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乐先生：牺牲是一种崇高的激情，但“凤凰”决不主张自己的员工去做无谓的牺牲。无论如何，最大限度地尊重民众的知情权，尽可能多地将新闻传达给大众，尽可能多地将客观事实展现给社会，尽可能多地瞄准民众关注的焦点，这是华人媒体取得国际“认可证”的首要条件，所以，“凤凰”始终认定，“到达现场”是迈向这条件的第一步。当“到达”存在着各种风险时，“凤凰”人的思想境界便超越了西方单纯的契约主义，不仅讲信用，讲忠诚，还包含着东方文化中最重要的友谊和感情。记得ＸＸ年，“凤凰”记者准备远赴阿富汗时，没有一个保险公司肯接受投保，我们依然上路了。当然，“凤凰”精神最后也赢得了保险公司的认同，现在已经有保险公司为“凤凰”做战地保险了。 尽管我们不愿看到灾难和战争发生，但不可否认，一个媒体若不能真正面对重大事件，不能深入采访报道，你就是一粒无足轻重的棋子，最终不可避免地在国际传播的大棋盘中出局。 信息多元遏止信息霸权 长乐先生： 中国大陆最早成立的电视台是CCTV，成立于1958年。而中国大中城市的居民真正能看到电视，是在20世纪70年代。此前人们看到的带图像的新闻大多是在电影院，电影开演前加映十分钟的“新闻简报”，所谓的“新闻”已经是数月之前的。当中国满怀希望打开国门的时候，蓦然回首，发现自己正处在弱势挨打的位置。 在世界500强企业中，有8家传媒公司，其中美国4家，法国2家，德国、日本各1家。中国入选世界500强的企业18家，没有一家是传媒企业。美国文化产业年生产总值占GDP的1/3，中国的文化产业仅占GDP的3.1%。美国的音像业年出口额超过1000亿美元，中国仅为1亿元人民币。 西方的媒体软实力远超过他们的经济硬实力。目前四大西方主流通讯社美联社、合众国际、路透社、法新社每天发出的新闻量占据了整个世界新闻发稿量的4/5。人们被封闭在“国际化”的围墙中，强者的观点会强加给你，否则，你就什么也不知道。 中国《国家信息安全报告》对信息时代的国家进行了分类，认为当前世界的格局的组成是一个“信息霸权国家”、十几个“信息主权国家”和大多数“信息殖民地国家”。联合国专家告诫传播弱国，应该尽快放松版权法规，促进信息传播技术自由交流，鼓励出版业发展，才能有效改善国内、国际只有某一种声音的畸形状况，建立起一个公平、合理的“新世界信息与传播秩序”。 星云大师：媒体的功用与学校类似，是知识的传递者。我们每天都会花很多时间接触传播媒体，从中获得新知，它对知识多元化的推动具有很大的贡献，对知识普及化也有深远的影响。所以，传播媒体作为信息的传播者，就应尽社会教育的责任，引导正确方向，以提升大众的智识水平。 长乐先生：我们现在所做的，不是去破门，而是要开窗。先让空气能够流通，再让内外能够互望，最终做到人与人、国与国的沟通。而使世界和睦的最有效的武器，就是新闻信息的全方位开放与多元化交融。 美国第三任总统杰弗逊曾经说过：“最终的安全是在新闻自由中。”因为只有最大限度地揭示事件真相和时代的本质变化，反思为什么会发生，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国家安全的隐患，捍卫人类共同的利益。所以，让世界华人有更大的知情权，让外部世界对华人圈有更大的理解度，这将会给全人类带来福祉，也是“凤凰”的着力之处。 重要的还是改变传统思维方式。中国的封建传统是用“二桃杀三士”的办法去获得利益，杀来杀去，伤了民族的元气。 星云大师：媒体是信息的传递者，也是讯息的分选者，负有促进人类交流、教育大众的功能，因此，尊重别人的隐私，多报道社会的光明面，是传播业者应负起的责任。 长乐先生：我记得2003年“非典”爆发时，在宣布调整卫生部长人选之前，我们接到通知，不能直播，央视的转播车也已经走了。但是我告诉现场的“凤凰”记者：“你们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如果事情出现转机，仍然执行原直播计划。”后来，在电梯里，我们的记者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一起请求有关领导允许直播，终于获准了。那时，现场只剩下“凤凰”一家的转播车还坚守阵地。我们顺利地进行了直播，这成为一场使中国政府摆脱困境的直播。央视也第一次转播了凤凰的Live信号。当时，我非常激动，并非因为“凤凰”赢得了一场战役，而是我觉得中国有救了。 深入才有洞察，热爱才能感动 长乐先生： 据《中国广播电视年鉴》记载：中国目前约有电视台3540家，电视的人口综合覆盖率达93.65%，约合10亿人口。一方面，这些人占世界传媒受众的20%，潜在的文化消费能力达到5000亿人民币，因此中国被称为“世界上传媒受众最多、市场潜力最大的王者之国”。另一方面，这种局部的繁荣不能改变中国媒体的整体弱势。 2004年9月3日下午5:25，凤凰资讯台突然切断正常的播出，画面上出现了俄罗斯北奥赛梯别斯兰的一所学校，一场挟持与反挟持的枪战在这里打响。世界各大媒体的三百余名记者拼命赶往那里。 还好，这群记者中间有一名黄皮肤黑眼睛的华人卢宇光。之所以强调这一点，不是想表达民族情绪，而是在这一行业的竞争中，华人常常是被忽略不计的。以往，迅速抵达重大事件现场进行电视直播的华人记者更是凤毛麟角。 当时现场被封锁，卢宇光和他雇佣的俄罗斯摄像背着两台摄像机、五块电池、两支脚架，各负重二十多公斤，从机场步行25公里到达现场。他们12小时粒米未进，仅靠着飞机上发的两块巧克力维持体能。 卢宇光凌晨1时到达别斯兰人质现场，并于1小时后对香港做了连线报道。媒体到场的顺序是：卡塔尔半岛电视台、俄罗斯独立台、俄罗斯国家电视台、俄罗斯地方电视台，凤凰卫视。凤凰卫视是第二家到达现场的非俄罗斯媒体，并拍到了许多独家画面。 当时，卢宇光的经典语言是：“恐怖分子开始向我们冲过来了！”在那千钧一发的时刻，他开始撤离，他的摄像机仍然启动着，持续工作，留下了大量的经典镜头。这些独家镜头后来被全世界的媒体采用，包括美联社等外国大型主流媒体。 这就是尊重观众知情权的“凤凰”理念。打动人的一定是真实的力量，深入才有洞察，热爱才能感动。 星云大师：这让我想起佛教中有一种“问道禅”，似乎与你们的报道精神相近。“问道禅”说的是，参禅要不断地问，不断地参，小参、普参，甚至千山万水，到处参访问道，直至机缘成熟，豁然开悟。 长乐先生：“凤凰卫视”作为华人传媒机构，在报道世界重大事件的问题上，是以这样的姿态不断递进的：“9·11”解决了有没有声音的问题，伊拉克战争解决了在不在现场的问题，别斯兰事件解决了报道得好不好的问题。 但是，也有不同的声音。大陆一家新闻权威杂志发表了文章《反恐报道中的新闻管制与媒体自律》，认为，此次反恐报道现场失控，内容失控，机密信息失控，细节报道失控，血腥场面报道失控。作者说：“一位活跃的电视记者被称为英雄，其实，这是新闻界莫大的悲哀。作为在场的新闻记者，面对326名死难者（当时公布的人数），面对那些失去孩子的家人，谁能坦然接受这一‘英雄’称号呢？” 卢宇光看了这篇文章，无奈地笑着说：“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英雄。我是一个手无寸铁的记者，在最关键的时候我会逃命，只有保存自己才能完成工作。”一个富有职业精神的记者在大事现场可能会随时失去生命，这一点有谁怀疑吗？一旦没有了生命，钱和名还有什么意义？ 也许有人会说，“凤凰卫视”特别有运气，什么好事都让他们撞上了。真是这样吗？美国的杰斐逊总统说过：“我是绝对相信运气这回事的。并且我发现，我工作越努力，我的运气就越好。” 星云大师：真理是每个人平等共有的，佛陀恨不得每一个人都早点开悟。佛光山开创至今每年举办一到两次台湾佛教寺院行政管理讲习会，以促进各寺院道场之间的交流与研讨。我会把寺院经营的管理方法和盘托出，在这方面，佛光山总结归纳成十八种经验，包括净财来源、人才培育、组织制度等，完全公开。佛法没有本位主义，没有知识产权，知识不能私藏，应该和大家分享。这是一个共生的世界，必须你好、我好、大家一起好，才能共创幸福的社会。 自省者自强，自律者自尊(1) 星云大师： 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贤君之一，他之所以能成就千秋伟业，主要原因在于他能谦冲自牧，虚心反省。专门记载唐太宗言行的《贞观政要》里有一段他的自述，他说：“朕每闲居静坐，则自内省，恒恐上不称天心，下为百姓所怨。”可见，一个伟人之所以成功，确有其为常人所不及的地方。 长乐先生：反求诸己，就是修炼自己还在发育的内心，不断发现成长中的问题，调整步伐；不断地瓦解不安定因子，积蓄高飞的能量。所以，自我反思是一个大气的指标。有人批评我们的历史情结，说世界上很多民族都不自揭疮疤，至少现在不揭疮疤。我说，我们的《口述历史》节目一周只有一次，从所占节目总体比例来说我们并非总揭疮疤。第二，我们如果不能正确面对自己民族的历史，就不能面对现实，我们不希望那些悲剧重演。 在有一期《口述历史》中，何方 说，他最不应该的就是在庐山会议之后批判张闻天 ，但是最后刘英 原谅了他。那一段很感人。这种自我批判不是单纯地控诉“文革”，而是在自我反省，非常有力度。我跟我的员工们讲：“要做能够自我反思的人。” 星云大师：禅宗初祖达摩是在梁武帝时期从印度航海到广州的，当时佛教在中国香火已经很盛。梁武帝于是专门派人迎请达摩祖师入京。初见达摩大师，梁武帝已有邀功倨傲之心，即问：“我已经建造了许多寺庙，抄写了许多佛经，供养了许多僧尼，大师看我的功德如何？” 达摩大师淡然道：“无有功德。” 梁武帝有些不高兴：“明明功德巍巍，怎说没有功德？” 达摩大师说：“陛下这些功德，不过是人天小果，是有漏之因。” “那么，如何才算是有功德呢？” “不可着功德之相。不可着贪相。自净其意，自空其体，不以世求。” 梁武帝并没听懂这些道理，但又急于表现一国之君的智能，于是气焰万丈地继续问道：“天上地下，何谓至圣？” “天上地下，无圣无凡。” 梁武帝这次听懂了，盛怒道：“你知道我是谁吗？” 达摩大师淡淡一笑，摇头，“不知道。” 梁武帝哪里受得了这番奚落？当下摆出圣明天子的威势，拂袖而去。 长乐先生：现在看来，梁武帝的问题就在于“我”的过度膨胀：全世界只有“我”在做善事，只有“我”在建佛塔，只有“我”在供养众僧……所以，他把自己当成了佛教的大功德主，既怀炫耀之心，又缺乏见道之诚，自然不能了悟禅师的妙理。 星云大师：如果一个人做的每一个“善举”，都只是为了让自己盛名远扬，为了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别人心里，那么，他自然就有积功揽德、卖弄功德之嫌，把本来相融的人与我、施与受之间的关系，生硬对立起来，当然得不到别人的认可和尊重。如此“积德行善”，偏离了中道，自然也就不能了悟佛法“非真非假，非善非恶”的要义真谛。 长乐先生：要领悟“非真非假，非善非恶”的境界，就要先明了什么是“真假”，什么是“善恶”。只有标准明确了，才能找对方向。 星云大师：金碧峰禅师修炼多年，已能放下对其他诸缘的贪爱，唯独对于吃饭用的玉钵爱不释手，每次入定前，一定先仔细把玉钵收好。有一天，他的世寿将尽，阎罗王便差几个小鬼来捉拿他。金碧峰预知时至，就进入甚深禅定的境界里，几个小鬼左等右等，始终捉拿不得。眼看无法向阎王交差，小鬼们就去请教土地公，请他帮忙想个使金碧峰禅师出定的计谋。 土地公想想说：“假如你们能拿到金碧峰的玉钵，他一挂念，就会出定了。”小鬼们一听，赶快找到玉钵，把它摇得叮咚乱响。金碧峰忍无可忍，匆忙间就出定了，一把抢过玉钵。几个小鬼笑道：“请你跟我们去见阎王吧。”金碧峰禅师刹那间大悟，了知贪爱将毁了他的千古慧命，于是立刻把玉钵打碎，再次入定，并且留下一首千古名偈：“若人欲拿金碧峰，除非铁链锁虚空。虚空若能锁得住，再来拿我金碧峰。” 自省者自强，自律者自尊(2) 长乐先生： 不贪者无累，不欲者刚。要想高飞畅游，就要像天空中的鸟和水中的鱼一样，让自己的羽毛和鳞片光滑无染，不被物坠，才能顺风飞翔，迎浪溯远。 五、变通退步原来是向前 星云大师： 寺院里，常常可以看到一尊大腹便便的笑面和尚塑像，弥勒佛。实际上，这个心宽体胖的和尚是唐朝的布袋和尚。据说，布袋和尚是弥勒菩萨的化身，他时常背着袋子四处行慈化世。有一天，跟农夫一起下田时，作了一首诗：“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 这首诗告诉我们，从近处可以看到远处，退步也可以当做进步。我们只有虚怀若谷地低下头来，才能看清自己的轨迹，了解自己的进程，调整方向，选择速度。 长乐先生：常言道，退一步海阔天空。在人我、是非中包容三分，将会收获怎样的自在辽阔，这都是平日里紧张竞争状态下的人们不曾思考过的。人生的舞台并不大，有时也许容不得我们一直往前直冲。这时候，若能退到幕后平心静气地思考一番，若能于人于事退让一步，再起步会发现路更宽广。 星云大师：只有退一步，你才能够看得更全面。我们照相的时候，不是都用过广角镜头吗？如果要拍一幢尖顶的房子，你站在离它半米的地方，可能只看到它的一块砖；如果退后半米，可能就能看见一面墙；再退后一米，可能就能照见整栋楼；再退后一些，可能连房子的屋顶、天空的白云、屋前的花草，全部都能拍进去。 只有退一步“出世”，才能进一步“入世”。出世的时候，高瞻远瞩，洞悉天下；入世的时候，运筹帷幄，成竹在胸。 长乐先生：退步原来是向前，从“博弈论”的角度看，博弈双方有时既针锋相对，也避免鱼死网破。古巴导弹危机时，美国和前苏联的关系降至冰点，但他们的共识却是马上在最高领导层建立了热线电话。中国如果没有刘翔，阿兰·约翰逊也许不会到上海参加田径黄金大奖赛，如果没有两人的同场竞技，从来没有观看田径比赛习惯的中国观众绝对不会把上海体育场围得水泄不通。对抗导致了多种交流，认可对方反倒提升了自己的高度星云大师：能够以退为进是不争，以无为有是富足，以众为我是拥有，以空为乐是法喜，一个人能够不争、富足、拥有、法喜，自然能扩大人生领域。 长乐先生：出世的境界，其实是一种高度。只有当我们俯瞰这个世界的时候，才会发现，原来自己生活的空间那么狭小，自己奔波得那么忙乱，而且，很多时候都只是在原地打转。 我们中国的武功最忌讳花拳绣腿、争勇斗狠、走火入魔，重在内功的修炼，它的最高境界就是“无招”，这“无招”，或来自于传统的道家精神“无为而无不为”。 星云大师：有一位年轻的法师发心为我开车。刚开始，他非常谨小慎微，双手死死地握着方向盘，可是却常常出问题，不是碰到这个，就是碰到那个。慢慢地，他稍微自然一点了，握方向盘的手不再那么用力，但转弯和换车道都很突兀，让人不踏实。又过了几年之后，他开车可以“不用心”了。在车上，他一边开车，一边和我交谈，我几乎感觉不到他在更换车道、加速或减速，也没有再发生任何剐蹭事件。无心开车，反而没有错失。 他的开车过程让我想到，人对于事，最初总是十分执着，虽然用心、留心，因为有分别、有计较，就容易出差错。总要等到无心，才能水到渠成，自在无罣碍。然而“无心”不是没有心，无心是自然，无心是物我一体，无心是无所不用心。 忍是智慧，忍是担当 长乐先生：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5年12月26日通过的《人权与文化多样性》文件中指出，“容忍”是21世纪国际关系中必不可少的基本价值观念之一。 其实，“容忍”与我们现在经常使用的“融会”、“包容”、“宽容”等词汇意义不同，它没有任何居高临下的意思，也没有大度、接纳、施舍的色彩，而是一种在不太舒服的状态下的共存。在英文中，tolerance可以解释为一种忍耐力：承认并尊重他人的信仰或行为的能力或行动。 比如在中日关系进入冰点的时期，“凤凰卫视”坚决地反对了仇日排日的民族主义情绪。2005年4月，中国爆发反日游行。《凤凰全球连线》在北京学生反日游行时，采访了北大日本留学生会长加藤佳一，请他谈谈自己的感受，使中国民众从日本留学生身上感受到盲目仇日的有害性。加藤佳一在现场连线采访时讲，虽然街上有反日游行，但在学校里大家对他挺好，仍然在一起很愉快地学习。这就是容忍的力量。 星云大师：忍是智慧，忍是力量，忍是认识、担当、负责、化解的意思。佛教讲“忍”有三个层次：即生忍、法忍、无生法忍。所谓“生忍”，一个人要维持生命，必须能忍。所谓“法忍”，就是除了维持基本的生存条件之外，还要活得自在，所以心理上的贪嗔痴成见，都要能自我克制、自我疏通。对于时间上的生老病死、忧悲苦恼、功名利禄、人情冷暖等，不但不为所动，而且要能真正地认知、处理、化解、消除。 能够拥有“生忍”，就具足面对生活的勇气；能够拥有“法忍”，就具备斩除烦恼的力量；能够拥有“无生法忍”，则到达了处处桃源净土、自由自在的世界。 长乐先生：有一次，吴小莉在四川签名售书，队伍中的一位老人突然在她面前跪下来。小莉一惊，刹那间老人就被几位保安架走了。小莉后来得知老人是蒙冤告状者。这事竟被个别记者炒作成一则“吴小莉无视百姓痛苦”的热点新闻。 有一天我经过她的办公桌，看她正在边哭边写着什么。一问，原来她在写“申辩书”，誓要“一雪冤情”。我说：“你的名气有多大，人们对你的关注就有多大；你得到多少赞美的鲜花，就要准备接受多少攻击的口水，忍受多少委屈的眼泪。如果这点都受不了，还怎么做明星呢？” 后来，小莉不再为此伤心、申辩了。她学会了承受和容忍，更明白最好的证明是行动。所以在电视上，我们能看到她坐小船深入洪灾现场采访，架着拐杖长途跋涉报道台胞捐赠骨髓挽救大陆患白血病的女孩…… 星云大师：舍恚行道，忍辱最强。《维摩经》上说：佛法在众生身上求。没有众生就没有佛道，尤其对于思想、意志、立场不一样的人，如何能够厘清矛盾、误解和隔阂，感化对方，使双方抛弃成见，重新认知彼此，更是考验彼此肚量的机缘。如果能有和他人殊途同归、并肩合作的勇气和气度，那么，二者之间的关系，就不再只是为了容忍而容忍。 长乐先生：常言道“消灭敌人的最好办法就是与之成为朋友”，我们感谢赞同我们的人，也敬重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他们是镜子和鞭子，让我们发现自己脸上的灰尘，鞭去我们身上的惰性。因此对于“凤凰”，其他华语电视台是对手也是朋友，我们会联手做节目，从中发现差异，找到共性，互补共进。 在冲突中学习 长乐先生： 我们的电视中有很多“说”的节目，《锵锵三人行》、《有报天天读》、《口述历史》、《一虎一席谈》以及《时事辩论会》等等。我们的员工说：“真理越辩越明，有时也会越辩越晕。”因为有些争论没有绝对的对与错、黑与白，而是要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不同于我、我不同于你之中，求得和解的最大公约数。在剑拔弩张中，最值得敬重的资质还是忍辱负重、和缓妥协，那是后退一步的胜利。 星云大师：佛教里有一种“辩经”练习，通过辩论加深对佛法的理解。重要的不只是讲什么、怎么讲，而是创立一种大家都能讲的机会。 长乐先生：每段历史都是人的创作。在很多历史的关键点上，一念可以定乾坤。所以，我们更要心怀历史的价值观。《时事辩论会》是正反两方辩论，保持多元化话语空间，强调不同，还有直播网民互动的优势，打破“一个声音”的现状。所以这个节目在中国现有的新闻语境中，是一次大胆的尝试。 在日本小泉首相执政后期，官方和民间的中日对话渠道几乎都关闭了。一个偶然的机会，日本朝日电视台的制作人高桥政阳看了我们的《时事辩论会》节目，提出要跟我们辩论。这种新的对话方式，在中日关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于是2005年8月9日，双方举行了第一次电视辩论《破局之辩——中日热点大交锋》，应该说有些火药味。次年又举行了第二次中日辩论会，讨论后小泉时代问题，辩论气氛更为理性，中方嘉宾没有再出现激愤情绪，更没有手指对方的场面。 日本NHK（日本广播协会）买下了《时事辩论会》全年的节目，每天固定时段在其卫星频道上播出，根据日方的反馈，该节目的收视率在其外购节目中是最高的。 星云大师：对于立场、意见不一样的人，其实我们应该心生欢喜，因为他们是我们最好的逆增上缘。天下是大家的，不必要求每一个人都和自己一样；世界是嘈杂的，当我们因各种原因而放弃直接沟通的时候，就难免横生枝节误解。既然我们生活在千万众生共沐的阳光世界里，又为何将自己的心灵禁锢在历史的阴影里，只见扁舟不见海呢？ 长乐先生：英国有工党与保守党两大主要政党，因工党长期执政，保守党的生命力日渐式微。据说，此时深感不安的不是保守党而是工党。为什么？因为保守党如若衰没，工党在没有对立政党的情势下，很难继续进步。 古老的希腊文明是第一次东西方文化冲突的产物，悠久的中华文明也是从黄河文明、长江文明等多种文化的冲突交融中产生的。可见，不同文明的共存与冲突是维持人类文明发展的动力。哪个民族具有文化包容的气量与博采众长的智慧，哪个民族就能持续上升。 星云大师：在冲突中学习，冲突也会变为动力。最怕的是一潭死水。 长乐先生：西方人拍片子的角度跟我们不一样，在与他们的合作过程中我们学到了秘诀。1999年，“凤凰”跟拍过一个独行去西藏的新西兰年轻人迈克，做出一期专题片《迈克眼中的西藏》。我们还与法国雷诺重走丝绸之路，合拍了《重回马可波罗》，与英国狮子集团合拍了非常精彩的专题片《中国》。按我们传统的模式拍《中国》，一定会从若干个大方向入手，而西方人则是从具体的一个家庭、一个人切入，重视形象思维，还偏爱演绎的方式，营造出时光倒流的真实感。最近，有一位英国制片人提出跟“凤凰”合拍“中国改革开放30年”这一专题，我们同样也强调通过具象的人、事、物来表现。这就是融合学习的过程，是电视报道形式上的革命。 受保护的文化，荣耀与危险并存 长乐先生： 一个民族的文化受到世界的关注和保护，尽管荣耀，彰显了祖先的聪慧，但也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说明这种文化的生命力正在萎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呼吁：“防止和减轻全球化环境下的文化趋同，以促进和保护文化多样性。” 美国学者高皮纳便是这样说：“如果一个国家感到它的文化应该具有生存的力量，就应该向美国学习，对国内外的人民普及它的文化，而不是试图把它保护起来。” 星云大师：世界上的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它的起承转合，旧文化对人类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人们常说要“复兴中华文化”，过去的忠臣孝子，三纲五常、四书五经都是好的文化，但是缠小脚、太监制度、三妻四妾，则未必是好的，所以我们应该有所选择，复兴对人类有益的文化。中国古代的万里长城、兵马俑、紫禁城，埃及的金字塔、狮身人面像，都为国家所保护。 长乐先生：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依托多媒体、互联网、卫星电视等方面的强大实力，可以毫不费力地打入他国文化市场，获取利益。文化产业发达的背后，通常是一个国家的文化自信。当我们指责西方的傲慢时，是否也有意无意流露了东方的偏见？西方文化的强势，对应的不也正是东方文化的弱势？所以，当我们自豪于自己的传统文化财富时，更须创造新的文化财富。 创造力并非“超能力”，它更像一种精神状态。“不放弃”本身就是一种创新，一种魅力；而让一些听起来“荒唐”的事变成现实，是创造力的另一种境界。音乐只有7个音符，为什么可以魅力无限？那是由于它变化多端的节奏、质感、旋律……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旋律将会给你何种不同的感受。 电视也是一门艺术，它没有过去，只有现在和未来，你必须把过去的自己像影子一样踩在脚下，前赴后继地去创新。 星云大师：历史不是一条直线，有时也有顿点，也有俯冲，也有看似徒劳的弯路，也有迷失方向的时候。关键就是能认识到自己最真实的处境。知幻即离，认识到了问题，其实也就找到了解决的办法。 星云大师：拥有富贵荣华，究竟好坏？其实都在一念之中。如果太执着于有钱、有势、有功名、有利禄，就会介意、挂念，甚至为之牵绊，感到不胜负荷。但假如我们能拥有而不负担，随缘而不着意，“富贵于我如浮云”，那么在我们的世界里，什么东西都能容纳，就能逍遥自在，心的世界，也自然宽广无限。 长乐先生：一个守着万贯家财又茫然无措的孩子，他的处境的确是既孤独又危险的。我们曾经经历过这样的历史。如果我们没有驾驭这种财富的能力，那么就可能沦为自己土地上的奴隶。 星云大师：财富是人人所希求的，它是一般人共同的愿望。财富可以分成很多种类，有物质的财富，也有精神的财富；有世间的财富，也有出世间的财富；有私有的财富，也有公有的财富；有现世的财富，也有未来的财富；有染污的财富，也有清净的财富；有外在的财富，也有内心的财富；有一时的财富，也有永久的财富；有狭义的财富，也有广义的财富；有有价的财富，也有无价的财富。 真正的财富在自己的心里。我心里生起智慧，智慧就是我的财富；我心中生起满足感，满足感就是我的财富；我心中生起惭愧心，惭愧心就是我的财富；我心中生起禅定，禅定就是我的财富；我心中生起般若智慧，般若智慧就是我的财富。所以我们不一定要在心外寻找财富，真正的财富，应该是内心源源不断的能源。 宽可容人，厚可载物 长乐先生： “凤凰”的许多主播是台湾人，教育背景不同，常常产生文化和理念上的冲突。比如，台湾来的主持人很多用词与普通话不同。我们说“水平”，他们说“水准”；我们说“游泳圈”，他们说“水套”；我们说“一座村庄”，他说“一条村庄”；我们说“挟持”，他们念成“夹持”。我们把字典翻出来，说你这样念不对，可是他有台湾的字典，里面注明“挟”就是念“夹”。还有台湾那些所谓“总统”、“国防部”之类字眼，都需要有变通的说法。 最终，大家也能找到一个平衡点。我们有一个准则，翻译的东西要以大陆立法为准，但是个别的词语，属于台湾的习惯用法，我们也就接受了。 “和”的要点，就是对人的尊重。尊重他人的信仰、利益和隐私；尊重与自己不同的观念与文化；尊重世界通行的游戏规则；尊重自己的对手；尊重自己的员工；尊重不同的声音；尊重反对自己的人和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的人。 星云大师：我时常有感于人生处世，不可能单独生存，必须过“群我”的社会生活。“宽可容人，厚可载物”，涵养包容不仅是立业之道，也是待人处世的良方。人人以慈悲安住身心，包容与我不同思想，不同信仰，不同性别，不同种族的人，如此社会自然祥和。 长乐先生：只有认识到自我不是世界的中心，认识到竞争的存在，认识到地域之间、行业之间与其你死我活、两败俱伤，还不如各执所长、联合经营，将对手变为帮手。这样一来，华人在世界舞台上才能形成合力，才能找到自己安身立命的位置，才能共同繁荣，共同改变中国人在世界舞台上的历史形象。 谈及对话语权的把握，我们希望是有着丰富声乐组合的合唱，而不是一个旋律的齐唱。政府、媒体和受众，是一个三维的体系。这个体系中的声音要多元化，有不同的声部，既要有中央台，也应该有凤凰台，凤凰是低音部分，但是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中国主旋律的媒体大合唱。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凤凰”这个单一频道的整体形象，有的节目是以表扬为主；有的要做批评，揭露社会阴暗面，整体上构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多元的品牌形象。精神是锐而新的，表现是柔而软的，这是“凤凰”目前的状态。 由于观念、利益的不同，在中西文化的交往上，难以统一，只能存异；难分正误，只能接纳；难免冲突，只能化解；没有胜负，只能妥协。关键在于双方信息传递的真实流畅，利益关系的相互磨合，达到一种高层次的“和谐”。这是妥协中的和谐，交锋后的交融。 宽恕让未来变得开阔 星云大师： 在禅堂里，同样讲究包容。有一次，禅堂里面发现一个小偷，大家都认为不可原谅，要求堂主开除他。大和尚听了点点头，却并没有予以处理。这个小偷见没有引起严重后果，于是再度下手，大家再次请堂主把他赶走，大和尚还是点点头，依然没有处理。第三次，小偷又偷东西了，这次大家很生气地说，如果不把这个小偷赶出清净的禅堂，我们就要统统离开。堂主大和尚一听，说道：“你们统统离开，这个小偷留下来。为什么呢？你们都是健全的人，离开以后，依然能找到容身之处。而这个偷窃的人毕竟身心不健全，我叫他走，他能到哪里去呢？我这个禅堂是佛门的慈悲驯服场啊，我都不能包容他，这世间哪里能包容他呢？”小偷一听，感悟了，从此洗心革面。所以，禅堂的教育，是感化的教育，是慈悲包容的教育。 长乐先生:我们从大师的开示中体会到一项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东方文化更讲究包容管理，感情的成分和理性的成分并重，有时感情的成分更大，也就是说，对人心的管理，可能比戒律、规矩更重要。这让我想起一句名言：“紫罗兰被一只脚踩扁，它却把香味留在那脚跟上，这就是宽恕。” 星云大师：还有一个例子。一个和尚住在山中的小庙里，有一晚正在打坐的时候，小偷进来了。小偷一看，哎，有个人在这里坐禅，一动也不动，好像睡着了。于是，小偷慢慢地摸到菩萨像前，从供桌下拿了钱，正转身要出去，和尚突然喊一声“站住”，小偷吓了一大跳。参禅的和尚说：“你刚才拿了佛祖的钱，不说声谢谢，就要走了吗？”小偷赶紧向佛祖道谢。过了不久，这个小偷又在别处犯案被逮，招供说还偷过寺庙的钱，警察把他带来庙里对质。禅师说：“他是来拿过一点钱，不过不是偷，因为他跟佛祖说谢谢了。”这个小偷被禅师的宽容感动，于是跟他出家，成为一位很好的修行人。所以，管理不是非要用一定的制度，一定的处罚，有时候随机应变，效果可能更好。 长乐先生：传说有一个非洲部落把宽恕作为一种仪式。当某人犯了过错，就会被带到村子中央，接受众人的赞美。全部落的男女老幼都停下手里的工作，将罪人团团围住，轮流列举他做过的好事。他的善行和美德被尽情歌颂，每一个细节都不错过。仪式最终发展成一个欢乐的庆典，大家欢迎他回到集体当中。 这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把惩罚化为温暖，把伤害变成祥和。犯错的人没有被遗弃，没有受打击，整个村子重新成为团结的整体。实践证明，宽恕无法改变过去，却能够改变未来。 善待资源，兜里不能老是揣着弓和箭 星云大师： 佛经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有位善生长者得到了世间最稀有、最宝贵的旃檀香木做的盒子。长者对世人宣布：我要把这宝贵的东西，赠送给世界上最可怜的人。 于是，很多贫穷的人来向他要这个盒子，但善生长者总是说：“你不是世间上最可怜的人。”时间过去很久，这个盒子仍然没有送出去。大家都觉得疑惑，便来问他：“你是不是真心要把这个宝盒送人？” 善生长者说：“当然。但是你们谁都没有猜到答案。” “那么，谁是最可怜的人呢？” “告诉你们吧，他不是别人，就是我们的波斯匿王，他才是世间最可怜的人。” 这个消息传到了波斯匿王那里，他非常不高兴：我是一国之君，怎么倒成了世间最可怜的人呢？ 于是，波斯匿王把善生长者召进宫来，把他带进自己的宝库，问道：“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善生长者说：“这是您收藏黄金、白银和珠宝的宝库。” 波斯匿王大声责问：“既然你知道我金银财宝无数，怎么可以散布谣言，说我是世间最可怜的人呢？” 善生长者说：“因为这些财宝一直堆在你的仓库里。” 在善生长者的心中，波斯匿王不会照顾社会大众，无视福利人群的事业，虽然有钱却不会用，这不就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吗？ 长乐先生：“君子性非异，善假于物尔。”其实一个人的成就，并非纯粹的智力使然，通常是与他善于发现事物的价值、善于利用机缘、善于调配安排、善于使事物的价值最大化有关。我看过这样一个报道：台湾歌手吴克群有一天去杭州做活动，因为主办方失误，未及时通知他的歌迷，几乎冷场，急忙临时找人来捧场。令人没想到的是，吴克群开口就说：“我知道你们不是我的歌迷，你们不会唱甚至没听过我的歌，但我深深感谢你们今天能站到这里。没关系，让我们一起随便唱。”后来，那天到场的很多“临时演员”后来真的成了他的歌迷。 所以，我们应该善待身边的资源。善待他们，就是延长自己的生命力。于公司而言，充分地发挥员工的能力，才能真正降低成本，提升品牌形象，实现物我、人我的双赢和谐。 星云大师：佛就是要我们对自己有期许，要能撒播慈悲的种子。如果我们所到之处，总能给人快乐，帮人除痛祛病，我们的慈悲心也会日益增长，我们的人生脚步就能愈走愈远，越走越顺畅。军人作战，万里出征，也必须一步一个脚印；商贾好财，经商盈利，也要千里奔波；高僧大德，为宣教化，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积跬步而成千里，来帮忙的人就会越来越多，结下的缘广福多，人生自然会有圆满好运。 长乐先生：有人说，你们踩钢丝踩得比较好，擦边球打得比较好。我说，不管是踩钢丝还是打擦边球，我们对社会对国家是善意的，积极的，我们提倡的东西是建设性的。我经常告诫我们那些忧国忧民、愤世嫉俗的编导、编辑、记者，善意的平台才有广大的空间，兜里不能老是揣着弓和箭。泄愤的、拆台的事“凤凰”不干，虽然自己挺解气，却于事无补。 星云大师：无论你是否意识到，或者是否愿意，我们每个人都终将要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痕迹。一旦我们的脚印汇聚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社会的历史，一个时代的历史。所以，我们要对自己的那一步负责。 长乐先生：人们常说，时间是最公正的评判者，其实，当我们内心的善意、良知、聪慧兴显之后，每个人都可以变成时间的驯兽师，在时间到达之前，找到自己最向往的那个王国。 六、多元让“平等”回归人心 长乐先生： 也许我们平时不曾深思，当一个社会中只有得到了财富和权势的人才能享有自由生存的主动权的时候，这是否也就意味着，那些还在路上的人，他们的生存权一直要受到抑制和盘剥呢？而当这个社会中绝大多数人都感到自己的生存权利受到压抑的时候，这个社会的发展怎么轻快得起来呢？ 如果按照“物以稀为贵”的原则追逐尊荣的话，这个社会就一定要控制富人和权贵的数量，否则，特权和荣耀将被稀释和淡化；但是，如果这个社会只有这一条路通往生存自由，那么谁都无法阻挡民众闯入的决心和脚步。 星云大师：所以，如果一个社会有很多条路可以走，每一条路都是平坦大道，都能容纳成千上万的人，以顺畅的速度行进，那么，这就是平等。“平等”的主张可以消弭人世间的不公平，事理都能平等才能带来世界的和平。 平等，不是用强制的手段逼迫对方就范，而是应视人如己，互易立场；平等，应该顾及对方的尊严、权益，唯有人我共尊，才能达成彼此的平等。佛教主张“人人皆有佛性”，这是本性上的平等。不过，理上虽然“生佛平等”，事上却有“因果差别”。因此，从本性上说，虽然人人皆得成佛，但因个人的福德因缘不一，就有圣凡之分。 假如，儿女与父母要求平等，要求与父母平起平坐，这是不懂伦理，因为平等要“长幼有序”；假如属下与长官要求平等，要求同等待遇，这是不懂规矩，因为平等要“尊卑有别”。 真正的平等是立足点的平等，而非齐头式的平等。一场赛跑，每个人的起跑点都一样，但是枪声一响，大家奋勇向前，各人的速度快慢不一，需凭本事争取第一，不能要求大家同时抵达终点。 长乐先生：历史早已证明，分浮财式的平等，不如给人平等的生存、创业的机会。 星云大师：所以，一个好的社会，应该能够给大家提供平等发展的机会。如果你想读书，我有学校、图书馆、书店、阅览室、读书网站、读书俱乐部……如果你想运动，我有健身房、运动会、操场、山道、公园、滑雪场、游泳池……很多选择，人们就不会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一个焦点上，否则会消耗很多成本，得不偿失。 长乐先生：重要的是，在不同的渠道里，人们都能找到自己最需要的，这就是多元世界的好处。但是，我们现在存在着一个价值判断的误区，那就是把财富、权势、名利，把自己看得太重了。 每个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生物都是大自然的宠儿，共同汲取着天地的灵气。所以每个生命都是有尊严的生命。这种尊严是不需要由同类授予的，当然也就不需要倚仗权力和财富这些只有人类才能识别的附加条件。 只有当“平等”真正回归到我们心中，我们才能重新认识到，生活里还有那么多值得我们去创造的领域，还有那么多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把我们有限的生命拿来做一点对我们自己、对这个地球更有贡献的事情，也许这才是大自然对我们真正的期许。 星云大师：佛教徒之所以吃素，就是因为佛陀尊重所有的生命。佛教认为，世间的所有生命皆有佛性，所以应该平等互爱。 平等所对应的，就是尊重的普及和无差别化。也就是说，平等就是要打破阶级差别的门槛，对每一个人都尊重，让每一个人都有尊严。这种尊重是不需要附加财富、权势这些条件的。由贫富差距引发的社会问题，也许可以试试这样的方法。 长乐先生：无差别的尊重，也许就是解决社会贫富矛盾的基本态度。安抚那些因物质条件缺乏而受伤害的心灵，平缓那些由各种刺激而产生的敏感而激烈的情绪，人们才会有空间、有信心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和自己未来的发展道路。 星云大师：有一个富翁和海边老渔民的故事。故事里的富翁认为，人要拼命工作赚钱，要奋斗半生，才有钱去海边度假。但是那个坐在海边看日落的老渔民说，他每天都可以欣赏这样的美景。大海、落日、沙滩是不需要用钱买的，人人都可以欣赏、享有大自然的赋予。所以，在人生的旅程上，当我们遇到烦恼时，不妨从大自然中汲取经验与教化，感受大地普载众生的平等，感受海洋无有拣择的包容，感受阳光温暖普照的关怀。 信仰可改变一国之精神格局 长乐先生： 印度阿育王从亚历山大穷兵黩武的下场中，从自己征伐时遭到的顽强抵抗和亲身体验的惨烈场面中，从佛教慈悲安忍、轮回因果的教义中深刻意识到，只有摒弃武功而以文治，才能真正收获胜利，开启太平盛世之门。于是，他刹那间顿悟，放下武器，转身成为了名垂千古的一代英主。 在中国的历史上，秦王李世民与其父李渊推翻隋朝暴政的关键时刻，有少林寺的十三棍僧为其护驾，方才夺取了洛阳通往东南许昌、南阳方向的咽喉要道擐州城。玄宗即位以后，将李世民为此事写的一封亲笔信钦赐给少林寺，刻在了一块石碑上。 这说明信仰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具有重大贡献，甚至能够改变一个国家的精神格局和发展进程。 星云大师：当今有一些人，认为佛教对于国家没有正面的贡献，这是错误的。其实历代都有许多高僧，用心为国家为人民做事。“人间佛教”的倡导者太虚大师也曾经是一个救国英雄，他在抗日战争期间代表国民政府到世界宣扬中国文化，获得了很多佛教国家的同情与支持。 历史上也有过一些统治者，不了解宗教的意义、信仰的价值，只知为自己的长生安乐求神问卜，这是自私的。真正的信仰，一定是利益大众的。没有众生，哪里有佛；没有人民，哪里有国家。所以，无论是一国的领袖或各行业的领导人，应胸怀“但愿众生得离苦，不为自己求安乐”的悲愿，才能得到民众的拥护，凝聚起大众的力量。 长乐先生：美国人肯在宗教上花时间和金钱，每逢重大国事关头，远如珍珠港事件，近如“9·11”，都显示出宗教文化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这可能是最大的软实力。 我们愿意接纳人类文明的所有成果，并且认为任何事物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宗教也不例外。当然，中国佛教在复兴的过程中，还有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对于佛学的研究通常由两方面人来做，一个是由出家人对佛教进行研究整理；还有一个就是在家的居士，以及非佛教徒的学者专家。这对于悠久的佛教历史、浩如烟海的佛学典籍来说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大量对传统文化有造诣的人士参与进来。 好在我们也看到了，大师的佛光山已经荟萃云集了一批中国学界非常重要的学者和专家，他们编著了若干种著作，在佛教学说的论著研究整理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然而，从整个中国的佛教文化和佛教学说开发的角度看来，仍旧有很多的空白需要填补。 星云大师：佛教有一种现象，“上智”的人研究佛学，但可能不信仰佛教；“下愚”的人拜佛求佛，但又不了解佛教。所以我们希望今后在中国社会、在民间，不要只是把佛教当学术来研究，也不要把它当成一种求富贵的手段，而是要把佛法应用在生活里，提升生命的意义。 我们有什么可自卑的呢？ 长乐先生： 曾经有人提出，我们到底该用谁的方式生活？现在，这确实是一个需要全社会深入思考的问题。 星云大师：谁都不能代替自己。 长乐先生：是的。就像流浪在海外的华人一闻到中国菜的味道就会难以自已；就像在国外见到神闲气淡、着对襟长衫的中国老者，总会油然而生亲切和感动；就像大年三十鞭炮齐鸣的时候，无论在哪，都想要奔回家去吃妈妈包的饺子一样——这些渗透骨髓的冲动，其实都是传统文化在我们的潜意识里悄然留下的印记。 正如佛说“人人皆有佛性”，其实每个中国人都有一颗中国心。只是，当我们在车水马龙的都市里仓促奔走，在灯火绚烂的繁华街头寂寞徜徉的时候，常常会因迷惑而忘记了自身的价值。 “肯德基”真的就比佛跳墙好吃吗？拳击真的比太极好看吗？西服牛仔真的比长衫体贴舒适吗？为什么我们会如此轻易地认同陌生人和摒弃自己？ 星云大师：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我们有什么可自卑的呢？倘若不能重视自己的文化，我们不就是那个守着万贯家财还喊饿的孩子吗？ 长乐先生：两年前，中国京剧院在北京一些大学里演出《四进士》、《将相和》等传统京剧时，打出了这样的广告：“同学们，吃惯了比萨饼、麦当劳，不妨也品味一下中国茶吧！” 京剧与中医、武术、国画并称中国的“四大国粹”，半个世纪前，那些名角、“头牌”在演出时，往往万人空巷，一票难求。而在当今，年轻一代往往对本土传统文化弃之如敝屣，对带洋字的文化则趋之若鹜。难怪台湾诗人余光中痛惜地说：“当你的女友改名为玛丽时，你怎能送她一首《菩萨蛮》呢？” 星云大师：人间的许多文明都曾经历过历史的大风大浪，物是人非，是常情，但也令人感到悲哀。 长乐先生：中国人这场“文化认同危机”的总根源，就是在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撼动了民族文化的根基。也就是说，我们是“不得不在文化的根基处，即观念体系和制度体制方面进行西方化的改革”。 在国内外，我见过许多成就颇高的华人文化艺术大师，这些人往往是一袭中式对襟衣裳，神情淡定，举止儒雅。那种华人特有的气质和风度，令人倾倒。我深信，文化就是一举手一投足中所流露出的秘密，这些生命与文化的密码，是任何形式的全球化都无法消弭的。 禅者眼中，万物皆美(1) 星云大师： 药山禅师有一次在山顶上散步，看到山边有两棵树，一棵长得很茂盛，另一棵早已枯萎。这时，正好他的徒弟道吾禅师和云岩禅师走过来，药山禅师就问他们：“你们说，哪一棵树好看呢？” 道吾禅师说：“当然是茂盛的这棵好看！”药山禅师点点头。 云岩禅师却说：“不，我倒觉得枯的那棵好看！”药山禅师也点点头。 一旁的侍者不解地问药山禅师：“师父，您两边都点头，到底哪一棵好看啊？” 药山禅师于是反问侍者说：“那么，你认为哪一棵好看呢？” “枝叶茂盛的那棵固然生气勃勃，枝叶稀疏的那棵也不失古意盎然。”侍者回答。 可见，万有诸法自性平等一如，没有善恶、美丑、高下、贵贱的分别，在禅者的眼中，荣茂的树木和枯萎的树木都一样美好。 长乐先生：人的本性是平等一如的，但人的境界有所不同。盲目的自卑或盲目的自大都是不可取的。这也是一个领跑者的境界：即使你的文化奇葩已经被全世界认可，但也要有能力看见，人类花园里还有那么多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婀娜，不同的芳香。只有我们放宽眼界和心胸，我们享有的世界才会无比富饶。 佛光山上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大佛城佛殿里的佛像是密宗和显宗并存的，这样一种圆融的姿态，在佛光山很多地方，譬如仪轨、厅堂、佛像设置上，都能很好地体现出来。 。 星云大师：我不喜欢佛教分门别派，又是分南传、北传，又是分藏传、汉传，又是分比丘、比丘尼，又是出家、在家，把佛教分割成这许多派别，力量就减少了。所以我最初到台湾宜兰弘法的时候，就立下“解在一切佛法，行在禅净双修”的原则。 多年来，我在佛光山倡导融合，显密要融合，禅净要融合，南北传佛教要融合，在家出家要融合，由此，佛光山便成了八宗兼弘的道场。 长乐先生：中国传统文化中还有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就是把道教、佛教和儒教的偶像供奉在一起，比如重庆的大足石刻。经过漫长的历史年代，释迦牟尼佛、孔子还有老子，他们先是共存于一个县，后来共存于一个山，最后被供奉在一个殿里面。我们将此称为“儒释道”的和谐统一。 星云大师：这就是中国文化伟大的地方。我童年是在寺庙的佛教学院受教育的，那个时候还没有道观学校，所以同学里就有来求学的小道士。他们先接受佛法的教育，然后再回去做道士。所以我童年时就知道，“儒释道”是不分的，同中有异，异中求同。 每一个宗教都有教主、教义、教徒。教义可以不同，你是有宗，他是空宗，你主张这个，他主张那个，但大家可以互相往来，彼此和谐包容。这就像大学里很多的科系共存，科系里面各个学生可以互相来往、互相学习。 长乐先生：即使是同一所大学，同一个科系，也会有不同风格的老师，不同的理论体系。应该说，任何一个精神领域的知识，都是需要反复熏陶，反复讲解，反复思考和印证的。佛教是如此，中国的哲学思想也是如此。 星云大师：人类社会发展到当今，给我们的启示是：要用智慧去庄严一切，不要用我执、我见去分裂。 中国的媒体是喜鹊叫，外国的媒体是乌鸦嘴长乐先生：当今世界如火如荼的信息整合，早在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英语世界中便已出现。当时，美国《时代周刊》设立了“朝着一个大英语世界媒体进发”的目标。它逐渐建立全球发行网，各地派驻特派员、记者，快速分享了全美国及其他英语国家和地区的信息。美国的信息大网，为美国网住了全球“英语人”的心，也建立了一个媒体王国，为战后的“美国世纪”奠下重要的基础。 进入“信息就是财富，新闻就是权力”的时代，媒体的整合更是风起云涌。我做了一个小小的统计：世界媒体的前5名——时代华纳、迪斯尼、索尼、维亚康姆、新闻集团——年营业额最多的为(时代华纳)447.88亿美元，最少的(新闻集团)为238.59亿美元，其业务范围涉及电视、电影、有线电视、因特网、期刊、出版、报纸、体育、娱乐、电子游戏等14个大项。相比之下，华人媒体的规模、财力和人才都处在弱势地位，许多传媒人都意识到了整合扩大的必要。同时我们作为媒体人也应反思，怎样对国家人民的发展结果更好。正如大陆传媒学者展江所说：中国的媒体是喜鹊叫，外国的媒体是乌鸦嘴。 禅者眼中，万物皆美(2) 星云大师： 华人媒体的弱势，实际上反映的是经济、政治、文化的弱势，大家经过反思，团结才能有力量。 长乐先生：《亚洲周刊》总编邱立本先生认为，目前全球华人紧密互动的暖流，也是信息传递的暖流。全球华人社会不再是割裂的信息板块，不再是彼此鸡犬不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相反的，由于亲情的密集交流以及商情的紧密联系，全球华人社会也是一个全球的信息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须臾不可分离。 华商张先生参与收购了香港、北美以及马来西亚等地的《星洲日报》、《光明日报》、《明报》、《亚洲周刊》、《南洋商报》等中文媒体。张先生是这么说的:“在自由贸易全球化的今天，如果没有强大的集团力量，中文传媒根本就无法跟其他同行竞争……”华人加大传媒的发声分贝，显示出不甘示弱的企图心。 整合、做大并不是垄断。垄断不仅限制了自身的活力，也会使全体华人媒体的活力受到影响。例如，香港只有香港无线、香港亚视两个电视台，其中香港无线是一家独大，通吃，跟“四大天王”等许多艺员都签了约，不允许他们在其他媒体上出现。这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香港电视的发展。现在香港立法会提出，如果这种电视管理方法持续下去，所谓“东方好莱坞”的地位想都不要想。 美国的电视业为什么发展那么迅速？因为美国很早就有规定，任何一个电视台自制的节目量不能超过12%，其他的88%要从社会上采集。这就扶持了媒体制作业，保证了鲜活、变化和多种观点并存。 意识形态是一道墙，佛教则是门窗 长乐先生： 《亚洲周刊》近期发表文章称：“当下，中国大陆经济学界、理论界关于反思改革的争论如火如荼。不过，从地方执政的高官到中央领导人，始终没有对这场争论直接表态。他们摒弃争论，绕过语言漩涡，超越政治标签，摆脱意识形态之争，着力解决具体民生问题。”文章认为，这是中国在政治上、思想上表现出更大灵活性的具体表现。 超越意识形态是中国走向科学和成熟的标志。对于华人传媒，如果说意识形态是一道墙，那么墙上一定要有可以互相来往的门，有可以透气的窗。佛教可以是门，是窗。 星云大师：真正的佛教是超越意识形态的。因为所谓的意识形态，只不过是为了方便分割而治所想出来的办法。梁启超说过，佛教的信仰，是正信而不是迷信，是兼善而不是独善，是住世而非厌世，是无量而非有限，是平等而非差别，是自力而非他力。 佛教因应时空背景变换与众生的不同需要，发展出各种不同内涵、形式、仪规的宗派。生活习俗、语言习惯完全不同的人，可以有相同的信仰和认知。在这个方面，国界不是问题，民族不是问题，意识形态更加不是问题。 长乐先生：这也是佛教“无我论”精神的现实验证吧。在中国历代文人看来，成佛即是成圣、即是做人的新境界。“不说过去未来，只说现在；不说出世，只说入世；不说神道，只说人事……满街都是圣贤，处处无非佛地。” 对于华人媒体来说，超越意识形态差异就标志着必须以华人利益为最高准则，对外，开展多边对话与合作；对内，则不能简单地以意识形态或社会制度的异同划线，不以意识形态定亲疏。相互尊重，不搞争论。台湾东森媒体集团主席王令麟曾表示：“有人说，华文媒体不可能成为主流媒体，我的理想是打破这个魔咒。”他的话让我感动，也更坚定了我的信念。 星云大师：华人媒体在传播正知正见的路上，艰辛、责任与辉煌都是一体的。 佛教有所谓的“四依法”：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依智不依识、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依法不依人，就是行为处世不依靠那些无常生灭的人为现象，而是遵循永恒不变的真理；依义不依语，就是从本质的角度把握事物的内涵，而不是执著于矫情抬杠、文字游戏；依智不依识，就是以般若智慧作为人生行为的准则，而不用一般的俗知俗见障碍自己；依了义不依不了义呢，就是秉持那些已经被生活、被历史证明了的真理，懂得辨别真伪，而不是盲目崇拜跟从。 佛陀当年定下如此“四依法”，现在看来，的确是用心良苦。只有依归正知正见，我们才能真正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才能探骊得珠，登堂入室。 长乐先生：在我们看来，超越意识形态，就是把新闻回归为新闻，坚守客观真实性，秉持中间立场，争取中间读者，树立起华人媒体的正面形象。 瞻礼佛指，让中国率先统一 星云大师： 2500多年前的佛陀，涅槃后化为舍利，直到现在，他慈悲智慧的生命一直在世间流传着。金银财宝，再大再多，你看了以后，顶多只是惊奇地“喔”一声；但是当你看到佛指舍利，可能就会跪下来顶礼，可能就会涕泪悲泣，或是充满法喜。这表示你不但看到了佛指的生命，也看到自己的本心。这时我们就会知道，佛陀的大威力一直都留存在我们的心中。 长乐先生：当时您把佛指舍利请到台湾来，让其在台湾停留37天，大陆领导人做了很大的努力，也可以说是发了很大的佛心。佛指舍利请到台湾来以后，大师与之形影不离。“凤凰卫视”通过电视镜头将这个过程传播给了全球华人。人们赶到高雄来参加最后的送别，万人空巷。 星云大师：现场不下10万人。 长乐先生：大师登上飞机的那一刻，很多信众泪流满面。 星云大师：佛指舍利象征的是佛的总体，没有台湾、大陆之分。因此，我向大陆领导人要求恭请佛指舍利到台湾时，几乎台湾的政要、民间，一体恭敬。这个时候，海峡两岸虽是一海之隔，但是人民心意相通，血脉相连，可见中国人的亲情是分不开，割不断的。佛教最初从印度传播出来，传到中南半岛地区的，称为“南传佛教”；传到西藏地区的，名为“藏传佛教”；传至中国、韩国、日本等地的，则为“北传佛教”。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又相继有各宗各派的成立，举凡禅宗、净土宗等。之后禅宗走进了寺庙，而净土宗则盛行于民间。但我觉得，这样的分类太偏颇了，人们所需要的应该是综合性的佛教。 我一向倡导融合，可以说佛光山就是佛教的一个大同世界。在佛光山男众学部里，有来自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等26个国家的人；有黑人，也有白人；有藏传，也有南传的学僧。女众的佛学院里，有初中毕业的初级班，也有大学的硕士、博士班，我们都给予培育。我知道你们“凤凰”也是包容四海。 长乐先生：如同一个缩影。“凤凰”的主持人、记者、评论员来自两岸三地、五湖四海，有的是大陆背景，有的是台湾毕业，有的是香港本地员工，我们的主持人曾被称为“一群完整意义上的中国人”。社会背景不同，甚至世界观都有差异。其中三十多位台湾籍主持人和记者，他们的政治观点与本台并不一致，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同心协力维护华人的话语权，我们的职业道德高于个人的政治立场。融和的氛围使大家取长补短，相得益彰。 “凤凰”的管理层也是中西合璧，就像“凤凰”的名字和台标，借喻凤与凰的阴阳交融，宣示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互补、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整合。 星云大师：21世纪是太平洋的世纪，是华人的世纪，所以华人应该首先宽大心胸，更加包容。用包容的方式敞开心胸，心胸有多大，事业就有多大。包容有多少，拥有就有多少。中国地大物博，心量要大，心大才能和大国的形象匹配起来。 长乐先生：大师这个开示非常精辟，我们有一句话叫“和谐世界，从心开始”。 文化冲突走向文化融合 长乐先生： 有一种极端的观点，叫“人对人是狼”。冲突论者说，同行、同事，都是你的对手。而文化与文化、国家与国家、企业与企业之间，从本质上说，都是竞争关系。世界上只有黑白两种颜色，各自都在千方百计地想吃掉对方，并已下定了“不是鱼死，便是网破”的决心。 星云大师：我们在社会上，有朋友，也有敌人。不一定是战场上两军对阵，杀得你死我活，才叫敌人。商场有商场的敌人，同行有同行的冤家，利益有利益的对手。敌人，不是以消灭他为最高手段。在战场上，最高的战术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甚至对于凶狠顽固的敌人，能感化至对方认错，也就不必再置他于死地了。诸葛亮“七擒孟获”，一次又一次地释放，为的是“化敌为友”；齐桓公把敌对的管仲待如上宾，故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还有，人生最大的敌人是自己，病痛是自己的敌人，烦恼是自己的敌人。疾病虽是敌人，也要治疗它，甚至“与病为友”；烦恼虽是敌人，也要面对它，更要“转烦恼为菩提”。 长乐先生：现在西方文化在世界上所占据的阵地越来越大。有见地的西方学者也意识到这不利于人类的均衡发展。东方人也应看到这种差距的内因还在我们自身，要从制度上和方法上增加东方智慧及力量的比例。此外，我们也应当看到，文化虽有地域属性，受益者却是全人类。 星云大师：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偷袭珍珠港，虽然枪火大炮摧毁了美国的军事实力，但征服不了美国人。反而是现在，日本的TOYOTA汽车出口到美国，占领了几乎一半以上的美国市场，征服了美国的交通、经济。不过美国人并不认为这样不好，因为商品总是要经过市场的检验，全世界的国家彼此都在互相观摩，互相吸收对方的文化。 长乐先生：其实美国的强势文化也有消解、共融的趋势，比如奥斯卡评出华语电影《卧虎藏龙》为最佳影片；姚明已成为NBA的主力，被中美两国民众所津津乐道。尊重、体谅与包容，是文化继续传承与交流的三弦琴，用这琴才能弹奏出全新的乐章。 星云大师：俗语说“有容乃大”，愈伟大的国家，愈有“泰山不辞土壤，大海不弃细流”的胸襟。我云游世界弘法多年，既希望推动佛教发展“国际化”，又一直倡导“本土化”，但是我说的“本土化”是奉献的、友好的、增加的，不是排斥的、否决的。我在五大洲建立寺庙，就是希望通过佛教，给当地人带来更充实的精神生活。 长乐先生：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多元化走势，正像各个大陆板块上孕育不同文明的水系：密西西比河、尼罗河、多瑙河、恒河、黄河，最终是百川归海，九九归一。同样，东西方文化终将融会贯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东西方社会进步的路径，也将是殊途同归，长安罗马，大道相通。 七、管理柔性管理 自觉管理 感动管理(1) 星云大师： 谈到世界和平，放眼当前社会，所以有诸多的纷争，不能和谐，都是由于人们不善于管理自己，尤其不懂得如何管理好自己的“心”；如果人人都能把“心”管理好，则促进社会和谐，不为难也。我以为，针对“和谐社会”这个主题，有几个管理的要点。 一是柔性的管理。过去西方一谈到“管理”，都是讲究“制度管理”，强调有组织、有系统、有计划、有目标的企业管理；然而在佛教里，除了重视组织、制度，佛教尤其有一套另类的管理办法，也就是以慈悲、赞美、鼓励来代替制度与规矩的“柔性管理”。世间上刚硬的东西不一定坚固有力，有时柔软的东西反而有意想不到的穿透力。例如，滴水可以穿石、温火可以融冰；乃至人体上坚硬的牙齿易断，但柔软的舌头不死不烂。可见“刚”虽然不是绝对的不好，为人“刚直”有时也有其必要，但刚而锐的东西容易斫伤，所以佛教讲“从来硬弩弦先断，每见刚刀口易伤”，柔性反而能够持久。佛教指导人坐禅，目的就是要培养柔软心，心地柔软的人才容易跟人融和相处，心性慈悲柔和的人，往往能制服顽强于无形。 “以柔克刚”的原理不仅可以应用在人事管理上，其实现在海峡两岸虽因政治因素造成隔阂，但事实上两岸都是同文同种，有着血浓于水的民族情感；两岸一衣带水，国土实不容分裂。因此，两岸统一是时代的潮流，也是必然的趋势；未来在“一个中国”的统一大道上，应该立足在“爱”与“平等”的前提下，如胡锦涛主席说：“和平统一，不是一方吃掉另一方，而是平等协商，共议统一。”也就是彼此尊重、包容，透过柔性的沟通，如此才能化解僵局，才能和平统一。所以，和谐社会要讲究“管理”，但不是“强势”的管理，有时以“柔性”的攻势，更能发挥力用。 二是自觉的管理。自觉的管理，就是“心”的管理，也就是佛教的“自觉”与“自悟”。所谓“自觉”，就是自我要求、自我检讨、自我反省、自我发觉问题，继而要懂得自己解决问题。例如自觉自己说话不圆融、做事不周全；自觉自己经常对人过分要求，乃至对自己无法信守承诺等。因此，“自觉管理”就是举凡说话、做事，都要事先设想周全，不要事后懊悔，要时时觉得自己的形象重要，自己的品牌重要，所以要自我改进；尤其要“自觉”自己一生承受各种因缘的成就，故要感恩、发心，要懂得先“舍”才能“有”。 当初佛陀也是透过自觉才能成道，所以人生在成长的过程中，有时候需要父母的教导、老师的训诫、社会大众的帮助、长官的提携、朋友的勉励；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靠自己“自觉”。自觉就是自我成长，自我树立形象，如果自己不能自觉，光是依靠别人，就如自己的身体，血管里的血液是自己的，是自发的营养，对增进健康有最大的功效与帮助；如果靠打针、注射营养剂，总是外来的，利益有限。如果人人都能建立起自己慈悲、智慧、明理、乐观、忠诚、忍耐、守信等“形象”与“品牌”，自然能够建立和谐的社会。 三是感动的管理。人性是自私的，人有很多的烦恼，很多的意见，最重要的是面对不同的思想、习惯、经历、年龄、族群等，如何在这么多的差异之中，将人统摄起来，事实上是非常困难的。 有些人从事管理，善于以谋略在人我之间制造矛盾，然而一旦被人拆穿，就不容易为他人所尊重；有些人从事管理，喜欢用计策先试探别人的忠诚，但是一旦被人识破，就不能为对方所信服。所以最好的管理方式，应该是对人尊重、爱护，凡事“以身作则”，并且勇于承担及包容部属的不足或过错；能够用“感动”来代替“谋略”，用“施恩”来当做“助缘”，必然更能令人信服，更容易摄受人心。 长乐先生：佛教自创教以来，就有一套独特的管理学，主要以自我发心、自我约束、自我觉察为原则。可以说具“世间解”的佛陀，本身就是一个高明、一流的管理专家。我觉得管理不是命令，不是指示，不是权威；管理要懂得尊重、包容、平等、立场互换，要让人心甘情愿，给人信心，让人欢喜跟随，这才是最高明的人事管理。 柔性管理 自觉管理 感动管理(2) 过去听过一则“剩菜的故事”，一个母亲为了家庭、儿女，一辈子甘心情愿地吃剩菜，这就是一种“感动”的管理。感动的管理，不是用规矩来要求人，而是要懂得尊重、包容、平等，彼此立场互换，要让人“感动”后心甘情愿地发心奉献，所以感动的管理不是命令、指示、权威，而是要让人自动自发，是一种“无为而治”。 十年前的一碗面 星云大师： 突然想起十年前的一件事。那天，我们一行五人在日本的藤田机场出关以后，一直到东京市区，都没有看到一家卖素食的店铺。途中经过一家自称供应素食餐点的，在旁细看他们的佐料，也都是以鱼、虾熬汤，用葱、蒜调味，原来他们的“素食”观念与我们不同，只好作罢。 傍晚时分，饥肠辘辘。我提议买面回去煮，好不容易走到一家食品店，发现柜台前面排了一大队顾客。老板娘见我们是出家人，立刻合掌弯腰问好，问明原委后说：“此地没有面店，必须要走到对街的后面，然后……” 依照指点，我们赶快转身寻路。没想到还是没找着，只得又绕回那家店面。老板娘看到我们一脸迷茫地回来了，便向排队的顾客宣布：“对不起！今天要打烊了，害大家久等，请各位明天早来。”随后，她亲自带我们来到一家面店……我现在还记得，当时窗外寒风瑟瑟，我们每个人端着一碗热面呼呼地吃着，心里格外温暖。 长乐先生：这就是给人欢喜、给人方便的布施吧。 星云大师：也许有人会怀疑，布施既是给予，又怎能发财呢？其实我们应该了解，布施如播种，你不播种，怎么会有收成呢？佛教告诉我们，做功德就如种田，这块福田又分为悲田和敬田。以慈悲心救济贫苦大众，叫做“悲田”；对于长辈、师长、父母、国家，尽忠尽孝，叫做“敬田”。在敬田、悲田里面播种，都会有收成的。 长乐先生：我觉得佛陀的意象是欢天喜地，悲天悯人的。远在西天，又切近苍生。 星云大师：我们的国际佛光会已在配合联合国慈善工作，扩大公益面。比如投入南非希望工程计划、马拉维艾滋孤儿赡养计划的长期慈善行动；南亚海啸后第一时间启动“赈灾、救济、重建、心灵辅导”四大救助，认养五百名孤儿；在台湾花莲市慈济基金会捐骨髓验血累计突破了三十万人，成为亚洲最大的骨髓中心，捐赠骨髓上千例……说起来，我们也是在送给别人“一碗面”。 如果胜利意味着打败所有人…… 星云大师： 有个故事是这么讲的。一个村子发生了械斗，非常惨烈，战到最后，只剩下一人，当这个人高喊“我胜利了”的时候，放眼望去，周围已是屋倒墙塌、血流成河。他找不到自己的家，找不到自己的儿女，甚至找不到一个给自己递一碗水的人…… 长乐先生：是啊，这样的胜利还有什么意思呢？在现代社会分工日趋细密的当下，我们的思想和心胸正在承受被分割、被压缩的困窘，而由此所导致的后果就是，我们的视野越来越狭窄，我们的经验越来越局促，我们对胜利的解读越来越扭曲。而且，物极必反，强烈的压迫感总是要找到反抗的出口。于是，本位主义、民族主义的情绪就会日趋强烈。 星云大师：嗔恚的情绪有时就像一把野火，可能几丝风就会使它突然炙燃起来，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那些可以燃烧的分子还在，也就是根源问题没有解决。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还不肯用理智来调整自己的话，邪魔就会趁虚而入，把我们彻底俘虏。 这嗔恚的火，不是在外边，而是在自己的心内。嗔恚到厉害的时候，引起对人的怨恨，由怨恨而发出行为，对他人生出种种危害。从道德上看，这不是好事，从信仰上看，更不用说了。所以嗔恚之害，能灭诸善根。如果此时懂得“忍”，懂得世间一切都是自他平等一如，无你我之别，无好坏之分，有此忍的修养，嗔病就不容易生起了。 长乐先生：佛也说，无念念即正，有念念成邪。当我们偏执于某个念头的时候，事情一定会向相反的方向发展。而所谓的“无念”，也就是孔子所讲的“思无邪”。能够“思无邪”，才能“住烦恼而不乱”，才能够无欲而刚，才能够真正获得别人的尊敬。 在跨文化的交流中，文化冲突像河流一样浪花翻卷，无始无终。从这个意义上说，近些年来被炒得沸沸扬扬的“文明冲突论”，并不是什么新的创见。但是，冲突是短暂的，交融是永远的。当冲突到来的时候，如何化剧烈为平和，化对立为共存，化恐惧为自信，化抗拒为接纳，是文化冲突各方在交往中应该寻找的最佳道路。 和解是历史的正途 星云大师： 佛教是讲因缘的，一朵花很美丽，美的不只是花的自身，还有绿叶的衬托。人在这世界上也一样是因缘共生的，如同父母养育我们，师长教导我们，士农工商供应我们……血统、文化、语言、教育、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多方面的充分融合，才铸就成了一个民族，所以我们要唤起海峡两岸的大家对过去中国文化的重新反思，珍惜现在的情谊，共同创造未来，共同争取中国人在世界的光荣。 长乐先生：在佛教和中国文化的融合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二者的包容性。尽管佛教在传播经典的过程中遇到过很多文化冲突甚至迫害，但最后还是依靠自身的更新能力流传了下来。这是否和它包容了相当大比例的中国文化有关呢？ 星云大师：佛教有着和谐的性格，它和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和谐共通的内容。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曾说：“佛教具有群众性、民族性、长期性、国际性、复杂性。”现在看来，佛教更具有包容性、文化性、人间性、生活性、慈悲性。佛教不但能和世界所有宗教和平相处，而且也希望被国家的领导者运用，协助国家建设社会秩序，净化人心。 中国“儒释道”的发展已有近三千年的历史，佛教不但融合了诸子百家，甚至融合了过去的中印思想，把传统与现代紧密结合，现在更涵盖了世界所有文化的精髓。因此，当中国文化融入佛教的精神义涵，未来举世文化将无能超越其上。 长乐先生：中国独特的“和”文化在当代世界格局中，显出了特殊的意义。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就是阴与阳对立统一，浑然一体，是中和适中，是和解和平，是善意包容，是坦诚和秩序。由此，我也尝试着提出华人传媒发展趋势的三个关键词：到达、超越、联合，用以共勉与自勉。 历经“文革”的中国人有过切肤体验：提倡冲突论或斗争哲学，最终受害的将是提倡者自己。柏杨先生在《丑陋的中国人》中写过：“洋人可以打一架之后回来握握手，中国人打一架可是一百年的仇恨，三代都报不完的仇恨！为什么我们缺少海洋般的包容性？没有包容性的性格，如此这般狭窄的心胸，造成中国人两个极端，不够平衡。” 现在，我们终于明白，和解、包容、多元才是历史的正途，才是世界的本质。 刚柔相济，东方与西方的中庸 长乐先生： 现在，“凤凰卫视”内部无论个人、部门，还是整体运作，都要把“规矩”立清楚。我们这一代大陆人受的教育是要“管得宽”，强调对整体的把握和责任心；香港的同事则更讲究责任内的事情尽责，决不“捞过界”。我们的规矩，就是要融合两方面的优点。在上市公司、电视频道的运作规则上，我们老老实实按规矩办，在规矩之内，你有多少个性，请尽情张扬。 要真正做到自然而然的境界，的确需要时间。这也是东西方管理的不同。同样都是追求公平性，东方讲究入情入理；而西方的管理依据是法规、制度。东方和西方管理模式的取向也不一样。东方表现得含糊合理，取其中庸，共性的东西多一些，更强调文化；西方的强调精确、理性，个性的东西多一些，注重制度层面。 星云大师：这样的话，效率就会有不同。树干很硬，树叶很软；骨骼很硬，脑组织很软——什么样的位置，就该有什么样的质地。同时，水遇寒时结冰，久聚乌云成雨，在不同的机缘之中，也会产生不同的效果。 长乐先生：“凤凰卫视”是我们与美国新闻集团合资创办的，也是香港的上市公司。上市公司的管理规则必须共同遵守，但是我们也有自己个性化的管理方式。我们现在是在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管理模式中间，找一条最能发挥能量、最能展示身段的中性道路，崇尚刚柔共济。譬如，决策、预算、财务、投资等方面，基本上是西方的管理，为刚性管理，做得比较狠。而在涉及员工情感禀性的方面，更强调以人为本，根据企业共同价值观进行人文化的管理，也叫柔性管理。 我们的CFO叫KK杨，他17岁就到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财务管理专业知识，完全是西方化的管理人才。他很严谨，所以我们管他叫“韦驮”——汉传佛教里面，站在弥勒佛背后、手里面拿着一根杵棍的佛。弥勒佛在大门口一坐，笑迎八方来客，大家都比较喜欢，但是没有韦驮的硬朗也不行。所以我们既有像主持人和管理层中间一些善于“笑迎八方客”的公关高手，也有像KK杨这样严格内部管理的人物。把这两个结合好，企业才有发展。 有人说，你们“凤凰”那么累，把女人当男人用，把男人当牲口用，靠什么激励队伍啊？当然我们有自己的方式。经济上的报酬高于国内媒体是其中一个方面，此外我们做媒体跟别的企业不一样，它落地有声，有互动，有呼应，这是一种最好的回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我们提倡表扬与自我表扬。我坚持一天至少要讲三句表扬的话，也乐意大家表扬自己。 星云大师：人都是有感情的，很多时候东方入情入理的管理方式也很奏效。佛光山有一个在家弟子，名叫朱家骏。他原本是军队里的通讯官，为宜兰救国团编辑刊物时，我发现了他卓越的编辑才华，便请他为我编辑《今日佛教》与《觉世旬刊》。他的版面设计新颖，标题引人入胜，突破陈年窠臼，在当年台湾的杂志界编辑艺术方面有着卓著的影响。 记得他每次到雷音寺为我编辑杂志时，我总是预先将浆糊、剪刀、文具、稿纸准备妥当。晚上睡觉的枕头、被单，也都是新洗、新烫。他经常工作到深更半夜，我都在一旁陪伴，并且为他下面、泡牛奶、准备点心。他常对我说：“师父，您先去休息吧。”我还是坚持等他完工，才放心回寮。遇有寒流来袭，我会将自己仅有的一床毛毯拿给他盖。 有些人惊讶地问我：“您是师父，怎么倒像侍者一样对待弟子呢？” 我答道：“他如此卖力地为佛教奉献所长，我怎么能不做一个慈悲的师父呢？” 菩萨心肠+现代管理 星云大师： 佛陀为了求得真正的解脱，毅然抛下荣华富贵，舍离一切五欲爱染，过着艰苦的修道生活。成道之后，他勇于挑战当时阶级森严的印度社会，以慈悲平等的真理，发出了“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的主张，后来又有“四姓出家，同为释氏”四海皆兄弟的宣言。佛陀慈悲平等的主义，终于为数千年来被奴役的印度人民带来了光明。 中国佛教到了明清时期，由于当政者的政策，逐渐演变成远离社会人群，封闭自守的山林佛教，使得佛教无法普度众生。民初佛教领袖太虚大师力排旧弊，倡导佛教革命，喊出“人间佛教”的革新口号。他认为学佛并不是渺不可及的事，将人做好，离佛也就不远了。我深受太虚大师的影响，渡海来台后，将“人间佛教”从寺院带入社会，从僧众带到信众，把佛法落实于生活中，期使“人间佛教”的理念发扬光大。 长乐先生：中国佛教史上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自隋唐以后，“禅宗”已成为中国佛教的代名词，而禅宗最核心处，就是把人心、自性归结为一切诸法的落脚点。后人还提出了一个“六祖革命”，认为它对“人间佛教”思想的出现提供了可能。 星云大师：佛陀出生、修行、成道都在人间，所以佛教也是人间的佛教。“人间佛教”是佛说的，人要的，净化的，善美的，是帮助人生幸福安乐的。五戒十善、六度四摄、慈悲喜舍、四无量心都是人间佛教的主要内容。 在印度，僧团是一个引导社会道德归趣、超越国家权力的出世间团体；然而在中国封建专制社会，一切都附属于政治而存在，随君主的施政方针而起伏兴衰。民国以来，太虚大师极力提倡人间佛教，一些年轻僧侣受到大师的影响，对未来佛教应何去何从有了新的体认，致力于推动佛教的现代化。 近来，佛教曾经举办不少义学，礼请名师大德为国家造育英才，也提供了各种医疗救济、教育、文化事业，造福社会。今后，只要能对国家民生、社会大众、经济利益、幸福快乐生活有所增益的事业，佛教徒都应该去做，这叫做普济群生。现代佛教的走向必定要合乎现代大众所需；现代大众不需要的，也应该是现代佛教所不取的。 长乐先生：我在佛光山走了一圈，领略到它的事业规模与管理，叹为观止。菩萨心肠加上现代管理，“人间佛教”好比是把云霞落成了地上的花朵。 星云大师：自从创建佛光山以来，我一直在为教育、文化、慈善的佛教事业而努力。开办培养弘法人才的佛教学院，以及一般的社会学校；办有出版社，编辑佛教丛书刊物，办报纸，设电视台；设立养老院、育幼院、诊所等福祉设施。佛光山是希望透过佛教事业的创办，为佛教开创新纪元。 如今，佛光山在美国创办了一所西来大学，已经加入美国西区大学联盟。它是中国佛教在美国创办的第一所大学，写下了中国人在美办学的历史新页，被《圣盖博谷论坛报》记者称作“佛教的哈佛大学”。当初玄奘大师将大法带回东土，我们不让先贤，在13个世纪以后，也推促了大法西传。很希望有远见、有抱负的青年都能来西来大学就读，让中国人创办的佛教大学能媲美常春藤名校，在美国扬眉吐气。 长乐先生：把东方文化融合于西方文化，在当今浮躁的物质世界里点燃的是智慧之灯，它所融洽的是族群关系，彰显的是人类文明。 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1) 长乐先生： 佛教和中国的儒教、道教一样，都是为人类提供了一种向善的路径，它们的目的都是要提升人的自主意识。人间佛教所讲的“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其实就是把道家的“道法自然”与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达到“至大无外，至小无内”，直至“无为无不为”的深远意境。 星云大师：40年前，我初到台湾宜兰雷音寺弘法时，有一位熊养和老居士经常到寺里义务教授太极拳。他是江苏人，曾任阜宁县县长，在宜兰县颇有名望。 他的侄子熊岫云先生，是宜兰中学的教务主任。正逢熊老居士七十大寿，侄子特地备了一份大礼，向叔叔拜寿。熊老居士说：“我不需要你任何孝敬供养，只要你肯在佛菩萨面前磕三个头，念十句阿弥陀佛，我就心满意足了。” 侄子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哪里肯磕头拜佛呢？于是拔腿就跑。但是回头想想，叔叔是他在台湾最亲的人，心里又十分懊悔。为了弄清佛教究竟用什么力量，让威德并具的叔叔心悦诚服，从此以后，每逢周三、周六的共修法会中，他都会坐在宜兰念佛会的一个角落里听经闻法。起初，他双手抱胸，桀骜不驯地听我开示佛法，渐渐地，他会合掌问候。我没有特别招呼他，也不曾劝他信佛。如是六年过去了，在一次皈依典礼中，我看到他跪在信众中忏悔发愿。他告诉我：“六年来我不曾听您批评基督教不好，甚至您还会赞美。您的祥和无争，让我决定皈依佛教。” 长乐先生：慈悲爱仁的心境，是需要长期环境熏陶，才能结出硕果的。可以想见，若社会上贪吝争恶之风盛行，则人皆盗匪；若祥和仁容之风盛行，则人人皆佛。如果人人皆佛，我们也就不必再像陶渊明那样，隐居世外桃源了。 和中国的儒道思想相似的是，禅也并不把管理当做一种控制，而是把它变成教化或教育，强调人的自我管理与自我控制。佛教管理学是一种动态管理，其管理的重心落在了人的精神世界和思想领域，这不但于整个社会关系的协调有益，也能使内部关系融洽，减少内耗。 星云大师：一个信仰佛教的人，会处处为别人设想，认为大家都是好人，自己也不能做坏人。如果世间上每一个人都能有这种观念，相信这个世界是和谐的，人我之间就没有可争执的事情了。 举个例子说，张三把电风扇打开了，李四正坐在电风扇边上，于是大声说道：“喂！我已经感冒了，赶快关掉，要不就搬到你桌上去吹！”张三不服气地说：“你自己感冒，关我什么事！直接吹风，我也会感冒的！现在我这里的风很柔和，我为什么要把它搬过来？”两个人顿时吵得不可收拾。 长乐先生：有些矛盾其实是可以用机制来调节的。风扇的冲突就是由需求和供给的错位挑起的，也和机制的细化程度有关。我们来重新设想一下，如果给他们每人桌上都装备一个可以自行开关的出风口，那么吹还是不吹，张三自己决定就好了，根本不必争执；如果风又可以调节为微风、大风、涡轮风之类的，李四也就不至于担心感冒而干涉别人。 这是一个企业内常见的配置问题。许多问题的关键在于，规则确定，情感通融，是否把每个人都放在了他们自己觉得最舒适、最能发挥才能的位置上。 还有个例子，甲从外面进门，刚坐下，一阵风吹来，门“嘭”一声关上了。乙坐在里边看书，被这突如其来的声响弄得起烦恼：“进来也不会随手关门！” 甲反驳道：“门本来就没关，你怪什么？”两个人终于冲突起来。这也是个配置问题。在最浅显的层面来讲，办公室里人来人往，起码应该把门固定在最方便员工使用的状态，这样才不至于成为员工之间争执的由头；而这些事，需要专业分工人员负责解决。 我们常常津津乐道一些高科技企业的工作环境，比如可以穿着拖鞋上班，可以在公司里睡觉，公司里有餐吧之类，或者像很多欧洲公司，公司高层的家人医疗、孩子上学、度假、养老统统都由公司安排好。这些其实都是为了解除员工的后顾之忧，使他们不必在工作之外消耗不必要的精力，从而最大限度地把热情集中到公司业绩上来。这当然也是人性化管理的一部分。 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2) 我们一直在学习佛陀的精神，强调人的内在悟性和中庸。在具体行为上，强调合作而不是竞争。因而，我们在管理决策的制定和具体实施方面，力图统筹兼顾，避免偏颇和极端。选择了“从心”的管理，就是尊重心灵与个性，着重对心灵、思维能力、才智的开发，而不是用数不清的管理条文织成一张束缚人心的网。 星云大师：每一个人都有佛性。管理者就是让每个员工都有机会认识自身的佛性，认识自身的能力与智慧。 西方的一分为二，东方的二分为三 星云大师： 在这个时代，佛教要想有所发展，也要与时俱进。但是，佛陀早已经确立了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六和敬”法则。僧团因为奉行“六和敬”，得以和乐清净。 长乐先生：精神总是能历久弥新。“六和敬”对今人也定有参照启示。 星云大师：“六和敬”不仅是建立僧团的重要基础，推而广之，也是建立清净和乐的佛化家庭，乃至安和乐利的社会的重要根基。佛教僧团的管理方法在“六和敬”之中，即以揭橥思想统一(见和同解)、法制平等(戒和同遵)、经济均衡(利和同均)等为管理要点。略述如下：一、身和同住：在行为上，不侵犯人，就是相处的和乐。彼此互相帮助、尊重、包容；遇有疾病，相互照顾，平等共居，和合共住。 二、口和无诤：在言语上，和谐无诤，就是语言的亲切。说话恳切，言语柔和，和平共处。 三、意和同悦：在精神上，志同道合，就是心意的开展。不比较人我得失，不计较是非利害，心意的和悦才是当下的净土。 四、戒和同修：在法制上，人人平等，就是法制的平等。受持戒法，进退有节，仪礼有据，行住坐卧，威仪庄严。 五、见和同解：在思想上，建立共识，就是思想的统一。舍去分别执着，彼此见解一致，达成共识，此乃共同成就之前提。 六、利和同均：在经济上，均衡分配，就是经济的均衡。不论是经济上的财利，或知识上的法利，大家受用均等。 长乐先生：这个“六和敬”，的确是团队柔性管理的一个境界。现代西方管理学现在也讲到“人性化管理”，这种管理思想的根应在东方，它和我们传统的中华文化如出一辙，和古老的佛教教义也是息息相关。 我认为东西方柔性管理和刚性管理有两点不同：首先是思维方式上的不同。西方的管理思维是一分为二，它明辨是非，一定要追究对或错；东方是二分为三的，它会寻求一个中间路线，不去追究是非，或者说也难以分清晰是非。 其次是目的上有差异。西方的管理目的是要解决问题，东方管理是要化解问题。化解问题和解决问题是不一样的。解决问题，有的时候会治标不治本，解决了一个问题，又会出来另外一个问题，问题越解决越多。而化解问题，有些类似中医治病。 星云大师：如果不能理清客观真相的线索，找出问题的根源所在，那就容易深陷其中。而只有随顺自然，掌握规律，才能找出根治问题的最佳途径，使问题转化成契机。大珠慧海禅师说：“饥来吃饭，困来眠。”就是该吃饭的时候吃饭，该睡觉的时候睡觉。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过去，释伽牟尼佛创立教团，就是用戒律来管理。佛法传至中国，祖师大德遵循佛陀制戒的精神，创丛林，立清规。大家共同遵守，就可以安心办道，清净无诤，生活得很自然。 长乐先生：在学佛的过程中讲究的是三学，就是戒、定、慧。在佛光山非常完整地保留了这三学的体系，它在执行中是不是很艰难？ 星云大师：不艰难。一个教团的存在，必须遵守戒、定、慧三学。戒就是规矩，定就是安心，慧就是悟道。既不悟道，又不安心，又没规矩，就不像修行人。 我年轻时就意识到，佛教最大的弊端就是没有制度，不但服装不统一，出家、剃度、传戒、教育等也都没有严密的制度。因此我从开创佛光山以后，就一直很重视制度的建立。 唯有健全的制度，才能健全僧团，才能带动佛教的复兴。但是制度也要与时俱进，必须“因时、因地、因人”而定，不能迂腐、守旧。我认为佛法真理不容更改，根本戒可以保存，一些不适合现代社会需要的“小小戒”，应该加以弹性调整。 提到佛教，一般人总认为信仰佛教必须守戒，于是这也不行，那也不能，很不自由。其实，守戒才能自由，因为佛教的戒律，与人性是相通的，其根本精神是不侵犯；只有在不侵犯的基础上进而尊重别人，才能享受真正的自由。 不管理就是高明的管理 星云大师： 禅堂，一朝风月，万里晴空。从四面八方而来，感觉身心疲倦的人，想要重新调整，就进到禅堂。当然，报名、登记、进堂、出堂，都有一些规矩。他奉行这些规矩，就感觉到这是理所当然，心安理得。大家在这里彼此平等，没有差别待遇，平等就能快乐。 长乐先生：今天有幸参观了整个斋堂进斋的情况，尽管之前我们也见过一些内地的、香港的斋堂，但是在佛光山看到的这样一种戒律或仪规的遵循非常令人震撼，五百多人的大场面，听不到杂音。在诵经的过程中，大家都是那么端庄，那么虔诚，包括他们排队走在去斋堂的路上，那样心平气和又步伐整齐。这样的管理是一种内功，在管理中体现出来对人心的管理，对人的教化的管理，是丝丝入扣的。 星云大师：道场的管理与国家的管理尚有不同。国家要用强制性的外在的法律来管理，犯了罪就要受到制裁；佛门的戒律和规矩却是发自内心，心甘情愿的。比如排队，是大家自觉自愿地排队，没人强迫；吃饭不可以有声音，不要说五百多人，有时候几千人一起吃饭、办活动，也是这样。初学佛的人无形中也会被这种规矩、气氛所震慑。大家都以这个模式规范举止，相当于火车行驶在轨道上，飞机飞行在航道上。 长乐先生：我们排队到斋堂，看到队伍中间有出家众也有在家众，有黑人也有白人，还有印度来的一批学者，他们在这里同样的如鱼得水。汉传佛教文化体系与来自五大洲的朋友进行沟通和对话，场面上，我们感受到了中华佛教、中华文化的力量；细微处，却体现出管理的力量。 星云大师：其实，不管理的管理，就是高明的管理，最高的管理，是自己管理自己。中国过去的佛门丛林，组成分子早先来自社会各种行当，甚至还有江洋大盗。可是，很奇妙，只要进入丛林，进入禅堂，大家统统一样守法。在禅堂里，目的是让人开悟。但是，开悟不是那么简单，如果自身条件还不具备，心灯就不亮。所以，参禅就是要耐烦，忍耐，让禅心慢慢地融入。三个月后，再去观察，整个人的气质就不一样了，因为静下来后心境就柔软了，不像过去那么急躁、强硬。自在解脱，所以身心快乐。 长乐先生：尽管您已经从管理的一线完全退出了，但是您所形成的这样一种体系、一种制度，包括您的这种心态，留给了后来的管理者。 星云大师：佛教是一门最好的管理学，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都是管理专家。阿弥陀佛把西方极乐世界管理得那么美好，没有坏人，没有交通事故，没有政治迫害，没有经济恐慌。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让众生没有畏惧，随类应化，观机说法。 很多佛教经典，都可以应用于人间的管理。《佛说孛经》就是一部政治的管理学；《维摩诘经》就是一种社会的管理学；《地藏经》就是地狱的管理学，《弥勒上生经》就是天堂的管理学。 管人难，管心更难 长乐先生： 每个企业面临的环境条件千差万别，企业性格也大相径庭，而成功的企业都有相通之处，即大多可归结到“人”上，“人”又可归结到“心”上。 星云大师：管理的妙诀，首先须将自己的一颗心管理好，除了让自己的心中有时间的观念，有空间的层次，有数字的统计，有做事的原则，能合乎时代与道德以外，更重要的是，让自己心里有别人的存在，有大众的利益。这样才能够将自己的心管理得慈悲柔和，将自己的心管理得人我一如。以真心诚意来待人，以谦虚平等来待人，才算修满“管理学”的学分。 长乐先生：很多企业家都有这样一个困惑：一方面热心于公益事业，有文化取向，但同时又要追求企业盈利，维持良性循环，所以还要有非常强的企图心，这是相互矛盾的两个方面。不过从大师的佛学角度来说，我们应该用平常心来对待各种事物。那么怎么才能将平常心和企图心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有一个很好的平衡呢？ 星云大师：你讲的平常心，就与禅心相应了。我认为对公共的事业，对国家社会大众的事业，要有企图心，但是，对个人的功名利禄就要有平常心。所谓用平常心看淡，就是不那么计较，不那么着急，也就是有出世的思想，如此才能做好事业。台湾有一家天下文化公司，为企业界出版了很多书刊，书中提到过去一些企业的经营策略叫“红海策略”，就是大家竞争得你死我活。现在企业界也觉悟了，与其竞争到最后两败俱伤，不如提倡“蓝海策略”，就是让大家和平友爱，你帮我，我帮你，皆大欢喜。 长乐先生：现在企业竞争是很激烈的，各种类型的企业之间都有明确的竞争目标。在这种环境下，怎样做到大师说的双赢呢？比如说现在常常提到的“迎合”，既要“合”，又通过“迎”来“合”。还有就是“竞和”，在竞争中做到和谐。我想从大师这里获得一些新的解读角度。 星云大师：好比武林人物，虽然武功盖世，也不会无端伤害别人、消灭别人，为什么呢？因为即使胜利了，也胜之不武，消灭了，以后就没有对手了。所以，不管文治武功如何兴盛，人才是最重要的，尊重、包容是基本的，愈上位的人愈要谦虚。 有一年，台湾陷入经济恐慌，大家为了年终奖金、加薪，游行示威，社会动荡不安。我们佛光山也有退伍老兵在这里服务，我跟他们开玩笑说，你们也拿个小旗子，到我们的门口摇旗，要求加薪。一位老兵说，我们不要。我问为什么？他说：比金钱更宝贵的东西，就是尊重。我们在这里服务，法师们每天见到我们，合掌、点头，跟我们讲老伯早、老伯好，我们在精神上就很富有了。我们不要加薪，我们要人尊重。所以我说这个世界人与人相处，最好的管理就是尊重他，爱护他，善用他。 长乐先生：从西方管理学角度来说，包容和管理原本是对立的，但是在大师的管理学实践中，包容占了非常重要的部分。 星云大师：管理事情是比较容易的，因为事情不讲话；管理金钱也好管，只要是你的，随你处置；只是管人难，管自己更难，管心最难。 长乐先生：管人先得管心，管别人的心得先管好自己的心。 星云大师：身教重于言教。今天，承蒙你们都称我一声星云大师，我实在是一个贫苦家庭的孩童，根本没进过正规的学校，谁在教育我呢？我身边几百万的信徒。因为有那么多双眼睛，那么多只耳朵，我不敢抽香烟，他们不容许我；我不敢喝酒，他们不容许我。所以我要感谢他们，因为他们关怀我，让我自觉做表率，要正派，要勤劳，要明理，要警醒，也依着他们的需要，我才能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出家人，做个一辈子和信仰同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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