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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城-7

作者:彼得·海斯勒 字数:18393 更新:2023-10-09 15:52:06

诺林与我一起在礼拜天上教堂,那是我在涪陵最喜欢的例行活动,因为我喜欢见到神甫,和那些每周到来的老女人。他们乃是幸存者——在这聚会中,有一种安静的力量,而且他们毫无美国教堂里穿戴漂亮的人们身上那种洋洋自得。他们所有人都为信仰付出了代价,那是无法用钱来衡量的,而李神父付出的最多。看着神甫,让我想到了我的外祖父,他曾是本笃会的修道士。他在阿肯萨斯长大,那儿的教区有时会奖励有前途的学生,给他们奖学金去意大利,而在1929年,我的外祖父被送去了罗马的圣安塞尔大修道院。他那时十八岁,他的计划是成为一个神甫,或许是传教士。我读过他在那些日子里的日记,里面充满了思乡之情,但那里也满是赞叹,关于罗马之奇,之美,叫人瞠目的教堂,以及城市里无处不在的历史。他也在那历史当中;他的日记里经常记录了民族主义者在街上的集会,有几次他在游行当中见到了墨索里尼。在1931年的春天,一组学生从位于北京的天主教大学回到修道院。在1931年的三月一日,我外祖父的日记中写着,用很整齐的黑色笔迹:一群我们美国人在今晨拜访了希尔维斯特西里神父,在他的房间里,做了一次关于中国的长谈,特别谈到了北京的天主教大学。西里神父今天上午在学校的教堂里做了一次大演讲。他看上去对于天主教大学的前景非常乐观,对演说全情投入。在那天后,日记出现了变化。关于罗马写得少了,而中国多了;那种痴迷迅速增长,直到“中国”被加上了大写,下面划上了线,一个神圣的词:1931年,三月,18:弗朗西斯克劳提神父,北京天主教大学的校长,今天抵达了这里,在他回去中国的路上。一个大块头健壮的爱尔兰人。1931年,三月,22:克劳提神父举办了一个非正式的“家庭”机会,在今天上午。我们大概有十五个人去了他的房间。当然那里有抽烟,有一种意气相投的氛围。听克劳提神父谈话非常有趣。据他说,大学现在的基础非常扎实,而他收到的承诺说,会有相当数量有能力的教师去中国,既有本笃会的,也有其他的。1931年,三月,23:现在,所有美国人之间的谈话,都是关于中国。1931年,三月,25:在我回去的路上,跟拉尔夫和唐纳德谈到了中国。克劳提神父今天有很多要事,但他还是来了唐纳德的房间,跟唐纳德,休斯,爱德华,以及我做了一番很有启发性的交谈。我们太兴奋了,当克劳提在12点走后,唐纳德,休斯和我继续呆着,一直谈到了凌晨3点钟。我相信这是我人生中的转折点,我要申请去中国。上帝与我们同在。1931年,三月,26:中国!今天起得颇迟,因为昨晚的关系。花了大半个上午在唐纳德的房间里讨论中国。克劳提神父下到我们这里来,带了些照片,关于他昨晚所讲的。看起来,将有一个不小的美国殖民地,从罗马的圣安塞尔,移民到北京的天主教大学。如蒙上帝恩准,我也是其中之一。1031年,三月,27:现在所有的事情都是关于中国。我呼吸,吃饭,睡觉,都是中国,我想对于我们“中国小组”的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样。当我的外祖父接近他修道誓愿时,上级通知说,他将被派回阿肯萨斯。我的外祖父写了一封长信解释说,在他的灵魂深处,他感受到上帝的召唤,去中国服务。而他的上级回击道,有时上帝就是这么做的——偶尔他会给年轻人一个假的召唤,只是为了测试他对地上的上级的忠诚度,而有时你真的感觉到你是要去中国的,但事实上,你应当去阿肯萨斯。就这样,我外祖父错过了人生的转折点。他不想去阿肯萨斯当神甫,而本笃会的修士不想他去中国当神甫;于是,他置命令于不顾,回到了美国。他卖掉了保险。他结了婚。他有了孩子,孙子。他从没有去到中国。他没怎么谈过他做修士的日子,而我从不知道他对中国的兴趣,直到我在读研究生时看到了他的日记。但那已经是他1987年去世后的七年了,当时我17岁——几乎和他在罗马当修士的年纪一样,而就像他一样,太年轻了,对时间没有什么感觉,也不知道未来将会怎样,而过去还会重现。在涪陵,我继续跟家教学习中文,孔老师与廖老师轮换。我们的课总是从谈一些小事开始,而廖老师经常告诉我她前晚上在电视上看了些什么。跟我在涪陵的多数朋友一样,她会看海量的电视节目,而有一天她来上课时,对昨晚所看的特别有兴趣。“昨晚电视上有一个外国人,”她说,“他在说中文。”“是大山吗?”来源:() - RIVERTOWN(江城)——PETER HESSLER(何伟)_讨厌权力_新浪博客“不,不是大山;他的中文远没有大山好。他的中文也没有你好。”“那不可能。”“实际上,他的语法比你好,但他的发音比你差。他的音调很糟糕。”“我不相信。”“我不是开玩笑,”她说。“我想你的中文比电视上那个外国人要好。而如果你改进语法的话,就会更好得多。”“他是从哪儿来的?”“澳大利亚。他很丑——他的皮肤很差,头发很长。他难看极了。”有一阵我们坐着不语,共同分享对那个电视上发音糟糕的长头发外国人的鄙视之情。然后我们开始上课,而廖老师对我的语法特别加以注意。在那之后,她不停给我更新那些出现在电视上的外国人信息。那主要由一个经过挑选过的小群体构成,以大山作为支柱,而所有常现的人都会说很好的中文——很明显,我还要许多年才能加入那个联盟。但廖老师显然觉得我有希望,而偶然当一个外国人出现了音调的问题,她就会无情地批评他。而她总是很仔细地挑出外国人的身体缺陷,或者说缺点,尤其如果那个人胖的话。廖老师极其苗条,而她不喜欢肥胖的外国人。在我们的关系中仍然有一定程度的正式感,但那已成为一种让人舒服的正式感——一个中国式的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她对我的进步感到骄傲,而从现在起我开始读报纸了,她会仔细阅览重庆晚报,剪下我们将在课堂上用的文章。她喜欢那些讲述二战中日军暴行的文章,她也喜欢那些描述香港回归祖国后取得进步的故事(三个月内发生的大事)。偶尔她无法自抑地选一些批评美国帝国主义倾向的文章来。在九月末,当法国对美国的伊朗制裁政策发出抱怨时,我们的课程包括了一组谴责美国“世界警察”角色的文章。但即便在那些课堂上,紧张情绪也不存在了;我们的鸦片战争早已结束了,而我们已经学会了如何相处。我们两人都有所改变,但或许多数是我在变:我不再是个严格意义上的外国人,无论在她或我自己的眼中。我喜欢廖老师,因为现在我能看出她乃是个非常传统的中国女人——在我的眼中,她乃是我到涪陵后所认识的人中,最最中国的一个。她拒绝外国人对她屈尊俯就,因为她是个很具自豪感的人,但与此同时,她又能将这种自豪感延伸到我的身上,在几个月的工作后。与她的自豪感相随的,还有她强烈的传统意识,男女礼仪。她不会像许多其他年轻女人那样穿暴露身体的衣服,她也没有去染发,把自己头发颜色给西化。不像孔老师那样,她拒绝在我的寓所里上课。廖老师已婚,而我是个单身的男人,如果她一周有六个小时呆在我的家里,人们会说闲话的。我们总是在我办公室里碰面。我喜欢跟廖老师学习还有另外的原因。对于任何话题,我只要问问她,就能了解到一些中国主流的态度意见,因为她实在太中国了,而我经常用我们上课的机会来厘清一些我与其他人交道时的见闻。有一阵子,我困惑于中国人对希特勒的着迷——如果你跟老百姓聊到那个元首,人们总是给予好评。那个夏天,在西安,我认识了一个德国学生,许多中国人一旦知道了她来自德国,就变得兴奋,让她很不舒服。“哦,你来自德国!”他们说道。“希特勒!很好!”出于好奇,我经常向中国人问到他,许多人给了同样的回答——他犯了错误,但他曾经是个伟大的领袖,为他的国家做了好事。毛主席给中国人留下了对独裁者的好胃口,这似乎很自然,但我还是好奇,我向廖老师问中国人为何对希特勒态度那么积极。跟往常一样,她给了我很大帮助。她说,许多年来,卓别林的“大独裁者”一直在电视上,在戏院里放映;每个中国人都看过。“你看过吗?”我问。“当然!”“多少次?”她停顿一下,数了数。“四次,我想,”她说。“也许更多。”“那片子怎样?”“它很棒!我总是喜欢希特勒在片子里演说的样子,像一个疯子。他像这样”——她模仿卓别林模仿希特勒的样子;她挺起肩膀,挥动拳头,下巴高举在空中。“哇哇哇哇哇!”她叫道,好似在用外语发表演说,然后她格格笑个不停。“但那片子不是取笑希特勒吗?”我问。“当然!”“为什么那么多中国人对我说他的好话?”“多数人有两个矛盾的观点——希特勒是个伟大的领袖,而他也是个疯子,干了许多可怕的事情。我们同时有这两个观点,你看。而我想人们觉得他是个有趣的角色,所有他们喜欢他。他看上去很有趣。”也许,中国人对希特勒着迷的最奇怪的一点,乃是他们同时对犹太人非常尊重。在中国人之外,犹太人乃是最好的人——他们乃是极富才智的民族,人们可以从爱因斯坦与马克思的例子中看出。在西安,我曾与一个以色列人一起学习,而教师们以及其他工作人员被他相当地唬了一把。每个人都对他的才智赞叹不已,尽管他事实上不那么聪明,而中文学得尤其烂。但他是犹太人,而所有的犹太人都很聪明;每个人都知道那点,是以他们对他这个特例的真相视而不见。这情形,就跟我的蓝眼睛一样。这类的观点乃是标准化的,完全可预见,而我在中国住得越久,就越能意识到,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不是外面人常说的那么复杂。外国人总是谈着,去认识中国何等困难,这经常是不错的,但也有很多情况下,人们的观点惊人的一致,很容易预测。有一些按键你可以去揿——希特勒,犹太人,日本人,鸦片战争,西藏,台湾——而90%的回答你都可以精确预测到,包括人们会使用的词汇。这很自然,考虑到中国的状况:几乎所有人都属同一种族,这国家孤立了几百年,而现在的教育体系严格的标准化,受到政治控制。是以很自然的,这情形导致了一些特别奇怪的概念,比如对希特勒的仰慕,或者,对泰国变装者的着迷。这是我在夏天里发现的另一样事儿:你随机问一个中国人关于泰国,几乎所有人都会说一样的事,泰国人因为其人妖而出名。发现这些普遍的观念很有趣,而有时你可以利用它们。在那个夏天,我妹妹安吉拉与她的斯坦福同事托德厌倦了跟他们的翻译一起吃饭,是以我给了他们一系列话题去娱乐一下生活。托德是犹太人,我告诉他这可是张王牌,不当被浪费。在我离开后,他在单调无趣的饭局上宣布了他的民族背景。“你是犹太人?”翻译张大了眼问。“是的。”“你肯定很聪明!”在那之后,他对托德有了新的尊重。这和第二组和平队的一个教师情形是一样的;当人们发现她是犹太人,一切都变了。她的一个中国朋友向她道歉,因为在身份揭示前,没有给予她所应得的正确的尊重。夏天里的有一次,我在乘火车时学习中文课本,让其他旅客很钦佩。身为一个外国人,让中国人钦佩很容易——即便中文学得再可怜,人们也会尊重你。但在那次,有一个女人对我尤其有兴趣。“你是个中国通,”她说。“我看到你学得很勤奋。”“不是的,”我说。“如果我学习勤奋的话,我的中文会更好。”她盯着我,很显然她努力在想着什么。“你是犹太人吗?”她最后问。“不,”我说,而她脸上的表情让我想道歉。但我遏制了这冲动,我们聊了一会儿。她转身离开时,我能感觉到她的失望,但没办法:我只是又一个外国人,而根本不是个犹太人。在涪陵的第二年,一切都是新的。我有了新学生——去年所有的高年级学生都毕业了,多数在乡下教书。我自己的中文家教也跟新的一样;他们现在是真的人了,而我们可以很自在地讨论任何话题。城市好似也不像去年那般嘈杂肮脏了,而人们也变得友善。当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的话有了其意义。唯一没有变化的是我的工作;我还是在教文学,但现在容易多了,因为有了去年的笔记。我把大部分的空闲时间花在城里,四处游荡,跟人们聊天。我有了一个例行日程,一周的每一天去干什么,每天的每个时分又该干什么。有些上午,我跑去南天门,坐在公园里,看着城市苏醒过来。周二的下午,我和摄影师聊天,然后跑去望周公园。周一的晚上,我走在忙碌的中山路上。在礼拜天,我会去教堂,在那之后,我坐下来,和李神父聊天,他会给我喝点味道糟糕的咖啡。我本也不喜欢什么好咖啡,但喝下神甫的咖啡,还是出于敬意,就像他给我斟上咖啡而不是茶,也是出于对外国人的敬意。在跟李神父谈话后,我会逛到老城区,看江边的铁匠工作。然后我会走到城市中央的茶室,因为在周日,一群中老年人会带他们的鸟儿出来,把鸟笼挂在架子上。他们总是很高兴看到我,尤其是张小龙,他乃是全涪陵最幸运的人。十年前,他在一次车祸中受了伤,跛了条腿。这次受伤却很妙,因为他被正式列为伤残人士,永远也不会被海陵工厂炒掉了。那是一家国有企业,正在改革减员,但这不会影响到张小龙,他的工作乃是彻底完全了。从一次车祸得到这样的好运已经是福星高照了,而张小龙再次出击,当他老婆生小孩的时候——不是一个女儿,也不是一个儿子,而是一对双胞胎儿子。轻微残了点,却获得了证书,又得到一对儿子——实在太美妙了;在现实生活里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儿;人们只会在故事里写到这么好运的人。每个周日,张小龙骄傲地拖着他的瘸腿来到茶室,带着他的鸟笼,坐在阳光下喝茶。他是全涪陵最幸福的男人,也是最好运的,而我喜欢跟他聊天——不是因为他特别有趣,仅仅因为他总是快乐着。而他让我想到了我在涪陵也不乏魅力。无论我走到哪儿,人们都知道我是谁,而我可以跟随我的例行日程走,保证常见到的人都喜欢看到我。那儿还是有不少年轻人,嘲弄着大叫“哈喽喽喽喽喽!”,当我走在街上时,但那已不如去年麻烦了,无论如何,多数人的友善淹没了这一点点的骚扰。这是同样的一个矛盾谜题,我在夏天时发现的——中国人可以让外国人感觉很难相处,但同时他们也可以非常耐心,大方,而对你所来的地方无比好奇。我感觉到,我花了一年时间来应对身为一个外国人的艰难之处,而现在,我享受着所有的好处。在许多方面,这城市为我转了个圈,不过当然我才是那个真正改变的人。我是一个新人了,何伟,或者,根据四川人的发音,霍伟。那是我在和平队培训时所给的,它在中国很普遍:给予的名字,伟,意味着伟大,跟美国的约翰差不多普遍。那个家庭名字,也很常见;无论我到四川那儿,都有许多的何,而当我自我介绍时,他们总是说我们是家们儿,一家人。在学校里甚至有另一个何伟,他在体育系教课。这里跟大多数国家不同,那儿你能用自己的真名,或者相接近的名字,跟你所来自的地方有一个清晰的联系。我的中文名字和我的美国名字没有任何关联,而成为何伟的那个人与我的那个美国自我也没有真实的联系。这就带出了极大的自由空间——在二十八岁时,我突然有了一个崭新的身份。在这个身份上,你可以修修补补,从改变你的名字开始。亚当在头一年的末期就那么做了,因为他原来的中文名字,马尔康,听起来太外国了(它的读音也跟四川一个猪饲料牌子很接近)。想要找一个不那么农业味,又更加中国味儿的名字,亚当向他的学生征询新名字,写出解释来,在几轮后,得出了梅致远。那个给予的名字,致远,意思为“为高尚的目标所驱动”,也和马致远同名,那是七个世纪前的元代诗人,写过一首著名的思乡曲。几乎所有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知道那典故,而其后有作家在他们的文章里用到那两个字。突然间,亚当从猪饲料进入了一个高贵的典故中——外国人在中国重新定义自己,就这么容易。我从没改过我的中文名字,但我察觉到,我的中国身份与我的美国自我区别那么显著,给我带来了方便。最终,我把自己想作了两个人,何伟与彼得哈斯勒。何伟直到我在涪陵的第二年才变成一个真的人,而随着时间过去,我发觉他成为我大部分的身份:除了我的学生同事,以及其他的外国人,所有的人都只把我当作何伟,而且他们只从中文的语境里认识我。何伟与我的美国自我截然不同:他更为友善,他渴望与每个人交谈,他从交谈中获得极大乐趣,即便是最神经的交谈。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就能让他显得好玩;用当地方言说几个词儿,他就能给涪陵人民带来无穷乐趣。何伟也很蠢,这也是我最喜欢他的部分。他说话带着口音;他的语法很糟糕;他对自己犯下的小错误笑个不停。跟蠢人打交道,人们觉得放松,他们发觉跟何伟聊天很容易,即便他们发觉经常要说两次,或者往他的本子上写下新词儿。何伟总在兜里揣着他的笔记本,用来学习新词儿,也为了记下交流中的句子。当何伟回家后,他把笔记本放在彼得哈斯勒的桌上,让后者把一切打入电脑中。我的寓所里有两张桌子。一张用来学习中文,另一张用来写作;一张是何伟的,而另一张属于彼得哈斯勒。有时这种关系叫我泄气——在何伟的愚蠢背后,另有一个人紧密观察一切,做下记录,似乎显得不对。但我想不到一个方案来解决这种分裂;我有我的中国生活,我的美国生活,即便他们占据了相似的领地,他们又截然不同。我的公寓很大,两张桌子放在不同的房间里。何伟与彼得哈斯勒从不碰面。那笔记本乃是他们共享的唯一物件。在礼拜天,教堂里举行了一场葬礼。诺林生病了,我一个人前往,想用我的弥撒书的指引来跟随仪式的进行。我总是喜欢参加教堂弥撒,因为这是一个不错的中国体验,而它也让我想到童年,我最早的阅读经历就是在做弥撒期间。仪式过后,人们绕着庭院走,我能看出,这次有点特殊。李神父与我坐在屋子里,他在那儿叫了咖啡与曲奇饼,一个年长的女人用托盘端上。这咖啡比平常的更难喝。我谢过了老妇,尽量喝下去,用吃曲奇来缓和味觉。李神父与我相互问候了对方的健康状况,然后他提到了今天的仪式乃是一个葬礼。“哦,我很遗憾,”我说。“是谁?”他说了一个妇人的名字,我并不认识。“她多大年纪了?”我问。“八十岁。”“她活得挺长。”“是,”神甫说。“而且她对我们教堂很好。她每个礼拜日都来。”“她做什么工作?”“她退休了。但在那之前她在海陵工厂。”有一个小数目的教徒每周都来参加弥撒,而我又问了一些问题,看看能否记起那个妇人来。李神父耐心回答了,最后他指向我身后,道“她就在那里。”我转身,看见那个妇人躺在我身后十英尺外,屋子深处的一张桌子上。那地方光线暗淡,进屋时我没留意到她。一张白色布单拉到了她的下巴处。她是一个小小的妇人,灰色头发,嘴皱闭着。我记得在教堂里见过她。我正吃着一块曲奇,现在我把它放下了。“哦,”我说。“她就在那儿。”“是,”李神父说。“那就是她。”“唔,”我说。“我想我要出去了。”庭院里阳光灿烂,教徒们在长纸条上写着挽言。有许多大大的花圈,用白纸与竹条做成的,靠在教堂的墙上。在阳光中,我从刚才的惊吓中迅速恢复过来,我看着人们做着哀悼的事务。所有的老妇人刚才都在耐心等待我喝完咖啡,现在她们进了屋,向遗体致哀。那妇人的儿子也在,一个五十多岁的人,看到一个外国人来参加他母亲的葬礼,叫他惊喜莫名。我说他的母亲总是对我很好,这让他更加高兴。这里有一个传统,由逝者的家庭在葬礼上派发小礼物,而她儿子给了我一些水果,还有一盒奇声牌香烟。我谢过了他,接受了香烟。很难想象一个更适合的葬礼礼物。之后我去了茶室,张小龙,涪陵城里最好运的人,咧嘴笑着向我招手。他与几个老朋友在一起,我坐在旁边一张空桌旁。女服务生过来了,微笑着,问我要什么。“洋鬼子要一杯茶,”我说。叫自己洋鬼子,是最容易,也最能解除人们防备心的笑话。在那个夏天,我开始用这个词儿来形容自己,而人们经常不知如何反应;有时他们觉得尴尬,试图说服我去用别的什么字眼。但我总是自豪地回应说些“我们洋鬼子有悠久的历史”或“我们洋鬼子有伟大的文明”一类话。在茶室里,这是一个老笑话,在我与小姐之间,她在这儿工作。她掩了嘴笑,然后给我斟上了茶。我刚在街上买了报纸,现在我读着它等茶凉。这是一个典型的日子,在茶室里,有几个人过来和我说话。在上午快要过去时,一个我不认识的年轻女人过来,坐在我的桌边。我们聊了大约有十分钟。一个女人这么来接近我,略微有点不同寻常,但也没有异常到让我去想到什么。她的名字叫李佳丽,而她向我要电话号码。这也很普通——我总是把自己的号码给涪陵的人们。唯一的问题是有些人会在早上五点至七点间给我打电话,所以我常在睡觉时将电话线拔掉。我把号码给了李佳丽,没再多想。一个星期后,我回到了茶室,而她又一次坐在了桌边。她穿着非常短而紧的裙子,上了浓妆。她并不漂亮,但她很成功地吸收了某一类小姐的做派,笑得太多,说话扮可爱,在每句话的尾端拖长声调。在茶室里工作的女孩不像她那样,而我看到她见到李佳丽在桌边摆POSE时,摇着她的头。那些老男人也盯着她看,甚至他们的鸟儿也似乎惊住了,陷入沉默。我能察觉到有些事要发生,而我并不明白是什么,我说声抱歉,付了钱,离开了。李佳丽尾随着我出了茶室。“你去哪儿?”她问道。“我得走了,”我说。“我要去吃饭,然后回家。”来源:() - RIVERTOWN(江城)——PETER HESSLER(何伟)_讨厌权力_新浪博客我们经过了一家我常去的米粉店。突然间,我非常害怕这个女人跟我回家,被人看到她和我一起在校园里。“我要走了”我说。“我要在这家餐厅吃饭。再见。”“好的,我和你一起吃,”李佳丽说。餐馆的老板清出了一张桌子,我发现自己和那个女人坐在一起。这就是在涪陵的情形——事情向我走来。通常我喜欢这种被动情形中的不可预知性,但今天,我怀疑她的动机,而我不知道如何行事。她坐着那儿说着,而我问她在哪儿工作。“那不重要,”她说,而突然间,那显得非常重要了。“你在涪陵工作吗?”“那不是个好工作,”她说,耸肩。“但我的叔叔在重庆给我找了个好工作。他有一家大餐馆——他很富的!他给了我一份工作,在那儿当小姐。我叔叔餐馆里的小姐穿着漂亮的衣服——我会穿一件旗袍,像那样”——她给我展示那看上去是怎样的:没有肩,紧紧围着脖子,在大腿高处分叉。“哦,”我说。“但那很贵的,”她说。“我要自己去买那旗袍。”“那太糟了,”我说。“你喜欢唱卡拉OK吗?”“不,”我说。“我不喜欢常卡拉OK。大多数美国人都不喜欢唱。”“我们应该找个时候去卡拉OK。我来教你怎么唱。”“对不起,但我对卡拉OK没兴趣。”“那也没事,”她说,微笑着。“我对你们美国很感兴趣。”“我的美国的什么让你感兴趣了?”“所有的。我想去那儿。”我不喜欢这谈话如此发展下去。“这很难做到。”我说。“我想要住在你们美国,”她说。“那儿的人比这儿的人有钱。”“美国有很多穷人的。”“不像涪陵那么多。”她说的不错,而我想用另一招。我谈到了获得签证多么困难,然后米粉上了。我吃得很快,想着下一步该怎么做。“何伟,”她说。“你很可爱的。”她用一种最佳的小姐语调说道,我敢保证餐馆里的其他人都在听着了。“你的眼睛很漂亮,”她说。“我想你们外国人的眼睛比中国人漂亮。”“那不是真的,”我傻傻地说。“中国人比外国人好看得多。外国人很难看。”她把这当作赞美,微笑着,想要红一红脸。我想道:何伟,你是头笨驴。“我喜欢听你说我们中国话,何伟,”她说。“它听起来很好玩!”我想到了大学时,有些家伙嘲笑来当地做换工的瑞典女孩,嘲笑她们的口音与她们的茫然。这不是个很好的比较,而我尝试不去想它。我们现在要离开餐馆了,在我付钱时,老板咧着大嘴。在街上,李佳丽挽着我的胳膊,而我站在那儿,感觉难以置信,而又无奈。一个涪陵女人在摸我,我们正在南山门十字路口附近;所有人都在向我们揿喇叭,或者看起来如此。“我现在得走了。”我结结巴巴道。“你不能跟我一起走。我今天很忙。”“下周是我的生日,”李佳丽说。“那很好,”我说。““下周见,”她说。一辆车驶过,喇叭高叫,我都闻到了废气的热度。太阳很暖了,我在出汗。“再见,”我说,最后她让我走了。两天后,李佳丽打来电话,而何伟接了。她问他星期天去不去茶室,而他回答说去的。他每个周日都在那儿,没理由撒谎。板黄小强想要一台VCD机。他想要一部手机。他想要辆车,可以去做个的士司机。他想要往股市里投更多的钱,他想要增加他的收入,让他身边的人,包括他的父母,妻子,两岁的儿子住上更大的房子,更多安全感。他想要全部这些东西,但现在他有的只是一家米粉店,叫做学生之家,而他尽力把它做好。这家米粉店有的,是一个好位置。它多少算是在河东区的中心,街对面就是师专的大门,那儿有女人在摆摊卖些水果,小吃。几乎总有学生坐在餐馆的六张桌子上,而在星期日晚上生意尤其繁忙,当学生们上完了政治课,前来吃晚饭。在学生之家楼上,有一家可疑的卡拉OK,在晚上,小姐们会下来用餐。小姐们带着BP机,化着浓艳的妆,大声说着话,她们边上就坐着面孔稚嫩的学生,刚刚结束他们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讨论。黄小强认识所有的当地人——公交车司机与水果摊贩,陶瓷厂的工人,以及小店主,学生与卡拉OK的小姐。他知道他们的例行日程,公交车的时间表,工厂的排班,以及师专的政治会议,而他个人的例行日程则与河东区其他人的生活缠绕在一起了。餐馆的时间表很简单:早上六点开门,晚上十一点关门。“很辛苦,”黄经常说。不过他的话只有一半当真,因为他有太多的帮助了:他的父母和他的妻子,一个漂亮的二十五岁的女人,名叫冯小芹。他的大姐,在街下方的陶瓷厂上班,也时不时过来帮助。而通常那儿还有别的工人,亲戚,以及朋友,从黄的家乡白桃村来,那是在涪陵的南面。事实上,在所有的工作者里,黄小强可能是最不努力的一个。他的妻子与母亲是餐馆的梁柱,因为黄花了太多时间抽奇声牌香烟,培养与当地人的关系。他二十六岁,在五年前,他从成都乘长途火车去了新疆找工作。“太冷了,”他说。“那儿有工作干,而且还不错,但天气不行。冬天太冷,夏天太热。”下一年,他往南去了广州,那儿天气比较好,但工作却不对他的口味。对于四川的年轻人来说,这是一个常见的范式。在过去,四川是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超过1.2亿人的家。在1997年的三月,它被一分为二,涪陵以及其他的江城归入了新成立的重庆直辖市管辖。这个变化是要提升这个地区的管理水平,也是为了三峡工程准备,但这个分割时间太短,影响不到一般人对四川的观念。涪陵居民仍然自称为四川人,而这片地区还是毫不缺人。世界上每五十个人中,就有一个来自四川。而且他们经常会去别的地方。这片地区的大山与河谷很久以来都是艰苦生活之地,使得年轻人离开这里,在每一个中国城市里,都可能见到四川移民。他们常做的工作有餐馆,或者建筑工地,或者美发厅的员工。中国的城市居民通常不怎么喜欢四川移民,说他们工作勤奋,然而没文化,聪明然而不可信赖。有些人说四川女人水性杨花;四川男人狡猾。那些当然是我们所熟悉的刻板说法,窠臼印象,对于世界上任何地区的工业移民都是一样。而那些话对四川人来说,一点也阻碍不了他们的决心,也跟其他离开艰苦环境的人一样。四川人另外有一些出名之处,在他们吃苦的能力。他们不理会人们怎么想,而且他们不在意找到的工作是什么,只要那是工作。而他们一群群继续离开。但黄小强回了家。他结了婚,买了这家米粉店,堕入了常规的生活。在早晨,他与其他工人做抄手,馄饨的当地版,在中午,他们忙着应付午餐的高峰时段,夜深时,当第二天用的米粉到了,他们把软软的一根根捆作五盎司的一把把,为明天做好准备。一天又一天,都是一样。在店里,黄小强很少谈及政治。一天夜里,当被问到政府时,他耸耸肩,说关于中国的政策,他可没什么关系。“江泽民很大,”他说。“而我很小。”他注意到一本英文书的封皮上有毛泽东的照片,那是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而他读着标题。“看不懂,”他说,笑了笑。但他理解那照片;他家的墙上有毛泽东的画像。“毛泽东是我们的领袖,”他说。“在革命期间,他是个伟人,但后来……”他摇摇头。接着就是一个故事,那种故事在中国非常普遍,而对一个外国人来说,又让这个国家变得无比的陌生。这是个短篇故事。黄的祖父是一个地主,而在1958年,在共产主义的土改期间,他被处决了。黄向我展示他们怎么毙掉他的——在后颈上——然后他笑了。但这是个很不踏实的中国式笑容,里面没一丝幽默。它只是替代了那些没说出的话。但在中国近代史的狂流之中,1958年乃是很久以前了,这也是那些故事如此简短的另一个原因。故事讲了,又走了。“今天所有事情都好多了,”黄小强说得很快。“在过去,你不能自由说话。一旦你说了什么,就总是担心它是资本主义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但现在不是那样了。自从邓小平做了领袖后,所有的事情都好了。生活水平高多了,我们可以做生意。我们现在跟地主一样了。”来源:() - RIVERTOWN(江城)——PETER HESSLER(何伟)_讨厌权力_新浪博客这话引发了餐馆里一次简短的议论,有顾客跟黄争论起来。那个词儿“地主”还是有政治意义的,也许他用得有点轻佻。但这争论没持续多久;其他人意识到,他所指的乃是机会,而非剥削,而且无论如何,他们中没一个关心政治。多数人跟黄一样,乃是独立的工作者:的士司机,摆摊的,小店主。他们不属于单位,那就意味着,他们的收益,只决定于智力,努力,和运气。单位的缺席,也意味着他们享有相当的自由。黄小强不参加任何政治集会。没有人告诉他工作多少小时,或者店里该提供什么服务。他交的收入税很少,而且跟他实际赚多少没什么关系。一个政府官员每年来一次,预估餐馆的月收入,然后黄交上10%。现在,预估值乃是一个月一千块,由是,他每月交税一百块。事实上,餐馆每个月一般收入两千到三千元,但不管怎样,税还是一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好处在于,小生意可以几乎不受约束地资本主义化,对黄的家庭来说有好处。但另外一个特色乃是政府对没单位的人不提供保险,是以餐馆的工作时间乃是十七个小时,而黄小强想找新的路子赚钱。与此同时,他又满足于经营餐馆,对中国的政策,他既无怨意,也没有广阔的视野。而他的非单位顾客们多少也是一样。他们只是想工作,混出个好日子,而且,也许,像黄一样,跟家里人一起工作,他们的幸福就翻番了。学生之家乃是个小天地。它没有从河东区延伸出多少,而它的中心在黄的家庭上。他两岁的儿子,黄凯,在餐馆里走出了他人生中的最初几步。他从菜单牌上认了最初的几个字,而他最喜欢的食物是抄手。在安静的时候,小孩坐在祖父母的膝盖上,看着儿童书。他的祖母,王朝淑,并不识字,但她用心背下了书,读给黄凯听。他们没有去其他地方的欲望。“我们在这里一辈子了,”黄小强说。有时他们表现了对外面世界的兴趣——黄的父亲,黄能,常问到一张去美国的机票多少钱,要多少时间。“十五个小时!”有一次他说,非常惊异。“在飞机上有厕所吗?”“当然有了,”他的儿媳笑道。餐馆里的另一个客人,一个小店主,说话了。“在重庆与成都间的大巴上有厕所,”他很有知识地说。“电话也有。在高速公路上,只要开四个小时。”但这些仅是聊聊而已;他们并无旅行的愿望。“太贵了,”冯小芹说。如果有了钱呢?“如果我有了一万块,我就想要四万块,”她笑道。“我就是那样的,像所有人一样——总是不够。你们美国人那么喜欢旅行。那么多麻烦:你要把你的包带到这里,带到那里。我不会想去美国,不想去学英语。太麻烦了。”所有的变化,都是在餐馆的小天地里。在1997年的秋天,师专,作为楼的所有方,突然把月租金从三百元提高到了七百元,而黄家削减了开支。他们买了公用电话,来增加收入。但第一个月里他们亏了三百元,因为他们不了解长途话费。下一个月,他们调整费率,就获利了。黄小强花了四个星期,三千元钱上了培训课程,以弄到驾驶执照。这个文件是他最骄傲的财产;在中国,取得驾驶的特权乃是困难而昂贵的。他开始找工作。“我没有关系,”他说。“但那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他们主要看你的能力,而且需要点运气。”就这样,他没有工作,但他有驾照,那意味着机会。当然,他还有他的餐馆,他的新电话。他还有一处五个房间的住所,以涪陵标准来说很大了。他有一台彩电,一套音响,一个35毫米的相机。他有了一个儿子。他有他的家庭,而他的家庭有来自学生与河东区居民的帮衬,以及尊敬。在他们眼中,黄家人是好心,大方的。他们的世界很小,但他们细心照料着。现在是清晨,黄小强在做抄手。他坐在各类馅料面前:一碗猪肉馅,一碟子小小的四方形面皮,一碗水,一个盘子。他拿着一只筷子。他捡起一张面皮在手中。他用筷子蘸一点肉馅,放入面皮当中,然后筷子往水里蘸一蘸,把面皮的四角合在肉馅上。完成的馄饨有两个角,一个叠在另一个上面。他把抄手丢到盘子里。在中国其他地方,这食品叫做馄饨,但四川人有他们自己的叫法,而他们叫其作抄手——“交叉双手”——因为那抄手的两角是交叠的。在四川多数地方,你可以走入一家餐馆,不出一声点抄手。交叉你的胳膊,他们就明白你想要什么。做一个抄手,只花黄小强不到五秒的时间。他捡起另一张面皮,塞了肉,湿了角,折起来,把抄手丢入了盘子。这个看起来跟前面那个一模一样。他再做了一个,又一个。在外头,太阳升起了,小巴士在揿喇叭,卖水果的女人在布置摊位。橙子上市了。黄小强做了更多的抄手。它们都做得很好,而且一模一样。第九章钱在涪陵,钱对我没多大意义。我一个月挣一千块,而一个中国城市家庭的平均月收入是430元——五十一美元,在官方汇率下。在农村地区,平均月收入只有175元,但农民们可以省点钱,因为食物是自己种的。(这个收入数字也许不准确,偏低。)我的薪水相对来说是高的,只要我不去太多旅行,生活是舒服的。一张去重庆的水翼船票为80元,虽然你可以坐慢船来省钱,那是二十四元,多数当地人也是那么做的。在头一年里,我经常坐慢船而上,直到某天夜里一只老鼠跑过我的头上,在我睡觉时。我醒了,开了灯。船舱里满是老鼠,棕色,肥肥的江鼠,拖着长尾巴。它们四散在地板上,钻进人们的行李中去。其中一个爬上了下铺的一个女人身上。那个女人在被单下转转身,没醒来。我对那些老鼠看了一阵。最后我离开了船舱。余下的夜晚,我坐在甲板上,听江水流过。我想着坐这船省下的钱,大约是七个美元。在那次后,每当我要往上游去时,我都选择了水翼船,但这种情形也很少。我在重庆有些朋友,除此之外,我没什么兴趣到那儿。多数时候我并不旅行。呆在涪陵,让我花不掉我的月薪。没有理由去存钱;小心开支,我每月可以省下三百块钱,那意味着一年的节俭生活可以奖励我四百美元。那是和平队生活的一个好的方面:我的薪水那么低,省钱毫无意义,但我的涪陵生活那么简单,那么便宜,让我不需要担心我的预算开支。在某个意义上,我此时是最富裕的,因为那就像是玩具钱,我根本不用去想它。在城市里晃荡时,我胡乱消费了不少钱,买任何吸引我眼球的东西——书,图片,小饰物,黑市的卡带。有一次我挑了个竹子的钓鱼竿,不为任何理由,把它放在我餐厅的角落里,让它在那里积灰。在军品店里我买了人民解放军的制服与配件。那种店里卖所有的东西——衣服,鞋子,野营装备。一根夜行棍要三十块;手铐130块。有三百块,可以走进去买一把高力度的电子枪。如果你有单位证明的话,可以花不到两百元,买一个杀气腾腾的催泪瓦斯。他们不卖手枪,但你可以买到枪套。从不同的店里,我把我的制服一块一块拼起来:旧式的解放军裤子,上面有红黄色的长条,一件公安的背心,一件不错的部队夹克,带垫肩的,一顶短沿的红军帽,额头上有一颗红星。当我花十五块钱买肩章时,那个售货员很严肃告诉我说那玩意儿不对——显然外国人应当在肩上挂别的什么东西,当他打扮成人民解放军的军官时。我反正还是买了;它们跟我帽子上的红星,裤子上的条挺配。有时候我会在上课时穿那制服,那总会让我的学生们很兴奋;他们有些人想说服我每天都穿。我从没全副武装进城过,但我时常会穿那裤子,那挺舒服的。许多农民和棒棒军也会穿它们,而有时候人们问我是不是维族人。除了我浪费的钱之外,几乎我所有薪水都花在了吃上,因为我每顿饭都在外面吃。餐馆可算这城市里最舒服的地方之一了,有些老板是我最要好的朋友,而四川的食物很棒。没理由让我自己在涪陵做饭。我每天至少要去一次学生之家。通常是我一个人去,但一周里会有些时候我们四个志愿者在那儿中午聚餐。我们向冯小芹展示如何做四川版的意粉,而亚当在餐牌上写下外文。除了我们外,没人会点意粉。后来,他们有了台电话机,亚当和我有时会提前订餐。这种专业感让餐馆的人很高兴,他们也开始打电话到我们的寓所,邀请我们去吃饭。我会接电话,而黄小强会问:你们来吃午饭吗?你们想吃点什么?亚当和我告诉他一碗米粉,一碗意粉,然后我们跑下山,乘热吃饭。我最喜欢星期天晚上的餐馆,当它挤满了学生时,而街上全是享受周末最后时分的人。但在晚午时分也很好,这时生意不多,我会独自坐着看报纸。我会跟他们一家人聊天,经常谈到钱,几乎涪陵每个人都在谈钱。我已经习惯了谈论那个,即便对我来说,那不是真的钱,而我每个月都让它从我指尖溜走。十二月的一个下午,我坐着看黄凯在餐馆的台阶上玩儿。他像冬天里所有的中国小孩一样,乃是一捆鼓鼓囊囊的衣服。他的帽子和裤子是她妈妈手织的。他的裤子在裤裆处开了口,因为他还没学会上厕所,他的屁股和腿内侧因为寒冷而发粉红。他快二岁了。他穿着一层一层的汗衫与毛衣,外面是一件仿皮的夹克,是他妈妈在城里买的。“质量很差,”她的态度不以为然,当我为了那衣服赞扬她时。“只有二十元钱。”她总是告诉我黄凯衣服与玩具的价格。我吃着米粉,从我美国制造的塑料耐尔吉水壶里喝水。在中国,这种野营的水壶乃是无价的;它们由硬塑料做成,能够盛滚水,那种滚水在中国的酒店,餐馆,火车,轮船上都有供应。当我初次来到四川时,这种水壶还不普遍,虽然偶尔在成都那样的大城市里,我见到一个的士司机在用。通常那是通过一个亲戚或朋友从发达的沿海城市如深圳那儿买的。在1997年的早春,几个成都商店开始囤积冒牌的耐尔吉水壶了,到了六月,每个人都有了。成都是个相对时髦的城市,外国风尚较易快速传播,经常不需任何原因。城里多数的自行车后挡泥板上,都装饰有“英特尔奔腾于内”的贴条,跟那些美国的电脑上的一样。成都几乎所有的自行车都只有一个档,肯定也没有英特尔在内;但那个贴条很时髦,你在哪儿都可以见到。对于冒牌耐尔吉水壶的需求比较容易理解,尤其是在一个如成都般喝茶成瘾的城市,水壶通过社会各阶层迅速传播。他们首先为的士司机所拥有,他们比较容易在这种潮流中先导——的士司机有一点独来独往的品质,钱也不少(的士司机的地位改变,在过去十来年可谓巨大)。在那之后,生意人跟上了,然后是小姐们,最后,到了夏天,甚至茶室里的老人也从假冒的耐尔吉水壶中啜茶。很快,你就能花二十块钱从四川任何一个城镇里买到了它了。那些瓶子有一个标牌,把它们形容作美国人做的太空瓶。但它们显然是中国工厂的产品,因为它们没什么标准,而商标经常拼错。在那个意义上,事情跟十七世纪并无太大变化,当时一个叫多明戈的西班牙神甫形容了中国的商业模式。“中国人非常善于模仿,”他写道。“他们能把见到的所有欧洲货模仿到完美。在广东省,他们把几种商品仿造得十分完美,以至于把那些货品当欧洲货卖到内地。”即便在这些水壶普及到了涪陵后,黄凯还是对亚当与我用的水壶十分着迷。这跟那闪亮的塑料有关,也因为它们和外国人的联系有关,黄凯始终不太信任外国人。十二月的一天,我晃着我的水壶,把它放到凳子上。那小孩蹒跚上前,小心又好奇。“股票,”他说。“股票。”我转向他的妈妈。“他觉得它跟电视上的股票信息很像,”她笑着说。她手指向水壶的一侧,那儿显示着容量的标记水平,从100毫升到900毫升。我的水在五百毫升,还在减少。黄凯忘了那水壶,转去了台阶上。他爬在地面,裤子裂开,在地上滚着一只玩具车。过了一会儿,我听他对自己嘟嘟着。“毛主席,毛主席,”他说。我不知道什么促使他说这个:在他家的客厅里,有一张毛泽东的画像,也许他想到了那个。他还没到两岁,脑子却已经混杂了许多的东西。毛主席憎恨金钱。他的父亲——一个狡猾,贪婪的地主——挣了不少钱,也许部分是出于对他的叛逆,毛泽东憎恨任何与钱相关的东西。身为一个贫穷的革命者时,他鄙视它,身为共产党的主席时,他拒绝碰它。毛是新中国的父亲,是以,也许部分是出于对他的叛逆,现在的中国人许多时间想的,谈的,都是钱。也许只是因为现在他们的钱比从前任何时候都多了,有了更多的手段,去赚,去花,然而即便有了那么多新钱,却总还是不够。在涪陵所有地方,都有人在谈钱。这没有什么可羞耻的;当说到财务问题上时,没理由羞羞答答。每个人都知道每个人的收入,而一旦某个朋友有了样新玩意——一件衬衫,一个收音机,一只笔——你会问他花了多少钱,他就会告诉你。提到钱,就好像过去人们碰面时的习惯:吃饭了吗?直到最近,这国家多数地区都还是穷的,而吃饭乃是人们找到真实乐趣之处,就像他们从挣钱中找到真正乐趣一样,不管是怎么挣的。我喜欢这种坦诚;它帮助我去了解人们的生活,因为我可以问他们的收入或开销,不用担心冒犯他们。我总是告诉人们我自己的薪水(当然,考虑到何伟对他收入的态度,这并不难)——一般说来,这是人们所问的第二个或三个问题。在第二年里,这种自我揭露几乎不需要了;看起来城里的每个人都已知晓。一天夜里,我坐在南山门一张椅子上,跟聚拢来的人聊天,有人问到我每月的收入。在我回应前,另一个声音叫道,“他一个月挣一千块!所有师专的老师工资都一样!”人们总是在谈钱,而我不会把他们形容为贪婪:我在涪陵所认识的中国人非常真诚的慷慨大方。如果我跟某个人一起吃饭,他或她会付钱;事情通常就是这样,我就是没办法。我们的学生也是如此——如果他们刚巧在学生之家吃饭,而亚当与我也在,他们总是想要付账,尽管他们的财政很紧张。同学们一般的预算乃是每个月两百块钱,或者说是二十四美元,那对他们的家庭来说,已经是不小的开支了。因为师专的多数学生都来自贫困的农村地区,学校给他们每人每月五十元的补贴。在米粉店里,我们学会了提前付账,当学生在身边的时候,尽管老板并不赞同这个。“你们是他们的老师,”冯小芹有一次对我说。“他们尊敬你,而他们应该为你付账。那是我们中国的传统。”她也很大方;我经常在餐馆里免费吃饭。来源:() - RIVERTOWN(江城)——PETER HESSLER(何伟)_讨厌权力_新浪博客部分的原因仅是因为“外国朋友”综合症,但在一个较小的程度上,他们对彼此也是这样。他们特别对他们的家庭慷慨——如果关系较近的亲戚需要钱,他们毫不犹豫,也不期待归还,钱就给出了。我的一个一年级学生,阿默,现在已毕业了,在西藏教书,那儿的收入是一个月一千元——比他在四川乡下教书的收入高一倍。但阿默把他一半的工资寄给了乡下的父母,他们都是农民,而在这种慷慨行为中,没有一丝负担或后悔的成分。“那是我的责任,”他只是那么说,当我问起的时候,而他解释说,只有这样,他的弟弟才能付得起他的学费。阿默在西藏的工作任期为八年,如果他提前离开的话,罚款高达两万块,但我从没听到他抱怨这份支撑他父母与弟弟的工作。在涪陵,所有事情都有个价格,而罚款乃是生活中常见的一部分。如果考试没通过,学生会被罚十元,教室清洁不合格,两元,早操错过了,一块半。我从另一所四川学校的和平队员那儿听说,一个学生被罚了五百元——足够两个月的开支了——因为在校园里公开和女朋友牵手,当一个政府代表来城里的时候。所有的这些,都是为了成年所做的准备,而成年后也有其罚金。有时你得为一个新工作而交钱——一个反向的奖金吧。廖老师起初在她家乡自贡一所学校里教书,但她的丈夫在涪陵,结婚后,她想搬来。她申请了,在涪陵找到了工作,但这时纠纷开始。自贡的单位要求她付五千块钱才能准许她离开,而涪陵师专也可以要她那么多钱,才让她开始工作。但涪陵这边把那钱给免了——显示出他们很希望廖老师来中文系工作。她很为此骄傲,涪陵师专给了她工作,不收一个子儿。你得是一个好老师,才能免费得到一份工作。生第二个孩子的价码,超过了一万元,至少在接近师专的乡下是如此。在城里很少有人敢那么做,如果一个女人生了第二个孩子,她有失去工作的危险。如果她不是为一间国有单位做事,会有别的压力手段,有了第二个孩子,可能导致这个女人被迫做绝育手术。多数城市居民看来已习惯了计划生育政策,接受其后果,而无抱怨。毕竟,他们每天都在涪陵拥挤的街道,人行道上摩擦妥协,这使得人口控制显得容易理解。但在乡下的态度便不同。在那里你可以躲避权力部门,而中国人给这些躲避行为一个词儿——超生游击队。一个女人会去跟亲戚一起住,直到她生下了孩子。在接近城市的地方它并不普遍,那里权力部门控制很紧,但随着你往山里走深了,家庭的规模就逐渐增长。一次我在公交车上碰上一个农村妇女,她刚从集市回来,我们的谈话很简单,跟我许多次与说方言的本地人交流的情形一样。她问我挣多少,从哪儿来,为什么来涪陵这么糟糕的地方。这些都是很普遍的主题——人们总是奇怪,一个有自尊的外国人何以住到涪陵来,工资才一千块。对此,我没有回答;我不会告诉他们真相,说涪陵的不完美才是我喜欢这城市的部分原因,而正因为工资少,我才觉得富裕,我不需要担心存钱的事儿。我告诉那女人我是被美国政府派到涪陵来的,那是最简便的解释方法——在中国,每个人都理解政府决定你的工作是什么意思。我向那个妇女问到她的家庭,她说有两个孩子,一个女儿,一个小儿子。“但两个孩子不会给你带来麻烦吗?”我问。“是的,但也并不厉害。我们得付罚款。”“你的儿子多少钱?”“四千块。”“那不像现在那么多,是不是?”“是。现在人们要付一万块。我们没付那么多。”“那很好,”我说。“那时比较便宜,”她带着怀旧的气息道。“在那些时候,罚款不是很重。”“你一年能够存四千块么?”“除非是年头不好。”“所以那不算很多。”“不算很多,”她说。女人坐在那儿微笑着,想着她那四千块的儿子在家里等她。她收拾一下竹篮里的东西,又转向我。“你们国家有计划生育政策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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