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凝文集-3

和马老末谈话是艰难的，不要他的院子似乎不可思议；请他把钱退给我，那更是天方夜谭。从下午到晚上，事情没有结果。老秦为了帮我退房，比当初帮我买房付出了更多的精力。他请马老末吃晚饭，请他喝啤酒吃香肠，还送了条云烟。马老末就是一句话：“我真闹不清你们这是为什么，那么好一个院子。”我的态度也很坚决，我坚持退房并要回我的一万三。马老末说，钱他是一分也拿不出来，给他一个远房侄子拿走投资开铁矿去了。我说那么我就要考虑诉诸法律，马老末说那你就上法院告我去吧。说完他站起来，摇摇晃晃地下山去了。老秦说，你还是要了那院子，你知道法律不保护咱们这种交易，你去哪儿告马老末呢。我说我决不再要大姑的院子，并且我一定要亲口告诉她。我说着拔腿就走，老秦跟了上来。大姑的院子里，东屋亮着昏暗的灯光。她佝偻着身子坐在炕上，还在低头纳底子。她有条不紊地使锥子使针，从容有力地扯动着细麻绳，伴着“咝咝”的抽线声，她抡动着胳膊舞蹈一般。一切都和上午一样，她只是挪了个坐的地方。我站在屋门口，老秦站在我的身后。我说，嗯，您能听懂我的话吧？我说，这院子我不买了，嗯，不买了。我说，我愿意让您硬硬朗朗的。我说，您的花椒树可真好，山杏儿也好，嗯。我不指望大姑开口，我知道几十年来她从不开口。可她却抬起了头。她看着我，那眼神里有诧异和失望，或许还有几分没有着落的惆怅。好比一个铆足了劲上阵来的拳击者，却遇到了对手的临阵逃脱。当大姑收回眼光又低头纳起底子时，我和老秦就出了屋。走到院里我听到身后一个轻微的响动，是东屋炕上的响动。我们返身回去，见大姑已经倒在炕上。老秦伸手在她鼻下试试，说，死了。次日我开车返回B城，老秦让我把小铭捎回城去。我们一路无话。快进城时，她冷不丁问了一句：“女士，你见过管风琴么？”至今我也没能从马老末手里追回我那一万三千块钱，听老秦说，马老末已开始背着老秦，四处物色买房的人了。小格拉西莫夫小格拉西莫夫齐叔是我们家的朋友。如今朋友的定义很宽泛，成了一个游移不定状态的代名词，朋友便也可分为受欢迎或不受欢迎的人。齐叔在我们家受欢迎，家人说他嘴严，无是非。齐叔是位画家，画油画，画风和题材散漫不定。在国内外举办过不少个展，作品却很少参加国内大展，因为大展评委们对于一个60多岁在画风上仍然声东击西的他，一直很陌生。但齐叔不在意，作品送展时，他只须向送展单位嘱咐一句：“别把画给我弄丢了”，了事。我以齐叔为线索曾写过一篇叫《近的太阳》的小说，发表在《人民文学》上。齐叔得知后，便找我说，都说你写了我，给我也看看不行吗？我把早已准备好的杂志交给他，说，只是借了您个画家的身份，有时候不用真姓名写，你就像连自己都不相信一样。您肯定不会在意的。我替齐叔翻开杂志，指给他页码。他一口气读完说，我当怎么回事呢，这不属于名誉侵权案，不就是我给你讲的那个故事嘛。齐叔会讲故事，这也是我欢迎他的原因之一吧，和他相处，我有便宜。从前我们和齐叔都住B城，后来我家迁入省城，齐叔仍在B城，和齐叔见面就少了。90年代初，我应邀去挪威参加一个国际女性文学研讨活动。从莫斯科乘火车赴哥本哈根，计划在哥本哈根换飞机再去奥斯陆。傍晚我独自穿过哥本哈根商业街，朝有“美人鱼”的海滨走，不想在国家歌剧院门前巧遇齐叔。他也是独自一人，正背着手在易卜生的雕像前徘徊。他穿一件风衣，很新，笔直的褶缝儿挺着，多了些中国人在国外的气质。这气质常招来外国人这样那样的眼光。在北欧那些穿着随意的国家，这穿扮就更显得惹眼。当时我真想为这个中国艺术家另外设计一下穿着。其实齐叔并非没见过世面，早年他在列宁格勒学油画时，我还没生下来。他这次来丹麦，还见了女王玛格丽特二世。和齐叔在斯堪地那维亚半岛相遇，我十分惊喜。原来齐叔正在这个国家举办他的个人画展，但画展不在哥本哈根，在日德兰岛的另一个城市。我知道丹麦由三个岛组成：西兰岛，非英岛和日德兰岛。他是专程来哥本哈根参观博物馆的。齐叔问了我来北欧的目的，我告诉他我的目的地是挪威的奥斯陆。齐叔笑着说：“奥斯陆，那也是我的目的地，那里有维格兰和蒙克。”维格兰是挪威的雕塑家，奥斯陆的维格兰公园集中了他一生的大半作品。油画家蒙克作为北欧表现主义先驱，比维格兰的影响更大。那么，我和齐叔将是同路人。响应齐叔的提议，我们约定三天后在日德兰岛的腓德烈港乘船，穿过接连北欧三国的斯卡格拉克海峡去奥斯陆——我放弃了乘飞机的打算。三天后我们如约在腓德烈港见了面。齐叔还是穿着他的风衣，但风衣在他身上显得随和了些，就像他已经融入了北欧的氛围。我们将要乘坐的轮船叫“冰川”号，船体很大，涂着黑色，像矗立在腓德烈港的一座黑色城市。我们踏上高高的舷梯，穿过一条条迷宫般的通道，迈上无数个台阶，终于找到了属于我们的舱问。几年后我看电影《泰坦尼克号》，总觉得那就是我们乘坐的“冰川”号，它实在是不逊色于“泰坦尼克”号的。那天乘客不多，我的房间有四个铺位，乘客只我一人。齐叔在我隔壁，也是一人守着四个空铺。不能用豪华和现代来形容这房间，但舱内典雅、殷实，铺陈洁白干爽，一个小巧玲珑的盥洗间，使人想到意大利的老派饭店。我稍事整理，和齐叔来到甲板。船正沿着丹麦的格雷嫩角缓缓驶向大海。岸上正显现出灯火。10月末的季节，中国北方已是初冬，然而在北纬60度的海湾，海风却温暖宜人。记得一位北欧友人同我说起，有了挪威湾的暖流，也才有了斯堪地那维亚半岛的发展。当大海变得漆黑，岸上灯火齐放时，“冰川”号才驶离格雷嫩角。原来傍晚看格雷嫩角的灯火，是这个旅行路线的一大景观。看完无尽的灯火，我和齐叔来到他的房问。齐叔坐上他的铺位，点着一支烟，问我“冰川”号什么时候到达目的地。我说大约明天上午9点钟吧。我们不约而同看看表，现在是8点。齐叔说，当你真的走到地球另一面时，才能意识到地球真是圆的，不然你总以为这属于异端邪说。这时我问齐叔对丹麦的印象，齐叔毫不掩饰地说，好，丹麦好。可人类的共性还是这山望着那山高。我那位馆长的女儿，非要扔下丹麦的一份好工作去巴黎打工，她说巴黎神秘。我看丹麦就很神秘。我请齐叔谈谈丹麦的艺术，他说都是些浮光掠影，他说“我这是浮光掠影丹麦国”，实在没什么可讲的。我说，可咱们还要坐12个小时的船呀，讲点什么吧，齐叔。齐叔抽了一阵烟，想想，突如其来地问我：“你今年多大？”我说，您知道的。齐叔说，糊里糊涂。就记着你跟你爸妈去过干校。有一次你丢了，让人好找。你在一个麦秸垛里睡着了，找回来头上还沾着麦秸。我说，那年我6岁。齐叔“嗯”了一声，翘起右手，用拇指数着食指和中指翻来覆去一阵，似在计算我的准确年龄。接着他问，那时候你净想什么？我说，说不清，只觉得天很高，自己就像个小虫子。你自由吗？齐叔又问，显然是指那时候。我说，我觉得没什么不自由的。不是有麦秸垛吗？麦秸垛，钻进去很温暖。哎，这就真实了。齐叔说。现在你是个作家了，我觉得写“文化大革命”就应该这么写，这里有文学。再则，“文化大革命”这五个字根本就不能落在纸上。还有“十年浩劫”“十年动乱”，都不能落在纸上。这都不是文学。我说，您这个见解很像捷克那个作家M．K，他说他从来不把捷克斯洛伐克这几个字落在纸上，他用“波希米亚”这个老词儿。捷克人反对他，他说捷克斯洛伐克缺乏历史感。你只应该写波希米亚那块土地上发生了什么事，写人的行为。捷克斯洛伐克是苏俄十月革命后的产物。嗯，很耐人寻味。齐叔说。那么，那时候您自由吗？我反问齐叔，想起他当时的样子：穿件油渍渍的棉袄，棉帽子的耳朵向下耷拉着。到食堂打饭，身后还有人跟着。齐叔说，没什么不自由的，我会装病，我会造假化验单，假诊断书。他们让我回城检查病，我每月寄一张就完了。我说，听说那时候您净偷着上太行山画画。齐叔说，是啊，画画，闻山里的味儿，沁人肺腑的气味儿。看麦苗返青，看柳絮纷飞，看牲口无顾忌地拉屎撒尿。早春冻僵的垄沟解冻了，潮湿着自己决心给大地以生命。你的生命也被融入了这解冻的大地——一张化验单里有这么大的便宜，这不就是自由？可是，后来您又被揪回去了。我说。也许因为我提到了太行山，齐叔没有接着说他再次被揪回去之后，又是如何再争得新的自由的。他突然扭转话题说，哎，我给你讲个太行山的故事吧，太行山的小格拉西莫夫。不过你得躺着听，躺着听故事能身临其境。来，脱鞋，躺下。我赞成齐叔的见解。人的经验都大同小异——躺着听故事，似乎真能身临其境。小时候躺着听大人讲狼，狼格外可怕。躺着听黑夜，黑夜格外黑。我脱了鞋，躺在齐叔对面。齐叔盘腿坐在他的铺上。是个三月底四月初吧，嗯，三月底四月初，我正坐在垄沟边上画画。这是太行山西县，西县瓦坨大队。那时叫大队，不叫村。我脚下就是泛了青的麦苗，眼前有几棵开花的杨树。杨树开花，一串串的。颜色像玫瑰红，又像玫瑰紫。树下有几个女社员正给麦苗松土保墒，不干活，推搡着打闹。我脱下棉袄，垫着，垄沟湿呀。对，我还带着一个学生叫小三。那时候追着你学本事的学生格外多。你出门画画前呼后拥，不管你方便不方便。这回我就带了小三一个人。小三在市文工团当美工，画样板戏画腻了。我坐着我的棉袄，起好稿，一边铺颜色，一边研究杨树花的颜色到底是玫瑰紫还是玫瑰红。画笔在调色板上和弄过来和弄过去，紫里加点红，红里又加点紫。画画，刮刮；刮刮，画画。两三个小时候过去了，画面上的树还是一片空白。这时有两只脚出现在我眼前。是个男人的脚，穿双家做的布鞋。鞋帮上纳着密密实实的粗线，像沾上的芝麻粒儿。没穿袜子的脚在鞋窠拉里逛荡着，脚面很皱。我顾不上看人，继续作画，画画刮刮，刮刮画画，过了半小时，又过了半小时。我扭头看看，这双脚还在。脚的主人突然开口了，说：“家去吧，晌午啦，馏山药去。”听口音这是当地人，他们说话简洁，舌头有点大，有点发直。比如他们把“去”说成“却”——家却吧。当地人给我讲过许多关于他们自己的大舌头笑话，笑话里有挖苦也有自惭。比如：买了个小居（猪）不其席（吃食）；比如：有个人进城买药，花了五摸怯（毛钱），买了个大药窝（丸）。这药丸是老式中药丸，皮是蜡做的。买药人一出药铺就掰开药丸把蜡皮吃了把药丸扔了，还忿忿地说。白花了五摸怯，敢情包着这么大个合（核儿）。我放下画笔站起来，站在我眼前的是个年轻人：瓜子脸油红，早该修理的头发很蓬乱；一件假军绿棉袄，扣子都掉光了，用根绳子系在腰间；肩上背只空筐。小三也走过来，知道是该回去吃饭的时候了，就弯下腰帮我收拾画具。没想到这背筐的年轻人制止小三说：“别忙收戏（拾），可以爷（研）究爷（研）究。”小三觉得很奇怪，打量着年轻人说：“研究研究，你懂画？”年轻人说：“说不上懂，俺们接具（触）过。”接触过，我和小三都为这个“接触”惊异起来。“你是哪个大队的？”我问年轻人。“土坨的。”年轻人说，“我知道你们住瓦坨，瓦坨老闷儿家。土坨和瓦坨就隔着一条河沟子。”小三说：“你刚才说你学过画？”年轻人说：“我说我只是接具（触）过。”小三说：“油画？”年轻人说：“油画。”小三说：“在土坨？”年轻人说：“在土坨。”我说：“想不到在这儿遇见个同行。”年轻人说：“哪敢，还得称呼您老师。”他把“只是”“哪敢”“您”加在他的方言里，听起来很是“硌生”，但从此又可发现他确实是接触过外界文明的。小三对年轻人有点穷追不舍了，说，你说要研究研究我老师的画，我老师的画到底存在什么问题？年轻人向后退退，眯起眼看看我的画，又看看眼前的对象，沉吟片刻说：“老师的画是个观察问题，观察方法缺少整体意识。太注意树这个局部了，忘记了周围。我说的颜色，啊，颜色。你看看后面的山，脚下的地，妇女们的大红袄，再回过头来看树。看见了吧，构成树的颜色不是紫也不是红，是蓝，钴蓝、湖蓝和普鲁士蓝。紫和红是表面现象，仅是一点小小的点缀而已，是些细枝末节。”我更惊讶了。这可不是个一般观众的见解。何况这年轻人在讲这番画论时，不知怎么就换了一套普通话。我在外面写生，观众常品头论足，像啦，不像啦。昨天我也在画树，一个孩子在我身后说，你画的树一点也不像。我问怎么不像，他说，你数数那树叶有多少，你才画了几个。眼前这个年轻人可不是数树叶的问题。小三涨红着脸，心里七上八下，像为我受了委屈。我对年轻人说：“你的道理可不是一般的道理，你知道吗？”“当然。”年轻人说，“你当这是我的发现，是我好不样儿的生就出来的？”小三说：“这是谁的观点，也请告诉告诉俺们。”年轻人说：“这哟，这观点出自小格拉西莫夫，苏联的。先家去吧，晌午啦，馏山药去。”小三追问着还想听：“俺们还想听呢。”年轻人却一定要领我们到他家去馏山药，说，谈艺术，有的是时间，他也有一批作品要给我们看。说着，就去帮我提画箱。大中午到年轻人家去馏山药，这本是一件很吸引人的事，春天的山药好吃。可我们在瓦坨有派饭，我还是谢绝了年轻人的盛情。年轻人显得很遗憾，说，要不这样吧，我去就你们吧，赶明儿清早我就过瓦坨，老闷儿家的炕大。可是有些日子不画画了，手实在痒痒。我们一起往回走，路上没有再谈小格拉西莫夫。我想这是一个大而严肃的问题，年轻人说有的是时问。知道小格拉西莫夫吧？齐叔问我。我说，我不太注意苏联的画家，虽然我在莫斯科也看他们的博物馆。你不喜欢？为什么说“他们的”？我觉得苏俄画家用油画的形式表现俄罗斯这个民族，确实作出了努力。像苏里柯夫，列维坦……可是世界一些美术史家为什么总不把他们放在眼里。排出近百年30位画家，我不知道能不能排到列宾。“嗯，难说。”齐叔也说，“不过苏俄画家对于中国可不一样。”“这里有个感情问题，有历史原因，不代表艺术自身的标准。”我说。齐叔说：“当时他们可都是我们的偶像，比如格拉西莫夫。格拉西莫夫有两位，一位是A·格拉西莫夫，也就是阿历克塞·格拉西莫夫，画列宁在讲坛上，我十几岁在解放区就看这张画的印刷品。那时不懂油画，以为是照片。后来他又画了不少苏联英雄肖像，晚年还画过《集体农庄浴室》，一群女庄员在一间公共浴室往身上撩水，腰很粗，屁股很大。这位格拉西莫夫，我们称他老格拉西莫夫。土坨那个青年说的小格拉西莫夫是C·格拉西莫夫，就是谢尔盖·格拉西莫夫。他主要画风景，画西伯利亚，白桦树，奥卡河……，画得潇洒，颜色也讲究。”可是，太行深山的土坨这个青年怎么会知道小格拉西莫夫呢，我觉得奇怪。齐叔说，咱们先去喝点什么吧，我请你。也让我想想这故事怎么往下讲，是顺叙，还是倒插笔。我们出了船舱，来到位于船体中部的酒吧。“冰川”号的乘客本来就不多，现在已是夜深人静，酒吧的客人更是寥寥无几：一对讲西班牙语的老夫妇，守着两只空杯子，在认真议论他们的旅行路线。几个穿着随意的当地青年男女，对乘船显然已没有任何兴趣和好奇，他们正相互依偎着打盹儿。还有一个苏联青年，是我从莫斯科乘火车来哥本哈根的同路人，我们在一个包厢里度过了十几个小时。他是个地道的俄罗斯人，人很和气，块头很大，能吃能睡，二十几岁已是大腹便便。他一路吃着随身带的和餐车里买的各种食品：炸鸡，熏鱼，猪肉冻……喝伏特加或者格瓦斯。他只会讲俄语，我又只懂几个俄语单词，所以，我们几乎一路无话。我只知道他是去挪威的卑尔根找他失散多年的父亲，他父亲好像在那里开着一家小商店。现在，他眼前又摊满了不少吃喝，杯盘相互挤压着。看见我，他不好意思地笑着，脸有些红。我和齐叔坐下，我要了爱尔兰咖啡，齐叔要了马提尼。我看着那个苏联青年的宽厚背影，心想，没准儿他也姓格拉西莫夫吧。由此又想到俄罗斯的艺术家，到底为俄罗斯贡献了什么。那天我和一个苏联友人在莫斯科看特列加柯夫博物馆，中午在街上找吃喝，走了几公里路，末了在苏联电影家协会俱乐部，每人只买到一个肉丸子和一勺土豆泥。就这，还因为这友人是电影家协会会员，有证件。那天正是苏联“八一九”事件的第五天，叶利钦的坦克正包围着“白宫”。莫斯科的商店本来商品就少，市民排半天队也许只能买到两个茄子。难怪酒吧里这位“小格拉西莫夫”对吃喝如此贪婪，看来他是决心要吃喝到目的地的。可我又实在佩服那些排队买票争看列宾、苏里柯夫，还有老、小格拉西莫夫的苏联人，他们排队有耐性，看画又仔细。齐叔品着马提尼，继续讲土坨的小格拉西莫夫。从那天起，小三就把土坨那位年轻人叫做小格拉西莫夫了，有时候我也叫。那天我们没有去吃小格拉西莫夫的馏山药，决心回瓦坨吃派饭。分手时小格拉西莫夫又说，明天他就过来。小三说，别忘了带上你的作品，让俺们也见识见识。小格拉西莫夫说，还用你提醒？好容易遇见个老师，这深山老峪的。晚上，我和小三并排躺在老闷家的炕头上，小三翻来覆去地只说，嗯，小格拉西莫夫，神啦。我说，我也觉得很神。第二天天刚亮，外屋就有了响动。我们都以为是房东在倒腾什么东西，便故意躺着不起。当外屋终于安静下来，我下炕来到外屋。原来，小格拉西莫夫正坐在一个蒲墩儿上。他缩在那里，猛抽着自制的卷烟。他看见我，忙站起来说，老师，你看，画箱我也背过来了，还有……他指指我身后的墙。在我身后，那被灶烟熏黑的墙上拦了两条麻绳，绳子上别着他的一批作品：书本大的，巴掌大的，簸箕大的。“专为老师布置了一个展览。”小格拉西莫夫说。小三也过来了，看看画，看看我；看看我，又看看画。“当时您的第一感觉是什么？面对小格拉西莫夫的画。”我问齐叔。齐叔说，说实在的，那是一大奇观。只觉得它们离自己很近，又觉得它们离自己很远。你想，在一个中国农村，一个深山老峪的农村，闻柴草味儿，闻猪粪、羊粪味儿才是合情合理的。你突然闻见了油画味儿，你知道，一排油画挂出来味儿是很浓的。松节油、亚麻仁油浸人肺腑呀。你常看画，知道那味儿。你说“文革”——我又用了“文革”这两个字。“文革”十年让一个画家失掉的不就是这股味儿？今后你就写，写一个画家是怎样失掉这股味儿，然后又找回这股味儿的，比写他钻牛棚、低头弯腰挨斗更具文学价值。那墙上的画呢？小……格拉西莫夫的。我提醒齐叔。齐叔说，小三在就好了。当时小三站在我身边搓着手，嘴里丝哈着只一个劲儿地说：“可以呀，小格拉西莫夫你可以呀！”真可以吗？我问。齐叔说，你是个聪明人，完全可以想象当时出现在眼前的一切，也可以替我做出评价。可，艺术这玩意儿，奥妙就奥妙在，有时好坏都使你没法下嘴。就像你吃有些东西一样，没法下嘴。这次我在哥本哈根看了不少博物馆，也看了不少画廊。在一家画廊我看见一幅叫《鸡的愤怒》的油画，倒是色彩斑驳。但我却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我请教画廊老板，老板说这张画是鸡画出来的。艺术家把颜料滚在鸡身上，让鸡在画布上拍动翅膀作画，还有鸡的爪子，鸡的嘴。不知为什么，当时我想起了土坨的小格拉西莫夫。您站在小格拉西莫夫的画前也遇到了“鸡的愤怒”么？我问。齐叔说，不能这么说，小格拉西莫夫的画有形象，有人手塑造的痕迹，不是鸡刨出来的。哪儿是山，哪儿是树，房子，石头……都能看出来。颜色堆积得很厚，有的作品，厚得鞋底子一般。可见他追求之虔诚、执着。对这样一个农村孩子，我实在不愿轻易给他泼冷水，油画又不是他们的祖传。他父亲、祖父都是种地、赶毡、卖柿子的。他的画要是挂在哥本哈根，没准儿真能轰动。我说。齐叔说，有时氛围很重要。作品与氛围的关系，永远是艺术家探讨的一个重要方面。可当时，小格拉西莫夫的画不是挂在哥本哈根画廊，而是可怜巴巴地掴在老闷儿家的土墙上，旁边衬着杈、耙、扫帚和干萝卜片儿。可以想象，这氛围对小格拉西莫夫的画是不利的。我说。齐叔说，当时小格拉西莫夫非让我立刻评价他的画不可，我说咱们还是先洗脸，吃饭，上山。画么，还是你先谈，谈谈你作画的体会。小格拉西莫夫说，也行。他说得很爽快，也很自信。但这时我们却研究起他的画箱了。小格拉西莫夫忙把画箱的三条腿拉开，打开箱盖，抠出调色板。画箱里，颜料、画笔、刮刀排列有序，该有的都有。看得出，这是一只典型的苏式画箱，是我早就梦寐以求的。在列宁格勒学画时，眼馋得不得了，买不起。现在我那个只能“摊”在地上的画箱显然就相形见绌了。小三又说：“可以呀，小格拉西莫夫你可以呀，自己做的？”小格拉西莫夫说：“完篡（全）是自个儿鼓捣的。”我们吃完派饭，三人结伴上山。小格拉西莫夫背着他的苏式画箱在前头引路，画箱的金属饰件被早晨的太阳照得一闪一闪。有了小格拉西莫夫的引路，我们就少走许多冤枉路。在路上，小格拉西莫夫又让我谈他的画。我说，你还没有谈体会呀。这时小三插话说：“小格拉西莫夫，你为什么不先把形象画具体？连个比例也不讲，鸡和狗都一样大。还有你画的那门，狗能进去吗？”小三的议论使小格拉西莫夫突然停住脚，他和小三站了个脸对脸说：“小三兄弟，就艺术的整体而言，你的话是有道理的；就艺术的阶段性而言，你的话是错的。”“俺们错在哪儿？”小三问。小格拉西莫夫说：“错就错在你忽视了艺术的阶段性，也就是作画的目的性。你画一张画，就为了让狗能进门儿？这再简单不过。可你忘了，现在我们画箱里装的是什么，是颜色呀。也就是说，现阶段你要摆弄颜色。有一次小格拉西莫夫指导学生画写生——我说的是苏联的那位，不是我。他们眼前除了白桦和塔松，还有一座建筑，这建筑有12个台阶，啊，听准了，台阶是12个。有个学生多画了一个，也就是说把台阶画成了13个。小格拉西莫夫给他打了5分。相反，有个学生不多不少画了12个台阶，小格拉西莫夫反倒给他打了3分。”“这是为什么？”小三问。“为什么？艺术的阶段性。”小格拉西莫夫说，“目前，小格拉西莫夫给学生讲的是色彩，就不必去计较一个台阶的得失。此时此刻老师打分的根据是学生对色彩的观察能力。颜色这玩意儿，神秘呀。它打动人又难为人。你要摆弄它，必得先了解其规律。齐老懂。为什么一上午画不完两棵树，是比例问题吗？显然不是。比例在齐老手下还不是如同探囊取物？他是为颜色问题而苦恼。齐老，你说对吗？我的话有不当之处，也请齐老指正。我，一个深山老峪的人。”我对齐叔说，我很想知道，小格拉西莫夫说这番道理时，是不是又用了普通话？齐叔望着杯中的马提尼说，是用普通话呀。走吧，咱们回去躺着说。我们站起来，路过“小格拉西莫夫”的座位时，他面前又换了吃喝。他看见我欠欠身，笑着，很讪。我们回到房间，展开卧具。我躺下，齐叔也躺下。夜深了，才感到卡特加斯海峡的凉意。我把毯子拉到下巴，把自己团起来，听齐叔接着讲小格拉西莫夫。从理论上讲，小格拉西莫夫的话无可挑剔，这是苏俄画家从谢洛夫开始对绘画色彩理论研究的核心之核心。他们主张绘画应该放弃固有色，大胆认识条件色。怎么认识？就是土坨那个小格拉西莫夫讲的，从改变习惯的观察方法入手。比如你眼前有个熟透了的苹果，我问你苹果是什么颜色，你准说是红的。可是如果我在苹果后面挂一块红布呢？你再看那苹果就不红了。认为天一定是蓝的，土一定是黄的都是“固有色”在作怪。当时我们对这个理论迷得不得了。其实，这不是绘画色彩的惟一理论。有专门用固有色画画的画家：马蒂斯，布洛克，还有拉丁美洲的万徒勒里，还有专画黑白画的画家，你能说他们不伟大？可当时苏派画家的色彩理论，确实让我们神魂颠倒过。土坨的这个青年认准了小格拉西莫夫，其实，C·格拉西莫夫并不是这个理论的代表人物。那天我们三个人在山上，我记得画得很顺手。作画，有时得有人给你提个醒儿，小格拉西莫夫对我就是个提醒。那天小格拉西莫夫画得如何？我问。嗬，猛藐我们。胆子大，画笔在纸上好一阵层厾打。齐叔说。齐叔用了个“厾打”来形容小格拉西莫夫作画，我有几分明白了，就又问齐叔，小格拉西莫夫的自我感觉如何。好，好得不得了。齐叔说。画着画着腾地站起来说：“齐老，我给你翻个跟头吧！”翻了几个跟头又唱起当地的老调梆子。唱青衣，唱花脸，唱《潘杨讼》，唱《秦雪梅吊孝》。艺术这东西有时候是能把人弄得五迷三道，忘乎所以。我说，我还是想先知道是谁非要把小格拉西莫夫传给小格拉西莫夫不可。齐叔说，应该是王某某，我师姐。两年前王某某先生来西县画画，住土坨，小格拉西莫夫不知怎么就迷上了油画，也不出工了，柿子也不卖了，一天天摽着王某某，还净给王某某找鸡蛋吃。王某某爱吃鸡蛋，一天吃12个，你说一个女同志。那时候鸡蛋不好买，养鸡也属于资本主义尾巴。小格拉西莫夫就给她串着村子找。我想，谁传给他的这不是关键，再说也不是王某某一定要把油画播种到土坨。关键是小格拉西莫夫不知怎么就迷上了它，还管王某某叫干娘。走火入魔，你懂吧。面对那些高深理论，你不能说他完全是死记硬背，那的确是油画让他的灵魂不安分了。有了油画，他就成了一个生活中的胜利者。每次画画回来，他把新作别在麻绳上，唱着“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老调梆子又改苏联歌曲了。我们在他眼里反倒总像个失败者。小三不甘失败，晚上在被窝里向小格拉西莫夫挑战：“哎，小格拉西莫夫，请再给俺们讲讲水怎么画，怎么画水？”小格拉西莫夫把烟抽得很旺，露出光着脊梁的肩膀子说：“你问的是画水？水嘛，水就是一面镜子。”“那山呢？”小三又问。“山，一个沉默着的人。”小格拉西莫夫又胜利了。不过有时候他也会很沮丧。不是为了他的画，是为了别的事。我们在土坨的房东叫老木，老闷儿是他的儿子。老闷儿的新媳妇很漂亮，我和小三想为她画张像。晚上跟小格拉西莫夫商量，让小格拉西莫夫去请。小格拉西莫夫不屑地说：“她长得不行，太敦实，脖子短，肉眼泡。这样吧，明天我把我嫂子领来吧，娜塔丽娅一般，你们一看便知。”你知道，娜塔丽娅是苏联电影《静静的顿河》里葛利高里的妻子。第二天小格拉西莫夫真去领他嫂子去了。我和小三一天没出去，支开画具，等着，却没等来。原来，小格拉西莫夫的嫂子死活不来，说是要“粉麦子”，就是磨麦子之前先用搌布把麦子擦湿，当地人叫粉麦子。没领来娜塔丽娅，对我们倒没什么，小格拉西莫夫却吃不住劲儿了，就像在我们跟前丢了人现了眼。他进门一头扎在门后，抱住膝盖蹲下，很是显出狼狈和羞惭。嘴里叨叨着：“哼，非要今儿个粉麦子，今儿个粉哪门子麦子……”一连几天小格拉西莫夫都很沉闷，晚上躺在炕上不再提“水是一面镜子，山是沉默的人”，只是冷不丁来一句：“齐老，等着的，等秋后山药下来，我背筐山药竟（进）城看你去。俺们的山药是‘大红袍’，小薄拼（皮）儿。”我安慰他说，娜塔丽娅的事不算什么，我们经常碰钉子。你看得上人家，人家不一定看得上我们。再说我们也有个画像画不像的问题。画不像人家，又耽误了社员挣工分，就觉得很对不起人家。有一天，我们真到小格拉西莫夫家吃馏山药去了，还见了“娜塔丽娅”。娜塔丽娅收工回来，知道屋里是我们，故意不进屋，在院里闪来闪去。有一种农村的年轻女人遇见生人就是这样：又怕你看她，又愿意你看她。娜塔丽娅大概属于这类人。也是为那天画像的事“圆场儿”，她背朝着我们冲另一间屋子喊：“娘，今儿后晌还粉麦子不？”小格拉西莫夫就自言自语着骂：“……个×的，这家里要是粉得起麦子，还能让俺老师吃山药。”我和小三暗笑着观察娜塔丽娅，和电影里那位还真有点像。是比老闷儿的媳妇苗条，胸是胸，腰是腰，圆脑门儿，高鼻梁，像有西亚人血统似的。我们吃完山药出门时，她还故意站在门口让我们看，看来她知道她在土坨是出众的。小格拉西莫夫从嫂子身边走过，又骂着：“……个×的。”几天之后小格拉西莫夫才缓过来。但对小三的画他却始终不屑一顾。小三请他看画，他头也不抬地说：“艺术嘛，各村有各村的高招儿。”小三说：“这也是小格拉西莫夫说的？”小格拉西莫夫说：“这是电影《地道战》里说的。画吧啊，你不是还没有出师吗？”小三说：“你出师了吗？”小格拉西莫夫唱起来：“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冰川”号继续航行在卡特加斯海峡。本来很安静的走廊突然传来一阵纷乱的脚步声，一些人议论着什么正往一个方向走。我看看表，“冰川”号还不到靠岸的时间。我和齐叔不约而同坐起来，披衣走出房问。原来人们正往酒吧走，好像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我们跟了上去。果然，酒吧里已聚集起不少人，他们正传递着一个消息：据路透社刚才的广播说，在莫斯科，叶利钦的坦克终于占领了“白宫”。这意味着苏联即将解体。聚集在这里的大多是苏联人和东欧人，有人兴奋着举起酒杯，碰着。有人很沉闷。我那位同路人“小格拉西莫夫”还坐在他的位子上，只对我耸了耸肩，摊了摊手。我想这是一个无所谓的姿态。我和齐叔没有参与酒吧里的议论，回到房间，躺下。齐叔突然沉默了，一连抽了几支烟。我说，您怎么了？齐叔说，那不就是老、小格拉西莫夫的国家吗？当土坨的小格拉西莫夫唱着“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的时候，我也感到过呼吸的阵阵自由。你就不一定。说不定叶利钦能给俄国人一些呼吸的自由。我说。齐叔说，这是一部正在写着的历史，一个国家就像一个人，每天都在不知不觉地写着自己的历史。我说，我还是想着土坨的小格拉西莫夫，他的历史是怎么写下去的？齐叔说，我们在土坨相处了差不多一个月，都画了不少画。告别前，我们在老闷儿家布置了一个三人联展。临走，小格拉西莫夫家真粉了麦子，白面饼烙了半尺厚一摞，还煎了腊肉——过年时腌下的。枣酒、山药酒弄了好几瓶子。娜塔丽娅跑进跑出，把饼卷肉亲自送到我手里，像是弥补那天的过失。那么，小格拉西莫夫的画有长进吗？我问齐叔。怎么说呢，齐叔说，经我一再建议，狗倒是能进门了。我说，小格拉西莫夫，让狗进门还是不可忽视的，小三的话你得重视一下。就算是狗能进门了，油画之于他，他之于油画，意义到底又在哪里呢？我问。这是我留给你的问题，你是作家。齐叔说。我们吃了白面饼卷腊肉，喝足了枣酒，就和小格拉西莫夫告别。他推个小车把我们送上长途汽车，最后还是说：“齐老，等着的，等秋后我背筐山药去看你。”秋后，小格拉西莫夫去了吗，还有他的山药——大红袍，小薄皮儿？我问。齐叔说，没有。没等秋后我又出了事，干校查出了我的病假条。我又被揪了回去。我再次见到小格拉西莫夫，那是三年以后的事。三年后，我专程去土坨找小格拉西莫夫，没想到在西县县城碰见了他。他没有画画，他在卖葱，正和一个买葱的老太太争执。老太太买了一把葱，交了钱，拿了葱，又去揪小格拉西莫夫的葱叶，小格拉西莫夫说：“干什么也不容易，这买葱的也不容易，这卖葱的也不容易。”老太太还揪，小格拉西莫夫便举起秤杆去梆老太太的头。可想而知，眼前的情景对于我们是个不方便的时刻。世界上的人都有个不方便的时候。我错过了小格拉西莫夫。可我总是惦着这个青年，这个肩背粪筐的青年的艺术生涯。我四处打听——你知道，这几年我不断担任各类画展评委，每次都注意有没有小格拉西莫夫的画。有一次真碰见一位西县来省里送画的同志，我问他小格拉西莫夫的情况，他说不知道这个人。我说，土坨的，画油画。他说，你说的是二旦吧（小格拉西莫夫叫二旦，姓秦）。对对，秦二旦。我说。他告诉我，前几年二旦在县城开了个画廊。农民们觉得很新鲜，进去看看说，怎么画的都是些迷魂阵呀。小格拉西莫夫的画廊没有支撑下去。那你们对他的画怎么评价呢？我对西县那位同志说。西县的同志笑了，说，在大都市兴许可以，可在我们深山老峪，人们的素质上不去。我还是想见见小格拉西莫夫，索性专程去了趟土坨。娜塔丽娅迎的我。50来岁的人了，骑辆本田摩托，带着一手金戒指。她立刻就认出了我，大大方方地说，快来画吧，画个骑摩托的。我说，我是来看二旦的。她说，我知道你是来找你徒弟的。他呀，正在后山烧窑呢。我说，烧砖？她说不是。我说，烧瓦？她说不是。我说，烧花盆？她说不是，他烧的是艺术品，专烧小课（裸）体儿。“这回可行啦，生是让小课体儿救了他，销路可好哩。”她说。我马不停蹄地爬上后山，看见一个乱石小院，院里有个小土窑正在冒烟，我直奔小土窑而去。“有人吗？”我推开栅栏门说。从一间乱石小屋里走出一个年轻人，瓜子脸油红，蓬乱的头发竖着，穿件假警服，腰里系根绳子。他站在门口，打量着我说：“找谁呀？”我说：“找你呀。”年轻人又把我打量一阵说：“认不得。”“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我唱起来。年轻人更显懵懵懂懂。我说：“秦二旦你怎么了？”年轻人说：“二旦是我爹。”我这才明白过来。屈指算算，我和小格拉西莫夫相识是20多年前的事了。“你爹呢？”我问年轻人。“送火（货）却（去）啦。”“到哪儿送货去啦？”“太原。快屋吧。”我跟年轻人进了屋。当屋支块铺板，上面有红泥、青泥和石膏。四周地下摆放的都是“货”：泥质的，石膏的，烧过的和未烧过的。全裸的和半裸的“小课体儿”；扇着翅膀的小天使；歪头读书的小爱弥儿。我打量着眼前的货问年轻人：“都是你和你爹做的？”年轻人说：“我翻模子，我爹挂彩。生是让我撺掇的他，先前他还不愿干。”我这才注意到，原来石膏人都点着红嘴唇，有的奶头上也挂着“彩”。我问年轻人他爹哪天回来，他说得五六天。又说：“我给你做饭吧，准是约（远）道来的朋友，有其席（吃食）。”我早就发现在一个墙角码着好几个粮食口袋，口袋上都印着字：“雪花牌特一粉”“免淘小站米”……米面口袋们大都敞着口。山药也有，和东倒西歪的“小课体儿”搅和在一起。“那，你妈呢——你娘？”我问。年轻人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自有不方便之处吧。这时我发现这房子还有间里屋。我往里看看，有条小炕，炕上并排卷着两个小铺盖卷儿。我没有等小格拉西莫夫回来，也没有吃他家的“特一粉”和“免淘小站米”，年轻人也没有执意留我。“冰川”号的走廊里又传来纷乱的脚步声，这次预示着我们已入挪威湾，船就要靠岸了。“起床吧，小姐。”齐叔对我说。他已站在房间中央又踢腿又弯腰。你看到小格拉西莫夫的油画了吗？在那个乱石小屋。我问齐叔。齐叔说，让他儿子给烧了。据他儿子形容，烧的时候烟冒得很大，很呛人。连画箱都被他儿子烧了，他儿子手舞足蹈地形容：“嘎巴嘎巴……”挪威湾被初冬的太阳照得金光灿灿。我和齐叔随着人流走下“冰川”号的舷梯，走出港口。我又见到了与我同行的那位“小格拉西莫夫”。又一次与我见面，他格外热情，放下手提行李就过来同我握手。我和他握着手，用我掌握的那几个俄文单词对他说：“格拉西莫夫同志，祝你好运。”他说：“我不姓格拉西莫夫。”我说：“对不起，能告诉我你的姓名吗？”他说：“我姓科林，谢尔盖·科林。也祝你好运。”我和科林分了手。齐叔说，你的俄文发音有毛病，有些单词字头的元音应该“软化”，比如咱们说了一路格拉西莫夫，实际，“格”在此应该读“盖”，小格拉西莫夫就应该读小盖拉西莫夫。小黄米的故事小黄米的故事早晨，太阳很好，几只趴在窗上的苍蝇被阳光照得晶莹剔透。小黄米仰在床上一盯它们半天。后来这几只苍蝇不见了，小黄米遍找，终于在歌星的脸上发现了它们。她不愿让它们爬上歌星的脸，她爱惜她，便团起自己的背心往门上拽。背心正打在歌星的脸上，苍蝇们飞了。小黄米看着歌星那张带塑料压膜的脸和她那带塑料压膜的身体没留下苍蝇的血肉，放下心来。小黄米很是爱惜这歌星，觉着自己的脸很像她，裸露着的两条腿、两条胳膊以及凹陷在小腹上的贝壳般的肚脐，都像她。她把歌星贴在带玻璃的门上，进进出出的都能看见。这时，她听见有人敲门（临街的门），她还听见有个女人在隔壁屋子里喊她：“快起吧，哑巴送豆腐来啦。”小黄米这才撩开葱绿被窝下床。她先趿上鞋，光着身子从地上捡起她的背心，穿上，再去穿她该穿的一切。她打开这扇有歌星的门来到雅座，从雅座穿过堂屋去开店门接豆腐。每天她都要接过哑巴送来的十斤豆腐。哑巴是个豆腐手艺人，三十多岁，个子比窗台高点。他把摞在一起的两大块豆腐交给小黄米，用湿手在她脸上摸一把。小黄米也不恼。哑巴每天送豆腐，每天都要看准个地方摸小黄米一把，小黄米每天都接受着。哑巴的豆腐不要现钱，按阶段算账。小黄米托着两块豆腐转回堂屋拐进厨房，把它们放进一个豆青瓦盆。豆腐水滴了她一大襟，一裤腿。她扯过一块搌布在大襟上、裤腿上掸掸，掸完才去水缸里舀水漱洗她自己。漱洗自己是她近些个月才养成的习惯。小黄米端着一盆水，再次穿过堂屋穿过雅座回到自己的屋子。这时堂屋里有了响动，刚才喊她的女老板和一个掌管红、白案的年轻师傅都来到堂屋，于是红玫瑰餐厅的一天便开始了。小黄米就在红玫瑰，叫她服务员也行，叫她小姐也行，还有——小黄米。黄米本是北方一种粮食，照字典的解释，是去了壳的黍子的果实，比小米稍大，颜色淡黄，煮熟后很黏。黄米、小米同出北方，但在北方人眼里，黄米是要高于小米的。人们拿它当江米使，有些地方还拿它做糕待客。初加工时就能做出许多花样，再细加工，或煎，或炸。卖粽子的也常把江米的和黄米的并列，把黄米的价钱抬得和江米一般。但在人的心目中黄米又终归是黄米，他们一面抬高它的价格，又自觉不自觉地降低着它的成色，到头来黄米终不能和江米并列。于是它的名字就自然而然地赋予了一种人，一种女人。莫非这只因为它生成时的泼辣和它那坚强的附着性——黏？于是受了这附着性吸引的男人叫“量黄米”（者）；情愿拿自己囫囵个儿地黏男人的女人叫“粜黄米”（者）；设有“黄米”的店被称作黄米店，比如红玫瑰吧。这是一个地处深山的小镇，依傍着这条连接两省的山区公路，排列着不少店：有黄米的，没有黄米的。小黄米把自己穿扮停当，又小心翼翼地在两眉中间点上一记豆大的胭脂，来到堂屋，见老板娘正在擦磨那三五张油渍渍的一推一摇的圆桌。每张桌上都铺有老化了的塑料台布，上面打起死硬的皱褶。老板娘擦得很仔细，妄图把滋在台布皱褶里的油腻除下来。小黄米也不去接替，只是请老板娘看她的胭脂点得正不正。老板娘手托搌布朝小黄米的脸仔细端详一阵说：“偏左。”说着，舒出搌布便去擦小黄米额上的胭脂。小黄米凑过来，像个听话的小猫小狗。擦完，小黄米说：“你给我点吧，啊。”她的声音有点细，有点哑，有点娇。说完便回屋拿出胭脂盒，交给老板娘。老板娘打开盒盖，用那种东西先点染自己的食指，再将小黄米的眉眼打量一阵，颇具大将风度地把一点桃红点在小黄米的鼻梁以上，两眉之问。她觉得每个新的一天的开始，全在这一点上，正是小黄米脸上这一点，联系着这店的吉凶。小黄米很敬重她的老板娘，老板娘在她眼里有时像个宽厚的大姐大嫂，有时像她年幼上小学时那位温良的校长，有时又像位济世行医、很懂人的脏器特性的女医生。她觉得她惟独不像人们常称呼的老板娘、女老板。她从不逼迫小黄米做事，小黄米做事一切都自愿。每天，当墙上那个康巴斯石英钟指着九点的时候，玫瑰店三位同仁便坐在餐桌前喝粥，吃花卷，聊天。她们聊这镇，聊这国家，聊这地球。小黄米人不高饭量很大，也馋，喝着粥还一趟趟到厨房案子上找吃食：两段咸带鱼，几刀驴粉肠，一块猪耳朵，并不断往粥碗里倒酱油。她总觉得酱油这东西才真正联系着外边这个花花世界，哪里有酱油，哪里就文明。她的家乡没有酱油，她的家乡离这儿一百多里地，在更深的山里，那里只有莜麦和白桦树。16岁的她才在这店里看见了酱油，现在她17岁。太阳越来越高，红玫瑰门前热闹起来，往来的车辆扬着阵阵尘土。由西向东的多是满载煤炭的卡车，由东向西的多是北京212和切诺基。偶尔也有桑塔纳和层次更高的轿车，那是干部要下乡了。小黄米最懂得车的层次和它们主人的习性。小黄米要上岗了，她把个半高不矮的条凳搬出来往门口一摆往条凳上一坐，再把两条腿很开地一叉，两只镶金挂银的高跟鞋尖朝天地往地上一戳，又将一络长发拉顺于肩前，便端详起对面和左右。公路对面那排店里，有个姐妹正跟她打着招呼走过来，那姐妹问小黄米：“哎，有麻没有？”小黄米把手伸进衣兜，抓出一把麻，心甘情愿地放到这姐妹的手中。这姐妹也不说谢，躲着车辆又跑过公路，跑回属于她的“岗”位上。这边，小黄米也掏出麻，嗑起来。麻是当地的油料，全名叫胡麻，果实有高粱粒大，灰白色。生着榨油，炒熟嗑着吃。嗑麻的人能把一大把麻籽砍进自己嘴里一粒粒地分剥，舌头和牙齿一阵切磋，麻皮被啐出来，麻肉留在口中，他们眼前飞着麻皮。小黄米不大把地吃麻，她只把麻籽一粒粒往嘴里砍，一粒粒在嘴里开剥。她想，这麻也怪，怎么嗑着吃这么香，一磨成油就变得膻气。玫瑰店的菜不香，就不香在这麻油上。玫瑰店拿麻油炒菜。她想了一阵子就不再想麻，只注意车。近中午，正是行人打尖吃饭时刻，间或也有小黄米的生意可做。她朝公路上的车们挥着手，啐着麻皮，不停地喊着：“嗨，该停停啦！嗨，该吃饭啦！吃饭吧吃饭吧，红玫瑰有雅座！”从前小黄米喊人用“哎”，后来她从电视里发现真假洋人喊人都用“嗨”，便也改成“嗨”了。小黄米不停地喊“嗨”，车们不停地把这“嗨”声抛在车后，没有人停车，车们带起的风很大，很凉，使小黄米一阵阵倒吸着气。到底是秋天了，她不由自主地把身上那件化纤的、大红的、大翻领的、敞着穿的大西服上衣紧往身上裹，腿上那质地垮下来的健美裤也自觉单薄起来。“嗨，吃饭吧，有雅座！别光扑着家，回家有个什么意思！”小黄米又是一阵喊。没注意时，眼前正站着一个人。小黄米从条凳上站了起来，打量这来人。来人头戴一顶蓝色遮阳帽，背一只旧猪皮双肩背，脚蹬一双白色运动鞋。下身穿得利索，上身穿得很多，短风衣里头显然还有许多衣服，看上去很臃肿。小黄米看不准他的年龄，只觉得他像个半老不俏的老头。“吃饭呀？”小黄米脸上挂起真实的笑容，冲来人一歪头，来人觉得她脸上这笑容和这天的阳光很协调。“有什么吃的？”来人问。“什么都有。”小黄米答。她对答着，不错眼珠地盯着来人，她希望来人对她的注意应该认真些。来人果然认真地注意看小黄米了，他发现她眉间有一点胭脂。来人愣了愣又问：“你说，什么都有？”“啊。”“有什么好吃的，我是问。”来人说。“什么好吃，就有什么。”小黄米答。来人想想问道：“有豆腐吗？”“看你对吃就不懂行，想了半天才想了个它。进来吧！”小黄米抬起一只镶金挂银的脚跨进门坎，又为来人打起店门上的红绿彩绳。来人跟随小黄米，身子擦着这作为门帘用的红绿彩绳走进店来。身后有个声音飘过来：“哎，秀琴，买卖来了，经点儿心！”是对过儿那个讨麻的女孩。秀琴是小黄米的真名。小黄米对这声音也不理睬，只是冲来人说：“里边儿吧，有雅座。”来人进了雅座。原来这是一个前连堂屋、右连小黄米那扇“歌星之门”的小死角。这里只容纳着一张铁腿小圆桌，桌面也有一张油渍渍的老化的塑料布，皱褶也很僵硬。小黄米从圆桌底下拉出一只凳子，先让来人放下双肩背，又拉出一只凳子让客人坐下，自己扭身出了雅座。进来摆筷子、调羹、醋碟的却是老板娘。她摆好餐具，扶住桌沿，不失礼地用模仿出来的普通话问来人：“您吃点什么，称呼您先生，还是同志？”“什么都可以。”来人说。“那您……”老板娘打量着来人，用搌布擦擦这儿，摁摁那儿，像是要填补他们之间的空白。“你想问我是干什么的，对吧？”来人说。“其实也猜出来了，我这儿，来往人多。”老板娘说着，瞟着来人的双肩背。“那你说说，我听听。”“咱这么说吧，反正不是领导干部。您没车，您这身衣服当领导的也不穿，他们穿西服，清一色鸡心领毛衣。还有您这包，里头准有照相机。”来人很是佩服老板娘的分析能力，便说：“沾点边儿。那，你是老板娘吧？”“这么叫也行。”老板娘说，“一个妇女家。我当家的在山上弄了个铁矿。这儿，摊子也不大。您还是点菜吧。不喝白酒吧？有啤酒，一看您就是个喝啤酒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