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城-11

“他也是个教师！”那女人道，指向她的丈夫。“他在小学教书，星期一到星期五，但星期六与星期天他在这里干活。”他解开了水牛，让它向油菜跑去。那男人五十四岁，小而瘦，然而跟他的牛一般结实。他的黑发剪成整齐的平头，我能看出，如果他收拾整洁的话，看着就像个老师。但今天是一个属于农夫的周末；他的腿上满是泥巴，而小泥点从他衣服到头发上都是。他递给我根烟，自己也点上一根，坐在了石头上。我放下背包，在阳光下休息一阵。男人问我是不是德国人。“不，”我说。“我是美国人。”“这里最近有个德国人来过。”“是吗？他做什么的？”“不太清楚。他在这里研究些什么。他走得很快——在山里，他走得比当地人还快！他有个翻译，他很有钱，自己掏钱来中国的。你的收入多少？”我说了，他点点头。“那比大多数人好了。乡下这里，教师的收入要低得多。但我想那德国人要比你挣的多多了。”他的孙子五岁，在我身后冲来冲去，笑着抓我的衬衣。男人咧着嘴，轻轻责骂他。“他很调皮，”他自豪地说。我点点头，摩挲着那小孩的脑袋。我在想着那德国人——另一个外国人也来到这偏远的地方，让我惊异。老实说，我觉得不爽；我总爱想着自己是唯一一个穿山越岭，来到这片乡下的外国人。在去年秋天，我想我在涪陵见过另一个外国人，虽然我不很肯定——那只是瞟到一个男人进了餐馆，而我不能确定他是个外国人。两年中，我唯一肯定见到的外国人，乃是在今年一月，当时两个丹麦游客困在了涪陵，她们回重庆的船在做维修。我在加州牛肉面大王馆子里撞到了她们，那是涪陵最近似于连锁快餐的店面。馆子里有很辣的面条，我一个星期去那里一两次，老板娘经常问我她做的面是否合乎正确的加州风格。我总是肯定她，说这的确跟我期待的一样，如果我去到加州的牛肉面大王的话，这让她很开心。他们甚至在餐馆上还挂了英文牌子，这大概就是那两个丹麦人进来的原因。当我进门时，她们的目光如针芒般扫过来，然后，又挪开，好像她们没注意到我。从我自己过去的旅行体验中，我知道这是个规律——你到了一个偏远的地方，不希望看到有别的游客在。但在涪陵，我不是个游客，而让别的外国人这样对待我，也不会让我高兴。我什么也没说，坐在离两个丹麦人不远的桌子上。她们不会说中文，来这个国家也没多久。她们往墙上挂着的图片指着点菜，而服务员问他们要不要红辣椒。她们两人不能明白，但从服务员的语调中，知道这是个重要的选项，于是她们疯狂地往词汇册里找。我决定不去帮手，直到他们跟我打招呼。她们一直在词汇册里找个不停，直到那认识我的服务生问我能不能翻译。丹麦人好像吃了一惊，才看到我在似的，然后她们说不要红辣椒。我有点想使坏，想跟服务生说她们不单想要红辣椒，而且对四川的辣椒很看不上，觉得在丹麦这种玩意只是给小孩吃的甜品。但我还是跟她说了实话；我意识到，她们只是跟任何游客的表现一样，就像我在其他时候，其他地方做的。我们聊了一会儿，她们难以相信我在这样的地方住，因为涪陵人对外国人的那种围观注目叫她们受不了。“这些人，”其中一个说，“他们就会一直盯着看。我们去到哪里，他们就老是盯着我们。他们也会那样盯着你吗？”来源：() - RIVERTOWN（江城）——PETER HESSLER（何伟）_讨厌权力_新浪博客“是的，”我说，“不过没像盯你们那样厉害。”我说这话，并没有嘲笑的意思，但那两女人似乎那样去理解了。我懒得去解释说，我的意思是，这里的人对我已经看惯了。但我还是给了丹麦人我的号码，出于礼貌，如果她们有需要的话，然后我就把她们留给棒棒军了。这里，在乌江的乡下，我想着那个德国人，我想这地方有可能发展到外国人很常见的地步吗。那老妇人见我看着风景，问道我家乡有没有类似的山丘。“有些地方有的，”我说。“但我的家乡比这里要平坦。”“农业怎么样？”“那里没有多少农民，而他们的土地更多些。一个农夫可以有上百亩地。在我的家乡的农场，用的是机械。”那男人点点头。“那就像新疆，”他说，“还有中国的北方，那里有更多地，也比较平坦。他们也用机械。但我们这里不行。”我们聊了一会农业，他问我美国农民用飞机播种，是不是真的。涪陵乡下有不少农民都听说过这个；这是我在田间走时常听到的问题。我总是说，的确，加州的稻谷有时会用飞机播种，而且我经常能看出，他们的脑子在飞转，这些四川农民看着他们周围的环境——犁，水牛，原始的粪肥——而想着如何把飞机的元素加入进去。今天，那农民摇摇头，咧嘴一笑，看着他的双腿，泥巴已经干成黄棕色了。在这层土下，他腿上的的肌腱强壮紧绷。“你去年这个时候来过，对不对？”他问。“是的，去年，我也是三月来的。”“你有没有注意过今年不同？去年你看到我们有许多的水田，但今年，雨水还没来，一切都比往常迟了。太干了。”有一阵子，他轻声抱怨雨水的缺乏，说着会拖延整个春天的计划。但所有农民能做的就只是等待，希望熬过这个双五月年份春季的干旱。天气温暖，背包下，我在出汗。我在去年来过的同一个地方停下来吃午饭，在乌江上方的峭壁上。我望着下面远处的河流，想着：高高兴兴，平平安安。雾已退去，阳光在江面上闪出金带。这些山上的人都记得我去年来过。他们也都问到了德国人，他显然在这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在一户农民家里停下休息，人们告诉我他穿的破靴子跟我一样。“他是个专家，”一个老人说。“他在这里研究树木。他来这儿，是因为这儿穷。”老人姓杨。他给我喝加了糖的开水，我跟他一起坐在家里的晒谷场上。这儿住着老人与他的儿子，儿媳，以及四个月大的孙子。他们干得不错；这里通电已经有十年了。他们的稻谷在塑料棚上长得很浓密。他们有六头猪。他们有一只猫被栓在百事可乐的塑料瓶上。那瓶子部分装了水，让猫没法走得很快。我从来不太喜欢猫，那百事的瓶子真是个好点子。老人的妻子从房子里出来了。她七十三岁，激烈地抱怨着他们家的田地，那是在我今天所经过的一块美丽的河谷当中。“好几个月没下雨了！”她说。“去年这个时候，田里都是水——看看现在！真可怕！这地方太穷了！”他们就像所有的农夫那样——悲观，愤怒，因为这气候。我经常在相对富裕的涪陵郊区听到类似的评论，在那儿，我感觉这种抱怨下面掩藏着得意。也许这是一种迷信，一种自我保护，免受骄傲之害。传统上，中国人对小孩都是如此，不想给他们太多夸奖，因为那或许会带来恶运。老妇人邀请我去吃饭，就和那个教师农民对我一样，我解释说，我得继续步行。在乡下，这是很普遍的邀请——几乎每一次我在乡间远足，总有人叫我去吃饭。似乎你可以在四川乡下随便旅行，不带一文钱，因为这里的人都那么慷慨，他们大概觉得不提供一顿饭，或者住宿的话，就是不礼貌。一会儿后，我碰到了个二十出头的年轻男人，跟他十二岁的弟弟在一起。那个小孩穿着他的校服，他马上认出我来。“你就是去年在涪陵的长跑冠军吗？”“是的。”“我在学校附近见过你。我在河东中学上学。”在这片乡下，没有中学，而如果孩子们要继续学业的话，就得去涪陵寄宿。这男孩一个月得付170块钱住宿费，而他哥哥估计，这个地区大约90%的孩子都继续读上了中学。他们坐船而下涪陵，通常每隔一个星期回一次家。一群小孩围过来了，盯着我看。十二岁的男孩告诉他们我是赢得涪陵长跑的外国人，他说得绘声绘色，特别强调我领先了多么多。听他说这故事让我尴尬，虽然如今我已习惯了；即便在一年多时间后，这还是许多涪陵人认识我的原因。这偏远地区，有那么多学生远行到涪陵求学，叫我钦佩，而且我意识到，这些就将是我的学生毕业后去教的孩子。在这里，我看到了我工作的意义——不只是那些我教的文学，也因为这个单纯的事实，在两年里，我在这个教育系统里参与了一个角色，与这些孩子产生了联系。每当我步行到学校后的田地里，看到那些打谷场上做功课的孩子们，也都有这样的感觉。在晴朗的下午，几乎每个平台上都有一个孩子——涪陵的学校布置了超大量的作业，而学生们极其勤奋，即便他们是来自没受过教育的农民家庭。我开始发现，这大概乃是我对当地人最佩服的一点：他们对教育非常尊敬，而在这种地方教书，感觉很好。在这个方面，我的观点跟头一年的春季时的想法有了些改变，当时我对于教育系统里的政治宣传感到非常悲观。在某些方面，走出教室颇有帮助——当我走在山上，见到孩子们做功课，让我想到我自己的学生，还有他们所来，将来所去教书的地方。我开始意识到，虽然宣传中的许多内容依然叫我恶心，它却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了。这些标语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在中国没什么会是永远——但这些接受了教育的孩子会从教育中受益，不管国家如何改变。来源：() - RIVERTOWN（江城）——PETERHESSLER（何伟）_讨厌权力_新浪博客每当我不确定该走哪条路时，我就去问人们去年我走向哪儿。每个人都知道——似乎没有一个人不记得我。而他们也谈论那个德国人；我希望我见过他，因为现在我对他研究什么感到好奇。这就好像跟随库兹探索刚果；我总是听到一些信息片段，关于他如何走路的细节，以及他多有钱，穿的靴子是怎样。然后，我意识到，他肯定也听说了我，而他也许也觉得他在跟随某个不知名的外国人，穿过乌江河谷的崎岖山丘。到了迟午，我开始往下走向江流。我穿过了一处明朗的山谷，它的出口，乃是一块宽阔的方形田地，四周坐落着房子。我停下来休息，有一组农村妇女聚集过来。她们多数都在六十多，身着蓝衣，我对她们说这地方很美。“这地方没什么好，”其中一人说。“这是个穷山区。经济很糟糕。”我总是恭维农民，然后听她们去损她们所住的地方。她们站在阳光中，在盛开的油菜花，麦田，稻苗中间，抱怨着她们的家乡多么糟糕，模样看上去却是再快乐没有了。一个小女孩走过来。“你是那个在涪陵赢了长跑的外国人吗？”“是。”她转向那些老妇人。“他们在涪陵举行了长跑，他是冠军。”“所以他可以走那么远，”一个女人说。“他多健康。看看他穿的衣服多么少！”“看看他的包多么大！”另一个说。“多重!”“他的脚那么大——看看那双大鞋子！”她们把我研究了一阵，我等着某个人来问我的薪水。但一个女人转向我，问了另一个问题，“在你的国家，你们有计划生育吗？”“没有。你想要多少，就可以有多少个。”她们摇着头，惊叹不已。我告诉她们在美国没有人口问题，所以管理规则跟中国不同。“你家有多少个孩子？”一个女人问。“四个。三个姐妹，和我。”“在这里不行，”她说。“只有一个——如果你再生一个，得付罚款。”“要一万多块。”另一个女人插话道。有一些孩子跑来看我，我注意到两个站在一起的小男孩。“那么他们呢？”我问。“他们看起来像兄弟。”“是的，”那老妇人说。“他们的父母得付罚款。”一个男孩大约四岁；他的哥哥大约六七岁。他们都很脏，在我们头顶的一处麦地上，犹犹豫豫站着，对外国人有点害怕。一个大约五岁的小女孩过来了——一个小家伙，头发乌黑，脸庞脏脏。大张着眼睛，那孩子盯着我看。她有双巨大的乌黑眼睛，像我最小的妹妹贝吉塔，在她小的时候。我笑了笑，那女孩向我还了一笑。“她是他们家第三个！”一个女人说。“哦，”我说。“他们肯定罚了很多钱。”“不，”那女人说。“他们的房子给推了！”“什么？”“他们的房子给推了！”“推了？”“是！”我不能置信，我在笔记本上写下那个字眼。“这个推了？”“对的。”那个词儿有很多意思：去推，转，切，移动，延迟，举荐。但说到推房子时，只是说你把它给推倒掉。当地的计划生育官员把这女孩的家给推倒了，因为她是第三个孩子。我在外国的媒体上读到过类似的故事，但我总是想它们只发生在很偏远的地区。但我察觉到，我走了一天，而这个美丽的小河谷一点也不偏远。那些老妇人摇着头，看着那小女孩。听到这番谈论，她显得很不自在，她的表情好似说：我很抱歉。毫无疑问，若你知道你的出生导致了家里的房子被推到，这个小孩的成长将受多少困扰。但在她的眼里还有别的东西；它的意味不清晰，无法定义，而它基本上就是说：有些事情比钱和房子更重要。那些老妇人也看到了它。其中一人轻轻抚摸那女孩的头发，然后她跑去跟别的小朋友玩去了。我没能到去年的露营点。我花了太多时间跟人们聊天，最后缩短了路程。但我在乌江上的山上找到了一个好的地点，在那儿，我吃了晚饭，读了托德威廉姆斯的自传。我下了决定，在我人生余下的每个春天，都要重读一遍这本书。他每次去红袜子那儿工作时，都不是特别高高兴兴，而我对此表示敬意。在他的声音里还有一种鲜明的美国味儿——那种张扬姿态，粗俗的俚语，文章的节奏。我尤其喜欢这本书如此开始：来源：() - RIVERTOWN（江城）——PETER HESSLER（何伟）_讨厌权力_新浪博客“我想要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击球手……”在上午，我早早起来，找到了一艘往下游去的船。水位低低的，河岸两旁的砂岩山崖白而干净，突出在粉绿色的乌江水面上。在水线上方十五英尺处，我能见到岩石上的暗黑的水迹，那将是夏天河流要上涨的地方。今天是星期天，船上满是返回学校的农村孩子。我站在船尾，看着白色的山崖滑入雾气之，我知道我再也见不到这地方了。那是我在涪陵的最后一个春天。长江要离开重庆，从江上走是最快捷的方式。这城市建了一个新机场，一条新的高速公路，它的铁路，虽然现在很旧了，在它完成时的1952年，乃算是一个技术上的突破——那是邓小平在战争后的第一个伟大的成就，当时他在西南，作为毛泽东的助理。但它们都没有对长江有什么影响。火车很慢，公路交通很拥堵，而且，因为空气污染，以及河谷上的雾气，飞机经常晚点。长江的便捷依然是摆在那儿的，而且，它将一直如此，以这种或那种的形式。今天，中华号，那艘六点钟的慢船，准备离开重庆，而它的乘客们已经有点不耐烦了。这是一个令人窒息的六月天，空气潮湿，灰霾后的阳光非常炎热，而乘客们都疲倦不堪了。他们中多数是游客；他们从中国四面八方而来，坐着拥挤的火车，或者叫人欲哭无泪的老旧汽车而来。他们的脾气都快被四川的酷热给融掉了。出发前十分钟，一个乘客与一个工人在顶层甲板上爆发了一阵争吵。乘客是个大个子，公牛般的脖子，根根竖立的头发，以及厚重的手掌。一张闪着汗光的圆脸上，他的黑眼睛逼着怒光。他是被钱武装着的——这很容易看出来，从他身上那晶亮的鞋子和丝绸衬衣上，而主要还是来自他那游客的地位。在过去的十年里，国内游在中国开始兴盛，但一般的中国人还不会仅仅为了找乐去旅游。像这男人一类的游客属于一个新的阶层，而他们的钱简直就围绕在身上：在他们穿的好衣服上，在BP机上，挂住腰带的手机上，而且，经常就在他们吃得很饱的身子上。今天的问题就出在钱上；这乘客对他三等舱的质量不满意。他从朝天门的一个票贩手中买了票，说是给他一艘好船，而这中华号——还能用，然而破旧了，甲板上满是江流的污垢——不是艘好船。这乘客跑了老远来看三峡，他说，而且他的票也不便宜。他很怒，一只多肉的手抓住了工人的肩章，把那男人拽近过来，对着他的脸大叫。那工人个头小点，一个接近三十的年轻人，他太弱了，无法将自己拉开。他穿着一件脏兮兮的蓝白条制服衬衫，话说得很快，想要维护自己：票不是他卖的，他跟票贩子没有关系，而乘客的态度不应该那么激动。但这是一群人已经围了上来，他们也一起抱怨起来，直到那个工人的上司过来救他。那个乘客依然拽着那工人，而对他的上司说话，而后者的解释也是一样，但他的态度中更多自信。有几分钟，冲突持续着，但人群移动起来了，察觉到争吵快要结束。最后那大个子说，“你们有没有二等舱？”问题解决了，就这么简单。钱付了；旅客与上司握了手。大个子给每个人派烟。人群散开了。那小个子的骄傲受到了伤害，他抚平肩章，退回到甲板的护栏旁，手里拿着烟，那是他受伤的补偿。没有人去留意他——然后中华号鸣笛，从码头出发了，争吵被忘在脑后，乘客们都在看城市在后方滑走，而轮船游入了大江的心脏。重庆往北三英里，江流突然东转，这个拐角处的标志是一座佛教神龛，还有一座风吹日晒的宝塔，高踞于水面上。山岭开始升高了，葱绿崎岖的山岭让位于一排排留着去年水渍的石灰岩。许多山坡都太陡，无法建房，而随着船往东行，小块的农田越来越多见。农民们的房子是简单的：泥或砖的墙上是灰色的瓦顶。它们经常都在芭蕉树荫之下。沿着江的两岸，总有田台，在工厂不能驻足的地方嵌入山坡。景色静谧美丽——不会让人屏住呼吸，然而值得回味，略显粗糙的山丘，不太规则的台田。重庆静静地留在我们身后了，突然，一切都看得很明白了，这片风景里的一切，都是由长江厚重的力量所塑形。因为江流在这里显出了力量。有时它宽为几百英尺，有时它被挤在窄窄的峭壁中，但水流总是强而有力。长江从西部的大山中融雪而下，在这儿它那七百多条支流已大部分融入了，就这样，它迅疾地掠过山岭。在世界上的大河中，唯有亚马逊河带入海中的水量超过它。太阳下沉了，一阵凉风扫过江面。大多数的游客都在甲板上，看着山岭掠过。一群广东生意人拿起手机在耳边，用粤语大声说话。一个年轻女子独自靠着栏杆，她长长的黑发与粉色的短裙在风中飘舞。空气如今干净了，只有几片云摩挲着渐暗的蓝色天空。小渔船开始泊岸过夜了，而中华号掠过了一群在潜流中赤足玩耍的小孩。玉米在山上长得高高的。玉米有两个月大了，刚刚开始进入成熟期；它的根茎带着春天的新绿，而顶上开始转为金黄。在河岸边没有稻谷；山岭太陡了。有些多石的斜坡对玉米来说也很困难，但即便在最粗砺的坡上，也有耕耘的痕迹——至少，有一处单独的玉米地长于岩石的缝隙中。这些作物乃是垂直往下，一路从坡上排列下来的，而那些山坡都尽可能的耕平过。在这个地方，谋生不易。那些最成功的农家往往有一栋两层的小楼，一个大猪圈，一个不小的水泥打谷场，十几处嵌入山丘的玉米地，然而即便它们也在述说着在此种植的艰辛。每片田台都由人类的努力打造而成，背后是同一族的人，许多个十年，甚至百年的工作。所有的这些都是依靠手脚，以及基本的工具。这些田台变化得十分缓慢，看起来仿佛是自然力量所形成的——一种跟大江一般坚决而有力的东西。人类的历史沉重地压在这片土地上，在中国经常都是如此。太阳西沉中。天空耀出橙色，山岭渐暗，太阳的圆盘发出一道明亮的光带，在轮船身后的水面上。然后，在西面的山岭后，它落了。在一个三等船舱，一对年轻男女在地板上整理他们的行李。他们可能是十八岁，也可能三十岁，就像许多中国年轻人，他们看上去就是年轻。船舱内有八个铺位，作上下铺布置。一个老妇人坐在一个下铺，问那一对最后两个床位是否他们的。“我们用一个铺，”那年轻女子说。“我们刚刚结婚。”乘客们共用床位没什么稀奇的，但那年轻女子的丈夫红了脸。那女子，形貌标致，留着短发，笑着碰碰他的肩膀。两个女人礼貌地交谈了一阵。她们问彼此刚才吃了什么，去哪儿，在重庆干什么。新婚的夫妻要回宜昌的家，那老妇人去武汉，而两个人对重庆都没什么好话。“很落后，”那老妇人说，摇着头。“人们的收入太低，生活费用太高。”那年青女子表示赞同，她说重庆的交通很不方便，它不如宜昌好。她丈夫什么也没说。他帮妻子脱去了鞋子，然后爬上床靠在她身边。借着舱内的灯光，他读起一本杂志，而她打着盹。铺位不到一米宽，而他们却躺得舒服。夜里的江上很平静。夏日的星星今晚出来了；北斗七星在轻柔摇晃的轮船上空发着光，四分一个月亮在南面天空上悬挂着，亮亮的。江水漆黑，除了一道道的光带。现在岸边很少有房子了，而灯光则更少。大多数的光线都从江上来——河滩上的砂岩石在夜里微弱反着光，还有充气橡皮艇；江的南岸有红灯闪烁，北岸是绿灯；夜船在其间经过，它们的探照灯沉默地掠过江水。在夜里没有水翼船，没有渔船，没有两人的小舢舨。偶尔，中华号会经过一条长长平坦的河岸，那儿有过夜的小船停靠，在岸边的竹房窗户透出温暖的光——临时的餐馆，旅店，麻将馆。货物交通都停了。江上的其他船只多数都是大客轮，经过时，犹如亮着光的浮动小岛。有些是从上海一路逆流而上，穿越了安徽的平原，经过了湖北的湖泊，武汉的工厂，三峡的峭壁，现在，离重庆还有几个小时，它们快到家了。过了一阵那年青女子醒了。她在床铺上转转身，跟丈夫靠近点。“你是谁？”她的声音轻柔，调皮。“你是谁？”她丈夫咕噜着回答了，而她静静笑起来。船舱的门开着，能听到外面马达平稳的声音，还有江水拍击船底的温柔回响。“你是谁？”那女子再次低语。很少乘客在涪陵下船。多数人都要再坐两天，穿过三峡到宜昌，或者，三夜去到武汉。涪陵好似一个停顿，在梦中——静静的大江，满舱朦胧欲睡的游客，城市的灯光从长江的幽暗中升起。重庆出发后已过了四小时了。灯光群聚在岸边：有家，工厂，汽车。一座新建成的桥跨在头顶。轮船的扩音器响了，宣布涪陵是下一站，然后大江的梦停了，城市进入视野。涪陵的心脏地带围绕于江上的一个小湾而建成。从这个小湾的弧线开始，城市立于陡峭的山丘上，好像窗帘透着光——有小商铺灯泡的微光，有的士车头灯的光束，有四方形窗户的黄光——而这个点亮的窗帘，落在长江的黑水之上。中华号向江滩驶去，汽笛长鸣，码头渐近。轮船一直往南，直到脱离的江水的主流，直到那长江的巨大力量被留在身后，然后，轮船泊上了码头。第十二章逆流而上在最后一个学期的文学课上，我们学习了华盛顿欧文，爱伦坡，马克吐温，凯特卓别林，杰克伦敦，罗伯特弗罗斯特，还有蓝斯顿休斯，之后，作为最后的单元，我布置了谭恩美，和一些美籍华裔的诗人。这些文学对我的学生们来说那么遥远——李普范文可，蹦跳的青蛙，以及休斯那遥远的河流——而突然我们看到了电影“喜福会”的结局，当那华裔美籍的叙述者来到了中国，跟她的姐姐们重逢了。这是中国头一次真正进入我的文学课；学生们曾经以中国特色演绎了莎士比亚，他们写过罗宾汉来中国，但这些只是将外国文学放入熟悉的背景中。现在，我们真的到了这里：叙述者在拥抱她久未谋面的姐姐，班上所有的女孩都哭了，而男孩们忍着泪水。之后，我让他们写写他们的家庭，描述他们父母与祖父母的生活。一个叫蒂娜的女孩，写了首诗：回头看我的祖先一个赢弱的女子坐于一间陋室一遍遍摇着纺车她不能出去她的脚被封建主义深深困死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我的祖母出去革命去上海，去重庆她的足迹踏遍了大半个中国我的母亲，一个年轻的女子在文化大革命当了红卫兵她否定一切先进的事物叫着毛主席万岁许多人和琳达一样，写到了乡下的生活：我的外曾祖母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她得为地主当佣人。她受了很多苦。她没有足够的食物吃，没有足够的衣服来御寒。她的主人待她很不公平。同样，我外祖母的情况也没有多少好转。她的脚被束了，非常疼痛。她生了五个孩子。不幸的是，其中三个都死于饥饿。这让我的外祖母非常悲伤。她哭了整整三天。最糟糕的是，她的丈夫死于疾病。她做了三十年的寡妇，受尽了艰难困苦。我母亲的生活比她们要好一点，因为她正好在新中国成立时出生。我的母亲不太高，但她非常和蔼，美丽。她对我们十分温柔。当然，她的生活也并不很如意。她必须艰苦工作以维持生计。她在寒冷的日子里出去割草喂猪；从很远的地方运煤来取暖；她一直为我们缝补衣服。她为她的家庭奉献了自己的一生。几乎所有的卷子都是那么写的，我发觉我没法给它们打分——甚至在角落里作一个收讫的记号也不行。它们中没有什么是我能碰的，而其中一些我甚至不忍读，因为它们都太心酸。在最后，我无法把这些故事还给他们，我把它们保留下来，只是跟同学们说他们写得不错。他们的写作，在让我想到过去时，也想到了未来。我看到了那持久无声的挣扎，把同学们带出了今天的样子，而对下一代来说，情形或许也大致如是。我想象着琳达的女儿，一个年轻的女子——也许是一个大学生，生活比她母亲好一点。我想象她写道，“我的母亲不是很高，但她非常和蔼，美丽…”下课后，我常走到校园后的乡村去。我已经停止跑步，走路的感觉愉快——一切都慢下来了；我可以跟农民们聊天，看他们干活。他们常问我是否认识那个在山上跑步的外国人，而我告诉他们我已经不再干那个了，这看起来让他们松了口气。在插旗山上乱跑毫无意义。在夜晚和周末时分，我遵从着我的城市路线。星期天上午已经安排得很完美了——教堂，神甫，铁匠，茶室，然后我会去南山门公园对面的餐馆里吃饺子。那饺子乃是涪陵最棒的，通常我会在十一时准点开吃，这时会有个十二人的铜管乐队在公园演出。这乐队几乎每个星期天上午都来，被结婚的新人所雇，因为一场好的婚礼要吸引尽可能多的注意——这里头面子大了。乐队会演奏“友谊地久天长”，以及“虔诚的人们啊”；而棒棒军肯定会忠实到访，直勾勾盯着新娘看，她上着明艳的妆，盛服出场。在餐馆里，我通常会选择一个特别的位置，靠在墙上，望向街道与公园。一旦天气转暖，人行道上的每日生活秀比乐队更佳——带着篮子的农民，带着孩子的家庭，年轻夫妻出来逛街，老妇人举着雨伞遮阳。在周中，我经常去拜访高明与马福来，两个春节时我在公园里认识的朋友。高明是个艺术家；他二十六岁，几年前从四川美术学院毕业。他很有天赋——他的寓所里满是他自己的油画，多数都是欧洲风格。他自己在涪陵有生意做，他的公司主要业务就是字大块的霜玻璃上作画，蚀刻上花卉，竹子，大熊猫，以及其他中国人喜欢的图案。一般说来，这些玻璃会被裁开，用作餐厅或者公寓的装饰。高明对这项工作特别在行，这就是说，他做的玻璃特别的俗气。这不是他的错；他只是按照客人告诉他的去做，通常，客人们会叫他能用多少颜色就用多少颜色，能画多少形状上去就画多少。他的客户们乃是涪陵的富人，有些时候，我会陪伴他去客人们的家，去运货或者收订单。每个城里的富人似乎都有一致的装饰方式，以某些物事为富裕的标志：高明的玻璃作品，华丽的吊灯，围绕着巴洛克式的天鹅绒与石膏像，怪异的木质格子棚，挂着塑料的葡萄与藤蔓。另一个普遍的装饰，乃是一个巨大的木质表，挂在墙上作为钟用。当然，他们也都有顶级的电视机，VCD，卡拉OK机。这些人，在其他的国家里，会被称为新富，新钱，但在涪陵，这个词汇没有意义，除非你以分钟为时间单位来衡量。那里没有旧钱，所有人的财富都是在他们那一代所积累的，而我也不能责怪他们夸耀自己所终于获得的。我喜欢跟着高明到处走，似乎没有一个富人介意，因为有一个外国人在你的家里，比拥有一个挂满了塑料葡萄的木棚更有档次。但富人们本身其实乃是最好的装饰。无一例外，男人们的头发全大大地喷了发胶，尽往后梳，穿着炫亮的丝绸衬衫，而女人们，脸上的妆尽显妖娆，穿着透视的衣裙，躺在堆得满满的沙发上。我想不出他们整天都在做些什么，尤其是那些女人；她们的模样看上去，要么是刚刚抵达，要么是就快离开。然而她们总是坐在沙发上。（有点像“了不起的盖兹比”中的黛西出场形象。）高明有个七个月大的女儿，跟他妻子一起住，她是一个以重庆为基地的艺术家，而高明利用这种工作导致的分居关系，找了个涪陵的女朋友。当他的妻子最终听说了此事，她带着小孩去了河南，在那儿另外找了份工作。她威胁说要离婚，这没有吓到高明；他很有信心她会回来的，虽然同时他也没想甩掉他的女朋友，她是个经典的嗓音刺耳的四川小姐，非常精明。高明就是一个不会去为将来担忧的人；他的目标就是享受时光，是以他赌钱，去卡拉OK吧，而且我怀疑，还去嫖妓——他经常谈到她们。有些日子，他玩麻将会亏八百块钱。他麻将玩得很烂。他喜欢跟我谈论他的这些问题，因为在他以为我会理解他的生活风格，在他看来，那是很美国化的。“在我们中国，人们的思想不够开放，”有一次他说。“在你们国家，你可以有一个女孩做朋友，但在这里总是会惹麻烦。我的妻子就是那样，她不够开放。”我不知道如何回应他——婚外情可不能算是我心目中改革开放的益处。通常我什么也不说；作为一个外国人，当我聆听时通常是最舒服的。在温暖的夜里，高明会跟我讲述他的问题，往往在吃火锅的时候，那是四川东部的一个特色。说火锅辣毫无意义——四川人吃的所有东西都是辣的，从早餐时蘸着辣酱的春卷，到宫保鸡丁。有些和平队员得上了溃疡，因为这食物的辛辣。但即便在这样的菜系里，火锅还是显得特别辛辣：蔬菜，肉类，粉丝，都在一锅热油中，而开放的火焰就在面前的桌上。人们成年都吃这个，但在夏天里特别受欢迎，理论依据是，火锅让人出汗，而出汗则让人凉快。火锅档在夏夜里出现在涪陵的人行道上，它既是吃饭，也是一次社交活动——你坐在冒气泡的锅前，看着行人们走过。高明和我会慢慢吃着，观察小姐们，如果他心情好的话，会说说他想买的东西。在糟糕的日子里，他有一两次提到可能的离婚。但通常，他总去看事物的光明一面，有好几次，他谈到了他要跟妻子办的结婚典礼，如果他们不离婚的话。他们已经结婚五年了，但就像许多涪陵人一样，他们把婚礼延迟了，一直等到他们有了足够的钱，来办一次风光大典。现在，高明有了钱，却没了妻子；幸运的是，他足够乐观，可以忽略掉这个令人尴尬的事实，他带着快意谈论着他脑子中的辉煌婚礼。“我要租很多的车，”有一晚他告诉我。“十辆，至少要有十辆车。我们会开到南山门，然后，去高顺堂，然而到河东区，然后我们开回来。街上的每个人都会停下来看。”在某些方面，高明的朋友马福来也很相似：他有个小女婴，一个妻子，一个女朋友。但他犯下的错误是，他把这三样都汇集在涪陵了，他的灵魂深受折磨，毫无一点高明的爽朗活泼。马福来经常来我这儿寻求建议，部分原因是他以为美国人会懂得如何处理这种复杂情况。但我也察觉到，他跟我讲，是因为作为一个外国人，我不在当地的圈子内。城里有几个朋友都以这种眼光来看我；他们知道我跟本地的八卦网络没有联系，是以他们告诉我他们的秘密，寻求我的建议。四月末的一个晚上，马福来到了我的寓所，坐在客厅里抽烟。我能看出他很不爽，但他不愿意说。我们聊了一会儿，然后我单刀直入了。来源：() - RIVERTOWN（江城）——PETER HESSLER（何伟）_讨厌权力_新浪博客“你跟你的妻子有些问题？”他点头，吹出一阵烟。但他还是不说什么。“她有了别的男朋友？”我知道这不大可能，但这看起来是个打开话匣子的办法。他摇头。“不是那样”，他说。“问题是我们相处不好。我们毫无共同点——爱好，兴趣，什么都没有。我们总是吵架。从我们一开始结婚就是这样了。”“你们为什么结婚？”“因为她的父母。她的父母给我压力。”“他们怎么做的？”“也许你不明白。在我们中国，和你们国家不同。在这里，如果你开始跟某人有了关系，跟一个女孩，你就得结婚。”他叹口气，接着抽烟。“我的意思是，如果你们有了性关系，就得结婚。我的妻子跟我就是这样的。我那时二十四，她二十二。所以我娶了她，即便我知道我们并不合适。”我什么也没说。这是一个温暖的夜晚，七点钟，我让他想了一会儿，外面天色渐暗。“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他说。“你有什么建议？”“这很复杂。也许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我成天想着这问题。它让我头疼。一整天，我就想着它。”“我知道高明有个女朋友，”我说。“你也有吗？”有一阵停顿，然后他点了头。“她是谁？”“她是这里的一个学生。记得我有时会来看的那个女孩吗？她不是我的表妹，不像我告诉你的那样。我们相处得非常好。在所有方面，我都喜欢她超过我妻子。”我已经猜到了她是他的女朋友；这一点不让我惊奇。亚当也有城里的男性朋友与此类似的——离了婚或者快要离婚，有年幼的孩子，更换的女朋友。在校园里的工作人员完全不是这样，也许在其他传统的单位里也如此。但许多做生意的年轻人好像都有外遇。他们有了钱，而且他们没有被旧式的工作单位所捆住，单位是可以影响，甚至管束人们的行为的；然而同时，他们依然沿袭了涪陵的模式，结婚，尽可能早要小孩。我问马福来他妻子知不知道他这个女朋友。“不，”他说。“她不知道。”“你肯定吗？高明的妻子在那么远的重庆，但她还是发现了他的女朋友。”“我的妻子不知道；我敢肯定。如果我跟那个女孩要去哪儿的话，我们会去一个没有别人在的地方。”我怀疑在涪陵哪儿有这样的地方，要有的话，我也许自己也会去一去。马福来又叹口气。“我的婚姻很糟糕，”他说。“唯一的好事是我的女儿——除了她，我们没一点交集。我们从不说话，也不一起吃饭。我们分开来睡了。你见过我的房子——我们各有一间屋，我睡在小床上。她的父母跟兄弟对我就像陌生人一样。他们知道我不爱她。”“她想要怎么办呢？”“她什么也不想。”“为什么？”“因为她爱我。也许她以为婚姻就是这样的。”“你想要怎么办？”“我不知道，”他说。“你有什么主意吗？你们国家的人怎么办的？”“这问题在我的国家也是一样的。如果有个小孩，离婚会很难。但是，如果没有小孩的话，当然他们会很快离婚。”“在这里不同，”他说。“离婚并不容易，即便你没有孩子。因为这里的想法还很传统，很封闭。这大概就像你们国家1940，50年代的时候。问题是女人跟男人还是不一样——他们并不平等。所以离婚对她们的影响很大。一个离婚的女人没面子。”“那么对男人来说呢？”“情况也不是很好；有些人会说你不是个好男人。但相比女人的情况还是好得多。所有这些观念都非常落后，好像对性的态度——要是你跟她发生了性关系，你就得娶她。在你们的国家要好些。我对你们国家的其他方面不太感兴趣，但在这方面，我希望中国跟美国一样。”“在美国有太多离婚了，”我说。“人们觉得太容易。所以，在这两个地方都不怎么好。”我们沉默坐了一阵。天快黑了，而我没什么建议给他。我说着那些我总是说的话——慢慢来，耐心点，想想孩子。他早已听过了，现在他坐在那里摇头。“每个人都有这问题，”他说。“青年人，老年人——他们都有同样的问题。这是因为他们结婚太快，因为没有性的自由。也许百分之八十的人都像我一样不开心。我所有的朋友都对他们的婚姻不满意，但他们也知道离婚是困难的。也许你不能理解这个，但这是很严肃的问题。”他问我他能不能在我屋里坐一阵，我说没问题。我迟些时候有文学评论课要上，是以我准备着我的材料，想着马福来以及像高明那样的朋友。说这问题只是源于缺乏性自由，我感到怀疑；不如说，有充分的自由，才导致麻烦的产生。过些日子，这里会有更多的性自由，但这也许不会给涪陵的人们带来奇迹。经常的，我发觉很难向人们解释，不管生活在那里，有些问题总是那么复杂。我能想到的唯一诚实的建议是：不要结婚。但这不是很现实，而在我说来很容易；作为外国人，另有一个方面我是超脱的，因为我不会在涪陵结婚。这些话题没一个直接触及到我，而我总是隔着距离观看，对许多其他事情我也是这样。就像逛着富人们的家，或者读着我的学生所写的故事，或者站在我的阳台上，看着江上的船只驶往不知的目的地。这里有一种权力，因为许多事情都不触及到我，而隔着距离，会有那么一些时候——一次江上的旅行，乡村里的一天——会一直陪着我，带着它们的鲜活，美丽。但经常那儿也有无助，有时是悲伤。跟马福来坐在那儿，我知道，把我的这部分生活关上，结束，也不无益处。我看着他又抽了根烟，然后他走了。那个春天乃是北京大学的一百周年，跟五四运动的七十九周年结合起来，有全国性的庆典。电视上有一个特别节目，而大山，那个说中文的加拿大人，说着笑话，介绍带出了北京校园里的舞台秀。五四运动发生在1919年，源于对凡尔赛条约的回应。这条约给予中国的奖赏是，把德国前殖民地如青岛给日本——这不公平事件自然让中国人民愤怒不已。运动以学生运动开始，扩大开来，包括了一个非常广泛的具有改革意识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这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抗议，同时它也向西方伸出手去学习；“科学”与“民主”是它的关键词。共产党宣称五四运动乃是它自身崛起的序曲，这是一个特别无耻的修改历史的例子。的确，五四运动的一些领袖是共产党员，或者后来转向了共产主义，但把他们的理想跟当今共产党的态度联系到一起，是一个歪曲。其结果是，电视特别节目成了一个超现实主义的矛盾混合体：共产党的官员对当年学生运动者的回忆表示赞赏；演说鼓吹“科学”与“民主”；而北京大学骄傲地纪念1919年的事件，而同时却有技巧地回避谈到1989年的事件。大山说着他的老笑话。以其自身奇怪的方式，这事件占据了电视节目。涪陵师专也参与了这次庆典，组织了一次话剧比赛来庆周年。预演在各个系举行，而胜出者会在学校的礼堂再演出一次。我的一个文学班准备了“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几场戏，而另一个班则改编了凯特卓别林的“德塞利的宝宝”。琳达饰演德塞利，而莫金钱出演冷血无情的阿曼达；我帮助他们联系，跟“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组一起。亚当的西班牙班则选了“唐吉珂德”。那是个小班——总共不到十二个学生——而它里面包括了最为活跃的三年级的男孩。他们就塞万提斯的小说创作了自己版本的故事，把地点设在涪陵。唐吉珂德成了河东区的一家米粉店老板，他把他的业余时间用来阅读雷锋的故事，那个工人烈士，他对毛主席的无私奉献精神让他成了一位宣传英雄，从1963年至今。雷锋精神是一种共产主义式的对平凡人的礼赞：他曾经是一名普通的士兵，对名声或其他世俗的欲望从不表示兴趣，他倾向于默默无名地劳动，直到有一天，一名同志不小心倒车时撞到一根晒衣杆，砸到雷锋的头上，砸死了他（那个司机又花了二十五年才入了党）。改革开放减弱了雷锋精神，虽然还有一些旧日回音。在涪陵的证券营业厅旁，有一栋建筑，上面原来的宣传口号，虽然早已不见了，然而日常天久的痕迹还能清楚显示：“学习雷锋精神。”三月乃是官方的雷锋月，虽然多数当地人只会笑笑，如果你向他们提到这已经过时的传统。但学校依然对此态度认真，给学生们布置强制性的工作，为了纪念雷锋同志。在我的第二年里，三月的事件之一，就是由干部带领清洁河东区的活动，有电视台的人员来拍摄，内容是学校官员和学生把灰尘扫到街的另一边。河东区的清洁工作花了十分钟，而亚当与我从学生之家米粉店那边观看着。那是一个周五的下午，我们吃着四川风格的意粉，喝着当地啤酒。我们有两个学生跑来，请求我们参与到志愿活动里，这样就能拍到我们和干部一起劳动。当我们婉拒时，学生看起来很失望。“我们在吃中饭，”亚当说，喝了口啤酒。“无论如何，我们已经在做志愿者工作了，”我说。“我们是和平队志愿者。”这个场面不太符合和平队的手册，然而让我们对雷锋精神作出严肃认真的回应，是不可能的。五四的周年庆也基本如此，一次对理想主义不知羞耻的人为操纵，或许，这些就是西班牙语班的“唐吉珂德”诞生的原因。但到了最后，无法清晰讲出这出戏到底来自何方，因为亚当给了同学们一个基本前提——唐吉珂德是河东区一家米粉店的老板，他仰慕雷锋——在此之后，就由同学们接手了，他们写台词，加入了他们自己的细节。在系里比赛的那一天，他们是最后一组演出的。头一场戏中，莫金钱坐在他的米粉店里，读着一本书。他聚精会神盯着书页，然后叫道：“多棒啊！看看这些雷锋所作的好事——每天他帮助了那么多的人！我多么希望我能像雷锋一样！”他又读了一页；他的眼睛更大了。他站起来，开始在餐馆里拖地，努力想道:“为什么我要把我的时间花在这里？我的人生多么乏味！我这样拖我的米粉店，有什么意思，而我本可以成为像雷锋那样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