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曼瞪着我，慢慢说："所有的出卖者，所有的叛徒。" 走出阿曼的杂货店，我还是一直感觉到他黑色的眼光。 1993年9月月光笼罩迦南1 走之前，翻箱倒柜地寻找，终于在满墙书架上一个手够不到的偏远角落里找到了；踩上梯子，费力抽出来，再用抹布，把书面书背厚厚的灰尘拭掉，封面的烫金又亮了起来。 于是每夜入睡前，就在床上重读这本老书，旧约圣经，从创世纪开始，很专心地读。 伴侣狐疑地探过头来，"有毛病呀你？"他说。 我读着读着，读到夜深，读到清晨。2 黄昏时分，穿过迦法城门，走进狭长蜿蜒的阿拉伯市场。游客已经稀疏，留着小胡子的阿拉伯人闪着诡谲的眼光靠近来说："里间还有特别的东西，进去看看？" 我摇摇头，继续往前走。 转过幽暗深邃的回廊，又是深邃幽暗的回廊；踩过几级石阶，在意想不到的角落又是几级石阶。辗转回旋，走在历史的迷宫里，越走越深，越走越困惑，正觉得整个人已经陷在石墙石柱阴影中时，踏脚出去却蓦然发觉头上一片晴空，月光，好像应承某种终身不渝的盟约，倾其所有地瀑泻下来，照亮了整个古城。不知怎么，我竟然立在一片层层叠叠、起伏有致的屋顶上头，放眼纵看，白石砌成的房舍城垣、教堂回寺，在温柔而虚渺的月色中纵横交错成一片惊心动魄的抽象线条。 今夕何夕？我几乎不敢眨眼，用眼光慢慢地、馒慢地描绘着月光所勾勒出来的线条。哭墙在清辉里像一面巨大的舞台布景，黑色的人影幢幢，将灵魂的重量倚在墙上。眼光描过教堂的圆顶，越过城垣，远处沙漠丘陵起伏，白色的沙，映着月光。月光锁着古城，像一种蛊惑。 是7岁那一年吧？我第一次听到的名字。村子里的外国神父让赤脚的跳着叫着的孩子包围着，他摸摸孩子的头，给每一双伸出的小手一张圣诞卡片。卡片上教堂和房舍纵横交错成一片抽象线条，线条上闪烁着五颜六色的金粉。"多么美丽——"7岁的我心里轻轻地叹息， 手指慢慢地慢慢地描绘着微微凸起的线条，"多么美丽……"美丽竟然能使人心疼。 这是耶路撤冷，神父说，耶路撤冷，说说看。 那么多年以后，我被什么东西牵引着，来到一片孤寂的屋顶上，意外地撞见月光笼罩下的耶路撤冷；错落有致的白石在黑暗中被照亮，显得纯洁宁静，好像经过几世几劫，月光仍是月光，白石依旧白石。徐徐夜风袭来，隐然穿梭过无数个时空的回廊，我仰脸闭上眼睛，眼睑仍能感觉夜风和月光的流动。3 "一百多年了，我们在寻找乡土；一百多年了，我们试图过平静生活，一心只想种下一株树，铺好一条路；一百多年了，我们试着和邻居修好， 过免于恐惧的生活；一百多年来，我们一边梦想一边作战……在这片苦难重重的土地上，我们和炮火、地雷、手榴弹一起呼吸……我们几乎每天在 埋葬死者。一百年的战争和恐怖使人们伤痕累累……" 坐着听以色列总理的演讲，拉宾的话哀伤而动人，可是，耶路撤冷的"苦难重重"，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血海深仇，只是一百多年的事吗？开始，恐怕是五千年前吧！"对阿伯拉罕说：抬眼望出去，往北、往南、往东、往西。你目光所及之处，都是我应允给你和你子孙的土地。"（《创世纪》） 这片土地，就是石砾遍地的巴勒斯坦。阿伯拉罕的子孙，满脸络腮胡的耶舒华振振有辞地说："什么占领区？这是神许给我们的家产！你去读读旧约吧！" 我读着旧约，却发觉问题不像耶舒华说的那么简单，和神有私盟的阿伯拉罕固然是犹太人的始祖，他却同时也是阿拉伯人的远祖。你看，阿伯拉罕的妻莎拉不能生育，于是要阿伯拉罕以她的婢女为妾，婢女生子伊斯米尔，而伊斯米尔就是阿拉伯人的始祖。莎拉得列神的恩宠，以90高龄而生子伊萨克，伊萨克的12个孙辈，就成为以色列12个部族的起源。 这么说起来，今天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血海深仇，只不过是五千年前开头的同父异母的兄弟间争夺家产的延续，也是人类历史上缠讼最久的房地产纠纷。耶舒华你同意吗？4 三千年前，大胡子耶舒华的祖先曾经有过一段黄金时代。才气纵横的大卫王东征西讨，打下了一个叫"耶布斯"的小城，以此为都，并改其名为"耶路撤冷"；小小土城，在大卫王不可知的未来成为人类三大宗教的圣地、历史的脐带。 在中国的春秋时代，大概就在晋国攻下郑国的前后吧，巴比仑的军队打进了耶路撤冷，放火烧城，俘虏了犹太国王和大臣、百姓。数万犹太人流离、迁徒，这是犹太人第一次的大流亡，开始了两千多年寄人篱下的生涯。 而耶路撒冷这个沙漠中的土城，则任它朝代兴亡，高楼建起，高楼垮下。巴比仑人来了又走了，波斯人来了又走了，希腊人、罗马人来了又走了，唯一不走的，大概只有那冷冷的月光。 当李渊称帝，建立唐朝的时候，阿拉伯人的骠马正驰骋沙场，南征北伐。"贞观律令"颁定之后几个月，阿拉伯人击溃了拜占庭的军队，长驱直入耶路撤冷；巴勒斯坦开始成为回教徒的天下。 那是公元638年。 在1993年，如果你站在耶路撤冷郊外山岗上，往约旦河的方向望过去，你会看见阿拉伯人的村子历历在目。头包白巾的老人手里握着拐杖，赤脚行过沙砾满布的荒野，他在找他的羊群。不一会儿，从土丘后面冒出一个黑巾蒙面的女人，那是他的妻，赶着羊群向他走来。 这一对满面风霜的老夫妻和他们黄土色的羊群，已经在名叫巴勒斯坦这片土地上生活了一辈子，脚下踩的是一代一代的祖先的足印。 公元691年，那是我们的武则天即位后一年，阿拉伯人在耶路撤冷用巨大的石块建起了清真寺，地点就在默罕穆德升天前留下一个脚印的地方。耶路撒冷成为回教徒的"圣地"。月光照耀的时候，白色的巨石闪闪发光。 "我生在这里，长在这里，有一天要死在这里。" 在耶路撤冷一个阴暗的骑楼下，老人抽着水烟筒，七、八个老人一排坐开，各自抽着烟筒，默默地听着。"我的父亲生在这里，我的祖父生在这里，我的曾祖父、高祖父，坟都还找得到。可是犹太人说这是他们的地方。你说这是不是无赖？" 无赖不无赖我不敢说，历史的冷酷无情我却是知道的。"历史的冷酷无情，"老人说，"没有人比巴勒斯坦人更清楚。我在这城里活了一辈子，可是每次到约旦看亲戚回来，我还得办以色列签证才回得来——你听过什么人回家得办签证的吗？" 是的，我听过；当年，持中国护照的台湾人要回台湾那个自己的家，是得向日本人办理签证的。这就叫占领。5 当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种橄榄、喂羊群的那好几百年，犹太人在哪里呢？ 犹太人一直在夹缝里惊惶喘息。别忘了，当中国开始了五胡十六国的时代，基督教已经从异端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君士坦丁大帝将巴勒斯坦列为"圣地"——耶路撤冷、伯利恒，四处兴起了基督教。1099年，远方而来的十字军因此而理直气壮地打进耶路撒冷，杀烧掳掠，手屠犹太教徒和回教徒。甚至到1516年当耶路撤冷纳入土耳其人的奥斯曼大帝国时，整个耶路撤冷不过300家犹太人。 犹太人在哪里呢？ 他们在俄国、在波兰、在匈牙利、在罗马尼亚……在每一个国家做"异乡人"。不被本地人接纳，也不愿被本地人同化，他们聚集在城墙外，自成一区。他们的凝聚力如此强大，使本地人侧目，时局不好时，犹太人就成为众矢之的。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的那一年，近20万犹太人被西班牙人逐出家园。是"家园"，因为大多数人已经在那儿活了好几代，可是由于是寄人篱下，主人驱客只需挥手。所谓几代家园只是一厢情愿的假想。 抽水烟的老人啊，其实最深刻了解历史的冷酷无情、最能体会寄人篱下的痛苦的人，正是那今日使你无家可归的犹太人哪！ 1881年，你记得，就在这一年，中国和俄国签订了伊犁条约，赔出900万卢布，在俄国境内的犹太人则面临灭种的危险，上百万的人被迫离乡——多数人前往美国，少数人却辗转来到原乡——巴勒斯坦，身无分文，只带了一个梦想，或许手里还有一本旧约。 百万人的流离失所使许多犹太人开始以新的角度审视一下历史难题：也许和地主国同化不是解决种族宗教歧视的办法，也许，也许根本的办法是建立一个属于犹太人自己的国家。 从俄国回到巴勒斯坦的那些少数人就怀抱着这样一个模糊的梦想，也是最初的所谓"锡安主义者"（zionist），"犹太复国主义者"，我称为"原乡主义者"。他们流浪已久、疲惫已极的脚踏上巴勒斯坦土壤的那一刻，也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所亲眼目睹的以巴血海世仇的开始。当拉宾沉重地说，"一百年的战争使我们伤痕累累"，他回首眺望的，正是这些原乡者在海滩上踩出的脚印，痕迹仍旧鲜明，因为淌血不断。 痛苦使人团结。1897年，第一度锡安大会在瑞士举行了。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犹太人议论纷纷，探讨民族未来命运。原乡建国论者还属少数；有人主张将巴勒斯坦看作一种抽象的文化祖国，有人认为和寄居国密切合作才能保存犹太文化，有人害怕犹太人建国反而会促使寄居国更加迫害，更有人建议把犹太国建在非洲刚果……。奇怪的是，在七嘴八舌的建国讨论中，没有人想到一个问题： 犹太人回"原乡"建国，好，那么"原乡"上那几百万耕了一辈子地的阿拉伯人怎么办？"锡安主义者"喊出一个口号："巴勒斯坦有国无民，犹太人有民无国！"理所当然，犹太人应该移民巴勒斯坦，皆大欢喜。 怎么回事？巴勒斯坦怎么会"有国无民"呢？那手持拐杖赶着羊群、赤足走过砂砾的老夫妻和他们一代又一代的先祖又算什么呢？ 他们不算"民"，因为他们不知道何谓"国"。到了19世纪，阿拉伯人还不曾发展出国家观念。在巴勒斯坦埋首种地的老农，只知道自己属于哪一个家族、部落；问他是"哪国人"，他只能瞠目以对。1913年，当阿拉伯联盟大会在巴黎召开时，与会目的也仅只于向奥斯曼帝国争取多一点政治权利，而不是要求民族自决。一直到第一次大战期间，土耳其人对阿拉伯人横加暴虐，才促使阿人与英、法联合，对抗已经分崩离析的土耳其帝国。交换条件是，英国将协助阿拉伯人独立建国。 短短两年后，1917年，英国人即又在著名的贝尔福宣言中，将巴勒斯坦许给犹太人建国——今天的以巴仇恨，竟是如此不可预见的吗？或者说，人的短视使悲剧无可避免？6 犹太人一波一波地涌往原乡。文化中像强力料似的凝聚力使犹太人组织起来，集体在巴勒斯坦买地。那在地上耕作的，是手掌上长满粗茧的佃农，土地的所有权，却在绅士的口袋里，他们住在遥远的大马士革、贝鲁特。土地上换了主人，原来胼手胝足的佃农发觉自己一夕之间失去了生计。 "那又不是我们的错！"屯垦区里的简妮，拖着及地长裙，边煎蛋边说，"我们是用钱买的地，巴勒斯坦每一寸地都是我们光明正大买下来的。我知道可怜了那些佃农，可我们有什么办法？" 脑子装着梦想和理想，手里紧握着旧约圣经的犹太人，充分发挥他们远祖阿伯拉罕的精神，一踏上巴勒斯坦就开始屯垦，用手，用脚，用汗水和智慧。当中国的青年在闹革命、推翻满清政府的时候，犹太人正在巴勒斯坦的沙漠里屯垦。今天你从特拉维夫机场出来，触目所及是这个忙碌的商业都市——谁能想象，在刚过去不久的1908年，几百个垦民，携儿带女的，立在苍穹和荒漠之间，低首祈祷，那就是特拉维夫的开始？ "你眼睛所能看见的，"刚下飞机的眼科医生手指着行驶中的车窗外，"你眼睛所能看见的每一棵树，都是我们亲手种的。" 我们在从特拉维夫往耶路撤冷的公路上。"我们亲手种下的！"她骄傲的语调不能不使我又想起旧约里的话：神对亚伯拉罕说："抬眼望出去，往北、往南、往东、往西。你目光所及之处，都是我应允给你和你子孙的土地。" 眼科医生是那个子孙，她认为她有权利、也有义务，在她目光所及的土地上深深种植，盼望收获。 土耳其帝国溃倒之后，巴勒斯坦又来了新的主人——英国人。在英国的统治下，犹太人不断地涌入，阿拉伯人不断地暴动，耶路撤冷不断地流血。1936年，为了抗议英国不阻止流亡人潮涌进， 阿拉伯人发起了长达6个月的罢工罢市运动（原来50年前就有了"因地发打"运动！）三年后，英国人终于承诺将在10年内给予巴勒斯坦人独立，同时将犹太移民数目限制于75000。 但是，这已是1939年，恐怖的1939年，欧洲的犹太人濒临绝境，煤气房和集中营等着他们。英国定下的移民限制，等于给百万的犹太人定下死刑。由于这个悲惨的刺激，10年后当犹太人立国时，同时也立下宪法，以色列将是世界上所有犹太人的祖国，对犹太人来者不拒。 为了自救，犹太人组织了地下游击队。在1945、1946年间，游击队调动了64艘船，把73000人载往巴勒斯坦——这是现代版的出埃及记吧？！像摩西以法术使埃及人的长子猝死，游击队也诉诸恐怖暴力；大卫王饭店的爆炸中死了91个英国官兵。7 沿着大卫王大街走向边法城门，大卫王饭店就在右手边。进进出出的不再是身穿制服的英国官兵，而是背着录摄器材的各国记者，他们来为今天的耶路撤冷作历史的注脚。 历史的面貌诡谲难辨，或者说，历史根本没有面貌，只有面具，无数个面具。 当年炸死英国官兵的犹太恐怖分子，譬如比金，变成日后以色列的政治领袖。当年暗杀以色列政要和运动员的巴勒斯坦恐怖分子，譬如阿拉法特，成为今日巴勒斯坦建国的政治英雄。 恐怖分子和英雄领袖的差别，恐怕只印证了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历史规则吧！而当这些由恐怖分子蜕变为政治领袖的人风度翩翩地坐下来开会时，与他们意见不同的新恐怖分子又悄悄从他们身后窜起，像一个受了诅咒的恶性循环。 最诡谲的，莫过于面具的交换。犹太人曾经是欧洲的孤儿，他的流离使世人同情，他的艰苦建国使世人鼓掌，但是，犹太人有了归宿之后，巴勒斯坦人成为新的犹太人——现在轮到他们流离失所，他们饱受寄居国的歧视，他们没有国家的保护。巴籍作家Fouaz Turki在《失去继承权的人》中写着： 今天，两个巴勒斯坦人碰在一块儿，马上就有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同胞感，我们渴望团结，团结在一起承担痛苦……以前所分隔我们的阶 级身分完全消失了…… "天涯沦落人"曾经是犹太人，现在，是巴勒斯坦人；犹太人的幸福，有很大一部分，建立在巴勒斯坦人的痛苦上。所以阿拉法特在1974年说，欧洲人做了伤天害理的事，对犹太人欠了道义的债，良心不安，但是这个债，却要巴勒斯坦人来代偿。 阿拉法特实在一针见血，历史对巴勒斯坦人确实是不公平的，可是，谁说历史的规则是公平的呢？8 1993年10月28日，以色列人米拉其离开他那由铁丝网围起来的屯垦区，步行到邻近阿拉伯人的村子里去买鸡蛋。阿拉伯人的鸡蛋比较便宜。 没有多久，人们就发现米拉其焦黑的尸体。反对以色列和谈的回教激进分子"哈玛斯"杀了来买鸡蛋的米拉其。 米拉其的朋友们，心情激动的犹太垦民，冲进阿拉伯人的小学，一把火烧掉了教室。 犹太人杀阿拉伯人。 阿拉伯人杀犹太人。 以色列人杀巴勒斯坦人。 巴勒斯坦人杀以色列人。 公元1993年。9 经过长途的旷野跋涉，摩西和以色列人来到了迦南的边缘；迦南，神所许给他们的土地。 摩西挑选出12个精英作为侦察，出发前谆谆告诫："你们去窥探迦南地；你们从南地上山地去，看那地如何，其中所住的民是强是弱，是多是少，所住之地是好是歹，所在之处营盘还是坚城……其中有树木没有。你们要放开胆量，把那地的果子带些来。"（《民数记》十三：十七——二十） 12个人潜入迦南地，花了40天的时间侦察研究。回来时，带来一支葡萄藤，藤上所结的葡萄粒硕大如斗，得由两个人用棍子穿起来抬着走。葡萄，还有鲜艳的石榴和无花果，疲惫的以色列人展开笑颜：是了，迦南是个"流奶与蜜之地"。 杀戮开始。10 有点冷。 哭墙边上人影稀疏了，白石屋里晕黄的灯一盏一盏熄灭，远处沙漠和天的交际处出现几点星光，驴子和马都在温暖的槽里歇着。月光笼罩下的耶路撤冷，迦南，宁静得像雪中的鹅毛飘下。 1993年9月巨人之死 ——记以色列总理拉宾 许多人记得的拉宾，是那个1993年在白宫草地上与阿拉法特握手的以色列总理。手轻轻一握，却有万钧之力，足以改变江山。 我记得的拉宾，是他不带表情的演讲面孔。1993年9月，以巴和平协定刚刚签下。以色列国会山庄的坡地上聚集了十万的人，对拉宾怒吼，指控他出卖了犹太人的利益。巨大的海报上画着拉宾穿着希特勒的衣服，两手鲜血淋漓。几个黑色的大宇： "拉宾是犹太人的叛徒。" 背着枪的犹太移民在坡地上走来走去，告诉采访的外国记者："杀！对叛徒，要杀。" 在震耳的喧嚣声中，拉宾是这么说的： "我是个军人，还曾是国防部长。相信我，几万个示威者的喊叫，还远不如一个痛哭儿子战死的母亲的眼泪，给我震撼…我是一个经过血浴战 场的人，所以我要寻找和平的出路…这是一个转机，虽然它同时是一个危机——" 他的音调平淡，脸上没有政治演讲的激情煽动，但是他的话，深深震动了每一个人。 拉宾祈求和平的姿势有其他人不能比的重量；他不是一个昧于现实、高谈阔论的非战主义者。1948年，犹太人占领耶路撤冷，年轻的军官拉宾率领他的士兵攻入古城，进行激烈巷战。1956到1959年期间，三十多岁的拉宾是戍守叙利亚困境的以军统帅。叙军的炮火从戈兰高地射下时，他在第一线。1967和1973年的两次战争中，拉宾都是杀人不眨眼一心求胜利的战士。 从枪林弹雨中光荣地活过来的人，没有人敢怀疑他的爱国情操，更没有人敢批评他不懂国防。由浴血将军来谈和平，那个和平是一种九死一生的心底的渴望。 第二天，以色列国会行大辩论，要投票决定是否通过以巴协定。拉宾再度宣读他的和平宣言： "一百多年了，我们在寻找家乡；一百多年了，我们试图平静地生活，种下一棵树、铺好一条路…我们一边梦想一边作战。在这片苦难重重的土 地上，我们和炮火、地雷、手榴弹生活在一起。但是我们深深植下，他们连根拔起；我们建筑，他们摧毁…我们几乎每天在埋葬死者。 一百年的战争和恐怖使我们伤痕累累，但不曾毁掉我们的梦想——我们百年来对和平的梦想…" 拉宾的话音未落，席下鼓噪声大作，反对派的国会议员开始大声叫喊。拉宾谈和平的声音，一直夹在室内议员的叫喊声和室外犹太示威群众的呐喊声之间。 在约旦河西岸，犹太垦民一边对上帝祈祷，一边擦亮自己的枪。在生儿育女开田种地的同时，制造炸药和炮火。这些炸药和炮火，从前只用来对付巴勒斯坦的敌人，现在更要用来对付自己阵营中的敌人——譬如与敌人握手的拉宾。 在迦萨走廊，巴勒斯坦人一边对安拉祈祷，一边擦亮自己的枪，在生儿育女开田种地的同时，制造炸药和炮火。这些炸药和炮火，从前只用来对付犹太敌人，现在更要用来对付自己阵营中的敌人——譬如与敌人握手的阿拉法特。 拉宾难道不知道自己生活在隐藏的枪口下？1993年11月4日的夜晚，他面对上万的群众，以敞开的胸膛面对黑压压、看不清面目的群众，竟然未穿防弹背心。他与群众合唱一首诵赞和平的老歌，然后再度地为和平请命： "…我向来相信大多数人是渴求和平而且愿意抓住和平机会的。你们今晚聚集在此，证明了这种渴求：要和平，不要暴力。暴力伤害民主，我 们必须抵制暴力。" 三声枪响。拉宾扑倒在自己的血泊中。 证明了什么呢？ 证明人的偏执与愚昧。射杀拉宾的凶手可能是巴勒斯坦人，也可能是犹太人自己的同胞。当人们发现是后者时，全世界在震惊中暗暗松一口气：还好是个以色列人！ 如果是个巴勒斯坦人，今天在全球电视屏幕上我们所看见的就不会是拉宾庄严肃穆的葬礼，而是凶残的烧杀抢掠，和平协定的撕裂、民族与民族的战争。因为凶手"幸好"是个犹太垦民，所以以巴两国领导在刺激之下，会更积极地推动和平，实现拉宾的遗志。 可是，谁知道下一声枪响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响在什么人的身上？ 拉宾是一个人口不过数百万的小国总理，但是丧礼的隆重无人能比。对犹太人有特殊历史情结的德国更是史无前例地派出总统、总理、国会议长、外交部长，前往耶路撤冷致敬。小国总理之死，举世哀恸。 拉宾之死，牵扯到整个中东局势的安危，固然是因素之一，拉宾个人人格力量的辉映，应该是更重要的原因。他哪里会不知道自己的生命脆弱，但是他有一个比自己生命还要重要的信念，为自己的国家奠定长远的和平。在这个信念的支持下，他可以背弃戎马干戈，他可以无视喧嚣鼓噪的群众。别忘了，他是一个民选的总理，选票是他的政治生命，但是他敢于不对群众屈服，他敢于对持着枪的群众，大声说：你们四万个大声叫嚷的人还不如一个伤心落泪的母亲。 政客关心个人权力，哗众取宠；政治家关心国家整体前途，有拒绝媚俗的勇气。拉宾以生命来证明了这个分野。 1993年11月主义的博物馆，活的 我看见他的时候，他已经倒在地上，在骑楼靠马路的边上。他浑身脏臭，像只垃圾堆里钻出来的狗。手臂细长，是那种常出现在集中营照片中饥饿不堪的皮包骨的手臂。阳光照着他赤裸的下半身；肮脏的屁股上沾着黑色的苍蝇。 我以为已经死了，却发觉他手动了一下。 我冲进旅馆，买了一个肥厚的三明治、一瓶矿泉水，又回到骑楼。路过的女人已经将他扶起，靠墙坐着。下体围着一个破了洞的塑料袋。 他闭着眼开始吃我的三明治，但是没有力气扭开矿泉水的瓶盖。女人打开了瓶盖，将水瓶凑进他的嘴。当他眼睛睁开时，啊，那样明亮纯净的大眼！我发现他只是个20岁上下的年轻人，虽然他的身体残败像个老人。 破塑料袋掉下来，"他"是个女孩子。 这个女孩子命不算太坏。她若生在埃塞俄比亚或者孟加拉、巴基斯坦，甚至于墨西哥，她都可能一倒下就没人理睬，饿死后像野狗一样被掩埋。 她生在古巴。路过的行人显然还不习惯路有饿死骨，纷纷停下来，四处找塑料布为她遮羞；不嫌她脏将她扶起来；有人打电话叫了警察。20分钟后，警察就到了，将她送往医院。在社会主义的古巴，她可以免费接受治疗。 可是，像她一样的人越来越多。1989年东欧剧变之后，古巴不止在政治上孤立经济上更失去了支援。原来和苏联以货换货，譬如说，白糖换车辆零件，1991年全面停顿。古巴进入前所未有的"非常时期"。 石油没有了，机器零件没有了。国内的工业和农业无法运作。糖产量减少了一半，肥料从1989年的100万吨降到1995年的10万吨。水泥生产少了3／4，钢产量减到 l／3。货运卡车坏了的无法修复，好的没有油可以开动。1996年的国民平均生产额比1989年低了40％。 这是一个黑色的恶性循环；生产量减少，所以无法赚得外汇；没有外汇，就买不起石油和机器零件；没有石油和机器零件，所以农工停滞，无法生产。 唯一可以开拓的，是观光业。古巴的经济困境主要原因固然是因为社会主义集团的消失，然而古巴因此成为整个西方世界唯一剩余的社会主义国家，却招来了大批观光客，争先来看这活的博物馆。1989年古巴只有31万个来访旅客，1995年却有74万。观光客带来的外汇成为这个主义博物馆的生命线。 做为博物馆里头被观看的人，日子可不好过。粮食由国家限量配给：每人每月白米3公斤，豆类半公斤、80公克的面包每天一个。80公克的面包比一个孩子的拳头还小。 鱼和肉一年难得有几回。牛奶只有7岁以下的孩子可以分到。也就是说，一个8岁正在换牙的小孩已经喝不到牛奶，得不到钙质。 家庭主妇的一天充满紧张和计算。她掐紧手里的粮食簿，天一亮就赶到指定的商店去等开门。门一开，眼睛先找花生油。粮食簿上写着每人每月可分到半斤油，但是1996年已经有半年多没见到油。 然后找鸡蛋。每人每周可以分到3个蛋，但是已经有好几个月没见到鸡蛋了。肉，很久很久没闻到了。 下午4点半，商店在午休之后再度开门。家庭主妇一拥而上，心里抱着希望：也许下午可以看到食油、鸡蛋，说不定竟然有肉。 家里有孩子的人势必要在自由市场向农人额外去买牛奶和鸡蛋。可是，谁负担得起？木匠阿曼告诉我，他的月薪是140披索（7美元），一公升牛奶要25披索，他的月薪买不到6盒牛奶。 而市场里其实往往看不到牛奶和鸡蛋。养了一只羊、3只母猪、一堆鸡飞狗跳的农妇解释说，没办法呀，人的粮食都不够，没东西可以喂畜牲。她的羊没有奶，鸡也不下蛋。他们自己喝一点猪奶。 日子困难，人就聪明起来。阿曼在他市区中心的公寓里头养了两只鸡。当我看见阳台上的鸡笼时，突然恍然大悟。从我敞开的旅馆窗口，每天清晨听见此起彼落的鸡叫，我纳闷着：在这样人口密集的市中心，全是楼房和马路，怎么会有鸡鸣人家？认识木匠阿曼，才知道，多少人家阳台上养着鸡呢。甚至有许多人在厨房里养着一头羊，挤羊奶喝。 更大胆的人，就往观光客身边走去。烟厂工人从工厂里"节省"下几盒烟，低价卖给外国人。一盒烟赚到的钱可能10倍于他的月薪。博物馆里的解说员私下为观光客做翻译。月薪20美元的教授离开了研究室，工程师离开了工厂，小学老师离开了学校。为我们开车的一对夫妻，50多岁，原来是工程师和老师，现在开一辆破旧的小车，每天在观光饭店附近寻找客人。从旅馆到机场的车资我给了他们20美元，已是一个资深工程师的月薪。 农人在田里犁田；两头黄牛拖着木犁，人在后头推着走。正午12点的太阳晒着。老农叫阿提拉，只有54岁，但有心脏病，所以提早退休。一个月领92披索退休金（4.6元美金） ，不够活，所以又来种地，当然是国家的地，他偷偷来种，还用铁丝围了起来，谁也不知道是"窃居国有地"。他种了豆子，有了收成就拿到市场去卖。 "国家欠我的，"人们觉得，所以从公家工厂里偷一盒烟出来卖或者挖一块地来种，都是临机应变的正当行为。揩公家的油来弥补自己困窘还有一个特别名词，叫"左转"。要懂得"左转"，在这"非常时期"才过得下日子。 走过哈瓦那的老城区是惊心动魄的。三百年来，靠蔗糖和烟草而富裕的西班牙后裔住在这里，用最昂贵的大理石做阶梯，用最精美的镂刻铁栏做阳台。深蓝色的马赛克洋溢着地中海的风味，细致的门雕衬托出闲适的生活情调。上海外滩也许有23栋华丽的欧洲建筑，哈瓦那却有23000栋，一个美丽的建筑博物馆。 可是，是如何残破不堪的博物馆啊！1959年卡斯特罗革命成功之后，就蓄意让代表殖民文化的老区衰败，转而致力于农村建设。共产党执政之后，资产阶级大量外移，老区的深宅大院一栋一栋空下来。无产阶级搬进去，深宅大院变成大杂院。40年下来，墙壁倒了，露出里头的泥土。窗子破了，没有补上的玻璃。大理石裂了，东一块西一块。镂花铁栏锈了断了，危险地向人刺来。雕梁画栋垮下来，散出腐朽的湿气。壁纸翻下来，露出肮脏斑驳的里墙。人，像老鼠一样寄居在这黑影幢幢断垣残壁之中。 "观光客初看我们的老城都会吓一跳，"我的翻译说，"他们都问：你们打过什么战争？我只好笑。我们没打过仗，只是自然地烂掉！" 在"非常时期"，老城连自来水都没有了。运水车停在街头，居民用桶子来接水，然后回到自己往的危楼前，不知是第几层的楼上有人垂下绳索，打个结，把一桶水慢慢吊上去。 不属于老城的市中心，残破得没有老城那么触目惊心，却也窘态毕露。国家买不起汽油了，公车班数减少了，路上有长长的队伍等着班车回郊区的家，等到天黑。许多人早上要等三个小时来上班，下了班要等三小时车才回得了家。 等车的队伍旁有堆积起来又散了一地的垃圾。没有汽油，垃圾车也没办法来收垃圾。家家户户的垃圾堆起来，堆得太高了就垮下来。一个老头，穿得整整齐齐的老头，看见垃圾雄里有三个空塑料袋。他拾起来翻来覆去地看。一定是破了的塑料袋才有人丢掉，这三个都是破的。他咒骂一声，仍旧捡起来，带走了。 街上因为贫穷而带来的脏，不会使人想到人们的家里如何干净。古巴人对人毫无防御，每个人都敞开着家门欢迎你进去看，没有掩饰，没有秘密，没有扭捏不安。你可以进人每一家的厨房、卧房、厕所。不管是看哪一家，你发现他们的地板都拖得干干净净，好像可以在地上揉面。他们的锅子，由于用得太久了，都显得有点薄，但是刷得洁白光亮，没有一点油污。他们的床，不管是中午还是下午，都整得干干净净，而且一定罩着干净的床单。他们的冰箱大致空空如也，可是擦洗得清清爽爽，不带一点气味。老妈妈坐在厨房里，手上一把白米。她戴着老花眼镜，把白米里头的小石子一颗一颗挑出来。 在古巴，连最勤奋苦干、最会致富的华人都穷得像"教堂里的老鼠"，这个社会实在"均贫"得够彻底。在1959年革命解放之前，这白人殖民的贫富不均的社会，1959年之后变成一个自主的但是均贫的社会。这究竟是进步还是退步呢？ 有些进步是众口皆碑的。卡斯特罗在1961年展开消灭文盲运动，动员了27万人深入穷乡僻壤教了100万人识字。今天第三世界小国古巴的文盲率比超强美国低0.3％。 在如此贫穷的国家里，每600个人有一个医生，婴儿死亡率只有15‰，可以与先进国家相提并论。人民的平均寿命高达73岁。卡斯特罗的社会主义有不可抹煞的成就。 然而，和许多其他国家的领袖一样，卡斯特罗也是一个堕落的英雄，从理想走向理想反面，从反独裁变成独裁。1953年，27岁的青年律师卡斯特罗率领着学生攻进军营，与独裁者巴提斯塔誓不两立，他是如何的意气风发，代表着正义，代表着真理，代表着人民的力量。当巴提斯塔的军事法庭审判他时，他面带微笑，口若悬河，说"历史将判我无罪"，又是如何的勇敢自信，使全世界为他风靡。 一旦他自己掌握了权力，他就变成了压迫别人的独裁者。成千上万的古巴人往外逃亡，异议分子不是被关就是被放逐。古巴的作家告诉我，"每五个古巴人就有一个是秘密警察。"翻译告诉我，他也有朋友在接触了地下人权组织之后就"失踪"了， 已经失踪3年。当我问木匠阿曼对卡斯特罗的看法时，他眼睛一睁，"你是秘密警察吗？"声音立即小了下来。表面上人人都在为生计奔走；在看不见的地方，有白色的恐怖。 生活是困苦的，政治是恐怖的，但是古巴人是热带民族。来古巴之前，我已经觉得有点难以想象共产主义的古巴。说西班牙语的民族，发明了"伦巴"、"曼波"、"恰恰恰"的民族，爱喝酒唱歌纵情享受的民族——怎么和共产主义结合呢？认识了古巴之后，发觉这样想的不只我一个。 几个长头发的年轻人坐着喝啤酒。一个说："共产主义是苏联人搞的东西。他们是冰天雪地里的动物，什么都是硬梆梆的、悲壮严肃的。卡斯特罗出了一个大纰漏：他忘了我们是拉美人。" 另一个说："我们的共产主义是逗笑的。" 另一个摸摸肚皮说："不是逗笑，是饥饿的。" 于是我说："你们很快就会成为世界唯一的共产党国家，也许应该把现状保留起来，作为共产主义博物馆？！" 3个人同时转过脸来面对着我，异口同声说："这个玩笑开不得！" 毕竟还是椰子树下爱跳舞爱音乐的民族。每天照例停电数小时，人们会涌向街上，无所事事地坐在门廊阶梯大声地笑谈。孩子们打着赤脚在废墟上玩起棒球。球，是个软木头塞；棒，是废铜烂铁堆里捡来的木柴。叫"全垒打"的欢呼响遍街头。老头们凑上4个就在街心摆上一张小方桌， 坐在缺了腿的木椅或运货的木盒上，打起牌来。4个老头坐着打，肯定有8个老头坐着看。海滩上，不要付钱的清风吹着，明月亮着，情侣一对一对依傍着散步。一个乐队组合了起来，就在一栋破旧似鬼屋的房子前头，面对着大海，乒乒乓乓敲打起来。路过的人全扭着身体边舞边走…… 1997年1月曼努尔的独白 坐在蓝色加勒比海畔，听一个古巴人谈生活；海鸥不时从头上掠过。 我是印刷厂的会计，38岁，离过婚，有一个5岁的女儿，跟她妈住在城外。 我们用的机器，你看见的，都是一百年的老机器了。在国外听说只有在博物馆里看得见，我们还每天用着。要是坏了，也没有零件，我们得自己想办法。古巴人每天都在"想办法"。你看我们的"瓜瓜"公车，车头是卡车，车身是巴士。那是因为，卡车的车身坏了，不能修；巴士的引擎坏了，也不能修。那怎么办？把卡车头加上巴士身，就变成新的公车了。也不是不行。 我的工资每个月269比索。一件短裤要25比索。我周末去看看女儿，总想给她带瓶牛奶去，一瓶就要25比索。你说够不够呢？ 我每天空着肚子去上班，因为没有早餐可吃。没有牛奶，面包一天只有一个。现在粮食的减少已经严重地影响到家庭关系。有些人下了工回家——做工的人很消耗的，回家发现他的一块面包已经给别人吃了，或者是兄弟或者子女，他就很生气，因为他很饿。人快要为争食物而打架了。 我跟我妈和妹妹还有妹妹的女儿住在一起。我妈每天从早到晚就管一件事：怎么样找到吃的东西来喂饱我们。 下了班以后？以前，我都和朋友去小酒馆喝杯酒啊，到露天的舞场听音乐、跳跳舞。每个月也一定会省下一笔钱，和朋友到小夜总会去看表演。古巴人很重视夜生活的。"非常时期"开始以后，这些地方全都不能去了，因为他们只收美金，只对观光客开放。我们这些规规矩矩赚工资的人，一个月的工资等于13块美金，你想我们去得起吗？ 所以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和朋友逛大街或者逛海滨。你没发现街上游荡的人很多？一是因为政府要节约能源，每天停电，停电只好到外头去。二是因为我们的比索使我们无处可去。 解放前说是贫富不均有两个阶层。现在啊，简直就是南非的种族隔离。你住的观光旅馆，我们古巴人是不准入内的。我觉得活得很没有尊严。 卡斯特罗说，全是美国人害的。现在没人相信了。有能力走的人都走了。1994年，多少人淹死在海里，为的去美国？我要能走我也走。 现在有一个女朋友，可是不能结婚。因为我没房子，她也没有。结了婚也不知道要住哪里。我们很多朋友都离开了他们的工作单位，自谋生路去了。你看前面那个警察拦了一个人在查他证件。警察的权力在这里还是很大的。他如果抓到你离开了工作单位，可以送你去坐牢。 不过现在人们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工资养不活人，只好走。去给观光客踩三轮车所赚的小费也比我的工资多，怪得了谁？ 你看我侄女的牙齿都烂了，她今年13岁。7岁以上的小孩就喝不到牛奶，牙都烂光了。我们什么维生素都没有。你说你看到一个快饿死的人，告诉你，再这样下去，要饿死的人会越来越多。 1997年1月古巴"可以说不"到何时 九十年代东欧剧变之后，远在南方的古巴突然多了一倍的观光客。观光客涌进古巴，不只因为这个热带岛屿有美丽的椰树海滩，更因为古巴已是西方世界的异物，是个活的冷战博物馆，也因为古巴经济长期停滞，是个活的物质文明博物馆；街上跑的、家里用的、田里耕的、厂里动的种种工具器物，在欧洲只有古董博物馆中当静物陈列，在古巴却是日常用品。 农人推着老黄牛在酷日下犁田。妇人拿着50年前的熨斗烫衣服。男人开着1951年的庞大福特汽车。印刷厂的印模是1900年的机器。所有的器具当然都已经过千修百补。1991年之后，解体了的苏联终止了古巴最仰赖的经贸关系，古巴进入"非常时期"，物资全面冻结。 耕耘机坏的，没有零件可修理；好的，没有汽油可发动，所以黄牛开始耕田。卡车，不是坏了就是用不起汽油，无法运货。于是黄牛种出的豆子和青菜亦无法运到城市出售。古巴赖以维生的蔗田、烟草、镍矿，产量减少了一半以上。 粮食也限量配给。每人每月3公斤白米，一天一个比孩子拳头还小的面包。饥饿，使得成千上万的人在1994年的夏天投向大侮，带着自制的木盘木盆，想横渡佛罗里达海峡奔向美国。不计其数的人死于海葬。 饥饿之外，人民还有政治的恐惧。有名气的异议分子被流放国外，没名气的异议分子就离奇失踪。不论是真是假，古巴人相信"每5个古巴人中就有一个秘密警察"。 但是，为什么卡斯特罗不垮台？从1990年起，所有的旁观者都在问这个问题。波兰、匈牙利、捷克，甚至最落后的罗马尼亚，都因为经济破产和政治压迫而遭到人民的反抗。古巴人有长期的反抗历史——反抗西班牙、反抗英国、反抗美国的各时期的殖民者，为什么没有10万古巴人走上街头向卡斯特罗伸出呼喊的拳头？墙壁上写了38年的口号"不选择社会主义就是选择灭亡"被人涂掉了段首的"不"宇，但是为什么卡斯特罗仍旧能安然地在今年1月1日庆祝他"38年革命胜利"？ 历史可能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东欧的共产党是苏联强加于各国的具有傀儡性质的政权，代表苏联的殖民势力。而古巴的共产党却是发自社会内部的真正革命政党，它驱逐了美利坚帝国，代表的是一种反抗殖民的草根力量，有真正的群众基础。 台湾人可以容易地了解古巴历史，因为古巴也是一个400多年来不断由异族统治的岛屿。在当年台湾汉人逐步将原住民驱入山区使之成为山地人之前，西班牙人已经来到古巴屠杀了原住古巴的印第安人使之灭种。这些西班牙人的后裔变成了古巴人，开始在岛上种植甘蔗、烟叶、咖啡，以古巴为家。以台湾为家的汉人受过葡萄牙人、明郑、清朝的统治，其中三年一大反，五年一小反，镇压不断。古巴人则不断地抵御西班牙的控制。英国人也来占领过一年。1868年爆发了古巴第一次独立战争，与母国西班牙打了10年的仗，没什么结果。独立领袖流亡海外，到1895年掀起第二次独立战争。 在惨烈的激战中，死伤无数，最后赢得战争的，不是西班牙也不是古巴，竟是渔翁美国。1898年之后，美国势力笼罩古巴达60年。台湾人和清朝统治抗争不断，在1895年落入日本的手中。马关条约的签订没有台湾人在场，1896年将古巴让给美国的巴黎条约的签订中，当然也没有古巴人在场。 为了争取独立而打了几十年仗的古巴人，连抗议的声音都来不及发出就变成了美国的殖民地。西班牙人走了，美国人来了，带来了一部古巴宪法，完全和美国的一样，但是多了条件书：当美国认为需要的时候，它有权力武力干涉。而在美国人眼中，这"需要"的时候相当多。在1933年，40％的糖业，90％的镍矿，全在美国商人手中。令人想起日本株式会社在同时期如何垄断台湾的糖业，正是杨达的"送报夫"时代。 美国在古巴设立了傀儡政府，典型的拉美模式。上台的总统只要听话，如何贪污腐败，如何血腥独裁，都可以接受。总统一个接一个地换，一个比一个腐败。1952年，当26岁的卡斯特罗揭竿起义时，他有太深太多的民怨做他的政治资本：他既反独裁反贪污反无能，又反殖民反帝国反压迫。他不仅是正义和真理的化身，更代表了古巴的民族尊严。 哈瓦那作协副主席艾拉斯是个受青年作家尊重的开明分子，他略带感伤地说，"我和卡斯特罗在1959年并肩打过仗。他的理想和奋斗曾经是我们一整代人的理想和奋斗。我们对他是深有感情的，他代表着我们曾经献身投入的一切。" 卡斯特罗的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又有聪明的揉合。在历经400多年的殖民和半殖民统治之后（我们却不该忘了：古巴白人自己又是古巴黑人和华人的殖民者），古巴人有了一个自己的总统，他能对苏联说不，更能对美国说不。一个极权政府若让人民相信它同时是民族主义者时，政权就容易巩固。 卡斯特罗不愚笨。在1997年的哈瓦那，房屋残破不堪，马路坑坑洞洞；人们花五六个小时等候公车上下班；垃圾堆散发出恶臭，垃圾车没有汽油，不能来按时清理；教授每月工资只能买16瓶牛奶。在这样困窘无望的时候，大街小巷看不见鸡蛋青菜，只看见无数个革命博物馆，无数个革命先烈的石膏像，无数本革命书籍、无数革命像与画册、革命纪念章、纪念碑、纪念公园、纪念建筑、纪念标语海报…… 观光客来到哈瓦那，发觉这个城市什么都没有，除了革命。但是革命能吃吗？卡斯特罗当然知道革命不能吃，但是为了不让饿肚子的人上街闹事，他必须随时随地提醒古巴人欠着他的革命债。 古巴不同于东欧，还有一个原因：东欧有西欧的榜样，而古巴只有拉丁美洲。西欧的民主和富庶一直是东欧现实的"另一个可能" （alternative）。古巴的"另一个可能"却是拉丁美洲几十个贫富严重不均，政治斗争血腥的所谓"民主"国家。智利可以做样板吗？那儿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人"失踪"。萨尔瓦多可以做模范吗？那儿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人被谋害。拉美甚至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像古巴一样提供全民保健。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古巴的婴儿死亡率降到1.5％，可以与先进国家相比。拉美的"民主"对古巴人所呈现的是一个比古巴更糟的可能。1952年出生的古巴小说家Pene VazaquezDiaz说： "我们想效法的是西班牙式的民主演变：照顾社会的市场经济、多党政治、充分人权。但是啊，西班牙模式成功因为那是西班牙，不是危地马拉、尼加拉瓜、智利、巴拿马或是古巴。如果西班牙的冈萨雷斯是在萨尔 瓦多搞运动的话，他的下场一定是在万人坟里一枪毙死；死在他身边肯定是他的同志，生殖器被切下来塞进嘴里！波兰的瓦文萨到了危地马拉会怎么样？工会主席吗？不，秃鹫的肉粮！" 恐惧拉丁美洲的"民主"梦魇，恐惧流亡海外古巴法西斯派的反攻复辟，恐惧超强美国的殖民势力，使得古巴的反对者犹豫不已；他们知道卡斯特罗的政权毫无希望，但是卡斯特罗之外的选择，只可能更坏，更惨。 卡斯特罗也不断地告诉人民古巴小岛外到处都是敌人：拉美的血腥独裁、流亡的法西斯、随时要吞噬古巴的美国。美国在1996年加倍严酷的禁运更强化了卡斯特罗的修辞。于是，古巴人就生活在双重恐吓中： 美国人说，如果不除去卡斯特罗，古巴人的生活将更困难。卡斯特罗说，如果不与我合作，美国人马上要来奴役你。 最糟的是，两个恐吓都是真的，两个后果都是可怕的。 强人政权，他只要能成功地让人民相信海峡对岸的大国比他自己更可怕，就可以安稳地掌权，一切人民的权利都可以因为那个敌人而合理地压缩。这是典型的以恐吓威胁治国。但是当古巴人真正有一天连一块面包都没有的时候，恐吓威胁大概也没用了吧？！ 1997年1月黄昏唐人街如果不是活不下去了 如果不是活不下去了，中国农民不会离乡背井、蹈入烟海吧？1840年，林则徐在广东海滩上焚烧鸦片；60个官员指挥着500个苦力，烧了23天才烧完。 当白烟滚滚遮了天空时，中国的官员还不知道中国已经进入剧变的时代，乡下不识字的农民却在以身家性命做最后的赌注：他们早已在剧变中。农村经济的破产迫使成千上万的农民往外逃生，开启了半个世纪的"契约华工"流亡史。 正是欧洲帝国殖民主义全盛的时候。白人在强取豪夺而来的土地上深耕密植，需要大量的苦力，四处招买。活不下去了的中国农民或者自愿或者被掠被迫，与"蛇头"签订了卖身契约。人，像猪一样地买来卖去，于是称为"猪仔"。1855年，澳门有五家"猪仔馆"专门贩卖人口；20年后，增加到300多家。新加坡的"猪仔馆"甚至是政府批准的。一有需要"猪仔"的消息传来，人口贩子立即进人大陆农村或买或骗或绑架，最后塞上轮船，驶进大海，19世纪中到20世纪初半个世纪中，有700多万中国人被卖到海外。 即使是在帝国主义横行的19世纪中叶，这也不是件理所当然的事。英国已经在1808年立法禁止人口贩卖；英国船舰在加勒比海上巡逻，抓到人口贩子时，马上予以绞刑。西班牙于1817年，美国在1865年南北战争后，都废除了人口的买卖。也就是说，那成千上万的澳门、香港、广州、汕头被卖出的中国农民登上的都是走私船。 人，被锁在舱底。在大海的颠簸中，像猪一样挤塞到最密的程度，不能动弹。挡得住饥渴的人也挡不住疾病，病死的人就被抽出，抛向大海。在1850年到1856年的短短几年里，共有12艘船驶往拉丁美洲，共载了3931人。中途被打死、病死的，将近1000人。 1847年7月29日，第一艘这样的"猪仔船"在哈瓦那靠了岸。是条小船，上来了206人；当然，在航行的海上炼狱中已经死了100个人。这200多个中国苦力上身赤裸，背上全印着一个"C"宇，代表"古巴"。他们一上船就被打上记号，像猪牛被烙印一样。 岸上，白人买主焦急地等着。这个时候，古巴是全世界最富的殖民地，糖业鼎盛。绵延至天际的甘蔗田等着苦力的工作。华人被剥光了衣服，检查身体。身体健康的，一个人头卖10块比索，由买主领走。 逐渐地，这些出生在广东乡下的农民了解了他面临的未来。从12月到5月间，他必须一星期七天、一天十三、四个小时地在甘蔗田里做苦工。每月工资4个比索——但他得先偿还庞大的路费。头两年，他因此没有工资。他的卖身契是14年。如果试图逃走，他可以被吊死。 "猪仔船"一艘一艘驶进哈瓦那的港口。1861年，哈瓦那有35万华人。在35万华人中，只有57个女性。14年前第一批入港的华工在这一年解除了契约，得到了自由。他们便像全世界各地流散的华人一样经营小生意：餐馆、洗衣店、杂货买卖。当生活有了一点点着落，就写信回家，把留在家乡的儿子或兄弟侄儿招来帮忙。 在1868至1878年的古巴独立战争中，许多自由华人加入了"古独派"的军队，和西班牙殖民政府作战。最有名的是TenienteTankredo（华文名字已不可考）。他受重伤，被西班牙政府军逮捕。西班牙军人称他为"苦力"要放走他时，他从军装口袋中取出文件，证明自己是"古巴解放军"的高级军官，不是一个无名的中国苦力，"射吧！"他说。 100年后，在卡斯特罗所竖起的革命纪念碑上还有两行小字："在华裔古巴人中，没有一个革命的叛徒，没有一个革命的逃兵。"一万个华人在哪？ 1997年，距离第一艘"猪仔船"上岸正好150年。古巴的人口统计说华裔占总人口0.5％，也就是5万人。如果20％的人口住在哈瓦那，那么哈瓦那就应该有一万个华人，可以是一个小有规模的唐人街了。 有这么多华人的城市，为什么我这么引人注目？正在上课的学童转过脸来大叫："中国人！中国人！"路上的女人睁大了眼注视我，目不转睛。男人紧跟上来，"中国人吗？你是中国人吗？" 奇怪，哈瓦那有自己的华人，却是一副没见过华人的样子。在街上晃了好几个小时，也确定没见到一个亚洲人，连成群结队的观光客中都看不到东方的脸孔。怎么回事？那一万个古巴华人在哪？ 在唐人街吧？唐人街，却只是两条交叉的路，总共不到两百公尺。街心上空架着装饰性的红色木条，点出拱门的意思。三五家饭馆，没什么客人，倒是街上的摊贩，有一点点生意。摊子上写着笨拙的中国宇："味香色美，中国风味"、"陈记"、"杂碎"、"炒饭"。摊子上卖的东西，却是我这个华人认不出的东西。几段油亮的肥肠，几个面粉裹炸沾满苍蝇的甜食。认得出的是饭盒，粗纸糊成的盒子，里头盛满了酱色的饭，饭上盖着一片薄薄的煎猪肉，一小撮包心莱。冷的，一盒15比索。 转角处有一个蔬菜市场，菜色也数得出来：番茄、包心菜、葱、马铃薯、大豆，没有了。水果只有一种：橘子。这是唐人街的市场，已经是最丰富的了。外边一般的市场，连番茄都只有烂的，给人的印象是，除了一把一把的葱之外，没有吃的。 来来去去走几趟，就在唐人街，发现自己竟然仍是人们注视的目标。这个唐人街，竟是一个看不见唐人的唐人街！街上穿梭来去的，或白或黑或混血，都是一般古巴人。连那食客和站在摊子后头买"杂碎"的人，都难得看出华人的脸孔。那卖饭盒的年轻女人长得丰满肥腴，完全一副热带南美女郎的长相，她对我露齿一笑。站在"味香色美"、"陈记"后头是个黑人和他黑白混血的老婆。 好不容易看到一个华人老太太，坐在餐厅里剥豆子，已经注视我很久，正等着我发现她。凑近一问，她讲广东话，无法沟通。她有点失望地叫来了儿子，儿子也不说北京话，却拾起一枝笔，写了三个字："广东语"。"讦"，他只记得半边。 在街边的石阶坐下，看流动的人来人往，都是古巴人；女人穿着紧身的额律服，展露多肉的躯体，男人却干干瘦瘦。偶尔走过一个华人，都是年老的男人，步履瞒珊地走过。除了餐馆里那一个老太太母子，我没见到一个中国女人，投见到一个中国孩子，没见到一个年轻华人。难怪，古巴的孩子们追着我叫"中国人！" 但是，那一万个华人到哪儿去了？落叶只是飘零 中华总会的主席周一飞先生让我看他们最新的统计。在哈瓦那，50年代末来到古巴仍保留中国籍的有103人，加入了古巴籍的有133人。华裔，也就是父母双方或者一方是华人的，总共约有2000人。这2000人中，大概只有20个还会说广东话。古巴全国大概有3200多个华人。 "3200？"我大吃一惊，"不是说有5万华人吗？" 周先生笑了，"那是指血统，5万古巴人有中国血统。" 三个晚上之后，我和四位古巴作家见面。作协副主席艾瑞斯先生有着典型的西班牙名字，却对我郑重宣布：他的爷爷是中国人，在中国出生，12岁被带来古巴。他正想透过中国使馆帮助他寻根，彻底找出爷爷的原乡和身世。另外三位，每一位都有一个先辈是华人，不知是哪一辈，不知名不知姓不知来处，但是有一个华人先辈。 与我的翻译第一次见面。她摘下墨镜，用手指拉长了自己眼角，说："我的曾祖母是中国人。" 原来五万所谓华人，只有3000人看起来还像华人，真正还能说中国话的不到500个人。而这400多人的平均年龄是79岁。 这些数据对我解释了为什么哈瓦那的唐人街上看不见几个唐人。长期地缺华人妇女，华工遂大量与本土人结合。50年代来了最后一批华人，多半因为已在古巴的父执亲友的召唤而来。这一辈人也已逐渐凋零。他们的下一代，多半已与中国语言和文化完全脱节，纳入古巴的大混血。再过几个春秋，平均年龄79岁的一代人逝去，哈瓦那的唐人街上将看不到一张华人脸孔、听不见一句华语；只留下一些不典型的春卷、饭盒。走在街上的人们依稀记得自己曾有过来自东方的前辈。 我不能不想起中国发现的犹太人后裔。已经完全被中国人同化，但是不吃猪肉。至于为什么不吃猪肉，不再有人记得；那只是祖上传下来的习俗，依样画葫芦吧！ 对于这样一个前景，老一代的古巴华人是不情愿而感伤的。中华总会有一个小小的中文图书馆，也开班教汉语，虽然学生只有20来个，过农历年和十·一国庆还举办一点联谊活动。最令人惊异的是《光华报》的存在，一个发行50O多份的中文周报。12月份最末一期的刊头语这样开始： "腊鼓频催，新年的步伐已踏进门槛，这虽然只是时间的更换，但我们作为炎黄子孙却特别感到欣喜的，过去一年，祖国的成就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今天，中国已经从一向屈辱于世界列强之前、任人宰割的国家，一变而成为世界强国之一，在国际发挥重要作用，变成举足轻重的东方民族了。" 作者是《光华报》的总编辑冯啸天，50年代初受叔父之邀来到古巴。"来的时候，身上只有两块美金，10年之后我有了四个工厂。"听到这，像是典型的华侨发迹故事。不，这是卡斯特罗的古巴。1968年，所有私营企业收归国有，冯啸天失去了一切。 在陈旧而暗淡的印刷厂，冯啸天静静地说："我的生命只有两个字可以形容，就是失败、失败。我要回去，回中国去。" 望着他花白的胡髭，我说不出心想着的话：在中国，你又活得过1968年吗？ 周一飞兄弟来古巴时只有十二、三岁，说广东话。成长之后，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自修学习说国语，中华总会的书记张自佳来自广东恩平。1949年到古巴时只有19岁，现在儿子已经19岁了，"妻子是古巴人吗？"我问。 "是古巴人，但不是妻子，没结婚。" "同居20年，为什么不结婚？" "古巴女人嘛！"他笑笑。 因为是古巴女人，所以不和她结婚？果然如此，在和古巴女人同居了十几年，生了两个孩子之后，张自佳在1989年回到广东家乡，和一个中国女人正式结了婚，生了孩子，又只身回到古巴，回到古巴女人身边。 "我没有骗古巴女人，她也知道的。中国人嘛，总要落叶归根的。" 我大概是以目瞪口呆的表情看着他，使他有点腼腆地看向门外，这落叶归根有什么样的魔力呀，让一个人在异地生活了50年，和一个女人同床共枕了20年，为人夫为人父之后，仍旧要抛开一切回到他出发的起点？他究竟是无情还是多情呢？ 但是张自佳一时是回不了家的。一张最便宜的机票要近两千美金，也就是4万比索。一个哈瓦那大学教授的月薪是400披索。如果中华总会书记的月薪也有那么多，而且能够不吃不喝不用，他也得积蓄8年才能买一张机票。实际上，恐怕20年也不够。 1991年，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东欧与俄罗斯中断了所有和古巴的物资交流，使古巴突然陷入断炊绝境。卡斯特罗政府宣布全国进入"非常时期"，开始粮食限量配给。在别的移民国家，华人通常是最富有的少数民族，但是古巴是个社会主义国家，华人和别人一样的一无所有。个人粮食簿上的每月供给少得令人心酸： 白米 3公斤 糖 3公斤 食油 250公克（已经半年未发） 布料 无货面包一天一小块（比小孩拳头小） 鸡蛋 一星期3个（很久、很久没见了） 咖啡粉400公克 只有病人和7岁以下的儿童可以分到牛奶。鱼肉久已不见。政府有肉供应时，一个人可以分到1／4公斤，去晚了也就没有，得再等个半年十个月。 "我以前还可以寄点钱回广东，一年可寄270比索（十四美元）。现在不准了。" "你对卡斯特罗看法怎么样？" "最好是走向民主啦，像智利、洪都拉斯。不过我们是外国人，跟政治没关系。" 张自佳抽了口烟，想想，又说："现在中国富了，没有人来这了。我很怀念中国。" 街上隐约传来乐声。这是"伦巴"、"曼波"、"恰恰恰"的国度，我却依稀听见唢呐高昂的音乐。真是唢呐吗？很可能是的。几十万身上烙了印记的华工中，有人曾带了支唢呐来，现在成了古巴嘉年华会中不可或缺的乐器。只是在黄昏的唐人街，那若断若续的唢呐声令人想起遥远的黄土高原；灯一亮，突然恍惚不记得身在何处。再也不打开的抽屉 华人死后也不和古巴人共葬一处。"中华总义山"在哈瓦那西南角。不远的古巴人公墓修整得整齐干净，有80万个坟，全在一处，是拉丁美洲最大的坟场。古巴的历代革命先烈都葬在里头，进去得付一块美金门票，俨然是博物馆。 华人公墓在一个安静的角落，像一个落寞的庄园，由几个白发老头守着。从边缘荒烟蔓草中的坟墓看起，石碑已被时光打磨，看不出字迹来。只有一座，模糊刻着"殁于同治元年……"同治元年，那不是1861年吗？ 1861年，正是第一艘船上的华工在卖身14年之后重获自由的一年。这个人，姓谁名谁来自广东哪个村子，难道在14年的苦工之后来不及享受自由就倒了下来？他的亲人可知道他最后的下落？有谁又知道他最后的愿望？他受尽苦难的脸朝向哪个方向？ 处于中心的是几座公坟。左手是"国民党员公坟"，立于"中华民国四十一年"。右手是"中华社会党员公坟"；两座坟平静地面对，共有一条长着青草的小径。 "陈颖川堂公立坟场"立于民国十九年： "颖汾设新茔牲醴诘陈慈善会川流归故国鹃声啼罢短长亭" "江夏堂先友坟场"上还留着一枝塑料花，掉在石板上： "江岸送归魂白衣万人绿波千顷夏饲供祭礼青岛一束玄酒三杯" 什么人来这里亲手埋葬了他的兄弟—— "南迁亡兄壮志未酬遽尔先归地府阳居昆仲致诚奉祝望汝早登天堂" 这些早期死亡的人，显然都还埋进了土里。立了石碑、刻了挽联，哀切优美的文字像一只温暖的母亲的手。这二三十年过世的人就已不再入土，而用了西班牙——古巴式的葬法。一面墙可以装下五六十个棺材"抽屉"，一个叠一个，前面用水泥封上。 在八十公分长、八十公分宽的白粉标了号码的"抽屉"面上，有人用手涂上黑字： "蒋绪缰广东新会梅阁连安村人杨惠明广东开平塘口胜平市人李国伟广东高要宗隆乡二冷水村人……" 没有一个让人得到一点安慰的字眼。在他们的家乡里，他们的墓碑上少不了"显考"、"恸子"、"不孝子"、"在天之灵"等等文明世界用来彼此抚慰的文字。这些在异国的天空下躺进"抽屉"里的人们只有一个号码。 或许，写下原乡村里的地名对他们而言已经是最大的安慰。不能"生于斯、死于斯、歌哭于斯"，地名至少表达了一个绵长未了的心意。 人在生时将钥匙、照片、针线、眼镜和信件，所有生命的蛛丝马迹都放进抽屉；在这里，人最后将自己的躯体也放进一个抽屉。再也不打开的抽屉。 1997年1月一枝白玫瑰1 在我摊开地图的时候，他们说："你找什么？我们可以帮忙吗？" 哈瓦那最宽敞美丽的大街，阳光照亮了他们咖啡豆色的裸露的皮肤。金童玉女似的，男孩子搂着女孩子的细腰，对我露出细白的牙齿。 我其实不找什么特定的地方，而是在找我自己！确定了自己的位置，也就认得了一座城市吧。但是你们可以告诉我哪儿是古巴人爱去的酒馆，让我避开观光客的人潮。 我们离开大街，折向巷道，气味和色彩陡变。在观光客饭店背面的阴影里，漆自墙上剥落，木板因陈旧而断裂，铁栏杆布满锈色；光着胳臂的男人从三楼垂下一只空桶，让满头卷发的女人拿去水车要水。垃圾暴置街头，惹来的苍蝇停在没有肉的肉铺砧板上。不知哪里流出来的脏水横流过街，行人踮起脚尖。一只老鼠沿着墙角歪歪斜斜地摸索前进。 她，哈瓦那大学，教育系。男孩子用英语单字解释。我，哲学系，一年级。她，没有父母，祖母养大。跟祖母住。 天色黑得突然，整个哈瓦那黑影幢幢。又是一个停电的晚上，人们从闷热的房间走出，在石阶上坐下；一条街的人，都在独自发着幽光的天空下。谈话的声音此起被落、远远近近，像海浪的推涌。 父母怎么了？我看着女孩清澈的大眼；她正喝着啤酒。 死了，生病，她小时候。所以很穷，要做工，读书，男孩子叫了一杯可乐。我们要读完大学、结婚、到美国去。 要付账的时候，女孩子起身，说"等一下"。在柜台拿了包香烟回来，放在我面前。"买这给我吧？"她说。 男孩子拾起一双脚让我看他脱了底的球鞋。给我一点美金吧，他说，我快不能走路了。 连续几天，我都看见金童玉女在大街上，等着什么。2 广场上有点儿假日的气氛。露天的咖啡座上一片花花绿绿的遮阳伞，伞下坐着来自欧美的观光客，穿着凉鞋、戴着墨镜、展露着海滩上努力晒出来的红皮肤。小书摊一落一落的，排满了广场。1997年啊，谁喝得起咖啡、谁买得起书？这假日气氛全是观光的布景道具。 书摊远看形形色色，近看却只有一种书：古巴革命，亩巴历代革命。只有英雄传记，反西班牙殖民英雄、反法西斯独裁英雄、反美帝英雄……。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的照片是书的封面封底、是旗帜、是海报、是衬衫、是钮扣、是帽徽、是手帕、是围巾、是杯盘碗匙、是银币镍币金币铜币。 革命和英雄，和那花花绿绿的阳伞一样，都是观光业的道具。异国情调里掺进了壮烈的想象，对西方小资产阶级调配出多么不可抗拒的魅力。留着小胡子的书摊老板捧着一盘胸针，用拉美男人挑逗的语气挤眉弄眼地说： "可爱的小姐，你要卡斯特罗还要切？" 我摇摇头，不，对这些死掉的和快要死掉的男人我没兴趣。我想知道的是你们除了革命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可卖？（一次又一次的革命岂不意昧着一次又一次的幻灭？你们是卖革命还是卖革命的幻灭？） 小胡子假作生气状，拍自己的脑袋："可爱的小姐，你太麻烦了，人家美国人来古巴就找这个。" 然后就和所有的观光客一样，踱进了革命博物馆，古巴的历史展现在墙上，图片和文字告诉你，这是一个屠杀史、殖民史、抗暴史、革命史。历史和照片一样：黑白分明。白人残杀土著，地主压迫农民，殖民者剥削被殖民者，而历史的前进就由一次又一次的揭竿起义推动。洒了热血、抛了头颅的英雄照片被放大到顶天立地，自墙头俯瞰人群。 我退到房间一隅，自窗口望向蓝色的加勒比海，深蓝，在阳光下跳跃着万片碎光，切割着我悲哀的情绪。悲哀，因为一点儿也没被墙上的屠杀史抗暴史所感动。 陪伴着切·格瓦拉在穷山恶水里打游击的那只驴子就站在对面，不是照片，是栩栩如生的被填塞了的标本。载着卡斯特罗在翻天大浪里抢上滩头的快艇"老奶奶号"就在右侧，由卫兵守着，像守护一座神殿。 如果没有这窗外的古巴，如果我只认得这座革命抗暴博物馆，我想我会感动涕零，为那些被欺凌被暴虐的凡人，为那些正义勇敢而纯洁的英雄。可是我知道这博物馆外面的世界。在外面那世界里，曾经正义勇敢而纯洁的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变成欺凌暴虐的主使。 连最纯洁的革命理想都可能只是一种篡写历史的道具。3 哈瓦那作协副主席埃拉斯EduardoherasLeon说，他找了三位当代古巴最优秀的年轻作家和我见面。晚上7点，在我饭店大厅等候。 7点整，向我迎面走来一个男人，长发披肩，穿黑色衬衫、黑色紧身牛仔裤，裤脚塞进黑色长统高跟皮靴，皮靴上的金属配件在灯光下闪闪发亮。他的两只手腕各套着一只镶了金属的黑皮镯。这样一个人，看起来不是重金属乐队里，歇斯底里的疯狂歌手，就是嗑药纵欲致力于自我毁灭的叛逆小子，总而言之，是那种如果在暗巷相遇会让我回头就跑的危险少年。（与我同行的摄影记者事后说：我远远看见那么个人向你走近，大吃一惊，心想是否该和你出去保护你，后来看到另外还有两个人，才放心走了。） 这个人虎虎生风走到我面前，一开口，就让人发觉他是只披了狼皮的绵羊："你是应台吗？我是约斯，Yoss！" 声音很轻，眼睛很稚气，有点儿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 米谢Michel较高，明显地有印第安人血统，肤色像烤得恰好的面包，眼睛美丽柔和。一柬黑发扎在后头。 安格Angel似乎较老气，块头也大些，不怎么说话。 去海明威的老酒店吗？我问。 三个人都摇头，由会讲英语的约斯回答：那儿太贵，太贵了。 最后到了一个他们认为贵得可以忍受的地方坐下。是一间速食店，除了啤酒就只有玻璃箱里旋转着的一热再热皮都干掉了的炸鸡和汉堡。安格已用过晚餐，米谢叫了半个炸鸡。约斯开始大吃，原来的羞涩被克服了，他笑着说："好久没吃肉了。" 他吃了一份又一份。只有他真能说英语，于是一面吃，一面抹嘴，一面说。 我提了几个流亡西方的古巴作家名字，三个人意见相当一致："这些流亡作家也许在西方有名，但他们不见得是好作家。西方宠爱他们是由于他们的政治立场，不是由于他们的文学成就。我们并不特别尊敬这些人。 "政治，是我们现实生活的一部分，但绝对不是全部。西方似乎有一种简化的想象：既然是社会主义国家，就一定得有异议作家，而且只有异议作家，才值得他们注意。 "我们三个对于文学表现本身的兴趣要远远超过对于政治的兴趣。在一个高度控制的社会里——在古巴，人们说，每5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在为秘密警察工作——在一个高度控制的社会里，政治以外仍有极端丰富的人生体验和题材：情欲、贫穷、信仰…… "当然我们并不刻意去逃避政治，所以我们三个人都有被查封或没人敢发表的作品。像安格就写了不少古巴士兵在安哥拉的经验，写得很惨痛，完全不能被官方接受的，只能拿到墨西哥去发表。 "但我们都觉得只写政治是太窄化人生了。以异议分子面貌去赢得西方注意，更不屑为之。 "我爱女人。米谢和安格也是。光写女人就写不完呢。" 有人捧着满怀玫瑰花在兜售，我吃一惊：玫瑰花？每个人每天限量一个小面包了，还有玫瑰花，这是什么超现实主义？ 米谢把卖花人唤近，抽出一枝含苞待放的白玫瑰，递给我，说： "请原谅，只是一枝塑料玫瑰。" 他看着我将白玫瑰用丝巾细细包扎，静静地说： "我们都很熟悉李白的诗，中国唐诗。我自己特别爱庄子。但是在哈瓦那简直不可能找到中国文学的书，不管是古典或当代的。你有什么办法吗？" 唉，让我想想办法吧。哈瓦那找不到的东西太多了：肥皂、卫生纸、别针、鞋带……买一条短裤可以花掉半个月的工资。你想找的却是李白庄子和中国文学，真是彻底的精神贵族啊。4 我带着一枝塑料白玫瑰回到欧洲。小心地将它插在书架与书架之间。 有些东西看起来是真的，其实是假的；有些东西看起来是假的，其实倒是真的。 1997年7月19日凌晨国破山河在 ——知识分子的心灵流亡1 4年了！你怀念那个从地图上消失了的国家吗？"选择西德或是东德，"东柏林长大的作家史勒辛格说，"就譬如要我选择霍乱或是鼠疫，选择一个豪华的或是普通的大黑坑……"东德不值得怀念，统一更不值得庆祝。只是每当电视上西德人将东德说得如此不堪，好像30年的人生都是一场不好笑的笑话，他就觉得彻底的受不了。 "西德和东德只是金钱的结合，新婚夜或许有几度性高潮，接下来的4年却是夜夜强暴。老实说，我并不在乎东西德的结合，只是头痛怎么结合了就无法再退出！" 2 东德时代炙手可热的作协领导康特说：我不跟你虚伪，坦白地说吧！对，我不得不怀念那被抹掉的国家，而且一丁点儿也不后悔曾经为她投入一切。 当年康特的书风行一时，东欧各国争着翻译抢印，还是全国莘莘学子的必读作品；现在，书绝版，没有人愿意再印。 不是由于言论箝制，而是，改朝换代之后，人的价值观和品味也翻个了，没有人还认得出作品的意义。 他所怀念的，其实不尽是独裁政治或共产制度，而是他自己的意义和重量；可是他自己的意义和重量，只有在独裁政治和共产制度中才能浮现出来。3 反资、反美、反霸权、反跨国公司、反殖民主义、反消费主义、认同第三世界……． 你在说陈映真吗？ 不是，我在说海涅·穆勒（HeinerMuller），东德时代首屈一指的剧作家。身为东德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中的精英，他曾经反资、反美、反霸权……现在，那个主义国家从他脚底下被抽走，他仍旧反资、反美、反霸权……只是，现在，所有他反对的东西：资本主义、美国、霸权、跨国公司、殖民侵略……全部化身为德国的统一。对穆勒和其他许多社会主义栽培出来的精英而言，德国的统一，是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国家扩展霸权、推广殖民的策略运作的结果。 1989年革命前夕，就有作家发出警告："我们输了，就要被麦当劳吞掉！"东德的主义果然"输"了，诗人遂发出叹息： 社会主义走了，约翰走路来了！Sozialismusgeht，JohnnyWalkerKommt！ 约翰走路代表了西方所有的罪恶。而这充满罪恶的西方文明（文明，注意，不是文化），却要吞噬掉远远比它优越的德东文化。 究竟什么是德东文化呢？东柏林的精英告诉你：德东文化是质朴自然的、生机活泼的、开放诚恳的、重精神不重物质、讲合作不讲竞争的、不造假不媚俗的。西方文明（德西，只是美国集团的一部分，没有独立自主的个性，所以不必单独称德西文明），则由于高度工业的发展，是雕琢假造的、呆滞单调的、虚伪做作的、重物质不重精神、讲竟争不讲合作、庸俗而诌媚的。 怀旧，尤其是思怀一个永远沉沦的旧，使这些昔时精英不愿意承认，或许在两个强烈的黑白对比中其实有一大片复杂的灰色地带。捧着受伤的感情，他不愿意承认：不管是东边人还是西边人，或许大多数的人其实都藏身在那个说不清的灰色地带。 可是，要承认这个灰色地带，对一个自尊受严重损伤的人来说，真正是情何以堪！什么都失去了，谁还忍心去吹灭他头上那一圈道德的光环？4 所有的革命都是误解的结合。 东德的精英作家掌着大旗走在群众前头，倾盆大雨中跃上临时搭起的木架对群众讲话，他们心里想的，是自由、民主、尊严（当然，也有许多人心里和嘴里是两回事，那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出于对一个乌托邦的不满，名之：社会主义，他们呼吁建立另一个乌托邦，名之：有人性面貌的乌托邦。 群众热情的、激昂的回应，使作家感叹，觉得他拥抱了土地和群众，也被群众和土地拥抱。他并不知道，热情激昂的群众心里所想的，不是有人性的乌托邦，而是，唉，而是吃香蕉草莓奇异果的自由。是为了香蕉草莓奇异果，人们踩蹋了柏林围墙。5 东柏林作家的怀旧，是一种腐败。有人说。 他们怀旧，因为他们是专制政体中的特权分子。作协在后面撑着腰，他们有使自己觉得重要的作家餐厅，有直接接触权力核心的管道，有异议者梦想不到的发言权利……可是他们的特权，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上。他们怀旧，证明他们腐败。 我觉得不这么简单。我是说，道德的棍子别下得太快。东德"亡国"以来，东柏林书摊上突然充斥着童年的书。现实生活的残酷，使人往过去寻找慰藉，恐怕是人之常情。回顾过去，往往有心理治疗的药效，因为梳理历史能帮助困惑的人厘清现在、窥见未来。国破山河在的东德作家突然开始缅怀童年——一条河、两株老树、织毛衣的老奶奶、呼喊喂鸡的母亲——将破碎山河用童年的色笔重新组合、复原。让它发出朦胧的温柔的光彩，你说是腐败，我说是作者和读者集体治疗不可或缺的一步。 在国破山河在的最痛苦的时刻，童年的记忆会在每个人心深处点亮一点光。6 更何况，东柏林所怀念的旧，不见得一定是那个如今已失败了的政权（从前，许多人以能和那政权代表握手拍照为荣）。他们可能只是模糊的、感性的，怀念一段无忧无虑的人生。 东德，是一个巨大的幼稚园；人们的生老病死鳏寡孤独全部由国家照顾，犹如穿围兜吃手指的孩子们把一切放在老师的手里。社会主义国家的百姓没有失业的恐惧，幼稚园的孩子们也不怕时间到了有谁会吃不到点心。孩子们无忧无虑，东德百姓过得也是免于匮乏、免于恐惧的日子。当年，除了政治恐惧之外，他们什么恐惧都没有；现在，除了没有政治恐惧之外，他们什么恐惧都有——失业、房租、水电费、不安全的未来…… 谁不怀念无忧无虑的时光——管他妈的哪个制度？！ 东柏林人怀念共产党政治的东德时代，你不能因而说腐败，就如当年有些台湾人怀念日本天皇统治的日据时代，你不能因而说他奴性，一样的道理吧！7 统一之后，德国开始追究东德秘密警察的活动，调查所有曾经和公安部合作的线民。穆勒说，这种"秋后算帐"是一种卑鄙的阴谋：西德试图籍此制造东德人的集体罪恶感、羞耻感，进而迫使东德人对西方物质文明低头，心甘情愿的接受殖民！统一，其实是西方对东德这类"第三世界"国家的全面侵略和占有。 共产政权用各种手段铲除异己，这个过程叫做"清算"。倒过来民主政府（你看，我不用"政权"这两个字）用各种手法（你看，我不说"手段"）将思想上仍旧依附共产主义的人（你看，我没说"异己"）从权力结构中剔除（我不说"铲除"），这个过程，叫做"拨乱反正"。那么谁来决定这是清算斗争还是拨乱反正呢？当然是那赢的一方，谁赢了，谁就得到诠释历史、界定历史的权利。令东柏林的遗老精英所寝食难安的是，他们警觉自己已经失去了历史的诠释权。 历史的诠释权失去了又怎么样呢？它比香蕉草莓奇异果、比约翰走路重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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