旷野无人-8

，生活老师通知我：“你父母都离开要塞了，你父亲的同乡贾主任来接你，你跟他走吧。”我惊呆了。我爸爸妈妈上哪儿去了呢？一个家怎么一眨眼就没有了？贾伯伯肯收留我多久？现在我算不算孤儿呢？贾伯伯住在要塞政治部大院里，他的二女儿头发短得像男孩，见面就说：“又多了一个丫头片子。喂，我是你二姐姐。”大姐姐上下打量我，问：“会唱毛主席诗词歌吗？我家有规矩，吃饭前要唱一首诗词歌，唱不出来就不能吃饭。”吃饭的军号声响了。我很乖地提着锅，跟着二姐姐去食堂打饭，很乖地帮大姐姐烫碗筷，很乖地帮贾伯伯切大葱，他家顿顿少不了麻油酱油拌大葱。我从小不吃生葱蒜，但今非昔比，我没有资格再挑食、撒娇。一天，无意中，我听到二姐姐说：“小屁孩儿家教挺好嘛，从来不翻咱们的东西。你发现没有？她从来不坐咱们的床。”大姐姐答道：“我不喜欢她。老里老气的，一点不天真。”我暗暗想：我还不到十周岁，怎么就说我老呢？“天真”是什么东西呀？吃饭时，大姐姐叫我端凳子，我心事重重端了个尿罐递过去。晚上，洗完澡，三人玩“争上游”。正发牌，大姐姐抽抽鼻子对二姐姐说：“你又偷用我的檀香皂！”二姐姐说：“王八蛋才用你的檀香皂。”她俩相差一岁，都读初二，二姐姐比大姐姐高，俩人天天拌嘴。大姐姐说：“谁干的谁心里明白，不要脸！”二姐姐扑了过去，“谁不要脸？你来闻，闻啊。”我的心突然裂开了一个大洞，里面呼呼地冒出黑风和冷气，我的眼珠子被冻住了，我闻到了自己身上的檀香味。平时洗澡，大姐姐独用檀香皂，二姐姐用一般香皂，我用肥皂，学校的生活老师只给我们发肥皂。但我很喜欢檀香皂，因为妈妈洗澡是用檀香皂，它总让我想起妈妈身上暖暖的香气。两位姐姐越吵越凶，句句话都戳得我心惊肉跳。我挣扎着开口说：“对不起，是我拿错了……”话没说完，便大哭起来，哭得天昏地暗，四肢抽筋。第二天一早，我留下一张道别的字条，回到了学校。又过了一学期，我习惯了当孤儿。子弟小学包吃包住包发文具和牙膏肥皂，我没有一分钱，但绝对饿不死。夏天，衣服烂了，我就把冬天的长袖衣剪成短袖穿；天冷时，再把袖子胡乱缝上去。日月匆匆，该过十周岁生日了。我把没用完的牙膏挤到贝壳里装着，把牙膏皮卖了，把夏天惟一的一双破凉鞋卖了，把小刷子辫剪下来卖了，把没用完的练习簿卖了，把枕头套当破布卖了。我攥着一把壹分、贰分、伍分的硬币，跑到要塞照相馆，我对照相的说：“我要照一张生日相。”照相的说：“笑一笑。……怎么老里老气的？一点不天真。”他的话令我想起了大姐姐二姐姐。我忽然很想念那个收留过我的家。许多年后，那张照片依然传达着一种永远无法言说的忧伤。1994年5月补白写这散文时，我可能已有轻度抑郁症倾向。那些日子，每天早晨醒来，心情总是一种底片的颜色。屋里弥漫着莫名的伤心气味，大脑里仿佛晃动着洗照片的药水。渐渐地，童年的画面慢慢浮现出来。我的身心浸在这样的化学药水中，越来越不能自拔。我的朋友李媚曾经说：你为什么总喜欢去抠旧伤疤呢？本来结痂了，你又非要抠破它，让它痛。你好像沉迷这种痛。她是随口说，却点醒了我。我试过早晨醒来不想伤心的事，但是，很不习惯。似乎心不痛，画面不浮现，就不知道我是谁、身在何处。接下来一整天，茫然得不能自控，如行尸走肉，魂不附体。迷茫的恐惧比心痛的感觉更让我焦虑。我又浸泡在化学药水中，等待着这个李兰妮从底片里浮出来。bao.想看书来第10篇认知日记（1）2003年6月30日星期一上午10点40分近日我特别注意不勉强自己做什么。散步时，没气力做操就不做，不强迫自己一定要锻炼多长时间。走路、做事在精气神方面都注意留有余地。可能这就叫养气、养神吧。我每天散步的小花园很不起眼，但有许多幼儿在那里玩耍。那里气氛祥和、单纯，在那里我能感觉到上帝的同在。我意识到，上帝指示我要向婴幼儿学习，多受他们的感染。昨天我看的是瑞士心理学家卡斯特的《克服焦虑》。里面谈到焦虑是人生的一种常态，我们要学会积极面对焦虑。承认它，克服它。而不能逃避、回避它。因为避得了一时，避不了一世。避的时间越久，将来突然崩溃的可能性越大。成功克服某种焦虑后的经验很重要，它会自然用于克服下次出现的焦虑。今天早上妈妈来电话，担心自己得了肺结核。我劝她少胡思乱想，也别总在茂名的医院来回折腾，早点来广州检查、诊断。我要特别注意情绪不要受她的影响，不要让她那些不必要的忧虑传染我，她是典型的神经质抑郁病人。与她接近，就像一个不会游泳的人想去救一个还会一点游泳的落水者，结果被落水者慌乱中勒住了脖子，不但救不了人，自己还处于更危险的境地。我常盼望妈妈身心得拯救。我曾十分着急，但现在明白，上帝有他的时间和计划，我应该做的是：祷告、交托、感谢、等候。“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随笔我在日记里又提到了面对母亲时的恐惧。前些年，我写了中篇《十二岁的小院》，里面记录了一些童年的伤感故事。妈妈看后，给我打电话，说我这是出卖她赚稿费，再写这些她就跳楼。弟弟也指责我，说我不孝，污蔑妈妈，并要求我在收入集子出书时把有关段落删掉。在认知日记里，分析负面思维时，我在梳理平日心中所恐惧、所怨恨、所怀疑、所纠缠不清的思绪。不能再逃避。我要认识自己。我要卸下重担。这必然触及家庭、隐私等敏感层面。当时写日记是用于治疗，等于倒空心里的垃圾。今天写随笔，我想完整保留认知日记的真实。它是劫后余生幸存者的肺腑之言，不是纯粹的文学作品。它是一本病历，可供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参考。它是一本民间纪实资料，可供社会学家翻阅。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代言书，它想为那些因精神疾患而默默自杀的人说几句心里话。但愿它还具备报警器的功能，催促正被莫名抑郁愤怒焦虑所困的病人呼救。这里记录的，不是我一个人的抑郁，是我们这代人所共有的抑郁。认知日记中我不会添加什么，治疗过程中喃喃自语的车轱辘话也由着它来回说。在将负面思维扳正过来的时候，有些话必须重复说，甚至天天说。日记中有三天谈到个人隐私，由于这涉及他人形象，必须整段删去。至于涉及到我父母的日记段落，经慎重考虑，保存原状。认知日记触及了儿女对父母的怨恨。这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是忌讳的。从小到大，我不是一个孝顺的孩子。从小到大，我在心里跟父母是疏远的。二十二岁那年，我住在广州中山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内分泌病区，同层有肾科重病区，疑难杂症重病房。白天见病人死掉被运尸车推走是常有的事。我住的小病房靠窗的是一个二十七岁的大姐姐。大姐姐的父母在香港，每个周末会来看她一次。我父母在粤西，没有电话，没有书信。十四岁开刀割血管瘤，我自己上手术台，自己在公路上拦军车，没拆线就回到了几百里外的家。十七岁我在广州部队医院一住半年，从国庆节到春节后，父母在粤北没有任何音讯。我没哭过，习惯了。九岁我就独立了。在中山医附院病区，连着几天隔壁病房白天黑夜都死人。头一个半夜，凄厉的哭声骤然响起，是孤儿寡母的哭声，很揪心。我听见大姐姐翻了两次身。第二天早晨，阳光明媚，大姐姐坐在窗前梳长发，她喜欢抹发乳。她本来长得很漂亮，但什么都不能吃，靠白蛋白输液活着，所以脸色发青，有气无力。那天早晨大姐姐清瘦的脸上有两个黑眼圈。我以为她要抱怨夜里哭声扰人，她却叫我看她的头发多滑顺。第二天更晚的夜里又有人哭。听起来是父母哭儿子，走廊有护士的说话声，说什么人哭得晕第10篇认知日记（2）过去了。黑暗中，大姐姐不知什么时候起来了，双手交叉紧抱肩膀站着听。透过蚊帐，看不到她脸上的表情。我轻声说：“大姐姐，你怕不怕？”过了好一会儿，大姐姐突然说：“他们都有人哭。我死了谁哭我？”我傻乎乎地说：“你有你爸爸妈妈哭啊。我才没人哭呢。”大姐姐不说话，摸索着缩回蚊帐里。我呆望着窗外清淡的月光，忽然悲从心头涌起。我要是今晚死了，真的没有人哭我。我的爸爸妈妈在哪里？他们想过我吗？鼻子发酸了，眼眶湿湿的。这对我来说是极其罕有的现象。我用手把眼泪揉了出来。那个夜晚我很需要哭一哭，我想流泪让心里别再堵得慌。但是眼泪只有一点点，仅够湿湿眼眶，不够攒成泪珠往下掉。我想起小孩子哭，都是叫着“妈妈呀”，越喊越是满脸泪。我无声地做了个口型“妈妈呀——”，感觉怪怪的，心里更加堵得不透气。我又试着无声呼唤“爸爸呀”，感觉也不对，也哭不出来。心里很悲哀，找不出一个亲近的人。哭的时候我可以呼唤谁？我能依靠谁？我能想念谁？我能哭着叫着谁来安慰我心壮我胆？在这样一个死神在病房走来走去的黑夜，我可以哭求谁庇护？每一代儿女对父母都有怨结。时代不同，怨的内容也不同。可是每一代人都把深怨埋藏在心底。我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那也是“万人坑”啊。许多白骨化灰化烟，他们没有机会说，他们没有胆量说，他们说了没人听。此时，我可以摸着良心说，我对父母的怨恨已经化解了。因为我终于把长在心里的结石挖出来了。在我看过的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写的书中，不论是美国人、德国人、英国人，还是瑞士人、加拿大人、新西兰人、伊朗人，他们都提到了童年期心理创伤对抑郁症病人的影响。“迄今为止，我们还无法知道导致抑郁症的确切原因。但是，我们比较能肯定的是抑郁症的病因绝对不是单一的。我们认为，自然的和人为的双方面的种种因素都包含其中。”我得老实承认，尽管翻过一些书，但我仍不明白我为什么会得抑郁症。抑郁症与童年有关，与家族遗传有关，与重病创伤有关，与生活紧张工作压力有关，与大脑神经递质失衡有关……但是，在同样童年有阴影、有家族史、曾遭重创、压力紧张相似的十个人当中，为什么那九个没患抑郁症，而偏偏这一人重度抑郁呢？前些日子，几个朋友聚会。我说起童年烙印，没等我把话说完，众人纷纷声讨：你以为就你童年缺乏安全感啊？你看过当妈妈的就当着小孩子的面寻死吗？你知道幼年丧母的滋味吗？你懂得莫名其妙被父母憎恨的感觉吗？认识多年，直到那天才知道，在座的几乎每人都有伤心的童年。2005年11月22—23日链接《一百个饺子》摘录小时候，不太明白什么叫“家”。军营里的孩子早早就适应了集体生活，从幼儿园开始我们就习惯了住校。那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1960年代，我们知道自己的身份：我们是军队的孩子，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当时住校，一学期只能回一次家。要是到了寒暑假，家里大人有军事任务，我们就继续留校。我们从老师那儿得知：我们可能是最后一代与家庭保持联系的孩子。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小家庭即将取消，小孩子一生下来就要交给社会统一照管，全国人民合成一家，不分彼此。我们深受鼓舞，也有些困惑：是不是爸爸妈妈很快也会被取消呢？或者，以后见到所有的叔叔阿姨都要叫爸叫妈？我们无忧无虑地活在学校里。吃饭是统一到食堂吃，穿的衣服是学校发的制服，课本、铅笔、铅笔刀、作业簿、饼干、糖果、水果、毛巾、肥皂、脸盆统统由学校按时按量发，打针吃药有医疗包干，看电影统一排队去大操场。可是，有一天，中国闹起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看见老师们被批被斗、被赶出校门或遣送回乡，心里又慌张又激动。自由了！可是食堂里饭菜越来越差，越来越少，我们得抢饭吃，每顿都吃不饱。学校不发制服了，我们的衣服旧了烂了没人过问，周末再也吃不到糖果、饼干、水果了，也没有电影可看了。到了八一节、国庆节、元旦，也没有人张罗聚会第10篇认知日记（3）和晚会。夜里停电，宿舍里鬼哭狼嚎，学校荒凉得像一块久被遗忘的坟地。这时候，我们终于想起：家呢？——很久很久没有家的消息了。一天中午，一辆吉普车接走了二年级一个鬈发的男生。第二个星期，又有幸运儿被接走。回家的渴望开始像霍乱一样蔓延。然而，由于军队干部奉命“支左”，父母们无暇顾及儿女，他们不知道军队的子弟小学也闹起了革命，不知道学校瘫痪了。那个夏天，我想家想得头都快裂了。我不知道父母在哪里，为什么不来接我。我害怕地想：是不是“文革”把家取消了？是不是家把我取消了？就连在梦中，我也见不到爸爸妈妈，我使劲回想他们的模样，可越使劲想，他们的形象越模糊。那个夏天人人都在长痱子，又没有凉快的衣服穿，于是女生中开始流行用手绢做背心。我们把以前发的旧手绢找出来，缝接成一大块，剪一个洞，套在脖子上，就成了一件简单的背心。那天，我正在学着缝背心，一个陌生的军人突然出现在门口，嘴里叫着我的名字告诉我：“你爸爸托我接你回家。”一听到“家”，我的头像被足球击中了似的，又麻又热，混沌一片，立刻成了“脑震荡”病人。我什么都没问，空着两只手，紧随那军人出了门。一路上，坐车坐船，我没问家如今在哪里——部队常常调防，军人的家也常常换地方。到了一个城市，名字怪怪的，叫“佛山”。但城里没有佛，也没有山。见到爸爸了。想不起有多长时间没见过他了。我表现得很冷静，没哭，也没笑，我仍处于“脑震荡”的状态中。也许想家想得太累了，一颗心干干的，皱皱的，像一团用来缝背心的旧手绢。爸爸倒是笑了，拍了拍我的肩膀说：“怎么弄得像个小叫化子？”那神情很像一个连长见到了掉队后归队的士兵。我找不到话说，拘谨地坐在爸爸的办公室里，一副痴呆儿模样。爸爸蹲下来仔细看看我，问：“怎么了？”我困难地抬起发硬的舌头说：“什么时候回家？”爸爸说：“妈妈和弟弟正在江西外婆家……”他话还没说完，我突然喊了起来：“我要回学校——”我起身往外跑，爸爸追上来抓住我说：“你不想家吗？”我说：“就不想！”我心里很恨爸爸妈妈，我很想大声说：“是你们不给我家，是你们先不要我的，我也不稀罕要你们。”许多年过去了，一直没弄清楚，“家”对我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一想到“家”，脑子里就乱，就魂不守舍，心里又慌又痛又怕，却又充满期盼。这期盼太深太长，像悬崖像深谷，远看，无限风光，近看……它无法近看，我从未走近过这无边的期盼。1994年6月补白这篇文章最后一段所说的“家”，后面有许多潜台词。它代表了安全感、父母之爱、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