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小传

马延想从埃尔诺通毫无表情的脸上看出他嘴里这么讲时心里是怎么想的，可是一无所获。“喔!先生，”最后他说，“您不能留下来陪我几天吗?我要派我这个士兵去巴黎给我请个大夫来，因为您想必也了解，对不对?我不能单独一个人留在这些陌生的农夫中间。”“为什么您，先生，不让您的士兵留在您身边，”埃尔诺通回答，“而让我去请大夫呢?”马延犹豫起来。“您知道我那个仇敌的名字吗?”他问。“不知道，先生。”“怎么?您救了他的命，他还不告诉您他的名字?”“我没有问他的名字。”“您没有问他的名字?”“我也救了您的命，先生；我曾经因此而问过您的名字吗?反过来，你们两个倒都知道我的名字。救人的人何必知道被救的人的名字?被救的人倒是应该知道救他的人的名字。”“我看得出，先生。”马延说，“从您嘴里是什么也问不出来的，您不仅勇敢，而且嘴紧。”“我呢，先生，我看得出您说这话带有责备的意思，这使我感到遗憾；因为说实在的，您所担心的地方恰好是您应该放心的地方。对一个嘴紧的人，对另一个人也不会话多的。”“说得有理。咱们握握手，德·卡曼日先生。”埃尔诺通伸手给他，可是神态之间完全看不出他知道是伸手给一位亲王。“您指控过我的做法，先生，”马延继续说，“我无法为自己开脱，因为那样将泄露重大的秘密；我想，咱们最好还是到此为止，不该说的就不再说了。”“请您注意，先生，”埃尔诺通回答，“您在我并没有指控您的情况下为自己辩护。请您相信，您愿意说出来还是愿意保持沉默，完全是您的自由。”“谢谢，先生，我保持沉默。只是我要请您注意，我是一个出身名门的绅士，我能够使您得到任何我想让您得到的快乐。”“咱们别再说下去了，先生，”埃尔诺通回答，“请您相信，我不想知道您的名字，同样也不想知道您的权势。我有我为之效劳的主人。不需要任何别的人。”“您的主人?”马延不安地问；“请问是什么主人?”“喔!不再说不应该说的，这是您自己说的，先生，”埃尔诺通回答。“说得对。”“再说您的伤口开始发炎了；少说废话，先生，听我的吧。”“您说得有理。喔!我需要我的外科大夫。”“我回巴黎去，刚才我已经有幸告诉过您；请把他的地址给我。”马延向士兵做了个手势，士兵凑到他跟前，两人随即压低声音交谈起来。埃尔诺通以他一贯的审慎作风，走了开去。经过几分钟的商量，最后公爵转过身来面对着埃尔诺通。“德·卡曼日先生，”他说，“您能不能凭您的荣誉保证，如果我让您去给一个人送封信，这封信您一定准确无误地交到这个人手里?”“我保证，先生。”“我相信您的保证，您为人如此正直，我不得不毫无保留地信任您。”埃尔诺通鞠躬。“我这就要把我的一部分秘密告诉您，”马延说，“我是德·蒙庞西埃公爵夫人的侍卫。”“啊!”埃尔诺通天真地说，“德·蒙庞西埃公爵夫人有侍卫吗?我过去一直不知道。”“在这动乱的年头，先生，”马延说，“人人都尽量让自己身边有人保护，况且吉兹家族是最尊贵的家族……”“我并没有请您解释，先生；您是德·蒙庞西埃公爵夫人的侍卫，这对我就够了。”“那我再说下去；我去昂博瓦兹执行使命，半路上碰到了我的仇敌，其余的事您都知道了。”“是的，”埃尔诺通说。“我受了伤，现在无法完成我的使命，我应该向公爵夫人报告我滞留的原因。”“一点不错。”“这么说您愿意把我就要写的一封信当面交给她本人喽。”“只要这儿有墨水和纸就行，”埃尔诺通岔断他说，一边立起身来找这两件东西。“不用找，”马延说；“我的士兵身上大概有我的记事簿。”果然，那士兵从袋里掏出关好的记事簿。马延转身对着墙，拨弄了一下弹簧开关；记事簿打开了；他用铅笔写了几行字，重新又神秘地把它关上。这个记事簿，关上以后，如果你不知道开启的秘诀，就怎么也打不开，除非把它砸碎。“先生，”年轻人说，“三天以后这个记事簿就能交到。”“交给本人?”“交给德·蒙庞西埃公爵夫人本人。”公爵握了握他的好心朋友的手，重又躺倒在新鲜麦秸铺的床上，额头布满汗珠，刚才的谈话和写信已经使他力不能支。“先生，”那个士兵说话了，埃尔诺通觉得他说的话跟他身上穿的军服很不协调，“先生，您把我像头小牛似的用绳子捆起来过，那不假；可是，不管您愿不愿意，我把这根绳子看作友情的链条，我会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向您证明这一点的。”说着他把一只手伸给埃尔诺通，年轻人早己注意到这只手肤色很白。“好吧，”卡曼日微笑着说；“这么说我多了两个新朋友了?”“请别说笑，先生，”士兵说，“朋友从来不嫌多。”“说的是，老兄，”埃尔诺通回答。他走了。三十九 御 马 厩埃尔诺通紧接着就动身了。他把自己的马给了罗贝尔·布里凯，现在换了公爵的马，所以跑得很快，第三天中午就到了巴黎。下午三点钟，他走进卢佛宫里的四十五卫士宿舍。此外，没有任何可值得注意的事标志他的回来。那些加斯科尼人见到他，都惊奇地喊出声来。德·卢瓦涅克先生听到这片喊声，走了进来，看见埃尔诺通，顿时怒形于色，尽管如此，埃尔诺通还是径直朝他走去。德·卢瓦涅克先生做个手势，叫年轻人到宿舍尽头的一个小房间去，这是一个类似于审讯室的所在，这位法官在这里作出的判决就是不得上诉的终审判决。“这成何体统，先生?”他劈头就问；“瞧，我没算错吧，五天五夜没回来，我原以为您是最懂事啦，先生，可您竟作出过种违反纪律的榜样。”“先生，”埃尔诺通鞠了一个躬，说，“我在做吩咐我做的事。”“吩咐您做什么了?”“吩咐我跟踪德·马延先生，我是在跟踪他。”“跟了五天五夜?”“跟了五天五夜，先生。”“这么说公爵离开了巴黎?”“当天晚上就离开了，这件事我觉得很可疑。”“您想得有理，先生。后来呢?”埃尔诺通开始叙述路上的遭遇以及后来发生的事情，他说得很扼要，但充满了一个勇敢的人的那种热情和活力。听着他讲下去，德·卢瓦涅克那张表情多变的脸容光焕发，反映出讲故事的人在他心里唤起的种种印象。而当埃尔诺通说到德·马延先生托付他的那封信的时候，德·卢瓦涅克先生失声喊道：“这封信在您身上?”“是的，先生。”“哎唷!这可是件大事，”队长说；“您等我一下，先生，要不，就请您跟我一起去吧。”埃尔诺通跟在卢瓦涅克后面，一路来到卢佛宫的马厩。那儿正在忙着准备国王的一次外出：车马扈从正在集中；德·艾佩农先生在看人试两匹新从英国来的马，那是伊丽莎白(伊丽莎白（1539-1603）：英国女王。)进给亨利的：这两匹体态均匀的骏马今天要首次套在国王华丽的四轮马车的车辕上。德·卢瓦涅克先生让埃尔诺通留在院子的入口处，走近德·艾佩农先生，拉拉他的下摆。“有情况，公爵先生，”他说，“重要情况!”公爵撇下国王身边的人群，走到楼梯旁边；国王将要从这楼梯下来。“说吧，德·卢瓦涅克先生，说吧。”“德·卡曼日先生从奥尔良附近来；德·马延先生在一个村庄里，受了伤，很危险。”公爵不由得喊出声来。“受了伤!”他重复说。“而且，”卢瓦涅克继续说，“他写了一封信给德·蒙庞西埃夫人，信在德·卡曼日先生的口袋里。”“哦!哦!”德·艾佩农说。“好家伙!叫德·卡曼日先生到这儿来，我要跟他当面谈谈。”卢瓦涅克走去把埃尔诺通拉过来，在两个上司说话的那会儿，他正像我们前面说过的那样，谦恭地站在门口。“公爵先生，”卢瓦涅克说，“这就是我们的施行者。”“很好，先生。您身上似乎有一封德·马延先生的信?”德·艾佩农说。 。“是的，大人，”“是他在奥尔良附近的一个小村子里写的?”“是的，大人。”“写给德·蒙庞西埃夫人的?”“是的，大人。”“请把这封信交给我吧。”公爵漫不经心地伸出手来；假使一个人认为自己的意愿只要表示出来，不管这是怎样的意愿，别人都会服从，照着去做，他就会满有把握地抱着这种漫不经心的态度。“对不起，大人。”卡曼日说，“您是说把德·马延先生给他妹妹的信交给您?”“一点不错。”“公爵先生不知道这封信是托付给我的。”“这有什么关系!”“大有关系，大人；我向公爵先生保证过，这封信要交到公爵夫人手里。”“您是国王的人还是德·马延先生的人?”“我是国王的人，大人。”“那好，国王要看这封信。”“大人，您不是国王。”“我看，您真是忘了这是在跟谁说话，德·卡曼日先生!”德·艾佩农说，气得脸色发白。“正相反，我记得非常清楚，大人，正因如此我才拒绝。”“您拒绝，您说您拒绝，是吗，德·卡曼日先生?”“我是这样说的。”“德·卡曼日先生，您忘了您的效忠宣誓!”“大人，就我所知，至今为止我只宣过誓效忠于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国王陛下。如果国王向我要这封信，我就给他；因为国王是我的主人。可他现在不在这儿。”“德·卡曼日先生，”公爵说，显而易见他已经怒不可遏，而埃尔诺通与之相反，似乎越坚持越变得冷静；“德·卡曼日先生，你跟你那些同乡都一样，交了好运就忘乎所以；你给运气冲昏了头脑，我的小绅士；掌握了一件国家机密，就使你晕头转向了。”“公爵先生，使我晕头转向的不是我的运气，而是我势必要失去的大人的宠信，由于我拒绝听从您的吩咐，我的运气已经变得吉凶难料，我不想对自己隐瞒这一点；可是我顾不得这些了；我做我该做的事，而且只做我该做的事，除了收信人以外，任何人都别想拿走您向我要的这封信，唯有国王是例外。”德·艾佩农做了个可怕的动作。“卢瓦涅克，”他说，“您马上把德·卡曼日先生关到禁闭室里去。”“这一来，”卡曼日微笑着说，“我呆在禁闭室里，当然没法把我身上的信交给德·蒙庞西埃夫人喽；可是只要我一出禁闭室……”“你还想出来吗，等着瞧吧，”德·艾佩农说。“我会出来的，先生，除非您把我杀死在里面，”埃尔诺通神情坚决地说，他越说，这种神情越变得冷峻和可怕；“是的，我会出来的，我的意志比禁闭室的墙壁更坚强。好，大人，只要我一出禁闭室……”?“嗯，你一出禁闭室?”“嗯，我就去报告国王，国王会有公断的。”“关进去!关进去!”德·艾佩农完全失去了自制的力量，吼叫起来；“把他关进去，夺下他的信!”“谁也休想碰这封信!”埃尔诺通高喊，一边纵身向后跳开，从紧身短袄里抽出马延的记事簿；“我要把这封信撕碎，既然我已经没法保全它；我这么干，德·马延公爵先生会同意我的，国王陛下也会原谅我的。”这个年轻人在正直的反抗中，果然就要动手撕那个珍贵的封套了，可是正在这时，一只手轻轻地按住他的胳膊。这一按要是很用力的话，年轻人毫无疑问会使劲把信毁掉，可是，他发觉这一按按得很有分寸，就停住手，回过头去。“国王!”他说。确实是国王，他出卢佛宫，刚下楼梯，在最后一级上停了一会儿，听到了两人对话的最后几句，就伸出手拦住了卡曼日。“怎么回事，先生们?”他问，在他觉得有需要的时候，他知道怎样给他的声音以一种至高无上的威力。“是这么回事，陛下，”德·艾佩农嚷道，甚至没有掩饰他的怒气，“这个人，他还是您的四十五卫士当中的一个呢，根本不配待在那里面；是这么回事，我说，我以您的名义派他在德·马延先生逗留巴黎期间跟踪他，他一直跟踪德·马延到奥尔良附近，还在那儿收下了马延先生写给德·蒙庞西埃夫人的一封信。”“您收下了马延先生写给德·蒙庞西埃夫人的一封信?”“是的，陛下，”埃尔诺通回答；“可是德·艾佩农公爵先生没有告诉您当时是怎么个情况。”“嗯，这封信，”国王问，“在哪儿？”“刚才就是为这争起来的，陛下；德·卡曼日先生断然拒绝把信交给我，而要把它送交收信人，我认为这种拒绝说明他是一个怀有二心的仆人。”国王望着卡曼日。年轻人单膝跪下。“陛下，”他说。“我是一个卑微的绅士，一个看重荣誉的人。这就是我要说的。我救了您的信使的命，德·马延先生和五个同伴正要杀他的时候，我及时赶到，扭转了交战双方的局势，让他占了上风。”“交战中德·马延先生安然无恙吗?”国王问。“并非如此，陛下，他受了伤，很严重。”“哦!”国王说，“后来呢?”“后来吗，陛下?”“对。”“您的信使似乎对德·马延先生有某种特殊的仇恨……”国王微笑。“陛下，您的信使想结果他的仇敌的性命；也许他有权这么做，可是我想，当着我的面，就是说当着一个以他的剑为陛下效忠的人的面，这样的报复就成了一种政治的屠杀，我就……”埃尔诺通有些迟疑。“说完它，”国王说。“我就从您的信使手里救下了德·马延先生，正如我先头从德·马延先生手里救下您的信使一样。”德·艾佩农耸耸肩膀，卢瓦涅克咬他的长唇髭，国王仍然很冷静。“请继续说，”国王说。“德·马延先生只剩下一个同伴，另外四个都给杀死了，我是说，德·马延先生只剩下一个同伴，不想再跟这个同伴分开，又不知道我是陛下的人，就相信了我，托我带一封信给他的妹妹。我保存着这封信，这就是；我把它交给陛下，让它跟我一样听凭陛下处置。荣誉对我是珍贵的，陛下；可是只消有了陛下的旨意作担保，使我能够问心无愧，我就可以奉献出我的荣誉，让它掌握在高贵的手中。”埃尔诺通仍然跪着，把记事薄伸向国王。国王用手轻轻地挡回去。“您刚才都说了些什么呀，德·艾佩农?德·卡曼日先生是一位正直的人，一位忠诚的仆人。”“我，陛下，”德·艾佩农说，“陛下问我刚才说了些什么吗?”“对，我下楼那会儿不是听到您在嚷什么禁闭室吗?该死!正相反，既然有机会碰上德·卡曼日先生这样的人，就该像古罗马人那样，谈谈桂冠和奖赏，那封信应该归送信的人，公爵，或者说归收信的人。”德·艾佩农鞠躬，嘴里嘟哝着。“您把您的信带走吧，德·卡曼日先生。”“可是，陛下，请您想想信里会写些什么，”德·艾佩农说。“事关陛下的生命安危，咱们不能光顾说漂亮话。”“您把您的信送走，德·卡曼日先生，”国王又说了一遍，并不答理他的宠臣。“谢谢，陛下，”卡曼日说着向后退去。“您把这封信送到哪儿去?”“送给德·蒙庞西埃公爵夫人，我以为我已经荣幸地报告过陛下了。”“我没说清楚。我想问的是地址在哪儿，送到吉兹府，还是送到圣德尼府，还是贝尔……?”德·艾佩农的一道目光止住了国王的话头。“对这一点，德·马延先生没有给我特别的指示，陛下，我先把这封信送到吉兹府；到了那儿我会知道德·蒙庞西埃夫人在哪儿的。”?“这么说您要找到公爵夫人?”“是的，陛下。”“找到以后?”“就把信交给她。”“是这样。现在，德·卡曼日先生……”国王定睛看着年轻人。“陛下?”“除了把这封信面交公爵夫人，还有没有别的什么事，您曾经向德·马延先生发过誓或者答应过的?”“没有，陛下。”“比如说，您没有答应过他，”国王坚持问道，“对您见到公爵夫人的地点保密之类的事吗?”“没有，陛下，我没有答应过任何类似的事。”“那我就要对您提出唯一的条件了，先生。”“陛下，我是陛下的奴仆。”“您去把信交给德·蒙庞西埃夫人，然后立即到万森去见我，我今天晚上在那儿。”“是，陛下。”“您要在那儿忠实地报告我是在哪儿见的公爵夫人。”“陛下请放心，我一定照办。”“不必另有解释或密告，同意吗?”“陛下，我遵命。”“这太不谨慎了!”德·艾佩农公爵说。“哦!陛下!”“您不会看人，公爵，至少不会看某些人。他对马延光明磊落，因此对我也会光明磊落。”“对您光明磊落，陛下!”埃尔诺通叫道，“岂止这样呢，我对您是忠心耿耿。”“好，德·艾佩农，”国王说，“别再在这儿吵架了，您此刻就宽恕这位勇敢的仆人，他的那些在您看来是忠诚不足的地方，在我看来可正是证明他的光明磊落的地方。”“陛下，”卡曼日说，“德·艾佩农公爵先生这么高贵的人，不会不在我的违命之中，我为之向他表示深切歉意的违命之中，看到我对他有多么尊重和敬爱；我只不过首先做了我认为是自己的责任的事。”“见鬼!”公爵说，脸色一下子改变了，变化之迅速犹如脱下或者戴上一个面具，“那是个给您带来荣誉的考验，我亲爱的卡曼日，说实在的，您是个好小伙子；不是吗，卢瓦涅克?不过刚才咱们真让他虚惊了一场。”公爵纵声大笑。卢瓦涅克转过身去，避而不答；尽管他是地地道道的加斯科尼人，却觉得自己没有他那位有名的上司那样的厚脸皮去吹牛说谎。“那是个考验?”国王怀疑地说；“如果是个考验。德·艾佩农，那就更好了；不过我劝您别对谁都这么考验，十个人里有九个受不了的。”“那就更好了!”卡曼日接住话头说，“如果是个考验，公爵先生，那就更好了；这样一来我肯定能够得到大人的恩宠。”然而，年轻人说这些话时的神态显出他并不比国王更相信公爵的话。“好吧，既然没事了，先生们，”亨利说，“咱们走吧。”德·艾佩农鞠躬。“您跟我一起走吗，公爵?”“也就是说骑在马上陪陛下。我想，陛下是曾经这样命令我的吧!””对。护卫另一侧车门的是谁?”亨利问。“陛下的一个忠诚仆人，”德·艾佩农说，“德·圣马利纳先生。”他看了一眼这个名字在埃尔诺通身上引起的反应。埃尔诺通声色不动。“卢瓦涅克，”艾佩农又说，“请把德·圣马利纳先生叫来。”“德·卡曼日先生，”国王说，他懂得德·艾佩农公爵的用意，“您要去办您的事，然后立刻回万森，是吗?”“是的，陛下。”埃尔诺通退了出去，他虽说豁达大度，还是感到很高兴，因为不必站在一旁看野心勃勃的圣马利纳踌躇满志的得意劲儿。四十 马德莱娜的七大罪孽国王曾经朝那两匹马望过一眼，只见它们骠悍异常，前蹄又蹬又踢，就不想独自一个人去冒坐车的危险；因此，他像我们在前面看到的，认为埃尔诺通先生做得对以后，向公爵做了个手势，让公爵坐进他的四轮马车。卢瓦涅克和圣马利纳来到车门边的位置上，一个驯马师跑在前面。公爵一个人坐在厚实的车厢的前座，国王带着他那群狗倚在后座靠垫上。这些狗中，他最喜欢的一条就是我们在市政厅的包厢见过他抱在怀里的那条，它在专门给它准备的垫子上懒洋洋地打瞌睡。国王右边是一张四脚固定在车厢底板上的桌子；桌上摊满了色彩鲜艳的画，尽管马车颠簸，国王还是十分娴熟地剪着它们。其中大部分画的是宗教题材。不过按照那个时代的风气，对宗教来说，世俗的观念被宽容地掺合了进去，神话的色彩明显地表现在国王的这些宗教画上。这会儿，技术熟练的亨利正从这堆画中间进行一次挑选，动手剪出一套有关罪孽深重的马德莱娜（马德莱娜：即《圣经》故事中的抹夫拉的马利亚，传说她是个女罪人，耶稣曾从她身上赶出七个恶鬼。她曾拿着一斤极贵的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的生平的画。题材本身就很生动，画家又在通常的处理手法上添加了想象的成份：画面上看到的马德菜娜，美丽、年轻、光采照人；奢华的浴池，舞会和各种消遣取乐的场面，逐一地出现在这套画里。艺术家有个绝妙的主意，正如卡洛（卡洛（1592-1635）：法国铜版画家。）后来用在他的《圣安东尼的诱惑》上的一样，我们说，艺术家有个绝妙的主意，给他那任性的画笔画出来的作品披上一层教会当局认可的合法外衣，因此在七大罪孽这个熟悉的标题下面，每幅画都附有具体的说明文字：“马德幕娜受惑犯恚怒罪。”“马德莱娜受惑犯贪食罪。”“马德莱娜受惑犯倨傲罪。”“马德莱娜受惑犯奢侈罪。”如此等等，直到最后的第七大罪。马车驶过圣安托万门的时候，国王正在剪那幅表现马德莱娜受惑犯恚怒罪的画。美丽的女罪人斜躺在靠垫上，身上除了她后来用来给基督拭脚抹香膏的金黄色秀发以外，没有别的遮盖；我们说，美丽的女罪人正吩咐把右边的一个打碎珍贵花瓶的奴隶扔进养满七鳃鳗的池塘，可以看见贪婪的七鳃鳗昂头伸出水面，活像一条条张开血盆大口的蛇；在左边，她下令鞭笞一个女奴，这女奴身上遮住的地方更少，她的头发都给撩了起来，鞭打她是因为她给女主人梳头时拉下了几根头发，其实马德莱娜漂亮的头发非常丰厚，原可以对这么个小小的过失宽大些的。画面的背景上有挨揍的狗，因为它们听任可怜的乞丐进来请求布施，还有割断喉管的公鸡，因为它们叫得太响太早。马车到了福班圣十字教堂的时候，国王把这幅画里的人物禽兽全剪好了，正准备剪一幅：“乌德莱娜受惑犯贪食罪。”这幅画上，美丽的女罪人躺在一张猩红色的饰金的床上，古罗马人就是在这种床上吃饭的：古罗马的美食家们所知道的飞禽走兽、海鲜瓜果中的珍馐佳肴，从蜜汁脂山鼠、法莱纳葡萄酒烹羊鱼，到斯德隆布利龙虾、西西里石榴，把饭桌装点得花团锦簇。几条狗在地上抢夺一只野鸡，遮住天空的五彩缤纷的飞鸟从这张圣桌上衔走无花果、草莓和樱桃，不时还洒落在一群昂起鼻尖的小家鼠中间，它们正期待着这些从天而降的美食。马德莱娜端着满满一杯黄玉般的金黄色美酒，酒杯的造型很特别，就像佩特罗纳(佩特罗纳：公元一世纪古罗马作家，讽刺小说《撒蒂里贡》的作者。“特里马西翁的筵席”是该小说中的一段对古罗马人的挥霍浪费的描述。)描写的特里马西翁的筵席上的一样。国王全神贯注地做这项重要的工作，只有在经过雅各宾隐修院前面的时候，抬起头来看了一眼，隐修院里正起劲地敲着晚祷钟。这个隐修院的所有门窗全都关上，要不是听见高大的建筑物里面传来的震颤的钟声，你简直会以为这隐修院里空无一人。国王看过了那一眼，又埋头忙于他的剪画。可是再过去一百步，细心的观察者就会看到，国王朝左边街旁的一座外观华美的别墅投去了比较好奇的-一瞥，别墅四周是一片可爱的花园，顶上有金色矛饰的铁栅门向大路打开着。这座乡间别墅叫贝尔-埃斯巴。跟雅各宾隐修院截然相反，贝尔-埃斯巴所有的窗户都打开着。只有一扇例外，遮着软百叶。国王经过的时候，这幅软百叶起了一阵轻微得儿乎难以觉察的颤动。国王跟德·艾佩农交换了个眼色，微微一笑，然后就又开始剪马德菜娜的另外一个罪孽。这一回是奢侈罪。艺术家用了那么可怕的色彩来表现过一罪孽，他如此勇敢而顽强地谴责这一罪孽，以致我们只能举出一点来说明，而且这一点还只是一个闲笔。马德莱娜的守护神两手捂住眼睛，惊恐万状地飞上天去。这幅充满详细情节的描绘的画面，吸引了国王的全部注意力，他继续剪着，居然没有注意到车厢左边门外有一颗充满虚荣的心正在膨胀着。这真是太遗憾了，因为圣马利纳骑在马上非常幸福，非常骄微。他，加斯科尼的世家子弟，此刻离国王这么近，近得可以听见这位“极其虔诚的基督教徒国王”陛下对着狗说：“乖，master Love（英语，意思是爱情大师。），你别缠着我。”或者对着德·艾佩农，王国的步兵统帅，说：“公爵，我觉得这两匹马是想叫我摔断脖子。”不过，圣马利纳像是要让自己的傲气消掉一点似的，不时朝那边车门看看卢瓦涅克，卢瓦涅克对荣誉已经司空见惯，对这种荣誉也就看得很淡漠了；圣马利纳觉得这位绅士神色安详，举止威武而又谦和，反而比福出一副好汉架势的他更显得英俊，想到这儿，圣马利纳想要克制自己点儿；但没过一会儿，他几个念头一转，虚荣心又极度地膨胀了。“大家都看得见我，都在看着我，”他说，“大家在问，这个陪伴国王的幸运的绅士是谁呀?”照这样前进的速度——这说明国王的担心是没有来由的——圣马科纳的幸福还可以延续很久，因为伊丽莎白的那两匹马，套着缀满银饰和缨络的沉甸甸的马具，架着大卫（大卫：古以色列王国国王(公元前十一至前十世纪)。据《圣经，记载》他统一犹太各部落，建立王国，定都耶路撒冷。）运神的约柜时用的那种挽具。向着万森的方向非常缓慢地前进着。可是由于他得意过了头，事情就来了，仿佛上天要给他一点警告，压压他的兴头似的，来了这么一桩叫他大为扫兴的事情；他听到国王提到埃尔诺通的名字。在两三分钟里，国王有两三次提到这个名字。圣马利纳每次都伛下身子想对这个撩得他心里痒痒的谜一探究竟，他那副模样可真值得一看。可是，就像所有撩人心痒的事物一样，这个谜不是让一件什么事，就是一阵什么声音给打断了。国王发出一声叫喊，不是因为把画上的哪儿剪坏了一点，大为伤心，就是那条名叫master Love的宠犬明摆着在那儿撒娇，好似看门狗一般吠个不停，国王正极其温柔地吆喝它闭嘴。结果，从巴黎到万森，埃尔诺通的名字国王至少提到十次，公爵至少提到四次，可是圣马利纳还是没有能够弄明白先先后后这十次都说的是哪门子事。他寻思——人们总喜欢自己骗自己——那不过是这么同事：国王呢，是问那年轻人干吗好几天不在，而德·艾佩农呢，是在说他不在的理由，或许是猜想的或许是真实的理由。终于万森到了。国王还有三个罪孽要剪。于是，他以这么一桩要事为由，一下车就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了。外面刮着凛冽刺骨的北风；所以圣马利纳往一个大壁炉旁边舒舒服服地一坐，准备先暖和一下身子，然后趁着暖意睡上一觉，不料这时卢瓦涅克把一只手搭在他的肩上。“您今天值勤，”他用命令的口吻说，用这种口吻说话的人平时都习惯于服从，轮到他发号施令的时候他也就知道怎么叫别人服从，“您下回再睡吧：来，起立，德·圣马利纳先生。”“只要您吩咐，我可以连续熬半个月的夜，”圣马利纳回答。“我很遗憾，身边没有一个人可以差遣，”卢瓦涅克说，一边还四下里瞧瞧，做出找人的样子。“先生，”圣马利纳接住他的话头说，“请您不必再找别人；只要您吩咐，我可以一个月不睡觉。”“哦!过可用不着，您放心吧。”“要做什么事，先生?”“骑上马，回巴黎。”“我随时都可以出发，我的马喂料时没有卸鞍。”“那很好。您一直跑到四十五卫士的宿台。”“是，先生。”“到了那儿，您把所有的人都叫起来，不过除了我这就要告诉您的三个队长以外，谁也不能知道去哪儿和去干什么。”“您这头几道命令我一定照办不误。”“还有，您把这些先生中的十四个留在圣安托万城门，另外十五个留在半路上，余下的十四个由您带到这儿来。”“您就放心吧，德·卢瓦涅克先生；什么时候从巴黎出发?”“天一黑就出发。”“骑马还是步行?”“骑马。”“带什么兵器?”“全带上：短剑、长剑和手枪。”“穿胸甲?”“穿胸甲。”“还有什么命令，先生?”“这是三封信。一封给德·夏拉勃尔先生，一封给德·比朗先生，一封给您。德·夏拉勃尔先生带第一队，德·比朗先生带第二队，您带第三队。”“好的，先生。”“这三封信要到钟敲六点时才能就地拆看。德·夏拉勃尔先生得在圣安托万门看他的信，德·比朗先生在福班圣十字教堂，您在城堡主塔楼的门口。”“要兼程赶来？”“尽你们的马的脚力赶来，可是别让人起疑心，也别招摇。出巴黎时，各队走不同的城门：德·夏拉勃尔先生走布代尔门；德·比朗先生走圣殿门；您的路程最长，走直路，就是说走圣安托万门。”“好的，先生。”“其余的命令都在这三封信里。出发吧。”圣马利纳鞠了一个躬，转身想走。“顺便说一句，”卢瓦涅克又说，“从这儿到福班圣十字教堂。您爱跑多快就跑多快；可是从福班圣十字教堂到城门口，要放慢步子。离天黑还有两小时；您有足够的时间。”“好极了，先生。”“您都听明白了?要不要我重复一遍命令?”“不用，先生。”“一路顺风，德·圣马利纳先生。”卢瓦涅克拖着马刺回到里面的套间去。“第一队十四个人，第二队十五个，第二队十五个，明摆着埃尔诺通没算在内，也不属于四十五卫士了。”圣马利纳趾高气扬，像一个身份重要但是一丝不苟的人那样去执行任务了。他离开万森，严格按照卢瓦涅克的吩咐跑了半小时以后，已经骑马过栅栏门了。再过一刻钟，他到了四十五卫士的宿舍。这些先生中，大部分已经在他们的房间里闻到了晚饭的香味，晚饭的菜肴止在他们的厨娘各自的厨房里冒着热气。这会儿，高贵的拉迪尔·德·夏旺特拉德烧好了一盘胡萝卜炖羊肉，加上许多香料，也就是说是按加斯科尼风味烧的，这盘佳肴，米利托尔也帮过忙，也就是说他拿一把铁叉戳过几回，看看羊肉和萝卜烧的火候如何。这会儿，佩蒂纳克斯·德·蒙克拉博靠他那个奇怪的跟班相帮着，他那个跟班称他为“你”，而他却称跟班为“您”，我们是说，佩蒂纳克斯·德·蒙克拉博正在施展他的烹饪手艺，给几个在他这儿搭伙的同伴烧菜，他组织的这个伙食团有八个人搭伙，每人每餐交五个苏。德·夏拉勃尔先生吃饭从来不让人瞧见；你简直会以为他是生来不食人间烟火食的神话人物。不过他长得那么瘦，叫人不免要怀疑他是否果真是神祗。他看着同伴们吃早饭、吃午饭、吃晚饭．好似一只不肯讨食吃的骄傲的猫；可是毕竟他肚子是饿的，为了解解馋，他舔舔唇髭。不过话得这么说，每逢有人请他吃东西，——难得有人请他吃东西——他总是拒不接受，他对人说他最后的一口食物还在嘴里，而这最后一口食物起码也得是小山鹑、野鸡、石鸡、肥云雀、松鹤馏饼和美味的鱼。就着所有这些佳肴，他还照老规矩得喝上大量西班牙和爱琴海的名酒，诸如马拉加葡萄酒、塞浦路斯葡萄酒和叙拉古葡萄酒。这一伙人，正如我们看见的，全都在随着自己的心意来花费亨利三世陛下的钱。而且，我们可以根据每个人的小房间的布置来判断他们的个性。有些人喜欢花，在窗台上放个缺了口的粗陶瓷缸，种着干瘦的玫瑰或者发黄的轮锋菊；也有些人跟国王一样，喜欢画儿，虽说他们没有他那么灵巧的剪画本领；还有些人真像议事司铎一样，在他们的住所里有个女管家或是侄女什么的。德·艾佩农先生曾经悄悄地对卢瓦涅克说过，四十五卫士不住在卢佛官里，他可以闭上眼睛少管管，卢瓦涅克就闭上了眼睛。然而，只要号角一吹，他们每个人就都成了严守纪律的军人和奴隶，纵身上马准备接受任何命令。冬天八点就寝，夏天十点就寝：不过只有十五个人是整夜安睡的，十五个人和衣而寝，随时准备跳下床来，还有十五个人根本不上床。因为还只有下午五点半，圣马利纳看见这些人谁也没睡，个个都有世界上吃劲最足的美食家的好心情。可是他一句话就叫他们谁也吃不成。“上马，先生们!”他说。他撇下大多数受难者，让他们为了这个紧急情况去忙乱，只对德·比朗先生和德·夏拉勃尔解释了命令。有些人一边束腰带、穿胸甲，一边往嘴里猛塞几口，还灌下一大口酒；另一些人的晚饭还没准备好。老老实实地在那儿装束佩挂。唯独德·夏拉勃尔先生，一边在系悬着剑的腰带的扣针，一边嘴里说早在一个多钟头以前就吃过晚饭了。开始点名。连圣马利纳也算在内。只有四十四个人应到。“埃尔诺通·德·卡曼日先生缺席，”德·夏拉勃尔先生说，今天轮到他当值勤官。圣马利纳心头涌上一阵狂喜，一直升到他的唇边，以致两片嘴唇露出了笑意，这在这个神情阴郁、妒忌心很重的人身上可是罕见的事儿。事实上，在圣马利纳看来，埃尔诺通这回既然在执行这么重要的任务的当口无故缺席，他肯定要完蛋了。四十五卫士，准确地说是四十四卫士，就这么出发了，每个小队按照指定的路前进，这就是说：德·夏拉勃尔先生带十三个人，走布代尔门；德·比朗先生带十四个人，走圣殿门；最后，圣马利纳带十四个人，走圣安托万门。四十一 贝尔-埃斯巴不用说，在圣马利纳看来注定完蛋了的埃尔诺通，其实正交着意想不到的好运。一开始他很自然地估计，他要找的德·蒙庞西埃公爵夫人既然在巴黎，那她一定住在吉兹府。埃尔诺通就先去吉兹府。他敲敲大门，有人极其谨慎地把门打开；当他说要求见德·蒙庞西埃公爵夫人时，那人先冲着他冷笑了两声。后来，因为埃尔诺通坚持要见，那人就回答他说，他应该知道殿下是在苏瓦松，而不是在巴黎。埃尔诺通早料到会遇到这样的接待，所以并没慌张。“公爵夫人不在，真叫我太失望了，”他说，“我有一封十二万分重要的信得送交殿下，是德·马延公爵的。”“德·马延先生的信?”看门人说；“是谁叫您送这封信的?”“德·马延公爵先生本人。”“他，公爵，叫您送信!”看门人叫起来，他那副吃惊的样子装得非常像；“他是在哪儿把这封信交给您的呢?公爵先生跟公爵夫人一样都不在巴黎呀。”“这我完全知道，”埃尔诺通回答；“可是我，我也可以不在巴黎呀；我也可以在巴黎以外的地方，比如说在通往布洛瓦的大路上遇到公爵先生呀。”“通往布洛瓦的大路上?”看门人说，稍微有点重视了。“对；他可能在这条路上遇到我，叫我送封信给德·蒙庞西埃夫人。”看门人的脸上稍显得有些不安；他仿佛怕人硬冲进去，两手把牢那两扇只开了一条缝的大门。“那么，”他问，“信呢？……”“在我身上。”“您身上?”“就在这儿，”埃尔诺通拍拍紧身短袄说。忠心的用人以审问的目光凝视着埃尔诺通。“您是说信在您身上?”他问。“是的，先生。”“一封很重要的信?”“十二万分重要。”“您可以让我就这么看一眼吗？”“当然可以。”埃尔诺通从紧身短袄里抽出德·马延先生的信。“哦!哦!这墨水真特别!”看门人说。“那是血，”埃尔诺通冷漠地回答。那用人听到这句话后，脸色发白，再一想这血说不定还是德·马延先生的，他的脸色就变得更白了。在那时代，有时身边没有墨水，血却汩汩地往外流；结果呢，恋人给情妇写信，父母给子女写信，常常都用这种流得最多的液体。“先生，”那用人急忙说，“我不知道您在巴黎或者巴黎郊区能不能找到德·蒙庞西埃公爵夫人；不过不管怎样，请您马上到圣安托万区去一趟，那儿有一座别墅叫做贝尔-埃斯巴，是公爵夫人的，这个地方不难找，从雅各宾隐修院再往前，朝万森去的方向的左手第一座别墅就是；您准能在那儿找到公爵夫人的一个受到她相当信任的手下人，可以告诉您这会儿公爵夫人在哪里。”“太好了，”埃尔诺通说，他明白那个用人不可能，或者是不愿意再说什么了，“谢谢。”“在圣安托万区，”用人仍然往下说，“谁都知道贝尔-埃斯巴，会给您指路的，尽管他不一定知道那是德·蒙庞西埃夫人的，德·蒙庞西埃夫人不久前刚买下这所房子，她想在那儿图个安静。”埃尔诺通点了点头，转身往圣安托万区而去。他甚至不用问讯，就毫不费力地找到了贝尔一埃斯巴别墅，它就在雅各宾隐修院过去不远。他拉铃，门开了。“请进，”有人对他说。他正进去，门又在他身后关上。让他进来以后．那人仿佛是在等他说口令；可是，因为他只顾向四周瞧着，那人就问他想干什么。“我想跟公爵夫人说话，”年轻人说。“您为什么要到贝尔-埃斯巴来找公爵夫人?”那仆人问。“因为，”埃尔诺通回答，“吉兹府上的看门人让我上这儿来。”“公爵夫人不在巴黎，更不在贝尔-埃斯巴，”仆人说。“既然这样，”埃尔诺通说，“那我改日再把德·马延公爵先生的信送给她吧。”“送给她，送给公爵夫人?”“送给公爵夫人。”“德·马延公爵先生的信?”“对。”仆人想了一会儿。“先生，”他说，“我作不了主，不能回答您；我的一位上司在这儿，我得去问问他。请您稍等一下。”“待在这儿的人可真给服侍得周到，见鬼!”埃尔诺通说。“等级那么多，命令那么严。办事又那么准确!当然，这都是些危险人物，所以他们老觉得要提防别人。进德·吉兹兄弟的府邸比进卢佛宫还难，难得多；我倒开始觉着，我效劳的不是法兰西真正的国王。”他往四下里瞧着：庭院冷落；但马厩所有的门全打开着，好像单等着一队骑兵来宿营。那个仆人回来，打断了埃尔诺通的观察；他还带来另一个仆人。“请您把马给我，先生，跟我的同事进去，”他说；“您将碰到的人，可以比我回答得好得多。”埃尔诺通跟在这个仆人后面，在一间类似候见室的房间里等了一会儿，随即有个用人出来传话，领他进到一个相邻的小客厅里，一个里然漂亮但又朴素的女人正在那儿绣花。她的背朝着埃尔诺通。“德·马延先生派来的骑士到，夫人，”穿号衣的仆人说。她动了一下。埃尔诺通惊讶得叫出声来。“您，夫人！”他喊道，认出这位夫人就是那个青年侍从，同时也是驮轿里的那个陌生夫人，现在她是第三种模样了。“您!”这位夫人也喊出声来，手里的刺绣掉在地上，望着埃尔诺通。接着，她对穿号衣的仆人做个手势。“退下，”她说。“您是在德·蒙庞西埃公爵夫人家的，夫人?”埃尔诺通诧异地问。“是的，”陌生女人说；“您呢，先生，您怎么会到这儿来给德·马延先生送信的?”“由于出现了一些我不曾料到的情况，而这些情况说起来话就长了，”埃尔诺通极其审慎地说。“噢!你的确嘴很紧，先生，”夫人笑吟吟地接着说。“有必要的时候，确实如此，夫人。”“可我看不出这儿有什么必要那么嘴紧，”陌生女人说，“因为，要是您真的是给您所说的那个人送信……”�一个衣冠不整、面貌极丑的没落贵族形象，头发糟糕地染成红色，过分化妆的脸庞像一件旧家具。但如果你留意字里行间的阅读并寻找其他资料（尤其是西摩撰写的奥托兰的精彩传记），那浮现出来的奥托兰的肖像则是十分不同的。　　首先，她根本不丑。直到四十多岁，她还被认为是一个十分美丽的女人：她拥有一头闪亮的铜色秀发，一双有神的绿眼睛，一副雕塑般的身躯。一个女人，曾是她那时代最著名的美人之一，到老时却变成了可悲的丑陋之象征本身，这令人不安。但奥托兰的美，就像她身上所具有的一切，都濒临过度。她很高，她的五官太大，她的模样过于别致。照片证实了那种不牢固、不寻常的平衡：在有些照片里她美极了，在另一些中则很可怕。她向来不是普普通通的，她永远不会被忘却。　　她的独特，她潇洒的生活，大概招致了人们对她的诽谤--"布卢姆斯伯里团体"总是恶意攻击那些与众不同的人，如果他们的牺牲品在攻击面前好像并不痛苦，甚至表现得若无其事和高傲，那他们的批评就会更猛烈。奥托兰受教于不列颠贵族和维多利亚主义双重的自我节制，总是力图保持一副平静的外表。她出生于1873年，属于不列颠的最高贵族。六岁时她的异母兄弟继承了波特兰公爵的称号，她开始被所有的人谦恭地待为夫人；她的社会环境如此古老和高贵，以致不期待她独自穿衣或梳头。自然，这样的一个贵妇人不应该学习和从事任何工作，除了找一个合适的丈夫并扮演她自己。　　但奥托兰充满抱负--她有对艺术、知识、精神和博爱的渴望。当然她不可能计划任何一种专业--像她那样的妇女是不会去做那种事的。于是她把自己的创造能力用在为自己设计美妙的服饰，以东方的想像装饰相继成为她聚会中心的三个家：伦敦贝德福德广场的家；牛津附近的乡间加辛顿庄园；重回伦敦，位于高尔大街的家。她的博爱精神集中在帮助他人--艺术家、青年知识分子，她善于以准确的直觉发现他们的品质。　　她开始在自己的沙龙接待客人时已三十四岁，结了婚。她喜欢创造一种童话般魔幻而浪漫的氛围。她的家散发着香气，充斥着精致和富有异国情调的小物件。她的仿若神话般的聚会是在加辛顿乡间庄园，1915年她搬到那里。加辛顿庄园里总是挤满了客人，酣战中她丰盛而神奇地款待他们；中央建筑像一个精致的糖果盒，摆满了柏树、雕塑和孔雀的花园，是"第一花园"，是天堂。因为奥托兰不仅喜欢当一个传统意义上她朋友的保护人（支持他们的工作，把他们介绍给有影响的人物，在一段时期内维持他们的生活），而且试图把他们笼罩在一个神奇的环境里，把她作为女主人的生活变成一个艺术品。于是她组织字谜，假面舞会，花园里精致的野餐，月光下的舞蹈，音乐会。她渴望绝对的美，这使她在客人中引起很大的嘲笑。他们比她年轻许多，他们已属于二十世纪。这就是说，属于一个发现不存在绝对之物的犬儒主义时代。　　而奥托兰是一个完全不合时代潮流的人。她的时间是不真实的--她像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那样行动、穿着和说话。但也是一个虚构的、从浪漫主义角度用许多金属粉和纸板重塑或想像的文艺复兴。"在加辛顿至少太阳光会是正常的吧？"弗吉尼亚·伍尔芙在给一位女友的信中自问，"不，我认为甚至天空都用一块淡黄色的丝绸给遮住了，自然那些圆白菜也喷了香水。"奥托兰那种无微不至的精致喜好让她那些居心不良的朋友感到开心--他们都是活跃的艺术家，不能理解奥托兰在自己所拥有的惟一环境里，在家庭生活的琐碎事务里，创造美的感人需求。奢华与伟大（2）　　可能奥托兰有时在创造幸福的渴望方面有点荒唐，在她想把那个幸福赐给别人的方式上有点喜欢发号施令。但加辛顿庄园应该是一个极好的地方：一座奥林匹斯山，青年知识分子在那里占据着神的位置（有一天，当时任首相的阿斯奎斯①和梅纳德·凯恩斯②来访，他们被通报为"凯恩斯先生和另一位绅士"）；一个舒适的避难所，客人像苍蝇似的蜂拥而至--不管之后他们如何嘲弄奥托兰，显然，他们喜欢去那里；加辛顿也是一个文化迪斯尼乐园，谁都不公开承认自己在那种艺术纯真，同时又美丽、幼稚的环境里尽兴。"我在这种场合感到可怕的孤独，"利顿·斯特雷奇在一次造访之后写信给一位朋友，"一种十八世纪式的忧郁快乐压倒了你，很难把人与哈巴狗区分开来。"可是他也致信奥托兰，说他在加辛顿庄园的逗留是多么愉快，并急切地自我邀请下次再去。　　①阿斯奎斯（1852-1928）：英国自由党内阁首相（1908-1916），第一次世界大战头两年的英国领导人--译注。　　②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英国经济学家、财政家和报刊撰稿人，因针对长期失业提出革命性经济学说（凯恩斯经济学）而知名--译注。　　③罗杰·弗赖（1866-1934）：英国美术批评家和画家，为后印象派画家正名的先锋--译注。奥托兰不仅是一个完美的艺术沙龙的女主人和一位积极的文学及艺术保护者（她与罗杰·弗赖③一起坚定地推动后印象主义进入大不列颠），而且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的绥靖政策中扮演了一个突出的政治角色。如果伯特兰·罗素是这场运动的英雄（他因自己的批评文章而最终身陷囹圄），她就是旗舰。她鼓动丈夫，工党国会议员菲力普·爱德华·莫雷尔，在国会宣读了一份绥靖主义演讲，菲力普不顾所有人的反对勇敢地做了此事，并因此永远毁掉了他的政治生涯（他的仕途直到那时也并不很辉煌）。之后奥托兰把加辛顿变成一个不同政见者的援助中心，雇佣他们来耕地--种植农田被政府视为一项首要工作。　　这样，在战争年代，奥托兰夫妇供养了五六个不同政见者，他们绝大多数是懒惰的艺术家，根本不会干农活。他们只是利用奥托兰，以为她富不可及。但她并不十分富有（她母亲剥夺了她的继承权），她慷慨的女主人生活带来的巨大开支开始消耗她的财产。事实上，她最终面临那么多的经济困难，以致被迫卖掉贝德福德广场的家和加辛顿庄园，搬到高尔大街一所阴暗而简朴的小房子。但所有这些困窘，连同她的许多其他身体和精神上的痛苦，她的朋友们从来都一无所知。　　奥托兰的丈夫菲力普是一个令人难以琢磨的人。他很有吸引力（奥托兰的所有情人，除了罗素，都很英俊），在有些场合表现出罕见的高尚，如发生在国会的绥靖主义演讲。又如他去一个德国旅馆与奥托兰相会，前几个星期她曾在此接待了罗素的造访，旅馆的清教徒店主告诉菲力普一位先生每天进出他妻子的房间，甚至连卧室的沙发都被他的香烟烧坏了。菲力普听后笑了笑，赔付给店主沙发的损失，并说他很高兴妻子没有缺少陪伴。但另一方面，菲力普看起来软弱和优柔寡断；奥托兰试图给他创造一个政治前途，一生都宠爱他，保护他。从他们一结婚，菲力普就向她表明，她在性方面不能吸引他；但女仆倒是吸引他，他有两个私生子，一个是与一位女仆生的，另一个是与他的女秘书生的。此外他的心理很脆弱，中年时期他就遭受到一次次严重的精神危机。　　有一个道义令人不安，我们经常会遇到因被他人的需要缠身而使自身困于弱者请求中的妇女。这点也发生在奥托兰身上（"我是一个吸引自私者的磁石"），她已经受过一个残废且占有欲极强的母亲的欺压。从那时起，她所有的情感史都一样--她总是付出得更多。或许她已不再有激情（罗素曾为她而疯狂，但奥托兰拒绝抛弃菲力普），但的确给予他更多的照顾，更多的关心，更多的宠爱和亲热，直至她中年时美丽的老虎莱昂内尔来临。　　当奥托兰爱上老虎，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小伙子、加辛顿庄园的园丁时，她已满五十岁。老虎是个好人，慷慨大方，并且被她迷住。奥托兰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她终于找到了理想的伴侣，"我爱的时候总是付出，现在终于允许我得到了。这是一个奇迹。"奥托兰与老虎的热恋关系持续了两年，直到有一天小伙子突然死于脑溢血--一个加入奥托兰传奇的奇怪死亡。既然人们乐于虚构浪漫的荒唐行为，为什么不能设想是由那时精神已经失常的丈夫下的毒？这些是床第间的秘密，是所有人都要保留的不可思议的隐私。　　奥托兰以巨大的勇气承受痛苦地失去老虎，像她忍受从前的一切那样。从小她就忍受十分脆弱的健康，她患上极痛苦的偏头痛以及其他大概是糖尿病征兆的不明疾病。总之，她是一个慢性病患者，这是十九世纪上层社会妇女中间相当平常的事；她跟厌食的弗吉尼亚·伍尔芙一样（厌食是那个时代女士间的一种常见病），年轻时拒绝进食。五十五岁时她发现得了一种颌癌--粗暴的手术使她面目变形。那时她的朋友才发现奥托兰能够无怨无声地承受痛苦。奢华与伟大（3）　　她那时的生活是在穿越沙漠。她那么不因循守旧（她常说"因袭常规和自我满足就是死亡"--一个有活力的思想），不得不付出高昂的社会代价。她受自己同阶层的人排斥，从未被她所帮助过的知识分子接受，奥托兰是一个孤立和孤独的人物。她破产了，丈夫变得半疯，她至爱的人死了，她忍受着折磨人的肉体病痛，脸变形了，逐渐失聪，使用一个滑稽的助听器，她不得不卖掉自己心爱的加辛顿庄园。最糟糕的是，她的朋友一次次地背叛她。开始是出现一些包括对她进行残酷写照的小说（最痛苦的描写是劳伦斯和赫胥黎的，因为这些作者曾是奥托兰的密友），之后通过朋友的朋友，她渐渐得知所有人都在背后嘲笑她："把我视为一个爱搞阴谋和危险的、不道德和肮脏的女人……谁也不喜欢我……我为此所经历的那一切都被推翻了。我以为是在给予别人的东西其实只存在于我的头脑里--别人不喜欢。如果能扔下菲力普，毫无疑问，我会远远地离开这里，在另一个地方开始我的生活。但我不能这样做。"她在日记中写道。　　马勒带着钢爪　　尽管如此，她仍尽量在外面不让任何人知道她的屈辱和痛苦。于是她继续在高尔大街那个简朴的家里接待客人（虽然现在只能请人喝茶），穿着便宜的金黄色破衣服，胡乱地染白头发，加倍化妆以减少疾病和时间所造成的损害。一言以蔽之，不论什么情况，她都试图忠实于自我，准备继续把生活变成一个美丽和适于居住的地方。面对奥托兰如此的沉着，弗吉尼亚·伍尔芙感到震惊，她为此最终敬佩奥托兰，并深深地爱戴她。事实上她们成为密友；当奥托兰因长期患有神秘的疾病于六十四岁去世时，弗吉尼亚和艾略特一起写了这个墓志铭："忠诚而勇敢/最慷慨，最优雅/在她娇弱的身体里/却保持着/一种无畏和不屈的精神。"奥托兰巨大和不同寻常的高尚在于她以绝对的尊严（她是这么热爱绝对的事物）逐渐变成一个衰落和可悲的人物。　　参考书目　　○贝特朗·罗素：《自传》，艾达萨出版社。　　○昆廷·贝尔：《弗吉尼亚·伍尔芙》，卢门出版社。　　○弗吉尼亚·伍尔芙：《纸镖》，奥丁出版社。　　○克莱尔·托马林：《凯瑟琳·曼斯菲尔德》，马丁出版社（纽约）。　　○迈克尔·霍尔罗伊德：《利顿·斯特雷奇》，企鹅出版社（伦敦）。　　○米兰达·西摩：《奥托兰·莫雷尔，高级别的生活》，法勒·斯特劳斯·吉鲁出版社（纽约）。带着钢爪（1）　　阿尔玛·马勒　　阿尔玛·马勒（出生时叫阿尔玛·申德勒，是著名画家申德勒的女儿）是一位艺术家。她九岁开始作曲，二十岁时已创作了一百首浪漫曲和器乐及歌剧片段。她是一个出色的钢琴家，在维也纳，人们对她很有前途的才华赞不绝口。当然谈论得更多的还是她的美貌，因为那时妇女身上的才能不过是一种装饰或一种怪诞的表现。阿尔玛是那个时代的大美女之一：颀长，丰满，碧蓝的眼睛，完美的五官。从今天来看，她的五官或许过于端正和甜美，体形过于丰润，但在那个时候，她集中了时尚的所有特征。不管怎样，她神话般的吸引力大概来自她自身的性格，而不仅仅在于外表。她迷人，聪明，文雅，耀眼，独特。她周围的男人简直为她疯狂。　　魔法师，善良女巫，大地母亲--男人们拿这些话来形容她。这些颇具传奇色彩的重要词语，把阿尔玛定义为女性的一个典范。她是"女人"，一个出自男性头脑、梦想和恐惧的典范。阿尔玛适合他人设想的那种幻象，因为她的伟大成就（以及她的彻底失败）在于能够满足男性要求。这样，阿尔玛作为一个缪斯女神生活在男人的视线里，是他们生活的基本组成部分：她的第一任丈夫、作曲家古斯塔夫·马勒；重要的表现主义画家奥斯卡·考考斯卡，热恋她三年的情人；建筑师瓦特·格罗皮厄斯，她的第二任丈夫，包豪斯学校的创办者；弗朗兹·魏菲尔，她的第三任丈夫，一位今天已被人遗忘，但在那个时代却十分有名和受赏识的小说家。许多绅士曾拜倒在她的脚下，虽然阿尔玛与他们的关系只是柏拉图式的，如古斯塔夫·克里木特，知名的现代主义画家，或剧作家及诺贝尔奖得主盖尔哈特·霍普特曼。阿尔玛具有识别创作才华的出色嗅觉，那正是她令人爱慕之处。　　阿尔玛对她的所有男人都非常好。她是母亲和情人，无微不至地料理家事，以令人敬佩的方式管理经济，精心组织家庭生活，有效地参与自己爱人的工作（比如抄写马勒的音乐，并为之配器）。最为重要的是，她能使伴侣复苏，把他作为艺术家最好的东西挖掘出来，并给予他力量--"你恢复了那些废物的生活"，考考斯卡对她说。甚至生物学家保罗·卡默勒也评论说："跟她在一起的时候，我积累了创作所需要的能量"，尽管阿尔玛从未回应过他的爱慕。阿尔玛是一种生存能源，她能够点燃五彩世界。　　那种内在电源，那种生命潜力，在爱情里一次又一次重新充电。但不是在一个简单的日常爱情里，而是在最冲动的激情里。在那种浪漫和毁灭性的感情里，它是想像的产物，因为它而寻找与他者、与孪生灵魂的绝对融合。一个不可能的苛刻目标，总是会导致无穷尽地重复寻找爱情。阿尔玛十三岁时失去了她所崇拜的父亲，她把男人和艺术家都神化了。当她恋爱时，便在对方身上虚构完美；当她的伴侣看到自己像一个神似的反射在她的眼里，便更加看重自己--如果一个如此美丽、聪明和出色的女人把我视为神圣，那是因为我就是神圣的。但随后，笨拙的现实逐步削弱她的那些白马王子的泥脚，阿尔玛渐渐失恋，痛苦，消沉。她需要重新唤起激情，重新爱另一个人，这样她才能感到自己活着。冲突从此开始。　　所有这些内心的骚动都发生在一个同样动荡的环境里。阿尔玛1879年生于维也纳，也就是说，出生在动荡的中欧，一个正在崩溃的世界中心。这是一个时代的尾声，像通常发生在所有巨大衰落中那样，奥匈帝国的垂死也伴随着一次知识和艺术的沸腾。一个世纪以前的维也纳正在欢快地耗尽它末日的荣耀--在文学沙龙和拥挤的咖啡馆里讨论着神性和人性，调情，谋反，创造。那时在那里出现了知名的"维也纳学派"这一重要的哲学流派；洛斯发明了现代建筑，勋伯格发明了十二音体系音乐；罗伯特·冯·穆齐尔，尤其是卡夫卡，革新了文学，弗洛伊德发现了（或更确切地说命名了）无意识，永远改变了我们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和理解。生活在紧张的维也纳燃烧。　　这是一种疯狂、沸腾和享乐主义的生活，妇女在其中扮演着一个特殊角色。在当时的欧洲，维也纳女人被视为男性神话里女人-妻子的化身：尖酸，耽于声色，秘密，对男人来说充满危险性，悲哀同时快乐，易动情欲，无法理解。梅尔塞·罗多雷达在她的小说《破碎的镜子》里描写了十九世纪末典型的维也纳女人：一个年轻的女小提琴家为主人公献身，然后自杀--女性之谜的完美例子。阿尔玛·马勒是所有维也纳女人中最"维也纳化"的，是那些泡沫女人的王后。这些维也纳女子置身于轻盈的花边旋涡里，紧贴男人的胸口跳着华尔兹舞，生命在脉搏里跳动，被巨大的枝形吊灯闪花了眼。　　但我们还是回到开头：阿尔玛是一个艺术家，并且很严肃地自视为一位作曲家。与此同时，她长大了，开始讨人喜欢；她拥有年少的狂热，美女的轻率。她恋爱了一两次，到处散发自己的照片，享受调情。尽管如此，她的音乐依然是首要的，直到二十一岁时她认识了古斯塔夫·马勒。他的年纪比她大一倍，是维也纳歌剧院的指挥。我可以想像阿尔玛在剧院观看他指挥乐队：他站在那中间，很有气势，是所有关注和荣耀的中心。他是"伟大的男人"，她可以在他身上创造一个"伟大的激情"。他们立刻结婚了，这不奇怪。　　但在婚礼之前举行了一个把他俩引向毁灭的极其古老和传统的仪式：阿尔玛作为人被取消了--一封马勒写给阿尔玛的令人毛骨悚然的长信，概括了那个时代所有的陈词滥调、偏见和不公平。首先，马勒站在他年纪和成功的高度嘲讽阿尔玛的知识才能（她博览群书，很有文化），称她是"傲慢的人"，因为她在一些特定的思想方面敢于说出反对他的观点。信中写道："阿尔玛，我的女儿，我们将结合在我们的爱情和心灵中……但这种结合也在我们的思想中吗？我的阿尔玛，你的想法是什么？或许是叔本华关于妇女的那一章？"在用这类论据打击年轻的阿尔玛对自己和自我标准的信任后，马勒进入正题，"关于你要求继续做你自己的想法，我还在琢磨那个已固定在我这么热爱的小脑袋瓜里的痴迷念头。你写道：你和我的音乐。请原谅，但我还是得讨论这个说法！你怎么能够想像两个都是作曲家的一男一女的婚姻生活？你知道对我们俩来说，像那种这么竞争的关系有多荒唐，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会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件多丢脸的事吗？既然如你所写，你想让我免于日常生活的琐碎，可是如果正当你的灵感来临时，你却被迫照料家务或出现的任何一件事，该怎么办？如果你不得不完全放弃你的音乐，作为交换，你拥有我并且你也是我的，那就意味着你的生活毁了？……你只该有惟一的一个职业：让我幸福的职业。你得放弃所有那些表面的东西（所有与你的身份和你的工作有关的东西）。你得无条件地献身于我，你得让你未来的生活在所有细节上都服从我的愿望和需要，除了我的爱情，你不该再要求别的什么"。　　收到这封信，在一整夜的失眠和哭泣之后，阿尔玛如马勒信中要求的那样做了，或发誓那样做了。毕竟她的音乐还很幼稚，在咿呀学语。她需要学习的东西这么多，所以看来世界不会因她的放弃而失去一个超级艺术天才，而很显然，马勒是一个重要的音乐家。此外，周围的一切都在劝阻妇女的职业努力，相反却起到巩固她们的婚姻和家庭的作用。就这样，阿尔玛牺牲了她的事业，于1901年结婚。"我惟一的愿望是使他幸福，他值得这样！"她动情地说到她光彩夺目的丈夫，而此人看来根本配不上她的牺牲。这就埋下了祸根，男人和女人之间发生如此多的误解，其根本原因在于，男人把婚姻视作为自己服务的一个机构，而女人把婚姻视为一个甜蜜的童话故事。带着钢爪（2）　　阿尔玛与古斯塔夫生活的十年并不成功。在她有趣的自传中，阿尔玛抱怨丈夫以自我为中心，很少注意她。根据所有资料，马勒埋头于自己的作品里，他严厉，乏味，而且好像还是性无能。阿尔玛哭泣，痛苦，生病，患忧郁症，她怀念自己的音乐，不甘心生活的空虚。当她在一个温泉疗养地从一次痛苦中恢复后，认识了比她小四岁的瓦特·格罗皮厄斯。他们相爱并经历了一场热烈的地下恋情；一个月后，在一次原本会造成弗洛伊德式笑话的差错中，格罗皮厄斯把一封写给阿尔玛的情书误寄给古斯塔夫。马勒看到这封信，目瞪口呆。阿尔玛于是向他解释一切：与格罗皮厄斯的经历，以及她在婚姻中的不幸和失望。马勒被剥夺了阿尔玛的目光赋予他的神圣，陷入完全的绝望。此时他才发现，自己是多么爱她，待她又是多么不好。现在他第一次倾听（过去他从来不屑于此）妻子的一些歌曲："可是我都干了什么！"他悔恨地叫喊。"歌曲美极了。你应该继续作曲。"他开始向她倾注爱的关怀，在圣诞节送她礼物。但为时已晚。阿尔玛心软了，对他说，她会留在他身边，放弃格罗皮厄斯；但她继续秘密约会情人，因为她虽然很喜欢马勒，却已不爱他了。她需要爱才能生活。最后，不安、受惊和感人的马勒得了扁桃体炎；不久他被告知得了败血症，半年后马勒逝世。如果他们把婚姻关系定位在一些更加脱离偏见，更为平等的条件下，他们大概会比较幸福。　　阿尔玛守寡时三十一岁，"到了这个地步我已不能重新学走路"，她评论自己当作曲家的工作。她永远地放弃了音乐，也永远不再允许一个男人像马勒那样监管她。不论是比她小六岁，与之度过她最富激情经历的考考斯卡（因她的抛弃，考考斯卡疯了，他叫人在一个真人大小的玩偶上复制她的五官，与它共同生活了一年，之后在一次聚会上砍了它的头）；还是格罗皮厄斯，她所有男人里最恭敬有礼和最慷慨的一个，或许正因为这点她对他最差（"我只想让这个男人幸福"，阿尔玛与他结婚时又说了这句话；但这回她补充道，"愿上帝为我保留爱情！"她已经知道永恒的激情很快就会结束）；或者她的第三任丈夫弗朗兹·魏菲尔，他比阿尔玛小十岁，和蔼而不成熟。　　与此同时，生活逐渐向她索取高昂的代价。阿尔玛死了三个孩子，这三个孩子都是带着极大的痛苦死去的：马勒的一个女儿五岁时在无麻醉的情况下紧急做了气管切开手术，死于白喉；另一个婴儿，魏菲尔的儿子，得脑炎只存活了十个月；第三个是玛侬·格罗皮厄斯，因脊髓灰质炎而瘫痪，整整一年处于病危，当时她已十六岁。她的死，对阿尔玛来说是最残酷的丧失。阿尔玛的世界，她成长的世界，也染上了死亡。轮到她经历十分艰难的岁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把一些粗暴的和平条件强加给战败国的凡尔赛和约；之后是纳粹主义的地狱。　　希特勒的纵火（我们要记得他是1933年通过民主选举上台的）是在一片满是屈辱、贫困和绝望的大地上点燃的。在德国，通货膨胀如此厉害，为了使工资能买得起晚餐，需要按天发放薪水。积蓄消失了：银行通知你关闭账户的信件邮票都比你三十年里存在那个账户上的储蓄更值钱（亚瑟·索姆森在他的迷人小说《一位公主在柏林》中对这一切做了很好的解释）。在这么多苦难和不安定中，革命点燃了街道：一场刚刚在沙俄帝国颠覆了秩序的真正革命，一场对资产阶级来说可怕的革命。所以资产阶级支持反布尔什维克者的新兴纳粹。甚至犹太富人起初也帮助纳粹分子：在奥地利，极右派依靠一份犹太产权的报纸，从一个犹太企业家那里获取他们的武器。　　阿尔玛是亲纳粹分子，或更确切地说，她是亲法西斯分子：她相信墨索里尼计划的善意，排斥希特勒的反犹太主义。奇怪的是，阿尔玛的日记充满了反犹太主义的愚蠢评论，然而她却与两个犹太人结过婚（马勒和魏菲尔）；当希特勒的恐怖在欧洲蔓延，她勇敢地把自己的命运与魏菲尔的命运结合在一起，不得不在最可怕的条件下穿过整个法国，步行翻越比利牛斯山以逃生（她那时已六十多岁）。那是希特勒看似当然的胜利者的年月，阿尔玛无疑可以采取另一个姿态：事实上她全家在维也纳都变成亲纳粹分子。另一方面，魏菲尔是亲共分子（"弗朗兹为列宁的逝世写了一首诗！"阿尔玛在她1928年的日记里惊惧地写下这句话），两人之间激烈的政治争论使婚姻处于危机边缘。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时间带来的揭示，两人都克制了许多。"我和魏菲尔收获了失败"，几年后阿尔玛写道，"他在青年时代相信通过布尔什维克主义进行的世界革命，他无法预见那将变成什么。我相信通过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来拯救世界，我也无法预见经由希特勒的行动那将变成什么。"　　除了她变幻无常的亲法西斯主义和自相矛盾的反犹太主义偏见，阿尔玛还有其他阴暗面，比如她的嫉妒和占有欲到了无耻的地步，她与其他女人如此残酷地争抢在男人面前的优越，使她从来没有女友（我认识那种需要独一无二的女人：她们很让人讨厌）。我同情她可怜的妹妹格雷蒂，想必阿尔玛给了她一个恐怖的童年。阿尔玛从未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提到过她，尽管格雷蒂遭受了可怕的命运：她压抑，在几次自杀企图之后，被关进一个精神病院。希特勒入侵奥地利后（1938年），纳粹宣布消灭所有的疯子，她在那里被处决。　　可是即便阿尔玛不是一个圣女（谁是圣女呢？），我仍无法理解人们通常对待她的反感和吝啬。例如，她被视为一个卖弄风情的女人，轻浮的女人，草率的女人；然而，她一生只与四个男人（或许五个，还有一个神甫，似乎可疑）同过床，其中三个是她的丈夫，她与马勒生活了十年，与魏菲尔生活了三十年，直到两人去世。这不像是一位毫无廉耻的女性征服者的履历。法国前文化部长弗朗索瓦丝·吉鲁写过一部关于阿尔玛·马勒的独特而有趣的传记，在她评判的任意性上到了不体面的程度。但这是因为这位前任女部长是个右派女士，对打破常规的妇女来说，最坏的敌人就是保守派妇女。比如吉鲁谈到马勒在他生命的最后发现正在失去妻子的时刻，"日后她将是这个疯子臣民的残酷女王"。但实际上阿尔玛不是什么冷酷女王：她以绝对的奉献和爱在持续六个月中，致力于照顾病危的马勒，就像后来在魏菲尔两年垂危期间的所为。　　阿尔玛从很年轻时起，在她与马勒失败的婚姻期间就开始酗酒，在她生命的最后三十年，她每天喝一瓶本尼狄克丁开胃酒。尽管如此，她还是活得很长久：八十五岁时死于纽约，她在那里有一个小公寓。如果她生活在我们的时代，我确信她不会放弃音乐。作为作曲家，她会拓展一个公众职业，不管好坏。在她的时代，她本人不能也不知道应该这么做，虽然她一直意识到自己的矛盾，"婚姻常常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在女人身上取代她的自我"，她在日记中写道。接下来，她对自己在男性面前的次要地位补充了一种自我鄙视的苦涩嘲讽："我用钢爪逐步建造我偷来的窝……对我来说各种才华都不过是我所需要的稻草……对我的窝来说是一点战利品。"然而她用那同一副钢爪抓住生命；她生活，高强度地生活，不顾众多的苦难和所有的局限。"我有过一个美好的生活，"阿尔玛在她自传的结尾说，"任何人可以干任何事，但他也得准备应付一切。"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能力表现出这样的无畏。那大概就是她不被原谅的地方。沉默（1）　　玛丽亚·莱哈拉加　　我要讲的故事令人惊奇。这不仅是因为女主人公迷人的人生曲折，而且因为我们对她一无所知。我说的是玛丽亚·莱哈拉加，二十世纪初西班牙最著名的剧作家之一格雷戈里奥·马丁内斯·谢拉的妻子：如今被加尔西搬上银幕的《摇篮曲》就是他的作品。或更确切地说，是由他署名的作品，因为实际上那是玛丽亚创作的，像她丈夫的其他所有作品：格雷戈里奥很少创作，也许根本没有创作，这是一个被证实的事实（帕特里西娅·奥康纳、阿尔达·布兰科和安东尼娜·罗德里格的研究无可辩驳）。　　①华金·图里纳（1882-1949）：西班牙作曲家，对促进二十世纪西班牙音乐民族特色的发展起过推动作用--译注。　　②乌桑迪萨加（1887-1915）：西班牙作曲家，以他的西班牙说唱剧著名--译注。因此她才是众多成功戏剧的真正作者（她的作品在国外上演，在好莱坞被改编成电影），她也是作曲家华金·图里纳①的《旅行相册》和曼努埃尔·德·法雅的《西班牙花园之夜》的灵感启发者。此外她还创作了法雅的《爱情魔法师》和《三角帽》的歌剧剧本以及大量的西班牙说唱剧（如乌桑迪萨加②非常有名的《燕子》）。除了这些成就，她还是散文家、女权主义者、共和国时期的社会主义者和议员（最早的女议员之一）。战后过着流亡生活，在报纸和电台工作。满百岁前几个月她清醒而活跃，最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去世，那是1974年：也即昨日。可是我们连她的名字都没听说过。当左派开始恢复他们的圣徒，把他们塞进神龛时，她被遗忘了。　　玛丽亚1874年出生在圣米连·德·拉科戈亚（拉里奥哈省），长在卡拉班切尔镇（今马德里的一个区），靠近一个孤儿院，父亲在院里当医生，因而她从小就看到贫穷的可怕和苦难。那时候西班牙是一个因循守旧的落后国家，顽固地拒绝历史的变化。西方世界的事物在变动，主张妇女参政的女性开始为妇女要求投票权和发言权，但西班牙继续固守着一个由教皇极权主义的基督教统治阶层强加的主张倒退的女性和家庭观念。比如，迟至1920年，一个类似于第八届"国际妇女参政联合会"(IWSA)这样正常和无害的会议试图在西班牙召开，它是妇女参政的主要国际协会；但最后因政府和天主教协会的正面反对而中止，会议被移到日内瓦。　　①弗朗西斯科·希内尔·德·洛斯里奥斯（1839-1915）：西班牙哲学家、文学评论家和教育家。他是克劳泽主义最有影响的倡导者，他所创办的"自由教育学会"是不受政府和教会影响的一个教育机构--译注。1870年费尔南多·德·卡斯特罗创办"妇女教育学会"，1876年弗朗西斯科·希内尔·德·洛斯里奥斯①创建"自由教育学会"：这是西班牙现代化的两个基本支柱。进步人士都知道，没有文化，没有一场把国民从他们的知识贫困中拯救出来的基础革命，就不会有进步：二十世纪初，百分之七十的西班牙人是文盲。对现代化及未来前途的拼命渴望在被称为"1914年一代"的伟大而不安分的知识分子身上实现：格雷戈里奥·马拉尼翁、费尔南多·德·洛斯里奥斯、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阿萨尼亚、克拉拉·坎波阿莫、阿美里科·卡斯特罗、维多利亚·肯特、拉米罗·马埃斯图和玛丽亚·马埃斯图……还有我们的玛丽亚·莱哈拉加，而且她还是教师。所有这些人和其他若干人使这个国家在短暂、耀眼和灾难性的第二共和国时期迈出了几个世纪的跳跃。　　但即便如此，当时的社会环境差不多仍是令人窒息的，尤其对妇女来说。1908年耶稣会教徒阿拉尔孔在一本书中说，妇女解放是愚蠢的，"应该立刻把那些复仇女神关进教养所或疯人院"。1927年宗教杂志《和平的彩虹》攻击"里塞乌姆"的会员（其中有莱哈拉加），那是玛丽亚·马埃斯图成立的一个极其庄重的妇女俱乐部，在那里惟一所做的事是参加文化讲座，品茶和学点东西："如果把她们作为疯子和罪犯禁闭起来，社会就做得很好。将那些古怪和失常的妇女送进医院或关禁闭，街上和家里的道德环境就会有很大改善。"当想到两个神父是基于经验才说出这样的胡言乱语，此话在今天引起的哄堂大笑就变得令人悲戚了：在十八和十九世纪把不听话的妇女关进疯人院是全世界的一种共同做法。玛丽亚·莱哈拉加在这种环境里成长、生活和创作。当代人说她是崇拜丑的人；我们现有的她年轻时代的照片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个外表可爱的褐色女孩。可能她自己"觉得丑"，特别是与众不同：她有文化，写作，热爱戏剧，说几种语言，受过高等教育（师范），工作。二十三岁时她结交了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男朋友：格雷戈里奥·马丁内斯·谢拉，一位邻居的儿子，一个患佝偻病和肺结核的十七岁的矮小男孩（他的五个兄弟都死于杆菌）。他倒确实是个极丑的小伙子：大脑袋，没胡子，一对招风耳朵，一副老鼠的模样。但他喜欢戏剧和创作诗歌、文学。　　三年后的1900年，他们结婚了。婚礼之后回到他们的公寓时，两人互相拥抱并高呼："谁也不能命令我们了！"此时她二十六岁，从事老师工作已五年；但由于是女人，她只能通过婚姻获得独立。至于他，只有二十岁，还是个孩子，也许他从未长大：一个被宠坏又极其孱弱的男孩。翻阅知名女强人的传记，会惊讶地看到她们中有多少人与极软弱的男人结为伴侣！在那些对女性来说艰难的时期，或许这些孱弱的男人是惟一允许妇女发挥她们某一才能的人。　　结婚前他们就开始发表作品。莱哈拉加出了一本为儿童写的《短篇故事》，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署了自己的名字。随后出版了四部由她创作却署名格雷戈里奥的作品，虽然他可能也参与了最早的某一本书--年轻时他就有诗人的傲慢。婚礼之后一切照旧。他们靠玛丽亚当老师挣的微薄薪水生活，她早上五点钟就得起床，备课，收拾屋子。八点去学校，十二点回来，给两人做午饭，下午继续上课；晚上回家后，开始写小说和剧本，之后署上他的名字。她累得只剩下一身骨头。医生给她开处方，要她吃带血的肉，但玛丽亚一口都无法尝试。她的密友胡安·拉蒙·希梅内斯在药店买来空的胶囊，把剁碎的肉塞在里面，然后强迫她将胶囊当药似的吞下。　　与此同时，格雷戈里奥却在床上磨蹭到很晚，虽然为公平起见应该说他也不是完全不干事。看来他一直具有当集体企业的组织者的很大本事；他能够以一种惊人的方式自我推销，甚至能从石头底下挖出钱来。于是凭着这种本事和显著的胆量，他陆续创办了各种文化杂志，最后成立了颇有影响的文艺复兴出版社。作为经营者，他是西班牙现代主义的一个主要人物--当然是玛丽亚在为杂志撰稿，修改清样，掌管财务。沉默（2）　　几年后，格雷戈里奥把他做生意的才能用来为自己牟利：他创办了一个演出他自己剧本的剧团，让玛丽亚像炸油条似的一部接一部地创作那些商业性劣作，他如此压榨可怜的玛丽亚，以至于这位年轻时作为优秀的现代主义者、曾是"荣誉和美"的领军人物，后来却被视为一个卖身名利的"文化小商贩"。　　这一切都是从《摇篮曲》的轰动性成功（1911年）开始的。但之前已发生了灾难。1906年，格雷戈里奥与漂亮的卡塔利娜·巴尔塞娜--著名青年演员--有染。这段历史如此陈旧，格雷戈里奥显得如此乏味和丑陋，有人倾向于认为他对戏剧的爱好来自于成为企业家的隐秘梦想，以便能与第一号女演员调情（这正是他的所为）。问题是格雷戈里奥征服了卡塔利娜，但出于显然的理由他不敢抛弃玛丽亚。不可思议的是玛丽亚忍受着。她非常痛苦，1909年曾试图自杀（她在巴塞罗那跳海，被一名男子救上来），但是她忍着。玛丽亚默默地为格雷戈里奥创作，默默地与卡塔利娜分享他，默默地忍受女演员粗野而卑鄙的残酷行为--卡塔利娜对那位比自己老，比自己丑，从不说什么，却不可能摆脱的情敌怒气冲天(从某种程度上说我认为自己理解她)，因为玛丽亚是她情人的一部分，而且是对他最有吸引力的那部分--对应于才华、金钱和成功的那部分。玛丽亚构思创作的剧本是为使巴尔塞娜在舞台上出彩，可以猜想，卡塔利娜对这样的成功大概有点反感。所有这一切都带有某种病态的东西。　　①卢卡·德·特纳（1861-1929）：西班牙ABC报、《白与黑》杂志及西班牙新闻出版社的创办者，是保守的保皇派，1893年当选议员--译注。这种不可能的状况持续了多年，直到1922年，卡塔利娜与格雷戈里奥有了一个女儿。那时玛丽亚才终于与格雷戈里奥分居，前往法国生活；但继续为她丈夫创作，继续保持沉默，直到最后。格雷戈里奥写给妻子的信是可悲的：向她索要稿子和更多的稿子，仿佛她是一部机器。他不仅要剧本，而且要报刊文章（他二十篇二十篇地向她约稿），讲座，甚至讣告（如一篇致卢卡·德·特纳逝世的讣闻）①。他剧团的提词员多年后声明，"我们剧团所有人都知道写剧本的是堂娜玛丽亚，堂格雷戈里奥连给家人的信都不写"，那正是格雷戈里奥留给人的印象。　　此外他还给人留下傻瓜的印象，如当他吹嘘："我思考了很多，与许多人谈过话。我到处留下一个如此伟大和牢固的个人威望，只要凭这些我们就足以拥有可靠的成功。"或者如1931年西班牙刚宣布成立共和国，当高尚的玛丽亚充满社会热情和责任时，他已变成一个文化商贩，从好莱坞来信请求她赶紧寄给他"你能想到的所有情节，你不用担心原创性或细节变化：因为影片是给全世界看的，所以制片厂恰好偏爱基本的主题"。　　1930年在他旅行之前，为了让玛丽亚能领取版税，格雷戈里奥签署了一份私人文件（并秘密保存），在上面声明"我的所有作品是与我妻子合写的"。当然，合作之事纯粹是一种委婉措辞：几个月前，在玛丽亚有点生病期间，格雷戈里奥在一封信中对她说："我正在为写作付出前所未有的努力，直到你好起来。我相信我迟早会成功。我逐步失去对话的羞涩，因为我想我写东西只是为了自己读它。"　　在西班牙内战和其后的流亡悲剧中，格雷戈里奥和情人去了阿根廷，彻底抛弃了玛丽亚，不给她寄作品的稿费。玛丽亚在法国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躲避纳粹（德国人迫害西班牙共和派人士），饥饿，贫穷，因两眼患白内障而几乎失明。1945年，一些朋友设法找到了她，把她带到美国；也找到了格雷戈里奥，强迫他履行自己的义务。格雷戈里奥寄给玛丽亚很少一点钱，还有若干封充满自怜和自辩的信。1947年他回到西班牙，两个星期后去世；玛丽亚所著作品的百分之五十版权归属于巴尔塞娜的女儿。　　①1952年墨西哥甘德萨出版社出版，一本今天找不到的书，某个出版商应该再现它--作者原注。在她七十八岁流亡期间出版的自传《我与格雷戈里奥》里①，玛丽亚列出了她放弃作者身份的三条理由。她说家人如此冷漠地对待自己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以至于她发誓不再以自己的名字发表任何东西（一个站不住脚的借口，但谈到了一个想让自己的生活有点不同的女性所面对的缺乏鼓励）。她补充说，当老师的时候，"我不愿意用可疑的名气玷污我名字的清白，在那个时代，它像一个几乎不光彩的悔罪衣落在所有文学女性的身上。"最后玛丽亚提到了"或许是最强有力的理由"，那就是爱情（或不如说一种极似疾病的爱情观）："我结婚了，年轻又幸福，那种谦卑的骄傲向我袭来，它支配着所有女人，当她真正爱一个男人时。"她的结论是，既然他们是一对合法夫妻，就给自己的作品署上"父亲的名字"。　　这里应该说明的是玛丽亚没有孩子。我想像她感到自己年纪大了，又不能生育，自然觉得对她的小丈夫有过错（那种常常束缚妇女的深深负罪源自何处？）。然而到她写自传时，她已经历了许多苦难的生活。因此她谈到"谦卑的骄傲"：因为清醒的玛丽亚（她的散文是多么有活力，多么充满智慧）知道，那种态度，是几千年偏见的产物，对妇女是不利的。　　有待讲述的是这段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最夸张和最迷人的部分：从1917年起，玛丽亚开始写散文、女权主义书籍和讲座。所有这些作品署的都是她丈夫的名。玛丽亚遭受格雷戈里奥的背叛，受巴尔塞娜的虐待，从病态的沉默封闭出发她忍受这一切，她开始反思自己的矛盾，并让她丈夫，像一个表演口技的木偶，在作品中公开宣扬和维护她的分析：如果一个男人支持这些分析的话，这些分析会更为有效。于是我们就得出这样一个狡猾悖论，一个做女权主义讲座并公开揭露那些胡话的格雷戈里奥，事实上他自己正活在这种谵妄中："妇女沉默是因为受宗教的教诲，她们坚定地相信顺从是美德；她们沉默是因为害怕男人的暴力；她们沉默是因为屈服的习惯；一句话，她们沉默是因为在几个世纪的奴役威逼下，已经具有了奴隶的灵魂。"--比如其中的一篇散文这么说。　　这种清算也在剧本里进行。正如阿尔达·布兰科教授尖锐地指出，一部写于1939年的作品《她母亲的美德对她没用》里的人物，好像在替作者说话。一位岳母指责她的鳏夫女婿："她是你的伴侣，却不是与你同等地位的人……她与你一起思考，一起战斗，一起工作……只有你成功了！谁在成功的时刻退去，把所有的虚荣都留给你？谁在她周围制造沉默，以便只听见你的声音？她是那种从世俗梦中觉醒，感到她的权利犹如罪孽的女人；她是那种意识到自己的智慧，却想把它当做一个罪行似的请求原谅的女人。"这些苦涩的话语或许玛丽亚从未在私下说过，却让一个虚构的格雷戈里奥在公共场合发出。从某种程度上讲（性别歧视就是这样），无论玛丽亚还是格雷戈里奥，他们实际上都是半个人，是被截肢的不完整的人。沉默（3）　　玛丽亚是在共和国期间恢复了话语权：她开始以自己的名字做女权主义讲座，成为社会主义者，参加1933年大选。在她优美的自传《一个走在西班牙之路的女人》中讲述了竞选运动：在一个饥饿和破碎的西班牙，它是史诗般的，重大而又激动人心。玛丽亚带着她刚恢复的发言权行走在那些贫穷的村庄，正是用这个声音来告诉妇女（她们是文盲，外表肮脏，衣裙边拖着成串的孩子）应该走出几个世纪的沉默：正是在那次竞选中妇女的选举权被合法化。那是清晰的话语，公平的话语，响亮的话语。但是这一切都被内战、失败和流亡所平息。　　玛丽亚在五十年代初出版了前面所说的两本自传。在《我与格雷戈里奥》中她承认自己对那些作品拥有作者身份，尽管她把作者身份仅仅局限在合作上："现在我年老寡居，为了能够领取我的版权，我被迫宣布自己的作者身份。"虽然在这本书中她对丈夫的回忆是很尊重的，但全世界那些愤怒的骑士还是攻击玛丽亚的文学企望，正如安东尼娜·罗德里格在她关于莱哈拉加的那本不可或缺的传记中幽默地说，这些东西是陈旧的男性互助。谁知道，或许那种充满偏见的愤怒有助于再次让玛丽亚保持沉默。让遗忘及糟糕的女性沉默之水重新在她身上合拢。　　参考书目　　○玛丽亚·马丁内斯·谢拉：《一个走在西班牙之路的女人》，卡斯达里亚出版社。　　○安东尼娜·罗德里格：《玛丽亚·莱哈拉加》，波萨出版社。　　○比拉尔·涅瓦：《假象，1918-1936年间的西班牙女剧作家》，科学研究高等理事会（CSIC）。　　○卡门·马丁·盖特为《塞莉亚，她所说的》写的序，阿利安萨出版社。　　○大卫·吉斯：《十九世纪西班牙戏剧》，剑桥出版社。最邪恶的女人（1）　　劳拉·赖丁　　让我们从第一刻就说明：劳拉·赖丁是一个巫婆。我是从最隐喻到最直白的所有意义上说出此话的：因为她以为拥有无上权力。她把自己视为一个超自然的生灵，一个女神，在她生命的一个阶段自我命名为"终结"，谁知道是根据什么令人惊讶的论据。当然，这因为她很失常。但她的疯狂是那种黑色的疯狂，那种存在于人类内心的炽热而可怕的黑暗：一个容易辨识的堕落深渊。所以劳拉·赖丁，一个聪明而叛逆的诗人兼文学批评家，逐渐把一大帮宝贵人才俘虏进她的谵妄里：作家、画家、摄影家，一群脑子好而且或许心肠也好的男人和女人。但是他们不具有足够对抗劳拉的镇定与平衡，她是一种可与龙卷风相比的邪恶力量。她经过的地方，一切都坍塌。　　她生命最辉煌的时期是与不列颠杰出的诗人和小说家、《我，克劳狄》的作者罗伯特·格雷夫斯相关的那段时间，他们共同生活了十三年。罗伯特·格雷夫斯是一个年轻而又心理脆弱的天才：在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血腥战壕之后，他留下了战争的神经官能症。他虚弱、惊恐地回到家，像所有同时代的人一样，意识到已知世界已变成了碎片，需要建立一个新世界，特别是从一个道德的角度：如果资产阶级伦理导致了这样的战争恐怖，是因为它的原则是错误的。应该再次定义什么是善与恶，重新组织这个被肢解的世界。　　在大西洋的另一边，一位属于现代主义团体"逃亡者"的美国青年女诗人恰好正在做此事--以幻觉者的语言预言一个新的道德秩序，一场据她说得由诗人们来领导的精神革命。这个姑娘就是劳拉·赖丁。1925年通过信函与当时已是知名诗人的罗伯特·格雷夫斯建立联系时，二十四岁的她刚与第一个丈夫（路易斯·戈特沙尔克，后来成为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分手。赖丁的启发话语让格雷夫斯如此痴迷，以至于邀请赖丁跟随他和他的妻子一起去埃及，这位穷得像老鼠的作家签了一份在开罗任教三年的合同。劳拉一夜之间就打点好自己的行李，乘船前往英国。诗人艾伦·泰特，"逃亡者"团体的创办人之一，曾与赖丁稍有私情，他致信一位朋友说："我预感到一场灾难：劳拉无疑是我所认识的最疯狂的女人，如果格雷夫斯现在还没有疯（这点我倾向于怀疑，因为他盲目地邀请了只读过其作品，却从未谋面的赖丁），不到一个月他就会变成一个躁狂的人。"　　那时格雷夫斯已经三十岁，与南希·尼科尔森结了婚，有四个孩子。作为画家和画家之女的南希，是左派和女权主义者（她把自己的姓给了两个女儿，把格雷夫斯的姓给了两个男孩），与她丈夫一样，准备嘲笑这个世界。寻找一个新的道德观首先从家庭关系和性关系开始；整个欧洲的进步青年（我们已经看到，西蒙娜·德·波伏瓦和让-保尔·萨特在法国做着类似的事）决定摆脱资产阶级偏见，诚实地享受他们的爱情。于是三角恋，不忠，感情的疑惑和双重性，总之，内心所有的那些冲动不安，像世界一样古老，源自我们的需求和我们的琐碎，开始突然变成纯哲学，变成一个先验的空话连篇的沼泽（六十年代末重新出现同样的事）。因此直到那时，在英国被认为是一种世俗的三人家庭的东西，在劳拉的影响下，变成了宗教的"三位一体"或"圣圈"。　　赖丁这样夸张地命名她与罗伯特和南希的关系，即基本上是她与格雷夫斯在楼上一起睡觉和写作，南希和孩子们幸福地居住在楼下，虽然之后的现实根本不是那么幸福。这种三角关系和问题在去埃及的旅行中就已经开始：劳拉说他们在开罗住的房子中了魔法，于是大家都开始感觉很糟糕，结果半疯的格雷夫斯撕毁合同，返回英国。是劳拉制造了那种透不过气来的胶着氛围，这是一条她将多次重复的行为准则。　　重新回到不列颠，南希曾试图勇敢地适应她在"三位一体"里所分到的那部分（劳拉与格雷夫斯同床，但她的脖子上挂着南希的一张照片），当她无法再忍受下去时，便与孩子们搬到泰晤士河的一艘旧驳船上生活。尽管这样，大家还是在一起。"现在土耳其人已经放弃了一夫多妻制，而罗伯特决定采纳它，看来这是个不幸。"南希的父亲这样评论说。与此同时，劳拉有时与罗伯特合作，有时单干，不停地创作越来越晦涩、越来越出言不逊的诗歌、散文。罗伯特向他的出版商施加压力，迫使他们推出劳拉以获得他本人的作品，劳拉的这些日见难懂的书才得以问世。劳拉·赖丁的作品只卖出二十五本，最多不过一百本，但在少数不列颠和美国知识分子中间奇怪地保持着一种威望。劳拉是典型的坏作家，那种正因为无人能懂而受人崇拜的艺术家，这样一来她便觉得自己优越，自视为一个了解秘事的团体中的优雅成员。　　劳拉主宰着一切。她吸罗伯特的血并降伏南希，把那两人与他们的环境、家庭和熟人隔离开来。她开始组建自己的随从，那些怀着崇拜她的谦恭渴望接近"圣圈"的新朋友。她是一个女神，格雷夫斯是她的神甫。他们这样生活了四年；之后发生了1929年的灾难。由格雷夫斯的侄子里查德撰写的格雷夫斯传记（我所读过的最吸引人的书籍之一）幽默而严谨地讲述了那场惊人的危机。　　一切始于劳拉邀请爱尔兰诗人杰弗里·菲普斯来伦敦。她不认识那个诗人：就像格雷夫斯当年的那种情况，占有从通信开始。菲普斯携他的画家妻子诺拉同行，受到"三位一体"全体的接待。他们把诺拉安置在一个旅馆里，给她一瓶白兰地，对她说："你把这酒喝了，忘掉你的眼泪。"他们把菲普斯安排在家里，在烧掉他所有的物品之后（劳拉说他的东西被他妻子污染了），赖丁把他变成自己的情人。罗伯特心碎欲绝，但还是顺从地接受了这种状况。至于菲普斯，他已经为劳拉像邪教教义那样有磁性的强大谵妄所吸引："我已从一种无意识和无幸福的状态进入一种有意识的幸福状态。"在"圣圈"的头几个星期菲普斯如是说。与任何宗教导师一样，劳拉承诺在取消自我中获得个人的拯救：那是一个吞吸一切的可怕又迷人的黑洞。　　①法国塞纳河流域重要的港口城市--译注。尽管如此，三个月后，菲普斯的一部分，最健康的那部分，让他跑出来并逃离伦敦。劳拉疯了（更加疯了），她命令罗伯特和南希去找他。他们最后在法国找到了他：他与诺拉在鲁安①的一个旅馆里。一天早上，他们三人出现在那里，劳拉提了一个建议：他们没有把诺拉包括在"圣圈"里是错误的，现在也准许她加入，不再是一种四人生活，而是一种美妙的五人生活。但是诺拉拒绝了，劳拉便跺脚躺到地上。　　诺拉和菲普斯逃往爱尔兰。劳拉通过邮局给他寄用过的公共汽车票，扭曲的金属丝，还有巫术。最后派罗伯特把菲普斯硬拖到伦敦。在那里，整整一夜，在他们四人之间进行了一场折磨人的辩论：他怎么可能愿意出走；怎么可能拒绝劳拉；怎么可能不想继续与她正在合写的作品（赖丁与她所有的男人合作从事妄自尊大的文学创作）。天亮时劳拉发觉自己对菲普斯已失效，认为那是魔鬼的胜利（她是善，不爱她就是献身于恶），她优雅地坐在窗台上，看着他们三人说，"再见，朋友们"，就从四楼纵身投向空中。罗伯特从楼梯上跑下来，跑到三楼时他也从窗户跳下去了。菲普斯也跑着离开，但没有停顿：他穿过临街大门，消失在远处。至于南希，她是惟一能保持一定镇静并通知警察的人。最邪恶的女人（2）　　罗伯特只是磕伤，但劳拉的四节脊椎粉碎了，脊髓撞到了体外。令人惊讶的是，与所有预后相反，她不仅没有死，甚至没有瘫痪。这使得她神圣的狂妄加大了：她是神奇的，神圣的，为了他人的罪孽死而复活了。与此同时，菲普斯和南希相爱了（他们共同生活了五年，后来菲普斯成为"维多利亚式花园"这种理智得无聊的事情上的一个权威）。格雷夫斯试图向一个朋友解释这种状况，他的话无疑来自劳拉，让人隐约窥见她论据的纠缠不清："那个疯子杰弗里死了，同样那个太理智的杰弗里也死了。于是诞生了半个杰弗里，即杰弗里-与-南希。劳拉可以很喜欢这个新的杰弗里-与-南希，但现在她是作为劳拉，而不是劳拉-与-杰弗里来创作。至于他，他生活在驳船上，而不是公寓里。他作为杰弗里，而非杰弗里-与-劳拉来写作。"　　这次事故或曰新生之后（取决于如何看待此事），罗伯特和劳拉搬到西班牙帕尔玛·德·马略卡岛上的德亚城一所小宅生活。住在德亚的那几年（1930-1936）是劳拉帝国的鼎盛时期。赖丁以她费解又富于启发的话语，以她鼓舞人的不连贯歌声，像美人鱼把可怜的水手吸引到礁石上那样，把一群理想主义青年男女、脆弱的艺术家吸引到她那里，在知识和情感上折磨他们，要求他们对她无限的崇拜。这个时期照片上的她令人恐怖，她用古代马略卡人的服饰装扮自己，珠光宝气，戴着一个用希腊文拼写着她名字的金冠（"她犹如一位赫梯女王"--她的牺牲品之一、作家、后来任《时代》杂志主编的汤姆·马修斯这么定义她），一个永恒的、天使般善良的微笑弯曲了她女巫的细薄嘴唇。与此同时，格雷夫斯每天把早餐送到她床前，给她卷香烟，给她传口信，送她大量的礼物。她已经不再跟他同床（事实上她已把性当做肮脏之物公开放弃了），待他如一条狗。　　①罗莎·卢森堡（1871-1919）：波兰裔德国革命家和鼓动家，在建立波兰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前身斯巴达克斯同盟中发挥主要作用--译注。劳拉1901年生于纽约，是一个贫穷的波兰犹太移民的女儿：三个可怕的时代污点，永远给她打下了一种社会自卑感的烙印。她父亲是一个狂热的马克思主义者，想把女儿变成一个罗莎·卢森堡①式的活动家，劳拉从他那继承了拯救世界的渴望（以及为此必要的信念）。从她母亲那得到了一个更加引发混乱的遗传：一个赖丁多次提及的可怕秘密，好像是对疯狂的恐惧，同时可能又是一种诗歌和先知的天赋。劳拉惟一的兄弟在一个精神病院里度过了半辈子，母亲则是一个古怪的人：她以为自己视力有毛病，在家时用一只白色的、出门时用黑色的长筒袜绑在眼睛上。　　有关劳拉·赖丁的资料很少，黛博拉·贝克1993年出版的传记很重要。这是一项扎实和出色的创作，它惟一的缺点是按字面意思来理解劳拉的作品，试图连贯地解释她语言丛莽的胡言乱语，而不是从她疯狂得势不可挡的发展以及那种疯癫对这么多人具有悲剧性吸引力的角度来理解，因为它反映了存在于所有人内心的混乱，因为我们所谓的疯狂不是我们身外的某种东西，而是人类一贯有的成分（不同的也许只是比例，平衡）。　　赖丁的诗歌很奇怪，有时令人不安而又有启示性，尤其是那些青年时期的作品。劳拉觉得自己与世界不同，她想把世界变成她那样，为此她使用语言。另一位和她一样的现代主义者詹姆斯·乔伊斯，也是有点精神失常的很恶毒的人，他于1922年出版了一部看不懂的小说《尤利西斯》，而它却变成了受崇拜的作品，这部小说把它的作者从一个可能边缘化和痴癫的命运中解救出来。但赖丁没有那个运气：世界不愿倾听她不同的声音。所以她不得不躲避在个人小空间的建造中（如德亚王国），并在她的与世隔绝中变得越来越疯狂。于是她首先计划做《卜尔加塔》①，一部大百科全书，用它来重新定义所有现存的观念；几年后她决定潜心于她的宏伟工程--编一部字典，因为重新创造词语就是重新创造世界。当汤姆·马修斯说读她的作品就"仿佛是在听一个热烈渴望被人听见的人，但他发音的缺点太大，以至于无法让人听懂"时，他以感人的敏锐概括了赖丁的悲惨命运。与此同时，劳拉还实施另一项计划--起草《第一条议定书》，一篇完全痴癫的宣言，在文中说历史已经结束，预言通过妇女来拯救世界。最难以置信的是英美两国几十名知识分子居然在《第一条议定书》上签了名--因为他们正经历着世界末日的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随时有爆发的危险，历史确实好像已经永远结束了。劳拉的追随者以为她能够制止战争，这点概括出赖丁的那些虚幻话语的力量和签名者的需求程度。　　①《卜尔加塔》(Vulgata)在西班牙语里的原意是拉丁文《圣经》，为天主教所承认的惟一文本，译于公元四世纪--译注。其中一位签名者是斯凯勒·杰克逊，美国诗人、《时代》杂志的文学评论家。斯凯勒，一位头脑倾向盲信的人（他在八年间追随一个亚美尼亚的宗教导师），是一个与劳拉相似的人物。他的朋友们把他视为天才，但他处于社会的边缘，靠当农场主与他的妻子基蒂和四个孩子艰难地生活着。互不相识的斯凯勒和劳拉开始了一种通信关系，老步骤重新展开。1939年劳拉决定与格雷夫斯及两个朋友搬到美国。他们去斯凯勒的农场生活，劳拉与他在一间房子里关了两天。出来时她宣布："斯凯勒和我做爱了。"贞洁阶段宣告结束。　　汤姆·马修斯叙述，环境逐步又染上噩梦的骇人沉重。气氛渐渐变得白热化。一天下午，斯凯勒的妻子基蒂发作了。她把头靠在桌布上，哭了起来；然后带着孩子们来到田间，企图掐死十二岁的大女儿。她被穿上拘束衣带走。劳拉宣布她是个巫婆，强迫所有人在一个净化仪式上把基蒂的个人物品烧毁。孩子们也被告知他们的母亲中邪了，她在举行黑魔法的可怕仪式。劳拉的恶毒达到最为恐怖的水平正是在这一时刻--她毁了可怜的基蒂（她被关在精神病院里，长期经受电休克疗法）。她折磨基蒂的那些孩子。格雷夫斯的孩子过去也受到她残忍的忽视和虐待。　　那是终结的开始。赖丁在斯凯勒身上找到了她的鞋楦，一个像她那样盛气凌人和精神失常的人。斯凯勒强迫劳拉与她所有的朋友断绝关系，包括格雷夫斯。格雷夫斯之后与一位理智的姑娘结婚，回到理性人的世界。赖丁和斯凯勒也结婚了；三十年间他们离群索居，生活悲惨（他死于1968年，她死于1991年），两个人埋头编撰的那部永无穷尽也不可能穷尽的著名字典，自然永远也没完成。劳拉为斯凯勒洗衣做饭打扫卫生，从此再也没有写过一首诗：他毁了她（她也毁了他）。　　与赖丁分手七年后，格雷夫斯出版了《白色女神》，一篇以劳拉为灵感的内容丰富和优美的神话散文。1960年他仍深受自己回忆的影响，于是给作品增加了一个后记："任何诗人都是通过他与一个女神附身到一定程度的女人的经历来获取灵感。"这位伟大作家把她定义为一个女神的化身，无疑对劳拉来说是一个胜利，但对我来说，劳拉代表的不是神性，而是深刻的人性。她是本质的恶，是阴暗的灵魂。　　参考书目　　○里查德·格雷夫斯：《罗伯特·格雷夫斯》，艾达萨出版社。　　○罗伯特·格雷夫斯：《白色女神》（第一、二卷），阿利安萨出版社。　　○黛博拉·贝克：《极端主义的劳拉·赖丁生平》，格罗夫出版社（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