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喝啤酒。”来人说，“有什么牌子的？”“北京白牌儿，当地产的双九，要高档的，也有青岛。人们都认青岛，其实青岛好是好，不见得新鲜，运到咱这地方。”来人想了想说：“有青岛还是来瓶青岛吧。”“行。”老板娘答应着，一边冲外边喊，“秀琴，到对门去拿瓶青岛！”原来这样。来人想，青岛，得借。来人点了酒，又要了两个菜，一个素炒豆腐，一个清炖排骨。老板娘去张罗莱，来人开始想自己的事。来人叫老白，他的职业被老板娘猜中了一半。他包里有相机，可他不是摄影的，他是个画家（用油彩）。目前，他正在开辟着一个独属于自己的题材，专画些健美、明丽的农村少女，画她们裸着自己时在炕头上那些动作瞬问。这就有别于常言说的“裸体画”，老白在心里把它叫做“炕头系列”。他喜欢她们那健壮的又有几分柔韧的背；喜欢腰和髋踏实而稳定的衔接；更喜欢她们宽广的肩，乃至腹前那几块分明可辨的腹肌。他以为它们在炕头上那一个个自由运动着的状态，才是人的一个个最美的瞬间，如同古希腊人发现了“掷铁饼者”，也是对一个运动着的美的瞬间的发现。于是老白便在画室摆上职业模特儿画起来。可是，从她们身上他只感到了虚假和矫揉。这时便有好心同事告诉他，何不到此地走走，看似猎奇，也没准儿会有全新的收获。他记住了地点，记住了“黄米”这个代名词，记住了她们眉间大半有胭脂。小黄米拿来了青岛，同时还有一瓶双九，说：“这两样我都给你满上，哪样对口喝哪样，行呗？”于是，老白面前便出现了两杯啤酒。果然，双九泡沫蓬勃，青岛却显出低沉。小黄米早已挤坐在老白身边说：“看，非让我跑腿。哪样好，快说快说。”她明显地对老白撒起娇来。老白觉出肩膀被小黄米狠狠扛了一下，浑身一热，想：原来真是个小黄米。但他分明感觉到她肩膀的结实和一股蛮劲儿，你不是喜欢肩臂的宽广吗？干一回风流韵事吧，他想。这本是俄国人契诃夫写在小说里的一句话，不知为什么，老白现在突然想起它来。尽管他的事本是那样光明，那样磊落，于老白，于小黄米，于这玫瑰店，于店外这大好河山，明媚阳光。想起这句话，老白对自己的事业几乎产生了动摇：难道你当真要举着相机，让一个眉间带着胭脂的女孩，在炕上滚过来滚过去地为你那“人的最美的瞬间”去作表演？小黄米又开始让老白对眼前的酒发表见解，她差不多是逼问他：“哪样好，说呀，你！”老白忙端起一杯双九说：“这杯好呗。”“知道你得把不好的给我。”小黄米举起了青岛，“来，祝你个万事如意，心想事成。”她的杯撞在老白的杯上，有酒从杯中飘出来。小黄米一口呷下大半杯，放下杯又抱怨着青岛：“什么味儿，这是！”老白抿了一口双九，觉得这酒虽具泡沫，终是地方产物，有一股化学气味正冲进他的后鼻道。也许正是受这气味的驱使，他又坚定了决心——干一回风流韵事吧。一种新的气味，往往就是一个新的开始。他又抿了一口双九，问小黄米：“你刚才说祝我心想事成，你猜我想什么？”“也难猜，也不难猜，雾里看花的事。”小黄米说。老板娘上菜来了。“菜来了，排骨也不知烂没烂，高压锅净跑气。”老板娘说着，把两盘菜摆上桌。老白立刻看出这菜的不地道，两盘菜显出这店对菜肴经营的不在意。他夹块排骨咬咬，硬得像皮带。放下，又夹块豆腐，倒是烂，只是这豆腐尚未被那炒锅的温度染热，有几段葱、几段胡萝卜油渍渍地和豆腐分离着。老白尝菜，小黄米又给自己满上一杯青岛。老板娘又拿来两听饮料模样的铁筒，老白细看，原来那并非饮料，却是两听八宝粥。老板娘先为自己拉开一听，用个小勺斯文地吃起来，另一听不给老白，只推给小黄米说：“你也吃一筒吧，是这位先生请你的，是吧？”她朝老白报着微笑。小黄米忙也拉开一听，用个小勺吃起来。老白再看那铁筒，筒上有“绿得”商标。他觉得，这老板娘虽不山呼海啸地喝酒，但她是决心要酝酿起一种气氛的。也许人类的这种事都得有这种气氛的铺垫，然后的一切才能做得自然而然。干一回风流韵事吧，老白又想。终于，老白向老板娘说出了自己的职业和来意。他希望她们能理解“他的事业”，至于价钱么，一定要高于她们的往常。他问了价钱，老板娘告诉了他一个数，老白想，一个偏低的数字。他和那些职业模特儿作着比较。大局已定，老白又专门作了一个洗白自己式的声明。他说，他要做的决不是她们想象中的事，他要做的比那种事高尚得多。可她们谁也没有理会他这声明的高尚。老白作着声明，老板娘只冲着小黄米说：“还不去舀水洗洗，洗仔细点儿，嗯。”小黄米从她的门前拿起一个半大洋铁盆，从外面端来半盆水，擦着老白的脊背拐进歌星之门，关上。少时，门内传来撩水声，老板娘撤走了桌上的碗盘，老白摆弄起自己的“理光”。当歌星之门再次打开一条缝时，门缝里显出小黄米的半个脸，半个裸着的肩和披在肩上水湿的发梢。她向老白挤了一下眼说：“来呀，你！”老白端着他的理光走进歌星之门，他听见了身后的插门声，声音干脆利落。这是被阳光照耀着的一个小单间，离门一步之遥是一个盘得潦草的炕，上面有印花床单、散乱的葱绿被窝和被人蹂躏殆尽、黑饼样的机绣枕头，枕头上两朵红白牵牛倒隐约可见。半块刚用过的香皂和一把缺齿的粉色梳子扔在床单上，床下那半盆水，漂着很厚的油脂。老白想起老板娘嘱咐小黄米的话，他想，她是仔细洗过了的。小黄米起初一直站在老白身后，后来也捂着胸口绕到老白跟前，动着心计似地问老白：“你真是光照相？”“光照相。你看，你的肩，你的腰，你的背，正是我需要的。”老白说着，带出职业的眼光观察着小黄米。“你就要你说的这些个地方？”小黄米问。“对。”“别的地方不要？”“那你给多少钱？”“老板不是说五十吗？”小黄米把捂在胸前的手放开，两只乳房弹起来。她展览自己似地往床边一坐说：“这样吧，一块儿算，你给七十！”老白看见她的手正托起她的乳房，老白想，它们是成熟的。乳房上缘和三角肌的相接处有一个隆起的弯曲地带，这通常是成熟少女皮下脂肪沉着的象征。“一块儿算是怎么回事？”老白明知故问起来。“你真不懂？”小黄米问老白。“真不懂。”老白假装着。“先照相后办事，要不就先办事后照相，懂了吧。”老白知道，对那种事是有这么一种说法：办事，属于方言吧。老白想了想说：“那就先照相。现在你上床去。”他的语气真实可信，半是商量，半是命令。小黄米跪着上了床，背冲老白，丰厚的臀挤压着坚硬的小腿。“趴下去，两只胳膊肘支着床，腰使劲儿往下塌，假装你是在缝被子。”老白从相机里看着小黄米，把变焦镜头推过来拉过去，小黄米的背和臀忽远忽近。小黄米依照老白的指示支肘、塌腰，但很僵。“你没缝过被子吧？”老白问。“现在谁还缝那个，买个网套一罩不得了。”小黄米说。老白不情愿地按下一次快门。“来，再换一个姿势。”老白说，“把被子叠起来，叠得越整齐越好。”小黄米跪着叠被子，左叠右叠叠不整齐，两条胳膊扑过来扑过去。老白也不见老白式的“美”的瞬间，片刻又不情愿地按了一次快门。老白又让小黄米搬起脚来剪趾甲；让小黄米扑着身子到炕角“找针线”；让小黄米把衣服脱了穿，穿了脱。小黄米终于不耐烦起来，说：“没完啦，你这个人！”她开始呲打老白，老白感觉这口气很像一个大女人面对一个小男人。小黄米呲打了一阵老白，从床上跳下来和老白站个对脸，两只成熟的乳房便抵住了老白的胸膛。“说个先照相，没完啦？哪样重要？”小黄米把老白往前一顶，老白一个趔趄，撞在背后的歌星身上。小黄米又上前一步，伸出两条胳膊挽住老白的脖子。老白剥开小黄米的胳膊，镇静住自己说：“好，先捡重要的，现在就……办……”小黄米半是疑惑、半是惊喜地退到床边，坐上去，躺了个四脚八叉，闭起眼睛便开始了她的等待。这时老白却从口袋里摸出一沓钱，按照小黄米说的那个“一块儿算”的数，点好，放在小黄米身边说：“这是钱，你说的那个数儿。就当是一块儿算的吧，办……办事。”老白说着这个半是生疏、半是熟悉的词，这个足以让人心惊肉跳的词，打开了那扇明星之门。往外走时，他无意中看见了那歌星的眼光，那分明是一种对他的蔑视。堂屋里，老板娘正坐在桌前吃麻，桌上地上有许多麻皮。她看见走出雅座的老白，便朝他一阵打量，老白觉得她尤其注意他的腿问。或许这只是老白的错觉，因为老板娘态度仍旧友好而有分寸，问他任务完成了没有，一切满意不满意。她请他坐，也给他放一把麻在桌上。老白没有坐，他不知如何对待老板娘这坦然的、有着大将风度的仪态，只一味觉得自己倒真像是位刚办过事的人。老白提着自己的双肩背向老板娘告着辞，小黄米也穿过雅座走进来。老白仿佛觉得她正整理着衣服上的一个什么地方，哪个扣子？或者腰带？他还发现她的眼光和歌星怎么那么相似。老白鼓鼓勇气，向玫瑰店里的同仁告了别。待老白出了门，老板娘便问小黄米：“办事了没有。”小黄米说：“没有。”说完把一卷钱交给老板娘。老板娘接过钱也不数，只大略地拿出一半递给小黄米。她们都觉出今天这日子的沉闷，就仿佛这一整天，玫瑰店再不会有好生意。秋天的阳光那么好。老白去赶长途汽车，也觉着是他败了玫瑰店的兴致。待他想到一个小黄米平白无故就占据了他整整一个胶卷时，又觉着是她们败了他的兴致。幸亏相机里装的不是好胶卷。省长日记省长日记孟北京在B城一家袜厂上班。这袜厂规模很小，也就是三十几个工人，但它有个响亮的名字：前进。前进袜厂几十年如一日地生产一种“前进”牌线袜，这种袜子穿在脚上透气性能还好，可是你一开始走路它就开始前进，它随着你的步伐，慢慢从脚腕儿褪至脚后跟，再褪至脚心最终堆积至脚尖。或者，它也可能在你的脚上旋转，平白无故的，这袜子的后跟就会转到你的脚面上来。如若这时你恰好当众抬起了你的脚，谁都会看见你的脚面上正“趴”着一只脚后跟。这可像个什么样子啊，它呈现出的怪异和滑稽，就好比你突然发现某个人的后脑勺上正努着一副嘴唇。本世纪70年代初，孟北京刚进厂时就穿自己厂里织出的这种袜子，到了90年代末，那些和孟北京一块儿进厂的工人，“奔儿头”小林子李二香他们早就不穿这“前进”牌了，这线袜却依然在孟北京的脚上前进或者旋转。倒不是说盂北京格外喜欢自己厂里的产品，他一点儿也不喜欢，可是他习惯了，习惯成自然。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大约是他的经济状况。他的经济十分拮据，前进牌线袜不能说“物美”，但是“价廉”。有一次他在公共汽车上看见一个男人的脚，一眼便认出那人脚上穿的就是他们厂的袜子：后跟已然扭到了脚面上，耸起皱皱巴巴的鼓包儿。这发现使孟北京感到亲切心安，他多想伸出自己的脚与那男人的并在一起，然后对他说：你瞧瞧你瞧瞧，咱们是同类啊，咱们是一种人。孟北京自信，能在90年代末期坚持穿前进牌袜子的人与他定是一个阶层，并且在生活的某个方面与他定有着同一种主张。他很希望能有确凿的事实，用看得见摸得着的依据来证明他的不孤立，他的从属于某个群体。当年，孟北京从一名中学毕业生刚刚变成前进袜厂的工人时，他并没有孤立的感觉。虽然他的身材瘦小，有点獐头鼠目的样子，可谁也不能否认他是工人阶级的一员。他按时上下班，每天早晨离家时带上一盒午饭。和其他工人一样，他的午饭是在车间里吃的。吃饭时，大伙儿聚在一块儿，连吃带说，天上地下，东拉西扯。总要有一个主讲人的，主讲人一般是奔儿头。奔儿头的大脑门大嗓门和他那有点暴凸的大牛眼，都足以使他成为车间这伙人的小首领。遇到谁和谁为什么事争论起来，奔儿头还充当权威的裁判。比方小林子说，飞机上的座位分大屁股座儿和小屁股座儿，买票时人家要先量准了你屁股的尺寸，多大的屁股坐多大的座儿，这样飞机上了天才保你的屁股被座位卡住，保你坐得稳。众人对这种说法表现出明显的不相信，就问奔儿头的看法，奔儿头也没坐过飞机，但他肯定地说这是不可能的，中国那么多人，谁和谁的屁股也不会可钉可铆儿一般大。就比方说小林子你和孟北京吧，肉眼看你们俩屁股差不多大，拿尺子量肯定不一样。难道飞机还会为你们制造专座儿么？小林子叹口气说，何年何月我才能坐上飞机啊！奔儿头说，你何年何月能坐上飞机跟前边你讲的大屁股座儿和小屁股座儿是两个概念。奔儿头到底与众不同，大伙儿都佩服他清晰的思路。又一个人说，听说在外国，有一种很特别的宴会，所有吃的全都摆在一张巨大的桌子上，谁都可以去这桌子上拿，随便拿，随便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描绘这种宴会的人特别强调了“随便拿”和“随便吃”。奔儿头说，那叫自助餐，不算点心，光是菜就有上百种。奔儿头说这话时大伙的饭已经吃得差不多了，车间里一阵饭勺刮饭盒的“刺啦刺啦”的噪音。那个叫李二香的女工，一边刮着自己那长方形的熟铝饭盒，一边说，赶明儿咱们也闹个自助餐，把自己带来的菜都献出来，也让大家随便拿，随便吃。小林子立刻抢白道，咱们？就咱们？他使劲刮着那不见油水的饭盒底：每天每天，闭着眼我也知道咱们饭盒里那点儿菜，萝卜白菜茄子，茄子萝卜白菜。李二香啊，今天咱们俩带的菜就是一样的，都是熬大白萝卜。李二香被小林子说得没了情绪，一时间大伙儿也都没了情绪，似乎是关于自助餐的闲谈让他们初次留意起自己的午饭，却原来是这么粗糙和单调。有人问奔儿头今天带了什么菜，奔儿头说，炒茄子，素炒茄子。不知谁又问起了孟北京，不等孟北京回答，李二香就抢着说：“孟北京从来不带菜，是吧孟北京，你的饭盒里从来就没有菜，你为什么不吃菜呢？”女人就是事儿多，并且眼尖。经李二香这样一问，大伙儿便都盯住了孟北京的饭盒。孟北京，他就从这次午饭开始引人注目，他变成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人。这使他感到难过。有那么一小会儿，李二香指出他从来不带菜的那么一小会儿，他觉得自己就像个行窃时被人当场抓住的小偷，或者正在公共浴池洗着澡却给人突然轰到街上的裸体者。他感到难过，还因为李二香说的是真话。别人饭盒里的菜不论怎样平淡粗糙，那总归还是菜吧，不像他孟北京的饭盒里，根本就没有过菜。进厂上班后，孟北京午饭时确实没吃过菜，他的饭盒里不是两个白馒头就是两个黄窝头，白馒头黄窝头就白开水。车间里的开水不要钱，敞开儿喝。中午不吃菜是孟北京个人经济计划的一部分，他要凭了他有限的工资养活自己和双目失明的母亲。他听说羊肝补眼，每星期都要给母亲买几次羊肝吃，并幻想他的母亲在吃了相当数量的羊肝后，突然有一天能睁开双眼。一年前，孟北京的哥哥患败血症死了，治病花了不少钱，借了不少债，还债的钱也得从孟北京的工资里一分一厘地出。为此他克扣了自己的菜金，取消了午饭的菜，只在晚上下班后，回家和母亲共进晚餐时，才马马虎虎炒一个粗菜。前进袜厂的工人不了解孟北京的生活，他似乎也没有被别人了解的愿望。他不想给人轻视，也没打算让人关怀。他从不请车间的人去他家，他也很少加入午饭时大伙儿的海阔天空。逢到这样的场合，他是一个默默的倾听者。但是，正应了那句俗话：“只一顿饭的工夫”，孟北京就由一个倾听者变成了一个必须回答问题的人。“……是吧孟北京，你的饭盒里从来就没有菜，你为什么不吃菜呢？”李二香的话嘹亮地响在孟北京的耳边。这问句原本没有讥讽的性质，但孟北京却觉出有那么点儿“戳穿”的成分。这使他的难过里又加上了些许恼火。不过，他还是准备就这个提问作答的，若是避而不答，他岂不显得更加个别么。他清了清嗓子，冲李二香，也冲所有的人说：“菜，你是说菜么？”他做了一个表情，一个对菜表示厌恶和不屑的表情：“我不爱吃菜，我根本就不爱吃菜。”他回答说。他的表情明白无误，一点儿也不含混暧昧，因此可以说他的表情是成功的，尽管那是一种突击出来的不成熟的夸张，带着一点点强迫性挣扎在他那略显稚气的狭窄的小脸上。从此，袜厂的人都知道孟北京是一个不爱吃菜的人。何止是不爱吃啊，回忆他当时的表情，那简直是一种对菜的无法容忍。决不能简单地用虚荣心来概括孟北京那一番对菜的“厌恶”，连他自己也弄不明白为什么他要当众做出那么一个宣布，为什么他的语言会不加防备地抢在了他的思考之前。也许他本是要用这样一个回答来抚平众人那骤然而起的好奇心的：没什么这没什么，我的饭盒里没有菜仅仅是因为我不爱吃菜，仅此而已仅此而已。可是，他的回答却违反本意地反而使他更加令人好奇，反而使他成了一个具有明显特征的人：孟北京么？噢，就是那个不爱吃菜的人。后来厂里有人提到他时会这么说——不爱吃菜成了孟北京的特征。孟北京不愿意成为有特征的人，那是很累的，而且不安全。为什么他会由普通平凡的生活一下子掉入疲惫而又不安全的境地呢。从前他的不吃菜仅仅是他临时性生活计划的一小部分，他的不吃菜和袜厂、和众人、和李二香、奔儿头、小林子没有关系，他有不吃菜的自由，他也有吃菜的自由，这自由在他自个儿的手里攥着。现在，他稀里糊涂就把这自由拱手交了出去，或者那根本不是拱手交出去，那简直就是他本人对自由的一种自觉而又主动的恣意窜改和扼杀。谁都看见了说到菜时他那一脸嫌恶的表情，谁都听见了他那根本不爱吃菜的宣布。那不再是个人生活的一项临时性计划，那已经变作一种与生俱来的习惯所成就的信念：因为他说了不爱吃菜，所以他必须不吃菜。他必须不吃菜。日月茬苒，光阴似箭。孟北京坚持着他这必须不吃菜的信念。午饭时他变得爱扎堆儿凑群儿，专捡人多的地方坐下，刺啦刺啦把饭盒弄得挺响，让大家眼睁睁地看清他的饭盒与菜无缘，他的饭盒就如同他的表白一样，诚实而又无瑕。晚上回家后，当他为自己和失明的母亲熬了萝卜或炒了白菜，他本可以身心放松地享受一下吃菜的乐趣，他本可以大模大样地把筷子伸向菜盘，他却不再能够大模大样和身心放松了。他夹菜时显得扭捏，显得犹豫不决；咀嚼时也尽量轻声轻气，仿佛四周埋伏着偷听和偷看他吃菜的人。即使面对母亲那双失明的眼，他也能感觉到那眼里有窥测的光。有一年他被邀请参加小林子的婚礼，那是80年代的事了，中国人的生活正渐渐地好起来。小林子娶的又是位酒店厨师的女儿，婚宴的菜肴自然比较丰盛和实惠。可以说，桌面上所有的菜都令孟北京眼界大开胃口大开，所有的菜都在向他的肠胃发出献媚般的热辣辣的邀请，席间还不断有人劝酒劝菜。长期的缺少蔬菜和营养失衡使孟北京常常口舌溃疡，皮肤也愈加粗糙。眼前的佳肴不仅引他腹中阵阵鸣叫，连他皮肤的每个汗毛孔都簌簌颤抖着张了开来。若不是身旁的奔儿头以知情者的身份及时替孟北京“解围”，孟北京简直不知道怎样才能摆脱菜们那铺天盖地的诱惑。遇有人向孟北京劝菜，奔儿头总会扯着大嗓门，暴凸着大牛眼对他们说，咱们吃咱们的，别管这位孟北京，他不是客气，他是不爱吃菜，他腻歪菜。我们俩一个车间十几年了，我从来没见他吃过菜！孟北京一边表示赞同地使劲点头，一边用一大口馒头堵住自己的嘴，就像堵住了一腔的悲愤。紧接着，他干脆把筷子推到一边去，声明说因为他不吃菜，所以根本不必为他设筷子。大家果然不再理会孟北京，这使他在满腔悲愤的同时又有了几丝欣慰。他发现他们信了他，他的工友们终于相信了他那不爱吃菜的习惯。刚才奔儿头的解围就是证明，就是货真价实的证明。曾几何时，孟北京还怀疑过他的工友对他的相信呢。有天中午，就在他当众宣布不爱吃菜不久后的一个中午吧，当孟北京打开饭盒准备吃饭时，发现在他的饭盒里，在两个窝头旁边，居然出现了一小撮炒菜，而且那不是一般的炒茄子熬白菜之类，那是一小撮蒜苔炒肉丝。碧绿的蒜苔和鲜嫩的肉丝让孟北京眼前一亮。或许当时他也猜测过这是好心人（女性）对他偷偷的馈赠，不过他很快就否定了这猜测。更愿意相信这是一个小阴谋一个小恶作剧。他飞快地扫视一下正低头吃饭的众工友，想象着那偷放炒菜的人正在心中窃笑。于是盂北京愤怒了（他觉得他必须），他用勺子将蒜苔炒肉丝当众扒拉到地上，一副受了侮辱要讨还清白的样子。他的举止这才引起了奔儿头他们的注意，他们抬头看看孟北京，又低头贪婪地闻着地上的菜，他们埋怨起孟北京：我说同志啊，你这是干什么，这么好的菜往地上扔？你不爱吃菜有人爱吃啊，你有多少我要多少！小林子说，准是谁爱上孟北京了，给他炒这么香的菜。李二香就说：“白爱！不知道他不爱吃菜啊……”有谁爱上过孟北京么？这是一个谜，孟北京也不知道。如今，40多岁的孟北京仍然守着他那失明的母亲过日子，仍然给母亲买着羊肝，盼望有一天她能突然睁开双眼。他的生活比从前稍有宽裕，虽然他依旧坚持着午饭不吃菜，但他和母亲的晚饭却比先前要有姿色。星期天的晚饭一般他要做两个菜，偶尔也有鱼肉。吃时他频频劝着母亲，轮到自己，虽说不再忸怩和鬼祟，却仍然显得克制和谨慎。他永远不赶早市，他在下午买菜。下午的菜缺乏精神都不好看，但是便宜。他发现当他独自提着菜篮回家时，才是他和菜之间最亲密的时刻。街上那些买菜和卖菜的人没有谁在意孟北京，这时菜对他才会产生一种安详而又格外强烈的吸引。他和菜之间终于没有距离了，也没有障碍，也没有嫌弃。他变得情不自禁，他会在进家门之前抽个冷子吃几口菜篮中的生菜，一枚生胡萝卜，一根生芹菜，一个生茄子……冬天的时候，他甚至擗过生白菜帮子吃。他下嘴挺狠，嚼得也很过瘾，像是在补偿十几年的亏空，又好比在体味“偷吃”的乐趣。就是他拎着篮子走在街上擗着生白菜帮子吃的那一回，碰巧被骑车而来的奔儿头看见了。那次奔儿头不仅看见了孟北京满嘴的生白菜，还知道了孟北京的住址：一条狭窄的小街上，一个破旧的小独院。嚼着生白菜帮子的孟北京，当见到骑车迎面而来的奔儿头时，立即将菜一口咽下并紧紧闭住嘴。他是怕奔儿头闻见他口中的菜味儿吧，其实他的咀嚼早被奔儿头看见。以奔儿头的聪明，只看一眼孟北京的嘴，便明白了孟北京和菜的真正关系。他没有为这种关系保密的义务，所以第二天，全车间都明悉了几十年来孟北京那个已被大家习惯了的习惯。小林子盯着孟北京的空饭盒，有些怜悯地对他说，哎哎，你打算什么时候开始爱吃菜啊？事情为什么变得越来越复杂了？90年代的孟北京，当他一如既往地坐在车间里吃着饭盒里那没有菜的午饭时，经常在心里想。他忍受着没有菜吃的苦难，到头来受愚弄的反而成了大家，好像是他骗了大伙儿坑了大伙儿因此他还欠着大伙儿一点儿什么。一点儿什么？一点儿诚实么？可是，让菜立刻当众出现在孟北京的饭盒里是艰难的，让孟北京立刻向大家承认他其实爱吃菜是艰难的，那么一来，似乎非但证明不了孟北京诚实，反而更能证明孟北京曾经多么不诚实。难道这不比坚持着必须不吃菜的现实更费事么。孟北京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变得越发特别起来。一日午休时，车间主任组织大伙儿收看省长的午间电视讲话。这是一位新来乍到的省长，这省长姓杜。杜省长号召全省人民踊跃为南方遭受水灾的灾民捐款捐物。众人都明白，加班加点生产“前进”牌线袜支援灾民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孟北京也在看电视，赈灾的内容却没有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因为他忽然发现他认识电视里那个讲话的新省长，他肯定认识他。他不仅认识他，他家还藏有这省长的一本日记。年代的久远让孟北京差不多快忘了这事儿，是屏幕上的省长又引他想起了那久远的从前。他死死盯着屏幕，测算着省长的年龄：不错，眼前这位50岁左右的杜省长，30多年前正是北京的一名中学生，一名中学红卫兵。右嘴角上那粒小痦子不是还在么，长得更大一点儿罢了。60年代末的一个秋夜，他从北京逃出来，是被孟北京的哥哥接到B城家中，躲了几天又离开的。孟北京的哥哥当年也是一名红卫兵。离开之前，他让孟北京的哥哥替他保管一个巴掌大的笔记本。那时孟北京还是个孩子，但当年的北京红卫兵。那神秘的革命气质和那个密电码一般的小本子，都使他难以忘怀。他还给他端过一盆洗脚水，省长穿着高靿儿篮球鞋，脚挺臭。孟北京并不想以此表示对省长不恭，是当年的气味令他这回忆更为真切。后来哥哥患败血症死了，死前又把收藏那日记本的责任转交给了孟北京。刚刚进厂上班的孟北京，他偷看了那个日记本，本子上记录了一些胆大妄为的语言，一些对当时某几位高层领导和那场革命不满的句子。孟北京怀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兴奋和惊惧将这小本子东掖西藏，在他家那有限的空间里为它换了无数个地方。他不曾料到这位当年的红卫兵，今日的杜省长此时此刻就坐在他的对面，并管辖着他所在的省。激动之中他便冲着电视机，也冲着全车间的人宣布他认识省长，这省长还在他家住过。孟北京的宣布引起了众人一阵轻微的议论，也仅仅是一阵轻微的议论。因为其实没人相信孟北京这个宣布。孟北京的“不爱吃菜”论已经蒙蔽了大家很多年，它只能使孟北京今天这个“认识省长”论显得更加荒唐可笑，更加愚不可及。奔儿头发愁地看着孟北京说，唉，你也不捡个容易的事儿说。小林子连声“啧啧”着说，孟北京你干吗老是难为自个儿啊！已经患有肥胖症的李二香气喘吁吁地说，我信了你了行不行啊孟北京，我相信你不爱吃菜，我相信你真是腻歪菜呀！李二香故意将话题拽回到几十年前那“菜”的主题上，颇有些警示的意思。她还撇撇嘴做了一个腻歪的表情，使车间里炸开一片笑声，淹没了电视里省长的讲话。孟北京就在众人的笑声中大声讲述30多年前省长躲在他家的那个秋夜，以及省长那本珍贵的日记。众人笑得更厉害了。在笑声中叙述的孟北京这次却很沉得住气，他想他是有办法证明他认识省长的，找出那本日记便能证明。他回到家里开始翻找，却发现没有头绪，因为掖藏日记本的地方换得太多，他终于忘记它到底藏在哪儿了。他就从每一件家具入手，先像蓖头发一样把家中两间小平房南了一遍，连米袋子、面袋子和母亲坐在屁股底下的椅垫儿也没放过，他拆了椅垫儿，把里边的老棉花弄得东一络、西一络。然后他开始对地上的砖下手，他一块一块地掀起砖来，渴望日记本或许就在某一块砖下边埋着。他一无所获，搜索又从屋里搬到了院内。他借了一柄镐头开始刨地，一分一寸的，他把他的院子深翻了一遍。有一天奔儿头来找孟北京，正碰见他在刨院子，孟北京欣喜地对奔儿头说，你来得正好啊你可是亲眼看见，我正找那本日记呢。奔儿头却觉得孟北京这是有意做出刨院子的姿态给他看的，说不定他是听见敲门声才挥舞起镐头向院子开战的，他故意给奔儿头看看他孟北京的确藏有省长的日记；给奔儿头看看他孟北京决不是从前那个用不爱吃菜来蒙骗他们的孟北京；给奔儿头看看为了证实这一切他孟北京不是把家里弄得天翻地覆了么，必要时他甚至可以上房揭瓦——为什么不呢，他现在就应该上房。他果真叫住了欲走的奔儿头，让他在院子里看他上房，说不定那日记本就在房上。奔儿头并不想配合孟北京的上房，他觉得眼前这个灰鼻子土眼的男人是给自己的胡话糟蹋了的人，他不明白这个人为什么要如此折磨自己。他一边拔腿往院外走一边劝阻孟北京说，孟北京呀孟北京，从现在开始我算是相信你们家藏着省长的一本日记了，我更相信你认识省长了，我信了成不成啊我信了，咱们厂的人也都信了你千万用不着上房了我求求你了……奔儿头逃也似的离开了孟北京的院子，却更坚定了孟北京上房的决心。因为奔儿头越说相信孟北京认识省长，孟北京便越知道他根本不信。他那口口声声的“相信”不过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屈尊的“相信”，一种不屑于和对手较真儿的“相信”。孟北京从何时起沦落到这种境地呢。对这种境地的感觉使他忿忿不平，他就忿忿不平着开始上房。他揭起了很多瓦，还踩碎了一些瓦，他把房顶弄漏了一个大窟窿。失明的母亲听着房上的响动在屋里惊慌地叫着他，他又从房上转到屋内。他捅破了多少年没有换过的让雨水洇黄变脆的纸顶棚，顶棚里的耗子随着飞扬的尘埃吱吱尖叫着东躲西藏。他蹬着梯子手持竹竿在檩梁之间乱捣乱戳，他甚至企图卸下一根粗壮的房梁。就在他筋疲力尽失望已极的时候，他的竹竿触到了一个蓝印花布小包，布包落在地上，唉，他终于找到了那本省长的日记。他跳下梯子打开布包，宛若电影的某个镜头一样：一个巴掌大的散布着霉斑的硬皮日记本赫然展现在眼前。孟北京急速地翻了翻本子，其中记录的正是他记忆中的那些内容。那些内容在今天已属平常，中国不会有人再为这样的内容担惊受怕。他又翻到扉页，他记得扉页上签有作者的名字。他记得那签名用的是鲜艳的纯蓝钢笔水，龙飞凤舞的斜体字斜签在扉页右下角。打那儿以后，孟北京作业本上的签名就都改作了斜体。他会举着这有省长签名的小本子到车间去，他要当众证实他叙述的一切。他翻来翻去，却没有找到有签名的扉页。原来这日记本的前一半差不多已被耗子啃光了，它变成了一本没有作者的日记，说它的主人是谁不行呢。没有签名的日记本让孟北京一阵气馁，他气馁着坐在了地上，前所未有地觉出了自己的可笑。是啊，没有人看见这本日记是从房梁上掉下来的，日记本上也没有当今的省长、从前的红卫兵的签名。说不定这小本子是你孟北京从什么地方捡来故弄玄虚的呢。就算有人当场看见你是从房梁上把它捅了下来，谁又能担保它不是你头天预先藏在那儿的呢——什么？你说你连地都刨了瓦都揭了就差把房拆了难道没看见难道这也是假的？唉，当然是假的。谁不懂这是造气氛呢，若想供人传说，必得会营造这逼真的气氛，必得会编织这惊险的戏剧性。孟北京想着，确切地说是替别人想着，替别人想象着一连串专门用来批驳他、戳穿他的话语。他躺在了地上，仰面朝上以省长的日记本做枕；他双腿弓起，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他开始把事情一点一滴地从后往前倒起，他想弄清他这几十年的生活。他一遍遍地倒着，每次倒到他当众宣布他不爱吃菜的时候他的思维就停了。他隐隐觉得他的生活如此别扭，如此不听他的吩咐这么趔趔趄趄地一路跌撞下来，就是从必须不吃菜开始的，可是他错在哪儿呢他招谁惹谁了？但是谁又招他惹他了？他的思路乱了，脑袋嗡嗡作响，他觉得他没有力量把这一切想清楚。这时他固执地想起那次在街上，他嚼着满嘴生白菜帮子和奔儿头相遇的情景，他想不通为什么他非得在街上吃那么一口菜不可。假如没有那次和奔儿头的相遇，生活完全可能是另外的样子，不是么。他盯着自己那只跷起来的脚，发现他那袜子的后跟又扭到了脚面上，耸起皱皱巴巴的鼓包。他抖抖腿甩掉鞋，伸手把脚面上的鼓包扭回到脚后跟上。他断定在他的另一只脚上，那袜子的后跟肯定也已经旋转到了脚面上，但他没有再去搭理他的另一只脚，他躺在凉森森的地上睡着了。小郑在大楼里小郑在大楼里小郑到政府大楼那年是17岁。他头发蓬乱，衣着寒伧，但眼睛明亮，身体发育也匀称。这可能与他在老家上中学时爱打球有关，那时小郑打篮球也打乒乓球。这座大楼是县政府大楼，小郑是大楼里的公务员，其实说勤务员更准确。小郑在大楼里的工作是擦洗楼道、楼梯、男女厕所，为各办公室、会议室打开水，并侧重“伺候”单身县长（本县人语）。根据中国自古就有的为官回避原则，这县的正职县长也来自外地，在这大楼里的二层住单身，仅有个带套间的房子，办公兼宿舍。清静时县长在政府食堂吃饭，忙时（迎来送往）县长的饭就在县招待所吃。小郑的主要精力看似花在了楼梯楼道，但伺候县长也从不怠慢。就为了小郑能接近县长，小郑的工作便受人羡慕。伺候县长看似差事低微，然而很有些科局乃至县级官员的公子、亲戚乐意屈尊一试。谁都明白这最初的伺候别人正是为了将来不久的被别人伺候。从历史上看，在这县大楼里做过公务员的人，后来都以超于常人的速度得到了提拔：机要员、打字员、秘书、交警自是常事，科局级的领导、招待所长乃至政府办主任也不是没出过。我们这个民族讲究人情，有些上级总是下意识地把下级视作自己的晚辈——至少也是兄弟。受着伺候，又都觉出这伺候的不能白受。因此在他们或升迁、或离任时均不忘把伺候过自己的人作些安排。小郑的前任小刘，新近就由临时工转正并安排为政府保密室的机要员，尽管小刘的不敬业作风给人们留下了话把儿。人们说小刘那“卑下”的工作只卑下给了县长一人，他眼一份，嘴一份，手一份的，智商不高，可弄得县长挺高兴。背了县长，他专支使秘书们和一些副主任们打开水，支使传达室老冯擦洗楼道和男女厕所。那些拎着暖壶跑上跑下的人们心里说：什么东西，他老子要是个种地的，他也敢！可小刘的老子不是种地的，是这县退下来的一位副县长。小刘敢做的事真不少，他敢支使国家干部擦地打水，他还敢结婚——以非法的19岁年龄。现在刚满20岁的机要员小刘已经抱上了儿子，他相信这一切刚是他前程的开始。被小刘伺候过的县长走了，这县又来了新县长。在选择公务员的问题上新县长看出弊端，他忽发奇想似地说，过去的办法得改变，这么搞下去有点像近亲结婚。就是种地，也还讲究个倒茬呢。他提议，公务员要通过县劳动服务公司公开招聘，于是山里的孩子小郑才有了进政府大楼的机会。小郑的家在离县城百里开外的深山区，母亲早逝，他和爷爷一起住。爷爷是个擀羊毛毡的手艺人，黑毡、白毡、灰毡，方圆几十里的人都睡爷爷擀的毡。祖孙二人的生活不能说富裕，但是和顺。可小郑一天天长大了，在县席梦思厂烧锅炉的父亲希望他能来城里发展，就花些钱在劳动服务公司给他报了名。为了小郑的进城，爷爷专给他擀了一张厚墩墩的白毡。小郑背着白羊毛毡下山进城，没出一个星期就被选中，这使得小郑父子总觉得是白日做梦。事后小郑告诉父亲，他所以“击败”其余几个对手，是沾了会打乒乓球的光。面试时，主考人政府办公室主任问及应试者都有什么业余爱好，小郑不假思索地说，篮球、乒乓球他都会打。主任立刻拍了板：“就是你了。”原来这主任早就摸清了新县长有打乒乓球的爱好。在小郑17岁的脑袋里，对政府这个词很陌生。当他被办公室主任领着走进政府大门，绕过大院正中那个圆形大花池，进入政府大楼时，便被这楼的宽大、明亮、暖和所震动，他情不自禁地感叹着：“这厂子真大呀！”他的感叹让在场的人（秘书、科员们等）都大笑不止。他们笑着，或许于这笑中还觉出一种知根知底的轻松：眼前这浑浑噩噩的半大小子，到底让他们有了一个可以大笑的机会。在以往，他们本是这楼里地位偏低的人。小郑不觉得好笑，他以为城里就是和厂子联在一起的，城里就是厂子，厂子就是城里。因为父亲联着城里和厂子，所以他的耳朵很早就和“厂子”打交道了。“机关”、“单位”这样的词于他却是陌生的，他甚至说不出“楼”这个字。当他面对一座属于城里的建筑想发议论时，“厂子”便是最自然不过的一个词了。小郑不喜欢旁人的大笑，虽说他出自深山没见过世面，可他的趣味不低且聪慧敏感。他不喜欢被人嘲弄，他也从不嘲弄别人。眼下他只忍住不快专心致志去听主任给他交待工作。小郑对工作领会得快，干得也出色。起初他不会使用墩布，也不知道怎样对付男女厕所。传达室老冯帮了他。老冯给小郑讲墩布的运用，还给小郑讲这楼里必要的规矩。比如进领导房间之前敲门，上级说话不能乱插嘴，县长和人谈话时须躲开等。小郑在老冯的指教下很快熟悉了这楼里的一切，他的安稳和勤快赢得了上下一致的赞扬。他感激老冯，有一天他突然对老冯说：你像我的爷爷。老冯红了脸，说，可是，我才39岁呀。小郑知道自己说话打了锅，但他心里，实在是把老冯当爷爷看的。后来他才听人说，老冯在这儿当传达至少也有20年了，来时就有30多岁，到如今，是政府里一个永远39岁的老单身。小郑望着老冯那精干的身板和皱纹纵横的脸，工作之余就更愿意到老冯的传达室坐一会儿。两个人无话时，老冯就领小郑到传达室后边的小花园里走一圈。花园里有两棵笔直、粗壮的泡桐树，是老冯种的。泡桐这东西皮实，你不用太搭理它，三五年就成了气候。老冯说。除了和老冯的交往，小郑闲时也偶尔去食堂坐坐。刚来政府时，小郑食量大得惊人，一顿饭吃6个馒头，为此他又一次成为秘书们的笑料。有一次在小郑吃了6个馒头之后，办公室的吕秘书和几个人撺掇小郑说，假若能再吃6个馒头，以后小郑的馒头就由他们包了。于是小郑赌气似的立刻又吃了6个——倒不是为了以后的白吃，算是小郑的一时冲动。再说，在山里时，12个馒头他本是吃过的。哪知小郑在吃了12个馒头之后就动不了了，在食堂一条长板凳上躺了一下午。傍晚炊事员给他沏了一碗酸辣汤，小郑喝下才消了食。自此小郑的饭量突然下降，平时的6个馒头减成了3个。他不明白是12个馒头伤了他，还是城里的空气不如乡村的空气新鲜。乡村的空气诱发人的食欲，而在城里，需要用心的地方很多，肠胃的需要便日益地后退了。这一时期，小郑接近了炊事员，炊事员就一遍遍地对小郑发牢骚，不是说他一年年给大楼里的人蒸馒头实在委屈，就是把自己跟吕秘书比，说自己比个秘书差不到哪儿去。小郑虽然也不喜欢吕秘书，可他却不太愿意听炊事员如此絮烦。如此车轱辘转的牢骚话本该是老年人说的，小郑以为。可炊事员才不过二十五六岁。小郑饭量下降了，工作量却一直不下降。除了白天一系列差事，晚饭后还要陪县长打乒乓球，之后就是“盯”领导们的各种会议了。这些会议常常延续到深夜，有时停了电，就点上蜡烛接着开。蜡烛就存放在小郑宿舍里，逢这时小郑就是那个走进会议室点蜡的人。点上蜡烛他还要回到宿舍继续等待，待会议散了他将会议室打扫干净了，打开窗子把室内的空气也换过了，他这才能睡下。他觉得这样的会议室才能迎接明天的一个新会。不过，小郑因熬夜，工作也偶有闪失。有一次会议已经开过了夜里12点，小郑趴在桌上睡着了，于梦中听见有人喊他。睁开眼，眼前一片漆黑，便知停了电。他迷迷糊糊打起手电拿着火柴蜡烛就进了会议室。他擦着火柴却不点蜡，只往自己手中那个射出光芒的手电筒上点，弄得一屋子人全笑了。这一笑，才彻底笑醒了小郑。第二天小郑到传达室去，老冯说，养兵干日用兵一时，有钢使在刃上。昨晚的事就是个刃上的事，哪有拿火柴点手电筒的。这事该找县长去认错。小郑认为老冯说得对，去向县长认错儿。县长说，其实我们也挺困，你拿火柴往手电筒上那么一点，把我们也给点精神了！来吧，带上球拍咱俩活动活动去！小郑心里暖乎乎的，他想县长是个多会说话的人啊。转眼一年过去了，小郑又长了一岁。他身体愈加强健挺拔，嗓音也愈加浑厚，穿扮也不同以前，且很在意对头发的梳理。人们都说小郑变了。一切是因为什么呢？是像俗话说的么：爱情悄悄来到了小郑的心里。提起小郑的爱情，就要讲到一个名叫杜康的青年。杜康是北京一个研究所到基层来锻炼的硕士生，被分配在这县的统战部，就住在小郑的隔壁。自此，小郑每天早晨打开水时，便也为杜康打上一壶。这使杜康很不好意思，作为回报，杜康就问小郑喜不喜欢看书，说他从北京带了些书来，小郑如果愿意，随时可以向他借。小郑说他不怎么看书，不过他愿意接受杜康的推荐。杜康随手捡了几本文学期刊给小郑。哪知小郑第二天便将杂志还给了杜康，他说他看不下去，他问杜康还有别的没有。杜康信手又从一摞里抽出一本，看也不看地交给小郑，是卢梭的《忏悔录》。不能说这是杜康有意难为小郑，也不能说这是杜康对小郑的特别推荐。只有一个事实不容置疑，便是杜康无意之间让小郑认识了法国人卢梭。整整一个星期，小郑的心绪被这个法国人给弄得起起伏伏很不平静，卢梭陪他度过了一个个“盯”会议的夜晚。当他找杜康还书时，他头发老长面容苍白犹如大病一场。杜康问他书好看吗？小郑说这书……太厉害，把我整得难受得不行。小郑神情局促，对卢梭的评价却很果断。他这种特别的表达使杜康吃惊，杜康吃惊是因为他低看了这个乡下孩子吧。于是他继续借书给小郑，间或也同小郑谈一谈对某本书的看法，他发现小郑有着极好的理解力。有一天杜康特意向小郑表达了他对卢梭的不以为然，他说卢梭那所谓敢于暴露内心黑暗的“坦率”其实是一种变相的哗众取宠一种做作。他看见小郑红着脸迷惑地望着他，他想那是因为他竟能轻而易举对小郑视为伟大人物的卢梭品头论足吧，他就在小郑的迷惑里发现了自己的价值。于是他继续向小郑介绍一些作家和他们的轶事，可小郑在这方面是个认死理的人，在小郑的心目中任谁也比不上卢梭伟大。吕秘书发现了小郑和杜康的接触，一次不客气地推门进来对小郑说，你不去工作在这儿干什么？杜康就说是我叫他来给我换灯泡的。吕秘书走了，小郑和杜康相视一笑。杜康给这里带来了文明和平等。小郑心说。读书以及和杜康的接触开阔了小郑的眼和心，他不再听炊事员絮叨，连老冯的传达室也很少去了。有一天老冯告诉他说自己就要回老家娶媳妇了，女方是个贵州来的黄花闺女。消息传开来，大楼里的人要老冯买酒买糖。小郑不会喝酒，他吃着老冯的“酸三色”硬糖，心里闪过一个人的名字：秦红。秦红是县政府办公室的打字员，人长得标致，却是吕秘书紧追的女性。这一点，小郑并不知道。小郑只知道自己心里有了秦红，秦红就像和卢梭一起走进了他的心中。白天他有事没事都要从打字室门口来回过几趟，他甚至把打字室门前那一小段走廊擦得格外明亮。他听说秦红喜欢玻璃海棠就在打字室窗台摆满玻璃海棠；逢晚上秦红加班，小郑便站在院子里的花池前，仰望二楼的灯光。他惟独不敢跟秦红说话，有一回他端着一盆水经过打字室，碰上秦红出来，还是秦红先招呼了一声“小郑”，却把小郑吓了一跳，脸盆跌在地上，溅了秦红一身水。还有一回县政府礼堂开大会，他也参加了，就坐在秦红后边。这使他紧张得发抖，发抖得上牙直碰下牙。为了不让牙齿嗑出声来，他偷偷咬住了一块小木片……咬小木片事件之后，小郑再也无法沉默了。夜不能寐的小郑需要向人诉说，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杜康。杜康一边鼓励小郑要勇敢，一边“红娘”似的前往打字室替小郑向秦红请求约会。也不知杜康怎样向秦红叙述了小郑，相信他不会漏过小郑咬小木片这个情节。总之标致的秦红答应了和小郑会面，时间是在这天晚上8点30分，地点就选在杜康的宿舍。为显郑重，杜康还特意把自己那件胳膊肘打着皮补丁的时髦西服上衣借给小郑。当小郑穿起这件透着外界文明的衣服时，杜康发现小郑其实是个英俊青年。这晚一切都如期进行：8点30分，秦红来了；一会儿，身着西服上衣的小郑随之也敲门进来。杜康推托去看电影，就离开了自己的宿舍。谁也不知道小郑和秦红的谈话是怎样开始的，然后又谈到了什么，但他们的会面却持续了两小时二十分。从这个不算短的时间里，不难看出这初次会面的愉快。10点50分，杜康的门开了，先出来的是秦红，她步子轻快地下了楼。后出来的是小郑，当小郑替杜康关好门，正要拐进自己的宿舍时，吕秘书从暗处出现了，紧跟吕秘书的是办公室几个科员以及司机和食堂炊事员。他们上前就扭住了小郑。这显然是个“捉奸”场面。小郑的被捉在大楼里传开了，人们说他心比天高，居然把自己弄成了个新闻人物。有人说这是一次诱骗，还穿着花子式的西服。有人则故意去找吕秘书探听这“奸情”的细节。办公室主任要小郑写检查，县长找小郑谈了话。这次他很严肃地指出，正当的恋爱可以，可你们是在深更半夜被人给堵住的呀。小郑啊，检查可以不写，但是你在我身边，我有责任提醒你要注意影响。县长的话使小郑几乎昏厥过去，他感到自己再也没有能力辩白。他摇着头点着头，脸上看不出是要哭还是要笑，他只觉得这楼开始旋转。杜康不信传言，他相信小郑和秦红的清白，他来向小郑表示歉意。他说是他把小郑和秦红约会的事告诉吕秘书的，他不过是想让吕秘书他们也和他一块儿高兴，没想到事情急转直下变了性质。小郑并不看重杜康的道歉，心里只有一种深深的失望。他对杜康说，原先我以为你和吕秘书不一样。杜康说现在你以为我和吕秘书一样？小郑说我只知道咱们俩还是不平等。杜康说怎么不平等？小郑说你能把我的事随便对别人讲。或许杜康真有和吕秘书一样的地方？吕秘书对小郑不好，是想用这不好来证实自己同小郑这类人物的大不一样；杜康对小郑好，是想用这“好”来证实自己同吕秘书这类人物的大不一样。他们关心的本不是小郑的幸福或者过失，他们真正看重的是自己所能产生的分量和影响。杜康不乏自我分析的能力，不过他也许不打算这样分析自己。“捉奸”的风波未了，小郑又迎接了另一个打击：老家来人报信说，爷爷死了。这天晚上，小郑卷起床上的褥子，让铺在床板上的白羊毛毡露出来，他合衣躺在爷爷擀的白毡上流了一夜的泪。第二天是个星期日，炊事员叫小郑去喝酒。小郑说不会，炊事员说喝喝不就会了。二人在伙房喝了一些47度衡水老白干，就着蒜汁咸驴肉。炊事员对小郑说其实我知道你不是那种人，借给你个胆你也不敢呀。可人家吕秘书叫捉你就得捉你，不捉就是惹了他。小郑看看炊事员，意思是那天也有你？炊事员叹了一口气，又开始发牢骚，说早他妈不想在这儿蒸馒头了，看哪天非托托吕秘书的门子离开这儿，要么去交通局运管站，钱多；要么去公安局，抓人的事儿，过瘾（这句话使小郑的心隐隐作疼）。可是一天天过去炊事员也没有离开的迹象，他便在饭食上撒气，馒头蒸得一天比一天小，二两的馒头蒸得像元宵。碱也使不匀，馒头不是黄就是绿。小郑喝过炊事员的酒，也吃了炊事员的咸驴肉，他却再没有话要对炊事员讲。他在心里只把周围的人过了一过，吕秘书，炊事员，硕士生杜康，包括令他激动不已的卢梭……末了他还是想到了老冯。经历了爱情的失败和亲人离世哀伤的小郑坐在老冯的传达室。老冯不问什么，小郑反倒愿意说说。说起那天晚上，和秦红光说书里的人了，没想到外面就有了埋伏。老冯说又是黑夜，黑夜就不般（比）白天。小郑沉默一会儿，说这几天我只觉得累，先前在乡下，一天赛两三场球，串着村打，也不觉累。老冯说，知道累了就是长大了。在小郑最伤感的那些日子里，老冯有时和他到泡桐树下散步。他们常常不约而同地望望二楼打字室的窗子，窗子是黑的。自那天晚上以后，小郑再没见过秦红。小郑和老冯知道，通过吕秘书的活动，秦红就要去省城上中专了，虽说属于“代培”性质，但能拿到文凭。小郑望着黑窗户就止不住落泪，老冯就在这时说起了自己。他说你当我真娶着媳妇了？那个女人，贵州来的，只和我睡了一黑夜，拿了我3000块钱就跑了。个儿又挫，人又丑，右眼皮上还有个萝卜花。到如今，这大楼里的人还当新媳妇在我老家哩。我平白无故地掏钱请人喝酒吃糖，还得假装着挺美——人生在世，谁愿意寒碜自个儿。唉，老冯说，一黑夜，梦似的。这一世界的人我可对谁说去？你哭，可你又丢什么了你什么也没丢啊，就算全世界的人都不明白你，你自个儿心里横竖是明白你。小郑停住了哭泣，老冯这不为人知的苦楚平抑了他的一腔冤屈。他觉得世上的人要想劝人，也得讲个以心换心；他觉得这一世界的人，又有谁比得上老冯更会劝人呢。现在他心里安定多了，就又反过来劝开了老冯，他对老冯说你有的是机会你还不老。老冯笑笑说，你刚来那会儿说我像你的爷爷，算说对了。我哪儿还有39岁，过了年就是57。我不是你的爷爷又是谁？小郑怔怔地望着树影儿里的老冯，喉头一阵阵发紧发热，他知道要涌上来的已不再是眼泪，那是什么呢他又一时讲不清。隔了一会儿他只告诉老冯：我不说，你也不用再说。小郑和老冯散步的时间也是领导们开会的时间，如遇停电，小郑便扔下老冯，一溜小跑着上楼去点蜡。现在他用不着先回宿舍又取蜡烛又拿火柴，火柴他整日整夜揣在衣兜里；蜡呢，他把它们栽在空酒瓶口上，酒瓶就在会议室窗口一字排开。一旦需要，这些托举着明亮蜡烛的瓶子马上就被小郑分布在会议桌上了。点蜡程序的小小改进被县长看在眼里，他觉得小郑聪明了。与会者在烛光照耀下也都变得很精神，他们望着神情沉着、动作轻快的小郑，都觉得眼前这位年轻人是很有些阅历的。安德烈的晚上安德烈的晚上这座城市和棉花有着亲密的关系。在它四周的乡村，农民几百年来靠种棉为生。所以，当有一天这座城市突然在棉田的包围中矗立起来，人们就想，让我们拿什么来作这城市发展的根基呢？我们有棉花，也许我们应该建造纺织厂。于是，从50年代开始，这座城市在苏联老大哥的帮助下，一口气建造起近十家纺织厂。说它一口气，仅用此形容神速。好比我们形容那些身大力不亏的强壮妇女，说她们一口气生了多少个孩子。这些纺织厂，不仅设备、厂房、技术由苏联人提供，就连生活区的建造也由苏联专家一手设计。很快的，这些纺织厂和由它们派生出的生活区就占据了这城市近一半的面积。如今，当90年代的我们经过这些由苏联人设计的纺织工人住宅区的时候，我们一面端详着那些面目相近、老旧而又略显笨拙的楼群，端详着楼房顶端那一溜溜熏得乌黑的排烟道，一面仍能体味出苏式建筑的用料实惠、宽大沉稳和向往共产主义的浪漫热情。比方说每一片生活区内整洁规矩的绿地花园；比方说与花园们相匹配的职工俱乐部。在每一个俱乐部屋顶上，都竖着两个相隔很远的龙飞凤舞的红色大字：舞——会。远远看去，这两个站立了四十多年的瘦削的大字，好似两个彼此相望、却永远也走不到一起的孤独的舞者。接着，有外地工人为支援纺织厂的生产一批批进入这城市了：天津工人的到来使这个城市的居民学会了吃鱼；上海工人的到来使这个城市的居民体味了糯米的奇妙。这是一个由纺织工人填充起来的城市，一个让苏式住宅覆盖了的城市。安德烈就出生在这座城市里。安德烈姓安，名叫德烈。安德烈的出生年月大概是1954年3月左右。安德烈这名字是父亲为他所起，名字本身也是当年中苏友好的一种体现。安德烈的父母就是响应政府的号召，由上海搬入这里支援城市建设的，他们都是中学教师。父亲穿过苏联印花布衬衫，母亲也穿过苏式“布拉吉”。当年他们都向往过苏联老大哥的美妙生活，他们也希冀着小安德烈长大之后能够去苏联留学。当然，他们想不到国际局势和国内局势的快速变幻，使安德烈不再会有去往苏联的可能。不过，假设真要能去，安德烈真想去么？他的父母从没问过他有什么打算，他的打算对他们也许并不重要。那么，安德烈究竟属于一种什么样的人呢，他似乎属于那种年龄越往前走、思维越往后退的人。他很少自己做主选择什么，他就读的小学、中学都是父母替他选择的。小学三年级，有段时间他很迷恋朗诵，曾经想要报名参加学校业余朗诵小组，父母得知后立即做了阻止：意义不大。他们说。安德烈便停止了朗诵。到了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社会一片混乱，学校停了课，大部分同学都去了农村插队，安德烈却由于母亲一个熟人的关系，进一家区办罐头厂当起工人。这在当时特别叫人羡慕。但让安德烈高兴的并不是他留在城市做了工人，而是同班的李金刚也留了下来。安德烈和李金刚从小学一年级就是同班同学，后来又一块儿上了同一所中学。小时候，他们永远坐同桌，他们一块儿写作业，他们合伙组装矿石收音机，他们互相串门——多半是安德烈到李金刚家去。李金刚的父母都是来自天津的纺织工人，他们家就在纺织厂的某一片苏式住宅区里。安德烈喜欢李金刚的居住环境，那些一模一样的楼群和一模一样的楼间花园给了他一种生活本身的宽厚和稳定感，无论从哪一个单元里出来的居民都是笑吟吟的，叫人感觉这些大楼的哪一扇门都可以是李金刚的家。安德烈的家是不具备这种气质的，他家住在父母为之工作的中学宿舍区，有点严肃，叫人拘谨。安德烈和李金刚从小区大门口那个冰棍车上买过冰棍喝过汽水，也在周末的夜晚，溜进戳有“舞会”大字的职工俱乐部看过大人跳舞。他们还在小花园里剥过一只死猫的皮（猫系李金刚掐死）。“文化大革命”刚一开始，高年级的一些造反同学曾经在校园里堵住安德烈，质问他为什么起一个“苏修”才叫的名字，安德烈回答不出，旁边的李金刚挺身而出地替他作了回答：“为吗不能叫？知道安德烈的‘德烈’是哪个德哪个烈么？是朱德的德列宁的列！”高年级同学被朱德和列宁震住了，李金刚的天津口音也使他显得格外理直气壮，李金刚的机智勇敢更是让安德烈深深折服。从此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他把自己那个烈字去掉了下边四个点。日月如梭，李金刚始终是安德烈须臾不可缺少的挚友。他们从两个男生长成了两个男人，成家立业生儿育女。安德烈娶了自己的表妹，李金刚一直在纺织厂当电工，和一名纺织女工结了婚。安德烈的表妹是安德烈姨妈的女儿，因为父母早逝，她从小就生活在安德烈家里。安德烈对表妹很好，表妹也十分依恋安德烈。安德烈的父母早已看出了这种依恋，出于对这女孩子的怜惜，他们愿意安德烈娶她为妻。或者，这种考虑还出于上海人的清高和对这座城市的提防，他们愿意一家人还是一家人。他们暗示安德烈，安德烈接受了这暗示。当他接受了这暗示的时候，他第一次试着用打量恋人的眼光打量他的表妹，结果他发现无论如何她更像是他的妹妹而不像他的恋人。她苍白、纤弱，下颏尖尖的，老爱半张着嘴像是对什么事表示不理解，又仿佛随时要你告诉她什么事应该怎么做。安德烈望着他的表妹，执拗地想起他刚当工人那会儿，十七岁吧，有一天和李金刚一块儿到纺织厂浴室去洗澡。那是一间男女合用的浴室，男女轮流使用。他们进来的一小时前，女工们刚刚使用过这间浴室。虽然浴池里的澡水已经换过，但室内仍然蒸腾着让男人敏感的女人的体味儿。安德烈就在迈进浴池的时候，就在一团团热乎乎的女人气味中，发现浴池边缘散落着几枚女工遗忘的黑色发卡，其中一枚还缠绞着一丝纤细的长发。他长久地盯着它们，体内突然涌起一股从未有过的冲动。他几乎无法自持，他把自己潜入池中以遮掩自己的羞涩。他冲动着，头脑里闪过班上一些女生的样子，他发现他头脑中的女性里没有他的表妹。爱情是什么呢？爱情是怎样的？安德烈不知道，可是他已经决定结婚了。父母为他们搞了一个小小的订婚仪式，没请外人，就是家中原班人马和一桌有别于平时的晚饭。那是食物比较匮乏的年代，桌上摆一瓶八毛五分钱的红葡萄酒，已能看出格外的喜庆。全家人都喝了一些酒，表妹也兴奋地猛喝一大口，结果她让酒给呛着了。酒呛得她剧烈地咳嗽着，单薄的肩膀抖得厉害。当她终于平息了咳嗽，却半天说不出话来。她靠在椅背上，微微闭住眼，淡青色的眼皮不停地跳，眼皮上的毛细血管清晰可见。安德烈注视着表妹跳动的眼皮，他看见有一颗眼泪从她稀疏的睫毛下边钻出来，顺着眼角流到颧骨上。表妹的眼泪使安德烈有种重任在肩之感，他就仿佛是要替他的全家、也替他死去的姨父和姨妈承担起照顾这孤女一生的义务。他认可了这个事实和义务，一边又有点心酸。他抽空儿去了李金刚家。当他走进那片熟悉的楼群，当他推开李金刚家那扇被他推过无数次的门时，他几乎落下泪来。李金刚知道他要说什么，拉着他到小酒馆喝酒。但是安德烈什么也没说，他也没有掉泪。他只是需要看见李金刚，和李金刚呆一会儿。在安德烈的生活里，从前没有，以后也再没有别的男性朋友了。后来，安德烈有了女儿。女儿是先天性心肌炎，妻子在生产之后又患了风湿性心脏病。安德烈需要照顾两个病人，对此他却没有更多的抱怨。也许因为他是个健康的男人，他体态匀称，行动敏捷，方方面面都很正常，具备这样的健康他理应照顾病弱的亲人。也许不仅仅因为他健康，是他那后退的思维使然吧；生活要我这样啊。有时候他想。他上班，下班，照顾妻女，买菜做饭……到了90年代中期，安德烈已经是罐头厂有着二十多年工龄的“老”工人了。安德烈进厂之初，罐头一词在中国还是与奢侈一词联在一起的，它不仅标志着食品的一个至高无上的档次，也常见于某人用于揭发批判某人的腐朽生活方式，诸如：“某某一家不顾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劳动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竟然常常拿罐头当饭吃，甚至把吃不完的罐头倒进垃圾箱，是可忍，孰不可忍……”等等。罐头是尊贵的，罐头又似乎应该受到鄙视。可罐头毕竟是馋人的，于是做罐头的工人便也不可小视。那时安德烈每月都能从厂里带回一些免费的罐头给妻女享用：糖水蜜桃，糖水山植，糖水鸭梨……这是厂里给工人的优惠。这种时候他从不忘记李金刚，他常在下班之后回家之前，拐到李金刚家也给他放下两听糖水蜜桃什么的。在这样的一座城市，市民能够吃饱饭，还能隔长补短地享受一个罐头，生活就显得挺安稳。安德烈和李金刚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他们对生活是满意的。但是时代不饶人。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全球商品的大流通，糖水蜜桃仿佛在一夜之间就失去了往昔的魅力。当这个城市忽然有一天连美国苹果和委内瑞拉香蕉都在水果摊子上随处可见时，当人们口袋里的人民币也渐渐多起来时，人们为什么还要光顾那些吃着不新鲜，开起瓶来又费劲的糖水蜜桃罐头们呢。安德烈的罐头厂只能生产千篇一律的水果罐头，没有上马新品种的技术、资金和设备，它就只能走下坡路。到了后来，工资发不出来，厂里就用罐头顶工资，每月发工资那天，工人们只能把几箱罐头领回家。安德烈在封盖车间干活儿，从前他坐在传送带前看无数玻璃瓶从眼前流过，他坐着，手下的瓶瓶罐罐被封盖机咬住瓶口，密封之后再从机器下滑出来，闭着眼他也能毫无差错地将它们各归其位。这种简单的重复性的劳动无需动用强体力，却尽动用体力之外的语言——闲聊天，久而久之这车间的工人就把聊天当做了劳动的一部分。安德烈的对面坐着一个名叫姚秀芬的女工，和安德烈差不多同时进厂。因为坐对面，安德烈和姚秀芬说话最多。二十多年之后，当有一天安德烈决定离开罐头厂时，他发现他生命的二分之一时间，却原来是和姚秀芬一起度过的。聊天使他们知道了彼此的家境，彼此的经历，甚至彼此爱吃的食物。姚秀芬知道安德烈的父母虽然都是上海人，可他最爱吃饺子；安德烈知道姚秀芬没有什么不爱吃的东西。姚秀芬知道安德烈有个朋友叫李金刚，纺织厂的电工，还会修半导体收音机。安德烈知道姚秀芬是本地人，她的爷爷奶奶就在这城市的周围种棉花。他们聊着，直聊到彼此都结了婚，他们吃了彼此的喜糖，还聊。姚秀芬知道安德烈的女儿有心肌炎；安德烈知道姚秀芬夫妇和瘫痪的公婆一起住，她有时候迟到，是因为给老人换尿褯子……他们有一搭无一搭、有上句没下句地聊着，姚秀芬羡慕安德烈好听的普通话，却不修饰她的本地口音。她还使安德烈知道了很多这城市独有的词，比如她把“告诉你”叫做“递说你”；请人拿好一件东西时，她会说成“捉住它”。姚秀芬的本地话使安德烈觉得真实而有生气，她的口音伴随着封盖机单调的“咔哧、咔哧”声，从不使安德烈感到沉闷。中午了，当他们更熟一些的时候，也交换彼此饭盒里的午饭。在这时姚秀芬比安德烈表现得要主动，当她得知安德烈喜欢吃饺子以后，她的饭盒里有时候就装着饺子。她把饺子换给安德烈，从安德烈饭盒里要过一些似是而非的食物：一块烙煳的饼，或是两个蒸得碱大的馒头。她观察着安德烈制造的食品，告诉他制作面食的一些常识，比如饼煳的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火急，二是面硬。还有什么“软面的饺子硬面的面”之类的口诀。有一个中午，车间里只有安德烈和姚秀芬在吃饭，姚秀芬咬着安德烈饭盒里一块又干又硬的葱花饼，突如其来地落下眼泪。她似乎是在替他委屈，她似乎是对着嘴里的硬饼说：你是一个男人，可你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啊。但是她什么也没说，她从不随意品评别人的家庭。安德烈却还是从姚秀芬那不期而至的眼泪里发现了一种关切。这使他感到陌生，又有点不安。多年来他好像已经成了一个不需要被关切的人，他更是一个不需要让异性为他落泪的人。当时他很想抬起手为她擦擦眼泪，犹豫之间，却见姚秀芬自己很快地把泪擦干，并努力对他笑笑。他们的眼光碰在一起，安德烈发现姚秀芬那端正的鼻子让泪水冲洗得很晶莹。后来市场上出现了速冻饺子。有一天安德烈带来一盒速冻饺子，想以此阻止姚秀芬再为他包饺子。姚秀芬却对安德烈的饺子嗤之以鼻：贵，她说。也不香，她说。她撇着嘴，像一个家庭妇女在家庭利益受到侵犯时表现出的那样。安德烈说，包饺子太麻烦。姚秀芬说，你高兴我就不嫌麻烦。安德烈说我挺高兴。姚秀芬说你高兴我就高兴。安德烈说你高兴我也高兴。姚秀芬说你高兴我更高兴。安德烈说你高兴我更更高兴。至此，他们突然打住不再说话，就像被彼此这畅如流水的对答吓住了。这样的日子，安德烈和姚秀芬持续了二十多年。直到有一天，封盖车间闲散的聊天气氛没有了，人们都在急躁地激烈地讨论着怎样才能离开这半死不活的罐头厂。只有安德烈和姚秀芬闭口不谈这个话题，虽然他们知道，这话题于他们也是万分紧要的：物价在涨，医疗没有保证，堆在家里权作工资的水果罐头没法处理——眼下谁也怕一日三餐拿罐头当饭吃，安德烈念初中的女儿又因病休了学……他们却不谈这个话题，仿佛要共同坚守住他们持续了二十几年的闲聊，或是深怕因此谁会比谁先离开一步。这时候李金刚到安德烈家去找安德烈了。李金刚最近也一直在为离开纺织厂奔走。时代的发展使棉农们越来越不愿意种棉花，他们或是捡着好伺候的种，或是干脆离开土地外出去做生意：钱要来得快，日子才有吸引力。这城市的纺织厂原料就奇缺了，工厂的工资也是有了上月没下月。李金刚在为自己找出路的时候，看见报纸上有一则广播电台招聘播音员的广告，他立刻想到了安德烈，便撺掇安德烈去试试。他鼓励安德烈说在小学你朗诵就比别人好，说不定能考上。从实际出发，离开罐头厂生活才有希望。是啊，从实际出发，离开罐头厂生活才有希望。安德烈也这么想。他觉得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希望”这个概念了，他又觉得广播电台对他是太遥远了，是李金刚的提醒才使他回忆起小时候他的确酷爱过朗诵。他还在这时想起了姚秀芬。他想着，又竭力打断着这想念，姚秀芬是他的什么人啊。就在他怀疑、畏缩、自卑的时候，李金刚又自作主张为他报了名，并陪他去应试。结果安德烈被广播电台选中。安德烈是封盖车间第一个找到新职业的人，并且这新职业是如此地让大家觉得不可企及。他们要他请客，在一个青工的提议下，他们还“揍”了安德烈一顿。“不打你一顿真是咽不下我们心里这口气啊！”他们嘻嘻哈哈地把安德烈推来掇去，他们的话又热乎又知己。姚秀芬和两个女工在一边看着，笑得比别人更厉害，她有些夸张地拍着手，把腰弯得很低。安德烈从来没听她这么高声地笑过，他觉得他的心都要碎了。姚秀芬的笑声还使安德烈忽然有一种久违了的冲动，他非常希望能有一个清静的地方，能有一个单独的时间和姚秀芬在一起。他奇怪为什么二十多年他们从来没有设想过单独在一起那么一次，二十多年他们就像两根平行的铁轨那样，距离是如此迫近，却永远平行着伸向不知去处的远方。就在这天下班前，他叫住了姚秀芬，问她打算怎么办。她知道他是问她的以后，就告诉他说，她和丈夫可能去乡下给承包了果园的一个亲戚打工，辛苦是辛苦，钱比罐头厂有保证。他仍不放她走，断断续续地说着词不达意的意思，那是一个幽会的意思，是一个多年来始终被他们有意无意不断掩埋的意思。但是姚秀芬立刻领会了，她知道这将是他们的告别，而这告别不是为了再见。她没有忸怩，只问了一句：“你觉得哪天好？”他告诉她，他打算去找李金刚。晚上安德烈找了李金刚，李金刚为此作了一个切实可行的策划：明天，晚饭以后，7点钟之前，他会把老婆孩子引到岳丈家中，空出房子给安德烈，时间是三个小时。也就是说，明晚7点至10点，李金刚家是独属于安德烈和姚秀芬的。李金刚说完当即把家门钥匙给了安德烈。安德烈攥住李金刚的钥匙，就像攥住了一个暧昧而又确凿的事实，这事实让他突然糊涂了一下，也突然惊怕了一下。第二天一上班，安德烈就把晚上的安排告诉了姚秀芬，姚秀芬的脸立刻涨得通红。一个白天，他们很少讲话，心中擂着鼓，脸上却加倍地漠然。中午，姚秀芬一反常态连午饭也不吃，说是要回趟家。她的回家使安德烈禁不住一阵阵胡思乱想，他想她是躲了我吧，他想她是后悔了吧。直到下午上班姚秀芬准时出现在车间里，安德烈才定住神。下班了，安德烈和姚秀芬骑上自行车各走各的，他们在李金刚家附近一家电影院门前碰了头，一块儿把车存上，再步行着往李金刚家走。这是安德烈的主意，他觉得把车骑到李金刚的楼门口目标太大。这是初春的一个晚上，乍暖还寒的气候，华灯初上的时刻，安德烈和姚秀芬向着李金刚的家，向着纺织厂那片生活区走。他们走得很急，像是怕被熟人认出来，又像是怕这宝贵的三个小时耽误在路上。他们似乎都知道他们奔了李金刚家要去干什么，这共同的知道又使他们不约而同地有点慌张和惭愧。就这样，只半站地的路，他们却像是走了一辈子。终于，安德烈看见了那片黑沉沉的苏式住宅区，几十幢大楼规矩而又错综地隐蔽在夜幕下。他看见了进入住宅区的大门口，从前停着冰棍车的位置，现在是一间闪着霓虹灯招牌的美容厅。他们从美容厅门前走过，拐进了楼群。他们正在接近目的地，但是安德烈忽然走不动了，因为他发现他忘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李金刚家究竟是哪座楼是几单元几层几号。几十年来他就像出入自己家一样地出入李金刚的家，他不用也从来没打算记一记李金刚的门牌号码。他对李金刚家的熟悉是一种无需记忆的熟悉，就像一个每天吃饭的人，当他用筷子把食物送进嘴里时，他用不着提醒自己“别送进鼻子里去”。可是这个晚上，这个本该独属于安德烈的晚上，他丧失了记忆。他仰望着在夜色中显得更加一模一样的笨重的楼群，仰望着那些被漠不关心的灯光照亮的窗，甚至连李金刚家那座楼的方位也找不准了。他就像掉进了一个陷阱，一个荒诞无稽的噩梦。他被急出了一身冷汗，冷汗濡湿了内衣，夜风吹得他打颤。他手握李金刚的钥匙，那钥匙几乎被他攥出水来。站在他身旁的姚秀芬默默地、无限信任地看着他，更让他焦虑无比。他走进一处楼间花园，妄想以此唤起记忆。但是他发现这里的花园一模一样，站在花园里他无所收获，这里没有丝毫痕迹能让他发现李金刚的家之所在。他们出了花园，又走上了楼间两路。偶尔有人打他们身边匆匆走过，安德烈几次下决心开口打听，却几次放过了眼前的人。因为他是安德烈，他觉得他无法开口。可他们不能总是在这儿转来转去，安德烈逼迫自己必须硬着头皮朝一幢可能是李金刚家的楼房走。他们走进了那楼，安德烈假装着记起了单元、楼层的房号，就算是为了安慰姚秀芬他也要假装。他假装着已经找到了门，伸出钥匙去捅那扇门的锁，但他没能捅开，因为这扇门里有动静。接着门哗地开了，房内传出麦克尔·杰克逊的歌声，一个20岁出头的年轻人站在门口冲安德烈说：“你想干什么！”年轻人那张营养很好的脸上是公开的敌意。安德烈愣在那里，就像小时候遭到高年级同学质问时那样答不上话来。身后的姚秀芬却显出少有的镇静，她说这不是李金刚的家么，我们是李金刚的亲戚，住在他家的。年轻人说什么李金刚啊这楼里没有叫李金刚的。说完砰地关了门。安德烈和姚秀芬逃也似的出了楼，只有再次把自己投进黑暗。钥匙仿佛握在安德烈手中，他却不敢再去试着捅一扇没有把握的门。哪一扇门里都可能有人，哪一个人都可以理直气壮地问他为什么乱捅别人家的锁，必要时他们完全有可能被扭送到派出所。这想法让他们气馁，也使他们狼狈。他们没有目的，也没话要说，只沉默着在楼群之间乱走。安德烈走着，差不多把几十年来他和李金刚在这里做过的所有事情都想了一遍，每一件小事都历历在目，这历历在目的事情却没有一样能帮他记起李金刚的家。时间在奔跑，他们不敢看腕上的手表，但他们都知道，时间已经不早了。时间在奔跑，10点钟就这么来到了。10点钟让安德烈做出决定，他们应该离开这里了。安德烈追随着远处的霓虹灯，朝着那间美容厅走。在一盏路灯下，他扭头看了一眼姚秀芬，他发现往日里红润健壮的姚秀芬，似是因了这楼群的折磨，一下子矮小憔悴了许多。他看着她，像是问：咱们在哪儿分手？姚秀芬看明了安德烈的意思，她只把手中的一个饭盒递给安德烈对他说：“饺子，你的。”安德烈就去接饭盒，心中想着，却原来姚秀芬连晚饭都准备好了的啊。他奇怪一个晚上他竟没看见她手中拿着一个饭盒，他也才明白了姚秀芬中午回家的缘由。他接了饭盒，但没接住，饭盒掉在地上，盖子被摔开，饺子落了一地，衬着黑夜，它们显得格外精巧、细嫩，像有着生命的活物儿。安德烈慌着蹲下捡饺子，姚秀芬说捡也吃不得了。安德烈还捡，一边说你别管你别管。姚秀芬就也蹲下帮安德烈捡。两个人张着四只手，捕捉着地上那些有着生命的活物儿。四只手时有碰撞，却终未握在一起。也许他们都已明白，这一切已经有多么不合时宜。安德烈离开了罐头厂，去广播电台报到。他将在经过一个月的短训后，成为该台一个经济栏目的播音员。这晚他独自去了李金刚家，像要验证自己，像要考试自己。他顺利地走过了那间美容厅，顺利拐进黑沉沉的楼群。他无遮无碍地继续前进，不知不觉就走进了李金刚的楼，敲响了李金刚的门。门开了，李金刚站在门口，迫不及待地告诉安德烈，今天他闲得无聊，在街上花四块钱买了两张社会福利奖券，居然连中两辆自行车！安德烈似听非听，只自言自语般地说着：“我以为我再也找不到这儿了。”这晚他没有走进李金刚的家，他向他的挚友道了别，下了楼，又独自在楼房的阴影中站了一会儿，听着不远处职工俱乐部里传来的节奏激烈的音乐声，说不清心中是安静还是疼痛。他已经出人意料地逃离了那个半死不活的罐头厂，可他分明觉得，他连同他那个背时的名字——安德烈，又被一同网进了这片苏式旧楼。他和这些旧楼有着一种相似的背时，所以他和它们格外容易相互愚弄。他想起连李金刚也要离开这些旧楼了，李金刚准备辞职开一间家用电器修理部。安德烈家的冰箱已经坏了两个月，他打算过几天让李金刚帮他修修冰箱。这才是他的生活。他骑上车往家走，车把前的车筐里摆着姚秀芬那只边角坑洼的旧铝饭盒。安德烈准备继续用它装以后的午饭。他觉得生活里若是再没了这只旧饭盒，或许他就被这个城市彻底抛弃了。寂寞嫦娥寂寞嫦娥一从现在开始后退二十年，嫦娥在离B城150公里外的西部山区种莜麦。那村子名叫小道儿，单听村名，就知道那地方有多么狭小。嫦娥是小道儿的媳妇，就在那一年，二十年前，她丈夫开拖拉机从崖上摔下来，让嫦娥成了寡妇。那时候嫦娥三十岁不到。须知寡妇嫦娥还带着一个刚满六岁的儿子，那景况，真是叫人看着难过。可是，突然间，正像很多小说家喜欢描写的那样：“一个偶然的机会”，小道儿的嫦娥走进了B城，走进了该城有名的作家佟先生家中，并不久成为佟先生的太太。到如今，二十年过去，嫦娥给佟先生做妻子的“妻龄”也有十几年了，推算她的年纪，该是四十大几。假使你们见过现在的嫦娥，也许还能从她身上看出二十年前在山里种莜麦的影子，这“影子”主要表现在她那丰满的两腮。山风和日照的缘故，使她的两腮数十年如一日地呈现出一种新鲜的红晕。红晕之于人脸，按常规染在颧骨的居多，不知为什么嫦娥却在腮帮子上承接了它。叫人暗想，名作家佟先生当初说不定就是看上了这鲜艳的腮帮子，才动意要娶嫦娥为妻的。文人有时喜欢感情用事，且眼神儿犀利，胸中的词汇也比常人略多。谁能保证当他看见嫦娥的时候没有想到“香腮”一词呢。香腮这词儿谈不上高雅，还有点儿肉麻，可是它引人动一种念头，想要品尝的念头。二从现在开始后退二十年，佟先生五十岁。那时候全中国稍微识字的人对小说都有好感。佟先生凭一部写海外赤子（发了洋财的）万里归国寻亲，终于和荒山僻壤结发之妻相认的长篇小说立足文坛，然后就不断奔忙于笔会和讲座，一时间看了不少名山大川，培育了不少文学青年。媒体称他“大器晚成”。正是该过好日子的时候，佟太太却得了一种不治之症。这不治之症先从皮肤溃疡开始，到后来毛发脱落；再后来，佟太太连光也见不得了，光加速着皮肤的溃烂。佟太太需终日躺在门窗紧闭、黑色窗帘紧闭的房间里，吃喝拉撒均在“暗中”完成。这真是一种中国治不好、外国也治不了的病，佟先生急得快要疯了。佟家虽有女儿三人，但三个女儿谁也不能尽孝于生母床前。老大老二在外地念大学，家里只有念初中的老三。保姆换了几位，都因嫌弃佟太太而先后离去。幸亏佟太太一个多年的同事，想起在老家的深山里有一位新近丧夫的表侄女嫦娥，便把嫦娥引荐到佟先生跟前。嫦娥将六岁的儿子留在小道儿，只身一人来到B城佟家，在佟太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屋子里尽心尽力一百天，直至佟太太体无完肤悄然去世。照理，佟太太去世之日也该是嫦娥离开佟家之时，可是嫦娥却留了下来，她的职务也由看护改做了女佣。女佣嫦娥的烹调手艺并不高强，但她吃苦在前，人很勤快。有一次，嫦娥正在做饭，液化气没有了，佟先生便打电话给液化气站要他们送气上门。十分钟后，送气的师傅就扛来了新罐，换走了旧罐。佟先生付过煤气费，又掏出两块钱送气费给师傅。嫦娥将这两块钱看在了眼里，她多嘴多舌地对佟先生说，敢情不是白送啊。佟先生说两块钱买这么好的服务我看挺值。嫦娥心疼地咧咧嘴说：“往后这活儿叫我劫了吧，你把那两块钱给了我。”佟先生对嫦娥使用的那个“劫”字十分敏感，那个“劫”字给佟先生眼前这个女人平添了一股子匪气，却更有一股子粗鲁和率真，听起来很是叫人心跳不已。又到了换气的时刻，嫦娥扛上煤气罐就走。少时，她便将一满罐新气运回院来运上三楼（佟家住三楼），运进佟家。佟先生不知嫦娥是怎么把煤气罐弄走又弄回的，他想到了扛、背、推、拖、拽、拉……这些动词，这些动词加上嫦娥的英勇气概令佟先生有几分惭愧，他下意识地看看自己两条细瘦的胳膊，他相信它们本是没有缚鸡之力的。他觉出了一点儿不自在，不是作为主人的不自在，而是作为男人的不自在。于是他便故作轻松地摸出两块钱放在煤气灶上说，说话算话，一次两块。哪知嫦娥哼了一声说，看我这一脑瓜子汗，敢情我也就值两块？佟先生说，你说个数。嫦娥倚住灶台，歪着头又哼了一声：“哼。”后来佟先生发现，“哼”本是嫦娥的口头语，大多时候，它既不表示轻蔑，也不表示气愤。所以，到了后来，当她真的用它来表示气愤或轻蔑时，不仅失掉了应有的分量，反而还有点无可奈何的意味。现在嫦娥倚住灶台冲着佟先生说“哼”，佟先生体味到的就不是轻蔑和气愤。那是什么呢？佟先生不傻，他恍惚觉得有那么一丁点儿似嗔似怨，有那么一丁点儿拿着自己不当外人。不过当时的佟先生，刚从丧妻的悲痛中缓过神儿来的佟先生，仿佛并不反对有个女人在跟前来那么点儿似嗔似怨，来那么点儿拿着自己不当外人。更何况，“哼”过了之后的嫦娥又说了句她那从崖上摔下去的丈夫常说的话呢：“力气从身上长出来，就是为了叫你使它！”佟先生又给嫦娥加了三块。又一回，傍晚时分，佟先生出门散步，不小心将钥匙锁在屋内，一抬头看见正在倒垃圾的嫦娥，便自然而然地喊起嫦娥。嫦娥听罢，向三楼阳台注目一阵，便直奔单位的锅炉房而去。不一会儿，佟先生就见嫦娥肩荷一架巨大的铝制叉梯直奔他的单元而来。这次佟先生不再惊异于嫦娥的力气，转而惊异于嫦娥的信息量了。他想，她是打哪儿知道这院内的锅炉房里，有一架能够得着三楼阳台的大叉梯呢？看来这方面的灵敏度，乡下人一般都高于城里人。嫦娥支起叉梯，对准佟家阳台，便毫不犹豫地攀梯而上。那时佟先生双手扶梯仰望着登高的嫦娥，就看见了一个平常从未见过的角度。她那壮硕的屁股在他的仰视之下显得格外饱满有力，那真是一个沉甸甸地压得住阵脚的屁股。一瞬间佟先生想到了逝去的夫人，她那溃烂之前的身体反倒成了“纸扎人”。佟先生在潜意识里开始渴望一个康健的生命，一个身上有的是力气的生命。于是，自那天嫦娥入室取钥匙开始，佟先生和嫦娥的关系再经过些演变，他们就结了婚。三对于佟先生和嫦娥的结婚，院里的人们理所当然地都表示出惊异。几年过去，院里对于嫦娥的落户佟家仍然显出些排斥。这里所说的“院里”是佟先生的所在单位，这是联系着一批文人的单位，佟先生的同事都从事着一些和文化有关的研究。四楼的钱先生研究民间瓷绘；二楼的柳先生研究古BC国王——罗跋的最后的日子；一楼的麻先生专搞摊戏溯源。在五六十年代的旧体制下，这个院叫过“院”，当“中心”一词在国内悄然兴起后，它改叫了“中心”。这中心不大，只两座四层小楼，一座办公，一座为宿舍。两楼摆放的位置呈L形。“L”之间有块空地，原是要盖一微型民间艺术博物馆，因资金迟迟不能到位，空地就一直空着。日久天长，“中心”的人们便把这块空地戏称为“微型馆”了。微型馆顾名思义必是微型的，可它还没有微型到火柴盒那么大小，兴建起来的颇费周折就可想而知了。如今“微型馆”成了大人乘凉，孩子们骑车、踢球的好去处，人们多在此叙说着天气，报道着肉、蛋价格的涨落，传递着必要的、可公开、可不公开的信息。那时有关佟先生婚姻进展的信息，就始于这微型馆。其实远在嫦娥登梯入室取钥匙之前，麻太太——研究滩戏渊源的麻先生的太太，就对柳太太——研究古BC国王最后日子的柳先生的太太说过，我怎么看着佟先生的眼神儿不对呀。柳太太说，得了吧你。麻太太说，不信你就等着。柳太太终于等到了佟先生和嫦娥的结合，微型馆的信息很富预测性。嫦娥把这院里对她的排斥，总想成是必然中的必然：一个山里人，又是二茬。她的苦恼，多来自佟家内部。佟家的三个女儿首先对她表示了强烈的反对：在外地念大学的老大老二已向佟先生声明，毕业后决不再回B城；正在佟先生身边的老三则不断向两位姐姐诉说着嫦娥进家后的细枝末节，还详尽描述了嫦娥如何将她那七岁的儿子留柱领进了佟家。原来，这嫦娥与佟先生结婚不久，谎称留柱患有厌食症，以治病为名将留柱接来B城。老三对老大老二说，哪里有厌食症啊，贪食症还差不多。一上饭桌见了食物便风卷残云似的，小脏手举着筷子在菜盘里乱捣乱戳，桌下还不时爆出一个个又响又臭的屁。老三说着，双手比画着那屁的形象和大小，说直到她把留柱赶出佟家门，她一坐上饭桌还能看见那一个个的屁在桌子底下游荡。佟先生对留柱倒是产生过几分恻隐之心，但留柱到底没能在佟家留住。后来当留柱长大成人，每来B城，总是偷着打电话叫嫦娥出来（嫦娥教会了留柱打电话），娘儿俩找个小饭馆见面。他们不择饭食地吃饱，嫦娥再塞给儿子两条不好不坏的烟，间或也有一双佟先生穿过两三回便搁置起来的皮鞋。老三顶住了留柱，却仍然觉得在院里有些抬不起头。她把母亲的遗像放大了一张三十六寸的悬在客厅，以此震慑嫦娥。嫦娥却不恼——至少脸上不恼，有时还端详着遗照，发表些可高可低的评论。这使得老三气上加气，接长不短就在饭桌上说些含沙射影的话。她说她同学家有个小保姆，趁主人上班，伙同男友把家中财物席卷一空，跑了。嫦娥对此更不在意，还净捡老三爱吃的做。她给她搓莜麦卷儿，给她蒸大馅儿韭菜包子，给她炸萝卜丸子。这几种气味浓烈的山乡吃食不仅老三爱吃，佟先生也不讨厌。佟先生原本就出身农家，婚后为了处处随和太太，把自己的饮食爱好也忘得差不多了。嫦娥在佟家的出现，似乎让佟先生的肠胃先获得了一次大解放。老三吃饭香甜，对嫦娥的贡献并不赞许，脸仍然阴沉着。嫦娥还是不恼。也许她是想，哼，是你爹娶的我，又不是你娶我。也许她是想，哼，也得让人家闺女生一阵子气吧，谁让我一步登了天呢。四嫦娥终干又熬走了老三，老三也去外地上大学了。没有老三的日子，被佟先生称做“和平时期”。写作之余，佟先生就不免以平和的心绪回顾一下自己的婚姻。回首这第二次婚姻，不能说叫他满意。当嫦娥鲜艳的腮帮子和壮硕的屁股日复一日平平安安地摆在佟先生眼前时，接踵而来的日子除了和平，还显出了平淡，平淡中亦有些从前难以觉察的枝杈。老三的离家，无疑使嫦娥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放松感，她一下子好像成了家中所有空间的占有者。在这些显出空旷的空间里，她最愿意更多地盯着佟先生，努力使自己像个城里的贤妻，或者说城里一个名家的贤妻。她常在吃完饭、刷完碗之后，点上一支烟（老三的离家还使嫦娥学会了吸烟），走进佟先生的书房，搬把椅子坐在佟先生书桌旁边，盯着佟先生在稿纸上写字，间或也发出一两声感叹：“哼，写小说可不是个容易事儿。”那时佟先生便像受了惊吓似的抬头看嫦娥，他多半会看见她牙缝里的韭菜或某种面食的渣滓。为了避开眼前的嫦娥，佟先生便打发她到隔壁房间替自己抄几页小说（在小道儿，嫦娥是上过初中的）。谁曾想，这嫦娥先是把佟先生的稿子辨认明白誊写清楚，很快就不满足于这些了，她为佟先生改起了小说。有一次她举着一页稿纸兴冲冲地闯进书房对佟先生说：“闹了半天名人也出错儿呀，你看你把个闺女家‘好看’写成了‘受看’，叫我给你改过来了！还有，这儿……”没等嫦娥把话说完，佟先生火了，他夺过嫦娥手中的稿纸，将她赶出书房，并告诉她今后不准再进来。这使嫦娥大惑不解，她想，原来男人都是有脾气的。回首这第二次婚姻，佟先生也不能说不满意。首先嫦娥属于低消费型的女人，她不讲究吃喝，不用化妆品，永远不曾生病，永远穿自己纳底子做的布鞋。她从邮局或银行取回的稿费，一向如数交与佟先生。后来佟家老大老二大学毕业都去了美国，逢年过节寄些美元给佟先生，嫦娥对美元既不稀罕也不打听。其次，凡佟先生碍于身份和尊严不便出面的事，唤一声嫦娥就行了。嫦娥会守着一排啤酒瓶子、一捆废报纸，为佟先生和小贩一分钱一分钱地往上争价；也会为佟先生和封阳台的工人一块钱一块钱地往下压价。当阳台封完，楼下堆满碎砖、烂瓦、水泥、沙子时，又是嫦娥从锅炉房借来推车、铁锨（锅炉房似乎有嫦娥取之不尽的东西），一趟趟从街坊邻里眼前走过，面不改色，走得坦然。楼上的佟先生看着楼下的嫦娥，一刹那觉得她好似一名受雇于佟家的壮工，才悟出，他娶嫦娥，决非以浪漫主义为基础，那实在是纯正的现实主义啊。出了大力之后的嫦娥，在佟先生眼前才表现出几分轻松。她开始大模大样地洗澡，但她不在卫生间里更衣，她习惯边走边把衣服脱完。这使佟先生常常觉得，嫦娥本不是去卫生间，而是下河。嫦娥一边往“河”里走，一边脱下汗湿的背心举到佟先生眼前说：“你闻闻你闻闻，叫汗沤得都馊啦！”佟先生连声说着“好、好”就退进书房关起门。嫦娥洗净自己，换上干爽的衣服，看看书房紧关着的门，这里转转，那里转转，才想到，也许该去院子里坐一会儿。五嫦娥来院里乘凉其实是万不得已。面对那些文人家属和后裔，嫦娥常觉出些自己的不能入伙。那里的谈吐常使她感到费解，费解着就会生出些寂寞。最让嫦娥不可思议的是，嫦娥不在场时，人们也说些猪肉的注水，菜的缺斤短两，谁家添了外孙，谁家装了一拖二变频空调……只待嫦娥一出现，她们就突然改变话题。柳太太对麻太太说，奥瑞特超市刚进了澳洲“培根”；钱太太对柳太太说，她家的吐司炉今天早饭时怎么也弹不起来。麻太太开口就是她业务上的事，退休前她是电视台的化妆师，退休后受雇于一间婚纱摄影工作室，专化新娘妆。钱不少挣，说话格外气粗，也显出些云山雾罩。比方她说，妆化得好坏，也看化妆师的心情。遇上她高兴时，她能把个凡人化成毛阿敏；遇上她不高兴，她能把个新娘子化成江青。众人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坐在远处的嫦娥也笑了，她听懂了。但当人们发现嫦娥也笑着享受了她们的谈话，便心照不宣地令这谈话戛然而止。半天，柳太太的女儿，一个叫大橙的才开辟了新话题。大橙在市交响乐团拉弦贝司，喜欢叉腿站立于众人面前，很是显出些职业特点。她说，练“柴5”（柴可夫斯基第五交响乐）最难，指挥又不赶劲，指挥个二胡齐奏还差不多。钱太太问，“柴5”有没有标题，“柴6”是《悲怆》。大橙说她也不知道，反正她的分谱上没写着。“你想，一个弦贝司拉那么快。”大橙说着，胳膊在腹前快速摇摆。“柴5”终于又驱走了嫦娥。面对一座院子，就像面对一个人生。人生总有绝路逢生的时候，有两件事使这院子终于接纳了嫦娥。麻太太许久不讲她的婚纱摄影工作室了，此时常见她奔忙于院里院外。嫦娥热心地问她是不是家里有什么事，看这腿不拾闲的。麻太太犹豫一番，才将家里的事告诉嫦娥。原来搞滩戏溯源研究的麻先生和专化新娘妆的麻太太家中有一位八十老母（麻太太生母），最近突患便秘，大小医院的各种手段都用过了，对老人无济于事，痛苦的老人整日在床上翻滚。嫦娥闻听此讯，毫不犹豫地说，叫我去看看，我先回家拿个东西就来。说时迟那时快，嫦娥三步两步就来到麻家。麻太太此时的心理一定是有病乱投医，便快速把嫦娥引至老人床前。嫦娥撩开老人被单，在老人肚子上一阵抚摸，又让老人侧身团卧露出下部，一边指示麻太太快拿香油来。麻太太取来香油瓶，只见嫦娥从袖中出示一物，是一把老式铁钥匙。这钥匙一拃长，扁片形，头上有弯钩。麻太太明白八九分，又想起有病乱投医的道理，赶紧把油瓶递给嫦娥。嫦娥打开瓶盖，倒出些香油于手心，将钥匙浸蘸于油中片刻，便向老人伸了过去……嫦娥的手段是见效的，不一会儿，她就把收获之物举到麻太太脸前说：“哼，不掏就行了？”接着又扶正老人再问些寒暖。老人握住了嫦娥的手，麻太太也握住了嫦娥的手。嫦娥说，有事叫我吧，住得这么近便。又一次，一群半大孩子——属于这院中第三代吧，围坐在院里，仿照电视上吉尼斯吃“热狗”大赛，比赛吃青枣，钱太太的外孙子不幸被青枣噎住，满嘴的尖碎青枣吐不出又咽不下，小脸憋成了青紫。其余孩子吓得不知所措，各家大人也闻讯赶来，围住被噎者乱作一团。这时买菜回来的嫦娥看见了这一幕，她放下菜篮走了过去，也不说话，只伸手冲那孩子后背猛击一巴掌，孩子伸伸脖子吐出了口中的东西，得了救。嫦娥对众人说，我小时候吃糠团子常挨噎，我娘给我后脊梁一巴掌，就好了。当晚钱太太领着外孙登门向嫦娥致谢，还赠她一块去美国探亲带回来的擦拭家具的“魔巾”。嫦娥在院中的这两项壮举，终于拉近了她和邻里的距离，甚至于，你常能听见人们在院里说，这事儿还得找嫦娥去试试。麻太太开始称赞嫦娥脚上的布鞋；柳太太有一次竟拿着一本佟先生的新着递给嫦娥说，这是她一个学生买的（柳太大任职于某大学教务处），拜托嫦娥请佟先生给这学生签个大名。这真是对嫦娥的无比尊重和极大信任啊，其实这又有何难呢。嫦娥不必看重签名本身的难度，她应该重视柳太太这恳求的方式。再遇乘凉聊天，众人不再避着嫦娥，她可以无顾忌地在人群中自始至终地坐下去。没人嫌她说话，也没人嫌她不说话。有时天色晚了，风也凉了，人都散了，她还坐在那儿不走。书房里的佟先生往楼下看看，只看见一个豆粒大的小红点在漆黑的夜里忽明忽暗的，那是嫦娥手上的香烟。佟先生从不喊她回家。兴许他是想，她在哪儿呆着不是呆着，在哪儿呆着她也是一个人呆着。就这样，又一些日子过去，佟家就出了一点儿不大不小的事。六据知情人透露，事情的起因缘于嫦娥在早市买菜时，巧遇正在卖花的老孔。老孔原是这“中心”的锅炉工，一个烧了几十年锅炉的单身汉，后来嫌“中心”工资低，就辞了锅炉工，给近郊一个花农打工去了。当初嫦娥那叉梯、推车什么的，一向从他手中借得。早市上，嫦娥见了老孔说，老孔卖花呀。老孔见了嫦娥说，嫦娥买菜呀。嫦娥说，叫我看看你都有些什么好花。老孔说，新品种美国丝绒，市场价七块钱一枝，你要买，打五五折。嫦娥从老孔的花桶中抽出一枝红玫瑰——美国丝绒，放在鼻子底下闻闻，也没什么香味，但花瓣肥厚，色泽娇艳，毛茸茸地泛着似金似银的柔光。老孔补充说，花期比一般玫瑰长两三倍，眼看情人节快到了，一枝能涨到十二块。嫦娥说，敢情种花挺赚钱呢。老孔说，可不是。临走老孔白送了一枝美国丝绒给嫦娥，嫦娥拿回家来插进一个玻璃瓶，这里放放，那里放放，最后决定把花安置在厨房窗台上。佟先生偶然看见，问嫦娥哪儿来的花，嫦娥便答，捡的。佟先生说，捡的？嫦娥说，“哼，谁还能白给我送花呀。”叫人也听不出来是抱怨，还是得意。第二天在早市，买菜的嫦娥又碰见了卖花的老孔。嫦娥说卖花呀老孔，老孔说买菜呀嫦娥。两人打着招呼，彼此都觉得挺高兴。据柳太太回忆，某日在早市，她亲眼看见老孔和嫦娥蹲在一桶花前叽叽咕咕，达四十五分钟之久。当教师的柳太太，习惯以课时为计算单位。麻太太获得的信息就更具体些。她亲眼见过嫦娥跨着大步在院中那“微型馆”的馆址上丈量土地，还亲耳听见过嫦娥与老孔说话的内容。当时她去传达室取报纸，老孔就在传达室门口站着。嫦娥从地里出来对老孔说，我量了无数遍，至少是四亩。再后来，嫦娥便铁了心似的要与佟先生“离”了。嫦娥和佟先生离婚没费什么周折，虽然她离开佟家就像当初她走进佟家一样，又引起了这座院子的惊异和不屑。佟先生听了嫦娥的宣布，立刻想到了一些他能够想到的词，比如“狼心狗肺”，比如“忘恩负义”什么的。出身于农家的他还想到，从前的乡村，男女勾搭大多是从借东西开始的：借箩借秤，借杈耙扫帚……他记起很久以前嫦娥去锅炉房借梯子借推车，心中泛起一阵阵屈辱感。为了缓解这屈辱，便又想，一个锅炉工和一个村妇，他们本该走到一块儿去的。若是拖着不离，岂不显得太看重她么。甚至于，不如抢先一步休了她。名作家佟先生在情绪波动最厉害的时候想到了一个非常古老的“休”宇。最直接的受害者是佟家老三。早已另立门户的老三，十几年来始终是父亲第二次结婚的坚决反对者。到如今，十几年过去，她却又成了父亲第二次离婚的坚决反对者。谁也不如她知道，嫦娥与父亲十几年来的日子，本是对佟家有益无害的。她还想起，十几年来佟先生几次有病住院，那日夜守护的不是她们姐妹三人，却是那个让她一百个看不上眼的嫦娥呀。现在嫦娥拔腿就要走，怎不叫人怒火中烧呢。我们家的大米白面你白吃了多少年，我们家的大房子你白住了多少年，噢，你当这儿是旅馆呀，美的你！可惜老三没能阻挡嫦娥的离婚，就像当年她无法阻挡嫦娥的结婚。嫦娥收敛好自己的衣物，装进一只仿羊皮人造革衣箱——那是佟先生参加某次笔会带回来的，指定给她用的，她也就不客气了。最后她交出佟家所有的钥匙，提着箱子下了楼。她把箱子绑上自行车，就直奔了一个谁也不知道的地方。又一些日子过去，嫦娥和老孔双双出现在这“中心”的院内。却原来，两人一块儿和“中心”签了协议，租下了“微型馆”，种起花来。院里人便也明白了，嫦娥离开佟家并非去了一个谁也不知道的地方，她去了郊区一个大杂院，院里有老孔两间西屋。七三年过去了，“中心”院内的微型馆仍未建成，嫦娥与老孔在这馆址上耕种的花圃就日益生机勃勃。他们种“美国丝绒”，也种康乃馨，还把韩国一个岛上的名贵洋兰移植了过来。他们按时向“中心”交纳租金，据闻，“中心”把租金用做了办公设备换代和装备资料库。他们还在街面上租间小房开了花店，批发零售兼营。留柱也来了，带着媳妇。平日里留柱跟老孔在花圃干活儿，嫦娥和儿媳在花店守摊。每逢星期一，人们会看见嫦娥出现在中心的办公楼。她挎一只摆着鲜花的柳编篮子，亲自给每间办公室免费赠花。她给研究民间瓷绘的钱先生送过康乃馨；给研究古BC国王最后日子的柳先生送过百合；给研究滩戏渊源的麻先生送过洋兰；给其余几位女士小姐送过“美国丝绒”。花也不多送，每间办公室仅一枝。满打满算二十来枝鲜花，把“中心”的每个人都打点得挺愉快。出得办公楼，她还要在花圃里走一遭，看看丈夫老孔（她已同老孔结婚）和儿子留柱，必要时也遥望一下佟家的阳台。“中心”的很多人都见过，每逢星期一，佟家保险门的把手里，也会插着一枝玫瑰——美国丝绒。满院子的人都看见了嫦娥和老孔的大花圃，红玫瑰黄玫瑰似云似锦，照耀着蓝天，亮丽得叫人晕眩，叫人透不过气。钱、柳、麻诸太太原想齐了劲不往这花圃跟前凑的，可这院里除了花的波涛，余下的地方就所剩无几了。她们不得不一分一寸地往有花的地方挪着。她们坐在花团锦簇之中，像从前一样。什么都聊，除了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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