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如此反应的地方,在中国绝不仅限于涪陵一处。无数的作家,中国以及外国的,都曾经关注过这种倾向。鲁迅,或许是中国二十世纪文学里最重要的一个人物,曾以强烈的情绪和挫折感描绘了共产党统治前的中国社会,在同胞需要帮助时,人们置之不顾。我在我自己学生的写作中也发现了类似的受挫感,尤其在他们编写关于罗宾逊来中国的故事中。许多故事的主题都是罗宾逊盗窃腐败官员,但另一个常见的主题乃是罗宾逊以行动助人,而群众消极围观。一个学生写道:有一天,在街上,他看到了一个扒手掏别人的钱。与此同时,他发现了那女人周围的人们也看到了扒手的动作,但叫他失望的是,没有人挺身而出,阻止扒手。他们装作没有看见……有那么多学生的故事描写了相似的场面,叫我震惊。而他们总是继续写到罗宾逊挺身帮助被群众抛弃的人——一个小偷的受害者,或者公开场合受欺凌的人,或者掉落河中快要淹死的人呢,而被一群乌合之众围观。对我的学生们来说,罗宾逊的行为就是英雄主义了,在群众无所作为时有所行动,而他们将其抬升为了理想,可见,在现实生活中,这种事儿很少出现。我察觉到,关于人们对三峡工程的消极态度,这也是一个小小的理由。大多数的人们不会直接受到影响,所以他们无动于衷。尽管城市里有一大片区域将被淹没,在未来的十年中,这却不是一个社区的议题,因为这里没有一个我们通常所定义的社区。这里有许多的小团体,有许多的爱国主义,然而,就和全世界大多数的爱国主义一样,其更多是为恐惧与无知驱动,而非一个和祖国真实的情感联系。而且你可以操纵这些恐惧与无知,告诉人们大坝对于中国意义重大,尽管它可能会摧毁大江,摧毁江城。大坝对于那些不幸住在河岸两侧的人们来说,的确是一个问题,但即便他们也不会去惹什么麻烦。跟大多数中国人一样,他们已经因他们的历史而变强韧了,在涪陵这么偏远的地方尤其如此。所有触及这城市的重大变化都是从其他什么地方来的———太平天国的战士从东边儿来,国民党从南京而来,共产党的土地改革起始于北方,顺着长江的河谷而至。三线工程来了又走了,横扫一切。在最近的几年里,新鲜诱人的产品沿着长江,由重庆顺流而下,同时也带来了新的自由市场经济。甚至外国人也开始在涪陵的下城区马路上亮相了。你只能接受这些变化,顺应它作自我调整,因为你无法控制。这就像长江一样,它从某一它方而来,往某一它方而去。未来的有一天,它会上升四十米,你也只能应付。有一次我问一个朋友大江的上升会带来什么问题么,而他就和孔老师一样,看似对这个问题感到奇怪。“嗯,”他最后说,“船会浮的,所以不会有事。”这里有一种观念,即大坝单纯只是件好事。它意味着电力,那代表了进步,这就是对涪陵市民而言最重要的事儿了。完工的大坝所制造的电力,据估计,相当于一年五千万吨煤的耗用量,这对一个严重污染的国家来说,可不算是个小的收益。在这个国家,四分之一的死亡乃是与肺病相关的。有些日子里,我站在阳台上,望着长江,感到悲伤,因为我知道它奔流的日子可数了。但还有许多的日子,当浓雾笼罩时,我根本就看不见它。在冬日里,我对这个问题也获得了新的视角,当这儿出现了周期性的停电。我的公寓里只有电力取暖,而停电有时持续数小时———绵长,寒冷的数小时,黑暗的公寓里,不舒服的感觉在滋长,直到我的呼吸在烛光中泛出白汽。我发现,在这种时间里,我不会考虑涪陵的新堤坝建不建得起来,或者新移民能否得到妥善安置,或者白鹤梁是否被有效保护。我想到的只有取暖。寒冷就好似饥饿;它将所有事情简化。而在中国,许多人也作如是想。这跟美国的情形不同,在那儿,每个市民平均拥有三千瓦的电力供应———足够让所有人同时打开一个烤箱和一只吹风机。在中国,每人平均150瓦,只够每人拧开一两只轻型灯泡。而对于六千万中国人来说,一只灯泡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供电。这类工程在中国历史上有两个不同的方面。这国家治水已有许多个世纪了———地球上的其他文明都不曾有过如此长久成功的历史,将河流为人所用。四川省中部的发展,最初就得于都江堰的建造,一个设计非凡的灌溉系统,两千三百年前建造的,而直至今日依然完美运转着,将成都盆地变为全国最富饶的稻谷产区之一。即便长江也曾被驯服过,虽然规模相较小得多;葛洲坝在1981年完工,在如今这个工程的下游。但另一种历史是河南的那种,当1975年时,暴雨导致了62座现代的大坝如多米诺骨牌般倒塌,一座接着一座,有两万三千人死亡。虽然那次灾难的规模很独特,但糟糕的工程技术却不算那么异常:自从1949年以来,中国有3200座大坝溃决过。在这个世纪里,中国大坝的失败率为3.7%,而世界其他地方则是0.6%。到了最后,我就像涪陵的大多数人那样———我消极地观看着大坝的准备工作,而我也尝试不要下太多的判断,批评。毕竟,我只是个外人。但我想,在大坝修筑之前来到这儿比之后来好,而且能看到白鹤梁,以及驯服前的长江,也很好。这里有人类的历史,有长江的历史,而当它们相互冲突,永远改变这个地方时,我不是特别想呆在这儿。来源:() - RIVERTOWN(江城)——PETER HESSLER(何伟)_讨厌权力_新浪博客乌江这钓鱼的老人并不指望真能钓到些什么。“现在钓鱼不是时候,”他说。“冬天太冷了;鱼儿不太动。我来这里,主要是因为退休了——我就是来玩儿的。”他笑笑,望向乌江绿绿的水。老人在空中伸出的一块岩石上,在他身边,他的钓竿也直直坐着,靠着一块石头。好几个小时,老人和他的鱼竿就这么坐着,在一个类似今天这样寒冷的日子里,他们就和岩石一般沉默,一动不动,直到这个固定的景致——岩石,钓竿,老人——看似和那冷冽碧绿的乌江水隔了一个世界之遥。和乌江的水流相比,什么都显得缓慢了。在乌江的出口,即便那伟大的长江好像也停住了,它那泥泞的水流懒懒的,和那快速移动的支流形成对照。这两条江的水是迥异的,在今天这样的日子里,它们的交汇处形成了一条线,笔直,鲜明,好似地图上的分界线:长江是棕色的,乌江绿色,它们的相遇,好似两块釉彩玻璃被齐整地压在了一起,在白山坪陡峭的山顶下。乌江乃是大山里的河。它从贵州起源,那儿山岭荒野,人迹罕见,而乌江向着东北,流入四川。在它的沿途,只有几座城市,无一大过涪陵,是以其流水可以保持碧绿清澈,直到它遇到了长江。乌江对于大型江船来说不够宽——许多地段,在枯水季节,只有十来米宽——而且也没什么理由吸引那些大船逆流而上的。即便在这儿,河东区的岸边,涪陵的城市中心就在河对面了,你望向上游,所见的是荒野陡峭的山岭,在远方。它们在河流上方的狭窄空间里挤作一团,那凹凸不平的蓝色形状,告诉你那乌江的上游是何等偏远荒凉。所有的江河都有独特的个性,不变的特性,不在乎其长度,宽度,水流的速度。而涪陵这儿的两条江差别迥异,它们的对话只限于乌江河口的那色带。长江是人性化了——它被开辟成了航道,它被刺激,被导流灌溉,被建上了大坝;浮标标示在它的浅水区,而各种大小的船只在其被污染的浪头上涌动。它奔向上海。而乌江——清澈,翠绿,很少船只——从山中而来。一条江是关乎起源的,另一条,则关乎目的地:这就定义了它们的个性区别。长江,以其大小,其壮观,看似去向什么重要的地方,而乌江,以其狭窄的急流,看似从某个荒野神秘的地方而来;它那遥远模糊的山岭,暗示了其秘密将被一直保留。你可以在这里钓上一天,而乌江也不会给予你什么。鲤鱼是一种慢水里的鱼,而它们是老人所期望的,这里还有其他八个渔人。他们分散在一条伸入河水的岩石上,他们的鱼线伸入一块较宁静的水域,这里,水位略微鼓起,而急流撞上岩石,溅起水花。“这里的鲤鱼可有一到八斤重,”老人说。“在城里,一斤要七八块钱,但我们不去卖,我们自己吃了。我也能抓到黑色的鲤鱼,但那是在更快的流域。这河里也有乌鱼——那是乌江里最好的鱼,但在河岸上可抓不到。那要卖二三十块一斤的!在夏天还有草鱼,但在夏天,鱼好钓,人太多了。”渔人六十五岁了,他从一家重庆工厂退休已超过十年。他戴着宽边眼镜,穿一件又脏又破的外套,因年龄背有些弯了。他们形成了对比,这一对形象——看上去脆弱的老人,和他那崭新闪亮的铝制鱼竿,有八英尺长。“这花了一百五十块,”他骄傲宣称。他抽着烟,和岸上所有其他男人一样,他身上隐约有些酒气。他谈到了另一种鱼,大概是河里最好的鱼,从没有人抓到过。他说了名字,但是他只说方言,而那词——有点像是鳝鱼——很难明白,他也不会写。无论如何,最棒的鱼经常是无名的。“那鱼非常罕见,非常好吃,”他说,“但我们的政府保护它。它要卖到100块一斤!如果你抓到了,没人看见,你可以走掉。如果有别人在场,你得把它扔回去。”他说话的态度严肃,好像是从一条法律中直接引述。他清清喉咙,一口吐在岩石上,然后继续顺着空空的鱼线,望向河中。乌乌的字形,有点类似一只鸟——顶上小小一点,一个四方的头,和一个弯弯的鸟嘴,一条直线代笔翅膀。和许多中国文字一样,它的形状反映了部分的含义:“乌鸦”。它的意思还有,黑,暗,可能这名字指向了河水的颜色,当暴雨云凝聚在河谷上方时,河水膨胀,成为愤怒的蓝黑色。但在涪陵没人能肯定乌江的名字起源,而它的颜色变化极快,而长江是恒久的棕色。在夏天,当雨水频繁,雪水融化了,鼓涨的乌江会流出平缓的棕色,它流入泥泞的长江时,难以相互区分。当枯水季节在秋季末开始了,江水由棕转灰,再到蓝绿色,直至冬天,它伸展宛如玉带,急流中刮出点白色浪花。现在枯水季节过去了一半,而春雨未至,好几个星期,乌江一直流动着蓝绿的水。现在是下午;靠近河岸的水流在夕阳中泛光。越过那些老年的渔人,一排砂岩石堆积在河流的中心,有一对学生从一块石头跳去另一块,直至他们站到奔流中的一个石岛上。这是个美丽的景点,离江水那么近,脸上能感受到水流带起的冷风,江流从贵州一路往北带来的清凉。学生们在岩石上坐下,看着风景,听着江水。有一阵,在乌江的心脏处,除了流水顺畅的声音外,万籁俱寂。来源:() - RIVERTOWN(江城)——PETER HESSLER(何伟)_讨厌权力_新浪博客学生的北边,一艘船停泊在岸边,靠近通往河东区的马路,五个男人在夕阳下,甲板上闲聊。他们的船有八十英尺长,甲板上一半空间为装有氧化铁的桶所占据。明天会有更多的货物上船,但今天的工作已结束了,男人们抽着香烟休息,看着日落。不久,他们将前往江苏省的江阴市,长江下游一千英里处。他们将漂过三峡的崖壁,经过中国中部的低地与湖泊,然后,前往中国的远东。行程耗时七天。“通常我们不会走那么远,”船主说。“通常我们去到湖南——我们把这些货物带到下游,再把矿长石带回到陶瓷厂。到湖南大概要花五天时间。那里是毛主席的家乡,你知道么?我们通常会在他的老家韶山停留半个小时。没有,我没去过那儿。但湖南不错——比这里好。那儿的交通比较发达,经济也是。那里比较平一些——不像这里的山区。涪陵的交通很糟糕。我在中国见过的大多数地方都比这里发达。”这男人四十三岁,如果不和他说话,难以想到他是船主。他穿一件脏脏的灰色西装,脚套一双网球鞋,蹲在甲板上,抽着奇声香烟。他抽的是便宜的那种,对涪陵老百姓来说的标准级别,四块一包。他的手很脏,肩膀宽阔强壮。他是个亲自动手的老板;他监督上货卸货,而他和其他八个工人一起沿江而下。很明显,他跟其他男人很亲近,他表达自己的方式多少像是说他们是平等的——事实上,他不大情愿承认船是他的。但其他人待他有一种暗暗的敬意,当陌生人凑近来,大多数话是老板说的。“有两个工人可以驾船,”他说。“我不行,但你得要有两个人——一个开船,一个休息。开船比开车难多了,你要知道。学会开车,只要两三个月时间,但在江上,得花五年,才能准备考试。一个执照要花一万块。要花那么多钱,那么多的麻烦,因为一旦出了错,那是很危险的。三峡不是很危险,如果你了解长江的话。当然,如果你不懂它,那很困难,但我们已经来来去去那么多次了。这么多次航程后,它也没什么意思了。景色很美,那是当然,可是我已经见过太多,太多次。”他的评论叫我想起另一个船员,在很久以前写道:“现在,当我掌握了这片水的语言,对这大河的每一细节的了解就像了解字母表里的每一个字母,这是不错的收获。但我也失去了一些。我所失去的,再也不能回来了,在我的有生之年里。所有的风姿,美感,以及诗意,都从这条雄奇的大河里消失了!”毫无疑问,对密西西比河上大坝也曾发出过悲鸣的马克吐温,看到长江陷在水泥高墙之后,只会更加悲哀。但这个涪陵船夫只是个船夫;他的兴趣在运货,而非大江的知识,历史,或诗歌。当我问到大坝时,他只耸耸肩;对他的生意不会有多大影响。最大的区别是他得通过新的船闸,一共八个步骤的过程,大约要花上六七个小时。但那也不是问题,无论如何,他这个人,一直在江中挣扎奋斗,也一直在忍受这河流。在一个小规模的意义上,他每个月都要驯服长江一次,而更大规模的的驯服也不会让他多么兴奋。“那堤坝非常之大,”他说。“你见过了吗?自从分流之后,情况很好。现在我们要从边上一条航道过去,像这样的——”他用手指在甲板上画着:弯曲的新流向,干枯的河床,工地。其他男人不无兴致看着他画。太阳落到西面山岭之下了;空气变冷。乌江上现在没有船了,黄昏的睡眠泛起紫色。船舱在空中的余光下反出白光。男人们继续说话,老板解释道,他从前大部分的工作生涯都在一家电视台,当技工。“那工作不错,”他说。“工作环境很好,只是收入太低,所以我决定要变一变。我在1993年买了这船,花了超过四十万。这种船的船主大多和我一样——我们是独立的,没有单位。船主自己决定去那儿,去多久。那很好——我们有自由。通常我们一个月跑一次,然后在涪陵休息。这是我们的家乡,我和其他工人的家乡。去看看中国其他地方也很好,但我们住在这儿。”他挥舞着香烟,动作很大——他指向河东区的山,指向黯淡的插旗山,指向涪陵下城区灰色的建筑,和初上的灯光。那灯光在未经驯服的乌江河面上拖出橙色的光带,显出那寒冷,清澈的水流。它冲入了棕色的长江,向东而去,经过三峡,经过毛的家乡,经过江阴,在那里,这些男人要完成下次的航程,经过了上海那泥泞的入海口,注入空茫的东海。鸦片战争我从安妮那儿了解到了邓小平的死讯,她是我的一个学生。我刚刚休假回来;现在是旱季的中段,乌江的水面很低。孩子们沿着河岸放着风筝,春节后,中国到处都是这个景象。二月20日,我注意到教学楼降了半旗。但我没有多想,直到我去安妮那儿拿备用钥匙,她住在楼下,帮我看房间。“你听说发生的事儿了吗?”她问道。“在学校这儿?”“不,在北京,”她说。“邓小平死了。”我说我很遗憾,然后我问他什么时候死的。“昨天。他们在今天中午前的电视上播报了。我听到的时候,很想哭。”她边说边笑着,但这是典型的中国人的笑容,给内心深处的情感戴上了面具。那些笑容可以隐藏很多的情感——尴尬,愤怒,悲伤。当人们如此笑时,仿佛所有的情感都被紧紧包住,挪去了它处;有时你能从眼里瞄到一点,或者嘴角,或者前额上的一缕皱痕。安妮有着高颧骨,深酒涡,而今天,我能从她脸上察觉到一丝伤心的痕迹。“葬礼在星期二,”她说。“课程会取消。”“噢,”我说,“他活得很长。”“他九十三岁。我想今天中国的每个人都很伤心。特别在四川这儿——你知道邓小平是四川人。”她又一次笑了,不过现在酒涡里的悲伤转为了骄傲。我取了钥匙,谢过她,转身上梯,回了房间。我想到了安妮的父亲,那个文革期间在四川煤矿呆了八年的数学教授,而我也知道邓小平在同一期间遭受了相似的苦。他两次遭到清理,他的儿子神秘地从高楼的窗户里摔出,瘫痪了,在一次红卫兵的审讯中。然而邓小平挺了过来,带领国家走出文革,而安妮父亲这些人的平反也是他负责的。当代中国的领导人中,没有一个像邓小平那样的。他的形象毫不傲慢;他的个头矮小,在年轻时,也从未像周恩来和毛泽东那样俊朗。他在重庆东南部的乡下长大,在那里,他养成了一个农民的品位和习惯。他的吐痰是著名的,至少在海外——几乎所有的外国描述都提到他在重大会议期间,大声吐痰。但他有中国人说的“吃苦”能力,而且他有一种务实,坚定的智慧,那就是他将中国从灾难性的国营经济中扭转过来的原因。他也很直接,毫不客气,那也是1989年的民主示威被暴力镇压的原因之一。四川人身上的许多优点,缺点,都可以从邓小平的性格里看到。我的很多学生是从广安来的,那也是邓小平成长的地区。在第一个学期里,我让安妮所在的三年级班的同学写下他们心目中的英雄,除了十一个选择了家庭成员的学生外,其他的结果如下:毛泽东 七人邓小平 四人周恩来 四人有三个人选择了拿破仑,因为他“打破了欧洲的封建制度。”一个选择了孔繁森,一个中国式的烈士,他死在西藏。一个选择了乔治华盛顿。一个选择了内森海尔,“一个美国的革命家。”一个选择了穆罕穆德阿里。他们的口味倾向于选择革命英雄。即便阿里也是一种革命人物,一个放弃了他的职业生涯,抗议越战的人物。我本人也钦佩阿里,但这么多学生以毛泽东为偶像,叫我不安。温迪,班上最聪明的学生之一,写到:虽然毛泽东要为文化大革命负责,我们也绝不能否认他的成就。所有人都知道,金无赤金,人无完人。所以,我们要辩证地看问题。他是舵手,是中国的红太阳,他也是我的英雄。赛斯写下了同样的句子:当然,毛泽东犯了很多错,但瑕不掩瑜。他依然被中国人民敬仰。他的身体融入了祖国大地。可以断言,如果不是毛泽东的话,中国的革命会大大失色。所有我认为毛泽东值得在世界历史上有立足之地。我想,恐怕只有列宁和丘吉尔才能与他相比。在涪陵教书,迫使我和中国已故的领导人建立了一种近似个人的关系。听起来很奇怪,因为在我人生过去的二十七年里,这些人对我来说一点意义也没有。但我现在到处都碰到他们——在学校图书馆的门口,有毛泽东的书法复制品,一面墙那么大,而他的画像在我教书的楼里。出租车司机把邓小平的像挂在反光镜上。学生们总在谈论中国的政治人物;他们的写作中充满了对毛泽东话语的引述,而且他们经常提及邓小平和周恩来。对涪陵的人们来说,这些男人远不仅是政治领导人,而我发觉自己也对这些人产生了强烈的感情。这就好像来到一片新的土地上,了解了当地人崇拜的神。来源:() - RIVERTOWN(江城)——PETER HESSLER(何伟)_讨厌权力_新浪博客我非常不喜欢毛泽东。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这并非异常;若你是从外面来到这个国家,没有多少理由让你喜欢他。毛泽东的许多魅力,来自于他启发中国人为自己自豪,为国家骄傲,但对一个外国人来说,这些自豪看起来很空洞——无知,沙文主义,而且是肥皂泡。在涪陵,我越来越不喜欢看到他那肥胖的,自以为是的脸孔,而且我不喜欢他那因为简短扼要,所以容易记住的言论。我尤其不喜欢他那“愚公移山”的故事,那是我的学生们最喜欢的。这是个简单的寓言故事:一个老人住在大山边,生活很不方便,他尝试说服村里人帮他一起把山移开。当然,每个人都嘲笑他;你移不了山!但老头非常固执,也非常有奉献精神,每天他一个人用铲子去山上干活。最后他凭自己一个人把整座山移走了。而村子里的人意识到自己错了。也许,这是一个对孩子有用的故事,但毛泽东从这个无稽之谈中,找到了经济政策的基础,影响了上亿的人。1958年到1961年的大跃进就是愚公移山:农民们被教导去后院里熔铁,这样中国的工业生产可以赶上英国,而结果是大规模的砍伐森林,造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饥荒,害死了大约3000万到4500万人。而不到四十年后,我的学生们还写到他们从“愚公移山”那儿得到启发。每次我读到一个学生引用这个故事,我的心就收紧了,几乎要发作:别去糟践那山了,你这老蠢货。当然,我克制住了,我也同样小心地不让学生们知道我讨厌毛泽东。周恩来叫我困惑,他是中国神人里头最外国化的一位。他也是最受尊敬的:全国的民意测验显示,他是年轻人当中最大的英雄。他们仰慕他,因为他是个外交大师,也因为他弱化了文革造成的破坏。这些观点是真实的——毫无疑问,他的外交技巧对每一个见过他的外交使节都留下深刻印象,而且如果不是周恩来在一些关键点上予以遏制的话,红卫兵还能造成更大的破坏。但不像邓小平,周恩来从未公开反对那些破坏行为,而且即便在疯狂达到顶点时,他也会在舞台上参加集会,和其他的狂热群众一起挥舞手中的红宝书。我想他这个人是有些滑头的——他英俊,聪明,而且他善于保住自己的皮肤。我觉得,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在整个文革期间都能身居高位,不可能是一个完全的好人,就好象一个成年的德国人在纳粹统治期间一样,他至少部分参与了犯罪。但对中国人来说,这是过于简化了;他们更喜欢把周恩来看作辛德勒那样的人——他看出体制乃是错了,但他从内部工作,消除一些它的恶果。这些人物身上有一种务实的英雄主义,而中国人总是很务实的,远胜西方人。(何伟在这段话的后半部分,语气不乏暗讽,不能从字面上去理解。)而我对于邓小平品牌的务实主义,则有着多得多的理解同情。那些错误中,有他的一份儿——他在反右运动中,是个重要人物,那是在1950年代末,毛泽东要加强他对中国的控制权,而且当然,邓小平同意了在1989年暴力镇压。但至少,他可以离开党的路线,像他在文革期间做的那样,当时他不像周恩来那般摇尾乞怜,他批评了运动。作为后果,他被清理了,他的家庭受到了惩罚,他的儿子被扔出了窗口。他的批评不是那么政治性的,但他不是那种只对政治感兴趣,为了政治而政治的人。而且他挺过来了,这一点和周恩来非常不同。我喜欢他这一点,尤其是因为他体现了我最钦佩四川人的地方———他们的强韧以及他们不伪装。到得最后,他成了唯一一个我可以理解的中国神人,而我对他的离去,感到一丝伤感。邓小平去世后的星期二早晨,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有一个追悼仪式。它通过CCTV全国转播,中国的每一个单位都被预期会聚集起来,观看仪式。所有的旗帜都会半降,在十点钟,当仪式开始了,会有三分钟的全国哀悼,工厂,船只,战舰,的士,卡车,以及火车会鸣笛。在中国,这类的仪式很容易组织,比沉默容易多了。我们早晨的课被取消了,英文系的所有学生和教师都聚集在一个礼堂里,观看悼念仪式。老师们聚集在前排。亚当与我在后面找了个位置,因为我们对这典礼该如何进行不大确定,而且也想回避关注。喇叭声从河上传来,所有人都肃立。张书记带领仪式。他跟从电视上的动作,对老师和同学们发出严厉的命令;我们站着,当大会堂的代表站着;我们磕头,当他们磕头。我们一起鞠躬三次,然后张书记叫我们坐下听悼念的发言。江泽民主席讲了五十分钟。一开始,他就崩溃了,擦着脸,呜咽着,我能看到有些学生也在哭。几个后排的新生在偷笑。但他们保持着安静,而群体中的大部分人都很严肃,而在十分钟后,每个人就只是感觉厌烦了。从外面传来工人们在新的宿舍干活,在我的公寓后。我想所有的仪式中,邓小平可能最喜欢这个——锤子声以示致敬,当另一栋建筑在中国建起的时候。在仪式结束后,亚当与我走过家,跟刘老师一起。她是我们系最高阶的教师之一,一个五十三岁的女人,她嫁给了魏书记,学校里最高级别的干部。他们住在我们楼的第三层,但我几乎没跟刘老师说过话——就像大多数干部那样,在我们身边她看似不大自在。但今天,为了某些理由,她很想说话,在我们绕过木槌球场的时候。“我几乎和新中国同龄,”她说。“成立新中国的时候,我六岁。可以说,我是看着新中国长大的——在那时候,我们都还小。你大概听说过,在解放的初期,有很多的政治运动。特别是在1960和70年代——在那些日子里,总是有政治运动。”我们三个人来到了公寓楼。作为哀悼,她的胸口上别了白色的纸花,她摸弄着花,当我们停在入口时。她抬头看着我,脸上有一个空白的笑容,眼里充满了泪水。“那些政治运动没完没了,直到邓小平来了,”她说。“我们真是高兴。”有那么几秒钟,她寻找着合适的字眼。她对一切都很小心——笑容冻结在她脸上,泪水顽固地停留在她眼中。她收拾起来,又开始说话。“现在我们自由多了,”她说,以很严厉的口气低语道。“我们是那么自由。我们现在有许多的自由了。”我站在那儿,感觉尴尬,点头以示明白。我难以想象在学校的生活算是哪种真正的自由,虽然我知道,如果我在中国经历了文革的话,我的感受会不同。也许,如果我和学校里最高级别的共产党官员结了婚,我的感受也会不同。我知道这种想法不大合适,但我无法将它从脑中赶走。她看起来察觉到了——不是我对自由的不同理解,而是我不能想象中国过去的恐怖。“你不能理解那是怎么样的,”她说。“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只有那么少。半斤肉。”她说得很饥饿,她的眼睛锁在我身上。“一个月半斤肉,”她说。“每个月我们有二十七斤米。那就是全部了——二十七斤!你知道那是多少吗?现在一个家庭一个星期就要吃那么多了;对我们来说,那是一个月。一整个月!在那些日子里我们总是挨饿。”她摸着她的胃,她的眼里还闪着泪光,而我意识到,真正的饥饿对我来说,比涪陵师专里的自由更难想象。(若以一家五口计算,二十七斤米一个月,大约是每个人每顿0.9两。半年前看报道,古巴家庭的配给,大约只够一家人用半个月,其余要到黑市上买。)“当我读完大学,”她说,“我被派到了偏远的乡下去。那是在乌江边,快到贵州了。我做了农民。你要记得,我的家是在重庆;我不是从乡下来的。我不是个农民。但我不能回家了。有三年时间,我就是个农民,在那三年里,我在乡下一家学校教书。中学。我教那些学生念字。“你不能想象那些日子。江青”——她嘶声喊着那名字,我听别的中国人也这样叫过——“江青,毛泽东的老婆,她说没必要学习,没理由去学那些ABC。不要ABC!”她重复了好几遍,她的嗓音愤怒地上升——不要ABC,不要ABC,不要ABC。她似乎意识到了这样边哭边说,听起来几乎有点傻,但除此之外,无法表达她的感受,一个受过教育的城里女人去到乡下,一个没东西可教的教师。即便现在,我们也难以理解,一个五十三岁的女人,还因为过去的记忆而怒火中烧,那过去的遭遇究竟是个什么样。亚当和我沉默地站着。我想我应该谈点别的,最后,我问她,今天和毛泽东1976年去世时,有些什么不同。“在那个时候,每个单位都有一个治丧委员会,”她说。“我们穿白衣,我们做花圈,有一个星期我们都在哀悼。每个人都为丧礼工作。学生,老师,工人,农民——每个人。所有的事情都停止了。这次是很不同的。”她的手挥向空中,指向教学楼,城市,江上的轮船。“这次,”她说,“便宜。”她吐出了这个词,接着,擦擦眼睛,进了楼。在她这五分钟内,我看到的情感流露,超过我在涪陵跟人几个星期的交流中所见。第二天,我在街上碰到她,她笑笑,没说什么,就和她往常的表现一样。在之后的一年半里,我们再没有一次正式的交谈。三月末的一天,我在学习汉语时,看见了爬过天花板的一只蜥蜴。他的颜色闷绿,黑色眼睛鼓胀出来,他一会急停,一会儿急动,好似一部片子,每三帧就掉了一帧。他乃是我自从十月以来见到的第一只蜥蜴。在温暖的秋日夜晚,公寓里到处是蜥蜴,在天花板上爬来爬去找蚊子。灯光会惊吓到他们;经常的,我走入房间,拧下开关,三到四只会从天花板上掉落下来。他们总是小腹平平落地,他们网状的脚摔在水泥地面上。三月里的这只体型较小,而他慢慢爬到门口,消失了。插旗山上的桃花树生出了小小的白色花蕾。校园里的花儿在开了,每隔几天就有雨水落下。沙岸与江中的石头岛逐渐缩小。白鹤梁消失了。有两天,冬日的雾气褪去,而阳光比过去几个月里都明亮得多。我穿着短袖衬衫跑步。田里的农民在水牛后面步行,耕着泥土。稻谷种植的季节来了。然后是倒春寒。雾气返身,厚厚罩住了江面。有些花儿凋谢了。插旗山的花蕾定住了。农民们继续耕田。在我公寓外的台阶上,我见到一只死蜥蜴,他的眼睛是闷灰色。几天后,我在乌江上游,作了一次长途的登山。我卷好帐篷和睡袋,还戴上了野营的炉子。在口袋里,我装了一只罗盘。最近,我的小妹妹安吉拉寄了一本旧书给我,是泰德威廉姆斯的棒球传记,这书我也带上了。我把背包甩到肩膀上,走出了学校的侧门。我朝向南方,经过了磨盘山谷的入口,沿着街道,穿过了太极药厂区域。每个人都停下来盯着我看;我听见了身后的笑声。一个老人停在了路边,微笑着。“你是要回家吗?”他问。“是的,”我说,我向他挥手告别,继续步行。这是个灰色,潮湿的早晨,从乌江的河谷吹来一阵冷风,但肩膀上满满当当的背包让我感觉良好,走路的感觉也很好。我来到了乌江大桥,这儿河东路向西跨过江水,我穿过马路,踏上跨在江面之上的石级。整个冬天,我都从往向窗外绿色的陡峭山丘,以及乌江远处的拐角,那儿雾霭蒙蒙,整个冬天我都在想:有一天,等春天到了,我要去看看那拐角后的天地。水是白垩般的绿色,我走在乌江西岸的的小径上。我经过了第一道江边山谷,这儿有一座佛教神龛,被低矮的树丛掩住。我穿过了一些小农田,来到了涪陵梁唐铁矿厂,在那儿他们挖着山。这里的一切都盖着层灰色的尘土——码头,工人的宿舍,超大的钢槽把石头从山上运下来。在厂区的中央,有一个标语:高高兴兴上班去安安全全回家来在汉语中,可以将形容词重叠,以获得强调的效果,而那一条宣传标语在工厂与工地很是普遍。看到这个,就是个很好的指示,你应该继续走,别停下来。跨越长江两岸,有许多类似的标语,人们在那儿用火药炸山,大炸特炸,修建一条通往重庆的新公路。(注:何伟原文中的‘宣传’乃是‘Propaganda’,尤其指政治宣传,含洗脑之义,在英文里有很强的贬义。在中文语境里,它很多时候却是中性。按照何伟在另一本书“甲骨文”中的说法,中国宣传部对外的英文名称,已由‘PropagandaDepartment’改为‘Publicity Department’,接近‘公关部’的意思了,但对内依然称‘中宣部’。)铁矿厂区的空气尝起来像泥灰,而钻岩机节奏稳稳地响着。工人们——惊惊奇奇——看着我经过。我爬上了工厂上方的山丘,灰尘让我的喉咙发干,接着,道路往西,进入了另一个山谷,我进入了农村。乌江的边界,乃是高高的白色砂岩山崖,低处河谷的作物,种在石墙上方的梯田上。麦子整齐排列着,接近收割时节了,山岭上黄色的油菜花闪着光。我沿着蔬菜地走过,小萝卜,洋葱,开着紫色小花的宽豆。沿着河谷往下是农舍,泥墙伴着瓦顶,一头母牛在竹林旁吃草。工厂的噪音远离了;我听到鸟儿叫,偶尔,一只公鸡打鸣。香蕉树立在低地,叶子在轻风中沙沙响。我沿着江的右岸南行,沿着那些看似好点的路。在较宽的河谷里,农民们在面容平静的水牛后耕地,当我经过时,他们总是惊奇地停住。水牛停下来,仿佛沉思,而农民们问我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我的脑子里没有一个清晰的目的地,这叫他们很是迷惑;他们的叫声在河谷中回响:“不通!不通!那条路不通,回来!”我总是听到相同的话,但继续前行,因为一条路总是通向下一个农夫的家,而从那里,另一条路出发,穿过了山岭。来源:() - RIVERTOWN(江城)——PETER HESSLER(何伟)_讨厌权力_新浪博客在这里,乌江的水比在涪陵那儿更清澈了,一条深绿色带,被其中的流水割出一缕缕白条。江上的交通很少——偶尔有渡船,大约每半个小时有小货船,有些小的舢板船沿着河岸掠过。这些小船在水流上起伏,然后,在深水区安定下来了。到中午时,我能感觉到自己发展出了一定的节奏——稳稳的脚步,背包两旁甩动——我猜想继续走会是怎样呢,往南,走到贵州,继续向前,看那山岭的变化,听到越来越难懂的口音。即便到了这里,跟人沟通已经是困难了;他们的方言口音比城里重得多,而且,通常,见到外国人的震惊,叫他们说不出话来。向他们问路是困难的,因为他们总相信我乃是迷了路,总想要帮我找一条船回到涪陵城里。但我笑笑,谢过他们,朝着南面,他们的警告声在我耳中作响。有时,白色的山崖升得太陡,我得离开河岸,从旁绕过,这时,我会用上我的罗盘,而同时眼睛盯着乌江上的空间。你能从几英里外就看到它,因为那些山岭会在河谷的边缘突然消失,留出一块空白,好似空中悬着的一块影子。是以,即便江水出了视线,我还是可以跟随着乌江那沿着天际线的倒影,跟随它向南。待到下午后半截,太阳的光线微弱地穿过雾气,我通过一条陡陡的山径,走向江岸。我不知道自己走了多远,也许是十二英里,也许十四。我碰到了四个人,刚从涪陵最后一班船回来的,他们告诫我说,直到某天早晨,不会再有船了。我说那不错啊。他们问我从哪儿来,我告诉他们我是城里教书的美国老师。“你挣多少钱?”一个年轻男人问。他穿件新毛衣,刚从城里购物回来。他的问题很是普遍,而我如实回答了,我一向如此。我一个月收入一千块,大约是120美元。“哇!”他说。“那不够。一个外国人挣的应该比这多!你怎么不换个工作?”无论你我走到哪儿,每个人都跟我这么说。作为一个和平队志愿者其中一项困难,就是当地人总觉得你是个傻瓜,接受那么低的工资。那男人摇摇头,他的女朋友走上前,问我为什么到这儿乡下来。“春天来了,我想走走,”我说。“而且在涪陵,我现在没事做。”这个回答比我的薪水更搞笑,他们一起摇头。“你带太多东西了,”那女人说,指向我的背包。那也是真的,我很高兴,看到这么偏远地区的人,和涪陵城里的人一样那么理智。他们挥手告别,朝上走了,而我往下,穿过一条小峡谷,来到了乌江边。在水边没有别人。江岸有很多的石头,有一长条的砂岩石作为摆渡船的停靠点。那上头有一处可以俯视江水,长了不少青草。我把帐篷在此驻扎,这是个睡觉的好地方。附近没有房屋,山崖直直陡峭伸入雾气中。我坐在水边一块岩石上,看着江水。我拿出了泰德威廉姆斯的书,读起来:我想成为有史以来最棒的一个击球手。一个人应该有他的目标——一天的,一生的——而那就是我的目标,让人们说,“泰德威廉姆斯来了,他是最棒的击球手。”当然,没有人比我工作地更努力。那是我的心的中心,击打一只棒球。这是一本好书,读在三月的尾声,在乌江的河岸边。我坐在河岸上,读完了一半,然后,雾气更浓了,气温跌了下来。一只舢板船经过,而我不动如打坐,是以经过的人无法在逐渐变暗的天色里看见我。那里有丈夫,妻子,就像在这些小小渔船上许多的伴侣一样。女人在船尾操控船桨,而丈夫在船首捞网。他们彼此并不说话。我猜想那样的生活是怎样,和一个人结婚,每天共同在不足五米长的船上打渔。舢板船上的那对看起来应付得挺好。他们的动作娴熟,我能听到的,只是轻柔的桨声,男人把网拉上船板的哗哗水声。太暗了,看不清他们有无收获。在转角出,他们划出了我的视线,朝向下游而去。雨水轻轻落下,我找到了上方一处岩石,可以遮住我的炉子。我小心安排好所有事情,煮开了我剩下的水。我煮了燕麦,还有面条,吃完后,我关了炉子,让水凉下来。我将一部分倒入壶里,剩下的,用来洗碗。雨现在下大了,我确保帐篷没出状况。我铺开了睡袋,把随身的东西拉入帐蓬,检查了桩子和线。所有一切都好。在瑞士时,我曾用那个帐篷露营过两个月,而自从那个夏天以来,我就找到了一种特殊的办法,什么事儿都能通过它来实现。炉子上的水凉下来,我用其清洗了。我想着泰德威廉姆斯,猜想他会不会喜欢四川。也许不是很喜欢;他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站错了边,而且在其间,他的飞机被击落了。但他可真是个钓鱼的高手,也许乌江会吸引到他。一旦你习惯了这里的事情,对一个外国人来说,这也不是个糟糕的地方。当我进入帐篷的时候,雨下得猛了。我在岩石上,能听到江水的急流。在早晨,一艘生锈的船停靠在河岸上,花了三块钱,我回到了河东的码头。这是我在涪陵的第一个春天。来源:() - RIVERTOWN(江城)——PETER HESSLER(何伟)_讨厌权力_新浪博客白山坪泡桐树开花了,紫色,白色,在白山坪低处的斜坡上。这些花儿开不久——下周它们就要枯萎,凋谢了——而柔黄色的油菜籽将从山上采摘下来。在那之后,亮绿色的稻床将消失,秧苗会被转移到稻谷地里去。涪陵的春天匆匆而过,一片模糊的色彩更迭。今天是四月五日,清明。何忠贵与他的家人从长江那边搭轮渡到白山坪来。他们穿得不错:孩子们身着新衣,女人们脚踏高跟,何忠贵穿一件黑白格的运动外套,打着一条佩斯利漩涡花纹的领带。他们在乘客中脱颖而出,其他大多数人都是农民,刚从市场上回来,手里提着空空的篮子,蓝衫口袋里装满了钱。何忠贵的父母乃是山上的农民人家,他的童年时光大都在那儿度过,但如今他很少回去了。他现在是涪陵一家建筑公司的老板,而在白山坪陡峭的山坡上,没什么房子可建。但他的父母在那儿埋葬,清明乃是中国人怀念先人的日子,拜访如白山坪一类的乡下坟墓的日子,在那儿,石墓沉默地注视着河谷,与它忙碌的春天。与何忠贵同行的,有他一个家族的十五个人——叔叔婶婶,表弟表妹,外甥与甥女,从六十多岁的老女人到十五个月的宝宝都有。他们一群从北岸出发,沿着长江的石滩往东去。家族里的一员是戴梅,何忠贵十四岁的甥女。她的话很多——在一身棕色灯芯绒与短发下,裹着旺盛的精力,不停说着话,从一块石头跳去另一块。往下游走几英里,一座修长的白色宝塔从天际线升起,其明暗参差的形体,在晚晨的雾气中,仿似海市蜃楼。“你知道为什么要建这些塔吗?”戴梅问。“他们相信有条龙在那儿,在地底下,他们相信如果建了塔,就可以把龙压在那儿。但如果塔倒了,龙就出来了。”她顿了一下,看看山,轻轻拨弄着她光亮的黑发,就和全世界所有的十四岁女孩一样,思维跳跃到了另一个话题。“我的祖父祖母的坟在那上面。有些农民被埋在这儿,在低处,但大多数都在那高处。他们想要一个好点的风水,如果高一点,他们就觉得好一些。他们自己选的那些地点。他们经常会去问一个道士,而道士会告诉他们风水好不好。实际上,道士只是骗骗他们——那些只是迷信罢了。但即便今天,很多的农民还是相信风水,就像大家过去那样。我们这一代,却不相信这种东西。我们知道那是假的,那些只是迷信。我们相信科学,我们说那些是封建思想。”和许多中国年轻人一样,他们对传统事物的本能拒绝,因学校的教育而放大。她用“封建”这个词儿,其意义就和美国孩子用“落后”一样。她常唱的一句副歌,就是中国“太封建了,”另外有一次,她激烈地抱怨老一代人:“中国人,尤其是六七十岁的人,非常非常非常封建!如果你想穿短裙子,或者像你穿的那种衬衫,他们就会说那样不对。我的妈妈不封建——她也穿短裙,因为她看上去很年轻。但我的爸爸非常非常非常封建!我们把那种人叫老封建。”今天她把这些念头憋在心里了。她说她对风水以及佛教没什么信仰,耸耸肩。“在清明这样的节日里,”她说,“我们会按照父母和老人希望的那样去做。我们去到祖父祖母的坟墓前,祈祷焚香,我们会装作我们相信那些东西。但在心里,我们并不信。”(这种信不信,的确是导致了差异。何伟来自一个有宗教背景的家庭,他祖父年轻时曾很想来中国传教,感受到内心的CALLING,上帝的召唤。何伟以和平队身份前来中国,在内在气质上,与其祖父不无相似。他的人道精神气质,以及谦和的态度,与宗教背景还是很有关系的。)鞭炮在山顶上炸响,其声音回荡于河谷中,何一家人慢慢爬上了白山坪的山坡。他们沿着粗石级的蜿蜒小路;步子慢了;呼吸喘了。这里是涪陵地区最陡的山路,这里也是唯一可算不仅是丘陵的山——即便插旗山,有那么多的稻谷梯田,也太平缓了,难以说成是真正的山。白山坪的南面太陡了,无法改作梯田,松树在山顶上长得很密,在一面超过100英尺高的石墙上方。这处砂岩石的山崖,大概是白山坪的名字所由来——然而,和许多四川其他地方的名字一样,事实如何,已经遗忘在过去了。其实,许多当地人说,山的名字应当为北山坪。在当地方言中,白与北的发音是一样的,而有些涪陵地图使用“北山坪”有些用“白山坪”的名字,更增添了混乱。在这么一个地区,识字在最近些年才得以普及,名字的念远早过它的写,到最后,仍然是口语最重要。你就念BEI好了。一家人爬上了山崖墙的东面,在那里坡度较缓,在三十分钟后,他们到了何忠贵堂弟的家。他是个农民,住在山上,每个人都停下来,在他的打谷场边休息,憩息在农舍的瓦檐阴影下。对农民来说,打谷场乃是家庭生活的中心——在这里,作物被打了谷,辣椒被晒干,在这里切蔬菜,在这里抚养孙儿,在这里斟茶给客人。今天的这个平台,高高突出临于江上,景色壮观,让客人们都安静了。在他们脚下,是层次丰富的山景,有种种的质地与色彩:绿色的小麦梯田,齐齐整整一排排;油菜花地,花蕾是一片黄色;柔和的泡桐树,伸出了农舍的灰瓦顶;伟大的长江在阳光下闪着银光;跨过江面,微霾中的白色宝塔在远处挺拔。一阵微风拂过了青青的麦田。屋影下的气温恰到好处。农民夫妇端出了茶。客人们在聊天;清风吹拂。茶凉了。在过了一阵舒服的时间后,一家人绕到屋后,走向后方的田地,经过了一座巨大的坟墓。没人知道埋在这儿的是哪家人。“清朝”,在问到坟墓何时建起时,当地人说。但在涪陵,这是个标准式的回答,关于任何古老坟墓,老房子,或者其他的古董,它们中许多的来源都在过去的那个匆匆世纪里失落了。“清朝”,人们若有所知地说。他们知道这样的回答很安全——清朝统治了接近三百年,从1644到1911.“失乐园”是在清代,美国革命是在清代,最近的一次芝加哥童军获得世界杯冠军也在清代。当涪陵这儿的人们说到清代,他们的意思经常是:那很老了,不过也没像很多别的那么老。他们知道这是一个地主的坟墓,跟同一地区别的坟比,它有五倍那么大。坟的高度有十五英尺,在山的侧面,在其泥土覆盖的后部,种了九排谷树。旁边,一排竹子在风中飕飕响。石雕装饰了坟的正面,石雕人物中部分的脑袋被敲掉了,那是文革时的破坏。大概也就是那时,家族的名字也从墓碑上移掉了。但石雕的大部分依然完整,上面刻的字,部分是:愿兰桂润心愿子孙成功来源:() - RIVERTOWN(江城)——PETER HESSLER(何伟)_讨厌权力_新浪博客九泉之下安息看到这么一座坟墓,你能猜想这个地主后代的典型命运:解放后的审判,流放,挣扎,劳改营。也许,这地主的后裔未能取得他所想象的成功——但这也只是猜想。可以确认的是,这座坟无名,而在竹影下,并无兰花,而在今天,清明节,没有一个后代来这里致以敬意。边上,何忠贵一家人在聊天,同时给何忠贵父亲与叔父的坟前上纸钱。但这处大墓,除了后面的谷树外,别无进奉,仅有沉默,以及风吹过竹林发出的神秘声音。何忠贵的父亲和叔父被并排埋葬,一对坚固的砂岩石坟墓,东南朝向,对着长江,以及越过长江后的世界。拜访者们必须单个成列穿过小麦地,来到坟前,注意不要踩上了青青的麦苗,而现在,他们点上了胖胖的红蜡烛,点起成堆的纸钱。这些钞票,统共有8亿美元,上头写着“天堂银行”。它们乃是另一个世界里的合法货币。冥币渐渐烧成了黑色的灰球,随着火苗的燃烧。蜡烛在长江的风中舞动。热风来了又去,随着火苗的起落。老女人们在坟前磕头,在冥币钱祈祷保佑。在她们结束后,轮到了孩子们,在大人们的催促下。他们偷笑着,马马虎虎叩头三次,他们跪在钱币上,以免把裤子衣服弄脏了,然后他们合上眼睛,祈祷,有时声音颇大。“请保佑我考试考得好,”戴梅的表哥说,他是个戴了眼镜的十六岁男孩。之后,一群人又穿过麦地退了回来,然而有三个年轻男人留下。在仪式的大多数时间里,他们站在后方,表情忍耐,然而冷淡;他们在二十多岁,而清明节不是年轻男人的节日。但现在他们爬上去,站在坟顶上,拿着香烟和长串的鞭炮,然后,他们点着了线引。当鞭炮炸响的时候,鬼魂就四散了。孩子们拍手欢呼;老人们捂住耳朵转过身去。那些年轻人保持着冷静——炮竹声震耳欲聋,但每个人都手持一串鞭炮,直到火焰接近了他的手指,然后,不急不忙,他掉下那一串,又点一串。他们不塞耳朵。他们不笑,也不愁眉。他们完全不做任何表情;从外表看,他们很酷。但在他们眼里的某些东西无法控制住,闪耀着纯粹的兴奋,当他们站在坟上,而周围的景致与节日的声音,突然在这一处汇聚;那爆炸声,火药浓重的气味,漩涡般的尘与烟,还有阳光,远处下方的长江,好似一条长龙,在河谷突然的轰鸣中懒懒躺着取暖。他们的队伍继续往山上爬,经过一排排绿油油的扁豆,经过齐腰高的麦子,经过另一道陡峭的石梁,那儿有着短短的梯田,和蜿蜒的石路。长江依然在南面依稀可见。炮仗声在空气中回响。家族成员继续前往何忠贵母亲的坟墓,她被埋在白山坪的高处,跟她丈夫的墓有几分钟的路程。她比他迟三十年才死,或许她对风水有不同看法。在那些时候,夫妻俩分开埋葬,并非异常。她的坟上刻下了五个大字:李成玉 何母。在那名号下,有两排整齐的名字。“看看,那些就是她的后代,”戴梅说,她靠近过来奉上她的敬意。“女人们在左边,男人们在右边。那儿有我的名字!”她伸出手,触摸名单上最后一个名字。在戴梅和她外婆之间,有不止十个名字。他们中的部分今天也来了,而有些人则住得太远。还有些人,已经死了。但每个人都被记在名单上。戴梅用手指划着墓碑上她名字的笔画,然后只是简单说道,“那是我。”在下午迟些时候,一家人从山上回家。他们在另一个堂弟家的打谷场上吃了午饭,现在,他们回家也不用赶了,偶尔停下来欣赏风景。但何忠贵对这片土地并无多少热爱。对于大多数外面来的人,田野的景致美丽浪漫,但他的父母住在这里,而大山代表着辛苦的生活,而今他很乐意将之抛在身后。他在下坡路的半当中停下来休息,望着长江,他轻声说道。“我在城市里长大,”他说。“不是在这乡下。但我们还是很穷;我的父亲在码头上干活。到了十五岁,我也去干活了。我都是一个人去的,在建筑工地上。那是我只是个普通工人。我跟她那么大。”他指向戴梅,有一阵子,看起来他想要继续他的故事,但他陷入沉默了。他不是很爱说,也许,他的故事已经说了太多遍。无论如何,那人生发展的轨道是清楚的。能从他身上所有东西中看出来——他的服装,他的自信,他的手机,在今天的仪式里,它响了好几次。而故事也能从他的房子里看出,那是在涪陵下城区中心的一座三层楼。所有的住户都是他的亲戚——一个女儿住这层,一个兄弟住那层,另一个兄弟住中间。所有的房间围绕着一个天井布置开,家族的成员很容易互相招呼。房间都很大,装了VCD和卡拉OK机。天花板装饰有吊灯,有巴洛克图案的灰泥,还有天鹅绒的挂毡,深红,深紫。屋顶上,有一个绿色金鱼池,一棵橘子树,从这里,你能看到涪陵一片片的瓦顶,通向长江,以及白山坪的田野。(何所盖的房子,似乎很像客家围屋的格局,在福建遗留较多。)在涪陵很少有私家车,但何忠贵有一辆崭新的红旗轿车。他喜欢指出说,这车曾经是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座驾。他自己开车,在今天稍晚时,他缓缓的,喜悦的,开着车子,穿过城市,到了河东区。他会开车经过自己正在建的楼房,他会指给我看,安静,然而带着骄傲。这是一个巨大的上城区建筑,有着白瓷砖与蓝色玻璃,是那种在全中国到处可见,毫无特征,无法区别的房子。在经过建筑时,车子会慢下来,何忠贵会打开空调问,问“后面够凉快吗?”但那是迟些时候的事儿了。他先是把他的家族带下了白山坪蜿蜒的石级,在山脚下,他为每个人都买了雪糕,等待渡船。他们在长江的鹅卵石江滩上吃着雪糕。在他们上方,大山变得安静了;今天的炮竹已经放完。一阵清风沿着河谷向东吹去。宝塔在下午的阳光中清晰起来。一家人吃完了雪糕,说着笑着,在春天的江水里洗着手。第六章暴雨在五月初,涪陵东边的山岭上,出现了火灾。好几个星期以来天气一直炎热——热气混着雾气,明亮而视觉模糊的日子,温度到了九十多度(华氏)。一道道尘土浮在校园后未平整过的马路上空,空气因为热气而变得沉甸甸。人们都告诉我说春雨太少了,而不久,双眺山上爆发了火灾。它是涪陵区域最高的山;在明朗的日子里,从它的山顶上可以同时望见涪陵和丰都。那山上有森林,也有小型的农场,而火势一发不可收拾。没人知道它是怎么开始的。从长江上吹来干热的风,扫过山上的火苗助势。在火灾发生的头一个晚上,学校派了五十个学生志愿者参与扑火,而第二天的早晨,又有两百个学生前往。从我的阳台上,能看见第二组人聚集在学校的广场上。他们全是男孩,穿着军训的服装,他们笑着,兴奋,起劲地聊着,等待着出发。巴士把志愿者们带走了,校园里安静下来。那一天,太阳就像个挂在空中的闷热的圆盘,烟从山上飘下来。我能从阳台上闻到气味。许多出发的男孩都是我班上的,随着这一天时间过去,我有些困惑,不知道他们在山上做些什么。女孩们也心不在焉,课上得不好。之后,我在卧室里学习时,见到黑云在西边的天空上聚集。风突然吹起我桌上的纸片。我关上了窗,去阳台上收起衣服,之后,我穿过房间,把所有的门窗都关紧。暴雨将至了,在城市的后方鼓胀得越来越黑,在风力之下,我几乎关不上客厅的窗户。我关上了灯,往手电筒里装入了新电池。当雨开始下时,我跑到了厨房的小阳台上。雨以笔直的对角线在空中一道道划过,风吹得更劲了,而树枝在狂暴起舞。穿过操场的那边,教学楼里的窗玻璃被震碎了,学生们大喊大叫。他们总是兴奋地大叫,只要有大暴雨光临的时候,而有时他们都忘了关上窗子。在春天里,地上经常有暴雨后碎裂的玻璃。我听到河东区那边有更多的玻璃碎裂,而人们匆匆穿过街道。在插旗山的西侧,突然一道蓝色的闪光,接着一起爆响,然后,涪陵所有的灯全灭了。我从阳台上望着暴雨。云层在山上低低卷过,大雨愈大。天空暗了,突然又闪过一道白光,仿佛有人在云层上擦过一道火柴。一团闪电照亮了白山坪的山顶。有一阵,山顶高高踞于长江上,在闪电中冻住了,然后,一阵轰雷奔过,山突然消失了。很快,大雨给江面蒙上了层雾气,直到长江看不见了,而乌江只剩了一条灰带,混入了看不见的天际线。半个小时后,暴雨停息了。山岭再现翠绿;所有的灰尘烟雾在空气中清除掉。整个晚间,下着小雨。第二天,我的学生从山上回来了,在他们抵达火场前,暴雨已将山火扑灭。但这次行程,乃是对例行生活的一个打破,他们看起来,跟刚出发时一样的兴奋。两个星期后,学校举行了三天的田径运动会,在插旗山下的一座新建的体育场内。大多数中国的学校都会在春天搞运动会,但我们这个规模尤其大,因为新场地的缘故,也因为香港快要回归了,一个半月后。这学期的所有事情都与香港相关,就好象每个秋天都有活动和长征关联。春天时,有一次关于香港经济的考试竞赛,而学生中的党员挂有特殊的香港胸章,跟其他学生区别开来。一个“欢迎香港回归”的标语装饰在了图书馆的入口处,而每天都有数字显示,还有多少天那殖民地将回到祖国的怀抱。有时我会问学生还剩几天了,他们总能给我精确的回复。为了竞赛,他们准备了许多天。那些正式的选手在食堂后的旧场地上训练,而每个人都为比赛前的游行做练习。男孩们练着他们的军训鹅步,而女孩们则准备跳旗操,而在周日晚上的政治集会上,他们唱关于香港的歌曲。竞赛的开幕式,在大雨中开始。那香港的横幅悲哀地下垂着,而色彩明亮的气球拒绝升空。但庆祝仪式继续进行:一千多个学生,在泥泞的跑道上严肃地跋涉前行,而他们在大雨中跳操时也均面色凝重。几乎没一个观众离场的,而干部们,在中央场地的遮蔽檐下挤作一团,颤抖着检阅着。之后那一周,我的班上满是咳嗽与鼻涕声。运动会推迟了两天举行,之后,天气改善了,集会立即恢复。课程被取消了,学生们按照所在系,坐在场地四周。这是非常严肃的比赛。所有超过四百米的女孩的比赛项目,总以每个选手都瘫倒在地作为结束,而在她们比赛前,选手们会小心挑选一些朋友,在比赛结束后搀扶她们。在某个方面来说,这很感人,就好象在参站前,士兵给家里写告别书。参加比赛的女孩会给她的朋友们清晰的指示,而在结束后,她将倒在她们的怀里,被抬出体育场的大门,喘气,哭叫——从舞台右边下场,仿佛一种奇特的四川戏剧。在男孩的比赛中,这种情形要少一些,但大约还是有四分之一的选手在终点处瘫倒。朋友们把男孩们扶到系里的救助桌边,给他们热茶和奇声香烟。五分钟后,他们就好了。我计划参加1500,5000米,以及4*100的接力赛。教员有自己的队伍,而对退休的教师,有特殊的竞赛,他们跑得很努力,但绝不会在终点线上瘫倒。因为我已经赢得了涪陵公路竞赛,我被安排参与了学生组的竞争,而这个景象——外国老师与学生们头碰头的比赛——就足以把观众催入狂热了。他们在终点区域密密挤成一团,只有头两条道还开着,而我自己的学生在最后的直道旁排成一列。黄小强,我常去用午餐的那家面条店老板,也带上儿子来了学校,为我加油。其他的选手为和外国人比赛感到激动,而他们起步阶段跑得太快了,因为听到了观众所发出的加油声。从一开始,我就能感到,这是和一月的公路赛不同的观众;我听到有声音叫我的名字,英语的汉语的都有,而英文系的学生在我逐步追上来时,为我加油喝彩。我赢这两项比赛都很容易,在1500米比赛结束时,我的学生都在终点处欢迎我,我觉得自己更像是系里面的一个成员,而非一个外国人。在接力赛的情况也是一样,路程太短,给不了我多少时间来建立优势,而我跑的是第二棒。张书记跑最后一棒,在最后一个直道时越过了中文系,而所有的英文系学生都疯狂欢呼。在此之后,我们四个人以插旗山为背景,摆了POSE拍照,而张书记脸上放光,点着根烟。但在5000米比赛时,人群中的体育生开始嘲弄我,叫道“哈喽喽喽喽喽……”与“洋鬼子!”,在我跑过的时候。洋鬼子意思是“外国魔鬼”,而在我的学生指责他们后,他们安静了一点,但我还是可以听到他们作弄的叫喊,作为回应,我只是低着头,全力跑完了最后的一英里。没必要这么做——我已经赢得了比赛,而我能感觉到感冒正向我袭来。但我不能克制自己;在比赛中,这是我唯一应对嘲弄的方式。我回到家里,发现自己的体温飙到了102度。我意识到如此拼命地跑5000实在很傻,而我也看不出参加这种竞赛的益处了。我太执著于竞赛,而当地人甚至更有过之;无论情况有了多少改善,无可避免的,终究还是我和所有人对抗。我决定说,以后看比赛比参与比赛更为享受,而此后我再没参与过跑步比赛。在那个学期里,我的健康状况逐步下降。有几次我发了烧,但主要的,我的身体发展出了一些慢性炎症,因为污染的关系,而我总是在用抗生素。这时间来得很怪,因为除了健康问题外,我对涪陵的生活却从未如此满意。我对这个城市的生活感到舒适了,而且我也开始结交了一些不说英语的朋友。我的中国生活在逐步发展,现在我觉得在第二年里,一切都会变得更好。即便我与廖老师上课的那种紧张氛围也大大舒缓了。似乎我们的鸦片战争让我们都彼此看清了对方,虽然有一些意见对立时的火花,但我们表达观点时的真诚态度,比观点的内容更重要。在某一程度上,我知道她的立场——她肯定怀疑外国人,以及他们对中国的看法,但她的态度足够开放,让她的怀疑清晰流露了出来。逐渐的,我将其看作一个友好的转变,相别于英文系的干部,他们总是微笑,待我也温和,然而从不放弃他们的防备心。廖老师至少足够尊重我,让我有机会瞥见她的观点,而我察觉到她对我也有同样的感觉——一个外国人,不总是那么尊重中国,然而至少愿意谈论他的想法。我们的鸦片战争并不以输赢来结束;还不如说是溜过,溜走了,逐渐的,我享受起我的汉语课来。但在同时,我的一部分开始磨损了,既有身体的,也有心理,我知道,我需要一点时间,暂时离开,摆脱生活在涪陵这种小地方的压力。亚当也是如此,随着这学期时间的推移,我们感觉到我们催促自己工作的方式过于严肃了。这个学期正好在香港回归中国之后结束,在6月30日的午夜,在那之后,我们俩就可以自由了,去旅行,以及学汉语。我首次察觉到香港回归的分量,是在第一学期,当时我让一个三年级班的同学去写下他们生活中最幸福的一天。大多数人的回应合乎我的预期——他们描绘了收到大学录取通知的那一天。唐诗从丰都一个特别穷的乡下来的学生,写道:那天,我起得很早。一吃完早饭,我就跑去了邮局。我非常想看到我的入学通知书。邮递员看见我来了,向我喊道,“恭喜!这是你的录取书。”我把它从邮递员手里抓过来。我把它高高举过了头。我无意识地喊叫道,“我终于成功了!”那时,我流下了欢乐的泪水。这是我努力学习了十五年的成果。在那十五年里,我一直都非常努力。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我希望能够走出乡下。只有我比城里人更努力学习才行。我没有辜负我的父母和亲戚的厚重期望。这是我人生的转折点。我可以进大学,学到很多的知识。1994年的8月31日,我不会忘记你。这是我生命中最幸福的一天。是我用汗,用血换来的。大约四分之三的回答都是这类,而它们读起来让人愉快:我看到了教育如何改变了我的学生的生命,而我也是其中小小的一部分。但有两个学生的文章就不那么能启发我了,他们写到了还未发生的快乐的一天,那就是香港回归中国的时候。其中的一个人,他的英文名字叫PEACE(和平),写道:我敢肯定,1997年的7月1日,将是我最快乐的一天。在那一天,我们所有中国人都应该高兴。因为1997年7月1日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香港将在那一天回归中国,这显示了团结的巨大成就。我们都知道,香港回归祖国,以及中国行使国家主权,乃是坚定以及不容协商的。当然,那一天将是我最幸福的一天。随着学期的进展,我感到震惊,这些政治课程,以及特别的集会,已经把香港的回归变成了我的学生们的个人事件。当然,我所教的课题跟中国的政治没有关系,但无可避免的,偶尔我们会漂向那个方向。在文学课上,我们学习了凯特卓别林的短篇故事“戴瑟瑞的宝宝”,那把我们带向了关于种族主义的讨论。我们谈到了黑人在美国的地位,还有种族间通婚的问题,而同学们问我,有没有针对华裔美国人的偏见与成见。我告诉他们,近来的成见,往往是说华裔美国人是太认真的学生,但我提到在十九世纪时,许多西方人认为中国人是赢弱的,没有竞争力的。“为什么?”一个学生问道。“哦,我想是因为鸦片战争的缘故,”我说。“这是什么意思?”“你知道鸦片战争,”我说。“在那个时候,中国不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外国要击败中国军队并不难。是以很多外国人都以为中国人是弱小的。当然,这种观点后来改变了,但在那时,这种偏见很是普遍。”当我说的时候,教室里一片沉默,学生们都盯着课桌。在你打破一个禁忌的时候,情形总是这样——立即出现沉默,而你看到的是四十五个黑发的圆圈,学生们都低下了头。他们在一个星期前也是如此,在另一个讨论中,关于种族主义的话题。当时我温和地说到,我认为种族主义与外国人恐惧症的问题,在所有地方都存在,即使在中国。“在中国没有偏见,也没有种族主义,”温迪迅速回答道,我可以看出她被冒犯了。她是班中最好的学生之一,也是最爱国的。来源:() - RIVERTOWN(江城)——PETER HESSLER(何伟)_讨厌权力_新浪博客“我不认为事情那么简单,”我说。“为什么当梅勒先生和我进城的时候,那些人经常对我们大叫?”“他们是友好的,”温迪说。“他们只是想跟你们说话,但他们没受过教育。他们并不想对你们粗鲁。”“有时孩子们会对我们扔东西,”我说。“那可并不友好。”“他们只是孩子!”“但他们的父母只是看着笑,不去做任何事情来阻止他们,”我说。“我并不想说那些事情有多么糟糕,但我不认为种族主义,以及对外国人做不好的事儿,这些行为仅在美国存在。这些问题在中国也需要改善。”学生们低了下头,有一阵让人不舒服的沉默。我发现有些事情我们是不能谈的,很快,我将话题转回了“戴瑟瑞的宝宝”与美国的种族主义。身为外国老师,看到那些低下的头时,你得学会如何做出反应,而你学会的主要就是,不能从任何方面去批评中国。但是,当一周后我的引述又触发了同样的敏感时,我还是觉得惊讶。(关于外国人恐惧症,XENOPHOBIA,在多移民的国家里显然比较容易受到关注。在西班牙时碰到的一个美国人问我中国的种族问题,我当时回答说许多中国人没机会见到多少外国人。现在想来,这倒未尝不是一个将来的问题。当然,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不会成为一个重要的移民输入国。在西班牙的经历中,我也感觉一些对外国人的冷淡,当然西班牙绝不算很特别。)尤其奇怪的是,考虑在在这个学期的初段,在我们练习“李普 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