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1915年8月，台湾汉民族据守虎头山武装抗暴，被日本殖民政府严厉镇压，逮捕两千人，其中800人在临时法庭上宣布死刑。是为西来庵事件。 九岁的杨逵，和大人躲在紧闭的门后，窥视日军的炮车轰轰地驶过。 过了很久以后，我成为中学生时候，搜求小说及其他书来看，其中有一本日本人秋译鸟川所写的《台湾匪志》，此书把西来庵事件写成"匪贼讨伐"，明明是对迫害的反抗，为什么变成"匪贼讨伐"呢？我有了非常强烈的疑问……为了纠正被歪曲的历史，希望透过小说写出真相。 这是杨逵成为作家的开始——他要争回历史的诠释权。 从日本人手中争回的权利却又让跨海而来的国民党中央政权夺走。在国民党的主笔下，台湾的本土历史呈现一片模糊空白，二二八事件成为新版本的"匪贼讨伐"：日文被禁之后，一代旧朝精英，如杨逵，如吴浊流，其声音都被剥夺：语言、文化、历史，一夕之间彻底异化，自己成为边缘人，所有的定义由别人来下，连否认拒绝的权利都没有。 1990年，德国统一了，西德文化吞噬了东德。被统一的知识精英站在急流中，眼睁睁看着脚下本土文化的沙洲不断地被冲击流失，几乎不再有落脚的寸土——他们已经开始了内在的、心灵的流亡，在自己的国土上流亡。 流亡的人，就是那失去历史诠释权的人。9 可是杨逵的后代，又逐渐夺回了那个权利。二二八的历史已经重写，坊间充斥着"我爱台湾"的书。 在此同时，突然有一个幽幽的声音： "从前，他们不会冲着你说闽南语，知道你不会。现在，他们根本不甩你，你不会，就不必留在这里，台湾现在是阮在当家！写台湾文学史，更离奇了，外省作家连名字都没有了，好像我们根本没在台湾活过，外省人的历史一片模糊空白……" 哈，你看，绕着绕着又绕回来了！幽幽说话的人，我称之为"民国遗老"，是未来的旧时精英。如果像1946年国民政府禁日语一样，未来的台湾掌权者开始罢黜北京话，"民国遗老"会发现：语言、文化、历史，一夕之间彻底异化，他已成为边缘人，一切的定义由别人来下，心灵的流亡从这里开始。 流亡的人，就是那失去诠释权的人。10 现在，你应该知道，所有的战争、斗争，都是历史诠释权的争夺拉锯。统一和分裂只是浮浅表相。11 香港的精英们，等着九七吧！ 1994年德国，在历史的网中 4月中旬，以色列总统何索到西德访问。自以色列立国以来，这是第一次。何索站在广大的墓园中，眼前是青草如茵。42年前，他站在同样的地方，面对着尸身未干的犹太同胞，横七竖八地扔在土坑里。42年后，立在德国总统Weizsacker的身旁，他沉重地对着墓碑说： "以以色列之名，我再度发誓：我们绝对不会遗忘你们。" 虽然何索一直称西德为以色列的"密友"，两国的经济关系也相当密切，犹太人没有丝毫让"死者已矣"的意思，更别提对德国人的原谅。里根总统到西德Bitburg墓园去献花，受到犹太人激烈地抨击，因为在同一个墓园里葬着几个德国纳粹士兵。二次大战间血腥腥的罪行，对犹太人而言，不是一个会让时间淹灭的历史，而是传家之宝，戒慎恐惧的，一代一代要传下去，深深刻在每一个犹太人的心灵上。 四十几年来，德国人又怎么面对自己血腥的过去呢？"我的父亲是纳粹党党员，"艾瑞卡回忆着，"但是他从来不谈那段历史。在餐桌上，话题一碰到被屠杀的犹太人，他就走开，或者完全沉默。" 艾瑞卡今年50岁，家乡在莱比锡，却在瑞士住了廿年，是苏黎世市立图书馆的工作人员。 "因为他逃避这个题目，所以到他死我都不知道究竟他觉得自己有没有罪；犹太人整体被屠杀的故事他当时是否知道？我也不清楚。" "我想我父亲是知道的！"开书店的乌拉说，"虽然他也向来不说过去。" 乌拉是个相当典型的德国"绿人"；反核、反战、反污染；支持女权运动、消费者运动、东西德的沟通。"避免战争发生只有一个办法，"她强调着，"就是我们先把武器放下，如果每个人都拒绝当兵的话，这世界根本不会有战争。" 有一天，就在她这样高谈阔论的时候，乌拉的父亲突然激动地问她："你知道拒绝当兵的结果吗？" 惊愕的乌拉听着父亲谈起过去："那些不愿意接受命令的就被拖到树林里去枪毙了，你懂吗？你敢违抗规定吗？""那是在父亲去世之前不久。他显得很难过，我大概刺痛了他本来保护得好好的心；可是，我也因此得知，父亲显然并不是无辜的，他显然当时就知道纳粹在屠害犹太人，只是他没有勇气反抗……" 今年55岁的斯杜克是西德Springer通讯社的资深记者。40年代，他是个骄傲的"小纳粹"，穿着制服，踏着正步高唱爱国歌曲，满脑子"救德国"的理想。只是个10岁的孩子，与童伴玩的游戏却是军事部署，如何打败敌国。德国投降，伙伴们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把捡来的枪枝弹药偷偷埋在树林里，伤心地发誓，"将来要重建祖国！" "纳粹的真面目，历史的真象，我们过了好几年才开始了解。"斯杜克抽着烟，看着烟圈慢慢地扩散，深思着说： "我认为德国人罪孽很深，不可原谅。""可是40年过去了，你要一个民族背负罪孽背到哪一年呢？难道德国人要永远活在罪恶感里，一代又一代？"反问的是汤玛斯，30来岁的经济学博士。他与斯杜克对德国的历史承担有完全相左的看法，充分地表现出代沟来。战后才出生的汤玛斯问一个许多年轻人开始问的问题： "事情发生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为什么要求我去继续忏悔赎罪？更何况，纳粹的罪行其实也并非那么举世无双的。俄国人的古拉格岛、中国人的文化大革命、中南半岛的种族迫害，都是一样的血腥——" "不对，不对！"斯杜克用谴责的眼光瞪着年轻的汤玛斯，火辣辣地说："你所举的例子都是零星的、散漫的、没有计划的杀人与迫害。跟纳粹不能比，希特勒那种有理论基础、计划严密、讲究效率地消灭整个种族的作法，绝对是史无前例的，比任何别的例子都要残酷……" 斯杜克猛摇头，重重地说："罪不可赦，罪不可赦！" 斯杜克与汤玛斯所争执的正是80年代德国的知识分子所关注的焦点：德国往哪里去？罪恶感的包袱能不能卸下？ 德国人不是个逃避现实的民族。从12年的纳粹恶梦中醒过来之后，知识分子无时不在进行对历史的搜寻、检讨、批判。身历浩劫的人（不只是犹太人，德国老百姓本身其实也是战争的"受害者"），譬如艾瑞卡与乌拉的父亲，固然对恶梦避之不谈，知识分子却以刮骨疗伤的态度面对丑恶的历史。几十年来，西德的报纸与杂志随时随地都有关于纳粹的文章：希特勒的起落，迫害的远因、近因、方法、后果，犹太牺牲者的个案，德国的民族性，道德问题等等。政府的努力也不落后：阿登纳Adenauer总统给犹太人发补偿金；布朗德在华沙的犹太纪念碑前谦卑地下跪；从前的集中营变成博物馆，把德国的罪行赤裸裸的公诸于世。 把自己的丑处暴露出来当然不是件容易的事，需要极大的诚意与勇气。战后日本对中国人的态度，相形之下就显得虚弱，而台湾政府对中国近代史的遮遮掩掩（譬如对二二八事件的躲闪），都是不敢正视历史、不敢面对自己的表现。 经过40年不断的反省自责，80年代的德国开始有了不同的声音。去年一整年中，西德最受尊重的先进派刊物DieZeit（周报）刊载了广受瞩目的德国历史学者之间的争论。主题就是：在希特勒帝国已经消失了45年之后，德国是否仍旧应该继续活在那12年纳粹的阴影中？柏林的Nolte教授认为德国人没有必要把自己看作一个史无前例的大怪兽，俄国人的古拉格与纳粹的集中营是一样的暴行。西德具领袖地位的历史学家哈贝马斯Habermas立刻提出严厉的反驳，指责诺特为德国人洗罪，意图重建德国人的团结心与爱国心；这两种"心"是像希特勒那样的集权者鼓吹的口号，"一朝被蛇咬"的今日德国对这两种"心"非常的戒慎恐惧。 两篇文章引起一场笔仗。赞成Nolte的，强调德国在纳粹之前已有绵长的历史与成就，不必被那短暂的12年的包袱压死。赞成Habermas的，认为把包袱挪开，就有重蹈覆辙的危险。 这场辩论并不只是象牙塔中一群秃了头的学者之间的脑力游戏，因为他们所争辩的题目正是每一个德国知识分子所思考的问题，与当前政治也有着紧密的关联。Habermas等人认为把纳粹罪行与斯大林的俄国等量齐观来减轻德国人的罪恶感，从而重建德国人的国家观念，等于把历史送给科尔这样的执政者去巩固他的权力。 科尔一再地强调他是西德第一位战后出生的"新生代"总理——因此他与纳粹的过去，和年轻的汤玛斯一样，是没有直接关系的。他固然也不时提醒德国人要记取教训，但他显然希望从阴影中走出来。相对于当年布朗德对犹太人的亡魂下跪，今日的科尔在德国阵亡的士兵墓前献花。 在国际舞台上，一度摧毁倒地的德国现在又成为众人瞩目的主角之一。在民族自信心缓缓疗伤复元的过程之中，德国人对自己的处境与未来方向保持高度的敏感；尤其夹在苏联与美国的对峙之间，它似乎试图找出一条自主的、属于德国的路来。要找出这样一条路来，德国人必须先弄清楚"我究竟是什么"的核心问题。科尔对历史的"新"态度或许可以给许多"新生代"的德国人一个"新"的自我认识，这，就成为他的政治资本。 哈贝马斯等历史学家发出警告的目的也在于此：历史，不可以成为政治的工具，即使一点点也不可以。 1988年走到世界的岔路口 有一个年轻人，站在长安的街头，看见执金吾的车骑盛大壮观，威风凛凛的驶过街市。年轻人暗暗对自己说："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 人群里有另一个年轻人，惊诧于车骑的豪华，暗暗对自己说："这是剥削阶级，有一天要消灭它。"老人 近耶诞节，超级市场里人头钻动，手推车堆得满满的，不时有盒糖果饼干从货堆顶上滑下来。在人群的拥挤热闹中，那个老人显得特别冷清。 他慢慢推着车，东看看，西看看，拿起一个罐头，又轻轻放下。推车里空空的，只有小小的一盒巧克力。 有人忍不住开口问了： "您是从哪儿来的？" 不说也知道，他来自东德。柏林围墙解严之后，每天有几万人从东德涌入西德，亲眼来看看资本主义社会。西德政府给每一个访客100马克（约1500元台币），作为欢迎的札物。 "100马克对我们是很多钱了，"老人很坦率的说，他的身边已经围了一小撮人，"我不想一下子花掉，只是挺想给小孙子们买点那边买不到的东西，譬如巧克力……" "其实，"老人摇摇花白的头，有点困难的说，"收这一百块钱，我却觉得羞愧——这钱令人丧尽尊严呀……" 考夫曼太太站在老人背后听着，神情黯然。她的车子塞得满满的，一盒奶油饼干不时滑落到地上。等小圈人散了，考夫曼鼓起勇气，轻声对老人说： "您愿不愿意让我为您的孙子们买点巧克力？我会很快乐，算您帮我的忙——"我赶快转过身去，帮她拾起地上的饼干盒；我实在不愿意看见老人的眼泪。 在停车场上，我们各自把一包一包的货品塞进车里，考夫曼突然停下手来；老人特别赶出来，再向她道谢。考夫曼太太又愉快又尴尬的说： "这样吧！我家有成箱成箱的巧克力，实在吃不完。放久就生虫了。您愿不愿意告诉我你们在哪过夜？我待会儿可以给您送两箱过去。" 老人楞住了，太太的善意显然使他手足失措，只有我知道考夫曼说的是真心话。考夫曼先生是瑞士雀巢公司的高级主管，家里边好像有个巧克力聚宝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街坊邻居的小孩到了她家，眼睛就发亮。 黄昏时候，考夫曼将两箱包装最华丽、最昂贵、最精致的瑞士巧克力送去给那东德同胞。她穿着柔软光滑的皮草大衣，自车内捧出箱子，气喘喘的踏过雪地。老人已在门口等待。在巧克力箱子换手的那一刻，我好像用眼睛在读历史的注脚： 还有什么比这两箱巧克力更能代表资本主义？雀巢公司，一个巨大的跨国企业，有计划的、不断的吞食兼并掉较弱的企业。它的产品从糖果咖啡到婴儿奶粉，它的市场从最先进的欧洲到最原始的非洲，无所不渗透。 老人伸出感谢而羞愧的双手。 这不是社会主义的手吗？经过40年的社会主义生活，度过28年柏林墙的禁锢，老人一朝跨出脚步站到外面来，却发觉自己是别人同情和施舍的对象。老人的眼泪，除了感动之外，大概有更多的伤心和愤懑吧？ 考夫曼太太将箱子递过去，老人用双手接住。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用这样的方式接触，在1989年末，一个年代的结束。社会主义也结束了吗？尼采 东德的许多知识分子并不认为如此。他们承认40年的社会主义制度遏阻了国家的发展，不，他们说，但那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那是斯大林主义；现在我们铲除了斯大林主义，要开始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那将是一个比你们资本主义优越的制度。 "你相信吗？" 尼采先生摇摇头。 他真的姓尼采，一个45岁的机械工厂"领导"，手下有20来个技术员工。 "我想相信，"他啜一口浓黑的咖啡，"但不知从何相信起。这咖啡真香，我们那边买不到。" "你看看我的工厂！一个清洁工人的工资和一个工程师的差不多，清洁工赚的可能还多一点，谁要苦读去当工程师呢？我手下的工人可能日薪比我的还高，我作主管又有什么意思？反正个人努力和收获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何必努力？所以我们东德工业还停在30年代——" "你别笑！"尼采正色说，"我厂里的机器就还是30年代的产品。整个东德简直就是个工业博物馆，全是19世纪的老东西！ "唯一解决经济呆滞的办法就是开始自由市场经济，保护私有财产，鼓励创业和竞争——一旦这样做了，还叫'社会主义'吗？那些学者、作家，如果把自由市场经济也叫社会主义，好吧，那我就相信社会主义！" 尼采是第一次来到西德。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西德的富裕，"尼采给自己添了果汁——蔬菜和果汁都是东德缺乏的，"简直令人难以想象。本来当然也知道西方富裕，可是实际走在街上，实际看见橱窗里琳琅满目的东西，那么多东西我实在从来没见过——实在叫人惊。我简直就不知道世界上有这么多东西…… "还有，干净；到处都干净极了！是呀，同样是德国人，可是东德确实比较脏，你想想看，我们冬天烧煤取暖，卡车运来两吨黑煤，往我们门前一卸，我和一家大小就得花两天的工夫把煤一铲一铲的运到炉子里去。一个煤就把整个城市的街道、墙壁、空气搞得乌黑，看起来就脏兮兮的……"哦，还有，这里的服务，也是我们那儿不可想象的。刚刚你打电话给餐厅叫意大利饼，他们说马上送来，对我这是不可思议。还有，打个电话计程车就来到门口，不可思议！不可思议！" "还有，"尼采好像有说不完的话，也有一点激动，"我们东德不是老得奥林匹克各种冠军吗？可是呀，全民性的运动设施却少得可怜。这里，我注意到，每个小村小镇都有游泳池、网球场等等；我住的村子有将近一万人口，什么都没有。" 难道在西德就没看见任何不好的地方吗？就没有任何不愉快的遭遇吗？我忍不住问。 尼采想了半天，有点尴尬的说："确实想不出来。" 那么，西方是不是只在物质上优越呢？ "不只吧！"尼采叹了口，"你们一向有自由——自由不只是物质吧？一直到上个月为止，我在公共场所讲话还得顾忌隔墙有耳，时时担心秘密的忠诚资料卡上写了些什么，害怕邻居向'有关单位'打小报告，也没有出入国境的自由……你可以想象吗？" 我当然可以想象；我尝过不自由的滋味。 "亲眼看见西德的好，"尼采显得忧郁起来，似乎在整理自己的思路和情绪，"其实使我内心觉得伤痛。同样是德国人，怎么我们落到这个地步？我曾经多么信仰社会主义，即使在批评的时候，也总相信那些领导人总是一心为国的。现在他们的腐败面一桩一桩被揭开：几百万马克存在瑞士银行、'军事重地、不准进入'的牌子后面原来是高干俱乐部，布置得像皇宫……这些人怎么对得起人民？我们又何其愚蠢，从来；从来就不会怀疑过共产党领袖腐败到这个程度——我很痛心，因为那是背叛、欺骗！" "可是，我不会移民到西德来。东德有我的家，我的亲人朋友，我爱我家乡的一土一石，我不会离开，只是希望，希望这场社会主义的恶梦赶快过去……"警总头子 秘密警察，在东德叫"国安"警察，保护国家安全。需要"保护"，自然表示有个假想的敌人，"国安"局的敌人是对内的，自己的人民——那些对国家"忠诚"不够的人民。"国安"警察要保护的，也是自己的人民，对领导政治路线不存异议的人民。这两种人民要怎么划分？不太容易，所以需要秘密警察进行监视，需要"忠诚"记录作为奖惩依据，需要出入境管理的各种措施来控制人民行动，需要新闻局和文工会之类的机构监督报纸和电视的内容…… 柏林围墙垮了，昔日权贵一个一个被软禁收押。人民涌进"国安"局的大厦，想把那从前看不见也不敢看的黑手揪出来。 莱比锡的警总头子在街头被人民包围。在诘问之下，他胀红着脸，对着摄影镜头，还有电视机前几百万的人民，说： "我错了，我为我过去的所作所为觉得羞耻。"电视新闻主播 多少年来，她是真理。 在荧光屏上，她以严肃但不僵硬的表情、柔和但不软弱的声音，以最稳重而笃定的态度将每天发生的事情告诉观众。她当然不只告诉人们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她也教导人们如何去理解、用什么角度去理解发生的事情。 她的声音和形象充满权威，她的话不容置疑。 现在，东德人民成千上万的聚在街头，排山倒海似的吼叫：民主！自由！真相！ 一个妇人作出恶心的样子，说："我再也不要见到那些人的嘴脸！" 那些人，指的是领导人物，还有那代表真理和真相的电视新闻主播。 西方记者锋利的问女主播： "你觉得怎么样？" 女主播回答： "我自己也不愿见自己的嘴脸！不管怎么说，我是那大谎言网的一部分，我助纣为虐。"银行总裁 柏林围墙颓然而倒，人们涌上街头，狂喜而泣。陌生人在星空下热烈拥抱，久别重逢的亲友捧着鲜花和香槟；老年人流着伤感和记忆的眼泪，中年人露出半信半疑的惊诧，年轻人跨坐墙头上忘情的歌唱，不懂事的孩子骑在父亲的肩头咕咕的笑……人潮像涌动的海水，激发出喜悦的浪花。 可是有些人却以完全不同的心情看柏林围墙的颓倒、社会主义的分崩离析。 有个叫何豪生的人死了。就在我们家往温水游泳他的路上，他的奔驰车突然爆炸。 何豪生是德意志银行总裁。埋伏炸药的，是西德恐怖组织"赤军"。德意志银行是西德最大的商业银行，在世界金融中举足轻重。"赤军"在70年代兴起，意识形态极度左倾，专门以西德和美国的军事和经济领袖为暗杀对象。到80年代尾声，这个组织的核心退缩到大约只有15个人，但是它和资本主义作战到底的决心显然并不曾动摇。 何豪生，在"赤军"眼中，是资本主义的代表。把他炸个粉身碎骨，是"赤军"对世界局势的表态：东欧社会主义或许在解体中，但"赤军"将坚持到底。 何豪生被谋杀的次日，最不可能走上街头的人竟然走上了街头：上千名银行界人士聚集在法兰克福市中心，表示默哀与抗议。"这是极少数人对整个社会的挑战、宣战！"我的老朋友沉郁的说。他是苏黎世信托银行的资深主管。我们并肩走在法兰克福的古老石板路上。 "西德的年轻一代，不晓得为什么，有着偏左的意识形态。" "譬如说？"我仰头看见他花白的两鬓。 "譬如说，昨天我开车去开一个会，那是一辆奔驰300。在银行出口车子停下来，一群叽叽喳喳的高中生从旁经过，我听见一个大概十五六岁的女生说：'你们看！这些脑满肠肥，剥削阶级的银行家开的车子！'" 我忍不住微笑。老朋友却很严肃的说："不好笑。当时我听了，觉得很受伤害。那是个非常不公平的指控。我买得起什么车，是我个人工作努力的结果，不偷不抢不骗。说银行是剥削阶级，这是典型的左派分子说辞。他们要没有剥削的社会主义，可是今天的社会主义搞成什么样子？这些年轻人接受一个意识形态，觉得激进时髦，却和现实完全的脱离——"他摇头。 我听见教堂钟响，思绪飘得老远。 一个十五六岁的西德青年，看见银行前一辆黑色的昂贵奔驰车，直觉的反应是："这是剥削阶级！"一个十五六岁的台湾青年，如果在银行前看见一辆黑色的昂贵奔驰车，他的反应是什么？台湾许多杂志作过调查，大多数人心目中最成功、最有影响力、最值得效法的人物往往是王永庆，台湾的大资本家。看着奔驰车，一个十五六岁的台湾青年大概会说："有一天，我也要和他一样！" 有一个年轻人，在长安的街头，夹在人潮里看热闹。执金吾的车骑盛大壮观，威风凛凛的驶过街市。年轻人暗暗对自己说： "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 人潮里有另一个年轻人，他也惊诧于车骑的豪华，暗暗对自己说： "这是剥削阶级，有一天要消灭它。" 哪一个年轻人对呢？齐奥塞斯库 在莫斯科大剧院看芭蕾舞。 表演结束之后，所有的观众，包括台上谢过幕的舞者，全都转向剧院后上方鼓掌。我好奇了，举头一望，台上站的竟然是戈尔巴乔夫夫妇，还有他们当晚的国宾——齐奥塞斯库，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的总统。 观众兴奋而热烈的鼓掌，两国领袖优雅的微笑、挥手。鼓掌，是为了齐奥塞斯库吗？苏联的人民难道不知道齐奥塞斯库是一个心狠手辣的现代暴君？多少人因为他而流离失所，多少人因为他而冤死苦牢，你怎么能为他鼓掌？ 东欧剧变后，许多人和我的想法相同：这把火，大概烧不到罗马尼亚，因为齐奥塞斯库的秘密警察像铁盖似的紧紧罩着罗马尼亚，外面的风不容易吹进去。 可是最不可思议的竟然也发生了。 和过去的25年一样，齐奥塞斯库又在首都演讲，人民又听令聚集在广场上，手里又拿着标语布条，嘴里又喊着"万岁"的口号。国庆、解放日、劳工节、齐奥塞斯库华诞……都要来这么一套，25年如一日。 突然之间，在谁也不曾意料的时候，喊万岁口号的人们变了脸色，他们口中喊的竟然是"打到齐奥塞斯库！""我们要自由！" 本来机械化的手势变得生动有力，口号像草原上的野火窜烧，热烘烘的形成怒吼。齐奥塞斯库站在高高的看台上，惊慌失措。 没有计划，没有组织，只是人心郁积了40年，一日之间，像泄洪一样的暴发，要求解放。 齐奥塞斯库逃亡。 人们在秘密警察的大厦里发现尸体，上千具尸体。几天前齐奥塞斯库曾经命令军队对示威的群众射杀；尸体中有中弹死者，更多的，却是那种全身紧绑绳索和铁丝网，血肉模糊，显然受酷刑而死的尸体。 电视镜头摄到一个婴儿的尸体，硬帮帮的，像炸过的脆虾饼。 忠于齐奥塞斯库的警察部队开始和反齐奥塞斯库的正规军进行巷战。老百姓闯进纪念齐奥塞斯库的博物馆，撕他的书、对他的照片吐口水、焚烧他的海报、推倒他的铅铜像……聚在街头的人们，不知应该为被暴政所杀的同胞而哭，还是为暴政已亡而笑。一个满脸胡须的中年男人出现在西德电视上，他说： "我们经历了40年的社会主义，25年的个人独裁，罗马尼亚是个苦难的国家，请——" 中年人呜咽不成声，眼泪流下来——"请帮助我们在自由中站起来……" 齐奥塞斯库被捕、被杀。朝代结束。转机 也许是因为在灌输式、教条化的教育中成长，我已经不相信任何教条，不相信"仁者必胜"，更不相信"暴政必亡"。但是在这80年代结束的一年，我目睹了东欧的革命；我震惊，我感动。不论是不曾流血的东德，还是流了血的罗马尼亚，都是"人"的意志在改变世界，在扭转自己的命运。在东德，人们用脚步来表达对专制的唾弃，在罗马尼亚，人们用生命、用拳头，去抵抗独裁的暴力。 独裁、专制、腐败，不是哪一个主义制度所独有，但是东欧革命狂潮就应该给所有的专制政权，不管它是否社会主义，一个冰冷的警告：暴力，不能持久。 或许有些教条竟是可信的。 在年代的转折点上，望着流血流泪的东欧，我震惊，我感动，我心怀希望。 1989年12月26日清算与平反，日尔曼式 这4个年轻人，30岁都不到，在汹涌的人潮中走向法院。其中一个金发的，紧紧握着自己母亲的手，好像一个怕在百货公司中被人冲走的小孩。摄影记者的灯不断的闪着，金发男子用手掌遮脸，忍不住哭了起来。如果他们"杀人"的罪名成立，15年的牢狱等着他。 旁听席挤满了世界各地来的记者，这毕竟不是个常见的案子，这是一场历史的审判。时间是1991年9月，地点是统一后的柏林，这4个年轻人，是柏林墙的东德守卫。 两年前一个冬夜里，刚满20岁的克利斯和一个好朋友，名叫高定，偷偷潜伏到三公尺半高的大墙下，开始攀爬。枪声响了之后，克利斯转过身来，面对着守卫，大概想叫他们别射吧，可是下一颗子弹由他前胸穿入。高定的脚踝被击中，他还来得及将自己的身份证奋力往墙那边丢出去。 濒死的克利斯和受伤的高定被守卫像货物一样在地上拖着。高定呻吟着要救护车，守卫班长，25岁的施密特，掏出手枪来对着他： "再喊就毙了你！猪猡！" 施密特，就是那个牵着母亲的手、当众哭泣的年轻人。 克利斯躺在冰凉的水泥地上，断了气。 他不知道，几个月之后，成千上万的人用脚踩塌了柏林墙；他不知道，他是这堵墙下最后一个牺牲者。 在开庭的休息时段里，一个穿西装的男人穿梭在人群中分发图片。他是柏林一家专门报导酒色财气奸杀掳掠的杂志主编。他把两张照片放在克利斯母亲的手上——这个母亲，没有机会和儿子见最后一面，她只是从东德政府收到一份通知，告知她克利斯已死，连死亡原因都不提及。 现在，这个母亲突然见到了儿子最后一面——两张照片是克利斯赤裸的尸体，正面一张，背面一张。前胸弹洞清晰可见，后背上布满了尸斑和污血。 杂志主编立在一旁，等着看母亲的反应；他要写一篇快稿。 辩护律师所倚赖的基点是，这些士兵是执行命令的人，他们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就好像一个职业刽子手，嘿，你总不能要求他每次挥刀之前作个道德裁判吧？ 检察官却试图反驳：不对不对，每个人都有选择的可能。 你难道不知道许多人反对这个制度吗？ 不知道。施密特说。 东德有许多教会，你不曾去过吗？ 不曾。 你的同伴和朋友中，难道没有人拒绝当兵吗？ 也许有。但你得坐两年牢。 你难道不知道西德人对围墙的射杀感觉悲愤？ 不知道。 对围墙的自动射击装置——你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那是保护我们国家安全最有效的设施。 一问一答之间，人们恍惚通过了时光隧道回到40年前，在一样的地点上聆听相似的问答。这4个东德士兵所面对的是当年纳粹官兵所面对的指控；今天的柏林法官所思考的是当年纽伦堡法官所思考的难题： 以今日之是非昨日之是，公平吗？ 用这个国家的法律去审判那个国家的人民，公平吗？ 执行命令者和施发命令者同罪，公平吗？ 要求军人把个人良知放在服从军令的原则之上，公平吗？ 如果你说不公平，这4个年轻士兵是无罪无辜的，但你怎么面对克利斯伤心欲绝的母亲——她说，如果杀人的人是无辜的，那被杀的算什么？ 这40年的共产党统治之下，东德有成千上万个克利斯的母亲。你对她们说什么是公平？ 施密特的母亲，却也有话说。 她说，你们不去审判昂纳克，却来惩罚几个听命的小兵，这算什么公平？ 许许多多的人，同意她的辩护。只要昂纳克还躲在莫斯科覆荫中一天，人们就可以愤慨的引用德国谚语："大头放生，小鬼遭殃。"毕竟始作俑者是昂纳克，他在1974年亲自下令：越墙者一律格杀。现在他逍遥法网之外，在全德电视上还固执的表示绝无侮意，审判4个小兵实在令人觉得荒诞。 可是，40年的家国不幸，是不是追究到这头发稀少的80岁老头，就算完了呢？ 德国"明镜周刊"的发行人奥格斯坦，对各方人马声讨昂纳克的盛况嗤之以鼻： "千千万万的东德人遭到身体和精神的迫害。连死者也要呐喊：复仇！ "然而复仇对象是谁？谁又有权利复仇？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没有人会相信西德情报局不知道围墙那边的真象，可是尽管如此，西德仍旧帮助东德进入联合国，昂纳克还被邀访问西德，当国宾礼遇，被西德政治人物尊称为"阁下"，西德政府还用防弹车去保护他的生命。 "现在，却要公审他！ "以前为什么不下通缉令？不但不下，基社党主席还要求他在一张菜单上签名留念！" 奥格斯坦对德国的政客说的是，你们这些要通缉逮捕昂纳克的人，正是长年来默许他、支持他的人，你们哪有资格谈"复仇"？说穿了，奥格斯坦认为西德政客也无非是消极"帮凶"罢了，没有权利大张旗鼓的谈正义公理。 奥格斯坦把问题扯得更松宽，也更一团糊涂了。如果西德政客是默许的"帮凶"，那么那1700万忍受独裁统治的东德人民本身难道在某个程度上，不也是默许的"帮凶"？ 谁是默许的帮凶，谁是无辜的受害者，这其间的界线竟是如此模糊！ 审判继续着，罪与罚的道德辩证继续着，清算与平反，日尔曼人的方式，在大城小镇进行着。 东德原有18万名教师，其中2万人，在经过审查之后，已被解聘。解聘的理由：曾经是东德政府的支持者。在有些地区，凡是负行政责任的，譬如督学或者校长，不必审查就一律革职，因为，简单的逻辑指示，不是共产党的支持者根本就当不了督学或校长。 一个医院的大门守卫面对调查委员会。调查委员问他是否知道那所医院属公安局所有？知道。是否知道政治异议者也被关在里面作"精神治疗"？知道，但我只是一个大门守卫。 你身上带有武器？ 有。 那么，当有人从医院想逃走时，你是否必须开枪？ 低头。 这个守卫，也受到解聘的处置。 如果你觉得这种清算太过火（当然，当我们好人在追究坏人的时候，没有人会用"清算"这个可怕而难听的字眼），你得了解东德人期盼"平反"的心怀。是克利斯的母亲在哀求"还我公理"；是高定的母亲这一辈的人在大喊，"把所有曾经忠于党的老师揪出来！赶出去！"因为他们害怕思想的污染；是数也数不清的小市民，在自觉半生已毁的现在，要求亲眼看见罪与罚的实现、看见公理的验证，用来治疗自己或者永远不可愈合的伤口。 如果你觉得这种日尔曼式的清算太过火，那么，想想看，是不是有一个中国式的清算呢？ 谁是默许的帮凶？谁是无辜的受害者？谁有权利对谁报复？谁有权利行使公理？ 我等着看罪与罚的印证、清算与平反的实现，中国式的。 1991年10月8日活过底片的世界 1 20世纪德国最壮观的"大河文学"出现了。 这部作品的厚度有100公里长，每一公里大概有1000多页密密麻麻的文字。其中18公里是寻常百姓的生活点滴，11公里是"坏分子"的活动细节，剩下的70公里嘛，还不清楚是什么。 作者的名字是"东德公安部等"，"等"包括85000名秘密警察和数十万名埋伏在社会各个角落的"线民"。作品里的主角，是东德1700万人口。作品的名字或许可以叫"围城"，因为这1700万人住在围城里，四周有70万枚地雷，6万枝自动扫射机关枪，还有，1100只训练有索的狼狗。 今年一月，"大河文学"公开，人们涌进那蜿蜒100公里的阴暗的文字迷宫里，寻找自己的故事。进去的时候，心里已经藏着不样的预感，出来的时候，脸色苍白，双腿颤抖，太亮的阳光使人晕眩。 做妻子的，发现那定期到秘密警察那儿去报告自己行踪和言谈的，是共枕10年的丈夫。做学生的，发现记录自己"不当"言行的，是那课堂上授课的老师。作家，发现自己某年某日私下读了西方的刊物，打小报告的是那长年进出自家书房和厨房的知交。牧师，发现自己在几年前所以大病，是因为医生遵从公安部的指示，开给他损坏脑神经的药剂。异议分子，发现自己和辩护律师当年的"密谈"内容，白纸黑字的记载着。病人，发现自己对精神医师的倾吐，一卷一卷录在大河文学里…… 人们早已忘怀了某年某月某日和某人在某地做的某事，突然像血证似的摊开在眼前，角落里写着出卖者的代号——他们是街坊邻居，是亲人、知交、文友、爱人，是为你治感冒的医生，为你辩护的律师，为你指引人生的教授。 这部大河作品涵盖的广度、渗透的深度，远远超过苏联克格勃和纳粹盖世太保的成就。它在读者心中引起的灵魂深处的颤动和哀恸，更不是一般文学作品所能比拟。2 物理学者彼普的故事被安排在"坏分子"的11公里中。1987年，波普妻子袅丽可无意中对女朋友透露了自己对婚姻的厌倦感，这个女朋友马上到公安部去交了份报告：袅丽可有意离婚。 负责波普这一章的作者——公安部第22处处长，立刻开始布局，写下了波普故事的大纲： 第一阶段：促使袅丽可申请进修以加强她与其夫分手意向……同时进行，避免波普本人在其工作单位及社交生活有任何升迁或改善可能。完成日期：1987年3月。 第二阶段：扩大波普婚姻危机，加强女方离婚意愿，应设法使袅丽可与第三者（线民哈洛得）发生亲密关系。完成日期：1987年6月。 第三阶段：给波普工作单位主管写匿名信，使波普成为问题人物。完成日期：与前同。 第四阶段：在《青年》报上发表波普和前妻（克莉）所生女儿一篇文章，赞美其"坚定的社会主义信仰"，以之为榜样来警告坏分子。完成日期：1987年5月。 第五阶段：促使波普女儿就读学校加强对该女政治信仰教育。该女儿最得波普宠爱，影响其女儿应可加深波普无力感及家庭分裂。完成日期：1987年3月。 第六阶段：在波普朋友圈中散布不利于他的谣言。完成日期：持续进行。 大纲订好了，人物的发展却不十分顺利。袅丽可现在记得，1987年中有个法官朋友曾经邀请她去看戏，原来那就是奉命引诱她的线民。亲密关系不曾发生，婚姻还没有破裂；围墙，先倒了。3 尤鸿的故事只是不起眼的一小节，因为他是个小人物，他的遭遇也太寻常。 24岁那年，尤鸿想逃离围城，运气不好，被逮到，判3年徒刑。不算什么，在东德围城统治的28年之中，有23000人因逃亡罪而被判徒刑，平均起来，每两天就有一个人逃亡、被逮、坐牢。许多单身母亲携带幼儿逃亡，被捕之后，母亲下狱服刑，幼儿，就被共产党送给党性坚强的家庭去收养，从此不知生身父母。 尤鸿被关了3年；出狱前，他信口说，西德的制度比东德好。狱友转身打了小报告，于是尤鸿又被判了一年四个月的徒刑。这是1965年，罪名是"危害国家安全"。不算什么，在28年的围城中，有78000人以同样的罪名下狱，也就是说，将近30年来，每天有8个人因为"危害国家安全"而坐牢。尤鸿的命运不值一提。 16个月徒刑的前5个月，尤鸿被关在精神病院里，强迫用药。终于出狱之后，也在一个餐馆工作，时间很短，因为，不知怎么回事，他随口骂了句"共产党猪猡！"报应来得很快，尤鸿又被抓进了精神病院，医师说：你再犯一次错，我们就不得不用药剂来改造你了。 尤鸿又被释放，认识了一个在公安部上班的女郎，他告诉这个女郎公安部不是个好地方，劝她洗手不于。结果有点反高潮——他又进了监狱。 1984年，尤鸿终于又得到了自由，可是失去了身体健康，失去了20年青春岁月，失去了这一回合的整个人生。4 这100公里长、30吨重的"大河文学"里自成一个世界，一个繁复的底片世界，黑白分明：凡是怀疑社会主义的都是黑的，凡是和共产党合作的都是白的。现在这部记载一个民族生活的巨作经过冲洗，拿到阳光下一看，世界颠倒过来，黑的全变白，白的全变黑了。 那85000个秘密警察，失了业，噤声的潜入社会各个角落里，另谋生活。有办法的，自然摇身一变，从公安部小主管变成了什么合资企业小经理。人们也不十分注意。真正成为过街老鼠，人人追打的，倒是那数不清的、躲在底片世界中的、为共产党作"走狗"的"线民"。 东德的末代总理戴麦哲尔——记得他和西方列强签订和平条约时那悲剧英雄的姿态吗？统一没多久，末代总理就灰头土脸的下台，人们说，他是"大河文学"里有代号的一个线民。东柏林洪堡大学一向是东德学府重镇，大学校长芬可，灰头土脸的被解聘了，人们说，在底片世界里他是一个依附政权的密切合作者。作家，一个接着一个被揪出来，谁是谁的告密者，"狗屁精"，弄他个水落石出。 像尤鸿那样遭受迫害的人，现在热切的寻求"天理报应"。不要把一切罪行怪在制度头上，他们说，制度，是人做出来的，而且往往是某些特定的个人；追究责任是法治的根本。 那被揪出来的人，坐在破碎的世界里，既不知如何诠释过去，也不知怎么面对未来。曾经和政权合作给牧师"药物治疗"的精神医师，把背对着媒体的镜头；他从此不能再开业行医，更无法再面对社会——"给我安静吧！"他哽咽地说。 更多的人，曾经只是跟着大伙跑跑龙套，没害过人，却也没救过人。而今价值观念突然翻转过来，他连自己是清白还是有罪也迷惑了。于是，一个东德部长提出一个实际的自我检讨的办法：不必问太抽象的问题，他说，问问自己几个最具体的问题就可以决定自己究竟是否昧了良知，譬如说——人们为了自由而被射杀在柏林墙下的时候，你的立场在哪里？5 我的朋友，还有太多的人活在那底片的世界里。希望他们有一天能见到阳光，在阳光下看那冲洗出来的世界。 1991年历史的伤口绷开 昂纳克回来了。 昂纳克是谁？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时代，他的身份证字号是A0000001，东德的"头头"。在1989年，他和苏联来的贵宾戈尔巴乔夫在东柏林盛大地庆祝建国40周年；和他亲面、拥抱、握手的戈尔巴乔夫说："应变太迟的人会有恶报。" 昂纳克是太迟了。戈尔巴乔夫的预言语音未落，愤怒的人潮已经踢破了昂纳克辛苦建成的柏林围墙。统治东德18年之久的昂纳克开始了他的逃亡生涯——先潜入东柏林的苏联军医院，然后逃往莫斯科，设想到苏联的政变更剧烈，他只好躲进智利驻莫斯科的大使馆。 29日下午，昂纳克又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在踏进即将领他入狱的汽车之前，他对着摄影机握起拳头——共产党信徒的敬礼。回到不久前还是他的领土的柏林，群众等侯着他。有的喊着"释放昂纳克！"有的喊着"凶手昂纳克！"在公安警察重重的保护之下，昂纳克的轿车从机场驶往莫阿比监狱——监狱门口，两个年轻人撑着一条几尺长的白布："昂纳克，死人会找你复仇！"这两个人曾经在这里坐过三年牢，罪名：逃亡。 等侯着昂纳克的牢房，有一张木床，一张木椅，一个洗手台。在他进去之前，他必须交出所有私人用品，除了10张照片和一只结婚戒指。这个牢房，昂纳克并不陌生：1935年，23岁的地下共产党员昂纳克被纳粹政府以"叛国"的罪名逮捕，在这个监牢里他度过10年青春的岁月。 经过半个世纪，昂纳克再度成为囚犯，同一个人，在同一个地点；历史的舞台剧充满了颠覆和反讽的伏笔，8月25日将是他80岁的生日。 当载着昂纳克的苏联——不，俄罗斯飞机在柏林机场降落的那一刻，许多德国人会联想到昂纳克在1987年那一次的降落，在西德科隆机场。那个时候，守候在飞机外头的，不是警察和逮捕令，而是一国元首、文武百官，仪仗队和地上猩红醒目的地毯。那只是短短的5年前，也是昂纳克政治生涯的高峰——他，终于得到了西德的默认，以元首之礼接待他，当然也就等于接受了他所代表的政权的"法统"。 五年之后，他的国家已经从地图上消失了，再度下机，机场上没有一个等待握手的政客。车队直接驶往监狱，车程11分钟。牢狱中有他的老伙计：前国防部长卡斯勒、前公安部长米尔克、前行政院长…… 德国电视记者说，波恩政客一直大声嚷嚷着将昂纳克缉回，绳之以法；现在他终于来了，波恩政坛却一片沉默，沉默得令人奇怪。 其实并不奇怪，大家心里明白。 沉默是因为尴尬。西德向来就清楚昂纳克政权暴虐的一面：在东德围城统治的28年之中，有23000人因逃亡罪被判徒刑；平均起来，每两天就有一个人逃亡、被捕、下狱。另外有78000人被控"危害国家安全"而坐牢，也就是说，28年来，每天有8个人因为"危害国家安全"而成为囚犯。 明明知道昂纳克是一个暴政的代表，却争先恐后的和他握手，要他签名，和他拍照，那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所谓"务实政策"所能掩盖的了。当年的猩红地毯和今天的逮捕所形成的强烈对比，这个对比所传达的讽刺意味，实在是西德政客想躲也躲不掉的。所以尴尬，所以沉默。 深思的人或许有另外保持沉默的原因；面对昂纳克这样的"犯人"，要评断他的人不仅只是考虑问题的司法层面，还有政治层面，还有历史诠释的角度和道德哲学的角度。在种种考虑之中，司法层面可能还是最简单的一项。而实际上，对昂纳克的处理，到目前为止，也就是从这简单，也因此最简化的层面出发。通缉昂纳克的罪名，不是他过往的任何政治作为，不是腐败、无能、经济破产、人权侵犯……而是非常具体的"杀人罪"：德国法务部试图使昂纳克对死在围墙脚下的人负责。德国刑法第二一二条："不蓄意谋杀之杀人者得判5年以上至终身监禁。" 如果司法机构以这个"技术"成功地将昂纳克治了罪，会有许多人觉得不安：昂纳克令"越墙者得射杀"时，他是在那个制度中合"法"产生的领袖，他的命令因此是国法；谁有理由不尊重他的"国法"？有人反驳：尊重生命才是最基本的法，超越任何国法，然而这是主观的价值判断，是没有法律根据的一种道德取向，而在一个现代法治国家里，道德不能作为判罪的依据，法律才是。所以仅只以法律问题来看待昂纳克，都莫衷一是，更何况，昂纳克所揭开的，还有种种更复杂的难题： 首先，谁有权利审判昂纳克？真正干净的人才能丢那第一块石头：西德政客的容忍和东德大多数人的默许，事实上，都使他们成为昂纳克的种种程度不同的"共犯"。"共犯"哪里有资格审判"主犯"？ 再说，如果昂纳克躲在"理想主义"的大旗后面呢？如果对着世界握起拳头敬礼的昂纳克说，他至死相信共产主义，他一切的作为，包括"保卫边境"，都是实践社会主义的理想，造福他所热爱的人民，一切的一切，源于理想，如果他这么说，谁来评断这个"理想"的真与假、是与非、上升与堕落？又有什么依据能使人公正地评断这个"理想"？ 1872年，整整一百年前，德国社民党和工党的创始人贝柏被控"叛乱"，他在法庭上为他的"理想"侃侃而谈："…我自少年时代就为工人解放这个目标而奋斗，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就要奋斗到底。"他被解往监狱的路上，老百姓沿路对他脱帽致敬。 如果昂纳克在柏林法庭上为他的"理想"——尽管那已是一个灰飞烟灭的理想——侃侃而谈，我们究竟是该对他脱帽敬礼呢，还是给他脚镣手铐？ 恶心！极权政治的受害人说，昂纳克不值得任何一丁点的同情和谅解。那成千上万被毁了的人生，那加起来上千年的牢狱，那数不清的妻离子散，那没有声音的家破人亡——就这么算了吗？如果这罪魁祸首不得到惩罚，世界上还有公理这个东西吗？ 可是，即使是这些复仇心切的人，大概心里也明白：杀了昂纳克也只能满足情绪，回答不了历史的问题：什么是罪？谁有罪？罪如何形成？惩罚昂纳克只是在对"公理"饥渴时所轻易摄取的速食麦片。 但是即使如此，昂纳克回到德国受审仍是具有意义的。就他个人而言，这是一个扳回尊严的最后机会，和许多其他共产领袖相比，昂纳克其实是非常幸运的，他不曾像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一样被莫名其妙地枪毙，也不会像保加利亚或甚至苏联的共产党头目一样受夺权者的审判：昂纳克面对的是一个公认为公正的西德司法程序。他有机会再度跃上世界舞台，为自己作最后的辩护。即使是失败的辩护，也还比潜逃在某个大使馆的角落默默死亡要值得尊敬得多。 一个80岁的人，除了历史之外，还有什么可惧怕的？ 昂纳克的受审，当然又揭开了德东人尚未愈合的伤口。在统一之后的3年中，1700万德东人不仅受到失业穷困的打击，更尝到了一种"自我消灭"的痛苦，在"不知道我是谁"的认同危机中挣扎。这种危机，大部分的人仍旧相信，只是过渡的，但是痛苦并不因此减轻。 昂纳克的出现，将使德东人在为柴米油盐烦忧的同时，再度反省回顾自己的来时路。不久前，昂纳克曾经为自己书面辩护：不管东德人民是情愿不情愿，所谓"统一"事实上是西德对东德的"占领"、"兼并"，吃掉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中的东德人要比现在有更好的生活保障。 从昂纳克的审判过程中，德东人势必和自己进行内心的辩证：究竟有没有另一条路可走，那个时候？ 对西德人而言，这个世纪的第二度历史审判又开幕了。1945年，在纽伦堡，是战胜者列强在裁判一个崩溃政权的是与非，决定它的罪与罚；1992年，是德国人自己试图裁判一个崩溃政权的是与非，试图决定它的罪与罚，一项极庞大、极复杂、极艰难的历史任务。 日尔曼民族也许过度的迷信法治，认为法律能解决所有问题，但至少这个民族有面对历史伤口的勇气，有时其他民族是宁可闭起眼睛，让伤口在掩盖下默默溃坏的。 1992年墙，并没有拆掉 路铺过了，已看不出三年前废弃的样子。古桥上的监视塔也拆了，倒是砌了条石凳，让人浏览休息。桥头立着半堵墙，是当年的围墙了，既然不挡着路，也没人去拆它。水泥墙上涂着几个歪歪斜斜的大宇： "墙，并没有拆掉！" 涂写的人和看的人都明白：没有拆掉的是一堵心里的墙。 艾森纳哈市政府的财政科长在广场上等候我们，一个头发花白、态度谦逊的老绅士。曾经是灰扑扑的老街，现在焕然一新，一家接着一家灿亮的商店，标价和西方一样。但是艾森纳哈的失业比例是百分之十八。 "这些商店，"我问，"属于谁？" 科长笑了，"大部分，都是德西人来这里投资开店，我们本地人买不起也租不下这些昂贵的店面。" 那么顾客又是谁呢？所谓百分之十八，还只不过是浮面上的失业数字。如果加上那些在接受政府辅导"转业"训练的人，还有那些朝不保夕的临时工，还有那些马上就要失业的人，全德东大约有百分之四十以上的失业比例。这些漂亮商店的顾客是谁？ "游客嘛！您知道艾森纳哈是巴赫的故乡。还有住在西边的人。我们自己反而要越'界'到西边去买东西。" 既然东西价钱一样，为什么？ "譬如我买车，"科长说，停在一个十字路口，"我宁可到西边买，因为那边服务比较好，分期付款种种也都对顾客有利些。这边，总而言之还不太习惯以顾客至上的那种商业行为。" 他的话让我想起德东的女作家马容。因为对东德深恶痛绝而在1988年移居西德的马容曾经说："我知道这话听起来刺耳，可我觉得三十年来东德特务对我的压迫还赶不上东德的餐馆服务生、出租车司机、店员的恐怖统治。" 路口一辆汽车以撕裂神经的尖声启动。同道来的德西人悄悄说： "你看，这些笨蛋还没学会怎么用西方的车子；他们还以为自己在开拖笨车。" 走累了，我们在一家拥挤的咖啡馆坐下。女侍解释，今天人太多，厨房不作午饭了，只能点蛋糕。好吧，蛋糕就蛋糕吧！ "科长先生，"我面对老先生，"要问您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虽说改朝换代了，据说当年骑在人民头上的干部翻了身仍旧是当权者，是这样的吗！" 科长摇摇白头："我们公务员，都要通过过滤，我们的过去都经过委员会的调查，比较没有这种情形。工商界就不同。一个公司只管求才，谁有才就用谁。那些干部，以前他们就属于'有办法'的一群，可以出国，可以接触到外国资讯，所以也就比较灵通。现在嘛，他们自然也还占着灵通的便宜。" "现在德东人怨气冲天，从前社会主义制度的保障放弃了，新的生活水准又一时达不到。德西人也满肚不高兴，说德东人不懂得感恩——您怎么说？" 科长显然早有看法，慢条斯理的说： "我不同意德东人要感恩的说法。您要知道，西德基本法里头记载得清清楚楚：西德政府是德国唯一合法政府，东德政权是不算数的，我们都是西德的老百姓。好，既然如此，那它现在为我们做的都不过是份内的事，是宪法中所记载的义务——感恩何来之有？" 科长去上厕所的时候，德西朋友懒洋洋的说："我都不想跟他们辩论了。这些人总觉得这个世界欠着他们的，我们西边人大把大把钱掏出来给他们，好像全是应该的。他们似乎不知道，咱们的钱也是一滴血一滴汗赚出来的……" 回到大广场，在街转角瞥见一个破旧的布告栏，木框都快脱落了，板上却还勉强钉着一张发黄的布告；凑近瞧瞧，原来是张标语。 工人阶级政党面临着极重要的、迫切的基本任务。我们应当把我们的全部思想、全部力量、整个宣传、鼓动、组织和实际工作用于使无产阶级和农民更有准备地迎接新的决斗。 ——列宁 泛黄易脆的纸张被风吹得哗啦作响。 1993年清 白 先从两个签名谈起。 德国经济部长莫勒曼下台了。不到50岁的莫勒曼不但是自由民主党的主席，不但是经济部长，还是国家副总理。他是怎么从他的政治巅峰摔下来的？ 莫勒曼太太的堂兄弟的公司发明了一种新的采购推车。为了拓开市场，家族中有人就以莫勒曼的语气为这神奇推车写好了推荐信，作为广告。信打在经济部长的专用信纸上，放在部长案头。经济部长签了名，总共是七封信。 这是假公济私，滥用公权。莫勒曼就从高处重重的摔下来，恐伯再也爬不起来。 同样的事情若在台湾或日本发生，可能连个皱眉头的人都没有。 主审历史人物昂纳克的法官，一个名叫包提根的，被解除了任务。他犯了"未能保持中立"的错误。怎么犯的呢？他的属下给了他一张柏林地图，恳求他转交给昂纳克，请昂纳克在地图上签个名。包提根果真这么做了，他马上失去了主审宫的权位。由于一个签名。 同样的情况若在台湾、日本发生，可能连个皱眉头的人都没有。 两个签名所告诉我们的是，德国人如何固执而彻底的要求他们代表公权的人物保持绝对的清白。由于文化传统的不同，各个社会对"清白"的理解自然也有差异。日本人对金钱和政治之间的关联的看法，和西方人就有极大的差距。但是，对于像台湾这样一个刚刚踏上民主过程的社会，德国人这种毫无余地的对政治人物"清白"的要求，或许有借镜的参考价值。 在同一天的新闻中，还有另一桩事情透露了日尔曼民族的"清白"观。 马格德堡是从前东德的大州。前东德的马州公安部长被判两年三个月的徒刑，不准假释。如果这个判决不被推翻，它就为将来的对东德各个阶层进行的审判立下一个典范。 前公安部长穆勒的罪名是什么？第一，他核发了2500件电话窃听许可；二，他的部门拆看了3500封以上的邮件；三，他从邮件中截取了至少35万马克的现金，被截取的信件全部被销毁。这些都发生在1989年间。 法官说，他们也知道，窃听、截邮、没收现金，都不是穆勒自己的发明，而是东德普遍的一贯措施，那35万马克也并未进入穆勒自己的口袋，而是记录分明的成为公安组织的公款。 可是，法官说，穆勒是学法律出身的，他应当知道，即使是东德本身的宪法都对个人隐私和财产有明文保障的；他应当知道，上级给他窃听截邮的命令都是违法的。知道是违法的，他就该抗命。法官说，他们也知道，抗命的结果可能是解聘或其他更严重的后果，可是，法官说，解聘又怎么样？你穆勒平常的收入比寻常人高出许多，解聘了也坏不到哪里去。 良心清白超越一切现实考虑，对这些法官而言。 促使经济部长和昂纳克主审官下台的"清白"观使我油然生敬，将从前敌国的情报头子治罪的"清白"却使我不寒而栗。哪一国的宪法不保障隐私和权益，而哪一国的情报头子不窃听不截邮呢？一方面承认穆勒的所作所为只是忠于职守、"尽忠报国"，另一方面却又加以治罪，因为他的"忠"是一种错误的"忠"——由胜利者的标准来看。一方面承认抗命会招致个人灾难，另一方面却又强调个人灾难之不为灾难，完全是隔岸观火的轻松调调。 穆勒事件和前两件不同，在于前者是"我们要求清白"，后者却是"我是清白的，你是脏的"。胜利者清白，失败者脏。在这种自以为是的清白里有一种昧己的傲慢，令人不安。 1994年患失眠症的民族 喝咖啡的时候打开报纸，1993年10月12日，法兰克福广讯报。 莱茵邦法务部长宣称，纳粹非常法庭在该邦所判33个死刑案，已经全部注销。大多数案件为鸡鸣狗盗之小事，但皆被判极刑。注销，是一种平反，法务部长说，也是很重要的政治清白。 你说，都50年过去了，人也早绞死了，这种平反有什么意义？ 翻下一版。 波茨坦。专为东德时期受迫害者平反的检察官向波茨坦法庭正式提出告诉，控告一名52岁的前东德狱长，罪状是从1968年到1980年间利用职权虐待犯人。波茨坦法庭必须决定：对于东德时期罪行应该继续追究刑责，或者豁免期的原则应该使这些人迢迢法外？ 翻下一版。 德东萨克森邦法务部长海特曼有篇文章： 德西人说，我们不要沉湎于过去，一味追究过去的责任使分裂的德国无法和解，我们需要的不是追究，是宽恕…… 宽恕的前提是真相的面对。我们的国家迫切的需要宽恕，可是那是施暴者和被害者之间要发生的一个过程——施暴者认罪了吗？在哪里？我见到的只是自我开脱。 宽恕并不能带给我们真正的和解，清楚地去追究法律责任和道义责任才能使真理浮现。 我们的社会现在陷于真相和谎言的矛盾，唯一的办法是正视这个矛盾，掩饰矛盾只有使我们再回到原始，四五年我们已经经过一次炼狱。 没完没了的，放下已经凉了的咖啡，你想，德国像一个彻夜失眠、夜夜失眠的老人，在黑暗中睁大着眼睛无尽止的反省自己、审判自己、捶打自己，和醒着的灵魂作永无止尽的辩论。 一个患失眠症的民族！ 中国人没有这个问题。8月份在北京农村，走过"大队"的高墙；我问那在村子里生长的妇女： "文革时候欺凌别人的坏蛋，今天都到哪里去了？" 她笑笑，指指高墙，"在里头哩！" 中国人喜欢讲宽恕，因为宽恕不但道德上好听，而且用起来方便。有了速食面似的宽恕，人就可以饱饱的上床，倒头就睡。 我倒是再喝一杯咖啡，今晚就要失眠了。 1993年小城思索1 是一个萧瑟的秋天，我决定出去走走。带着一个破旧的行囊，到了法兰克福火车站。火车站里熙来攘往。年轻人歪坐在地上，背靠着塞得鼓鼓的登山背包；老年人小心地推着行李车；穿着深色西装的男人们紧抓着手提箱和当天的经济新闻。二十个月台，数不清的可能的目的地：汉堡、柏林、维也纳、布拉格、罗马、巴黎、哥本哈根。有一列车正在开动，我急奔过去，攀上车门。好极了，两个小时以后就下车，不管它停在哪里。 坐定了才知道，这是开往柏林的列车。 两个小时之后，火车在一个小站停了下来。 我这样发现了魏玛。2 1770年的德国还是"春秋战国"的时代；没有所谓德国，只有三百个大大小小的公国，各有各的军队和法律、公爵和农奴，彼此还玩着远交近攻的游戏，战乱连连。国与国之间交通不方便，货物来往得重重缴税，连时间都各行其是。西方的法国和英国已经感觉到革命即将来临的隐隐地震，讲德语的这些小国家还在山坳坳里继续着保守的封建传统。作物歉收时，成千上万的人要死于饥荒。即使在平常的日子里，半数的孩子活不到十岁。成人的平均寿命也不超过四十五岁。格林童话里那么多后母和孤儿的故事，不过是"贫贱夫妻百事哀"的时代反映。 阅读人口不到总人口的百分之五。而为了对付这百分之五，统治者还得有各种控制手段。诗人舒巴特写诗抨击贵族的荒淫无度，被符腾堡的公爵驱逐出境，后来又诱他回国，囚禁了十年。席勒在符腾堡被禁止写作，"乱邦不留"，只好逃到另邦去发表作品。歌德的"少年维持的烦恼"在莱比锡被称为"毒草"而上了禁书名单。但是统治者对思想言论的箝制只是他权力的一小部分罢了；想想看，他还能够将他的属民卖给外国当炮灰，每战死一个兵他可以赚得五六百塔勒。恩格斯描述当时的社会："政府的搜刮，商业的不景气…一切都很糟糕，不满情绪笼罩了全国。没有教育……没有出版自由，没有社会舆论……一切都烂透了……" 在这样暗淡的天空下，魏玛小城，人口不过六千，究竟怎么变成一束光，吸引聚集了德语文化的各邦菁英，使山坳坳里的德语文学突然提升成气势磅礴的世界文学？1770年，维兰德来到魏玛。1775年，歌德来到魏玛，1776年，赫尔德来到魏玛，1779年，席勒来到魏玛。 维兰德是洛可可文学的主要代表，出版了德国第一个重要文学杂志"德意志信使"，写出了德语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启蒙小说和第一个不押韵的诗剧，第一个大量翻译了莎土比亚的作品，给德国文坛带来极大震撼；他的翻译直接影响了赫尔德、歌德、席勒的写作。赫尔德可以说是狂飙突进文学运动的理论导师。他提倡对旧格律和旧形式的打破重来，让形式去配合自由的思想；他主张任何伟大的世界文学都必须先植根于民族本士。作为康德的学生，赫尔德承继了启蒙主义的理性，但是他对情感的强调和对古典主义的批判又酝酿了狂飙突进文学与浪漫主义的发芽。在斯特拉斯堡时，一个修法律的学生每天来和他讨论文学与思想，他对年轻歌德的影响是直接而明显的。维兰德和赫尔德都是德国文学史上承先启后，举足轻重的人物。 来到魏玛的歌德才只26岁，一个有法学博士头衔的畅销小说作者。前一年才出版"少年维持的烦恼"轰动了欧洲；意大利教会买了所有的译本，放了把火成堆烧了。多愁善感的年轻人抱着书，穿着维特式的衣服，做出维特忧伤的表情，去自杀。1775年携至魏玛的行囊里，已经藏著浮士德的初稿，诗剧"普罗米修斯"和剧本"铁手骑士"。歌德当然不会知道，他将在这个小城里生活五十七年，歌哭于斯死于斯。而街上引车卖浆的老百姓和宫廷里附庸风雅的贵族们，恐怕也没认识到眼前这年轻作家将成为德语文化的火炬，将重写德国文学史。 席勒逃离独裁专制的符腾堡公国，成为流亡作家。分裂的"春秋战国"状态还真是个幸福美好的时代，对作家而言。席勒离弃了一国，还有两百多个同文同种的德语国家让他择枝而栖，待价而沽；如果碰上个中央集权大帝国，那可就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了。思考缜密的席勒在史学和美学上都有重要著作，1794年到了魏玛，与比他年长10岁的歌德开展了德国文学史上最灿烂的古典时期；1797年，两个人都有划时代的叙事长诗发表，使得这一年被文学史家称为"叙事诗年"。3 独自坐在公园里一张长椅上，展读魏玛史，阳光把晃动的树影投在书页上，摇花了我的眼睛。但是真让我眼花撩乱的可不是阳光啊！给我一个小城，给我一个年代，让韩愈、刘勰、关汉卿、曹雪芹一块儿发出光彩，我也要目眩神迷的，不是吗？ 1770年的魏玛公国，全国人口不过10万，军队不过数百，还被后来的歌德裁军裁了一半；突然变成了人文荟萃的中心，过程并不复杂。"成功的男人背后必有一个女人"，安娜·阿玛丽雅嫁给魏玛公爵时，将她对文学艺术的爱好也带来了魏玛。儿子少年时，她把维兰德聘来做家庭教师，同时大力推动剧院，艺文沙龙和图书馆的建立。深受母亲影响的卡尔王子执政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把歌德聘来，以1200塔勒的年薪，花园豪宅，还有完全的信任。如果一个战死的士兵才值600塔勒，歌德的薪资显然是可观的。紧接着歌德把赫尔德引进成为宫廷牧师，把席勒找来发展剧院。思想的开放，人文气息的浓厚，对文人艺术家的厚爱，使魏玛小国成为18世纪德语世界的文化大国。 所以英雄是可以造时势的。促成了德国文学史上最灿烂的一章的，是一个热爱文学，尊重文化，而且胸襟开阔的封建贵族。有他没有他，历史就是不一样。曹雪芹过了十几年"举家食粥酒常赊"的困顿不堪的日子，五十岁不到便潦倒地死在北京西郊一个山坳里，"孤儿渺漠魂应逐，新妇飘零目置暝"。如果他有一个热爱文学，尊重文化，胸襟开阔的统治者的支持，中国文学史是不是也可能多出特别灿烂的一章？ 啊，对不起，我知道，在历史里说"如果"是件无聊透顶的事。曹雪芹的时代已经有它不容"如果"的史实：1724年禁市卖"淫词小说"，禁丧殡时演戏；1728年郎坤因《三国演义》而革职；1738年禁"淫词小说"；1753年禁译《水浒传》和《西厢记》；1764年，禁五城戏园夜唱……曹雪芹只能死在他的凄凉荒村里。雍正和乾隆写的是一部不同的历史。 可是那是君主专制时代，一个个人可以决定历史。那个人也许是英雄，也许是暴君，席勒在符腾堡因暴君压迫而失语禁声，在魏玛则因英雄赏识而才华奔放。为了避免人治的不稳定，20世纪的我们终于走到了所谓法治的地步：从前的农奴、工匠、市民、学者，现在都成了"选民"，以投票来决定谁是自己的"统治者"。问题是，这个代表民意的总理或总统或总裁或主席，是否就更能保障思想的自由和文学艺术的发展呢？问题是，假设在1775年，卡尔公爵已被推翻，魏玛要以公民投票来决定是否聘请歌德和席勒，投票的结果会是什么呢？4 经过巴赫的故居，经过歌德的图书馆，从他手植的一株来自中国的银杏树下穿过，经过托玛斯曼和托尔斯泰住过的大象旅店，经过李斯特的旧宅，折向西北，沿着一条安静的老街行约20分钟，找到洪堡街36号，就是尼采故居了。他在1897年搬进这屋子，三年后在这儿去世，一个饱受痛苦，精神错乱的天才。 庭院寂寂，一只棕红松鼠在大树间跳跃穿梭。也许在寻找干果。 没想到房子里面比外面庭院更冷清。一个访客都没有，管理员百般无聊地坐那儿，好像已成静物陈设的一部分。歌德故居里挤着一堆又一堆的学生和游客，扬扬沸沸，解说员滔滔不绝。尼采你何以寂寞至此？ 尼采的自述曾经让我在寒夜孤灯下笑出声来。在自述里，他解释"我为什么这样智慧"，"我为什么这样聪明"，"我为什么写出了这样的好书"，用一种狂妄的艺术姿态睥睨传统社会，重估一切价值。我不能不爱他叛逆的彻底。他对自己民族的批判更是淋漓痛快……"凡德国势力所及之处，文学就会遭到摧残，瓦格那在德国人中间纯粹是个误解，我也是这样，并将永远如此……首先得有二百年的心理和艺术训练，我的日尔曼先生们！"尼采预言，有一天，人们会成立特别的讲座去研究《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但是"今天还没有人听取，还没有人懂得接受我的东西，这不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在我看来也是理所当然的。我不想被人误解，因此，我也不要误解自己。" 难道尼采，在他旷世的大寂寞中，早巳知道他将如何地被他最蔑视的人所扭曲误解？难道他早已知道他自己就是"悲剧的诞生"？ 住进洪堡街36号的尼采已经是个无法与人沟通的病人。白天，他躺在沙发上睡觉；午夜，来探看他的好友却听见痛苦的喊叫，尼采在房里用全身的力气狂吼。第一个"误解"尼采的是尼采的妹妹伊丽沙白。她掌握了所有的手稿和信件，按照自己的信念加以编撰，修改，重写。很不幸的，伊丽沙自是个德意志种族沙文主义者，而且有着庸俗不堪的品味。这个女人把自己打扮成尼采的大祭司，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尼采崇拜者。有一天，屋子里觥筹交错时，她还戏剧化地把一个大布帘突然拉开，让大家"瞻仰"坐在轮椅中形容憔悴，目光呆滞的病人。墨索里尼赠她以鲜花礼物，希特勒亲自三度来访；即将跃上权力舞台的纳粹在寻找使其政权正统化的理论支柱，伊丽沙白热切地提供了经她烹煮的美食，尼采的思想变成纳粹的国学。洪堡街36号成为一个文化殿堂。 1945年，改朝换代了。无产阶级专政，人民至上的魏玛把洪堡街36号从地图上涂掉，"法西斯"哲学家尼采成为禁忌。他的资料仍存在屋子里，但在东德的历史上，尼采已被政治的大橡皮擦整个擦掉。偶尔有外国学者来看档案，计程车司机必须把每一个前往洪堡街36号的乘客向安全部报告。 是整整半个世纪的遗忘，使那松鼠如此大胆自得，纵横来去，仿佛它才是这里的主人。尼采死后一百年，前五十年被捧为官学，后五十年被贬为伪学。官学伪学当然都不是真正的尼采。"首先得要有一百年的心理和艺术的训练，我的日尔曼先生们！"尼采的黑色预言听起来傲慢无比，却准确地道出了历史的真相。历史的真相，或者说，历史的没有真相，令人黯然神伤。 那热爱文学、尊重文化、胸襟开阔的魏玛，是死在谁的手里？5 希特勒的权力也是人民大众所赋予的，不是君权神授，爵位世袭，当人民大众取代了封建贵族掌权的时候，文化，又怎么样呢？ 1919年，名建筑师葛罗皮雅斯在魏玛成立了一个新的美术建筑学院，叫做"Bauhaus"。Bauhaus的原意是建筑工地上暂时设置的工作房，葛氏以工作房为象征，推出自己的艺术理念："视觉艺术的终极目的在于建筑。美化建筑曾经是美术最重要的任务……建筑师、雕塑家、画家，必须回到工匠的园地……我们要创造一个崭新的未来建筑，在其中建筑设计、雕刻、绘画浑为一体。"把美术从冰冷的画廊里带出，带进人的日常生活空间里去，是葛氏的美术哲学。很少人料到，Bauhaus将影响整个20世纪的西方美学和建筑。 葛氏招了一批志同道合的艺术家来到魏玛，最有名的包括PauIKlee和Kandinsky。头四年里，瑞士的JohannesItten影响最大。他深受道家和禅宗的启迪，祟尚美的诉诸直觉而排斥理性分析，并且以禅院里师徒相授的方式教学，每堂课由打坐和音乐开始。LaszloMoholy-Nagy把结构主义的想法带来，试图结合艺术与现代科技。20世纪最前卫的艺术实验就在小城魏玛展开。一支文化的利刃正磨淬它的锋芒。 魏玛的居民开始觉得不安；Bauhaus艺术家的穿着不符常规，他们的设计光怪陆离，事事背离传统。魏玛的父母们要恐吓啼哭的孩子时就说，"再哭就把你送到Bauhaus去！"最致命的是，工作房的艺术家们不是民族主义者。一次大战的惨败，凡尔赛和约的耻辱，使20年代初的德国人自信心尽失，自信心越低的民族越需要讲民族自尊。Bauhaus里充斥着外国艺术家，而且他们的艺术理念是世界性的，于是没多久，魏玛的大报上就出现了这样的攻击文字；"不以民族为本位的艺术就是对祖国的谋杀。"发动攻击的是魏玛本地的作家和艺术家，挟着市民的支持。 这里，高涨的本土意识向Bauhaus的国际意识宣战了。讽刺的是，反对先锋艺术的人多半以文化传统的卫道者自居，而他所捍卫的文化传统就是歌德席勒所代表的传统。奇怪啊，席勒的作品里有多少批判现状、挑战传统的叛逆，歌德的思想里有多少对宽阔的世界文学的向往，到了卫道者的手里，全变成了死传统，像泡在福尔马林防腐剂里的伟人尸体需要士兵的捍卫！唉，德国人与中国人怎么这么相似。 1925年，魏玛已经成为反犹排外的纳粹党的根据地；Bauhaus被迫解散。歌德的小城终于失去了最后一次发光的机会。6 没有光，只有浓烟滚滚，从大烟囱里呼呼喷出，遮盖了魏玛的天空。 1919年，Bauhaus的艺术家选择了魏玛作为他们美学的乌托邦；刚刚推翻了封建帝制的德国共和国——德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也选择了魏玛来开国会，作为民主的乌托邦；是为"魏玛共和国"。共和国的结局是悲惨的。在乱局中人心求治，强人一呼百诺，魏玛支持纳粹的比例特别高。1937年，纳粹设置了一个集中营，杀人灭迹的煤气炉、焚化炉，一应俱全；地点，又是魏玛。 地面上尸横遍野，天空里浓烟滚滚。这是哲学家与诗人的国度，这是挣脱了封建桎梏，人民作了自己主人的时代。 我在20世纪末见到魏玛，一个安静朴素的小城，商店里卖着各形各色歌德和席勒的纪念品。没有剑将出匣的隐隐光芒，没有蠢蠢欲动的躁热不安。看不出，它曾经撼动世界。7 推翻了帝王贵族，我们得到独裁者。推翻了独裁者，我们得到大众，同时得到最贴近大众因此最平庸的文化品味。当年，如果要公民投票来决定歌德和席勒的去留，来决定疯子尼采的命运，平庸主义恐怕是最后的胜利者；民主的倾向就是向平庸看齐、靠拢。但是，一个以平庸的标准为标准的社会，能思索什么，创造什么？平庸主义以大众之名对菁英异类的压抑和符腾堡公爵对席勒的压迫有什么根本差异？ 我痛惜那饱受糟蹋、百年孤寂的尼采，我遗憾Bauhaus艺术家的壮志未酬。也不在乎大声地说，我对民粹精神非常疑惧，对平庸主义绝对反感。如果大众的胜利意味着文化的失败，这个胜利只能是虚假的，因为，缺少思索和创造的社会绝对走向停滞；在一个停滞的社会里，还有谁是胜利者呢？大众只能擦亮前人的纪念品在黄昏里过日子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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