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机与人格-动机与人格

译序马斯洛（A.H.Maslow，1908——1970）是当代最伟大的心理学家之一，1967-1970年曾任美国心理学学会主席。马斯洛并不是第一个表述人本心理学思想的心理学家，但由于他对于传统心理学的批评具有相当的深度，由于他的着作使人本心理学的观点更加丰富和清晰，他具有“人本心理学之父”之称。马斯洛的着作比较丰富。《动机与人格》一书一般认为是他的奠基作，在这部着作里，他的一些主要思想都已成形，包括影响极大的需要层次论和自我实现论。关于马斯洛的着作，西方一直有较大争论，我国也开始了初步讨论，但至少有一点是无可争辩的，即它具有极大的启发性，它的思想火花超出了心理学领域，在管理学、经济学、教育学、社会学、哲学、美学等多种学科中激起了再创造。关于马斯洛，盖格（Henry Geiger）曾说：“必须首先把他看成是一个普通人，然后才是一位非常刻苦的心理学家，更确切地说，是一位把自己的成长和成熟转变为一种心理学的新思想方法的人。”这段话十分中肯地道出了马斯洛其人其书的一个特点。马斯洛的学说，与他的人格具有高度的统一性，他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那些人们最为关注的心理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关于自我实现问题的研究。可以说，马斯洛的心理学，本身就是他自己自我实现的产物。马斯洛的《动机与人格》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可供多种学科和领域的研究者参考，对于一般读者，在个人修养，心理健康以及如何发挥自己的潜力上也有参考价值。此书的翻译由几位朋友合作完成，其分工如下：许金声（第1，2、3、4.5、6、7、11、12、15、17章，和附录甲、乙）；程朝翔（序言、第8，10章、附录丙）；刘锋（第9、12、14章）；王强（第7章）。其中附录甲原为此书1954年版的第17章，在新版中被删掉了。考虑到马斯洛建议愿意深入研究者仍可阅读这一章，我们也认为它有一定价值，因此把它作为附录甲保留在这一中译本中。原来的附录甲和乙，分别调整为乙和丙。许金声1987.4.13前言在这个修订本中，我试图收入最近16年来的所有主要课程。这些课程的份量极大，使全书的宗旨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得到了修正（这一点我在下面会有详细论述），因此，尽管重写的部分并不太多，我也仍然认为这是一次全面的实质性增补和修订。本书的初版诞生于1954年。当时，它实质上是试图在已有的传统心理学派的基础上有所建树，并未想要摒弃这些学派或者建立一个与之抗衡的心理学派。它试图通过深入探索人性的“高级”层次，来扩展我们对于人格的理解。（我最初想给本书起的书名就是《人性的高境界》）如果要我把本书的宗旨浓缩为一句话，那我就会这样说，除了当时的各种心理学派对人性所做的描述之外，人也还有一种更高的本性，这种本性是似本能的（instinctoid），也就是说，是人的本质的一部分。如果我还可以再说一句的话，那我就要强调人性的高度整体性质，这与行为主义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分析——分解——原子论——牛顿式方法是水火不相容的。或者也可以换一种说法；我当然接受并且依赖实验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的现成资料。我也赞成前者的经验主义和实验精神，以及后者对真实面目的揭露，对内心深处的探索；但我却拒绝接受它们制造出来的人的形象。也就是说，本书代表着一种不同的人性观念，一种人的崭新形象。我当时认为，这只不过是心理学家族内部的一场争论。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情况恰怡相反。这原来是一种新的zeitgeist[时代精神]的一个局部表现，是一种新型的普遍、完整的人生观。这种新型的人本主义的weltanschauung[世界观]似乎是在用一种面貌全新，前途远大，令人振奋的方式来设想人类知识的全部领域，例如经济学，社会学，生物学，以及所有的行业，例如法律界，政界，医学界，和所有的社会职能机构，例如家庭，教育，宗教等等。在修订本书时，我本着这种信念，在本书所提出的心理学理论中写进了下述看法；这是一种范围极广的世界观和一套完整的人生哲学的一个侧面，它已经达到了部分的完善，至少已经达到了可以站得住脚的程度，因此，必须予以认真对待。这场货真价实的革命（一种人、社舍、自然、科学、终极价值、哲学等的崭新形象）却几乎被知识界的大部分人所完全忽略，特别是被控制着传播媒介，从而能影响有文化的大众和青年的那部分人所完全忽略，（因此，我已经习惯于将它称为“静悄悄的革命”）。知识界的许多成员提出了一种以极度的绝望和玩世不恭为特征的观点，这种极度的绝望和玩世不恭有时甚至堕落为腐蚀性极强的恶毒和残酷。事实上，他们拒不承认有可能改善人的本性以及社会，也不承认有可能发现人的内在价值或者对生活产生一种普遍的热爱。他们不相信真有什么诚实，仁慈，慷慨，柔情等等，于是便不只是停留在一种合情合理的怀疑主义和不急于下判断的态度上，而是在与被他们嗤之为笨蛋，“童子军”，榆木脑袋，蠢货，空想家或瞎乐哈的人打交道时，就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敌意。这种主动的攻讦，仇视和对感情的践踏远远超出了鄙夷的范围；有时，这似乎是一种义愤填膺的反击，矛头所向是被他们认为在愚弄、坑害和嘲笑他们的一些侮辱性的企图。至于精神分析学家，我想则会认为其中含有一种动力学——对以前的失望和幻灭发泄暴怒和痛恨的动力学。这种绝望的支流文化，这种“比您更损”的态度，这种相信弱肉强食和悲观失望，而不相信善意的反道德，受到了人本主义心理学的迎头反击，也受到了本书以及本书书目中许多论着所初步提供的资料的迎头反击。尽管仍然必须对肯定人性中“善”的前提十分谨慎（见7，9，ll，16章），但现在已经有可能坚决地反驳认为人性在根本上是堕落和邪恶的那种绝望的观点。这样一种观点已经不再单纯是趣昧的问题了。要想继续坚持这种观点，则必须死抱着盲目和愚昧的态度不放，则必须拒不考虑事实。因此，必须将此看做一种自我的投射，而不是一种有理性的哲学或科学态度。在本书的头两章以及附录乙中，阐述了人本主义和整体论的。科学观，这种科学观得到了过去十几年中许多发展的有力的确证，特别是得到了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的臣着《个人的知识》（376）的有力的确证。拙着《科学心理学》（292）也阐发了极为类似的主题。这些着作同仍在广为流传的古典、传统的科学哲学分歧极大，它们为与人有关的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完善得多的替代物。本书自始至终运用的都是整体论方法，但在附录乙中则对整体论方法进行了更为深入，也许是更为费力的论述。整体论显然是正确的——无论如何，宇宙总是一个整体，有着内在的联系；每_一个社会总是一个整体，有着内在的联系；每一个人总是一个整体，有着内在的联系——然而，整体论观点作为一种观察世界的方法，一旦实施起来，一旦要被正确地运用，却远远不是一帆风顺的。最近，我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原子论的思维方式是某种形式的轻微的心理变态，或者至少也是认识不成熟症候群的一种症状。整体论的观察和思维方式似乎会自然、自动地为健康的、自我实现的人所接受；对那些不怎么开化，不怎么成熟，不怎么健康的人来说，却是非常难以接受的。到目前为止，这当然还只不过是一种印象，我也并不想过份地强调。但我觉得有理由将它做为一种假设提出来，以便接受验证，这一点应该是比较容易办到的。本书从第三章到第七章，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本书自始至终，都在阐述动机理论。这种理论有一段有趣的历史。它于1942年首次向一个精神分析学会提出；当时，它试图将我在弗洛伊德，阿德勒，荣格，D.M.利维，弗洛姆，霍妮和戈尔德斯坦等人的理论中所看到的片面真理纳入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我从自己零零星星的治疗经验中得知，上述每一个论者都有正确的时候，都能对一些患者做出正确的诊断。我要提的问题实际上是临床方面的，哪一种早期的剥夺造成了神经病？哪一种心理医学可以治愈神经病？什么样的预防措施能够防止神经病？对各种心理医学的需要有哪些轻重缓急？哪些是最有效的？哪些是最基本的？如果说这种理论从临床的、社会的、人学的角度来看颇为成功，但从实验室和实验的角度来看则不甚成功，那是一点不错的。它同太多数人的个人经验极为吻台，并向他们提供了一种有结构的理论，这种理论有助于更好地了解他们自己的内心生活。在大多数人看来，它具有一种直接的、亲身的、主观的可信性。然而，它却仍然缺乏实验的检验和证实。我尚未想出适当的办法在实验室中对它进行检验。道格拉斯·麦格雷戈（332）将这种动机理论用到了工业环境中，从而部分地解开了这个谜。他不仅发觉这种理论对整理资料和观察结果极为有用，还发觉这些资料反过来也可以做为确证和核实这种理论的原始资料。现在，正是从这一领域，而不是从实验室中，取得了经验性的证据。（书目中包括了选择出来的一部分这类报告。）我从这里以及从生活的其它领域所提供的确证中，得到了以下教益。当我们谈到人类的需要时，我们所谈到的是他们生活的本质。我又怎么能够设想将这种本质放在某个动物实验室中或者某种试管状态中进行检验呢？显然，它需要的是整体的人在社会环境中的生活情况。只有从这里才能得到证实或者否定。第四章来源于临床治疗，这一点从它只重视神经病的致病因素，而不重视不会给心理治疗专家惹麻烦的动机上也可以看出。不惹麻烦的动机很多，其中有惰性和懒惰，感官享受，对感官刺激和活动的需要，单纯的生活热情或者缺乏生活热情，热中于希望或者易于失望，在恐惧、焦灼、匮乏的情况下或多或少地易于退化，等等；更不必提那些同时也是促动因素的人类最崇高的价值：美，真理，美德，成就，正义，秩序，一致，和谐等等。这些对于第三、四章的必要补充在我的下列论着中得到了探讨，《存在心理学初探》（295）的第三、四，五章中；在《良好精神的管理》（291）中有关低级牢骚、高级牢骚和超级牢骚的章节中；以及在《超越性动机理论；价值生活的生物学基础》（314）。如果不考虑到人生最远大的抱负，便永远不会理解人生本身。成长，自我实现，追求健康，寻找自我和独立，渴望达到尽善尽美（以及对“向上”努力的其它说法），这一切现在都应该被当做一种广泛的，也许还是普遍的人类趋势而毫无疑问地接受下来。然而，其它退化、恐惧、自我萎缩的趋势也并非不存在，只是当我们（特别是涉世不深的年轻人）陶醉在“个性的成长”之中时，很容易将它们忘记了。我认为，预防这种幻觉的一个必要措施，是全面地了解一下精神病理学和精神分析学。我们必须懂得，很多人做出的选择不但不明智，而且简直糟糕得很；成长往往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因而有人会逃避成长；我们不光会热爱自己最好的机会，同时也会对这些机会感到恐惧（314）；我们都毫无例外地对真理、美、美德怀有一种极其矛盾的心理，对它们既爱又怕（295）。对人本主义心理学家来说，弗洛伊德的着作仍然是必读书（读他的事实，而不是他的玄学）。我也乐于推荐一本霍加特的极其敏锐的着作（196），这本论着无疑会有助于我们满怀同情地理解他所描写的那些文化水平不高的人，理解他们之所以会被粗俗、琐碎、低劣、虚假的东西所吸引。第四章和题为“基本需要的似本能性质”的第六章，在我看来构成了一个人类内在价值系统和利益系统的基础，这些价值和利益本身就是自身意义的明证，无须进一步证实。它们从本质上来说是美好的和理想的。这是一个分层次的价值系统，是存在于人性的本质之中的。它们不仅是全人类都需要和渴望的，从必须用它们来避免一般疾病和心理病变的意义上来说，也是不可缺少的。如果用另外一些词汇来表达同一个意思，也可以说这些需要和超越性需要（314）同时也是内在的强化因素和无条件的刺激因素，可以用来作为基础将各种工具性学习和适应建立起来。也就是说，为了获得这些内在的利益，动物和人类都愿意学习几乎所有能使它们得到这终极利益的东西。尽管在此由于篇幅的限制而无法进一步发挥这个观点，我却不能不提到，将似本能的基本需要和超越性需要不光看作是需要，同时也看作是权利，这既合情合理又颇有益处。既然承认人有权成为人，就如同猫有权成为猫一样，那么这一点就是不言而喻的了。要想具有完整的人性，这些需要和超越性需要则必须得到满足，因此也可以被看作是天赋权利。这种分为各个层次的需要和超越性需要系统，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也对我有帮助。我觉得它就象一盘大杂烩，人们可以根据各自不同的胃口和口味从中挑选。也就是说，在判断一个人的行为动机时，也要考虑到判断者的性格因素。他会依照己被自已普遍化了的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从中选择出某些动机，并将行为归因于这些动机。我发觉，人们今天往往都会做出后一种选择，即选择悲观的动机。这种情况生得太频繁了，我都觉得有必要将这种现象称为“对动机的贬低”。简单地说，这是一种在解释中宁肯选择低级需要而不愿选择中级需要，宁肯选择中级需要而不愿选择高级需要的倾向。宁肯选择的是纯粹物质主义的动机，而不是杜会性的动机或者超越性动机，也不是三者的混合物。它是一种妄想狂似的猜疑，是一种对人性的贬低。这种情况我常常见到，但据我所知，对此还没有较为充分的描述。我认为，任何完整的动机理论都必须包括这一额外的变量。当然，研究思想史的人肯定可以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时代中轻而易举地找出许许多多这方面的例子，既有抬高人类动机的普遍倾向，也有贬低人类动机的普遍倾向。在目前，我们文化中的倾向显然是普遍地贬低。为了达到解释的目的，低级需要被严重地滥用，高级需要和超越性需要则很少有人问津。在我看来，这种倾向的根据是先入之见，而决不是经验性的事实。我发现，高级需要和超越性需要的决定作用比我的病人自已所认为的要大得多，比当代的知识界人士所敢于承认的也要大得多。很明显，这是一个经验性和科学性的问题；同样也很明显，这一问题极为重要，所以决不能让某个派系或内部集团来自行解决。在论述满足理论的第五章中，我增加了一节与满足的病理学有关的内容。人们在达到了一直努力追求的目标之后，自然会以为能带来幸福，但随之而来的竟可能是病态的结果，这在15或者20午之前，我们自然是不会有思想准备的。我们从王尔德①身上吸取的教训是，必须警惕我们自己的愿望——因为我们的愿望得到满足时往往会发生悲剧。看来这种事在任何一个动机子次上都会发生，无论是在物质的，人际的，或者是超验的层次上。我们从这个出人意料的发现中得知，对于基本需要的满足，其本身并不能自动地生出一个可以寄托信仰，可以为之献身的价值系统来。恰恰相反，我们发现，基本需要满足之后，倒是有可能产生厌倦，无目的，无法无天之类的后果。我们显然只有在为我们所缺乏的事物而奋斗时，在希望得到我们所没有的东西时，在我们将自己的力量积蓄起来以便为满足这种愿望而奋斗时，才会把自己的各种本领都最大限度地施展出来。结果证明，满足的状态并不一定能确保一种幸福愉快，称心如意的状态。它是一种未决状态，既能解决问题又会产生问题。这个发现的含意是，对于有意义的生活，许多人能想象得出的唯一定义就是“缺乏某种不可缺少的东西并为之而努力奋斗。”但我们知道，对于自我实现的人来说，即使他们的所有基本需要都业已满足，他们也会觉得生活甚至更为丰富，更有意义，因为他们可以说是生活在存在的王国中（295）。因此，那种对于有意义生活的流传甚广的普通看法其实是一种错误的看法，或者至少也是一种不成熟的看法。对于我所说的牢骚理论（G洲ble The00y），现在有了越来越多的认识（291），这对我来说也是同样重要的。简而言之，我所观察到的需要的满足只能产生短暂的幸福，这种幸福又会趋于被另一种（希望是）更高级的小满所接替。人类想得到永久幸福的希望看来是永远也实现不了的。当然，幸福的确降临过，是实实在在、可以得到的。但是，看来我们不得不接受它内在的变幻无常，特别是当我们着眼于它的比较强烈的形式时。高峰体验不会持续，也无法持续很久。强烈的幸福是偶发性的，而不是持续性的。但是，这实际上意味着要对统治我们达3千年之久的幸福理论进行修正，这种理论决定着我们的各种概念，如天国、伊甸园、美满生活、美好社会、完善的人等等概念。我们传统的爱情故事结尾时总是说“他们打那以后一直幸福的生活着”。我们的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理论也是从来如此。种种喋喋不休的宣传，例如对我们社会中虽然极其有限但是确有其事的改良的宣传，我们也早就听够了，因而也就倍感失望。为了工联主义，为了妇女选举权，为了直接选举参议员，为了按收入缴纳所得税，为了许多已被我们写进宪法修正案的改良所进行的喋喋不休的宣传，我们也早就听够了。每一种改良都说是能带来黄金时代，带来永久的幸福，带来所有问题的最终解决。结果则往往是碰了事实之壁后的幻灭。但是幻灭意味着曾经有过幻想。这一点似乎可以明明白白地讲清楚：我们期待着改良，这完全合情台理，但我们直如果期待着什么十全十美，什么永久的幸福，那就再也没有什么道理可言了。有一个事实尽管现在看来已经十分明显，但却几乎是被普遍地忽略了。对此，我也必须唤起大家的注意。那就是，我们已经得到的好处，慢慢地会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会被忘记，会从意识中消失，最后甚至会不再被珍惜——至少在它们没有被剥夺前是这样（可以参见483）。例如，当我于1970年1月写这篇前言时，美国文化的典型特征便是：在150年间所一直为之奋斗并最终获得的无可置疑的进展和改良，却被许多没有头脑的浅薄之辈轻蔑地抛到一边，认为全都是虚假和毫无价值的，不值得为之一战，不值得扞卫，不值得珍惜。而这，且不过是因为社会尚未十全十美。目前正在为妇女的“解放”所进行的斗争可以用来做为一个例子，（我可以举出十多个其它的例子），说明这个复杂但却重要的问题，以证明有多少人趋于以一分为二的分割式进行思维，而不是以分层次、按等级的整体式进行思维。今夭，在我们的文化中，一般可以说年轻姑娘最常见的梦想，一种她自己看不透的梦想，是有一位男人爱上了她，给了她一个家和一个孩子。在她的梦幻中，她会从此以后永远幸福地生活下去。但事实却是，一个人不管多么渴望有一个家，一个孩子，或者一个情人，她迟早也是会对这些福气感到厌烦的，会认为它们是理所应得的，会开始感到不安和不满，仿佛是缺了点什么，仿佛是还应该得到一些更多的东西。于是，她便经常向家庭，向孩子，向丈夫倾泄自己的怒气，认为它们全都是虚假的，或许甚至是一个陷井，一种奴役。于是，便用一种非此即彼、不求兼顾前方式来渴求高级的需要和高级的满足，倒如：职业生涯、旅行的自由，个人的独立等等。其实，认为上述一切都是互相排斥，不可兼容的，这是不成熟、不明智的表现——这种看法正是不满理论和分层次、按等级的整体需要理论的要点。强烈地希望牢牢抓住所有已经占有的东西不放，然后再象工联分子一样，要求得到更多的东西；这就是对心怀不满的妇女所做的最好写照。也就是说，她一般会希望保留所有的既得利益，然后再同时得到额外的利益。但在这一点上，我们似乎也并未吸取这个永久的教训。无论她渴求的是什么，无论是一种职业或是别的什么东西，一旦它被得到，整个过程就会再重复一遍。幸福，激动，满足的几天一过，便不可避免地要以为一切都理所当然，便会再一次陷入不安、不满，便会要求得“更多”！我要提出一种这样的实际可能性以供大家思考：如果我们能够充分地认识人类的这些特性，如果我们能够放弃对于永久，持续幸福的梦想，如果我们能够承认我们只有转瞬即逝的欣悦，然后免不了又要发牢骚，又要愤愤不平地要求得到更多的东西这一事实，那么，我们就有可能使广大民众都懂得自我实现的人会自动地做些什么，即能够一一列举自己得到的幸福并为它们而感到庆幸，能够避开非此即彼这种选择的陷井。一位妇女有可能得到女性所特有的全部满足（得到爱，家庭，孩子），然后，在不放弃任何一种既得满足的情况下继续向前发展，最后超越女性，同男人共享全面的人性：例如，她的智力，她可能有的天赋，她个性中所特有的天才，她自身的实现等等各个方面都可以得到全面发展。第六章“基本需要的似本能性质”的宗旨有了相当大的改变。在过去的十多年中，遗传科学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迫使我们比15年前更多地承认基因的巨大决定作用。在这些发现中，我认为对心理学家来说最为重要的，是x和Y染色体所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一分为二，一分为三，消失，等弊。第九章“破坏是似本能吗？”也根据这些新的发现做了大幅度的修改。这些遗传学方面的进展，也许可以有助于进一步澄清和传达我的观点，但这方面的工作显然还做得很不够。且前，有关遗传和环境的作用的争论，几乎还象在过去的50年中那样简单化。一边倒的情况仍然没有改变，不是倒向简单化的本能理论，即动物的那种总体本能，就是倒向全面的环境论，完全否认整个本能观点。这两种立场都不难驳倒，在我看来，它们根本就站不住脚，可以说是愚蠢透顶。同这两种两极分化的理论恰成对比，本书的第6章以及后面的所有各章提出了一种采取第三种立场的理论，即在人身上，只残存着非常微弱的本能，根本就没有什么可以被称为动物意义上的纯粹本能。这些残存下来的本能和似本能倾向极为微弱，文化和数育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其挫败，因此可以认为文化和教育的力量要强大得多。实际上，精神分析学说和其它揭露疗法的治疗方法，更不用说“对自我的寻找”，都可以被设想为一项困难而微妙的工作，其目的是透过教育、习惯、文化的表皮来发现我们残存的本能和似本能倾向，我们只隐隐约约地显露出来的本性到底可能是什么。总之，人有一种生物的本性，但这种本性的确定却非常微妙和棘手，需要特殊的追寻手段才能将它发现，因此，我们必须个别地、主观地发现我们的动物性和种类性。这实际上等于得出了以下结论：文化和环境虽然不能创造，甚至也不能增强遗传性潜能，但却可以轻而易举地彻底消灭或者削弱这种潜能，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人性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就社会来说，我看这是一种极为有力的论点，证明每一个刚出世的婴儿都有着绝对平等的机会。既然人的潜能在恶劣的环境中很容易丧失或者毁灭，那么这种论点在倡导一个健全的社会方面也就特别有力。这同曾被提出过的下述论点相距甚远：人既然是人类的一员，那么单是根据这一事实本身，也足以得到做一个完整人的权利，即实现人类可能有的全部潜能。做人，在生而为人意义上的做人，同时也必须在成长为人的意义上进行界定。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婴儿只不过是一个潜在的人，必须在社会、文化、家雇中成长为人。这一观点最终将迫使我们不但要远比现在更为严肃地对待同类的身份，而且还要远比现在更为严肃地对待个体的差异。我们必须学会以一种新的方式来想象个体的差异，认为它们1、极富可塑性，极为表面化，易被改变，易于消灭，但会由此产生各种各样微妙的病变。这就需要完成下列微妙的任务，即2、努力揭示出每个个人的性情，素质，藏而不露的个性，以便使他可以不受阻碍地、以他自己独立的风格成长起来。否认自己的真实性格会造成微妙的心理以及生理上的代价和痛苦，这些痛苦并不一定能被认识到，并不容易从外表看出；但上述态度却要求心理学家以前所未有的极大关注来对待这种代价和痛苦。这转过来又意味着要对每一个年龄阶段上的“健康成长”的实用意义给予更为细心的关注。最后，我必须指出，如果放弃社会的不平等这个借口，就会产生令人战栗的后果；我们必须在原则上准备好应付这种后果。我们越是不断地消灭社会的不平等，就越是能发觉它会被“生物的不平等”取而代之，因为婴儿一生到世上就有着不同的遗传潜能。如果我们已经达到了能向每一个婴儿的优势潜能提供充分机会的程度，那就意味着我们同时也要接受他们的劣势潜能。如果一个婴儿出生时心脏就有毛病，或者肾的功能就不健全，或者神经系统就有缺陷，那我们又该怪谁呢？如果只能怪造物，那么对这位受到了造物本身“虐待”的人的自尊，又意味着什么呢？在这一章里，同时也在其它一些论文中，我首创了“主观生物学”这一概念。我觉得它是一件非常有用的工具，可以弥台主观与客观以及现象与行为之间的鸿沟。我发现，人们可以而且必须内省地和主观地研究自身的生物学，我希望这一发现对别人也会有所裨益，特别是对于生物学家。论述破坏性的第九章得到了全面的修订。我把它归到了范围更广的邪恶心理学类下，希望通过详细论述邪恶的一个方面，来证明整个问题在经验上和科学上是可以解决的。将它置于经验科学的管辖范围之内，对我来说意味着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期待着我们的了解会有稳步的增长，而这总是意味着有可能就此采取某些措施了。我们已经知道，进攻性是受遗传和文化两个方面决定的。而且我还认为，健康的和不健康的进攻性之间的区别是极端重要的。正如进攻性既不能完全归咎于社会，也不能完全归咎于内在的人性，一般的邪恶也既不单是一种社会的产物，也不单是一种心理的产物，这一点现在已经十分清楚了。这一点实在太明显了，似乎不值一提，但现在确实有许多人不光相信这些站不住脚的理论而且还按它们行事。在第十章“行为的表现部份”中，我引进了和谐化控制（Apo-llonian control）这一概念，这不但不会威胁满足，而且还会产生增强满足的那种理想控制。我认为这个概念对理论心理学和实用心理学都有着高度的重要性。这个概念使我得以区别（病态的）冲动性和（健康的）自发性，这种区别在今天尤为需要，特别是对青年人以及其他许许多多认为任何控制都必定是压抑和邪恶的人来说尤为需要。我希望这一认识对别人同对我一样有益。我没有花费时间以这一概念为工具，来解决自由，伦理，政治，幸福之类的老问题，但我认为，对任何一个在有关的领域中进行着严肃思考的人来说，它的现实意义和巨大威力都是显而品见的。精神分析学家将会发现，这种解释在某种程度上与弗洛伊德对愉快原则和现实原则的整合恰巧重合。将其中的类似之处和不同之处琢磨透彻，我看对心理动力学的理论家来说，倒会是一种获益不浅的活动。在有关自我实现的第十二章中，我将这一概念明确地局限于年纪较大的人，从而排除了一个造成混乱的因素。根据我所用的标准，自我实现不会出现在年轻人身上。至少在我们的文化中，年轻人的个性或者独立性尚不完备，他们还未曾有足够的时间来体验一种持久的，忠贞不渝的，超越了罗曼蒂克阶段的爱情关系，他们一般也不没有找到自已的神圣职责，一个可以将自己奉献上去的祭坛。他们也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价值体系，没有足够的经历（对他人的责任，悲剧，失败，成就，成功）能使自己抛弃凡事要尽善尽美的幻想，从而变得现实起来，他们一般也不能平心静气地对待死亡；他们不懂得怎样才能有忍耐精神，他们在自己和别人身上所见的邪恶甚少，还不足阻使他们学会怜悯，他们所经历的短暂岁月还无法使他们超越对父母和长辈，对权力和权威的矛盾心理，他们一般也没有足够的知识和教养来向他们展现出获得智慧的可能性，他们一般也还没有足够的勇气不随大流，对坚守道德不感到羞羞答答等等。实际上，有两种概念：一种是成熟，具备完整人性的自我实现者，在他们身上，人类的各种潜能都得到了实现和体现，另一种则是在任何一个年龄阶段上都可以有的健康。将这两种概念区别开，无论如何也是一种明智的心理学策略。我发现，这样就舍自勃地转化为“健康成长导向自我实现”这样一个颇有意义、便于研究的概念。我对到了上大学年龄的青年人做了很多调查，结果使我确信，的确有可能将“健康”和“不健康”区别开。我的印象是，健康的青年男女往往仍在继续成长。他们招人喜欢，甚至极为可爱，他们毫无恶意，心地里暗藏着善良和助人为乐的精神（但很不好意思说出来），暗底里对值得一爱的长辈们充满着柔情。青年人对自己的信心不大，没有定型，因为和同代人相比处于少数地位，所以感到不太自在（他们私下的见解和趣味都规规矩矩，直来直去，受的是超越性动机的促动，也就是说比一般人的更有道德）。对于年轻人所常常表现出来的残酷，卑鄙，暴民精神等等，他们私下里都感到不安。当然，我并不能确认这种症候群必然会发展为自我实现——我为年长一点的人所描绘的那种自我实现。这一点只有纵向的研究才能决定。我曾把自我实现的人描述为超越了民族意识的人。我实际上还可以再补充一句：他们也超越了阶级和等级。我的经验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即使我知道会有这样一个前提：即富裕和社会尊严往往会使自我实现成为更大的可能。我在起初的报告中所没有意料到的另一个问题是；这些人只能同“善良”的人生活在一起，只能生活在一个健全的世界中吗？我记忆当中的印象是（这种印象当然还有待于验证），自我实现的人在本质上是富有灵活性的，他们可以很现实地使自己适应于任何人，任何环境。我认为，他们随时都可以以适当的方式来同好人打交道，同时又能以适当的方式来对付坏人。我对“牢骚”（291）和贬低业已获得的需要满足，甚或诋毁、抛弃这种满足的普遍倾向进行了研究，从中得出了对自我实现人的另一点朴充性描述。相对来说，自我实现的人可以幸免于人类不幸的这一大根源。总之，他们有“知足”的能力。在他们的意识中，一直为自己的幸福而感到庆幸。奇迹即使再发生也仍然是奇迹。他们意识到，对天恩并不能受之无愧，对好运决不可认为是理所当然，这种意识确保他们一直珍惜生活，永不厌倦生活。我对于自我实现人的研究极为成功——我得承认这让我松了一大口气。无论如何，这只是一场大赌博，是在顽强地追求一种凭直觉得出的信念；而且在这个过程中，竟然对科学方法和哲学批评的某些基本法则置之不理。不管怎样，这些法则总是我本人所相信，所接受过的，因此，我很明白，我简直是如履薄冰。因此，我的探索是在焦虑、冲突和自疑的背景中进行的。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已经积累了足够的证明和证据（见书目），所以已经没有必要再有这种根本性的担心了。然而，我却非常清楚，我们现在仍然面临着这种根本性的方法和理论问题。已经完成了的工作还只不过是一个开端。我们现在已经完全可以运用远为客观，得到一致赞成，不掺杂个人因素的协作方法来选择自我实现的（健康，自主，具有完备人性的）人以进行研究。交叉文化的研究是明显需要的。追踪研究，从摇篮一直到坟墓，将会提供唯一真正令人满意的确证——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除了象我这样。用筛选奥运会金牌获得者的办法来进行选择之外，对总人口进行抽样也显然是必要的。我们见过的最好的人身上也有“不可救药”的罪过和缺点；在比我更为全面地研究过这些罪过和缺点之前，我也并不认为对涤荡不尽的人类邪恶能够有所了解。我坚信这些研究将会改变我们的科学哲学（292），伦理学和价值理论（314），宗教学（293），工作观念，管理学和人际关系方面的观念（291），以及社会学说（312）和其它各种观念。此外，一旦我们能够教育我们的青年放弃他们不切实际的尽善尽美的愿望，使他们不再要求有尽善尽美的人、社会、教师、父母、政治家、婚姻、朋友、组织等等一切不存在，而且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东西——我是说除了高峰体验和完美融台的短暂片刻之外；那么我想巨大的社会和教育变革也几乎会立刻发生。我们即使所知甚少，也非常明白上述尽善尽美的期望只不过是幻想，因此会不可避免地、严酷无情地造成幻灭，并随之带来厌恶、愤怒，压抑和报复。我现在逐渐发觉，“现在就来一个极乐世界”的要求本身就是邪恶的一大根源。如果你要求有一位完美无缺的领袖或一个尽善尽美的社会，你就会由此而放弃在好坏之间作出选择。如果将不完善界定为恶，那么就没有不邪恶的东西，因为事物总是不完善的。我同时也从积极的方面相信，这个新开辟的伟大研究领域最有可能成为我们的知识源泉，使我们了解人性的内在价值。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似乎全人类都需要，都渴求的价值体系，宗教替代物，理想主义的满足和标准的人生观；没有它们，人类就会变得讨厌、卑鄙、粗俗、琐碎。心理健康不光从主观上给人一种良好的感觉，同时也是正确、真实，实在的。在这个意义上，它比病态“好”，比病态优越。它还不光是正确和真实的，而且还有更高的洞察力，既能观察到更多的真理，又能观察到更高一层的真理。也就是说，缺少健康不光给人以可怕的感觉，而且还是某种形式的盲目，认识上的病态，以及道德和感情上的损失。此外，它还是某种形式的残疾，是才能的丧失，是做事和成事能力的降低。健康的人虽然为数不多，但终归是存在的。既然健康及其所有价值——真理、善良、美等等，已经被证明是有可能存在的，那么，从原则上来说，它也是一种可以实现的现实。对于那些向往光明而不愿盲目的人，喜欢良好的感觉而不希望感到难受的人，追求完整而不愿落下残疾的人，则可以建议他们寻求心理上的健康。说到这里，不免想起了一个小女孩。有人问这个小女孩，善良为什么比邪恶好，她回答说，“因为它更美好。”我想我们连可以回答得更好一些。同样的思路可以证明，生活在一个“健全的社会”里（有兄弟情谊，同心协力。互相信任。Y理论）比生活在一个弱肉强食的社会里（X理论，极权统治，互相敌视，霍布斯式的社会）要好——这既是由于生物的、医学的和达尔文式的生存价值，也是由于成长的价值，既有主观的因素，又有客观的因素（314）。完美的婚姻，真挚的友谊，称职的父母等等也是这样。这些价值不仅被人期望（受人喜爱，被人选中），而且在特定的意义上也就是“理想的”。我明白这会给专业的哲学家们造成很大的麻烦，但我相信他们对付得了。优秀人物虽然人数极少，而且容易垮掉，但可能并且的确存在，证明了这一点就足以给我们勇气和希望，给我们继续战斗的力量，使我们相信自己，相信我们有成长起来的可能性。同时，只要我们对人性抱有希望，无论这种希望多么冷静和克制，也有助予兄弟情谊和怜悯之心在我们身上油然而升。我决定删去本书第一版的最后一章，走向积极的心理学；因为在1954年正确性达98％的东西，到了今天则只有2／3的正确性了。在今天，一种建设性的心理学虽然还没有得到广泛的运用，但至少是已经放在那儿可以运用了。人本主义心理学，新型的超越心理学，存在心理学，罗杰心理学，经验心理学，整体心理学，价值寻求心理学等等都在蓬勃兴起，供人运用——至少在美国是这样。但不幸的是，在心理学的大部分领域中还没有出现这样的局面，对这方面感兴趣的研究者还必须特意寻找，或者只能偶尔碰到这方面的材料。对于那些想自己体验一下的读者，我认为在穆斯塔卡斯（344），塞弗恩（419），布根塔尔（69），以及苏拉奇和维奇（441）的各种读本当中可以极为容易地找到有关人物、观点和资料的出色实例。至于适当的学校、刊物、学会的通讯地址，可以参见拙着《存在心理学初探》的一个刚录中对良好精神系统<Eupsychian Network）的介绍（见295）。对于那些不满足的研究生，我仍要推荐第一版的最后一章，它很可能在大多数大学图书馆中都可以找到。为了同样的原因，我还要推荐拙着《科学心理学》。至于那些愿意认真对待这一问题并因此而刻苦钻研的人，则可以读一下本领域中的巨着波兰尼的《个人的知识》（376）。传统的不涉及价值的科学，或者不如说是那种想得到一种不涉及价值的科学的徒劳努力，已经受到了日益坚决的拒绝；本书正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它比过去更为坦白地恪守规范，更有信心地确认科学是寻求价值的科学家们在价值的激励下所进行的探索，我断言，这些科学家能够在人性本身的结构中揭示出内在的，终极的、属于整个种类的价值。对一些人来说，这看来象是对他们所热爱和崇敬的科学（其实也是我所热爱和崇敬的科学）的一种攻击。我承认他们的担心有时是很有道理的。有许多人，特别是在社会科学界有许多人认为，对于不涉及价值的科学来说，能够将它取而代之并与之互相排斥的，且有旗帜鲜明的政治立场（所谓“政治立场”根据的只是情况不明时所下的定义）。对他们来说，接受一方面必然意味着要排斥另一方面。用一个很简单的事实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证明这种截然划分的浅薄无知；即使你是在同敌人搏斗，即使你公开承认自己是一位属于某个党派的政客，也最好是能够掌握正确的情况。然而，如果能够站到这种弄巧成拙的愚蠢所无法企及的高度，如果能够在可能达到的最高层次上致力于解决这个非常严肃的问题，那么我相信，可以证明规范性的热情（做好事，为人类造福，改善世界的热情）同科学的客观性并不矛盾；的确，它甚至可以使一种更为完善、更为有力的科学成为可能，这种科学的领域极为广阔，那种到现在还企图对价值保持中立（把价值留给非科学家让他们不以事实为根据地武断地确定）的科学只能望洋兴叹。要想证明这一点。只不过需要将客观性的概念扩大一些。使它不光包括“旁观者的认识”（放任的、涉及不到自身的认识，有关外界、来自外界的认识），而且还包括经验性认识（85）和我之所谓爱的认识或道家的认识。道家客观性的这种简单模式来源于一种现象学，一种对他人的存在不掺杂任何私心杂念的热爱和羡慕（存在爱B一love）的现象学。例如，对自己的孩子，朋友，职业，甚或自己的“问题”或者科学领域的热爱都会带有如此的彻底性和接受性，以至于这种爱决不会起干涉和妨碍作用；也就是说，喜欢的是它原来的样子和将来的样子，并没有改变它或者改善它的冲动。对任何事物都需要极大的爱才能够昕其自然，让它保持原样，任其随意发展。一个人可以极其纯真地热爱自己的孩子，从而允许他按照自身的条件发展。然而——这也正是我这一番议论的要点——一个人也可以同样地热爱事实。一个人可以对事实极其热爱，从而也相信它的发展。甚至可以在自己的孩子降生之前就热爱他，屏住呼吸，以极大的幸福期待着能看到他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并且现在就热爱那个将来的人。预先给孩子订好计划，对他抱有奢望，给他规定好该担负起什么责任，甚至希望他该成为这样或成为那样——这一切同道家思想都是格格不入的。这意味着要求孩子做父母所决心让他做的那种人。这样的孩了生来就穿着一件无形的紧身表。同样，也不是没有可能热爱和信赖还没有发生的事实，当它的本性展现在我们面前时感到欣悦和惊喜。我们可以相信，一种没有受到损害。没有受到摆布，未被强制，不受强求的事实是非常美好、纯洁，真正的真实的；相比之下，同一个事实，一旦我们强迫它顺应一种预先的期望或希望，或计划，或现实政治的需要，就难免相形见绌了。事实也可以生来就穿着紧身衣。规范性的热情可能被误解，可能会用预先的要求来歪曲将会出现的事实；某些科学家恐怕一贯做这种事，实际上是为了政治而放弃了科学。但对那些道家思想更多的科学家来说，这决非一种必然。他们对于即将诞生的事实的热爱，已经足以使他们设想它将舍得到最好的结果，因为这个原因，则可以对它放任自流，而这正是由于科学家的规范性热情。我也相信这一点。事实越纯粹，越少受有先入之见的教条主义者的感染，就越有利于人类的未来。我相信，将会使世界得益更多的不是我今天所奉行的政治信念，而是将来的事实。我对将来的认识比对我本人今_尤的认识更为信赖。这是“服从的是上帝的意愿，而不是我的意强”的一种人本主义科学的翻版。我对于人类的担心和希望，我对于行善的渴望，我需求安宁和友情的愿望，我的规范性的热情——我觉得这一切的利益都会得到最大的满足，只要我对事实保持一种虚怀若谷的态度，只要我在道家拒绝对事实先入为主、任意摆弄的意义上保持客观，不掺杂任何个人色彩，只要我一直坚信所知愈多裨益愈大。在本书的许多章节中，在本书之后所发表的许多论文、论着中，我都假定一个人真实潜能的实现取决于是否有能够满足基本需要的父母和其他人，取决于现在被称为“生态学”的因素，取决于是否有“健康的”文化，取决于整个世界的情况，等等。一个“有利于先决条件”的复杂分类系统使我们有可能向自我实现和完整人性方面进行发展。这些物理、化学、生物学，人际间、文化的条件对个人至关紧要，最终竞选到了决定能否向个人提供人类的基本必需品和基本“权利”的程度，一个人且有拥有这些必需品和基本“权利”，才能有足够的力量、足够的人性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一旦对这些先决条件进行探讨，我们不免会感到悲伤，因为人类的潜能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被摧毁，被抑制；因此，一个具有完整人性的人看起来就象一个奇迹，这样一个人的出现真是太希罕了，所以只能让人肃然起敬。但同时，我们也会感到振奋，因为自我实现的人毕竟是存在的，因此也是可能存在的。严峻的考验并非不能经受，终点线也并非不可逾越。在这里，研究者几乎会毫无疑问地受到种种责难的夹击，这些责难既是人与人之间的，也是心灵与心灵之问的；不是责怪他过于“乐观”，就是责怪他过于“悲观”，根据其实就是他当时着眼于哪一方面。同样，一方面会责怪他鼓吹遗传，另一方面则会攻击他鼓吹环境。各种政治派别则无疑会根据当时的宣传需要，强行给他贴上各类不同的标签。科学家当然会抗拒这些截然划分、乱贴标签的不全则无的倾向，将会继续分层次、按等级地思考问题，整体地把握许许多多同时起作用的决定因素。他将尽全力接受各种资料，并将它们尽可能清楚地同自己的愿望，希望、担心区别开。现在已经非常清楚，这些问题——什么样的人是健全曲人，什么样的社会是健全的社会——完全属于经验科学的领域，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希望在这些领域内促进认识的发展（31 6）。同第二个问题相比，即什么样的社会能够造就具有完整人格的人，本书更多地着眼于第一个问题，即具有完整人格的人本身。自从本书于1954年初版以来，我就这一问题写了大量文章，但我并不想把这些研究成果收进修订本。相反，我要请读者参考我就这一问题写的一些文章（29l，301，303，311a，3flb，312，315）；同时，我想着重强调，有必要熟悉一下关于规范性社会心理学的大量研究文献（有时它还被称为组织发展，组织理论，管理理论等等）。在我看来，这些理论、病例报告、研究等等极为深刻，提供了一种真正切实可行的方法，同马克思主义理论、民主和极权理论，以及其它现有的各种社会科学理论的种种翻版一样可供人们选择。我屡次惊讶地发现，甚至连略知阿吉里斯（15，16），本尼斯（42，43，45），利克特（275），麦格雷戈（332）等人的研究工作的心理学家也为数甚少，而这只不过是刚刚提到这一领域中的几位知名人物。无论如何，要想认真对待自我实现的理论，则必须认真对待这种新型的社会心理学。如果有人想要了解这一领域的最新发展，让我选择一本刊物推荐给他们，那我就会选择《应用行为科学学报》，尽管它的名称肯定会使人产生误解最后，我想就本书作为种向人本主义心理学（它已经被称为“第三种力量”）的过渡说几句话。尽管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它还不甚成熟，人本主义心理学却已经打开了研究所有这些被称为超验和超越个人的心理现象的大门，而行为主义和弗洛伊德学说的内在的哲学局限性则从原则上将这些资料封闭起来。在这类现象中，我所包括的不光有意识和人格的各种高级和积极的状态，即对于物质主义，脸皮绷得紧紧的自我，原子一分割一割裂一敌对观点的超越，还包括价值（永恒的真理）是大大扩充了的自我的组成部分这样一种认识。一份新的刊物《超越个人的心理学学报》已经开始发表这一方面的文章了。现在，已经有可能就超越人类（trans_human）进行思索，这是一种超越人类本身的心理学和哲学。它尚未出现，但即将出现。鸣谢首先，我要深深地感激比尔-格林和w.P.格林慈善基金会，他们给予我固定的奖金，为我完成《动机与人格》一书的修订本提供了必要的时间和条件。对某些问题的透彻思考，从事这一类的理论工作需要投入全部精力。如果没有这项奖金，我肯定无法进行这项工作。我还要向赠予我1967—1968年度奖金的福特基金会下属的教育发展基金会表示谢意。在这一年内，我研究了有关人本主义的教育理论。凯·庞蒂亚斯夫人（Mrs.KaF P0utiu s）不仅承担了全书的秘书工作，而且还帮助编排了文献目录，完成了校订、校对以及其他许多工作。庞蒂亚斯夫人工作起来总是那么愉快热情，她灵活巧妙，效率很高。在此，我要感谢她的工作，并对她的勤劳表示敬意。我还要向目前在布兰戴斯大学的我的前任秘书希尔达·史密斯夫人（Mrs.Hilda smith）表达谢意，早在我离开那个大学之前，她就协助我开始了这项工作。玛丽琳·毛雷尔夫人（Mrs.MarylynMorrell）慷慨地允诺了文献目录的编写工作。哈甫·洛联营出版公司的乔治·米多尔夫（Geore Midorf）最早建设我修订这个版本，为此我感到很高兴。在我的其他着作以及本书的文献目录中，都注明了我的思想的来源，这里就不再重复。许多朋友以各种方式帮助过我，或听我的讲座，或与我交淡，或与我争论，①但由于人数太多，此处不可能一一列举，对此，我一并表示感谢。对于理论难题的洞悉常常来自朋友们的启迪。我的妻于伯莎（Bertba）每天都收到许多涉及到我的理论的论述，她总是耐心而有益地进行了处理。我对她的耐性感到惊异，并在此感谢她的帮助。A.H.马斯洛《二十世纪文库》编委会主编：邓朴方常务编委：李盛平张宏儒肖金泉贾湛王伟黎鸣吴佛深编委：（按姓氏笔划为序）：于沛主燕滨邓正来孙连成刘再复李泽厚朱庭光何家栋邵大箴吴街康林方张琢周星俞敏生郭建模唐枢高崧程方平缪晓非心理学分编委会：吴佛探林方目录前言……（1鸣谢 ……（1）第一章对科学的心理学研究……（1）第二章科学中的问题中心与方法中心……（14）第三章动机理论引言 ……（23）第四章人类动机理论…… （40）第五章心理学理论中基车需要满足的作用 ……（69）第六章基本需要的似本能性质……（88）第七章高级需要与低级需要……（113）第八章精神病病因与威胁理论……（122）第九章破坏性是似本能的吗？ ……（136）第十章行为的表现部分 ……（151）第十一章自我实现的人----美于心理健康的研究……（174）第十二章自我实现者的爱情……（2t2）第十兰章对于个体和种类的认识……（239）第十四章无动机和无目的的反应……（273）第十五章心理治疗、健康与动机……（287）第十六章正常、健康与价值 ……（315）附曩甲走向积极的心理学……（333）附录乙积极的心理学所要研究的问题……（Ⅲ）第一章对科学的心理学研究对科学的心理学解释起源于这样一种敏锐的认识，科学是人类的创造，而不是自主的、非人类的、或者具有自身固有规律的纯粹的“事物”。科学产生于人类的动机。它的目标是人类的目标。科学是由人类创造、更新、以及发展的。它的规律、结构以及表达，不仅取决于它所发现的现实的性质，而且还取决于完成这些发现的人类本性的性质。心理学家，特别是有一定临床经验的心理学家，会以个人的方式，通过研究人，而不是他们制造的抽象观念，通过研究科学家，而不光是科学，来相当自然和自如地处理任何课题。有的人错误地认为事实并非如此，他们坚持主张科学完全是自主的“能够自我调节，并将科学视作一场与人类利益无关的，有着固有的，任意的棋类规则的游戏。然而，心理学家必须将这些企图看成是不切合实际的、错误的，甚至是违反经验的。在这一章，我希望首先明确这一论题所依据的某些极为重要的自明之理。然后，我将提出论题的某些含义和结果。科学家的心理科学家的动机象人类的所有其他成员一样，科学家也被多种需要所促动。这些需要是人类所共有的，是对食物需要；对安全、保护，以及关心的需要，对群居、感情、以及爱的需要；对尊重、地位、身份、以及由此而来的自尊的需要；对自我实现或发挥个人所特有的和人类所共有的多种潜能的需要。这些需要对于心理学家来说是最为熟悉的，原因很简单，它们受到挫折就会引起病态。研究较少，但通过共同的观察仍然可知的是对于纯粹知识的认识性需要（好奇），以及对于理解的需要（哲学的、神学的、建立价值系统解释的需要）。最后，最不为人所知的是对于美、对称、也许还包括对于简洁、完满、秩序等的冲动，我们可以把它们称为审美的需要，以及表达、表现的需要，还有也许与这些审美需要有联系的使某事趋向完满的需要。到目前为止，似乎所有其他需要、欲望、或驱力不是上面所列举的基本目的的手段，就是神经病的、或某些学习过程的产物。很明显，认识的需要是科学哲学家所最关心的。在科学的自然历史阶段，推动科学向前发展的最大动力是人的持久的好奇心。在更理论化和抽象化的水平上，科学则产生于人的同样持久的理解，解释，以及系统化的欲望燃而，对于科学特别不可缺少的是后一种理论的冲动，因为纯粹的好奇心在动物那里也很常见（172，174）。当然，在科学发展的整个阶段，确实也包括其他动机。最初的科学理论家常常认为科学在本质上是一种帮助人类的手段，而这一点现在却经常被忽略，例如，培根就期望科学能大大改善人类的贫穷以及疾病的蔓延（24）。现已证明：甚至在希腊科学中，虽然柏拉图式的纯粹非体力的沉思是一种牢固的传统，注重实际和人道主义的倾向也相当有力。一般来说，对于人们的趋同和归属的盛情，以及更强烈的对人类的爱的感情，往往是许多科学工作者的原始动机。一些人投身于科学，就象他们同样也会投身于社会工作或者医学一样，都是为了帮助人们。最后，我们必须请楚地认识到；其他任何人类的需要都可以成为涉足科学、从事或者深入研究科学的原始动机。科学研究，也可以作为一种谋生手段、一种取得威望的源泉，一种自我表达的方式，或者任何神经病需要的满足。就大多数人而言，更常见的是所有同时发生作用的动机的各种程度不同的联台，而不是一个单一的原始的最重要的动机。最有把握的设想是：任何科学家的研究工作都不仅是由爱，也是由单纯的好奇所促动的；不但是由威望，也是为了挣钱的需要促动的，等等。理智和冲动的协作性质总之，现在很清楚，把理性和动物性对立起来的两分法是已经过时了。理性和进食一样完全是动物性的，至少是人类的动物性。冲动并不一定同智力判断相对，因为智力本身就是一种冲动。总之，在健康人身上，可以越来越清楚地看到，理智和冲动是协作的，而且强烈地倾向于殊途同归，而不是分道扬镳。非理性不一定是反理性的，而常常是亲理性的。意动和认知之闻的长期差异和对抗，通常本身就是社会或个人病态的产物。人对爱或尊重的需要和对真理的需要完全一样，是“抻圣的”。“纯”科学的价值比“人本主义”科学的价值并不更多，也不更少。人性同时支配着两者，甚至没有必要把它们分开。科学可以给人带来乐趣，同时又能给人带来益处。希腊人对于理性的尊崇并没有错，而只是过分排他。亚里士多德没有看到，爱和理性完全一样，都是人性的。在认识需要的满足和情感需要的满足之间，存在着暂时的冲突。这种偶然的情况，向我们提出的是整合、协调以及并行的问题，而不是冲突以反对立的问题。纯理论科学家的纯粹、客观、不偏不倚的非人本主义的好奇心可能会对其他同样重要的人类动机的满足造成威胁，例如对于安全，我在此所指的不仅是明显的原子弹的例子，而且还包括一个更普遍的事实，即科学本身暗含着一个价值系统。总之，纯理论科学家所能达到的境界不是爱因斯坦或牛顿，而是搞集中营试验的纳粹“科学家”和好莱坞的“疯”科学家。一种更完美的、更人道和更具超越性的关于科学和真理的定义是可以找到的（66，292，376）。为科学而科学正如为艺术而艺术一样，都是病态的。科学的多元性正如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在职业中、在婚姻中那样，人们在科学工作中也寻求多种不同的满足。科学对于所有人都能投其所好，无论对年青的、还是年老的，勇敢的、还是胆怯的，富有责任感的、还是寻找欢乐的都是这样。一些人直接在科学中追求人道主义的目标，另一些人刚明确地喜欢科学的非个人、非人类方面的性质。一些入主要是寻求条理的清晰和规则的井然，另一些人则强调内容，想知道更多“重要的”事情，尽管它们可能不够精细、准确。一些人想开辟和开创新路，另一些人宁肯做整理者的工作：整顿，清理、管辖已经赢得的阵地。一些人在科学中寻求保险，另一些人则寻求冒险和兴奋。我们不可能描绘出唯一理想的妻子，同样也不可能描绘出唯一理想的科学、科学家、方法、问题、或研究活动。正如我们可以赞成一般的婚姻，同时仍保留个人趣味的选择一样，我们在科学中也可以是多元的。对于科学，我们至少可以分辩出以下功能：1.它的寻求问题、提出问题、鼓励预感、提出假设的作用。2.它的试验、检测、证明、反驳的作用；它的重复和检验实验的作用；它的积累事实的作用；使事实更为可靠的作用。3、它的条理化、理论化、以及构建的作用，它进行范围越来越大的概括的作用。4.它的收集历史、博学的作用。5.它的工艺方面的作用；作为工具、方法、6.它的管理、经营和组织方面的作用。7.它的宣传和教育的作用。8.它的为人类服务的作用。9.它提供给人以欣赏、享受和欢庆的愉快以及它所带给人以荣誉的作用。这些繁多的作用必然意味着劳动的分工，因为很少有人能集所有这些技巧于一身，劳动的分工需要不同种类的人，以及不同的兴趣、能力和技巧。兴趣反映并表现了性格和人格。科学家对于学科的选择就体现了这一点，例如选择物理学而不是人类学。在学科内部各个领域的选择上也是这样，倒如研究鸟类学而不是主攻遗传学。在某个具体领域中对某一具体研究课题的选择仍然体现了这一点，不过程度较低罢了，例如研究倒摄抑制而不是顿悟。另外，这一点还可用于解释对于方法、材料、精确度、适用性以及可行性与当前人类利益的密切程度等的选择。在科学中我们大家互相补充和需要。假如每个人都喜欢物理学而不喜欢生物学，科学的进展将无从说起。很幸运，在科学的追求上，我们各有不同的趣味。这就象我们并非都爱同样的气候，相同的乐嚣一样。因为一些人喜欢小提琴，另一些人喜欢单簧管或鼓，乐队才可能演奏得成。科学也是这样，由于不同的趣昧，在最广泛意义上的科学才成为可能。既然每个人都能提出不同的问题，熟悉不同的领域，正如在艺术、哲学，政治中一样，科学也需要各种各样的人（而不是能够容忍各种各样的人），甚至精神病患者也可能有特殊用处，因为他的疾病使他在某些特殊方面特别敏感。由于一个人“关于人类的知识”常常仅仅意指“关于他自身的知识”这一事实，在科学中，一元论的压力是一种真正的危险。我们非常容易将自己的趣味、偏见、以及希望投射到整个宇宙上去。例如，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和社会学家早已表明，由于他们所选择领域的不同，他们在一些重要方面有根本区别（401）。由于这种在趣味上的区别，我们完全可以合情合理地希望他们对科学、方法、目标、以及科学的价值有着各不相同的定义。很清楚，正如我们在人类其他领域里所做的那样，在科学家之间，我们也同样需要容忍和接受个体的差异。对科学的心理学研究的一些含义对科学家的研究对科学家的研究显然是对科学研究的一个基本的、甚至是必要的方面。既然科学作为一种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是人性的一些方面的扩大的投影，这些方面的知识的任何增长都会自动地扩大许多倍。例如，每一门科学以及每一门科学中的每一种理论，都将受到以下知识增长的影响：（1）倾向性和客观性的性质，（2）抽象过程的性质；（3）创造力的性质；（4）文化适应以及科学家对文化适应的抵制的性质；（5）愿望、希望、忧虑、期待等对感觉的干扰。（6）科学家的作用和地位；（7）我们文化中的反唯理智论；（8）信仰、确信、信心、确定等的性质。当然，我们已提到的问翘，特别是有关科学家的动机和目标的问题则是更为重要的（292，458）。科学和人类价值科学是建立在人类价值观基础上的，并且它本身也是一种价值系统（66）。人类感情的、认识的、表达的，以及审美的需要，给了科学以起因和目标。任何这样一种需要的满足都是一种“价值”。这对于追求真理或确定一样，也适应于对于安全的追求。简洁明了、用语精练、优美雅致、朴素率真、精确无误、匀称美观、这类审美需要的满足不但对工匠、艺术家或哲学家是价值，对于数学家和科学家也同样是价值。这些情况还没有涉及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作为科学家，我们分享着我们文化的基本价值，并且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将不得不永远如此。这类价值包括诚实，博爱，尊重十人，社会服务，平等对待个人做出决定的权利、即使这个决定是错误的也不例外，维持生命与健康，消除痛苦、尊重他人应得的荣誉，讲究信用，讲体育道德，“公正”等等。很清楚，“客观性”和“公正的观察”是需要重新解释的术语（292）。“排除价值”最初意指排除神学的以及独裁主义者的教义，因为它们预先判定事实。这种排斥在今天，就象在文艺复兴时代一样是非常必须的，因为我们仍然需要我们的事实不受干扰。即使在我们国家中，当前有组织的宗教活动对于科学只是一种微弱的威胁，我们仍要用强大的政治和经挤的信条与之抗衡。理解的价值观然而，我们现在认识到，防止人类价值观干扰我们对自然、社会、以及我们自身的感觉的唯一途径，是始终对这价值观有非常清醒的意识，理解它们对感觉的影响，并借助这种理解的帮助，作出必要的修正。（所谓干扰，指的是精神决定因素与现实决定因素的混淆，而我们试图理解的是后者。）对于价值观、需要、愿望、癖好、忧虑、兴趣、以及神经病的研究，必须成为科学研究的基本方面。这个论点还必须包括以下几个全人类最普遍的倾向：抽象、分类，从而理解相同点和不同点：大体上有选择地注意现实并依据人的兴趣、需要、愿望和忧虑来改变和重新安排现实。这样将我们的知觉过程组织成各大类，这在某些方面是有利的和有用的，而在另一些方面又是不利的和有害的，因为，它使现实的某些方面异常突出鲜明，同时又使现实的另一些方面陷入阴影。必须清楚，尽管自然界为我们提供了进行分类的线索，而且有时还有“天然的”分界线，然而这些线索常常只是最低限度的或模棱两可的。我们往往必须创造一种分类或把某种分类强加于自然。在此过程中，我们不仅依据自然的启示，还要依据我们自己的人性，我们自己的无意识的价值、偏见和兴趣。假如科学的理想就是将理论中人的决定因素减少到最低限度，那么只有靠很好地了解这些因素，而不是否认它们的影响才能达到这一目的。忧心忡忡的、纯粹的科学家应感到放心，因为关于价值观的所有这些搅扰人心的论点的宗旨，是要使他更有效地达到他的目标，即改进我们关于自然的知识，通过研究掌握知识的人来清除我们现有知识中的杂质（376，377）。人类和非人类的规律人类的心理学规律和非人类的自然规律在某方面是相同的，但在某方面又完全不同。人类在自然界中生存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法则和规律都要与自然界相同。人类生活在现实世界中，当然不得不对现实让步，但是，这实际上并不与人类有内在的规律这一事实相矛盾。这些规律不同于自然界的那些规律。愿望、担忧、梦想、希望，完全表现得不同于卵石、电线、温度或原子。哲学和桥梁并不是以同样的方式构成的。一个家庭和一块水晶。必须以不同的方式研究。我们关于动机和价值观的论述，并没有要使非人类的自然界主体化或心理化的意思。然而理所当然，我们必须使人性心理学化。非人类的实在独立于人类的愿望和需要。它们既不是慈善的，也不是恶毒的，它们没有意图、目的、目标或官能（只有生物才有意图）。它们没有意动的和表达感情的倾向。假如整个人类都消失了，这些实在仍然存留，——这并不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按实在本身怎样，而不是接我们喜欢它怎样去认识实在，无论从“纯粹的”无利害关系的好奇心，或为了当前人类的直接目的而预测和控制实在的角度看，都是妥当的。康德的这一主张的确是正确的。我们绝不可能完全认识非人类的实在，然而我们更接近它，多少真实地去认识它却是可能的。科学的社会学对科学的社会学以及有关科学家的社会学的研究应该比现在予以更多的注意。假如科学家部分地是由文化可变因素所决定的，那么，科学家的产物同样也是由这些可变因素所决定的。科学在何种程度上需要不同文化的人的贡献；科学家也就在何种程度上必须摆脱他所属文化的限度，以做到更合理地理解；他在何种程度上是一个国际主义着，而不仅仅是一个美国人；科学家的产品就在何种程度上是由他所属的阶级或阶层关系所决定的，为了更充分地理解文化对于自然观念的“干扰”作用，以上都是必须提出并且解答的问题。认识现实的各种方法科学对于取得关于自然，社会、以及心理的宴在知识来说。仅仅是一种手段。创造性的艺术家、哲学家、人道主义作家，甚至就是做小工的人也可能成为真理的发现者。①他们也应象科学家那样备受鼓励。他们不应该被看成是彼此排斥的，甚至看成是相互分离的。在某种意义上又是诗人、哲学家，甚至梦想家的科学家，在他的狭隘的同事当中几乎当然是佼佼者。假如我们听任这种心理学的多元论把我们引到科学是由多种多样的才能、动机、兴趣所组成的交响乐队这一思想，科学家和非科学家之间的界限就变得模糊了。忙于对科学的概念作分析和批判的科学哲学家自然接近于同样对纯理论感必趣的科学家，其程度无疑胜过后者而接近纯粹的技术科学家。提出有条理的人性理论的剧作家和诗人接近心理学家，其程度胜过后者，接近工程师。科学历史学家可以是一个历史学家或者科学家，哪一个都行。一个对患者的健康状况作仔细研究的临床心理学家或医生从小说家那里，比从正在进行抽象研究和实验的同行那里，可能会得到更多的营养。我以为，没有方法能够绝对地区分科学家与非科学家。人们甚至不能把从事实验性研究作为一个标准，因为有很多以科学家的名义领工资的人从来没有，而且永远也不会作一个真正的实验。一个在初级大学教化学的人，虽然在化学方面没有任何新发现，只读过化学杂志，依照烹调书式的教科书重复他人的实验，他也认为自己是一个化学家。这个人比起一个聪明的对地下室发生了一种持续兴趣的12岁的学生，或者对可疑的广告宣传进行核实的多疑的家庭妇女来，也许离一个科学家的标准更远一些。一个研究协会的主席在哪方面仍然是一个科学家？他的时间也许完全用在忙于搞行政和组织工作上，一直到死。然而，他却乐意称自己为科学家。假如-个理想的科学家应该集创造性的假设者，细心的实验检查者、哲学体系的创立者、历史学者、工艺学家、组织家、教育家、作家、宣传家、应用者、以及鉴赏者于一身，那么，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到，理想的科学小组也许应该由至少几个独特的，能起不同作用的专家组成，这些专家中没有人需要自己是一个无所不能的科学家！但是，当我们指出科学家——非科学家的两分法过分简单时，我们也必须重视这样一个普遍的结论：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专业过于狭窄的人是成不了大事的，因为这样，他做为一个完整的人就不免有所损失。一般化的、全面的健康人比起一般化的残废人来，能够做最多事情。也就是说，一个企图通过压抑自己的冲动与感情，成为非常纯粹的思想家的人，结果反而成了一个只能以病态的方式思考问题的病态的人，即，他成了一个糟糕的思考者。一句语，我们可以认为，一个有一点艺术家风格的科学家，比起一点也没有的同事来，是更好的科学家。假如我们采用个人历史的方法，这就非常清楚了。我们伟大的科学人物，通常都有广泛的兴趣，并且自然不是狭隘的工艺学家。从亚里士多德到爱因斯坦，从达芬奇到弗洛伊德，这些伟大的发现者都是多才多艺、丰富多采的。他们具有人文主义，哲学、社会以及美学等方面的兴趣。我们应得出这样的结论：科学中的心理多元论使我们懂得，有许多道路通向知识和真理，刨造性的艺术家、哲学家、人道主义作家，不论是作为个体还是作为单一个体中的若于侧面，也能成为真理的发现者。心理病理学与科学家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认为一个愉快的、无忧无虑的，安静的、以及健席的科学家、艺术家、机械师、或行政官，比起那些不愉快的、忧虑的、不安定的、以及不健康的，是更好的科学家，艺术家’机械师、或行政官。神经病人歪曲现实，苛求现实，把过早的概念化强加给现实；他们害怕未知的、新奇的东西，他们过多地受忠实地记录现实这种人际需要的制约，他们太容易受惊恐，他们太渴望他人的赞同，等等。这一事实至少有三个含义：首先，科学家（或更恰当是一般的真理追求者），为了作他最好的工作，在心理上应该是健康的，而不是病态的。第二，也许可以认为，当一种文化改进了，它的所有人民的健康也臆之改进之时，对真理的追求也就改进了。第三，我们应该认为，心理治疗可以使科学家在个人作用方面得到改进。我们已经承认这样一个事实；社会条件的改善往往会通过我们争取学术自由，终生任教、提高薪水等方面的压力来帮助真理的探索者。第二章科学中的问题中心与方法中心数十年来，人们越来越多地注意到“官方”科学的缺限和罪过。但是除了林德的卓越的分析外（282），人们几乎一直忽视对于导致这些过失的根源的讨论。逸一章试图指明，传统科学特别是心理学的许多缺限的根源在于以方法中心或者技术中心的态度来解释科学。方法中心就是认为科学的本质在于它的仪器、技术、程序，设备以及方法，而并非它的疑难、问题、功能或者目的。简而言之，方法中心将科学家混同于工程师、内科医生、牙科医生、试验室技师，吹玻璃工人、屎液分析家、机器看管人等等。在思考的最高层次上，方法中心体现为将科学与科学方法混而一谈。过分强调技术一味强调雅致、完善，强调技术和设备，往往造成这样的后果：减弱一个问题和一般刨造性的意义、生命力以及重要性。几乎每一个攻读心理学博士学位的学生都会懂得这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无论一个实验实际上多么无足轻重，只要在方法上令人满意，它就很少受到批评，而一个大胆的、向理论基础挑战的问题，由于可能会遭到“失败”，常常尚未开始被检验就被批评所扼杀。的确，科学文献中的批评似乎通常只是对于方法、技术，逻辑性等的批评。在我熟悉的文献中，我想不起曾看过哪一篇论文批评另一篇论文无关紧要、过分琐碎或者意义不大。@因此，逐渐增强的倾向是，学术论文的主题本身无关紧要，只要表达得好即可。一句话，论文无需再是对人类知识的新贡献。只要求博士研究生了解其趼究领域内的技术手段以及现成的积累资料。对于好的研究计划的重要性通常并不予以强调。结果，显然完全没有创造力的人也可能会成为“科学家。”从较低层次来看，在高中和大学的理科教学中，也能看到类似的结果。学校鼓励学生将科学与确定的设备操纵方法以及菜谱中的机械程序联系起来——一句话，遵循他人的指导，重复他人的发现。人们无从得知科学家与技术员或者科学书籍读者的区别。这些论点是很容易被误解的，我无意贬低方法的重要性，只是想指出，甚至在科学中，手段也很可能与目的混淆。应该强调，是科学的目标或者目的使方法显示出重要性和合理性。有作为的科学家当然必须关心自己的方法，但前提必须是它们能够帮助他达到自己合理的目的，即解决重要的问题。如果忘记这个，他就成了弗洛伊德所说的那种整天擦眼镜但却不用眼镜的人。方法中心论往往将技师、“设备操纵者”、面不是“提问者”和解决问题的人推至科学的统帅地位。我不想制造一个极端的不真实的分界线，但是，指出只知道怎样做的人和除此之外还知道为什么而做的人之间的区别却有可能。前者总是有一大批。他们必然是科学上的牧师，礼仪、程序或者仪式方面的权威。这种人在过去不过就是找点麻烦，但是，现在科学已成为国家和国际上的策略问题，因此他们也就可能成为一个有作用的危险因素。这种倾向无疑是危险的，因为外行理解操作者比他们理解创造者和理论家要省力得多。方法中心的强烈倾向是不分青红皂白地过高看重数量关系，并且将它视作目的本身。这是因为，以方法为中心的科学过于强调表达的方式，而不是表达的内容。于是，形式的优美和精确便与内容的中肯和丰富对立起来。持方法中心论的科学家往往不由自主地使自己的问题适合于自己的技术而不是相反。他们往往这样发问：用我现在掌握的技术和设备可以进攻哪些课题呢？而不是象通常应该的那样向自己提问；我可以为之奉献精力的是关键最紧迫的问题是什么？如果不是如此又怎样来解释下面的现象呢：大多数平庸的科学家将毕生耗费在一个狭小的区域内，这个区域的疆界不是由关于世界的一个根本问题来划定而是由一件设备或者一种技术的局限性来划定的。④在心理学中，很少有人会体会到“动物心理学家”或者“统计心理学家”这些概念的幽默。它指的是那些只要能够分射使用自己的动物资料或者统计资料就不在乎它们是否能解决任何问题的人。这最终会使我们想起那个有名的醉汉，他不在丢失的地方，而是在路灯下寻找钱包，理由是：“那儿光线好”。或者，使我们想起这样一个医生，他使自己的病人大为光火，因为他只知道一种治病的方法。用唯一的药方对付所有的疾病。方法中心论的另一个强烈倾向是将科学分成等级。这样做非常有害。在这个等级中，物理学被认为比生物更“科学”，生物学又比心理学更“科学”，心理学则又比社会学更“科学”，只有依据技术的完美、成功和精确度，才可能设想这样一个等级。以问题为中心的科学是不会提出这样的等级的。因为根据它的观点，没有谁会认为在某种本质上，失业问题、种族偏见问题、爱的问题不如星体问题、钠的问题或者肾功能的问题重要。方法中心论往往过于刻板地划分科学的各个部门，在它们之间筑起高墙，使它们分属彼此分离的疆域。当有人问J·洛布他究竟是神经病学家、化学家、物理学家、心理学家还是哲学家时，他只回答说：“我解决问题。”假如科学界中有更多象洛布这样的人就好了。但是，我们迫切需要的这些特性却遭到这样一种哲学的明确的抵制和干扰。要使科学家成为技师或者专家，而不是成为富有冒险精神的追求真理的人，即，成为懂得什么而不是思考什么的人。如果科学家们将自己看作是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人而不是专业技术员，那么现在就会有一股洪流涌向最新的科学尖端，涌向那些我们本应了解最多然而实际上却了解最少的心理学和社会学问题。为什么很少有人涉足这些领域呢？从事心理学问题研究的科学家与从事物理学和化学研究的科学家的人数相差悬殊，这种现象到底是怎样产生的？让一千个头脑敏捷的人专注于生产更先进的炸弹（就算包括更好的青霉素），或是让他们去研究和解决民族、心理治疗或者剥削的问题，两者哪个于人类更有利呢？科学中的方法中心论在科学家与其他寻求真理的人之问，在他们理解问题和寻求真理各种不同方法之间制造了巨大的分裂。如果我们为科学所下的定义是寻求真理，顿悟和理解。关心重要问题，那么要将科学家与诗人、艺术家以及哲学家作个区分一定很困难。①他们关心的可能是同样的问题。当然最终还是应做一个语义学上的区别，但它必须主要以预防错误的方法和技术的不同为根据。然而，假如科学家与诗人，哲学家之问的界线不象当今这样不可逾越，这将显然有利于科学。方法中心论仅仅将他们归于不同领域，问题中心论将他们考虑为互相帮助的协作者。多数伟大的科学家的个人经历表明，后一种情况较前一种更接近真实。许多大科学家本身又是艺术家和哲学家，他们从哲学家那里获得的营养，不亚于从自己的科学同行那获得的营养。方法中心与科学上的正统方法中心通常不可避免地产生一种科学上的正统，后者相继制造一种异端。科学上的问题和疑难几乎不可能用公式来表达，将它们分类或者归入档案系统，过去的问题现在不再是问题，而是答案。将来的问题尚未出现。但是用公式表达过去的方法与技术并将它们分类则是可能的。于是，这些公式就被称作。科学方法的原则”。它们被奉为经典并罩上传统、忠实和历史的光环，因此往往成为对于今天的束缚（而不是仅仅具有启发和帮助作用）。在缺乏创造力、墨守成规和胆怯的人手中，这些“原则”实际上就是要求我们只按照先人解决他们的问题的方法来解决我们现在的问题。这种态度对于心理和社会科学尤其危险。要做到绝对科学这道命令通常被解释为：要使用自然科学和生物科学的技术。这样，在许多心理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中间就出现了这样的倾向：不去发明创造新技术，而是模仿旧的技术。然而，他们的发展程度、研究的问题、他们掌握的资料与自然科学有本质的不同，因此新的技术是必不可少的。在科学中，惯例是个危险的“恩赐”，而忠实则是绝对危险的。科学正统观念的危险科学正统观念的一个主要危险是；它倾向于阻止新技术的发展。假如科学方法的原则已经公式化，那么剩下的事就是应用它们。新的方式方法必然是可疑的，它们常常受到敌视，比如精神分析，格式塔心理学，罗夏测验就是如此。遇到这样的敬意，也许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新的心理科学和社会科学所需要的同时并存、相互关联的逻辑推理和数学尚未发明出来。一般说来，科学的发展是协作的结果。否则，有局限性的个人、怎能作出重要的，甚至伟大的发现？一旦没有了协作，发展往往突然停滞不前，除非出现某个不需要帮助的巨人。正统观点意味着拒绝帮助异端。既然正统和异端领域中都很少有天才，这意味着，只有正统科学能够持续地、平缓地发展。我们可以想见，异端观点在长期的令人厌烦的忽视和反对中受到阻碍，然后突然冲破障碍（假如它们是正确的），继而变成正统观点。方法中心论所滋养的正统观念还具有一种也许更为严重的危险性：它对于科学的范围加以越来越多的限制。正统观念不仅阻挡新技术的发展，它还往往阻挡许多问题的提出，根据是，人们满可以认为这样的问题用现有技术不能解决，比如，关于主观的问题，关于价值以及关于宗教的问题。正是这种愚蠢的根据导致了那种没必要的认输，那种自相矛盾的说法和那个“非科学问题”的概念，仿佛有什么我们不敢问，也不敢解答的的问题，的确，任何读过并且懂得科学历史的人，不敢谈论不能解决的问题，他且会谈论尚未解决的问题。依照后一种说法，我们的行动就有了明确的动力。它会推动我们进一步发挥独创性创造力。若按照当前的科学正统观念来行事，即，心里装着这样的问题：我们用科学方法（我们了解的）能干些什么？我们就会走向反面，自愿作茧自缚，退出人类兴趣的广阔领域。这种倾向会走向令人难以致信的危险的极端。最近，议会试图建立一个全国研究基金会，在讨论中，竞有许多物理学家建议，所有心理科学和社会科学不得享受基金会的利益。理由是，这些学科“不够科学”。假如不是由于单纯尊重成功的高精尖技术，完全忽视科学的提问的本质，以及它来源于人类价值观和动机这个事实，那么，还会有什么原因来提这样的建议呢？作为一个心理学家，我应该怎样解释我的物理学家朋友们的这种以及其他类似的嘲弄呢？我应该使用他们的技术吗？但它们对于我的问题毫无用处，也不能使心理学难题得到解决呢。或许这些问题不应该得到解决？要不，科学家应该完全退出这个领域，把它还给神学家？或者，也许存在某种从个人偏见出发的嘲笑吧？那么，它是否暗示心理学家愚蠢而物理学家聪明？这种本身并不可能的说法的依据是什么？是印象吗？那么，我必须谈淡我的印象，哪个科学团体中都有蠢人，谁也不比谁多，不比谁少。哪种印象更有根据呢？我认为只能说他们暗暗将技术置于首要位置——也许只给技术以这样的位置，否则，我实在找不到其他可能的解释。以方法中心为根基的正统观念鼓励科学家保持“安全、明智、稳妥”，而不是“大胆勇敢”。它使科学家的事业仿佛是在平坦的路上一寸一寸向前移动，而不是在未知领域中开辟新径。它使人对于求知事物持保守而不是进取的态度。它往往使科学象成为定居者，而不是开拓者。科学家的恰当位置（至少间或）是处于未知、浑沌、朦胧之中，面对难以应付的神秘的尚未被表达清楚的事物。注意问题的科学每当需要时，就让他处于这样的位置。注重方法的态度却使他不会处于这个位置。过分强调方法和技术促使科学家认为（1）他们比自己的实际状况更客观，更少主观；（2）他们不关心价值。方法在道德上是中立的，疑难和问题则未必如此，因为它们迟早会招致关于价值的难以调解的争论。回避价值问题的一个方法就是不强调科学的目标，而强调科学的技术。的确，科学方法中心倾向的一个主要根源似乎可能就是竭力追求尽可能的纯客观性。但是，我们在第一章已经看到，科学过去不是，现在不是，并且也不可能是绝对客观的，科学不可能完全独立于人类的价值。而且，科学是否应努力作到绝对客观（而不是人类可能达到的客观），甚至也很值得讨论。本章和前一章中列举的所有错误证明了忽视人性的缺点的各种危险。神经病患者不仅为其徒劳的努力付出具大的主观上的代价，是具讽刺意味的是，他的思想能力同时渐渐变得越来越差。由于这种想象中的对于价值的独立，价值的标准变得越来越模糊了。假如方法中心论哲学非常彻底（实际上它们很少如此），假如它们完全始终如一（实际上它们不敢这样，因为它们害怕得出明显愚蠢的结果），那么就不会有办法区别重要试验与不重要的试验，而只可能有技术上成功和技术上糟糕的试验。①如果只使用方法标准，最无价值的研究就能要求受到与最富有成效的研究同样的重视。当然，实际情况并没有这样极端，这只是因为使用了不同于方法中心的尺度与标准。虽然这种错误很少以明显的形式出现，但是它的确经常以不太明显的方式存在。科学历史中充满了证明这一点的实例：不值得做的事情也不值得把它做好。假如科学不过是一整套规则和程序，那么它与国际象棋、炼丹术、牙科医生的行业以及防护学（umbrella010gy）又有什么区别呢？第三章动机理论引言这一章介绍关于动机的十六个命题，任何一个合理的动机理论都应该把它们包括进去。在这些命题中，有一些真实得近乎平庸，但我感到有必要重新强调它们。还有一些也许会被认为不易接受、争议较多。作为一个一体化整体的个人我们的第一个命题声明，个人是一个一体化的，有组织的整体。心理学家常常非常虔诚地同意这个理论上的声明，然后又平静地开始在实际的实验中忽视它。只有认识到它是实验上和理论上的现实，合理的实验和动机理论才会成为可能。在动机理论中，这个命题包含许多具体的要点。例如，受到促动的是一个完整的个人并非个人的某个部分。在有效的理论中，不存在诸如肚子、嘴或生殖器的需要，而只有这个人的需要。是约翰·史密斯而不是他的肚子要吃东西。并且，感到满足的是整个人，而不仅仅是他的一部分，食物平息了约翰·史密斯的饥饿感，而不是他的肚子的饥饿感。把约翰·史密斯的饥饿感仅仅当作他的肠胃系统的功能来对待，使实验者们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当一个人感到饥饿时，他不仅在肠胃功能方面有所变化，而且在许多方面，甚至也许在他所具有的大部分功能方面都有所变化。他的感觉改变了（他会比其他时候更容易发现食物。）他们记忆改变了（他会比其他时候更容易回忆起一顿美餐）。他的情绪发变了（他比其他时候更紧张、激动）。他思想活动的内容改变了（他更倾向于考虑获得食物，而不是解道代数题。这些内容可以扩大到生理和精神方面的所有其他的官能（faculfy）、能力（Capacity）和功能。换句话说，当约翰·史密斯饥饿时，他被饥饿所主宰，他是一个不同于其他时候的人。作为典型的饥饿选择饥饿作为所有其他动机状态的典型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不明智、不合理的。通过更严密的分析可以看到，饥饿驱力是特殊的而不是一般的动机的实例。它比其他动机更孤立（以格式塔派和戈尔德斯坦派的心理学家的方式使用孤立这个词）；其他动机比它更常见；最后，它与其他动机的不同还在于它有一个已知的躯体基础，这对于动机状态来说是少有的。那么，更直接、更常见的动机有哪些呢？通过对日常生活过程的反省，我们能够很容易地发现它们。掠过意识的往往是对衣服、汽车、友谊、交际、赞扬、名誉以及类似事物的欲望。习惯上，这些欲望被称为次级的或文化的驱力，并且被视为与那些真正“值得重视的”或原始的驱力（即：生理需要）各属不同等级，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说，它们更重要，也更常见。因此，用它们其中之一而不是饥饿冲动来作典型才恰当。一般的设想一直是：所有驱力都会效仿生理驱力。现在可以公正地断言，这将永远不会成为事实。绝大多数驱力不是孤立的，不能把它们部位化，也不能将其视作当时机体内发生的唯一事情。典型的驱力、需要或欲望不会，并且可能永远不会与一个具体的，孤立的，部位化的躯体基础有关系。典型的欲望更加明显地是整个人的需要。选择这类的冲动作为研究的范例会好得多，比如，选择对金钱的欲望，或者选择更基本的，象对爱的欲望，而不是选择单纯的饥饿驱力，或更具体的局部目标。从我们掌握的全部证据来看，也许可以说，不管我们对于饥饿冲动有多么深的知识都不能帮助我们全面理解爱的需要。的确，一个更强有力的断言有可能成立，即：透彻研究饥饿冲动与全面了解爱的需要相比，我们能够通过后者更多地了解普遍的人类动机（包括饥饿驱力本身）。在这一点上我们联想起格式塔心理学家经常对单一性这个概念进行的批判性分析。比爱的驱力似乎要简单的饥饿驱力长远来看其实并不那么简单（160）。通过选择相对独立于机体整体的孤立的事例活动，可以获得单一性的显现；也可以轻而易举地证明，一个重要的活动几乎与个人身上所有其他重要的方面都有动力关系。那么，为什么要选挥在这个意义上根本不普遍的活动呢？仅仅是因为用通常的（但不定是正确的）分离，还原的实验技术更容易对付它，或者它对于其他活动具有独立性，我们就选出这种活动并加以特别注意吗？假如我们面临这样的选择：（一）解决实验上简单然而价值甚微或意义不大的问题；（二）解决实验上极为困难但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当然应该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手段和目的如果我们仔细审察日常生活中的普通欲望，就会发现它们至少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即：它们通常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非目的本身。我们需要钱，目的是买一辆汽车。接下去，因为邻居有汽车而我们又不愿意感到低人一等，所以我们也需要一辆，这样我们就可以维护自尊心并且得到别人的爱和尊重。当分析一个有意识的欲望时，我们往往发现可以究其根源，即，追溯该人的其他更基本的目的。换句话说，我们面临一个与心理病理学中的症状的作用十分相似的状况，这些症状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们本身，而在于它们最终意味的是什么，也就是说，在于它们最终的目标或结果是什么，在于它们要干什么，或者，在于它们的作用可能是什么。研究症状本身价值不大，但是研究症状的动力意义是重要的，因为这样做成效甚多。倒如，它使心理治疗成为可能。谈到一天中数十次地在我们的意识中闪过的特定的欲望，此它们本身重要的是它们所代表的东西，它们所导致的后果，以及我们通过更深入的分析所了解到的它们的最终意义。这种更深入的分析有个特点，它总是最终导往一些我们不能再追究的目标或者需要，即，导往一些需要的满足。这些需要的满足似乎本身就是目的，不必再进一步证明或者辩护。在一般人身上，这些需要有个特点：经常不能直接看到，但经常是繁杂的有意识欲望的一种概念的引申，也就是说，动机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必须是人类的终极目的、欲望或需要的研究。这些事实意味着合理的动机理论的又一个必要性。既然这些目的在意识中不易直接见到，我们就不得不立即解决无意识动机的问题。仅仅仔细研究有意识动机的生活常常会遗漏许多与意识中看到的东西同等重要或更重要的方而。精神分析学反复论证过，一个有意识的欲望与它下面潜藏的最终的无意识目标之间的关系完全不必是直接的。的确，就象在反应形成（reaction form—ations）中所表现的，这种关系实际上可能是否定的（negative）。那么，我们可以断言，合理的动机理论不能够忽视无意识生活。欲望与文化现在，充足的人类学证据表明，全人类的基本或最终欲望并不完全象他们有意识的日常欲望那样各不相同。其主要原因在于，两种不同的文化可能提供两种完全不同的方法来满足某一特定的欲望。让我们以自尊心为例。在一个社会里，一个人靠成为好猎手来满足自尊心，而在另一个社会中，却要靠当一个伟大的医生、勇猛的武士或者一个十足铁石心肠的人等等。因此，如果我们从根本上考虑问题，或许可以这样认为，这个人想要成为好猎手的欲望与那个人想要成为好医生的欲望有着同样的原动力和根本目的。这样我们就可以断定，把这两个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的有意识欲望归于同一范畴而不是以单纯的行为为根据将它们分为不同的范畴将会有益于心理学家。很明显，目标本身远比通向这些目标的条条道路更具有普遍性，因为这些道路是由特定的文化局部决定的。复杂多样的动机精神病理学使我们了解到一个有意识的欲望或者一个有动机的行为（Motlvated bellavior）具有与我们刚才讨论的特性同出一源的另一个特性，即，这个欲望或行为可能起到一种渠道的作用，通过这个渠道，其他意欲（Purpose）得以表现自己。可以从几个方面证明这一点。例如，众所周知，性行为与有意识的性欲所暗含的、无意识的目的可能是极为复杂的。甲的性欲可能实际上是确立自己男子自信的欲望的表现，而其他人的性欲则可能根本上代表了吸引注意力的欲望，或者对于亲密感，友谊，安全、爱的欲望，或者这些欲望的任何一种组合。在意识里，所有这些人的性欲可能有着相同的内容，而且他们可能都会错误地认为自己追求的仅仅是性满足。但是我们现在知道这并不正确。我们也懂得，认真对待这个性欲和性行为所根本上代表的东西，而不是该人在意识中认为它们所代表的东西，对于理解这些人是有益的。（这既适用于预备行为也适用于完成行为）。另一类同样可以证明这一点的证据是，人们发现，一个单一的精神病理学症状可以同时代表几种不同的甚至是相对立的欲望。一只患癔症麻痹的胳膊（A hyst—erically Paralyzed arm）可能象征着同时存在的报复、怜悯、爱和尊重的愿望的满足。单纯根据行为方式来考虑第一例中的有意识愿望或第二例中的表面症状，意味着我们武断地拒绝了完整地理解个人行为和动机状态的可能性。让我们这样强调：如果一个行动或者有意识的愿望只有一个动机，那是异常的。不是普遍的。促动状态在一定意义上，几乎有机体的任何一个事态本身又是一个促动状态。如果我们说、个人失恋了（feel rejected），这是指什么呢？静态心理学会满足于在这句话后面加个句号。但是动力心理学会以丰富的经验论证通过这句话来表达多得多的含义。这种感情会在整个机体的肉体和精神两方面都引起反应。例如，它还意味着紧张、疲惫和不愉快。而且，除了当时与机体其余部分的关系之外，这样的状态自然地、不可避免地导致许多其他情况的发生：重新赢得感情的强硬欲望，各种形式的自卫努力，以及故意的增长等等。那么很明显，我们要想解释“此人失恋了”这句话所暗含的状态，就必须加上许许多多的描述来说明此人由于失恋而遭遇了什么事情。换句话说，失恋的感情本身是一个促动状态。目前流行的关于动机的概念一般是或至少似乎是出自于这样的假设：动机状态是一个特殊的与众不同的状态，与机体内发生的其他情况界线分明。相反，合理的动机理论应该这样设想，动机是连续不断的、无体止L的，起伏的，也是复杂的。实际上这几乎是一切机体状态的普遍特点。动机之间的关系人是一种不断需求的动物，除短暂的时间外，极少达到完全满足的状态。一个欲望满足后，另一个迅速出现并取代它的位置；当这个被满足了，又会有一个站到突出位置上来。人几乎总是在希望着什么，这是贯穿他整个一生的特点。这样，我们就有必要研究所有动机彼此之间的关系，同时，如果我们要使研究取得广泛的成果，就必须放弃孤立的动机单位。内驱力或欲望的出现，它激起的行动，以及因目的物的获得而引起的满足，统统加在一起，仅仅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撷自动机构成单位的总体合成物的人为的，孤立的、单一的例子。这种动机的出现实际上总是取决于整个有机体所可能具有的其他所有动机的满足或非满足状态，即，取决于这样或那样的优势欲望已经达到相对满足的状态。需求某种东西本身就意味着已经存在着其他需要的满足。假如大部分时间我们都饥肠辘辘，假如我们不断地为干揭所困犹，假如我们连续地受到一个始终迫在眉睫的灾难的威胁，或者，假如所有人都恨我们，我们就不会要去作曲、发明数学方法、装饰房间或者打扮自己。动机理论的创立者们对于以下两个事实从未给予过适当的尊重：第一，除了以相对地或递进的方式外，人类从不会感到满足；第二，需求似乎按某种优势等级自动排列。内驱力一览表我们应该彻底放弃为内驱力或需要制作分解式表格的企图。由于种种不同的原因，这样的表格在理论上是不合理的。首先，它们意昧着表内各种内驱力的均等，即，在力量的强度以及出现的可能性上的均等。然而这并不正确，因为，任何一种欲望浮现于意识中的或然性，取决于其他更具优势的欲望的满足或者不满足状态。各种特定的内驱力的出现的或然性有极大的区别。第二，这样列表意味着这些内驱力中的每一种都与其余的内驱力不相干。而事实上它们并不是以任何一种这类的形式相互孤立的。第三，既然这样的一览表通常是以行为为基础制定的，它就完全忽视了我们所了解的内驱力的全部动力性质。例如，它们的意识和无意识两方面可能是不同的；一种特定的内驱力实际上可能是几种欲望表达自己的途径，等等。这样列表的荒谬还在于，表中内驱力的排列连孤立分散的数字的算术之和这样的形式也算不上，相反，它们是按具体特征排列的。这就是说，一个人在表内列上多少个内驱力完全取决于他对这些内驱力进行分析的具体性程度。实际的图景并非很多木棒依次排列，而犹如一套木箱，一个大木箱内装三个小木箱，这三个木箱子又各自装有十个木箱，遮十箱子又分别装有五十个更小的木箱，如此类推。或者可以再作一个比喻，仿佛是对一块组织的剖面进行各种倍数的放大。这样我们谈到某种要求满足或平衡的需要时，可以更明确地说是吃的需要，再具体些，填满肚子的需要直至对蛋白质的需要甚至对某种特定蛋白质的需要等等。我们现在掌握的一览表，大都不加区别地包括进了在不同放大倍数上的需要。由于这种混淆，可以理解，一些一览表可能包括三种或四种需要，另一些则包括数百种需要。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可以有这样一种内驱力一览表，它包括从一到一百万的任何一个数量的内驱力，其多少完全取决于分析的具体性程度。应当认识到，如果我们试图讨论基本的欲望，就应该将它们清楚地理解为分属不同系列，不同的基本类型，或者基本范畴。换言之，这样一种基本目标的列举应是抽象的分类而不是编成目录的一览表（12）。而且，所有已公布的内驱力的一览表似乎都显示出各种内驱力之间的相互排斥。然而事实上不但没有相互的排斥，它们的相互重叠甚至使我们几乎不可能完全清楚和严格地把一种内驱力同其他内驱力分开。在对内驱力理论的任何评论中也应指出，内驱力概念本身多半出自对生理需要的过份关注。在对待这些需要时，区别刺激物（instigation），有动机的行为，目的物是非常容易的。但是，当我们淡到爱的欲望时。要区分内驱力和目的物却不容易。在这里，内驱力，欲望，目的，主动性似乎都是一回事。动机生活的分类现在可利用的证据的重要性似乎向我指出，任何动机生活分类所唯一依据的坚固的根本的基础是基本的目标或需要，而不是任何一般的刺激物意义上的内驱力一览表（是“吸引”而不是“推动”）。动力原则在心理学的理论建设中强调不断变化，而只有基本的目的才在这种不断变化中保持不变。我们早已讨论过的考虑就支持这一论点，不必进一步证明。既然我们已经看到有动机的行为可以表示很多东西，它自然就不是分类的一个良好基础。同理，特殊的目的物也不是分类的良好基础。一个对食物有欲望的人，以适当方式来获取食物，然后吃和咀嚼食物，这实际上可能是在寻求安全而不是食物。一个正在经历性欲、求爱、完成性行为的全部过程的人，也许实际上是在寻求尊重，而不是性的满足。内省地出现在意识中的内驱力，动机行为，甚至被明确追求的目的物或结果，它们没有一个可作为人类动机生活的动力分类的坚实基础但愿仅仅靠逻辑的排除过程，最后给我们留下主要为无意识的基本的目的或需要，以作为动机理论分类的坚实基础。动机和动物资料学院派的心理学家在动机领域的研究里主要依靠动物实验。不言而喻，白鼠不是人，然而，不幸还须将此再强调一遍，因为动物实验的结果经常被作为我们对于人性的理论研究所必须依据的基本材料。动物资料当然是可以大有用处的，但必须要用得谨慎和明智。我的论点主张动机理论必须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动物为中心。下面一些进一步的考虑与这个论点相关联。首先让我们讨论本能的概念。本能可以确定地解释为一个动机单位，在这个动机单位里，内驱力，有动机的行为，以及目的物或者目标效果，都明显地由遗传所决定。当我们沿种系阶梯上升，我们所解释的本能有一种逐步消失的倾向。例如，对于白鼠，按照我们的定义，可以公正地说，它们有饥饿本能、性本能、母性本能。至于猴子性本能已肯定消失，饥饿本能明显地在各方面已减弱，仅有母性本能还肯定存在。在人类那里，按照我们的定义，这三种本能都已消失，在它们的位置上只留下遗传反射，遗传内驱力，自发学习（Antogenons learning），有目的行为中的文化学习以及目的物选择中的文化学习等的混合物（见第六章）。因此，如果我们细察人类的性生活，就会发现，纯粹的内驱力本身是由遗传决定的，但是，对象的选择以及行为的选择却一定是在生活的历史过程中获得或通过学习取得的。当我们沿着种系阶梯上升，口味变得越来越重要，饥饿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倒如，对于食物的选择，在白鼠那里比在猴子那里。变易性少得多。而在猴子那里又比在人那里更少有变易性（3112）。最后，当我们沿种系的阶梯上升，本能逐渐减退，对作为适应工具的文化的依赖将越来越大。那么，假如我们不得不使用动物资料，让我们认清这些事实。举例而言，如果仅仅由于我们人类远远更象猴子而不是白鼠，我们就宁愿选择猴子而不是白鼠作为动机实验的对象（172，202）。至今，我们只说到有机体本身的性质，现在有必要至少简单讨论一下有机体所处的情境或环境。我们必须立即承认，如果不与环境和他人发生联系，人类动机几乎不会在行为中得以实现。任何动机理论当然必须重视这一事实，也就是说，它不仅包括有机体本身，而且应包括环境，包括文化的决定作用。一旦承认了这一点，也应继续告诫理论家，要防备过分注重外部、文化、环境或情景。我们的中心研究对象毕竟是有机体或性格结构。情境理论很容易走这样的极端，使有机体仅仅成为情境中的一个附加物体，大概等同于一个障碍物，或这个机体试图获得的某个对象。我们必须记住，个人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了他的障碍物和有价值的对象。这些障碍物和对象必须部分地由情境中的机体所规定的方式来界定。我不曾领略过任何一种方法，可以在泛泛地确定或者描述一个情境时抛开在其中活动的特定的机体。事实是，当一个孩子试图得到于他有价值的对象但却受到某种阻力时，他不仅决定了这个对象有价值，而且决定了这个障碍成其为障碍。在心理学中没有障碍这种东西，只有试图达到某种目的的具体的人的障碍。我的印象是，当以不充足的动机理论为基础时，极端的或者排他的情境理论发展得最兴旺。比如，任何纯行为理论都完全依靠情境理论来赋与意义。一个以现有的内驱力而不是以目标或者需要为基础的动机理论，为了防止不攻自破，也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情境理论来支持。然而，一个强调恒定的基本需要的理论证明，这些需要是相对长久的，并且对于有机体实现自身时所处的特殊情境是比较独立的。因为，以最有效的可行的方式并且带有极大的变动性，需要不仅组织自己的活动前景，而且组织甚至创造外界现实。换言之，如果我们接受科夫卡对地理和心理环境所做的区别，那么理解一个地理环境怎样变成一个心理环境的唯一令人满意的方法就是：去理解这个心理环境的组织原则是处于这个特殊环境中的机体的现有目标，因此，合理的动机理论必须考虑情境，但决不可成为纯粹的情境理论。除非我们为了理解机体所生活的世界，明确愿意放弃探索机体恒常的性质。为了避免无谓的争执，我要强调我们现在关心的是动机理论，而不是行为理论。行为由几种因素决定，动机是其中一种，环境力量是又一种。动机的研究并不取消或否定情境决定因素的研究，相反，前者是对后者的扑充。在一个更大的结构中，它们各有自已的位置。整合作用任何动机理论都必须考虑到，机体通常表现为一个整体，但有时则不然。这是因为，还有一些值得重视的特殊的孤立的条件作用和习惯，以及各种局部的反应、我们所了解的分裂和非整合现象。在日常生活中，正如我们有时同时做好几件事情，机体甚至也可能以非一元化的方式做出反应。很明显，当机体成功地面临一次极大的欢乐，一个创造性的时刻或一个重大的问题，一个威胁或一个紧急情况时，它在整合作用方面是最为步调一致的。但足当威胁具有压倒优势而机体太虚弱或孤立无助，不能控制这个威胁时，机体便趋于分裂。总的说来，当生活轻松顺利时，机体可以同时做许多事情，向许多方向发展。我相信，相当一部分看来特殊、孤立的现象，实际上并非如此。通过更深入的研究往往有可能证实，这些现象在整个结构中占据一个有意义的位置，转变性歇斯底里症就是一例。我们眼中的表面的非整合作用，有时也许仅仅反应了我们的无知。不过，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足够的知识以肯定孤立、局部、分裂的反应在一定的情况下是可能的。并且，我们越来越清楚，这类现象不一定是虚弱、病态或者不好的，相反，它们经常被看作是机体的一个最重要的能力的证明，即，机体以不完整的、独特的。或分散的方式对付局部的、熟悉的事情或易于解决的问题。这样，机体的主要能力就可以用于解决更重要或更具挑战性的问题（160）。无动机的行为尽管心理学家们几乎普遍接受一个反对命题，我仍然认为这一点很清楚；并非所有行为或反应都是有动机的，至少并非都是一般意义上的对需要的满足的追求，即，寻求需要的或匮乏的东西。成熟、表现、成长、以及自我实现等现象都违背了普遍的动机理论的法则。最好将这些现象看成是表达性的而不是应付性的。我们将在后面，特别是10章和14章中详细讨论这些现象。另外，N·默尔（284）强有力地唤起了人们对一种差别的注意。弗洛伊德派论者经常提及这个差别，但从未能使其清晰明白。大多数神经病症或倾向都是基本需要满足的扭曲。这些冲动不知因何缘故，或受到阻碍，或找错了出口，或用错了手段，或与其他需要混淆。其他的症状则相反，它们不再寻求满足，而仅仅是保护性的或防御性的。它们的目的就是防止进一步的伤害、威胁、或者挫折。两类症状的区别犹如两个斗士，其中一个仍旧希望获得最后胜利，另一个不抱丝毫获胜的希望，只是尽可能使自己不至于失败得太惨。由于认输和绝望肯定与治疗中的预后，与学习的前景，甚至可能与长寿有相当的联系，任何明确的动机理论都必须讨论默尔的区分，以及克里对这种区分的解释（233）o达到目的的可能性杜威（108）和桑戴克（449）强调了动机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可能性。大多数心理学家完全忽视了这个方面。总的说来，菝们有意识地渴望一切实际可能获得的东西。这就是说，关于愿望，我们比心理分析学家可能允许的要现实得多，他们总是专注于无意识欲望。一个人的收入增加后，他发现自己的希望话跃起来，并且积极地为获得几年前连做梦都不取想的东西奋斗。一般的美国人希望有汽车，冰箱、电视机，因为获得这些东西的确是可能的事情，他们没有获得快艇或飞机的奢望，因为这些东西实际上距普通的美国人软远，而且很可能他们在无意识中也不存在有这样的希望。重视达到目的的可能性这个因素，对于理解我们文化中各个阶级等级之间的动机差别，理解我们的文化与其他较为贫穷的国家和文化在动机上的不同是至关重要的。现实的影响与这个问题相关联的，是现实对于无意识冲动的影响。在弗洛伊德看来，一个本我冲动是一个分离的存在，与世界上任何其他事物都没有内在的联系，甚至与其他本我冲动也没有联系。我们可以用比喻来近似地说明本我，我们称它为一种混乱，一锅沸腾的骚动… 这些本能给本我以能量，但本我没有组织，没有统一的意志，只有与快乐原则相一致的追求本能需要满足的冲动。逻辑规律——首先是矛盾律——不适合本我的进程。相互矛盾的冲动并列存在，并不相互抵消或者分离，最多它们只是在强大的经济压力下折衷地联合起来，释放它们的能量。绝不能将本我比作虚无，并且我们惊异地发现，本我还违背了哲学家们的断言，即，时间和空间是我们，心理活动的必要形式很自然，本我不懂得价值，不懂得善恶，不懂得道德。与快乐原则非常紧密相联的经济或数量的因素控制了本我的全部进程，本能的精力投入寻求发泄，——按我们的观点，这就是本我的全部内涵，’（弗洛伊德《新精神分析引论》，1933，P.103—105）只要现实条件控制、减弱了这些冲动，或者阻止了它们的发泄，它们就成为自我而不是本我的一部分了。可以说，自我是本我的某一部分，它由于接近外部世界并受外部世界的影响而减弱。它接受外界刺激并保护机体不受其伤害，犹如包住微小的生命物质的外皮层。与外界的这种关系决定了本我。它担负着为本我描绘外界，从而保护本我的作用。因为只有这样，全然不顾外界的优势力量而盲目地极力满足自己本能的本我，才可能逃避毁灭的命运。在执行这一职能的过程中，自我必须观察外部世界并在感知所留下的记忆痕迹中保留一幅外界的真实图画，它必须通过检验现实来排除这幅外界图画中来自兴奋的内部源泉的因素。自我为本我控制通向自动力的路，它在欲望和行动之间插入了思考这个延误因素，在思考过程中，自我利用了储存在记忆中的点滴经验。就这样，自我废驰了对本我的进程有着不可怀疑影响的快乐原则，并且以现实原则代之。现实原则提供了更大的保障和成功的可能性。（弗洛伊德《新精神分析引论》，1 933，P108）然而杜威的论点是，成年人的所有冲动，至少特有的冲动，是与现实结合，并且受现实影响的。一句话，这就等于主张根本没有本我冲动。言外之意就是，假如有本我冲动，那么它们在本质上是病态的，而非健康的。尽管没有经验上的解决方法，我在这里仍然特别提到这个矛盾，因为这是一个至关重要、针锋相对的矛盾。我们看到，问题不在于弗洛伊德描述的本我冲动是否存在。任何一个精神分析学家都会证明，不顾现实、常识、逻辑，甚至不顾个人利益的幻想冲动都可能出现。问题在于，这些幻想冲动究竟是疾病或退化的证据，还是健康人最内在的精髓的展现？在生命的历史中，初期的幻想究竟是从何时由于对现实的感知而开始减弱的？这个时间对于神经病患者和健康人是否都一样？高效率工作的人是否能完全避免这种影响而保持其动机生活的某一个隐秘的角落？或者假如大家的确都有这些完全源于机体内部的冲动，那么我们就必须问：它们何时出现？在什么条件下出现？它们一定会象弗洛伊德设想的那样制造麻烦吗？它们必须与现实对立吗？了解健康动机我们关于人类动机的大部分知识并非来自心理学家，而是来自治疗病人的精神治疗家。这些病人既是有用资料的来源也是谬误的来源，因为他们显然代表了人口中质量较低的部分。甚至在原则上，也应该拒绝让神经病患者的动机生活成为健康动机的范例。健康并不仅仅是没什么病或根本没有病。任何值得关注的动机理论除讨论有缺陷人的防御手段外，还必须讨论健康强健的人的最高能力。同时，还必须解释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杰出人物所关心的全部最重要的事情。仅仅从患病者那里我们永远不会取得这种认识。我们还必须将注意力转向健康人。动机理论必须具有更积极的研究倾向。第四章人类动机理论导言这一章试图系统地阐述一个积极的动机理论。它将满足前一章列举的理论要求，同时又符合已知的、临床的、观察的，以及经验的事实。但它最主要是由临床经验直接导出的。我想，这个理论符合詹姆士和杜威的机能主义传统，并且与韦特海默、戈尔德斯坦和格式塔心理学的整体论，以及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的精神动力论相融合。这种融合或综台可以称为整体动力理论。基本需要——生理需要通常作为动机理论基点的需要是所谓的生理驱力。最近的两项研究使我们有必要修正我们对这些需要的看法。这两项研究是：（1）体内平衡概念的发展，（2）发现口味（在食物中进行的优先选择）相当有效地指明了体内实际的需要或者匮乏。体内平衡指的是身件维持血流的经常的正常状态的一种无意识的努力。坎农（Cannon，78）描述了这一过程。其内容有：（1）血液的水含量，（2）盐含量，（3 ）糖含量，（4）蛋白质含量，（5）脂肪含量，（6）钙含量，（7）氧含量，（8）恒定的氢离子标准（酸碱平衡）（9）血液的常温。很明显，其内容还可以包括其他无机物，以及荷尔蒙、维生索等等。扬（Young，491、492）对口味与身体需要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作了如下概括：如果身体缺乏某种化学物质。人就会趋向于（以一种不完善的方式）发展那种缺少的食物成分的专门口味或癖好。那么，似乎不可能也不必为基本的生理需要造表。因为，只要人愿意，它们的数字可任意增大或缩小，完全取决于描述的专门性程度。我们不能将所有生理需要都确定为是体内平衡的。现在尚未证实性欲，困倦、纯粹的敏捷（sheer activity）以及动物身上的母性行为是否是体内平衡的。而且，这种表内将不会包括各种感觉上的快意，（如味觉、嗅觉、搔痒，抚摩等），这些快意很可能是生理上的，并可能成为动机行为的目标。我们也不知如何解释这一事实；有机体在趋向于呆滞、懒惰和懈怠的同时，还有活动，刺激和兴奋的需要。前一章已指出，这些生理驱力或需要应看成是独特的而不是典型的，因为它们是可孤立的，在身体上是可定域的。这就是说，它们既彼此相对孤立，又相对独立于其他层次的动机，也相对独立于作为一个整体的机体。其次，在许多情况下都可能为这种驱力找到一个部位的潜藏的基础。这不如料想的那样普遍准确（疲劳、困倦、母性反应等就是例外），但对于饥饿、性欲，以及渴望的情况却是确切的。应当再次指出的是，任何生理需要以及包括在内的、完成行为同时起着疏导其他种种需要的作用。比如，一个认为自己饿了的人也许实际上更多地是正在寻求安慰或依赖，而不是蛋白质或维生素。反之，有可能通过其他活动，如渴水，抽烟等来部分地满足饥饿感。也就是说，这些生理需要是相对独立的，但并非彻底独立。毋庸置疑，这些生理需要在所有需要中占绝对优势。具体说假如一个人在生活中所有需要都没有得到满足，那么生理需要而不是其他需要最有可能成为他的主要动机，一个同时缺乏食物，安全，爱和尊重的人，对于食物的需要可能最为强烈。如果所有需要都没有得到满足，并且机体因此而受生理需要的主宰，那么，其他需要可能会全然消失，或者退居幕后。这时就可以公正地说，整个有机体的特点就是饥饿，因为意识几乎完全被饥饿所控制。此时，全部能力都投入到满足饥饿的服务中去。这些能力的状态几乎完全为满足饥饿这一目的所决定。感受器，效应器，智力，记忆，习惯，这一切现在可能仅限于是满足饥饿的工具。对于达到这一目的没有用处的能力则处于休眠状态或者隐蔽起来。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写诗的冲功，买汽车的欲望，对美国历史的兴趣，对一双新鞋的需求等等，都被忘记，或者变得只具有第二位的重要性了。对于一个其饥饿已经达到危险程度的人，除了食物，其他任何兴趣都不存在。他梦里是食物，记忆里是食物，思想活动的中心是食物，他感情的对象是食物。在组织平稳地进食，饮水，或性行为的过程中，通常与生理驱力融合得更为微妙的决定因素现在可以被吞没得如此干净彻底，以致于我们可以在此时（但仅仅是在此时）带着解除痛苦这一绝对目的来谈论纯粹的饥饿驱力和行为。当人的机体被某种需要主宰时，它还会显示另一个奇异的特性：人关于未来的人生观也有变化的趋势。对于一个长期极度饥饿的人来说，乌托邦就是一个食物充足的地方。他往往会这样想。假如确保他余生的食物来源，他就会感到绝对幸福并且不再有任何其他奢望。生活本身的意义就是吃，其他任何东西都是不重要的。自由、爱、公众感情、尊重，哲学，都被当作无用的奢侈品弃置一边，因为它们不能填饱肚子。可以说，这种人仅仅是为了面包而活着。不能否认这类情况的真实性，但可以否认它们的普遍性。危急情况在正常运行的和平社会里几乎可以肯定是罕见的。这个明显的道理会被忘记主要应归咎于两个原因：其一，老鼠除生理动机外，很少有其他什么动机，既然在这些动物身上作了这么多有关动机的研究，那么就很容易将老鼠的情况转用于人。其二，人们总是认识不到文化本身也是一种适应性工具，它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使生理上的危急情况发生得越来越少。在大多数已知的社会里，经常处于危急状态中的极度饥饿是罕见的，而不是普遍的。至少这在美国是事实。当一个普通的美国公民说：“我饿了，”他是在感受食欲而不是饥饿。他只可能偶然遭遇生死攸关的饥饿，一生中可能只有几次。显然，遮掩高级动机，对人的能力和本性持片面观点的一个有效方法就是使机体长期极度饥饿和干渴。如若有人试图使危急情形典型化，使用人在极度的生理匮乏时期的行为来衡量人的全部目标和欲望，那么他定对许多事实视而不见。“人只靠面包活着”并不是谬论——但这只有在没有面包时才是事实，那么当面包充足，并且人们腹中长期有食时，欲望又会发生什么变化呢？其他（更高级的）的需要会立即出现，这些需要（而不是生理上的饥饿）开始控制机体。当这些需要满足后，又有新的（更高级的）需要出现了，依次类推。我们说人类基本需要组成一个相对的优势层次，就是指这个意思。这句话的一个重要含义是：在动机理论中，满足成为与匮乏同样重要的概念。因为它将机体从相对更强于生理需要的控制下解放出来，从而允许更社会化的目标出现。生理需要以及它们的局部目的，在长期得到满足时，就不再是行为的活跃的决定因素和组织者了。它们只是以潜能的方式存在，即，如果遭受挫折，它们会再次出现，并控制机体。然而满足了的要求（want）不再是要求。机体的控制者和行为的组织者只能是未满足的需要。如果饥饿得到满足，它在人目前的原动力中就变得无足轻重了。这种说法可以表述为一个后面要更详细讨论的假设；正是那些某种需要一直得到满足的人最能忍受将来这种需要的匮乏，然而，过去一直被剥夺了这种需要满足的人对于目前需要满足的反应则将与他们不同。安全需要如果生理需要相对充分地得到了满足，接着就会出现一整套新的需要，我们可以把它们大至归为安全需要类（安全、稳定、依赖、免受恐吓，焦燥和混乱的折磨。对体制、秩序、法律、界限的需要；对于保护者实力的要求，等等）。上面谈到的生理需要的所有特点同样适合这些欲望，不过程度稍弱。他们同样可能完全控制机体，几乎可能成为行为的唯一的组织者，调动机体的全部能力来为其服务。因此我们可以将整个机体描述为一个寻求安全的机制，感受器，效应器，智力以及其它能力则主要是寻求安全的工具。正如在饥饿者那里表现的一样。这个压倒一切的目标不仅对于他目前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而且对于他未来的人生观都是强有力的决定因素。几乎一切都不如安全重要（甚至有时包括生理需要，它们由于被满足、现在不受重视了）。假如这种状态表现得足够严重，持续得足够长久，那么，处于这种状态中的人可以被描述为仅仅为了安全而活着。这一章我们的兴趣主要在成年人。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幼儿和儿童来更有效地获得对成年人的安全需要的理解。因为，在他们身上，这些安全需要要简单、明显得多。幼儿对于威胁或者危险的反应更为明显，原因之-一在于，他们根本不抑制这个反应。而我们社会中的成年人却学会不惜任何代价压抑它。因此，当成年人真正感觉到安全受到威胁时，我们可能在表面上看不出这一点。假如幼儿突然受到干扰，或者跌倒，或者受到高声喧闹、闪电或者其他异常的感官刺激的惊吓，或者受到粗鲁地对待，或者在母亲怀中失去支持，或者感到供养不足，等等，他们会全力以赴地作出反应，仿佛遭遇了危险。（1）我们在幼儿身上还能看到他们对各式各样的身体不适时更直接的反应。有时，这些不适似乎立即具有本质上的威胁，使幼儿感觉不安全。例如，呕吐、腹痛或者其他剧烈的疼痛会使孩子用不同方式看待整个世界。可以假设，这类痛苦的时刻，在孩子看来，整个世界突然从阳光灿烂变得暗无天日，仿佛变成一个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的地方，在这里，一切过去曾是稳定的东西现在变得不稳定了。这样一个因为吃不好食物致病的孩子有一二天会感到害怕，夜里作恶梦，并且还有一种他病前从未出现过的情况，要求保护和一再的保证。最近，一些论述外科手术对儿童心理上的影响的着作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270）。儿童的安全需要还表现在他喜欢一种安稳的程序或节奏，他似乎需要一个可以预见的有秩序的世界。例如，父母方面的非正义，不公正或相互矛盾似乎使孩予感到焦虑和不安全。这种态度与其说是来源于不公正本身，或者由不公正造成的某些痛苦，不如说这样的待遇是世界变得不可靠，不安全，不可预见的凶兆。在一种至少有一种骨架轮廓的系统里面，儿童似乎能更健壮地成长，在这种系统里，不仅对于现在，而且对于将来，都有某种程序和常规，某些可以依靠的东西。儿童心理学家，教师和心理治疗家发现，有限度的许可，而不是不受限制的许可更为儿童欢迎和需要。也许可以选样更精确地来表达这一意思：儿童需要一种有组织、有结构的世界，而不是无组织、无结构的世界。父母在正常家庭结构的中心地位是无可争辩的。家庭内部的争吵，动手殴打，分居，离婚或死亡往往是特别可怕的。同样，父母对孩子大发脾气，吓唬说要惩罚他，对他进行谩骂，粗声粗气地对他讲话，粗暴地对待他，或者对他实行体罚，这一切有时竟会使孩子惊慌失措，惶恐万分；因此，我们可以假设，这里面所包含的决不仅仅是皮肉之苦。的确，在某些孩子身上，这种恐惧同时也是害怕失去父爱或者母爱的表现；然而，它也可以发生在被完全抛弃的孩子身上，这样的孩子依附于仇视他们的父母似乎不是出于对爱的希望，而纯粹是为了求得安全和保护。让一个普通的孩于来面临新的、陌生的，奇特的，无法对付的刺激或者情况，常常会引起威胁或者恐惧的反应，例如从父母身边走失，甚至在短时期内同父母分离，面对着陌生的面孔，新的情况或者新的任务，看到奇特。不熟悉或者对应不了的物体，疾病、死亡等等。特别是在这种情况下，孩子会发疯似的依附于父母，这雄辩地证明了父母作为保护人的作用（且不说他们作为食物提供者和爱的提供者的作用）。从这些观察以及其他类似的观察中，我们可以归纳出一点：我们社会中的普通儿童以及成年人（在后者身上不甚明显）一般更喜欢一个安全、可以预料、有组织、有秩序，有法律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他所可以依赖的。在这个世界中，出人意料，无法应付、混乱不堪的事情或者其它有危险的事情是不会发生的；而且在这个世界里，无论遇到了什么情况也会有强大的父母或者保护人使他免遭受难。在儿童身上可以极容易地观察到这些反应，这从某个方面来说，证明了我们社会中的儿童不安全的感觉极强（或者一句话：他们没被抚养好）。在一个没有威胁、洋溢着爱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儿童通常不会有我们描述过的那种反应。在这类孩子身上，大部分威胁反应往往起因于连成年人也觉得有危险的事物或情况。在我们的文化中，健康或者幸运的成年人在安全需要方面享有很大程度的满足。安全，运转顺利，稳定，健全的社会通常都会使自己的成员感到决不会受到野兽，严寒酷暑，强奸，谋杀、动乱、暴政等等的威胁。因此，从一种非常现实的意义上看，不会再有什么安全需要能成为他的有效（acthe）动机。正加一位吃饱了的人不再感到饥饿。如果我们想直接、清楚地观察到这些需要，我们就必须把目光转向神经质的或者接近神经质的人，转向经济上和社会上的穷途潦倒之辈，或者转向社会动乱，革命或者权威的崩溃。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我们只能在下列现象中观察到安全需要的表现；例如一般都愿意找有保障的、可以终身任职的工作，渴望有一个银行户头和各种类型的保险（医药、牙医。失业，残疾、老年保险等）。在世界上寻求安全和稳定的努力还有一些范围更广的方面，这些方面见于种极为常见的偏爱：偏爱熟悉的事物，而不是不熟悉的事物（309）；或者是已知的事物，而不是未知的事物。那种想用某一宗教或者世界现把宇宙和字宙中的人组成某种令人满意的和谐和有意义的整体的倾向，多少也是出于对安全的寻求。在这里，我们同样可以将一般科学或者哲学列为部分地是由安全需要所促成的（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科学、哲学或者宗教方面的努力同时还有别的促动因素）。不然的话。则只有在真正的危机状态中，才能将安全需要看作是调动有机体潜能的活跃和支配因素，这些危机状态包括；战争，疾病，自然灾害、犯罪浪潮、社会解组，精神变态、脑损伤，权威的崩溃，长期恶劣的形势等。在我们的社会里，一些患神经病的成年人在对于安全的渴望上，有很多方面都与感到不安全的儿童一样，只是这种现象在成年人身上表现得更特殊罢了。他们的反应往往是由巨大的、心理上时威胁所引起的，这些威胁存在于一个被认为是敌对的、势不可挡的、充满着威胁的世界之中。这种人的一举一动都表现得好象每时每刻都会有大难临头，也就是说，他随时都好象是在对危急情况作出反应。他的安全需要往往有着独特的表达方式，往往会寻求一位保护人，或者一位可以依赖的更强大的人，或许是一位搞独裁的“元首”。可以极为有用地将神经病患者描述为保留若童年时式世界观的成年人。也就是说，一个患神经病的成年人，可以说一举一动都仿佛是真的害怕要被打屁股，或者惹母亲不高兴，或者被父母抛弃，或者被夺走食物。仿佛他的孩子气的惧怕心理和对一个危险世界的恐惧反应已经转入了地下，丝毫没有受到长大庸人和接受教育过程的触动，现在又随时可以被一些会让儿童感到担惊受怕，威胁重重的刺激因素诱导出来。①特别是霍妮写了一些有关基本焦虑的很好的文章。在一种类型的神经病中，对安垒的寻求表现得最为明晰可辩，这就足不由自主，如痴如醉型的神经病。这类神经病的患者发疯似地想要使世界秩序化、稳定化，以便确保绝不会出现无法控制，无法预料或者并不熟悉的危险情况。他们用各种各样的礼节仪式、清规戒律和程式将自已围护起来，这样，不管发生了什么样的偶然事变都能应付得了；这样，也可以使新的偶然事变不再发生。他们同戈尔德斯坦描述过的脑损伤病倒非常相似。这类病人总是想尽各种办法来保持自己的心理平衡，例如通过避免所有奇特、陌生的事物，通过将他们有限的世界整理得一板一眼，井井有条，使这个世界里的任何事情也出不了格。他们试图将世界安排得使任何出人意料的事情（危险）都不可能发生。如果竟然发生了什么出人意料的事情，而且又不是他们自己的过错所致，那他们就会有一种惊惶失措的反应，似乎这个出人意料的事变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威胁。我们在健康人身上所看到的强烈的偏爱，例如对熟悉的事情的偏爱，到了不正常的人身上，就成了一种生死攸关的需要。对于新奇和未知事物的健康趣味，在一般神经瘸患者身上是缺乏的或者只是在最低的限度上存在着。归属和爱的需要假如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都很好地得到了满足，爱、感情和归属的需要就会产生，并且以新的中心，重复着已描述过的整个环节。现在，个人空前强烈地感到缺乏朋友，心爱的人，妻子或孩子。也就是说，他一般渴望同人们有一种充满深情的关系，渴望在他的团体和家庭中有一个位置，他将为达到这个目标而作出努力。他将希望获得一个位置，胜过希望获得世界上的任何其他东西，他甚至可以忘掉，当他感到饥饿的时候，他把爱看得不现实，不必需和不重要了。此时，他强烈地感到孤独、感到在遭受抛弃、遭受拒绝。举目无亲，浪迹人间的痛苦。关于归属需要我们掌握的科学资料很少，尽管在小说。自传、诗歌、戏剧以及新兴起的社会问题文学中。它是一个常见的主题。借助文学作品我们大致了解了工业化社会引起的频繁迁徙，漫无目标、流动性过大给儿童身心带来的严重损害。儿童们变得没有根基或蔑视自己的根基，蔑视自己的出身，自已所在的团体；他们被迫同自己的亲朋好友分离、同父母姐弟分离、体会到做一名过客，一名新来乍到者，而不是做一名本地人的滋味。我们还低估了邻里、乡土、族系、同类、同阶层、同伙、熟人同事等种种关系所具有的深刻意义。这里我很高兴地向大家推荐一本以极大的感染力和说服力来叙述这一切的书，它能帮助我们了解我们根深蒂固地要成群结队、要入伙，要有所归属的动物本能。阿德瑞（Ardrey）的《必须服从的土地》（14）将使我们对这一切引起注意。这本书的大胆直率使我获益非浅，因为它强调了我平时疏忽的问题，并迫使我对此认真考虑。也许此书对广大读者也会起到同样的作用。我相信我们社会的流动性，传统的团体的瓦解，家庭的分崩离析、代沟，持续不断的都市化以及消失的乡村式的亲密、还有美国式友谊的肤浅加剧了人们对接触、亲密、归属的无法满足的渴望以及对战胜目前广为蔓延的异化感、孤独感、疏离感的需要。这一切又一定程度地导致了目前训练小组（T—groups）以及其他自发的，有目的的团体的迅遍发展。我强烈地感到相当一部分的青年反叛组织——我不知道有多少或到什么程度的起因是极度地渴望集体感、渴望接触、渴望面对共同的敌人，真正地团结在一起；无论什么敌人，只要它能使一个集体团结起来共同应付外来危险。类似的情形曾发生在士兵之间，他们被共同的外来危险推入一种非同异常的亲密的兄弟关系，结果往往是整个一生他们都会紧密相依。如果一个好的社会要发展、要健全、它就必须满足人的这一渴望。在我们的社会中，从适应不良和更严格的病理学的案例来看，这屿需要的挫折是最普通的基本的核心。爱和情感，以及它们在性方面的表现，一般看来是有矛盾心理的，习惯上包括有许多限制和禁忌。实际上，所有精神病理学家都强调，在适应不良的情况下，对于爱的需要的阻挠是造成适应不良情况的基础。因此，在临床研究方面，有许多关于爱的研究，除了生理需要外，我们对于它的了解也许比对其他需要的了解更多。我们必须强调的是，爱和性并不是同义的。性可以作为一种纯粹的生理需耍来研究。一般的性行为是由多方面决定的，也就是不仅由性的需要，也由其他需要决定，其中主要是爱和感情的需要。爱的需要既包括给予别人的爱，也包括接受别人的爱。自尊需要除了少数病态的人之外，社会上所有的人都有一种对于他们的稳定的，牢固不变的，通常较高的评价的需要或欲望，有一种对于自尊，自重和来自他人的尊重的需要或欲望。这种需要可以分为两类：第一，对于实力、成就、适当、优势、胜任、面对世界时的自信，独立和自由等欲望。①第二，对于名誉或威信（来自他人对自已尊敬或尊重）的欲望。对于地位，声望、荣誉、支配、公认、注意。重要性、高贵或赞赏等的欲望。这些需要比较被阿德勒（Alfred Adler）及其拥护者们所强调，并且比较被弗洛伊德所忽视。然而，今天在精神分析学家和临床心理学家之中，对于它们的突出的重要性产生了越来越广泛的注意。自尊需要的满足导致一种自信的感情，使人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有价值，有力量、有能力、有位置，有用处和必不可少。然而这些需要一旦受到挫折，就会产生自卑、弱小以及无能的感觉。这些感觉又会使人丧失基本的信心，使人要求补偿或者产生神经病倾向。从对严重的创伤性的神经病的研究我们很容易明白基本自信的必要性，并且理解到，没有这种自信人们会感到何等无依无靠（222）。①从神学研究者关于骄傲和傲慢的讨论，从弗罗姆关于一个人对自己性质的虚假的自我知党的理论，从罗杰斯关于自我的研究，从象兰德（Ayn Rand 388）这样的随笔作者以及其他来源那里，我们越来越认识到基于来自他人的看法，而不是基于真实的能力，以及对于任务的真正的胜任和适合情况的自尊的危险性。最稳定和是健康的自尊是建立在当之无愧的来自他人的尊敬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外在的名声、声望以及无根据的奉承之上。即使在这里。将基于单纯的意志力量、决心和责任感所取得的实际的胜任情况和成就，与凭借人的真正的内在天性、素质、遗传基因或者天数，或者如霍尼所说，依靠人的真实自我而不是理想化的虚假自我、非常自然，轻松地取得的成就区分开是很有帮助的（199）。自我实现需要即使所有这些需要都得到了满足，我们可以经常（假如并非总是）预料新的不满足和不安又将迅速地发展起来，除非个人正在独特地干着他所适合干的事情。一位作曲家必须作曲，一位画家必须绘画，一位诗人必须写诗，否则他始终都无法安静，一个人能够成为什么，他就必须成为什么，他必忠实于他自己的本性。这一需要我们就可以称为自我实现（self——actualization）的需要。关于自我实现的更充分的描述请看第ll章。“自我实现”这一术语是戈尔德斯坦首创的，本书在一种更加特殊和有限的惑义上予以采用。它可以归入人对于自我发挥和完成（Self—fulfilIment）的欲望，也就是一种使它的潜力得以实现的倾向。这种倾向可以说成是一个人越来越成为独特的哪个人，成为他所能够成为的一切。满足这一需要所采取的方式在人与人之间是大不相同的，有的人可能想由此成为一位理想的母亲，有的人可能想在体育上大显身手，还有的人可能想表现在绘画或创造发明上。①在这一层次上，个人间的差异是最大的。自我实现需要的明显的出现，通常要依赖于前面所说的生理安全，爱和自尊需要的满足。基本需要满足的先决条件有一些条件是基本需要满足的直接前提。对于它们的威胁似乎就是对基本需要本身的威胁。它们包括言论自由，在无损于他人的前提下的行动自由，表达自由，调查研究和寻求信息的自由，防卫自由、以及集体中的正义、公平、诚实、秩序等等。这些需要遭到挫折会对人们构成威胁或者紧急情况。这些条件不是目的本身，但它们接近目的，因为他们与基本需要的关系太密切，而基本需要显然本身就是唯一的目的。这些条件受到保护是因为没有它们，基本需要的满足就完全不可能。或者至少会受到严重的威胁。假如我们没有忘记，认识能力（感性和理性学习）是一整套适应性工具，它们除了其他功能之外。还有满足我们的基本需要的作用，很明显，它们所遭遇的任何威胁，任何剥夺或阻碍都会对其自由使用的权利的行为，以至对基本需要本构成间接的威胁。这个观点部分地解决了这样一些普遍的问题：好奇心，对于知识、真理和智慧的追求以及解释宇宙之谜的一成不变的欲望。因此。我们必须提出另一个假设，并且采用一种与基本需要有关的疏密程度的说法，因为我们已经指出，由于任何有意识的欲望（部分目标）都与基本需要有着或硫或密的关系，它们在本身的重要性上也就有差异。这个论点对于各种举止行为（behavior act）也同样成立。如果一个行动直接有助于基本需要的满足，它在心理上就是重要的；倘若对此间接有益或者贡献较小，那么裉据动力心理学观点来看，这个行动则不那么重要。这同样适应于各种防御或者应付手段（defen s……pi“g…hanism）。其中一些与保护或者达到基本需要有直接关系，另一些则只有微弱的和疏远的联系。的确，如果我们愿意，可以说砖御手段有更根本和不太根本之分，并且可以断言，危及更根本的防御比起危急不太根本的防御具有更大的威胁性。（切记这些都归结于它们与基本需要的关系）。认识和理解的欲望我们对于认知冲动。对于它们的动力以及病态了解甚少的主要原因在于，它们在临床上并不重要，在由医疗传统（即：旨在消除疾病）主宰的诊所里当然也是如此。在这里，没有传统精神神经病例中纷繁的、使人激动的谜一样的病状。认知心理病理学苍白无力，容易被忽略，认知的精神病态往往被解释为正常的，并不迫切需要治疗。结果，我们在心理治疗和心理动力理论的伟大创立者弗洛伊德、阿德勒和荣格等的着作中全然找不到论述这个主题的内容。没有一个人系统地尝试过创立认知心理疗法。希勒（schjlder）是我所知道的在其着作中能动地表现好奇心和认识的唯一精神分析学家④。在学院派心理学家中，墨菲、韦特海默和阿斯奇（Asch，lg，¨2，466）探讨过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是附带地提过认识的需要。获取知识，使宇宙系统化在某种程度上是在世界上获得基本安全的方法，或者对于智者来说，是自我实现的表达方式。另外，探究和表达自由也被作为满足基本需要的前提来详细论述。尽管这些论述有它们的作用，但它们并没有构成对于好奇、学习、推究哲理、实验等的促动作用等问题的最终答案。它们至多只是不完全的答案。我们知道，获取知识有一些消极的决定因素（焦虑，恐惧）、但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合理的理由假设一些根本上是积极的冲功，满足好奇心，了解，解释，理解。1.类似人类好奇心的东西很容易在高级动物身上观察到。猴子会把东西撕碎，把指头捅进窟窿，在各种情境中进行探索，在这些情境中，不大可能有饥饿、害怕、性欲、安抚等情况存在。哈洛的实验（174）以一种可按受的实验方式充分显示了这一点。2.人类对于特大危脸会追根寻源并且做出解释，甚至对于危及生命的情况也不例外。对此，人类历史为我们提供了相当数量的实例。无名的“伽利略”一直层出不穷。3.对于心理健康者进行的研究表明，作为这一类人的特征。他们着迷于神秘的、未知的杂乱无绪的或者没有答案的事物。这一点似乎正是吸引人之处；这些领域本身就非常有趣味。相比之下，他们对人所共知（thewell-known）的事情则感到索然无崃。4.试图从心理病态如强迫性神经病患者（以及一般的神经病患者）中得出推论或许是可行的。戈尔德斯坦所研究的大脑受损伤的士兵，以及麦尔（Malor）的被观察的老鼠（fixated—rats）（285），（在临床观察上）都显示出强硬而急切地固守熟悉的事物，害怕不熟悉的，无规则的意外的事物，害怕无秩序状态的倾向。另一方面，有些现象也许又会指出相反的可能性。这些现象包括非自然的违抗习俗，顽固地反对任何权威，行为狂放不羁，渴望使人震惊等。这些都可能在一些神经病患者以及处于反文化适应过程中的人身上发现。5.当认知需要受挫折时，很有可能产生真正的心理病态结界（295，314）。下面的临床印象也是中肯的。6.我见过几个实例，它们清楚地告诉我，一些变态现象（兴味索然，对生活失去热情，自我厌恶，压抑身体的功能，逐步破坏理性生活和各种趣味等等）①产生于那些感到生活乏味，工作枯燥的智者中间。我这里至少有一个实例显示了适当的认知治疗消除这些症状的可能性，这个治疗包括恢复业余研究，寻找一个需要更多脑力的工作，以及进行观察思考（insight）。我见过许多聪明、富裕，无所事事的妇女逐渐发展了这些智力营养缺乏的症状。常常有些人按照我的劝告埋头做一些与他们相称的事情，结果他们自身的症状有所好转或者痊愈了，这足以使我清楚地感觉到认知需要的存在。在那些新闻、消息、事实的来源被切断的国家，在那些官方的理论与明显的现实极相矛盾的国家，至少一部分人采取玩世不恭的态度，不相信任何价值，不抱任何希望，甚至怀疑不言而喻的东西，人与人之间的一般关系的深刻的瓦解、丧失道德，等等。另一部分人似乎采取了更被动的方式；沉闷、顺从、丧失主动性，丧失能力和与世隔绝（coarction）。7.了解和理解的需要在幼年晚期和童年期就表现出来，并且可能比成年期更强烈。不仅如此，无论怎样解释，这似乎是成熟的自然产物而不是学习的结果。孩子不必要人教他去好奇，但是却可能被收容教养机关教导不要去好奇，如戈德法布的研究（158）。8.最后，满足认知冲动使人主观上感到满意，并且产生终极体验（end～exlpercence）。虽然人们注重所得的成果，注重学习等等，而忽视洞察和理解这一方面，然而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任何人的生活中，洞察常常：是一个令人感到欢快、幸福，激动的平台（spot），甚至可能是人一生中很高的一个平台。以上论及的那种克服困难的现象，那种一旦遭受挫折便出现变态的现象，一些普遍的（跨人种的、跨文化的）现象，那种永不消失（虽然微弱）的持续的压力，个人早期历史上的自然产物以及人们要求满足认知需要，以此做为全面发展人类潜力的一个前提，这一切都说明了基本的认知需要。但是，这种假设并不全面，但是在我们认识了之后，我们仍受到激励，一方面要使认识越来越细致入微，另一方面又朝着某种宇宙哲学，宇宙神学等的方向使认识越来越广阔博大。我们获得的事实如果是孤立的或者原子式的，它们终究要被理论化，不是被组织就是被分析，或是两者惧全。这个过程被一些人称为寻求意义。那么我们再来假设一些欲望：理解的欲望，系统化的欲望，组织的欲望，分析的欲望，寻找联系和意义的欲望，创立一个价值系统的欲望。一旦允许讨论这些欲望，我们会发现它们也组成了一个小小的层次系列，其中了解的欲望（thedesire ta know）优先于理解的欲望（the desire to understand）。我们曾描述过的优势层次集团所具有的一切特征似乎也适用于这个小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