反而更厉害了。我坐在板凳上，回忆那个白裙子的长相，我认为，她一定就是糖精厂的职工，假如她去厂里汇报我的情况，上班摆车摊，按旷工处理，我马上就会被厂里开除掉。我独自坐在弄堂口，想着这个问题。某种程度上我希望自己被开除掉，我做了一个月的学徒，捡破烂，拆水泵，锉铁块，擦车子，像一代又一代的学徒一样，重复着这种生活。这种青春既不残酷也不威风，它完全可以被忽略掉，完全不需要存在。我摆了半个月的车摊，不但生意惨淡，还把下巴摔破了。老牛逼跟我算了一笔账：这半个月里，我给十六个人打过气，给四个人补过车胎，打气是五分钱一次，补车胎是一块两毛钱一个洞，总算下来，我替他挣了五块六毛钱。老牛逼说，干了他娘的半个月，挣了五块六毛钱，这不是傻逼吗？我说，我也没办法，运气不好，就会变成傻逼。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算了，你还是跟我学修水泵吧。后来，我和老牛逼讨论过一个问题，关于人类的机械天赋。照我看来，人的天赋形形色色，有人适合当作家，有人适合当杀手，但作家和杀手毕竟是少数，在我身边的人几乎都和机器打交道，这就是说，机械天赋必须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天赋。可惜，人类历史上真正的机械天才并不多，瓦特算是一个吧，爱迪生也可以算，还有造飞机的那对什么兄弟。这说明机械天赋并不是那么的普遍，它可能和作家、杀手一样，都是一种稀有的天赋。可是，靠机器混饭吃得人远远多于作家和杀手，连歪卵这样的人都可以去开刨床。老牛逼拿出一张水泵的构造图，又找了个报废的水泵，让我拆开，再按图纸装上去。我麻利地把水泵大卸八块之后，就再也装不上去了，这和我修自行车如出一辙。这件事情证明我是个没什么机械天赋的人，我认为，是我的早期教育出了问题。我小的时候，家里比较穷，唯一的电器是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只有巴掌那么大，发出的声音轻得像蚊子哼哼，我爸爸把耳朵贴在上面听，全是呲啦呲啦的噪音，邻居以为他在偷听敌台，也凑过来听，原来是本地的天气预报。另外一个机械物件，是个生了锈的小闹钟，也是巴掌那么大，每天早上六点钟准时敲响，敲出来的全是不和谐音，好像噪音摇滚的前奏一样。读小学的时候，班上有个同学，很有机械天赋，立志要当小发明家，手工劳作课上，我们跟着老师折纸，纸飞机纸青蛙真好看，该同学却做了一个会飞上天的模型滑翔机。老师惊叹于他的天才，就让我们向他学习。这个小神童说，他六岁的时候就把家里的闹钟拆了，然后又装了上去，闹钟居然还会走还会叫。我以这神童为榜样，回到家里就想拆闹钟，被我爸爸发现，眼明手快一把抢走，救下了那台劳苦功高的闹钟，顺便赏了我一记耳光。我爸爸说，这台闹钟是家里唯一会报时的东西，假如弄坏了，上班迟到扣奖金，所以打我这记耳光并不是为了闹钟，而是为了奖金，这就打得很值得。从此以后，我就彻底和机械绝了缘，后来班上的小神童又组装出了一台收音机，虽然也是呲啦呲啦的，但毕竟是会发出声音了。我看着他的收音机，心想，要是把我家的收音机给拆了，就听不到天气预报，我妈晾出去的衣服就会被雨淋湿，这又是挨耳光的事情。这种情形维持到了我十六岁，家里有了电视机和大台钟，有一天那个生了锈的小闹钟再也不肯走了，它锈得就像一个铁饼，我爸爸忽然想起了若干年前的那记耳光，对我说：“小路啊，你小时候不是一直想研究闹钟吗？它现在坏掉了，你去拆着玩吧。”我翻了他一个白眼，爸爸，我已经十六岁了，生理卫生课都上过了，我已经到了对人体结构感兴趣的年纪，闹钟就留着您自己研究吧。我长大以后深知早期教育的重要性，比如，你想成为一个音乐家，就得从小趴在钢琴前面，想成为书法家，就得从小练习悬腕，你想成为一个机械师，就得从小拆拆闹钟什么的。像我这样，小时候没见过钢琴和毛笔，为了闹钟挨过耳光的人，从小就知道坐在板凳上发呆，我的早期教育，就是让自己成为一个发呆的专家。我装不上水泵，老牛逼并没骂我，而是安慰我说，这个铁棚子里有一大半的机修工都不会修水泵，只会拧螺丝，所以不用太担心，有机械天赋的人本来就不多，如果要求每个钳工都得有一副这样的大脑，世界上的钳工肯定就像外科医生一样值钱。说完，他把我手头上的零件又扔到了废品堆里。老牛逼说，做钳工很简单，对于泵房的老阿姨来说，只要你给她换上一个会转的水泵，她就会很舒服很满足，谁管你能不能修好那个坏泵呢？那一年老牛逼六十岁，已经过了机修钳工的黄金年龄。比如，一个机修钳工需要有较强的膂力，才能拧开那些生锈的螺丝，但老牛逼的手臂上，肌肉已经看不见几块，全是松松垮垮挂下来的脂肪。又比如，机修钳工需要有很好的视力，而老牛逼已经戴上了老花眼镜。更要命的是，他的记性一天不如一天，对于那些复杂的水泵，有时候连他自己也装不起来了。老牛逼告诉我一个故事，说他三年前曾经带过一个徒弟，这徒弟是一个机械白痴，不但不会修水泵，连拆水泵都不会，连拧螺丝都不会，他他妈的是用兰花指捏起扳手拧螺丝的，那样子好像是在给水泵做马杀鸡。老牛逼看不顺眼，一巴掌掀过去，立刻把他揍得嘤嘤地哭，样子十分可怜。老牛逼最烦别人哭，呵斥不住，三五十个巴掌飞过去。后来泵房的姿色阿姨们看不下去了，纷纷数落老牛逼，说他虐童。老阿姨的意见在老牛逼那里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何况他并不是个虐待狂，更不是屁精虐待狂。老牛逼对徒弟说：我不打你了，但你也别用兰花指拧螺丝，行不行？兰花指实在太给老牛逼丢脸了。过了几天，奇迹发生了，徒弟背着一把吉他来向他告别，还在钳工班里弹了一曲，最后向大家挥了挥他那只连鸡都掐不死的兰花手，从此南下深圳，做起了流浪歌手。老牛逼叹了口气说，从前他也会拉二胡，在二胡和钳工之间选择了后者，假如他当初坚持拉二胡，现在至少也是在工会里做个小干事了，说不定还能去文化馆混混。他说，修水泵很无趣的，什么傻子不会拧螺丝啊？如果说修水泵很牛逼，这是一句谎话，只能用来骗骗车间主任和姿色阿姨。假如你真的因为想打车间主任而去学修水泵，那简直是本末倒置，你应该去做黑社会才对。说实话，我很羡慕那个兰花指，他虽然没有机械天赋，但却有乐器天赋，最重要的是，他找到了自己的天赋。我呢？我蹲在钳工班的铁皮屋顶下，只能证明自己没有机械天赋，但却不知道自己的天赋在哪里。这很悲哀。我想，假如我的天赋是杀手，那该怎么办？马上杀一个人，来证明自己？假如我的天赋是作家，那就更恐怖，比杀人还复杂，难怪那么多作家都选择了自杀。我经常躺在钳工班的简易躺椅上胡思乱想，所谓的躺椅，就是用几个人造革坐垫拼起来的椅子，可以舒服地靠在上面。天气好像渐渐凉了起来，铁皮房子里的温度有所下降，躺在漏风的地方觉得很舒服。这时候，职大的理想就离我远去，像云朵消散在天空中。我想起那个白裙子姑娘，我很想找到她，姑娘和大学不一样，姑娘在我二十岁的时候是一个结，难以消散，永远散发着刺鼻的味道。有一年，张小尹拿着一张报纸给我看，说中国的啤酒里含有甲醛。她问我，什么是甲醛。我说甲醛啊，那东西我熟，甲醛用于油漆纺织造纸，家里装修的那股怪味道就是甲醛，能把蟑螂都熏死。其实就是医学院里泡死人的福尔马林，可是这玩意怎么会跑到啤酒里去了呢？据我所知，甲醛超标会使人身上起疹子，肝脏坏死，肾脏衰竭，男的阳痿，女的停经，非常可怕。张小尹说：“他们全是奸商。你以后少喝点啤酒，当心阳萎。”好吧，我说，我是在瞎掰。我曾经和甲醛亲密接触过，我用身体证明它不会使人阳痿，除非你把它直接浇在我鸡鸡上。我对张小尹说，糖精厂不只生产糖精，还生产甲醛、化肥和胶水。另外，很多化工原料，盐酸、硫酸、甲醇、亚硝酸钠，这些我都接触过，没有一样是好东西。我年轻的时候说，这些化学品全是狗屎，甲醛是狗屎之王。我爸爸说过，没有糖精的世界是不可想象的。我烦透了糖精，他就教育我说：“糖精是食品添加剂，你小时候那么爱吃冰棍，那里面其实不是白糖，是糖精。你不能喜欢冰棍却讨厌糖精。”他又说：“甲醛是重要的工业原料，做家具、做布料都少不了它。你怎么可以说甲醛是狗屎呢？”我对我爸爸说，我爱冰棍，不见得就必须要爱糖精，好比我很爱您老人家，但我怎么可能爱您的大便呢？至于甲醛，我操，我都快被那个味道熏死了。整个甲醛车间弥漫着强烈的福尔马林味道，那种有污染的家具就是散发出同样刺鼻的味道，长期接触会得鼻咽癌和白血病。但是，同志们，家具的甲醛味道在我看来算个屁，只有在甲醛车间你才能体会到什么是酷刑。以车间为圆心，半径200米之内连蚊子都找不到一只，50米之内涕泪横流，好像被人扔到了胡椒面里。三分钟之后，肺部像抽风一样，从鼻咽到气管有一种四分五裂的疼痛。我曾经纳闷，这么操蛋的车间，那些操作工岂不是会被活活熏死？后来才知道，他们都在密封的操作间里工作，守着价值上百万的仪器，有空调，有直线电话，有漂亮的实习女大学生。但是，钳工就没这么好的运气了，换水泵是在车间现场，空气中的甲醛密度完全达到了化学武器的境界，我必须每隔两分钟出来透一次气，然后再冲进去，不然人会休克掉。有一次，电工班的鸡头送给我一个叫蛉，装在小匣子里，叫得正欢，我揣着它去甲醛车间卸水泵，出来之后发现叫蛉两腿直僵僵地缩成了一团，已经被熏死掉了。当时我的肺活量能在水里潜150秒，但抡着扳手做划艇运动时，就只能憋80秒。80秒之内卸一个螺丝，老牛逼在50米外看着我，等我手里拿着四个螺丝坐在地上抽搐的时候，他就打一个电话，把起重工叫来挑水泵。我不能说老牛逼虐待徒弟，他有哮喘，被熏着就会掐着自己的脖子倒下去。他要是死了，我也活不长。他能站在50米外看着我干活，已经是非常仗义的事了。有一次我被熏昏了过去，幸好有他在场，找了几个路过的起重工，用麻绳把我捆了捆，绑在扁担上，挑到了医务室去急救。其实他是我的救命恩人。甲醛沾在手上，几分钟之后皮肤起皱，像是被水泡过很久的样子，并且感觉麻木，这是人体的蛋白质被破坏了，用福尔马林做人体标本，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把有机物破坏掉，当然也就不会腐烂了。我记得那种难受，起皱的地方像一块无知觉的腐肉，好像就要从身上掉下来，但又挂着。相对于甲醛，糖精比较善良。糖精是可以吃的。在这个车间里的工人浑身都是甜的，而且是极度的甜。甜到什么程度？假如你正在吃一个咸鸭蛋，这时候有一个糖精工人从五米之外走过，你的咸鸭蛋就变成甜的了。据说这些糖精工人家里烧菜，从来不用放糖，只要把他们叫过去，对着锅子抖一抖头发，菜就带着甜味了。有那么几次，我和女孩子接吻，对方“哇”地叫了起来，说你嘴唇怎么那么甜？她们以为我天赋异禀，像小说里的香香公主，人家是天生体香，我是天生嘴甜。我只能在心里暗骂那些糖精工人，没事瞎转悠，把糖精洒得到处都是。与糖精相比，化肥车间里则生活着完全相反的一个部落。事隔多年，我在网上查了一下，一种叫乌洛托品的化工产品，我当时记得是化肥，现在发现还能入药。“内服后遇酸性尿分解产生甲醛而起杀菌作用，用于轻度尿路感染。亦可静注。外用可治癣、止汗、治腋臭。”不知道那玩意怎么治腋臭。乌洛托品本身就已经臭到了一种境界。在那里工作的工人，和糖精车间相反，身上永远是臭的，而且奇臭无比，嵌在毛孔里的臭，洗也洗不掉。更恐怖的是，在那里上班的工人们已经丧失了所有的嗅觉，他们的鼻子闻不出自己身上的臭，因此到处招摇，直到把所有人都熏跑了为止。化肥车间里的工人，都是女的，如果找男人来做工人，带着一身奇臭回家，老婆首先会忍不住吵架，变成一个性冷淡，或者红杏出墙，离婚是必然的。如果是女工人，身上臭一点，大概可以用花露水挡住。臭就臭一点吧，对男人来说，有一个浑身发臭的老婆，总比没有老婆要强一点。厂里还生产饲料和胶水。饲料车间不能让女人去工作，因为生产的那种饲料添加剂，是用来催奶牛长奶的。女人在那里工作，时间长了就会出奶水。女人平白无故出奶水，是件恐怖的事，不但小姑娘和老阿姨受不了，连我们通常所说的老虎也不能蒙受这种屈辱，回家说不清楚，会被丈夫打死。所以，这个车间和化肥车间相反，只有男工人，但男工人一样也出奶水，这更要命，但回家是能说清楚的。到了夏天，我们看见饲料车间的男人，胸口常常有两滩湿的，就劝他们戴个吸水的胸罩，免得搞得大家都很兴奋。工厂里有一种秘方，专门治疗电弧眼（就是被电焊强光刺伤的眼睛，学名电光性眼炎）。这个秘方是人奶，将其滴到眼睛里，自然痊愈。起初我还以为这是扯淡，后来才知道，人奶治疗电弧眼是入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此方必须到托儿所里去找，那里有很多哺乳期的妇女。其他厂里的电弧眼都这么干的，而且形成了惯例，可以顺便看看哺乳期妇女的乳房，但我们厂就不行，我们厂里的男同志也产奶，哺乳期的妇女因此很不仗义。我们只能跑到饲料车间去，把男同志的工作服撩起来，像按咖啡机的开关一样，在他们的奶头上按一下，奶水就出来了。男性的奶水在疗效上是不是逊色些，这就不得而知了，因为我没有被女性的奶水滴过，对比不出来。这些男人虽然产奶，但产量比较小，每次只能按出几滴，我只能把他们的衣服全都撩起来，轮番地按过去。那时候大家都比较单纯，也没人骂我是流氓。我电弧眼，看不见东西，他们还会把奶头凑到我的手指上，说：“按这里按这里。”胶水车间男女都能去干，但贪小便宜的人不行。有人每天提个热水瓶去车间上班，看上去是喝茶的，后来别人借他的热水瓶，结果倒出一茶缸的胶水。保卫科把他请去，他交待说，自己每天拎一热水瓶的胶水回家。那么多胶水用来做什么？答：卖给装潢五金店，用来铺当时流行的拼木地板。那时候工厂里偷窃成风，保卫科突击抓盗窃，办法很简单：下班时间在厂门口搜包。也没什么人权不人权的，扒裤子是侵犯人权，搜个包算得上什么？结果一下子抓出了几十个盗窃犯。有人偷铁块，有人偷纱手套，有人偷煤块，还有人长年累月偷工地上的水泥，每天装一饭盒的水泥回家，再在包里揣一块红砖，这么顺手牵羊地干上三年，家里就可以重新翻修房子。最离谱的是歪卵师傅，从他包里搜出来的加工零件，全都经刨床上刨过，并且全都是朝左边歪过去的次品。原来歪卵每天下班前都把自己做出来的次品藏在包里，带回家去。难怪他一年出多少次品，厂里根本算不清楚。他把次品卖到废品收购站，还能捞点小外快。九二年抓盗窃、保生产，最后抓出一个大蛀虫，这个王八蛋竟然是厂里的花匠。该花匠搞绿化，每棵树苗的进价报高了10元，同时，他还把活着的树记录成死树，死了一次的树可以再死几次，总之，算到最后，查账的人发现，这个草木凋敝的化工厂其实应该是个植物园，种着一千多棵树，还有一百个高级盆景，还有从未存在过的芭蕉树、君子兰、香水百合、荷兰郁金香、日本樱花、墨西哥仙人掌……对这个仅仅存在于账本上的绿色世界，所有人都很向往，包括我在内。关于那个白裙子姑娘，我曾经去寻找过她。我深信她就是化工厂的某个女职工，也许是化验员，也许是科室干部，这些姑娘都躲在办公大楼很深处，好像珍稀动物一样，平时见不到。我一个修水泵的小厮，也不方便到这种地方去猎艳，会被人打出来的。但我很想念她，我少年时代对白衣姑娘有一种彻心彻肺的迷恋，虽然下巴还在疼，但是，这种疼痛只会让我愈加地想念她。我跑到车棚里去，观察那上千辆自行车，淡紫色的飞鸽牌女车，龙头弯弯地翘起来好像两条高举的腿。化工厂的车棚简直和电影院一样大，整个地兜过来，比修水泵还累。我找到了五十多辆淡紫色的飞鸽，完全处于一种迷失的状态。后来我蹲在食堂门口，蹲在办公大楼门口，蹲在厂门口，想用这种方式找到她，但她始终没有出现。在我和她之间，迷失是一种永恒的状态，也是我通往她的唯一的道路。这很像是宿命，假如我不曾迷失，我也就永远不会遇到她。九二年秋天，我在甲醛车间卸水泵，结果昏了过去。那次我遇到了一个超级锈螺丝，80秒的极限时间到了，我还在车间里撼动它，它纹丝不动，我憋不住了，吸进去一大口甲醛空气。这种时候吸气，等于是性高潮射精，射了第一股，就会忍不住射第二股，我接二连三地吸进甲醛空气，最后眼前一黑，脑袋撞在水泵上，起了一个大包，人也昏了过去。那天老牛逼在50米外看我干活，忽然发现我歪倒了，他很镇定地环顾四周，正好有四个膀大腰圆的起重工经过，手里拎着扁担麻绳。老牛逼把他们叫了过来，那四位将他围住，说：“牛师傅，挑哪个水泵？”老牛逼并不姓牛，只是农民工如此尊称他而已，老牛逼指了指甲醛车间里的水泵，水泵边上就是仰天躺着的我。他说：“挑什么水泵，赶紧背人吧。”我要特别说明，农民工是不怕甲醛的，他们闻到甲醛一点反应都没有。我这个城里人就比较脆弱。农民工可以胜任世界上任何一种工作，扫街，翻砂，造房子，挖煤矿，干得又快又好，他们接受辱骂，接受最低工资，炸死了不用赔太多的钱。农民工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仅仅让他们去种地实在是浪费人才。这个秘密我早就发现了，但我不告诉别人，免得自己失业。后来别人也发现了这个秘密，把农民全都放到城里来，城里人就只能回家去打麻将了。我必须承认，我的性命是农民工救的，我这种人当官发财以后回忆往事，就会对大家说：“我永远是农民的儿子。”这个办法很好，自认是儿子，免得别人讹诈。农民工把我背出来之后，我开始剧烈呕吐，吐出来的全是黄酱水，全都灌到了人家脖子里。背我的那位消受不了，把我放在地上，打算两个人抬着走，但老牛逼说，这么仰天抬着我，吐出来的秽物会流到气管里，人会被呛死。于是，四个农民工把我翻过来，背朝着天，每人拎着我的一只手脚，但这样也不行，会把我的脊椎和胳膊全都弄脱臼，变成一个连爬行都困难的瘫子，因此，还得麻烦老牛逼在我腰里托一把。老牛逼很生气，说：“去你妈的，就对付他一个，倒要五个人来抬？抬棺材都要不了这么多人。”四个农民工一商量，说：“牛师傅，您别着急，我们想出来办法了。”那个办法就是，四个人拎着我的四肢，两根扁担横架在前后，麻绳吊在我的肚子上。这个形象非常难看，又像是绑猪，又像是五马分尸。我仍然昏迷，呕吐物沿着道路喷洒，这个场面很恶心，但围观者却看得开心，有人笑嘻嘻地问老牛逼：“咦？你徒弟死了吗？”老牛逼说：“你妈逼，眼睛长在裤裆里，你见过死人还在吐黄水的吗？”那天，老牛逼威风得不得了，从车间直到医务室的路上，骂骂咧咧，面带红光，大步流星。他的身后，是四个农民工挑着个昏迷不醒、呕吐不止的青工，唱着号子碎步快行。农民工也很兴奋，说，在厂里挑了好久的水泵，很无趣，今天终于挑了不一样的东西，令他们回忆起春节在乡下挑猪的情景，很喜庆。我被送到医务室之后，平躺在一张体检台上，不久来了个穿白大褂的女医生。起哄的人仍然堵在门口围观，里三层外三层。有人说：“医生，给他做人工呼吸呀，给他插导尿管呀。”还有人说：“安静安静，别让医生搞错了，把导尿管插到嘴里，把人工呼吸做到小鸡鸡上。”女医生大怒，摘下口罩，狂喊一声：“全都给我滚出去！”老牛逼笑嘻嘻地说：“我呢？”女医生说：“你犯贱啊？当我这里是泵房？也给我滚出去！”现在我说，这个女的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白裙子姑娘，她叫白蓝。我第一次遇到她的时候在犯傻，第二次则是彻底昏迷。这种形象不可能让她爱上我，但却足以让我爱上她。我就是这么迷失地爱上了她。我昏迷期间所发生的事，全都是白蓝告诉我的，包括工人们起哄架秧子。我听了很不好意思，至今不好意思，如果做Blow Job的时候我嘴里还嘬着一根导尿管，妈的，这也太不堪了。工人们嘻嘻哈哈走掉之后，白蓝把我简单处理了一下，先是扒掉上衣，让我呼吸顺畅，然后注射了点东西。她把我的眼皮翻开看了看，用一根锃亮的铜签在我脚底扎了几下，我欢快地蹬了蹬腿，情况稳定，没有成为植物人的迹象。白蓝又在我额头上又涂了点药水，那儿起了个鸽子蛋一样的包，泛着青紫色。后来我不吐了，开始哼哼，白蓝就回到办公室去给安全科打电话。我做了个梦，梦到一个巨大的水泵从天而降，砸在我的头上，居然没把我砸死，不由为之庆幸。其实，真实的情景是，我昏了过去，把我的脑袋砸在了水泵上。梦里的一切，都是反的。除了水泵以外，我还梦到一些不太好意思说出口的场面，我被水泵砸倒了以后，躺在地上，不久来了个女的，前凸后耸，送到我的手边，我伸手去摸她，摸得很专心。其实，真实的情景是，我被送到了医务室，女医生在替我解开胸口的扣子，被摸的那个人应该是我才对。梦里的一切，都是反的。再后来，我被鬼使神差送到了一个教室里，老师说：同学们，欢迎你们，这里是化工职业大学。我喜不自禁，很冲动地想和老师握手，好像红军长征会师一样，细一看，这个欢迎我的老师竟是我高中时代的班主任。其实，真实的情景是，医务室里寂静无声，就剩我一个，被扒掉了衣服躺在体检台上，像一具等待解剖的死尸，既没有职业大学，也没有班主任。梦里的一切，都是反的。我做了一连串的梦，醒来觉得头痛欲裂，好像大脑被摘除了一样。那是一个晴朗的下午，阳光穿过窗户照在屋子里，窗口是一棵香樟树的树冠，更远处是化工厂的烟囱，无声地冒着黑烟。我努力回忆，我是在甲醛车间拧螺丝吧？我现在在哪里呢？这个房间里有一张办公桌，有一道白色的布幔，墙上还有一幅画，画上是两个人体，左边那个被剖开了肚子，露出五脏六腑，右边那个被剥光了皮，露出稻草捆子一样的肌肉。这两个支离破碎的人居然还盯着我看，居然还摊开双手，好像欧洲人表示遗憾那样。这时我意识到自己是在医院里，只有医院才有这种海报，既然窗外是化工厂的烟囱，那么，这一定是厂里的医务室。我发现自己的工作服被剥了下来，不知去向，只穿了一件汗背心。我从体检台上爬下来，赤脚在屋子里走，发现自己的裤裆那里鼓鼓的。这是做了淫梦的后果，如果再做下去就会遗精，那就太难看了。我按了按自己鼓起的部位，希望它能够平静下去，但它不但没平静，相反更起劲地抬起了头。这就不能再按了，否则被人看见会以为我在厂里公然手淫。我在屋子里转了一圈，把布幔掀开往里面看，里面居然还有一小间，雪白的墙壁，中间放着一张躺椅。这张躺椅很古怪，好像理发店的椅子，在扶手前面却有两个托架。我看不明白，就走过去，坐在了躺椅上。这时候，名叫白蓝的女厂医走了进来，她看到我醒了，问：“头还痛吗？”我说：“痛。”说完用手去搓自己的额头，搓到那个鸽子蛋一般的包上，疼得跳了起来，又落下去，砸得那张躺椅嘎吱一声怪叫。她说：“哟！这是你该坐的地方吗？你赶紧站起来！”她讲话有一种不容怀疑的力量，我只能站起来，身体正中那个不平静的位置被她看了个一清二楚。她先是有点诧异，后来露出了嘲笑的神色，说：“毕竟是年轻力壮，撞成这样都没事啊。”这种嘲笑的神色我已经经历过了一次，那次我的下巴磕在了路面上，我认出了她。我说：“啊，是你。”她说：“哟，没摔成失忆症。那就好。”“你是厂医啊。”“对啊，有问题吗？”我想了想说：“那天我摔破了下巴，你怎么不给我治？”“那天我请假，提前下班路过。我只管上班时候发生在厂里的事，你摔在弄堂口，也没摔昏过去。”她顿了顿说，“我不用向你解释这么多吧？坐到体检台上去。”我顺从地坐上去，她用听诊器给我听了一下心跳，又让我深呼吸。我问她：“你怎么称呼？”“白蓝，白色的白，蓝色的蓝。”她眼睛盯着地上的某一点，冰凉的听诊器在我胸口挪动。“我叫路小路，前后两个都是马路的路，中间是大小的小。”“我知道的。不要说话，深呼吸。”做完检查，她说：“都很正常。但还是要观察一阶段，如果再发生呕吐和眩晕就要去医院，这几天你可以在家休息。”我说：“白医生，刚才那张椅子，你为什么不给我坐？”她瞟了我一眼说：“你怎么这么多废话？”后来我跟她熟了，追问之下，她才告诉我，这个椅子叫做妇检台，是用来给厂里的女工做计划生育检查的。我那时候没见过这个东西，说实话，后来也没见过。我很聪明地判断出，那两个托架是用来搁腿的，然后就把她们最隐秘的器官朝向了天空，不，天花板。那时候白蓝给我讲过很多厂里的隐秘故事，比如女工上环。我还年轻，听了这种故事觉得很刺激，她就认为我很流氓，而且是个无聊的流氓，上环那种事情，都值得为之好奇？她说，厂里统共就这么一个妇检椅子，像我这么一个敢用脑袋撞水泵的人，很容易就会把椅子弄坏掉，所有的妇女都没法做检查，得找个人举着她们的腿才可以。她不怀好意地看着我，好像椅子真的被我弄坏了，而我正在那里举着妇女的腿。我听了这话，觉得很恐怖，也很佩服她的想象力。妇检室是不能轻易进去的，那条布幔隔离了一切可供刺激的东西，我能看到妇检椅，实属三生有幸。白蓝说，厂里统一妇检期间，我要是掀开那帘子，就会被人打死。妇检期间是没有男人敢来医务室的，假如我是在那个时候出了事故，只能去二里地以外的街道卫生所里包扎。那天在做检查的时候，我肆无忌惮地看着她的脸，近距离地、毫无遮拦地看着，我想这种时候不看白不看。她脸上的线条很匀称，穿着白大褂，像医院里的医生一样干净整洁，很难认为她只是一个厂医。我在她的眼睛里看到了一些不同以往的所见，具体说，她的眼睛很严肃，但又不是我高中老师的那种装逼式的严肃，她的眼睛很清澈，但又不是我高中女同学的那种傻了吧唧的清澈。她给我做检查的时候很专注，眼睛看着地上的某一点，我希望我就躺在地上，让她这样看着，会很平静，会忘记自己是个修水泵的。后来，医务室里进来一个人，此人鸡窝一样头发，瓶底眼镜，我认得他，就是安全科的倒B。他过来视察情况，先是绕着我转了半圈，然后瞪着眼睛观察我。我讨厌被这种深度近视盯着，好像我是显微镜下的细菌。倒B问白蓝：“他没事？”白蓝说：“目前正常。”倒B很严肃地从鼻子里喷了一股气，说：“路小路，你知道吗？你违章操作，差一点把大家的安全奖都敲光啦。”我那时侯是学徒，只有学徒工资，但我知道化工厂的正式职工，每个月都有安全奖金，大概每人二十块钱，要是有人出了事故，死了残了，或是厂里火灾爆炸，全厂工人的安全奖金就会扣掉。所以说，在工厂里，闹出工伤是一件不会被人同情的事情，别人会追在屁股后面说，二十块钱没啦。当然，死掉了就不会有这个麻烦了，别人最多诅咒他下辈子投胎做个猪，二十块钱就当大家凑份子给他买棺材吧。我问倒B：“我怎么违章操作了？”倒B说：“你没有违章操作吗？”我说：“我吸进甲醛昏过去了，我违章操作了吗？”倒B想了想，又蹦出一句八个字的成语：“有则改之，无则加冕。”我说：“我违章操作你妈。”那天要不是白蓝在旁边，我就和倒B打起来了。倒B很瘦，又戴着深度近视眼镜，打这样的人我最拿手，一拳抡在他眼镜上，剩下的事情完全由我自由发挥了。但倒B也很嚣张，好像没意识到自己是个深度近视，捋着袖子要和我对干，这倒有点出乎我的意料。我高中时代没见过一个眼镜是这么不怕死的。后来白蓝厉声说：“你们要打架去厂外面打，不要在我这里打，也不要在厂里打。”我说好哇，出去打，打得不过瘾就喊人来群殴。倒B听了，就缩了手，说：“路小路，你记住今天。”倒B走了以后，白蓝问我，路小路，你知道自己是什么身份吗。我说我知道，钳工，学徒。白蓝说：“学徒在厂里打架是立刻开除的，知道吗？”我摇头。白蓝就用那种嘲笑的神情对着我看，说：“他就引你打他呢。你这个笨蛋，居然上钩。”“我懂了。到厂外面去打就不会开除了，对吧？”“那就是社会斗殴，厂里不管，只要你别把人打残。”“你真聪明。”“教你这些，只能让你学坏。”白蓝说，“你一个小学徒，怎么学得这么流气？”我说，我不能理解，为什么倒B最关心的不是我的脑袋，而是安全奖金，安全奖金比我的脑袋更重要吗？白蓝说，我的脑袋只是对自己而言重要，对别人来说，安全奖金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情。我说：“你也这么认为吗？”白蓝说：“他人是地狱，这句话听过吗？”我说没有，但听起来很有道理啊。白蓝就说，也未必，不要把人想得那么坏。后来我想了想，说，假如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脑袋重要，而别人的脑袋值不了二十块钱，这倒也是一件很公平的事情，中国有十亿人，我出了事故要是人人都扣二十块奖金，那他妈就是两百亿元的人民币，这太昂贵了，把我撞死了也赔不出来。我这么说的时候，她就很平静地看着我，好像我是在说胡话。后来她说：“所以自己的脑袋自己珍惜啦。”后来我离开了医务室，走之前，我想起自己只穿着汗背心，就找那件工作服。白蓝从一个脏了吧唧的铁皮桶里捞出了我的工作服，那上面全是我吐出来秽物，我看了很惊讶。她说：“这种情况下，可能发生大小便失禁。”我叹了口气，说：“还好，没有失禁。”我对白蓝说，能不能给我额头上贴块纱布，那里真的很疼。我没有镜子，看不见自己脑袋上的大包究竟是什么模样，但那地方连碰都不能碰一下，肯定非常之糟糕。白蓝说：“不用，就是起了个大包，没破掉就不用贴纱布。”我说：“还是贴一个吧，这样我心里面会好受些。”她听我这么说，就剪了一块纱布，叠成豆腐干的样子，用胶布贴在我的额头上，并且说：“这样子走出去，谁都知道你工伤了。”“没错，我要是就是这个效果。”我进工厂那会儿，有一个古怪的想法，希望自己以工伤的面貌出现在厂里，先是把下巴蹭破了，后来把脑袋砸出个大包，都贴上了纱布在厂里晃悠。我这么做，第一觉得自己很酷，第二是希望能得到干部们的重视，因为我不会修水泵，也搬不动六十公斤的原料桶，那就只能以工伤来表示自己是个合格的工人了。说不定他们会为此送我到化工职大去呢？后来我发现这个希望落了空，希望本不称之为希望，想得人多了，就说是希望。我见到那些被机器切掉手指的人，被硫酸喷到脸上的人，我终于知道，头上的纱布只会引来嘲笑，而不会带来任何希望。当然，酷是很酷的，可以说我的目的至少达成了一半。我妈一看我的脑袋，眼泪就掉下来了，为此我甚至都舍不得把纱布摘下来，直到它变成一块又脏又油的东西，使我的那个大包变成了一块皮肤湿疹，才不得不回到原来的造型。我从白蓝那里出来之后，连忙去水龙头上漱口，把嘴里的酸味冲掉一些，然后回到钳工班，想起了那个该死的水泵，很想把它砸烂了。老牛逼很高兴地告诉我，那个水泵本来出故障了，因为我的头砸了它一下，它居然又重新转了起来，所以它还在原来的地方，继续工作下去。我要真想砸水泵，就随便挑一个废品砸了罢，反正水泵和水泵之间也没什么区别。作为老牛逼的学徒，我天生赢得了姿色阿姨们的好感。我把头给砸开以后，老牛逼带着我到各个泵房去展览，指着我额头上的纱布，对阿姨们说：“瞧，真的砸开了，差点死在甲醛车间。”他还说我是神头，水泵居然被我的脑袋砸好了，干了四十年的钳工这还是第一次见到。阿姨们很心疼地把我叫过去，我担心她们会充满母性地把我的头颅抱在胸口，这要是传出去，我就和老牛逼一样，成了个臭不要脸的东西。还好，阿姨们只是把我的纱布揭开，看到一个大包，就赞叹地说：紫色的呶。然后她们就给我抹菜油，说菜油是治头上的包的，擦完之后，那地方就变成了香喷喷油腻腻的一块，我去厕所尿尿，苍蝇绕头不去。我也搞不清她们哪来的菜油。过了几天，我头上的包渐渐小了，她们还是把纱布揭开，说：好多了，不紫了，再擦点菜油吧。我曾经问老牛逼，为什么看守泵房的阿姨都很漂亮。老牛逼说，泵房是高级工种，不用干体力活，每天按了红钮按绿钮，轻轻松松上班，开开心心下班。这种工作不可能由老虎来做，老虎只能去车间做操作工。泵房永远是为那些美色已逝、风韵残存的中年女工准备的。我年轻的时候看见泵房里的姿色阿姨，总是很警惕。那时候我不能意识到这是一种心理障碍。老牛逼说我中年以后会和他一样，在一群泵房阿姨之中穿行，对一个钳工来说，这是最好的结局。但我不喜欢这样，也许是我贱，我更喜欢科室里的小姑娘，喜欢白蓝这样的，干净一点，说话很有分量，眼神也很清澈。很多年以后，我遇到一个心理分析师。我问她，为什么我经常会梦见自己去往泵房。我离开工厂已经很多年，我再也不想念那些科室小姑娘，但我他妈的还是会梦见自己拎着个扳手，孤独地、沉默地、迤俪地走向泵房。那些姿色阿姨在等我，修好水泵，然后从抽屉里拿出瓜子给我吃。心理分析师问我，泵房是什么样子的。我说，阴暗，潮湿，在生产区最难以找到的地方。后来她说，泵房象征着女人的阴部，我做的梦其实是一个淫梦，我去修水泵其实就是向往着去满足她们的性欲。妈的，难道这就是答案吗？那时候白蓝还告诉我，不要觉得在泵房工作很轻松，在那种潮湿阴冷的地方，时间久了会得关节炎。这种病在年轻时候感觉不到，等老了以后，坐在家里，就会发现自己的膝盖成了天气预报。我确实见过冬天的泵房，每天只有两小时的日照，在寒冷的角落里，地面上全是白花花的薄冰，姿色阿姨们蜷缩在屋子里瑟瑟发抖。由于生产区禁火，蒸汽管道也不会特地经过泵房，整个冬天她们只能抱着一个热水袋取暖。这就是所谓的闲职，并不像我认为的那么轻松。她们就像一些过期食品被随意丢弃在角落里，并且享受着那一份微薄的自由。那一年我遇到了一个高中同学，他在纺织厂做机修工。我跟他说起厂里的阿姨，我说化工厂的阿姨都很恐怖的，涂着口红，把瓜子壳随意乱吐，甚至挂在嘴唇上都懒得摘下来。还有阿骚，阿骚叉开腿，男人遇见鬼。我同学说，这算什么，你见识过纺织厂的阿姨吗。我说，没见识过。我同学说，纺织厂的阿姨一开心起来，就把他们机修班的男人按在地上，十七八个女工擒住手脚，扒下裤子，然后把一个报废的齿轮套在男人的鸡鸡上。阿姨用手拨动齿轮，鸡鸡就会竖起来，然后她们放开手，看着男人如何把那个齿轮摘下来。我望着我的同学，问他：“你被她们套过齿轮吗？”他摇了摇头，嘬了一口烟，苍凉地说：“还没有，不过也快了。”我得罪了倒B以后，他经常到钳工班来探望我。那时候我已经通过了钳工四级考试，名义上还是学徒，但身份已经成为正式工，拿四级工资，还有半奖（相当于平均奖金的一半）。那阵子，我对锉铁块产生了强烈的兴趣，这个活不用动脑子，把大小不一的铁块用锉刀锉成麻将牌，然后就大功告成。这种成品没有任何用途，纯粹是我锉着玩的，浪费国家财产，也浪费我的卡路里。但有一点，它锻炼我的耐心。倒B跑到钳工班来，看见周围没人，就会站在我身后，长久地看我锉铁块。我这个人有个毛病，不能忍受别人站在我身后看我做事，被他看得心里发毛，我就把锉刀往工作台上哐当一扔。我问倒B:“觉得我好看？”“不要学你师父的流氓样。”倒B很严肃地说。我说：“觉得他流氓，你就把他抓进去啊。”每逢这个时候倒B就哑口无言。作为一个安全科的干部，他有很大的权力，可以抓住任何一个违反安全制度的工人，扣别人的奖金。但钳工班是全厂出名的硬骨头班，日寇美帝都见识过，一个绰号叫倒B的人，他怎么可能对钳工班有所作为呢？我们可以在车棚里把他的自行车轮子卸下来，可以在厂门口等着，在他脑袋上敲一棍子，可以揪住他把他扔到厕所里，我们只要不杀了他，就可以对他为所欲为。倒B一直对我说，路小路，你总有一天会落到我手里。我就问他，落到手里又当如何。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有时候他看我看厌了，就转到魏懿歆身边去。魏懿歆是大专生，还在下放期（车间实习期间），看见任何干部都像是看见了黑社会，只能点头说刘刘刘干事（倒B姓刘）。倒B很满足地绕着他转了一圈，说，小魏，出污泥而不染，很好。我就对倒B说：“你这个逼一直都说八个字的成语，今天怎么改说六个字的了？”魏懿歆就吓得脸色发白说，刘刘刘干事，路路路路小路不不不关我我我的事。这时倒B就拍拍他的肩膀，踱着方步离开了钳工班。事后，魏懿歆会说，路路小路你你不要把我推推推火坑里。我就嘲笑地说，你你你他妈的现在还不在火火火坑里吗。有一次下班前，倒B又踱到了钳工班，那天所有的工人都在。钳工班有个习惯，下班之前无事可干，大家会把自行车推进来，在铁皮房子里一溜摆开，擦车。其中以我师父老牛逼擦车最是痴迷，他那辆28凤凰车，永远都是擦得锃亮，显示出了一个钳工的骄傲。老牛逼擦车时候斜着头，双眼眯着，好像是在给自行车做马杀鸡。擦完车子以后，他会端起茶缸，叼一根烟，用一种略带疲倦的眼神看着自行车，好像是性高潮之后的松弛和满足。那次我们擦到一半的时候，倒B闯了进来。他先是吼了一声：“谁让你们上班时候擦车的？”后来发现没人理他，只有歪卵师傅在看他，但又好像不是在看他，歪卵师傅因为是个歪头，所以你也搞不清他到底是不是在看你，而且这个人经常走神，你要让他注意你的唯一办法就是去玩弄他的歪头。倒B很生气，他生气的时候想到的不是我，而是魏懿歆。他说：“魏懿歆，站起来！”魏懿歆可怜巴巴地站起来说：“刘刘刘干事，我错错错了。”后面有工人大声说：“歪卵，管管你老婆。”歪卵师傅莫名其妙地问：“谁是我老婆啊？”后面的人说：“歪卵的老婆当然是倒B，歪卵戳倒B嘛。”歪卵师傅听了这话，破口大骂。倒B更是大怒，问：“谁敢骂我绰号？”没有人理他，周围是发疯一样的笑声。倒B在一排自行车中找到了德卵，钳工班班长，那个不会说话的红脸大汉。倒B揪着德卵说，要把厂长叫来，整顿班组纪律，尤其是小学徒。德卵涨红了脸，说：“小刘，算了嘛，不要搞大嘛。”倒B说：“不行，上班擦车，严重违反纪律。”德卵无可奈何，只能招呼我们把自行车都收起来。我不得不说，钳工班虽然是个硬骨头班，但班长德卵实在是个脓包，让一个脓包来管理一群滚刀肉，可以说明智，也可以说白痴。后来我们都收住了笑声，把自行车推到一边。铁皮房子中间只剩下老牛逼一个人，坐在小马扎上，叼着香烟，端详着自行车，他旁若无人地自言自语：“擦好了。再晾一晾。”倒B说：“老牛逼，你怎么回事？”老牛逼说：“我擦车水平怎么样？”倒B说：“不要油腔滑调。”老牛逼说：“把你老婆叫来，我保证擦得跟这辆车一样干净。”狂笑，我们狂笑，简直笑疯了。倒B已经忘记自己是个干部，是个知识分子，他对老牛逼骂道：“我擦你老婆我擦你老婆我擦你老婆。”但这微弱的声音被我们的狂笑盖过。老牛逼是个天才，他把知识分子倒B彻底击败，他让知识分子倒B沦落到与钳工对骂脏话的地步，而他本人却巧妙地避免了市井而无聊的谩骂。后来德卵出来打圆场，他让倒B回科室里去。倒B走了以后，德卵本来想说点什么，结果下班铃声响了，大家跳上自行车一溜烟都消失了。那是钳工班快乐的下午，我们打败了安全科的倒B,虽然他只是一个小干部，连中层都轮不上，但钳工们还是感到了荣誉和自尊。钳工是世界上最有力量的工种，POWER！我跟着他们一起乐昏了头，根本没想到倒B会跑到劳资科去告我的刁状。九二年的初秋，有那么一段时间，我曾经暗恋过小噘嘴，其实也不是暗恋，而是有点喜欢。她很瘦，有一个尖尖的鼻子，有一张天生噘着的嘴，我在食堂打饭的时候，经常能看到她那根红肠一样的辫子，在脑袋后面晃啊晃的。我仗着自己曾经跟她说过几句话，走过的时候，就用眼睛扫她，但她根本不看我，好像我是空气。像我这样的小伙子用眼风扫一个姑娘，她要是没知觉，那只有两种解释，第一，她假装没知觉，第二，她是白痴。后来倒B去劳资科告状，他不说自己在钳工班被老牛逼羞辱，说了也没用，全厂被老牛逼羞辱过的人数不胜数。倒B说的是，路小路对他扬着锉刀，非常凶恶。劳资科认为，一个学徒这么凶恶是非常危险的，厂里可以有一个老牛逼，但不能让老牛逼这样的人有繁殖的机会。这事情落到了小噘嘴手里，她把我叫去，让我站在那个炮楼一样的窗口，没头没脸地训我。小噘嘴具体训了些什么，我全都记不起来了，不是我现在记不起来，而是当时就忘记了。我只记得她问，为什么对刘干事扬刀子。我说，我没刀子啊。小噘嘴说，人家都说你扬着锉刀了。我心想，你这个科室女青年，肯定连锉刀都没见过，那玩艺也能算刀啊？但我没法对她解释清楚，的确，锉刀也是刀，就像机床也是床。下次我记得对倒B扬我的拖鞋，那玩意抽在脸上比锉刀更疼，而且不算凶器，而且很臭。我那时候喜欢小噘嘴，后来我就不喜欢她了。训几句也没什么，我不会因为一个姑娘训我而记恨她，但她吓唬我，说要把我送去劳教。我一下子就想起了阿三，厂里可以推荐一个人去劳教，这很吓人，连我堂哥都害怕劳教。劳教和劳改不一样，劳改是判刑，判二十年还有放出来重新做人的机会，劳教就不同了，关进去也不算判刑，但就是不放你出来，你搞不清楚自己还要在里面呆多久，希望和绝望掺合在一起，人会发疯。我不可能喜欢一个要送我去劳教的姑娘，哪怕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假如她说要枪毙我，那还可以当作是调情，但劳教不是调情，劳教没有一点浪漫气息，而是赤裸裸的现实主义。用劳教来威胁我，这起码说明两点：第一，她知道该怎么整我，第二，她确实也可以整我。那天训我的时候，旁边办公桌后面还坐着一个头发花白的中年人，他一声不吭地看着我，脸上没有一丝表情。我搞不清他是谁，后来有个干部进来打招呼，叫他“胡科长”，我才知道，他就是劳资科的科长胡得力。很多人都说起过他，厂里有一句谚语：“上有胡得力，下有老牛逼。”意思就是说，这两个人都不能惹。我当时的感觉，就像是打电子游戏，干掉了倒B和小噘嘴这样的小妖怪，后面终于跳出来一个大Boss，但我已经没血了，随时都可能Game Over。关于我师父老牛逼，还有一点赘述。他有一个女儿，叫阿英，三十多岁一直没结婚。这个老姑娘长得很奇怪，粗脖子，窄脸蛋，乍看以为是个甲亢患者。说起来是我的师姐，其实我和她不怎么熟，照老牛逼的审美标准，他的女儿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老虎。阿英也在化工厂上班，工种不错，管污水处理的。几个游泳池一样大的污水池子，每天把药粉药水撒到污水里，使其中的有毒成分分解掉，然后就把污水放到河里去。这个工作很轻松，也没人来查她的工作质量，她要高兴了就把污水直接放到河里去，反正我们厂边上那条河，已经臭得连蚊子都找不到一个了。我师父老牛逼有一辆28吋凤凰自行车，后来社会上开始流行助动车，最早最土的那一种，就是在28吋自行车后轮装个发动机，自行车立刻跑出摩托车的速度。这种车子非常危险，跑得太快，轮子会飞出去，像我曾经在白蓝面前摔过的一样，但肯定不只是把下巴摔破，搞不好会把整个下颚摔飞掉。老牛逼是全厂头号钳工，技术出众，他率先把自己的自行车改装成助动车，非常威风。该车冒着黑烟，发出轰炸机一样的怪叫，老牛逼就成了个暴走族，在一片黑烟之中呼啸而去。我师姐阿英起初是骑自行车上班的，后来她觉得老牛逼这辆车太扎眼了，具有明星效应，非常适合她这个老姑娘出去招摇，她就让老牛逼载着她上下班。那时候我们经常看见老牛逼在街道上飚车，六十岁的人了，开起车来大呼小叫，后面还驮着个女的，看起来很风流其实是他女儿。他还特地戴一副墨镜，斜背一个人造革的书包，搞得自己活像是公路电影里的小混混。那辆车我也开过，速度太快，而且坐垫位置极高，本身又只是靠钢丝和三角架撑着的（根本就是自行车），我在厂里骑了半圈，就觉得心脏受不了，连刹车都不敢捏，怕自己以抛物线的轨迹飞出去。厂门口那座桥，每天早上会成为菜市场，郊区的菜农挑着蔬菜到这里来摆摊，挤得满满登登的。这时，老牛逼出现了，他骑着土摩托横冲直撞。只要听见那辆车的尖啸，所有的菜农都会挑起担子撒腿狂奔，并且高喊：“不好啦土匪车子又来啦！”这种场面让老牛逼威风到了极点，可惜，那车子不给他长脸，开了没多久，发动机出了故障，此后经常坏掉，于是你就能看见老牛逼踩着一辆带发动机的重型自行车上班，非常辛苦，后座还有一个三十多岁的婆娘对着他破口大骂。老牛逼对我说，他退休以后要开着这个车子去周游全国。我就赞叹地说，师父，照你这个车速，一个礼拜就能周游全国。我知道这是他的梦想，人人都有梦想，我也想周游全国乃至全世界，当然，不是开这种土摩托，磕上个小石子就能把自己蹦到美国去。老牛逼造了这车之后，几经技术改造，终于可以有排档了，五级车速，除了倒车不行，基本上可以和桑塔纳媲美。他还在车龙头上装了一块透明有机板，权当是挡风玻璃，还装了一个会吡吡叫的电喇叭。其实喇叭纯属多余，他一直没解决这车的噪音问题。但是，从外观上，这车子看起来还真是有点威风劲，他甚至计划把两辆自行车拼装成一辆三轮土摩托，只剩下车轴的问题还没解决，后来说改造成本实在太高，还是两个轮子比较实惠。再后来，他把土摩托技术推广到全厂，很多人都来找他改装自行车，每辆车收三百块钱的安装费，设备零件自理。厂里人开着这种车子到处闯祸，先是管工班的老徐把锁骨撞断了，再是糖精车间的张胖子飞到河里去了，还有钳工班的石卵一头扎进了民房。最后，地段上的派出所把老牛逼请去，勒令他停止这种祸国殃民的行为，罚了两千块钱，又说他是无证摊贩，把他的车摊也连锅端走了。老牛逼和我之间是有感情的，但不是师徒感情，而是流氓无产者之间的感情。我从他那里什么都没学到，水泵也修不了，自行车也装不上去，但我总算知道该怎么做一个工人了，这很重要。连老牛逼都说，在厂里都混不好的人，出去只能饿死。后来他车摊被没收了，挣来的那点钱也全赔了进去，他非常懊恼，从前的自负化为云烟。他揪住我，很不要脸地说：“小路，我把我的助动车改造技术转让给你吧，就收你两千块，你半个月就能收回本钱。”我很遗憾地告诉他：“师父，你可别忘了，我连自行车都不会修。”我去过老牛逼家里，猪尾巴巷，沿河的平房。戴城有很多河，所谓沿河的房子不是建在河滩上，而是用石桩打进河里作为地基，房子就造在河上。前门是用来出入的，后门则直接对着河，放下一个吊桶就能从河里打水。所谓“人家尽枕河”，枕字用得贴切。那时候出过一档子事，有户人家进来一个小偷，恰好被房主人撞见，房主堵着大门，高喊拿贼。小偷是个外地人，不知道这种房子的特点，拉开后门就往外跑，结果直接扎进了河里。对面的人说，只看见一道影子腾空跃下，划出一道弧线，优美而壮观。恰好一艘货船开过，小偷吧唧一声摔在船上，抱着腿大哭，估计是胫骨折断了。然后过来几个船民，把他捆了捆就塞到船舱里去了。可怜的小偷也不知道是被蒸了吃呢，还是腌了吃。众所周知，货船去往遥远的苏北、安徽，那些船民无比剽悍，落到他们手里就自认倒霉吧。老牛逼的家，外面是一间低矮的厨房，里面是两间平房，一间归他和他老婆，另一间归我师姐阿英。河水散发着腐臭味和柴油味，飘进房间里，伴随着货船上的马达轰鸣，在这种地方住久了，会变得脾气暴躁，动不动就想打人，而且内分泌失调。他们一家就生活在这里，老牛逼无处可去，阿英无人可嫁。那年秋天下大雨，连下十二天，河水暴涨，货船就在他家窗口开过。有一天晚上，老牛逼全家都睡着了，有一艘外地货船上的船老大喝醉了酒，把船横着开。酒后驾车是违章，酒后开船是没人管的。那船一头撞进了老牛逼的卧室，顿时墙倒壁坍，电视机电冰箱全都掉进了河里。老牛逼正在睡梦中，忽然被大船从床上掀了下去，他睁开眼发现自己家里破了个大洞，洞口戳着一个巨大的船头。这很像一个噩梦，像他这样一个人，本来不应该遭遇到这么恐怖的事情。更该死的是，那个喝醉的船老大不但不求饶，还从破洞里伸进个脑袋冲着他笑，喷出一股酒气。我师姐阿英穿着汗衫短裤跑过来，看见这个场面，吓得尖叫。船老大看见一个露胳膊露腿的女人，因为天黑，加上他也喝醉了，所以没发现这是个丑婆娘，只顾着看她的胳膊大腿。老牛逼跳起来，抄起一把凳子，把那个笑嘻嘻的脑袋砸到了河里。后来从船上跳进来三五条大汉，也都醉了，手里拎着竹篙，竹篙前端包着铁皮，可以当长矛使唤。老牛逼被一篙子捅在嘴巴上，折掉了四个门牙。这还算运气，要是往他身上扎，那就是一个透明窟窿。他返身撒腿就跑，在门槛上绊了一跤，直撅撅地摔在地上。那几个船民到了码头上（其实是老牛逼的卧室），异常地兴奋，先是把他卧室里剩余的家产都砸了，然后抱着我师姐要非礼。我师姐阿英是出了名的老虎，虽然嫁不出去，但也不至于让流氓船民占了这个便宜。她飞起一脚，踢爆了其中一位的睾丸，又在另外一个人的肩膀上猛咬，把肱二头肌硬生生地咬下来一块。船民大怒，一拳揍在她眼睛上，然后抄起篙子要捅她，但屋子又小又矮，那么长的竹篙要掉过头来扎人，实在不易。趁着这个机会，阿英争脱魔爪，大呼救命，把周围的邻居都喊了起来。整条街坊的人都恨透了这伙开货船的，奈何平时抓不到他们，这次终于逮住几个，而且还是流氓强奸犯，于是一哄而上，趁着天黑，没头没脸地打上去，一直打到派出所的警车开来。老牛逼的家，在这场混斗中夷为平地，仅有的几件家用电器全都掉进了河里，损失相当惨重。他本人被送进了医院，四个门牙是保不住了，还摔断了两根肋骨。我师姐则被盛传遭到船夫的强暴，又说她踢坏了人家的睾丸，咬伤了人家的胳膊。化工厂的人照例以讹传讹，说她一口把人家睾丸咬下来了，而且嚼巴嚼巴生吞了下去。这就更没人敢娶她了。在这场恶斗中，关于我师母，也就是老牛逼的老婆，始终没有出场。因为她在大船撞进房子的时候就吓昏过去了，等她醒过来，发现家里已经成为了一堆瓦砾，她再次昏了过去。事后，我拎着一袋苹果去医院探望老牛逼，我看见阿英站在病房门口，跟一个护士打架。她本人左眼乌青，这是被船夫打的，但这并不妨碍她打护士。她揪住小护士的头发，从脚上摘下拖鞋，玩命地照着人家头上打。护士尖叫，大哭，围观的病人则拍手叫好。我看到这情景，就断定师姐没有像传说中那样遭到强暴。一个被强暴过的女人还能这么凶悍的吗？我扑上去，拦腰抱住我师姐，把她整个抱离了地面。她总算撒手了，小护士像一辆救护车，呜哇乱叫地迅速消失在我眼前，只剩下阿英张牙舞爪在半空中挥舞着她的拖鞋。那伙看热闹的病人都夸我：“小伙子，有手段！”我心想，你们知道个鸟，老子这是冒了多大的风险啊，要知道，我师姐发起狂来，六亲不认，劝架的人很可能被她误伤，她在厂里打架从来没有人敢去劝的，都是等她打得精疲力尽，才把她拦腰抱走。像我这样，在她最疯狂的时候去抱她，很可能像那个船夫一样，被她踢成一个太监。我把她抱进病房，她才算消停一点。老牛逼平躺在床上，张着无牙的嘴巴，对我呵呵地笑。我问他什么，他也不说，指了指自己的嘴，只是笑，像个白痴。阿英说：“他没傻，就是说话漏风，所以他就不肯说话啦。”我问她，怎么跟护士打了起来。她说：“小贱货，说要把他换到大病房去，八个人一间。我能不打她吗？”老牛逼不肯说话，我就听阿英重述了那晚的混战。她把自己说得无比英勇，一口咬住别人的肩膀，一脚踢飞别人的卵泡。我心想，你要是知道外面的谣言，说你活吞了人鞭，大概就没这么得意了。后来，我想起自己带来的那袋苹果，刚才劝架的时候被我放在走廊里了。我回到走廊里去找，发现几个吊着胳膊、打着石膏的病人，每人手里拿着个苹果，正在那里啃呢，还他妈笑嘻嘻地看着我。我想，这都是些什么人啊？还有那个护士。我离开病房的时候，经过护士值班室，看见她在里面哭，好几个护士围在她身边安慰她。我挺喜欢护士的，她们穿着白大褂的样子很干净，不像我，一身不蓝不绿的工作服，脏得像个泥猴。我凑过去看她，按理说，我是把她从魔爪中解救出来的人，无论如何，她应该感谢我一下，我也没指望她扑到我胸口低声抽泣。结果，那伙护士不约而同地指着我的鼻子，说：“滚！滚出去！你们这伙糖精厂的流氓！”于是我落荒而逃。我看出来了，这他妈根本不是骨科病房，而是疯人院。老牛逼住院以后，我独自去卸水泵。这个活，我已经轻车熟路，不需要他陪着了。有一天我在干活，工会的徐大屁眼来找我，对我说：“路小路，下午一起去医院。”我问他：“去干吗？”徐大屁眼说：“去送你师父。”我说：“他死了吗？”徐大屁眼说：“放屁。送他光荣退休。”下午，我坐在一辆卡车后面，十来个青工哐哐地敲锣打鼓，车子一直开到了医院门口。那时候退休都这样，锣鼓喧天，热闹非凡。这就是说，在锣鼓声中，你一生的雄绩伟业都结束了，即使是老牛逼，曾经打过车间主任，调戏过姿色阿姨，也只能接受这种事实，从此做一个天天打麻将的糟老头，一直到死为止。那天我没有敲锣，工会干部让我捧着一个镜框，里面是老牛逼光荣退休的证书，像是一张奖状。我捧着它走进医院，仿佛是捧着老牛逼的遗像。别人都很喜庆，唯独我神色哀恸，假如我的内心也是一个世界，老牛逼就是这么死在了我的世界中。那天天气晴朗，万里无云，正是他六十周岁的生日。九二年的秋天发生了很多事，我都记不得了，记忆中的一切都是灰蒙蒙的，好像一部默片，有一些鬼影子一样的人出现在银幕上。时间其实是很公平的，经过时间，你所爱的人，所恨的人，都会变成鬼影子，在记忆中毫无理由地走来走去。那年秋天真是邪门。以往总是春天发大水，那年秋天竟然连下了十二天的大雨，河水涨起来，导致老牛逼家里戳进了货船。在此之前，工厂里也被水淹没了。糖精厂的地势比较低，一旦河水涨过某个位置，阴沟里的水就会倒灌上来，好像喷泉一样。这水又脏又臭，假如你有兴趣尝尝，会发现它是甜辣的，甜的是糖精，辣的我也不知道，可能是甲醛，可能是化肥。这都是糖精厂往河里排放污水的后果，污水倒灌就成为每年的法定节假日。在涨水的季节里，街道也被河水覆盖，水退下去之后，有一层黑色的泥浆留在道路上。有时候也会有鱼从河里游进厂里来，我在工厂里曾经抓到过一条一尺来长的鲢鱼，但老牛逼说这不是河里的鱼，是从乡下鱼塘里逃出来的，化工厂附近是不会有鱼的，只有无穷无尽的耗子。老牛逼说，这鱼也吃不得，都是受了污染的东西。我决定不相信他一次，拿回家一烧，烧出一股火油味道，连野猫都不肯吃。每逢此时，厂里就停产放假。工人都回家去了，干部们则留下那么几个值班。车间外围垒起草包和蛇皮袋，里面放几个水泵，日夜不停地往外抽水。在这个所有工人的节日里，钳工却得轮流值班，因为水泵在工作，我们得时时监控那些水泵，及时排除故障。那天轮到德卵和老牛逼值班，当然，作为他们的徒弟，我和魏懿歆也得陪着他们。我们坐在钳工班的桌子上打牌，头上是雨水，脚下是臭水。魏懿歆的牌技是我们四个人之中最好的，这人虽然是个结巴，记性却好得出奇，什么牌都能记得住。后来老牛逼建议我们赌钱，对此魏懿歆也表示同意，我当然就更不可能示弱了。结果，开了赌局之后，魏懿歆一路狂输，脸都输青了。照厂里的规矩，赢钱的人做东请客，我们三个都赢了，就凑钱给魏懿歆买冰棍吃。德卵说，他去买冰棍。德卵是一个很勤劳的人，平时干活都抢着干那些又脏又累的，所以他才能当上班组长。他穿着拖鞋出去的时候，老牛逼说：“当心别踩着电线啊，把你电死。”德卵说电闸都拉下来了，没问题的。德卵回来时，手里捧着几根冰棍，脸色发白，两腿打飘。我们发现他小腿上不知被什么利器划开了，一条半尺多长的口子，正在往外淌血。老牛逼说，必须马上送医务室包扎，但不知道白医生在不在。我们三个抬着德卵，蹚着臭水，来到医务室楼下，看见那扇窗开着，我喊道：“白医生！白医生!”白蓝从那窗口探出脑袋，看见是我，就问：“你又怎么啦？”我很开心地说：“不是我，这次是德卵。”我们把德卵抬上楼，白蓝只看了一眼，就说送医院吧。这节骨眼上魏懿歆忽然摔倒了，他脸色发白，身上出虚汗，倒下去之前还没忘记对我说了一句：“路小路，我晕血了。”晕血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好端端的人看见鲜血就会像羊癫风一样倒下去，而且这种病据我所知，都是发生在男人身上。比如说，我见过管工班的王猴子打架，他抓起一块烧红的煤球就按到了人家脸上（他自己戴着皮手套），这种打架不是小混混斗殴，而是旧社会的流氓土匪。据他自己吹嘘，他还用砖头拍过孕妇的脑袋，我们都吓得要死，不敢惹他。后来厂里体检，大家排队抽血，王猴子看见那些抽满鲜血的针管就躺在了地上，妈的，这和我想象中的流氓土匪相去甚远。从这个事情上我也得出了个教训，一个人是不是晕血，和他是不是残暴，没有太大的关系。假如有人对你说，他看见鲜血很害怕，这并不代表他不会把烧红的煤球按到你脸上。魏懿歆倒在医务室，老牛逼气坏了，用拖鞋在他脸上踩了好几脚。魏懿歆一点反应都没有，连哼哼都没有，我们只好把他架到妇检椅上躺着，没办法，体检床被德卵占了。白蓝对老牛逼这种残暴的行为很不满意。老牛逼说：“这个狗东西，关键时刻一贯装死，难怪他考上大学了。”白蓝说，魏懿歆问题不大，德卵正好相反，问题很大，一定要送医院急救。她用一卷纱布绑住德卵的小腿，纱布立即被血染红了。白蓝指了指我，问：“路小路，你怎么样？”“我啊？”“愣什么愣？赶紧背人啊！”我看了看老牛逼，老牛逼说：“别看了，今天停产，起重工都回家休息去了。”我打电话给驾驶班，叫车。驾驶班的司机说，别指望了，厂里的车子排气管都进水了，一辆都开不动，唯一没进水的是一辆十吨大卡车。他冷冷地说：“就这辆十吨卡车了，你要想玩的话，你自己把它开走好了。”我对着电话骂，去你妈的。后来我在楼下找到了一辆三轮车，白蓝和德卵都上了车，白蓝把自己的雨衣盖在德卵身上。老牛逼也要上车，我说师父你要上来的话，这车就该塌了。白蓝对老牛逼说：“你还是在这里照顾魏懿歆吧，把他工作服脱下来透透气就好了。你去医院也是白搭。”我们走了以后，老牛逼就在医务室里照顾魏懿歆。后来，据魏懿歆说，老牛逼这个混蛋非常变态，他大概也是第一次看见那个妇检椅，觉得很好玩，就把魏懿歆的上衣扒了，把他两条腿放在了托架上。老牛逼就坐在边上，一边抽烟一边欣赏着。厂里的值班干部听说有情况，跑到医务室来询问，就看见魏懿歆光着膀子叉开双腿躺在那里。干部说，简直不堪入目！那天我骑着三轮车在街上飞驰，水很深，三轮活像一辆冲锋艇。我对白蓝说：“你坐稳点，我看不清路面，别把你给掀下去了。”白蓝说：“屁话少说，你要是敢骑慢了，我就把你掀下去。”后来她又说：“你还是小心自己吧，别再把下巴摔破了。”她说这话的时候，我只顾闷头骑车，也不知道她是不是在笑。有时候我会回忆起这一幕，漫天大雨，街上一个人都没有，河里也没船，只有我们的三轮车哗哗地驶过。我回忆起这件事的时候，会提醒自己，这是发生在九二年的事，但与此同时我又很困惑地感到，这是在一个更遥远的年代发生的事。假如说这是洪荒时代，假如说这是诺亚方舟，那么，我爱上白蓝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我无人可爱，只能爱爱她。但她不这么想，她只想救德卵。我很想告诉她，其实我真的无人可爱，因此而爱她，这种爱是不是会廉价呢？还是更值得回忆呢？那天我骑到医院已经不行了，腿肚子打颤，腰像断了一样。还有一点我没说，那车子太破，坐垫好像是铁做的，我的会阴部位受不了，再骑下去，我很可能像女人来月经一样，把自己的短裤上弄得全是血。医院里也是静悄悄的，急诊室门口徘徊着几条人影。那所医院离化工厂最近，但极其破旧，急诊室居然没有坡道，三轮车上不去，没办法，我只能把德卵扶下来。那时他已经休克了，嘴唇发白，哈喇子挂在下巴上。白蓝把他架到我背上，我背他进急诊室。我对白蓝说，我怎么觉得德卵这么沉呢，我奶奶说过，死人才会变得很沉的，是不是德卵要死掉了，我可不想让他死在我的背上。白蓝在我耳朵边上吼道：“你要不想让他死就跑得再快一点吧！”后来把德卵送进去，白蓝也跟着进去了，我独自坐在急诊室外的台阶上喘气，德卵是个190斤重的胖子，我觉得自己的心脏都快要裂开了。过了一会儿，白蓝从里面走出来，她坐在我身边。那天我穿的是工作服，白蓝穿着一件米色的衬衫，我们两个都被雨淋得湿透，所不同的是，我像一只下水道里爬出来的老鼠，而白蓝像一个三版女郎，衬衫贴在身体上，里面的胸罩是白色的，至于三围什么的，不说也罢。我从口袋里拿出烟，满满一盒烟全都潮了。白蓝冒雨跑到门口的小卖部，买了一包烟，一个塑料打火机，再冒雨跑回来。我坐在台阶上像一个衰老的色狼，无力地看着她衣服贴在身上的样子。她回来后，从烟盒里拍出一根香烟，非常老练地叼在嘴上，然后把剩下的全都扔给了我。她继续坐在我身边。我问她：“你也抽烟啊？”“不常抽，解解闷。”她说。“德卵怎么样？”“在抢救，应该没事。”她用下巴指了指我手上的打火机，说，“不知道给女士点烟吗？”我顺从地给她点上烟。她深吸了一口，从嘴唇缝隙里吐出细细的一缕烟气。我说，不好意思，我一个钳工学徒，也不知道什么叫Lady First，只知道走路要给Lady让道，妈的，马路上那么多Lady，我要是都给她们让道，我自己别走路啦。白蓝歪过头来看说，她说，路小路，你还挺有意思的。我问她，什么是挺有意思。她说，就是说，一个钳工还能知道Lady First，这已经很不简单了。那天她还拍了拍我的后枕骨，她说：““路小路，好险啊，就差一点，赵崇德就死了。”我问她，怎么德卵如此怂包，腿上划了道口子就要完蛋。白蓝说：“失血过多，你怎么这点医学常识都没有啊？哦，我忘记了，你是钳工。”我们说起一些死人的事情。我说，我堂哥有个朋友，出去打架，被人用刀子在大腿上扎了一下，扎穿了动脉，很快就死了。这大概就是她说的失血过多。上安全教育课的时候，我见过一墙壁的死人照片，全都死得很容易。倒B说这是概率，在我看来，就是运气嘛，运气好的连杀人都逮不住他，运气差的，腿上划了一道口子就完蛋。白蓝说：“你的运气很好啊，脑袋撞到水泵上都没什么事，还把那坏掉的水泵给撞好了。”她说完就笑。我的后脑勺被她拍得很舒服，当时我想，医生就是医生，拍起人来不轻也不重，真他妈的像是练过的，要是永远被她这么拍着就好了。过了一会儿，里面出来一个医生，让白蓝在一张表单上签字，她掉头去应付医生，就不再跟我说话了。我独自坐在外面，觉得冷得要死，我把工作服和衬衫脱下来绞干了，光着膀子，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大约半个小时以后，厂里来了一辆面包车，车上跳下来两个干部。我看见这辆车，真是气疯了，开车的是司机班的曹师傅，我隔着车窗冲他大喊：“老曹，刚才谁他妈接的电话？不是说只有十吨卡车的吗？”曹师傅叼着香烟，笑嘻嘻地对我喊：“关我屁事啊！”我盯着他的脸，很想扑过去揍他一顿，但我精疲力尽，已经打不动人了，只能用眼睛表示我的愤怒。其实我也不敢打他，曹师傅是司机班的老大哥，和老牛逼一样是资深流氓无产者，徒子徒孙多如牛毛，这样的人我惹不起，他平时给厂长开车，打坏了他，厂长也不能放过我。看见曹师傅，我就觉得钳工根本算不上什么东西，司机才是工人之中的贵族。两个干部下车之后，径自往急诊室走。我以为他们会问问我情况，甚至表扬我一下，但他们好像根本没看见我。我跳上面包车，给曹师傅发了一根香烟，蜷在后座倒头就睡。我睡得很沉，做了一些梦，去了一些地方，后来我觉得有人在推我，以为是我妈，就喊了一声妈。从那昏沉世界之外的天际传来了笑声，我睁开眼睛，看见了白蓝。我坐起来，呆头呆脑地看着她。天幕黯淡，雨还在下，我睡了整整一个下午，整个世界都被我睡颠倒了。我在一个颠倒的时空里看着她，我在我所有破碎的意识中看着她。她脸色绯红，并不是因为我在看她，而是发烧了。面包车的发动机抖动着，两个干部坐在前面，只能看到他们的后脑勺。我问她：“回去了吗？”白蓝点头说：“现在回去。赵崇德已经没有危险了。”我说：“那就好。”白蓝用非常非常非常温柔的语气对我说：“路小路，三轮车还在医院门口。你得把它骑回厂里去。”回忆白蓝的医务室，那是一幢红砖砌成的二层小楼，离劳资科那幢办公大楼有两百米远。医务室在二楼走廊的尽头，去那里，必须经过工会，经过团支部，经过图书馆，经过计生办。在那间屋子里，只有白蓝一个人。那幢楼被厂里人称为“小红楼”，这个词后来变成腐化堕落干部的代名词，九十年代初还没有这种说法，大家以为腐化就是贪污钱财、轧姘头、走后门拉关系这些简单的事，轧姘头最多也就轧一个。这说明人们没什么想象力，日子过得苦哈哈的人，也就只能想到这个地步了。小红楼造于五十年代，过去是厂办公室，后来不够用了，才造了五层办公大楼。这幢四十年历史的小楼造得并不考究，水泥地板，走廊的光线很差，但它非常结实，这也是那个年代的建筑物共同的特点，防震，防水，还防炸。墙体上隐约能看到早年的标语，用石灰刷的硕大的黑体字“工人阶级领导……”，后面的字就认不出来了。这种标语我在我爸爸厂里也见过，后面两个字应该是“一切”，所谓一切，其实是个虚指，等于什么也没领导。我也曾经琢磨过这个问题，看看我身边的工人，老牛逼，歪卵，以及所有的姿色阿姨们，都什么歪瓜咧枣，让他们去领导一切，简直是个笑话。我也是个工人，我自知领导不了一切，连一切的零头都没戏。二十岁那年，我接受一切的领导，剩下的时间就站在小红楼下面，看着医务室的窗口发呆。我打听过白蓝，从工人圈子里得到的小道消息，说她是北京一所医科大学的，也不知为什么，被学校开除了，只能回到戴城，在糖精厂里做一个厂医。厂里关于她的谣言很少，因为她不爱跟人说话，也不搞男女关系。她二十三岁，长得也漂亮，按理说，这样的姑娘应该谈恋爱，至少被一群小伙子包围着，厂里也不是没有这种事，比如小噘嘴，她身边永远有几个科室男青年跟着，替她打饭，陪她聊天，从来不会让她孤单。她要是孤身一人的话，那肯定是去上厕所。这就是所谓的护花使者吧。但白蓝身边没有这样的人，她是冷清而傲慢的，平时躲在医务室里看书，中午打饭就让图书馆的海燕替她随便带一点吃的，她也从来不去厂里的澡堂洗澡，一下班就骑上她的飞鸽回家了。她就是那个样子，仿佛一个嫁接过来的果实，在无花无果的季节，独自挂在那幢昏暗的小楼上。她几乎被工厂遗忘，像我这样又不吃药打针又不做妇科检查的学徒，本来不该认识她，但是，老天爷非要把我的头砸开，这也没办法。她在医务室几乎没有什么工作可干，每年的妇检都是计生办请医生过来做的，不用她亲自动手。平时她就管些最常见的药，感冒通板蓝根黄连素什么的，这种药众所周知，也没什么效果，也吃不死人。当然，她还负担一个责任，就是给厂里的工人做急救，比方说我和德卵这种倒霉蛋。但是，此类工作也纯属偶然，半死的人交到她手里，真要弄死了也不能怪她，她自己大学都没毕业，也不知道是怎么混进厂里来的。我爸爸说过，厂医是最不能相信的。这种人很难伺候，你需要他们做医生的时候，他们就说自己是工人，你真要把他们当工人使唤，他们又说自己是医生。两头占便宜的人最不能交往，这是我的经验。他们农药厂的厂医是个老头，以前做赤脚医生的，医术很差，胆子更小，曾经有女工被硫酸溅到胸口，送到医务室，按说应该把衣服扒开，用自来水冲。老头明知道急救措施，偏偏就是不肯扒衣服，他看着女工的胸部拼命搓手。在那一瞬间，他并没有感到自己是个医生，而是他妈的Man，并且是个道德正派的Man。这事情在农药新村人人都知道，连最没有文化的老太太都说，这根本不是医生，而是吃狗屎的。与之相比，我遇上白蓝完全是运气，她不但在医务室把我的衣服扒了下来，还用听诊器在我胸口挪来挪去，后来我们熟了，她还给我提过很多饮食方面的建议，她甚至预言我在三十岁以后会变成一个啤酒肚，让我少吃点猪下水和可乐。假如你认为这是一个医生应该做的，那就大错特错，她只是个厂医，厂医应该是农药厂的老头那样，只要道德正派，随便谁死了都跟他没关系。厂里的水退去之后，我去上班，看见医务室的窗子关着，我知道她不在，但不死心，还是上去看看。医务室的门关着。隔壁图书馆的海燕告诉我，白蓝发烧了，一直在家休息。我悻悻地往回走，在黑暗的走廊里，点起一根烟。我想起她抽烟的样子，细细的一缕烟从嘴里吐出来，不像我这样，总是从鼻孔里往外肆无忌惮地喷烟，搞得自己好像是喷气式飞机。她这种抽烟的姿势很好看，并且她还教我给女士点烟。若干年以后，我在饭局上，凡有女士把香烟叼在嘴里，我必定会在同一时间送上一朵温馨的火苗，搞得人家很感动，但我在其他方面的表现很差，上楼下楼应该走在女士的前面还是后面，我他妈永远搞不清楚。事实证明我不是个绅士，只是在点烟这件事上条件反射而已。有一天我在河边的泵房独自拆水泵，那地方脏得要命，还闹耗子。化工厂附近的耗子无人敢惹，都是吃猪下水长大的，身材肥硕，看见人都懒得逃窜。我把那水泵拆下来之后，横穿马路，回到厂里，结果在厂门口遇到了白蓝。她脸色不错，本来应该寒暄几句，但那天我的心情很糟糕，一是因为我师父老牛逼退休了，二是因为耗子。她看见我，对我说：“路小路，你怎么搞得这么脏？”我回了她一句：“钳工不脏，那还是钳工吗？”我说完不再理她，拎着那个破水泵，灰头土脸往钳工班的方向走。白蓝说：“路小路，你过来，我有话跟你说。”我就拎着水泵走到她身边。她说：“中午你到我这里来一趟。”中午我早早地吃完了午饭，并且换了一身工作服。我有两套工作服，本来应该换洗的，但我从来不换，也不洗，一套脏得像抹布，另一套则崭新如初。我穿着新工作服去医务室，心情稍微好一点了。她独自在医务室，盘腿坐在体检床上看书，见我进来，便趿着鞋子下来。我问她，找我何事。她说：“我还问你呢，听说你来找过我？”我说：“也没什么事，过来看看你。德卵怎么样了？”“已经出院了。”她皱着眉头说，“你不要老是叫人家绰号，很难听。”“连厂长都有绰号。这又不稀奇的。”我说。“那你有绰号吗？”“有啊，我叫神头。”她听了哈哈大笑。我却不觉得有什么好笑的。后来她说，路小路，不说废话了，你帮我做一件事。我问她什么事。她说，也不是什么事，只要在那里坐着就可以了，随便什么人进来，都不要动，也不用说话。我说：“这可不行，要是劳资科长胡得力跑进来，看见我这样，他会扣我奖金的。”白蓝似笑非笑地叹了口气说：“好吧，不是胡得力，是食堂里的秦阿姨。”一说秦阿姨，我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我们厂的食堂有一位胖阿姨，专门负责卖荤菜的，姓秦。她有一张红扑扑的脸蛋，比小姑娘还鲜艳，老远看上去好像是个唱二人转的。她每天站在食堂的荤菜窗口，既负责管理那些排骨肉丸红烧鱼片，同时也观察厂里的每一张脸。然后，她像所有无聊的中年妇女一样，专门给人介绍对象，也就是做媒婆。据说做媒婆会上瘾，一天不干这个，浑身上下都不舒服。秦阿姨致力于单身男女的开发工作，第一件事，先问你有没有对象，假如没有，她就开始掐着手指仰望天上的白云，嘴里还嘀咕着什么，好像是在对着老天爷念咒语，老天爷将从云层里扔下一个对象给你。然后她会忽然说，啊呀，某某车间的某某某你认识吗，你放心，包在我身上了。这是硬撮型的，还有代理型的，比如你看上了厂里的谁，就托秦阿姨去说合。秦阿姨做这种事情不但分文不收，而且还倒贴，你要是接受她的撮合，或者是委托她去说合，她就会在你的搪瓷饭盆里放上超级大的排骨，或者超级大的肉丸子。据说秦阿姨还很认真，她从来不瞎撮合，比如说，科室男青年配化验室女青年，白班男青工配姿色中上的三班女青工，三班男青工配姿色中下的三班女青工，老光棍配寡妇，歪脖子配斜眼，就这么个配法。其实这也很科学，和博士娶硕士、硕士娶本科是一个道理。并且，秦阿姨有一种练达的人情世故，她对那些长相不错的姑娘小伙都抱有特殊的好感，好像是优质产品，但她不会去撮合这些人，她会给这些优质品介绍一个长相平庸、家底殷实的对象。照她的说法，这叫荤素搭配法。秦阿姨非常反对的就是我这样的，一个钳工学徒，垂涎于科室女青年，根本就是痴心妄想。假如我托她去给我说合说合小噘嘴，她最后一定会给我拉一个又有钱又难看的小丫头，并且，其有钱程度和难看程度成正比。秦阿姨撮人，有一种不可质疑的力量。要是拒绝这种撮合，那你就完蛋了，那最小的排骨，那隔夜的肉丸子，都会出现在你的饭盆里。那天我一听秦阿姨要来，就恭喜白蓝。我问她：“给你撮的是谁啊？”白蓝说：“好像是宣传科的小毕。”我不认识宣传科的小毕，我说：“噢，就是画黑板报的啊。”白蓝说：“不要乱讲，宣传科不只是画黑板报。”“但我只看见过他们画黑板报。”我顿了顿，故意问她，“那我应该走开才对啊，何必在这里做电灯泡呢？”“她缠了我很久，我烦她，又不好意思赶她走。你在这里坐一会，她觉得没劲了，就会走了。”“秦阿姨可没这么简单，她会一次又一次地来撮合的。”“我就烦这个，没完没了。”“顺便问问，这次是秦阿姨硬撮，还是小毕看上你了？”白蓝脸上红了红，低声说：“小毕。”我盘腿坐在体检床上，一双臭脚暴露在空气里，白蓝说我的鞋子有问题，会弄出脚气。当时我穿的是一双真皮运动鞋，说是真皮，其实是他妈的人造革，地摊上买的，根本不透气。我说这也没办法，贵的鞋子我买不起，而且也不适合穿着去拆水泵。白蓝问，厂里不是发劳动皮鞋了吗。我说这就别提了，那种劳动皮鞋穿在脚上，一天的工夫，就把袜子磨得前穿后破，我都赔进去十几双袜子了，工人师傅都是赤脚穿劳动皮鞋，我不行，我脚嫩。白蓝皱着眉头说：“也好，但愿能把秦阿姨熏跑。”后来秦阿姨真的来了，她那两坨青春红非常的醒目，她后面还跟着一个人，高个子，白净脸，戴着一副眼镜。我猜这就是小毕，果然没错，我可没想到秦阿姨会把小毕也带来。那天因为有我在场，秦阿姨的声音压得非常轻，好像是地下党接头。白蓝也压低了声音，我听不清他们说些什么。倒是小毕，在屋子里随便走了一圈，打量打量医务室的摆设，眼睛扫过我，嘴角微微上翘，看起来是在笑，其实没有任何表情。他和白蓝之间的对话是这样的：“你好，我是小毕。毕国强。”“你好，我是白蓝。”“我还是第一次来医务室。”“是吗？”“经常看见你。”“我倒不经常看见你。”“因为我不常生病嘛。呵呵呵。”“呵呵呵。”“我进厂没多久。我是化工职大毕业的。你呢？”“呵呵呵。”“这里环境不错。”“呵呵呵。”趁着这个工夫，秦阿姨走到我身边，她先是看了我几眼，打算把我看毛了。一般来说，秦阿姨用这种目光看着你，就意味着你喜事上门了，不毛才怪。但我既然受了白蓝的委托，就得硬撑着。秦阿姨问我：“路小路，你在这里干什么？”我说：“复查。”“查什么？”“脑袋啊。上次撞在水泵上，到现在还经常犯晕。”“噢。”秦阿姨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是你的脚臭吧？太厉害了。”“我现在什么都闻不出来，我脑子撞坏了。”秦阿姨同情地看着我，说：“等你康复了，我给你介绍个女朋友。不过你还得把脚臭治好，用生姜水泡脚，不然只能给你介绍一个有口臭的女朋友了。”我操，我一听这话，实在憋不住，哈哈大笑起来。秦阿姨你太可爱了，脚臭配口臭，我输给你。这种配对法简直是在做水稻杂交试验，我生出来的小孩可能是个脚臭与口臭的双料冠军，到时候拜托你给他找个腋臭的配偶吧。等我的孙子出生，他就是一个生化武器。我这么笑着，打断了白蓝和小毕之间的对话。白蓝走过来，煞有介事地对秦阿姨说：“秦阿姨，你不要刺激路小路，他好像是脑干撞坏了，经常有过激反应。”我听了这话，几乎笑得要滚下体检床。后来秦阿姨和小毕走了。小毕走的时候还跟白蓝握了握手，他那微微上翘的嘴角始终翘在那里。他连看都没看我一眼，说明涵养很深。那时候我和白蓝说起小毕，我说，我很欣赏他的嘴角，总是翘着，他笑起来是用胸腔共鸣，很节制地笑三到四声，笑三声是表示好笑，笑四声是表示很好笑，他的笑声总是第一声比较重，渐次减弱。我想小毕最后会成为毕科长乃至毕厂长的吧？白蓝说，观察得挺仔细啊，你也这么笑笑，也能做科长吗？我说，我不行，我钳工一个，这种笑容出现在我脸上，那就是我脑干真的被撞坏了，或者，别人会怀疑我偷了厂里的东西，搜我的包。我天生嘴角下垂，一副图财害命的样子，但厂里的保卫科管不了我图财害命，所以也不会搜我的包。至于笑声，呵呵呵，或者呵呵呵呵，我都学不来，我笑起来是先弱后强，越笑越厉害，这他妈还是像个图财害命的。白蓝说：“路小路，你有妒嫉心理。”我叹了口气。九二年，在小毕身上我看到了我所有的理想，化工职大毕业，宣传科画黑板报，白白净净很斯文，并且，他妈的，连对于女人的口味都如此相似。但我还是一个修水泵的小厮，我看起来是没指望了。那时候她听我说到这些，化工职大，宣传科，她就静静地听着，也不笑，也不插嘴。她说我妒嫉小毕，只说了这么一次，后来她说这种感觉不是妒嫉，最多只能算是艳羡。我不知道艳羡是什么意思，大概是非常非常羡慕吧。我问她，艳羡和妒嫉有什么区别。她想了想说：“妒嫉嘛，你就会去破坏人家，可是你也破坏不了小毕，所以只能是艳羡。”我觉得很不是滋味，但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后来她遇到我，对我说：“那天的事谢谢你。秦阿姨再也没有找过我。”我说：“操，她是没找过你。但我吃了一个礼拜的隔夜肉丸子！”那年秋天，因为我跑得够快，骑三轮不要命，所以救了德卵。厂里说要嘉奖我，给我发了三十块钱的奖金。我在化工厂干过很多好事，无一报答，也干过很多坏事，也无一报应，唯独这一次拿到三十块奖金，回去对我妈说，我妈很开心。她说小路终于长大了，以后她生病，我也可以骑着三轮送她去医院。我把这事情说给白蓝听，我说，德卵这条命就值三十块。白蓝说：“别太得意，上次农民工救了你，一毛钱都没有。”我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救德卵主要是你指挥得当，该嘉奖的是你。”她说：“我是医生，我救人是职责，出了岔子要处分的，你跑得慢会被处分吗？”她这么一说，我又觉得自己很伟大，我说：“对对对，你是恪尽职守，我是助人为乐，性质不一样。”她翻了我一个白眼说：“你好像还挺有文化的，居然会用成语，这样的钳工我可没见过。”我说：“操，承蒙你看得起，不如咱们去把这三十块吃掉吧，我请你吃肯德基。”九二年的时候戴城开了一家肯德基，顾客人山人海。在此之前，戴城是一个脏了吧唧的城市，马路边上永远泛着油光七彩的脏水，大排档就在脏水之上开张。戴城的餐馆以面馆为主，这里的人爱吃很细的龙须面。所有的面馆里都飞着苍蝇，那些吃过的面碗，服务员把汤水倒掉，在一个脸盆里涮一涮，接着又端上来。即使是比较高档的餐厅，也不会有空调，只有电风扇，冬天就更别提暖气了。至于那些服务员的脸色，一个比一个像茄子，经常能在街上看到服务员和顾客打架，一群顾客打一个服务员，或是一群服务员打一个顾客。那时候吃面都是抢座位的，具体来说，跑进一个面馆，看到人山人海，就瞅准一个空凳子，拎在手里，然后去账台买票，再拎着凳子去灶台领面，最后再把凳子放下，坐在那里吃面。假如不曾抢到凳子，最后很有可能站着吃面。戴城人认为，站着吃面是叫花子，丢祖宗的脸。有些面馆很狡猾，故意用那种条凳，总不能举着个条凳去领面条啊。为了抢坐这个条凳，最后也会酿成斗殴，条凳就成了凶器。戴城有了肯德基以后，大家好像开窍了，渐渐明白什么叫吃饭。吃饭得窗明几净，得有音乐，不能飞满苍蝇，最起码服务员不能打顾客吧。人不是猪，不是一辈子都只能接受茄子脸的，所以人类会进化。你可以说人类是一代一代进化的，但是在九十年代看来，很像是一年进化一次。九十年代就是这样奇怪。我和白蓝在快餐店里坐着，我对她说，我高中时代的理想，是去做营业员。她乐了，说营业员都可以成为一个人的理想，这个有点出乎意料。我就说，我初中时代的理想更不靠谱，是跟着我堂哥去收保护费。她问，那你小学时候呢。我说我想不起来了，小时候的事情，想当解放军，想当警察，想当画家。我画画不错的，画女人脸尤其拿手。我又要说到小毕了，我说：“小毕在厂门口画黑板报，我看见了。”白蓝看着我，若有所思地说：“路小路，你应该去读书。”“我爸爸会把我搞进化工职大的。”“化工职大已经停办了，不再招生了。你不知道？”她说,“你还记得化验室那个胖胖的姑娘吗？她是厂长的女儿，今年要去读职大，也被退回来了。”“那她怎么办？”白蓝生气地说：“我们现在在说你。你怎么办？”“我也不知道。”“你应该去读自考大学，或者夜大。这样对你有好处。一辈子做钳工？”“那种大学要自费的。”白蓝说：“到底是我白痴还是你白痴？”她真的生气了，只顾嘬可乐，眼睛看着窗外，做出不想理睬我的样子。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办，假如当初我不是进工厂做学徒，而是在马路上贩香烟，现在就应该在做买卖，应该在进货，应该在数钱，而不会有时间去考虑成人大学的事情。我可以什么都不想，把香烟事业越做越大，从地摊发展到杂货店，再发展到饭馆，然后我差不多就老了，可以去死了。我没想到做钳工是如此地复杂，令人头疼。钳工的一生真他娘的漫长，看不到尽头。为了让她高兴一点，我就问她:“白蓝，什么叫子宫脱落？”她睁大眼睛。“你说什么？”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我到厂里去修水泵，听见几个上三班的阿姨在聊天，一个说自己有子宫脱落，另一个说，那就好办了。我心想，子宫脱落无论如何也是一种病，虽然我也不知道它是怎么脱落的，会脱落到哪里去，但肯定不是好事，怎么会好办呢？我揣着这个问题去问老牛逼，老牛逼说，子宫脱落就可以调出车间，去干些比较轻松的工作，比如看仓库啊，看水泵啊。当时我们厂里有很多女工，据说，她们的病例卡上都有着相似的毛病，不是子宫肌瘤就是子宫下垂，反正都是些妇科病。如果让她们去上三班，她们的子宫随时都有掉下来的可能。厂长可以辞退工人，可以让工人去干最苦最脏的活，但厂长不能让中年女工的子宫掉下来，会被她们的家属砍死。这就是工厂的生存哲学。由于子宫脱落具有如此好的待遇，据说我们厂的女工，一旦生了小孩，立刻就会给自己去弄一张子宫脱落的证明，一度二度三度，车间主任见了非常头疼，那么多子宫脱落的女人，到底该照顾谁呢？车间主任很可怜，无论他照顾哪个女的，别人都会说他跟那女的上过床，不用大家起哄，车间主任的老婆就会杀到厂里来。白蓝说：“你一个小学徒怎么问这种下流的问题？”我说这是生理卫生问题，不算下流，只是有点恶心而已。再说，秦阿姨要给我介绍女朋友，万一她给我找一个子宫脱落的，我糊里糊涂上当，那不是很惨吗？“好吧，你听着。”白蓝举起一块炸鸡说，“呶，这就有点像女人的子宫。”我听了头一昏，嘴里的炸鸡脱落在盘子里。白蓝继续说：“女性生育以后子宫下垂，严重的就会脱落，犯这个病的人不能从事强体力劳动，得养着。知道了吗？”我问：“她们是真的脱落还是假的脱落呢？”“路小路，你太无聊。”白蓝被我气得噎住了，要是我真的娶了她，她将来很可能是被噎死的。后来我们在街上走，她走得很慢，也不说话。那是一个黄昏，天色早早地黑了，这说明秋天就要过去了。十多年前，我在工厂里，下午四点就下班，天色都是很明亮的，可以吃一顿点心再回家，可以在街上闲逛很久。如今则完全相反，办公室里很明亮，下班走到街上就发现天色昏暗，霓虹灯下影影幢幢的人群在挤公交车，这种感觉好像坐国际航班，必须倒一倒时差。我说的是上海。那天，我对白蓝说，其实我只是想逗她开心，子宫脱落，我认为很好笑，但她不觉得好笑，那我就不说了。白蓝说，她不喜欢工厂，不喜欢那里的人，也不喜欢那里的话题。我说，我也不喜欢，并且不喜欢别人叫我小学徒、小钳工，但我认为这些不喜欢并不值得让我生气，因为它们都是很真实的事情，并不是造谣，也不是梦想。梦想和造谣有异曲同工之妙，它们都会使你愤怒，乃至扭曲。假如工厂是现实，那么，子宫脱落也是现实，一点都不荒谬，我愿意去谈论这些，用一句冠冕堂皇的话说，叫做正视现实。我们推着自行车走到一条小街上，两侧高高的围墙，里面种着梧桐树，有一些枯叶掉落在街上。她用皮鞋踩着落叶，每一片叶子都发出嘎吱一声，她说，这些树叶在夏天的枝头被风刮出沙沙声，秋天掉落在地上，被踩出嘎吱声，每一片树叶都能发出它们独自的声音。沙沙声也很美，嘎吱声也很美。她说：“踩过的枯叶，你再去踩它，就不会有声音了。”后来，我想吻她。我们推着自行车，有经验的人都知道，推着自行车接吻是很不方便的，尤其不适合初次接吻。而且，谈恋爱的时候，想接吻就不能说话，得保持沉默一段时间，你不能一边说话一边索吻，这是找抽。我有点怕白蓝，这个人不太好相处，用书面的话说，有点喜怒无常。我想起她三版女郎的造型，给我买烟，这是我不能忘记的。一想到这个，我就有点昏头，想去吻她，然后干点别的，但我们之间隔着自行车，很碍事。当时我也年轻，其实满可以说：“我们谈恋爱吧。”等她答应下来，再找个地方细细地吻。但我压根没想到这个，我就想到了吻，又够不着。我不说话，心里想着这个事，由得她在马路上独自抒情。后来，我放弃了在马路上吻她的念头，还是医务室比较清净。她以为我在听她抒情，其实我心里一片焦急，动的全是坏脑筋。晚上我送她回家，她住在新知新村。那是戴城大学的教职员工住宅区，是一个知识分子比较密集的地方，和农药新村完全不一样。农药新村满世界跑鸡鸭，根本是个大农场，新知新村则很安静，一排排窗户里都透出橙色的台灯光。四周草丛里，只有秋虫的鸣叫，我们轻轻走过，虫声停顿，等我们走远，它便继续歌唱。这种停顿仿佛在向我和白蓝致敬。农药新村这个时候是家庭卡拉OK的黄金时间，无数个麦克风同时向着夜空发出鬼哭狼嚎声，好像是罗马尼亚的哥特城堡。她说：“到了。”停车，上锁。我问她：“就送到这里吗？”她点点头，对我说：“今天说的话，你好好回去想想吧。”我说我知道了，成人大学，既然上不了化工职大，那就试试成人大学吧。后来我目送着她上楼，三楼的某一个窗口，灯光亮起来，我想那就是白蓝的家。那是我第一次去新知新村，那地方很安静，给我的感觉很好。我回到农药新村时，心想，妈的，又要忍受那无穷无尽的卡拉OK，结果那天还真没有卡拉OK。有两户人家用麦克风在吵架，100分贝以上的脏话带着混响效果在农药新村的天空中盘旋。我希望他们用杀猪刀砍来砍去，死光了就安静了，但他们不砍，他们很有耐性地对着麦克风骂：“操你妈哟哟哟哟哟。”这种创意简直可以让周围的人都去自杀。这就是我生活的地方。九二年秋天，厂里出了个不大不小的事。那是我请白蓝吃饭的第二天，所以记得特别清楚。人年纪大了，很多记忆都要借助于其他记忆才能重回我身边，好像往日寄出的信，很多年后被退回，自己拆开读着，自己都会觉得有点新鲜。那天我本来是要去医务室索吻，我都想好了，该怎么起承转合，该怎么循序渐进。我高中时候也吻过女孩子，我们同校的女生，成绩很差，长的不赖，她稍微扭了几下，随后就范。之后我就经常去吻她，她也不反抗，甚至懒得扭几下。我想，接吻就是这么个前倨后恭的事情吧。那天我想着索吻的事情，拆水泵的时候手脚就慢了点，耽误了很久。后来听见有个女工在喊：“不好了，快去看，仪表室的阿芳爬到烟囱上去了！”然后，化工厂的工人就不上班了，扔下手里的活，纷纷往锅炉房跑。我们厂的锅炉房，有个大烟囱。这话等于放屁，哪个厂的锅炉房都有烟囱。我们厂的大烟囱有三十米高，又粗又壮，建造于五十年代。一般来说，工厂的烟囱上都有钢筋把手，像梯子一样，以便修理工爬上去。我们厂的钢筋把手很奇怪，把手之间的距离特别短，好像儿童乐园的冒险之路，小孩都能爬。这很危险，偏偏厂里还不把这条巴别塔的通道锁起来，只挂了一个牌子：危险，闲人勿上。想自杀的人管你这个？爬上去再说吧。阿芳就是这么爬上去的，爬的时候没人发现，上去二十米她觉得脚软了，就挂在了那里。被人发现之后，厂里所有的人都跑过来围观。关于阿芳的事情，简单来说，是她和一个科员谈恋爱，被群众揭发出来。科员是有老婆的，该老婆是厂里著名的老虎，和我师姐并称东邪西毒。老虎说，她要把阿芳的X挖出来。这种话，在一般人听来，只当是威胁，但我这种见识过老虎的人就知道，她说得出做得到，在这个世界上她除了自己X不肯挖，其他任何人的都无所谓。我要是阿芳，我也得爬到烟囱上去，遇到老虎最好的办法就是爬树嘛，小时候老师教过（我那小学老师，专门教我们怎么对付老虎狗熊鳄鱼，也不知道为什么）。阿芳不但要爬上去，还要跳下来，这就成了大事。化工厂的烟囱，有史以来，仅有三个人打算这么干。第一位是在六一年，粮票让人给偷了，那时候丢了粮票就等于判了死刑，他爬上去十米，因为饿，再也爬不动了，另外爬得太高也不便于和下面的人沟通。厂里的领导过来劝他，化工厂毕竟不是专政机构，还是讲点人情味的，领导也不想就这么死掉人。这位死活不肯爬下来，但是也不肯蹦下来，十米和三十米其实是一样的，无非是摔得够不够碎。这位对着领导狂喊：“我要吃包子！我要吃肉包子！”领导说，给你吃，都给你吃，你下来就给你吃。这位不信，下来了怕被厂里处分。后来僵持时间太长，大家都没辙，从食堂里请来了大师傅，大师傅用勺子敲着饭盆喊道：“开饭啦开饭啦，猪油菜饭加咸肉。”周围的人眼睛都绿了，上面这位一看架势不对，再挂在烟囱上很可能什么都吃不到，立刻出溜了下来。脚一着地，就被保卫科架走了。第二位是七一年，厂里的破坏分子，具体破坏什么就不知道了。他是在早晨的雾气中爬上了烟囱，他爬到了顶上，周围一个人也没有，他在上面抽了根烟，大概还坐了一会儿，然后就跳了下来。后来察看现场，就是在烟囱顶上发现了个新鲜的烟屁股，推断他是从三十米的高度往下跳的，其实二十米和十米都能摔死，不用爬那么高，但他还是爬了上去，大概还看了看风景，但据说那天雾很大，什么都看不见。站在烟囱上，往雾里跳，有一种如痴如醉的感觉吧？我这也是瞎猜，我也没上去过。阿芳是第三个。她挂在二十米的高度，显示出爱情的力量。为了包子可以爬十米，为了爱情可以爬二十米，如果爬到三十米的顶上，那就什么都不为，只为了想死。由此可见，爱情是高于饥饿的，但不能高于死亡。我跑到现场，只见人山人海，全是不蓝不绿的工作服，中间夹杂着几件橄榄绿的警服，那不是警察，而是化工厂的厂警。这些人全都仰着头，好像集体出鼻血，在所有视线聚焦的点上，仪表维修女工阿芳悬挂在烟囱壁上。那天天气真不错，烟囱冒着白烟，天上的云是鳞片状的。由于距离很远，我只能看见个火柴盒大小的人影，看不见她的脸，但我身边的人好像有特异功能，七嘴八舌说：“她在哭！她在发抖！她要跳下来啦！”我心想，这要是跳下来，肯定不是摔在水泥地上，而是摔在一大片脑袋上。有几个阿姨憋不住，开始掉眼泪，说这孩子太可怜了，被干部诱奸，只能爬到烟囱上去寻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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