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满（1） 乔治·桑 巴尔扎克称乔治·桑为"贝里的母狮"，当然乔治·桑符合那种大猫的模式：她是一种畜力，一个强大和不驯服的生灵。年轻时她被视为一个很有魅力的女人，尤其是因为她奇特的眼睛，像一个坏念头那样乌黑，那双大眼睛好似淹没了她整个脸庞的幽湖（肖邦说"她炽热的目光把我的心放飞"）；但她最大的魅力在于另一种美：她的正直，她的智慧，她慷慨的激情。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品质变得愈发明显，因而乔治·桑/奥洛尔·迪潘越老，她的吸引力越大，也赢得了越来越深厚的友谊，像古斯塔夫·福楼拜和小仲马的友谊。桑的确甚至千方百计保持肉体的诱惑力，例如她在六十岁时，与一位比她小二十二岁的画家、英俊的乔治·马查尔，分享了一段强烈的性关系。她一直是个极其自由的女人。 那种内心完全的自由无疑来自她的勇气和智慧，但能够做到这点也幸亏她正好生活在一个适合变化和进步决裂的历史时刻（像一百年后波伏瓦可以是波伏瓦，而仅仅半个世纪之前，沃斯通克拉夫特则不可以）：浪漫主义时期。"文学、艺术、工业、贸易和意识的自由。这是时代的标记"，维克多·雨果的话定义了这场运动的精神。雪莱1814年出版了关于生活的散文，要求爱情的自由。虽然几年后世俗常规重新获胜，但那时与旧准则斗争，或更确切地说，与一切准则进行斗争，因为当浪漫主义者就是处于永恒的进化、永恒的追寻、永恒的学习中，因此旅行和旅行者的形象是浪漫主义的象征。乔治·桑生于1804年，她如此现代和大胆的生活自然引起丑闻和排斥。但面对社会主体的谴责，她总是拥有她同伴的支持：艺术家，知识分子和进步读者。她并不孤单，她能在他人目光里得到承认，这一点划定了边缘化和一体化之间、镇定与疯狂之间的分界线。于是，乔治·桑得以在她的同仁中称王，而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却觉得自己是一个不被人理解的怪物。 桑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奇特，包括她的出身。从父系来说她出身于一支高贵的私生子族系后裔：她的曾祖父是一个公爵，波兰国王弗雷德里克·奥古斯托的私生子，但被承认了身份。但是桑的母亲来自民间：她在士兵营里当过妓女。正是操此业时她认识了乔治的中尉父亲。他们相爱了，在桑出生前二十天他们结了婚。她三十一岁，他二十六岁。青年军人的贵族家庭对这桩婚礼感到气愤。 五年后，父亲从一匹马上掉下来，摔断了脖子。迪潘祖母想留下奥洛尔(这是桑的原名)，她答应如果儿媳离开，把女孩留给她，就付给媳妇一笔赡养费。奥洛尔哀求母亲不要卖了她，但那女人接受了协议，去了巴黎。乔治留在诺昂，留在祖母在法国贝里地区拥有的一座漂亮的祖居，梦想着母亲有一天会回来把她带走。可母亲从未这么做。 奥洛尔在诺昂未加驯服地成长，阅读图书馆里的所有书籍，穿男孩的服装以便能在附近长时间骑马，从少年时起就创作情感小故事。十七岁时祖母去世，她继承了庄园；她觉得自己长大了，想自由，但那时母亲却坚持要照管她，可能因为现在她是一个相对富有的女儿。在桑的一生中，尽管她很不愿意，但还是常常被卷入肮脏的经济官司中。也许正因如此，产生了反作用，她一直很不看重金钱：她自己是一个十分俭朴的女人，靠一点点钱就能生活，但对他人却无限慷慨--支付她的孩子、她的情人、她过去情人的费用；资助她的朋友、她的政治斗争的伙伴（她是共和国、无产阶级和法国十九世纪各种革命的热情支持者）及所有向她求助的人。尽管如此，或正因此，她的经济相当脆弱。诺昂的开销比收入多，可怜的乔治·桑曾经历过真正艰难的时期，不得不毕生都在匆匆写作（她的全部作品共有一百零五卷）。 为了能够摆脱母亲的监管，奥洛尔十八岁时与卡西米尔·杜德望、一个一文不名的青年男爵结婚，并很快与他生了一个儿子--她心爱的莫里斯。卡西米尔不是一个坏人，但是冷漠、乏味透顶。他整天打猎，酗酒，根本不理解他的妻子，甚至有一天当众扇了她耳光：虽然那是轻微地，但受到侮辱的痛苦是一样的。奥洛尔苦恼，晕厥，觉得自己要死了，她想自杀。她那被动的、不美满的婚姻生活没有意义和实质。"如果不是为了儿子，"她写道，她"已经自杀了"。很多年里，忧郁症的危机缠绕着乔治·桑，那是一种时髦病--强烈忧伤的袭击，自杀的冲动。 在乔治·桑奄奄一息的抽搐中出现了奥雷利安，一个年轻法官。他们很快相爱了，但奥洛尔不想背叛自己的丈夫，她把关系维持在柏拉图的领域里：许多热烈的话语，许多绝望的牵手，大量浪漫的眼泪。一天卡西米尔突然走进客厅，撞见奥雷利安跪着哭泣。乔治发誓自己是清白的："既然您相信您眼睛看到的东西，而不相信我对您所说的，我完全明白您不爱我了。"她怀着被伤害的尊严对丈夫说。她这样说有双重理由：因为事实上她的确没有与奥雷利安同床，还有，不管在什么情况下，爱情就是在欺骗面前装糊涂，不看对方实际上是什么人，而是看他说自己是什么人，看他扮演我们的欲望判定给他的角色（跟一位女演员，一位男演员一样）。 对所有这一切，对像一个伟大真理那样痛苦的爱情悖论和激情谎言，乔治·桑懂得很多。她拥有一种热烈和慷慨的恋爱能力（"我不能，也不愿无爱地活着"），并大量运用它。在这一点上，如同在所有事情上，她希望作为人，能得到越来越多的发展；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变得更加幸福，更加懂得恰当的爱。但她成年生活的头几年却是混乱而紧张，冲动的激情起伏波动。 在她生下女儿索朗热（据说父亲是一个叫斯特法尼的人，她的第一个情人）之后，奥洛尔立刻与卡西米尔分手，去了巴黎。那时她二十六岁，身无分文，因为丈夫得到了诺昂庄园、孩子及她所有的一切。她刚到巴黎就说，"我驶入文学的风暴海洋，应该生活。"她开始在报纸上撰稿。为了省钱，她着男装（灰色的大礼服，呢子坎肩，领带，帽子），并见识了1830年大革命和放荡不羁的生活。她身边围着青年艺术家和活动家，他们去剧场，在政治和文学沙龙里讨论，在咖啡馆里抽烟，凌晨两点在喧哗的小酒店里进晚餐，吃雏鸽，喝红葡萄酒。她爱上了一个十九岁的文学青年，朱尔·桑多，与他合写了她的第一部小说《罗莎和布兰科》，署名朱尔·桑，获得很大成功。到第二部小说《安蒂亚娜》时奥洛尔已经与朱尔分手，独自创作。她开始署名乔治·桑，从那时起她就永远是乔治了：连她的孩子和情人都这么称呼她。 采用一个男性别名是十九世纪女作家中的惯常手段。她们以此来寻求保护女作家的身份和社会声望（博学的妇女是不被人看好的），同时还可以从公众那里得到一种没有偏见的阅读（小姐们写的书从一开头就被视为一种次要文学）。另一方面，那时的世界充满性别歧视，通常的社会和文化语言妇女是享用不到的。当乔治·桑在《马略卡的一个冬天》里以第一人称叙述她的回忆时，她把自己看做一个青年男子，这是因为她可以这样描写自己，比如像"受无法驯服和任性的自立怪癖的驱使"：若从那时代狭隘的女性人格出发，这是会显得突兀和不可能说出来的一句话。结果，虽然她所有的读者都知道她是个女人，但为了使她的文学不怪声怪调，她得继续以男性的口吻写作。 总之，桑打破了她女性命运的陈规和闭塞，甚至在她的私生活里也用乔治一名。不是因为她想变成一个男人，而是因为她是没有被包括在模式里的一类女人。她是另类：骑马，爬山，在步行去乡间郊游时，穿着男装在露天一个人睡觉。桑知道鉴于性别的社会陈规是荒唐和局限的，所以她一心炸毁它们。例如在《一个旅行家的信札》一书中，跟她其余的作品一样，也是以一个男性的口吻来写，这位叙述者甚至说："我是一个诗人，即实际上是一个女人"，对暧昧和出格自圆其说：是假装男子的女士坦白自己为女性。圆满（2） 桑的所有作品都是从那种强烈的个人自由的观念出发创作的。出版后立刻获得成功的《安蒂亚娜》，写一个婚姻不幸的女人的故事，她与头一个情人试试运气，不合适，最后在一个皮条客身上找到幸福。这个故事显示了时代决裂氛围的一个大胆主题。桑立马成了一个名人，一个奇人，对浪漫主义者而言是一个女英雄，对保守派来说是一种耻辱，一个丑闻。 她继续寻找自己的路，蔑视辱骂和恭维，拥有令人惊讶的自由，总是愿意冒险、尝试和犯错。她什么都干：不停地写作，为收回诺昂庄园和她孩子的监护权与丈夫打官司（与所有预测相反她打赢了官司），拥有很多情人。她好色，有活力，精彩："今晚我也希望他来，"她指的是桑多，她在日记里写道，"我被一口一口地、断断续续地弄得筋疲力尽。我站立不住。我感到疯狂的幸福。"总之，她懂得珍惜肉体的享乐。 她与神经质且恶毒的诗人阿尔弗雷德·缪塞经历了一场痛苦和著名的激情。与律师、革命家路易·米歇尔一起重申了她的激进意识，学会谈论无产阶级。此间她有过相当多的男人，她的风流韵事是整个巴黎的闲话。人们诽谤她，她依旧无畏，只关注生命的跳动和自己的作品："写作这个职业是一种强烈的激情，几乎不可摧毁。"她的风格强大，明晰，响亮。一个世纪前她的作品取得了巨大成就；福楼拜、陀思妥耶夫斯基、夏洛特·勃朗特、乔治·爱略特和屠格涅夫崇拜她，亨利·詹姆斯称她为"伟大的魔术师"，普鲁斯特赞美她语句的优美流畅。今天桑的小说过时了，但她思考性的作品和散文（《马略卡的一个冬天》，《一个旅行家的信札》，《我一生的历史》）仍然保持着一股独特的魅力，充满生命。 三十四岁时桑对自己及对爱情的强制性需要感到厌烦，这种需求使她一个接一个地虚构激情："总在追逐影子：我烦了。"她渴望一种稳定和平静的爱情，有时她担心自己是否懂得爱。那一刻肖邦出现了，他二十八岁，性格孤僻，患肺结核，对性感到恶心。乔治使他战胜了这种恶心，至少在开始的时候。乔治·桑对肖邦竭尽全力：照顾他，宠爱他，保护他。随着时间的流逝，对她来说肖邦变成了她的另一个孩子（"我照管着三个孩子"，她说）。桑与这位音乐家生活了十一年，最后七年她"像处女似的与他和其他人生活"。然而不是她中断了这个关系。据让·沙隆在他撼人的传记中叙述，乔治的女儿索朗热，与一个没有良心的雕刻家结了婚，满身债务的他企图耗尽女作家的财产。当不能完全达到目的时，索朗热和她丈夫便竭力诽谤桑，而柏拉图式地爱着索朗热的肖邦，站到了她那边。这样乔治一下子同时失去了女儿和伴侣。对这种结局她感到高兴："咳，何等的休息，何等的解放啊！一直忍受那个狭隘和专制的灵魂，一直被同情和怕他痛苦死的担心所束缚！" 此外，那时的桑很忙碌，她在巴黎积极参加1848年的革命："我将站在受害者那边，反对刽子手，直到我的最终时刻。"她参与了那么多，以致革命失败后，她害怕被逮捕，躲在诺昂--那是自我流放的灰暗数月，连在冰冷的夜晚点燃她房间炉火的钱都没有。但正是在那时她认识了亚历桑大·芒索，一位三十二岁的版画家（她四十五岁），她儿子毛里西奥的朋友。芒索是她的生命之爱；《邦比阿尼作家词典》谈到了诺昂男爵夫人宁静的成熟，"虽然坏心眼的人指责她身边有一个年轻高傲的秘书"。那个年轻人就是芒索；他不高傲，而是和蔼和感性。他们共同生活了十五年，直到他死于肺结核。 "现在我知道爱老年妇女甚于爱年轻姑娘"，桑在与芒索的初始阶段得意地写道。她有理由感到满足：她很久没想到自杀了，忧郁症已从她的作品中消失，她越来越宁静和深沉地爱和生活。这种通向圆满的演变是乔治·桑的最大成就。虽然生存艰难，死神夺走了她所爱的人；虽然身体恶化，革命失败，经济拮据，但桑在理性和智慧中，在一种东方式的深刻平静中逐渐建构自我。"我们又老又丑，"她五十五岁时写道，"芒索发福，毛里西奥秃头，我有一百岁了。如果我们相爱到足以让我们互相觉得漂亮，有什么要紧的？" ①勒南（1823-1892）：法国历史学家，东方语言学家。1883年起任法兰西学院院长--译注。虽然失去芒索和她的孙女尼妮让她心碎，但是桑总能够重新创作，重新梦想，重新恋爱："怯懦不是忘我：那种屈从的人有他好受的。"她自然从不屈从："我觉得我正重新开始我的生活，"六十三岁时她写道，那时她与年轻的马查尔正保持着一个充满激情的性关系，"对我来说生活总是此时。"她七十岁时还在诺昂冰冷的水流里沐浴，写作，制作李子果酱，定期与福楼拜、左拉、勒南①及龚古尔兄弟一起出席著名的"半月晚餐"聚谈会，并受到她朋友们的崇拜。"老了真好。这是最好的年纪，是理解力看得最清楚的时期。" 七十二岁时的一天，她得了肠梗阻。两星期里她没有感觉不适，但估计死亡已经接近了。终于疼痛开始了：痛得十分厉害。乔治喊叫着乞求死神，它耽搁了九天才到。总而言之，她的死是一种完美的临终，像她生命的其余部分一样强烈。 但如果她事先知道这个痛苦，勇敢的桑可能会把它作为某种连贯的东西加以接受。我突然有个想法，她原本会乐意用九天的受苦来报答一种不导致她受损和老迈的晚年，一种直到最后都充实的生活。在病痛开始前三个小时，她在给一个侄子的信里写下最后几行话："你别担心。我已看到了别人，而且我活了很久，任何意外都不会让我伤心。我相信一切都很好，生与死就是越来越好地死与生。爱你的姑妈，乔治·桑。" 参考书目 ○乔治·桑：《马略卡的一个冬天》，艾达夫出版社袖珍版；《我一生的历史》，帕尔西法出版社；《一个旅行家的信札》，企鹅出版社经典系列（伦敦）。 ○吉恩·查龙：《乔治·桑》，艾达萨出版社。 ○《邦比阿尼作家词典》，奥拉出版社。殉教的渴望（1） 伊莎贝尔·埃伯哈特 1904年10月21日，一场洪水毁掉了阿尔及利亚艾因·塞弗拉镇子的一半。当洪水退去时，法国驻军的士兵在一个简陋的棚屋废墟中发现了插在烂泥里的女人的两条腿。它们是伊莎贝尔·埃伯哈特尸体的腿，她也叫尼古拉斯·波多林斯基，还叫马赫默德·萨阿蒂，一位装扮成穆斯林小伙子的二十七岁的瑞士女作家：她精通阿拉伯语，能说会写，皈依了伊斯兰教，属于一个苏菲派教团。 虽然伊莎贝尔-马赫默德死时很年轻，但已足够在她身后积累起一种神秘而奇特的生活。她着男装游历马格里布①；与贝督因人睡在沙漠里，在沙丘间骑马，白天与marabouts（宗教领袖）谈论神秘主义，晚上逛遍北非的所有妓院。她的生活古怪，具有双重性，充满痛苦和矛盾。比如，她帮法国帝国主义行政机构征税，但也参加维护独立的示威游行。殖民政府以为她是一个政治煽动者，把她驱逐出阿尔及利亚，但几年后她为法国利奥塞将军②充当类似间谍的角色。 ①马格里布：公元七至八世纪，阿拉伯人向西征服了直至大西洋的北非地区，并渡海占领了西班牙大部，阿拉伯作家把埃及以西的北非地区称为马格里布，一度也包括安达卢西亚。后专指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三国--译注。 ②利奥塞（1854-1934）：法国政治家、元帅，是关于殖民主义具有传播文明的论调的忠实信奉者--译注。尽管如此，这位奇女子（她把自己描写成"一个独特的女人"）首先令我着迷的是她发表在Maidenvoyages（《少女的旅行》）这部书里的一篇文章的结束语："正如我所见，没有比狂热更大的精神之美，那种狂热如此真诚，只能在殉教中结束。"可怕的、使人失去自制的话语，它涉及人类意识的那个黑洞，在那里燃烧着暗杀者的狂热。从第一刻起我就想理解（同样，一个人渴望理解恶的本质）像伊莎贝尔这样聪明的人怎么会说出如此的话--以教义为保护并栖身地狱的那种需求，人类如此共同和首要的需求，源自何处？ 伊莎贝尔的母亲娜塔莉属于俄国贵族，嫁给了沙皇的一个顾问莫艾德将军，比她大四十岁。1871年娜塔莉带着她的三个孩子与托洛非莫维斯基，一位中年无政府主义者，永远离开了俄国。托洛非莫维斯基是她孩子的监护人，也是她的情人；他们共同度过了余生（二十多年），但一直秘密保持这个关系。当娜塔莉离开俄国九个月后生下儿子奥古斯丁时，仍然给他取了莫艾德的姓。五年后，1877年，伊莎贝尔降生，她在出生登记上的身份是私生女。因此在五个兄弟里只有她一人遭受异名的耻辱。但更糟糕的是托洛非莫维斯基从未承认她是自己的女儿。伊莎贝尔大概从同母异父兄弟那得知自己是监护人的女儿，但不论她父亲还是母亲都从未告诉她真相。她的出身笼罩在一种居心不良的沉默中，笼罩在一片迷雾里。在她的信件和文章中，伊莎贝尔经常虚构不同的父母，以及关于其出生的不同解释。 母亲娜塔莉患有几乎病态的性格软弱。至于托洛非莫维斯基，他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人。在流亡中他与巴库宁密切合作，是无政府主义书刊的创办人之一，但之后日渐与世隔绝。他很有文化，出身于亚美尼亚和伊斯兰血统，是个了不起的通晓多种语言的人（伊莎贝尔继承了这个天赋，她会说法语、德语、俄语、拉丁语、阿拉伯语、意大利语和一点英语），他神秘并患妄想狂。他在日内瓦郊外买了一幢带有一个大花园的乱糟糟的房子（"新城市"），与娜塔莉和五个孩子隐居在那里。"新城市"破旧的花园像一片被杂草侵蚀的丛林，大宅的内部更是幽灵般的空荡，每间屋里只有一两件家具，仿佛前任主人们搬家时遗忘的一些旧破烂似的。这个没有家的家是一个监狱，从未有谁从那里出来：连上学都不去，因为托洛非莫维斯基本人负责教育。大孩子们恨他，一次次地试图逃跑（托洛非莫维斯基命令警察去追他们），直到最后莫艾德家的两个大孩子得以逃离：长子去了俄国，在那要求继承他父亲的遗产，二女儿结了婚，致力于追捕托洛非莫维斯基，控告他性骚扰和遥控指挥毒害莫艾德将军（他死于1873年）。 惊恐、患有妄想狂且陷入穷困的托洛非莫维斯基继续盘踞在"新城市"，与他在一起的有莫艾德家的老三弗拉迪米尔，性格温和而精神失常；老四奥古斯丁，也很不稳定，酗酒并染上鸦片；小伊莎贝尔，托洛非莫维斯基剪掉她的头发，把她当做一个男孩来打扮和对待。此外，这个监护人还从事对仙人掌的照管，他以一种无法向人表达的爱心非常恰当地崇拜这个植物；或许他只对软弱的弗拉迪米尔，他最爱的人，表示过爱心，并与之分享他对仙人掌的爱。许多年后，当可怜的弗拉迪米尔自杀时，不善表达的托洛非莫维斯基用一份电报宣布此消息："我的仙人掌朋友死了。"他不知道如何以更好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痛苦。 伊莎贝尔在这种险恶和令人窒息、充满迷雾和莠草、充满沉默和威胁的环境里成长。从很小时候起她就从事写作：短篇小说，有始无终的小说，日记。正像她十九岁时对一位阿拉伯朋友所说，"我（在文学界）成名和获取地位的雄心是次要的。我写作是因为热爱，因为这可能就是我的命运。我惟一的安慰。"她使用不同笔名来署名她的文章，在她的信里假装男人并很快在法国杂志上开始发表。她也很早就对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教产生了热情。那时宣扬伊斯兰复兴，反对现代西方世界生存空虚的"纳哈达"穆斯林运动正处于上升期：对埃伯哈特来说那是一种很有诱惑力的选择，她就是在缺乏准则和虚无主义的环境中长大。少年伊莎贝尔好像在绝望地寻找一些自己的根基，一种身份。沙漠，这么干净，这么清晰，这么缺少隐藏之处，在那里，所有东西必定显而易见，它是"新城市"阴暗混乱的花园、那个被不明之物压垮的童年空间的对立面。 伊莎贝尔十分不幸。不幸构成了她人格的基本部分，是她作为她的一个定义（或许惟一的定义）。十九岁时她在日内瓦的一个照相馆里拍了两张肖像，一张穿得像一个阿拉伯小伙子，另一张是水手像，戴着一顶带有那条假想之船的名字"复仇"字样的帽子。那时她在日记里写道："我想变成某个人，以那种方式实现我生活的神圣目的：复仇。"伊莎贝尔感到自己生来就被打上了烙印："我发现从我出生那天起我就该死，注定要受苦，注定要孤独和绝望。"她想要弥补的就是那点，那种巨大的生存痛苦。 二十岁时伊莎贝尔与母亲进行了第一次北非之旅。她剃光头，穿男装，自称马赫默德。她以为可以在性别问题上欺骗所有人，但看看那时期她的照片，很难相信会有人把她当做一个男人：她漂亮，厚嘴唇，小巧。或许那时的阿尔及利亚人对外国人的古怪行为太习以为常了，所以假装把她看成她所希望的那种人。在任何情况下，她融入穆斯林圈子无疑都是值得注意的；在一个去沙漠腹地旅行极端危险的时期，伊莎贝尔游历了半个马格里布，没出什么大事故。当然她说阿拉伯语，很了解当地的风俗和宗教，尤其是她渴望与他们融合。她被吸收进最重要的苏菲派卡迪里教团：对一个外国人，尤其又是女性来说，这真是个壮举。殉教的渴望（2） 她母亲，脆弱的娜塔莉，在皈依了伊斯兰教之后不久突然去世。伊莎贝尔痛苦得发疯；她返回日内瓦，正赶上哥哥弗拉迪米尔自杀和托洛非莫维斯基可怕的临终，他患上了喉癌（据说伊莎贝尔出于同情用大剂量的氯醛杀了他）。伊莎贝尔独自回到北非，身无分文。遗产已经花光，在她的余生埃伯哈特逐渐沿着贫困的下坡路下滑，直到落入极端穷困的地步：没有吃的，也没有钱在寒冷的夜晚买柴火；靠她的苏菲教友施舍度日，把钱都花在麻醉品和妓院里。 伊莎贝尔的性征一直引起人们一种病态的好奇。看来她只有穿男装的时候才兴奋，虽然好像也只有男人才吸引她：她喜欢与其他男子一起去逛妓院，但她只是观赏。伊莎贝尔很含混，在她生命的尾声染上梅毒和疟疾。她也非常精神化，过着一种双重人格的分裂生活：早上纯真禁欲，一直追求神秘主义的真理和文学之美；晚上则阴暗，扭曲。她经常在日记里提到自己的堕落："尚无人通过我得以看到我的真实人格，它敏感而纯洁，远高于我择身混迹的堕落的下贱，部分是出于对世俗常规的厌恶，部分是出于一种奇怪的受苦愿望。"不管怎样，她最稳定的关系，如她嫁给年轻的阿尔及利亚军曹斯里美内(或名叫谢里姆)，与之经历四年的爱情生活，显得出奇纯洁和世俗。 据她的传记作者安妮特·科巴克认为，伊莎贝尔是厌食症患者。很可能是这样：那种纯洁的要求，那种绝望，那种与身份和肉体的斗争，是这种疾病的通常特点。对生存的无意义、生活的空虚、实体与非实体的纷乱这些人类常见的痛苦，特别是在我们缺乏令人欣慰的答案的二十世纪，伊莎贝尔怀有敏锐的体察。但在她身上，那种不安达到了无法让人承受的程度。 在她的激怒和狂热中，在她着迷地坚持填充人生的空虚（那是无法填满的）中，伊莎贝尔让我想起了另一位迷人而又可怕的女人--法国哲学家西蒙娜·薇依①，1943年，在她三十四岁时，她让自己饿死（她也是厌食症患者）。她们俩，各自以其方式，都是才智过人又接近边缘的人。巴塔耶②说西蒙娜·薇依"散发着某种魅力，既因为她的清醒，也因为她的幻觉思想"，那同一句话也可以用在伊莎贝尔身上，有时她具有显著的知识精确性，有时却迷失在一种不太可能和令人不安的逻辑性里。伊莎贝尔和薇依共有一种有时会在某类女性身上出现的色情受虐狂的忧虑和殉道的渴望：如果形势对她们有利，社会便视她们为圣女（像对胡安娜·德·阿尔科，另一位厌食症患者；现在开始要求封西蒙娜·薇依为圣徒）；可是如果没有运气的话，她们就会被认为仅仅是些神经错乱的人。薇依在论证和风格上更加纯净，而埃伯哈特的文章没有太高的文学质量：过于枯燥，没有实质内容，过度描述，缺乏严谨。她的文章太容易让人想到一篇少年日记；她确实死得很年轻，否则或许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加改进。 ①西蒙娜·薇依（1909-1943）：法国女神秘主义者，社会哲学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抵抗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死后发表的作品对英法两国的社会思想影响深远--译注。 ②巴塔耶（1897-1962）：法国图书管理学家和作家。其论著、小说和诗歌表现了他对色情、神秘以及反常心态行为的极大兴趣--译注。伊莎贝尔确信自己是特别的，被困在一个独一无二、也许可怕、也许崇高的命运里：她不知道自己是天使还是魔鬼。"我永远不会知道我是谁，或者我命运的意义是什么，它是从未有过的最奇特命运之一。"最令人奇怪的是，她的生活好像应验了那种放肆的观念：她整个一生充满了神秘和怪异的事件。如她被当做煽动性间谍一事（这使她受到法国当局可恶的迫害，暂时被驱逐出阿尔及利亚），又如1901年她在卡迪里教团的一位领导人家里遭受的神秘行刺：一个年轻人进来，没说话，砍了伊莎贝尔三刀，一刀在头上，另两刀在一条胳膊上。一条晾衣绳奇迹般地缓冲了头上的那击致命的刀砍，但伤势严重（刀刃砍断了她胳膊肘的肌肉和骨头，她的胳膊永远僵硬了），伊莎贝尔不得不带着巨大伤痛在医院住了两个月。一段时间之后，行凶者受到了审判，判决那是一次宗教谋害，因为袭击者属于和卡迪里教团对立的一个伊斯兰教派；可是伊莎贝尔一直怀疑--或许她有理由--有过一个法国同谋的政治阴谋想干掉她。毫无疑问，她对规则的不断冒犯（身为西方人却易装为东方人，一个女人却扮装成男人）影响了她的边缘化和一直伴随她的问题；但即便如此，重温埃伯哈特的传记时，一个人仍会惊讶于她所发生的许多事情。你会问自己，就像她自问：为什么这么迫害她，为什么视她为她不是的那种人，她真的什么也没干的时候，为什么选择她作为行刺对象？更确切地说，她是一个沉思的、边缘的、不活跃的人。但可以说她身份的缺乏，她那种变成任何东西的可塑性（变成男人和女人，西方人和东方人，神秘主义者和造孽者），对其他人来说也起了作用：伊莎贝尔是一个别人用自己的设想将其填满的空白。 在她整个一生，伊莎贝尔·埃伯哈特试图填满那个空白，建立一个可以依靠的教义与盲目信念的脊梁。可奇怪的是，她越是努力做人，越是毁灭自我，甚至在肉体上--她在最后的照片里模样可怕。个人的崩溃，不管怎样，或许是一种选择--对她来说惟一可能的选择。她的孪生姐妹西蒙娜·薇依已经说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也不拥有（因为命运可以剥夺我们的一切），除了说'我'的权利。那是应该交给上帝，即毁灭的东西。根本没有其他任何允许我们的自由行动，除了毁灭自我的行动。"一句软弱和绝望的话，概括了伊莎贝尔·埃伯哈特，或尼古拉斯·波多林斯基，或马赫默德·萨阿蒂的一生。邻居们说，她小的时候，整天在她童年地狱般的花园里，那天堂花园的对立面--"新城市"花园腐烂和杂草丛生的小路上独自跳舞。 参考书目 ○伊莎贝尔·埃伯哈特：《信件和日记》，埃格拉尔·埃雷拉（编辑），西尔塞出版社。 ○西蒙娜·薇依：《引力与恩典》，卡洛斯·奥尔特加（编辑），特罗塔出版社。 ○安妮特·科巴克：《伊莎贝尔·埃伯哈特生平》，查托&温达斯出版社（伦敦）。 ○玛丽·莫里斯（编辑）：《少女的旅行》，文帖杰出版社（纽约）。世界是一张床（1） 弗里达·卡洛 对于床在我们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我们不习惯予以它应有的重视。我们生在一张床上，死在另一张床上，我们生命的一半是在床上度过的。床庇护我们的疾病，是我们梦想的穴巢，爱情的战场。是我们最私秘的空间，是我们体内那个动物的首要藏身之处。对弗里达·卡洛--墨西哥女画家、壁画家迭戈·里维拉①的妻子--来说，床代表了所有这一切以及更多的东西：避难所，刑讯台，圣坛。但弗里达自然是一个受伤的动物。那个永恒的伤口，那个伤得可怕的肉体（常常虚弱得只能躺在床上），变成了她生命和作品的绝对主人公。 ①迭戈·里维拉(1886-1957)：墨西哥画家，其大胆和巨幅的壁画促进了拉丁美洲和美国壁画艺术的复兴。1909年定居巴黎，成为毕加索、布拉克和其他现代画倡导者的朋友--译注。1954年7月13日，在满四十七岁后的一个星期，弗里达逝世。几个月后迭戈·里维拉把他妻子的家变成了一个博物馆，至今仍可参观。弗里达去世的那张床就在那里（她可能就出生在那张床上，科约阿坎那座漂亮的蓝色房子是她童年的家），是一张带有四根柱子和华盖的大床。有那张床的照片，弗里达最后几年就栖息在那床上。那时床头摆满了她所爱之人的照片，床顶装饰着一块光荣榜，上面有她的伟大英雄：斯大林、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他们占据着宗教版画的位置。对她来说，他们终于成为一种神。 此外天棚上悬挂着一个纸板骷髅，是一直纠缠她的那个死神的讽刺性备忘录；在华盖的光滑表面曾有过，现仍有一面镜子，弗里达在那镜子里观察自我以创作她著名的和使人不安的自画像。弗里达·卡洛是一位作品不多的艺术家，一生不到两百幅画，并且大部分是再现她自己的形象：有许多目光逼人的半身像和全身出现的主题油画，肢体撕裂，躺在一堆血泊里，脊背敞开："我画自己，因为我常常孑然一身，因为我是自己最了解的主题。" 为了赋予绝对混乱的生存一种秩序的表象，人类怀有加工自身传记的感人渴望。出于这种愿望，弗里达一直认为她十八岁时因为无聊而开始绘画，之前一场可怕的车祸碾碎了她的腿，压断了她的脊背，她的腹部穿孔。在极其漫长的恢复过程中，她母亲把一面镜子放在床头，她可能就这样开始把自己当做模特。但这不是真的：有一幅弗里达出车祸前一两年的自画像，一幅年轻、粗糙但可辨认的画像，具有同样的姿势，同样的目光。所以她在身体受伤之前就绘画（和自画）了。 这不是弗里达操纵的惟一传记细节：她用心把自己塑造成拥有丰富想像力和极大意志力的人物。结果，她一辈子都说自己出生于1910年，那年正好爆发了萨帕塔①和潘乔·比利亚领导的著名墨西哥大革命，一场动摇了这个国家旧的寡头政治并采纳了印第安主义的浪漫而悲惨的冲突（死了一百多万人）。弗里达自认为是大革命的女儿，但实际上她出生于1907年。她父亲是一个匈牙利裔的犹太摄影师，母亲有一半印第安血统。 ①萨帕塔（1879-1919）：墨西哥革命时期（1910-1917）南方农民起义的领袖--译注。尽管如此，卡洛的生活仍富有神秘的巧合，好像她奇怪的命中注定如此。例如她六岁时患小儿麻痹症，很早就遇到身体的伤害："我记得右腿疼得受不了。"那时她就在床上躺了九个月（通向残废的分娩），躺在那张将成为她生活中心的无所不在的床上。作为生存和苦难的遇险者，她将在那条孤寂和痛苦的小船（那些床单--船帆被发烧汗湿，被鲜血和眼泪沾湿）上航行，直到生命的最后。那场小儿麻痹症给她留下了更细的右腿和轻微的瘸拐，她像一只瘸腿的小鸟。 十八岁时她乘公共汽车去上学（她想学医），这时一辆有轨电车撞上他们。那是一次严重的车祸，死了好几个人；据在场的目击者说，那是一次奇怪、缓慢、几乎无声的车祸，有轨电车无法停止，一点一点地，以噩梦的可塑性压碎了公共汽车的侧部。弗里达裸体出现在铁柱中--扶手穿透了她（栏杆从她身体的一侧插入，从阴道穿出）。某人携带的一瓶涂料洒在她身上，她全身涂满了金粉，好似一座由肉体、鲜血和金子制作的痛苦的塑像。总之，甚至她的车祸都像一场恶梦，灾难仿佛传染了床上的梦呓世界，那个使她的画作也充满了奇怪而强大的象征物的梦呓世界。 撞车使她的脊梁三处断开，打碎了她的股骨盖和肋骨，骨盆三处破裂，大腿十一处骨折，右脚被完全压扁（小儿麻痹症的那只坏脚）。当她母亲得知女儿的状况时，惊异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一个月里无法去看女儿；患癫痫的父亲病了，二十天后才出现在弗里达的医院。弗里达孤身一人，一具被毁的肉体面对无法忍受的痛苦。车祸发生在1925年9月17日；可以说，弗里达·卡洛那时就已开始死亡，一个二十九年后才在科约阿坎告终的漫长垂死。我们体内都带有自己的死亡，一切生命都是逐渐死亡。弗里达在将近三十年不断和可怕的恶化后，正是死于那次撞车所受的伤。 然而，在此期间她做了很多事。她具有如此的意志力，如此的勇气和如此的生存意愿，以至于两年后，在经历了一身的手术、做牵引、加挂件、穿紧身胸衣后，她得以过上一种基本正常的生活，尽管她常常感到疲惫，背部和腿部感到疼痛。"我不得不忍着，因为绝望更糟糕，"她在从医院写来的信里反复说，已经显示了那种使她在别人会死去的地方幸存下来的英雄气概，"我正开始习惯苦难。" 当弗里达回到世上，她开始频繁出没一个左派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圈子。在共产党人女摄影师蒂娜·莫多蒂的家里正式把她介绍给迭戈·里维拉，那天晚上他开了枪并打碎了一个留声机。弗里达从第一刻起就喜欢上他，尽管"他吓着我了"。或许喜欢上他是因为他吓着她了。他们随即结婚，在婚礼聚会上画家又开了火，伤到一个客人；弗里达哭着回到父亲家，在那待了几天，直到她的新丈夫去找她。她二十二岁，他四十二岁。 迭戈·里维拉那时已是墨西哥最有名的画家，创作了一些革命题材的巨幅壁画，今天虽然它们仍保持着色彩和笔触的活力，但在它们的现实主义-社会主义风格里已显出有点僵硬；我本人对卡洛的作品更感兴趣。他是一个大腹便便、模样吓人的魁梧男子，长着鼓胀的眼睛和青蛙的脸庞（"你的青蛙-蛤蟆"，他在给弗里达的信里这样署名），可是他在与女性交往时享有一种无法理解的威望。迭戈有过两任妻子，与所有能弄到手的女人有染。与卡洛结合后继续干这事，让她非常绝望。据说迭戈的知名情人中有演员波莱特·戈达尔和玛利亚·费利克斯。另外他还跟弗里达的妹妹克里斯蒂娜同床，那次不可原谅的伤害导致他们离婚，但两年后两人又复婚。 此外迭戈是一个无法加以分类的人物。从很多意义上讲，他的行为令人作呕：由于他的空泛，他当主角的渴望，他的残酷。他的政治历程是一种令人厌烦的不连贯；首先属于共产党，随后是托洛茨基派，多亏了他托洛茨基才在墨西哥得到避难权，之后又尽一切可能让共产党再次接纳他（这是在斯大林主义最盛行的那些年），他甚至吹嘘把托洛茨基带到墨西哥的惟一目的是暗杀他：一种不因撒谎而让人不那么反感的吹牛。世界是一张床（2） 但迭戈大概也是一个富有想像力的人，愿意的时候也很风趣，他独一无二，感情丰富。弗里达像是描写一个神、一个原始生灵似的描写他："他巨大的肚子，光滑和柔软得像一个球体，栖息在他强壮、如柱子般漂亮的腿上……他是一个大洪水之前的生灵，一个亲密的怪物。"对她来说迭戈是一个神话，是童年时那个又好又坏的妖怪，是生活的原则本身。虽然迭戈确实在心理上折磨她，在特别需要他的时刻抛弃她，但在其他时候，他对弗里达是个非常大的帮助，并且从未完全抛弃她，这也是事实。迭戈是卡洛艺术最热烈的捍卫者（"她是比我好的画家"）和最支持她工作的人。说实话，里维拉与弗里达的关系交替充满了甜蜜和残酷。 一开始卡洛对迭戈而言是一个女儿，但在第二次婚姻期间（她给新婚礼施加的条件是他俩之间不再有性关系）角色颠倒了，衰老的弗里达变成了他的母亲。比如，她常常用海绵给里维拉洗澡，白白的、大腹便便的巨人在浴缸里踩水，玩弗里达给他买的漂浮小玩具；最后，在卡洛临终病危期间，当已患有前列腺癌（这是对大男子的一种圣经式惩罚）的迭戈出走几天后回到家时，她在床上叫他："我心爱的孩子，你来这里，你想吃一个小水果吗？"六十岁的他用小孩的声音和表情回答"是"。 弗里达很美。或者说不止是美--她很可怕。她长着一双凶狠而美妙的眼睛，一张完美的嘴，粗硬的眉心，一撇看得见的胡子。有一次她剃掉胡子，迭戈便发火了：从某种形式上说，他俩在次要性别特征上是混淆的，因为他有一对令弗里达喜欢的女人大乳房。弗里达为自己的强势外表增加了一个不可思议的表演：她一直穿特万纳印第安女人的服装，长裙漂亮极了，衬裙和花边沙沙作响。她用绸缎带子、鲜花和天鹅绒来编头发；用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前的或殖民时期的沉甸甸珠宝来装饰自己。穿衣对她来说是又一种艺术表达；在对镜修饰和画一幅她的自画像之间想必没有很大差别。她在这两种活动中建构自我，这是她与衰老的竞赛中绝对需要的东西。因为她的肉体被撞成碎片；在最后可怕的几年间弗里达在她的日记里写道："我是瓦解。" ①乔治娅·奥基夫（1887-1986）：美国女画家，以描绘大自然的半抽象绘画著名--译注。 ②野口勇（1904-1988）：美国雕刻家和设计家，在二十世纪的美国雕刻中最强烈地鼓吹有机抽象形式表现力的雕刻家。早年在日本度过--译注。 ③西盖罗斯（1896-1974）：墨西哥壁画家，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墨西哥现代壁画的开拓者，被誉为墨西哥壁画三杰之一--译注。弗里达也很看重性并有过众多情人，特别是迭戈和她妹妹欺骗了她之后。弗里达是双性恋（谣传在她的女性恋情中有画家乔治娅·奥基夫①），但她最大的激情是与男人度过的：雕刻家野口勇②，摄影师尼古拉斯·默里--她为此人真的失去了理智，还有一位名字不详的西班牙共和派画家，他是继迭戈之后她最重要的经历：他们共同生活了七年（海登·埃雷拉讲述了此事：她的卡洛传记是所有传记中最好的）。此外当老托洛茨基抵达墨西哥不久，她也曾与他有过一段短暂关系。之后弗里达回到斯大林主义的怀抱，她的老朋友也将遭她咒骂。当西班牙人拉蒙·梅尔卡德用一把凿冰的凿子将托洛茨基杀害，弗里达作为嫌疑犯被逮捕（迭戈当时在美国）。有些人认为里维拉夫妇参与了暗杀，但这个指控看来缺乏根据。三个月前他俩的朋友、艺术家西盖罗斯③倒确实参与了对托洛茨基夫妇卧室的机枪扫射：莱昂和他妻子钻到床下才奇迹般逃生。黑暗的岁月，阴险的态度。 弗里达创作的画很小（而她丈夫制作巨幅壁画），并且一直对自己的作品表现得极端谦卑。许多年里她从未展示自己的画作，如果她变成了一位知名画家，那是多亏了里维拉的推动，他实际上强迫弗里达于1938年在纽约举办展览。那时她认识了超现实主义的主要理论家安德烈·勃勒东，他被那位超现实主义的女画家给迷住了，"但她不知道自己是超现实主义者"。1939年她在巴黎开画展，差不多被包括在那个美学运动之内。几年后，在斯大林主义的狂热高潮中，弗里达抛弃超现实主义，因为它是"资产阶级艺术的一种颓废表现"。 弗里达后期成为一个狂热的亲苏分子，何以到此地步？应该讲讲她的经历中最苦涩、最可怕的那部分。无法言喻的折磨，噩梦。弗里达的身体是如何逐渐崩溃的？她的脚溃烂了，她的背弯了，她渴望有孩子，但却不能（她经受了四五次流产，在她卧室里保存着一个装在甲醛瓶子里的无名人类胚胎）。她被挂在器械上，腿上悬着二十公斤的重量，她被锁在铁质、皮质、石膏质的紧身胸衣里（从1944年到去世她使用了二十八件紧身胸衣）。为止痛她一天喝一瓶白兰地（最后几年每天喝两瓶）。她至少做了三十二次外科手术。仅仅从1950年3月至11月她就接受了六次脊柱手术；在刚缝好线的部位给她上了石膏，当开始发出难闻的气味时，她发现自己的伤口正在腐烂。从1944年起她遭受极其钻心的疼痛，迫使她依赖上吗啡。她的右腿长了坏疽，1953年8月从膝盖以下被截肢。--简单和冷静地列举她所受的折磨足以令人窒息，好像在亲眼目睹她生活中的恐怖。总之，她的最后几年很可怕。毒品和酒精使她失去理智；她画的少量作品展示出笨拙和错乱的笔触。就是在那时，她更加坚持共产主义信条--弗里达不信上帝，她需要找到某种安慰，给她如此多的苦难、如此多的恐惧赋予某种意义："我只是复杂的革命机构里的一个细胞"，她写道。她在自己的紧身胸衣上画斯大林的肖像，镰刀和锤子，还有一幅题为《马克思主义将赋予病人以健康》的感人作品--在这幅画里，一位来自上苍的神奇的马克思把兴高采烈地扔掉自己拐杖的弗里达握在手里（那时她的腿已被截肢）。但她最后一幅画是一张西瓜静物画，她在鲜红饱满的西瓜瓤上写道："生命万岁"。 1953年4月，弗里达的第一次大型画展在墨西哥开幕；她身体状况那么糟糕，主办者以为她将无法出席，但迭戈想出一个主意，把床（那张带华盖的笨重大床）运去，把它安放在展厅中央，然后用救护车把弗里达送去。卡洛就这样出席了她的开幕式典礼，她服用了毒品，脸色青灰，但浓妆艳抹，精心打扮（她坚持重塑自我），躺在床上。她所有的朋友都一个接一个地去问候她：那是一种宗教仪式，就像信徒们为前去亲吻圣女的披风边角而排的一条长队。她躺在自己永恒的床--床世界上，躺在她苦难的帆船上，用失色的微笑和珠光宝气的手，与所有人告别。 参考书目 ○安德雷娅·凯特曼：《卡洛》，袖珍版。 ○勒克莱齐奥：《迭戈和弗里达》，今日主题出版社。 ○劳达·哈米斯：《弗里达·卡洛》，西尔塞出版社。 ○埃利·巴特拉：《卡洛，妇女，意识形态和艺术》，伊卡利亚出版社。 ○埃莱娜·波尼亚托夫斯加：《伟大的蒂娜》，埃拉出版社。 ○海登·埃雷拉：《弗里达，一部传记》，布卢姆斯伯里出版社（伦敦）。死神母亲（1） 奥罗拉·罗德里格斯和希尔德加德·罗德里格斯 复制的希尔德加德·罗德里格斯的照片总是显示出一个恬静和胖乎乎的姑娘，一副愚痴女孩不可救药的外表。她是胖，这点无庸置疑，但她一点也不呆傻，而是相反：她是一个具有超凡智慧的天才少女。至于恬静，我怀疑在她一生中曾否有过真正平静的一瞬间。表象惑人，在这个如此隐密和肮脏的故事里更是这样。 1933年6月9日，在希尔德加德的母亲杀害她之前，认识她的人都形容她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快乐的女孩。与她母亲堂娜奥罗拉，一个冷漠和令人反感的女人，完全相反，她在那位出众的女儿身旁根本微不足道。她们倒是总在一起，但如果考虑到女孩幼小的年纪和那个时代的习俗，那根本谈不上令人奇怪。--可怕的事情隐藏到最后。 我猜想事情从堂娜奥罗拉出生时开始，她于1880年前后生于费罗尔镇，是一个有怪人名声的律师之女（她的全家都被认为有点古怪）。奥罗拉没上过学，但从她父亲专门研究乌托邦社会主义著作的图书馆里学到许多东西：欧文，圣西门，傅立叶和他的农业合作社，或叫"法郎吉"，所有那些马克思之前的改革家，在十九世纪初试图创造新的社会模式，对一个突然被工业化摧毁的世界的痛苦和垂死给予一个答复。那些阅读使奥罗拉心里冒出一种革命的渴望；从她的疯狂中冒出把自己视为人类拯救者的救世主冲动。 她的一个姐姐单身生下一个男孩，把孩子留给家人，自己去了巴黎。十四岁的奥罗拉对那个孩子付出了全部。从他是个婴儿起就对他说话，给他唱歌，为他弹钢琴。一天男孩突然把手放在键盘上，开始胡乱弹奏像似音乐的东西。那个孩子就是佩比托·阿里奥拉，当时作为钢琴家获得了国际声誉的著名神童。当最初的成功开始时，他母亲从巴黎回来，把孩子带走，这是让奥罗拉无法原谅的事情：她确信是自己那种痴迷的教育手段造就了佩比托的早熟。这可能是真的；远离了她，佩比托作为钢琴家开始消沉，直至一事无成。--历史上充斥着大量相似的例子，那些从小受特殊方式的培养，以便最大限度地施展他们天赋的男孩和女孩（像波尔加姐妹，出类拔萃的象棋选手）。但奥罗拉解释此过程的方式已经自大得令人忧虑："我感觉到自己的灵魂如何附到这个孩子身上以及他的灵魂如何成型。"这不是描写一种教育方法，而更多的是一种魔鬼的占有。 ○奥罗拉·罗德里格斯和希尔德加德·罗德里格斯死神母亲奥罗拉已经有了在阿尔卡拉·德·埃纳雷斯镇创办一个"法郎吉"的企图，但在与她外甥的经历之后，她设想了一个对她一生来说更加宏伟的计划：她将不满足于改革社会，而是要创造一类新的个人（"我是即将诞生的新人类的曙光"①）。她将生一个女孩，对她进行特殊教育，使她成为人类的拯救者；因此奥罗拉不再是圣母玛利亚，上帝顺服和被动的工具，而是新救世主的真正创造者。总之，奥罗拉想当上帝。 ①在西班牙语中"奥罗拉"的意思是"曙光"，"晨曦"--译注。父母的去世为她提供了一笔足以富裕生活的年金和必要的自由以实施她的计划。她完全冷静地为那未来的女儿寻找合适的父亲，那人好像是一个名叫阿尔韦托·帕利亚斯的冒险家、神甫、海员和作家。奥罗拉与他"毫无快感地"同房了三次，一旦确定自己已怀孕，她便前往马德里。那是1914年，欧洲刚爆发大战。于是当世界陷落时，在那种动荡和末日的氛围中，一个旨在做光明前途之先驱的女孩诞生了。母亲给她取了希尔德加德这个炫耀的名字，意思是"智慧的花园"。 奥罗拉爱自己的父亲，以病态的激情诅咒自己的母亲。她通常仇视妇女，对男性也感到厌恶，虽然在其荒唐言行中还是赋予男性一个优越的地位：在这点上她一直是极端地世俗。如果她希望自己的救世主是女性，那是因为"没人比女人更迫切地需要被拯救了。不管承认这点有多痛苦，这是人类最坏的一点"。她也说过这样的话："女性通常缺乏灵魂。有些动物拥有比女性更高雅的灵魂。"说真的，在她之前，博学的骑士、高尚的哲学家和著名的思想家也说过此话，但谁也没有把他们视为疯子。 我想说的是，奥罗拉·罗德里格斯的妄想狂符合她那时代的偏见和形势。因为是女性而缺乏正规教育的她，是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剥夺了女性所有生存空间的一个阶级和一个世纪的典型女儿。当承担自身的女性就意味着放弃做人时该如何处之？因为具有文化志向、聪明、独立或对自己的生活负责，甚至对事物具有自己的观点，这些都不属于女性；但如果你不愿适应那种残缺的女性模式，那你就是一个妓女，一个病人，一个怪物。奥罗拉把这种残忍的冲突解释为幻觉领域：她认为自己所拥有的胳膊和前臂，脖子，锁骨，腿和大脑是"男性的"，她的心脏，乳房，臀部和胯部是"女性的"。混合及变异的她将创造"第一个自由女性"。 奥罗拉以一种狂热的方式投身此事；比如，怀孕时为了不让胎儿受罪，她在床上每小时改变一下姿势；她从希尔德加德出生的第一天起就开始训练她，像训练一个动物似的。所以她坚持跟婴儿对话，让她挑选带彩色字母的桶。不满三岁的希尔德加德就能正确地说话和写字；八岁时掌握了四门语言（法语，德语，英语和西班牙语），精通哲学和性教育问题（一门她母亲让她从很小时候起就学习的课程，因为她说"女人因为性而堕落"）。十四岁时她投身公众生活，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劳动者联合总会"（UGT），开始在《社会主义报》上撰文；该报的主编安德烈斯·萨沃里特不知道希尔德的年纪就发表了这位女作者的第一篇文章，当他认识她时惊呆了，并断言她会成为"国际社会主义的一个伟大人物"。三个月后，她被一致推选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副书记。那时她已经成名。 在接下来几年中，她的名气逐渐增大，一边不断开展活动；她写文章，在全国召开大会和讲座。当然那是狂热的年代：1931年宣布成立了梦想的共和国，像其他许多西班牙进步人士一样，希尔德也积极参与。但形势越来越艰难。1932年共和国政府开枪镇压了工人的游行，杀害妇女和儿童，把一百名发生冲突的劳动者流放到撒哈拉沙漠。希尔德那时十七岁，刚读完法律专业（虽然仍在上大学，但现在她学医），对"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怀有越来越多的疑问。她出版了一本题为《马克思错了？》的书，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尖锐和博学的批评，因此被开除出"社会主义青年团"。她又加入"联邦党"，在《大地》上撰写一系列引起强烈争议的批评社会主义者和政府的文章。她甚至收到威胁性的匿名信。奥罗拉后来说就是在那个时候她买了日后结束希尔德生命的那支手枪--讽刺的是这是出于保护她女儿生命的目的。 ①赫伯特·乔治·威尔斯（1866-1946）：英国作家--译注。 ②哈夫洛克·埃利斯（1859-1939）：英国散文家，医生--译注。在那最后一年，希尔德加德成立了"性改革联盟"，出版了另外两本书，在大不列颠、德国、法国闻名。与作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①和著名性学家哈夫洛克·埃利斯②保持活跃的通信，他们被她迷住了，两人都请求她去英国，希尔德加德决定听从他们的建议。英国之行是她结局的导火索。 然而冲突由来已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希尔德加德渐渐厌恶了母亲贪婪的占有欲。表面上她受教育是为了自由，但实际上她是母亲的一个傀儡，一个奴隶。"不从解放自己开始的人就不能想去解放任何人"，她在被害之前不久的一个讲座中说。据说她柏拉图式地爱着"联邦党"的书记，一位叫阿韦尔·贝利亚的年轻律师。但我认为，她是爱上了爱情，爱上了做她自己的可能性。她面前拥有整个人生。死神母亲（2） 两个女人之间的冲突虽然对公众是隐瞒的，但内里却变得越来越激烈。奥罗拉感到她的孩子挣脱了她；患妄想狂的奥罗拉看到了国际密谋，并认为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和哈夫洛克·埃利斯是间谍，想使她女儿堕落，其惟一目的是毁掉她这位母亲。因为奥罗拉一直把自己置于宇宙的中心，对她而言，希尔德从未单独存在过，她不过是个工具，是其创造者巨大光环之柄。接下来，她的最坏担心终于被证实了：希尔德加德告诉她要独自去英国。在出发日期前三天，奥罗拉在女儿床边彻夜不眠，看着她入睡；凌晨天亮时，她近距离朝女儿开了四枪，一枪打在头上，三枪击中胸口，希尔德加德当场被打死，死时只有十八岁。 在审判中，奥罗拉说杀人是"一个崇高的行动"。自己被视为疯子让她非常恐惧，她极力表明自己引以为荣的行为不是神经错乱的产物："杀一个女儿比生她痛苦多了；生孩子所有女人都行，但杀她们的孩子，不行。"那个时代的精神病学对此案进行了一场十分政治化的大辩论：奥罗拉冷静并且精心安排的荒唐行为，是不是正常？最后，认为她处于大脑功能完全运作状态的愚蠢判决占了上风，因此她被判处二十六年监禁。 在这里我得说明，没有记者兼作家何塞·曼努埃尔·法哈多的帮助--他为我提供了我正使用的所有资料--我是无法撰写这篇文章的。是法哈多于1987年在《变化16》杂志上发布了精神病学医生吉列尔莫·伦杜埃莱斯和心理学家亚历杭德罗·塞斯佩德斯的发现，他们在西恩波苏艾罗斯找到了奥罗拉·罗德里格斯的病历。直到那时人们还以为奥罗拉曾待在监狱里，1936年她从监狱被释放获得自由之后，就失去了她的线索。但实际上她的神经错乱变得如此明显，所以1935年12月她被转到西恩波苏艾罗斯疯人院，再也没有从那里出来。她死于1955年。 阅读奥罗拉·罗德里格斯那二十年的住院病历令人悲痛。首先是因为它的文学类型：一个最残酷和最传统的精神病学派生物，与其说是一份医生报告，倒更像一份三十页的警察证明材料，把奥罗拉的话以一种显然的冷漠收集在那里。因为在旧式疯人院里，疯子是一个只说疯话，也就是说，讲些无意义之话的人（被我们称为疯狂的东西恰好就在于赋予现实另一个意义）。 这份病历还让人逐渐隐约地窥见一个毁灭的惊人过程。在监狱里，奥罗拉可以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受迫害的英雄改革家；但在疯人院里，她不过是个听不见、看不见的疯子。精神病症把她日益封闭在虚无的发呆状态中。在头几次采访中她还是惯常的奥罗拉，卖弄学问，废话连篇，以自我为中心，让人恐惧（她像弗兰肯斯坦博士那样，仍然执著地渴望创造她自己的生灵，她制作真人大小、带有生殖器和勃起阴茎的玩具）。十年后她几乎不说话了，只是哭泣，并反复说她太受罪了，她惟一的幻想是死在疯人院外面。在她住院的最后五年，她彻底拒绝看精神病医生："她不愿意来办公室，不愿意和我们有任何接触。"报告重复说。病历的最后一个记录显得很荒唐："没有改变，除了她痴呆的倾向。"在二十年里他们无法看到她身上别的东西。 阅读这份漫长垂死的医疗复述，不可能不对奥罗拉·罗德里格斯感到同情。但也经历了一种原始的、几乎圣经式的感觉--她值得受到惩罚，甚至死刑。因为奥罗拉是一个无情的刽子手，一个可恨和令人厌恶的人物。在她病历的头几页以及记者爱德华多·德·古斯曼《血的奥罗拉》一书中（他是《大地》的总编，很了解这两位女人），非常清晰地刻画了这个女人的恶毒心肠：她的极端自私，她的卑鄙，她的狂妄自大，她如何残酷地利用别人为自己牟利。所有这些都藏在一种忘我和奉献的险恶话语之下--我只为我女儿、为造福人类活着。奥罗拉把那种杀人去势、占有欲极强、榨取她孩子生命的吸血鬼母亲的典型推到了最恐怖的极致，纯粹的恶装扮成奉献的爱，一个几乎不可能摆脱的母亲宇宙。希尔德加德试图逃脱，她为此付出了生命。 人们习惯把这个故事的可怕之处集中在1933年的那个凌晨，当奥罗拉把女儿的头击裂。但对我而言，真正可怕的事在前面，十八年幽闭而漫长的折磨，那个被禁闭并屈从于一个魔鬼母亲迷乱念头的女孩。"我不曾有过童年。我需要把它全部用来学习，昼夜不休息"，一天希尔德对爱德华多·德·古斯曼说。奥罗拉密切监视她女儿，不能忍受她与别人说话、娱乐。如果某天她去《大地》编辑部送一篇文章时停留片刻，与记者们开个玩笑，一直在场的堂娜奥罗拉便会僵硬地打断谈话，强迫她离开（有时眼里含着泪）。"母女俩从不互相亲吻"，一个女邻居在审判奥罗拉时说。奥罗拉疯了，越来越疯（希尔德死前一个月曾建议她去看精神病医生）。她以为共产党人在迫害她，女佣与女儿、赫伯特·乔治·威尔斯要谋反伤害她。在杀害希尔德之前她通宵看护着女儿，但那个女人曾在其他多少个清晨坐在熟睡的女儿床前，用神经错乱者的眼光凝视着她？这正是不祥的写照。 然而对希尔德来说，努力摆脱那个女人，那个有罪和肆意的母亲是非常艰难的！死前一个月，希尔德发表了一篇题为《该隐和亚伯》的文章，在文中她要求恢复那位圣经中的罪犯名誉。该隐是反叛者，强者，激进者，为了自由不得不杀了世俗和压制的亚伯--这清楚地暗示了女儿头脑中正在执行的母亲隐喻的死亡。但奥罗拉以愚笨者特有的按字面意思理解的方式，照直义来看待这篇文章，她扮演起该隐的角色，将女儿杀害。后来她说，当希尔德在《该隐和亚伯》上署名时，她已经签署了自己的死亡判决；奥罗拉对自己的荒唐行为进行一种阴险的美化，断言她杀害女儿的那天晚上，女儿最后承认她有道理。希尔德已经对准备出走感到后悔，并请求母亲杀了自己："是你创造了我，毁了我吧，你应该严厉地惩罚我。" 实际上无人知道那天晚上，在那个使人窒息和对外人关闭的家里（餐厅只有两把椅子）究竟发生了什么。奥罗拉跟女儿争吵了十多个小时，试图说服她不走，而且当中无疑从心理和情感上折磨女儿：女佣看见母亲如何把希尔德抱到她腿上，仿佛抱的是一个女孩。现在我想起那个噩梦场景，突然有个想法--结束了希尔德加德生命的那些子弹，归根结底，或许给她带来了解脱。 参考书目 ○爱德华多·德·古斯曼：《血的奥罗拉》，（出版者）吉列尔莫·德尔·托罗。 ○费尔南多·阿拉瓦尔：《红色的圣母》，塞易克斯·巴拉尔出版社。 ○拉克尔·阿尔瓦雷斯·佩莱斯，拉斐尔·韦尔塔斯·加西亚-阿莱霍：《罪犯还是疯子？》，科学研究高等理事会（CSIC），《科学史迦里略日志》。 ○何塞·曼努埃尔·法哈多：《奥罗拉·罗德里格斯，未来夏娃的悲剧》，《变化16》，1987年5月11日。 ○罗莎·卡尔：《在希尔德加德的父亲背后》，《变化16》，1991年12月2日。 ○费尔南多·费尔南·戈麦斯的电影《我的女儿希尔德加德》。在风中筑巢（1） 玛格丽特·米德 女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是一个伟人，二十世纪杰出女性之一。然而她外表却很娇小；二十三岁时身高还不到一米五，体重只有四十六公斤。1924年她正值那个年龄时，前往位于波利尼西亚的萨摩亚群岛旅行，开始她的第一次田野工作。米德那么瘦小，鬈曲的短发，蓝色的大眼睛，用功学生的眼镜，小无赖的脸，她像个女孩。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她胖了许多。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她像粒炸丸子似的发胖和变扁。自从1960年摔断一条腿，玛格丽特一直随身携带一根长长的栗木丫叉。看那个时期照片中的她，圆胖矮小到使人无法置信的程度，挥舞着她原始的手杖。这位女人类学家像一个童话故事中的人物：一个侏儒，一个嘟嘟囔囔但善良的女巫，一个古老的巫婆。在任何情况下，她是一个介于笑话和传说之间、不完全是人的生灵。 值得询问的是为什么会有这么明显的变化：那些隐秘的原因，她内心发生了什么？有些人随着生命的流逝，只是衰老；另一些人，更智慧或更幸运，逐渐成熟；相反，有些人腐败，还有些人，行为失常；所有这些过程常常在人的形体上有一个清晰的反映。好吧，可以说玛格丽特·米德在年满五十岁，第三次离婚及作为公众人物成名之后，失去了自身七巧板的一个部件，她自己逐渐一点点地散架。 但是要知道那是哪个部件。玛格丽特·米德是一个复杂、隐秘、矛盾、无法缩减到可以简单解释的庞然大物。如果她身上有什么明确之处（几乎全是模糊的），那就是她生活的速度。她在生命中奔走，仿佛在逃避什么：每天早上五点钟起床，在到达她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办公室之前，已经写了三千字。她著有三十九本书，一千三百九十七篇文章，四十三部摄制或录制的作品，在偏远地区进行了十五次田野研究。但是此外，她还在不同的大学任课，当了三十年博物馆保管员，参加各类讲座，领导"营养习惯委员会"（官方机构，后来变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像一位好莱坞女演员似的接受了那么多采访，结婚三次，更有甚者，她还生了一个女儿--凯瑟琳·贝特森，也是人类学家。米德对女儿进行密切研究，仿佛她是个豚鼠："我们从不简单地活着，"凯瑟琳在一本关于她父母的书中说，"我们一直在反思我们的生活。" 总之，米德承受着一种horrorvacui，一种对空虚的真正畏惧：她不能忍受突然对她取消一个事先的承诺，一节课，一个约会，不能忍受忽然有一两个小时的空闲（那是一个无法穿越的可怕沙漠）。她在大学求学期间与其他姑娘合住公寓（她们成立了一个自我命名为"游手好闲的母猫"小组），当其他女孩聊天说笑时，玛格丽特每天晚上十点整就寝，以便能早点到达第二天，早早起床，干很多工作。 而且她话多，时刻在说话（不能有一分钟的沉默，其间会回荡着不可靠），新颖而高明的演说到老时渐渐变成封闭和自我为中心的独白。但同时她也大量倾听，尤其是在她生命的第一阶段。正是这样，听得多又听得好，她建构了自己迷人的作品：倾听并理解萨摩亚的少女，新几内亚的妇女和儿童，巴厘的当地人。虽然仔细看来，那种述说和倾听他人的双重渴望或许不像看上去那么矛盾：不管怎么说，自己的话和别人的话都可以使内心的低语沉默。 米德是她那时代的一个完美女孩，一个二十年代的少女。那是一个大胆和冒犯的时代：妇女剪短了裙子和头发，在乱哄哄的地窖里听爵士乐，喝酒直到失去理智，自由恋爱，当职业飞行员。玛格丽特从不允许自己干任何出格的事，当城市在她周围发出爆裂声时，她严谨地在她那张处女小床上入睡；但她倒是剪掉了那头1900年式的浓密和象征性的披肩发（理发师给她剪发时都哭了），她是一代女冒险家里最冒险的一位，是女战士的世界里最身经百战的一位。 在她的两本最有趣和最优美的作品《一位女人类学家的信》和自传《一位女人类学家个人和科学的经历》中，米德以生动的风格讲述了她田野工作的快乐和担忧：女人类学家在热带丛林里的孤独，龙卷风的粗暴力量，蚊子的折磨，疟疾的间歇性发作（米德一生都发疟疾，一种她在萨摩亚最初九个月逗留期间染上的疾病），或每五六个星期邮件到达时无法描绘的喜悦。在她的文章里米德从不炫耀困难：她是一个老兵，一个女强人，比如她如果得在丛林里行走好几个小时，泥泞都漫到膝盖上，她不会补充说蚂蝗在吞噬她。但很容易想像她所要面对的可怕困境，在偏远和原始的地区长期生活，不懂周围的语言（米德不得不学习几种当地语言，虽然她的敌人认为她说得少而且差），有什么吃什么，没有医生也没有立即救助的可能性。如1929年在新几内亚生活的那几个月，研究仅仅三年前还在交战、杀头、实行吃人肉的那些部落。今天还时常有某个科学家或记者在那个地区的原始森林里失踪。 玛格丽特·米德对人类学进行了革命。首先因为她普及了这门学科：这是一门非常年轻的科学，而她知道公开地推销它，在报纸上描述有趣的细节，把自己变成一个人物。但是她还发展并完善了工作方式（例如运用照相技术），尤其是她提出了以前无人提过的问题。她专注于那时表面上看来是次要的课题：妇女、儿童、种类差异。她从第一本书起成名，但是以三十年代发表的《原始社会中的性和气质》掀起了一场革命。此书研究新几内亚三个相对互相接近的部落，在那里性别角色完全不同：在第一个部落，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以一种被动、友善、母性的方式行事；在第二个部落，他们和她们都是进攻型、暴力型的；最后在第三个部落，男人按照西方女性的模式行事（买东西，卷头发），而女人则按照男性模式行事（不修饰自我，是最有能量、最坚定的人）。 米德从所有这一切理智地推断出鉴于性别的行为差异不是天生和不变的，而尤其是文化的；因此玛格丽特以她的著作实质性地推动妇女从性别模式中解放出来（自然也解放了男人）。在那场抗议中，玛格丽特·米德不是孤独的，而是构成了一场广泛的科学运动的一部分，在环境和遗传的陈旧争论中，主张文化因素的主导作用。如今则又流行正好相反的观点--生物主义。 她的工作曾极受争议：指控她缺乏严谨，没有充分掌握她认为自己了解的语言，降低了人类学的价值（她巨大的知名度很受人嫉妒），但事实是，尽管她的敌人费力地企图搞垮她，玛格丽特的作品整体上仍然是有启发和有效的。她的确是现代性的一个中心观念的先驱--对差异的评价。因为神及其永恒的法则在十九世纪已经死了，它们继而被极端等级化的白人男性法则所取代；要到二十世纪下半叶才能推翻那种权力，呈现差异和边缘--妇女，黑人，其他文化。"每种差异都具有伟大价值，值得重视"，1962年米德在一篇序言中写到。这是我最喜欢她的地方：她的才华和知识胆量，反复思考世界并适应我们时代的急剧变化："我们得教我们的孩子在风暴里筑巢。" "女飞人"玛格丽特从童年时起就置身于永恒的运动中。她是一对知识分子的女儿：父亲是经济学家，写过五本书，母亲是社会学家，从事关于意大利移民家庭的田野研究，写满了十三本对她女儿行为的观察。米德1901年出生在美国费城，但当她满十六岁时已经住过六十所不同的住宅，吃过一百零七名不同厨师准备的午饭：出于工作原因他们不得不经常搬家；另一方面，家庭可能也不是太稳定。在如此的奔波中，玛格丽特从很小时就致力于成为她自己。例如，父亲看来极端内向，冷淡和沉默；而米德是一个充满激情、易怒、用脚踢门的喧闹女孩。十一岁时她违背不信教的父母意愿坚持受了洗礼；二十二岁时结婚，也违背了家庭的标准，并坚持保留她单身的名字，这在美国是不寻常的，对那个时代来说也是不平常和大胆的。她坚持做她自己，成为某个重要的人物，为了达到这两个目的，她好像有十分清楚的主见。事实上，她在以一位军需部将军计划下一次战役的细致来规划她的生活。在风中筑巢（2） 比如，可以说她与年轻的新教牧师路德·格莱丝曼的早年恋爱和婚礼都是计划好了的活动：仿佛有未婚夫，然后结婚，那是米德在那一时刻必须做的事情，以便干净利落地安排她的生活。路德是个好人，也许甚至太好了，对他旋风般的妻子来说过于平静。玛格丽特对他好像没有最起码的激情，他们作为恋人一起外出时，把时间都花在观察天空上，而不是互相对视（或者像一些二十岁恋人的正常所为，根本不看对方，而是满足其他更加肉欲的渴望）。 米德与一个人类学家私通，欺骗了路德，在一个离婚很不被看好的时代有过三任丈夫，那时她被视为一个有着众多情人的女人。然而男人作为愉悦的对象好像从未在她生活中占据主要角色；谈恋爱时她对同屋的女伴以及她的导师，比她大十五岁的女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比对男友更感兴趣。从1955年起直到去世，她与另一个女人类学家罗达·梅特罗生活在一起。1974年她在一次讲座中说，理想的社会将是"青年时期人们是同性恋，中年时是异性恋，老年时又成为同性恋"。但米德可能没有达到任何同性恋的关系：虽然她一辈子都在谈论性并研究它，但这不像是她本人热中的一项活动。她真正的激情是工作；她与丈夫们分享的也是工作--科学探险。她的最后两任丈夫，雷奥·福琼和格列高里·贝特森，都是人类学家，米德和他俩一起从事田野工作。 她最喜欢的是高大、优雅和英俊的格列高里·贝特森。三十八岁时跟他生了她惟一的女儿；1950年应他的请求两人离婚时，米德很难过。但这是因为玛格丽特在生活中过多奔波，不可能待在他身边，"我无法跟随她，她不能停下来"，贝特森以此来解释关系的破裂。而且米德有时非常令人不快；例如她几次打断格列高里在大学教的一些人类学的课（他很腼腆，课上得很差），公开纠正他，跟他唱反调，直到他把课弃交到她手里。她喜欢发号施令，富于进攻性，以自我为中心，让人讨厌；年轻时她把自己兄弟的照片放在她的一位没有未婚夫的女友的床头柜上，成年时在自然历史博物馆她是使部下恐惧的人：每天都有某个女秘书在一个角落里哭泣。 但同时她也出奇地慷慨、和蔼和注重细节。她的吸引力如此之大，以至于拥有一群"追随者"，出于对她纯粹的爱，像奴隶似的无条件地为她工作的那些朋友（为她去洗衣店取衣服，帮她采购东西，给她送口信）。那是她依靠自己的力量所赢得的关爱：她毕生都在汇集一个数以百计的庞大友群，就像是她的家庭，或者她的部落。她喜欢公社生活，与更多的人、更多的伴侣共同生活，这种事她干过几次；米德从未失去任何人，连她的前任丈夫也没失去。我想说的是，在她整个一生中，她都拖着那一大帮杂乱的朋友，她关照这些关系，记得每个人的生日，满足他们的需求，差不多定期去看望他们。一项巨大的关爱任务，本身就需要付出整个生命的精力。难怪米德很着急。 但我已经说了，随着时间的流逝，某样东西被打碎了，她内心的某个东西失常。也许她跑得太快，最终把自己的影子丢到背后：她的精髓，她的平衡中心，她的实质。她有五百位朋友，却近乎像没有一个朋友。随着岁月的消逝，玛格丽特·米德逐渐变成自身的一幅漫画。她话说得越来越多，说出的东西越来越少，听得越来越少。从一个会议飞赴另一个会议，从地球的一个角落飞到另一个角落；她服用安非他明来承受此种节奏，有时连自己身处何地都不太清楚。 比如1977年，米德已年满七十六岁，她前往巴厘、温哥华和巴西旅行。但1978年初她发现自己得了胰腺癌：尽管她一直在四处奔跑，最后还是被死亡逮住了。米德总是习惯于施加她的意志，并且在自身的死亡侮辱面前感到气愤，她拒绝承认患有癌症；但是这当然对她没有什么用处。六个月后米德去世时，还在为她生物学的那个最大背叛而生气。在最后几个星期里，她消瘦了那么多，以至于又和过去的米德相像：同样的大眼睛，小无赖的表情。是那个内心的女囚在冒出头来告别。 参考书目 ○玛格丽特·米德：《一位女人类学家个人和科学的经历》，帕易多丝出版社；《一位女人类学家的信》，布吕格拉-埃姆塞出版社；《原始社会中的性和气质》，帕易多丝出版社；《萨摩亚的少年和文化》，帕易多丝出版社；《男性和女性》，米内尔瓦出版社。 ○简·霍华德：《玛格丽特·米德，一种生活》，巴兰坦书店（纽约）。 ○凯瑟琳·贝特森：《以一个女儿的眼睛》，莫娄出版社（纽约）。梦想与梦魇（1） 卡密尔·克洛岱尔 被绑架的卡密尔，囚犯卡密尔。瘸腿而诱人的卡密尔，天才的雕塑家，倒霉和被遗忘的艺术家。这是一位无法生存的女人可怕的经历。她拥有成功的一切条件：才华，聪慧，胆量，美貌。但环境逐渐毁了她。"大自然赋予她的所有那些美妙的才华只起到带给她不幸的作用"，她弟弟、作家保尔·克洛岱尔说。卡密尔是这位法国著名作家的姐姐；极其有名的雕塑家奥古斯特·罗丹的情人。当他们俩，她的弟弟和她的情人，获得轰轰烈烈的成功时，卡密尔却静悄悄地逐渐沉入黑暗中。 卡密尔·克洛岱尔1864年出生于法国维尔纳夫，是一位房地产抵押登记官和一个外省女地主的长女，随着时间的推移，母亲变成她最大的刽子手。从很小时起卡密尔就与众不同：因为她的瘸腿，她出众的美貌和她灿烂、骄傲、固执的个性。她开始独自雕刻和塑像，没有老师，也没有家庭背景。十二岁时她创作了一组非常抢眼的黏土作品，引起当地艺术家的注意。他们中的一位，布歇，把她介绍给美术馆长。当他看到她的作品时，便问她是否上过罗丹的课。那时少女卡密尔连罗丹的名字都不知道，因此作品的相似是偶然的：在一个学院派常规的创作世界里，他们俩可能共有类似的力量和真实性。要指出的是，在罗丹进入她的生活之前，卡密尔就是卡密尔。因为毁掉她的诽谤之一是坚持把卡密尔仅仅视为她情人的一个弟子。 另一个诅咒是她的家庭。她的父亲性格倔强，暴烈，维尔纳夫的家庭生活是一场持续的叫嚷。然而卡密尔设法使自己成为严父偏爱的女儿。也许那种特权地位（她是独裁者溺爱的孩子），使她母亲和妹妹产生了某种类似怨恨的东西：可以说她们俩都恨卡密尔。十七岁时父亲送她去巴黎学习雕塑，由母亲和其他两个孩子陪同（暴怒的妹妹和保尔），这时事情恶化了。可以想像那位夫人的耻辱，她被迫离开丈夫，放弃她心爱的维尔纳夫，搬到首都，以便可恶的大女儿献身艺术（一件不体面的事）。母亲和妹妹都是很世俗的女人；相反，父亲是自由思想家和共济会会员。 世俗常规和偏见是卡密尔的第三个诅咒。出生在错误的时代和错误的地方。早一点的话她就能像乔治·桑那样以浪漫主义为保护，更自由地生活。再晚些的话就会碰上二十年代的革命。但她生在一个老式和狭隘的外省资产阶级家庭，生在最保守、顽固和主张不变化的时代。那时少数脱离常规的小姐被看做跟妓女差不多。 当卡密尔1881年来到巴黎时，妇女被禁止去美术学院学习（直到1900年她们才被接纳进创作室，1903年才允许她们参加对创作事业的发展至关重要的"罗马大奖赛"）。但任性的卡密尔在一个学院注册，与三个年轻的英国女雕塑家合租一间画室。她充满激情地不停工作，就像她一生所为（除了在医院）。不久，1883年她认识了罗丹。他四十四岁，一副托尔斯泰式的俄国人大胡子威严的外表；她十九岁，已知道自己是一个天才，打算征服世界。他们可能很快成为情人；虽然她仍与母亲住在一起，但整天待在他的创作室里（1888年当得知他们的不道德关系时，母亲把她赶出家门）。十年间克洛岱尔作为学徒在罗丹的创作室里工作。 可以说，在情感领域，这对伴侣的经历陈旧得无聊：罗丹认识卡密尔时，已与他终身的妻子罗西生活了二十年，而他耀眼的学徒永远退居在情人狭隘和半地下的位置。他们从未生活在一起，只是分享了几个假期；彼此庄重地称呼罗丹先生和克洛岱尔小姐。但互相以您相称的事实据说并没有妨碍卡密尔几次怀孕（据说甚至四次怀孕）。不知她是否生下孩子，把他们送人收养或是宁愿流产，但曾经怀孕的事实看来是很可信的。在任何情况下，这都是一种相当残酷的经历。 如果不能确凿地知晓卡密尔生活中这么重要的事情，那是因为她好像很倒霉。她的雕塑创作美极了，健壮又精致（代表作有《华尔兹》、《萨昆达拉》、《命运之神》、《女浴者》等），但她的许多作品已经丢失，其余的散落在私人收藏和偏远的博物馆里。正如卡密尔的作品处于分散和半遗忘状态，她的传记也充满阴影、未知数和损失。例如，她写给父亲和罗丹的信件都丢失了，仿佛这位女性的命运就是粉碎，毁灭。卡密尔·克洛岱尔的生活犹如沙地上被风抹去的图画。 虽然与罗丹的感情关系看来相当世俗化，相反，他们的艺术关系是独一无二的。显然他影响了她，但是没有被充分承认，也没有量化的是，她对他的影响达到何种程度：可能很多（他们一起度过的十年对罗丹而言是最富创造力的十年）。有时他们同时创作几乎相同的雕塑，如罗丹的《加莱义民》和克洛岱尔的《手持禾束的女郎》，是谁抄袭了谁？在上述例子中，作品更在她的风格之内。卡密尔与奥古斯特相反，她精致地雕刻大理石，因此在那种材料上制作的作品大概都经过她的手。另一方面，没有署名的作品被自然地归于罗丹，尽管至少有一次后来得以证明那作品是她的。卡密尔还参与了罗丹的无数雕塑（比如已知她至少创作了《地狱之门》的手和脚）。 在与他合作的那几十年间，尽管她从无休止地劳作，以卡密尔署名的作品却很少，她的许多努力被她的老师吸收掉了。没有证据表明罗丹给过她固定工资（像他自己开始谋生时那样：一份学徒工），也没有支付她当模特的酬劳：卡密尔无数次为他摆做姿势，那是一个消耗许多时间并且通常要给报酬的工作。当1888年卡密尔被赶出家门时，是罗丹负责她的房租和花销：一种实际上将她判为情妇的屈辱安排，而不是从优厚的薪水中获得公正的自立。梦想与梦魇（2） 我不是想用这一切来说明罗丹不是一个天才：他是天才，对此毫无疑问。但克洛岱尔也是天才，他俩相识时他是一个已经成熟的男人，而她是一个极富思想的姑娘。甚至在中断爱情关系后，罗丹都可以从那种创造性和那种才华中捞取好处，因此他余生的作品，直到他1917年逝世，主要是在他与克洛岱尔合作的那段时期所产生的题材(也许常常是出自她的想法？)上做些改动。罗丹的确写过赞美他女弟子的信，并把她的作品热情地推荐给评论家；当卡密尔生病时付给她年均五百法郎的赡养费（事实上这是极少的钱）；他也有过在罗丹博物馆献给她一个展厅的想法。当被问及他对女弟子的评价时，罗丹用这句著名的话回答："我已经教她在哪里寻找金子，她找到的金子只是她的。"可是从整体上来看这段历史，你无法回避这种感觉，即罗丹利用了女雕塑家；当他支持她时，是出于负疚和某种家长作风。 1893年卡密尔二十九岁，已经不再是十年前那个想征服世界的女孩了。生活逐渐撕碎了她的梦想；罗丹的爱情变成了一种地下的、或许肮脏的例行公事，不管她作为雕塑家多么努力，她自己的才能不被承认：老师的阴影压制住她。所以那年卡密尔与罗丹分手（虽然他们继续见面，一起度假，直到1898年），寻找她自己的创作室。可以设想，从那时起她开始维持自己的生活，这使她日益陷入穷困，甚至接近真正贫困的边缘。雕塑是一门非常昂贵的艺术：卡密尔借贷，负债，从事工业设计，制作新艺术灯；但所获却几乎不能支付原材料，也付不起模特和助手的工资，因此她只好在无模特的情况下工作，所有的事都自己干，包括繁重的打磨。她住在阴暗的、缺乏最基本条件的房子里：冬天缺暖（黏土因霜冻而散架），更缺少体面的衣服："我没有大衣和鞋子，我的鞋罩完全穿破了。"但她仍在努力，为获得一个高尚的作品，为得到承认，她是何等地尽力。她活着只是为了工作；除了与音乐家德彪西一次短暂而不甚明确的关系外，卡密尔没有再恋爱，她越来越隔绝自我。 保守的舆论和社会把她的创新雕塑列为"石膏的庞然大物"，虽然世纪末若干重要的评论家开始说克洛岱尔是个天才。但那种评价过于少数派，卡密尔依然不能维持自己的生活。与此同时，罗丹凭借一些比她的作品更加出格的雕塑（正如我们前面所见，也许灵感源自她的想法）大获成功。为什么他的极端性被接受，而她的不被接受？甚至崇拜她的评论家也把她视为一种不正常："一场有违天性的革命：天才女子"，一人说；其他人称赞她的雕塑，说那是"男性的和强大的"。有一张卡密尔1899年与罗丹彻底决裂后的照片，尽管只有三十五岁，她看上去却又胖又老（看来她酗酒），正在雕刻一座珀尔修斯割下墨杜莎脑袋的塑像：被砍头的那个生灵的脸就是她自己的脸。那时卡密尔已把自己看做一个怪物，一个曾经强大但被男性英雄截断力量和喉咙的戈耳工。 于是"她疯了"，新闻报道这么说。被迫害妄想狂，偏执狂精神病。她所有的失败和强烈的不公正感都发泄在罗丹身上。在一个达到谵妄程度的现实隐喻里，卡密尔以为罗丹剽窃了她的思想，甚至操纵一个阴谋要杀害她。她把自己关在简陋的家里，不见任何人。从1905年起，她把自己完成的所有作品锤碎，以便她的敌人不能占有这些作品。 1913年3月2日卡密尔的父亲去世（她不知道此事：没人通知她），3月10日两个男护士闯进她家，强行把她关进维勒-埃夫拉尔精神病院。他们撞见她蹲在黑暗中，被她打碎的作品残片所包围。卡密尔精神失常了，这点很明显，她可能需要医疗救助。但看来此事出于母亲的报复，因为父亲已死。那种报复是可怕的，可憎的。1915年卡密尔从维勒-埃夫拉尔被转到蒙德韦尔盖，一所离巴黎很远并且当时名声很糟糕的疯人院。尽管她曾不断和动情地哀求，她还是没能从那里出来。1943年死在那个洞穴里。她被关了三十年。 在整个那段时间，卡密尔不停地哀求把她放出来。首先她要求获得自由；后来随着岁月的流逝和她希望的破灭，她只请求把她转到巴黎的另一家医院，以便离家人更近些。最后她惟一的要求是有人来探望她。不论是她母亲（死于1929年）还是她妹妹路易丝都从未去看望过她。保尔倒是探望她，但也只是时不时地，因为他很长时间生活在国外。保尔是全家对卡密尔最关爱的人；尽管关心她，他在这件事情上的态度也是含糊的。事实上是他把她送进医院。另一方面，为什么在母亲死后保尔不释放她或至少给她换家医院呢？卡密尔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仍患有针对罗丹的被迫害妄想狂，但除此之外她完全清醒，真的不会伤人，真的无需把她关起来。 虽然克洛岱尔太太在物质上照顾她女儿，但在其他方面她的生硬表现被称为残忍我敢说并不为过。比如她禁止卡密尔写信和收信（除了保尔的或她们的信），以及接待来访。疯人院是个冰冷的地方（"冷得我无法起床"），那里没有任何组织的活动，因此卡密尔整天陷入一种绝对的、死气沉沉的精神不振中。1920年精神病院院长说卡密尔的妄想狂已经缓和了许多，可以尝试出院一次，但她的母亲断然拒绝。于是医生建议至少可以把她转到巴黎，离朋友和家人更近点，"因为缺少探访对克洛岱尔小姐很有害"。可是她母亲仍然反对：可以想像，她希望女儿离得远远的，远到与世隔绝。1927年蒙德韦尔盖的新院长也同情卡密尔的可怕惩罚，给她的母亲写信请求她来看看自己的女儿，说这事"会给我们的病人带来极大快乐，留给她某种获释的希望"。但这个要求也未被理睬。"（卡密尔）有各种恶习，我不想见她，她对我们伤害得太多"，母亲写信给医生。母亲的报复不仅是个人的，而且是社会的--是极端保守的资产阶级在惩罚叛逆者。"指责我独自生活过，哦，吓人的罪行！"1917年卡密尔写道。 在疯人院无人知道她雕塑家的职业：那里她只是保尔·克洛岱尔的姐姐。或一个男人的情人，或另一个男人的姐姐，但从不是她自己：我已经说了，她的命运就是消失。目前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为保尔·克洛岱尔提供了一张照片和两栏文字，但只给就列在他上面的卡密尔一行话："卡密尔（1883-1898），罗丹的情人和模特。"请注意，这日期仅仅是卡密尔与奥古斯特度过的那段时期，仿佛在那个关系之外她不曾存在过。她去世十二年后，继承人想收复女艺术家的尸体，把它从疯人院的墓地中取出来，这时他们得知那块地方被翻动过，尸骨已经丢失：因为没了尸骨，卡密尔连块墓地都没有。有一张她三十年代的照片，照片上的她变成了一个憔悴的老妇人，穿着一件特大的大衣，戴着一顶滑稽的帽子，一副悲伤的感人表情。就在那时，她给一位朋友写下这句可怕的话："我掉进了深渊。这是我生命之梦的梦魇。" 参考书目 ○安妮·里维埃尔：《卡密尔·克洛岱尔，住院者》，新艺术雷神出版社。 ○雷内-玛丽·帕里斯：《卡密尔·克洛岱尔》，加利马尔出版社（巴黎）。 ○安妮·德尔贝：《一位女人》，袖珍出版社（巴黎）。 ○《其他有意义的人》，合集；关于克洛岱尔·德·安妮·伊戈内的散文，泰唔士&赫德森出版社（伦敦）。勇敢而自由（1） 勃朗特姐妹 作家从哪里提取他所写的东西？他的小说产生于他所知道的东西还是他所害怕的东西？产生于他所经历过的东西还是梦想过的东西？请允许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一个令人不安而又陶醉的故事：这是勃朗特一家三个独特姐妹，三位迷失地生活在一个偏远村庄的腼腆处女的真实故事；孤独地置身于那里的荒原和大风中，那些纤弱少女（夏洛特，埃米莉和安妮）创作了强悍和野蛮的小说，充满光明和黑暗的巨作。像在童话故事中那样，三姐妹最后通过一件奇事获得成功；但在她们的情形中，奇妙之处不在于一个丑青蛙变成了王子，而是几个无人倾听、无足轻重的老姑娘以一种神奇的、响亮的文学声音突然打破了她们自身的沉默。 今天勃朗特姐妹是一个传奇。神话的一部分是最长寿的夏洛特自己创造的，她想在严厉的维多利亚时代法庭面前为她过世的姐妹们的文学过分之处辩护，使她们被当做隔绝在一个荒蛮世界里的单纯姑娘，出于纯粹的无知描写她们在周围听到但还无法理解的暴行。就这样，夏洛特把勃朗特姐妹的形象塑造成迷失在荒原里的痛苦生灵，敏感但困惑的小动物。是的，她们有过不幸、孤独和愤怒，她们以一种十分不同的方式经历了这一切。幸运的是在最近五年出现了若干有关勃朗特姐妹的书（特别是朱丽叶·巴克的杰出传记），那些陈旧的评价模式开始被粉碎。 众所周知，勃朗特姐妹的父亲是一个福音传教士，被任命为哈渥兹（在英国北部约克郡）的牧师。勃朗特姐妹在那儿的教区长住宅生活，并在那里去世。至今还可以参观那所房子：墓地旁边一幢阴暗的灰石楼房。至于她们的母亲，七年里生了六个孩子，五个女儿和一个儿子；随后死于胃癌。无法忍受的疼痛折磨着她，挨过了可怕的七个月才过世。在长时间的病危期间，极为聪明的大女儿玛利亚，还不满七岁，就在客厅给她的弟妹朗读报纸，为他们解闷，使他们不发出声响。 她们不久就失去了母亲，由父亲帕特里克·勃朗特，一个矛盾而古怪的人抚养。尽管他是爱尔兰人，又十分贫穷（在那个时代这代表两种耻辱），帕特里克却成功地在剑桥大学攻读了一门专业。他高大，英俊，红头发，蓝眼睛；创作和出版宗教诗歌、教化性散文、书信和政论文章。传说他是一个极端保守的怪物，根本不关心他的女儿。他可能的确是一个受自身直感的煎熬，专横和冷漠的男人；他确实更加关心惟一的男孩布兰威尔，在他的教育上倾注了自己所有的时间和微薄的金钱，而女孩们不得不去上糟糕的慈善寄宿学校，并且从很年轻时起就工作，但所有这些在那个时代都是完全正常的：那时女人根本不被看重。 不寻常的是这个父亲鼓励他的女儿热爱读书，而且不审查她们的阅读（比如她们可以自由地阅读拜伦的作品）。从女儿很小时候起，就与她们讨论目前最迫切的事件，以严肃的话题来教育她们，还用许诺的眼光看待她们的写作爱好（虽然只把它视为一种娱乐），甚至赠给夏洛特一个笔记本。帕特里克可能在政治上是保守的，但绝对不是世俗的。"我不否认我在某种程度上是乖僻的，但如果我是世上那种安详、平静、明智和专心的男人之一，就很可能不会拥有像我现在所有的那些孩子"，女儿们去世之后他清醒地说。帕特里克认为世界末日随时会降临，他充满怪癖。例如他害怕火，于是教区长住地没有地毯和窗帘，在楼梯平台上总有水桶；他还喜欢武器，通常带着子弹上膛的手枪，每天早上朝教堂的塔楼射击。他大概是个有点使人害怕的男人。 勃朗特姐妹很孤独，十分缺乏与父亲的亲密，很习惯一种淡泊的生活。1824年她们被送到科恩桥学校，随即不得不忍受那里无法言喻的折磨，毫无抱怨。科恩桥学校是为牧师之女办的一所十分便宜、几乎是慈善性的寄宿学校；帕特里克的钱极少，以为那是教育他女儿的理想地方，便把年龄介于十一岁到六岁之间的四个女儿--玛利亚、伊丽莎白、夏洛特和埃米莉--送到那里。但学校是一个地狱般的地方。女孩们早上六点起床，在被允许吃早饭之前，要祈祷一个半小时，冻得发抖。她们总是很饥饿，吃极不卫生的、令人恶心的食物，以至于中毒现象司空见惯，整日都消磨在学习和祈祷中；星期天她们得在潮湿的山上越野步行六公里，在一个冰冷的教堂结束行程，从头到脚都湿透。然后是惩罚：控告性的招牌挂在脖子上，用树枝抽打她们。 根据所有迹象，学校的一个老师，安德鲁斯小姐，缠上了玛利亚，并以撒旦般的残忍迫害她；孩子病重时，安德鲁斯小姐野蛮地打她、惩罚她。那场可怕之事永远给作为手无寸铁的见证人的姐妹们留下了烙印，并且无疑增长了她们小说中剧烈跳动的那种对不公正和痛苦的内在认识。科恩桥学校是个屠场，当小女孩们生病时负责人都懒得通知她们的家人。那时这所寄宿学校的五十三名女生中，一个死在那里，十一个生病离开，她们中的六个刚一到家就死去了。在那六个女生中有勃朗特姐妹。玛利亚死于1825年5月6日，年仅十二岁；伊丽莎白五个星期后去世，年仅十岁。她俩都被肺结核夺去了生命。 帕特里克对科恩桥学校出事的那种残暴方式感到震惊，他立刻把夏洛特和埃米莉从那里接出来。从此除了短期进过一所很好的女子学校和布鲁塞尔的一所寄宿学校之外，姐妹们都是在哈渥兹接受教育。在那儿她们上父亲的课，做缝纫，阅读，尤其是写作。经过这么多的动荡，勃朗特家的孩子们躲在了幻想中。他们双双虚构平行的世界：夏洛特和布兰威尔创造了安格利亚，主人公是愤怒的萨莫纳公爵；埃米莉和安妮想像出冈德尔，由威严的奥古斯塔·阿尔梅达女王统治。许多年里，他们制作用微型字体（需要用放大镜来读它）写成的袖珍书，讲述他们王国里的故事，那是热情又狂暴，光明又野蛮的地方。如果布兰威尔杀死一个人物或让他结婚，夏洛特在写她自己的历险时就得尊重那个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四个孩子就像神：他们写的事情发生了。那个不真实的王国对他们来说比哈渥兹的生活更加真实。 勃朗特一家完全与世隔绝：他们自给自足，献身于他们的梦想。这绝不是因为哈渥兹是一个了无生气和无人居住的地方。村子位于一个人口众多、从事纺织业的地区；当勃朗特一家搬来时，那里有四千六百个居民，十年后增加了两千名。哈渥兹的确是那荒凉的草原开始之前的最后一个村落（教区长住宅是村子的最后一幢房子），荒原里不长树也不长花，那里总是刮着一股扰乱之风；但哈渥兹背对着那片荒漠，专注于工业化最野蛮的那些年的痛苦动荡。勇敢而自由（2） 哈渥兹的生活条件是可怕的；孩子们受悲惨的工作日劳动剥削（直到1833年才出台一项法律，规定不满十一岁的儿童一周工作不能超过四十八小时），工人们都快饿死了，村里直到1855年才有下水道系统，粪便水在大街上漫流着。肺结核、斑疹伤寒和霍乱成为地方性疾病；哈渥兹是全英国最贫穷和最缺少卫生的地方之一；婴儿死亡率达到百分之四十一，人均寿命仅为二十五岁。三分之一的手工纺织者因新机器的采用而陷于失业，另外三分之一被转包雇用；工业革命带来了这么多的痛苦和破坏，以至于产生了极端暴力团体--"卢德派"（源自其领导人的名字内德·卢德，一名当地纺织工），他们从事袭击工业、暗杀业主和捣毁机器的活动（如今美国的恐怖组织--"一架轰炸机"在干类似的事，他们袭击与微电子革命有关的目标）。"卢德派"最终被无情地追捕和处决：据说公路上沾满了他们的鲜血。 勃朗特姐妹成长在这个绝望者的世界里。作家从何处提取他所写的东西？--从他对事物、对他周围本质现实的最内在体察中获取。彼时彼处的现实体现在它所有的恶劣里。今天的电视、电影和广告用一种愚蠢和空虚的幸福幌子来装饰我们的日子。但在哈渥兹没有任何那种东西；在哈渥兹，生存或是痛苦地死去，或是饥饿和贫困地活着。也许正因如此，勃朗特一家虚构了安格利亚王国和冈德尔王国；他们宁愿迷失在那片正好从教区长住宅后面开始的荒原，而不愿意接近村子（另外还有一个阶级问题：对富人来说勃朗特一家是穷人，但他们又不愿与那些工人混在一起）。 埃米莉从未放弃冈德尔；事实上她惟一的小说--《呼啸山庄》，世界文学的杰作之一--从氛围和情调上看，都属于冈德尔纪事（她二十八岁时创作了这部小说）。夏洛特倒是在二十五岁时以极大的努力放弃了安格利亚：当她第一次恋爱时奇怪地放弃了自己的幻想世界。她痴迷但却没有回应的激情对象是她的比利时老师，一个已婚男子（勃朗特全家，大概除了安妮，看来都有病态的痴迷）。埃米莉从未恋爱过；她封闭地活在自己的想像世界里，一切好像都表明她是厌食症患者。她什么都不吃，像许多这类女病人，她很聪明，自我苛求，坚定而极端。夏洛特虽未达到这种剧烈的病态程度，可以说她一生也接近于厌食；十四岁时她的女友们就发现她"憔悴，像干瘪了似的"。她的饮食很有问题，常常拒绝吃肉，所以一直长得矮小，瘦极了。而且她像那些厌食女病人通常那样，对自己的体形着迷；夏洛特长相偏丑，她自认为"令人恶心"。 ①骚塞（1774-1843）：英国诗人，散文家，主要由于同早期的浪漫主义运动领袖柯尔律治、华兹华斯结交而出名--译注。她们都患有近视，没有什么姿色，聪明，有文化，傲气，贫穷：在那个时代，这些特征只能使勃朗特姐妹的前途更加暗淡。那时妇女不能进大学，一个正派小姐的就业可能性只有当老师或家庭教师。勃朗特姐妹都曾从事过这两种卑微且报酬差的职业。但她们渴望的是写作。二十岁时夏洛特寄给著名诗人骚塞①若干首诗，艺术家答复她说这些诗很好，但"文学不能是一个女人的生活目标，也不应该是"。这番评论使夏洛特陷入一次严重的消沉：她知道作为女人，不该写作，并努力顺从："我已力图不仅遵守一个女人应该履行的所有职责，而且要对此感兴趣。我不是一直能做到这点：有时当我缝纫或教课时，我宁愿在写作。"在整个勃朗特一家人中，只有弟弟获准规划一门艺术家职业。家人都宠爱他，期望他是一个伟大的作家或伟大的画家。 布兰威尔是失败本身的集中体现。他傲慢，以自我为中心，软弱，他的生活是一个连续的堕落。他打算写作，但一事无成。他开始了一门当肖像画家的职业，但九个月后就自认失败了。他找到一份监护人的工作，却因为让女仆怀孕而被赶走；他被雇用为火车站的经理，却因为账目上少了钱而被辞退。他获得另一份监护人的工作，两年后仍被不体面地开除，因为他成了女主人的情人，一位比他大十七岁的已婚妇女，最终又敲诈她。那时布兰威尔已酗酒，染上鸦片，遭受震颤性谵妄和暴躁的猛烈袭击：许多个夜晚他的父亲和姐姐入睡时不知道是否能活到第二天。在自我毁灭的过程中，布兰威尔让我想起了六十年代的那些"失意者"。不管怎么说，他是浪漫主义时代--人类在深渊中注视自我（布兰威尔在深渊中注视自己并坠入其中）的那些决裂时代之一，惯于挥霍毒品的创新年代--的产物。例如，在这位年轻的勃朗特的读物中，就有柯尔律治和德·昆西对鸦片的赞美①。 ①德·昆西（1785-1859）：英国散文作家和评论家，以《一个英国鸦片服用者的自白》一书著名--译注。 ②斯卡伯勒：英格兰北约克郡北海沿岸一区（自治市），十八世纪成为著名的海滨游览地--译注。就是在这充满险恶的最后几年里，勃朗特姐妹自己出版了她们的处女作，显示了她们的决心和刚毅：一部只卖出两本的诗集和1847年的三部小说：安妮风趣的《阿格尼丝·格雷》；夏洛特优美的《简爱》，以及精湛的《呼啸山庄》。她们用笔名埃克顿、埃利斯和柯勒·贝尔署名，任何人，甚至她们的出版商，都不知道作者是三位二十七岁、二十八岁和三十岁的外省姑娘。作品获得了巨大的反响；《简爱》成为那个时期的伟大成果，虽然评论家们认为作品充满了"男性的粗鲁、脏话和表达的自由"，这最后一个说法像是一种侮辱。评论家对安妮更加咄咄逼人，尤其是对埃米莉，他们觉得她的书"野蛮、粗野和可恨"。勇敢而自由（3） 在《简爱》成功之后，夏洛特向父亲坦白她就是流行作家柯勒·贝尔，这让帕特里克满心骄傲。但布兰威尔从未知晓他的姐姐们已经出书了。他得了肺结核，肉体和心理都垮了，1848年9月24日去世，终年三十一岁。布兰威尔死前还将肺结核传染给骨瘦如柴的埃米莉，她在兄弟死后拒绝进食和看医生。三个月后当埃米莉死去时，她憔悴得连棺材也只有四十二厘米宽。那时安妮也受到同一疾病的袭击，夏洛特把奄奄一息的妹妹送到斯卡伯勒②，因为病人想看海。五个月后安妮死在海边。埃米莉死时三十岁，安妮是二十九岁。 在孤独而绝望中，夏洛特公开承认了《简爱》的作者身份并继续写作。她发表了另外两部小说，《雪莉》和《维莱特》，同样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她无望地爱着比自己小七岁的乔治·史密斯，她英俊的出版商。1854年2月史密斯结婚时，夏洛特寄给他一封冰冷而简短的信--"我亲爱的先生，在巨大的幸福中，就像在巨大的痛苦里，同情的言语大概很少。请您接受我的祝福。"--第二个月她与阿瑟·贝尔·尼科尔斯、在教区辅助她父亲工作的年轻牧师，定了婚。阿瑟·贝尔热烈地爱着夏洛特；虽然开始时她没有落入情网，但她听凭他激情的诱惑。也就是说，她爱他是因为他爱她。1854年6月他们结婚，婚姻的头几个月犹如童话故事的一个甜蜜结尾：夏洛特显得那么幸福，对她丈夫那么热情。但1855年1月她病了。看上去她是怀孕了，许多人认为她是因为怀孕而呕吐；但更可能的是她得了伤寒热（勃朗特夫妇的女佣那时患同样的病症去世）。她胃里什么也装不下，人迅速衰弱，3月31日刚满三十九岁就去世了。 勃朗特姐妹在肉体上几乎从没有离开过她们家狭窄的四壁和空旷的荒原，但她们敢于思索，想像，冒犯限制。不管怎样，她们是自由和不驯服的生灵："是的，我的日子飞快奔向它的终点；/这是我所要求的全部：/生与死时一个自由的灵魂/和忍耐的勇气"，埃米莉在她最后诗作中的一首中写道。 在这么多的痛苦和悲剧中，勃朗特姐妹的一些幸福回忆此刻浮现在我脑海里，仿佛是我自己的回忆：安妮淡然死去的前一天，她在斯卡伯勒，以平静的陶醉欣赏着海上一个辉煌的黄昏；在教区长家的小客厅里，晚上，当所有的人都入睡后，三姐妹熄灭蜡烛，只留下壁炉的火光，她们三人开始围着桌子急速行走，高声虚构她们小说的场景，带着野蛮的气息互相朗诵诗歌，让幽暗的空气充满她们美妙话语的火花。不朽的强大话语。 参考书目 ○埃米莉·勃朗特：《呼啸山庄》，命运出版社或艾达萨出版社；《诗集》，托雷莫萨斯出版社。 ○夏洛特·勃朗特：《简爱》，埃斯帕萨·卡尔佩出版社或行星出版社经典系列。 ○安妮·勃朗特：《怀德菲尔庄园的夫人》，胡伽尔出版社；《阿格尼丝·格雷》，换位出版社（伦敦）。 ○朱丽叶·加尔迪内：《勃朗特姐妹在哈渥兹》，帕易多丝出版社。 ○朱丽叶·巴克：《勃朗特姐妹》，魏登菲尔德&尼克尔森出版社（伦敦）。 ○林岛·戈登：《夏洛特·勃朗特》，文帖杰出版社（伦敦）。 ○凯瑟琳·弗兰克：《埃米莉·勃朗特的一生》，霍顿·米夫林出版社（波士顿）。结语（1） 好了，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女性传记系列的结尾。不是因为没有更多的传记可讲，正相反：你越深入女性渺茫的大海，你会遇到越多的女性：强硬或细腻的女性，辉煌或无法让人忍受的女性，她们都很耐人寻味。历史之河的遗忘之水充满了女性遇难者，我们只需登上船，就能够看见她们。 如果我在此时此处结束，那是因为我自身的疲惫，因为我与她们一起生活了太长时间，以至到了对我的女人产生一种祖传的痴迷地步，比如要是我看到一部关于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傻电影，片中扮演女作家的女演员范内莎·雷德格雷夫，在一个场景中说她不会游泳，就会令我气愤--克里斯蒂那么喜欢游泳，游得那么好--这真是粗制滥造，我很生气地对自己说。所以这本书到此结束纯粹是一种随意，就像其他任何章节一样任意：选题，顺序。还有许多迷人的女性可讲。例如可以谈女作家简·鲍尔斯，她的一切都是如此神秘，甚至有人怀疑她是被自己的摩洛哥女仆兼情人毒死的；可以讲不可思议的亚历山德拉·大卫-奈耳，第一位于1923年进入西藏首府拉萨的西方女性，她最终变成了一个重要的佛教神秘主义者；或者谈不可抗拒的埃米莉亚·帕尔多·巴桑，她自由、强大而又淫荡（只要读读她精美而热烈的小说《中暑》就可以察觉堂娜埃米莉亚是一个激情荡漾到何种程度的女人）。可以讲述所有这些以及其他我尚未提到的女性，甚至别的许多我还不认识的女性。但那将是一项无止境的工作。 显然，我也没有讲述这本书里出现的女性的全部。虽然我扩展了一点传记（当它们出现在《国家报》星期天副刊时，受到版面强制性的限制），但不可能把十五个生命的所有丰富和不同的内容全都塞进一卷书里，因此大量的细节我都没有说。比如我没说弗里达·卡洛有一个镶着钻石的金牙套，总是在盛装场合戴上它（很奇怪我从未见过一张她微笑的照片）。也没提到埃米莉·勃朗特拒绝死亡；她试图在自己面前装作没有生病（去世那天她起床的时间同往常一样，下楼到客厅，开始缝纫），绝望地奋斗到最后。没有说玛格丽特·米德六十岁时外表已很邋遢，又胖又丑，可是旅行时总带着一个小茶壶，用它烧水获取蒸汽，来卷头发：这个不可思议的卖俏细节，我觉得很感人。而且在所有我不曾提及的关于这些女性的事情中，还得加上其他许多我所不知的有关她们的内容。因为每帧小传都不可能完全理解和涵盖一个完整的生命：所有传记都不过是现实的一个版本，需要补充的是，在我的叙述中，它是一个充满激情的版本。 在《国家报》上发表的这十六篇文章带来了奇怪的反响。比如登出玛丽亚·莱哈拉加那篇文章后，与她侄女结婚的安东尼奥·冈萨雷斯·埃兰斯热情地寄给我格雷戈里奥·马丁内斯·谢拉写给玛丽亚的一叠信件的复印件，在这些信中再次证实是玛丽亚创作了那些作品，之后由马丁内斯·谢拉署名。信件的内容很丰富，比如1926年的这封："胡利奥将交给你一本梅塞德斯·萨阿韦德拉的诗集。我已经答应给它写序了：你马上给它写序，把它给我寄到哈瓦那（原文如此）。"最令人无法置信的是证实了马丁内斯·谢拉患有一种那喀索斯式的错觉，因为在向妻子索求稿件的同一段里，他为自己的成功而荒唐地洋洋自得。例如在通过邮局收到玛丽亚刚完成的一个作品后，格雷戈里奥对她说："直到昨天才交给我《应该幸福》。写得好极了。有新的忧虑，洞察心理，对话优美。所以我们的作品现在流行，并将继续流传。我们已经是有地位的国际作家了。" 这个系列里的另一些章节曾引起某些争议。最受争议的是献给胡安·拉蒙·希梅内斯的妻子塞诺维亚·坎普鲁维的那篇文章，由于受牵涉者的地位和地理上的邻近所致，这是可预见的。诺贝尔奖得主的家人和某位研究胡安·拉蒙的学者感到有责任捍卫诗人。格拉谢拉·帕劳·德·内梅斯教授，研究胡安·拉蒙的专家及塞诺维亚日记的出版者（刚出了第二卷，也是在阿利安萨出版社出版的），寄来了一长篇优美的文章，因其篇幅而没有发表，她的论点可以用她的一句话加以概括："胡安·拉蒙没有抹杀塞诺维亚，她也没有为他而毁了自己。"在此要表明她的看法（因为我们每个人内心都存在着多种观点）。 更有意思的是献给美国女诗人，罗伯特·格雷夫斯的情人劳拉·赖丁的那篇文章发生的事。没几天《国家报》就发表了格雷夫斯的遗孀贝丽尔（他的第二任妻子）的一封短信，说赖丁不是坏人（"她不比其他人更好也不更坏"），在她周围没有形成任何宗派。但奇怪的是我同时收到了一个很接近赖丁-格雷夫斯圈子的人的一封长信。此人请求我不要公布他的名字（"出于显然的理由"），并且很高兴终于有人"敢"写那篇文章中所谈的事。他补充说："（赖丁）大概是个巫婆，虽然是一个有显要能量和智慧的巫婆。我可以向你保证，她的影响效果是长远的，贯穿了几代人。有些人在离开她五十年后还不敢谈论劳拉，另一些人提到她名字时的反应是击木驱邪……但也还有一些捍卫她的人……我不知道是因为遭受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还是因为害怕在来世会发生什么事。的确，尽管她的作品不多，但留下了十二个由她正式任命的文学遗嘱执行人。因此要当心！"不用说这两封信增加了我对劳拉·赖丁阴暗和令人不安的人格的迷惑。 这个系列的发表还产生了一举两得的效果。结果，一些女研究员、女记者、女朋友和女档案管理员开始慷慨地寄给我大量有关女性的资料。我只举几个事例：女作曲家马里萨·曼查多向我讲述了她的前辈们无畏的不幸（如十七世纪的芭芭拉·斯绰兹，历史上为数极少的女作曲家之一，她的流氓父亲兼经纪人为宣传女儿的职业强迫她在一张肖像里摆出裸露乳房的姿势）；墨西哥的"见证"协会寄来一张哲学家西蒙娜·薇依内战期间在巴塞罗那的照片：她套在一件衣裤相连的工作服里，看上去瘦极了（请记住她是厌食症患者）；一个名叫"艾达·拜伦"促进男女在数学方面同校教育的机构，它提供了女科学家的一系列肖像。 那个艾达确实是拜伦男爵的女儿，她是计算机领域的一个开拓者：ADA程序设计语言就是以她的名字命名的(程序设计语言的创造者中许多是女性，如COBOL这个例子)。说到女科学家，在此我不禁要讲述亚历山大城的伊帕迪娅（370-415）的残酷经历，因为它特别有启示性。伊帕迪娅是一位重要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她著有几何数学专著和对托勒密规则的评注；发明了一个星盘和一个地球平面球形图等仪器。她是一个有影响的公众人物，捍卫理性，拒绝皈依基督教。由于所有这一切，主教西里洛，一个狂热的基督教徒，鼓动百姓反对她，并叫人暗杀了她：把她从车上揪下来，脱光她的衣服，把她折磨致死。伊帕迪娅享年四十五岁。我不知道是造成她死亡的报复性虐待，还是她的著作、她的发明一样也没幸存下来这个事实更令我恐惧。沉默也吞噬了她。结语（2） 如此吸引我们的他人生活有何魅力？现在流行传记。专家断言，我们现在所理解的这个文学专业，始于1791年在伦敦出版的詹姆斯·博斯韦尔的《萨穆埃尔·约翰逊的生平》。盎格鲁-撒克逊的作家无疑是这个体裁的权威人士，他们把传记变成一个艺术品。奇怪的是，在西班牙，除了显著的特例外，几乎还没有人从事传记创作：也许我们过于看重自己的隐私，也许我们接受的是顽固私密的教育（归根到底是一种阿拉伯传统）。 前些时候，女作家贝伦·戈佩吉曾对我说，她不喜欢传记，她觉得这个体裁纯粹是搬弄是非。相反，我很喜欢；不是因为能从嚼舌头中得到什么，而是因为它镜子般的特性。我认为阅读他人的生平时，我们在试图向他们学习：传记人物是在生活那片未知领地进行侦察的探险者。我们研究他们的历险和不幸，渴望推断出等待我们的那些是什么东西--一个人在胜利和失败面前，在衰老、敌意或损害面前，在他人和自我的死亡面前，如何应对。既然世界的偶然性实质越来越明显，混乱缺乏治标之药（婚姻不会永远长久，等待我们的既无天堂也无地狱，已经没有能适宜安排我们日子的意识形态和宗教），我们需要一张在这么多的空白中指路的应急地图。于是当了解其他人的生活时，我们逐步绘制自己的私人地图：珊瑚礁在哪里，外海和浅滩在哪里，可以撞碎你的岩石在哪里。 生命是一个时间历程；在这路上，岁月逐渐塑造我们，也毁灭我们。或许那是生命的基本问题之一--明天我会是什么，我会把自己变成什么？这个系列的女性表明，时间的确起作用；生存本身的航行充满风险。有些女人彻底遇难了，像埃伯哈特或卡密尔·克洛岱尔。其他人陷入一种巨大的毁坏中，但令人尊敬地战斗到底，像弗里达·卡洛和奥托兰·莫雷尔。有一些女性她们的个人发展不能说服我：可以说她们以某种方式内在僵化了，如玛格丽特·米德或西蒙娜·德·波伏瓦。还有其他少数女性，随着时间的流逝生命得以改善，使她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成功，优秀的乔治·桑或喜人的阿加莎·克里斯蒂就是这样的例子。 总之，做这个系列，我得以证实自己所描写的这些女性都完全生活在常规之外。例如我在前言中指出的，她们一般都拥有许多比她们年轻好多的情人，也经常有痛苦、沮丧和痴迷，她们中间很多人已接近被社会称之为疯狂的那片无人之地。但这并非是说那些著名的女性必然都是一些疯癫的人，也不是说这十五章的女主人公与她们同时代的妇女毫无关系。恰恰相反：她们的忧虑正是她们自身时代的一种反映。我们不要忘记，在很多世纪里，那些不适应女性狭隘角色的女人被判为精神错乱。疯狂到底是什么？不就是你内心的世界观不被社会所接受吗？ ①珀金斯·吉尔曼（1860-1935）：美国妇女运动著名理论家。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文学生涯，发表诗歌、短篇小说及社会分析文章。她因发表有关妇女、伦理、劳工及社会等题目的演说而闻名于世--译注。例如，1852年1月，当夏洛特·勃朗特经受一次巨大消沉时，医生禁止她写作：认为从事脑力工作在女人身上是不正常的，会引发她们的精神危机。许多年之后，已进入二十世纪，医生们对弗吉尼亚·伍尔芙说了同样的话（他们从未意识到，在那两种情况下，写作或创作是惟一能够宽慰她们的东西）。几个世纪里，社会把妇女禁闭起来，剥夺她们的自由和感觉，已经使她们发疯。这个毁灭过程最典型的事例之一就是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的例子①。吉尔曼是一位美国妇女，具有艺术志向，已婚，有一个女儿，1880年她经受了"一场精神危机"。她去看那时美国最有名的专家米切尔大夫，对他说，当她旅行的时候，远离丈夫和女儿，她的病症就消失了，而一回来跟他们在一起，病情就加重。但是米切尔大夫看来根本没有关注她。 埃伦赖希和英格莱虚的著作《为了她们自己的幸福》收录了珀金斯·吉尔曼的话，她这样解释医生给她开的药方："您要过一种尽可能家庭式的生活。始终与您的女儿在一起（应该引起注意的是，给女儿穿衣服这一简单的事都令我发抖，让我哭泣）。每顿饭后睡一小时觉。每天只能有两个小时的脑力活动。在您的余生永远别再碰一支钢笔、一支画笔或一支铅笔。"几个月里吉尔曼试图乖顺地听从所有这些建议，但这几乎要了她的命："我危险地接近失去理智。头脑的垂死变得这样无法忍受，以至于我目光空洞地坐着，把头从一边摇到另一边。"最后，在"一个清醒的时刻"，吉尔曼明白了发生在她身上的事：她想当作家，无法再忍受做妻子的被动命运。于是她离了婚，带着女儿去了美国的另一端，变成一位女权行动主义的先驱，写了一本书，在书中讲述她的经历，她因明智而幸福，不再有精神危机。 这些女性当然不是正常的，当然不是。当你稍微了解了那些具体生活，那种隐蔽和缄默的日常工作，你会发现现实与官方的年鉴，与社会的正统观点，与权力告诉我们的历史没有什么关系。不光指的是妇女，也涉及到许许多多敢于在习俗惯例之外感知、要求和行动的男人。做这个系列，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地发现每个生命都是一次历险，是一种对正确事物之局限性的偏离。总之，那或许才是我学到的最重要一点--正常性是不存在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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