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细节-8

姑且不论美国打伊拉克是不是的确为了“解放”被压迫的伊拉克人――对于许多“天真”地这样地认为的人，恐怕会有类似的困惑：别人好心好意去解放你，你咋就不从呢？问题是，好的东西，就可以强加于人么？伊拉克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它不仅仅是一个政治难题，而且是一个道德难题。如果一个病人拒绝吃药，你可以出于道义劝他，甚至强行灌药，但是灌药的过程中把这人打得遍体鳞伤，打出来的病比本来得的病还重，这还合乎道义吗？2004 年，克劳桑莫提出一个概念：民主现实主义。其核心主张就是美国应该公开实行“单边政治”，主动出击传播民主制度，而不是扭扭捏捏寻找什么“国际共识”。与其浪费时间去寻找并不存在的共识，他说，不如大刀阔斧地单干“扁兔崽子”（anti-sonofbitchpolicy）。然而，就是右翼政治学家福山，都批评这个“民主现实主义”的政治主张“奇怪地脱离现实”。归根结底，不同的眼睛看到的“现实”不同。克劳桑莫看到的是那些“流氓国家”的流氓行径，而福山看到的――以及我们现在每天翻报纸看到的――是伊拉克一天又死了多少多少人。06 年 12 月 6 号，美国众议院任命的“伊拉克研究小组”发布了他们的研究报告，提出解决伊拉克问题的“方案”。其核心主张无非是两条：第一，美军不能无限期地留在伊拉克，美国政府应该给伊拉克政府施加压力，让他们自己加紧解决宗教种族冲突，否则美军就应该在2008 年开始撤军；第二，建立中东地区政治上的统一战线――尤其应当把伊朗和叙利亚拉进谈判桌，进行地区对话。派系团结加地区对话当然是好事。但是，这些主张的一个致命缺陷，就是假定对方――伊拉克也好，伊朗叙利亚也好――是一个理性的、统一的、既有对话意愿又有相应行动能力的实体。不幸的是，不理性、不统一、缺乏对话意愿更缺乏行动能力，恰恰是中东方面的“现实”。伊拉克已经被宗教派系斗争折腾得遍体鳞伤，至于伊朗，看美国出丑本来就不亦乐乎，人家有什么兴趣跟你真心实意地对话？美国政治学家杰克施奈德近年来写了两本书：《从投票到暴力》和《选上去打》。这两本书针对的，恰恰是冷战结束以后这个令人痛心的现实：在许多国家，民主化进程与种族宗教冲突激化并驾齐驱。苏联民主化以后，车臣地区烽火连绵。南斯拉夫民主化以后，各种族打得让人眼花缭乱。布隆迪1993年刚实现第一次和平选举，第二年就发生了图西族和胡图族的种族仇杀。施奈德承认，正如许多国际关系学者指出的，“成熟的民主国家”之间没有发生过战争，但是，“转型过程中的民主化国家”却是滋生暴力冲突的温床。在他看来，90 年代之后激增的种族民族冲突恰恰是民主化本身的结果：为了赢得选票，无数政客不惜煽动本来不存在或者较微弱的种族仇恨。换句话说，民主化“制造”了派系冲突。说种族民族冲突完全是“民主化进程”制造的，当然不公平，事实上，专制者同样会“制造”种族宗教矛盾。比如布隆迪，在民主化之前两个种族本来就相互砍杀。但是，说民主化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却不无道理。如果说民主化的“西方文化条件”已经在现实面前不攻自破――毕竟，不少儒教文化国家已经成功地实现了民主转型。民主化的经济条件也令人生疑――美国从英国殖民者手里夺得政权实行雏形的选举时，人均GDP恐怕比现在许多专制国家要低得多。但是，民主化的“国家认同条件”却一次次地得到历史地印证：一个社会里如果没有基本一致的“国家认同”，民主化不但可能解决不了问题，反而可能带来很多新问题。如果说专制时代还可能一个“大流氓”镇住无数“小流氓”，民主化过程中则有可能出现“群氓乱舞”。这当然不是说，一个多民族专制国家就别指望民主化了，事实上，即使根据施奈德的统计，和平实现民主化的多种族国家比血流成河地渡到民主的国家要更多。但是伊拉克这样的例子又的确告诉我们，在一个种族裂痕很深的社会，民主化有一个“社会准备”的问题：如果没有强大的公共领域在意识形态上与政治煽动家相抗衡，如果没有一定的民权运动作为民主化的基础，如果没有种族调和甚至同化的政策相配合，民主化很可能被煽动成多数对少数的暴政甚至内战。毕竟，真正的民主化，不仅仅是政治体制的变化，而且是政治文化、社会形态的转型。在崇扬民主价值的同时，对民主化进程中的陷阱保持警觉，才是真正的“民主现实主义”。今天伊拉克的乱象，恰恰是“民主理想主义”的后果。俗话说得好，强扭的瓜不甜，就是给人灌药，也不能把人给灌得一命呜呼。美国大选贵不贵－－－－－－－－－－－－－－－花数十亿美元买来民众对民主制度的信心、对自己国家的责任，物有所值随着两党全国代表大会的落幕，美国总统大选进入了白热化阶段。每次到这个时候，总有一个声音冒出来：选举太贵了，花太多钱了，就是个有钱人的游戏而已。美国总统选举的确贵。1996年总统大选花了4.8亿美元，2000年6.5亿，2004年则超过10亿美元，呈直线上升的趋势。今年大选，到7月底花费就已经超过10亿了，这个无底洞还在延伸之中。这样砸钱到底多不多呢？看你从哪个角度看了。一方面，若是把选举款换成“孩子们的书本”，那得换多少本啊。但10亿美元占2004年美国GDP的十万分之八，用来决定这个国家发展的方向，似乎又不算太多。一个朋友跟我聊起过：“美国的民主最虚伪了，我们这有个有钱人，选举时给当地官员捐了很多钱，官员上台后处处给他好处……”我说：“这种情况可能有，但肯定是非法的，从法律上来说，美国的选举中一个人每次选举给一个候选人最多只能捐2000美元，这点钱要买通一个官员，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有钱人“购买”选举，政客当选后为有钱人服务，似乎是劣质民主的一个典型形象。这在美国历史上也曾屡见不鲜。1872年格兰特参选总统时，有个大款一口气捐了其竞选开支的四分之一。不过，随着1972年美国《联邦竞选法案》出台，有钱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地购买民主的“好日子”就一去不返了。从那时开始，不但捐款人必须公开姓名和数额，而且捐款数额有了明确规定：每个人每次选举给某个候选人捐款不能超过1000美元（2002年调整为2000，随通胀而浮动，2008年为2300美元）。政治行动委员会的集体捐款也有了限额。当然选举的不平等影响不可能彻底消除：一方面，就算有2300美元的捐款限额，有钱人可能顶着2300美元捐，而且可以发动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而穷人要么捐不起，要么只能捐个几十上百的；另一方面，虽然对捐款数目有了限制，但有钱人或组织往往通过做议题广告“曲线”影响选举，这就是所谓的“软钱”。虽然2002年《两党选举改革法案》旨在消除软钱的影响，但孙悟空七十二变，软钱正想方设法变成“更软的钱”。那么何不干脆取消私人筹款、直接使用公款竞选呢？公款竞选透明，防止无度花钱，还能避免富人和穷人的不对称影响力，听来似乎是最佳选择。事实上，像澳大利亚、西班牙、墨西哥和很多苏东国家都主要依赖公款竞选。美国不是没有公款竞选制度，只不过它是一个“自愿选项”，即，候选人可以选择使用公款，但前提是接受公款的总额限制（今年大选是8400万）；也可以选择自己“化缘”，坏处是没有底线保证，好处是不存在总额限制。今年，“本来支持公款竞选”的奥巴马决定放弃公款，而麦凯恩决定使用公款。两人选择不同并不奇怪：根据麦凯恩在本党初选中的筹款记录，他自己筹款也就筹到8400万左右——既然有免费午餐，何必去千辛万苦地求爷爷告奶奶呢？而奥巴马简直就是竞选筹款的“神奇小子”，筹款能力是麦凯恩的两倍——既然可以筹那么多钱，何必戴上8400万的紧箍呢？说奥巴马筹款神奇，不仅在于他的筹钱总额，更在于他的筹款大多来自于中小选民。拿2008 年6月的筹款记录来说，其总额中有65%来自于小于 200美元的小额捐款，而麦凯恩只有33%。可以说，奥巴马的大多支持者们真的是省吃俭用来支持他。真的粉丝，敢于直面惨淡的钱包。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奥巴马的竞选代表了民主选举的真义：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的人，在给民主竞选提供动力。从一个大款操控候选人竞选资金的四分之一，到无数个200美元汇成候选人筹款的65%，这本身就说明了金钱在美国总统选举中意义的变迁。不错，钱在选举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它代表的不再是“资本家的垄断利益”，而是无数普通国民成为“民主股东”的愿望。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许竞选资金没有必要全盘公款化，因为筹款本来就是个动员过程，能带动普通民众去参与、去思考、去影响这场选举。当一个大学生将自己省下来的20元钱捐给一个候选人时，他表达的不仅仅是对这个候选人的支持，而且是一份实践公民责任的意识。花数十亿美元去挑选一个总统也许太贵，但用这些钱买来普通民众对民主制度的信心、对自己国家的责任，却又物有所值。福利—平等篇他人眼中的刺－－－－－－－－－－－－－－－－－－－－07 年 3月，我国发布了一份“美国人权记录”，列举了美国的种种人权劣迹，其中有一条指出，据美国人口普查局2006年8月29日公布的数据，2005年美国有3700万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 12.6％，有770 万个家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平均每 8个美国人中就有1 个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毫无疑问，这个信息是言之有据的，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确出台了这些数据。但是我觉得这条信息需要一个长长的注释，否则可能造成一定的误解。说起贫困户，我们一般想起的都是一幅悲惨景象：一群面容憔悴的人，住在破烂的房屋里，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孩子没学上，生病没钱看……但是在美国，“贫困”的概念却不是这样的。下面我引用一段05年出版的调查报告，让我们来看看美国穷人的“惨状”：“46％的贫困户拥有房产，一个典型贫困户所拥有的房子平均有三个卧室、一个车库，一个阳台；美国贫困户的人均住房面积超过巴黎、伦敦、维也纳、雅典等城市的人均住房面积。97％的贫困户家里有一部彩电，50％有两个或更多彩电；76％有空调；75％有一辆车；30％有两辆车；73％有微波炉；62％有有限电视；33％有洗碗机。从营养消耗来看，美国贫困家庭儿童的平均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消耗量和中产阶级家庭儿童完全一样。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蛋白消耗量甚至超过健康标准一倍，也就是说，大多数贫困家庭儿童存在过度营养问题……”看来，美国的穷人并不象我们想象的那样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这个国家之所以存在3700万贫困人口，很大意义是因为它所制定的贫困线标准高出我们发展中国家的标准。美国当前适用的贫困线标准制定于60年代。1963年经济学家奥桑斯基计算出，一个普通四口之家当年需要花费 1033 美元购买食物，占家庭收入的 1/3。因此，她将收入 3100美元（1033美元的三倍）作为当年一个四口之家的贫困线。这个数字根据家庭人数而变动，也根据年份而变动。目前，美国四口之家的贫困线是年收入 2 万美元。值得注意的是，在贫困标准与时俱进的过程当中，今天的奢侈品往往会成为明天的必需品，今天美国的贫困线生活水准实际上是70年代初的中产阶级生活水准。这里要提醒读者注意一个关键问题，美国的贫困线标准计算的仅仅是贫困家庭的现金收入，不包括穷人所享受的各种福利，而美国有大量扶助贫困户的福利项目。正是因为这些福利项目的存在，许多美国穷人没钱也可以有饭吃、送孩子上学、看病、住房子。近年美国联邦政府的福利年均开支为5000亿美元以上，用于支持各种各样的贫困人口资助项目。举几个例子：食品券项目。专门防御穷人挨饿的项目，建立于1939年，不断更新发展，目前的运转机制是，政府给零售店预付货款、穷人刷卡购买食物。04年该项目覆盖了1千万个家庭、2千4 百万人口，其中 51％为儿童。住房选择券项目。针对低收入家庭的房租补贴项目，1961年正式建立，延续至今。住房和城市发展部从贫困户申请人中选出一部分，代表他们与其房东签约，为他们支付70％左右的房租。“领先”项目。帮助贫困家庭的儿童的项目，1965 年成立，到 05 年，已经有 2 千 2 百万学龄前儿童曾接受其资助。就 05 年来说，预算为 68 亿美元，90 万儿童受益，平均每个儿童受益7222美元。该项目本身有21万多员工，但其志愿者队伍则有120多万人。以上只是几个典型例子，其他类似的项目不计其数，比如针对贫困家庭的“学校免费早餐午餐”项目、专门针对贫困大学生的“联邦培尔助学金”项目、政府资助的“公共住房”项目、针对穷人的“医疗保险”项目、“贫困家庭的暂时资助项目”，等等。正是这些项目的存在，很多缺少“现金流”的穷人却不至于面对重大生存危机。可以说，在“市场失败”的地方，政府积极介入，托住社会安全的底线。当然贫困的出现也不完全是“市场失败”。在发展中国家，贫困出现往往是因为就业机会少或者工资太低，但在发达国家，贫困虽然也有这些原因，它与贫困人口自己的行为也往往密切相关。比如，美国贫困现象一个重大的原因就是单亲家庭的涌现，还有一个重大原因是一些人的工作量太少。据统计，2/3的贫困儿童是生活在单亲家庭当中。又有数据表明，一个典型的贫困户一年的平均工作时间是800个小时（也就是一周16个小时），如果800个小时提升到 2000 个小时（也就是一周 40 个小时），75％的儿童将会脱离贫困。当然，就业机会和工资问题也需要面对，最近美国国会通过“最低工资法案”，将美国的最低小时工资标准从5.15美元提高到7.25美元，就是针对工资问题。还需要说明的是，与发展中国家许多贫困人口的长期甚至永久性贫困现象不同，美国的贫困人口往往是由于失业、离婚、生病暂时处于贫困当中。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从1996到1999年，低于一半的贫困人口“连续贫困”四个月以上，只有20％的贫困人口“连续贫困”超过一年。众所周知，持续贫困是社会动乱的根源，如果一个国家的穷人有希望迅速“脱贫”，经济贫困往往不容易酿成政治动乱。当然，并不是说美国就不存在发展中国家意义上的贫困问题，在美国3700万贫困户中，贫困程度也各异，其中不乏极度贫困的人。美国还有3、4000万人口买不起医疗保险，其中很多都不被政府的公共医疗项目覆盖，城市贫民窟、流浪汉屡见不鲜。前面所提及的报告也指出，贫困人口中有13％曾经面临暂时的饥饿威胁。横向比较来说，在发达国家里，美国的贫困率最高。纵向比较来说，自从布什上台以来，美国的贫困人口连年增加。各国的贫困标准线不一，按照美国的标准，美国有12％的贫困人口，按照中国的标准，中国才 8％左右的贫困人口。不过如果按照世界银行统一的日均购买力标准，05 年中国有16.6%的人口日均购买力低于1 美元， 46.7%低于 2 美元，相比之下，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的日均购买力低于2美元的人口比例少于2％。当然，中国人口多，起步晚，贫困现象难以避免，不应该以此否定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和发展潜力。但是，理解是一码事，盲目得意则是另一码事。一个46%人口日均购买力不足2美元的国家，去嘲讽一个同类人口不到2％的国家的“贫困”问题，是不是有点“看到他人眼中的刺，却看不到自己眼中的梁木”呢？美国的“社会主义”－－－－－－－－－－－－－－－－－－2000 年美国政治学家 Seymour Lipset出了一本书，叫《ItDidn’tHappenHere:Why Socialism Failed in the United States》，探讨“为什么社会主义在美国失败了”这个经典问题。根据他的看法，欧洲各国都出现了大型的社会主义政党，相比之下，美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却始终不成气候。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虽然也有过活跃的社会主义政党，但是30年代之后，社会主义政党基本上消声匿迹。其原因，据他分析，无非是四条：个人主义的立国文化；工人阶级内部种族文化的多样性；社会主义政党本身的“经营不善”；还有美国的选举制度不利于小党存活。在这四条因素中，他最强调的，是第一条。我不很赞同这本书的观点，原因不在于李普赛特对问题的分析，而是他对问题的提出：如果社会主义不仅仅指公有制加计划经济，也指建立广泛的福利制度（显然这也是Lipset的理解），社会主义在美国真的失败了吗？这本书过于强调社会主义政党的标志性意义，但如果我们把目光从“政党”转向“政策”，没有理由认为“社会主义”在美国遭受了失败。我们来观察一下04年美国联邦政府的预算开支：19.9%军费（这项庞大的开支一直颇受争议）；21.6%社会保障金；19.5%用于支助穷人、老人、残疾人的医疗保险项目Medicare 和Medicaid；4.1%其它用于退休金和扶持残疾人的开支；9%用于失业补助、给穷人家庭的住房、食品、收入补助以及税收抵免；7％偿还债务利息；教育3.8%；老兵补助2.6%；交通2.8%，国际事务1.2%，科研1％……可以看出，如果我们把社会保障金、医疗保险费、贫困失业补助等算作福利开支的话，福利开支占据了美国联邦政府开支的一半以上，这也是联邦政府的最大开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真的能够坦然宣布“美国不是一个福利国家”吗？事实上，整个20世纪是美国福利制度不断成熟的一百年，尤其是30年代罗斯福新政时期和60年代约翰逊的伟大社会时期，福利制度更是突飞猛进。20 世纪 10和 20 年代，几乎每个州都陆续订立了工伤赔偿法律。1935 年，社会保障法案出台，被视为美国福利保障制度的起点，为退休者、失业者、残疾人、儿童提供安全网络。1937年住房法案为低收入者提供住房补助。1938年公平劳工法案首次为最低工资立法。44年GI法案为大学生提供贷款。46年在公立学校提供午餐补贴。56年残疾保险。64 年食品券项目出台防止饥饿。65年，为老人穷人提供医保的 Medicare和 Medicaid 项目创始，同年保证给大学生贷款的项目、工作培训项目等也出台。68年公平住房法案，目的是消除住房补助中的种族歧视。75年建立给穷人返还税收的“收入税收抵免”制度。90年通过儿童保障拨款法案和残疾人法案。97年儿童保险项目和儿童税收信用制度出台……据统计，整个20世纪，美国有50多个重大社会保险和福利法案和项目出台，我上面列举的，只是一些重大例子而已。正是这些项目的启动及其发展，彻底改变了联邦政府开支的面貌，使得福利开支成为联邦政府预算的主要方向。这些法案和项目，主要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针对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比如社会保障金）；一种是针对穷人和弱者的扶助项目（比如食品券项目）。这些项目的存在使得穷人不至于忍饥挨饿，而中产阶级也不至于朝不保夕。马克思列宁所预言的“资本主义崩溃”没有发生，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通过民主机制，资本主义体系不断吸收社会主义的营养，努力制度创新，从而实现自我修复。换句话说，社会主义并没有被资本主义消灭，而是被资本主义消化了。观察福利制度在美国突飞猛进的两个时期，我们发现，这两个时期民主党同时在行政和立法部门占据绝对优势。正是民主党绝对优势的存在，使得福利制度相关立法得以可能。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虽然美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在30年代以后就失势了，但是民主党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承担了“社会主义政党”的功能。既然不管白猫黑猫，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评价历史也没有必要象李普赛特那样拘泥于“社会主义政党”的名分。当然，如果从福利开支占GDP的比重来说，美国的福利水平明显低于欧式福利国家。比如，2001年瑞典的福利开支占据GDP的28.9%，挪威23.9%，英国21.8%，加拿大17.8%，日本16.9%，美国14.8%。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的确不如欧洲重视社会福利。但是别忘了，经过购买力平价的换算，当年美国的人均GDP为34,320美元，而瑞典为24,180美元，挪威29,620美元，英国24,160美元，加拿大27,130美元，日本25,130 美元，所以美国人均福利的实际绝对额并不低，超过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和加拿大、英国等水平相当，与北欧国家差距明显减少。而且，据另一个政治学家ChristopherHoward 在《The Welfare State Nobody Knows》一书中分析，相对于直接分发福利，美国政府更倾向于使用税收减免、政策倾斜等制度杠杆来提供“间接福利”。比如，给那些为雇员购买医保和养老保险的公司减税，为穷人买房提供贷款担保，给有孩子的贫困家庭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