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理解的生活-2

欲从政，先自宫。但是我还想留下来。可能现阶段从政是很乏味的，而且我始终不能接受和很多不解风情的人在一起，我完全不能够忍受在台上说着那些排比句。所以其实我更乐意做一个作者，做一个车手，或者会去从事一些别的行业，而不是特别希望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有一些卓越的贡献。作为一个赛车手，你如何保持写作的灵感与热情？灵感无须保持。还是欢迎大家到内地去走一走看一看，可以提供给你很多灵感。对于写东西，很多次我都觉得挺乏味的。其实很多时候并没有那么想写，但还是会被迫写一两篇文章。但我很荣幸我拥有这样的读者，他们并不是低级、盲目的，写什么都说好。当我写这样的文章的时候，他们会非常敏锐地在留言里告诉我说“你这个有一点无病呻吟了，有一点明显不想写硬憋出来的感觉”。看过你接受BBC的采访，是如何做到不踩线的呢？其实是这样，我特别讨厌有人写东西的时候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这句话特别扯淡。但事实上对于每个写作者来说的确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根线”。可能我的线相对来说比较宽泛一些。我相信所有写东西的人都有着几乎一样的追求，包括所有的媒体人。因为我经常觉得在一个国家里宪法应该是它最后的底线，但事实上宪法有的时候会变成“沦陷”的“陷”，所以在那个时候，我相信媒体是唯一的底线。在内地，大家可能觉得，这一方面的媒体一定很进步，那一方面的媒体一定非常落后，事实上不是。事实上年轻人都是差不多的，而且我相信任何的媒体从业人员都是有他的新闻理想、媒体追求的。而且未来这根线一定会越来越远，最终会彻底消失，因为所有的线都有可以承载的分量，如果它太重了，就一定会崩溃。和你同时出道的人中很多都移民了，你会离开中国吗？我不会。可能这个答案很多人不大愿意听到，如果我说“我会”就好了。我还真是不会，因为我喜欢的人都在中国，我不喜欢洋妞。我会一直留在中国，如果她欢迎我我会很开心，我相信她不会驱逐我。无论如何，她始终是我的故土。这种感受很奇怪，去国外比赛的时候，虽然你可以感觉得到它们的确很好，无论是社会制度还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都在一个非常高的水平上，但更多的，你只是希望，如果将来我们的国家也是这样该多好，而不是想要住到别人的国家里。我还是更希望别的国家的人想移民到我们国家，但我不建议他们现阶段来。你为什么要写作？我从小就很喜欢这个职业。当时想当记者，觉得记者可以做很多嫉恶如仇的事情，可以把很多不好的地方曝光出来。后来发现当记者不行，因为记者上面原来还有主编，但是当你发现你有一个很好的主编的时候还是不行，主编上面还有相关部门。后来我觉得可能当一个作家比较自由一些，所以我开始写东西。你如何看待张爱玲的小说？她是为数不多的有质感和才华的女作家。我虽然没有完整地看过她的小说，但是我看到过很多短的文字，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的，因为很多东西你从短的文字中就可以看得出来，她很适合做这份工作，很多人其实很不适合。从《三重门》到如今的作品，很多人在关注你的成长，请问在这样的关注下，从少年到青年，你是如何守住自己并提升自己的？其实我没有守住自己，尤其是在很多女孩子面前。但是提升自己其实很简单，还是多看看书，多接触各种各样的资讯，包括这次的香港书展，都是很好的平台。多阅读吧，无论是从网络上还是从纸媒上。你对一些想做作家的青年人有什么建议？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行业，它可以让你待在家里，或者随便你自己到处乱走，而且如果你成为畅销书作家的话还有很多版税。虽然不至于发财，但很开心。无论作家还是别的行业，首先你要确定自己是真的适合这个行业，而不仅仅是热爱。因为如果发现你热爱这个行业但是你并不适合它，其实是一种更大的痛苦。最后一个问题，你觉得现在的生活是你想要的吗？用这个问题来结尾，很好。Yes，I do.编者按：本文根据韩寒2010年香港书展读者见面会问答整理。→文·冇·人·冇·书·冇·屋←答亭林镇青年问我迟早会回去，找一个河边的房子。虽然大家都走了。你平时还回不回亭林？只要没有比赛，几乎每周都要回去。你回来后最喜欢吃什么？原来小学附近的面馆。上小学那会儿，手头紧的时候吃雪菜面，发了零花钱就吃大排面。前者太素，后者太腻，一直幻想以后有钱了能去吃一碗雪菜大排面。还有一个叫“汉堡小子”的西餐店，是亭林镇潮男潮女的聚会圣地，我常去那里吃薯条，接受西方文化的洗礼。你还和小时候伙伴一起玩么？我现在身边大部分朋友都是十年前认识的，很多甚至是发小。我其实不是镇上人，是在下面的村里长大的。我了解有些在农村长大但后来出息了的人比较回避见到童年的朋友或者老家的来访者，但我似乎只有在他们面前才能更放松。我常在老家附近玩，毫无顾忌，甚至还在离家稍远处和发小一起随地小便。有些人的努力是为了摆脱自己原来的出身和环境，有些人的努力是为了证明无论出身和环境自己都可以，这都无可厚非。你小说里写到的亭林有没有虚构？基本属实，我还给亭林镇写了一首镇歌。我觉得写得很好，就差人谱曲了。当然，亭林镇政府估计不会喜欢。那镇领导们应该很喜欢你吧？这……这么说吧，我常写亭林镇空气质量差。我一个朋友告诉我，除了有些职能部门真的打算在未来慢慢治理以外（当然，这和我怎么说没有关系，我没这么大能量，是因为空气的确太差了），还有某些人开会制定了应对措施，这些措施中甚至包括联合一些专职黑我的人再次对我进行诽谤和攻击。当然，最后这些没有实施，因为他们发现所谓黑，都是无需组织的，我如果说饭能吃屎不能吃，他们都能捧着马桶干杯。于是就有了一些从没来过金山区的人根据政府网页上搜索到的照片大肆赞美金山的生活环境，并指责我胡说。我只想说一句话，这里的空气、这里的河水、这里的生活环境，生活在这里的人最有资格发言。我在这里30年，这里什么样我最清楚不过，这里的人民也最清楚，甚至很多上海市的市民也略知一二。也许我是为数不多的有名但是不太受家乡政府欢迎的人，但无所谓，我又不拿他们的津贴。当然，金山区很大，有一些镇子受到化工的污染相对少一些，甚至一些偏远地方还有水乡美景。我就去过那个水乡。我有很浓的故乡情结，在我办杂志那会儿，还希望把工作室放到那里去。也有人说，如果我能请到余秋雨老师来就好了。当然，也有一些领导应该不反感我。我在老家就常常受到领导的接见……村长就住我家隔壁。怎么才能找到你？这我就不说了，万一你看见我随地小便呢。《他的国》里，雕塑园什么的在哪？你打开谷歌地图，找到亭林镇，往南两公里，会发现一大片空地，还有一些神秘的线条。这就是雕塑园。雕塑园曾计划要成为亚洲最大的雕塑主题公园，占地数百亩，经过艰苦的建设，终于烂尾。这个雕塑园的最大特色就是一尊雕塑都没有。你以后会不会生活在亭林镇？我一直想回去。等空气好一些。我很心疼自己的爷爷奶奶在这样的空气里生活，但你知道，对于老人，这是他们生活七十多年的地方，就算空气再差，你也不能说“爷爷，我给你买了个房子，你们搬到其他空气好一点的区去吧”。对一辈子没搬过地方的老人来说，背井离乡的伤害会更大。但我不希望我的女儿在这样的空气里生活。我迟早会回去，找一个河边的房子。虽然大家都走了。我该怎么办？留在亭林镇打工，和那些外来务工薪水特别低的人竞争，还是去区里、市里找机会？问你自己。最后附上小说《他的国》中，我创作的亭林镇镇歌。枫林/竹林/不如我们的亭林/树林/森林/不如我们的亭林/东海边的明珠/太平洋畔的水晶亭林/你的腾飞让世界震惊/亭林/你的博大让文艺复兴这里湖面总是澄清/这里空气充满宁静/雪白明月照在大地/照出一地的GDP亭林/亭林/你的前途/一片光明片光明片光明光明光明明明明三个发展/四个必须/五个有利于/时刻牢记在我们的心我们生是亭林镇的老百姓/死是亭林镇的小精灵天下势韩三篇我相信这些迟早会到来，我只是希望它早些到来。谈革命最近翻看了很多问题，革命和改革两个词被频频的问起。平时媒体也很喜欢问，但是也只是一问一听，无法见诸报端。写下来无论什么观点，八成也是不保的命。但作为这次冬至回读者问的第一篇，我就先用整个篇幅来回答我关于革命两个字的看法。我综合了读者和一些内外媒的提问，在这里一并作答。问：中国最近群体事件频出，你认为中国需要一场革命么。回答：在社会构成越复杂的国家，尤其是东方国家，革命的最终收获者一定是心狠手辣者。很坦率地说，革命是一个听上去非常爽快激昂并且似乎很立竿见影的词汇，但是革命与中国未必是好的选择……首先，革命需要有一个诉求，诉求一般总是以反腐败为开始。但这个诉求坚持不了多远。“自由”或者“公正”又是没有市场的，因为除了一些文艺和新闻的从业者，你走上街去问大部分人，你自由么，他们普遍觉得自由。问他们需要公正么，他们普遍认为不公正的事情只要别发生在我自己身上就可以了，不是每个人都经常遭受不公待遇，所以为他人寻求公正和自由不会引发人们的认同。在中国是很难找到这样一个集体诉求的。这不是需要不需要的问题，是可能不可能有的问题。我的观点是不可能也不需要。但如果你问我中国需要更有力的改革么，我说一定是的。问：你为什么不去领导一场起义呢？回答：开玩笑，就算我认同革命，并在上海起义，而且还稍具规模，官方只要一掐断互联网和手机讯号，我估计不用政府维稳机器出马，那些无法用QQ聊天或者玩不了网络游戏看不了连续剧的愤怒群众就足以将我们扑灭，你也别指望着能刷微博支援我，你三天上不了微博就该恨我了。问：那难道中国就不需要民主与自由了么？回答：这是一个误区，文化人普遍将民主与自由联系在一起，其实对于国人，民主带来的结果往往是不自由。因为大部分国人眼中的自由，与出版，新闻，文艺，言论，选举，政治都没有关系，而是公共道德上的自由，比如说没有什么社会关系的人，能自由的喧哗，自由的过马路，自由的吐痰，稍微有点社会关系的人，我可以自由的违章，自由的钻各种法律法规的漏洞，自由的胡作非为，所以，好的民主必然带来社会进步，更加法制，这势必让大部分并不在乎文化自由的人们觉得有些不自由，就像很多中国人去了欧美发达国家觉得浑身不自在一样。所以，民主和自由未必要联系在一起说，我认为中国人对自由有着自己独特的定义，而自由在中国最没有感染力。问：我认为中国顽疾太深，改革已经没有用了，只有来一场革命才能让社会好转。回答：我们假设革命没有遭到镇压，当然这本身就是不可能的。我们幻想一下革命，假设，革命到了中段，学生，群众，社会精英，知识分子，农民，工人，肯定不能达成共识。而我们一直忽略了一个人群，那就是贫困人口，这个数目大概是两亿五千万。你平时都不能注意有他们的存在，因为他们甚至从来不使用互联网。既然革命能够发展到中段，必然已经诞生了新的领袖。没有领袖的革命一定是失败的，白莲教起义就是很好的例子，而有了领袖的革命，也不一定好到哪里去，太平天国又是很好的例子。中国式的领袖，绝对不会是你现在坐在电脑前能想象的那些温厚仁慈者。这样的一个领袖，八成独断专横自私狂妄狠毒又有煽动力，是的，听着有点耳熟。但中国人就吃这一套，也只有这一套才能往上爬，这个社会习惯了恶人当道，好人挨刀。文艺青年们看好的领袖一个礼拜估计就全给踢出局了。而越是教育水平高的人，越不容易臣服与领袖。所以这些人肯定是最早从革命中离开的。随着社会精英的离开，革命人群的构成部分一定会产生变化，无论革命的起始口号有多么好听，到最后一定又会变回一个字，钱。说的好听一点就是把应该属于我们的钱还给我们，说难听一点就是掠夺式的均富。你们不要以为因为我觉得自己有点钱，所以我怂了，害怕失去。在革命的洪流里，你拥有一个苹果手机，你是开摩托车的，甚至你会上网，你平时买报纸，吃肯德基，你都算是有钱人，甚至是有能力在互联网上阅读到这篇文章的人，都是充满着原罪的被革命对象。有一亿家产的人比起有一万家产的人反而安全，因为他们打开家门，门口已经放的是纽约时报了。最后倒霉的还是中产，准中产甚至准小康者。以前人们在各种政治运动中自相残杀，现在的人们只认钱，所以很多人民已经被训练成只认钱的自相残杀者。所以你就想象吧。而中国人讲究清算，这也必然导致镇压。任何的革命都需要时间，中国那么大的国家，不说天下大乱，军阀混战，权利真空。稍微乱个五年十年的，老百姓肯定会特别期盼出现一个铁腕独裁者，可以整治社会秩序，收拾一下局面。至于从百花齐放重新看回人民日报，这个真的没所谓。况且我们的一切假设都建立在军队国家化的前提下，所以这些都是幻想，连幻想都不乐观，就别提操作了。问：那你看埃及，利比亚……回答：埃及，利比亚是被一个人独裁统治几十年，城市也不多，一个事件作为爆点，一个广场用来演讲，就可以革命成功。中国没有一个具体的个人能成为被革命的对象，城市，人口众多，而且各种千奇百怪的灾难都发生过，G点已经麻木，更别提爆点了。就算社会矛盾再激烈十倍，给你十个哈维尔在十个城市一起演讲，再假设当局不管，最终这些演讲也是以被润喉糖企业冠名并登陆海淀剧院而告终。当然，以上更是废话，最关键是就大部分中国人一副别人死绝不吭声，只有吃亏到自己头上才会嗷嗷叫的习性，一辈子都团结不起来。问：你的观点非常的五毛党，是被政府买通了么？为什么不能一人一张选票选主席。回答：在这样一个非此即彼，非黑就白，非对既错，非带路党既五毛党的社会里，革命两字说起来霸气，操作起来危害更大。也许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当务之急就是一人一张选票选主席，其实这并不是中国最大的急迫。相反，一人一张选票，最终的结果还是共产党代表获胜，谁能比党更有钱？五百亿就能买五亿张选票。不行加到五千亿。一年税收都十万亿呢。你和人家比有钱？你觉得你周围的朋友的公正独立，那样的人加起来也就几十万张选票。你看好的有识之士，能有十万张都不错了。唯一能和共产党抗衡的就是马化腾，因为他可以在QQ登陆的时候弹出一个窗口：谁选我马化腾，谁就可以得500Q币。此举估计也能获得两亿张选票。但问题是，到时候马化腾一定会入党的。民主是一个复杂，艰难而必然的社会历程，并不是什么革命，普选，多党制，推翻XX，这些脱口而出的简单词汇可以轻易达成的。如果你对司法和出版都从来没有关心过，你关心普选有什么意义呢。无非就是说起来更拉风一点。这和那些一说起赛车只会提F1，一说起足球只知道世界杯的人有什么区别呢。问：我觉得中国的革命和民主只是时机的问题。你认为什么时机最合适。回答：革命和民主是两个名词，这两个名词是完全不等同的，革命不保证就能带来民主，这个咱们不是早就已经证明过一次了嘛。历史曾经给过中国机会，如今的局面则是我们爷辈的选择。现今中国是世界上最不可能有革命的国家，同时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急需要改革的国家。如果你硬要问我在中国，什么时候是个革命的好时机，我只能说，当街上的人开车交会时都能关掉远光灯了，就能放心革命了。但这样的国家，也不需要任何的革命了，国民素质和教育水平到了那个份上，一切便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也许你能活着看见这个国家的伟大变革，也许你至死都是这个死结里缠绕的纤维，但无论如何，你要永远记得，错车时请关掉远光灯，也许我们的儿女将因此更早的获得我们的父辈所追求的一切。冬至回读者问之一，完。说民主问：革命不一定是暴力革命，天鹅绒革命就是完美的典范。回答：我不认为天鹅绒革命能够发生在中国。不谈当时的国际局势，也不说整个捷克的人口只有北京的一半。相信天鹅绒革命其实就是选择相信了民众的素质，执政者的忍让，文人的领袖，这三者的共力才能形成天鹅绒革命，我认为这三者在中国全部不存在。你不能把一场完美的革命常挂在嘴边来反驳也许未来不完美的改革。我理解中国很多文人和学者对天鹅绒革命的感情，他们甚至能够在脑海中将自己代入哈维尔的角色暗自感动。但无论中国发生暴力革命或者非暴力革命，文人所处的地位和角色远远比他们想象的要低得多，更别说能作为领袖了。而且国民素质越低，文人就越什么都不是。你也不能用完美的民主，完美的自由，完美的人权从字面上解释应该什么样子的来逃避中国的现实。改革和民主其实就是一场讨价还价的过程，你不能盼着执政者看了几本书忽然感化把东西全送给你。你不能天天盼着天鹅绒革命，再由你来扮演哈维尔，并瞬间让每个中国人有一张选票，还都不能被贿选。捷克至今也不是普选。所以我的观点很简单，暴力革命我们都不愿意发生，天鹅绒革命不可能在近期的中国发生，完美民主不可能在中国出现，所以我们只能一点一点追求，否则在书房里空想民主和自由憋爆了自己也没有意思，改良是现在最好的出路。问：你得出的结论就是中国人素质太低，不适合民主。政府有没有给你维稳的回扣啊？回答：我不知道你如何看出了这个结论，我觉得我已经写的很通俗了。民主不是适合不适合的事情，它迟早会到来。国民素质低并不妨碍民主的到来，但决定了它到来以后的质量，谁都不希望来个卢旺达式的民主，虽然这并不是真正广义的民主。有时候缓缓来，有时候突然来。也许它来的不那么彻底，来的不那么全部，来的不那么美式，来的不那么欧式，但在你的余生里，它一定回来，回首起来，可能还来的有点平淡。问：你的意思是一切只能靠执政者的恩赐，而不是人民自己的争取？回答：给执政者压力当然重要，但遗憾的是，执政者的配合更重要。这的确需要运气和人品。现在社会各个阶层是割裂的，比如执政者，你动车事件闹得再大，他们依然淡定，觉得这是民间的事情，不费一兵一卒，时间自动摆平，执政者的家属可能完全不关心这事，只关心谁要上谁要下，谁的岁数差一点，XX位置怎么排。而在这样的舆论压力下，事情依然能自然过去。当然，更有可能是他们都没有感受到舆论压力。好比你账户里有十亿，你丢了一千块，你自然不紧张。文化界兜里加起来的总和就五百，而他们认为统治者兜里也就三千，所以我觉得他们是放大的统治者的焦虑。人家完全没考虑你的问题。而文化界很多人认为一切的问题就是体制的问题，仿佛改了体制一切都迎刃而解，他们虽然善良正义，嫉恶如仇，但要求农民和工人和他们拥有一样的认知，甚至认为全天下都必须这么思考问题。可事实往往有些让人寒心。因为拉力赛都在偏远地方举行，我这些年去了上百个各种各样的县城，这些都不算特别封闭和贫瘠的地方，我和各种各样的人聊天，他们普遍对民主和自由的追求不如文化界想象的那么迫切，他们对强权和腐败的痛恨更多源于为什么不是我自己或者我的亲戚得到了这一切，而不是如何去限制和监督，只有倒霉到自己头上需要上访的时候才会从词典里捡起这些词汇来保护自己，只要政府给他们补足了钱，他们就满意了。一切能用钱解决的社会矛盾都不算什么矛盾。而知识界普遍把国民对这些词汇的这种应急应用当成了他们的普遍诉求，觉得与文化界形成了共识。我不认为在分歧和割裂这么大的国家里能有一场美好的革命。你也许觉得这正是执政者驯化的结果，所以要改变执政者。但现实就已经这样了，那一两代人已经这样了。但是幸运的是，我和他们的子女聊天时，互联网和各种传媒已经或多或少地打开了他们的眼界。所以我并不悲观。中国共产党到了今天，有了八千万党员，三亿的亲属关系，它已经不能简单的被认为是一个党派或者阶层了。所以共产党的缺点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人民的缺点。我认为极其强大的一党制其实就等于是无党制，因为党组织庞大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就是人民本身，而人民就是体制本身，所以问题并不是要把共产党给怎么怎么样，共产党只是一个名称，体制只是一个名称。改变了人民，就是改变了一切。所以更要着眼改良。法治，教育，文化才是根基。问：如果革命到来，有影响力的文人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回答：文人到时候就应该扮演一颗墙头草，但必须是一颗反向墙头草。文人需有自己的正义，但不能有自己的站位。越有影响力就越不能有立场，眼看一派强大了，就必须马上转向另一派，绝对不能相信任何的主张，不能跟随任何的信仰，要把所有的革命者全都假想成骗子，不听任何承诺，想尽办法确保不能让一方消灭其他方而独大。所以未来的中国如果有革命，谁弱小，我就在那里，它若强大了，我就去它对手那里。我愿牺牲自己的观点而争取各派的同存。只有这样，才有你追求的一切。补加一个问答，关于素质和民主：问：我去了一些发达国家，我发现在表面的素质之下，其实深交下去，人性也都是这样的，所以好的制度才是高素质的保障。回答：我完全的赞同。但我们说的就是表面素质，不要因为觉得人私底下都是怎么怎么样的而小看表面素质。民主的质量就是由国民的表面素质决定的。一个人开车可能关远光灯，看见人彬彬有礼，遵守社会公德，但一交往，发现其实也是自私懦弱狭隘贪婪……这又如何呢。素质和人性放在一起谈没有意思，美国人的人性和中国人的人性说到底当然是大同小异的，全世界人类的人性都差不多。所以这里就有一个鸡和蛋的问题，先有好的素质，再有好的制度，还是先有好的制度，再有好的素质。其实这个没有疑问，在能出现好的制度的时候，无论素质的好坏，都应该保障好的制度，因为好的制度恒久远，一颗永流传，制度是实在的，素质是空幻的。问题是，当好的制度由于种种原因迟迟不能到来的时候。咱不能天天期盼从天上掉下来一个好的制度，然后一切才有开始的可能和动力，否则反正好的素质也没必要，又缓慢又不见得有效……好的制度以及好的民主有两个到来方式，一种是有一个纪念日，一种是没有一个具体的日子，但要一两代人的努力。我觉得还是要实际一些，美国的独立宣言再好，美国的宪法再好，美国的宪法修正案再好，是因为他们的政党和人民都做到了。我们宪法其实也好，我们的执政党说过不少只比独立宣言好不比独立宣言差的宣言，但大多数没做到。他们是不会看着各种宣言而自省的，革命代价又太大太不可控，改良又慢又拖延，国民素质又不高，的确看着像死结。但我依然选择相信改良。暴力或者非暴力革命只能是督促改良的筹码，但不能也不可能真正的操作起来。要自由上上篇文章里说，每个人要的自由是不一样的，上篇文章里说，民主，法制，就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圣诞再打折，东西还是不会白送的。那我就先开始讨价还价了。首先，作为一个文化人，在新的一年里，我要求更自由的创作。我一直没有将这个写成XX自由或者XX自由，是因为这两个词会让你们下意识的觉得害怕和提防。虽然这些自由一直被写在宪法里。事实上，它一直没有被很好的执行。顺便我也替我的同行朋友——媒体人们要一些新闻的自由。新闻一直被管制的很严。还有我的拍电影的朋友们，你不能理解他们的痛苦。大家都像探雷一样进行文艺工作，触雷就炸死，不触雷的全都走的又慢又歪。这些自由是时代的所趋，也是你们曾经的承诺。我知道你们一定对苏共进行过研究，你们认为苏共的失败，很大的程度源于戈尔巴乔夫开放了报禁，并将最高权力依照宪法约定，从党返还给了人民代表大会。所以这让你们对言论自由和宪政特别的谨慎。但是时代已经不同，现代的资讯传播终于让屏蔽形同虚设。而文化的限制却让中国始终难以出现影响世界的文字和电影，使我们这些文化人抬不起头来。同时，中国也没有在世界上有影响力的媒体——很多东西并不是钱可以买来的。文化繁荣其实是最省钱的，管制越少必然越繁荣。如果你们坚持说，中国的文化是没有管制的，那就太不诚恳了。所以在新的一年，我恳请官方为文化，出版，新闻，电影松绑。如能达成，从我而言，我承诺，在文化环境更自由之后：不清算，向前看，不谈其在执政史上的敏感事件，不谈及或评判高层集团的家族或者相关利益，只对当下社会进行评判和讨论。如果文化界和官方能各让一步，互相遵循一个约定的底线，换取各自更大空间，那便更好。但是如果两三年以后，情况一直没有改善，在每一届的作协或者文联全国大会时，我将都亲临现场或门口，进行旁听和抗议。蚍蜉撼树，不足挂齿，力量渺小，仅能如此。当然，只我一人，没有同伴，也不煽动读者。我不会用他人的前途来美化我自己的履历。同样，我相信我们这一代人的品质，所以我相信这些迟早会到来，我只是希望它早些到来。因为我觉得我还能写的更好，我不想等到老，所以请让我赶上。以上是基于我的专业领域的个人诉求。我觉得在这场让大家都获益良多的讨论里，研究该是什么样，不如想想应该怎么办。据说一个人一次只能许一个愿望，我的愿望用完了，其他的诸如公平，正义，司法，政改，一切一切，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再提。虽然我觉得自由未必是很多人的第一追求，但没有人愿意常常感觉恐惧不安。愿各位没钱的能在一个公正的环境里变有钱，有钱的不再为了光有钱而依然觉得低外国人一等。愿所有的年轻人都能像这个圣诞一样不畏惧讨论革命，改革和民主，担忧国家的前途，视它为自己的手足。政治不是肮脏的，政治不是无趣的，政治不是危险的。危险的，无趣的，肮脏的政治都不是真正的政治。中药，火药，丝绸，熊猫不能为我们赢得荣誉，县长太太买一百个路易威登不能为民族赢得尊敬。愿执政党阔步向前，可以名垂在不光由你们自己编写的历史上。就要做个臭公知我还会因为依然能发表文章且活的不错常被怀疑成五毛和倒钩，乃是臭公知3.0版本。“公知”这两个字越来越臭，还株连到了“知识分子”这个名词。“公知”被污名化应该就是这两年的事情。记得以前，很多杂志还会评选年度公知，我也曾入选过，但不知何时，大家就开始用“公知”两字骂人了，明明两方都是公知，观点之争到一半，一方忽然大喊，你们是公知，另一方就不辩自败了，比“对方开着宝马扬长而去”还要有效。后来大家又聪明了，一上来先全部变成草根，但很快又发现草根和草根之间的争论就像屁民与屁民之间的互掐一样，两败俱伤且无人关心。很快，又冒出来一个词，叫意见领袖，但没过多久，网络上意见领袖又泛滥了，每次公众事件，看着意见领袖自动排成一个连，还不如去看易建联。终于，大杀器出现了，“公民”两字隆重登场，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平民化变种，这个词又安全又不容易被污名，但最近也有人说，什么公民，也是图“功名”，都是大尾巴狼。于是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群体应该叫什么了。“公知”的臭掉和“公知”自己也有一定的关系，知识分子的确有一堆的臭毛病，有的迂腐，有的圆滑，有的好色，有的没谱，有的投机，有的唠叨，有的粗鲁，有的装逼，有的故作高深，有的哗众取宠，有的拉帮结派，有的爱作姿态，有的人品不端，有的言行不一，有的危言耸听，有的党同伐异。加上公知一直在发言，自身缺点也会被一再放大，所以最终开始惹人厌烦。不过回头想想，各行各业的各色人等不都是这样么，比如你老说演艺圈的男女关系实在太乱了，但回头一看自己的办公室，可能也好不到哪去。【文】故事一定是这样发展的，一开始有公知和意见领袖大声说话，很多人觉得舒服，把自己的心声给说出来。后来大家又觉得，怎么都是车轱辘话来回说。当然，这也不完全怨公知，主要责任在于政府老是车轱辘错来回犯。后来有人突然喊了一嗓子，公知得了名，赚了钱，自己其实也好不到哪去，他原来是在消费政治，消费情绪。臭公知。【人】我身边就有朋友不喜欢看文人出身的公知在那里批判社会，他觉得表演居多，而且一直在NG，就是永远不关机。相比之下，他更爱看成功的商界人士说话，他关注了李开复王冉潘石屹等人，每天转发，觉得他们几个文笔不输那些文人，而且更了解现实社会中的可行性操作，语气也更舒服。最重要的是人家已经富裕了，无需表演。后来在一个饭桌上，另外一个朋友阴谋论道，不一定，人有了钱就要好名声，我觉得他们动机不纯，是另外一种消费，也是臭公知的另外一种。我那朋友虽然争辩几句，但第二天微博只转了条冷笑话精选，好几天才缓过来。【书】我还有一个朋友喜欢姚晨，觉得演艺圈里关心现实的明星不多，而且她也常仗义执言。但也有朋友就不屑一顾，说这也许是一个策划好的路线，要和其他明星区分开来，说到底就是功利，也是臭公知的一个变种。【屋】我还有一个朋友喜欢XXX，觉得XXX很厉害。结果也有朋友反驳说，XXX也是在表演一种姿态，越被迫害，他地位就越高，收入就越多。这境界比臭公知要高一点，但其实也是在消费政治，归根结底还是臭公知的2.0版本。当然，也有说到我自己的。我初中写文章就喜欢批评这个批判那个，当时没什么概念，纯粹是因为启蒙读物都是民国作家的，于是下意识觉得写文章就该批判。另外有个酷爱写作的同学，大家启蒙读物和性格都不一样，所以我特别能理解为什么总有一些人关心现实，另一些人关心星座，而他们都很好。虽然我第一本书就挺畅销，但真正获得浮名也是因为这几年写的这么些杂文。我还会因为依然能发表文章且活的不错常被怀疑成五毛和倒钩，乃是臭公知3.0版本。最终一轮听下来，我发现一种心态，只要不是当街被迫害死的，或者生活还算不赖的，就会有各种诛心揣测。激进一点，就成姿态，保守一点，便成五毛，总之就是消费政治，消费公共事件，而且一旦观点不同，两派公知就容易互挖老底，留给观众原来全是王八蛋的印象。加上群众的笔力也越来越强，“公知”终于从一个颁奖赞美的用词变成了一个搬弄是非的用词。既然这样，我也终于明白了，不管我否定或者肯定，甚至给自己找另外一个独特的词汇替代，其实我就是一个臭公知。有人说，无所谓这样的一个群体叫什么名字，公知也好，知识分子也好，意见领袖也好，公民也好，你只要一个人发声就行了，名声是你的，管这些名词臭或者香呢。但我觉得不妥，就算一只闲云野鹤，你总不希望自顾自飞了半天，突然之间，你的种群被人污名了，人家指着你，说，看，一只闲云野鸭。当然，这其中和这帮野鹤掐架的时候互相指责对方是野鸭也有很大的关系，加上围观的野鸡，管事的野猪都对这种名称的变化是喜闻乐见的。我觉得，“知识分子”以及“公知”这两个词，无论在任何年代，都应该是一个褒义词，都该去珍惜。所以本文标题中的“臭公知”三字也是罪过。相反，意见领袖不算是个褒义词。带“领袖”两字的，最终都很可能走向铲除异己的方向，而“分子”只是物质组成的一种基本单位而已。是的，我是个公知，我就是在消费政治，我就是在消费时事，我就是在消费热点。我是消费这些公权力的既得利益者。大家也自然可以消费我，甚至都不用给小费。当公权力和政治能被每个人安全的消费的时候，岂不更好，大家都关心这个现世，都批判社会的不公，毒胶囊出来的时候谴责，贪官进去的时候庆祝，哪怕是故作姿态，甚至骗粉骗妞骗赞美，那又如何。面对政府，公权，政治，你不消费它，他很可能就消灭你。最后，面对各种不同的不公，没人能够替你代消。一切还是得你亲自出马。从有了互联网开始，随着每个人的参与，曾经说出大家心里话的著名公知们，被不停抛弃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抛弃一些人的名字不代表必须抛弃一个向善的名词。我有一个朋友前几天就食品安全写了一条公知范儿的微博，被转发了一千多次，他非常高兴，觉得那些公知也不过如此，他也可以。这就是社会变化的过程。但在这过程里，并不该鼓动大家都唾弃公知，而是鼓励大家都成为公知。这一代人（2012）我相信这一代人可以见证很多东西，我们今天所经历的一切，都是头皮屑。昨天开始，我在家中翻看我以前的博客，从2006年开始，我从有一笔没一笔，写写赛车写写养狗，一直到今天尽量希望保持文章的质量的写作。就在两个月之前，我还在说不光光要杀戮权贵，还要杀戮人民，我唯独忘记了还需要杀戮的，那就是自己。杀戮是一个严重的词语，而且一般不用在个体身上。但是有的时候，自己并不是只有一个。一个不杀戮自己的人是危险的，哪怕被迫无奈戳了自己一下，也要报复，比如1962年……接着1966年……接着三七开了……接着老时代过去了。在等到开学后，我将要去母校开始我的演讲，我想我已经找到了主题，那就是再有7个月，我便30周岁了。我要告诉我的少年校友，在这一万多天里，我犯下的各种错误和反思。因为我一直不相信成功学，所以我讨厌在机场书店的小电视屏里看人家演讲自己怎么成功的。成功之道有很多未必能展开的东西，而且你也不能将自己的狗屎运赠送给受众，所以看着他人的成功往往无助于自己的成功，但是听着他人的失败也许能避免自己的失败。翻看自己的博客，其实到2011年，我常常陷入到一种苦闷之中，就是不知道该写什么好，因为我是一个不愿意重复的人，好在汉字足够多，否则我早就厌烦了。刚才我翻回到了2008年，那个年份就像在眼前。2008年，有雪灾，家乐福，地震，奥运会，三鹿。而在2008年的2月5日，也就是四年前的今天，我写了一篇文章《这一代人》，很多人也许未必注意到这篇文章。但其实是从这篇文章，我开始了自己真正的杂文旅程。所以这个夜晚，我又开始想起这个题目。我出道的时候叛逆，反抗师长，离开上海，来到北京，就因为不知道听谁说过，搞文化就要去北京。那个时候的北京还没有5环，后海还没有一家酒吧，我站在望京一所板房二十多楼的窗前，所有朋友都还在学校，成年人又都在使用icq和oicq，我举目无友，孤独的像只马桶搋子。摊开电脑又写不出一个字，因为我的生活累积用完了。四年后，我唯独学会了怎么把车开好，回到上海，找到高中时候追求的姑娘，不多久，我的同学们都大学毕业了，我们也又分手了。曾经有朋友问我，为什么2006年以前的报纸他看不下去，但到了06年以后就好多了，我回答他说，因为这一代人毕业了，开始进媒体工作了。遗憾的是，在90年代中期的时候我的朋友不喜欢看报纸，那时候的气氛更好，报纸自然更好看，也顺手启蒙了我。我觉得用十年来形容一代还是有些窄，我以前回答问题的时候也从来不觉得一代人和一代人之间能有什么明显的分野，你说我出生自1989年和出生自1991年能有什么大区别，无非前者万一是在某一天生日的话比较敏感，如果混论坛的话难以获得祝福。但就是这模糊的一代人，70尾，整个80后，90头，我充满着希望。他们出生在洗脑教育的时代，却没有摊上人与人之间揪斗的年代，教材只洗了他们最不记事的那部分大脑，而且由于洗脑内容实在枯燥，引发逆反，同时互联网和西方产品出现，他们会有更深的被欺骗感。由于找不到实际的行骗者，他们也暂时没法报仇，他们现在虽然都在社会里不上不下的地方挣扎，人与人之间的争斗也只限勾心斗角，但都更加努力，因为社会剧变的带来的暴富机会他们都没赶上。在我少年去北京的时候，我一直不屑于和我的同龄人交往，交了几个前辈朋友，虽然人都不错，但现在发现我身边的朋友还都是这一代人。所以我相信这一代人可以见证很多东西，我们今天所经历的一切，都是头皮屑。我很期待这一代人各自拥有了更多权力以后的社会变化。权力改变权力。政府拥有公权力，但其实每一个个体的话语权，具体人权，能力，社会影响力，甚至苍白无力，都能汇聚成权力。足够多后者，就能够改变公权力。但改变公权力并不是目的，束缚公权力才是。这也是我年前第一篇文章中有一点没有说好的地方。没有压力，何来动力。我们目力所及的某些进步也只是因为科技在进步。到最后，依然只有权力才能改变权力。还是那句话，由什么东西组成的，往往就是个什么东西。所以我很好奇这一代人能组成一个什么东西。当然这不像中国人所钟爱的刷卡就能提现货那么直接，但是我觉得这个国家最光明的转机也许就在这一代人身上。这是我四年以后重新写这个标题。在2008年的时候，那篇虽然写得不错，不过为了拍马屁，我拼命埋汰以前那几代，还居然说这一代人中的笨蛋和王八蛋还没有浮现。以后每四年写一次吧，献给同年代的朋友们。家世偶像：写给张国荣你一生没做坏事，所以，就是这样。2003年4月1日，我在开车从北京回上海的途中。在那之前，我并不是你的歌迷，我只知道你唱过《倩女幽魂》，我甚至觉得，你好久没做宣传，没出作品，已经过气了。对你的了解从京沪高速的山东段开始。那里的山上都是顽石，少见绿色。以往开车路过河北，山东和江苏，打开电台，要不是卖春药的，就是治性病的，还不停的有托打电话和主持人互动，说疗效好，去哪才能再买到。我常想，这么明显的忽悠，怎么可能有人相信。这个世界上真的充斥着荒诞。但那一次开车的旅程，我能调到所有的频率里都只有你的生平介绍，当然还有你唱过的歌。我甚至发现，有时候，我偶然会哼唱两句的不知名旋律，原来都是你的。路过临沂，电台主持人甚至自己开唱《奔向未来日子》。对你来说，已经没有未来的日子了。你奔向了永远不会来的日子。那些岁月里，我是一个轻狂气傲的无知少年，对所谓港台巨星嗤之以鼻，这也让我错过了你。那几年我在北京，迷茫的就像在能见度只有一米起了大雾的国道上开车，好在我一直没开进逆行车道。等我懂你，再没机会来看你的演唱会。回想起来，你若在，无论我有钱没钱，一定会买一张离你最近的票。没有什么夸你的。我甚至想，如果你还活着，机缘巧合，兴许能和你吃上一顿饭，说上几句话。那次从北京回上海是一次奇妙的旅程，开过长江大桥，我就找了一个休息站停靠了下来，吃了一碗泡面，清楚记得江水声就在耳边。我买了两张你的盗版唱片。这不能怪我，在高速公路服务区里没有正版的。我启程上路，把唱片塞进了碟机。不幸的是，我没能听见你的声音，因为我买了VCD。家乡离我越来越近。1200公里路程，我并未为你落泪。毕竟我们刚认识，你得理解。到了上海，身边的朋友常常谈起你，有黯然神伤的，有伤心哭泣的，更多的是，哦，是嘛，他这么有钱，干嘛要自杀，可惜了。还有恶意揣测的——至今我的身边依然有人相信你是得了绝症或做了什么事情，不得已才跳楼，我每次都要和他们争辩。但两个星期以后，也便这样了，大家开始很少谈起你。一个月后，劳动节，大家依然不爱劳动，两个月后，儿童节，小孩依然欢声笑语，三个月后，四个月后，周年祭，到现在，九年了，这世界没有什么变化。这九年里，你陪伴我度过很多困难的时光，可惜那些激励我的歌并没能激励你自己。我想我懂你了，Leslie。这眼前的世界并不是你我想象的那样。你改变不了。我改变不了。我今年三十岁，没有你那么多的作品，你死去了，你的歌也许能被别人再唱五十年，一百年，我若死去了，我的文字也许只能被别人记得五年，十年。又也许更短。我也许比你长寿很多，又也许不能。说不定我会成为一个老顽童，说不定我忍受不了自己衰老。谁知道呢。Leslie，多年以后，我们终会相见。我获得的成就比你少很多，但争议倒也不少，算能作为谈资。和你一样，很多争议要到死后才能平息，或许不能，甚至更多。他日我们相见，你若不嫌弃，让我为你写一段歌词。不会差的，只是辛苦你要用普通话唱。你说你一生没做坏事，为何这样。我想我可以试着告诉你为何。因为，你一生没做坏事，所以，就是这样。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须强求如果有人追我女儿，我肯定在三天之内把这个人查个底朝天，然后把资料放她桌上。现在的你，如何看待爱情和婚姻？跟十年前的你有变化么？我对爱情和婚姻一直没有什么具体的看法，我觉得遇见每一个人都会有不同的观点。我感谢陪在我身边的姑娘，我爱她；我也想念不在我身边的姑娘，我爱她。那是不同的感受，但却都是深爱。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须强求。因为命里本来什么都没有，只有诞生和死亡，而中间的都是你要强求的部分。缘分不是走在街上非要撞见，缘分就是睡前醒后彼此想念。如何看待社会泛滥的小三现象？世界上没有小三，这个说辞是源于局外人的一种莫名其妙的仇恨。无论我们把所谓的第三者描绘得多么难听，都不能抹灭爱。当然，你可以说责任是比爱更重要的东西，但并不是在一起就是责任，或者死死地必须和一个人在一起就是责任，否则就是不负责任，我觉得这是对感情的错误粗暴概括。我觉得很多人的感情都是从第三者开始的，尤其是眼界高的人，你能看上的男人或者女人，他（她）没有什么理由和概率是单身的，要么你战胜，要么你共享。我也不觉得共享有什么败坏道德的，婚姻应该是开放的，也就是说，在获得了前配偶的理解和许可的情况下，你应当是可以叠加重复婚姻的，男女都应当是这样。你也许觉得这是对爱情的亵渎，我倒是觉得你也许不懂爱情，你不知道爱情的整个生命历程。我认为这是爱情的升华。世上唯有爱情，唯有想在一起的两个人，两个想在一起的人，便是最大，便是最正，他人皆是第三者。韩式独特的教育法令人期待，在我国现行教育体制下，如何考虑孩子的未来？我会自己编一套小学一年级到大学四年级的文科教材。当然你还是要在学校里读书的，但更多的是为了认识朋友。文科方面，你读这个教材肯定要比学校里的有意思多了。你的职业赛车收入据说一年有400万，奶粉钱足够了吧？其实是这样，我的场地赛每年的收入在50万左右，拉力赛一年收入在50万左右，这是连上奖金的，也就是年薪应该是差不多100万，自己练车的费用大概是三四十万，所以还略有盈余，我已经很满意了，在中国靠开赛车赚钱养家的车手应该不超过十个。赛车和出版都没有那么风光的，虽然在两个大行业都算是做到顶尖赚到最多，但肯定不如人家卖掉一套市区的公寓赚得多。从赚钱的角度来说，我的确是入错行了，这两大行业除了作家车手以外，车站老板和出版公司老板，在中国做得最好的估计一年也就几百万收入，应该是其他行业的百分之一，所以想发财千万不能来赛车圈和出版圈，但是我好幸运这都是我喜欢的行业。赚得再少十倍我也愿意。你是那种日后会对追求你女儿的人指手画脚的老爸吧？如果有人追我女儿，我肯定在三天之内把这个人查个底朝天，然后把资料放她桌上。我会告诉我女儿泡妞的手段是怎样的，什么该提防。比如，我觉得一个女人如果答应和一个男人单独吃饭、单独看电影，就是答应跟这个男人上床了。韩小野在慢慢长大，她会有许多问题，你会告诉他全部的真相吗？我告诉她能听懂的真相，听不懂的也没办法。比如路上有一个特殊牌照的车乱开，她要问为什么前面的车可以胡乱开，我就只能很简单地回答她，那是坏蛋。虽然你不是娱乐圈的名人，但跟这个圈子交际还挺多的，玩得开心吗？交过娱乐圈的女朋友吗？的确还交际挺多的，幸亏你们的跟拍车经常跟丢我，要不然你们肯定会觉得交际也太多了。我玩得很开心。有过演艺圈的女朋友，可你们都不知道，嘿嘿，估计你们也永远不会知道。事实上，因为我的生活非常非常的简单，我一年新认识的女孩子不会超过五个，而且应该都是工作关系，所以我没有什么机会在社会上遇见喜欢的女孩。但是演艺圈的姑娘，我常在电视里新闻里网站上杂志上看见，我自然会爱上我一眼看上的姑娘，一般来说，遇见以后，姑娘也爱我。她们在我心中不是明星，不是艺人，就是好姑娘。在娱乐圈，你有什么一定坚持的原则么？比如会不会暗自决定过一定不做某件事、一定不跟某种类型的人合作之类的？有，我不喜欢的人我觉得不会和他们合作，给多少钱都没用，经常有娱乐公司给我电话，说我能不能为某个明星写本自传，我能不能为某个歌星的写真集的照片配上文字，我觉得很奇怪，他们是当真觉得作家很低贱吗？作为独立的公共知识分子，你如何始终保持自己说真话的勇气和坚持？很多时候，也是一场赶鸭子上架。听说你被限制出境，行动被监控，是真的吗？这不是真的，虽然经常被删文章，杂志也遭遇一些麻烦，但是从来没有官方的人来找过我，可能他们怕出现在我的回忆录里吧。我出境很自由，而且应该还能回境。监控我行动的一般都是娱乐记者。郭敬明说，你和他被娱乐是时代的需要，你怎么看？他之前接受我们采访时说，他的作品并没有你说得那么低龄。你对他的看法有改观吗？我其实很感激有这样一个人，我们截然不同，甚至连受众都完全不同，大家却这么喜欢把我们放在一起比较。前一阵子有一个记者半夜电话我，说郭敬明爆料，娱乐圈要出巨大的颠覆性新闻，问我知道是什么吗？我说郭敬明又没睡在我身边，我怎么知道。但是我其实很害怕，一晚上没睡好觉，因为前几天我的手机刚丢，里面实关重大。当然不是我和郭敬明的内容，好在最后什么都没有。坦诚的说，他有着广大的受众，一帮正待建立世界观的孩子，大家其实不需要他做什么更多的事情。我就是觉得很奇怪，他这样一个人，天天看电脑，天天上微博，难道看着这么多悲催的故事，他就没有感觉么？很多时候，他只需要表达出一句，大意就是这很不公平，祝福他们，大家都会对郭敬明刮目相看。如果他觉得对人是有危险的，但那些要被抽胆汁的黑熊真的很可怜，你总能对着熊给你的粉丝说两句吧。可能有些人觉得，人各有志，不能强求，但是，这是一个作家的职业底线。只有在这个底线之上，你才能追求各自不同的文艺方向。这是我对他真诚的建议。编者按：本文根据2012年3月《南都娱乐周刊》专访整理。74：以下为实体书没有的部分。娃以后要是想走娱乐圈，成么？成啊，看谁敢泡。我们拍到的其实也是最近一些你的生活状态，似乎挺简单的，常常去4S店洗车保养之类的，最近在忙什么呢？我其实没有忙什么，你们应该拍到了我洗车或者去摩托车店把摩托车开回来每天中午起床，看看新闻，做些锻炼，晚上一般谈一些事情。《独唱团》不能做了以后，可能会把以前留下来的内容做一两本图书出版，晚上再看看碟，上上网，就是这样的生活。当然，能说的我都说了，不能说的我自然没说。《独唱团》停办后，赖以生存的事业除了赛车还有其他么？未来有哪些计划？本来我的出版和赛车还一直都在，未来可能想主编一本汽车杂志，因为中国汽车杂志都被软文和广告商绑架了，我希望能做一本独立的汽车杂志。《独唱团》已经成为一个传奇，对你来说算是梦想成真过了吗？其实办一本杂志从来不是我的梦想，当时也是被朋友赶鸭子上架。但我觉得要么不上架，上架就要以一个优雅姿态上架，所以还一直做得挺坚持。只存在了一期我的确没有想到，我觉得怎么都能存在十期左右。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只要不想让你出，你就一定是非法的，想要搞你，无论你做得多好，一定能抓到你的把柄。如你们这么正规的杂志，拍个官二代估计也难逃违规办刊的处罚。好在这不算失败。刚刚跟范冰冰合作了《观音山》MV，她是你心目中的标准大美女吗？在这个圈子里都有哪些好朋友？范冰冰是给人感觉很舒服的一个姑娘，她当然也是美女，当然李玉和范晓萱我也都很喜欢，所以给她们写词我很愿意。你觉得汤唯怎么样？最近传闻她在《建党伟业》里的戏全被删了，你怎么看？汤唯很悲情，我很支持她。中国的艺人和文人，甚至中国人的命运，其实都是在某个领导或者某几个领导，甚至领导她老婆的掌握之中，领导心血来潮，来个口号，一代人的命运就要改变，而且没有人为这些被改变或者糟蹋的命运来负责。汤唯在我心中是一个很好的电影演员，她在用她的人生演电影。没有哪个导演愿意把汤唯的故事拍成电影么？你认为我刊的存在有何价值？≮我们备用网址：www.Zm 贼吧电子书≯我还是一直会看的，其实市面上有很多娱乐刊物，但是很多为了夺眼球，会把话写得非常难听，只要拍到你，里外不是人。穿得随便吧，就是邋遢过气；穿得隆重吧，就说上街博眼球还没人看。开好车就一定是富商送的，开破车就是事业下滑。我觉得你刊还是比较客观和公正的。而且你刊一般都不会带有很大的恶意去故意搞某人或者为了销量去做一些很出格的事情，而一般重大八卦都出自你刊，而且很多八卦据我所知，有着相当高的真实度，你刊是国内少数比较实事求是的刊物。你刊可改刊名为《求是》。但是有两个善意的建议，一个就是里面的软广告实在是有碍观瞻，那些软广告一看就知道是广告，配图和行文都不好，直接拉低了你刊的档次，还不如直接上硬广告更好。还有，建议你刊主编或者是南都集团为你刊工作人员配备性能更好、舒适度更佳的车辆，而你刊在上海也需要更多的人手，我的赛车培训班下个月会开班，我可以赠送你们两个高级驾驶技术培训的名额，以精进司机的驾驶技术，挖出更多喜闻乐见或者骇人听闻的八卦内容来回报读者。我不讨好任何人牢骚也是社会进步的一种方式。你身上的标签很多，青年作家、车手、公知、意见领袖、公民、甚至公敌，自己怎么取舍和看待？不同的媒体有不同的性格，所以我被贴出各式不同的标签，我就像个旅行箱一样，被这样贴满。这没有办法，但我也不会去拒绝这些标签，那也显得太刻意了。车手算是，至于作家，在2008年之前，我还不愿这样自称，特别是《长安乱》之前的作品，有太多模仿的痕迹，比如模仿钱钟书等等，没有自己的风格。但2008年之后，我觉得可以称得上作家了，我的写作已经入门，自认还不错，《长安乱》之后的作品，有了自己的风格，而且没有再模仿任何人。除了自己的文字风格，还有情感的动人。写小说有一种感觉就是你创造了一个世界，当你写完了以后回到现实生活中，这个世界又合上了。过很长时间再回头看那个世界，又是不一样的感受，而再回头写，又不一定能想出那么好的段子或者有情怀的地方。你的产量不算低，而且对自己的作品也是愈加满意，在这种不断输出之外，你的输入管道是什么？还有一个难点，如何摆脱“输入”类似钱钟书风格的影响？就是看书，看杂志。在2005年以前还会看小说，但2005年之后几乎不再看了。这里确实存在如你所说的问题，如果小说不好读，就是浪费时间；好读呢，就会情不自禁地模仿。我不希望自己身上有任何人的痕迹，所以现在只看咨询类的杂志、报纸，而尽量少看别人的文学作品。保持了这么多年后，现在反而成了别人模仿的对象。除了小说，还有你的铿锵杂文，所以有人说，假以时日，韩寒会成为第二个鲁迅。我不喜欢鲁迅，不喜欢他的文风，他太计较了，我不喜欢写文章那么计较的人，相反，那些和鲁迅论战过的敌人、对手，比如梁实秋、林语堂、胡适，我反而更喜欢。他们比鲁迅更大气。涉及态度，我联想起你给雀巢咖啡做的一则广告：“写作最快乐的事莫过于让作品成为阅读者心中的光芒。只要你敢，总会有光芒指引你。”所谓“活出敢性”，也许又是一个契合我的标签。可以后悔不留遗憾，有很多事情做了以后发现自己傻了或者失败了，但是还是要去做这些事情。在我从学校出来以后其实到现在做过很多很多的事情，经历了无数的失败，我觉得我算是挺勇敢的，挺敢性的，当然那些失败你们都不知道，因为凡是失败的我都没说，只把成功的告诉大家了，但是如果没有那些失败，也没有现在的我！写作者的“敢”，大抵就是让作品不像现实那样到处遗憾，而阅读者的幸，就是可以用眼睛摸一摸自己的理想。既然说到标签，我们再绕回那个初始问题，对公知这个标签，你在博客上，还专门调侃了一下，某种程度，“公知”从一个赞美的用词变成了一个搬弄是非的用词。我是个公知，我就是在消费政治，我就是在消费时事，我就是在消费热点。大家也自然可以消费我，甚至都不用给小费。当公权力和政治能被每个人安全消费的时候，岂不更好，大家都关心这个现世，都批判社会的不公，毒胶囊出来的时候谴责，贪官进去的时候庆祝，哪怕是故作姿态，甚至骗粉骗妞骗赞美，那又如何？声音太多，意见泛滥，公知或者所谓意见领袖，岂不成为牢骚领袖？本身就是牢骚领袖，但是牢骚也是社会进步的一种方式。所以你曾发了一个很霸气外露的“牢骚”：一个好的写作者在杀戮权贵的时候，也应该杀戮群众。当时，为什么选择“杀戮”这样激烈的字眼？没找出其他的，不能用屠杀，也不能用批评，批评太平庸，所以选择了杀戮。不似多数人的自觉，批评权贵，体恤民众，甚至是讨好民众，你直接亮出观点“在通往民主的道路上，最大的障碍是人民”？这是其中之一，在批评中，如果两者并列，则应先批权贵，因为很简单，权贵捞着利益了，苦全是平民受的。但这不代表一个好的作家应该无穷尽无底线地讨好民众。所以我想表现的就是，爱谁谁，老子谁也不讨好，写了这么多年的杂文，我知道，讨好人还不容易。爱谁谁的态度，显得你很“自己”啊。说到底，我还是偏“右”一些。不过和其他的“右”们，也没有什么联系，我身边的朋友大都是高中同学，小时候的伙伴，我们联系的都是什么时候踢球和钓鱼，没有人对我的文章感兴趣。只关心生活，不关心论调。说到生活，前面提到的那个谁也不讨好的“谁”，应该有一个例外吧，比如，你的女儿？父亲的这个标签，我们刚才一直没有提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