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命论的经济学家，在理论上对他们所谓的资产阶级生产的有害方面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正如资产者本身在实践中对他们赖以取得财富的无产者的疾苦漠不关心一样。这个宿命论学派有古典派和浪漫派两种。古典派如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他们代表着◎第153页◎一个还在同封建社会的残余进行斗争、力图清洗经济关系上的封建污垢、提高生产力、使工商业获得新的发展的资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参加这一斗争并专心致力于这一狂热活动，只是经受着暂时的偶然的苦难，并且它自己的看法也是如此。亚当·斯密和李嘉图这样的经济学家是这一时代的历史学家，他们的使命只是表明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下如何获得财富，只是将这些关系表述为范畴、规律并证明这些规律、范畴比封建社会的规律和范畴更有利于财富的生产。在他们看来，贫困只不过是每一次分娩时的阵痛，无论是自然界还是工业都要经历这种情况。浪漫派属于我们这个时代，这时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处于直接对立状态，贫困像财富那样大量产生。这时，经济学家便以饱食的宿命论者的姿态出现，他们自命高尚、蔑视那些用劳动创造财富的活人机器。他们的一言一语都仿照他们的前辈，可是，前辈们的漠不关心只是出于天真，而他们的漠不关心却已成为卖弄风情了。其次是人道学派，这个学派对现时生产关系的坏的方面倒是放在心上的。为了不受良心的责备，这个学派想尽量缓和现有的对比；他们对无产者的苦难以及资产者之间的剧烈竞争表示真诚的痛心；他们劝工人安分守己，好好工作，少生孩子；他们建议资产者节制一下生产热情。这个学派的全部理论建立在理论和实践、原理和结果、观念和应用、内容和形式、本质和现实、法和事实、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之间无限的区别上面。博爱学派是完善的人道学派。他们否认对抗的必然性；他们愿意把一切人都变成资产者；他们愿意实现理论，只要这种理论与实践不同而且本身不包含对抗。毫无疑问，在理论上把现实中随时都要遇到的矛盾撇开不管并不困难。那样一来，这种理论就会变成理想化的现实。因此，博爱论者愿意保存那些表现资产阶级关系的范◎第154页◎畴，而不要那种构成这些范畴并且同这些范畴分不开的对抗。博爱论者以为，他们是在严肃地反对资产者的实践，其实，他们自己比任何人都更像资产者。正如经济学家是资产阶级的学术代表一样，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无产者阶级的理论家。在无产阶级尚未发展到足以确立为一个阶级，因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尚未带政治性以前，在生产力在资产阶级本身的怀抱里尚未发展到足以使人看到解放无产阶级和建立新社会必备的物质条件以前，这些理论家不过是一些空想主义者，他们为了满足被压迫阶级的需要，想出各种各样的体系并且力求探寻一种革新的科学。但是随着历史的演进以及无产阶级斗争的日益明显，他们就不再需要在自己头脑里找寻科学了；他们只要注意眼前发生的事情，并且把这些事情表达出来就行了。当他们还在探寻科学和只是创立体系的时候，当他们的斗争才开始的时候，他们认为贫困不过是贫困，他们看不出它能够推翻旧社会的革命的破坏的一面。但是一旦看到这一面，这个由历史运动产生并且充分自觉地参与历史运动的科学就不再是空论，而是革命的科学了。现在再来谈谈蒲鲁东先生。每一种经济关系都有其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只有在这一点上蒲鲁东先生没有背叛自己。他认为，好的方面由经济学家来揭示，坏的方面由社会主义者来揭露。他从经济学家那里借用了永恒关系的必然性；从社会主义者那里借用了把贫困仅仅看作是贫困的幻想。他对两者都表示赞成，企图拿科学权威当靠山。而科学在他看来已成为某种微不足道的科学公式了；他无休止地追逐公式。正因为如此，蒲鲁东先生自以为他既批判了政治经济学，也批判了共产主义；其实他远在这两者之下。说他在经济学家之下，因为他◎第155页◎作为一个哲学家，自以为有了神秘的公式就用不着深入纯经济的细节；说他在社会主义者之下，因为他既缺乏勇气，也没有远见，不能超出（哪怕是思辨地也好）资产者的眼界。他希望成为合题，结果只不过是一种结合的错误。他希望充当科学泰斗，凌驾于资产者和无产者之上，结果只是一个小资产者，经常在资本和劳动、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之间摇来摆去。第二节 分工和机器照蒲鲁东先生的说法，经济进化的系列是由分工揭开的。 ┌“就实质而论，分工是实现条件上和智能 分工的好的方面│ └上的平等的方法。”（第1卷第93页） ┌“对我们来说，分工变成了贫困的源 │ 泉。”（第1卷第94页） │分工的坏的方面│ │ 另一种说法 │“劳动按照它所特有的、构成其有效性 │的首要条件的规律进行划分，结果就会否定 └自己的目的，毁灭自己。”（第1卷第94页） ┌找寻“一种新的结合，以便消除分工的有应当解决的问题│害方面而保存其有益的作用”（第1卷第 └97页）。在蒲鲁东先生看来，分工是一种永恒的规律，是一种单纯而抽象的范畴。所以，抽象、观念、文字等就足以使他说明各个不同历史◎第156页◎时代的分工。种姓（注：种姓是职业世袭、内部通婚和不准外人参加的社会等级集团。种姓的出现和阶级社会形成时期的分工有关。种姓制度曾以不同形式存在于古代和中世纪各国，但在印度社会中表现得最为典型。古印度的《摩奴法典》规定有四个种姓：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157、767、771。）、行会、工场手工业、大工业必须用一个分字来解释。如果你们首先将“分”字的含义好好加以研究，将来你们就不必再研究每个时代中赋予分工以某种特定性质的诸多影响了。当然，把事物归结为蒲鲁东先生的范畴，那未免把它们看得太简单了。历史的进程并非是那样绝对的。德国为了建立城乡分离这第一次大分工，整整用了三个世纪。城乡关系一改变，整个社会也跟着改变。即使只拿分工的这一方面来说，这里是古代的共和国，或是基督教的封建制度；那里则是古老的英国和它的贵族，或是现代的英国和它的棉纱大王(cotton-lords)。14世纪和15世纪，殖民地尚未出现，对欧洲说来美洲还不存在，同亚洲的交往只有通过君士坦丁堡一个地方，贸易活动以地中海为中心，那时候分工的形式和表现，与17世纪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和法国人已在世界各处拥有殖民地时的分工完全不同。市场的大小和它的面貌所赋予各个不同时代的分工的面貌和性质，单从一个“分”字，从观念、范畴中是很难推论出来的。蒲鲁东先生说：“从亚当·斯密以来，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指出过分工的规律的有益方面和有害方面，但是他们常常更多地强调前者，因为这样做更适合他们的乐观主义；同时没有一个经济学家反问过自己：一个规律的有害方面是什么…… 一个始终一贯的原理怎么会产生截然相反的结果呢？无论在亚当·斯密以前或在他以后，甚至没有一个经济学家看出，这里有一个需要阐明的问题。萨伊承认，在分工中，那个产生善的原因同样也产生恶。”亚当·斯密比蒲鲁东先生所想象的要看得远些。他很清楚地看到：“个人之间天赋才能的差异，实际上远没有我们所设想的那么大；这些十分不同的、看来是使从事各种职业的成年人彼此有所区别的才赋，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从根本◎第157页◎上说，搬运夫和哲学家之间的差别要比家犬和猎犬之间的差别小得多，他们之间的鸿沟是分工掘成的。这一切并未妨碍蒲鲁东先生在另一处说：亚当·斯密甚至一点也没有想到分工还有有害的一面，因此他还说：让·巴·萨伊第一个承认，“在分工中，那个产生善的原因同样也产生恶”。但是，让我们听听勒蒙泰吧；让人人各得其所。“让·巴·萨伊先生在他的一篇卓越的政治经济学论著中采纳了我在论分工的道德影响这一节中提出的原理，这使我感到荣幸。他没有提到我的名字，大概是因为我那本书（注：指勒蒙泰的《理智和愚蠢各抒己见（供年长智低者阅读的简明伦理教程）》1801年巴黎版。——编者注）的标题失之浅薄。我只能以此来解释作家的沉默。这位作家由于自己的根底深厚，因此可以否认这种小小的剽窃。”（《勒蒙泰全集》1840年巴黎版第1卷第245页）让我们给勒蒙泰以公正吧：他机智地描绘了今天所实行的这种分工的有害的结果，蒲鲁东先生对这一点未能作任何补充。既然由于蒲鲁东先生的过错我们已卷入谁在先的争论，那么不妨再顺便说一下，在勒蒙泰之前很久，而且在亚当·斯密以前17年，斯密的老师亚·弗格森在专门论分工的一章中就已清楚地阐述了这一点。“甚至可以怀疑一个民族的一般能力的增长是否同技术进步成正比例。在若干门机械技艺中……没有任何智慧和情感的参与完全可以达到目的，并且正如无知是迷信之母一样，它也是工业之母。思索和想象会产生错误，但是手或脚的习惯动作既不靠思索，也不靠想象。所以可以说，在工场手工业方面，其最完善之处在于不用脑力参与，因此，不费任何思索就可以把作坊看作一部由人构成的机器…… 一位将军可能是十分精通战争艺术的人，而士兵的全部价值却只是完成一些手脚的动作。前者之所得可能就是后者之所失◎第158页◎…… 在这一切都互相分离的时期，思维的技艺本身可以自成一个独立的行业。”（亚·弗格森《论市民社会史》1783年巴黎版（注：见该书第108-110页。——编者注））为了结束这场文献的涉猎，我们明确地否认“所有的经济学家更多强调的是分工的有益方面而不是有害方面”。只须举出西斯蒙第就可以了。因此，一说到分工的有益方面，蒲鲁东先生就只有把众所周知的一般词句多少加以夸大，重说一番。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蒲鲁东先生怎样从被当作普遍规律、范畴和观念来看待的分工中引伸出同它有关的有害方面。这个范畴、这个规律怎么会包含一种损害蒲鲁东先生的平均主义体系的不平等的分工呢？“在这分工的庄严时刻，狂风开始袭击人类。进步并不对一切人都是平等划一的…… 它首先只及于少数的特权者…… 这是进步对人的偏私，它使人长期相信在地位上有自然的和天意的不平等，并且它产生了种姓，建立了一切社会的等级制度。”（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第1卷第94页）分工产生了种姓。种姓就是分工的有害方面；因此，有害方面是由分工产生的。这正是需要证明的。如果我们想进一步问问，什么使得分工产生种姓、等级制度和特权呢？蒲鲁东先生会回答我们说：是进步。但是又是什么引起进步呢？界限。界限，这就是蒲鲁东先生所谓的进步对人的偏私。哲学之后接着就是历史。这已不是叙述的历史，也不是辩证的历史，而是比较的历史。蒲鲁东先生将现代的和中世纪的印刷工人，将克列索工厂的工人和乡村的铁匠，将现代的作家和中世纪的◎第159页◎作家加以对比；他使天平的一端倾向于那些多少代表在中世纪形成或由中世纪留传下来的分工的人们。他把一个历史时代的分工和另一历史时代的分工对立起来。这就是蒲鲁东先生应当证明的吗？不是。他应当向我们表明一般分工，即作为范畴的分工的有害方面。不过，既然在后面不远我们就会看到蒲鲁东先生自己正式收回了这一切假造的论据，我们又何必老是停留在他的著作的这一部分上面呢？蒲鲁东先生继续写道：“自灵魂被损害以来，劳动被分散的第一个结果就是延长工作日，使工作日同脑力消耗的总量成反比例增长…… 但是，工作日的长度不可能超过16-18小时，所以，自从不能靠增加劳动时间来补偿时起，补偿就要靠价格，于是工资就要降低…… 有一点是不容怀疑而且我们必须在这里指出的，这就是普遍的良心并不会把工头的工作和小工的劳动等同看待。因此，工作日的价格必然降低。这样一来，一个劳动者除了由于执行屈辱身分的职能而使灵魂受尽摧残以外，还免不了要忍受由于报酬微薄所产生的肉体上的痛苦。”我们不打算谈这种三种论法的逻辑价值，康德会把它叫作使人误入歧途的谬论。它的实质就是：分工使工人去从事屈辱身分的职能；被损害的灵魂与这种屈辱身分的职能相适应，而工资的不断急降又与灵魂的被损害相适应。要证实降低了的工资与被损害的灵魂相适应，蒲鲁东先生为了不受良心责备，便说，这是普遍良心所希望的。请问，这种普遍良心包括不包括蒲鲁东先生的灵魂呢？在蒲鲁东先生看来，机器是“分工的逻辑反题”，而他用自己的辩证法一开始便把机器变成工厂。为了从分工中推论出贫困，蒲鲁东先生假设了现代工厂；接着◎第160页◎他又假设由分工产生的贫困，以便得出工厂并且可以把工厂看作这种贫困的辩证的否定。蒲鲁东先生在精神上用屈辱身分的职能、在肉体上用工资微薄的办法惩罚了劳动者，使工人附属于工头，并把他的劳动降低到小工劳动的水平；随后他又责怪工厂和机器，说它们通过“使劳动者从属于他的主人”的办法屈辱他◎第161页◎的身分，而且，为了彻底贬低劳动者，又使他“从手艺人的地位下降到小工的地位”。真是绝妙的辩证法！如果他到此为止倒也罢了。可是不然。他还需要分工的新的历史，不过这一次已不是为了从中引导出矛盾，而是为了按照自己的方式来改造工厂。为此目的，他必须忘记刚才关于分工所讲的一切。劳动的组织和划分视其所拥有的工具而各有不同。手推磨所决定的分工不同于蒸汽磨所决定的分工。因此，先从一般的分工开始，以便随后从分工得出一种特殊的生产工具——机器，这简直是对历史的侮辱。机器正像拖犁的牛一样，并不是一个经济范畴。机器只是一种生产力。以应用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厂才是社会生产关系，才是经济范畴。现在且来看看蒲鲁东先生卓越的想象中的情况究竟是怎样的。“社会上机器的不断出现，就是劳动的反题，即反公式，这是工业天才对被分散的和杀人的劳动的抗议。其实什么是机器呢？这就是把分工后互相分开的劳动的不同部分联结起来的一种方式。每一台机器都可以看作多种操作的结合…… 因此，通过机器会使劳动者复原…… 在政治经济学中同分工相对立的机器，在人脑中则是同分析相对立的合题…… 分工只不过使劳动的不同部分互相分开，让每一个人都从事他最合心意的专业；工厂按照每个部分对整体的关系来组合劳动者…… 它把权威原理带入劳动领域…… 但是，还不止于此，机器或工厂通过使劳动者从属于他的主人的办法屈辱他的身分，并彻底贬低他，强使他从手艺人的地位下降到小工的地位……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期即机器时期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雇佣劳动。雇佣劳动是在分工和交换之后出现的。”我们提醒蒲鲁东先生注意一个简单的事实。把劳动分为不同的部分，让每一个人都有可能从事他最合心意的专业，——蒲鲁东先生认为这种现象始于世界之初，其实，它仅仅是在竞争居于统治地位的现代工业中才存在。其次，蒲鲁东先生为了表明分工怎样产生工厂，工厂又怎样产生雇佣劳动，他给我们拿出了一份非常“有趣的家谱”。(1)他假设一个人，这个人“注意到，把生产分为不同的部分并让单个的工人来从事其中的每一部分”，这样就可以扩大生产力。(2)这个人“抓住这个思想线索向自己说，只要把那些为了实现他给自己提出的特殊目的而配备的劳动者组成一个经常性的集团，他就会得到比较持久的生产等等”。(3)这个人向别人提出建议，要求他们领会他的思想，抓住这个思想线索。(4)在工业刚开始的时候，这个人和自己的同伴们，即后来变成他的工人的那些人的关系是彼此平等的。(5)“当然，可想而知，由于主人的有利地位和雇佣工人的从属性，这种原始的平等势必迅速消失。”这就是蒲鲁东先生的历史的叙述的方法的又一标本。现在让我们用历史的和经济的观点来考察一下，工厂或机器是否真是在分工之后把权威原理带入社会；工厂或机器是不是一方面恢复劳动者的权威，而另一方面又同时使劳动者从属于权威；机器是不是被分割的劳动的新的合成，是不是同劳动的分析相对立的劳动的合题。◎第162页◎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和工厂的内部结构有共同的特点，这就是社会也有它的分工。如果我们以现代工厂中的分工为典型，把它运用于整个社会，那么我们就会看到，为了生产财富而组织得最完善的社会，毫无疑问只应当有一个起指挥作用的企业主按照预先制定的规则将工作分配给共同体的各个成员。可是，实际上情况却完全不是这样。当现代工厂中的分工由企业主的权威详细规定的时候，现代社会要进行劳动分配，除了自由竞争之外没有别的规则、别的权威可言。在宗法制度、种姓制度、封建制度和行会制度下，整个社会的分工都是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的。这些规则是由哪个立法者确定的吗？不是。它们最初来自物质生产条件，只是过了很久以后才上升为法律。分工的这些不同形式正是这样才成为同样多的社会组织的基础。至于作坊内部的分工，它在上述一切社会形态中是很不发达的。甚至下面一点也可以确立为普遍的规则：社会内部的分工越不受权威的支配，作坊内部的分工就越发展，越会从属于一人的权威。因此，在分工方面，作坊里的权威和社会上的权威是互成反比的。现在我们要来看看，作业被截然划分，每个工人的劳动只是极其简单的操作，各种工作都由权威即资本来安排部署的工厂是一种什么东西。这种工厂是怎么产生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应当考察一下，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是怎样发展起来的。我指的是尚未变成拥有机器的现代工业，但已不是中世纪的手工业或家庭工业的那种工业。我们不想讲得太详细，只想指出几个要点来说明，历史是不能靠公式来创造的。形成工场手工业的最必要的条件之一，就是由于美洲的发现◎第163页◎和美洲贵金属的输入而促成的资本积累。交换手段扩大的结果一方面是工资和地租跌价，另一方面是工业利润增多，这一点已毫无疑义。换句话说，土地所有者阶级和劳动者阶级，即封建主和人民衰落了，资本家阶级，资产阶级则相应地上升了。同时，绕道好望角这条航道同东印度通商后流通中商品量的增加，殖民地制度，以及海上贸易的发展等也促进了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在工场手工业的历史上还没有获得足够重视的另一个情况，就是封建主遣散了无数的侍从，其中的下层人员在未进入作坊之前变成了流浪汉。在手工作坊建立以前，15世纪和16世纪中流浪现象是极为普遍的。此外，作坊还找到了大量的农民这个强有力的支柱，数百年来，由于耕地变成了牧场以及农业进步减少了耕作所需要的人手，大批农民不断被赶出乡村而流入城市。市场的扩大、资本的积累、各阶级的社会地位的改变、被剥夺了收入来源的大批人口的出现，这就是工场手工业形成的历史条件。把人们聚集到作坊里去的并不是蒲鲁东先生所说的那种平等者之间的友好协定。工场手工业并不发生在古老的行会内部。主持现代作坊的是商人而不是从前的行会师傅。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之间几乎到处都进行着激烈的斗争。生产工具和劳动者的积累与积聚，发生在作坊内部分工发展以前。工场手工业不是将劳动分解并使专业工人去适应很简单的操作，而是将许多劳动者和许多种手艺集合在一起，在一所房子里面，受一个资本的支配。手工作坊的益处并不在于真正的分工，而是在于可以进行较大规模的生产，可以减少许多不必要的费用等等。16世纪末17世◎第164页◎纪初荷兰的工场手工业几乎还不知道分工。劳动者集合在一个作坊是分工发展的前提。无论在16世纪或是17世纪，我们都找不出这样的例子：同一手艺的各部门已经互相分离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只要把它们集合在一个场所就可以形成一个完全现成的作坊。但是只要人和工具被集合到一个场所，过去以行会形式存在过的那种分工就必然会再度出现并在作坊内部反映出来。如果说蒲鲁东先生能看见事物的话，他是把它们颠倒过来看的。在他看来，亚当·斯密所说的分工出现在作坊之前，可是实际上这种作坊却是分工存在的条件。真正的机器只是在18世纪末才出现。把机器看作分工的反题，看作使被分散了的劳动重归统一的合题，真是荒谬之极。机器是劳动工具的集合，但决不是工人本身的各种劳动的组合。“当每一种特殊的操作已被分工化为对一种简单工具的使用时，由一个发动机开动的所有这些工具的集合就构成机器。”（拜比吉《论机器……的节约》1833年巴黎版（注：见该书第230页。——编者注）简单的工具，工具的积累，合成的工具；仅仅由人作为动力，即由人推动合成的工具，由自然力推动这些工具；机器；有一个发动机的机器体系；有自动发动机的机器体系——这就是机器发展的进程。生产工具的积聚和分工是彼此不可分割的，正如政治领域内国家权力的集中和私人利益的分化不能分离一样。英国在土地这◎第165页◎种农业劳动工具积聚的时候，也有农业分工，并且还使用机器开发土地。而在法国，工具分散，即存在着小块土地制度，一般说来，这里既没有农业分工，也没有机器在土地上的应用。在蒲鲁东先生看来，劳动工具的积聚就是分工的否定。而实际上我们看到的又是相反的情况。工具积聚发展了，分工也随之发展，并且反过来也一样。正因为这样，机械方面的每一次重大发展都使分工加剧，而每一次分工的加剧也同样引起机械方面的新发明。在英国，机器发明之后分工才有了巨大进步，这一点无须再来提醒。例如，织布工人和纺纱工人过去多半是至今我们还可以在落后国家里看到的那些农民。机器的发明完成了工场劳动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前结合在一个家庭里的织布工人和纺纱工人被机器分开了。由于有了机器，现在纺纱工人可以住在英国，而织布工人却住在东印度。在机器发明以前，一个国家的工业主要是用本地原料来加工。例如：英国加工的是羊毛，德国加工的是麻，法国加工的是丝和麻，东印度和黎凡特（注：地中海东岸诸国的旧称。——编者注）加工的则是棉花等等。由于机器和蒸汽的应用，分工的规模已使脱离了本国基地的大工业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最后，机器对分工起着极大的影响，只要任何物品的生产中有可能用机械制造它的某一部分，这种物品的生产就立即分成两个彼此独立的部门。还用得着谈论蒲鲁东先生在机器的发明和最初的应用中发现的天命的和慈善的目的吗？在英国，当市场扩大到手工劳动不再能满足它的需求的时候，人们就感到需要机器。于是人们便想到应用18世纪时即已充分发◎第166页◎展的机械学。自动工厂一出现就表现出一些绝非慈善的行为。儿童在皮鞭下面工作；他们成了买卖的对象，有人为弄到儿童而同孤儿院订立了合同。所有关于徒工制度的法律一概废除，因为，用蒲鲁东先生的话来说，再也用不着综合的工人了。最后，自1825年起，一切新发明几乎都是工人同千方百计地力求贬低工人特长的企业主发生冲突的结果。在每一次多少有一点重要性的新罢工之后，总要出现一种新机器。而工人则很少在机器的应用中看到他们的权威的恢复，或如蒲鲁东先生所说，他们的复原。因此，在18世纪，工人曾经长期地反抗过正在确立的自动装置的统治。尤尔博士说道：“在阿克莱以前很久，淮亚特发明了纺纱机械（一列沟槽轧辊）…… 主要的困难并不在于自动装置的发明…… 困难主要在于培养必要的纪律，使人们抛弃毫无次序的工作习惯，帮助他们和自动的大机器的始终如一的规律性运转融为一体。但是要发明一个适合机器体系的需要和速度的工厂纪律法典并付诸实施，是一件非常吃力的事情，这是阿克莱的可贵成就。”总之，机器的采用加剧了社会内部的分工，简化了作坊内部工人的职能，集结了资本，使人进一步被分割。当蒲鲁东先生愿意当一个经济学家而暂时放弃“理性中的系列的发展”时，他就从亚当·斯密在自动工厂刚刚产生的时期所写的著作中汲取大量的学识。其实，亚当·斯密那时的分工和我们在自动工厂里所见的分工之间有很大的差别。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个差别，只须从尤尔博士的《工厂哲学》中引证几段就够了。“当亚当·斯密写他那本关于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不朽著作的时候，自动工业体系还几乎不为人所熟悉。他认为分工就是使工场手工业日臻完善的伟大原理，那是很自然的。他以别针的生产为例，说明工人由于完成同一操作而◎第167页◎日益熟练，因此工作得更快而且工价也更便宜。他看到，根据这个原理，在工场手工业的每一部门中，某些操作，如将铜丝切成等长部分就变得容易完成，而其余操作如针头的成形和安装却仍较困难；由此他得出结论说，这样很自然就会让一个工人去适应其中一项操作，这个工人的工资将和他的技艺相适应。这种适应也就构成分工的本质。不过，在亚当·斯密博士时代可以当作有用例子的东西，今天就只能使大家对工厂工业的实际原理产生误解。事实上，工作的划分，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使工作适应各人不同的才能这一点，在自动工厂的操作计划中几乎不加考虑；相反，在每一个要求高度灵敏性和精确性的操作的地方，这种操作不再由熟练的但是往往容易做出各种不规则动作的工人来完成，而由某种专门的机械取而代之，因为机械的自动工作极有规则，只须小孩看管就行了。因此，自动体系的原理就在于用机械技艺取代手工劳动，以及操作分解为各个组成部分以代替手工业者间的分工。在手工操作制度下，手工劳动通常是任何一件产品中花费最大的因素；而在自动体系下，手工业者的技艺就日益为看管机器的简单动作所代替。人类天赋的弱点就是如此：工人越是熟练，他就越是有主见，越是难于驾驭，因而对机械体系说来也就越不适用，因为他的任意妄动会给整个机械体系带来莫大的损失。因此，现代工厂主的最大目标，就是通过科学和资本的结合，将工人的作用降低到仅仅使用他们的注意力和灵敏性，而只要把他们固定在唯一的对象上面，他们在青年时期就很容易使这两种能力达到完善的程度。在劳动分成各种等级的制度下，要使眼和手的技艺达到可以完成一些特别困难的机械操作，必须经过多年的训练；而在某种操作分解为由自动机器来完成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制度下，这些基本组成部分的操作可以委托给一个只经过短期训练的平平常常的工人；必要的时候企业主甚至还可以任意把他从这一台机器调到另一台机器。这种变换显然是违背老规矩的，按照老规矩的分工，一个人固定做针头，另一个人固定磨针尖，这种千篇一律、枯燥无味的工作，使得工人逐渐愚钝…… 但在均等化原则即自动体系下，工人的能力只是进行轻松的操练”等等。“……由于他的业务只限于看管极其规律地运转的机器，所以他可以在很短的时期内学会这种业务；而当他从这一台机器调去看管另一台机器时，他的工作多样化了，并且由于他要考虑自己和同伴们的劳动所产生的共同配合，因而眼界也扩大了。因此，工作均等分配制度在◎第168页◎通常的情况下不可能使工人的能力受抑制、眼界不开阔以及身体的发育受阻碍；把这些情况归咎于分工，倒并不是没有理由的。实际上，机器技术方面一切改进的不变目的和趋势，都是为了完全取消人类的劳动或以女工和童工的劳动代替男工的劳动，以未经训练的工人的劳动代替熟练手艺工人的劳动等办法来贬低工人劳动的价格……这种只用眼灵手快的儿童而不用经验丰富的熟练工人的趋向，证明按照工人的不同熟练程度来分工的死板教条，终于为我们开通的厂主们抛弃了。”（安德鲁·尤尔《工厂哲学，或工业经济学》第1卷第1章）现代社会内部分工的特点，在于它产生了特长和专业，同时也产生职业的痴呆。勒蒙泰说：“我们十分惊异，在古代，一个人既是杰出的哲学家，同时又是杰出的诗人、演说家、历史学家、牧师、执政者和军事家。这样多方面的活动使我们吃惊。现在每一个人都在为自己筑起一道藩篱，把自己束缚在里面。我不知道这样分割之后活动领域是否会扩大，但是我却清楚地知道，这样一来，人是缩小了。”自动工厂中分工的特点，是劳动在这里已完全丧失专业的性质。但是，当一切专门发展一旦停止，个人对普遍性的要求以及全面发展的趋势就开始显露出来。自动工厂消除着专业和职业的痴呆。蒲鲁东先生连自动工厂的这唯一革命的一面也不懂得，竟倒退一步，建议工人不要只做别针的十二部分中的一个部分，而要顺次做完它的所有十二部分。据说，这样工人就可得到做别针的从头到尾的全部知识。这就是蒲鲁东先生的综合劳动。进一步和退一步也构成一种综合运动，这一点谁也不会表示异议。总括起来说，蒲鲁东先生没有超出小资产者的理想。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他除了让我们回到中世纪的帮工或者至多中世纪的手工业者师傅那里以外，没有想出更好的办法。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曾◎第169页◎经谈到：人生在世，只要有一部杰作，只要有一次感觉到自己是人也就够了。无论就形式或实质来说，这难道不正是中世纪的手工业行会所要求的一部杰作吗？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马克思 哲学的贫困（之二）（注：《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是马克思批判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比·约·蒲鲁东的主要论著。这一著作以论战的形式第一次对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作了科学的表述。1846年12月底，马克思在读了刚出版的蒲鲁东著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以后，就决定批判严重地阻碍在工人中间传播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蒲鲁东观点。他在1846年12月28日给俄国文学家帕·瓦·安年柯夫的信（见本选集第4卷第530-542页）中曾经对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作了详细的评论，信中表述的那些思想后来成为马克思这部著作的基础。从恩格斯在1847年1月15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可以看出，1847年1月马克思就已经着手反驳蒲鲁东（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87-88页）。1847年4月初，马克思的这部著作已基本完成并已付印。1847年6月15日，马克思为该书写了一篇简短的序言。这部著作于1847年7月初在布鲁塞尔和巴黎出版。在马克思生前没有再版过。该书德文第1版于1885年出版，恩格斯校订了译文，并专门写了一篇序言、加了许多注释。恩格斯在校订德文版过程中，参考了马克思在1876年1月1日送给娜塔利亚·吴亭娜（第一国际俄国支部委员尼·伊·吴亭的妻子）的一本1847年法文本上的修改意见。该书的德文第2版于1892年出版。恩格斯写了一个简短的按语，纠正原文中某些不准确的地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33页）。恩格斯逝世以后，砜怂嫉呐屠だǜ裾淼姆ㄎ牡?版于1896年出版，该版也根据马克思送给娜·吴亭娜的书上的修改意见作了更正。收入本卷的是《哲学的贫困》第二章《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马克思在这一章里批判了蒲鲁东的改良主义思想和形而上学的方法，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剖析了所谓“人类理性”发现完备的真理的谬论，指出“只有在没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情况下，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136。）第三节 竞争和垄断 ┌“对劳动来说，竞争和分工同等重要……竞争的好的方面│ └要使平等到来，必须有竞争。” ┌“竞争原理是自我否定。它的必然后果竞争的坏的方面│ └是把受它吸引的人消灭。” ┌“竞争的有害的结果同它带来的益处一般的想法 │ └……逻辑上都是由它的原理产生的。” ┌找出“一个调和的原理，这一原理必须来 │自超乎自由本身的规律。” │另一种说法应当解决的问题│“因此，问题根本不在于消除竞争，消 │除竞争和消除自由同样是不可能的；问题 └在于为它找到一种均衡，我看就是警察。”蒲鲁东先生一开始就维护竞争的永恒必然性，反对那些想以竞赛代替竞争的人们（注：恩格斯在1885年德文版上加了一个注：“傅立叶主义者”。——编者注）。“无目的的竞赛”是不存在的。“每一热中的对象都必然和热情本身对应：妇女是求爱者热中的对象，权力是野心家热中的对象，黄金是守财奴热中的◎第170页◎对象，桂冠是诗人热中的对象，利润必然是工业竞赛的对象。竞赛就是竞争本身。”竞争就是追逐利润的竞赛。工业竞赛一定要是追逐利润的竞赛即竞争吗？蒲鲁东先生用肯定来证明这一点。我们已经看到，蒲鲁东先生认为，肯定就是证明，正如假定就是否定一样。如果说求爱者热中的直接对象是妇女，那么，工业竞赛的直接对象就是产品，而不是利润。竞争不是工业竞赛而是商业竞赛。在我们这个时代，工业竞赛只是为了商业而存在。在现代各民族的经济生活中，甚至还有一些阶段，所有的人都患了一种不从事生产专谋利润的狂热病。这种周期性的投机狂热，暴露出竞争竭力逃避工业竞赛的必然性的真正性质。如果你们对14世纪的手工业者说：工业上的特权和全部封建组织即将废除，并由工业竞赛即所谓竞争来代替，那么他一定会回答你们说，各种同业公会、行会和商会的特权就是有组织的竞争。蒲鲁东先生说的“竞赛就是竞争本身”也正是这个意思。“假如颁布一道法令，说从1847年1月1日起人人的劳动和工资都有保障，那么工业上的极端紧张状态立即就会转变为严重的松弛。”现在我们看到的不是假定，不是肯定，也不是否定，而是蒲鲁东先生为了证明竞争的必然性、它的永恒性是一些范畴等等而专门颁布的一道法令。如果我们以为只须颁布几道法令就可以摆脱竞争，那么我们就永远摆脱不了竞争。如果我们更进一步建议废除竞争而保留工资，那就等于建议用王室法令来做一些毫无意义的事。但是各民族并不是按照王室法令来发展的。各民族在制定这样一些法令之前，◎第171页◎至少必须彻底改变他们在工业上和政治上的生存条件，也就是要彻底改变他们的整个生活方式。蒲鲁东先生会坚定不移地用自信的口吻回答我们说：这是一个关于“史无前例地改变我们的本性”的假设，并且他有权“把我们排斥于辩论之外”，我们不知道他根据的又是哪一道法令。蒲鲁东先生不知道，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让我们根据事实来谈吧。法国革命既为了争取工业自由，也为了争取政治自由；我们要明确地说，虽然法国在1789年未曾认识到它要求实现的原理的全部后果，可是它的愿望和期待都没有落空。谁想否认这一点，我认为他就丧失了任何批评的权利：我决不同一个原则上认为2500万人犯了自发性错误的论敌进行辩论…… 假如竞争不是社会经济的原理、命运的法规、人类灵魂的某种必然要求，那么，为什么人们宁愿将同业公会、行会和商会废除，却不肯考虑将它们加以修正呢？”这样说来，既然18世纪的法国人废除了同业公会、行会和商会而不是将它们改头换面，那么19世纪的法国人就应该把竞争改头换面而不是将它废除。既然竞争在18世纪的法国是作为某些历史需要的结果而形成的，那么它在19世纪的法国就不该由于另一些历史需要而被消除。蒲鲁东先生不懂得，竞争的形成同18世纪人们的现实发展有联系，他把竞争变成非现实的人类灵魂的某种必然要求。他会把那位对17世纪说来是伟大的柯尔培尔变成什么呢？革命以后就出现了目前这种局面。蒲鲁东先生同样从这里猎取一些事实，来说明竞争的永恒性。他证明，像农业等这样一些生产部门，由于竞争这一范畴尚未充分发展，目前仍处于落后和衰败状态。◎第172页◎说什么某些生产部门尚未发展到竞争的高度，而另外一些又还没有达到资产阶级的生产水平，这简直是痴人说梦，丝毫不能证明竞争的永恒性。蒲鲁东先生的全部逻辑总括起来就是：竞争是我们现在借以在其中发展我们的生产力的一种社会关系。对于这个真理，他并没有在逻辑上加以说明，而是赋予了形式，往往是作了充分说明的形式，他说：竞争是工业竞赛，是自由的时髦方式，是劳动中的责任，是价值的构成，是平等到来的条件，是社会经济的原理，是命运的法规，是人类灵魂的必然要求，是永恒公平的启示，是划分中的自由，是自由中的划分，是一个经济范畴。“竞争和联合是相互依存的。它们不仅不互相排斥，甚至彼此间也没有分歧。谈论竞争就已经以共同目标为前提。可见，竞争并不是利己主义，而社会主义的最可悲的错误，正是在于它把竞争看成社会的倾覆。”谈论竞争就是谈论共同目标，而这就证明：一方面，竞争是联合，另一方面，竞争不是利己主义。难道谈论利己主义就不是在谈论共同目标么？任何利己主义都是在社会中靠社会来进行活动的。可见，它是以社会为前提，即以共同的目标、共同的需要、共同的生产资料等等为前提的。因此，在社会主义者所说的竞争和联合之间甚至没有分歧，这难道是偶然的吗？社会主义者很清楚，当前的社会是建立在竞争之上的。既然他们自己就打算推翻当代社会，他们怎能责备竞争要推翻当代社会呢？既然他们认为未来的社会将要推翻竞争，他们又怎能反而指责竞争要推翻未来的社会呢？往后，蒲鲁东先生又说，竞争是垄断的对立面，因此，竞争不可能是联合的对立面。◎第173页◎封建主义一开始就同宗法式的君主制对立；可见它并不同当时还不存在的竞争对立。难道由此就可以得出结论，说竞争同封建主义并不对立吗？其实，社会、联合这样的字眼是可以用于一切社会的名称，既可以用于封建社会，也可以用于资产阶级社会——建筑在竞争上的联合。因此，怎么可能有认为仅仅靠联合这个词就可以驳倒竞争的社会主义者呢？蒲鲁东先生本人又怎能设想，仅仅把竞争说成是联合就可以维护竞争而反对社会主义呢？刚才我们所讲的一切就是蒲鲁东先生所理解的竞争的好的一面。现在我们来谈谈竞争的坏的即否定的一面，谈谈它的缺陷，它的破坏性的、毁灭性的方面，有害的属性。蒲鲁东先生为我们描绘的那种情景是非常阴暗的。竞争产生贫困，它酿成内战，“改变自然区域”，混合各民族，制造家庭纠纷，败坏公德，“搞乱公平、正义的概念”和道德的概念，更坏的是，它还破坏诚实而自由的贸易，甚至也不拿综合价值、固定而诚实的价格来代替。竞争使得人人失望，经济学家们也不例外。它把事情弄到自我毁灭的地步。从蒲鲁东先生所说的竞争的这一切坏处看来，竞争岂不成了资产阶级社会关系及其原理和幻想的最具有分裂性和破坏性的因素吗？我们要注意：竞争对资产阶级关系所起的破坏作用，将随着新生产力即新社会的物质条件在它的刺激下急剧地形成而日益增大。至少在这一点上竞争的坏的一面也会有它的好处。◎第174页◎“从竞争的起源来考察，作为一种经济状态或一个经济阶段的竞争，是……减少生产费用的理论的必然结果。”在蒲鲁东先生看来，血液循环应当是哈维的理论的结果。“垄断是竞争的必然结局，竞争在不断的自我否定中产生出垄断。垄断的这种起源就证明垄断的正当…… 垄断是竞争的天然对立面……可是，既然竞争是必要的，那么它本身就含有垄断的思想，因为垄断好像是每一个竞争的个体的屏障。”我们和蒲鲁东先生一同感到高兴的是，他总算有一次把他的正题和反题的公式运用成功了。谁都知道，现代的垄断就是由竞争本身产生的。一牵涉到内容，蒲鲁东先生就得依靠诗意的形象。竞争曾经把“劳动的每一细小部分”变成“一个好像是独立自主的领域，在这里每个人都表现了自己的力量和自己的独立性”。垄断是“每一个竞争的个体的屏障”。“独立自主的领域”至少和“屏障”同样好听。蒲鲁东先生所讲的只是由竞争产生的现代垄断。但是，大家知道，竞争是由封建垄断产生的。可见，原来竞争是垄断的对立面，并非垄断是竞争的对立面。因此，现代垄断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反题，相反地，它是一个真正的合题。正题：竞争前的封建垄断。反题：竞争合题：现代垄断；它既然以竞争的统治为前提，所以它就是封建垄断的否定，同时，它既然是垄断，所以就是竞争的否定。因此，现代垄断，资产阶级的垄断就是综合的垄断，是否定的否定，是对立面的统一。它是纯粹的、正常的、合理的垄断。蒲鲁东先生把资产阶级的垄断当作粗野的、简陋的、矛盾的、痉挛状态的垄断，这样他就陷入了和他的哲学自相矛盾的境地。蒲鲁东先生在垄断问题上不止一次提到过的罗西先生，大概对资产阶级垄断的综合性质理解得要深一些。他在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教程》中举出◎第175页◎人为的和自然的垄断之间的区别。他说：封建的垄断是人为的，即专横的；资产阶级的垄断则是自然的，即合理的。蒲鲁东先生推论说：垄断是一件好事，因为它是一个经济范畴，是“无人身的人类理性”的启示。竞争也是一件好事，因为它也是一个经济范畴。不过，不好的就是垄断的现实和竞争的现实。更坏的是垄断和竞争的互相吞噬。怎么办呢？设法找到这两个永恒思想的合题，把它从太古以来所寄居的神的怀抱中拉出来。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不仅可以找到竞争、垄断和它们的对抗，而且可以找到它们的合题，这个合题并不是公式，而是运动。垄断产生着竞争，竞争产生着垄断。垄断者彼此竞争着，竞争者变成了垄断者。如果垄断者用局部的联合来限制彼此间的竞争，工人之间的竞争就要加剧；对某个国家的垄断者来说，无产者群众越增加，各国垄断者之间的竞争就越疯狂。合题就是：垄断只有不断投入竞争的斗争才能维持自己。为了辩证地引导出随垄断而来的税收，蒲鲁东先生向我们谈到了社会天才。这位天才勇敢地在他那条曲折的道路上行进。“……他步伐坚定，不后悔也不踌躇；走到垄断的拐角，他用忧郁的目光回头一望，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便对一切生产品课以赋税，并建立起一套行政机构，以便把全部职务交给无产阶级并由垄断者付给报酬。”关于这位饿着肚子在曲折的道路上散步的天才有什么可说的呢？这种散步的唯一目的是通过税收来消灭资产者们，而税收恰恰为资产阶级保持统治地位提供了手段；关于这种散步，又有什么可说的呢？为使读者约略地了解蒲鲁东先生对待经济细节的方法，只须说明一点就够了：他认为设立消费税是为了平等和救济无产阶级。◎第176页◎消费税只是随着资产阶级的兴起才得到了真正的发展。它在工业资本即靠直接剥削劳动来维持、再生产和不断扩大自己的持重而节俭的财富的手中，是对那些只知消费的封建贵族们的轻浮、逸乐和挥霍的财富进行剥削的一种手段。詹姆斯·斯图亚特在亚当·斯密的著作问世以前10年所发表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一书中对消费税的这种原始目的有很好的描写。他说：“在纯粹的君主制度下，君主对财富的增长似乎有些忌妒，所以就向发财致富的人征税，即向生产征税。而在立宪制度下，赋税主要落在日益贫困的人身上，即落在消费身上。因此，君主们向工业征税…… 比如人头税和财产税是根据纳税人的假定财富按比例征收的。每人按照假定的收益纳税。在立宪制度下，一般是向消费课税。每人按照他支出的多少纳税。”至于税收、贸易差额和信用（在蒲鲁东先生理性中）出现的逻辑顺序，我们只要看到这一点就够了：英国资产阶级在奥伦治的威廉三世时期确立了自己的政治制度之后，一到它可能自由发展自己的生存条件时，立即建立了新的税收制度、国家信用和保护关税制度。对于蒲鲁东先生在警察或税收，在贸易差额、信用、共产主义和人口等问题上搜索枯肠制定的理论，这些概略的说明已经足以使读者获得一个正确的观念。我们敢说，最宽容的评论也不会对这些章节进行认真的研究了。第四节 所有权或租在每个历史时代中所有权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发展起来的。因此，给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下定义不外是把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述一番。◎第177页◎要想把所有权作为一种独立的关系、一种特殊的范畴、一种抽象的和永恒的观念来下定义，这只能是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虽然蒲鲁东先生表面上似乎讲的是一般的所有权，其实他所谈论的不过是土地所有权，地租而已。“租和所有权一样，其起源可以说是在经济之外：它根源于同财富生产极少关系的心理上和道德上的考虑。”（第2卷第269页）这样，蒲鲁东先生就是承认自己在了解租和所有权产生的经济原因上是无能的。他承认这种无能使他不得不求助于心理上和道德上的考虑；这些考虑的确同财富生产极少关系，但是同他那狭隘的历史眼光却大有关系。蒲鲁东先生断言，所有权的起源包含有某种神秘的和玄妙的因素。但是，硬使所有权的起源神秘化也就是使生产本身和生产工具的分配之间的关系神秘化，用蒲鲁东先生的话来说，这不是放弃对经济科学的一切要求了吗？蒲鲁东先生“只是提醒：在经济进化的第七个时代（即信用时代），现实曾为虚构所排挤，人的活动有在空虚里消失的危险，因此有必要把人更紧地束缚于自然，而租就是这种新契约的代价。”（第2卷第265页）有四十个埃巨的人预感到后来会出现一个蒲鲁东先生，因而说：“造物主先生，您怎么说都行。每个人都是自己世界的主人，可是您决不能使我相信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用玻璃做成的。”在您的世界里，信用是使人消失于空虚的手段，因此，要把人束缚于自然，所有权很可能是必要的。但是在现实生产的世界上，土地所有权总是出现在信用之前，所以蒲鲁东先生的惧怕空虚是不可能存在的。不管租的起源怎样，只要它存在，它就是租佃者和土地所有者◎第178页◎之间激烈争执的对象。这种争执的最终结果是什么呢？或者，换句话说，租的平均额怎样呢？请看蒲鲁东先生是怎么说的：“李嘉图的理论回答了这个问题。在社会之初，人刚来到地球上，只见大片的森林，土地广漠无垠，而工业仅仅萌芽，在这个时候，租当然等于零。未经劳动开垦过的土地是使用对象，并不是交换价值，它是公共的，但不是社会的。由于家族繁衍和农业进步，土地开始具有价格。劳动使土地具有价值，由此产生了租。在付出等量劳动的情况下，收成越多的土地，价格也就越高；因此，所有者总是力求把除去土地经营者的工资即除去生产费用以外的全部土地产品攫为己有。于是所有权就紧跟在劳动之后，以便从劳动那里夺取超过实际生产费用的全部产品。所有者执行着神秘的义务，并在佃农面前代表共同体，因此租佃者命中注定只是负有义务的劳动者，他有义务把超过他应得工资的全部所得向社会交代…… 因此，从本质和使命来说，租是一种可分配的公平的工具，是经济天才用来达到平等的无数手段之一。这是所有者和租佃者在不能秘密串通的情况下，为了更高的利益而从相反的角度编成的一份巨大的土地清册，其最终结果将是土地使用者和产业家平均占有土地…… 必须具备所有权的这种魔力，才能从佃农那里夺去他不能不视为己有的产品的余额，因为他认为自己是产品的唯一创造者。租，或者更恰当地说，所有权，摧毁了农业上的自私，产生了任何力量、任何土地的分割所不能产生的团结…… 现在，所有权已经获得道义上的成果，剩下的就只是分配租了。”所有这些响亮的词句首先可以归结如下：李嘉图说，农产品价格超过它们的生产费用（包括资本的普通利润和利息在内）的余额，就是租的标准。蒲鲁东先生则更为高明，他使化装成救星（注：原文为deus ex machina，直译是“从机器里出来的神”（在古代的戏院里，扮演神的演员由特殊的机械装置送上舞台）；转义是“突然出现以挽救危局的人”。——编者注）的所有者出面干预，从佃农那里夺去超过生产费用的全部产品余额。他利用所有者的干预来说明所有权，利用收租者的干预来说明租。他回答问题的方法就是提出同样的问题，并在后面加上一个◎第179页◎音节（注：用propriétaire（所有者）的干预来说明propriété（所有权），用rentier（收租者）的干预来说明rente（租）。——编者注）。我们还要注意一点，蒲鲁东先生用土地的不同肥力来决定租，使租又有了一个新的起源，因为他认为土地在按照不同肥力来估价之前，“不是交换价值，而是公共的”。那么关于租的产生是由于有必要使行将消失于无限空虚里的人回到土地上来的这种虚构现在又到哪里去了呢？李嘉图的学说被蒲鲁东先生用天命的、譬喻的和神秘的语句煞费苦心地包扎起来了，现在我们来把它解开。李嘉图所说的租就是资产阶级状态的土地所有权，也就是从属于资产阶级生产条件的封建所有权。我们看到，根据李嘉图的学说，一切物品的价格归根到底取决于生产费用，其中包括产业利润；换句话说，价格取决于所用的劳动时间。在工业生产中，使用劳动量最少的产品的价格决定着其余的同类产品的价格，因为最便宜而效率又最高的生产工具可以无限增加，而自由竞争必然产生市场价格，就是说，产生一种一切同类产品的共同价格。与此相反，在农业生产中，使用劳动量最多的产品的价格决定一切同类产品的价格。首先，这里不能像工业生产中那样随意增加效率相同的生产工具，即肥力相同的土地。其次，随着人口的增加，人们就开始经营劣等地，或者在原有土地上进行新的投资，这新的投资的收益比原始投资的收益就相应地减少。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是用较多的劳动量获得较少的产品。人口的需要必然造成这种劳动的增加，因此用耕作费用较高的土地的产品就一定和用耕作费◎第180页◎用较低的土地的产品同样有销路。但由于竞争使市场价格平均化，所以优等地的产品就要同劣等地的产品等价销售。优等地的产品价格中超过生产费用的余额就构成租。假如人们可以随时得到肥力相同的土地，假如人们能够像在工业生产中一样也可以随时使用费用较少而效率较高的机器，或者假如后来的投资和最初的投资具有相同的生产效率，那么，农产品的价格就会像我们所见的工业产品价格一样，取决于最好的生产工具所生产的商品的成本价格。但是，从这时起租就会消失。要使李嘉图的理论普遍正确，必须（注：在马克思送给娜·吴亭娜的那一本上面，这一句的开头改为“要使李嘉图的理论（只要肯定它的前提）普遍正确，还必须”。——编者注）使资本能够自由运用于各生产部门；资本家之间高度发展的竞争必须使利润达到同一水平；必须使租佃者变成产业资本家，他要从他投入劣等地（注：在马克思送给娜·吴亭娜的那一本上面，“投入劣等地”改为“投入土地”。——编者注）的资本中取得相当于他投资于例如棉纺工业（注：马克思在自用本中划去了“他投资于例如棉纺工业”，并在左页边标明“任何工业部门”。在送给娜·吴亭娜的那一本上面又恢复了“他投资于”，因而整个句子的这一部分就是“他投资于任何工业部门”。现译文根据1847年巴黎-布鲁塞尔法文版译出。——编者注）时所能取得的利润；必须使土地的耕作按照大工业制度进行；最后，还必须使土地所有者本人只想得到货币收入。在爱尔兰，土地租佃已高度发展，但是还没有租。（注：这句话在1896年巴黎版中为“可能发生像在爱尔兰那样的情况：土地租佃已高度发展，但是还没有租。”现译文根据1847年巴黎-布鲁塞尔法文版译出。——编者注）因为租不◎第181页◎仅是扣除工资以后，而且还是扣除经营利润以后的余额，所以，如果所有者的收入只是来自克扣工资，租就不可能存在。这样看来，租决不是把土地使用者、租佃者变成简单的劳动者，决不是“从佃农那里夺去他不能不视为已有的产品的余额”，不是使土地所有者同奴隶、农奴、代役租的农民或雇工对立，而是同产业资本家对立（注：在1885年德文版中，这里作了如下的补充：“他用雇佣工人来经营土地，他只是把超出包括资本的利润在内的生产费用的余额作为租金付给土地所有者”。——编者注）。土地所有权一旦构成租，它所占有的就只是超过生产费用（不仅由工资而且也由产业利润决定）的余额。可见，租正是从土地所有者那里夺取的他的一部分收入（注：在1885年德文版中，没有“土地所有权一旦构成租……他的一部分收入”这段话。——编者注）。因此，经过一个很长的时期封建租佃者才被产业资本家所取代。例如，在德国这种变化直到18世纪的最后三四十年间才开始。只有在英国，产业资本家（注：马克思在自用本中划去了“产业资本家”，把“资本家”改写为“租佃者”，在左页边又一次加上了“租佃者”。在送给娜·吴亭娜的本子中也有这一改动。现译文根据1847年巴黎-布鲁塞尔法文版译出。——编者注）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这种关系才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当蒲鲁东先生的佃农孑然独存的时候，还没有出现租。可见，一出现了租，佃农就不再是租佃者而是工人，即租佃者的佃农。劳动者被贬低了，沦为替产业资本家干活的普通工人、日工和雇工；像经营任何一个工厂一样地经营土地的产业资本家出现了；土地所有者由一个小皇帝变成一个普通的高利贷者：这就是租所表现的各种不同的关系。◎第182页◎李嘉图所说的租就是把宗法式的农业变成商业性的产业，把产业资本投入土地，使城市资产阶级移到乡村。租并不把人束缚于自然，它只是把土地的经营同竞争连在一起。土地所有权一旦构成租，它本身就成为竞争的结果，因为从这时起土地所有权就取决于农产品的市场价值。作为租，土地所有权成为动产，变成一种交易品。只有在城市工业的发展和由此产生的社会组织迫使土地所有者只去追求商业利润，只去追求农产品给他带来的货币收入，迫使他最终把自己的土地所有权看成是为他铸造货币的机器以后，才可能有租。租使土地所有者完全脱离土地，脱离自然，他甚至不需要了解自己的领地，正像在英国那样。至于租佃者、产业资本家和农业工人，他们不束缚在他们所经营的土地上，正如厂主和工厂工人不束缚在他们加工的棉花或羊毛上一样。他们感到切身有关的只是他们的经营费用和货币产品。因此反动势力便发出悲叹，祈求回到封建主义，回到美好的宗法式生活里，恢复我们祖先的淳朴的风尚和伟大的德行。土地也服从于支配任何其他产业的那些规律，这就是而且也永远是私利哀悼的对象。因此，可以说，租成了将田园生活卷入历史运动的动力。尽管李嘉图已经假定资产阶级的生产是规定租的必要前提，但是他仍然把他的租用于一切时代和一切国家的土地所有权。这就是把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当作永恒范畴的一切经济学家的通病。蒲鲁东先生曾赋予租以天命的目的——把佃农变成负有义务的劳动者，现在他从这个天命的目的转向租的平均分配。刚才我们已经看到，租是由于肥力不等的土地的产品具有同等的价格造成的。所以假定1公石谷物在劣等地上的生产费用是20法郎，那么，原来花费10 法郎的1公石谷物就可以卖到20法◎第183页◎郎。只要由于需要而不得不购买市场上的全部农产品，市场价格就由最昂贵的产品的费用来决定。正是这种由竞争而不是由土地的不同肥力产生的价格均等化，使优等地的所有者能够从他的租佃者所卖出的每公石中取得10法郎的租。我们暂且假定谷物的价格决定于生产它所必需的劳动时间；那么，优等地生产的每一公石谷物将按10 法郎的价格出售，而劣等地生产的每一公石谷物就值20法郎。如果这个假定成立，那么，平均市场价格就是15法郎，但是按照竞争的规律，平均市场价格应为20法郎。假如平均价格等于15法郎，那么租要进行均等的或者别的什么方式的分配都不可能，因为租本身就不存在。只有在生产者用10法郎生产的1公石谷物能卖20法郎时，租才能存在。蒲鲁东先生假定生产费用不等而市场价格相等，那是为了把不等的产品进行均等的分配。穆勒、舍尔比利埃、希尔迪奇等一些经济学家之所以要求租归国家所有以代替税收，我们是可以理解的。这不过是产业资本家仇视土地所有者的一种公开表现而已，因为在他们的眼里，土地所有者在整个资产阶级生产中是一个无用的累赘。但是，首先1公石谷物要按20法郎支付，然后再把从消费者身上多取的那10法郎普遍进行分配，这的确足以使社会天才在他那条曲折的道路上行进时闷闷不乐，并且一走到拐角就碰破了自己的脑袋。租在蒲鲁东先生的笔下变成了“所有者和租佃者……为了更高的利益而从相反的角度编成的一份巨大的土地清册，其最终结果将是土地使用者和产业家平均占有土地”。◎第184页◎只有在当代社会的条件下，租所造成的某种土地清册才可能有实际意义。但是，我们已经指出，租佃者向土地所有者交纳的租金只是在工商业最发达的国家里才多少正确地表现了租。而且这租金里面往往也还包含向所有者支付的投入土地的资本的利息。土地的位置、靠近城市和其他许多情况都影响着租金，使租发生变化。这些不容置辩的论据足以证明，以租为基础的土地清册是不精确的。另一方面，租不能作为表明一块土地肥力程度的固定指标，因为化学在现代的应用不断改变着土质，而地质科学目前又在开始推翻过去对相对肥力的估价。英国东部各郡的广大土地直到大约20年前才着手开垦，在这以前，由于人们对腐植质和下层土的构成之间的相互关系了解不够，这些土地没有开垦。可见，在租方面，历史并没有给我们现成的土地清册，而只是把现有的土地清册加以改变或全部推翻。最后，肥力并不像所想的那样是一种天然素质，它和当前的社会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一块土地，用来种粮食可能很肥沃，但是市场价格可以驱使耕作者把它改成人工牧场因而变得不肥沃。蒲鲁东先生发明的他那种甚至并不具备普通土地清册所具有的意义的土地清册，纯粹是为了用来体现租的天命的平等的目的。蒲鲁东先生继续说：“租就是付给永存不灭的资本即土地的利息。但是由于这种资本不能在物质成分上有所扩大，只能在使用上不断改进，所以，虽然贷款(mutuum)的利息或利润由于资本充斥而有不断下降的趋势，但租将由于工业的更加完善和由此造成的土地使用方法的改进而有不断上升的趋势…… 这就是租的实质。”（第2卷第265页）这一次蒲鲁东先生在租里面看到了利息的一切标志，所不同的只是，租是特种资本的利息。这种资本就是土地，它是永恒的资◎第185页◎本，“它不能在物质成分上有所扩大，只能在使用上不断改进”。在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利息有不断下降的趋势，而租却有不断上升的趋势。利息由于资本充斥而下降，租由于工业更加完善和由此引起的土地使用方法的日益改进而上升。这就是蒲鲁东先生的看法的实质。首先我们看看所谓租是资本的利息这一说法有多少正确的成分。对土地所有者本人来说，租代表他买进土地时所付出的或卖出土地时所能收回的资本的利息。但是在买卖土地时他买进或卖出的只是租。土地所有者为了取得租而付出的代价由一般利率而定，与租的性质本身无关。投入土地的资本的利息通常低于投入工商业的资本的利息。因此，如果不把土地给它的所有者带来的利息同租本身区分开来，那么土地资本的利息要比其他资本的利息更低些。但是，问题不在租的买价或卖价，不在它的市场价值，不在资本化的租，而在租本身。租金不仅包含真正的租，而且还可能包含投入土地的资本的利息。在这种情况下，土地所有者不是以土地所有者的身分而是以资本家的身分获得这一部分租金。不过，这并不是我们所要讲的真正的租。只要土地不被用作生产资料，它就不是资本。正如所有其他生产工具一样，土地资本是可以增多的。按照蒲鲁东先生的说法，我们不能在土地的物质成分上添加任何东西，但是我们可以增加作为生产工具的土地。人们只要对已经变成生产资料的土地进行新的投资，就可以在不增加土地物质即土地面积的情况下增加土地资本。蒲鲁东先生的土地物质，就是有界限的土地。至于他赋予土地的永恒性，我们并不反对土地作为一种物质具有这种性质。但是◎第186页◎土地资本也同其他任何资本一样不是永恒的。产生利息的黄金和白银，也和土地一样是经久而永恒的。如果说金价、银价下跌而地价却上涨，那么，这决不是土地的或多或少的永恒性质造成的。土地资本是固定资本，但是固定资本同流动资本一样也有损耗。土地方面已有的种种改良需要得到再生产和维持。这些改良只有在一定时期内才有效用，这和所有别的用来使物质变成生产资料的改良是一样的。假如土地资本是永恒的，那么，有些地方的面貌就完全不同于今天，罗马近郊平原、西西里岛和巴勒斯坦就会仍然放出昔日繁盛的全部光辉。甚至有时有这样的情况：对土地实行的改良依然存在，而土地资本却已消失。首先，这种情况每一次都是在真正的租由于有新的更肥沃的土地的竞争而被消灭的时候发生；其次，在一定时期内曾经具有价值的改良，在农艺学的发展使其普及以后，就不再具有这种价值了。土地资本的代表不是土地所有者而是租佃者。土地作为资本带来的收入不是租而是利息和产业利润。有些土地产生这种利息和这种利润，但不产生租。总之，土地只要提供利息，就是土地资本，而作为土地资本，它不提供租，不构成土地所有权。租是经营赖以进行的社会关系产生的结果。它不可能是土地所具有的多少是稳固的持续的本性的结果。租来自社会，而不是来自土壤。在蒲鲁东先生看来，“土地使用方法的改进”（“工业更加完善”的后果）是租不断上升的原因。其实恰恰相反，这种改进迫使租周期地下降。一般说来，农业上或工业上的一切改良是怎么回事呢？就是用◎第187页◎同样多的劳动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就是用更少的劳动生产出同样多或者更多的产品。由于这些改良，租佃者可以避免用更多的劳动量获得比较少的产品。这时，他不需要耕种劣等地，他在同一块土地上的连续投资可以保持相同的生产率。因此，这些改良不但不能像蒲鲁东先生所说的那样不断提高租，它们反而成为租上升的暂时障碍。17世纪英国的所有者们非常明白这个真理，他们唯恐自己的收入减少，就反对农业上的成就。（见查理二世时期英国经济学家配第的著作（注：指《政治算术》。——编者注））第五节 罢工和工人同盟“任何旨在提高工资的运动除了使粮食、酒等等涨价即引起生活必需品的匮乏以外，不可能产生别的结果。要知道，什么是工资？工资就是粮食……的成本，就是一切物品的全部价格。再进一步说，工资就是组成财富和劳动群众每日为再生产而消费的各种要素的比例。因此，将工资提高一倍……就等于发给每一个生产者一份比他的产品更大的份额，这是矛盾的。如果只是在少数产业中提高，就会使交换普遍混乱，总之，会引起生活必需品的匮乏……我可以断言：导致提高工资的罢工不能不引起价格的普遍上涨，这同二加二等于四一样确实。”（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第1卷第110和111页）除了二加二等于四以外，我们否定上述一切论点。首先，不可能有价格的普遍上涨。如果一切物品的价格都和工资同时增加一倍，价格并没有变化，起变化的只是说法而已。其次，普遍提高工资决不会引起商品价格或多或少的普遍上涨。实际上，假如一切生产部门都按照固定资本或所用劳动工具的◎第188页◎比例使用等量的工人，那么，普遍提高工资就会使利润普遍降低，而商品的市场价格却不会有任何变化。但是，由于各生产部门中手工劳动对固定资本的比例并不一样，所以凡固定资本较多而工人较少的生产部门迟早总不得不降低自己的商品价格。反之，如果它们的商品价格不降低，它们的利润就一定会超过利润的一般水平。机器不是雇佣工人。因此，普遍提高工资对于那些使用机器较多而工人较少的生产部门，影响就比较小。但是，由于竞争不断使利润平均化，超过一般水平的利润只能是暂时的。可见，如果除去某些波动情况，普遍提高工资的结果就不是蒲鲁东先生所说的价格普遍上涨，而是价格的局部下跌，主要是用机器制造的商品的市场价格的下跌。利润和工资的提高或降低只是表示资本家和工人分享一个工作日的产品的比例，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会影响产品的价格。至于“导致提高工资的罢工引起价格的普遍上涨，甚至引起生活必需品匮乏”，这种思想只有在不可理解的诗人的头脑里才能出现。在英国，罢工常常引起某种新机器的发明和应用。机器可以说是资本家用来对付熟练劳动反抗的武器。现代工业中一个最重大的发明——自动走绽精纺机击溃了进行反抗的纺纱工人。即使说同盟和罢工的结果只是引起机械天才的竭力反对，它们对工业的发展也是有巨大影响的。蒲鲁东先生继续说：“我在莱昂·福适先生1845年9 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看到：近来英国工人对同盟已不发生兴趣（这当然是一种进步，我们只有向他们表示祝贺），然而工人在精神上的这种改善主要是经济上开化的结果。在博尔顿的一次集会上一个纺纱工人大声说过：’工资不是由厂主决定的。在萧条时期老板们可以说只是充当必然性手中的鞭子，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他们只得鞭打。起调节作用的原理是供求关系，而老板们对此是无能为力的’……”蒲鲁东先生大叫道：“好啊，这就是驯良的模范工人”…… “英国◎第189页◎过去是不存在这种贫困的；但愿它不要跨过海峡。”（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第1卷第261和262页 ）在英国的各城市中，博尔顿的激进主义声势最大。博尔顿的工人是以革命最坚决闻名的。当英国为废除谷物法（注：废除谷物法的法案是在1846年6月通过的。英国的谷物法规定了高额的谷物进口税，旨在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此项法律是为维护大地主的利益从1815年起实施的。谷物法引起了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之间的斗争，这一斗争是由曼彻斯特的工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于1838年创立的反谷物法同盟领导的，反谷物法的工业资产阶级在自由贸易的口号下取得了胜利，结果在1846年通过了关于废除谷物法的法案。这一措施以及由此引起的谷物价格的下跌，虽然使生活费用有所减低，但归根结底还是降低了工人的工资，增加了资产阶级的利润。谷物法的废除沉重地打击了土地贵族，促进了英国资本主义更迅速的发展。——190、215、217。）而掀起广泛的鼓动宣传的时候，英国厂主们认为，只有让工人打先锋，他们才能对付土地所有者。但是由于工人利益同厂主利益的对立并不亚于厂主利益同土地所有者利益的对立，所以，很自然，厂主们在工人的集会上是注定要失败的。厂主们干了些什么呢？为了顾全面子，他们组织了一些主要由工头、少数忠于他们的工人和道地的生意朋友参加的集会。后来，真正的工人要参加集会（当时博尔顿和曼彻斯特的情况就是这样），反对这种虚假的示威，却被拒之门外，说这是凭票入场的集会，意思是只有持入场券的人才能参加。可是墙上的招贴明明写的是公众的大会。每逢举行这种集会的时候，厂主们的报纸总是大登特登有关会上发言的报道。不用说，在会上发言的都是一些工头。伦敦的报纸一字不改地将他们的发言全文转载。不幸蒲鲁东先生竟把工头当成普通工人，而且严禁他们渡过海峡。1844年和1845年罢工的消息比往年少了，这是因为1844年和1845年是1837年后英国工业繁荣的头两年。尽管这样，那时并没有一个工联解散。现在我们来听听博尔顿的工头们的发言。他们说，厂主不能操纵工资，因为厂主不能操纵产品价格，其所以不能操纵产品价格，则是因为厂主不能操纵世界市场。于是他们根据这个理由，要工人们了解到，不应当组织同盟来要挟老板增加工资。蒲鲁东先生则相反，他禁止组织同盟是唯恐引起工资的提高，因而引起生活必需品的普遍匮乏。不言而喻，工头们和蒲鲁东先生在提高工资就等于提◎第190页◎高产品价格这一点上是同声相应的。但是，使蒲鲁东先生恼怒的真正原因是不是唯恐引起生活必需品的匮乏呢？不是。他对博尔顿的工头们恼怒纯粹是因为他们用供求关系来确定价值，毫不关心构成价值，即达到构成状态的价值，毫不关心价值的构成，其中包括不断的交换可能性以及其他一切同天命并列的关系的比例性和比例性的关系。“工人罢工是违法的；不仅刑法典上如此规定，而且经济体系、现存制度的必然性也说明这一点…… 每一个工人有个人支配自己的人身和双手的自由，这是可以容忍的，但是社会不能容许工人组织同盟来压制垄断。”（第1卷第334和335页）蒲鲁东先生想把刑法典的条文说成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必然的和普遍的结果。在英国，组织同盟是议会的法令所认可的，而且正是经济体系迫使议会以法律的形式作出了这种认可。1825年，在哈斯基森大臣任内，议会必须修改法律才能更加适应自由竞争所造成的环境，在这个时候，议会不得不废除一切禁止工人组织同盟的法律。现代工业和竞争越发展，产生和促进同盟的因素也就越多，而同盟一经成为经济事实并日益稳定，它们也必然很快地成为合法的事实。因此，刑法典的有关条文至多只能证明，在制宪议会和帝制时期，现代工业和竞争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注：当时在法国实行的法律，如1791年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制宪议会通过的所谓列沙白里哀法案和拿破仑帝制时期制订的刑法典，都禁止工人建立工人联合会和组织罢工，违者受到严厉的惩处。在法国，对工会的禁令到1884年才撤销。——191。）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者（注：恩格斯在1885年德文版上加了一个注：“指当时的社会主义者，在法国是傅立叶主义者，在英国是欧文主义者”。——编者注）在谴责同盟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只是动机各不相同而已。经济学家向工人说：不要结成同盟。如果你们结成同盟，就◎第191页◎会阻碍工业的正常进程，妨碍厂主满足订货，扰乱商业和加速采用机器，机器就会使你们的一部分劳动毫无用处，从而迫使你们接受更低的工资。同时，你们是徒劳的。你们的工资总是决定于人手的供求关系；抗拒政治经济学的永恒规律，不但可笑，而且危险。社会主义者向工人说：不要结成同盟，这样做归根到底你们会得到什么呢？能提高工资吗？经济学家可以非常清楚地向你们证明：即使事情顺利，在短期内多拿到几文钱，但是以后工资要永远减少下去。熟练的核算家会向你们证明：单是你们组织和维持同盟所必需的一笔经费，就需要经过若干年才能从提高的工资中得到补偿。而我们，作为社会主义者则要告诉你们：即使不谈钱的问题，你们也决不会因为结成了同盟就不再当工人，而老板将来却照旧当他的老板。所以，不需要任何同盟，不需要任何政治，因为组织同盟不就是搞政治吗？经济学家希望工人在目前已经形成、经济学家已经在自己的教科书上记载和规定的社会里停滞不前。社会主义者劝告工人不要触动旧社会，以便更好地进入他们用非凡的先见之明为工人准备就绪的新社会。不管什么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者，不管什么教科书和乌托邦，同盟片刻不停地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和成长而日益进步和扩大。现在甚至可以说，同盟在一国内的发展程度可以确切地表明该国在世界市场等级中所占的地位。工业最发达的英国就有最大的而且也组织得最好的同盟。在英国，工人们就不限于组织一些除临时罢工外别无其他目的并和罢工一起结束的局部性同盟。他们还建立经常性的同盟——工联，作为工人同企业主进行斗争的堡垒。现在，所有这些◎第192页◎地方工联已组成为全国职工联合会（注：全国职工联合会是英国工联的组织，1845年成立。联合会的活动限于争取出卖劳动力的优惠条件和改善工厂立法的经济斗争。联合会一直存在到60年代初，但是1851年以后它在工会运动中没有起多大作用。——193。），拥有会员8万人，中央委员会设在伦敦。这些罢工、同盟、工联是与工人的政治斗争同时并进的，现在工人们正在宪章派（注：宪章派是宪章运动的参加者。宪章运动是19世纪30-50年代中期英国工人的政治运动，其口号是争取实行包括要求普选权和一系列为工人保证此项权利的许多条件的人民宪章。英国工人阶级为实现人民宪章掀起了广泛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宪章运动出现过三次高潮。由于资产阶级收买工人上层和工人阶级政治上的不成熟，到50年代中期运动终于失败。宪章派的领导机构是“全国宪章派协会”，机关报是《北极星报》，左翼代表人物是哈尼、琼斯等。恩格斯称宪章派是“近代第一个工人政党”（见本选集第3卷第712页）。列宁把宪章运动称作“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上已经成型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292页）。——193、215、305、309。）的名义下形成一个巨大的政党。劳动者最初企图联合时总是采取同盟的形式。大工业把大批互不相识的人们聚集在一个地方。竞争使他们的利益分裂。但是维护工资这一对付老板的共同利益，使他们在一个共同的思想（反抗、组织同盟）下联合起来。因此，同盟总是具有双重目的：消灭工人之间的竞争，以便同心协力地同资本家竞争。反抗的最初目的只是为了维护工资，后来，随着资本家为了压制工人而逐渐联合起来，原来孤立的同盟就组成为集团，而且在经常联合的资本面前，对于工人来说，维护自己的联盟，就比维护工资更为重要。下面这个事实就确切地说明了这一点：使英国经济学家异常吃惊的是，工人们献出相当大一部分工资支援经济学家认为只是为了工资而建立的联盟。在这一斗争（真正的内战）中，未来战斗的一切必要的要素在聚集和发展着。一旦达到这一点，联盟就具有政治性质。经济条件首先把大批的居民变成劳动者。资本的统治为这批人创造了同等的地位和共同的利害关系。所以，这批人对资本说来已经形成一个阶级，但还不是自为的阶级。在斗争（我们仅仅谈到它的某些阶段）中，这批人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他们所维护的利益变成阶级的利益。而阶级同阶级的斗争就是政治斗争。我们应当把资产阶级的历史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是资产阶级在封建主义和专制君主制的统治下形成为阶级；第二是形成阶级之后，推翻封建主义和君主制度，把社会改造成资产阶级社会。第一个阶段历时最长，花的力量也最多。资产阶级也是从组织反对封◎第193页◎建主的局部性同盟开始进行斗争的。对资产阶级所经历的各个历史阶段——从城市自治团体直到构成阶级，已有不少的探讨。但是，当问题涉及到对罢工、同盟以及无产者在我们眼前实现他们组成为阶级所采用的其他形式给以明确认识的时候，一些人就陷入真正的惶恐，另一些人就显出先验的蔑视。被压迫阶级的存在就是每一个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社会的必要条件。因此，被压迫阶级的解放必然意味着新社会的建立。要使被压迫阶级能够解放自己，就必须使既得的生产力和现存的社会关系不再能够继续并存。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革命因素之组成为阶级，是以旧社会的怀抱中所能产生的全部生产力的存在为前提的。这是不是说，旧社会崩溃以后就会出现一个表现为新政权的新的阶级统治呢？不是。劳动阶级解放的条件就是要消灭一切阶级；正如第三等级即市民等级解放的条件就是消灭一切等级一样（注：恩格斯在1885年德文版上加了一个注：“这里所谓等级是指历史意义上的封建国家的等级，这些等级有一定的和有限的特权。资产阶级革命消灭了等级及其特权。资产阶级社会只有阶级，因此，谁把无产阶级称为’第四等级’，他就完全违背了历史”。——编者注）。劳动阶级在发展进程中将创造一个消除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市民社会；从此再不会有原来意义的政权了。因为政权正是市民社会内部阶级对立的正式表现。在这以前，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仍然是阶级反对阶级的斗争，这个斗争的最高表现就是全面革命。可见，建筑在阶◎第194页◎级对立上面的社会最终将导致剧烈的矛盾、人们的肉搏，这用得着奇怪吗？不能说社会运动排斥政治运动。从来没有哪一种政治运动不同时又是社会运动的。只有在没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情况下，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而在这以前，在每一次社会全盘改造的前夜，社会科学的结论总是：“不是战斗，就是死亡；不是血战，就是毁灭。问题的提法必然如此。”（乔治·桑）（注：见乔治·桑的历史小说《扬·瑞日卡》。——编者注）写于1847年上半年1847年第一次以单行本形式在巴黎和布鲁塞尔出版原文是法文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38-198页◎第195页◎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恩格斯 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注：恩格斯这两篇批判卡·海因岑的文章，分别写于1847年9月27日以前和10月3日。1847年9月12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是侨居布鲁塞尔的德国流亡者创办的报纸，1847年1月3日至1848年2月28日由阿·冯·伯恩施太德主编和出版；起初具有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倾向，后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下，开始传播革命民主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威·沃尔弗从1847年2月底起，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847年9月起成为报纸的经常撰稿人，并实际领导编辑部的工作。——196。）第73号刊登了一篇该报编辑部按语，其中说《德国的饥饿和德国的诸侯》（见该报1847年6月20日第49号）一文带有共产主义性质，并指出该文作者是“以经常攻击共产主义而闻名的”海因岑。海因岑以反驳这篇按语为借口，写了一篇文章刊登在1847年9月26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77号的“论战”栏。文章除为自己辩护外，还指责共产主义者企图分裂德国革命运动。编辑部在发表这篇文章时加了按语，标题为《卡尔·海因岑和共产主义者》。针对海因岑这篇文章，恩格斯写了这两篇以《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为标题的文章，抨击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对共产主义者的诽谤。恩格斯的第一篇文章在9月27日就交给了《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但是，曾同意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为该报撰稿的伯恩施太德，却以版面不够为借口，一直拖到10月3日第79号才发表这篇文章（1847年9月30日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102-103页）。第二篇文章刊登在该报10月7日第80号。但伯恩施太德反复在编者按中要求双方“停止互相指责”。——196。） ［第一篇］布鲁塞尔9月26日。今天的《德意志-布鲁塞尔报》（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是侨居布鲁塞尔的德国流亡者创办的报纸，1847年1月3日至1848年2月28日由阿·冯·伯恩施太德主编和出版；起初具有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倾向，后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下，开始传播革命民主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威·沃尔弗从1847年2月底起，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847年9月起成为报纸的经常撰稿人，并实际领导编辑部的工作。——196。） 刊登了海因岑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海因岑以反驳编辑部的无谓指责、为自己进行辩护为借口，大张旗鼓地开始同共产主义者论战。编辑部建议双方不要进行论战。在这种情况下，编辑部本来只应发表海因岑这篇文章的部分内容，即确实是对指责他首先攻击共产主义者的说法加以反驳、为自己进行辩护的那一部分内容。即使“海因岑没有一份可供自己支配的报纸”，这也不能成为理由，说明应当提供一份报纸供他支配，让他发表连该报编辑部自己都认为是无聊的攻击性的东西。不过，这篇文章的发表倒是向共产主义者提供了极其有益的帮助。过去任何一个党派所受到的责难，都没有像海因岑在这篇文章中对共产主义者的责难这样荒唐和狭隘。这篇文章最清楚地表明共产主义者是正确的。它证明，如果共产主义者以前一直没有抨击过海因岑，那么，现在就应当立即采取行动了。海因岑先生一开头就以德国一切非共产主义激进派的代表自居；他想以一个党同另一个党争论的方式同共产主义者进行争论。◎第196页◎他“有权要求”，他极其坚决地宣称：“必须估计到”共产主义者会做些什么，“必须要求他们”做些什么，“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责任是”什么。他把他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分歧和“德国共和派与民主派”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分歧完全混为一谈，并用“我们”一词来代表这些共和派说话。海因岑先生究竟是什么人，他究竟代表谁呢？海因岑先生过去是个自由派小官吏，他在1844年还如痴如醉地向往法律范围内的进步和可怜的德国宪法，他至多只是在私下小心翼翼地承认过，在很遥远的未来，共和国也许是值得向往而又能实现的。但是，海因岑先生认为在普鲁士有可能进行合法斗争，这一点是错了。他曾因为他那本关于官僚制度的蹩脚著作（连雅科布·费奈迭在多年以前写的一本论述普鲁士的著作都比他的好得多）（注：指卡·海因岑的《普鲁士的官僚制度》1845年达姆斯塔德版和雅·费奈迭的《普鲁士和普鲁士制度》1839年曼海姆版。——197。）而不得不逃亡在外。这时他才恍然大悟。他宣称进行合法斗争是不可能的；他变成了革命家，当然也变成了共和派。在瑞士，他结识了严肃的学者卢格；后者向他传授了自己的那一丁点儿哲学，这种哲学是用费尔巴哈的无神论与关于人的学说、黑格尔的影响和施蒂纳的高调拼凑而成的杂乱无章的东西。海因岑先生掌握了这一套东西之后，便以为自己成熟了，于是他右靠卢格，左靠弗莱里格拉特，开始了他的革命宣传。当然，我们并不想责难海因岑先生从自由主义转向疯狂的激进主义。可是我们要指出，他这种转变完全是由于个人因素的影响。当海因岑先生还有可能进行合法斗争的时候，他对一切认为必须进行革命的人都加以攻击。一旦他不可能再进行合法斗争，他就声称这种斗争是根本不可能进行的，而不考虑德国资产阶级目前还完全有可能进行这种斗争，而且他们的斗争常常具有十分合法的性质。他的退路一旦被切断，他就宣称必须立即进行革命。他不◎第197页◎去研究并从总体上把握德国的情况，由此推断什么样的进步措施、什么样的发展以及什么样的办法是必要而又切实可行的，他不去弄清德国各个阶级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它们同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由此确定应当遵循的政策，总之，他不是使自己适应德国的发展进程，而是十分任性地要求德国的发展进程适应他自己。当哲学还是进步的时候，海因岑先生曾激烈地反对过它。而一旦哲学变得反动，成了所有动摇分子、懦夫和雇佣文人的避难所，海因岑先生便不幸地同它合流了。对海因岑先生来说更加不幸的是，那个毕生都只充当改宗者的卢格先生，又使海因岑先生成了唯一在他的劝诱下改变信仰的人。因此海因岑先生肯定会使卢格先生得到安慰，因为至少有一个人自认为领会了卢格先生空洞言论的奥义。海因岑先生究竟主张什么呢？他主张立即建立德意志共和国，这个共和国将是美国的传统和1793年的传统以及从共产主义者那里剽窃来的某些措施相结合的产物，它将具有鲜明的黑红黄色彩（注：海因岑主张建立的德意志共和国是一个类似瑞士联邦的自治国家的共和联邦。这个共和国的旗帜就是黑、红、黄三色旗。这也是当时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对待德国统一问题上的立场。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种观点与消除中世纪隔绝状态和政治上不统一的斗争相互矛盾，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建立“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共和国”的口号。见《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3-5页）。——198。）。德国由于本国工业委靡不振，在欧洲处于一种非常可怜的地位，以致它永远不可能发挥首倡精神，永远不可能首先宣布进行一场伟大的革命，永远不可能离开法国和英国而独立自主地建立共和国。任何一个脱离文明各国的运动而建立的德意志共和国，任何一次据称要独立自主地进行的、按照海因岑先生的主张将完全对德国各个阶级的实际运动置之不顾的德国革命，都是以黑红黄色装饰起来的纯粹幻想的产物。为了使这个光荣的德意志共和国更加光荣，海因岑先生把它嵌进卢格化的费尔巴哈的关于人的学说的框子里，宣布它是即将出现的“人”的王国。所有这些层出不穷的幻想，难道都要德国人去实现吗？可是，伟大的“鼓动家”海因岑先生究竟是怎样进行宣传的呢？◎第198页◎他宣称君主是造成一切贫困和一切灾难的祸首。这种论断不仅可笑，而且极端有害。海因岑先生在这里对德国君主这帮庸碌无能、昏聩愚蠢的傀儡的阿谀谄媚，实在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因为他把一种虚构的、超自然的、神奇的无限威力加在这帮傀儡身上。海因岑先生既然断言君主能造成如此多的灾祸，那他同时也就承认君主有能力做出同样多的好事。由此得出的结论就不是必须进行革命，而是应当虔诚地希望有一位可爱的君主、好心的皇帝约瑟夫。但是人民要比海因岑先生更加清楚谁是自己的压迫者。海因岑先生要把徭役农民对地主的仇恨和工人对雇主的仇恨转到君主头上，是永远也办不到的。但海因岑先生的所作所为确实对地主和资本家有利，因为他把这两个阶级剥削人民的罪过转嫁于君主。而德国十分之九的灾难却正是由于地主和资本家的剥削造成的！海因岑先生号召立即举行起义。他本着这个精神印刷传单，竭力在德国散发。试问：这种毫无意义的、盲目进行的宣传难道不是极其严重地损害着德国民主派的利益吗？试问：难道经验没有证明这种宣传是毫无补益的吗？难道在另一个迥然不同的动荡时期即30年代，德国境内没有散发过几十万份类似的传单、小册子吗？难道其中有一份取得什么成效了吗？试问：难道一个头脑多少还正常的人会异想天开地认为人民对这类政治说教和训诫将予以丝毫重视吗？试问：海因岑先生在他的传单中除了进行训诫和说教以外，什么时候还做过别的事情吗？试问：不经过冷静思考，不了解也不顾及实际情况，就声嘶力竭地向全世界发出革命号召，这岂不是太可笑了吗？党的报刊的任务是什么呢？首先是组织讨论，论证、阐发和捍卫党的要求，批驳和推翻敌对党提出的各种要求和论断。德国民主派报刊的任务是什么呢？就是从以下各个方面证明民主制的必要◎第199页◎性：目前这个在某种程度上代表贵族的政府是应当受到鄙弃的，那种使政权转到资产阶级手里的立宪制度是不完备的，人民只要不掌握政权就不可能改善自己的处境。因此，这种报刊应当说明，无产者、小农和小资产者（因为在德国，构成“人民”的正是这些人）为什么受官吏、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压迫；应该说明，为什么不仅产生了政治压迫，而且首先产生了社会压迫，以及采取哪些手段可以消除这种压迫；它应该证明，无产者、小农和小资产者取得政权是采取这些手段的首要条件。其次，它应该探讨，立即实现民主制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党有哪些手段可以采取，当它还很软弱不能独立行动的时候，它应当联合哪些党派。所有这些任务，海因岑先生完成了一项吗？没有。他根本没有花费精力这样做。他从来没有向人民即无产者、小农和小资产者说明任何问题。他从来没有研究过各阶级和党派的情况。他所做的，无非是在“暴动，暴动，暴动！”这一个题目上玩弄花样。海因岑先生又是对谁进行这种革命说教的呢？首先是对小农这个在目前最不能发挥革命首倡精神的阶级。近600年来，一切进步的运动都发源于城市，其结果就是：第一，农民的独立民主运动（瓦特·泰勒、杰克·凯德、扎克雷、农民战争（注：恩格斯列举的这些农民起义都是中世纪发生的大规模农民运动：瓦特·泰勒是1381年英国最大一次农民起义的领袖；杰克·凯德是1450年英国南部农民和手工业者反封建起义的领导者。扎克雷是法国贵族对农民的蔑称，Jacguesbonhomme意即“乡下佬”，因此法国1358年的农民起义被称为扎克雷起义；农民战争指德国1524-1525年的农民战争。恩格斯后来研究了农民反抗封建制度的斗争历史，探讨了1848-1849年农民的革命活动，改变了自己对农民运动的评价。在1850年写的《德国农民战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83-483页）一书中阐明了农民起义的性质及其在推翻封建制度的基础方面所起的作用。——200。））每一次都是反动的，第二，这种运动每一次都被镇压下去。城市工业无产阶级成了现代一切民主运动的核心；小资产者，尤其是农民，总是跟在他们后面。1789年的法国革命，英国、法国和美国东部各州的现代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而海因岑先生在现在，在19世纪，却还把希望寄托在农民暴动上面！然而海因岑先生也答应进行社会改革。当然，这是由于人民对他的号召表示冷淡才慢慢使他不得不这样做。这又是些什么改革呢？就是共产主义者提出的那些废除私有制的准备步骤。在海因◎第200页◎岑先生那里唯一可以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却又是他从他所激烈抨击的共产主义者那里剽窃来的。就是这些东西一到他的手里，也成了荒谬绝伦、虚无缥缈的东西。一切旨在限制竞争和限制大资本聚积在个别人手里的措施，一切限制或废除继承权的办法，以及一切通过国家来对劳动进行组织的办法等等，所有这些措施作为革命的措施不仅是可能实行的，甚至是必须实行的。这些措施之所以有可能实行，是因为整个奋起反抗的无产阶级赞同这些措施并用武力支持这些措施。尽管经济学家借口一些困难和弊端来反对这些措施，这些措施还是有可能实行的，因为正是这些困难和弊端将迫使无产阶级为了不致失掉自己的胜利果实而勇往直前，直到完全废除私有制。这些措施作为废除私有制的准备措施和过渡的中间阶段是有可能实行的，而且它们也只能是这样一种措施。可是海因岑先生却要把所有这些措施都当作确定不移的最终的措施。他认为这些措施不应当是为实现任何目标而采取的准备步骤，而应该是最终的措施。在他看来，这些措施不是手段，而是目的。这些措施不是要导向革命的社会状态，而是要导向宁静的资产阶级的社会状态。这样一来，这些措施就成为不能实现的，而且是反动的了。与海因岑相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这些措施与自由竞争比较起来是反动的，他们这种看法完全正确。自由竞争是私有制最后的、最高的、最发达的存在形式。因此一切从私有制的基础出发而同时又反对自由竞争的措施都是反动的，都力图恢复私有制的低级发展阶段，因此，这种措施最终必将在竞争面前遭到失败，使目前这种社会状态重新恢复。只要我们把上述社会改革看成单纯的公共福利措施，看成革命的过渡的措施，资产者的这些反对意见就会显得毫无力量，而这些反对意见却会使海因岑先生的农业的、社会主义的、黑红黄色的共和国彻底破产。◎第201页◎海因岑先生当然异想天开地以为，财产关系、继承权等等可以任意改变和调整。海因岑先生（本世纪最无知的人之一）当然可以不知道，每个时代的财产关系是该时代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必然结果。海因岑先生可以不知道，不改变整个农业经营方式就不能把大土地所有制变成小土地所有制，不然，大土地所有制很快就会重新恢复起来。海因岑先生可以不知道，现代大工业、资本积聚和无产阶级的形成之间有着多么紧密的联系。海因岑先生可以不知道，像德国这样一个在工业上处于依附和被奴役地位的国家，只能对本国的财产关系实行有利于资产阶级和自由竞争的改造，除此之外，它永远也不敢独立自主地实行其他类型的改造。总之，这些措施在共产主义者那里是有意义的、明智的，因为他们不是把这些措施看作随意提出的措施，而是看作从工业、农业、商业和交通工具的发展中，以及由此决定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的发展中必然产生的结果；由此产生的这些措施并不是最终的措施，而是从过渡性的阶级斗争本身产生的过渡性的公共福利措施。这些措施在海因岑先生那里却既无意义，又不明智，因为在他那里它们纯粹是任意编造出来的改善世界的庸俗幻想，因为他丝毫也没有指出这些措施和历史发展的联系，因为海因岑先生一点儿都不考虑自己的建议实际上是否能够实现，因为他不是力求表述工业领域的各种必然性，而是力求用法令来消除这些必然性。正是这位粗暴地把共产主义者的要求搞得十分混乱并把它们变成纯粹的空中楼阁以后才加以接受的海因岑先生，却指责共产主义者，说他们“在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的头脑中制造混乱”，说他们“追求空中楼阁”、“丧失了现实基础（！）”！这就是海因岑先生的整个鼓动活动；我们直言不讳地声明，我◎第202页◎们认为这种鼓动对整个德国激进派肯定是有害的，是有损它的声誉的。党的政论家应当具备完全不同于海因岑先生（前面已经指出，他是本世纪最无知的人之一）所具有的素质。海因岑先生也许怀有人间最善良的愿望，他也许是全欧洲信念最坚定的人。我们也知道，他是一个正直的人，具有勇气和毅力。但是，单凭这些条件还不能成为党的政论家。作为党的政论家，除了一定的信念、善良的愿望和洪亮的嗓音而外，还需要一些别的条件。同海因岑先生现在具有的和多年经验证明他能够具有的各方面的条件相比，党的政论家还需要具有更多的智慧、更明确的思想、更好的风格和更丰富的知识。然而海因岑先生由于逃亡在外，就势必要去充当一名党的政论家。他不得不在激进派中间试行组织自己的党派。于是他就担任了他所无法胜任的职务，他为履行这一职务而进行的种种徒劳的努力，只是使他成为笑料。如果德国的激进派让他保留这样一种假象：似乎他就是激进派的代表，似乎他是以激进派代表的身分成为笑料的，那么，他就会使德国激进派本身也同样成为笑料。可是海因岑先生并不代表德国激进派。他们的代表完全是另外一些人，如雅科比等。海因岑先生不代表任何人，除了出钱支持他进行鼓动的少数几个德国资产者外，谁也不承认他是自己的代表。不过我们错了。德国有一个阶级承认他是自己的代表，对他狂热崇拜，为他大吹大擂，竭力为他压倒所有饭店顾客的声音（正像海因岑先生所说的共产主义者“压倒了整个著作界的反对派的声音”一样）。这个阶级就是人数众多、教养有素、思想高尚而又颇有影响的推销人阶级。就是这位海因岑先生，居然要求共产主义者承认他是激进的资产者的代表，要求他们把他当作激进的资产者的代表和他争论！◎第203页◎上面讲的一切已经足以说明，共产主义者对海因岑先生的驳斥是正确的。我们准备在下一期谈一谈海因岑先生在本报第77号上对共产主义者的责难。假如我们不是坚信海因岑先生根本没有能力当一名党的政论家，我们就会劝他仔细钻研一下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因此，在他劝我们去阅读福禄培尔的《新政治》（注：指福禄培尔的《社会政治体系》，亦即《新政治》一书1847年曼海姆第2版第1-2卷。这部著作的第1版于1846年出版，书名为《新政治》，作者使用的笔名是尤尼乌斯。——204。）的时候，我们只能回报以另一种劝告：请保持安静，心平气和地等待“战斗”吧。我们相信，海因岑先生作为一个政论家有多么拙劣，作为一个营指挥官就会多么英明。为了使海因岑先生不致抱怨匿名攻击，我们在本文末尾署上名字。 弗·恩格斯 ［第二篇］我们在第一篇文章中已经说明，共产主义者之所以抨击海因岑，并不是因为他不是共产主义者，而是因为他是一个蹩脚的民主派政论家。他们并不是以共产主义者的身分，而是以民主主义者的身分对他进行抨击的。至于同他展开论战的恰恰是共产主义者，这一点完全是出于偶然；即使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共产主义者，民主主义者也肯定是要起来反对海因岑的。这里争论的全部问题仅仅涉及下面两点：(1) 海因岑先生能不能作为党的政论家和鼓动家给德国民主派带来好处，我们否定这一点；(2)海因岑先生的鼓动方式是否正确，人们对这种鼓动方式是否还能容忍，对这一点我们也是否定的。可见，这里既不涉及共产主义，也不涉及民主主义，这里涉及的只是海因岑先生个人及其个人的妄想。◎第204页◎在目前条件下，共产主义者根本不想同民主主义者进行无益的争论，相反，目前在党的一切实际问题上，他们自己都是以民主主义者的身分出现的。在所有的文明国家，民主主义的必然结果都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而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又是实行一切共产主义措施的首要前提。因此在民主主义还未实现以前，共产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就要并肩战斗，民主主义者的利益也就是共产主义者的利益。在此以前，两派的分歧是纯理论性质的，完全可以从理论上进行讨论，而决不会使共同行动因此受到任何影响。人们甚至可以对民主主义实现以后应当立即为一向受压迫的阶级采取的一些措施取得一致意见，如大工业和铁路交给国家管理，所有儿童的教育费用由国家负担等等。我们还是来谈谈海因岑先生吧。海因岑先生宣称，是共产主义者先同他争论，而不是他先同共产主义者争论。这是人所共知的无赖式的论据，因此我们不打算同他争辩。他把自己同共产主义者的冲突说成是“共产主义者在德国激进派阵营里制造的无谓分裂”。海因岑说，早在三年前，他就曾尽一切力量并利用一切机会来防止即将发生的分裂，但是他的努力未能奏效，结果共产主义者还是对他发起了攻击。大家都很清楚，三年前海因岑先生根本还不在激进派阵营里。当时海因岑先生还主张实行法律范围内的进步措施，坚持自由主义。因此，同他的分裂绝不意味着激进派阵营内部的分裂。海因岑先生是1845年初，在布鲁塞尔这里见到共产主义者的。共产主义者当时根本没有因为海因岑先生在政治上坚持所谓激进主义而想要攻击他，相反，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争取当时还是自由派的海因岑先生转到这种激进主义的立场上来。但没有用。海因岑先生只是到了瑞士才成为民主主义者。◎第205页◎“后来我越来越深信〈！〉大力反对共产主义者是必要的”，因而也就是深信在激进派阵营制造无谓的分裂是必要的！我们请问德国民主主义者们：这样可笑地自相矛盾的人配做党的政论家吗？可是海因岑先生所说的对他进行攻击的共产主义者是些什么人呢？上文提到的那些暗示，特别是下面紧接着对共产主义者的责难，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海因岑说，共产主义者“压倒了整个著作界反对派阵营的声音，他们在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的头脑中制造混乱，他们还肆无忌惮地贬低最激进的人士，……他们尽力使政治斗争陷于瘫痪，……最后，他们甚至直接同反动派联合起来。更糟的是在实际生活当中，显然是在他们的教义的影响下，他们常常堕落为卑鄙的奸险的阴谋家……”这些模模糊糊的责难描画出一个十分鲜明的形象——雇佣文人卡尔·格律恩先生的形象。三年以前，格律恩先生同海因岑先生之间曾有过一些个人的纠葛；格律恩先生为此在《特里尔日报》（注：《特里尔日报》是德国的一家日报，1757年在特里尔创刊，1815-1919年用这个名称出版；1842年起报纸反映了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观点，特别是深受亨·贝特齐希的影响；40年代中开始接受“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影响；1842-1843年曾转载《莱茵报》上马克思的几篇文章，反对查封《莱茵报》。——206。）上对海因岑先生进行了攻击，格律恩先生曾试图压倒整个著作界反对派阵营的声音，曾竭力使政治斗争陷于瘫痪等等。可是，格律恩先生是从什么时候起成为共产主义的代表的呢？即使三年以前他曾经企图靠近共产主义者，人们也从未承认他是共产主义者，他自己也从来没有公开这样自命过，近一年多以来他甚至还认为必须反对共产主义者。况且，马克思在当时就曾向海因岑先生表示不同意格律恩先生的做法，后来，他一有机会就公开地揭露格律恩的真面目。（注：见《驳卡尔·格律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2-45页）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第2卷第4章《卡尔·格律恩〈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1845年达姆施塔特版）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历史编纂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73-628页）。——206。）至于海因岑先生最后对共产主义者进行“卑鄙的奸险的”诬蔑，那不是因为别的，而是由于格律恩先生和海因岑先生之间的纠葛。这种纠葛同上述两位先生有关，而同共产主义者却毫不相干。我们连这种纠葛的详细情形都不了解，因此无从评判。我们姑且假◎第206页◎定海因岑先生是对的。但是当马克思及其他共产主义者已经否定了有关人士的做法以后，当这位有关人士从来就不是共产主义者这一点已经昭然若揭以后，如果海因岑先生还要把这种纠葛说成是共产主义教义的必然后果，那就太卑鄙了。如果说海因岑先生的上述责难除了针对格律恩先生以外还针对别的什么人，那么，他所针对的无非是那些“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那些人的十足的反动理论早就遭到了共产主义者的否定。这个现在已经完全瓦解的派别中所有能够前进的人都已经站到共产主义者这一边来了，并且只要“真正的社会主义”一显露头角，他们就加以攻击。海因岑先生把这些早已被埋葬的幻想又挖掘出来，并把它们归咎于共产主义者，这就再一次暴露了他的屡见不鲜的极端无知。海因岑先生在这里指责“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把他们同共产主义者混为一谈，而后来他却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一样，指责共产主义者荒诞不经。因此，他根本就没有任何权利抨击“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因为他本人在一定的意义上也属于这一派。当共产主义者撰写文章猛烈抨击这些社会主义者的时候，这位海因岑先生正在苏黎世倾听卢格先生传授他自己混乱的脑袋里所装的那一套支离破碎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确实，卢格先生找到了一位值得教诲的门生！但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在哪儿呢？海因岑先生谈到了值得尊敬的非凡人材和才华横溢的人物，而且预言这些人将拒绝共产主义的同情（！）（注：海因岑要讲的是“拒绝同情共产主义”。这种表达方式说明他的文风很糟糕，所以恩格斯在这里加了（！）。——编者注）。共产主义者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和行动已经拒绝给以同情。在上述所有的责难中，没有任何一点可以加在◎第207页◎共产主义者的头上，只有这整段文章的最后一句话是例外，这句话原文如下：“共产主义者……妄自尊大，嘲笑一切可以成为正直的人联合的基础的东西。”海因岑先生这句话大概是指共产主义者曾讥笑他那道貌岸然的姿态，并曾嘲讽所有那些神圣高超的思想、操守、正义、道德等等，海因岑先生以为，正是这些东西构成了一切社会的基础。这个责难我们接受。尽管海因岑先生这个正直的人感到义愤填膺，共产主义者还是要继续嘲讽这些永恒的真理。而且共产主义者认定，这些永恒的真理决不是它们自身形成时所处的那个社会的基础，恰恰相反，它们是那个社会的产物。此外，既然海因岑先生已经预见到，共产主义者对他想列入共产主义者营垒的那些人将拒绝给以同情，那么，他进行所有这些荒唐的责难和卑鄙的诬蔑又有什么意义呢？既然海因岑先生对共产主义者的了解显然只是来自道听途说，既然他对共产主义者是些什么人知之甚少，以致要求他们对自身的情况作出更确切的说明，要求他们向他作一番自我介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同共产主义者进行论战，这岂不是太无耻了吗？“如果对那些真正代表共产主义或叙述共产主义真实内容的人的情况作出说明，这可能会使大部分信奉共产主义并为共产主义所利用的人完全脱离共产主义，而反对这种要求的恐怕也不会只是《特里尔日报》的那些人。”隔几行下面接着写道：“对那些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应当相信他们会坚决而又真诚地〈哦，好一个老实人！〉坦率宣布自己的教义，并宣布同那些非共产主义者脱离关系。应当要求他们〈这一切都是老实人的用语〉不要伤天害理地〈！〉助长那种在成千◎第208页◎上万受苦受难和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的头脑中所制造的混乱，而制造这种混乱的手段就是通过幻想或欺骗，硬把不可能实现的事情〈！！〉说成有可能实现，即认为有可能在现实关系的基础上找到实现这种教义的途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责任〈又是这个老实人〉是：或者让所有站在他们一边的不明实情的人充分地了解实情，并把他们引向一个既定目标，或者同他们一刀两断，不再利用他们。”假如卢格先生造出了上面这样三个主从复合句，那他就会感到欣幸了。老实人的思想混乱同老实人提出的各种要求是完全吻合的，在思想混乱的情况下，他所关心的只是事情本身，而决不是形式，正因为如此，他讲的和他想讲的就截然相反。海因岑先生要求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同冒牌的共产主义者一刀两断，要求他们结束由于混淆两个不同的派别而产生的混乱（这正是他想要讲的）。但是当“共产主义者”和“混乱”这两个词在他脑袋里碰到一起的时候，他脑袋里却产生了混乱。海因岑先生的思路中断了；他那固定不变的公式，即共产主义者一般都要在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的头脑中制造混乱这个公式，成了他自己的绊脚石，他忘了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和冒牌的共产主义者，他笨拙可笑地在各种通过幻想和欺骗硬被说成可能实现而实际上并不可能实现的事情上跌跌撞撞地行进，最后在现实关系的基础上整个倒了下去，然后又在这个基础上清醒过来。这时他才又想到，他想谈的完全是另一回事，而他谈的根本不是这个或那个是否可能的问题。他又回到自己的题目上来，但他还是神情恍惚，连他在前面耍把戏时所用的那个冠冕堂皇的句子都没删掉。这就是海因岑先生的文风。至于事情本身，我们再说一遍，作为一个正直的德国人，海因岑先生的要求提得太晚了，共产主义者早就否定了那些“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其次，我们在这里再次看◎第209页◎到，背地里进行诬蔑同老实人的本性也决不是水火不相容的。特别是海因岑先生十分明显地让人意识到，共产主义政论家只是在利用那些信奉共产主义的工人。他相当直率地表示，这些政论家公开表述自己的观点会使为共产主义所利用的大部分人完全脱离共产主义。他把共产主义政论家看作先知、术士或牧师，认为他们把某种秘密的谋略据为己有，而对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守口如瓶，以便牵着他们的鼻子走。他认为共产主义者应当使一切不明实情的人了解实情而不应当利用他们，他所提出的所有这些老实人的要求显然是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的：似乎共产主义著作家乐于让工人对实情一无所知，似乎他们只是在利用那些工人，就像上一世纪的伊留米纳特（注：伊留米纳特，直译为照耀派，是1776年在巴伐利亚成立的近似于共济会的秘密团体，由对国王专制制度不满的市民和贵族反对派组成。伊留米纳特害怕一切民主运动，它的章程把普通会员变成了领导人的盲目工具。1784年，被巴伐利亚当局取缔。——210。）企图利用人民一样。这种荒唐的看法也使海因岑先生不合时宜地到处宣扬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头脑中的混乱，而且语句颠三倒四，这是他说话不直截了当的报应。我们只是把这些诬蔑指出来，而不再就此展开辩论。我们让信奉共产主义的工人们自己去评判。我们看了海因岑先生所有这些预先声明、迂回其辞、要求、诬蔑和种种把戏以后，最后来看看他从理论上对共产主义者的攻击和他的论据。海因岑先生“认为共产主义教义的核心，简单说来就是废除私有财产（通过劳动获得的财产也包括在内）和作为这种废除的必然结果的共同利用人间财富的原则”。海因岑先生异想天开地认为，共产主义是一种从一定的理论原则即自己的核心出发并由此得出进一步的结论的教义。海因岑先生大错特错了。共产主义不是教义，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第210页◎发，而是从事实出发。共产主义者不是把某种哲学作为前提，而是把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特别是这一历史目前在文明各国造成的实际结果作为前提。共产主义的产生是由于大工业以及由大工业带来的后果，是由于世界市场的形成，是由于随之而来的不可遏止的竞争，是由于目前已经完全成为世界市场危机的那种日趋严重和日益普遍的商业危机，是由于无产阶级的形成和资本的积聚，是由于由此产生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共产主义作为理论，是无产阶级立场在这种斗争中的理论表现，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理论概括。海因岑先生现在也许会认识到，他在评判共产主义的时候，只是认为它的核心简单说来就是废除私有财产是不够的；他最好不要信口开河地空谈废除私有财产，而应当研究一下国民经济学；假如他对废除私有财产的条件也不了解，那他对废除私有财产所造成的后果就不可能有丝毫的认识。可是，海因岑先生对废除私有财产的条件极端无知，他竟认为“共同利用人间财富”（措辞挺不坏）是废除私有财产的结果。其实恰恰相反。因为大工业和机器设备、交通工具、世界贸易发展的巨大规模使这一切越来越不可能为个别资本家所利用，因为日益加剧的世界市场危机在这方面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明，因为现代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下的生产力和交换手段日益超出了个人交换和私有财产的范围，总之，因为工业、农业、交换的共同管理将成为工业、农业和交换本身的物质必然性的日子日益逼近，所以，私有财产一定要被废除。因此，如果海因岑先生把废除私有财产（这种废除当然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同这种废除本身的条件分离开来，如果他把废除私有财产置于同现实世界的一切联系之外，只是把它视为蛰居者◎第211页◎的臆想，那么，这种废除就成了纯粹的空谈，海因岑先生只能就此发表一通平庸的废话。他实际上也是这样做的：“通过上面所谈到的废除一切私有财产的做法，共产主义必然也要废除个人的独立存在〈可见，海因岑先生是在责备我们要把人们变成连体双胎〉。结果又把每个人投入几乎是〈！！〉刻板划一的兵营生活〈有劳读者留意，海因岑先生承认这一切只是他自己妄谈个人的独立存在的结果〉。共产主义者就这样毁灭了个性……独立性……自由〈这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和资产者的陈词滥调。由于违背自己意愿的分工而成为鞋匠、工厂工人、资产者、律师、农民，即成为一定工作以及与这种工作相适应的习俗、生活方式、偏见、局限性等等的奴隶的现代个人，似乎还具有某种可以毁灭的个性！〉。共产主义把个人连同他获得的私有财产这个个人必不可少的属性或基础〈这个”或“字真是妙极了〉用来祭祀'共同体或社会的幽灵'〈这不也是施蒂纳的话吗？〉，而对每个个人来说，共同体可以而且应该〈应该！！〉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海因岑先生特别重视获得的财产，这就再一次证明了他根本不了解他所谈论的对象。海因岑先生本着他那老实人的正义感，想把各人挣得的留给各人，可惜这种正义感被大工业化为乌有了，只要大工业的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足以使自己完全挣脱私有财产的羁绊，它就不能容许现存方式以外的其他任何分配产品的方式，资本家就还要把利润装进自己的口袋，工人在实践中也会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什么是最低工资。蒲鲁东先生曾经企图对获得的财产进行系统的阐述，并把它同现存关系联系起来，大家知道，他的这种企图显然已经破产了。诚然，海因岑先生永远也不敢进行类似的尝试，因为这样他就必须研究问题，而他是不打算进行什么研究的。不过，他仍然可以将蒲鲁东先生作为前车之鉴，少向公众显示自己的获得的财产。如果海因岑先生还来指责共产主义者，说他们追求空中楼阁，丧失了现实基础，那么这种指责又是针对谁呢？◎第212页◎海因岑先生还谈了许多别的，我们都不去管它了。我们只是指出，越往后他的语句就越糟糕。他始终未能找到恰当的词汇，因而语言显得拙劣，仅仅这一点就足以败坏任何一个承认他是自己的著作家的党派的名声。他那固执的信念总是使他说出一些完全不是他所想说的话。因此他的每一句话都包含着两重废话：一种是他想说的废话，另一种是他不想说但还是说出来的废话。上面我们已经举了这样的例子。我们还要指出一点，海因岑先生不断重复他关于君主威力的陈旧的迷信观点，他说，那种应当被推翻而本身也无非是国家权力的政权，现在是而且过去也始终是一切不公正现象的制造者和维护者，他要建立一个真正的法制国家（！），并在这个幻想的大厦的范围内“进行所有那些由于普遍的发展（！）而产生的理论上正确（！）而又实际可行的（！）社会改革”！！！愿望多好，文风就多糟，这就是正直的品德在这个丑恶的世界上的命运。受到了时代精神的诱惑，成为出身林莽的长裤汉，舞跳得虽然十分拙劣但毛茸茸的胸膛里却充满信念；………………………………虽无才能，却有性格（注：这些诗句引自海涅《阿塔·特洛尔》第24章。从该书序言中可以看出，“毛茸茸的胸膛里充满信念”、“虽无才能，却有性格”都是海涅用来讽刺白尔尼派的。恩格斯转引这些诗句来讽刺海因岑。——213。）。我们的文章会使海因岑先生陷入一个老实人在受到屈辱时所产生的那种义愤之中，但他既不会因此而放弃自己的写作风格，也不会因此而放弃自己那种败坏名声和毫无补益的鼓动方式。他威胁说，他要在行动和决战的那一天把敌人吊在路灯柱上，这使我们◎第213页◎感到十分可笑。总之，共产主义者应当而且也希望同德国激进派采取共同行动。但是他们保留对任何一个败坏整个党派声誉的政论家进行抨击的权利。仅仅是本着这种精神，我们才对海因岑先生进行了抨击。 弗·恩格斯1847年10月3日于布鲁塞尔注意：我们刚才收到一个工人（注：斯蒂凡·波尔恩。——编者注）写的小册子：《海因岑的国家。斯蒂凡的批评意见》伯尔尼版，由雷策尔印行。如果海因岑先生的写作水平能赶上这个工人的一半，那他就可以感到欣慰了。除了其他一些东西外，海因岑先生从这本书中可以相当清楚地了解到，为什么工人对他的农业共和国丝毫不感兴趣。我们还要指出一点，这是第一本由工人写成的书，这本书不是进行道德说教，而在尝试把当前的各种政治斗争归因于各个社会阶级之间的相互斗争。写于1847年9月27日前和10月3日载于1847年10月3、7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79、80号原文是德文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97-315页◎第214页◎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马克思 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注：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于1848年1月9日在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召开的公众大会上发表，后来，按照大会通过的决议于1848年2月初以小册子的形式在布鲁塞尔用法文出版。同年由马克思恩格斯的朋友和学生魏德迈译成德文在德国出版。1885年根据恩格斯的意见，作为《哲学的贫困》德文第1版的附录刊印，从此以后，就作为该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止一次地再版过。由普列汉诺夫翻译的俄译本于1885年由劳动解放社在日内瓦出版。1889年在波士顿出版了美国的单行本，正文前面刊有恩格斯的序言，这篇序言早先在1888年7月以《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13-431页）为题，用德文单独刊载于《新时代》杂志。——215。）1848年1月9日在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召开的公众大会上先生们！英国谷物法的废除（注：废除谷物法的法案是在1846年6月通过的。英国的谷物法规定了高额的谷物进口税，旨在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此项法律是为维护大地主的利益从1815年起实施的。谷物法引起了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之间的斗争，这一斗争是由曼彻斯特的工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于1838年创立的反谷物法同盟领导的，反谷物法的工业资产阶级在自由贸易的口号下取得了胜利，结果在1846年通过了关于废除谷物法的法案。这一措施以及由此引起的谷物价格的下跌，虽然使生活费用有所减低，但归根结底还是降低了工人的工资，增加了资产阶级的利润。谷物法的废除沉重地打击了土地贵族，促进了英国资本主义更迅速的发展。——190、215、217。）是自由贸易在19世纪取得的最伟大的胜利。在厂主们谈论自由贸易的所有国家里，他们主要指的是谷物和一切原料的自由贸易。对外国谷物征收保护关税，这是卑劣的行为，这是利用人民的饥饿进行投机。廉价的面包，高额的工资(cheap food,high wages)，这就是英国的自由贸易派（注：自由贸易派，即曼彻斯特学派，是19世纪上半叶在英国出现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派别，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曼彻斯特的工厂主理·科布顿和约·布莱特。19世纪20-50年代，曼彻斯特是自由贸易派的宣传中心。该学派提倡自由贸易，要求国家不干涉经济生活，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原则，要求减免关税和奖励出口，要求废除有利于土地贵族的、规定高额谷物进口税的谷物法（见注30）。1839年曼彻斯特的自由贸易派建立了反谷物法同盟（见注71）。40年代和50年代，自由贸易派组成了一个单独的政治集团，后来成为自由党的左翼。——215、308、460、543、741。）不惜耗资百万力求达到的唯一目的，他们的热情已经感染了他们在大陆上的同伙。总之，人们要求自由贸易，是为了改善劳动阶级的处境。可是，奇怪得很！想尽办法让人民得到廉价的面包，而人民却毫不领情。现在英国的廉价面包，如同法国的廉价政府一样，都信誉扫地。人民把那些充满献身精神的人们，包令、布莱特一类人及其同伙，当作自己最大的敌人和最无耻的伪君子。谁都知道：在英国，自由派和民主派之间的斗争被称为自由贸易派和宪章派（注：宪章派是宪章运动的参加者。宪章运动是19世纪30-50年代中期英国工人的政治运动，其口号是争取实行包括要求普选权和一系列为工人保证此项权利的许多条件的人民宪章（见注31）。英国工人阶级为实现人民宪章掀起了广泛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宪章运动出现过三次高潮。由于资产阶级收买工人上层和工人阶级政治上的不成熟，到50年代中期运动终于失败。宪章派的领导机构是“全国宪章派协会”，机关报是《北极星报》，左翼代表人物是哈尼、琼斯等。恩格斯称宪章派是“近代第一个工人政党”（见本选集第3卷第712页）。列宁把宪章运动称作“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上已经成型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292页）。——193、215、305、309。）之间的斗争。现在我们来看看英国的自由贸易派是如何向人民证明促使他◎第215页◎们起来行动的那种高尚情感的。他们向工厂工人这样说：谷物税是工资税，是你们向大地主，向这些中世纪的贵族交纳的税；你们陷于贫困，是因为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昂贵。工人反过来问厂主们：在最近30年中，我们的工业获得巨大发展，而我们的工资的下降率却大大超过了谷物价格的上涨率，这又是什么原因呢？照你们所说的，我们交纳给地主的税，对每一个工人来说，每周约计3 便士（6苏（注：法国旧铜币名，1 苏等于1/20 法郎。——编者注））；可是，在1815年到1843年这一时期内，手工织工的工资从每周28先令降到5先令（从35 法郎降到7.25法郎），而在1823年到1843年这一时期内，自动工厂织工的工资从每周20先令降到8先令（从25法郎降到10法郎）。在这整个时期内，我们交纳给地主们的税从未超过3便士。而在1834年，面包价廉，市场繁荣的时候，你们对我们说过什么话呢？——“你们是不幸的，因为你们生育的孩子太多了，你们的婚姻比你们的手艺还要多产！”这就是当时你们自己对我们说过的话，同时你们还制定了新的济贫法，设立了习艺所这种无产者的巴士底狱（注：习艺所是依据1834年英国通过的新的济贫法，即《关于进一步完善和更好地实施英国和威尔士济贫法的法案》而设置的“救济”贫民的机构。法案规定禁止对有劳动能力的人及其家属提供任何金钱和食品救济，而让他们在习艺所里从事强制性的劳动。习艺所里生产条件恶劣，劳动强度大，生产效率低，那里实行的制度与强迫囚徒从事苦役的牢狱制度不相上下，因此，有“穷人的巴士底狱”之称。巴士底狱是14至18世纪巴黎的城堡和国家监狱。16世纪起，主要用来囚禁政治犯。——216、393。）。厂主们对此回答说：工人先生们，你们说的对，决定工资的不仅是谷物的价格，而且还有供给的人手之间的竞争。但是请你们仔细地想一想：我们的土地都是由岩石和砂砾构成的。或许你们还以为可以在花盆里种植谷物呢！要是我们不是◎第216页◎慷慨地献出自己的资本和劳动，用来耕种不毛之地，而是撇掉农业，专门来搞工业，那么，整个欧洲就得把工厂都关掉，那时英国也就成了唯一的大工厂城市，而欧洲的其他部分就都变成英国的农业区了。可是厂主和自己的工人们的这番谈话被一个小商人打断了。他向厂主说道：如果我们废除了谷物法，那么我们就荒废了农业，但是我们也不会因此而迫使其他国家关闭它们的工厂来购买我们的工厂的产品。结果将怎样呢？我将失去现在农村的主顾，而国内贸易也会丧失市场。厂主抛开工人转过身来回答小铺主说：这件事就听之任之吧。一旦废除了谷物税，我们就会从国外得到更廉价的谷物。那时，我们就会降低工资，同时在那些供给我们谷物的国家里，工资却会因此而提高。因此，除了我们已有的那些优越条件之外，又加上更少的工资，有了这一切优势，我们就能迫使大陆购买我们的产品。可是，现在农场主和农业工人也插进来争论了。他们叫道：可是我们到底又将如何呢？难道我们应该把养育我们的农业宣判死刑吗？难道我们能够听任别人断绝我们的生活来源吗？反谷物法同盟（注：反谷物法同盟是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组织，由曼彻斯特的工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于1838年创立。谷物法是为英国大地主的利益从1815年起实施的旨在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的法令。同盟要求贸易完全自由，废除谷物法，其目的是为了降低国内谷物价格，从而降低工人工资，削弱土地贵族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同盟在反对地主的斗争中曾经企图利用工人群众，宣称工人和工业主的利益是一致的。但是，在这个时候，英国的先进工人展开了独立的、政治性的工人运动（宪章运动）。1846年谷物法废除以后，反谷物法同盟宣布解散，实际上同盟的一些分支一直存在到1849年。——104、217。）却不作回答，而一味满足于给三部论述废除谷物法（注：废除谷物法的法案是在1846年6月通过的。英国的谷物法规定了高额的谷物进口税，旨在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此项法律是为维护大地主的利益从1815年起实施的。谷物法引起了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之间的斗争，这一斗争是由曼彻斯特的工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于1838年创立的反谷物法同盟领导的，反谷物法的工业资产阶级在自由贸易的口号下取得了胜利，结果在1846年通过了关于废除谷物法的法案。这一措施以及由此引起的谷物价格的下跌，虽然使生活费用有所减低，但归根结底还是降低了工人的工资，增加了资产阶级的利润。谷物法的废除沉重地打击了土地贵族，促进了英国资本主义更迅速的发展。——190、215、217。）对英国农业产生有益影响的优秀著作颁发奖金。获得这种奖金的是霍普、莫尔斯和格雷格三位先生，他们的著作已有成千上万册在农村流传。其中一位获奖者企图证明，自由输入外国谷物既不会使农场◎第217页◎主吃亏，也不会使雇佣劳动者吃亏，吃亏的只是地主。他大声疾呼：英国农场主不应该害怕谷物法的废除，因为没有一个国家能像英国那样生产如此价廉物美的谷物。因此，即使谷物价格下跌，也不会使你们遭致损失，因为这种下跌只能引起地租的缩减，但绝对不会伤及工业利润和工资，它们依然会保持在过去的水平上。第二位获奖者是莫尔斯先生。他相反地断定，废除谷物法的结果是谷物价格上涨。他挖空心思力图证明，保护关税从来都没有能保证谷物得到有利的价格。他引用事实来证实自己的论点说，在英国，每当输入外国谷物的时候，谷物价格总要大大上涨，而当进口减少的时候，谷物价格便急剧下跌。这位获奖者忘却了不是进口引起价格上涨，而是价格上涨引起进口。他的见解同他的获奖的同僚迥然不同，他断言说，每次谷物价格上涨总是有利于农场主和工人，而不利于地主。第三位获奖者是大厂主格雷格先生，他的著作是为大农场主写的，他不能满足于重复类似的滥调，他的话是比较科学的。他承认谷物法之所以会引起地租的上涨，只是因为谷物法会引起谷物价格的上涨，而谷物法之所以会引起谷物价格的上涨，正是由于谷物法会迫使资本投于劣等地，这是很容易说明的。随着人口的增长，由于外国谷物不能输入，就不得不去开垦肥力较差的土地，耕种这种土地需要较大的耗费，因而它的产品也就较贵。既然谷物的销路有充分保证，那么谷物的价格必然要受耗费最大的土地的产品价格的调节。这一价格和优等地的生产费用间的差额便构成地租。◎第218页◎因此，如果因废除谷物法而降低了谷物价格，从而也降低了地租的话，那么，这种情况的发生是因为不再在没有收益的土地上耕作的缘故。由此可见，地租的降低必然要引起一部分农场主的破产。为了理解格雷格先生的话，作这几点说明是必要的。他说，那些不能再继续经营农业的小农场主，可以去工业中谋生。至于那些大农场主，则必然在农业中取胜。或者是土地所有者被迫把自己的土地以极低廉的价格卖给他们，或者是土地所有者和他们订立期限极长的租约。这就有可能使这些农场主把巨额资本投向土地，更大规模地采用机器，从而也就节省了手工劳动，但手工劳动也将由于工资的普遍下降（这是废除谷物法的直接结果）而更加低廉。包令博士对所有这些论证都予以宗教上的承认。他在一个公众集会上大声说：“耶稣基督是自由贸易，自由贸易是耶稣基督！”显然，这种虚伪的说教根本不能使工人为面包跌价而感到欣喜。其次，对于厂主那种单凭一时心血来潮而发的慈悲，工人又怎么能够相信呢？要知道对于将工厂工人的工作日从12小时减到10小时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注：英国工人阶级为争取十小时工作日进行了长期的斗争。1846年谷物法废除（见注81）后，英国工人利用土地贵族和工业资产阶级的矛盾，迫使议会在1847年6月8日通过了新的工厂法，即十小时工作日法案，规定从1847年7月11日起童工（13-18岁）和女工的工作日先缩短为11小时，从1848年5月1日起，再限制为十小时。但是许多工厂主没有遵守这项法案。恩格斯在《十小时工作制问题》和《英国的十小时工作制法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69-275、276-287页）中对该法案作了详细的分析。关于英国工人阶级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8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58-335页）中作了详细考察。——219、282。）反对最力的，正是这些厂主们！为使你们对厂主的慈悲得到一个概念，先生们，我提醒你们注意一下所有工厂都采用的厂规。任何厂主都有他自己使用的一整套规程，其中规定对一切有意无意的过失都处以罚金；例如，假使工人不幸在椅上坐了一下，偶尔私语或谈笑，迟到了几分钟，损坏了机器的某一部件，或者制品的质量不合规格等等，他就得挨罚。事实上罚款往往超过工人实际造成的损失。为了设法使工人容易挨罚，工厂的钟点拨快了，发◎第219页◎给工人劣等的原料而要他制出好的成品。工头要是没有足够的花招来增加犯规数字，便被辞退。先生们，你们看，这种私人立法的建立是为了制造过失，而制造过失却成为生财之道。因此，厂主不择手段，竭力减低名义工资，甚至还要从这些并非由于工人的过失而造成的事故中得到好处。这些厂主正是力图使工人相信只要为了改善工人的处境，他们是能够不惜任何破费的慈善家。这样一来，厂主一方面靠自己的厂规用最卑劣的手法克扣工人的工资，另一方面又不惜作出最大的牺牲借反谷物法同盟来提高工资。他们不惜耗费巨大的开销来建筑宫殿，反谷物法同盟在这些宫殿里也设立了自己的某种类似官邸的东西，他们派遣整批传道大军到英国各地宣传自由贸易的宗教。他们刊印成千上万的小册子四处赠送，让工人认识到自己的利益。他们不惜花费巨额资金拉拢报刊。为了领导自由贸易运动，他们组织庞大的管理机构，而且在公众集会上施展自己全部雄辩之才。在一次这样的群众大会上，一个工人大声喊道：“要是地主出卖我们的骸骨，那么，你们这些厂主就会首先买去放到蒸汽磨中去磨成面粉！”英国工人是非常懂得地主和工业资本家之间斗争的意义的。他们很了解，人们希望降低面包价格就是为了降低工资，同时也知道，地租下降多少，工业利润也就上升多少。英国自由贸易派的传道者，本世纪最杰出的经济学家李嘉图的观点在这一点上是和工人们的意见完全一致的。他在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名著中说：◎第220页◎“要是我们不在自己本土耕作而找寻新的市场以便获得更廉价的谷物的话，那么，工资就要降低，利润就会增加。农产品的跌价不仅降低了农业工人的工资，而且也降低了所有产业工人和商业工人的工资。”（注：这段引文引自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法文版由弗·索·康斯坦西奥译自英文，附有让·巴·萨伊的注释和评注）1835年巴黎版第1卷第178-179页。——221。）先生们，请不要以为工人在谷物的价格较贱时至多收入4法郎，而过去却收入5法郎这件事对他们来说是完全无所谓的。工人的工资和利润比较起来难道不是越来越低吗？工人的社会地位和资本家的地位比较起来是每况愈下，难道这还不清楚吗？不但如此，工人实际上还遭受更大的损失。当谷物的价格和工资都同样处于较高的水平时，工人节省少许面包就足以满足其他需要。但是一旦面包变得非常便宜，从而工资大大下降，工人便几乎根本不能靠节约面包来购买其他的东西了。英国工人已经向自由贸易派表明，他们并没有被自由贸易派的幻想和谎言所欺骗，尽管他们同自由贸易派联合起来反对地主，但是那只是为了消灭最后的封建残余并仅仅同一个敌人进行斗争。工人并没有估计错：为了向厂主进行报复，地主和工人联合行动使十小时工作日法案获得通过；工人们30年来求之不得的法案，在废除谷物法后，就立即实现了。在经济学家会议（注：指1847年9月16-18日在布鲁塞尔召开的经济学家会议。关于这次会议，见恩格斯《经济学家会议》和《讨论自由贸易问题的布鲁塞尔会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76-281和285-296页）。——221。）上，包令博士从口袋里取出一份长长的统计表，他想论证，为了满足（照他的说法）工人的消费，英国输入了多少牛肉、火腿、脂油、鸡雏等等。可是遗憾的是，他却忘记了告诉你们，就在这个时候，由于危机来临，曼彻斯特和其他一些工业城市的工人被抛到了街头。在政治经济学中，原则上决不能仅仅根据一年的统计材料就得出一般规律。常常需要引证六七年来的平均数字，也就是说，需要引证在现代工业经过各个阶段（繁荣、生产过剩、停滞、危机）而◎第221页◎完成它必然的周期这一段时期内的一些平均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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