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恋：少年巴比伦

盛可以、田耳田园将芜胡不归自美国作家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之后，成长小说就成为小说家粉墨登场的必修课。路内的长篇《少年巴比伦》可以看成此种文本，它不仅是叙事者个人的成长，也是“70后”这代人的成长。文本是“70后”的路小路对着“80后”的女诗人张小尹叙述的，张小尹只是个缺席的在场，“香甜而腐烂”的青春是路小路的，路小路的九十年代和戴城都与她无关，即便她日后成了路小路的老婆也不能改变这个事实，她只可倾听却不能活在路小路的记忆和叙述中。张小尹无法取代知识分子白蓝（厂医）在路小路灵魂和身体中的位置，路小路依恋白蓝甚至愿意为她去“亡命天涯”，尽管他无法把握她的迷惘，尽管他们那段恋爱没有希望没有结局却仍让他无比怀念。如果我们将这个文本看成一种象征，那么路小路和白蓝及张小尹的关系就可以看成“70后”与上一代和下一代的精神写照。当路内的《少年巴比伦》面世，虽然我们迅速地从中感受到王小波的余味，感觉到文学的遗传之不可思议，然而，我们仍然同时感到喜悦，感到文学的希望——“每一条道路仿佛都很熟悉，地上的落叶也很熟悉，我想起她说过的，每一片枯叶都只能踩出一声咔嚓，这是夏天的风声所留下的遗响。”这是路小路在寻白蓝而不遇之后的一段感想，也正如文学的处境，《少年巴比伦》就是刚刚转身的九十年代留在七十年代人心灵的遗响。张艳梅（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255049）2007年第6期《收获》有个长篇：路内的《少年巴比伦》，讲述的是一个男孩子孤独、伤感、无奈而又热烈的成长。那些青春光影里遍布空洞、疼痛和伤痕的感触，湮没在油嘴滑舌的叙事里，更显出了人生的压抑和无奈。然而，因为油滑，给我们的心底预先设置了情感的缓冲，所以接受起来没有距离，也没有愤怒，甚至还有丝丝缕缕夜色里的温暖，闪闪烁烁地亮着。作者路内不是当红作家，成长小说亦非新鲜事物，然而小说本身的确让我们眼前一亮，并且因青春的荒凉而惊心。一、回溯性叙事《少年巴比伦》是一种回溯式写作。单纯的过去时写作可以令小说人物主导性格的形成、成长方向的演进和小说的叙述轨迹，朝着一个明确的方向行进。回溯式写作则带有缅怀和感发的双重意味，对人物未来的发展路径未必有清楚明晰的洞见，对过去发生的人和事既饱含真诚的怀旧和深刻的自省，又因为成长了以后的那个主体时时参与，自身的零距离沉湎和旁观者的远距离调侃交叉呼应，因为多重视角的叠加和缺少方向感的规约，叙事比较自由和直观，具有强烈的情境化特征和生命现场感。路内笔下那一份基于时光流逝的感伤与嘲弄，对当下生活的疏离和投入，让人初读开怀大笑，转身之际却泪流满面，多少个路小路在年轻岁月里荒唐，盼望遥远的未来泯灭现实的忧伤，走出泥泞的光阴，谁又能真的超越现世的繁花似锦？路小路的迷惘青春让人内心怅惘，他和白蓝的无果爱情让人心动更让人心伤，那是一段与婚姻无关的单纯情感。路小路这个人物身上似乎隐含着作家的影子，隐含着他和他的朋友们共同拥有的成长历程。一个年轻的青工，成长在上海和南京之间一个叫做戴城的工业城市，规模不大：化工企业遍布，污染随处可见，没有想象中江南小城的安静美丽，生活于其间似乎很容易让人觉出苍老和无聊。但在作家信手拈来的黑色幽默里，调侃着一个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对周围世界略显茫然的感知，并不是那么糟糕。小说的生活底色是黯然中深藏着温暖，叙事是散淡中凝结着专注。1．突破与归趋《少年巴比伦》无疑是一篇成长小说。从成长小说的叙事模式看：“成长小说主人公独自踏上旅程，走向他想象中的世界。由于他本人的性情，往往在旅程中会遭遇一系列的不幸，在选择友谊、爱情和工作时处处碰壁，但同时又绝处逢生，往往会认识不同种类的引领人和建议者，最后经过对自己多方面的调节和完善，终于适应了特定时代背景与社会环境的要求，找到了自己的定位。”[1]在这篇小说中，路内选择了回溯性的叙事策略。这其实是相当一部分成长小说的惯用手法。不过，由于在场者的游离姿态，路内赋予叙事人亲历者和见证者的双重身份，这就使得路小路的回忆产生了分歧和距离，这种审美距离的产生，有助于小说叙事的展开，当路小路作为一个敏感又有些沧桑感的年轻人，试图通过回溯的方向，了解世界本质、发掘现实意义、不免有些消极地探讨生命哲学和生存艺术时，似乎借助路小路的视角，读者被置换成了那个亲历者。对此，路内自己说：“至于我自己，虽然二十岁的时候也是蹲在厂里修机器，但相比于路小路这个人，我焦灼有余，剽悍不足。这个人物当然是以我为原型，可惜我本人脑子拐弯比较慢，有些想法是三十岁以后才固定下来的。我实在不能够让路小路在二十岁时候就拥有三十岁的想法，所幸这个小说用了一种比较狡猾的回忆式口吻，当他要超出自身年龄之外时，我就让三十岁的路小路出来说话，这就成立了。各位当然对小说中所谓‘作者’和‘叙述人’的区别有所了解，作为我这个作者而言，我把所有嬉笑怒骂的权力都交给了叙述人：三十岁的路小路。”[2]我们在《少年巴比伦》里，看到的是路小路一个人内心的发展与外界的遭遇中间所演化出来的生存历史和心灵历程的外化。个人在社会生活偶然与必然、命运与规律织成错综的网，经过无数不能避免的奋斗、反抗、诱惑、服从、迷途……最后回顾失去的青春，期间既有完整的叙事，也有更多断裂的碎片。路小路的成长经验，记录了那个调整时期个人单纯无伪与世界相遇的真实状态。记录成长即阅读成长的过程，在作家笔下就成为一个客观存在的“本文”。正如伊泽尔指出的，对于“我们”——历史“本文”的读者来说，“我们也不把它当作一种论断性的事实来领会，它在我们心灵中存在只能归因于我自己的反映，正是这些反映使我们把本文的意义作为一种现实而赋予生命。”[3]回顾中国当代成长小说发展历程，20世纪80年代的精神主线是意识形态话语规约的普遍正确人格建构，对于个体身体和内心的成长并不在意，尤其是爱欲书写很少见到；90年代以来的“成长叙事”完成了有关人的主体性想象的祛魅过程，在重写——还原——个人化三个层面上，使当代成长小说叙事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由社会关怀推进到对个体自我关怀，由存在的外在关注进而到存在的内心观照，祛除了意识形态加之于个体的人格面具，尤其是女性成长小说的集中涌现，真实的叙述主体的精神档案得以呈现并开始完善。《少年巴比伦》充满了年轻生命与外部世界的最初碰撞:懵懂、游戏、叛逆和飞翔。小说中为我们展示的社会生活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处于理想主义与消费主义交界处，转型时期各种生存状态的混乱和价值观念的失衡，在路小路这一代人，还有他的师傅那一代人身上都有着深刻烙印，只不过形式稍有不同。路小路，白蓝，还有那个有些软弱的长脚、爱情至上的小李，卑微地爱着生活的六指，他们是一代成长于理想主义破碎年代的红色遗民。路小路可以看成是那个转型时代的代言人：隐身在激情的废墟，先天的反理想，反道德，反历史，没有厚重的文化感和深邃的历史感，政治风云也没有切肤之痛，20世纪80年代的启蒙大潮给了他们一个心理提升，但是他们又懒于行动，或者是缺少行动的能力。这些特征体现在路内的回溯性叙事中，就让我们看到了那种成长的过渡性，矛盾、动荡、怀疑主义又在内心渴望一种信仰的支撑。路内在叙事中选取的游戏口吻并不代表游戏的生活，游戏的生活也并不代表游戏的状态，终极的东西表面上从未进入小说的视野，然而岁月自身的力量却在拐弯处等到了终极的影子。2．启蒙与反启蒙《少年巴比伦》显然与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成长小说的启蒙主题不同。路内藉淡漠和油滑的姿态击退了人们对成长主题的习惯性预期，一个从容不迫的灰色声音分解了青春期的热情、梦想和躁动，也使叛逆成了一种姿态，而不再具有启蒙意味。这种关于成长的认识无疑是向下的，是对传统叙事话语的颠覆。沉醉于残酷的青春平静逝去，破碎的让它破碎，仅有的成长线索在青春的结尾处兀自跌落。这种反启蒙的姿态促使路内选择了近乎自然主义的生活白描和调侃现实人生的叙事策略。从某个角度看，白蓝这个形象身上隐约着启蒙者的意味。无论是爱情，还是性，还是个人理想与现实突围。至少路内试图让白蓝的声音越出现实，成为一种“永久性旁白”。那么，究竟是白蓝的引领使路小路逃出了戴城，还是说， 他和白蓝原本走的就是同样的道路，只不过方式不同罢了。首先，她开启了路小路情感和身体的通道。她使表面游手好闲其实有些自闭的路小路在某种情境中终于身心合一。这种自我寻找和自我确认，因而具有了自我救赎意味。路小路和身边的人有着内在的不同，正是这一点不同，被白蓝捕捉到了，并且成为二人青春共谋的重要依据和基础。白蓝的自我救赎带来了路小路的青春自醒。所以，最终，路小路得以摆脱戴城生活的制约和禁闭，走向一个更真实的人生奇幻之旅。尽管他与白蓝的重逢带有人为的痕迹，我们还是从中感受到了作者的意图。白蓝以不断远行的方式去寻找自己的人生方向，在路上的状态与路小路的精神结构其实相同。说到这里，很自然地带出了另一个话题。“垮掉的一代”与凯鲁亚克的“在路上”。路内没有那么反叛，路小路也没有那么叛逆。不过，反启蒙的姿态还是昭然若揭的。任何行为都可看作是一个符号，真正意义往往并不在其本身，而是通过置于所属的符号系统中突显出来。路小路的自我放弃和自我拯救既是“垮掉的一代”的典型个案，也是一个鲜明的“在路上”的过程。路内的立场显然不是拯救（这么说似乎有点儿武断，作家的初衷显然也不仅仅是为了好玩，抑或纪念），而是还原，还青春以本来的面目，并且以原初的迷惘和躁动不安的生命体验，坦诚地叙述了路小路这一代苦乐交织的青春岁月。作家把自己的影子隐入其中，将他的单纯和伤痕都融化到油腔滑调的文字和细节之中，体验成长的伤与痛。由于当下中国历史场域和文化语境的复杂，很难形成某种关于“成长”或“抵抗成长”的稳定视野，所以成长小说往往只能在个人的精神境遇中艰难探索。这种探索多半仍带有启蒙的影子。不过新生代作家的后现代叙事方式，部分地消解了启蒙的力量，转身朝向反启蒙之路。《少年巴比伦》细致入微地传达了一个普通男孩在成长历程中面临的种种生存困扰和精神之痛。这些迷惘叛逆的男孩，他们在人群边缘孤单的身影，或许就是我们深藏的内心；他们满脸的茫然和失意，或许就是我们暗夜面对自我时的疼痛和追悔。小说中多次提到张楚的《姐姐》这首歌，歌词中写到：我的爹他总在喝酒是个混球/在死之前他不会再伤心不再动拳头/他坐在楼梯上也已经苍老/已不是对手/感到要被欺骗之前/自己总是做不伟大/听不到他们说什么/只是想忍要孤单容易尴尬/面对外面的人群/我得穿过而且潇洒/我知道你在旁边看着/挺假/ 姐姐我看见你眼里的泪水/你想忘掉那侮辱你的男人到底是谁/他们告诉我女人很温柔很爱流泪/说这很美/噢姐姐/我想回家/牵着我的手/我有些困了/噢姐姐/带我回家/牵着我的手/你不要害怕。[4]小说中的年轻人大都在有限的生活空间挣扎，却很少有真正的颓废和放弃。所以最终小说还是回到了青春启蒙的原点。二、隐喻式青春小说题目和结尾处的“巴比伦”更像是一个隐喻，暗指青春时代的传奇色彩和混乱状态。在路小路翻墙被抓、小噘嘴坠落井下，以及女工自杀三个事件中，那种渴望飞翔的姿态，以及最终必然要剥去全部的装饰，回到最残酷的生活本身的现实力量，与成长历程中复杂的心理体验，单纯的情感经历交织在一起，构成了青春渐已枯萎的缤纷色彩，这种色彩的的绚烂与凋零读后令人反复暗自唏嘘。对路小路来说，青春不仅仅意味着一段黯淡的虚度光阴，它还让路小路在虚度中成长、欢笑，感受友情，体验爱情。那些欢愉和感伤多半是非理性的，清晰地追问人生而脚下却是迷途。站在青春的某一处猝然回眸，眼中竟是满满的青春伤痕。多年后回顾渐渐瓦解的成长过程，路内似乎更愿意躲在暗处，把路小路青春的恩怨情愁摆放得井井有条，宁肯别人看到一个有趣的故事，也无法让自己的内心完全敞开。所以，这里的青春书写是隐喻式的。1．生命见证与奇幻旅程关于巴比伦的传说：巴比伦祭司历史家贝罗索斯(Berossus，公元前3世纪前期)写过一部关于巴比伦历史和文化的著作，向希腊人介绍巴比伦的来源。贝罗索斯说，它是尼布甲尼撒王(Nebuchadnezzar)担任巴比伦王时，迎娶了北方国米提王（Medes)之女安美依迪丝(Amyitis)为妃。王妃对长年不雨的巴比伦生活不适应，一直怀念故乡美丽的绿色丘陵。尼布甲尼撒王为了取悦思乡的王妃，不惜巨资与人力，在巴比伦建造了一座瑰丽花园。 路内借用了这个传说，也可能在路小路的家乡戴城的确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这些形式上的因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座巴比伦城对于路内还有路小路究竟意味着什么，这种我们有必要深究的意味，无论是否在作家的文本之内，都是很有意思和意义的。首先，这座城市是路小路青春的见证，当然也是他青春岁月所有荒凉、焦灼、疼痛、挣扎、想望和爱的见证。当这座有着一个很奇怪的历史背景的城市，充当了现世生命的介质和精神位置的坐标时，所有生命里的真诚和游戏都具有了任人观睹的空间性和隐喻式的历史性，也因此路小路完成了他的并不残酷并不壮烈的青春之旅，用小说中的话说：就是那个奇幻旅程。那么这个奇幻之旅就带出了另外一个命题：再登巴比伦塔。关于巴比伦塔的传说：古时人想建一座高达天界之塔，此举震怒上帝，上帝使得人们语言分化，建塔之人因为语言障碍，最终无法协同工作完成高塔。巴比伦塔即被人们传于后世。巴比伦塔的另一意义是对社会，即神之门，亦是混乱之意。在接近不可控制的权力之时，也就意味着混乱的开始。 巴比伦塔的传说最多见于《创世纪》之中。一些无法改变的重大历史留下了无法磨灭的痕迹，就只能如巴比伦塔一样以一种隐喻的姿态存在于创世纪的传说之中。那么，个体生命的混乱以怎样一种方式进入了历史，或者说当路小路成为他所属的时代的代言人，他的话语方式完全有可能突破个体生存的力量和个体生存的局限，而具有了通天塔的意义。巴比伦塔当然也是一种隐喻，时代的混乱，信念的失落，价值的模糊，生命的虚无，和隐隐的超越的执着。似乎路内很担心人们把他当成王朔的传人，在粗话连篇的同时，总是不忘插上几句博尔赫斯之类。两种截然不同的话语方式交叉并行，张扬的是油滑和低俗，潜隐的是深刻和优雅。少年巴比伦，少年的通天塔， 真的是梦幻旅程，阻断我们叙说的言语，让它们互不相通，让我们隔离在自己的世界里？少年巴比伦，以不顾一切的姿态占有了生活，占有了自己，精神却在破碎中飘扬，在分裂中独立，纠合着痛苦欢愉的挥霍，饱含着一份冷，一份火热。是一种怎样的奇幻想象抵御了现实的深渊，成就了路小路式的生存，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让路小路们平衡了与世界的关联，短短的十几年，追忆起来已恍若隔世，超越生命局限和世界禁闭的努力一直伴随，路内的冷峻和投入让无处逃避的我们再次狼狈不堪。2．父亲与情人关于父亲：《少年巴比伦》中显然存在父爱的缺失，虽然父亲反复拿着中华烟为路小路设计前程，然而这种安排对于路小路来说，并不具备真正的人生意义。父亲的生存哲学和爱的暴力在主人公路小路的成长中构成了惶惑、遗失的父性符号，父性的丢失，或者说父爱的变形，以及由此引发的个体对于人生的不信任，也暗含着对于成人世界的逃避与对抗，意味着成长道路上的迷惘。这一点从师姐阿英身上看得更加清晰甚至凌厉。20世纪80年代的青年人也可以看成是迷茫的一代，但那是由政治信念坍塌而造成的，克服这种迷茫的工作是由时代来完成的，个人几乎不需要付出精神和肉体伤痛的代价，就顺利地由政治意识形态的牢笼进入了一个世俗意识形态的圈套。90年代后的迷茫者则要复杂的多，对他们而言，父性几乎是全方位遗失，个人精神信仰和内在情感的支撑轰然倒塌。因此，无论是路小路，还是阿英，都是一个人面临生存的重重困境和破碎的价值世界，在成长的历程中，他们在不断的确认自我，也在不断地离弃自我。路小路的那个师傅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错位的父亲形象。这个形象与路小路的父亲（一个是工人，一个是工程师）叠加在一起，全方位突显了父爱的粗砺和失落，当然这不是小说的重点，但是作为一个时代思想的表征和精神寻找的潜流，父爱缺失的隐喻，加深了忧伤的人生感触，以及作家不动声色却又惊心动魄的精神挖掘。关于爱情：作为情人，白蓝在心理生理上的成熟远远超过路小路。她不仅在感情上、身体上、阅历上，还有对未来人生的设想上，都要比路小路来得理性和现实。他们两个人彼此的那种眷恋表面上看是对外在世界的厌倦和无奈，是对生存压力的逃避和忍让；骨子里有太多关于生命的最初想象和远景眺望，也是对于人生的全部可能的烙印和敞开。路内在打开记忆出口的同时，怀着疼痛关闭了梦想的绚烂，应该说这就是成长小说的力量和价值了。其实白蓝这个形象有着多重意味，一方面，她是疯狂的现世人生的观者，她也是痛苦青春的止疼药，她是欲望的平衡者，也是逃避现实的精神避难所。这个形象的严肃意味刚好和路小路身上的油滑互为对照和弥补。白蓝和路小路，就像糖精厂的两个梦游者，在生命的舞台上，为虚空中的影子独自舞蹈，那些黑暗中的光亮不知道来自何方，因为彼此温暖，照亮了青春的那些无人了解的角落。在路小路的记忆里，在那段二十上下的岁月里，白蓝可能是他最精致的回忆，两个人的感情纯净自然，路内的叙事同样单纯干净，包裹在欲望放纵里的对于生活的渴望是那么单纯坦荡。路内站在现在的地方回望逝去的岁月，任游戏的笔触伸展到充满隐喻的时空，以白蓝的生命丰富性为爱情和成长留下了清晰刻痕，最终以伤感、无奈、冷静的情绪向逝去的青春和爱情献上了一束含泪的花。三、油滑与忧伤在《少年巴比伦》中，有着无处不在的调侃。油滑的叙事风格是作家的主动选择，从20世纪80年代的王朔到90年代的邱华栋，这种叙事策略在解构文化伦理和意识形态的同时，已经完成了或者说部分地完成了自身建构。也就是说，油滑叙事其实不仅是一种语言风格，更深刻的层面上，油滑成为一种反权威意识形态的民间意识形态。这种油滑体现在路小路身上，语言的粗俗，生存的调侃，情感的历练，都是表象。隐藏在背后的是寻找与放弃，沉重与虚无，叛逆与顺从，精神和肉体，个体与他人，是布满沙砾的生命外壳和蕴藏珍珠的灵魂磨砺。1．油滑其表，忧伤其里《少年巴比伦》尽管表面上很油滑，骨子里却无比忧伤。小说开篇就是厂区爆炸，大家纷纷出逃的混乱景象，充满了火热的世俗生活味道。李晓燕的奶奶不幸成了牺牲品，对这个年老色衰的女人的调侃，让我们看到了路小路不厚道的那一面。当然，在糖精厂门房老头的身上，路小路再次表现出了他的刻薄，调侃别人也调侃自己。糖精厂在这里似乎有着多重功能。它既是青春的收容站，又是扼杀青春的凶手。最富有讽刺意味的是：糖精厂饱含着甜蜜的苦涩。远距离的想象是如此甜蜜，近距离拥抱是多么可怕。似乎，路内眼里的生活也是如此。《少年巴比伦》中的“成长”趋势显然不同于此前政治宣言中宣称的那样“一步步走向太阳”，朝着一个理想主义的目标前进，而是在路内油腔滑调的叙说中，为我们徐徐展开成长路上美好的和不美好的事件。或者仍旧是美好的，却以一种极端不美好的表达方式来诉说，有一种游戏的味道，更多的还是油滑深处的伤感。如果说这篇小说在文学性上表现得更为纯粹，尤其体现在具有油滑性的大话特征，以及隐约流淌的忧伤之河。《少年巴比伦》无疑有着强烈的狂欢化倾向。首先：情节、内容上的过度夸张，关于夜半的货船进屋，车间的巨大胸罩，雨中的拼死救人，地震之际做爱，等等。其次：人物的漫画化，师傅、阿英、阿骚，六指，长脚，等等。这些人身上的某种独特性，在路内笔下被无情地放大了。无论是师傅、阿英的粗糙暴力，还是六指、长脚的委琐软弱，都勾画得异常可笑，然而又是那么沉重而伤感。最重要的是小说语言通篇的大话化。小说不遗余力地调侃，调侃生活，调侃爱情，路小路尽情地调侃着自己眼中的一切。这种大话风格可以摆脱正常生活秩序与思维规律，以最大的自由在荒诞与真实间率性游走，锋芒所及，连钩带刺，出乎意外，取得举重若轻与举轻若重的深刻与美感，其构成的摧枯拉朽之势酣畅淋漓。对于“油滑”的理解，以前往往单纯视之为小说技巧，经过后现代文化洗礼，郑家建将其上升到世界观、文艺观高度，指出:“必须从本质上重建对作品的世界观深度和艺术意识的把握方式，即必须把‘油滑’理解成是一种观察人生世相的特殊眼光，是一种对社会、历史、文化独特的认识方式；必须把‘油滑’同作家主体内在心灵的深度、复杂性和无限丰富性联系在一起；必须把‘油滑’同艺术想象力的异常自由联系在一起；更重要的是，必须看到‘油滑’同中国民间诙谐文化的内在关系。”[5]对此，路内自己说：关于工厂的描写，实质上超出了我的记忆和经验，差不多都走到魔幻的边缘。写完这个小说我才意识到，那些最熟悉的东西魔幻起来其实更容易。[6]2．粗糙的现实与细腻的诗意为了不让“成长”这个陈旧的话题落入俗套，路内借助于90年代以来文坛流行的调侃和痞气，以及不“正经”人物：路小路与糖精厂的工人们，创造出一个独具双重意蕴的文本，解构的是生存的外在形式，努力追问和寻找的是虚无人生中的精神支撑，从中透视出路内对90年代以来荒诞的现实生活所做出的反思和追问。路内自己说：“这个小说啊，其实写得很诡诈的，语言固然平铺直叙，但该诗意的地方我是一点没客气，而且充满隐喻，绝不是愣头青说胡话啦。”[7]路小路作为一个在糖精厂干活的愣头青，不清楚自己的人生目标在哪里，跟着一个捣蛋的师傅混，什么技术也没学到，在机修班，只会拧螺丝；在电工班，只会换灯泡，此外还喜欢翻墙，偶尔打架。当然也追女人，只是胆子很小，主要靠暗恋。就是这样一个青工对着他后来的情人讲了当年发生的故事。现实生活是如此粗糙，与此相适应，路内操练的基本上是“王小波走狗们”的那套腔调，有点儿黑色幽默，有点儿操蛋的人生逻辑，有点儿玩世不恭的活法，有点儿离奇的故事情节，但是读下去，就会发现路小路的痞子腔调和游戏情节里包含着多么感伤的诗意，这份隐约的沉重的诗意在小说中自然流动，深藏在整个人物命运的细节里。《少年巴比伦》带着明显的叛逆少年的青春伤痕，通过路小路的眼睛，我们看到了那些不务正业的师傅，那些调皮捣蛋的青工，混乱的社会秩序，虚无的生活态度。即使是天使型的白蓝，也有粗砺的一面，兼具温情和残忍，感性和理性的双面性格：送砖头和杀兔子两个细节很有力量。阿骚是红颜祸水的典型代表，这从她的外号上就看出来了。这个群众眼中的坏女人其实对生活充满爱，作为伦理道德的牺牲品，路内没有刻意的同情，却通过个人的行动见证了人生的另一种状态，满含伤感。小撅嘴是世俗女性的代表：装腔作势，彪悍可爱；阿英则是被世俗践踏的女性：被称为老虎，对别人施以暴力，自身也始终生活在粗暴的生活状态之中，可是对爱同样有渴求，也有忧伤别人看不到。男性形象当然也各有特色。软弱的长脚有着那么顽强的追求；牛师傅上了年纪，整天和姿色阿姨鬼混，其实原本是技术很好的骨干。小李没有事业却坚信爱情至上。六指卑微地爱着生活。写悲惨不难，写悲而不惨就不容易。路小路身边的人物基本都是这种悲而不惨的活法。那个因失恋而爬烟囱自杀的女工，尽管道德模范喊话，警察增援，也救不了她，一个食堂的炊事员端着一锅香喷喷的肉，就把她引诱下来了。路小路的人生状态是逆着常人的思维推进的。从最初的叛逆到顺从的工人，再到后来的出走，才又回到人物的性格轨迹上来。路小路跟白蓝的恋情那章，路小路爱白蓝是肯定的，白蓝也比较喜欢这个异类反叛青工。他们隐隐感到爱的到来，但彼此心里没底，这份不信任不是来自对方，不是对爱，而是来自沉重粗砺的现实。在那个地震的瞬间，路小路和白蓝获得了生命和情感的飞升。即使跌落是必然的，而这瞬间的完满和充实成为一种青春的弥补和妥协。似乎由此达成了一致。白蓝考取了研究生，路小路面临下岗，多年后他们相遇，说了一些无关痛痒的话。到这里，生活依旧粗糙。不过隐含的诗意却令读者心痛，虽然这伤感有些廉价。路内面对这样的现实，既不愤世嫉俗刻薄尖酸，也没有任何粉饰美化，油滑是给我们看的，忧伤的诗意是他对自己青春已逝无从追回的纪念。总之，《少年巴比伦》这个故事是一个双重人生的故事，是一个成长的故事，也是一个回溯的故事。路小路有个心理原型，他自己似乎并没有清楚地认识到那种内心和外表的分歧。小说采取了一个倒叙事的结构，它从一个似乎真实的场景开始，然后进入一个有些恍惚的倒叙当中。给读者的感觉反而是那个当年更真实，这是一个在成长了以后不期然之中遭遇真我的故事。也许有些时候小说的主人公在尽情表演，也许有些时候小说的主人公在小心敞开自己，但在更多的时候，路小路在迷失之中。就在生命的某一个时刻，在身心分离而又合一的某一时刻，他遭遇到真实的自我，遭遇到个体生命的本真，凝结在路小路个人身份中的不明确，暧昧，焦虑，艰难，而这种与外在世界无法达成和解的焦虑，最终却变成了成长之后的身体内外的合一。当路小路以祛除了伪饰的青春告白确认自己的身份存在时，我们会发现：作家原本没有赋予人物精神提升的期待，却在人物自然的精神轨迹中看到了思想的影子。——路内《少年巴比伦》读后葛红兵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巴比伦”，每个时代也都有自己的“巴比伦”，更甚，每个人的内心都有自己的巴比伦。但是，不是每个民族、每个时代都有勇气和能力说出自己的“巴比伦”，更多人的人是在回避和躲藏，他们的内心已经将“巴比伦”埋葬。然而，我们需要那种能帮助我们审视自我的书写——它呈现真实经验，开展内在的细节。迄今为止，我还没有看到哪个70年代生作家有如此沉厚的笔墨，如此真切完整地描述他们自身的成长历程，用独特的笔调描述他们20至30岁的青春历程，它需要构筑的是一代人的青春精神史图景。路内的《少年巴比伦》的出现让人惊喜。30岁的路小路在上海，面对女友张小尹，回望戴城，用回忆的语调，展示了自己高中毕业后于糖精厂十年工作的经历，路小路的戴城糖精厂，没有英雄传奇，没有生死抉择，它是麻木的，无所事事的，漠然的，然而，这些却都只是外表，路内发掘了这波澜不兴的外表之下那涌动的暗流——渴求与放弃、死亡与新生、热爱和憎恨、反抗和绝望、热烈和冷漠的裂变，对于路小路来说，戴城的糖精厂不仅是他人生道路上空间上的巴比伦，同时也是时间上的巴比伦，它同时为路小路回答“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曾经历什么？”的问题。古巴比伦人有这样一则拯救神话：洪水要淹没大地，人的罪要受到惩罚。但虔敬的人将得到神的眷顾。巴比伦只有一个人受到神的特赦，这个人将听从神的吩咐，造一只方舟，把全家人都搬到舟上，还要带上动物和种子。待洪水淹没一切生命，方舟在茫茫无边的水面上漂行七天，风住水止，动物放出方舟，种子撒在山上，大地和人类都获得新生。这对应的是“我们从何处来？”的问题。除此，“巴比伦”的意义还应在“嚎泣和血泪”、“放逐和奴役”的维度上加以解释。犹太人的国被灭了，犹太人被掳往巴比伦为奴。综上而言，空间的巴比伦意味着放逐和奴役，时间的巴比伦意味着拯救和新生，这对应的是“我们曾经历什么？”的问题。路内的《少年巴比伦》让我们看到70年代人他们如何经历自己的巴比伦，经历自己的沦陷和拯救，呼告与放逐。路内《少年巴比伦》的少年巴比伦，让我们看到一个年代、一座城市以及与其相关的一代人的青春裂变。70年代生人的成长，并不像我们习以为常的美女书写、都市书写、言情书写、青春书写所显示的那样，以“都市”、“享受”、“消费”、“独生子的娇生惯养、自我”为标签，他们在 “骄纵”、“浮躁”、“轻浅”等形容词包裹之下有更为真切和更为丰富的经验，因而也有更为痛苦的灵魂需要表达，他们的“历史”是如此独特，如此伤痛、如此残酷和不堪回看，是民族志中极其重要和不应被忽视的部分。过去，它只是被那些表面上的所谓70年代生人的自我言说遮蔽的。这一代人的独特经验不是被文学严肃地真实地呈现了，相反，它被某种我们关于都市文化、当代文化的大而无当的指认同构、抹杀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路内长篇小说《少年巴比伦》的出现，显示了70年代生作家的真正觉醒和成熟。相对于那种以抗父为母题的70年代生作家小说，它不再是简单地对社会、对家庭、对外在于自己的事和物的质问性书写，而调转方向，让灵魂审问自身，它标示的是70年代生作家精神向度的丰满：文字的“追问”开始指向自身，从对过去的回眸和成长的经验中反思自己，因而它不再是单纯的外在抗父的小说，而是内在的反思小说，它展示的是精神的内省力量。一个人从单纯地批评他人、指责社会而转向反省自身是成熟的标志，一个人从单纯地瞻望未来而转入回望来路，我们说它进入了成熟的状态，一代人的小说也是如此。相对于奇幻小说那种对幻想世界和纯情世界的描述，《少年巴比伦》具有超现实主义式的写真倾向，它摆脱了童稚状态，去掉了的想象性书写，匍匐于记忆的深渊，让文字在工厂的车间之间、街道上洪流之内、在日常的琐屑无聊之下和真实亲密交往，它揭开了70年代生作家写实主义的帷幕，人的成熟是面对自身的能力的成熟，同时也是摆脱幻想面对真实的成熟，写作也是如此。相对于对爱情、亲情的浪漫书写，《少年巴比伦》展示的是爱被环境挤压，这种挤压中“性”被调入前台，而“情”的力量却在萎缩的真实面貌，这种对于“爱”的描写，是把社会性加入到情中，让情在真实中接受试炼，显露真相的过程，尽管看起来残酷，但是，它比浪漫书写中的情更接近“情”本身。也许它显示的是70年代生作家已经越过了对情的浪漫幻想，而更加地接近了情及其背后的社会真面目，也许看起来这种情具有幻灭和动摇的外面，有点儿颓唐，但是，真实的总比虚幻的好。路内的文字有两种力量：一种是贴近真实的力量，一种是智慧的力量，前一种使路内的小说具有内在的丰饶，它具有生活世界的那种本体亲切和亲和，后一种力量，使他的小说显得好读、耐读，它时刻都会让你发出会心的笑，那种透观生活之后发见的笑谑的意味和反讽的美。南山或终南山，对这个叫路内的男人具有何种意义？用它命名他的女儿也用它开启这篇小说巴比伦，巴比伦泛滥的成为故道挥霍的不复记忆看在私语或轮回的份上我允许他为那个年代埋一次单一、向王二致敬在路内的文学乳汁中，最大的一罐无疑来自王小波。虽然他在《少年巴比伦》的开篇只是调侃性地提到了杜拉斯和马尔克斯。如果我需要在阅读路内这部“自传体”小说时脱帽致意，那只能是向着《革命时期的爱情》。二者的结构和元素是何等相似：疲惫因循的工厂、绝望的年轻人、悲剧性的喜感、无望的挣扎者、小丑似的压迫者，最重要的或许是被女性和文艺引导的青春。自然，社会与生活决定了这些因素必将在一个青年工人的经历中浮现、串联，一个类似的例子是2006年何立伟发表的《像八九点钟的太阳》。我相信何立伟不会太受王小波的影响，虽然《像八九点钟的太阳》与《革命时期的爱情》也有着惊人的共通之处。但是我无法不去揣测王小波对路内的影响，理由首先可能是一些细节：武斗时期使用的“两头削尖的钢管”、姐姐情人白蓝——在《革命时期的爱情》中，王二少年时代的情人是一个“姓颜色的大学生”，不知道她是姓黄、姓蓝还是姓白。更重要的是，两篇小说有着语句与气质上的相似。我在网上看到一篇对《少年巴比伦》的评论，大致是从“成长小说”的角度进入，它赞道：“（路内）竟然完全放弃了那些足以打动小说新手们心灵的题材，把父母亲辈的隐私放在一边，仔细刻画起那个时代给一个少年心灵的影响来。”在我看来，《少年巴比伦》的确是附着于“那个时代”，但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成长。让我们先来谈谈《少年巴比伦》和《革命时期的爱情》的不同。我觉得《革命时期的爱情》也许是王小波最成熟（不是最有想象力）的小说，如果你还记得，我对这篇小说的评价是：带有古典色彩的武斗回忆，与工厂政治体制中团支书帮教落后青年的现实故事缠杂在一起，描画出革命时期情爱的“双重性”：死亡威胁与献身情怀共同激励下的萍水相逢，政治权力关系与另一种献身情怀结合产生的施虐/受虐，两者同样根源于对革命理想的追求与想象。王小波用复调叙述两个故事的方式，破解这一困扰二十世纪中国数代青年的巨大谜题，如此游刃有余，酣畅淋漓，在我看来，已得卡尔维诺《千年文学备忘录》中所说的“轻逸”与“繁复”的三昧。《少年巴比伦》描写的是1993~1994年的国有企业，比起文革时期的工厂来，人物不再需要承担无处不在的革命氛围带来的压力。老鲁与胡得力大致是一路货色，但不再有X海鹰那样执掌生杀大权的团支部书记，而工厂内外，也已经有了不同的生活。九十年代初，整个社会的精神生活，多少都有些失重的感觉。“八十年代”被六四学潮一刀斩断，银根紧缩，苏东剧变，海湾战争，九二南巡……北京知识界悄悄传读着哈维尔的《无权者的权力》，即使这些自命启蒙精英的知识分子，也不知道将来的路在何方。《少年巴比伦》不可能采取《革命时期的爱情》那样的复调叙事，除非路内敢于挑战六四叙事——六四并不是一个那么普遍和持久的运动，对于内地小城来说，它只是影影绰绰的冲击。相似的也许只是那种弥漫四周的厌倦感，而普通人甚至不知道厌倦的根源，也许只有生活的散碎和纠结，是可以把握的。因此，相比之下，《少年巴比伦》的叙事比较简单，关注青春的部分，远胜于对“权力关系”的刻画与书写。或许我可以说，《少年巴比伦》不像《革命时期的爱情》那么伟大，其老辣程度也不如前面提及的《像八九点钟的太阳》，但《少年巴比伦》却让人欣喜地看到了一种传承。二、诗意与狂欢虽然我总怀疑，路内笔下的工厂生活，会否有不少想像的成分——王小波强大的影响力也可能产生负面的效应：他的模仿者总是情不自禁地会学着用一种抽离而嘲讽的眼光看待世界，书写回忆，最终却让平淡无奇的生活变成了王小波式的反乌托邦。王小波式的反乌托邦必须配合背后的历史布景，否则只会变作为黑色而黑色的幽默——王小波自己的《黑铁时代》写来写去写不下去，或许也是这个原因，想象也需要历史与生活的支撑。不过，即使可能存在这样的问题，《少年巴比伦》却有着别的成就与价值。一位叫“火中冰凌”的网民在天涯论坛上发表对《少年巴比伦》的阅读感受：“起初你会感觉，这基本上是‘王小波走狗们’的那一套腔调，有点黑色幽默，有点操蛋的人生逻辑，有点玩世不恭的活法，有点离奇的故事情节，但是你读下去，你会发现路小路的痞气语调和故事里包含着多么感伤的诗意，而这简直是消融在小说里的味精——诗意这东西在小说里，不是硬写出来的，而是自然淌出来的，含在整个人物命运的细节里。”他说得对，《少年巴比伦》真正能与王小波相通而又相异的地方，正在于“诗意的自然散发”。他说得又不对，如果只是“感伤的诗意”，那也就没什么精彩的啦。王小波的大哥王小平，在去年发表了一篇悼念文字《艺术的内丹——小波十年祭》。王小平在文章开头说：“我猜，人们之喜欢他，是因为他的那种独特的感受世界的方式。他就像一扇门，通过这扇门，可以进入世界的另一层面。”如果用同一句话来评价《少年巴比伦》，我不会感到意外。小说里诗意充盈，又每每用狂欢的方式将叙述带离感伤的边缘。这种引而不发的饱满状态，是这种“独特的感受世界的方式”的最大价值。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诗化小说”这一路，据专家说，成就还比别的小说来得大。我想这与中国深厚的诗歌传统资源有关，意境的叙述和运用，很容易借助成型的字句达成诗意的泛化。可是如果诗化小说采用狂欢的路径呢？它会很好地中和感伤与晦涩，并且借此达成多重的指向，在诗意之外制造另类的陌生化快感。这可是中国文学里不曾有过的叙事方向。现代文学里没有整部的这种作品。但在“小说散文化”的努力中，总屡屡碰见类似的因子。《故事新编》不去说他，含泪的小人，乌鸦炸酱面，庄子吹警笛，“我们都去死”，都是经典的细节。号称现代散文诗第一佳品的《野草》，居然也会有极为戏谑的《立论》，“这孩子，将来是会死的……”嘲讽中其实就有狂欢的气味。废名和冯至似乎确实没有这样的场面。可是在另一部诗化小说经典《呼兰河传》里，大水坑，买油麻花，大兔子用耳朵擦擦眼泪，那是小说中最吸引人的细节，不是吗？诗意与狂欢的媾合，正如司马訏笔下的卓别林：“他将糖块蘸着泪水抛给观众，观众吞下了糖块，却吐掉了泪水。”（《重庆客》）有些人看见诗意，有些人迷恋狂欢。同时拥有糖块和泪水的作品，我们如今至少拥有《革命时期的爱情》（还有《似水流年》）、《像八九点钟的太阳》和《少年巴比伦》。李弘的《棋盘园主义》充满狂欢的因子，却止于纯粹的狂欢。“诗意与狂欢”系列之中，基本上又在凸现两个主题：成长、性爱。《像八九点钟的太阳》里，李小二是由猴子和薛军这样的同伴给予启蒙的，薛军与同事大姐的性爱经历，猴子对田报幕员柏拉图式的暗恋，三人一起去偷看女工洗澡的隐私，加上猴子借给李小二看的俄罗斯裸女，这一切构成了肉联厂封闭空间中的性爱世界，在朋友的挫折与受罚中，李小二度过了青春期最初的萌动。虽然他对徐元元的爱情无疾而终，却俨然在不甘与委屈中完成了他的成人礼。《革命时期的爱情》用武斗时期与“姓颜色的大学生”的缠绵开启王二的生理成长，而与X海鹰以革命/帮教名义进行的性虐恋，将革命与性爱的内涵同时抽空，两者混杂，调和出异常的荒诞与反讽，从而将工厂岁月演变成一段时代的缩影。《少年巴比伦》没有《革命时期的爱情》那样繁复与越界，在路小路身上，作者多少寄托了一些自恋，白蓝的话：“小路，你自己知道吗？你和别的青工不一样。……你以后也许能去做点别的”预示着小路终将脱离无意义的工厂生活，而事实上，白蓝自己率先脱离了那种生活，从而完整地扮演了路小路的贝阿特丽切。很多地方，《少年巴比伦》有点儿端着王小波的架子，甚至刻意想将日常生活往荒谬与狂欢上靠。难得的是，路内没有放任这种多少有点过度的抒写，他在关键细节上守住了写实的界限，没有将小说带出想入非非的危险境地。我喜欢小路和白蓝初次做爱后的描写：我对她说：“你不会酒醒了就不认账吧？”她说：“我要认什么账？”我不好意思地说：“我以后还想和你做爱。”这段话充分展示了《少年巴比伦》的九十年代气味。何立伟的笔下不可能出现这样的场景，自我压抑和话语悬空是那个年代的特色。王小波透过放诞想象的叙事也不会有类似单向指义的对话。它的青涩，它的犹疑，展现出小路的稚嫩与白蓝姐姐的不可了解。性爱还不是理所当然，但也不再是公认禁忌，它只是男女之间的自愿约定。《少年巴比伦》置身于“诗意与狂欢”系列之中，仍然有自己的熠熠光辉，就在于它贡献了一个真实、生动的“九十年代”。三、张楚?七○后?九十年代按书中叙述推算，路小路高中毕业于1992年，那么，他的岁数与我相差无几，而作品携带的，正是1970—1975年生人的时代记忆。小说中两度出现了张楚的《姐姐》。路小路先听到了这首歌，然后买了这盒磁带送给白蓝，白蓝说“就那首《姐姐》好听”——这盒磁带就是1993年震动、改变了无数内地青年精神生活的《中国火》。《姐姐》在里面确实戛戛不群，震惊一时，而唐朝的《飞翔鸟》还没能引人注意。第二次是新千年，小路在宾馆中接到白蓝电话，再一次想起“很久前我也有过同样的姿态，注视着手指和香烟，坐在一个花坛边等待她，听着张楚的《姐姐》，一场雪即将来临”。从小说的布局来说，我宁愿小路再没有与白蓝重逢——既然不能像王二与陈清扬那样再度以性爱嘲弄岁月与规则，又何必添此蛇足？但是这一段描写是必要的，用《姐姐》构成了一种历时的呼应。张楚和他的这首歌都非常重要。这个狗日的西安盲流，北师大的寄生虫，九十年代最好的行吟诗人。用他的歌为无比失落而又无能为力的内地青年们画像，其准确与典型，让七○后生人决然接受了张楚对他们内心的俘获与重塑。不必烦劳百度搜索或千千静听，让我来默写这首《姐姐》：这个冬天雪还不下站在路上眼睛不眨我的心跳还很温柔你该表扬我说今天很听话我的衣服有些大了你说我看起来挺嘎我知道我站在人群里挺傻我的爹他总在喝酒是个混球在死之前他不会再伤心不再动拳头他坐在楼梯上面已经苍老已不是对手感到要被欺骗之前总是做不到很伟大听不见他们说什么只是想人要孤单容易尴尬望着我前面的人群我得穿过而且潇洒我知道你在旁边看着挺假姐姐我看见你眼里的泪水你想忘掉了侮辱你的男人到底是谁他们告诉我女人很温柔很爱流泪说这很美哦姐姐，我想回家牵着我的手啊 我有些困了哦姐姐，我想回家牵着我的手啊 你不要害怕这首歌的重要，在于恰到好处地传递了小路面对白蓝那种依恋、怜惜（他随时准备为她去拍砖）而又无从把握她的困惑心情。白蓝替代了小路除了送礼已经无能为力的老爸，为他指引着规范着人生的方向。当地震来临的时候，小路置父母于不顾，发疯般地奔到白蓝身边，白蓝象征着他不同于“其他青工”的精神世界，抚慰他的苦痛与委屈，并且给了他成人般保护与交流的男性尊严。他们手牵着手的一刻，路小路便已破茧羽化。张楚在1994年推出了他的个人专辑《孤独的人是可耻的》，也继续着他为九十年代素绘的使命。“上苍保佑吃完了饭的人民/上苍保佑粮食顺利通过人民/保佑工人/还有农民/小资产阶级/姑娘和民警/升官的升官/离婚的离婚/无所事事的人”（《上苍保佑吃完了饭的人民》）“想想邻居女儿听听收音机，看一看我的理想还埋在土里”（《蚂蚁蚂蚁》）“你说这城市挺脏/我觉得你挺有思想/你说我们的爱情不朽/我看着你/就信了”（《爱情》）“我目光慈祥/心不再想/让里面的东西慢慢死亡/我闭紧嘴唇/开始歌唱/这歌声无聊可是辉煌”（《厕所和床》）张楚用他的歌吟为九十年代初那些内心敏感羞涩、前途迷茫游离、感情张皇失措的年轻人代言，1994年香港红磡“中国摇滚乐势力”演唱会上张楚的表现几乎是一种象征：他局促地坐在椅子上，不曾变换任何姿势，面无表情，他的歌唱跟乐队总是合不上拍。事实上，其他世代的人是很难理解张楚的。1996年，我供职的报社出过这么一件事：副刊上发了一篇抒情文字，题目就用了《孤独的人是可耻的》。第二天，这一版就上了评报栏。某总编给文章标题画了圈，注明：“我们国家《婚姻法》规定结婚离婚自由，怎么能说孤独的人是可耻的？”看了那圈红字，我觉得歌中的荒谬与错位确确实实在生活中到处发生。六十年代人的代表作家之一陈染在同时期的《私人生活》里也以一种奇特的方式涉及了张楚：她用“一首流行歌曲”的题目作为某章的题目，可是却写成了“孤独的人是无耻的”，一字之差，完全荡失了原题内向与无奈的意味，这种误读似乎也注明了：张楚是，且仅是这一代人的文化英雄。如果我是编辑，我会建议路内删掉小说的“尾声”，让整篇小说收束在“我爱她犹如爱这世上的一切鲜花和白云”。路内终于还是没有忍住，让小说最终停驻在伤感的驿站。或许这也是一种选择，但对于丰富全篇的意义没有帮助。化验室的小姑娘们夸奖说，小路的诗“很有李清照的韵味”，也许正是在这种路向上，小说失去了成熟的节制。王小平在《艺术的内丹》里谈到他们兄弟审美取向的变化：我不禁想起小时和小波一起读诗的时光。那时的趣味稚嫩，读到魏晋以前的东西，只觉单调鲁钝，像简陋的乐器奏出的曲调，乏善可陈。反而喜欢唐宋之后轻巧纤秾的诗句。如今几十年过去了，一切都打上了时间的烙印。再看当年喜欢过的秦观之辈，但觉雕饰过甚，厚重不足，恰似微云衰草。而李清照绿肥红瘦之类，直如丫角戏语，比之曹孟德的沧桑之笔，高下立判。黑格尔说：“一个人走不出自己的时代，犹如走不出自己的皮肤。”然而伟大的作品必须要超越时代的趣味。《少年巴比伦》已经在沉重的乡土题材与轻薄的都市书写之外，开创了自己的道路，承接了某种传统的余绪，或许路内和他的戴城，真会为新世纪文学单薄的颜面，增添几分荣光。少年巴比伦向王小波致敬时代信报书评人 王谦路内的《少年巴比伦》是老王在2007年读到的最有趣，也接近最好的长篇小说。有的文评家把这小说定位为成长小说，这未为不可。但通常的成长小说，即便是影响最大的世界级经典《麦田里的守望者》吧，哪有《少年巴比伦》这般有趣？与其说该作品是当成长小说来创作，不如说作者在更大程度上是在追求有趣，或者说作者路内以自己的创作向王小波致敬也错不到哪里去。路内这个名字还是头一回见到，但这部《少年巴比伦》的出现足以让作者的知名度短期内迅速膨胀起来。作品说的是，30岁的路小路（即第一人称“我”）在上海面对女友张小尹，回望自己消费掉青春的戴城，用回忆的姿态叙述了高中毕业后在糖精厂10年工作的经历。路小路的戴城糖精厂，跟那一时代的任何一家国有企业一样，没有传奇或激情，有的是松松垮垮的麻木生活。神经超敏感的读者，或许能从路小路的叙述语调里发掘出在波澜不兴的外表之下涌动的暗流，比如渴求与放弃、死亡与新生、反抗和绝望之类，要不这作品的题目就难找到落脚地了。可以说，戴城的糖精厂不仅是主人公人生道路上空间上的巴比伦，同时也是时间上的巴比伦，它在为路小路回答一些抽象的哲学问题：“你他妈到底想干什么？”“你他妈到底为什么活着？”诸如此类。作品在貌似不正经之中，含有一种人生深处的绝望和隐痛。路内说，人活在世界上，看了几条马路，几座楼房，即便痛苦也要去看看高山大海，知道自己是卑微的，也是美好的。活到最后，如果还是一个奴隶，那只能说自己尽力了。作者学王小波学得比较到家之处，是在写性时的那种坦然。路小路跟白蓝的恋情在小说中占了不少页数，从故事看，路小路爱白蓝是肯定的，白蓝也比较喜欢这个异类反叛青工。他们隐隐感到爱的到来，但彼此都没底，只好做爱，而做爱的细节交待得到位，用的都是平常字眼，色情指数却不低。两人持续行动到令这隐隐的爱变成空虚，直到白蓝考取研究生，路小路面临下岗，再度相遇已经是多年以后白蓝携老外丈夫从英国回国办事。作品中打着明显王小波Logo的文笔可算是附拾皆是，甚至可以想见当作者路内写作之时，内心的文字涌动怕也酷似小波哥哥当年深夜写作的感觉，比如：“事隔多年，我想起老牛逼那一身松松垮垮的肉，眯着眼睛看水泵的神态，以及他横着走路的样子，我总觉得他像个哲学家。后来我想明白了，一个人干了40年的钳工，揍过车间主任，修过无数台水泵，既不尊重女人也不尊重知识，他就会变成一个哲学家。”如果说这是对非文化人的拔高或对哲学家的贬低，下面这段则是对文人的消解：师傅家住在猪尾巴巷，而寻其根源，是清朝时这里住着个大善人叫朱仪邦，后人为纪念他而将巷名叫做“朱仪邦巷”，结果是本地人几百年之后给讹传成了“猪尾巴巷”，“我心想，这位朱先生真是倒霉，做了一辈子的善人，到头来还是被人讹读成了猪尾巴，可见，做好人也未必就能流芳百世”。小说反映人生。人生的荒诞，有时表现为舍大取小。小说中的“我”最终从厂里辞职，“我妈”只是叹了口气说：“你以后洗澡成问题了。”因为，“你以前天天在厂里洗澡，现在辞职了，只能到澡堂里去洗了。洗一个澡5块钱，你又不可能天天去洗。”许多名人的崇拜者叫粉丝，但王小波的崇拜者们有自己的专有称呼———“王小波门下走狗”。模仿王小波，会使自己的写作充满高度的快乐，可以类似于喝了高度数白酒之后的那种微熏陶醉状态。但是，如果刹不住车，就会堕入到油滑的文字贫嘴的怪圈难以自拔———这是王小波门下走狗们最易犯的癔症，路内也难例外。小说中糖精厂厂长的女儿矮胖，圆脸，戴一副宽边玳瑁眼镜，“厂里的工人不正经，说她戴4个胸罩，胸口两个，脸上两个”，接下来说到她的骄傲：“厂长的女儿她当然有理由高傲，而且也应该难看，否则人人都去泡她，她忙得过来吗？”最要命的是路内这个作品将近收尾之时，写到“新千年的秋天，我在上海郊区的一个宾馆里遇到个女的”，是在10年糖精厂生涯里唯一点亮路小路麻木人生并与他情、性并举两相其美过的厂医白蓝。这个最后邂逅的情节像极了王小波《黄金时代》末尾王二与陈清扬在北京宾馆的相遇，这个，未免模仿得太像了，感觉作者写了几十万字以后手下的键盘已经变得懒和乏起来。路内在模仿中也偶有游离，像写到“很多年以后，我坐在了上海的马路牙子上，我对着张小尹讲这些故事。后来她成了我老婆，我讲这些故事的时候她很开心，我决定每天给她讲一点，但有关工厂的故事已经被我讲完了”，这又跑到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叙述套路上去了，不能说这是背叛，毕竟中国作家认识王小波比认识马尔克斯晚了不止一个年代啊。臧彦钧：或许这个题目应该是《说说“收获杂志”近期的两篇好小说》。生于1970年代的作家，曾经很是喧嚣了一个时段。不过，那是文学杂志和评论家集体造星的结果。喧嚣过后，只不过给媒体留下了一些话题和人名而已。至于作品，很抱歉，我没有记住什么。属于那个时期的产物，也只有云南刘广雄的中篇小说〈正步走过雷场〉让我的心灵震撼过。而刘广雄好像也不在那些被喧嚣炒做的名单之列。说实话，对于出生于1970年代的作家的好作品，我一直没有放弃过期待。就像一直没有放弃过对自己的好作品的期待一样。这种期待，一直到今天读完路内的〈少年巴比伦〉才开始真的逐渐真实起来。关于成长小说，从出生于1960年代的那拨作家开始就没有放弃过。它基本上是一个作家在出道开始时必须完成的基础作业。也正因为如此，它几乎成为一种陈词滥调的无病呻吟——对性的渴望、对父母亲奸情的追寻、对时代烙印的漠视……如果说前两点是可以造就好小说的话，那么，简单的重复、毫无深意的叙述、缺乏真实的细节描写，让这类小说照样变成了垃圾。而后者，则是成为一部好小说最不可缺乏的灵魂。正是这个灵魂，把那些有才华的小说家们阻隔在了门外。路内的〈少年巴比伦〉竟然完全放弃了那些足以打动小说新手们心灵的题材，把父母亲辈的隐私放在一边，仔细刻画起那个时代给一个少年心灵的影响来。没有大事件的描述，可是我们可以从作品的细微处感受到那个时代的一点一滴，然后发出会心的微笑或者悲凉。作为小说，我以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好看，有意思，能够娱乐。我想这也是小说作为文学体裁之所以产生和存在以及繁荣壮大的根本吧。可是，现在的小说家们仿佛完全忘记了这一点。这是作为文学杂志的编辑们自己的原因造成的。他们正在自己打碎自己的饭碗。作为一个南方风格的小说家，路内真的已经有了些鲁迅、余华的气质。当然，仅仅是气质而已。我找不到更好的词语来描述这种感觉。或许说一个作家具有了另外一个前辈作家的气质应该是骂人的话。但是，我只能这样说路内。这就像说另一个同时代的小说家冯唐有老舍、王朔的气质一样。我以为是对他们最大的赞美。格非的〈蒙娜丽莎的微笑〉比路内的小说早一期刊登在〈收获〉杂志上。当时看了，我没有犹豫的就在杂志上面写下了“这可能是今年最好的一篇小说”的字样。这是我第二次这样做了。上一次是写在上个世纪的一本〈收获〉杂志上。那上面刊登了余华的〈活着〉。“文革”十年，无疑是上个世纪留给我们最大最深远影响的事件。那个时代结束后，有众多著名的小说作品去描述它的危害、后果以及批判，甚至产生了一些伤痕文学、知青文学等等流派。近年来还有尤凤伟〈我的一九五七〉这样的小说。然而，不是说“文革”被打倒了它就真的结束了，不是说我们批判了它它就不会存在了。然而，又有多少精彩的小说真的写尽了它呢？写尽它在结束的很多年后对我们的影响。它让我们在多长的岁月里失去了独立的思考、自由的精神？！当我读完〈格非的蒙娜丽莎的微笑〉之后，我才觉得真的有人在写这个东西了。相比之下，这个小说比张承志、钟阿城的作品更让我喜欢。一个很小的人物，在大潮之中做着独自的抗挣。不，还不能说是抗挣，仅仅是独善其身，仅仅是质本洁来还洁去。这，就够了。〈收获〉看来依旧不会让我失望。这个时代的小说家也依旧不会让我们失望。任何年轻都是美丽的过去《少年巴比伦》周斌，住在温州，“流窜”于南京、上海等地， 致力于一种充满书籍、电影及胡说八道的闲适生活，当然偶尔也工作。这一次我准备冒点险，为大家推荐和评论一部尚未出版的小说，也就是说，这部小说，也许不会有单行本，当然，也许会有单行本；也许会不被人注意从此淹没，当然，也有可能会突然蹿红，热得不得了。以我的意愿，当然希望这本书的命运都是后者，在它未红之前，说几句关于它的好话，总比卖疯了以后才人云亦云要显得有水准，并且，如果我们能在它成为畅销书之前抢先一步读完，也会显得我们很有眼光。这部叫做《少年巴比伦》的小说，刊载在著名的《收获》杂志2007年的第6期上，有心的话，去市府路市图书馆的期刊室，是很容易找到的。以我的经验，登在《收获》杂志上的小说，其水准都是有保障的，只不过，有些不好看，读起来艰涩，而有些则很好看，读起来爽得厉害，本书属于后者。我们很多人都会有偏见，认为纯文学小说读起来不畅快，也不轻松，容易晕头转向。这类读者，大概是叫那些故弄玄虚追求形式的所谓文学家倒了胃口，错不在我们，罪过的是那些摆足了POSE的写字匠，也就活该市场不认他们，饿死了清静。本书的故事，关于一个年轻人的成长史，这个年轻人，倒不是维特，也不是于连，没那么沉重，也不需要那么挣扎，摆在脸上的惆怅，都是轻的，流露出来的痛苦，都是虚的，真正的难过，是嘻嘻哈哈之后，刹那间的平静。这个年轻人有和我们许多人一样的经历：他生长在一个小城市里，命运是被注定了的，书念不好，也狠不下心学坏，只好接受长辈们的安排，到一家工厂里做工。这样的经历，现在的孩子们其实也在重复，只不过，他们还要多经过一个三流大学，而工厂，则会变成不起眼的小公司，或者是街边的服装店，只能算是书中故事的升级版本，本质上没变。书中的年轻人名叫路小路，一看即知这个名字很有象征意义。他在一家化工厂里虚度着他的青春。这种虚度，并不是他的意愿，但他没有反抗的办法。就跟我们许多人一样，明明对现实是不满的，明明想挣扎出来的，却没有办法，也没有能力，只能忍受。如果，这种忍受是咬牙切齿的，倒显得更加可笑些了，好在，路小路使用的是另一种方法。如果我们不仔细看，单从故事的叙述中，也许，会错以为路小路相当享受他的生活，原因在于，他将他的工厂描述得太可爱了。说句老实话，我已经很久没有因为看一本书而笑出眼泪来了，但这本书办到了。书里面的那些俏皮话，以及那些匪夷所思的比喻，岂是一个拍案叫绝了得，没有丰富生活经历，绝对写不出来。可以说，这是一本幽默的书，是一本嘻嘻哈哈的书，先前的十分之九的篇幅，都是调侃、胡扯与油腔滑调。但是，本书的力量，它的可贵之处，或者说，它能发表于《收获》的资格却在于，它试图用嬉笑怒骂来掩盖的，它试图在轻描淡写中带过的，它试图以不露声色假装的，所有的东西，关于青春，关于空虚，关于改变，却在最后的十分之一，以一种极轻极轻的力气，在我们的胸口，给予了最痛彻的一击：原来，我们每个人都是那样年轻过来的，乐观、快乐、热情的时候一无所有，而到拥有了之后，却已经世故、忧伤而疲惫了，最令人难过的是，二者我们无法兼得。（温州都市报）《少年巴比伦》是现在时的，它的叙事速度像青春一样富有生命的节律，同时还有一种青春般的透彻——忧伤，但不残酷，更不绝望。当我们看着那些刚刚流逝的时代细节，一点点地在路内的小说中重现，并由此完成一个少年心灵的塑造，从中我们能读出作者对时代和人性所怀有的那种痛惜之情。——谢有顺（评论家，华语传媒文学大奖秘书长）路内的文字有两种力量：一种是贴近真实的力量，一种是智慧的力量。前一种使路内的小说具有内在的丰饶，它具有生活世界的那种本体亲切和亲和；后一种力量，使他的小说显得好读、耐读，它时刻都会让你发出会心的笑，那种透观生活之后发见的笑谑的意味和反讽的美。——葛红兵（上海大学教授，作家）路内小说的文学价值不在于创新了某种叙述形式或者讲述了某个特别的故事，而是作者用街头语言和青春往事构筑起了一道风景画，再现了90年代初青少年的生存状态，反映了那个年代局部的生存状态与市井风貌。“很少有长篇小说去特地写一群读技校的少年，我觉得那是中国青少年中间无望、很闭塞的一群人。”（作者自述）街头混混，工人子弟，小太妹，暴发户……作者确实呈现出了技校学生这个未曾言说的、未曾被理解的群体的独特本质，他们所度过的对他们而言比较快乐的、自然的、烦躁的、不那么尽如人意的一段日子，是作者在自己的理性时代回头讲述的疯狂。——收获编辑 走走路内的〈少年巴比伦〉竟然完全放弃了那些足以打动小说新手们心灵的题材，把父母亲辈的隐私放在一边，仔细刻画起那个时代给一个少年心灵的影响来。没有大事件的描述，可是我们可以从作品的细微处感受到那个时代的一点一滴，然后发出会心的微笑或者悲凉。作为一个南方风格的小说家，路内真的已经有了些鲁迅、余华的气质。当然，仅仅是气质而已。我找不到更好的词语来描述这种感觉。或许说一个作家具有了另外一个前辈作家的气质应该是骂人的话。但是，我只能这样说路内。这就像说另一个同时代的小说家冯唐有老舍、王朔的气质一样。我以为是对他们最大的赞美。——读者 臧彦钧路内这个名字还是头一回见到，但这部《少年巴比伦》的出现足以让作者的知名度短期内迅速膨胀起来。作品说的是，30岁的路小路（即第一人称“我”）在上海面对女友张小尹，回望自己消费掉青春的戴城，用回忆的姿态叙述了高中毕业后在糖精厂10年工作的经历。路小路的戴城糖精厂，跟那一时代的任何一家国有企业一样，没有传奇或激情，有的是松松垮垮的麻木生活。神经超敏感的读者，或许能从路小路的叙述语调里发掘出在波澜不兴的外表之下涌动的暗流，比如渴求与放弃、死亡与新生、反抗和绝望之类，要不这作品的题目就难找到落脚地了。可以说，戴城的糖精厂不仅是主人公人生道路上空间上的巴比伦，同时也是时间上的巴比伦，它在为路小路回答一些抽象的哲学问题：“你他妈到底想干什么？”“你他妈到底为什么活着？”诸如此类。作品在貌似不正经之中，含有一种人生深处的绝望和隐痛。路内说，人活在世界上，看了几条马路，几座楼房，即便痛苦也要去看看高山大海，知道自己是卑微的，也是美好的。活到最后，如果还是一个奴隶，那只能说自己尽力了。——书评人 王谦后来我在白色的墙面上写了几行字，大致是感慨时光荏苒青春流逝，写完却感到苍白的要命，跟我内心汹涌澎湃的感情完全不能等量齐观。今天我把MSN的签名档改成了“白蓝?少年巴比伦”，白蓝是《少年巴比伦》的女主角，被路内的路小路称为“我的伤感的情人”，伤感是因为他们在时代的洪流中注定流离失所任人摆布，是因为他们相爱得令人迷醉却注定无声无息地悄然分离，是因为他们注定只有那短暂的夹杂着伤感的美好青春。少年巴比伦是一个极其唯美的理想主义名词，白蓝比之更甚，有一种直白的幼稚的诗意冲动。——网友 小狼但是，本书的力量，它的可贵之处，或者说，它能发表于《收获》的资格却在于，它试图用嬉笑怒骂来掩盖的，它试图在轻描淡写中带过的，它试图以不露声色假装的，所有的东西，关于青春，关于空虚，关于改变，却在最后的十分之一，以一种极轻极轻的力气，在我们的胸口，给予了最痛彻的一击：原来，我们每个人都是那样年轻过来的，乐观、快乐、热情的时候一无所有，而到拥有了之后，却已经世故、忧伤而疲惫了，最令人难过的是，二者我们无法兼得。——书评人 周斌《少年巴比伦》是现在时的，它的叙事速度像青春一样富有生命的节律，同时还有一种青春般的透彻——忧伤，但不残酷，更不绝望。当我们看着那些刚刚流逝的时代细节，一点点地在路内的小说中重现，并由此完成一个少年心灵的塑造，从中我们能读出作者对时代和人性所怀有的那种痛惜之情。爱可以稀释痛苦，笑可以包裹悲伤，生命里的那一份执着与热爱，也能在人生的瞬间绽放出孤独而绚丽的色彩。正是从这种人心的细微处出发，路内为这个正在变化中的广大世界作出了生动的个人注释。——谢有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在去往终南山的路上天色渐亮，暮色渐沉他不知终南山的鸟儿们四季里只睡了这一夜——张小尹《终南山》张小尹和我一起坐在路边。她说：“路小路啊，你说说你从前的故事吧。”这一年我三十岁，我很久没有坐在马路牙子上了，上海人管这叫街沿石。这姿态让我觉得自己还很年轻。我对张小尹说：“你去给我买一杯奶茶，我就开始讲故事。”我爱喝路边的奶茶，我也很爱上海的高尚区域，马路牙子相对比较干净，奶茶的味道也很正宗。在我年轻时住过的那座城市，马路边全都是从阴沟里泛出来的水，街上没有奶茶只有带着豆渣味的豆浆，这都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事情，但我照样在那里生活了很久。张小尹是地下诗人，她把诗贴在网络论坛上，后面跟着一屁股的帖子。我也跟帖，夸她写得好。我们两个刚认识的时候，她很能走路，沿着中山西路风生水起地走，我在她后面跌跌撞撞一路小跑，觉得自己像个残废。等我们同居之后，她忽然又变成了一个不爱走路的人，走着走着就把手扬了起来，嗖地跳上一辆出租车。我像她这么大的时候，马路上的出租车很少，口袋里的钱也不多，坐出租车就成了一件很奢侈的事情。那时候和女孩子逛马路，会用一种很温柔的口气说：“我们还是走走吧，一起看看月亮。”一走走出五里地去。那时候的女孩子也很自觉，没有动不动就坐出租车的，她们通常都推着一辆女式自行车，恋爱谈完了，就跳上自行车回家去，也不用我特地送她们。那是九十年代初的事情，那时候我二十岁，生活在一个叫戴城的地方，那里离上海很近。九十年代一眨眼就过去了，我的二十岁倒像是一个没有尽头的迷宫。有时候就是这样的，那些实际的时间与你所经历的时间，像是在两个维度里发生的事情。我对于爱走路的女孩有一种情结，我在中山西路上对张小尹说：“我们谈恋爱吧。”后来就谈恋爱了。恋爱之后，她再也不愿跟着我一起走路，而是爱着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我这个情结算是彻底破灭，不过，事情不算很糟糕，张小尹不爱走路但她爱写诗，写诗的女孩是我的另一个情结。我当然不可能要求一个女孩又能写诗又能做菜，又聪明又漂亮，还得是个走路一族。这个要求太高了，我对女孩没什么要求的，人品好一点就成了。张小尹说：“我不要听你说人品，我人品很好的。我要听你讲以前的故事。”张小尹是所谓的80后，她爱听一些稀奇古怪的故事。好吧，就像你的大学时代是在图书馆和网吧里度过的一样，那是二十一世纪初吧，那就是你的青春最香甜最腐烂的年代。我呢，恰好香甜腐烂在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初。我想，带着果子的香味而腐烂是一件多么开心的事情，多么明媚，多么鲜艳。在这个故事的开始，我模仿杜拉斯的《情人》说：该怎么说呢，那年我才十九岁。或者模仿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说：很多年以后，路小路坐在马路上，想起自己刚进工厂的时候……我想，我要用这种口气来对你讲故事，像面对一个睽违多年的情人。我又想，如果这些故事在我三十岁的时候还无处倾诉，它就会像一扇黑暗中的门，无声地关上。那些被经历过的时间，因此就会平静而深情地腐烂掉。我对张小尹说，我二十岁那年的理想，是在工厂的宣传科里做个科员。张小尹一听就乐了：宣传科啊？那不就是画黑板报吗？黑板报不用天天画，大部分时间，宣传科都很清闲，什么都不用干。出了生产事故，有人不小心死了，或是不小心被机器切下来一条胳膊，宣传科就出点安全知识黑板报。有人生了第二胎，或是不小心未婚先孕了，宣传科就写点计划生育小知识。就这么点事情，一共有十来个科员轮流干。当时我的理想就是：每天早上泡好自己的茶，再帮科长泡好茶，然后，摊开一张《戴城日报》，坐在办公桌前，等着吃午饭。宣传科的窗台上有一盆仙人球，天气好的时候，阳光照在仙人球上，有一道影子像个日晷，上午指着我下午指着我对面的科长，午饭时间它应该正好指着科室的大门。如果你每天都有耐心看着这个日晷，时间就会非常轻易地流逝。这只是我的想象，我没有在宣传科干过，别人说我学历不够，只能去做工人，而且是学徒工。这种人在厂里的地位非常低，在食堂排队打饭得给老师傅让先，在厕所排队拉屎得给老师傅让坑，吃不上热饭也就算了，屎要是拉在裤子里那就糗大了。但我照样在工厂里生活了很久，为什么不离开它，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其实，在宣传科里看日晷，是件非常不浪漫的事。那时候有女孩子问我：“路小路啊，你的理想是什么啊？”我就说，我要当个诗人。我心里想去宣传科，嘴上说的却是想做诗人。为此我也写一点诗，拿给女孩子看。她们看了之后说，很有李清照的韵味，我听了这种表扬居然还觉得高兴。她们又说，路小路，你这么有文采应该进宣传科啊。这句话点了我的死穴，我只好说，学历不够，看样子做诗人比进宣传科容易。我说，理想这个东西，多数时候不是用来追求的，而是用来贩卖的。否则，我二十岁的时候，怎么会对那么多的姑娘说起我的理想呢？当时我是学徒工人，干体力活的，按理说，这种人天生没理想，脑子像是被割掉过一块。我当时为什么会有理想，自己也说不清，大概割得还不够多吧。张小尹快活地说：“小路啊，你现在很失败，你既没当成诗人也没当成科员！”说完，她把喝空的奶茶杯子放在了我的头顶上。我读中学的时候，数学成绩很差，解析几何题目做不出来，看见象限上的曲线只觉得像女人的乳房和屁股。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同学，同学嘴贱，就去告诉了数学老师。数学老师说：“路小路的人生观有问题，只有悲观的人才会把曲线看成人体素描。”以后他每次在黑板上画曲线，都会意味深长地看我一眼。对我来说，数学老师的话像个谜语。中学的政治课上讲的都是主观客观、唯心唯物、剩余价值之类的问题，马列主义哲学一般不讲悲观和乐观，所以我搞不明白。起初我以为数学老师在嘲笑我，我们那个中学是普通高中，用的课本都是乙级本，有人说读这种课本想考上大学就像用柴油发动机想飞上月球，完全是一纸荒唐梦。我们学校的毕业生，大部分都是去工厂做工人，比较高档的是去做营业员，当然也有在马路牙子上贩香烟的。这种学校的数学老师，你能指望他说出什么金玉良言呢？当时我的选择是：第一，去参加高考，然后等着落榜；第二，不参加高考，直接到厂里去做学徒；第三，不去做学徒，直接到马路上去贩香烟。我爸爸经常教育我：“小路，你要是不好好学习，以后只能到马路上去贩香烟了。”每逢这种时候，我就会反问他：“爸爸，我要是好好学习呢？”我爸爸说：“那你可以去厂里做学徒工。”我说：“爸爸，做学徒工还得好好学习啊？”我爸爸说：“你以为学徒工那么好做？”我必须重点说明，我爸爸是戴城农药厂的工程师。他一辈子跟反应釜和管道打交道，然后生产出一种叫甲胺磷的农药，据说农村妇女喝这种农药的死亡率非常高。我爸爸过去是个知识分子，年轻时挺清秀的，在车间里干了二十多年，变成了一条胡子拉碴、膀大腰圆的壮汉，乍一看跟工人师傅没什么区别。那几年他虽然处于生理上的衰退期，但毕竟还没跨过更年期的门槛，肌肉依然发达，脾气却越来越坏，打我的时候下手非常狠毒。我碍着我妈的情面，不敢和他对打，以免他自尊心受挫。我和他讲道理，说：“爸爸，关键是我并不想当工人。哪怕做个营业员，总比当工人强吧？”我爸爸说：“你要是做营业员，我就帮不了你了。你要是做工人，将来还有读大学的机会。”我爸爸后来说到职大。你知道什么叫职大吗？就是职业大学。说实话，因为读了个普高，我对一切大学的知识都不了解，我甚至搞不清本科和大专的区别。有一次我去问班主任，这个王八蛋居然说，这种问题我没必要搞清楚。后来我爸爸向我解释，戴城的化工系统有一所独立的职业大学，称为戴城化工职大，戴城化工系统的职工到那里去读书，就能拿到一张文凭。读这所大学不用参加高考，而是各厂推荐优秀职工进去读书，学杂费一律由厂里报销，读书期间还有基本工资可拿。这就是所谓的“脱产”，脱产是所有工人的梦想。我爸爸说，只要我到化工厂里去做一年学徒，转正以后就能托人把我送到化工职大去，两年之后混一张文凭出来，回原单位，从工人转为干部编制，从此就能分配到科室里去喝茶看报纸。我听了这话非常高兴，二十年来挨他的揍，全都化成了感激。我问他：“爸爸，你搞得定吗？送我去读大学，一定要走后门吧？”我爸爸说：“我在化工局里有人的。”我吃了这颗定心丸，从此不再复习功课，一头扎进游戏房，高考考出了全年级倒数第二的成绩。按理说，应该去马路上贩香烟，但是一九九二年的暑假我仍然拿到了一张化工厂的报名表。我对我爸爸的法力深信不疑。进了工厂之后才知道，我爸爸是彻底把我忽悠了。这家化工厂有三千个工人，其中一半是青工，这些人上三班、修机器、扛麻袋，每个人都想去化工职大碰碰运气。后来他们指给我看，这是厂长的女儿，这是党委书记的儿子，这是工会主席的弟弟，这是宣传科长的儿媳妇。他们全是工人，全都想调到科室里，全等着去化工职大混文凭呢。这时候我再回去问我爸爸，你不是说化工局有人的吗？他捂着腮帮子说，那个人退休了。所谓的职业大学，因此成了一张彩票，何时能中奖，谁都说不清楚。我为了买这张彩票，所付出的代价就是把自己送到了工厂里，去做学徒工。这很正常，如果你不去买彩票，那就永远不会有中彩的机会。我爸爸说，只要我辛勤劳动、遵守纪律、按时送礼，就能得到厂长的青睐。我发现自己上当了，想脱身已难。家里为了能让我进工厂，并且谋一个好工种，送掉了不少香烟和礼券。对我爸爸来说，礼券和香烟才是买彩票的代价，至于他儿子则算不上是代价，最多只是一个没抢到水晶鞋的灰姑娘，虽然没赚，但也不会赔得太厉害。我回想起数学老师的话，路小路把曲线看成屁股，因此他是一个悲观的人。这时我开始认真反思这句话，我认为他的意思是：我不但会把曲线看成屁股，还会把屁股看成曲线。这样的人必定悲观得无可救药，因为，他眼前的世界是一团浆糊，所有的选择都没有区别。那年我爸爸为了一件小事揍我，他忘记我已经是工厂的学徒了，而且是一个上不了职大的学徒。在我妈的尖叫声中，我甩开膀子和他对打了一场，打完之后，我觉得很舒服，然后发了一根香烟给我爸爸。我爸爸抽着这根烟，对我妈说：“出去买只烧鸡吧。”我对化工厂没好感。那时候我们家就生活在戴城，这座城市有很多化工厂。农药厂，橡胶厂，化肥厂，溶剂厂，造漆厂，都算化工单位。这些厂无一例外地向外喷着毒气，好像一个个巨大的肛门。你对着肛门怎么可能不感到厌恶呢？我们家住在新村里，都是八十年代初单位里造的公房，分配到职工手里，交一点房租就能住进去。这些房子都是四五十平米的小户型，后来改制，成了私有财产，再后来就涨价了，成了退休工人的棺材本。这些新村的名字都是按照单位的名称来定的，比如纺织厂的新村，就叫纺织新村，农药厂的新村，就叫农药新村。诸如肉联新村、肥皂新村这种名字也有，反正没什么想象力，但很好记。我家就住在农药新村，离农药厂很近。也不知道是厂里哪个傻逼选的这块地皮，它离农药厂只有五百米远，半夜里厂里释放出的二氧化硫气体，像臭鸡蛋的味道，熏得树上的麻雀一个个地掉下来。这种地方根本不能住人，但我照样在那里生活了很久。农药厂经常爆炸，有时候是嘭的一声，好像远处放了个炮仗，有时候是轰的一声，窗玻璃抖三抖。通过爆炸的声音可以分析出它的强度，家里听到爆炸，就会打电话过去问。那时候只有公用电话，炸声一起，杂货店门口就排满了职工家属，打电话过去问，炸的是哪个车间，死了谁伤了谁。打电话的人会转过头来向大家宣布伤亡情况，一般来说，不太会有人死掉。我也很奇怪，为什么爆炸没人死掉。我爸爸说，爆炸之前，仪表和阀门会显示出异常反应，人就全逃光了。如果是毫无征兆的爆炸，那就不是农药厂了，那是兵工厂。那年夏天，傍晚的火烧云照得整个新村红彤彤的。我家住在一楼，有个小院子供我们晾晒衣服、种葡萄、堆杂物，以及楼上人家偷偷地扔垃圾和烟头。那天我妈在厨房烧菜，我和我爸爸在院子里下象棋，忽然听见远处“轰”的一声，一缕黑烟缓缓升起，农药厂又炸了。我爸爸放下棋子，爬到院墙上，细细地打量远处。我说：“爸爸，别看了，你又不在厂里。”我爸爸说：“看一看。”我说：“年年都炸，我都看腻了。”我爸爸说：“今天顺风，小心点。”他以前说过，万一厂里炸了，有毒气体泄漏，一定要顶风跑。毒气是顺风飘的。后来我也爬到了院墙上，公房的阳台上早就趴满了人。那是中班时间，大家都在踅摸谁在厂里当班。我看到一些暗红色的光，在围墙深处闪烁起伏。我爸爸指着那一片说，那里是车间区，不是仓库，是车间炸了。他皱着眉头，对我说：“如果发生情况，一定要顶风跑。”我说我知道了，这话听过很多遍了，也没跑过一次。后来我们看到楼上的阿三从那边狂奔过来，阿三看见我爸爸，大喊：“不好啦！大路（我爸爸绰号叫大路）！炸啦！”我爸爸问他：“炸哪里啦？”阿三狂喊道：“马上就要炸到氯气罐啦！”我爸爸听了这话，一言不发，跳下墙头，顺手把我也拽了下来。他拖着我跑到厨房，伸手把煤气炉关了，然后又拖着我妈，狂奔到车棚，打开那辆二十八吋凤凰自行车的锁，他就驮着我妈往东南方向狂飙而去。后来他发现我掉队了，我自行车钥匙没带，穿着一双塑料拖鞋跟着他们跑。我爸爸说：“来不及了，你就在后面跟着跑吧。”阿三的一路狂喊使农药新村炸了锅，所有的人都从楼房里跑了出来，这种壮观的场面只有在地震的时候才看到过。所有人都在喊，氯气泄漏了快他娘的跑吧。我爸爸一边猛踩自行车，一边大声喊：“顶风跑啊！大家顶风跑啊！”我跟在他后面，看见对面楼里李晓燕的奶奶披着一身肥皂泡跑了出来。老太太大概在洗澡，只来得及穿上一条裤衩，她胸口空荡荡的，一对乳房像两个风雨飘摇的麻袋片在众人眼前晃悠，麻袋片配上主人那张惊慌失措的脸，很像是一场失败的春梦。逃命的人群根本没有时间欣赏她，我呢，说实话，这是我有记忆以来见过的最初的乳房，虽然它是如此地狼狈，如此地多余，但我还是忍不住多看了几眼。我妈坐在自行车书包架上对我说：“小路，不许盯着人家看，不许耍流氓。”我心想，您真有空，这会儿还有心思关心我的思想品德，氯气要是喷过来我就死了，我到死还没看过女人的乳房，真是活得太不值得了，况且那根本就是麻袋片嘛。那天傍晚，我们三个穿过了浩浩荡荡的人群，沿着公路往郊区逃去。我爸爸骑着自行车，驮着我妈，我在后面穿着一双塑料拖鞋一溜小跑，脚上都磨出了泡，但他们还是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十几辆消防车呜哇乱叫着从我们身边驶过，再后面是警车和救护车。这些车子都消失之后，马路变得异常安静，只有自行车链条发出的咯吱声，以及拖鞋踩在柏油路上的踢踏声。天色忽然暗下来，西方的天空中只有一丝血红色的晚霞，路灯渐次亮起，再后来连拖鞋的踢踏声都没了，我把拖鞋捏在手里，赤脚在柏油路上跑着。我爸爸就把自行车停了下来，说，不走了，氯气要是飘到这里，估计连市长都被熏死了。我们在郊区一个“停车吃饭”的小饭馆吃了蛋炒饭，我爸爸打电话到厂里去，厂里说，炸的不是氯气，是别的东西，楼上的阿三在造谣言搞破坏，阿三就是这么个喜欢搞破坏的人。我妈说，阿三的道德品质很坏，经常往我家的院子里扔香烟屁股，现在又造谣惑众。我爸爸说，这也不能怪阿三，他是好心。我爸爸是工厂里的老法师，他知道，氯气泄漏这种事情，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但他对阿三的宽容并没有使之逃避惩罚，因为李晓燕的奶奶死啦。李晓燕的奶奶暴露出两个麻袋片，全新村的人都看到了，李晓燕的妈妈说她是老不要脸的，于是老太太从六楼蹦了下来。这件事的罪魁祸首竟然成了阿三。李晓燕全家到派出所去报案，李晓燕的妈妈哭成了泪人，她说是阿三的谣言造成了老太太的死亡，她拽着警察说：“你们要让阿三这个流氓偿命呀！我婆婆不能白死呀！”她这么乱喊，别人以为是阿三对她婆婆起了歹心，强奸未遂杀人灭口，事态越发严重，围了很多人来看热闹。警察被她搞得很烦，到农药厂去了解情况，厂里的头头说，阿三这个破坏分子，早就该抓进去了。既然厂里都推荐他去坐牢，阿三的命运当然可想而知，后来他被送到劳教所去的时候，罪名就是“破坏社会安定”。我妈说，李晓燕的奶奶死得很冤，阿三更冤。我心想，其实我也很冤，我生平第一次见到的乳房是个麻袋片，而且，因为我看到了它，它的主人竟然就从楼上跳下来死了。这事情很诡异，让人觉得恐惧。我对化工厂也抱有同样的恐惧，但我说不出原因。九二年的夏天，高考之后，我拿到成绩单就挨了我爸爸一记耳光，他说这种成绩连做香烟贩子都没有可能。我聚精会神地品尝了这记耳光，心想，爸爸，这是我这辈子最后一次挨你的巴掌。他打得真不赖，半边脸都肿了起来。打完之后，我爸爸说：“你等着进工厂做学徒吧。”那是我生平最后一个暑假，我无所事事，成天游荡。不知为什么，天气似乎也和我作对，总是下些不大不小的雨，没法到河里去游泳，我只能独自在游戏房玩“街霸”。有一天我把口袋里的零钱全都兑成了硬币，玩了个囊空如洗，漫长而无聊的下午仍然没有结束，于是把一个过路的小学生拦住，从他身上抄走了一块三毛钱。小学生撒腿就跑，跑出一百米之后回头对我喊：“我叫我哥哥来收拾你！妈了个逼！”你知道，所有那些在暑假里无所事事的少年都是一颗定时炸弹，他们或单独游荡，或成群出动，酷暑和无聊使他们的荷尔蒙分泌旺盛。我可不想惹上这种麻烦，就用抄来的钱买了一根雪糕回家了。到家的时候，我爸爸已经在客厅里坐着了。他问我：“去哪儿了？”我顺嘴答道：“复习功课去了。”我爸爸用食指关节叩了叩桌子：“你想想清楚再回答。”经他的提醒，我想起高考已经结束了，所有的课本和复习资料都被我卖到废品收购站去了，就改口说：“到同学家看电视去了。”我之所以撒谎，纯粹习惯使然。我们家虽然是工人家庭，规矩比他妈的贵族还大，禁止抽烟，禁止去游戏房，禁止早恋，禁止逃课，禁止打桌球，禁止看课外书，禁止在马路上游荡。受禁的只有我一个人。我爸爸知道我最爱玩游戏机，经常会到附近游戏房去查岗，游戏房的老板是我哥们，见我爸爸遥遥地过来，就打一个唿哨：“小路，你爸来了。”我扔下游戏机就往后门逃。我的自行车总是停在后门，骑上车子回到家，迅速摊开书本假装复习功课。这些内幕我爸都不知道。那天我爸爸没跟我废话，他从人造革的皮包里掏出一张纸，上面有几排表格。我爸爸说：“把这个填好。”这是一张工厂招工报名表，我按项目填好之后，他从抽屉里找出我的毕业照，粘了一点米饭，贴在了右上角。我问他：“爸爸，这是哪里的招工表啊？”我爸爸说：“糖精厂。”“你不是农药厂的吗？怎么把我送糖精厂去了？”我爸爸摇了摇头。这事情说来话长，当年我还在读初中的时候，我堂哥也是通过我爸的关系，到农药厂去做一个学徒工。不幸我的堂哥最后成了个黑社会，把车间主任暴打一顿之后扬长而去，被打伤的车间主任跑到我家来评理，他头缠纱布，左臂打着石膏，耳朵上还有被咬伤的痕迹。我爸爸对他的惨状无动于衷，我爸爸当时说：“做车间主任就是这样，怎么可能不挨打呢？”车间主任哭着对我爸爸说：“路大全，将来你儿子要是进了农药厂，我就派他去掏大粪。”我爸爸是工程师，和他平级，当然不怕他威胁。但是，这个车间主任后来晋升为副厂长，专管人事和纪律。我爸爸说，要是我去农药厂上班，最终结果，很可能真的去掏大粪，就算我乐意，我爸爸也丢不起这个人。总之，我堂哥和我爸爸合谋断绝了我的农药厂之路。不过这也不算什么坏事，和自己爸爸做同事是一场灾难。我讨厌农药厂，因为它经常爆炸，还放出二氧化硫气体。如果你不想闻那种臭鸡蛋的味道，就只能期盼着它爆炸，然后停产。如果你不想挨炸，就必须永远忍受臭鸡蛋的味道。这他妈的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简直是人生的终极悲哀。后来我知道自己要去的地方不是农药厂，而是糖精厂，糖精是一种挺可爱的东西，小时候做爆米花都得加点糖精。农药就不那么可爱了，吃下去会死掉，偷回家也派不上什么用场。我问我爸爸：“糖精就是爆米花吧？”我爸爸说，放屁，糖精是重要的化工原料，用专业名词来说，叫做食品添加剂，除了爆米花之外，还能掺进蛋糕、糖果、冰激凌里面去，用途非常广泛。糖精厂的效益很好，如果只是做爆米花，怕是早就饿死一半工人了。后来他又说：“你知道这些都没什么用，你又不是搞产品开发的，老老实实做学徒吧。”我听了觉得很沮丧，并不是因为做学徒，而是因为糖精，做一个生产糖精的工人真是太不浪漫了，一点没有神秘感，对女孩子更是缺乏吸引力。我以前跟着堂哥出去，看那拨小青年泡妞，男的一捋袖子，露出胳膊上的刺青，说自己是跑码头的，非常威风。我呢？难道我的未来就是对女孩子说“我是造糖精的”？我对我爸爸说：“我不想去糖精厂。没劲。”“那你想干什么？”“我还是想做营业员。”“营业员很有劲？”“也没劲。”“瞧你那点出息。”我爸爸让我脑子放清楚点，工厂不是劳教所，招人也是要看成绩的。照我的成绩，无论做学徒还是做营业员都没可能，就这张破破烂烂的招工表，还是他用一条中华烟换来的。我爸爸还说，营业员一辈子都得站着上班，工人干活干累了可以找个地方坐着，或者蹲着，或者躺着，这就是工人的优越性。其实我爸爸没明白我的意思。营业员虽然没劲，但还能站在柜台后面张望，那些形形色色的顾客，总比每天对着一堆机器强。我从小有个毛病，爱斜着眼睛看人，这很有快感，如果是斜着眼睛看机器就会像个十三点。当时我姑妈在人民商场做会计，确实曾想把我安插进去，结果人民商场传来消息：这两年通货膨胀结束了，商品多得卖不出去，顾客除了消费以外，还想看看美女，所以那一年人民商场招的毕业生全是美女。我高中毕业之后的第一个理想破灭了，这个理想是去做营业员。顾客就是上帝，上帝要看美女，我也没办法。九二年的时候，我因为想读那个免费的化工职大，最终到糖精厂去做学徒。当时，我的高中同学们已经散落在社会的各个角落，他们有的是去肥皂厂，有的是去火柴厂，有的是去百货店，五花八门，唯一的共同点是：这些工作全都属于体力劳动，消耗的不是脑细胞，而是卡路里。进厂之前，我爸爸向我详细介绍了化工厂的工种问题。他说，别以为进厂做学徒的待遇是一样的，化工厂最重要的是分配到一个好工种，这得托人，送香烟，送礼券。我问他什么是好工种。他说，在化工厂里，生产车间的操作工就是坏工种，这些人必须倒三班，早班中班夜班，像一个生物钟完全颠倒的神经病一样过日子。这是坏工种，当然还有更坏的，比如搬运工和清洁工，但我既然有一张高中文凭，国家就不至于这么浪费人才，让我去搬砖头刷厕所。与此相对的是好工种，比如维修电工、维修钳工、维修管工、厂警、值班电工、泵房管理员之类。这些人，通常都是上白班的，平时或搞维修，或搞巡逻，或坐在那里发呆，没有产量指标，没有严格的交接班，这就是工人之中的贵族。我爸爸说，一个好工种很重要。比如钳工吧，平时修修厂里的水泵，下班能在街口摆个自行车摊，替人修车打气，把一天的饭钱挣回来；再比如电工和管工，可以顺便做做装修，时不时赚点外快。这些都是技术工种，简称技工。我心想，技工，听起来离妓女也不远了。我爸爸分析说，万一去不了化工职大，做个技工也不错啊，一个八级钳工的待遇相当于高级工程师，或者是副教授。这么一说，我就把技工和妓女区分开了，技工是有工资劳保的，妓女没有，也不可能享受副教授的待遇。我问他：“怎么样才能成为八级钳工？”他说：“至少得干三十年吧，什么机器都会修，还要懂英语。”我说：“爸爸，还是换一个吧，做电工呢？八级电工？”我爸爸想了想说：“我还从来没见过八级电工。”我听了这话，就再也不想跟他讨论什么工种问题了。夏天快要过去的时候，记不得是哪一天了，台风挟裹着稀疏的雨点经过戴城，被打落的梧桐树叶软塌塌的贴在路面上。我骑了半个小时的自行车，绕过城东的公路，拐进一条沿河的石子路，来到糖精厂。街上阒无人迹，全世界像是只有我一个人在赶路，风声蹿进我耳中，然后听见轰轰的巨啸，把风声盖过了，那是化工厂的锅炉房在放蒸汽。我看见两扇铁丝编成的大门，旁边还有一扇小门供自行车出入。水泥柱子上挂着一块惨白的木板，上有一串宋体字：戴城糖精厂。很多年以后，我带着张小尹去看我的化工厂。我们坐上出租车，沿着城东的公路走，在有河的地方拐弯，我让司机停车，对张小尹说：“你陪我一起走过去吧。”我经常会梦到那条河，宽阔的河，有很多运送化工原料的货船在水面上航行，突突的马达声很像一幕摇滚音乐会的开场，但要是听久了，会觉得这声音很无聊。我的梦里没有马达声，只有货船无声地驶过。如果你不知道化工厂在哪里，只需要沿着河往前走，街道只能容两辆卡车通过，往前走就是一个丁字型的河汊，有一座建造于五十年前的桥，笨拙地横跨过河流。过了桥能看到远处有一座高大的烟囱，这就是化工厂无字的纪念碑。它有时候冒着黑沉沉的烟，把天空涂抹成废墟，有时候则非常安静，肃穆地指向那些路过的浮云。我和张小尹去的那天是周末，工厂休息，否则在这里能看到很多穿工作服的人走来走去，他们都是化工厂的工人。张小尹说：“这个破厂有什么好看的？”我说，这可不是个破厂，这是戴城著名的国有企业，有两三千号工人，生产糖精、甲醛、化肥和胶水。如果它倒闭了，社会上就会多出两千多个下岗工人，他们去摆香烟摊，就会把整条马路都堵住，他们去贩水产，就会把全城的水产市场都搅乱，假如他们什么都不干，你也得在街道里给他们准备五六百桌麻将。我这还没把退休工人计算在内，因为他们本来就在打麻将。我对张小尹说，从前，这家化工厂的效益可好呢。过年的时候，厂里会发各种各样的年货，有时候发鱼，都是两尺多长的大鱼。工人们把鱼挂在自行车龙头上，一哄出厂，下班的路上就有两千辆自行车都挂着鱼，场面非常壮观。兄弟单位的人看见了就说：“哎呀，你们糖精厂的效益真好，发这么大的鱼。”戴城是个小地方，发鱼的消息很快传遍大街小巷。厂里的人扛着鱼回家，非常自豪，这些自豪的人之中，有一个就是我。我妈把鱼切了，烹炒煎炸，烧出很多味道来。这时邻居就会赞扬我：“小路厂里发鱼了，效益真好。小路真有出息。”我妈于是也很自豪。我和张小尹在桥上闲扯。她问我：“你是不是要到厂里去看看啊？”我说，我不进去了，原来的门房老头死掉了，换了新的门房，不认得我。我就不进去了。这条路没什么变化，原先有一个老茶馆，在工厂隔壁，现在不见了，变成了化工厂的供销处。其他都没什么变化，只是路旁的香樟树长得更茂盛了。到了秋天，这一带会有很多黄色的野花，也没有名字，因为开得太多了，乍看有一点惊人的美。我抬起头，看到层层管道越过头顶，横跨马路，延伸到河边的泵房，这也和从前一样。我站在马路上向厂里眺望，只能看到巨大的锅炉房耸立在围墙边，至于其他车间，隐藏在更深的地方。我对张小尹说，这就是我香甜腐烂的地方，像果子熟透了，孤零零挂在树枝上。有个故事说，果子挂在树枝上，等着鸟儿来啄它，这个故事后来又说了些什么呢？可惜，张小尹并不觉得有趣。她在桥上看丁字型的河汊，那里船只往来频繁。我们站在船上看两艘拖了十来节的大船错身，这可比二十吨的卡车错身更艰难，像老太太过马路。拖船上的船老大吆喝着，指挥着船只缓缓地驶出河汊。有时候也会发生撞船，双方都会喊：“小心啊！要撞了！要撞了！不要再过来了！真的要撞了啊！”然后传来一声闷响，那就是撞船了。船沿都绑着厚厚的橡胶轮胎，所以撞不破，但是船民仍然对骂，绝不示弱。运气好的话，还能看到打架的，用篙子捅来捅去，每当这时，化工厂的工人就不上班了，站在桥上看打架，呐喊助威，把没掐灭的香烟屁股扔到甲板上去。这很缺德，因为船民都是赤脚在甲板上走路的。我对张小尹说，我很喜欢站在桥上看船的，叼着香烟吹吹风，但我从来不乱扔香烟屁股。这些船都是运化工原料的，如果恰好把香烟屁股扔进了贮槽口，如果贮槽里恰好有甲醇之类的原料，就会把这只船炸到天上去。我也会被炸上天，落下一缕头发半只鞋子。这种事情是典型的生产破坏，死了也落不下好名气。张小尹说：“这种事情的概率太低啦。”我说，凡事皆有概率，怀孕是概率，吃错药是概率，踩上香蕉皮是概率。人皆有死，具体用什么方法死掉，这也是概率。像我这样在桥上抽抽烟，结果被炸死了，这个概率当然很低，但概率低的事，并不等于不会发生，比如我认识了张小尹，这也是概率很低的事情。我很爱张小尹，因此也爱着这个概率，但我不爱把自己炸上天，从年轻的时候就是这样。人的一生中，总有一些时候是懵头懵脑的。通常来说，越重要的时刻越容易犯傻，日后回想起来，就有一种做梦一样的感觉。九二年时候，我懵头懵脑站在厂门口，恍如梦中，那个如今已死掉的门房盯着我看。我辞职之前，他得了肺癌，在厂门口咳出了一滩血，被送到医院之后就再也没回来。九二年的时候他还健在，他叼着香烟问我：“学生意的？”我不知道什么是“学生意”，他告诉我，工人就是“做生意的”，学徒就是“学生意的”。我问：“你怎么知道我学生意？”门房说，他站了三十年的岗，要是这点眼力都没有，这辈子算是白活了。我当时想，你一个看了三十年大门的糟老头，可不就是白活了吗？我站在厂门口，看见一些工人进进出出。他们都穿着一种颜色古怪的工作服，又像蓝的，又像绿的，也可能是蓝绿的。看到这样的颜色，我就怀疑自己是个色盲，最起码是色弱。如果我真的是个色盲，就进不了工厂，只能去马路上贩香烟……我想到自己不久也要穿着这样的衣服，穿行在工厂里，吃饭干活上厕所，心里就有一点犯怵。读高中时候，我跟在别人屁股后面去打群架，起哄架秧子，打黑拳，抡黑砖，有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气势，帝王将相皆不入眼，但跑到工厂门口居然觉得害怕，这事情我也想不通。我只觉得，自己的卡路里不能奉献给女孩，不能奉献给那些挨打的人，而是要用来造糖精，就有一种末路狂花式的悲哀。我问门房老头，哪里是劳资科，我得去劳资科报到。老头指着一幢办公楼，那楼正对着厂门，前面有个花坛，种着一棵半死的雪松，枝桠毕露，好像吃了一半的红烧鱼。老头说，三楼就是。我把自行车停在车库，走上三楼，楼道里非常暗，贴着些标语，安全生产争创先进什么的。劳资科静悄悄的，只有一个女科员坐在那里。她见我在门口探头探脑，就说：“你是学徒工吧？进来填资料。”我走进去，发现她是一个噘着嘴的小姑娘，长得还算端正，尖尖的鼻子，淡淡的眼眉，但不知为何一直要噘嘴，后来发现她天生长成这样，这就比较可爱了。小噘嘴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啊？”我说：“我叫路小路，马路的路，大小的小。”小噘嘴在一摞报名表里把我找了出来，说：“耶？你这个名字好玩的，路小路。”我说：“你就叫我小路吧。”等我填好了一份正式的报名表，小噘嘴严肃说：“路小路，去隔壁会议室做安全培训。”我说：“安全培训是什么东西？”小噘嘴说：“就是给你上安全教育课。在化工厂上班，安全最重要。懂不懂？”我说：“懂了。”会议室里已经坐着十来个人，后来又陆续进来了几个人，都是学徒。我在这群人里居然发现了一个高中同学，是我们的化学课代表。化学课代表进化工厂，似乎天经地义。我还没来得及嘲笑他，门口走进来一个中年男人，头发乱成鸡窝状，戴着一副瓶底眼镜，自称是安全科的干部。关于安全教育没什么可多说的。进厂之前，我爸爸给我做了些简单的安全教育，比如生产区禁止吸烟，不要随便在管道下面走，听见爆炸声就撒腿狂奔，遇到触电的人不能用手去拉他（得用木棍打）。他最拿手的就是让我顶风跑，唠叨了上百遍，农药厂爆炸那次还实战演习了一回。安全科干部讲的知识，和我爸爸差不多，尽是些条例，这个不许那个不许，我听得昏昏欲睡。后来他说，要带我们去参观一下安全教育展览室。我跟着十几个学徒工稀里哗啦站起来，一起走到四楼，进了一间黑漆漆的房间，他把电灯开关一拉，眼前的场面让我睡意顿消，打起了十二分精神听他讲话。这个房间里贴着各种各样的事故照片，呈碎片状或半熟状的人体，有烧死的，有摔死的，有电死的，还有被割掉一半的手，剥了皮的腿，被硫酸浇得像红烧肉丸子一样的脸。这不像是安全教育，倒像是个酷刑博览会。更有趣的是，其中一张照片上什么都没有。我问安全科干部：“这是怎么回事？”他严肃地说：“这是被炸死的人。”“人呢？”“炸没了。”我看着这张照片，想不出它有什么教育意义，由于画面上只有一堆废砖乱瓦，因此也不具备任何想象的可能。我见过打群架被拍得头破血流的人，与这个展厅比起来，实在是小巫见大巫。当然，头破血流的人会惨叫，照片不会，照片只能是沉默地表达着它的悲惨。安全科干部看了看我，说：“你好像很喜欢看这个？”我说：“还好。像那个什么，抽象画。”安全科干部也端着胳膊和我一起欣赏那张照片。后来他居然问我：“你觉得哪种死法比较好？”我一惊，变成了个结巴，话也说不上来。他说，被炸死是很幸福的，被炸死的人，轰的一声就没了，不会感到痛苦。碎片是没有痛苦可言的。被电死的人就很倒霉，尤其是380伏工业用电，人触电的时候大脑是很清醒的，只是甩不掉那电线，这时候就会知道自己要死了，然后真的就慢慢地死了。电流会使人体处于一种神经抽搐的状态，尸体摆出各种造型，甚至像杂技演员一样反弓起身体，脑袋可以从裤裆里伸出来。对于一个即将要死的人，没有比这个更痛苦的了。还有被轧掉手的人，那种疼痛会永远留在大脑深处，每次看到自己的残手，就会起鸡皮疙瘩。还有被硫酸浇在脸上的人，那种痛苦，叫做生不如死。我听了这些，身上也起了一层寒栗，但他又安慰我说：“其实，只要按规章制度操作，就不会出什么事故。出事故的人，十有八九都是违章操作。”我们一直听到这里，才算听到了一点教育意义。但他后来又说：“不过也难说，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有些人违章操作，自己没死，倒把别人给炸死了。”这次安全教育对我意义重大，后来我去做学徒工，师傅说我缩手缩脚，一副怕累怕死的腔调。我把这个展厅的故事对师傅们说了，师傅们嘲笑我说，理他干什么，那安全科的家伙是个变态，绰号叫“倒B”。我问他们什么是“倒B”，他们说，倒B就是很混蛋很没出息的意思，要是我也这么混下去，就会赢得“小倒B”的绰号。我听了，只能强迫自己把展厅的事情忘记掉，可是偏又忘不掉，此事成为我严重的心理阴影，直到我看见真的死人、真的断手断脚，才渐渐变得像师傅们一样无畏。我当时还问倒B，展览室里的照片是从哪里搞来的。他说，不知道是哪个上级部门编的，派发到各个工矿企业，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倒B无疑很会用成语，而且都是八个字的成语）。我不想当“前事”，成为一张扁平的照片，被挂在一个昏暗的展览室里供学徒工参观。我问倒B：“这玩艺儿有肖像权吗？”倒B说：“我是管安全教育的，不是管法制教育的。”倒B后来宽我的心，和我说起了概率。他说：其实没什么好担心的，本厂开工以来，生产事故比美国企业还少，只有两个电工出过人命，而那已经是十年前的事情了，我们这些没有专业技能的普高毕业生，是没资格去做电工的，只能做做操作工，操作工不会被电死，通常都是被炸死，目前厂里还没有一个人被炸死过，只有被炸掉一个耳朵的，这说明操作工的死亡概率相当低。倒B说，本厂的工人，在马路上被汽车撞死的有三个，生癌死掉的有一百多个，照这个概率，化工厂的危险性还不如交通事故呢，更比不上癌症发病率，即使不到这里来上班，也可能被撞死，或生癌。他说完就拍了拍我的肩膀，问我：“你知道什么是概率吗？”我说：“知道，就是做除法。”倒B说：“没错，你要学会做分母，别去做那个分子，就可以了。”安全教育就这么结束了，倒B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一张证书模样的东西，上面敲着一个蓝色的图章。我不知道此物有何用，是不是有了这个，就能杜绝事故发生，好像以前的红宝书一样。倒B说，不是的，这张证书代表我们都受过安全教育了，将来出了事故，死了或残了，就算我们咎由自取，与倒B本人没有任何关系了。他把证书发到我们手里，诡笑一通，很开心地消失了。倒B消失之后，小噘嘴告诉我们：明天早上八点钟准时来劳资科报到，给我们分配工种。之后就放我们回家了。我离开化工厂的时候，还没到下班时间，外面的台风依旧猛烈，雨却停了。我那个高中的化学课代表走出厂门，忽然对我说：“路小路，我想我还是去做营业员吧。”很多年以后我站在工厂边的桥上，我想起第一次站在那里，就是和化学课代表告别之后。我以后再也没看见过他，听说他并不是去做营业员，而是去一个农机厂跑供销了。当年我站在桥上真是伤感极了，我的化学课代表继承了我的遗志，去做营业员。当然，遗志是说我死了以后的志愿，我当时的心情和死了也差不多。我想我真是没什么地方可去了，只能去化工厂制造糖精，或者像我爸爸给我规划的那样，做一个钳工或者是电工。我把自行车停在桥上，走到桥栏杆边上，像很多年后一样探出身子，躬成九十度，面向浑浊的河流。一瞬间，河水填满了我的视野。我爸爸说过，在工厂里，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当然也要学会保护自己，遇到爆炸千万别去管什么国家财产，顶着风撒丫子就跑，跑到自己腿抽筋为止。除此以外，我必须努力工作，像驴一样干活，否则读职大的理想就会泡汤。我说：“爸爸，你一辈子做工程师，吃屁个苦。你没资格这么要求我。”我爸爸说：“你知道什么？我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去做搬运工，搬了整整三年的原料桶。”我说：“耶？这事儿你可没跟我说过。”我妈插进来说：“你爸那阵子倒了大霉了，而且不敢说，说出来就要被厂里送去劳动教养。”我说：“你现在说出来。你们厂要是敢把你送去劳教，我就弄死你们厂长。”我爸爸还真搬过原料桶。七一年那会儿，我还没生，我爸爸当时是技术员，陪我妈去看电影，陡然看见当时的厂长和一个女科员，并且就坐在我家二老前面。我听说那时候搞男女关系都是在电影院里，黑擦擦的地方，便于偷偷摸摸，还有人一边看着《红色娘子军》一边手淫的。很不巧，厂长一扭头看见了我爸爸，我爸爸没吱声，带着我妈就溜了。这事情过了也就过了，我爸爸和厂长都仿佛它不存在似的，双方近乎默契地保守着这个秘密。半个月以后，我爸爸去仓库领材料，农药厂的仓库大得很，我爸爸在里面转悠了一圈，听见有动静，以为是耗子，就走过去察看，先是看见了两双鞋，接着看见了一条裙子，接着又看见一个奶罩耷拉在一堆角铁上。再接着，我爸爸看见了厂长和女科员。我爸爸站在他们和一堆衣服之间，觉得这件事就像做梦一样。如果你不想捉奸而偏偏两次捉到了奸，就会有类似的幻觉产生，以为自己在做淫梦。可惜，淫梦之后是噩梦，我爸爸被调到了车间里去搬原料桶，六十公斤一桶的原料，从车间这头滚到那头，每天得滚上一百多桶，差点把腰给废了。我说：“你别说了，我今天就找人去把那厂长给废了。”我妈说：“八百年前的事了，那个厂长后来被抓进去了。”我爸爸说，当时要不是忍气吞声，就该被那厂长捏造一个罪名送去劳教啦。当时，一个厂长要整一个小技术员，易如反掌，只要在他的抽屉里放几块钢锭，就能以盗窃罪论处，严重的还能被判成破坏生产罪，劳教都算是轻的，可以直接被送去劳改。我爸爸做了三年的闷葫芦，别人问他哪里得罪了厂长，他就装成是个白痴一样想不起来了，这才算躲过一劫。一直到拨云见日，那厂长被群众检举，判了徒刑，我爸爸才长叹一声，从白痴又变回了正常人。我说：“爸爸，你真不容易，搬原料桶那会儿还顺带把我造了出来，辛苦了！”我妈听了，顺手在我脖子后面拍了一巴掌。我爸爸埋怨我妈说：“当年，要不是你闹着要去看电影，我怎么会撞到厂长？”我妈说：“你自己笨。在仓库里看见了裙子奶罩，还非要去看个究竟。你不会跑开啊？”我爸爸说：“奶罩上又没写他们的名字，我怎么知道又撞上了厂长？”我爸妈要是拌起嘴来，简直是无休无止。趁这个功夫，我做了一道简单的算术题：假如让我去搬一辈子的原料桶，从一九九三年一直搬到二○三三年，在这四十年里我每天搬一百桶原料，每桶原料重六十公斤，刨去星期天在家休息，我这一辈子就得搬动七万多吨重的东西。距离倒不是很远，也就几十米。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就是把一幢大楼挪到了街对面。这个结论无疑是很悲观的。我受了安全科的教育，其实并不怕自己被炸死。倒B说了，被炸死是一种概率。看了展览室里的死人图片，人会产生两种错觉，一种是觉得自己明天就会有类似的遭遇，如我的化学课代表；另一种是觉得这事情横竖不会降临到自己头上，比如我。我坚信此生不可能被炸上天，然后再一片片地落下来，我认为自己会老死在某一张病床上，身边有我的儿子孙子重孙子，我既不可能是烈士也不可能是案例，我的照片绝无可能出现在全国的化工单位里。但是，另一件事情像梦魇一样缠绕着我：假如我被分配去做一个搬运工，那就没有任何概率可言了，这七万多吨的重量就是我的宿命。后来我爸爸说，搬原料桶，如今都是农民工干的事情，绝对轮不到我这个拥有正宗高中文凭的人来做，这叫人才浪费，国家对此非常重视的。我爸爸拍了拍我忧郁的后脑勺说：“放心吧，你起码也是个钳工。”其实，我爸爸还是不能理解一个悲观者的想法。我把这件宿命的事情想明白了，就知道，即使我做了钳工，也就是花了一辈子的时间让几万个水泵起死回生。我当营业员是一辈子数人民币，当科员是一辈子看日晷，当工程师是一辈子画图纸，都没什么意思。我这个想法不能说出来，因为实在太无趣，无趣得简直想去死掉算了。对于工种问题，有必要再解释一下。工厂里分为两种人，一种是干部，一种是工人。在工人看来，干部是从来不用干活的，其实不是这样，比如宣传科要出黑板报，工会要安排文艺活动，财务科要做账点钱发工资，这些其实都是劳动。但在工人看来，这种劳动因为不消耗卡路里，所以迹近狗屁。尽管如此，工人还是羡慕科室里的干部，道理很简单，没有人天生喜欢体力劳动。工人之间也分等级。以倒三班为界线，凡是需要倒班的都是傻逼，凡是上白班的都是牛逼。化工厂的维修钳工就是上白班的，这种人既看不起干部（认为干部不劳动），同时又看不起倒三班的操作工（认为操作工是傻逼）。那时我还没有进工厂，只觉得做钳工没意思，从字面上解释，这种人每天拿着老虎钳跑来跑去，身短脖子粗，胡子拉碴一身油污。这当然是工人阶级的典型形象，是最先进的阶级，可惜九十年代这种形象已经分文不值了。我爸爸急了，说钳工是个很有发展前途的工种，退休了可以摆一个修车摊子。他说过一百遍，修车修车修车。我说：“爸爸，我要是退休了就天天打麻将，修什么自行车啊？”我爸爸说：“学一门手艺，混饭吃，懂不懂？”在我正式成为钳工之前，为了纠正我好吃懒做的恶习，我爸爸带我去拜访了家里的一个堂叔。据我爸爸说，堂叔十六岁出来学生意，干了三十年的钳工，两只手都变得像老虎钳一样，随时都可以掐死人。这种描述很恐怖，我爸爸可能没想到，假如我有一双老虎钳一样的手，他是不是还能那么顺利地扇我耳光。正所谓病急乱投医，他为了让我安心做工人，什么招都使上了。我堂叔家住在戴城的西区，此地从乾隆皇帝那一代起就是贫民窟，两百年过去了，差不多还是老样子，放眼望去，全是用毛竹和油毡布搭起来的棚子。这种棚子点火就着，小风一吹能烧出二十里地。我堂叔就住在这个地方。那天我爸爸带着我穿过贫民区狭窄的道路，绕过几条小巷，经过了一个淌着黄水的公共厕所，在一间黑擦擦的房间里找到了我堂叔。他们家简直就是一个钳工窝棚：椅子是钳工班里焊成的铁椅子；桌子是钳工班里厚重的工作台；电风扇是工厂里的老货，只有风翼没有罩子的台扇，随时都能把手给削掉的那种。唯独那张床，是一张红木雕花大床，古朴苍凉，看起来像是我们家清朝的祖宗传下来的，但我爸爸说，那其实是我堂叔在六六年从别人家里抢来的。我们还没进门，就听见一个女人高声吆喝，此人是我堂婶。我那位随时都能掐死人的堂叔正被他老婆掐着脖子从屋子里赶出来。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也是第一次看到我堂婶，前者确实五大三粗，胳膊比我的小腿还粗，拳头握起来就像一个树桩子。我堂婶的体积大概只有他的二分之一，但是，正是她掐着我堂叔的脖子，把他推出了五米远，并且哐的一声关上了门。我堂叔用他老虎钳一样的手擦了擦脖子，扭头看见了我们。场面有点尴尬，我堂叔倒是无所谓，他拍了拍裤子上的土，带着我们去面馆吃面。我堂叔往那儿一坐定，就露出了钳工的本色，他指甲缝里嵌着黑沉沉的油污，牙齿被香烟熏成了铁锈色，身上飘过来一阵润滑油的味道。我心想，我要是堂婶，恐怕也得把你丫给叉出来。我爸爸说明来意，堂叔很开心，拍着我肩膀问：“小路，今年多大了？”“二十。”我爸爸替我回答，“今天主要是来取取经，让他有个心理准备。”我堂叔叼起一根香烟，问我：“知道钳工最重要的是什么吗？”我不防他用这么哲学的方式提问，只好摇头。我堂叔说：“技术！技术最重要。”我堂叔说，做钳工是很需要窍门的，比如拧螺丝，并不完全靠蛮力，再大的蛮力也拧不开一个生锈的螺丝，反而会把螺丝口弄坏，那就永远拧不出来了；比如修机床，那是非常有技术含量的，有些外国的机床，全中国都找不出一个人能修好，假如我恰好有这门手艺，那我就等于是一个外汇仓库，能给国家省很多钱；又比如设备保养，那需要很好的记性，因为设备就像女人一样，如果你同时搞二十个女人，难保上床的时候喊错了名字。我堂叔还说，做钳工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捞点小外快，下班以后坐在弄堂口，摆一个修自行车的小摊，差不多可以挣五百元一个月。修自行车需要很好的技术，还得有一套工具和固定的地盘，还得时不时地往马路上洒些碎玻璃。我堂叔说，钳工就是一个技术工种，技术出众的钳工，连厂长见了都得让他三分的。做钳工还能收徒弟，徒弟得孝敬师傅，送上香烟白酒，否则什么都学不会，永远停留在二级钳工的水平上，永远拧螺丝的干活。总之，钳工比化工厂的操作工要体面，操作工要倒三班，从白天干到深夜，从日落干到日出，生物钟颠倒，吸入各种有毒气体，生出来的小孩会是怪胎。我爸爸听他越说越离谱，就打断了他，说：“小路这次到厂里去，主要想考个职大，将来调到科室里去。”我堂叔问道：“什么科室？”我爸爸说：“他平时爱画画，上学的时候出过几次黑板报，说不定能去宣传科。”我堂叔说：“宣传科好哇。”继续用手拍我的肩膀。我很想把肩膀让开，但又怕他一巴掌拍到我的面碗里，只好硬生生地受着。我堂叔说：“小路，有志气！科室里的女人皮肤都比车间里的好。”我问他：“为什么？”“这还用问吗？化工厂的车间里全是有毒气体啊，熏得女人的皮都皱了。”我爸爸说：“行了行了，老六（我堂叔的小名叫老六），你先回去吧。你老婆在家跟你闹别扭呢。”我堂叔说：“她又要闹，又要死，又不去死。真他妈的麻烦。”送走我堂叔之后，我就笑得直不起腰了。我爸爸脸色难看。他说这个堂叔命苦，在一家牙膏厂里做钳工，该厂的牙膏质量太差，或者挤不出来，或者挤出来就成了一滩水。这种厂的效益很差，所以堂叔的收入很低，文化程度就别提了。我说：“估计平时也不怎么干活，尽琢磨女工的皮肤了。”我爸爸说：“他修自行车手艺不错的。小路，有一门手艺在身上，就算厂里效益不好，日子还能凑合着过。这个道理你懂不懂？”“就那样过日子也算凑合？”我爸爸叹了口气，说：“确实也混得太惨了点。”我爸爸也挺后悔带我去看堂叔的，这简直是给钳工抹黑，并且使我对未来的前途充满狐疑。我在堂叔身上嗅到了工人阶级的味道，在一九九二年的夏天，这已经不是什么响当当的味道了。他用着全套钳工班的家具，躺在一张年富力强时代抢来的红木大床上，他长着一双有力的大手，却被老婆掐进掐出，你可以说他是个末路的强盗，也可以说他是个倒霉鬼。我爸爸解释说，他不能代表所有钳工的命运，糖精厂不比牙膏厂，糖精是热销全球的产品。九二年的时候，他们喜欢用一个词，叫做“效益”。糖精厂的效益就很好，在那里做钳工，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我发给我爸爸一支烟：“爸爸，以后你千万别提什么宣传科了。”“为什么？”“不为什么。能做一个钳工，我已经很满足了。”我再次见到堂叔是五年后的一个冬天，那天我骑车路过，在他家附近的马路上遇到了一滩碎啤酒瓶，车胎当场就瘪掉了。我找到堂叔的修车摊，过去打了个招呼，并且补车胎。他老了很多，背有点驼，半边头发都是花白的。他告诉我说，自己已经下岗了，靠一个小车摊维持着全家的生计。我堂婶再也不掐他了，因为她也下岗了，掐坏了他，全家都得饿肚子。修完车胎之后，我要付钱给他，他不肯收，俯在我耳边说：“那玻璃渣子是我洒在那儿的。”我再也没去过那一带。我会永远记得去报到的那天，也就是安全教育的次日，我站在劳资科的吊扇下。那个吊扇把所有的热风都灌到我的脑门上，吹得我晕晕乎乎，好像要升仙一样。这种记忆由于它本身就近似于一个梦，于是它常常出现在我的梦里，被我反复磨洗，成为一个锃亮的硬块。那天是正式报到，小噘嘴坐在办公桌后面，我站着。和我一起站着的还有六个男的，加上她，很像八仙过海。小噘嘴很不满意地说：“怎么才来了六个人？其他人呢？”我实在很想告诉她，那场安全教育课把其他人都吓跑了，剩下的七个人都是神经异常坚强的，是敢死队，是强力意志，是他妈的查拉图斯特拉。我当时觉得这种安全教育也太操蛋了，后来才明白，倒B其实没有错，他的第一轮教育就是考验我们的神经。那些没有坚强的神经的人，那些不能死心塌地在化工厂扎根的人，迟早会闹出生产事故，害死自己，或害死别人。他们会拉错电闸，放错原料，拿错饭盒，而且这种人干了错事也不会觉得羞愧，死在他们手里的人最好自认倒霉。小噘嘴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孩子，梳着一个马尾辫，她用一个发套套住辫子，于是这根辫子就不是尖尖的马尾巴，而是像一根圆溜溜的大红肠，挂在她的脑袋后面。我搞不清这根红肠有什么好看的，但她乐意这样，我也管不着。小噘嘴穿着厂服，不蓝不绿的那种，我注意到厂服上还有一个字母Ｔ，就在她左乳靠上的位置。为什么会有一个Ｔ？我反应过来，这是“糖精”的起首拼音。我爸的左乳有个N，那是“农药”的意思。Z是造漆厂，R是乳胶厂，L是硫酸厂，都这样。小噘嘴从抽屉里拿出一叠资料，说：“现在给你们读一下工厂纪律。”她照本宣科把条例都读了一遍。这本古怪的劳动纪律手册全是关于惩罚的条例，迟到早退旷工打架抽烟喝酒违章操作。她读到婚前性行为的时候脸上稍微不自然了一下。婚前性行为也要处分。后来她解释说：“这本劳动纪律手册是八五年编的，到现在没怎么改过。”最后还有超生，她说，超生必须强制人流。我心想，这关我屁事，谁敢把我送去做人流，我非宰了他不可。我的视线越过她，朝窗外看去，我发现劳资科简直就是一个炮楼，正前方可以远眺厂门和进厂的大道，左侧是生产区的入口，右侧是食堂和浴室。在这个位置上要是架一挺机枪，就成了奥斯维辛的岗楼，或者是诺曼底的奥马哈海滩。这个位置实在是太好了，是整个工厂的战略要地。很多年以后，我遇到个建筑设计师，他向我说起监狱的设计，最经典的是圆形监狱，岗哨在圆心位置，犯人在圆周上。这种设计方式非常巧妙，没有视觉死角，而且犯人永远搞不清看守是不是在看着他。一说起这个，我就想到了化工厂的劳资科，我虽然没见过圆形监狱，但我见过劳资科，确实很厉害，没有人能逃过他们的眼睛。那天，我想着想着就走神了。小噘嘴说：“路小路，钳工班。”我问她：“你讲什么？”小噘嘴不耐烦地说：“分配工种你走什么神？你去钳工班报到！”我心想，爸爸，你的香烟和礼券没白送，我就指望着你把我送到化工职大去啦。散会之后，小噘嘴把我留了下来。小噘嘴说：“路小路，我在读劳动纪律，你怎么可以不认真听呢？你这种小学徒是很容易犯错误的，不要把工厂当成自己家。噢，当然，爱厂如家也是应该的，但是不可以像在家里一样自由散漫。你是普高毕业的，成绩又很差，本来应该和他们一样去做操作工，但是分配你去做钳工，不用倒三班，这是很不错的。你要珍惜这个机会。”我说：“是，科长。”小噘嘴说：“我不是科长，胡科长开会去了，让我代办这些工作，读劳动纪律。”我说：“劳动纪律手册发下来看看就可以了，对吧？”小噘嘴说：“劳动纪律手册，人事科可以发下来，劳资科就必须读给你们听。这是厂里的规定。”我听了这话，搞不清所以然，假装搞懂了，频频点头。我觉得她年纪不大，就这么教育我，很不应该。但我天生喜欢被小姑娘教育，最好温柔一点，再温柔一点，你可以说我犯贱，作为一个钳工学徒我也只有这么点爱好了。后来我问我爸爸，人事科和劳资科有什么区别。我爸爸说，人事科是管干部的，劳资科是管工人的。好比我是一个学徒，就得去劳资科报到，而大学生是干部编制，就得去人事科报到。从字面上就能看出来，人事科管的是“人”，劳资科管的是“劳”。我爸爸说，干部的文化程度比较高，可以读懂那些劳动纪律，工人反之，就得一条条念给他们听。道理简单得很，不应该想不通。“这算不算搞歧视？”“等你混上干部编制，你就不觉得是歧视了。”化工厂分为两部分，东边是生产区，全是车间，西边是非生产区，包括科室大楼、工会小楼、澡堂、食堂、宿舍、机修车间，还有花房和一个硕大的车棚。生产区与非生产区之间的区别在于禁不禁烟。在生产区里抽烟会被课以重罚，屡犯者按警告处分直至开除不等。钳工班在生产区的外围，那里可以抽烟，这也是钳工们自豪的因素之一。我回忆起钳工班，那是一个铁皮房子。关于铁皮房子的量词，我花了十年时间也没能想明白，用“幢”或“栋”，似乎太雄伟了，用“间”又太小。简而言之，那是一个用铁皮焊出来的房子，大约有三百平方，铁皮房子里有几张厚重的工作台，台沿上安装着几个台虎钳。除此之外，还有一台车床、一台刨床、一台钻孔机。东北角上是用三合板挡起来的一个休息室，工人在里面换衣服，抽烟，打牌。我去钳工班报到，手里还拎着新发的劳保用品，两套工作服，一双劳动皮鞋，四副纱手套。进门之后，听见哗啦啦一阵巨响，有一块铁皮屋顶被风吹走了，它像一个脱了线的风筝遥遥而去，在天空中快乐地翻滚着，越飞越高。有个老工人目送着这块大铁皮说：“不知道哪个倒霉的会被它砸中。”我问他：“师傅，这儿是钳工班吗？”他说：“你新来的？去里面报到吧。”我拎着劳保用品往里走。一群泥猴一样的工人叼着香烟，坐在那里审视我。后来我见到钳工班的班组长，他是个言辞木讷的红脸大汉，他说他叫赵崇德，旁边的工人就大声说：“小子，你叫他德卵。”我冲着班组长鞠了个躬说：“赵师傅。”他低声说：“我们这里都叫卵，你就随大伙一起叫我德卵吧。”接下来他分别向我介绍了大卵、小卵、石卵、马卵、炳卵……最后一个是歪卵，此人是个朝左的歪头，叫“歪卵”是象形的意思。工人们扶了扶他的歪头，对我说：“歪卵师傅是做刨床的，他刨出来的东西从来都是歪的。一年出多少废品，连他自己都数不清。”歪卵听了，朝上（严格地说是朝左上方）翻了个白眼，嘴里吐出一连串的脏话。工人们哈哈大笑，对我说：“不要歧视歪卵师傅，他看上去是做刨床的，其实是我们这里的文工团。”我当时想，本人姓路名小路，如果叫路卵，不知道是可笑呢还是可悲。可是工人们又告诉我，新来的学徒工，暂时没资格称“卵”，这算是让我松了口气。我问德卵：“这里哪一位是我师父？”德卵说：“你师父请病假，下个礼拜才能来上班。你先干点别的吧。”“我干什么？”“你去挑水吧，把地上洒一洒。”我读过一个剧本，叫《热铁皮屋顶上的猫》，说实话，铁皮屋顶是够那只猫喝一壶的了。这种材料制成的房子，典型的冬凉夏暖，夏天就像是撒哈拉沙漠，恨不得脱得就剩一条兜裆布，到了冬天，这房子又变成了一个到处漏风的冰窖，飞快地把身上的热量吸走了。总之，厂里的野猫从不到这个地方来，猫才没那么傻呢。整个钳工班的人就生活在这里。夏天没空调，只有两个生了锈的电风扇，把热风往人头上灌，吹得人昏昏欲睡。这时就需要去挑水，把一桶又一桶的水倒在地面上，咝的一声，两分钟就干了。对付如此酷热，只有不停地洒水降温。冬天略微好过一点，可以点起火炉烤暖。火炉是用柴油桶改制的，有一根铁皮烟囱，直通到屋顶上。烧火炉需要大量的燃料，煤油、木柴、废轮胎都可以，实在没有了就烧报纸杂志。这些燃料都不是现成的，得自己去找。学徒工的任务很简单，夏天洒水，冬天捡燃料。我去钳工班报到的那天，没遇到我的师父，其他工人师傅让我挑了一上午的水，下午就让我背着一个小竹篓子在厂区里找燃料。师傅们说，天太热，得洒水，与此同时必须未雨绸缪，把冬天的燃料准备好，这些燃料在寒冷的季节里非常抢手，夏末秋初就得开始囤积。师傅们对我说：“反正你闲着也是闲着。”我背着竹篓在厂里漫无目的地晃悠，像农村里捡粪的孩子。由于这是我的第一份差使，起初并不觉得特别悲凉，相反还激起了我的兴趣。我发现，在所有的燃料中，废橡胶和煤块是一等品，木柴是二等品，报纸是三等品，等而下之的是破布头碎纸片。我捡破烂的时候，厂里的阿姨会突然叫住我：“来！小学徒！来！”我屁颠颠地跑过去，阿姨从口袋里掏出一颗糖，剥开，把糖塞进自己嘴里，把糖纸扔进了我的背篓里。我就这么成了个流动的垃圾箱，谁叫我，我就得跑过去。有一次，一个阿姨在女厕所门口喊我，我瞄了她一眼，没敢过去，怕她把草纸扔在我背篓里。后来厂里的清洁工来找我，清洁工说：“兄弟，你不能连废纸都给我捡走啊，你再这么捡下去，全厂的清洁工都该失业了。”清洁工的话让我的自尊心像玻璃一样碎掉了。我想起我爸爸说的，我好歹也算是高中毕业的人才，怎么就成了个捡破烂的呢？那几天回到家，我爸爸问起工作上的事情，我就说，我干得挺好的，正在学修水泵。我爸爸疑惑地问：“你刚干了两天就让你学修水泵，不会吧？”我问他：“那我该干什么？”我爸爸说：“你应该扫地擦桌子，去水房泡开水，给师傅擦自行车……”我心想，爸爸，你无论如何想不到我在捡破烂吧？这他妈就是你给我找的工作，我要是靠捡破烂能捡进你那个化工职大里去，我就把脑袋输给你。关于捡垃圾的种种，我没告诉别人，实在是觉得丢人。我在厂区里转悠的时候，经常看见同一届的学徒工，拎着六个热水瓶笑嘻嘻地从水房出来，健步如飞往班组里跑去。附近的阿姨看见他们，就说：“新来的学徒工呶，长得真帅。”然后她们又看见了我，冲我喊道：“捡垃圾的小学徒，过来！这儿有废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