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城-10

在假日快结束时，我被卷入了一次公众场合下的争吵中，在高顺堂，涪陵上城区的要道。这事情乃是从抑郁中爆发的，到那时为止，乃是我人生中卷入的最严重的一次争吵。我经常在节日的夜里去那儿吃饭，因为我已经跟几个在人行道上的摊贩熟悉了。张龙华是我主要的朋友；在白天，他会卖香烟，运营一个收费电话，在夜里，他在一个烧烤摊上卖烤肉。他是个友善，温和的男人，而且我注意到人们往往会听从他的话。偶尔夜里那儿会有争吵——有时在客人与摊贩间，但更普遍的乃是在摊贩们之间，他们已经在忙碌的人行道上划下了一定的地盘。在夜里，道上会有很多人，而一个像张先生那样卖烤肉的，可以一晚赚得五十元。去年他在深圳那儿卖烤肉，但他回到了涪陵，因为扣除了成本后，深圳那边利润低。有一次我看到两个烧烤小姐打了一场恶仗，从互相指责开始，升级到扯头发，越来越暴力，直到最后两人嘶叫着，彼此扯拽对方的衣服，而一群人聚集围观。奇怪的是，两个女人都跟男人一起卖烧烤，我猜测那是她们的男人，丈夫或男朋友，然而在打斗中，这些男人只是消极站在一旁。他们看上去很尴尬，或是惊住了；其中一个把他的注意力放在烤架上，翻着碳，好像没事情发生。另一个男人只是傻傻地看着。终于，张先生走过去，停止了打斗，但此时，一个女人的衣服已被扯烂掉，她站在那里，胸罩露着，咒骂着，吐着口水，直到有人把她领回家。她走后，她丈夫留下了，安静地干着活儿。这种打斗是不寻常的；多数时候，常来摆摊的人们处得很好，互相支持，当出现困难的时候。我喜欢高顺堂的这一点——这里有一种社区意识，而以张先生为中心，而通过他，我认识了其他的摊贩。其中一个是刷皮鞋的十岁女孩，她从小学退了学，因为她家人付不起费用。我不知道对此该做何反应；我经常在城里找人刷鞋，有时我觉得不如把这生意给那女孩做。其他时候，我又觉得，让一个小学退学的十岁女孩来给我刷鞋子，实在太可怕，所以我去找了别人。跟我在涪陵生活的许多方面一样，我的行为缺乏持续性，而我总也弄不清怎么做才是对的。在节日临近尾声那个夜里，我从张先生那儿叫了五串肉，他请我坐在他的凳子上，像从前那样。有几个摊贩过来聊天，也有许多路人停下来，看着外国人。过了一阵，那些关注减少了。我吃完了烤肉，坐在那儿读重庆晚报。我觉得有人在接近我，然后他向前靠过来，对着我的脸大叫“哈喽喽喽喽喽！”他憋足了劲大叫，然后笑起来。我没有抬头看——没理由去理会那样的人。我感觉他走远了，以为他已经离开；通常对付那些骚扰我的人，就是不去理他们。但一阵后，他回来了，抓起张先生烤架上的一根香肠。他把那根香肠塞到我面前，。“吃！吃！吃！”他叫道。在涪陵，有两件事情特别能让我发火。其一是身体侵犯——有人撞我，或者拽我，或者没礼貌地把我推开。另一件，就是人们把我当动物对待，咕咕噜噜，或者做露骨的动作，以为这外国人很迟钝，而且不会说中文。这个拿着香肠的男人成功地触及了我的两个敏感点，我的那种惯常的消极立即消失了。（有一个说法，来自电影学院一个老师，他叹道：中国人的尊严底线比较低。何伟的反应，正是从另一面印证了这个。这大概也算文化差异的内容之一。可能那个侵犯何伟的人只当是开玩笑，虽然是一个很烂的玩笑，他却不会意识到，在何伟看来，这是触及尊严，而变得如此严重。以我的经验，有些时候一群熟人聚会，往往会拿某人取笑，玩笑话会说到伤人的地步，但却不破坏气氛，从不会有人当场翻脸。这是否也算尊严底线不高的表现？）我迅速站起来，打掉了他手中的香肠。他是一个接近四十的小个子男人，他往回缩，吃了一惊。我往前踏了一步。“为什么你要来烦我？”我问。他口吃了，想要找出话来。我举起手来，举到和他的头平起，然后收回来，到我的下巴。“你个子比我小得多，”我说。“你不应该去骚扰比你大的人。下次我会收拾你。”他往后又退了一步，我又一次坐下了。围绕在我们周边的人安静下来。我第一次仔细看那人，看得出他是个麻烦。在他眼中闪着卑贱，而且很显然他很穷。他定定神，开口了。“我有比你大的朋友，”他说。“我想见见他们，”我说。“他们就在街上。”“去找你的朋友来，”我说。“我会呆在这儿等你。去——滚开。”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侮辱，有几个人笑了。那小个子男人没动。他愤怒地说些什么，我听不懂。张先生过来了，我问那人是否他的朋友。“不，”张先生道。“他是刷鞋子的。他没文化。你不会想跟他计较的。”“我不知道他是什么小东西，”我说。只是四川另一个常用的侮辱词，去问一个人他是什么东西。我不应该再去进一步惹怒他，然而不知为何停不下来。逻辑上，我知道这一幕很荒唐——作为号称的大男人我重量才130多斤，而这个五尺高的，威胁说要去找他的大朋友。但这场冲突里有一种紧张的气氛，而我能感觉到，对我们两人来说，这不仅是口头上的侮辱了。那男人很穷，在我的悠闲姿态中，他无疑看到了金钱与藐视。那过去的一年半时间我都不是现在这种样子，而在他表现出的狭隘意识中，我看到了我所涪陵所见的最糟糕的憎恨与恐惧。这种情感是很不幸的，但现在麻烦已经展开，而我不愿后退。“去吧，小朋友，”我说。“去找你的大朋友来。”人们笑了，而他更火了。张先生看起来很着急，叫那人离开，但他不愿意。他站在那儿，离我十来英尺远，狂怒地盯着我。我转向张先生，对他说话，好像什么也没发生。几分钟过去了，人们走开了。那小个子男人还站着，看着。一个常来的做火锅的女人来跟我聊天，我抱着她的小婴儿。那个十岁大的刷鞋女孩过来看那婴儿，在走回去的时候，她对那男人骂道。“神经病！”她叫着。“不要给那外国人找麻烦！”我看着那小男人，他的怒火在增长。部分是因为那女孩侮辱他，但只要是因为人们对我那么在乎——给我凳子坐，把小孩给我抱。我想要去同情他；他一个人在鞋摊工作，为了所得忙忙碌碌，而那个有着高薪的外国人舒舒服服坐在那里，吃着烤肉，跟人们聊天。他再次说话了。在他的眼睛后，他所想的一切都化为了一串憎恨。“我们中国人不需要这种外国人，”他大声说。“我们为什么让像这样的外国人来我们的国家？看看他多粗鲁，像这样侮辱我。我们不需要这种外国人在我们家里。”那时，我知道我心中的憎恶可以跟他所能找到的一切相比。我不会挑起打斗，但如果他碰我的话，我肯定要还击。他所惹怒的那个人，是我自己也不了解的，因为那个人我在家里从不认识。四川给我带来了部分变化，在许多方面我比从前耐心与包容了，然而也有其他的部分，却对这种情形毫无忍耐。我对人群说道。“你们中国人不需要那种中国人，”我说。“这种人给了你们一个坏名声。当我回家时，我会告诉人们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很友善，就像你们一样，但我也会说，有时会有他那样的人恨外国人。他才是那个粗鲁的人，而他没任何理由就来骚扰我。他挑起了麻烦。”一切都静下了来，只有我的声音；沉默让我发抖。我很愤怒，然而我控制住了情绪，让自己可以清晰说话。“你过来骚扰我，小朋友，”我说。“我告诉你住手。现在你想要找麻烦，我就给你麻烦。过来吧，小朋友。过来。”来源：() - RIVERTOWN（江城）——PETER HESSLER（何伟）_讨厌权力_新浪博客那男人向前走了一步，而张先生过来挡在中间。那个做火锅的女人呢对他叫道：“这外国人是个老师！他有文化——你不应该对他那样。”显然，没有人支持他，而没有帮助的话，他干不了什么。他的大朋友始终没有出现。他坐回到了鞋摊上，从远处看着我。我想要离开，但我知道我应该等等，直到显得我并不害怕。我跟人们聊天，读我的报纸。紧张气息仍在，我能看出，所有人都在等待，看看那个小男人会不会做什么动作。我对自己刚才的行为感到羞愧。我很高兴高顺堂的人们喜欢我，维护我，但我知道我没必要为这小事做得那么残忍。这事件让我尴尬；我曾在普林斯顿与牛津受过教育，而不知为何，我觉得有必要去一个四川刷鞋的开战，直到人们说他没文化。我知道他的那种骚扰跟我个人并无关系，而我知道我应对他感到同情，因为他的苦劲儿来自其他压力。但在涪陵生活一年半后，我已不能把我所感受到的憎恨给推一边去。我可以提醒我自己，我是谁，我可以去想想我整个人生中所具备的优势；但在这街上，一切都溜走了。在这种地方生活的陌生感，以及压力，肯定将改变你，而我心中的某种东西早已变硬了。真的，我不确定那男人是否全错：也许涪陵的人们不需要这种外国人。但在某个程度上，这个外国人也是他们帮着造出来的，好也罢坏也罢，我们黏在一起了。我纳闷那个小男人在想什么。他坐在摊边，看着我。没有人停下来找他干活。过了一阵，开始下雨了。“我得走了，”我对张先生说。“当心你的钱，”他说，向那个小男人摆摆头。“那不是问题，”我说。我谢了他，走了。我故意从那小男人身前经过，他没动。我走开了，没有回头。土地四月15种植稻米有了一种新方式，而插旗山的农民们有一半在采取。在过去，秧苗总是用手种植，一排排的，但现在许多农民采用了抛秧。那些种子先是被种在塑料盘里，每个盘中有五百株，都在单独的袋子里。当预备好要种植了，那些秧苗根部会有一团泥土包围着；抛出去的时候，泥土的重量会让秧苗一直沉到肥料下面。抛秧节省时间——农民们可以从稻田的边上远远抛出去，而不需用手一株株来了。山半腰处，一个男人用这办法有两年了。昨天他抛了秧；今天他在田里走着，把滑出泥中的秧苗摆正。他三十五岁，有着黑色的胡髭，坚实的小腿肚。他带着一只假的BP机，挂在蓝色裤子的腰带上。他有一亩半的田地，大约是四分之一英亩，那比这些山上的一般农民还要多点。数字在这里很重要，就像它对世界上其他所有农夫一样。这一块稻田，他的四处田地之一，有两百平方米。这个农民估计，这块稻田将用到十二盘秧苗，总共六千株。这些一起都产出大约330磅的大米，可以卖300块钱。在附近一房子的打谷场上，一个小女孩在课桌旁写作业。女孩身后，则是城市的背景，橙色的夕阳落在灰色的建筑之后。在房子边上，两个年轻男人往刚犁好的稻田里抛秧。他们说笑着，往每一个可能的方向随便抛着。他们抱怨着乡下的生活，说在城里他们至少可以找到工地上的活儿，比刷鞋子或做棒棒军要好。“从偏远地区来的农民才去干那些，”其中一人说。“我们这些住在郊区的不干那个。”我问他如何拿自己的生活跟工厂工人比，他想了想。“农民，工人，“他说。“没什么区别。工作都不好。”四月28太阳热得难以忍受。过去的两个星期只下过一次雨；一场干旱将要发生。玉米株现在有两英尺高了。秆子旁的土壤干成了粉状，被太阳晒的。在世界的其他角落，这种奇怪的天气会怪到厄尔尼诺现象。但这些农民从来不谈厄尔尼诺，有他们自己的理解。传统的中国阴历中，每四年会多一个月——有时会添一个九月，或多出一个二月，如是。今年，额外的月份乃是五月。每当一年里出现了两个五月，你就会知道，将有一个干旱炎热的春天，接着是一个极其潮湿的夏天。过去就总是这样的，所以农民们对现在干热并不意外。在乡下的所有地方，他们都静静地抱怨着两个五月。五月5日麦子几乎不见了。在周末下了场雨，等地干后，农民们把插旗山的作物几乎全都收割了。人们用手和短镰刀来收割。麦秆切割的位置很靠近土地，留下一排排残株，它们将被犁到土里去，在种植下一种作物的时候。没了麦子，山的纹理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上周，麦子立在梯田里，一片柔黄，而今这些田已空了。玉米田开始填充进来，而稻米在田里开始长密了。不久，山的低层会覆盖上厚厚的绿毯。农民们在打谷场上，用杆子来打一堆堆的麦子。他们工作时的声音——稳稳的，斯斯斯——在整个乡村回响。那儿也有青蛙在田里的叫声，还有鸭子从小水塘里叫着，以及微风拂过新生的玉米秆。沿着山的南肩，一片窄窄的农田也在收割当中；工人们把小麦秆用茅草捆成一扎扎。每扎大约五十斤，它们必须得放到棚子里，保持干燥。一个年轻男人拿根长棍子，戳进一捆麦秆里，举到自己肩膀上。他又借助这捆的重量，戳入另一捆，又举起来，他调整一下两捆的位置，在自己背上平衡一下。他走得很快，弹跳着步子，往家里去。五月11日六天的收割后，小麦田已经认不出了。它被淹了水，一半覆盖着秧苗，它们绿绿的尖角伸出水面，像被淹没的草。不到一个星期时间，麦田已经变为了稻田。一个男人在泥田里慢慢走着，用手插着秧。他的袖子与裤子都卷得老高。他弯着背，一边工作一边后退。秧苗在水中齐齐排列。这个农民不相信抛秧，所以他纯粹用手来种。稻子在整个山上都有，都在成长初期。多数的作物已经种好了，但后麦田这里迟了一些；在山坡往下一点，几个农民还在犁地。在山更陡峭的部位，那儿没法种稻子的，农民们还没收完小麦。他们同时在玉米地里除杂草，玉米过一个多月就成熟了。这些玉米秆还没长出头来，不过现在已经接近齐胸高了。今天很凉爽，是个阴天，下午后，阳光破出云层。在西边，长江流过山间，显出银色。江水依然在低位，因为上个月很干燥，不过有两个五月的年度里，春天都是这样的。农民们种着稻子，收着麦子，除着杂草，等待着夏天的暴雨，他们知道，肯定会来的。六月10日雨来了。空气在河谷上方厚厚的悬着不动。云层聚来了，隐隐的雷声从插旗山后传来。今晚的雨不会很大，但到了这个月末，将会有一周的暴雨，然后，雨水会持续进入七月。到了八月，大雨也不会停歇。江面会膨胀，变得狂怒。往东，长江会离开三峡，进入到中国东部的平原地区，这个国家将遭遇几十年来最糟的洪水。超过六千四百万英亩的农田会被淹，而死亡人数达到3656人。发生这一切，都是因为两个五月，而插旗山的农民对这个糟糕的夏天，不感意外。但现在——在这些潮湿的田地里，暗暗的云层在头上——现在还是春天。变化着的山上，纹理又一次转换了；玉米秆已经高到了六英尺，到了快成熟的时候。玉米茎还是一片春天的新绿，但穗已转为粉色，轻如羽毛般，坐在深绿色，接近收割的作物头顶。稻子已经齐大腿高了，长长的叶子犹如沼泽中的水草。田中的水已落到约莫一英寸高，从茂盛的绿意中已见不到它。从远处望去，稻田非常平滑，有如新修的草坪。插旗山乡村的景色，四季皆美，而在长长的四川春季乃是最美。在这个时刻——今天有成熟中的玉米，成长中的稻子——可能是最美丽的季节中最美的一日。下个月，玉米将要收割，之后，稻子会转为苍黄；但今天，那些变化都很遥远。一切都是完美：大山的纹理平衡得很好，犹如一幅好画——水稻田那长长，均衡的笔画；玉米田中起伏变化的色彩。站在这里的乡村，很容易忘掉一切都在成长，转换，变迁；也很容易忘记这一刻不能永久。这就像等待着大雨降临而毫不忧怀。十一章第二春我父亲在春季学期开始时来看我了。自从我来到中国后，除了我妹妹安吉拉外，没见过其他家人，安吉拉鼓动我父亲，终于他鼓起勇气，成了行。我母亲决定留在家里。（很多上了年纪的美国人不敢来中国，这是普遍现象。或许可说是美国媒体妖魔化的后果，也反证出中国政府的国际公关还有多少功课没做。希望奥运会能起到这个公关作用。）我在重庆机场接到了我父亲。我们住了一家码头边的中国人旅馆；我觉得没理由去住一家外国人旅馆，花的钱多三倍。在那个夜里，旅馆的工作人员电话打来两次，冲入房间一次；总是说要检查我们的护照。每次的打扰都把我父亲吓坏了，他本就在艰难倒着时差，我跟他解释说那些工人可能只是好奇。在上午，我们搭了九点钟的慢船而下涪陵。跟旅馆一样，我的这个选择，也被证明犯了严重错误；我们本可搭水翼船，把坐船的时间减半。我想我父亲也许想尝尝当地的江上生活之风味，但五个半小时的味道是太多了，而这艘慢船上面满是失业的四川人，去武汉找工作的。走道上，他们一群群如伤兵般，睡着，抽着烟，随便吐痰。船上太拥挤，无法闲逛，而江上的雾气太重，也无景致可看。我父亲在他的床板上颤抖，直到我们终于抵达了涪陵。在码头上我跟的士司机讲价，直到有一个人愿意接受15块的价钱，把我们带到学校。的士上奇声牌香烟烟气腾腾，而且，跟往常一样，司机很为接载外国人的特殊责任感而骄傲。他在城市的中央飞驰。行人们慌忙闪躲。我们在乌江大桥上剧烈摇摆，而深绿色的江水在下方远处。我父亲紧紧抓着安全带。过了桥。引擎轰鸣。“为什么，”我父亲问，“他要一直揿喇叭？”整整两天，我父亲一直无法入睡。那噪音，那尘土，那语言，无尽的蜂拥的人群，大街上持续的喧闹——所有这些太够呛了。在夜里，他躺在床上，听着江上的汽笛。我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来适应这城市，而现在，只有十天的时间给他。他总能从大强度的锻炼中找到慰藉——五十六岁了，他依然每天跑十英里——而我决定说，这是治疗他失眠症的最好办法。毕竟，跑步这种简单活动，在我刚抵达涪陵时，对我起到过安抚作用。所以有那么两天，我带着他长跑，跑过插旗山的山顶，跑入乡下崎岖的山丘，农民停下来看着我们。我们每天跑十二英里；我确保我们的步子要够快。这是有用的——两天后，他睡得很好了。但现在他的鼻子跟水龙头似停不住，而他的喉咙跟烧了似的；他把煤灰擤到我的洗手池里。在余下的时间里，他一直在生病。我的鼻炎又发作了，我也病了。我父亲建议我们不要跑了。那大概是我在中国渡过的最长的一周半。那感觉就像是看到镜子中的自己，头一年的自己，不过现在被压缩到了十天当中——所有的害怕，烦扰，着迷，陌生，对于这个城市；这一切都在一个星期多点的时间里击中了我父亲。我发现很难预测下一件搅扰他的事情会是哪样，因为我在涪陵呆了太久，已经不再是从一个纯粹外来者的眼睛里看它了。对我来说很合适的一艘慢船，对他来说很可怕，而其他我曾经担心的，比如食物的辛辣，却一点不是问题。和遍布世界的很多和平队员一样，我发现父母的来访乃是一种揭示：我突然发现，我学到了许多，又遗忘了很多。到了第三天，他对噪音与空气较为适应了，那以后我们花很多时间在城里走动。我们观看街边的医生给农民的脚掌做手术；我们看着铁匠做凿子；我们去看棒棒军，他们也看着我们。我们看着店员用手做兰州拉面。我们逛到了市场，看工人把鳗鱼去肠。一天上午，我们撞到老城区一家小店，一个男人正拿着把脏刷子清洗注射器，我们也在边上看了。“那些是给医院的，”我问他时，男人大声说道。“那家大医院？”“对，大医院！”那就是我会去看急症的地方。“他们会重复用这些针头？”我问。“当然啦！”我把一切都翻译给我父亲听。我告诉他那些宣传标语牌上说的什么，我把城里的熟人都介绍给他。他见了黄小强，还有学生之家的其他老伙计；他见了公园里的那些工人；他见了烧烤档的摊贩，还有那个十岁的刷鞋女孩。我把他介绍给了茶室里的朋友，当我们离开时，三个对面美发厅的小姐喊着我的名字：“何伟！何伟！何伟！”“那是什么意思？”我父亲问。“那是我的中文名字。”小姐们格格笑着，从街对面叫着我的名字。她们挂着浓妆，染了头发。有一个在抽烟。“你们嚷什么？”我用中文问。“我们在叫你，”一个道。“为什么？”“我们想让你过来。”“你们怎么知道我的名字？”“从李佳丽那儿——她是我们的朋友。”那个小姐说完，她们全都笑了。“我得走了，”我说。来源：() - RIVER TOWN_PeterHessler_讨厌权力_新浪博客当我们走下街时，她们在背后大笑。我父亲回头看去，问“那些人是谁？”我觉得去拜访一次教堂，可以平衡一下他的感受。我们见了李神父，在他的屋里聊天。他很有礼貌地对我父亲说话，由我做翻译，而我提到神父在周中的弥撒时，依然会用拉丁文。“告诉他，我曾经在拉丁弥撒中，做过祭坛男孩，”我父亲说。李神父点点头，说在涪陵再没别人懂这语言了。我问我父亲他是否还记得传统的礼拜仪式，他点了头。“以圣父，”他说，“圣子，圣灵之名。阿门。”“让我进入上帝的神殿，”神父回应道。“向上帝致意，他将快乐赐予年少的我，”我父亲说。有几分钟，他们在用拉丁文做弥撒仪式。近一个星期来，我一直在做翻译，现在的感觉很奇怪，坐在那里沉默无语，听着他们说话，却不明白他们说的每个词，而我对他们本是多么了解的啊。神甫的拉丁语会混上四川话；我父亲带着美国口音。他们靠的都是硬背，用一种生了绣的古老语言作正式对话，然而很清楚的是，在这对话的交流中，这两个男人彼此看见了对方。在他们的仪式结束后，李神父经常糊涂掉，直接用四川话对我父亲表达，以为他会懂似的。但在我们离开时，他又一次用了拉丁文。“愿主与你同在，”他说。“也与你的心灵同在，”我父亲说。我们去了涪陵南边的高山上露营，在那儿，金佛山的海拔超过了七千英尺。亚当与我曾经到过那个美丽的地区，完全未开发，除了三线工程时安排在那里的老旧军工厂外。自从邓小平在1980年代开始解散这些项目后，涪陵大点的工厂都转为了民用，但许多偏远地区的小工厂，则被遗弃了。交通状况太差，不值得改造它们，而且许多的偏远工厂本就建得不好。即便在那些工程兴盛的日子，有些工厂也建得太快，太马虎，只用得了几年就要再建。通往金佛山的路上，我父亲和我穿过一个高狭的山谷，那儿满是空荡荡的仓库与工厂，破旧不堪，墙上有消褪了的标语，二十年前写的：备战！备荒！服务人民！破旧的墙在宣告它们的紧急状况，在沉默的山谷中。但这儿再没有人去念了；工人们被转移去了重庆，或者涪陵，或者他们所来的地方。这里只有我父亲和我，独自步行，穿过这山谷的废墟，它们是为了回应美国核弹的威胁而急急安置在这里的。（何伟似乎对那段中国历史还不算很清楚。自从中苏关系在1960年代初破裂后，很多的“备战”都是针对苏联的，而非美国核弹威胁。）我们野营了两晚，徒步走去一个山洞，它是一个深洞，可以把我们带去山的石灰岩那一面。这洞口是天然的，不过为了某种不明的军事目的，它里面是被拓展开的，也许它曾经是个军需品工厂，也许是个储存库——现在，它就是个长长的甬道，一直穿过金佛山的心脏。我们用手电筒觅着路，在黑暗中大约走了四分之一英里，最后到了山的另一面，北面的山谷往下，乃是稻田，以及回涪陵的山路。我们回到了学校，发现一个英文系的学生，叫白琳达的，死了，在我们野营时。星期五下午她犯了头疼；晚上她被送去了医院；在星期六，她就死了。没哪个医生知道是怎么回事。她是那年英文系死的第二个学生。除此之外，傅主任的一个妹妹，最近也突然死去了，而党支部张书记的女儿，一个可爱的小学生，在秋天时，死在课堂上。在某些方面来说，这孩子的死乃在预料之中——她的一年前做过脑部手术，之后，她的名字就改了。因为这个医疗事故，张书记的妻子被准许生第二个孩子。那女孩的改名乃是中国习俗——更改名字，希望改变身体健康。人们死在涪陵。当然，死亡发生在世界各地，但在这个江城，它发生的情况看似更频繁，更突然。而且它经常以奇怪的方式发生；那年迟些时候，一个女人死在天主教堂，当时部分的天花板塌了下来。在我离开的下一年，发生了一次最莫名其妙，最可悲的死亡事件，另一个英文系的学生，滑入了厕所蹲坑，撞到了头，死了。在涪陵，一些小小的事故，有时会带来致命的后果，这儿的医疗条件不均衡，而这些死亡对我的学生的震撼，并不如我想的那么大。他们会哀悼，然后继续过下去。（我想起高中时候的两次死亡。一个是同班的男生，他来自乡下，突然退学，大约半年后，听说他死了，不明死因，大家都回避谈论，包括老师；另一个，是三十来岁的体育老师，听说他得了淋巴瘤，也是大约半年后，就死了。）而我的父亲也目睹了这一切；和我们其他人一起，他帮助安抚学生们，但他们的悲伤是安静的，态度也很坚决，他们一贯如此；这种无助与坚强的揉合，真让人无比酸楚。之后，那十天的旋风过去了。我父亲在涪陵的最后那个下午，我们走到了插旗山的山腰。这是个温暖的日子；阳光明亮照着城市。在山丘上轻风吹拂。一个农夫在他的稻田里干活，他邀请我们去他的家里休息。我们坐在天井的粗木凳子上。这儿没有人喊叫；没有车，没有人群；视野里不见宣传标语。我们只是坐着，呼吸着干净新鲜的乡村空气。农夫的母亲出来和我们聊天了。老妇人八十一岁了，当我问到她是否在这房子里长大，她笑了。“这过去是地主家！”她说。“我太穷了，住不上这种地方。”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太规整的楼群，老妇告诉我，它建在150年前。现在有好几户人家住这儿。屋顶上铺着瓦，屋檐上有旧式风格的人物雕刻。在涪陵的乡下，很少有这样的建筑，我问那地主和他一家人怎么样了。“他们在1950年代被赶走了，在解放后，”老妇说。“他们去了北面，白山坪后面的乡下。我不知道他们后来怎样了。”她的儿媳在听着，她问我。“你们国家有地主吗？”“没有，”我说。我把所有话都翻译给我父亲听，而他现在不同意了。“我们美国当然有地主，”他说。我想了想，发觉他说得对。在涪陵呆了两年后，再说到某个国家的地主没有被杀掉或放逐，简直像是奇谈了。“我说错了，”我对那女人道。“在我的国家里有地主。”“我也是那么听说的，”她道。“但我们中国的地主全不在了。”有一个小时，我们坐在前地主的房子里，跟人们聊天。有人牵着水牛从天井穿过。孩子们从学校回来了。有一个小女孩我父亲觉得跟我妹妹安吉拉挺像——在她的举止动作中。橙红的太阳落在城市后面了。我们谢过了那家人，走了，从田间穿过。“真想不到我会那样，”我父亲说。“就那么走到一个中国农民家里，跟他们那样说话。如果我是你的话，我每周都去会一次。”我看着我的父亲；他微笑着，轻快穿过农田。我第一次发现，他根本不像我那么疲惫。涪陵的一切都闪亮而模糊地从他身边掠过，十天替代了两年，现在他要回家了。我羡慕他——但同时我也庆幸，他是对的；我可以随时去拜访那个农民的家。来源：() - RIVER TOWN_PeterHessler_讨厌权力_新浪博客在我父亲离开后不久，亚当的父母来了，而他从我犯的错中学到了一些教训来规避。他们住在重庆的假日酒店，但他们乘了一样的慢船，搭了一样的的士。在开头，他父母疲惫的表情跟我在父亲身上看到的没多少区别。在几天后，亚当计划给学生安排一个夜间的讲座。他的父母过去住在威斯康辛的乡下，想要演示一些幻灯片，讲述美国的农业。亚当去了外办，跟王先生说了。这是我父亲上讲座时我没干的——我的个人方针是不跟外办有任何交道，因为那只会给自己带来不可预测的麻烦。但亚当以为王先生或许想听听这讲座，所以去找他说了。王先生说，很不巧，学生们在周三晚上有事。“他们有课吗？”亚当问。“他们已经有计划了。我很抱歉。”“那没问题，”亚当说。“我们可以在周四上。”王先生轻轻笑了。他总是对所有事情致以轻笑。这种笑容让你不信任他，直到你了解他多些，然而你就更不信任他了。“我恐怕那不可能，”他说。“学生们周四也很忙。”“在晚上？”“是的。”“好吧，我会跟他们说，找一个时间，然后我会告诉你。我想你也许想来听听。”“事实上，”王先生很明确说道，“你父母不可能向学生们讲课。”“为什么？”“学校的人觉得那样不合适。”他再次笑了。“这怎么会不合适？他们不是在学英语吗？这是一个很好的练习机会，而且只是关于农业——没有任何政治话题。他们将会谈谈我们曾经住过的乡村。”“是的，但你必须教你自己的课程。”“我父母在一家美国大学教了许多年。他们做老师比我强，但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额外上一课。我觉得这是个好机会，让学生们见识不同的英语老师。”“相信我，我理解，”王先生说，“我很愿意去听讲座，但谭先生反对。我很抱歉。”这就是王先生惯用的手段——好干部/坏干部。谭先生是个高级别的行政员，负责外办的，通常，他是王先生的坏干部。事实上，我们觉得谭先生乃是学校里最讨人喜欢的行政员之一，一个友善的人，对我们要坦诚得多。如果允许我们直接跟他打交道的话，情况会简单多了，但把他放在一个安全的距离外，会更有用，让他当个坏干部。“这样如何？”亚当说。“我会上课，然后学生们可以问我父母些问题。行吗？”“恐怕不行。”“所以说，我父母不能跟学生们说话？”“哦，他们当然可以跟同学们说话！”“但如果我上课的话，他们不能说什么？”“是的。”第二天，亚当点名后，就下了课。他说，同学们可以离开，但如果他们想留下来听梅尔先生，梅尔太太讲话，那也很欢迎。没有人离开。他的父母放了幻灯，上了堂美国农业的讲座。学生们提了问。问题回答了。没一个干部到场，但无疑他们后来听说了。到那个学期，我们对那种没脑子的政治限制越来越难容忍了。一般说来，我避免跟干部打交道，幸运的是，这还不难。我从来不去外办，除非绝对必要时，而我也尝试不跟任何一个行政员说话。在我的公寓里，有两台电话：一条外线，一条校园内部线。这个安排很好，因为只有干部会用校园线，而我从来不接。王先生乃是唯一一个我真的不喜欢的——一次又一次的事实，证明他特别油滑，不诚实。我对其他人没有这种感觉，然而他们身上某些东西让我觉得压抑。傅主任可能是最惨的一例，因为我知道他真心喜欢我们，关心我们的福利，然而他看起来有巨大的压力，来自上面，有几次，这种压力阻止他向我们坦诚以对。毫无例外，事情总是那样——总有压力来自上面，坏干部压着好干部。这里有无数的好干部，然而你却从来见不到坏的那个，但好像总是他们来做决定。来源：() - RIVERTOWN（江城）——PETER HESSLER（何伟）_讨厌权力_新浪博客回到去年的十二月，桑尼，亚当，还有我一起写了个缩短版的“一首圣诞颂歌”，来让我们的口语班演这出狄更斯的戏。在我们准备期间，傅主任叫我过去，他焦虑不安，跟我说，我们怎么也不能教同学们圣诞颂歌。“你知道共产党对传播宗教非常敏感的，”他说。“我很抱歉，但是同学们不允许在课堂上唱圣诞歌。”“那我们还可以谈论圣诞节吗？他们在学习美国文化。”“是的，可以。但他们不能唱歌。”“那么非宗教的歌怎么样？戏中间有个部分，他们得唱圣诞歌，我可以叫他们唱一点儿也不宗教的歌。你知道，在美国，许多人都不觉得圣诞节是个宗教节日。比如，有这样的歌，‘我们祝你圣诞快乐，我们祝你圣诞快乐，我们祝你圣诞快乐，我们祝你圣诞快乐，还有新年幸福！’”“不行，”傅主任说，还是笑得很紧张。“恐怕我们不能唱跟圣诞节有关的歌。我抱歉，但你知道这不是我的决定。”（这个情况现在也发生了变化。我的两岁侄女已经在深圳的幼儿园里学唱圣诞歌了。中国的变化，从现在看过去，即便只十年，也那么巨大。甚至，网上还流传说法，共产党内部文件建议给党员以信教自由。但以我的理解，继承邓小平的传统，现在中共政府，采取的策略，往往是，先做，不说，降低影响。）我本可以指出，在春天时，即便校园里的宣传喇叭，也经常放莫扎特版本的“那个孩子哪儿去了”，作为中午娱乐节目的一个部分。但我知道这争论是没用的；在这种事里根本无逻辑可言。以同样的无厘头精神，我指导我的班级，用一首共产党的爱国歌曲，替代了圣诞颂歌，这可能是对狄更斯的作品最没提升价值的了。我最喜欢的那一幕戏，乃是一个狂怒的思科鲁乔，挥着他的拐杖，向着一个快乐演奏着“东方红”歌队，一边唱着歌颂毛泽东，而另一边，那老人大吼道，“汉堡包！”我们和行政方的问题，大多比那个更荒谬，而且，很少是关于重要的事情：对于教唱圣诞颂歌，我实在也不怎么关心。然而，过了一年半，我以为部分的尴尬感已经不在了；我们本可以成为好朋友，对于不那么重要的事情，进行自如的交流。但其他的限制就不是小事了。桑尼与诺林的汉语家教是两个年轻女人，来自英文系，在学习过程中，她们成了好朋友。在那个春天里的一个节日，其中一个老师请她们两人去她家，然而，最后一刻，她反悔了，解释说去她家的路出了点问题。这很奇怪——春天的雨还没来，没理由马路会被冲掉。后来，我们了解到，系里的官员向那年轻老师发出指示，不要请外国人去她家里。表面看，他们是担心桑尼与洛林会出什么事，而那老师要负责。但更大的可能是，这指令源于同一种莫名其妙的猜疑症，从一开始就悬在我们的头上——总觉得外国人很有政治风险，应该保持距离。（同样的，我的想法是，中国在发生变化。在私营商业部门，这种管理指令肯定不会发生，而随着中国社会趋于私营化，中国人的自由在增多，以及政府部门的管辖权力，范围，在缩小。）这种指令总是在我们的背后发生，这是最糟糕的部分。它把猜疑症转移到我们这边了，发展到我们过度分析每一次小小的交谈，每一个微小的变化，寻找人为操控的痕迹。当桑尼与诺林告诉我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冲去了当地汽车站，而司机们跟我说的和预料的一样——道路没有问题，这就是说，学校里有人对桑尼诺林她们说了谎。这是每一个共产主义系统的经典范式，恐惧与猜疑，从一个层面传导去下一个层面，制造出一个互不信任的网络。（猜疑症，恐慌症，PARANOIA，在当今中国，还普遍存在，不仅是政府层面，在网络上也有很多来自民众的声音。近期的经典案例，就是西藏事件。一般说来，孤立的社会，孤立的人，和外界缺乏交流的，比较容易陷入这种症状。）但我们逐渐发现，这种不信任，我们的猜疑症，是有依据的。我们有朋友来告诉我们事情乃是如何运作，而我们受到控制的程度有点惊人。当电影铁达尼号在春天上映时，有一个同事邀请我们去他家，在VCD上看片，但再次的，这邀请在最后时刻取消了。后来，他直率地解释道，干部们害怕外国人发现这片子被盗版了——一个可笑的掩饰，在涪陵任何地方，你都不可能不见到铁达尼号的盗版碟，小贩们把碟片都塞到我鼻子下了。这片子非常受欢迎，在当地戏院，挂了一幅非常大的推销板，上面结合了宣传与广告：富通珠宝店是铁达尼号的唯一赞助商国家主席与党书记江泽民推荐现在，系里的指令经常是双重的自我欺骗：我们不但知道电影被盗版，我们也清楚看到了学校是如何想要操纵我们周围的世界。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出，这种控制很缺乏持续性，因为在许多方面，学校又给了我们很大的腾挪空间。在我们的教学上，这一点就特别真，逻辑上来说，这方面应当是我们最受限制的领域才对。除了偶尔的小事故，比如亚当的讲座，以及狄更斯的戏剧，我们的教学自由度，比在美国还大。没有人来查看我们的大纲，或者就教学内容来找麻烦，我们完全按照我们的意愿去编排课程。我尤其敬佩的是，他们居然让我们上英语文学与美国文化课，那里面不免时常有弦外之音，涉及政治。在大多数方面，他们待我们不错，而且，考虑到涪陵的偏远，外国人很少，他们对我们也算给予不少信任了。然而，那最后小小的几步，依然没有迈出，这让人感到更加沮丧，因为更重大的壁垒已经不在那儿了。到春季时，我意识到，我在涪陵期间，这些最后的障碍不会移除，我尝试不去想它了。生活的其他方面比从前好多了。特别是我们和学生的关系，在第二年里，改善了许多。很大程度上是亚当的缘故，他总是一个很尽心的教师，花了很多额外的时间与同学们一起，帮助他们在我们办公室里建立起一个图书馆。他是第一个真正赢得同学们信任的外国教师，而由于在同学们心目中，我们两个几乎区别不开来，很自然的，他们也将这份信任延伸到我身上。而时间也起到了作用——他们已经认识我们两年了。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学会接受外国人；我们的改变非常大，现在，对于如何跟他们接近，我们学会了很多。他们依然喜欢我们的非正式感，随意感，这一点，从一开始就把我们和其他老师区别开来。但他们也知道，我们可以变得严肃，认真，而在那些时候，我们并不是宣传人员；特别是，当讨论美国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很直率。那个学期，我教了“德赛尔的宝宝”，以及兰顿休斯，而亚当的美国文学课集中于民权运动。他对那个部分毫不避讳，放了一段录像，是詹姆斯梅里迪斯躺在密西西比的高速公路旁，被一个种族主义狙击手打死在那儿。学生们知道，没人强迫亚当去放那些片子——他可以上一些关于美国的正面课程，关于它的成功之处，在科技，或者经济，教育方面——亚当的这种行为，让同学们更愿意去诚实讨论他们觉得重要的话题。另一个重大的区别，是我们现在能说中文了。在秋季时，我开始跟几个同学用中文交流，当我在课堂外碰见他们时。因为他们想听听我学了些什么。而随着时间过去，我发现，这不仅仅是出于新鲜感；像我一样，在说中文时，他们变得截然不同。他们感觉放松多了，而这不单是语言的问题；这也有政治意味。在亚当父母离开后的一个晚上，我在学生之家吃饭，这时，吉米，莫，还有佐治来了。他们是我最喜欢的几个三年级学生，我们用英语稍稍聊了会儿。他们问到亚当的父母喜不喜欢涪陵，我说喜欢的，除了对干部的印象外。他们三个靠近来。“为什么？”吉米轻声问道。我用英文回答：“因为他们觉得外办的人对他们不礼貌，而且他们也不理解为什么。”“我们外办干什么了？”现在我用中文回答，讲了那个故事。在中国，让某个人的父母不愉快，是很大的不尊重，在学生们眼里闪现出失望。我坦率地告诉了他们我对系里的看法，以及那些小事件如何随时间累积起来。莫和佐治都是党员；一年前，我绝不会如此诚实地跟他们交谈。但用中文交谈，让每个人都更自在了，也包括我。随着我在课堂外与学生的交流更频繁，我发现这种模式多么有用：每当有敏感话题，我们就用中文。这让我惊讶，因为英语本可作为我们的秘密工具——在校园外，几乎没人听得懂我们在说什么，用它来讨论上述话题是最安全的，不怕有人听到。但即便在这么一个拥挤的餐馆里，说到关键处，我们转向中文，我们谈到政治，或者性，或者我们和学校的关系。即便最好的学生也经常这么转换语言，尽管他们的英语比我的中文好得多。终于，我意识到，那惧意，不是说怕别人偷听。关键是他们要觉得舒服自在，因为那些带有不确定性的话题，用他们的本国语言来处理更容易一些。但我也察觉到，真正的惧意，他们真正怕的，是他们自己：几乎所有的限制，都建立在他们自己的头脑意识中（自我审查）。英语是在学校里学的，是以它就跟这个教育系统不可区分，跟学校的政治管治紧密联系。当他们说英语时，警钟会自然在他们脑中敲响——这是门学校语言，也是外国人的语言，这双重的背景下，他们已习惯于谨慎了，无论是想，还是说。一旦我发觉到这些限制是内在的，我开始想，对于那些坏干部来说，情形是否也一样。也许，他们只是存在于好干部脑子的一个角落里，一种烦人的畏惧，抵消了每个人的良好意图。来源：() - RIVERTOWN（江城）——PETERHESSLER（何伟）_讨厌权力_新浪博客这是个干燥，多尘的三月，到了最后一个周末，我去了乌江上游，一次远足。这和去年那次远足同一时间，同一路线。我一直喜欢乡村的四季变换，那是我个人的忠实惯例，到绿意盎然的春日河边野营，在三月的尾声。我越过头两个山谷，到了涪陵梁堂铁厂。在过去一年里，那儿没有任何变化，只是现在我可以认出宣传牌上的汉字了：勤奋——友好——服从为遵守纪律而光荣为破坏纪律而羞耻三车矿石沿着山坡飞驰而下，工人们驾着一堆堆白色石头，又笑又嚷。我经过了去年的标语：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我想，那应该是我今天的圣歌：高高兴兴，平平安安。我对自己重复着那些话，走过了崎岖的山丘，然后下到了深绿色的河谷，那儿的溪流朝西向着乌江而去。河谷中春天无处不在——开着花儿的泡桐树，金色的油菜地，在轻风里抖动，胡萝卜，生菜，洋葱，扁豆，都在急切生长。水稻苗在竹子搭的塑料温棚下色彩明亮。我到了第四个山谷，那儿有个农民引着头水牛在耕地。他走在泥地里，裤子卷过了膝盖。空气甜甜的，有附近油菜地传来的浓重香味。老人的妻子与孙子坐在田边，我停下来跟他们打招呼。那女人看着我。“我去年见过你，是吗？”她问。“是，我去年来过。我住在涪陵。”男人停下了活儿，笑了。“我记得，”他说。“你有张地图，还问我该往哪儿走。但你并不理解我们说的话，你走错了方向。我们想要帮你的！”我保证说，这次我肯定要搞对。他们问我在涪陵干嘛，我说我是个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