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机与人格-动机与人格-2

我们必须提防那种极易发生的将这些欲望与前面论及的基本需要分离的倾向，即在认知需要和意动需要之间采取绝对的两分法。了解和理解的欲望本身就是意动的，即它们具有力争（striping）的特点，并且如同基本需要一样，也属于人格需要（personal一ity needs）。再者，正如我们所知，这两个集团是相互关连而不是截然分离的；并且我们下面将会看到，它们是彼此协作而又相互对抗的。审美需要我们对审美需要的了解比其他需要更少，但是历史、人类美的属性和美学家的证据不允许我们回避这个令人不快（对于科学家来说）的领域。我曾以经过选择的人为对象，在临床一人格学的基础上努力尝试研究这种现象并且至少使我自己确信，在某些人身上，确有真正的基本的审美需要。丑会使他们致病（以特殊的方式），身临美的事物会使他们痊愈。他们积极地热望着，只有美才能满足他们的热望。这种现象几乎在所有健康儿童身上都有体现。这种冲动的一些证据发现于所有文化，所有时期，甚至可追朔到洞穴人时代。审美需要与意动、认知需要的重叠之大使我们不可能将它们截然分离。秩序的需要，对称性的需要，闭合性（closure）的需要，行动完美的需要，规律性的需要，以及结构的需要，可以统统归因于认知的需要，意动的需要或者审美的需要，甚至可归于神经过敏的需要。至于笔者，我将这个研究领域考虑为格式塔心理学和动力心理学的会合点（meeting ground）。例如，当一个人看到一辆斜挂在墙上的画时便有一种强烈的意识冲动要去把它挂直，这意味着什么？续基本需要的特点到目前为止，我们把这个层次集团说成仿佛是一个等级固定的集团，然而实际上它并不完全象我们可能表达的那样刻板。的确，我们研究的大多数人的这些基本需要似乎都是按照已经说明过的等级排列的。但是也一直有许多例外。1.例如。在有些人身上，自尊似乎就比爱更重要。层次序列中的这种最普通的等级颠倒通常起因于这样一种概念的发展：最有可能获得爱的人是一个意志坚定或者有权威的人，他们令人尊敬或者敬畏，充满自信或者敢做敢为。因此，缺乏爱并且寻求爱的人可能竭力表现得具有进攻性和自信心。然而实质上。他们寻求高度的自尊以及自尊在行为上的表现方式与其说是为了自尊本身，不如说是将它作为达到一种目的的手段，他们的自我表现（se_lf—assertion）是为了爱，而不是自尊本身。2.另有一些显然是天生具有创造性的人，他们的创造驱力似乎此其他任何一种反向决定因素（counter-delerminant）都重要。他们的创造性的出现不是作为由于基本需要的满足释放出的自我实现，而是作为不顾基本需要满足的匮乏的自我实现。3.有一些人的志向水平可能永远处于压低或者压抑状态，也就是说，在层次序列中占劣势的目标可能干脆被丢失，并且可能永远消失，结果，这个在一种很低的生活水平上度日（如长期失业）的人，可能在余生中继续仅仅满足于获取足够的食物。4.所谓心理变态人格是永久丧失爱的需要的另一个例证。根据掌握的最好材料来看，这些人从生命的头几个月开始就缺乏爱的哺育，现在已经永远丧失了爱的需要和给予。以及接受感情的能力（就象动物因出生后并未立即锻炼而丧失了吸吮或者啄食的反应能力一样）。5.等级颠倒的另一个原因是，当一种需要长期得到满足时，其价值就可能被低估。从未体验过长期饥饿的人很容易低估它的效果，将食物看成无足轻重的东西。如果他们为高级需要所控制，这个高级需要的重要性似乎压倒一切。那么很有可能，并且确有其事，他们可能为了这个高级需要而使自己陷入不能满足某种更基本的需要的困境。我们可以预料，在这种更基本的需要长期匮乏之后，会出现重新估价这两种需要的倾向。这样，优势需要将会在可能曾经将它轻易放弃的人的意识中占据优势地位。例如，一个为保其自尊而宁愿失去工作的人，在经历了六个月左右的饥饿后，可能愿意找回工作，甚至不惜牺牲自已的尊严。6.对于表面的最次颠倒的另一个不完整解释是，我们一直是从意识中感觉到的需要或欲望的角度而不是从行为的角度来讨论层次优势的。观看行为本身可能给我们带来错误的印象。我们的观点是，当一个人同时缺乏两种需要时，他会想要其中更基本的一个，这并不意味着他一定按照自己的欲望行事。让我们再次强调，除了需要和欲望，行为还有许多的决定因索。7.也许比这些例外都重要的是那些涉及理想、高尚（high）的社会准则、高尚的价值观等等的例外。具有这类价值观的人会成为殉道者，他们为追求某个理想或价值可以放弃一切。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根据一个基本概念（或者假设）来理解这些人。这个概念可以称为由于早期的满足而增强的“挫折容忍力”（furs’brationltolerance）。在生活中基本需要一直得到满足，特别是在早年得到满足的人似乎发展了一种经受这些需要在目前或将来遭到挫折的罕有力量，这完全是由于他们具有作为基本满足的结果的坚固健康的性格结构。他们是坚强的人，对于不同意见或者对立观点能够泰然处之，他们能够抗拒公众舆论的潮流，能够为坚持真理而付出个人的巨大代价，正是那些给予了爱并且获得了充分的爱，与多人有着深厚友谊的人能够在仇恨、孤立、迫害中岿然不动。以上所述抽掉了这样一个事实：所有关于挫折容忍力的全面讨论中还包括一定数量的习惯问题。例如，那些习惯于长期忍受某种程度的饥饿的人也许因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忍受食物的匮乏。对于形成习惯的倾向如以往的满足哺育了现在的忍受挫折能力的倾向。我们应该在二者之间做一个怎样的平衡呢？这仍旧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同时我们可以假设两种倾向都在起作用，二者并行不悖，因为它们并不互相冲突。说到增强的挫折容忍力这种现象，最重要的满足似乎很有可能是在生命的头两年中提供的。这就是说，在生命的早年就被培养成坚强、有信心的人往往在后来的任何威胁面前仍旧保持这样的性格。相对满足的不同程度到此为止，我们的理论性讨论可能造成一种印象，这五个层次需要的似乎是按下面的关系排列的：如果一个需要得到满足。另一个需要相继产生。这个说法可能会造成这样的虚假印象：一个需要必须百分之百地得到满足，下面的需要才会出现，事实上，对于我们社会中的大多数正常人来说其全部基本需要都部分地得到了满足，同时又都在某种程度上未得到满足。要想更加真实地描述这个层次序列，就应该在这个优势层次序列中逐级减小满足的百分比。例如，为了说明情况，我可以任意假定一些数字，或许一般公民大概满足了85％的生理需要，70％的安全需要，50％的爱的需要，40％的自尊需要，10％的自我实现需要。至于说到一个新的需要在优势需要满足后出现这一观念，这种出现并不是一种突然的，跳跃的现象，而是缓慢地从无逐渐到有。比如，如果优势需要A仅满足了10％，那么需要B可能还杳无踪影。然而，当需要A得到25％的满足时，需要B可能显露出5％，当需要A满足了75％时，需要B也许显露出50％等等。需要的无意识特征这些需要既不一定是有意识，也不一定是无意识的。然而从整体来看，在一般人身上，它们经常是无意识的。在这一点上，没有必要查找一大堆证据来表明无意识动机的绝对重要性。目前单纯以优先为根据，可以推测无意识动机总的来说比有意识动机重要得多。我们称之为基本需要的东西，通常大部分是无意识的，虽然对于富有经验的人（sophisticated），借助于恰当的方法，它们可能变为有意识的。需要的文化特性和普遍性基本需要的分类还试图重视具体的欲望在不同文化中新表现的表面差异后面的相对统一性。当然，任何具体文化中的某个人的有意识动机的内容通常会与另一个社会中某个人的有意识动机的内容极为不同。然而，人类学家的共同经验是，人们之间，甚至不同社会的人们之间的相近程度远比我们首次与他们接触对产生的印象要大得多，并且随着我们对他们的了解的加深，我们似乎会发现越来越多的共同点。于是我们认识到，最惊人的差异不过是表面的，不是根本的，例如，发型和衣服款式的差异，对食物喜爱的差异等等。我们对基本需要的分类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试图解释文化与文化之间的表面的多样性后面的这种统一性。但是我们无意强调这种统一性对于所有文化来说都是绝对的。我们的观点仅仅是，它比表面的意识欲望相对更加重要，更普遍，更根本，并且更加接近人类共同的特性。基本需要与表面的欲望或行为相比更加为人类所共有。行为的多种动机这些需要绝不能被理解为某种行为的唯一的或者单一的决定者。举例说，任何看来是由生理需要促动的行为都可能有多种动机，如吃东西、性享乐（sexualplay）等。很久以来，临床心理学家发现，任何行为都可能是多种冲动发泄时渠道。或者换句话说，大多数行为都由多种动机促成。在动机决定因素（motivationaldeterminants）的范围内，任何行为都往往由几个或者全部基本需要同时决定，而非只由其中的一个决定。由一种动机决定的情况往往是例外。吃东西可以部分地是为了填饱肚子，而部分地是为了安抚（comfort）其他需要，改善其他需要的状况。一个人进行性行为，可能不仅出于性欲发泄的目的，而且还要确立自己男性的自信，或者是为了一次征服，获得强者的感觉，或者是为了赢得更基本的感情。作为说明，我想指出，如果不是在实践上，也至少是在理论上对某人的一个单一的行为尽可能进行分析，从中发现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的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的表现。这一点与特质心理学（traitpsychology）中更幼稚的一派形成鲜明对比。后者用一种品质或者一个动机来解释一种行为，即，一个进攻性行为的根源仅仅是一种进攻性的特质。行为的多种决定因素并非所有行为都由基本需要决定。我们甚至可以说并非所有行为都是有动机的。除了动机以外，行为还有许多决定因素。例如，有一类重要的决定困素是所谓外界。至少在理论上，行为完全可以由外界决定，甚至由具体的，孤立的外界刺激决定，如联想。或一些条件反射。如果外界给予“桌子”一词作为刺激，我立即感觉到记忆中桌子的形象，或者想起一把椅子，这种反应当然与我的基本需要毫无关系。其次，我们可以再次提请注意有关与基本需要接近的程度或者动机的程度的概念。一些行为的动机非常明确，另一些行为的动机不甚明确，还有一些行为则根本没有动机（但是所有行为都有其决定因素）。另一个要点是，表现性行为与应对性行为（机能性的努力，目的性的追求）之间具有根本的区别。表现性行为并不试图做什么，它只是人格的反映。蠢人言行愚笨，并不是他想要或者试图这样做，不是他有这样的动机。而完全是由于他就是他。同样。我说话时用男低音而不用男高音或女高音也是一个道理。一个健康孩子的漫不经心的动作，一个愉快的人独自一人时脸上露出的笑容，健康者走路时脚步的轻快和他站立时挺直的姿态，这些都是属于表现性的，非机能性的行为。另外，一个人言谈举止的风格，无论有无动机，几乎总是表现性的（8.486）。那么，是否所有行为都表现或者反映了性格结构呢？答案是否定的。生搬硬套的、习惯的、机械的或者随俗的行为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与刺激物相关的行为就属于这种情况。最后有必要强调，行为的表现性和行为的目的性不是两个相互排斥的范畴，一般的行为通常兼容两者。以动物为中心与以人为中心这个理论是以人类。而不是以任何低级的、并且可能是更简单的动物为出发点的。在动物身上所获得的很大一部分发现被证明只适于动物而不适于人，研究人的动机要先从研究动物开始是毫无道理的。对于隐藏在选种貌似简单、普遍的谬误后面的逻辑，或更确切地说，对逻辑的背离、哲学家、逻辑学家，以及科学家在各自的多种领域内都巳给予了足够的揭露。就象研究地质学、心理学或者生理学不必先研究数学一样，研究人也不必先研究动物。动机和心理发病理论日常生活中有意识的动机的内容，根据其与基本目的的接近程度，有着各自不同的重要性。一种对冰淇淋的欲望可能实际上是一种对爱的欲望的间接的表达。果真如此，这种对冰淇淋的欲望就成了极为重要的动机。但如果冰淇淋只被当作爽口之物，或它仅仅引起偶然的食欲，这种欲望则相对不重要了。日常的有意识的欲望应该被看作是征兆，是更基本的需要的表面指示物，假如我们只承认这些表面的欲望的表面价值，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处于一种完全的混乱状态。这种状态永远不可能解除，因为我们忙于认真处理的是征兆而不是潜伏在征兆后面的东西。挫伤不重要的欲望不会导致心理病理后果，但挫伤根本上重要的需要却肯定舍导致这种后果。因此，任何一种心理发病理论都必须以一种合理的动机理论为基础。冲突或者挫折不一定会致病，只有当它们威胁或者挫伤基本需要或者与基本需要紧密相关的不完整需要时，才会致病。已经满足的需要的作用上面已经多次指出，我们的需要通常是在占优势的需要得到满足后才会出现。满足因而在动机理论中具有重要作用。不仅如此，需要一旦满足，就不再起积极的决定或者组织作用。举例说明，一个基本需要得到满足的人不再有尊重、爱、安全等需要。他只可能在下面这种几乎是玄学的意义上被认为有这类需要：一个吃饱的人有食欲，或者一个装满的瓶子有空隙。如果我们的兴趣仅在于什么东西实际上正在促动我们，而不在于什么东西已经，将要或者可能促动我们，那么，一个满足了的需要就不是促动因素。对于所有已经完全不存在，完全消失了的实际目的，我们都必须考虑这一点，这一点应该受到强调，因为在我所了解的每一种动机理论中，它不是被忽视就是被否定。极为健康、正常、幸运的人没有性、饥饿、安全、爱、名誉或自尊的需要，只有在具有短暂威胁的偶然时刻，它们才会出现。如果要作补充，我们也必须断言，人人都有全部的病理反应能力，例如巴宾斯基（Babinski）的研究等，因为假如人的神经系统遭到破坏，这些反应就会出现。正是这些考虑提出了这个大胆的假设：基本需要中的任何一个受到挫折的人完全有理由被设想成一个病人。这相当于我们把缺乏维生素或者无机物的人称为病人。谁会声称爱的匮乏不如维生素的匮乏更重要呢？既然我们了解爱的匮乏的致病作用，谁能说我们乞灵于价值问题的的方式比医生诊断和治疗糙皮病或者环血病时更不科学，更不合逻辑呢？如果允许，我干脆说，一个健康者在根本上受其发展和实现自已最充分的潜力和能力的需要促功。如果一个人在任何活跃的，长期的意义上具有任何其他的基本需要，那么他简直就是一个不健康的人。就象他突然显现出一种强烈的缺盐症或者缺钙症一样，他肯定有病。①如果这一论点显得不同寻常或者似是而非，读者可以认为它只是在我们不断变换方式考察人类更深层的动机时要出现的许多似是而非的论点之一。：当我们探索人究竟想从生活中得到什么之时，我们就接触到了人的本质。功能自主阿尔波特（G。rdon AIIp。rt）已经详细叙述并且总结了这一原理：达到目的的手段可能最终成为满足本身，那时，它们与最初的起源具有历史的联系，人们可能最终会需要它们本身。这一关于在有目标的生活中，学习与变化的巨大重要性的论点，给以往每一件事都附上了一层复杂性。在这两套心理学理论原理之间并不存在矛盾，它们是相互补充的。通过这种途径所获得的需要是否可以根据迄今为止我们所使用的标准看成是基本需要，这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课题。无论如何，我们已经看到，高级基本需要经过长期的满足后，可能变得既独立于它们的更强有力的先决条件，又独立于它们本身的满足，也就是说，一个爱的需要在其生命早期得到满足的成年人，在安全、归属以及爱的满足方面，比一般人更加独立。我倾向于特性格结构看成是心理学中功能自主的重要例证。正是那些坚强、健康、自主的人最能经受住爱和声望的损失。然而，在我们的社会中，在这种坚强和健康通常是由于安全、爱、归属和自尊的需要在早年长期得到满足的结果。也就是说，此人的这些方面在功能上已经具有自主性，即独立于曾产生这些方面的满足本身。第五章心理学理论中基本需要满足的作用上一章我们对人类动机进行了探讨，这一章我们考察这一探讨的部分理论后果，并且以此作为对当前片面强调挫折和病理状态的一个积极的或健康的平衡。我们已经看到，人类动机生活组织的主要原理是基本需要按优势或力量的强弱排成等级。给这个组织以生命的主要动力原则是健康人的优势需要一经满足，相对弱势的需要使会出现。生理需要在尚未得到满足时会主宰机体，同时迫使所有能力为其服务，并组织它们，以使服务达到最高效率。相对的满足平息了这些需要，使下一个层次的需里得以出现。后者继而主宰，组织这个人，结果，他刚从饥饿的困境中跳出来，现在又为安全需要所搅扰。这个原理同样适用于等级集团中其他层次的需耍，即爱、自尊和自我实现。还可能有这样的情况：高级需要也许不是偶尔在低级基本需要的满足后出现，而是在强迫、有意剥夺、放弃或压抑低级基本需要及其满足后出现，（如禁欲主义、理想化、排斥、约束、迫害，孤立等的强化作用）。据说这些情况在东方文化中是普遍的，但我们对其性质以及发生的频率了解甚少。然而，无论如何这类现象与本书的论点并不矛盾，因为我们并未宣称满足是力量或者其他心理急需物（psychological desiderata）的唯一源泉。满足理论明显地是一个特殊的、有限的或不完整的理论，它不能单独存在，不具有独立的合理性。至少，只有与下列理论结合，它才可能合埋：（1）挫折理论。（2）学习理论，（3）神经病理论，（4）心理健康理论，（5）价值理论，（6）约束理论，等等。行为的心理因素与主观生活、性格结构组成一个复杂的网，这一章只想探索贯穿其中的一条线索。在这当中，我们不是描绘一幅更完美的图画，而是任意假定除了基本需要的满足之外还有其他决定因素，假定满足与匮乏各自都有合意与不合意的后果，假定在重要方面的基本需要的满足与神经病需要的满足不同。满足一个需要所产生的一些一般后果任何需要的满足所产生的最根本的后果是这个需要被平息，一个更高级需要出现。①其他后果是这一基本事实的附带现象。这些从属的后果有：1.对于旧的满足物和目的物的独立，对于旧的满足物和目的物的一定程度的轻视，同时，又隶属于迄今一直被忽视，不被需要或只是偶然被需要的新的满足物和目的物。这种新旧交替的现象包含许多第三级的后果。这样，在兴趣方面就有了变化。一些现象首次变得有趣，而旧有的现象则变得乏味，甚至令人厌恶。这等于说人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一般而言，往往有这些情况：（1）在更高估价尚未满足的需要中，力量最强的需要的满足物，（2）轻视其中力量较弱的需要的满足物（并且轻视这些需要的力量）；（3）轻视甚至贬低已经得到满足的需要的满足物（同时贬低这些需要的力量）。这种价值观的改变伴随一个从属的现象：在一个可以粗略断定的范围内重新建立关于未来、乌托邦，天堂和地狱、美好生活、以及个人无意识愿望的满足状态的人生观。2.以此为前提，认识能力发生变化。由于机体有了新的兴趣和价值观，注意力、感觉、学习、记忆、遗忘、思维，这一切同样在一个可粗略断定的范围内被改变了。3.这些新的兴趣，新的满足物和新的需要不仅新，而且在某些意义上更高级（参见第7章）。当安全需要满足后，机体被解放出来去寻求爱，独立、尊重、自尊，等等。将机体从较低级和自私的需要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最容易的办法，就是满足这些需要。（当然，还有其他方法）。4.任何需要的满足，只要是真正的满足，也就是对基本需要而不是对神经病需要或虚假需要的满足，有助于决定性格的形成（见下面）。不仅如此，任何真正的需要的满足都有助于个人的改进、巩固和健康发展。这就是说，任何基本需要的满足（只要我们能够孤立地谈论这个满足），都是背离神经病的方向而向健康的方向迈进了一步。毫无疑问，戈尔德斯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从长远考虑，将任何特定需要的满足都看作是向自我实现前进了一步。5.除了这些一般后果外，特定需要的满足和过分满足还有一些特殊的后果。例如，如果其他因素相同，安全需要的满足会特别产生一种主观上的安全感，更安稳的睡眠，危险感消失、更大胆，勇敢等。学习和基本需要的满足探讨需要满足的意义的一个首要结果，是对于研究者过分夸大联合学习作用的不满的增长。一般而言，满足后的现象，如在饱餐后任何食欲的消失，在满足安全需要后防御的类型和数量的改变等，都说明了：（1）增长的练习（或重复、使用、实践）的消失；（2）增长的报偿（或满足，赞扬、强化）的消失，此外，不仅诸如列在本章末尾的表中的那些满足现象，显示了不顾它们在适应中获得改变而轻视联想的规律，而且检验也证实了除了第二位的方式外，任意联想是不包括在内的。所以，如果学习的定义只强调刺激和反应之间的变化是不够的。需要满足的任务几乎完全限制在内在地欣赏满足物之内。在漫长的过程中，除了对于非基本需要外，可能没有偶然的和任意的选择。对于爱的渴求，可能只有一种名符其实的长久的满足物，即诚实以及令人满意的感情，对于性饥饿、食物饥饿或极度干渴的人，只有性、食物或水才将最终适用。这是一种由韦特海默（465）、科勒（KShler）（238）以及阿施（Asch），阿恩海姆（Arnheim）、卡特那等最近的格式塔心理学家作为心理学的中心概念强调的内在的适当。在这里，没有什么偶然的搭配或意外的，任意的并置，也没有什么信号、前兆、或与满足物有关的东西（350）。我们必须用墨菲的疏通作用，而不是纯粹的联想来表达这种情况。对于联合学习、行为主义学习理论的这一批评的实质，是完全把机体的目的（意图，目标）看成理所当然的事。它彻底解释了不明确的目的的手段的熟练问题。作为对照，此外提出了基本需要理论关于机体最终目的和价值的看法。这些目的存在于机体内部，对于机体具有内在价值。因此，为了达到这些目的，机体将会做任何必要的事，甚至学习一些任意的，不相干的、琐碎和微小的步骤。这些步骤也许是实验者可能提出的达到目的的唯一途径。当这些方法（tricks）不再获得内在满足物（或内在强化物）之时，它们自然就被牺牲掉，以及抛弃掉（熄灭）。97101页上列举的那些行为的和主观的改变，似乎清楚地说明了，不能仅由联合学习规律来解释。的确，它很可能只是扮演第二位的角色。假如一位母亲经常吻自已的孩子，那么内驱力本身就会消失，孩子不再渴望亲吻甚至用顿悟或者理解（格式塔学习）的获得来进行更有效的辩护，性格特征也不能说完全是学习的结果。这种对学习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由于它对精神分析家的发现所表现的冷静而显得较为中肯。但是，由于它理性地强调认识外部世界的本质结构而仍嫌太狭隘。与联合学习或格式塔学习相比，我们需要同人体内的认知和意动的过程有更强有力的联系。[参见K·勒温的着作（274），它们毫无疑问地曾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我在这里不打算进行任何详细的讨论，而只是试图提出一些可称为性格学习或内在学习的概念，它们是以性格结构而不是以行为为中心，其主要内容是：（1）独特的（非重要性的）和意味深长的经历的教育作用。（2）由重复的体验引起的感情的变化。（3）由满足——挫折的经历引起的意动的变化。（4）某几类早期经验引起的显着的态度、希望、甚至人生观的转变（266）。（5）由机体的体验选择吸收作用的变化的结构所产生的决定因素。这样考虑的目的是要获得学习的概念和性格形成之间更为和睦的关系。笔者相信，正如杜威（John Dewey）所指出，最终将典型的、模范的学习解释为性格形成上的变化，即走向自我实现及其超越的运动，对于心理学家来说可能是富有成效的（308，315，317）。需要的满足和性格的形成前面的一些考虑只是将需要的满足与一些（甚至可能许多）性格品质的发展牢固地联系在一起。这种理论不过是挫折与心理病理之间早已公认的关系在逻辑上必然的对立物。如果要把挫折的对立物（即满足）视为敌意的对立物（即友善）的一个优先决定因素同样也是很容易的。精神分析的发现同样强烈地包含有这两种情况。而且，尽管我们还没有明确的理论体系，（268）。但心理治疗的实践却以它对于毫无保留的保证、支持、允许、赞同、许可的强调，即对于患者的安全、爱、保护、自尊、价值等需要的绝对满足的强调承认了我们的假设。对于儿童的爱、独立、安全等的匮乏常常立即给予直接的替代治疗或满足治疗，即一一给予爱，独直或安全的满足，其效果尤为明显。不过这种治疗也有限度。令人遗憾的是实验资料太少了。不过现有的资料已经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例如列维的实验（264—269），这种实验的一般方式是取一组刚出生的动物，例如幼犬，使它们的某种需要，例如吸吮需要得到满足，或遭受一定程度的挫折。这类实验包括小鸡的啄食行为，婴儿的吸吮行为以及各类动物的活动。在所有的实验中发现，一个充分满足的需要遵循自己特殊的轨道，然后根据其性质，或者是全然消失，如吸吮行为；或者是在实验对象的以后生活中维持最适度的低水平，如活动性。在那些某种需要受到挫折的动物身上出现了各种半病理现象，其中与我们的讨论最有关系的是，第一，坚持已超过正常消亡时期的需要，第二，大大加强了这一需要的活动性。特别应指出，列维关于爱的需要的实验提出了童年的满足与成年性格形成之间的完整联系（263.268）。健康成年人的许多典型品质是童年爱的需要满足的积极后果，这一点是很明确的。这些品质包括宽容被爱者的独立的能力，忍受爱的匮乏的能力，爱但又不放弃自主性的能力等等。如果我尽可能明确地，直截了当地描述对立的理论，它可以归纳为：充分热爱孩子的母亲在孩子身上（以奖励，强化、重复等方式）培养了一种以后生活中对爱的需要的力量减弱的倾向，例如，亲吻的可能性减小，更少依恋母亲等等。教会孩子从各个方面寻求感情，并且对感情怀有永不熄灭的渴望的最好途径是，在一定程度上拒绝给他们爱（268），这是机能自主性原理的又一个例证，它曾使阿尔波特怀疑当代学习理论。在谈到对孩于的宽容或者让孩于自由选择的实验时，心理学的教师们总是将性格品质说成是训练的结果。“如果孩子从梦中醒来后，你就把他抱起来，那么，他不是就学会了，在想要人抱他的时候就哭喊起来吗（既然你鼓励了这种哭喊）”！“假如孩子要吃什么你就给什么，难道他不会被宠坏吗？"如果你注意孩子的滑稽举动，他不是就学会装憨弄傻来吸引你的注意了吗？”如果你迁就孩子，他不就会一味地要求放任自流了吗？”仅仅用学习理论是不能回答这些问题的。我们还必须求助于满足理论和机能自主理论。动力儿童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一般文献，特别是有关的容许理论的等，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多的资料。在能够直接观察到的满足的临床效果中，可以获得另一类支持关于需要满足与性格形成之间关系的论点的资料。任何与人直接接触的人都能获得这类资料，并且可以确信，它们几乎在每次治疗接触中都会出现。在这点上说服我们自己最简易的方法就是检查基本需要满足所产生的立竿见影的效果。检查从力量最强的需要开始。就生理需要而言，在我们的文化中，我们不会将食物或水的满足视为性格品质，虽然在其他的文化中，我们的态度有可能不同。然而，即使在生理需要的层次上，我们也遇到了对于我们的论点来说是难以决定的两种可能。如果我们可以谈论休息和睡眠的需要，当然也就可以谈论它们的挫折以及挫折的效果（困乏、疲劳、精力不济，萎靡不振、甚至可能有懒惰、嗜眠等等）。这就是原始需要满足的直接后果。它们如果不是公认的性格品质，至少对于人格的研究者有明确的意义。虽然我们尚未习惯于这样考虑问题，但这个观点也适合于性的需要，如性压抑，以及对立面性满足的范畴。不过对此我们还没有适当的词语。无论如何，我们在谈论安全需要时，基础要稳固得多。担心、恐惧、害怕、焦虑、紧张、不安和极度不安，都是安全需要受到挫折的后果。同类的临床观察清楚地显示了安全需要满足的相应效果（对此，我们也缺乏恰当的词语），如焦虑以及紧张的消失，具有安宁感，对未来有信心，有把握，感到安全等等。无论使用什么词语，感觉安全的人与终日觉得仿佛是在敌国做间谍者之间有着性格上的区别。其他基本的情感需要，如归属、爱、尊重和自尊的需要，也是如此。这些需要的满足引发了诸如深情、自尊、自信、可靠等特性。需要满足的这些直接性格上的后果距离以下的一般品质只有一步之遥；仁慈、慷慨、无私、宽宏（与偏狭相对）、沉着平静、愉快满意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品质。这些品质似乎是一般需要满足的间接后果，即不断改善的心理生活状况的间接后果。毋庸置疑，不论以狭义还是广义的形式，学习对于这些以及其他性格品质的出现也起了重要作用。现有的资料不允许我们断言，它是否是更强有力的决定因素，这通常被当作徒劳无益的问题而忽视。然而，偏重强调两方中任何一方所产生的后果的对比是相当鲜明的，我们至少必须意识到这个问题。性格教育是否能在课堂里进行？书本、演讲、问答式教育以及劝戒是否是可以使用的最好工具？讲道、全日制学校是否能造就出好人？或者相反，是否好的生活造就出好人？是否爱、温暖、友谊、尊重以及善待儿童对于儿童后来的性格结构有更重大的影响？——这些都是由于坚持两种不同的性格形成理论而提出的两种不同的问题和观点。满足健康的概念举例来说，甲在一个危险的丛林中已经生活了几个星期，他靠偶然发现的食物和水勉强维持生存。在同样的环境中，乙除了能维持生存外还有一支枪，一个入口可以关闭的秘密山洞。丙除了有以上条件外，身边还有两个人。丁比起上述几个人来，身边还多一个最亲爱的朋友。戍身处同一个丛林，除拥有上述所有条件外。他还是那个小群体里很受尊重的领导者。简而言之，我们可以依次称这些人为；勉强维持生存者，安全需要得到满足者，归属需要得到满足者，爱的需要得到满足者，尊重需要得到满足者。然而，这不仅是一系列不断增加的需要满足，也是一系列不断加强的心理健康程度。①很明显，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条件下，一个安全、归属，爱的需要得到满足的人，比安全和归属需要得到满足，但在爱的感情上遭受拒绝、挫折的人更健康（根据任何合理的定义）。假如除此外，他又获得了尊重和钦慕，并且进而发展了自尊心，那么他就更加健康了。因此，似乎需要满足的程度与心理健康的程度有确定的联系。我们是否能够进一步证实这种联系的极限，即证实完全的满足等于理想的健康呢？满足理论至少可以暗示这样一种可能（参见315）。尽管这一问题的答案急待未来的研究，然而仅仅陈述这样的设想都会将我们的视线引向被忽视的事实，并且要求我们重新提出这个古老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倒如，我们可以承认一定还有其他通往健康的途径。然而，现在我们就有理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放弃基本需要的满足，通过苦行、约束、挫折、悲剧和经受不幸之火锻炼而获得健康的实例究竟有多少？也就是说，以满足或幸福为基础的健康，以及以苦行主义或者挫折、不幸为基础的健康，它们出现的频率是怎样的？这种理论还向我们提出利已这样一个敏感的问题，正如韦特海默和他的学生们提出的一样。他们将所有需要都看成事实上是利己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的确，戈尔德斯坦以及本书都是在高度个人主义的程度上解释自我实现这个最终需要的，但是，对于非常健康的人的经验研究表明，他们既是极有个性的，同时又与社会融洽一致。我们将在第11章讨论这一点。当我们设立满足健康（或者幸福健康）这一概念时，我们无疑是在与戈尔德斯坦、荣格、阿德勒、安吉亚尔、霍妮，弗罗姆、梅。罗杰斯等人走在一起了。而且，那些假定有机体内有一种向更全面的方向发展的积极倾向的人，都会不断地加入我们的行列。因为，如果我们假定一个典型健康的机体的需要得到满足，从而摆脱了束缚而追求自我实现，那么我们就等于假设这个机体是根据内在的发展倾向从内部发展的，是柏格森意义上的发展，而不是行为主义环境决定论意义上的外部发展。患神经病的机体是一种缺乏某些满足的机体，那些满足只能来自环境。因此，它更多地依赖环境而更少具有自主性和自决性，也就是说，它在更大的程度上是由环境的性质而不是由自身的内在本质塑造的。在健康人身上发现的对于环境的相对独立性当然不意味着与环境缺乏来往，它只意味着在这些接触中，人的目的是根本的决定因素，环境不过是达到自我实现目的的手段。这如果不是地理上的自由，就是心理上的自由（398）。●其他部分地取决于需要满足的现象下面简单地列举了满足理论提出的较为重要的假设中的几个。其余的列在第72页至79页。心理治疗也许可以认为，基本需要的满足在实际治疗或改进的动力中起根本作用。由于它迄今一直被忽视。我们确实必须承认它至少是这类因素中的一个，并且是特别重要的一个。我们将在第15章更充分地讨论这个论点。态度、兴趣、趣味、价值观上面列举了需要的满足和挫折决定兴趣的几种方式。对此可再参看麦尔（Maier）的着作（284）。对这个问题的更深入地研究是可能的，最终必然包括对于道德、价值、伦理的讨论，当然，其范围必须超越礼仪、礼貌以及其他社会风俗。目前的风气是将态度、趣味、兴趣、甚至还有各种价值观却看作是联合学习的结果，似乎除此之外再无其他的决定因素，即，仿佛它们完全是由机体外的任意力量决定的。然而，我们已经看出，内在的需要和满足的效果也在起作用。人格的分类如果我们将基本的感情需要的层次的满足看作是一个直线的连续体，那么我们就有了一个进行人格分类的有用（虽然不完美）的工具。假如大多数人都有类似的机体需要，那么在这些需要得到满足的程度上每个人都能与任何其他人进行比较。这是整体的或有机体的原理，因为它根据一个单一的连续体来对完整的人进行分类，而不是根据大量的、互不联系的连续体来将人的各个部分或各个方面归类。厌烦与兴趣除去过分满足以外，究竟什么是厌烦？在这里，我们又可以发现尚来解决和觉察的问题。为什么与某一幅绘面、某一首乐曲、某一位妇女的屡次接触会产生厌烦？为什么与另一幅绘画、另一首乐曲，另一位妇女的同样次数的接触却产生了更大的兴趣和更大的快乐呢？愉快、高兴、满意、欢欣、狂喜需要的满足在健康情绪的产生中起了什么作用？情绪的研究者们长期限于研究挫折在感情上的效果（259）。社会效果后面的表中列举了满足看来具有良好社会作用的各个方面。我们提出的有待将来调查研究的论点是，满足人的基本需要（以所有条件相同为前提，抛开一些费解的例外，以及暂时略去匮乏和约束的有益效果），不仅改善了人的性格结构，而且改善了他作为国内和国际环境中的公民与周围的关系。这一点在政治，经济、教育，历史以及社会学上的意义可能是巨大的、明显的。挫折水平也许看起来荒谬，但在一定意义上，需要的满足是需要的挫折的决定目索。这是因为甚至要到较低的优势需要满足之后，较高的需要才会出现在意识里。从某种意义上看，在需要尚未出现之前，是无所谓挫折的。一个勉强维持生存的人不会为生活中的高级事物而费心。几何学的研究、选举权、自己城市的好名声、尊重、价值等都不会成为他焦虑的中心，他所主要关心的是更基本的物质。只有当一定量的低级需要的满足使他自己达到一个高度，这样他的文明才会足以使他在个人、社会和智力的更广阔范围内感受到挫折。作为一种推论，我们可以认为，绝大多数人注定要希求他们还不具有的东西，然而又肯定不会感到为众人更普遍的满足而工作是无益的。这样，我们同时又学会不指望任何单一的杜会改革，例如妇女选举权、免费教育、无记名投票、工会、良好的居住条件，直接选举等会产生奇迹，但又不低估缓慢发展的现实。假如人一定要感觉挫折或者焦虑，那么为战争的结束而焦虑，与只关心能活到70岁而不是60岁相比，前者对社会更有好处。明确地提高挫折的层次（如果我们可以谈论高级挫折和低级挫折），不仅具有个人意义，而且还具有社会意义。几乎可以说这对于犯罪感和羞耻心也同样适用。娱乐性的愉快的漫无目的的行为以及随意的无心的行为的出现由于长期以来哲学家，艺术家、诗人的议论，整个这一行为领域一直奇怪地被科学心理学家所忽视。这可能是由于“所有的行为都有动机”这一广泛公认的教条在作怪。笔者认为这是一个错误，但这里不准备辩明。下面的观察结果是铁的事实，即一经满足，机体立即放弃压迫、紧张，紧迫、危急的感觉，允许自己变得懒散、松弛、被动，允许自己享受阳光、玩耍嬉戏，或者装饰擦洗盆盆罐罐，允许自己观察微不足道的事物，遇事漫不经心，往往无意中习得而不是有意识地追求，一句话，变得相对地无目的了。需要的满足导致了无目的的行为的出现（详细讨论见第14章）。满足引起的病态近几年来的生活无疑使我们认识到由物质生活富裕所导致的疾病，其症状包括厌倦感、自私自利、自以为是、“理所当然”的优越感，对一种不成熟的低水平的固恋、人与人之间友爱的丧失等。很显然，在任何一段时间里物质生活或低级需要的生活本身并不能给人们带来满足。现在我们还面临一种新的、由心理富裕导致病态的可能。也就是说，病的起因是由于患者得到无微不至的爱护、关怀、被宠爱、崇拜、欢迎所包圈，被膜拜到忘情的地步，被推到舞台的中心位置，拥有忠诚的仆人，无论在什么地方，各种欲望都能得到满足，甚至成为人们为之自我牺牲和自我克制的对象。诚然，我们对这些新现象知道得不多，当然更谈不上具有任何发达科学的意义了。我们所根据的是强烈的怀疑、普遍的临床印象、以及儿童心理学家和教育家逐渐形成的观点：单纯的基本需要满足是不够的，对于儿童来说，他们还必须去体验坚强、隐忍、挫折、约束、限制等感受。或者换一种说法，基本需要的满足最好能被仔细地重新定义，否则它很容易被误解为无限度的溺爱、自我克制，无条件的应允、过分的保护以及奉承等。对儿童的爱和尊重必须至少与对自己作为家长或普通意义上的成年人应得到的爱与尊重协调起来。儿童当然是人，但他们不是有经验的人。必须将他们看成是对许多事情不了解，对有些事情一无所知的人。由满足引起的病态还可能部分地表现为可称为“超越性病态”（metapathology）的东西（314），这是指生活缺乏价值观念，缺乏意义感和充实感。许多人本主义者和存在主义心理学家确信——虽然他们没有充足的依据——全部基本需要的满足并不能目动地解决归属感、价值体系、生活目的、人生意义等问题。至少对某些人，特别是年青人，这是在基本需要满足以外另外需要解决的问题。最后，我再次提到很少为人理解的事实：人类似乎从来就没有长久地感到过心满意足（291）——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人类容易对自己的幸福熟视无睹，忘记幸福或视它为理所当然，甚至不再认为它有价值。对于许多人来说——我们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即使是最强烈的快乐也会变得索然无味，失去新鲜之感（483）。只有体验了丧失、困扰、威胁、甚至是悲剧的经历之后，才能重新认识其价值。对于这类人，特别是那些对实践没有热情、死气沉沉，意志薄弱、无法体验神秘感情、对享受人生、追求快乐有强烈抵触情绪的人，让他们去体验失去幸福的滋味，从而能重新认识身边的幸福，这是十分必要的。高级需要的功能自主尽管就一般规律来说，我们在低级需要满足之后才能转向高级需要的满足，但值得观察的现象是，人们在满足了高级需要，并获得了价值和体验之后，高级需要会变得具有自治能力，不再依赖低级需要的满足。人们甚至会蔑视与摒弃使他们得以过上“高级生活”的低级需要的满足，这就象第三代的富裕为第一代的富裕感到过羞耻，受良好教育的移民的后代会对他们的未受过教育的父母感到羞耻一样。一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基本需要的满足的现象意动～感情1.肉体充分满足和厌腻的感觉，包括食物、性、睡眠等方面，以及一些附带后果，如幸福、健康、精力充沛、欢欣、身体惬意。2.感到安全、平静、有保障，危险和威胁感消失。3.感到有所归属，属于某个集体，感到自己与集体的目标和胜利联系在一起，感到被人承认，有了一个位置。4.爱和被爱的感觉，值得爱的感觉，爱的趋同作用的感觉。5.自我信赖、自尊、自信的感觉，相信自己的感觉；值得尊重，具有声望、领导能力，以及独立的感觉。6.自我实现、自我发挥和自我发展的感觉、越来越彻底地发展和享用自己的资源、潜力的感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成长、成熟、健康以及意志自由的感觉。7.好奇心的满足，更多地学习和了解的感觉。8.对于理解的满足，这种满足越来越哲理化；向着范围越来越广，包容性越来越大、越来越单一的哲学或宗教靠近；对于联系和关系的理解更加圆满成熟；敬畏；价值信奉。9.对于美的需要的满足，使人颤抖的激动，对于美的震惊，高兴，狂喜，对称感、适合感、条理感或完善感。lO.高级需要的出现。11.暂时或长久地依赖和独立于各种满足物，对于低级需要和低级满足物的不断增强的轻视和独立性。12.厌恶和爱好的感情。13.厌烦和兴趣。14.价值观的改进；趣味的提高；更好的选择。15.愉快的兴奇、高兴、欢乐、幸福、满意、平静、安祥、狂喜，它们的强度更大，出现的可能性更大，感情生活要加丰富、健康。16.狂喜、高峰体验、极度兴奋的情绪，意气风发以及神秘体验的更频繁的出现。17.抱负水平的改变。18.挫折水平的改变。19.走向后动机（3l4）和存在价值（293）的运动。认知l.各类更加敏锐、更有效、更现实的认识。2.改进了的直觉能力；成功的预感。3.伴随启发和顿悟的神秘体验。4.更多地以现实～对象～问题为中心；更少地投射和以自我为中心（295，317）。5.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改进（指变得更真实、更现实，对自己和他人更少危害性，更加全面，更加整合和具有整体性等等）。6.更具有创造性、更多的艺术性、诗意、音乐、智慧、科学。7.更少的刻板得象机器人一般的习惯；更少陈规和旧框框更少强迫性的标签化（rubriczing）（见第13章）；透过人为的范畴和成规对于个体、独一无二性的更好的感觉；更少分类化。8.许多更基本、更深的态度（民主、基本的尊重、对他人的爱、对孩子的爱和尊重，对妇女的尊重等）。9.更少掺杂感情的学习（即喜爱熟悉的事物），尤其对于重要事物更是如此）。10.无目的的学习和潜移默化的学习的更大可能性。11.更少需要简单事物，更以复杂为乐。性格特质1.沉着、镇定、平静、内心安宁（与紧张，不安，不愉快、心绪恶劣相对）。2.慈善、友爱、同情、无私（与残忍相对）。3.健康的慷慨。4.宽宏大度（与狭隘、卑鄙、渺小相对）。5.依靠自己，自尊、信心、信任自己。6.安全，宁静感、无危险感。7.友好（与基于性格的敌意相对）。8.对于挫折的更大的忍受力。9.容忍不同意见，对不同意见感兴趣，接受个人差异，从而不再有成见和一般性的敌意（但仍然留有判断力）；更崇高的兄弟、同志感情以及兄弟般的爱，对他人的尊敬。lO.更具有勇气，更少有畏惧。11.心理健康以及它的所有产物；远离神经病、精神变态人格、也许还有精神病。12.更加深刻的民主（没有担忧，对于值得尊敬者的真切的尊敬）。13.松弛；更少紧张。14.更加诚实，真诚，正直；更少假话、更少虚假。15.更强的意志；更能从责任中得到享受。人际关系1.更好的公民、邻居、父母、朋友、爱人。2.政治、经济、宗教、教育方面的进步和开放。3.对于妇女、儿童、雇员、以及其他权力较小的少数派或者团体的尊重。4.更加民主化，更少权威主义。5.更少无缘无故的敌意，更多的善意，对他人更有兴趣，更容易与他人趋同。6.对于朋友、爱人（sweethearts）、领导等有更高的趣味，对人们有更好的判断力，是更好的选择者。7.更吸引人。更加美丽，更好的人。8.更好的心理治疗家。其他各类1.改变了关于天堂、地狱、乌托邦、美好生活、成功与失败等的图景。2.走向高级价值；走向高级的“精神生活。”3.所有表现性行为的变化，例如，微笑、大笑，面部表情，风度、步态、笔迹；趋向于更富有表现性的、更少做作，模仿的行为。4.活力的更替、倦怠、睡眠、安静、休息、清醒。5.充满希望，关注未来（与心情不佳、冷漠、无精打采相对）6.梦幻生活、幻想生活，早期记忆的变化。7.基本性格之上的道德、伦理、价值观的变化。8.脱离充满了得失、输赢，竞争对手的生活方式。第六章基本需要的似本能性质对本能理论的重新考察重新考察本能理论的理由前面几章慨述的关于基本需要的理论提示甚至要求我们重新审议本能理论，这不仅是因为有必要在更基本和不太基本、更健康和不太健康、更自然和不太自然的需要之间做出区分，而且，还因为我们不应无限期地推迟对某些有关问题的重新考察。这样那样的一些基本需要的理论问题已经不可避免地提出来的（353，160），例如，隐含的对文化相对论的排除的问题；隐含的关于体质给定价值的问题，以及联合学习①作用范围的必然缩小等等问题。总之，有相当数量的其他理论的，临床的和实验的研究。它们都一致指出，值得重新估价本能理论，或者以某种形式恢复它。这些都使我们不得不怀疑当前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对于人的可塑性、灵活性、适应性、以及他们学习能力的过分强调。人似乎有远比现代心理学所估计的更强的自主和自我调节的能力。1.坎农（cannon）的体内平衡概念（78），弗洛伊德的死亡本能，（138）。2.爱好，或自由选择，或自助餐厅的实验（492，491）。3.利维（Levy）的本能满足实验（264—269），以及他评论母亲过份溺爱孩子的着作（263）。4.各种心理分析研究的发现，指出对孩子大小便训练的过分要求和急于给孩子断奶的有害影响。5.大量的观察资料使主张循序渐进的教育家，幼儿园工作人员、以及应用儿童心理学家在接触儿童过程中倾向于实行一种更宽容的制度。6.罗杰斯非指示疗法所依据的概念体系。7.由活力论者（112）、突生进化论者（46），现代实验胚胎学者（435），以及象戈尔德斯坦（160）这样的整体论者提供的大量神经病学和生物学的资料，涉及到机体在遭受损坏后自发的再调整。这些和其他即将提到的一些研究，都强有力地主张我们的机体远比一般所认可的更值得信赖，有更强的自我保护、自我指导、自我控制的能力。此外，我们还可补充一点，各种新近的发展已表明有必要从理论上假定机体内有某种积极生成或自我实现的倾向。这种倾向不同于机体内自我保存、自我平衡或体内平衡等倾向，也不同于适应外界刺激的倾向。这种生长或自我实现的倾向，曾经由亚里士多德、伯格森和其他许多哲学家以一个又一个的模糊形式所假定过。在精神病学家、心理分析家，以及心理学家中，戈尔德斯坦，兰克，荣格，霍尼，弗罗姆，梅。罗杰新，也都感到有必要提出这种假设。然而，也许赞同重新考察本能理论的最重要的影响还是来自心理治疗家的经验，特别是心理分析学家的经验。在这一领域，尽管看起来各种事实有些模糊不清、但事实的必然联系是准确无误的。治疗者不得不把更基本的愿望同不太基本的愿望（或需要，或冲动）区别开来。问题很简单：某些需要遭受挫折会产生病态；而另一些却不会。某些需要的满足会产生健康；另一些却不会。这些更为基本的需要不可思议地“顽固”，难以对付。它们反对所有的奉承、取代、贿赂和削弱，没有任何通融的余地，它们只要求适当的内部满足，人们总是有意无意地寻求满足这种需要。这些需要表现得恰如顽固的、不可削弱的、不能再分析的终极的事实，只能作为既定的事实或不可怀疑的基点。几乎精神病学，心理分析，临床心理学、社会工作或儿童治疗等每一学派，无论它们相互间有怎样的分歧，都假定了某种有关本能或似本能需要的学说，这一印象是难以磨灭的。这些经验明确地提醒我们应考虑到种族的特性，考虑到素质，以及遗传，而不是肤浅的易于控制的习惯。只要必得在这两难抉择中作出任何一种选择，治疗者总是宁肯选择本能来作为基石，而不是选择条件反射或习惯。这当然是不恰当的，因为我们将看到，有另外一些居间的，更恰当的可供选择的对象，从中我们可以作出更令人满意的选择。这就是说并非二者必居其一。然而，根据一般的动力论要求来看，本能理论，特别是麦克杜格尔和弗洛伊德提出的本能理论，具有某些当时并未被充分理解的优点。它们未被充分理解，这大概也是由于它们的错误太明显。本能论承认以下事实：人是自我促动的，人自己的本性和他所处的环境都有助于决定他的行为；人自已的本性给他提供先决的目的、目标、或价值体系；在良好的条件下，为了避免疾病，他所意欲的常常就是他所需要的（对他是有益的东西）；全人类形成一个独一无二的生物族类；除非一个人理解其行为的动机和目标，否则行为就是盲目的；总的说来，机体依赖自身的资源，它经常显现出一种生物性的功能或智能，那是需要做出解释的。本能理论的失误我们的看法是：本能理论家的许多错误，尽管根深蒂固，需要反驳，但绝不是本质的或必然的，而且。不少错误是本能论者和他们的批评者共同具有的。1.语义上和逻辑上的错误最为明显。由于本能论者特意创造一些本能去解释他们不能理解或不能确定其本源的行为，他们的确应受到指责。但自然，我们接受了适当的警告，也无须认为这些本能都是实有的，不必将名称与事实相混淆，也不必进行无效的三段推论。今天，我们对语义学已有极多的了解。2.我们现在已有更多的人种学、社会学和遗传学的知识，因而能够避免粗陋的种族中心论，阶级中心论、以及庸俗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些都曾导致早期本能论者的失败。我们也必须清楚认识到，本能论者当时从种族学的天真的行为中转向得过于极端，过于彻底，以致这一行动本身就造成一个错误，即：文化相对论。这一学说在过去20年中曾很有影响，得到广泛的认可，但现在却受到广泛的批评（148）。的确，象本能论者以前做过的那样，寻求跨文化的种族的特性，如今是值得重新予以重视的。显然，我们必须（也能够）既避免种族中心主义，又避免极端的文化相对论。例如。工具性行为（手段）与地方文化决定因素的关系比基本需要（目的）更密切，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3.20年代及30年代的大多数反本能论者，例如伯纳德，华生、郭任远等，批评本能论的根据是，本能不能根据特定的刺激～反应概念来描述。简言之，就是指责本能不符合简单的行为主义理论。这是真的，本能的确如此。然而，动力心理学家现在并不着重。这样一种企图只能引起混淆。把反射与标准的低等动物本能混淆起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前者是纯粹运动神经的动作，后者除此以外还有更多的特点，例如，先定的冲动，表达性行为，应对性行为（coping behavior），对目的物的追求，以及情感色彩。4.甚至仅仅从逻辑上来看，我们也没有理由一定得在完全的本能（各部分都充分发展的本能）与非本能之间进行取舍。为什么不能有残存的本能，不能有似本能的某种尚属行为的东西，不能有程度的不同，不能有不完全的本能呢？有不少低劣作者不加区别地使用本能这个词代表需要、目的，能力、行为、知觉、表现、阶值，以及感情的伴随物，有时取其中单独一项的含意，有时代表几项的结合，其结果就形成了不精确用法的大杂烩，正如马莫尔（J·Marmor）（289）和伯纳德（Bemafd）（47）指出的那样，几乎每一种已知的人类反应，都被这个或那个作者描述为本能。我们主要的假说是：人的欲望或基本需要至少在某种可以察觉的程度上是先天给定的。那些与此有关的行为或能力、认识或感情则不一定是先无的，而可能是（按我们的观点）经过学习或引导而获得的，或者是表现性的。（当然，人的许多能力或智能强有力地为遗传所决定或由遗传提供可能，例如，色觉，发音能力等等，但它们与我们这里讨论的问题无关。）这就是说，基本需要的遗传成分可以看成是简单的意动性缺乏，与任何固有的达到目的盼行为无关，就象弗洛伊德的本我（id）冲动的盲目，无定向的需求一样。（我们将在下面看到，满足这些基本需要的因素，似乎也可以由某种方式确定为内在固有的。）追求目的的行为（竞争行为）是必须依靠学习才能达到的。本能论者和他们的反对派的严重错误都在于用非此即彼的两分法而不是按程度的差别来考虑问题。一整套复杂的反应，怎么能够说要么完全是由遗传决定的，要么完全不是由遗传决定的呢？任何一个结构，无论怎样简单，不可能是只具有基因的决定因素，更不用说任何完整的反应了。即使是孟德尔的甜豌豆也需要空气、水，以及食物。谈到这一点，可以说基因本身也需要一个环境，即邻近的基因。在另一极端，同样明显的是，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完全脱离遗传的影响，因为人也是一个生物族类。这一由遗传决定的事实，是任何人类行为、能力、认识能力等等的前提，即，正因为他是人类的一员，他才能做人类所能做的各种事情。而这一人类成员的身份是一个基因问题。这一站不住脚的两分法所形成的一个混乱的后果是出现了一种倾向，只要有任何习得的迹象显露时，就断言这是非本能的，或者相反，但如有一丁点遗传影响的证据，就判定这是本能的。既然对于大多数甚至全部冲动、能力或情感来随，证实这两种看法都是容易的，这样的争论必然永远不可能解决。本能论者和反本能者论都走极端。当然，我们不必如此，这完全是一个可以避免的错误。5.本能理论家所使用的范例是动物的本能。这导致各种错误。例如，不去寻找人类独有的本能。然而，从低等动物研究中得出的最有害的经验酿成了这样一个原理：本能是强大的、牢固的，不可更改、不可控制、不可压抑的。但是，这对鲑，蛙，北极的旅鼠来说也许是真实的，对人类却并非如此。我们认为，基本需要有着可以察觉的遗传基础，但假如我们仅用肉眼去寻找本能，只是当一种本质显然而且确实独立于环境，并且比全部环境力量更强有力时，才认为它是本能，那么，我们就很可能犯大错误。为什么就不会有虽然似本能但仍然较容易受压抑或控制的需要昵？为什么就不会有容易为习惯、暗示、文化压力、内疚等等掩饰、更改、甚至抑制的需要呢？（例如，爱的需要似乎就是如此。）也就是说，为什么就不会有弱本能呢？也许，推动文化论者攻击本能论的力量主要来自这样的误解，即把本能等同于不可抗拒的力量。任何一个人种学家的经验都同这种看法相抵触，所以攻击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假如我们对文化和生物两种因素都有恰当的尊重（笔者就是这样的），并且，假如我们进一步考虑文化是比似本能的需要更强的力量（笔者就是这样想的），那么，笔者的下述主张就不是谬论而是理所当然的了：如果我们要使柔弱、微薄的似本能的需要不被更强、更有力的文化所吞没的话，就应该保护它们，而不是相反。它们很可能被吞没，尽管这些似本能的需要在另一种意义上说是强大的，亦即它们顽强地坚持要求获得满足，一旦受挫，就会产生严重的病态后果。有一个与通常见解对立的反论有助于：确立这一论点，我认为，揭露、顿悟和深度治疗——这种治疗实际上包括除催眠治疗和行为治疗之外的所有治疗——从某种意义来说是要揭露、恢复和加强我们那些被削弱了的和失去了的似本能倾向和本能残余，我们那些动物性的自身，我们的主观生物学。这一终极目的在所谓的个人成长实习班里表露得最明显。所有这些——疗法和实习班——都需要人们付出高昂的、痛苦的、长时间的努力，这种努力需要人一生的斗争、耐心和坚韧不拨的精神，即使这样，最终还有可能归于失败。但是，到底有多少猫、狗或鸟需要帮助才能知道怎样去做一只猫、一条狗或一只鸟呢？它们由于冲动而发出的声音十分响亮、清晰和不容怀疑，而我们的声音却是微弱的、混淆不清和容易被忽略的，这样我们就需要帮助才能听到它们。这就说明动物的自然性为何在自我实现者那里可以看得最清楚，而在神经病人或“一般病人”那里则表现得最不清楚。我甚至可以说，疾病经常意味着一个人的动物本性的丧失。这样，就出现了下面这一似乎矛盾的情况：在那些精抻层次最高的、最有智慧的圣人身上，在那些最有理性的人身上，我们可以见到最清楚的神性和动物性。6.只注意动物的本能还导致另一个更严重的错误。由于某些也许只有清醒的历史学家才能解释的不可思议的原因。西方文明已普遍相信，我们身上的动物性，是一种恶的动物性，我们大多数的原始冲动是邪恶的，贪婪的，自私的，敌意的。@神学家把它叫做原罪，或魔鬼。弗洛伊德主义者把它叫做本我。哲学家，经济学家，以及教育家，也用各种各样的名称来称呼它。达尔文是如此赞同这种观点，以致他只看到了动物界的竞争，完全忽视了同样普遍存在的合作，没有注意到克鲁泡特金曾轻而易举地观察到了这一点。这种世界观的表述方式之一，就是把我们的动物性看成与狼，老虎、猪、秃鹫、或蛇的本性一样，而不是用稍好些或至少温顺些的动物，如鹿、象、狗、或猩猩来比较。这种表达方式，是“将我们的内在本性解释为恶的动物性”，但应指出，如果必须从动物类推到人的话，我们最好选择那些与我们最接近的动物，例如类人猿。总的说来，既然这些动物是令人愉快的、可爱的，同我们分享许多善良的特性，那么比较心理学也不会支持恶动物性选种说法（306）。7.谈到遗传特性不会变化、不可更改的假定，我们还必须牢记另一种可能；纵然一种特性最初就被基因遗传所决定，它仍然可能改变。甚至如果我们在发现过程中运气不错，这种特性也许很容易改变和控制。如果我们假定癌有一个牢固的遗传成分，也没有必要阻止任何人寻求一种方法来控制它。假如仅根据演绎的理由，我们也得承认有可能证实智商既具有显着的遗传因素，同时又可以由教育或心理治疗加以改进。8.与本能论者相比，我们必须容许本能有更多变异的余地。认识和理解的需要似乎只对聪明的个体而言才有明显的力量。对于低能者来说，它们似乎并不存在，至少发展不完全。利维已经证明，母性冲动在妇女中的差异是极大的，以致从某些妇女那里很难看到这种冲动（263）。音乐、数学、艺术等方面的特殊天才，很可能具有基因的决定因素，而大多数人却没有这种基因的决定因素（411）。似本能的冲动可以全部消失，而动物本能却显然不会消失。例如，在变态人格身上，爱和被爱的需要已经丧失了，而且如我们目前所知，这是一种永久性的丧失，也就是说，这种变态人格是已知的任何精神治疗术医治不好的。我们还有更早的关于奥地利村庄失业（以及苏格兰失业研究）的例子（119）。这些例子表明，长久的失业会严重地损伤心理，以致摧残一些需要。对有些人来讲，这些需要甚至在环境已经变好时仍不能恢复。从纳粹集中营里，也获得了类似的材料。巴特森（Bateson）和米德（34）关于巴厘人的观察或许也是中肯的。成年的巴厘人不是我们西方意义上那种喜爱的人，他们也不必如此。在巴厘岛拍摄的电影表明，婴儿和儿童对缺乏爱的抱怨和强烈的不满，我们由此只能推断出，这种爱的冲动的丧失，是一种后天的丧失。9.我们已经看到，本能与对新事物灵活适应和认知适应的能力，在种系的阶梯上往往是相互排斥的。我们对其中一个发现得越多，对另一个可以期待的就越少。这样一来，一个致命的。甚至是悲剧性的错误（考虑到历史后果）很早以前就酿成了，这种错误把人类的本能性冲动与理解力截然分开。很少有人想到，对于人类来说，本能性冲动和理解力可能都是似本能的。更重要的是，它们的结果或者隐含的目标可能是同一的、合作的，而不是对抗性的。我们的论点是：认识或理解的冲动也许与归属感和友爱的需要一样，是意动的。在一般的本能-理性的两分法或对比中，相互对抗是被下错了定义的本能和理性。如按照现代知识来正确地划分，它们就不会被看成是相互对立或对抗。作为今天来定义的健康的理性与健康的似本能的冲动，在健康人那里并不互相排斥，而是指向同一个方向，（虽然对不健康的人而言，它们可能是互相对立的）。当前已获得的所有科学资料指出，保护、宽待、爱、尊重儿童，在精神病学上是合乎需要的。这也正是儿童（本能地）所希望的。正是在这种非常明确的、在科学上可检验的意义上，我们断言似本能的需要和理性是合作的而非敌对的。它们表面的对抗是只注意病人而产生的膺象。假如这一论点成立，我们因此就将解决一个古老的难题：本能与理性，谁应该是主人？其实这就象另一个问题一样陈腐：在一个良好的婚姻关系中，应该为主人的是丈夫还是妻子？lO.在本能理论得到理解的全盛时期，产生了许多具有最保守、甚至反民主性质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上的推论。正如巴斯托尔（Pastore）（372）在他对麦克杜格尔和桑戴克（笔者愿意加上荣格，或许还有弗洛伊德）的分析中特别作出的总结性的推论那样。这些推论的产生是由于错误地将遗传与命运等同起来。都看成是无情的、不可抗拒的、不可改塑的。我们将会看到，这个结论是错误的。柔弱的似本能需要一个慈善的文化孕育它们，使它们出现，得到表现和满足。它们很容易被恶劣的文化环境所摧残。比如在我们的社会，必须有相当大的改进，柔弱的遗传性的需要才能指望得到满足。无论如何，巴斯托尔（372）把遗传与命运等同起来的相关关系已表明不是固有的。最近已揭示出有必要使用两个而不是一个连续统一体来说明问题。甚至在科学的问题上，开放～保守连续统一体也已让位给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民主-专制两个连续统一体。现在也许还有环境论-专制-社会主义，或者环境论-民主-社会主义，或者环境论-民主-资本主义。总之，认为本能和社会之间、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存在着固有的对抗，是一个可怕的未经证明的论证前提。它的主要借口是，对于病态的社会和个人来说，实际上就倾向于这些对抗。但正如本尼迪克特（Benedict）（40，29l，312）所证明的，事情并非只能如此。在良好的社会中，至少在她所描述的那种社会中，这不可能是真实的。健康社会状况下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是合作的而不是对抗的。只有在恶劣的个人条件和社会条件下，对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错误看祛，不正确的两分法才依然存在。11.正如大多数动力理论一样，本能理论的缺陷还在于，它没有认识到冲动是在一个强度有差异的层级序列里能动地互相连系的。如果孤立地对待每一个冲动，形形色色的问题一定得不到解决，许多似是而非的问题就会产生。例如，动机生命在本质上的一元性或整体性被抹煞，形成了罗列动机的无法解决的问题。此外，价值或者选择原则也被忽略了，而它们恰是使我们决定一个需要比另一个需要更高级、更重要、或者更基本的重要尺度。（与整体化相对的）动机生命原素化的最为重要的一个后果就是给本能敞开了通向涅盘、死亡，静寂、体内平衡、自满、稳定的大门，原因在于，孤立地看待需要所能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迫切要求满足，这就是说，要求它自身的湮灭。这就忽视了一个明显的事实：任何一个需要的满足，随着它的逐渐平息，其他曾被挤到一旁的较弱的需要就登上突出的地位，力陈各自的要求。需求永不停息。一个需要的满足产生另一个需要。12.在将本能解释为恶的动物本能的同时，人们认为，在精神错乱者、神经病患者、罪犯、低能者、或孤注一掷者身上，这些恶的动物本能会表现得最为明显。这种情况很自然地产生于这样的学说：良心、理性、以及道德观不过是一种后天的虚饰，与被掩盖的内容在性质上截然不同。前者于后者，恰如手臂之于罪犯。这个误解使文明及其所有机构，包括学校、教堂、法庭、立法机关等等都被说成是抑制恶的兽性的力量。这个错误十分严重，它酿成种种悲剧。也许，从历史的重要性来看，可以将它与这样一些错误相比；崇信王权神圣，迷信某一宗教的唯一合法性，否认进化论，或者相信地球是平面的。任何一种使人们不信任自己、不信任他人的想法，任何不现实地对人类各种可能性抱悲观态度的想法，都必须对每一场战争，每一次种族对抗，每一次宗教冲突负部分责任。很奇怪，直至今日，本能论者以及反本能论者仍然坚持这种错误的人性论。那些希望人类有更光明的前景的乐观主义者，人道主义者，一神论者，自由主义者、激进主义者和环境论者，大体上都带着恐惧的心理反对本能理论，因为本能理论己被歪曲了，它似乎把人类宣判为非理性的，诅咒人类永远摆脱不了战争，摆脱不了充满分裂和对抗的弱肉强食的世界。本能论者对人性问题也作出了类似错误的解释，而且拒绝与不可回避的命运抗争，他们不过耸耸肩膀就一般地放弃了乐观主义。当然，有些人是非常渴望抛弃乐观主义的。这使我们联想到那些陷入酒精中毒的人，他们当中有些对此非常热衷，有砦则很不情愿，然而最终的效果往往相同。难怪人们发现在许多问题上弗洛伊德与希特勒同属一个阵营。难怪一种恶的动物本能论能迫使象桑戴克和麦克杜格尔这样的非凡人物转向汉密尔顿主义和反民主的结论。认清似本能的需要并不是恶的，而是中性的，或者是好的，许多似是而非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仅举一例：对孩子的培养将会来一场革命，在培养他们时甚至用不着说一句含有教训意味的恶语。当我们转而承认合理的动物需要时，会促使我们去满足这些需要，使我们更加宽容。在我们的文化里，一个丧先了部分天真，但尚未被彻底同化的儿童，即，那些健康的动物性需要尚未被完全剥夺的儿童，总是以他所能发明的每一种方式，不断地要求赞许，要求安全、自主、爱等等。对此，复杂的成年人的一般反应却是：“喔，他不过是在卖弄、炫耀”。或者说；“他只是想引人注意”。于是，就把孩于从成年人跟前轰走，也就是说，这个诊断通常被理解为一道禁令，不要满足孩子的追求，不要评论、不要赞许，不要喝彩。然而，如果我们逐渐将这些对承诺、爱、以及赞许的恳求视为合理的要求，就象孩子对待饥、渴、寒冷或疼痛的抱怨一样，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成为满足者而不是挫伤者。这样做的唯一后果就是绐孩子和父母都增添了乐趣，在一起时更愉快，因而也就必然增进相互的爱。这不应理解为无限度的，毫无区别的宽容。某种最小限度的文化造型，即通过培养使孩子获得外界文化所要求的习惯，将是必要的，——虽然在基本满足的气氛中，这种外界人为制造的收获不应引起什么特别的麻烦。另外，吸毒的需要，习惯的需要，熟悉的需要，固恋，或其它任何非似本能的需要，是不能放任自流的。最后，我们再次绕过有关挫折、灾难、不幸等等有益的效果问题。似本能的基本需要前述所有考虑促使我们提出这样的假设：从某种意义说，基本需要在某种可以察觉的程度上是由体质或遗传决定的。目前，不可能直接证明这个假设，因为所需要的遗传或神经学的技术尚未出现。其他分析形式，例如行为、家庭、社会、人种则大都被用来反驳而不是证实这个遗传假设，只有很明确的情况才是例外，而我们的假设绝不是很明确的。以下我们尽可能搜集并提出一些可以利用的资料和理论上的研究来支持似本能的假设。1.提出新假设的主要理由是由于旧的解释的失败。本能论被环境论和行为论联合起来罢黜了。这两种理论几乎完全依仗联合学习来作为基本的、几乎是全能的解释工具。总的看来，可以很有理由说，这种研究心理学的方法不能解决动力问题，例如动机问题，动机的满足与挫折，以及由此引起的后果，如健康状况、心理病态，心理治疗等。因而，没有必要进行一场详细的辩论来证实这个结论。只要注意以下这点就够了：临床心理学家、精神病医生、心理分析家、社会工作者、以及所有其他临床工作者，几乎从不采用行为主义理论。他们固执地以一种特别的方法在并不充分的理论基础上营造一个庞大的实用结构。他们往往注重实践而不是注意理论。值得注意的是：就临床工作者所使用的理论而言，它总是一种粗糙的、非系统的动力论，其中本能总是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就是弗洛伊德的理论。一般说来，非临床心理学家在确定似本能的心理冲动方面意见一致。他们认为只有诸如饿、渴等心理冲动才算是似本能的。据此，再借助于条件作用，从而假定所有高级需要都是后天获得或学得的。这就是说，我们学会爱父母是因为他们供给我们吃的，以及在其它方面满足我们。根据这个理论，爱是满足或交易的副产品，或者正如那些广告者所说的，是顾客的满足。据笔者所知，没有一个实验曾成动地证明这种理论对于爱、安全、归属、尊重，理解等需要的解释是事实。它不过是没有进一步论证的假设。实际上，人们从未对这些理论作过严格的考察，这或许就是它得以生存的唯一原因，条件作用的论据当然不支持这个假设，相反。这类需要表现得更象条件作用最初赖以为基础的无条件的反应，而不象次级条件反应。其实，具有一般观察力的人也可以看出这个理论漏洞百出。母亲为何如此热切地满足一切要求？她自己又有些什么报酬呢？怀孕的损害和分娩的痛苦有何益处？如果这种关系本质上就是一种交易，那么母亲又为何要做赔本的买卖？再者，为什么临床工作者一致坚持说，婴儿不仅需要食物，温暖，良好的护理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满足，而且也需要爱，好象爱是这类满足以外的某种东西？难道爱不过是多余的东西吗？难道仅能满足孩子的要求，但对孩于没有爱的母亲会比穷困但却慈祥的母亲能更多地获得孩子的爱吗？还有其他一些需要澄清的问题。到底什么是满足——甚至包括生理上的满足？我们不得不假定它是一种生理快感，因为该理论试图证明一切其它快感都派生于生理快感。但是得到温柔的拥抱、不被粗暴地对待、不被突然摔在地上，不受惊吓等等，这些安全的满足难道是生理满足吗？为什么当对幼儿喁喁细语、温柔微笑，或把他抱在怀里，或对儿童表示关注，亲吻，以及拥抱他们时，他们会显得很快活呢？给予孩子、满足孩子、喂养孩子、为孩子牺牲，从何种意义上讲是有益于给予者的呢？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满足的方式与满足本身一样有效，这对满足的概念有什么意义呢？喂养的定时与可靠满足了饥饿的需要吗？或者是一些其他因素？允诺所满足的又是哪一种需要呢？尊重孩子的需要又是哪一种需要呢？当孩子需要时，对他断奶或进行大小便训练又满足的是哪一种需要呢？为什么收容所里的孩子无论受到多好的照顾，即生理上得到很好的满足，他们仍常常出现病态的发展呢？（158）假如爱的饥饿最终是对食物的要求，为什么它不能为食物所平息呢？墨菲的疏道作用的概念（350）在这一点上是非常有用的。他指出任意的联系可以在无条件刺激和任何其他刺激之间发生，因为后一种任意的刺激只是一种信号，而不是满足物本身。当一个人要满足生理需要时（如饥饿），信号不能给予满足，而且有满足本身才达到目的。只有食物才能减轻饥饿。在一个相当稳定的世界中，信号学将象餐铃一样会产生作用。但更为重要的学习是疏通作用，面不仅仅是联系作用；也就是说，应学习哪些东西是适当的满足物，哪些不是；在这些满足物中，又由于某种原因哪些是最令人满意的或最值得选择的。笔者所观察到的与我们的论点有关的是：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理解的需要，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需要的健康的满足，是由于疏通作用，亦即内在的适当的满足，而不是任意的联系。凡是任意联系出现的地方，我们就认为是神经病态，是病态的需要，例如物恋。在这里，由哈洛和他的同事在威斯康星灵长目动物实验室所作的各种实验是非常重要的（175一178）。在一个着名的实验中，让一群猴婴离开它们的母亲，代之以一个用金属做成的、可以喂奶的母猴和另一个不能喂奶，但裹了一层毛圈织物的母猴。猴婴宁肯选择可以拥抱和依恋的后者作为母亲的代理者，而不是前一个“金属母亲”，尽管从这位母亲处可以得到食物。这些没有母亲的猴婴虽然喂养得很好，但在各方面成长极不正常，包括完全失去了他们自己的母性的“本能”。很明显，即使对于猴子，仅有食物和保护也是远远不够的。2.本能的常规生物学标准不会给我们多少帮助，这部份地是因为我们缺乏材料，也因为我们现在必须允许自己怀疑这些标准本身。（参看Howells的挑战性的论文[201，202]。它提出了回避这一困难的新的可能性。）如以上我们所看到的，早期本能论者的一个严重错误是过分强调人与动物世界的连续性，而没有在同时强调人种与所有其他物种的深刻区别。我们至今还可以在他们的着作里看到这种自信的倾向：在一般动物的意义上来解释和罗列本能，以便使每一种本能都适应于任何一种动物。由于这个原因，任何只在人身上有的而在动物身上没是的冲动都被认为是非本能的。当然，任何在人和其它动物身上发现的冲动或需要都因此被证实为本能的，无须进一步的证据。但是，这并不能否定这样一种可能性：一些似本能的需要只有人才有，或者由人与动物界中的黑猩猩所共有，如爱的冲动。通信鸽。鲑鱼、猫、等等，都有自己特殊的不同于其它物种的本能。为什么人种不能有自己特殊的本性呢？流行的理论认为，当我们进入种系层级上的高级需要阶段时，本能会逐渐消退，而被一种适应性所取代，这种适应性是以大大改进了的学习、思考、以及交往的能力为基础的。假如我们用低级动物标准来解释本能，把它说成是由先天决定的冲动，感知的冲动、工具行为和技能，“及目标对象（甚至还有表达感情时的伴随物，如果我们能找到观察它的方法的话）构成的混合物，那么，这种理论似乎是真实的。根据这种解释，在白鼠中，我们发现了性本能，母性本能，喂养本能（还有其它本能）。在猴子那里，母性本能仍然存在，喂养本能已经改变并可继续更改，性本能则已消失，只剩下似本能的欲望。猴子要选择性配偶，有效地完成性行为必须通过学习（304）。人类没有留下这些（或其他）本能中的任何一种。性和喂养欲望（urges）保留下来，甚至大概还有母性欲望（263），尽管很微弱。但是工具行为，技能，选择性知觉，目标对象等等必须通过学习才能获得（主要是在疏通意义上的学习）。人类没有本能，只有本能残余。随着这种进化的发展，当我们在种系阶梯中上升时，我们可能会逐渐发现新的（更高级的）欲望，发现另一种本能，它在本质上是似本能的，即在强弱程度上由机体结构和作用所决定的。我们说可能，是由于虽然我们大胆提出了我们的假设，但实际上，对低于人类的动物身上的高级欲望我们还是一无所知。这给未来留下了一个任务，即确定在什么程度和意义上，老鼠、狗、猫、以及猴子显示出对安全、归属、爱、尊重、自主、自信、好奇、理解、或美的欲望。（再次提请大家注意：我们这儿论及的是似本能的冲动或欲望，而不是先定的工具行为、能力、或满足方式，即不是本能。）有一组实验表明，这是一个可验证时假设。克劳福德，耶基斯①，马斯洛已证明，幼小的黑猩猩是一种利他的、非控制欲的，友好的，有抚爱能力的动物。这也是所有同他们一起工作的人的印象。沃尔夫在罗猴、弥猴身上重复了克劳福德的这一实验，发现它们不是这样。那么，眼下我们可以说，在动物界的所有物种之中，只有人与黑猩猩才有利他、友好、爱等一类行为（也许根据普通的观察，狗应该包栝在内）。其他这一类的需要，即在人那里比在其他动物那里更强烈的需要，是对信息、对理解、对美的需要（或者是对于对称、秩序、完美的需要等）。当然，没有人会否认，这些欲望在人身上是向高峰发展，而不是趋向废退。人是所有动物中最富有科学、哲学，神学、以及艺术精神的。而且，几乎毋庸置疑，至少对某些人来说，这些都是象安全、爱、等等一样的需要。不过，它们是本能的原基，而不是本能的残余。不幸，关于这些需要，我们实际上没有实验的或临床上的资料，虽然它们显然是很重要的。可以根据演绎理由假定：这些欲望的外在的、后天的决定因素虽然无疑是存在的，但也同样无疑是极微弱的。大多数理论家认为或假定，爱的需要是以生理需要的满足为基础，并通过条件作用形成的，例如，我们学着去爱，是因为接受我们爱的人过去是食物-温暖-保障的给予者。这样，这种派生需要说就不得不坚持这样的主张：知识、理解和美的需要是以生理需要的满足为基础，并通过条件作用形成的，即它们过去和现在都是代替食物的信号。可是通常的经验几乎根本不支持这种论点。不难看出，它比类似的爱的后天获得论更不可信。3.本能的文化标准（我们现在说到的这种反应是独立于文化的吗？）是一种决定性的标准，但不幸资料目前尚不明确。笔者的看法是，就其本身而言，它们支持我们考虑的理论，或者与我们考虑的理论一致。然而，必须承认，换一个人审阅同样的材料。完全可以得出相反前结论。由于笔者的现场经验仅限于与一群印第安人有过短暂接触，而且由于问题取决于人类学家未来的发现而不是心理学家的发现，这儿我们将不再进一步考察这一问题。4.我们已经谈到过基本需要本质上是似本能的原因，我们为什么认为基本需要本质上是似本能，其中一个原因我们已在上文提到了。这些需要受挫会导致精神疾病，这是所有临床工作者都同意的。然而，对于神经质的需要，对于习惯、吸毒、对熟悉事物的偏爱，以及对于工具性需要来说，这不是事实，只是在某种特殊的意义上，这对完成行动的需要和表达才智能力的需要来说才是事实。（至少，对于这些形形色色的需要能够根据实用或实效来区别，并且应该基于理论和实际的原因来加以区别。）假如社会创造出价值观念，并使人接受它们，那么，为什么只有某些价值观念在受到挫折时会导致精神疾病？我们学会一日三餐，学会道谢，学会使用叉匙、桌椅，我们穿着衣服，鞋子、夜晚睡在床上，说英语。我们吃牛肉、羊肉，而不吃狗肉，猫肉，我们保持清洁，为等级竞争，对金钱朝思暮想。然而，这一切强大的习惯在受到挫折时可以没有痛苦，甚至间或还有积极的结果。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在泛舟或野营时，我们通过轻舒一口气抛开这一切，承认它们的非本质性质。但对于爱、安全或尊重，却决不可能如此。因此，很明显，基本需要占有一个特殊的心理学和生物学的重要地位。它们有与众不同的地方。基本需要必须得到满足，否则我们就要得病，谁要是否认这一点，就得拿出证据说明它们不属于似本能的需要。5.基本需要的满足会导致各种各样的后果：产生有益的、良好的、健康的，自我实现的效应。有益的与良好的这两个词是从生物学的意义而不是先定的（Priori）意义来说的，可以用操作来给它们下定义。只要条件允许，健康的机体本身就倾向于选择并为获取这些结果而努力。在论及基本需要的满足问题的章节里已经概述过这些心理上和身体上的结果，这里没有必要再进一步考察，只是仍需要指出，这一评判标准并无奥秘或非科学之处。可以很容易地以实验甚至工程为根据来验证这个标准，我们只须记住，这与为一辆汽车选择合适的汽油并无多大差异。假如一辆汽车使用了某种汽油发动得更好，这种汽油对于这辆汽车就比别的汽油更适用。普遍的临床发现是，当安全，爱、以及尊重得到满足时，机体就发挥得更好，感觉更敏锐，智力的使用更充分。更能使思维达到正确的结论，更有效地消化食物，更少患各种疾病，等等。6.基本需要满足物的必需性使它们自身与其它需要的满足物区别开。出于本性，机体自己指明了满足因素的固有范围，这是不能由他物替换的，而这对于习惯需要，甚至神经质需要却是可能的。也正由于基本需要满足物的必需性，最终将需要与满足物联系在一起的是疏导作用而不是任意的联系（350）。7.心理治疗的效果对我们的目的相当有利。在笔者看来，似乎所有主要的心理治疗方式都培育、促进、巩固了我们称为基本的、似本能的需要，同时削弱或彻底消除了所谓神经质的需要，直到它们认为自己获得了成功。特别对那些直截了当地宣称使患者复归自已内在本质的疗法，例如罗杰斯、弗洛姆，霍妮（Honey）等人的疗法，这是重要的事实。因为，这意味着，人格本身具有某种固有的本质，它不是由治疗家新创造的，而是由他解放出来，以便按它自己的风格成长、发展。如果顿悟和压抑的解除会使反应消失，那么就有理由认为这个反应是异质的，不是内在固有的。反之，如果顿悟使反应更强烈，我们就可以认为它是本质的。同样如霍妮所推论的，假如解除焦虑使患者变得更富有感情，而更少敌意，这难道不表明对于人的本性来说，爱是基本的，而敌意则不是基本的？关于动机，自我实现、价值、学习，一般认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文化适应与反文化适应等等理论，从原理上讲有一批宝贵的资料。遗憾的是，这些关于治疗转变的有意义的资料还没有积累起来。8.对自我实现者进行的临床以及理论的研究清楚地表明了我们的基本需要的重要地位。健康的生活取决于这些需要的满足而不是其他（参见11章），并且，很容易看出，对于似本能假设所要求的满足，自我实现者是在接受冲动而不是控制冲动。总之，我们应为这类研究说话，它还须深入下去，就象研究治疗效果一样。9.在人类学中，最初对文化相对论不满的抱怨来自现场调查工作者。他们感觉到，文化相对论夸大了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差异，把这种差异说成是极其深刻而不可调和的，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笔者在一次旅行中获得的第一个重要的经验就是，印第安人首先是人，个体，人类，然后才是黑足印第安人。虽然区别的存在无可置疑，但与共同点相比，差异是表面的。不但印第安人，而且历史文献中记述的所有种族几乎都有自豪感，愿意受人喜爱，追求尊重和地位，回避焦虑。再者，我们自己文化中可观察到的素质上的差异，在全世界都能观察到，如智力的高低，意志的强弱，活动性或惰性，沉静或激动等等。甚至在可以见出区别的地方，也可以证实这种人类共性。因为这些区别往往可以马上为人所理解，被认为是任何人在同样情况下都会有的反应，例如对失败，焦虑，沮丧，胜利、以及临近死亡的反应一样。就算这种感情含混不清、不能确定，很难说是科学的，然而，如果我们考虑到上文已经提出和下文还要提出时假说，例如：似本能的需要的微弱声音；自我实现的人的出人意料的超然与自主力，以及他们对文化习俗的反抗，健康概念和适应概念的区别等等，那么，重新考察文化与人格的关系，从而更加重视机体内部力量的决定权，看起来就是富有成效的，至少对于较健康者是如此。假如一个人在成长时并不考虑这一结构，他的确不会折断骨头，也不会立即出现明显的病态。然而，得到大家一致公认的是，或迟或早，或隐或显，病态将会出现。可以引用普通成年人的神经病作为说明早期对机体内在（虽很徽弱）需求蹂躏造成有害后果的例子。这并非很不确切。那么，人出于保护自己的完整性和内在本质而对抗文化习俗就是，或者应该是心理学以及社会学中一个值得尊重的研究领域。急切地屈服于自己文化中的摧残力量的人，即适应性强的人，也许还不如那些违法者、罪犯、神经病患者健康，这些人也许正是以自身的反应显示了他们有足够的胆量反抗折断自己精神脊梁的文化。而且，从同一考虑中还出现了一个乍看起来似乎是颠倒黑白的反论。教育、文明、理性、宗教、法律、政府统统被大多数人解释为本质上约束本能的压制力量。但是，假如本能惧怕文明比文明惧怕本能更甚这一论点是正确的，假如我们仍希望产生更完善的人、更美好的社会，我们就应从相反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教育、法律、宗教等等至少应起保护、促进、鼓励安全、爱、自尊、自我实现等似本能需要的表达和满足。10.这一观点有助于解决和超越哲学中许多古老的矛盾，例如生物性同文化、天生与习得、主观与客观、独特性与普遍性之间的矛盾。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揭露治疗、自我寻求治疗、个人成长、“灵魂寻求”技术都是一条发现自己的客观生物本性、动物性和神性，即自己的存在的道路。不管是哪一个学派，它的大多数心理治疗学家都认为，当透过神经病症深入到那个从来都是存在的，但却被疲病的表层所复盖、掩藏和抑制的核心的时候，他们是在揭露或释放某种更基本的、更真实的、更实在的人格。当霍妮谈到透过虚假自我深入到真实自我这一问题时，她的这一论述很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199）。关于自我实现的论述也强调使一个人已有的状态变得真实或实际，虽然是以一种潜在的形式。对认同的追求与“成为自己真正是的那个人”一样，也是同样的意思。使自已成为“充分发挥作用”或具有充分的独一无二的和具有真正自我的人含义也是一样（166）。显而易见，中心任务就是要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特殊族类在生物上、气质上和素质上所是的那个人，这正是各种各样的心理分析所要做的事，即帮助人们意识到自己的需要、冲动、情感、快乐和痛苦。但这是一种个人自己内在的生物性、动物性和种族性的现象学，它通过体验生物性而去发现生物性，我们可以把这种生物性称为主观生物性、内省生物性、体验到的生物性等等。但是，这就等于是对客观性的主观发现，即对种族所特有的人性特征的发现。它还等于是对一般的和普通的东西的个人的发现，是对不受个人影响的超越个人的（甚至超越人类）的东西的个人的发现。一句话，我们可以通过“灵魂探索”，通过科学家的更为通常的外部观察去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研究似本能。生物学不仅是一门客观的科学，也可以是一门主观的科学。如果我把麦克利什（Archibaeb Macleish）的那首诗略加释义。我可以说：他本来就是如此这般。第七章高级需要与低级需要高级需要与低级需要之间的各种差异这一章将要论述那些被称为“高级的”与“低级的”需要之间存在前真正心理上以及作用上的差异。这样做是为了证实有机体自己规定了价值的不同等级。这是科学的观察者的记录，不是他们的创造。由于许多人仍旧认为，价值不过是作者根据自己的趣昧、偏爱、直觉，未经证实或不可证实的假设所做的任意规定，这样，就有必要论证清楚这一问题。本章的后半部分将要引出论证的结果。从心理学中排除价值，不仅削弱了心理学，阻碍其全面发展，而且使人类陷入超自然主义，或陷入道德相对论。但如果能证实有机体在先与后、强与弱、高级与低级之间进行着选择，就不能认为一件好事与任何其它好事价值相同，或者在任何恒久的基础上进行选择是不可能的。第4章已阐述了这样一个选择原则，基本需要在潜力相对原理的基础上按相当确定的等级排列。这样，安全需要比友爱的需要更强烈，因为当两种需要都受到挫折时，安全需要在各种可证实的方面支配有机体。在这个意义上，生理需要（它们被安排在更低的一个层次）强于安全需要，安全需要强于爱的需要，爱的需要又强于尊重的需要，而后者又强于个人特质的需要——我们称之为自我实现的需要。这是选择或者说优先的顺序。但同时也是这一章所列举的各种其他意义上的由低级至高级的顺序。1.高级需要是一种在种系上或进化上发展较迟的产物。我们和一切生物共同具有食物的需要，也许与高级类人猿共有爱的需要。而自我实现的需要（至少须借助创造力）是人类独有的。越是高级的需要，就越为为人类所特有。2.高级需要是较迟的个体发育的产物。任何个体一出生就显出有生理的需要，也许，还以一种初期方式显示有安全需要。比如，它可能会受到恐吓或惊吓，当它依靠的世界显出足够的规律与秩序时，它也许会更好地成长。只有在几个月以后，婴儿才初次表现出有与人亲近的迹象以及有选择的喜爱感。再晚些，我们可以相当清楚地看到，除对安全以及父母爱的需要外，婴儿还表现出对独立、自主、成就、尊重、以及表扬的要求。至于自我实现。甚至莫扎特式的人物也要等到三、四岁。3.越是高级的需要，对于维持纯粹的生存也就越不迫切，其满足也就越能更长久地推退；并且，这种需要也就越容易永远消失。高级需要不大善于支配、组织、以及求助于自主性反应和有机体的其它能力。例如，人们对于安全的需要比对于尊重的需要更偏执、更迫切。剥夺高级需要不象剥夺低级需要那样引起如此疯狂的抵御和紧急的反应。与食物、安全相比，尊重是一种非必需的奢侈。4.生活在高级需要的水平上，意味着更大的生物效能，更长的寿命，更少的疾病，更好的睡眠，胃口等等。心身研究者多次证实，焦虑、害怕、爱和优势的缺乏等等，除促成不良的心理后果外，往往还造成不良的生理后果。5.从主观上讲，高级需要不象其它需要一样迫切。它们较不容易被察觉，容易被搞错。容易由于暗示、模仿、或者错误的信念和习惯而与其它需要混淆。能够辩清自己的需要，即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是一个重要的心理成就。对于高级需要更是如此。6.高级需要的满足能引起更合意的主观效果，即更深刻的幸福感，宁静感，以及内心生活的丰富感。安全需要的满足最多只产生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无论如何它们不能产生象爱的满足那样的幸福的热狂与心醉神迷，或宁静、高尚等效果。7.追求和满足高级需要代表了一种普遍的健康趋势，一种脱离心理病态的趋势。第六章为此提供了证据。8.高级需要的满足有更多的前提条件。遗传占优势的需要必须在高级需要的满足之前得到满足，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这一问题。因此友爱的需要在意识中的显露，要比安全需要的出现依赖于更多的满足。在更一般愈义上可以说，在高级需要的层次上，生活是更复杂了。寻求尊重、地位与寻求友爱相比，涉及更多的人，需要有更大的舞台，更长的过程，更多的手段和分段的目标，以及更多的从属步骤和预备步骤。轮到友爱的需要与安全需要比较时，同样存在上述差异。9.高级需要的实现要求有更好的外部条件。要让人们彼此相爱，而不仅是免于相互残杀，需要有更好的坏境条件（家庭、经济、政治、教育等等）。lO.那些两种需要都满足过的人们通常认为高级需要比低级需要具有更大的价值。他们愿为高级需要的满足牺牲更多的东西，而且更容易忍受低级需要满足的丧失。例如，他们将比较容易适应禁欲生活，比较容易为了原则而抵挡危险，为了自我实现而放弃钱财和名声。与两种需要都熟悉的人，普遍地认为自我尊重是比填满肚子更高更有价值的主观体验。11.需要的层次越高，爱的趋同范围就越广，即，受爱的趋同作用影响的人数就越多，爱的趋同的平均程度也就越高。在原则上，我们可以把爱的趋同解释为，两个或更多的人的需要融合为一个单一需要的优势层次。当然，这是程度问题。两个相爱甚笃的人会不加区别地对待彼此的需要。对方的需要，的确也就是他自己的需要。12.高级需要的追求与满足具有有益于公众和社会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需要越高级，就越少自私。饥饿是以我为中心的，它唯一的满足方式就是让自己得到满足，但是，对爱以及尊重的追求却必然涉及他人，而且涉及他人的满足。已得到足够的基本满足继而寻求友爱和尊重（而不是仅仅寻找食物和安全）的人们，倾向于发展诸如忠诚、友爱、以及公民意识等品质，并成为更好的父母、丈夫、教师、公仆等等。13.高级需要的满足比低级需要的满足更接近自我实现。假如我们承认自我实现的理论，这就是一个重要的区别。除此以外，它还意味着，对于那些在高级需要层次上生活的人，我们可以期望发现他们有更多更高的趋向自我实现的品质。14.高级需要的追求与满足导致更伟大、更坚强、以及更真实的个性。这可能显得与前面的陈述矛盾。前面的陈述指出，生活在高级需要层次意味着更多的爱的趋同，即更多的社会化。不管听上去是否符合逻辑，它却是以经验为根据的现实。实际上，生活在自我实现层次的人既是最爱人类的，又是个人特质发展得最充分的人。这完全支持弗罗姆的论点，即，自爱（或不如说是自尊）与爱他人是协作性的而不是对抗性的。他关于个体性、自发性、自动化的见解也是中肯的（145）。15.需要的层次越高，心理治疗就越容易，并且越有效。而在最低的需要层级上，心理治疗几乎没有任何效用。例如，心理治疗不能止住饥饿。16.低级需要比高级需要更部位化、更可触知，也更有限度。饥和渴的躯体感与爱相比要明显得多，而友爱则依次远比尊重更带有躯体性。另外，低级需要的满足远比高级需要的满足更可触知或更可观察。而且，低级需要之所以更有限度，是从它们只须较少满足物就可平息这种意义上来说的。我们只能够吃这么一点食物，然而友爱、尊重、以及认识的满足几乎是无限的。上述区别的一些后果上述观点可以概括为两点：第一，高级需要和低级需要具有不同的性质；第二，这样的高级需要与低级需要一样必须归入基本的和给定的人性储备中（而不是不同或相反）。这一定会在心理学和哲学理论上引起许多革命后果。大多数文明同它们的政治、教育、宗教等等理论一道，一直是建立在与这一信念正好对立的观点之上的。总的看来，它们假定人性原始的以及动物的方面严格地限制在对食物、性之类的生理需要上。追求真理，爱、美的高级冲动，被假定为在内在性质上不同于这些动物性需要。而且，这些兴趣被假定为相互对抗、排斥，为了优势地位而不断发生冲突。人们是从站在高级需要一边而反对低级需要这个角度来看待所有文化及其工具的。所以，文化必然是一种控制因素和阻挠因素，充其量是一种不幸的必需品。认识到高级需要恰如对食物的需要一样是类似本能的和动物性的，这必然具有很多影响，我们可以到举几种如下。1.也许，最重要的是明白认识和意动的两分法是错误的，是必须予以澄清的。对知识的需要，对理解的需要，对哲学沉思生活的需要，对理论参照系统的需要，对价值系统的需要，这些本身都是意动的，是我们原始的动物本性的一部分（我们是非常特殊的动物）。既然我们也了解我们的需要并不完全是盲目的，了解它们为文化，现实，以及可能性所更改，那就可以进而推出，认识在它们的发展中扮演了一个值得注意的角色。约翰·杜威主张，需要的真实的存在和界限是依对现实，对满足的可能和不可能的认识而定的。如果意动在本质上也是认识的，如果认识在本质上也是意动的，那么它们的分歧就是无用的，并且必须抛弃。2.许多古老的哲学难题现在必须重新对待了。它们中有些甚至可以看成是建立在对人类动机生活误解基础上的假难题。例如，这可能包括自私和不自私的一般区别这样的问题。假如我们类似本能的爱的冲动，使我们从注视我们的孩子吃好吃的东西，比我们自己吃能得到更多的个人的“自私的”愉快，那么，我们应怎样解释“自私”，怎样把它与“不自私”相区别昵？假如对真理的需要与对食物的需要一样具有动物性，那么，为真理而冒生命危险的人比为食物而冒生命危险的人更少一些。自私”吗？假如从食物、性、真理、爱、或尊重的满足中能同等地得到动物性快感、自私的愉快和个人的愉快，那么，快感理论就显然需要改正。这意味着，高级需要的快感在低级需要快感衰落的地方，很可能坚持下去。古典浪漫主义的酒神与太阳神的对立必定会解决。至少就它的某些形式来说，它同样是建立在不合理的动物的低级需要与反动物的高级需要的分裂之上的。与此同时，我们也必然要对理性与非理性的概念，理性与冲动之间的对比，以及作为本能生活对立物的理性生活的一般概念，作很大的修正。3.伦理哲学家有许多东西要从对人的动机生活的严密审查中得来。假如我们最高尚的冲动不是被看作勒马的缰绳，而是看作马本身，或者相反，假如我们的动物性需要被看作具有象我们最高的需要一样的性质，它们之间明晰的分歧又怎么能够坚持下去呢？我们怎能继续相信它们可以有不同的来源呢？进一步说，假如我们清楚而彻底地认识到，这些高尚而美好的冲动的存在和日益强大从根本上说是首先满足更迫切的动物性需要的结果，我们当然应该更少谈到自我控制、禁止法律等等，更多地谈到自发性、满足，以及容许等等。在责任的严厉声音与享受的轻快呼唤之间，对立似乎比我们预料的要更少。4.我们的文化概念以及关于人与文化的关系的概念必须沿着R·本尼迪克特称之为“协同作用”的方向改变（40，291，312）。文化显然是，或者至少应该是满足需要的（314，315），而不是禁止需要的。此外，它不仅是为人类的需要而创造的，而且也是由人类的需要创造的。文化——个体的分歧需要重新审查。应该更少强调它们的对抗，更多强调它们的合作。5.认识到人的最好的冲动显然是内在固有的，而不是偶然的和相对的，这对于价值理论一定包含着极大的意义。比如，它意味着根据逻辑来推断价值，或试图从经典和启示中找到它们，都不再是必要的或合乎需要的。很明显，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观察和探索。人性自身就具有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我怎样才能成为善？我怎样才能幸福？我怎样才能富有成就？当由于患病这些价值被剥夺时，机体就告诉我们它需要什么（从而也就告诉我们它珍视什么）。6.对这些基本需要的一个研究表明，虽然它们的性质在一个显见的程度上是类似本能的，在许多方面它们却不象我们如此熟悉的低级动物的本能。所有区别中最重要的是一个意外的发现，即，与本能是强大的，令人厌恶和不可改变的这样一个古老假定相反，我们的基本需要虽是类似本能的，却是较弱的。作为意识到的冲动，了解我们真正渴望爱、尊重、知识、哲理、自我实现，等等，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这是一个难得的心理成就。不仅如此，基本需要层次越高，它们就越弱，越容易被改变和压制。最后，它们不是坏的，而是中性的或好的。我们用一个反论来概括，就是：我们人类的本能是如此弱，以致它们需要提防文化、教育、学习的干扰，一句话，需要保护并防止改变，7.我们对心理治疗（以及教育、抚养孩子，一般意义上良好性格的塑造）的目标的理解必须大大改变。对于许多人，它们仍然意味着受到一整套对固有冲动的禁止和控制。纪律、控制、镇压，是这样一种管理制度的口号。但是，如果我们的治疗意味着一种旨在打破控制和禁戒的力量，那么我们新的，关键的词语将是自发性、释放、自然真实、自我认可，对冲动的觉知、满足、容许。如果我们的本能冲动不是被理解为狮子而是理解为羔羊，如果我们的本能冲动与其说是掠夺性的不如说是友爱性的，与其说是使人憎恶的，不如说是令人赞美的。我们当然应给它们以自由，让它们充分表现自己，而不会将它们禁锢在用于犯人或疯子的约来衣之内。8.假如本能是较弱的，高级需要在性质上是类似本能的；假如文化比本能冲动更有力，而不是更弱，假如人的原始冲动最终被证明是好的，而不是坏的，那么，人性的改进也许可以通过对类似本能的倾向的培养，也通过促进社会改革来实现。的确，改善文化的意义就在于给予人们内在的生物倾向以一个更好的实现自身的机会。9.由于发现高级需要层次上的生活可以相对地不受低级需要满足的支配，（甚至不受高级需要满足匮乏的限制），我们就可能有一个办法来解决神学家们的古老难题。他们总是感到有必要努力调合肉体和精神，天使和魔鬼——人类有机体上高级和低级的东西，却没有一个人找到过满意的方法。高级需要生活的机能自主似乎就是答案。高级需要的发展只有建立在低级需要的基础上，但最后一但牢固建立，就可以相对地独立于低级需要（5）。10.除了达尔文的生存价值（survival value）外，我们现在还可以提出“成长价值”（growth values）。对于个体来说，不仅生存是好的，努力去发展完美的人性，使人的潜力得到发挥，追求更大的幸福、更深的宁静以及高峰体验，走向超越（317），获得对现实更丰富、更准确的认识，这一切也是有益的。我们不再以生存的可能性作为证明贫穷、战争、独裁，残忍的丑恶的唯一证据。在我们眼里，这现象之所以丑恶还因为它们降低了生命、人格、意识以及智慧的质量。第八章精神病病因与威胁理论前面已经对动机概念的要点进行了阐述。这一概念包含着理解精神病病因以及挫折、冲突、威胁等的性质的一些重要启示。几乎所有旨在解释精神病是如何引起、如何持续的理论，都极其严重地依赖我们现在将要讨论的挫折和冲突两个概念。某些挫折的确导致病态，另一些却并非如此。某些冲突也同样导致病态另一些却也并非如此。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要想解开这个谜，则必须求助于基本需要理论，剥夺，挫折和威胁在讨论挫折时，很容易犯将人分割开的错误。也就是说，仍然有谈论一张受挫折的嘴，一个受挫折的胃，或是一种受挫拆的需要的倾向。我们必须永远记住，受挫折的只能是一个完整的人，决不会是一个人的一个部分。记住这一点，便会明显地看到一个重要的区别，即剥夺和对人格的威胁之间的区剐。挫折的通常定义只不过是得不到所渴望的东西，一个愿望或一种满足受到妨碍等。这样一个定义未能区分开两种不同的剥夺：一种对于有机体并不重要（很容易被替换，极少导致严重的后果），另一种则同时是对于人格，也就是说，对于这个个体的生活目标，他的防卫系统，他的自尊心，他的自我实现，即对于他的基本需要的一种威胁。我们的论点是；只有威胁性的剥夺才有通常归于一般挫折的许许多多后果（通常是夸人不快的后果）。一个目标物对于个体来说可以有两种意义。首先它有着内在的意义，其次，它也可以有一种间接的，象征性的价值。这样，某个被剥夺了他想要的冰淇淋卷的孩子可能只是失去了一个冰淇淋卷。但另一个被剥夺了冰淇淋卷的孩子，就可能不光是丧失了一次感官上的满足，而且还会觉得被剥夺了母亲的爱，因为她拒绝给他买冰淇淋卷。对于第二个孩子来说，冰洪淋卷不光有着内在的价值，而且还可以是心理价值的承载物。对于一个健康人来说，只是被剥夺了作为冰淇淋的冰淇淋，很可能是无足轻重的；这种情况甚至连是否可以用那同一种名称，即挫折——其它具有更大威胁性的剥夺所作为特征的挫折，来称呼都值得怀疑。只有当目标物代表着爱、名望，尊重或其它基本需要时，将它剥夺才会产生通常归于一般挫折的种种恶果。即某些种类的动物中，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很清楚地证明一个物体的这种双重意义。例如，已经得到证明，当两只猴子处于一种支配-从属的关系时，一块食物是充饥物，同时也是一种支配地位的象征。这样，如果处于从属地位的动物试图捡起食物，他立刻就会受到处于支配地位的动物攻击。然而，如果它能解除食物的象征性支配价值，那么，他的支配者就会允许他食用。这一点，他通过一个顺从的姿势就可以很容易地办到，即在接近食物时做性表演；这仿佛是说，“我只想要这块食物充饥，我不想向你的支配地位挑战。我乐意服从你的支配。”同样，我们也可以用两种不同的方式来对待朋友的批评。通常，一般人的反应都是觉得受到了攻击和威胁（这也是有道理的，因为批评常常都是一种攻击。）于是，他的反应便是怒火中烧，勃然大怒。但如果他确信这一批评不是一种攻击或是对他的排斥，那他就不仅会倾听批评，而且甚至可能会对它感激。这样，如果他已经有成千上万个证据来表明他的朋友爱他，尊重他，批评便只代表批评，它并不会同时代表着一种攻击或威胁（304，313）。对于这一区别的忽略，在精神病学界里制造了很多不必要的混乱。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是：挫折的许多后果，如寻衅和升华等，全都是或者有些是由性剥夺所不可避免地引起的吗？现在大家都知道，在许多情形中，独身生活并没有精神病理上的后果。然而，在另外的许多情形中，它却有不少恶果。什么因素决定将出现什么结果呢？对精神正常者的临床检验提供了一个明确的答案：性剥夺只有在被个体认为是代表着异性的拒绝，低贱，缺乏价值，缺乏尊敬，孤立，或者其它对基本需要的阻挠时，才会在一个很严重的意义上成为病因。对于那些并不认为它有这种含意的人来说，则可以比较轻松地承受性剥夺（当然，很可能会有罗森茨威格[Ros—enzweig，408）所说的需要的坚持性反应，但这些反应虽然令人烦恼，却不一定是病理性的）。孩提时期不可避免的剥夺通常也被认为是具有挫折性的。断奶，限制排泄，学走路——实际上，每一个新的调整层次，都被认为是通过对孩子的强制而实现的。在这里，单纯的剥夺和对人格的威胁之间的区分再一次要求我们谨慎从事。对那些完全信赖父母的爱和关注的孩子进行观察，证明他们有时可以令人惊异地对各种剥夺，纪律和惩罚泰然处之。如果一个孩子并不把这些剥夺看成是对他的基本人格，主要生活目标和需要的威胁，那么它们就会很少起挫折作用。从这个观点出发自然会得出一个结论：威胁性挫折这个现象同其它威胁性情况的联系，要比同单纯剥夺的联系紧密得多。也可以看到，挫折的典型后果经常是由其它类型的威胁所引起的——创伤，冲突，皮肤损伤，严重疾病，现实的人身威胁，死亡的临近，屈辱，或巨大的痛苦。这将我们引向了我们的最终假设：也许挫折做为一个单独的概念不如在它身上交错的那两个概念有用：（1）对于非基本需要的剥夺，和（2）对于人格，即对于基本需要或同这些需要有关的各种应付系统的威胁。剥夺的含意比挫折这一概念的通常含意要少得多。剥夺并不是精神病病因，威胁则是。冲突和威胁冲突这一单独的概念可以象我们对挫折所做的那样，同威胁的概念交错。冲突的种类可以象下面那样划分。单纯的选择这是在最简单意义上的冲突。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充满着无数这样的选择。我是象下面这样来设想这种选择和将要讨论的下一种选择之间的区别的。第一种涉及到在通向同一个目标的两条道路中进行选择，这一目标对有机体相对来说并不重要。对于这样一个选择情况的心理反应几乎从来也不是病理性的。实际上，在绝大部分情况下，主观上根本就没有冲突的感觉。在通向同一（极其重要，基本）目标的两条道路中进行选择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目标本身对于有机体来说是重要的，但却有两种到达这一目标的途径可供选择。目标本身并没有受到威胁。目标重要与否，当然是一件要视每一个个别的有机体而定的事情。对一个有机体来说是重要的，对另一个就可能不然。可以举一个例子：一位妇女试图决定是穿这双鞋还是那双鞋，是穿这件衣服还是那件衣服到一个社交场合去，这一社交场合恰好对她来说是重要的，所以她希望能留下一个好印象。在作出决定后，冲突的明显感觉通常就会消失。然而，当一位妇虫不是在两件衣服中进行进择，而是在两个可能成为丈夫的人之中进行选择，这种冲突就确实可能变得极其激烈，这使我们再一次想起了罗森茨威格对需要的坚持性效应和自我的防御性效应之间所作的区分。威胁性冲突这种类型的冲突同前两种类型冲突有着本质上的根本不同。它仍然是一个选择的情况，但现在却是在两个不同的目标之间进行选择，两个目标都是至关紧要的。在这里，一个选择的反应通常并不能解决冲突，因为这种决定意味着放弃某些几乎是同被选择物一样必要的东西。放弃一个必要的目标或对需要的满足使人感到一种威胁，即使在作出选择之后，威胁性后果也依然存在。总之，这种选择最终只会导致对于一种基本需要的长期妨碍。这是致病的。灾难性冲突它最好被称为没有抉择或选择可能性的纯威胁。就其后果来说，所有的选择都同样是灾难性或威胁性的，不然的话，也只有一种可能性，即一种灾难性的威胁。这样一种情况，只有把那个词的意义延伸，才可以被称为冲突的情况。如果举两个例子就可以很容易地看到这一点：一个例子是一位在几分钟内就要被处决的人，另一个是被迫作出他明知是带确惩罚性的决定的动物，在作决定时，所有逃避，进攻或替换行为的可能性都被杜绝——这正是许多动物神经病实验中的情况（285）。冲突和威胁就精神病理学的观点来说，我们所得出的结论只能同我们分析了挫折之后所得出的结论一样。一般说来，有两种冲突的情况或冲突的反应，一种有威胁性，另一种无威胁性。无威胁性的冲突并不重要，因为它们通常是不致病的；带有威胁性的冲突种类是重要的，因为它们往往是致病的。同样，如果我们将一种冲突的感觉作为病症的原由来谈论，我们似乎最好还是来谈一下威胁或威胁性冲突，因为某些种类的冲突并不能引起症状。有一些实际上还会强化有机体。然后，我们就可以着手对精神病病因这一综合领域的各种概念进行重新分类，我们可以首先讨论剥夺，其次则是选择；可以认为这两者都是不致病的：因此对精神病理学的研究者来说是不重要的概念。重要的那个概念既不是冲突也不是挫折，而是两者的基本致病特征，即威胁或实际上要对有机体的基本需要或自我实现进行阻挠。威胁的本质这里又有必要指出，威胁这一概念包括一些既不能归于通常意义上的冲突，又不能归于通常意义上的挫折的现象。某种类型的严重疾病能够引起精神病。经历了一次严重的心脏病发作的人往往在行动时感到有一种威胁。儿童得病或住院的经验常常起着直接的威胁作用，且不说随之而来的各种剥夺。一般性的威胁在另一种病人身上也得到了证明，这就是盖尔卜（Gelb）、戈尔德斯坦，史勒（Sheerr）以及其他一些人所研究过的脑损伤病人。最终理解这些病人的唯一方法就是假设他们感受到了威胁。也许可以认为，不管什么类型的所有有机性精神病《or-ganicpoychotjic）患者觉得基本上是受威胁的。在这些病人身上，只有用两种观点来研究症状才可能将它们搞明白：首先，功能的损伤或任何种类的功能丧失（丧失效用）对有机体的直接影响；其次，人格对这些威胁性丧失（威胁效用）的动力反应。从卡顿诺（Kardiner）研究创伤性神经病的专着中（222），我们发现可以将最基本和最严重创伤的后果加进我们所列出的既不是冲突也不是挫折的各种威胁性后果的行列。据卡顿诺说，这些创伤性神经病是对于生活本身最基本的行为功能——行走，言谈，进食等等，所发生的一种基本威胁的后果。我们可以这样来叙述一下其论点的大意：经历过一桩极其严重事变的人可能会得出一个结论：他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死亡一直等在他的门外。面对着这样一个无比强大、极富威胁性的世界，一些人似乎丧失了对自己能力的信心，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能力。另外一些比较轻微的创伤威胁性当然也就更小一些。我得补充一句：某种性格结构使一些人易于受威胁左右，在有这种性格结构的人身上，这种反应则更经常地发生。不管因为什么原因而临近死亡，也可能（但不是必定）会使我们处于一种感到威胁的状态，原因是我们在这时可能会失去基本的信心。当我们再也不能应付这一情况时，当世界使我们无法忍受时，当我们主宰不了自己的命运时，当我们再也控制不了这个世界或者控制不了我们自己时，我们当然可以说是有各种威胁的感觉。其它“我们对此已无能为力”的情况有时也会被觉得是一种威胁。也许在这一个种类中还应该加上严重的痛苦。这自然是我们无能为力的一件事。也许可以将这一概念扩展一下，使它包括通常包含在另一个种类之中的各种现象。例如，我们可以提到的有：突然的强烈刺激、没有预防使被摔落、摔倒，任何未被解释或不熟悉的事情，那种对儿童产生威胁而不仅仅是引起激动的对于他们日常生活习惯或节奏的打乱。我们当然也必须提到威胁的最核心方面，即直接的剥夺，或对基本需要的妨碍或威胁屈辱，遗弃，孤立，丧失威信，丧失力量——这些都有直接的威胁性。此外，滥用或不用各种才能直接地威胁着自我实现。最后，对于高级需要或存在价值（293，314）的威胁可以对高度成熟的人产生威胁。我们可以总结一下。一般说来，下面的一切都被觉得有我们所谈意义上的威胁性：妨碍基本需要和高级需要（包括自我实现）以及它们赖以存在的条件的危险和事实；对生命本身的威胁，对于有机体总的完整人格的威胁，对于有机体整合状态的威胁，对于有机体对世界的基本掌握的威胁，以及对于终极价值的威胁。无论我们怎样来界定威胁，有一个方面我们当然决不能忽略。一个最终的定义，不管包括其它什么内容，当然必须涉及到有机体的基本目标，价值或需要。这意味着任何关于精神病病因的理论也必然要直接依赖动机理论。一般动力学理论以及各种具体的实验结果都表明，有必要个别地界定威胁。也就是说，我们最终界定一种情况或威胁时，不光要着眼于整个种类都有的基本需要，还要着眼于面临着特殊问题的个别有机体。这样，挫折和冲突二者的定义常常都是单依外部的情况，而不是依照有机体对这些外部情况的内在反应和理解而下的。在这方面是能坚持错误的是一些所谓动物神经病的研究者。我们怎么才能知道，某一特定情况在什么时候才会被有机体理解为一种威胁呢？对于人类来说，这可以很容易地由是以描述整体人格的方法作出判断，如精神分析法。这些方法可以使我们知道一个人需要什么，缺乏什么，什么在威胁他。但对于动物来说，事情就更难办了。在这里我们陷入了循环定义。当动物以受到威胁的症状作出反应时，我们就知道那是一种有威胁的情况。这就是说，情况是根据反应来界定的，反应又是根据情况来界定的。循环定义的名声通常是不太好，但我们应该知道，随着一般动力心理学的出现，所谓循环定义的名声也必定好转。无论如何，对于实验室的实际工作来说，这当然并非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