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主底儿女们-13

金素痕皱眉，向着酒杯，眼睛潮湿了。随即她离开酒席，上楼去，走进了姐姐底房间。她坐到椅子里去，以痛苦的、痴幻的眼睛凝视着窗外的灰白的天空，她底身体不时抽搐，仿佛她处在烧热中。弟弟上楼找她，被她赶走。“是的，完结了！但是怎么办？他非死不可！但是苏州老头子要先死才行！是这样的，每一天，每一夜！啊，何时完结！”她悲痛地叫。她听见了楼下的笑声和歌女底歌声，觉得很遥远。“我年青，我漂亮，我聪明，我有钱，但是我却这样？是的，我年青……这些畜牲！”又听见了笑声，她骂。三暑期的杭州小住回来后，蒋少祖底各种社会关系有了大的开展。他开始和金融界底人们接触，其次又与官方底活动家接触。官方活动家要他编一本关于国际问题的书，他拒绝了。随后他自己编了这本书，交给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九三三年，全中国注视着北方。“满洲国”在东北成立，同时日本侵占热河，向长城各口进军。中国屈辱着——没有力量还击。一九三○年以前的中国是处在内部底狂风暴雨里，一九三○年以后的中国则在外来的凌辱里呻吟，昏迷摇荡。团结是一件艰苦的事业，它还得在几年以后。在这一连串的丧魂落魄的日子里，社会动荡，青年们不安。青年们向已成的道路走去，继续着他们底开辟。……在复杂的，尖锐的，甚至怪诞的各种关系里面生活，蒋少祖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理想家。这些复杂的、尖锐的关系不时遮掩了他底目标。但活动增加，自信增强，他相信他可以突击过去。从杭州回来后，怀疑和痛苦都过去，和外部世界的多面的接触使他有了新鲜的、愉快的心境；这种心境是一个人生活在一个地方，和这个地方的关联逐渐强固，不时从它享受到各种快乐、愤怒、思想，并且意识着这一切时所有的。他憎恶上海，不时发出愤怒的呼声，但同时他觉得，在上海生活，是最愉快的。他底一切习惯，癖好，都与上海不可分离。他不能设想他会过别种生活，即必须牺牲这些习惯和癖好的生活。对一部分人殷勤有礼，对另一部分人冷淡骄傲，对第三部分人，即亲近的朋友们诙谐活泼，这给他以巨大的满足。同时，剧场、咖啡店、回力球场、游泳池、好的食物和衣著也对他不可缺少。他在读书的时候便有这种癖好的，后来的怀疑、贫穷、焦急和痛苦使他抛弃了这些，现在，境遇良好，他便又再回到这些上面来。这个逐渐固定的生活使他较容易地抵抗了王桂英所带来的那个不幸底袭击。同时夏陆底行为也把这个痛苦减轻了许多。他底生活和夏陆底行为使他相信自己并未做错。王桂英底事情过去后，家庭生活恢复了平稳。蒋淑珍和蒋淑华去年在老人底示意下所寄给他的一笔钱他现在还没有用完。他从报馆，书店经常有收入。去日本以前的那些怀疑和痛苦是过去了。生活业已建立，工作愉快地进行着——他底工作除了写作和翻译以外主要的便是，用他自己底话说，和一切人接触，试出自己是强者。在和夏陆底冲突上，他试出了自己是强者。夏陆怀着极大的痛苦和仇恨攻击着他，他发表文章打击他，他是回击得更重。夏陆攻击他是机会主义者，他攻击夏陆害幼稚病。夏陆攻击他假颓废，他攻击夏陆不懂西欧文学。一个月不到，夏陆就沉默了。蒋少祖精密地计算着金钱底收支，不再像少年时代那样草率。有些青年要改正这些毛病是很难的，他们苦笑，呻吟，简直令人头痛，但蒋少祖很自然地便做到了这个。他明白并爱好他底生活，他对自己底生活有着坚强的意识。同时这个意识使他注意到了父亲底旦夕不保的财产；他决定找机会回一趟苏州。老人去年便要他回一趟苏州，但他总好像脱不开目前的生活和事务。他常常头一天忧郁地决定要回苏州，第二天一忙，各处一跑，便把这个决定打消了，同时王桂英底事情增加了他底迟疑：他怕老人已经知道。秋季到来的时候，蒋少祖活泼地出现在集会场所和交际场所，被熟人称为姣小的王子。这个绰号是从大英帝国底外相艾登来的：蒋少祖为国联调查团底来华攻击过艾登。据说这个攻击李顿爵士看到了，并且很表兴趣。……夏陆笨拙地，猛烈地扑击着蒋少祖，但很快地便在王桂英底困恼里沉默了。八月初旬，他接到了仅有的亲人，年青的、活泼的弟弟在江西战死的消息。接着，在十月末，加入了电影公司的王桂英离开了他。夏陆经历到大的痛苦；他底心好像特别惯于吸收痛苦。夏陆开始对一切不注意，整天睡觉，或者整天在街上乱跑。他不再能忍受任何东西，他常常喝得大醉。在和王桂英结合的最初的一个月里，他是那样的快乐，对一切都显得温顺可亲，觉得人世并无灾害和痛苦，觉得不和平的生活是不可想象的。他到处都笨拙地发笑，对工作拚命卖力——只记住一件事：对蒋少祖的仇恨，他无疑地相信这个仇恨于一个正直的、有良心的人是必需的——中国人，是受了仇恨底教育。同时他相信这个仇恨对于他和王桂英底为人是必需的；唯有这个仇恨才能免除他底屈等和王桂英底痛苦。但王桂英并不这样想。发现了这个以后，夏陆很苦恼；但仍然做下去，表现了可惊的顽强和执拗。但事情坏下去。钱不够用，生活单调——王桂英不能忍受这种单调。她不再平静，她每一分钟都有新的不安。湖畔底不幸现在成为真实的痛苦和恐怖了。她最初认为夏陆底善良的，单纯的爱情可以使她平静，但后来发现这不可能。同时她觉得她所需要的并不是平静的生活。她奢华、享乐、企图忘记痛苦，并且，最坏的是，她不把她底痛苦告诉夏陆。很显然的，从最初一天起他们之间便有着极大的距离。夏陆痛苦地看着她底变异。她喜欢时髦的衣裳，常常要去看戏、跳舞。夏陆不会跳舞——什么也不会。夏陆拚命找钱。痛苦地向她隐瞒他底贫穷。王桂英交游增多后，夏陆开始和她吵架——他老实地向她承认他底妒嫉。十月初，王桂英走进了电影公司底迷人的大门，维持到月底，他们分离了。忍受着王桂英底离去，忍受着痛苦，夏陆表现了可惊的顽强与执拗，他认为一切都是应该的，认为自己并未做错；他决不相信他们在结合底第一天便是荒谬的。他仍然相信王桂英底美好和善良，仍然相信爱情，因此他虽然知道一切，却不明白究竟是什么东西使他们分离。他永远不明白，这增加了他底痛苦，但他忍受痛苦底力量是可惊的。在痛苦中他顽强地思索追寻，他分析了一切，分析了王桂英底性格、历史、和他们底生活和需要，思索了全世界，但依然感不到他和王桂英为什么会分离。他能够把这个分离底原因说得极清楚，然而却不感到，不相信它们。夏陆觉得无论如何，生活不能照原来的样子过下去了。必须理解一切——必须从上海跑开。他写信到北平和广州去。十二月中旬，广州底朋友来了信，夏陆向报馆提出了辞职。辞呈迟迟未获批准。夏陆准备着离开上海，但由于奇怪的、残酷的心情，希望再看见一次王桂英。然而没有勇气去找她，在街上和剧场里又不能遇见她……正在这时，蒋少祖加入了上海新闻界和金融界组织的平津访问团。上海各界对访问团安排了盛大的欢送。由于蒋少祖底引诱，夏陆在这个晚间用报馆底名义走进了热闹的银行大厦，意外地发现了王桂英。她和戏剧界底人们同来，坐在最引人注意的位置里。夏陆没有能够支持到底；他半途离席，走进了喧嚣的街市。……蒋少祖费了颇大的努力才获到访问团底位置。访问团里都是资望很高的人。他们是：政府主办的报纸主笔费正清先生，商报底金融栏主编、瘦长的、鸭嘴的方德昌先生，金融界和工商业界代表张明予先生，高杰先生，等等，等等。蒋少祖是他们里面的最年青的一个。蒋少祖底成功是得力于方德昌和高杰底推荐，后者在社会上以活动经费底最大和态度底泼剌著名，前者则以漂亮的、出身高贵的太太著名。上海各界似乎对这个团体抱着很大的热情，他们确实想知道北方底实际情形。因为种种原因，提倡自由主义和信仰民主主义的蒋少祖便获得了特殊的注意。文化界底某一些人们拥护他；很多年青的学生们则认为这个访问团只有他加入才有意义。启行以前的四天，上海各界假某银行大厦欢宴访问团。这个宴会，除了尽义务的来宾以外，充满了上海底最活跃，最爱热闹的男女们。这些男女们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们无论何时都温柔而感伤地表现他们是受不住了；他们到处向人询问中国底光明何时到来；没有光明，——他们就不能生活。特别上海底这些男女们有这个特色。他们天黑以前便到来了，坐在银行底华丽的客厅里，向别人申诉或彼此谈论着，他们对于上海底浮华萎靡是再也不能忍受了。来了一个诙谐的、中国通的美国记者，他们立即把他包围，供给他以各种消息，告诉他说他们希望国际底正义——他们是再也不能忍受了。这时蒋少祖和瘦长的，鸭嘴的方德昌先生走进了客厅。有几个人鼓掌。方德昌除下了礼帽频频地点头。蒋少祖知道大家是在欢迎他（对于群众底欢迎他是早已习惯，获得了确定的意识，不再像生手似地热情而惊扰了），脸上有文雅的，但特别忧愁的笑容。这个忧愁说：“我想到更多的东西，有更大的苦恼——事情并不如你们所想的那样单纯。但是你们底单纯是多么可爱啊！”他抓着礼帽柔韧而决断地走向中国通的美国记者蒂克，坐在他身边，翘起腿，忧郁地点着了烟。“你们，”他向蒂克用温和的、打颤的声音说，“怎样看法？”蒂克咬着雪茄，在胡须里面狡猾地微笑着，同时灵活地转动着他底眼球。“我们相当乐观。你们怎样看呢？”“在你们美国底政策上说——即使在这一点上说，你们也没有权利乐观。”蒋少祖露出柔弱的，极其耽忧的神情说，好像他是非常痛苦，并且受不了，“首先在你们底经济政策上说，你们美国也没有权利乐观。而日本，趁全世界经济恐慌底机会来掠夺，他是看得准的——啊，是吗？”他笑着转问方德昌。方德昌强有力地点了一下头，然后带着匆促的、散漫的神情和身边的一个年青的女子说话。蒋少祖在被人注视的时候总首先感到一种柔弱的、忧愁的情绪。最初他竭力克服这种情绪，显出那种骄矜的、严冷的表情，但后来觉得，这种自制是浅薄的，便在适当的时机放任这种情绪，用愁苦的、温柔的、非常耽忧的声音说话。而在这种表露里他意识到自己底意志力是更深藏的，更强韧的。他向狡猾的蒂克说了很多，转过头去，开始笑着和那些华美的男女们谈天。人继续到来，声音噪杂，烟雾更浓，电灯更亮，有秩序的谈话停止了。肥胖的高杰先生异常粗暴地冲进了客厅，攒着浓眉向方德昌叫骂什么。他底洪大的、粗暴的声音煽起了热情，使厅里更噪杂。在他之后走进了几个严肃的、瘦弱的人物。他们坐在角落里低声谈话。他们是新闻界人物，访问团底中坚分子。蒋少祖和咬着雪茄的蒂克走向他们。“哈罗，你们迟到呀！”蒋少祖诙谐地、愉快地说，坐下来。“我耽忧的是我们会蒙在鼓里。”他皱眉，说。“管他娘！”他们中间的一个回答。“喂，蒋少祖蒋少祖！”高杰喊，胖大的身体挤过密集的桌椅；“听说你底太太要生产了，对吗？不然为什么不来？”蒋少祖忧愁地笑着，未回答，但做手势使他坐下。这时一位擦得通红的太太把椅子拖向这个团体，羞怯地笑着。她底头发，据她自己说，是梳成嘉宝底样式的。“我听说，希特勒要重申领土要求，你们怎样看？”她嘹亮地说，希望全厅都听见。没有要求回答，她笑着站起来，让大家看见她，并且喊：“密斯杨，这里来呀！啊，全世界都要黑暗了！”她坐下来，忧愁地看着蒋少祖。“王子，你回答她。”方德昌嘲弄地说。蒋少祖几乎是严厉地，用搜索的目光看了这位太太一眼，然后嘲讽地、忧愁地笑了。客厅里更热闹。市政府代表来临，大家鼓掌。随后，在极大的嚣闹里，蒋少祖无意中看门，看见了从门口走进来的艳丽的，态度活泼的王桂英。在她之前走着另一位女子；她后面是两位穿皮大衣的、态度悠闲的男人。侍役迎上前去，王桂英活泼地脱下大衣来交给他，笑着盼顾，看见了蒋少祖（显然她知道他在这里）。然后向一位跑近来的女子嘹亮地说话，向最近的桌子走去。穿皮大衣的、戴眼镜的俊瘦的青年替她拉开了椅子。“谢谢您。”她笑着说。“啊，已经来了这么多人！”她说，托着腮，笑着凝视空中。蒋少祖露出了严冷表情。“她已经看见！是的，她假装！夏陆离开上海了没有？”他想；“很容易地，她变成了这样！啊，怎样是好，我有极大的悲哀，极大的感伤！”他向自己说，看着地面。“停会你们讲话吧——我，什么也不想讲！我讲不出！”他愁闷地向大家说。“当然你要讲。我们根本不会说话！”“啊，好吧，再说，让我想想……”觉得王桂英在看他，他沉默了。于是他露出特别愁苦的，柔弱的表情。来客五彩缤纷，有长袍马褂的大商人，有名贵的仕女，最多的是忧郁的新闻界人物和活泼的明星和名流，因此客厅里虽然异常热闹，空气却并不统一。那些大商人围住胖高杰谈行情，并且迟钝地看女人；那些女人在那里旁若无人地哗笑——这些人，她们并不知道来这里干什么。而在这个五彩缤纷的场面后面，现实世界在继续地展开。……大家走入大厅，坐进筵席，宴会开始的时候，夏陆带着涣散的神情走进来，悄悄地坐到记者们一起去，在市政府代表致词的全部时间里，他凝视着坐在首席上的蒋少祖，因看不清楚他底脸而苦恼。而在蒋少祖站起来演说时，他看着左边沉思——发现了王桂英。他底脸变白，但凛肃而坚决。王桂英始终没有发现他。他所看到的王桂英不是蒋少祖所看到的艳丽的、活泼的、卖弄风情的王桂英；他所看到的是带着强烈的悲哀和惊悸出神地聆听着蒋少祖底演说的王桂英。王桂英底这种神情使夏陆顿然地明白了过去错误底所在，他们底结合底荒谬（在王桂英底活泼和对快乐的贪求里，他不能明白这个），以及王桂英底严重的不幸。蒋少祖带着严肃的、忧愁的表情站起来，用低的、打颤的声音开始说话，然后声音提高——尖锐、愤怒、富有魅力。他说到中国底情况；说到国际底形势和各大帝国底错误的、反民主的、违背了光荣的传统的政策。但最使夏陆记得的几句话是：“在这一段时间里，无论长江、黄河，无论尼罗河、密细西比河都流去了无穷的逝水——大家难道还想停在原来的地方？在这一段时间里，无论何处都死去了无数的人民，又诞生了无数的人民，死的不能复活，错误不能挽回，但生的却要活下去！”接着蒋少祖在全场底肃静里以打颤的声音说：“难道中国人底求生的意志是错误的么？”他停住，注视着场内。而同时夏陆看到王桂英眼里的泪水，并且嘴部有酷烈的笑纹。“他是虚伪的！在他心里有些什么？我们两人谁对？但一定是这样：她永远记着他，我不存在；我没有给她不幸，也没有给她幸福！我演了丑角，多么可怕！”夏陆想，嘴唇打抖；“但对于我自己，我……是的，我爱她！是的，她还爱他，而我爱她！这就是丑角，这就是不幸，不过，看着吧。”他想。但这些思想只是他底痛苦的、妒嫉的心灵对外来的打击机械的反应；他不明白他所想的。然而感到一切无疑是这样。他再注意蒋少祖底声音，感到了什么，又看着王桂英底强烈的脸。王桂英被她身边一位女子遮住了，夏陆低下头，慌乱地碰倒了酒杯。身边的一直在注意着他的一位朋友替他扶起酒杯，谨慎地，向他笑着。“你底辞呈已经批准了？我们明天欢送你。”这位朋友说。“我明天就走。”夏陆回答，愤怒地盼顾。“她看见我没有？她看见没有？她能否知道？能否有这颗心？永远永远！”夏陆想：“假如是我在演说，她怎样想？假若我有这样的能力，这样，……是的，机会主义底能力，是的，她怎样看我？难道蒋少祖真的成功了？是的，错误不会成功，不理解人生底真实的人也不会成功，所以我是错的，下贱的，不理解，灵魂狭小，啊，这些想头多么可怕！但是我要赞美蒋少祖，我不应该妒嫉——他是对的！我要和他和好，唤起他底感激，我要在这个感激里面生活！”遭到可怕的打击的夏陆这样想着，燃起了狂乱的情感，要见蒋少祖，要向他说一切。他挺直地坐着不动，面色死白。鼓掌声没有惊动他，宴会底喧笑没有惊动他——这一切与他无关。但正是这一切使他燃起了这个狂乱的热望。在王桂英向旁边的女子带着惊动的，疲乏的神情说笑的时候，他突然以燃烧的眼睛凝视着她，希望被她发见。王桂英说笑了什么，又看蒋少祖底方向，沉思着，眼睛半闭。“我要向他说一切，我要她看见我，我要她向我哭！”夏陆疯狂地想。“你不吃么？”朋友问他。“啊，是的。我有事，马上就要走。我要走。”夏陆回答。“多可怕！不可能！一切都看不清楚了！不能脱离……对自己底悲苦的未来没有认识，弟弟已经死去了！无论如何总可以，总能生存！那么，我马上走……但是要悄悄地走。”“我走了，等下再谈。”他向朋友说，异样地笑了一下，站起来，看了王桂英一眼，垂着头，紧张地，悄悄地沿着墙壁走过去，挟在忙乱的侍役里面走出正门。蒋少祖在走出来的时候没有找到王桂英，不知她什么时候离去的，感到失望。但对于周围的人们的礼貌和兴趣使他立刻便搁开了这。“等下我作一个详细的考虑，”他想，继续地说笑，握手，鞠躬，并且露出极大的热诚继续和一位年青的，戴眼镜的记者谈话。这个谈话是席间便开始的。这位记者目睹了春间发生的热河底失陷，愤慨地向大家描述一切。他说到军队底窳败，承德陷落时所发生的笑剧，人民底疾苦，和汤玉麟底逃亡。出门时他正说到溃败底情形。大家都走散了，只有蒋少祖一个人继续和他谈。蒋少祖站在门廊里，一面和大家鞠躬，握手，一面听着他。年青的记者说得很兴奋，甚至在蒋少祖和别人握手的时候也不停止。他霎着眼睛看着那些和蒋少祖握手的人们，不时愤怒地大口呼吸。这个年青的记者显然企图谄媚蒋少祖，但同时又想发现他底弱点。他们走出门。蒋少祖在狂风里按紧帽子。“那么，怎样呢？你说到汤玉麟部队底汽车。”记者因狂风而沉默，主要的因为已经离开了人群，他冷却了刚才的热情。“总是这样。我们三次被皮鞭打下来，跌在雪里。后来终于逃出来了。”他简略地说。“关于这有一本书。老百姓在溃败里表现了情绪！可耻的是冯庸大学底那些男女将军！”他加上说，愤恨地笑着，他搜索地看了蒋少祖一眼。“啊！那本书，我看过。”蒋少祖悦意地笑了一笑。说，“好，耽搁了你底时间，再见，啊！”他向记者伸手。记者短促地凝视着他，然后轻轻地触他底手（显然这位记者此刻特别不习惯这些），转身走开去。蒋少祖盼顾，下意识地希望看到王桂英，然后缓慢地沿路边走开。他坐上人力车。车子抗着风暴艰难地行走着，他开始思想。最先他想到王桂英，这是他出门时便安排好了的，但像常有的情形一样，他即刻便发觉这种事并无可想：当时的感觉已经是结论了：他在当时感觉到应该等一下想她，这便是结论。他当时觉得好像有严重的思虑存在，但现在却不再感觉到这了——他觉得失望。他不安地微笑着，在车上移动身体。“还有什么呢？幸而我们有一些经验。她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上帝！她和夏陆在一起不是要较好么？在现在，我是可以退让的。还有什么？她怎样想？但我今天是胜利的！并且在将来，我也愿意她胜利！”他慰藉地，自信地想。车子转弯，他机械地注视寂寞的百货陈列橱。“很可能的……这是必然的，”他想，这些句子给他启示了重大的意义。特别因为风暴和寂寞的街道，这些空虚的字眼给他以重大的意义，他兴奋地笑着。藏在大衣底高领里，看着远处，想到一·二八时和王桂英在街上乱走的情形。“一切是怎样的不同了啊！”他想。接着他想到陈景惠日内就要分娩的事，想到自己假若没有回来，应该怎样安排，减少她底痛苦。细密地考虑了这个以后，他想到父亲底来信：父亲要他回家一趟。他想了很久不能解决。家庭底纷乱令他忧郁，其次，他怕父亲已经知道了他和王桂英底事。最后他想到金钱对他底事业的帮助——把父亲底财产考虑到自己底事业上来，这于蒋少祖是第一次。于是他又思索父亲底来信。他感到那种兴奋，那种肉体底愉快，觉得一切都美好。他用快乐的声音催车夫快点走。父亲来信底语气是忧伤而温和，显然不知道他和王桂英底事，而且，由于金素痕底贪婪，显然这笔财产是可能的。……“这是可能的！并且这笔钱比落在金素痕手里要有意义得多！——这爹爹当然想到。……那么，这中间还有别的因素没有？啊，好大的风！”他快乐地喊车夫快走，亟于要把这个思想告诉陈景惠。“真是悲剧，老人是处在怎样的危境里！所有的人都剥削他——他们蚕食蒋家！——尤其是混蛋王定和！所以我怎么能够不伸出手臂去！我要使这个形势完全改变！是的，假若我愿意，我能够做到的！我要领一支生力军到我们底队伍里来！这个钱可以使爹爹满意，可以使我做很多的事！”他快乐地想，“是的，那么还有四天，我明天去苏州，后天再回来！是的……怎么以前没有想到！”他下车，抛给车夫一张一块钱的票子（这于车夫简直是意外），按紧帽子迅速地跑进门。“在这样的冬天，夜里起着风暴，有一个家，有一些愉快的计划，这是多么好的事啊！”上楼时他想。他温柔地唤醒陈景惠，笑着扶她坐起来，替她披上衣服，然后替她倒开水——他细致地，快乐地走来走去，然后在床边坐下来，抓住她底温暖的手，向她低声说话。半醒的，疲倦的陈景惠柔媚地笑着听他。显然她觉得意外，因为夫妻间近来因为蒋少祖要去北方而情绪恶劣。她好久不知应该怎样，但他愈往下说，她便愈显得温柔。“我离开，大概一个月，我很耽心——你觉得怎样？将来我再不离开！……”蒋少祖说，笑着。“没有什么，我高兴你去，真的。”陈景惠回答，幸福地笑了一笑。“一切全过去了！现在是多么好啊！不阻止他，因此他会想得更多，更关心。”她向自己说。“外面是在起风？”她问，倾听着。“能够这样，我真高兴。从前我们都错了。”她柔弱地笑着说：“我们有了孩子。以后我要帮助你，真的，我原是有兴趣的，要是生活好！对了，应该的，你明天去苏州，说我问候爹爹。……啊，少祖，好大的风！”她说，露出惊异的表情。她底对外面的风暴的这个惊异的表情保证了这个家庭底强大的幸福；这个幸福好久便应该到来的。蒋少祖明白这个，带着有礼的，文雅的态度吻她底手；而觉得这种态度保证了幸福。风暴摇撼楼房，玻璃打抖。“风暴并不能摧毁我们！让它来吧，你看，今天那些人多可笑，”蒋少祖在房里来回走着，压着手指，兴奋地低声说：“我抨击他们！我说，你们难道不知道你们在怎样生活吗？”他说，额上的皮肤向上游动。“不过，我觉得你不该招惹太多的仇人！像夏陆那样，多可惜！”“没有什么。我为仇敌而存在。”他说，嘲讽地笑着看着她。离开银行大厦后，夏陆认定自己应该明天离开，于是去码头问船。这个行动减轻了他底痛苦。必须有所执着才能减轻痛苦；想到他是去问船，即要离开这个邪恶可憎的都市，去到遥远的、陌生的南方，他底痛苦便缓和了。而在到达江边后，他感到蒋少祖和王桂英都是值得轻蔑的，恰如这个都市是值得轻蔑的；他觉得这个都市是蒋少祖和王桂英的化身。船明天晚上才能有。夏陆考虑了一下，觉得明天晚上走正好，然后数了身边的钱，走进附近的酒店。离开酒店时便起了风暴。他毫未考虑，往江畔走去，降下了码头底石级，坐在栏杆旁的地上吸着烟。黄浦江畔有灿烂的灯火。那在以前因汽艇底往来而热闹的江面此刻已经宁静，风暴在激怒的水波上呼着。灯火辉煌的江轮泊在江心里；灯光照亮激怒的水波。远处有汽笛底惊骇的尖叫，然后一切静寂了，灯光减少，风暴在低空里猖獗着。码头石级上已经没有一个人。底下有寂寞的囤船底巨大的，沉重的黑影，夏陆觉得它正在猛烈地摇荡，并且觉得全世界正在猛烈地摇荡。他藏在衣领里吸着烟，不时盼顾——希望不让巡警发现。这个风暴是令他那样的狂热、兴奋。他觉得，风暴是伟大的，因此他的爱人和仇敌都渺小，都值得轻蔑。想到两个钟点以前他企图和蒋少祖和解的软弱的心情，他就愤怒地嗅着鼻子。夏陆因弟弟底死亡和王桂英底遗弃而顽强地思索了世界；他以前未曾做过这样的思索。以前他觉得一切都是自然的，简单的，甚至可以说是美好的，但在遭遇了不幸以后，他觉得他需要一个生活底原则。在他底眼前是混乱的自己，混乱的世界，没有这个原则他便不能再生活。他要思索什么行为是好的，什么行为是坏的；什么是高贵，什么是卑劣。他觉得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这样的原则。这个顽强的努力——没有结果——加深了他底痛苦。这个愈来愈抽象的思索每次总使他昏热混乱：在他眼前世界崩颓下去了。他问自己他应该做什么。他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于是他多次地觉得自己已经毁灭了。但立刻他又顽强地爬起来，重新思索，重新搏斗。现在，坐在冰冷的石级上抽烟，他又来做这个，他检查过去底成绩，反复地使用着他自己发明的几个术语，一层又一层地向上爬着。他跌了下来，又重新爬起，几乎每次总经过这样的程序。每次都从“我为什么生存？”这个题目开始，然后想到别人底生存，向上爬——于是跌下来。他接连地吸着烟，凝视着激怒的江面，因严寒而打抖，问：“我为什么生存？”别人需要我吗？”“恐怕要有警察来！”他想，愤怒地盼顾。但意外地，违背了习惯的程序，他堕入了深远的、恍惚的梦想。不再感到风暴、严寒、江水、警察。他觉得他看见了全人类，看见了它底活动。这个活动在灰色的透明的微光里进行着。他看见人类互相残杀，看见流血，看见动摇的家庭生活，并且看见了恋爱、失恋。他一瞬间看见这一切，而在他企图意识它们，把它们变成思索底对象时，它们消失了。于是他又感到风暴、严寒、江水、警察。随后他重新沉下去，重新上升。他发现了几个问题。他抱着头。忽然他听到音乐，神圣的、庄严的音乐，而风暴在指挥这音乐。“哈，多么好，这是心灵！”他想。在这个音乐里他又看见什么——看见一个壮丽的山峰，在峰巅上，一位庄严的，长胡须的老人坐在巨大的石椅子里，左手托着腮，右手指着前面。这个老人坐在崇高的光辉里，智慧地、坚强地指示着人类底未来。音乐更美，心灵更丰富，风暴更猖獗，老人更崇高。……“我为这个生存！并不是为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夏陆想，同时音乐和老人消失了，周围好像在落雪。夏陆盼顾：没有雪。立刻夏陆震动，看见了狂怒的、执着武器的群众；这个群众奔向人类底未来，旗帜在风暴里招展。夏陆英雄般地凝视着江水，于是群众隐没了。“我要做什么？应该做什么？”夏陆叹息着，想：“可能的，但不是必然的，本质上是如此……”他想，不知自己在思想什么。“怎样到达？对了，工作，工作，工作！为了弟弟底死！为了这一代的无数的鲜血头颅，不必记着女人和男人，多么简单！谁是对的？假若我工作，我便也是对的！我们生在怎样的时代！还要记着自己是可耻的！生命只能一次。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