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森林里来的孩子-3

听爸爸一说，现在想来，确实也不突然。不必说他专心研究三中全会公报、《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和首长讲话了，从一些以前我忽略的小事情上，也可以看出，热情早就在他心里慢慢点燃了。以前，晚饭以后，爸爸就回到他的书房去，最近，却常常留下来，坐沙发上听我们聊天。妈妈谈学校里的英语晚会，大哥大嫂谈研究所里新上马的科研项目，我谈厂子里的文明生产；有时我们也谈一些令人振奋的小道消息；———爸爸都感兴趣。他吸着烟，静静地听着，从不插话。可是从他偶尔惊讶地闪耀一下的眼睛里，我现在敢说，他是感受到一些全国大干四个现代化的真实气息！上个礼拜日，他们厂新来的党委书记和厂长，在几位刚刚彻底平反的“裴多菲俱乐部”成员的陪同下来看望他，可能最后促成了他转变的决心。他们在书房里非常融洽地谈了整整半天，壶里的茶叶，我就换了三次，满屋子浓烟，呛得我“哐哐”咳嗽。那天，是几年以来，我头一次听见爸爸开怀的笑声。……我说：“怪不得呢！这些天，爸爸自己猛灌醍醐，却罚我们大吃洋白菜！”大家又笑。小培培嚷道：“姑姑和妈妈又说爷爷坏话!不行！”我逗他：“这回呀，爷爷把你丢在家里不管啦!”培培又喊又叫，扯住爸爸的胳膊不撒手。爸爸搂着培培的肩膀，小声说：“你搬到爷爷奶奶屋里睡觉，爷爷多晚下班回来，也能看见你。好不好?”小培培一折腾，气氛就彻底轻松了。大哥举起酒杯，向二哥说：“来，为我们祖国这个划时代的转变，为咱们知识分子报国有门，……”二哥坦然地向爸爸举起酒杯。培培跪到椅子上，高举盛满橘子汁的小塑料碗，向玻璃杯汇聚的空中撞去。杯声叮咚。杯声叮咚。多动听的音乐!……第二天，爸爸———燕山化工厂总工程师———上任了。原载1979年第6期获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理由如今，对人生自然阶段划分的概念，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一个人已经跨入中年，搞科学的，仍被称为青年科学家；唱歌的，仍被称为青年歌唱家；写东西的，仍被称为青年作家……人们越活越年轻了。青年是令人羡慕的，对于被羡慕的人来说，却有一种怅惘如失的感觉。仿佛在这一代人的生活经历当中，有十年左右的时间可以略去，不计在数内！于是，人们一下子就年轻了十年多。但是，时间的流速并没有改变，生物钟运行的节奏也一如既往。当梦幻一般的童年时代、无忧无虑的少年时代和黄金一样的青年时代悄然度过，一去不复返的时候，一个人就面临着严峻的岁月。不管人们如何改变计算时间的常规，这个岁月总是按照常规到来。在这一段岁月里，一个人上有老，下有小，工作和生活的双重担子，沉重地压在肩上，最大限度地消耗着自身的能源，所得到的燃料补充却很少很少。如满载的船舱在漫长的航道上行驶，如负重的牦牛在浩瀚的戈壁上跋涉，把理想、希望、生活的使命、社会的重托，顽强地输送到彼岸。中年，深沉朴素的年华，扶老携幼的年华，充满风波险阻的年华———她，就跨入了这样的年华。她是谁?她不是科学家，她的文化程度只有初中三年级。她不是音乐家，她每天要听八个小时的刺耳的噪音。她不是作家，她的作品从来没有署过个人的名字。她叫索桂清，北京清河毛纺厂里的一名挡车工。当她生下第二个小孩，度过五十六天产假，来到车间里上班时，屈指算算，她刚好到了“而立”之年，整三十岁。车间里像喧嚣的海。森然排列的织布机抖动着钢铁的骨架，发出震耳的声音，像巨大的松林在摇曳，使人恍若置身于风呼浪啸的海岛上。她看管着四台织布机，每隔一小会儿，就要挨遭巡视一遍。她生得中等身材，体态轻盈，脸庞消瘦，留着运动员式的短发，给人一种精干、利索的感觉。她是一个熟练的挡车工，用手摸摸织出的毛料子，试试它的松紧，单凭指尖细腻的触觉，就能判断有没有缺经断纬，在千丝万缕中哪怕有一根断头，也逃不过她敏感的神经末梢。她接线的动作很美妙，只是手腕在空中一抖，手指轻轻一绕，眨眼间已把线头接好。她一忽儿俯下身子，监听机器的心脏跳动有没有杂音；一忽儿绕到机器的背后，看看这里有没有可能酝成事故的征兆……当她走到那一头，一个青年女工用新奇的目光打量着她：“索师傅，不在家歇着啦?”她羞涩地笑了笑。当她走到这一头，一位老师傅大声地说：“小索，听说你又生了个闺女，儿女双全啦!”她的脸上一阵发烧。说来怪难为情的，这个老二原来她和爱人并不想要。今天不知怎么搞的，是因为长期抱病在家的缘故，还是因为刚刚坐完月子，她走起路来脚下发飘，像踩在棉花垛上似的。她靠在工具柜前，喘了一口气，忽然觉得胸前有些异样，低头看去，只见奶水透过上衣，洇湿了白色的工作围裙，在胸前染出两幅不规则的图案。于是，她想起自己的小宝宝。小女儿刚满月就送到天津去了，放在亲戚的家里，又请了一位外人来照料。外人照看得精心么?会不会忘了按时喂奶?此刻，她那可爱的小宝贝也许正在嗷嗷待哺吧……她不由用手揉着肿胀的乳房，奶水像喷泉一样涌了出来。她从口袋里摸出两条手帕，朝车间四下看了看，趁人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地把两条手帕塞进了内衣。她又去干活了，可是乳房像快要涨破似的疼痛。随着她的走动、俯身、挥臂，乳汁流个没完。胸前的两条手帕湿透了再拧干，拧干了又湿透，这么一来，别提有多狼狈了。这个车间很大。在天花板的正中央，安着一盏红灯。她一面挡车，一面忍不住回头看看红灯。那是下班的信号。今天的红灯像是故意叫她难堪，亮得特别晚……她拖着疲惫的脚步回到家里，一下子坐在爱人的面前。“呀！”爱人吃惊地看着她：“今天累得够呛吧！换件衣服，好好歇会儿，坐着别动，我去做饭……”工夫不大，爱人把做好的饭菜端到桌上。她的爱人老李，身高一米八，膀阔腰圆。别看生得五大三粗，可是粗中有细，样样家务都能干，在家里服务态度又好，集“五大员”于一身。其实，老李在单位里干得也不错。老李的工作单位和她只有一墙之隔，是另一个毛纺厂的保全工。保全工上下班的时间比较固定，每天上白班，不像挡车工那样三班倒；在毛纺厂里，人们都公认挡车工最辛苦，是全厂的第一线。丈夫很体谅妻子的难处，自愿把家里的事一古脑儿承担下来。吃过晚饭，爱人关切地问她：“桂清，这样上班顶得住么?”“都怨你!”她笑着说，“这几年你把我惯坏了……”“明天还能去么?”“明天……”她低头思忖起来。她在产假后按时上班，本来是一件极平常的事。可是对于她和她的小家庭来说，却具有不平常的意义。她是一九六二年进厂的，当时只有十九岁，青春正茂，年华似锦。作为一名青年工人，身上没有家务的连累，心里没有什么忧愁，有的是过剩的精力，还有年轻人对生活情趣的追求和酷好。她决心不给自己青春的翅膀以任何的束缚，要像一只自由鸟尽情飞翔。她选择体育来宣泄自己过剩的精力，田径、游泳、滑冰、打球———打篮球，打排球，打乒乓球，除去足球以外，什么球都想摸一摸。尤其是乒乓球，她打得很出色，单凭她的一手发球，就能制伏厂里的女子选手，无人堪与匹敌。渐渐地，这里的小天地容不下她了。在一个文化与体育尚不普及的环境里，文化与体育历来为男性所据有。于是，她在运动场上结交了一些男朋友，有本单位的，也有外单位的，因为这些人能和她玩在一块儿，旗鼓相当。她的性格开朗、大度、粗线条，和男友们相处得很融洽；但是只限于球来球往，保持着等距离外交。她不认为这样做有什么过失，用她的话来说：“上班好好干，下班好好玩，别人管得着么！”是她把此事看得过于简单，还是有人把此事看得过于严重?她再也想不到，上述的这些事情，竟然成为凤毛麟角，在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中，占据了一席小小的位置，招来了墙上花花绿绿的大字报。说她“风流”“轻佻”，裤腿太瘦，头发太怪，高跟鞋太高，和那些男友的关系太“不正当”……写大字报的人颇用了一点儿编辑们的概括的手法，其实她还没来得及给自己买一双高跟鞋，不知把谁人的事安在她的身上。一句话，她成了资产阶级的同义语，不把她打倒，国家可就不得了！一天上午，有几位英雄站在工厂的甬道上宣布了她的“罪状”，声言要把她揪出来，幸好那天她没有在场，才躲过一场大祸……她惊恐、战栗、委屈、厌倦。为了寻求安全和保护，她干脆结婚了。老李也是一个体育爱好者，正好情意相投。婚后的生活很逍遥。当时很多人都在逍遥，她也乐得自在。以前她虽然好玩，但是干活一向认真；既然劳动没有给她换来起码的尊严，干好干赖也无所谓了。自从生下头一个男孩以后，她有时感到心口发慌，到医务室去看看，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病。医生倒也慷慨，心跳每分钟超过九十下的，提笔就给开一张假条。于是，她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后来索性拿一半的工资在家吃起劳保。整天趿着一双拖鞋遛来遛去，像一个悠闲的少妇。几年过去了，当她生下第二个小孩的时候，她听说厂里的情况发生了变化。运动初期，厂里那几个呼风唤雨的人，如今吃不开了。那几个人随着一阵气流，在空中翻了一个筋斗，又落在原来的土地上，有的还摔得很惨。那几个人的沉浮，与她并无直接关系。整人的人往往健忘，何况她是个普通的女工，整就整了，并没有人来给她道一声对不起。被整的人往往难忘，她回想当初为赌一口气而消沉，扪心自问，反倒觉得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她对爱人说：“瞧，我这样晃荡下去，像个什么样子?我得上班去，争一口气!”老李想了想说：“也好。索性把孩子托出去，免得累赘。既要干出个样子来，就不能考虑经济问题，宁肯家里受些损失……”这就是她实实在在的想法，他不承认有多高的觉悟。为了工人的义务，为了人生的尊严，也为了她的小宝贝有一个体面的母亲，她挺着胸脯，毅然上班去了……身体的虚弱，产后的不适，使她在第一天陷入窘境。她没有被难住，第二天又来到车间。干出什么样子来?对于一个挡车工来说，施展的空间和时间都有限，很难做出显赫的成绩，惊人的壮举。她的生产工具只有四台织布机，别人也一个萝卜一个坑，谁想替别人多看几台也不行。每天，她按时从上一班人的手里接过机器，再按时把机器交到下一班人的手里，谁想加班加点，条件也不允许。四台织布机，八个小时，这就是她的空间和时间。不惜力，不走神，不马虎，这就是她对自己的要求，平凡而具体。当她接班的时候，总是提前半小时来到车间，趁着上一班的机器还在运转，细细检查一遍，做好准备工作。轮到她当班的时候，别人每五分钟巡视一遍，她总要巡视两遍，四台机器离得虽然很近，有人算了算，一天下来，也得走十里地。机器运转正常的时候，挡车工的心情是轻松而惬意的，快到交班的时候，又往往袭来一阵不可抗拒的疲倦。越是到了这样的时刻，她越是要克制自己，不去想那些没完没了的家务，不去想她那宝贝儿子和宝贝闺女，不去想车间以外的一切事，仿佛要从尘世间超拔出来，两眼紧紧盯住织布机。她知道，她所看管的这四台三十年代仿造的洋货，只能以常速运转。在八个小时里，少停车，少拆布，少出次品，就是辉煌的胜利———像是坚韧不拔的战土，攻占了一个险峻的高地!一个月过去了，攻占了一个险峻的高地!一个月过了，她在厂里领了工资，心安理得地回到家里。“喂，这个月我可没拿劳保。”她对爱人说，“全月的，一天不少。”老李也把自己的工资摆在桌上。她把工资分做三份。这一份三十元，是给孩子他姥姥的；老大放在姥姥家里照看，刚够孩子的吃穿用，姥姥白搭许多操心。另一份四十元，是寄往天津的，老二的牛奶费加保育费，还得欠下许多人情。这么一算，老李的工资全部报销了。剩下的只有她的那份工资。她掂着手里的四百大毛说：“这是灯煤水电加房费；这是咱们俩的饭费；你一半，我一半，拿去换饭票。”他们家庭的总收入恢复到原来的水平，纯收入却大幅度地减少了。“你干活这么累，嘴不能亏，食堂里有好菜可别舍不得买。”老李笑了笑，还是那句话：“既要干出个样子来，宁肯家庭经济受些损失……”一年过去了。车间里，她的生产组长翻开考勤簿，不由吃了一惊：“呀，索桂清去年干得不赖呀！干活一天没缺，开会一次没落，事假病假都没请，生产、开会双满勤啊……”生产组长跑去找厂里的宣传干部：“放着这样的经验不总结，还上哪里去找呀?”于是，她听到了表扬。这是她进厂十几年来第一次听到表扬。她惶感、羞涩，脸涨得通红：“我做的都是该做的，值不当表扬我……”静下来想一想，她也为自己身上发生的变化而惊异：东跑西颠的青年时代早已成为过去，夫妻生活的重心也急剧地转移，新的岁月开始了。虽然，她还朦朦胧胧的，不知在未来的岁月中将遇到一些什么……;这一天，她站在织布机前，织着一种图案新颖、色泽宜人的毛料子。安装在机器底部的日光灯，射出柔和的光线，透过精致的毛料，辉映着她那专注、安详的面孔。在她的眼前，像展开一幅美丽的长虹。这种毛纺新产品，也许很快就会成为市场上的畅销货，成为人们的新上衣、新裤子，给生活增添新的颜色。每当她这样想着，嘴角上就浮起一丝笑纹，像是正在纺织着别人的幸福，纺织着美好的生活图案……这时，一个女工跑来对她说：“索师傅，有你的电话，快去接……”电话是妹妹从医院打来的。电话里说，母亲病得很重，医生通知要检查造影……母亲住在颐和园附近的农村，她的老大一直跟着姥姥，她和老李每个星期去看望一两次。前一阵子，母亲就说胸口难受，吃东西咽不下去。她劝母亲到医院去看看，母亲不大在意。母亲是个倔强的妇女，小时候家境清贫，身世孤零，为了找个依靠，才嫁给了她的父亲。谁知父亲是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人，母亲不但没得到什么指靠，反倒操劳了一辈子，拉扯大了儿女又拉扯外孙。母亲很少想到自己，把病情不放在心上，因此一拖再拖……第二天是星期五，赶上厂里公休。她揣着一颗忐忑的心，来到医院的放射室。母亲由妹妹陪着先到了一步。母亲吃了一种白色的流质，脸色苍白而平静。放射室的灯光熄灭了，X光的屏幕闪着淡蓝色的幽辉。医生指着屏幕对她说：“你看，吃下去的东西到这里停住了……’她只觉心里“蓦”地一沉，仿佛落入了深渊。女儿比母亲更加惶恐，她闭上眼睛，想躲开那冷酷的射线，她想推开沉重的氛围，她冲出放射室，跑到隔壁的一个房间，掩面痛哭……母亲的食道癌已经到了中期，需要动大手术。动手术的那天，她正在上白班。车间里插着红旗，各小组之间开展多出勤、保优质的竞赛。她站在织布机前，心里七上八下的。女儿是娘身上掉下来的肉，此时不让她去想母亲的安危，简直是不可能的。她甚至想到如果再不去看看母亲，可能会成为终生的遗恨。她还想到，如果她向生产组长请假，组长一定会点头同意，还会催促她赶紧上路，这是人之常情……她的思绪在翻滚，双脚在移动，不觉走到组长的跟前。“小索，有事吗?”组长问道。“我……”她的喉咙蠕动着，话到嘴边又梗住了。她的目光越过组长的肩膀，看到一片沸腾的海。这里，每一台机器都在运转，每一个工人都在埋头操作。千万根经线，千万根纬线，随着飞梭的往返，交织成人类赖之以御寒的物质，构成社会文明的物质，连接共产主义未来的物质。这是一个普通的工作日，正是由于无数个这样的工作日积累在一起，我们的生活大厦才得以升高，不至倾覆。“大伙都在一门心思地干活，我能够离开这里吗?”她动摇了。她知道，即使组长准许她请假，整个小组的生产也将受到影响。她是有着十几年工龄的工人了，懂得机器的价值。她所看管的那四台织布机如果停下来，一天得少织百八十米料子，使国家损失上千元的财富。一千块钱有多少哇?在一个每月只拿四十块钱工资的女工眼里，那是一个庞大的数字。想到这里，她惋惜，心疼。“不，我没什么事。”她克制着白己的不安，对生产组长说。然后绕了一个圈，回到织布机跟前。过了一会儿，她恢复了常态，挥手试试料子的弹性，用灵巧的手指接起断头，又钻到机器的背后仔细巡视着———为了纺织更多人的幸福，她默默吞下了个人的不幸……在同一个工作日里，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应该感到惭愧。此刻，也许有的人泡上一杯清茶，悠然地翻开一张参考；有的人靠在豪华宾馆的沙发上，挥霍着民脂民膏，还有的人，专门以挥舞棍棒和制造诬陷为职业，践踏着善良人的心灵……须知，所有这些特殊的开支，统统由千万个索桂清创造的财富中来报销。而索桂清呢?她的心地纯洁得像一面镜子。下班以后，她赶到医院，母亲的手术已经做完，静静地躺在病床上，还没有从麻醉中苏醒过来。母亲的病拖了一年。先是渐好，继而出院；不久病情又恶化了，癌症向全身扩散。女儿的心也一张一弛，希望的火花时明时暗。这一年当中，她和老李轮班去问候母亲，从清河赶到颐和园附近，在郊区的公路上，在母亲的病榻旁，不知度过了多少清晨和夜晚。她尽到了做女儿的最大的心意，但是，她仍然没影响生产，没请过一天假。这一年，她的家庭收支的天平剧烈地倾斜了。母亲生病花了许多钱，这些钱需要由儿女们来分担，而平时的开支并没有减少，出现了惊人的赤字。本来，她在结婚前是有一点积蓄的。可是，前些年来，很多家庭的经济状况处于微妙的变化之中。工资像眉毛，物价像胡子，眉毛不长胡子长，很多人的面容憔悴了。她人虽进入中年，工资仍很年轻。手中的存款折很早以来就变得有出无入了，更无力去应付生活中意外的事变，只好破釜沉舟。一年中，她花光了仅有的积蓄，还卖掉了两辆自行车。自行车对她来说是多么离不开呀……春节前的一天，她下了夜班，回到家里，刚刚脱衣上床，忽听院中有人高声喊着她的名字，叫她去接电话。她抄起话筒，禁不住手哆嗦起来……当她赶到母亲的家里，只见一群人围在床前，母亲已经奄奄一息。她拉住母亲的手，母亲慢慢地睁开眼睛，叫了一声她的小名，说：“你回来……”说完就闭上双眼，再也没有睁开。妹妹们告诉她，母亲在倒下之前表现得很坚强。就在这个白天，母亲忍受着剧烈的疼痛，亲自动手给全家人包了一顿饺子。此外，还给外孙做了一件崭新的棉袄。她透过白蒙蒙的泪水看去，饺子还没来得及下锅，棉袄只差钮扣还没钉好。这件棉袄是给她的老大做的。母亲给她留下还没做完的事，也给她留下对人生的回味……从此，她是一个真正的母亲了。她肩上的担子，比老一辈的家庭妇女更沉重。她是一名劳动妇女，不但要衔接生命的链条，还要创造社会的未来！她抹去眼泪，把自己的儿子领去了。不久，又听说天津的牛奶供应不上，只好把女儿也接回身边。她和爱人商量一下，把儿子闺女一块儿送进厂里的托儿所。托儿所是日托，白天送，晚上领。经过这样一番调整，家庭经济上的压力减轻了一些，而精力上的负荷则增加了。在毛纺厂里，一个挡车工如果对工作条件有一点儿个人追求的话，那就是白天干活，晚上睡觉。仅此而已，也是一种很不实际的奢望。车间里三班倒。每当她下了夜班回到家里，正是这间小屋里阳光明媚的时节，她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觉。这间小屋太小了，棚顶过于简陋，墙壁也很单薄。墙外，孩子们追逐嬉戏的声音，行人们高声的谈话，以及附近正在施工的工地的机器轰鸣，汇成嘈杂的声浪，在她的大脑中制造出各种兴奋的信号。如果爱人和孩子进了家门，那就更不得了，家里人近在咫尺，别人过着白天的生活，只给她在床上留下一个平静的小岛……夜间人静的时分，别人入睡了，而她隔夜的疲劳还没消除，上班的时间又到了。天长日久，她患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因病加重了失眠，失眠加重了病情，浑身像积累了一股甩脱不掉的疲劳。她变得更加消瘦了，眼睑渐渐松弛，眼角平添了鱼纹，俨然如一个中年妇女。她盼望上白班，白班每月能轮到一周，只有上白班她才能休息好，恢复正常的生活节奏。每当轮到她上白班的那天，就像是一个在崎岖而漫长的山路上行走的人，突然步入了明朗的平川，浑身那么轻松、舒坦、畅快！这一周，正是她上白班的时候。她精力充沛地干完一天的活，交班之前，走到组长跟前说：“有件事跟您商量一下，我想倒倒班。”“怎么倒法?”组长说。“我上夜班，找个人替我上白班。”组长惊异地问道：“为什么?”她喃喃地说；“家里有一点儿事……”挡车工要求改换班次，平时也曾有过，主动请求把上白班改为上夜班则属罕见。组长想了想，觉得这样倒法不减少人手，不影响生产；找人替她上白班谁都乐意，很容易办到。便同意了。第二天，她来上夜班时，显得神情焦躁，脸色疲倦。但是，这一夜她仍然干得很好，竹板弓，一个劲。机器运转正常，产品质量第一流。天亮时，她迈进家门，爱人正在等候她的归来。老李朝她那笼罩着黑晕的眼圈看去，心疼地说：“桂清，要不我留在家里，你好好休息一下吧。”她说；“我不请假，你也不要请假，谁请假都会影响生产。你去上你的白班，我来替换去……”老李上班去了。她走向床前，开始接班———她的儿子和闺女双双躺在床上，发着高烧。她的小女儿从天津接回来的时候，因为很长时间吃不到牛奶，干瘦干瘦的，看上去怪可怜。放到托儿所以后，时常闹病，耗去她不少的精力。儿子稍大几岁，虽不缠人，男孩子毕竟淘气，整天叫她操心。一个操心，另一个费力，占全了。她刚刚送走衰老的上一辈，又来扶携稚嫩的下一代。两个小家伙一齐病倒的那天，她正在上白班。托儿所的阿姨体谅挡车工的甘苦，没有去惊动她。阿姨抱着孩子到医院去挂了号，打了针。晚上，她下了班来接孩子，两个小家伙刚刚吃过苹果，在阿姨的看护下睡着了。她听了阿姨的诉说，感激得不知怎么才好。她认为，别人替她做了她该做的事。为了托儿所里的其他孩子不受传染，她坚持把两个小家伙接走。有的人，即使输入十倍的燃料，却悭吝得不发出一分光来；也有的人，只需送去一丝温暖，就能转化为巨大的热量。有谁能比一个淳朴的女工更多情、更晓理、更能从周围人的关怀中去汲取力量?她是通过日常生活的微末细节去认识整个社会的，她决心作出十倍的报答。她只会挡车，决不能让那四台机器停下来。她和爰人合计了一下，想出一个倒班的办法。……白天，她带着孩子去打针，回到家里喂药。孩子哇哇地哭，她抱在怀里不停地摇。好不容易把孩子哄睡了，她才能靠在床头眯一会儿，在那各种奇妙的音乐交织的梦境里短暂地遨游……天黑时，老李回来了，关切地朝妻子看了一眼，她已料理停当。她那削瘦的脸上，只有一双眼还很有神采，像一泓清溪蓄下的两汪深潭，蕴藏着内在的活力。她掠了掠头发，走入星光灿烂的夜色里，走向夜幕笼罩下的厂房……她靠这种化黑夜为白天的办法，度过了生活中很多困难的时光。六年过去了，车间干部翻开她的考勤表，又是一阵惊讶。她被评为全厂的先进标兵。人们给她披红戴花，把她推上汽车，绕着工厂转了一圈儿，敲锣打鼓地送回家里。一个普通的女工冒尖了。她在年轻时连共青团都没入，现在居然一步入了党。不过，冒尖有冒尖的苦恼。像长得高出丛林的一棵树，招致风来摇，雨来潲……她有什么了不起的?说来说去，不过是一些家长里短……她所做的，的确称不上是惊人之举。论技术，有比她更强的；论成就，有比她更显赫的；论资历，她也没什么可炫耀的。她的成绩，是平凡的积累，马拉松式的记录：六年来，她的生产质量保持在第一流，名列前茅，既没直线上升，也没直线下降。六年来，她先是为母亲送了终，继而又死了父亲，加上婆婆生病，孩子生病，她自己也累出病来……简直没有喘息的工夫。而她始终出满勤，干满活，使满劲，像一根坚强的柱子，默默承受着沉重的压力，不摇不晃，凝结着力的美，稳定的美……这，不也正是当今一代中年人的形象么！饱经忧患，坚韧不拔，含辛茹苦地伫立于浑厚的大地，支撑着金碧辉煌的屋顶。啊，中年，社会的壮工，国家的筋骨！原载1979年第11期获19771980年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锦云王毅才进腊月，小王庄就像年下一样热闹起来。各家的热炕头上，堂屋地里，结满霜花的玻璃窗下，风快地传播着一条新闻：王老大的儿子小水和王老大的闺女小珍，订亲了!小珍子是四岁那年跟着她妈“走道儿”过来的。娘俩嫁爷俩，虽不犯法，却不合俗，而且还有一个不雅的称谓，叫“爹公娘母”，总难免叫人说长道短。不过，这回却是例外。全村百十户人家，家家赞叹，户户感慨，仿佛这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小王庄的人，这些年，经的见的多了，平常的事，犯不上浪费眼泪疙瘩。偏偏谈起这段兄妹姻缘，连一些最讲旧礼儿的老人，也不断地撩起衣襟抹眼角。嗨，人们又想起王老大来了。王老大活着的时候，没谁惦记他。他是小王庄出名儿的笨人，手笨、嘴笨、脑子笨。有一年，县剧团下来组织赛诗会，一位女演员包他们小组，要求每个人都单独登台来一首。女演员听说他笨，特意给他挑了一首最简单的，可他还是左教右教背不出，老师急得满脸通红，学生直拿袄袖子擦汗。没办法，只好破例编个集体节目，叫他混到里头，跟着嘎巴嘴。谁想上了台，别人张嘴他闭嘴，人家闭嘴他嘟囔，惹得观众哄堂大笑，全组狼狈退场。那女演员气得鼓鼓地指着他说：“你真是个笨人!”还有一回，队长永绪的媳妇到他屋来，给他说对象的事，正说着，怀里孩子尿了，队长媳妇赶忙把孩子放到炕上换裤子，一边随口叫他关上门，哪知道，他老哥竟咕咚咕咚跑出去，把大街门给插上了。队长媳妇笑得前仰后合，弯下腰，点着他，半天才说出一句话：“大哥，你真是个笨人!”笨人干活不藏奸，不耍滑。可是历来评先进、选模范什么的，他都沾不上。队里有他不多，没他不少，除了派民工、秋分红，各类表格上很少见着他的名字。晚上开会，差不离回回都是他先到，坐在队部大炕的灯影后面，津津有味地听到完。可是队长一发脾气，就说：“敲钟开会，为什么全村没一个准时来的?”那口气，似乎王老大不算小王庄的人。一来二去惯了，人们只有在逗乐子时，才会提到他。什么“王老大叫门———笨到家!”还有什么“王老大演节目———跟着混!”又有什么“王老大换尿布———该关街门啦!”等等。小王庄的人们开始严肃地议论王老大的为人处世，是在他两次组织家庭之后。王老大的对象挺难找，不是人家嫌他太笨，就是他嫌人家太灵。直到三十出头了，才由队长永绪趁外出开会的机会，给他寻摸了一个姑娘。两人见过一面之后，很快就登了记。队里批给他一块地基，大伙七手八脚，垫土的垫土，打坯的打坯，不几天就盖起了三间土坯心、砖包角的海青瓦房。说说喜期临近，谁成想王老大节外生枝。他的新房隔壁，住着一户人家。两口子结婚七八年没孩子，那男的跑了一趟大同，抱回来一个小男孩。说也怪，自从抱的孩子进了门，那女人竟一连生了两胎。有了亲生的，抱来的成了累赘，受尽了虐待。乡里乡亲的看不惯，队干部也多次对那公母俩进行教育，无奈人要是不地道，凭谁也劝不好。王老大很怜惜那孩子。路上遇见了，总要拉到井台旁，给他洗洗小脏脸、小黑手，往怀里塞根麻花什么的。有时候，还给他捉个小黄雀儿，编个鸟笼子玩。如今，跟这家人成了邻居，见天见听那院里不是打，就是骂，大人吼，孩子哭，四五岁的孩子，又抱柴禾，又看小的，成天眼泪汪汪，焦黄枯瘦。这天，夜里下过一场小雪，他起来扫院子，忽听那边屋门“哐当”一响，孩子被推了出来，说是不让小的抓笼子里的雀儿，得“冻冻”。大冷天，那孩子光着头，趿拉着两只大人鞋，穿着袖子短了半截的小薄袄，进不去屋，哭喊着拼命挠门，这真像挠了王老大的心!他再也忍不住，翻过院墙，抱起那孩子，冲屋里吵了起来。王老大吵架也透着笨，吵了半天，其实颠来倒去还是那半句话：“新社会啦，你别太什么了!”倒是那个狠心的婆娘，反像占了多大的理，连篇叠句，辣气尖声，吵了个没完。什么“多管闲事”啦，“挑唆孩子跟俺分心”啦，“逢傻必奸、笨人心毒”啦!那男的更是风风火火，把个鸟笼子扔到院里，连同王老大给孩子新逮的“吱吱红”，一脚踩个扁。周围的乡亲帮着王老大数落他们几句，谁知那女人竟倚疯撒邪，发泼叫号：“扳着不心疼的牙，说凉快话谁不会?俺们家的孩子就这么养活，瞧不惯的领去，谁要给谁，把他供在佛龛上俺不管。退俺们二百块钱的本儿了事!积德的，行善的，领啊，领啊!”王老大气黄了脸，抱起孩子奔了队部。王老大非要这孩子不可。特别是听说那两口子即将迁居关外，他不能眼瞅着孩子叫他们带走。队长永绪劝他，是不是等未婚妻来商量一下?王老大自信多余。人心都是肉长的，商量不商量的，还能有别的主意吗?那两口子一看王老大真要孩子，以为得了发财的机会，漫天要价，什么“吃食费”、“穿戴费”，外加“操心费”，算来算去，竟算了五百元!最后还是永绪作主，一百五十元把孩子断给了王老大。那两口子除了心病又得钱，自是欢喜不尽，一家人急忙忙搬往关外去了。孩子安安稳稳睡到了王老大的炕头上。可是未婚妻呢?不用说，当时办登记是永绪开的介绍信，这回又是永绪搬动大印，给他们办了解除婚约的手续。王老大头一次成家，媳妇没娶来，先“娶”来一个儿子。对这桩事，小王庄的人们有的赞成，有的摇头，争相议论了很久。王老大自管按照他笨人的思路行事。他给孩子改取了个庄稼名，叫小水。他抱着小水到诊所看病，到供销社扯布量衣，又求队长媳妇纳底子做鞋。他自己则是一天两顿，蹲在灶前，做了稀的做干的。每当小水扳着他的肩叫一声“爸爸”，他的心里都要“呼啦”地热一下。这个笨汉子，不会流泪，也不会用五官的移动来表示自己的感情，他只是把孩子搂得更紧一些，嘴里含糊地答应着：“嗨嗨!”赞成与摇头之争尚未平息，转年开春，便又传来了王老大二次成家的消息。那时，“吃饭不要钱”的食堂刚刚解散，人们正挨度着可怕的春荒。一天王老大进山砍柴，正路过大北峪沟口的探头砬子下面，忽听一阵哭声从上方传来，抬头一看，竟是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斜挂在从峭壁石缝里伸出的树枝上。王老大撒腿跑上崖顶，又着石缝溜下去，解开捆柴用的绳子，把孩子拴在自己身上，一步步往上登。到了上边一问，才知道孩子是为了摘那几粒隔年酸枣。这时候，一位妇女，怀里揽个吃奶的，手里拽个刚会走的，呼哧呼哧跑过来，叫了声：“珍子!”就再也跑不动了。小女孩扑过去，抱着她妈腿哭起来。王老大很生气，冲着那妇女喊道：“你这个当妈的!”女人一愣，似乎感到委屈，但并不剖白，只是用感激的目光温顺地望着他。突然发现了他脸上有被树枝划破的血印子，便连忙从怀中裹孩子的小被上撕下一条布来给他擦，又赶着给他拍打身上的土。王老大怒气未息，还想教训她一顿，尚未开口，却一眼看到她脚上穿的孝鞋，便呆住了。他又看到那个刚刚被他救下的珍子，正往刚会走的小弟弟嘴里一粒一粒地塞酸枣，王老大不说话了。他从怀里摸出一个净面窝头，递过去。那孩子妈妈不肯接，低声说：“大哥，你还得干活!”王老大动动嘴唇，把窝头放在她怀里的孩子身上，抹身走了。这个女人是谁呢?她的孩子为什么饿成那样?王老大从不爱打听人，这回却怎么也搁不下。他抱着小水到队长家串门，因为队长媳妇的娘家就在大北峪。这位弟妹，平常一个人在家对着墙还得练嘴呢，何况有人来问?不等王老大问完，话匣子早打开了。原来这女人叫大翠，当姑娘时就是出名的老实疙瘩。嫁个男人，倒也般配，谁知头年又死在浮肿病上。为了丈夫的病和死，她拉下了不少饥荒，连那点点口粮都卖了一半。现在，她背着一身债，又带着三个张嘴要食的小崽，再寻主吧，谁要?不寻吧，可怎么过呢?是啊，她可怎么过呢?———王老大躺在炕上翻来覆去地思谋着，直到小鸡子叫。笨人也真有邪的，第二天他竟然抱着小水，悄悄跑到大北峪，闯进人家寡妇家里，硬把几张钞票，摔到了那个心情慌乱的女人的面前。一个月后，他又公然到队长家来求媒了。队长媳妇吓了一大跳，一个劲地嚷嚷：“笨哥，你可别胡说八道，你再想想，再想想!”王老大吭哧憋肚，还是那半句话：“新社会啦，咱们都得什么点!”小王庄又一次轰动。这回，赞成派急剧减少，摇头派大大增加，更有一些难以入耳的尖刻议论。有的说：“八辈子没见过女人，叫这么个娘们迷惑住了，替死鬼拉套去吧!”有的说：“可怜小水，后爹娶后娘，出了尿窝进屎窝!”庄稼人毕竟心肠热。说归说，总不能袖手旁观，还得想办法劝说。他们一个挨一个地挤进王老大的小院，又叹着气鱼贯而出。人们在村口围住了媒人，指令她不许穿线。队长媳妇虽然嘴快，却处处听丈夫的。队长一口咬定：这门亲事，可订!他命媳妇突出重围，往返三次，做成了大媒。他又亲自套了一辆白马大车，把那四口接进了小王庄。队长永绪是小王庄公认的灵人。兴许是相反相成之故，这个出名的灵人却偏偏佩服那个实足的笨人。起小儿的俩人一块玩，灵人总取出招儿的，笨人总取出力的。不过一到坎上，灵人总要看看笨人的神色，想从那里讨到一点什么启示。实在，灵人懂得笨人那颗比金子还要贵重的心。即如眼前，在笨人心底的一团美意不为众人理解的时候，如果不是队长兼灵人出头张罗、呵护，恐怕他连新娘都接不进门呢!大翠低头进了小王庄，像是请进来一台戏，立即被各种各样的目光团团围住。一些长舌之妇、好事之徒，专拣饭时去串门，要看看粮稀米贵之年，新人是怎么给自己的三个亲崽和一个后儿盛粥!有时，他们还拉住小水问：“你妈打你不?”“你妈给妹妹、弟弟做好吃的啦?”使这些无聊的人失望的是，小水和小珍他们，成天手拉手乐呵呵地跑进跑出，“咱爸”“咱妈”喊得山响，大翠拿个贴饼子给几个孩子掰，总是妹妹让哥哥，哥哥让弟弟，根本分不出两窝儿的!大翠深知，在这一米度三关的饥年荒月，王老大收留她们母女四人，这个人该有多么热的心肠，多么大的勇气!于是，她也把一个善良的女人心中蕴藏的一切深情、美意，倾献给自己的丈夫和他们的儿子小水。三十多岁的王老大，何曾受过这样的温情?何曾有过这样和谐、妥帖、井井有条的家?他心满意足。他似乎觉得，自己过了这些年，专等的就是她!他常常禁不住久久地在灯下端详他的女人：长长的头发在脑后挽个髻，乌黑的眼睛，白净的下巴，总是闲不住的一双厚厚的手……看着看着，他那被山风吹就的水泡眼变得迷惘起来，厚嘴唇颤颤地，小声问：“你，还走吗?”大翠先是被他看得不好意思，后来又舒眉展眼地笑了，说了声：“傻子!”便甜甜地投到他汗浸浸的怀里。小王庄也出过几个高中生，都是读过外国小说的，他们叹息说：这是怜悯和感激，算不得爱情哟!也许，王老大和他的大翠还没有那么高的程度，反正是，这两个身负生活重压的庄稼人，就是如此相依为命地结合了!饭桌上清汤寡水，热炕上恩爱夫妻。大翠除了尽心照顾好四个孩子，难免要额外关心一下丈夫。为这，还闹了一些不大不小的矛盾呢。有一天，四个孩子都睡下了，大翠从被窝垛下面掏出一个用毛巾包着的贴饼子，悄悄塞给丈夫。王老大接过一看，火了，冲着她大声嚷嚷：“你这是干啥?”气得大翠第二天跑去找队长媳妇诉说。队长媳妇打趣地说：“咳，他那是疼孩子，舍不得吃!他疼孩子，不就是疼你嫂子吗?你呀，急啥?慢慢来，教他……”姐妹俩吃吃地笑了。事情到了队长媳妇嘴里，自然传得快。从此，小王庄关于王老大的俏皮话里，又添了一句：“王老大吃贴饼子———慢慢来!”笨人听了，嘿嘿一笑。不过，终归是两个人的口粮，一下子分到六个碗里，粥稀了，人瘦了。再加上替大翠还账，光棍汉多年的存项花光了，日子够紧巴的。队长永绪在会上提出给他家一点救济，却被王老大拒绝了。他自有办法。笨人王老大是砍柴人里的状元。“镰刀快不快，全凭胳膊拽”，人说王老大上山不带镰刀，一天也能拽它五六百斤山柴。山里人有句话，叫“驴二驴二”，说是一头壮实驴最多也只能驮二百斤。人说王老大背的柴，一头毛驴驮不动。平时蔫头耷拉脑的王老大，一背上捆满山柴的梯架，精神头就来了。他手里拿着一根三尺来长的木棍，走累了，把木棍拄在梯架下面的横梁上，两腿稍作弯曲，让山柴的分量落在木棍上，就能美美地歇一歇。新婚后的王老大，每当这时，还会情不自禁地哼几声梆子腔哩。这，还不算他的看家本事。砍柴人最称道王老大的“绝招”，是他能够背着二百多斤山柴很轻松地伏下身子咕咕噜噜喝一气清凉的泉水，胡茬上挂着冰花，一溜小跑，追上前行的同伴。村里人管王老大那双轮胎底、实纳帮的山鞋叫“山羊蹄子”，意思是只要山羊能够上去的地方，就休想挡住王老大。“阎王鼻子”、“小鬼脸”是大北峪里的险道，使一般的砍柴人望而却步，笨人王老大偏爱用他的镰刀给“阎王”、“小鬼”们剃头刮脸。因为那里山柴厚密，砍一天顶三天。那时候，村里还没有天天讲路线，办啥事还有点灵活性。靠了这点灵活性，王老大农忙下田，农闲背山卖柴，尽管他的大翠又给他生了一个小五，他还是不向队里伸手，咬牙渡过了难关，还居然添置了奢侈品———一架小小的收音机!晚饭后，一家七口围着匣子听评戏、听相声，觉得小日子有滋有味。;就像嗑瓜子嗑出了臭虫，王老大听匣子，听来听去，听出了差音儿!什么“造反”呀，“大乱”呀，霎时间暴土扬尘地全来了!小王庄的庄稼汉们一时都晕了头，何况他又是个笨人呢。笨人心想，咱不招谁不惹谁，你造你的反，俺过俺的日子，莫不成还拆灶端锅吗?拆灶端锅倒没有，可是公社明文下来了：一律不准砍柴卖钱!说是，砍柴，会砍掉社会主义哩!背山，会背回资本主义哩!王老大只好净靠着工分养家了。偏偏工分又越来越毛。成天价坐屋里开会，要记工分；水渠挖了没用再填上，要记工分；田埂垒了不对再扒掉，要记工分，那工分还值啥钱?笨人爷儿几个全年总能挣上六七千分，可是一年到头，场光地净，见不着一个现钱。我的天!一家七口的开销哪里来?王老大终于年复一年地超支亏款了。有一阵子，上边有令，一律归还欠款；说这是蚕食集体经济，笨人心想：我咋又变成蚕了呢?瞧，几个孩子身上的补丁越来越多，到后来，任凭大翠怎么手巧，也缀不成一件囫囵袄了。一九六九年冬天，五个孩子正好占了小学五个年级。名义上叫念书，其实多半课程是开大会和拾大粪。可是王老大还坚持叫他们去，因为他觉乎着这是孩子应该应分的事。数九寒天，哥几个只有两件棉袄，你推我让的结果，是谁的年级有户外活动就换给谁穿。要是五个年级同时拾大粪，三个大的就只好挺着冻了。看着孩子冻得眼泪汪汪地往家跑，看着妻子的满脸愁容，王老大心里像刀剜一样。庄稼人除了一块地皮两只手，还有什么生财之道呢?想来想去，唯有一招儿：砍柴换钱。可是运动正紧哩，哪个血迷心窍的敢上山?纵使能够请下假来，砍下柴来，敢拿去卖吗?又一想，大雪封门的时候，缺柴的主儿多着呢，悄悄送给人家，总能换取点人情，白不了咱。这也算人穷志短吧，王老大硬着头皮去找队长了。这时，队长永绪坐了三年“喷气式”，刚又被上了“马”，正心惊肉跳呢!王老大来请假，真是倒霉不挑好日子，他哭笑不得，只好说：“笨爷爷，你饶了我吧!”吃罢晚饭，王老大又来了，堆着比哭还难看的笑，说：“兄弟，我要不是磨扇压着手，舍得这么难为你吗?怪我少出息没能耐，被家所累，给队里丢人……”说着，伸出一只手，慢慢张开，原来是一叠整整齐齐的布票，拾尺拾尺连在一起。“国家给的布票，穿不到孩子身上啊!”旁边听着的队长媳妇，忍不住掉了泪。永绪沉默许久，然后拿起放在他面前的那叠布票翻看：有今年的，去年的，还有前年的，数了数，一百二十六尺。他猛地跳下炕，冲媳妇喊：“我作主了!”忙打开墙柜，拿出几张票子，塞给王老大，说：“卖猪剩下的，三十二块半，先拿去扯布！”笨人是个脸皮热的汉子，他没有勇气再提请假，更没有脸面张手接钱。在他无奈走出房门口的时候，偷偷地把钱塞回到炕席底下。王老大心头像压着两块沉甸甸的土坯，一步步走到村头，望着黑漆漆的大北峪发呆。他记起自己小时候，第一次离家出远门，不是赶集上庙，而是背着小梯架跟随父亲进大北峪。又记起，当年支前民工往大北峪里送伤员，叔叔、大爷们抬担架，他背梯架。他砍下大北峪的山柴，烧过驱寒的姜汤，烧过暖身的热炕。他又记起，办初级社那年，一个二十几户人家的小社培起了一个砖窑，一背背的山柴，烧出了一窑窑的青砖，靠了它，度过了一个春荒，撑起了一个小社的家当。呵呵，王老大不是自数家珍，他无家珍可数，他是一个笨人哟!他望着大北峪，抒着一个笨人郁结心底的怨气。在此刻是黑漆漆的大北峪的沟沟岭岭上，走过世代多少砍柴人!他们累白了头发，压弯了腰身，也只落个受穷，何曾有人说他们有罪?怎么王老大就活该这么倒霉?他想起近来常听的一句话：“形势大好，形势逼人！”笨人自有笨人的联想：逼人，逼人，竟把人逼到这份上了!砍柴，买布，给孩子做衣裳，有啥罪?不偷，不抢，卖力气换钱，犯啥法?我招谁惹谁啦?干吗老跟俺们种地的过不去?儿子光着屁股叫爸爸，我有啥脸答应?宁愿老子斗死，不让儿子冻死!蔫人出豹子，野猫急了也咬人，王老大又要玩邪的了!王老大回到家，大翠怯生生地问：“给假了吗?”王老大含混地回答了一声：“明天进山!”大翠眼巴巴盼着这句话，可是一旦听到，反而不知所措了。孩子虽小，久经训练，似乎也都知道其中的利害，并排地从被窝里扬起小脑袋来，喊：“爸爸，别去了！”两个小的还直说：“我不要新袄，我不怕冷……”大翠鼻子一酸，背过身去。王老大挨个摸摸他们的头，说：“睡吧，睡吧!”鸡叫头遍，“呲呲”的磨镰声惊醒了大翠，她慌忙穿衣下炕。走出外屋，推开房门，啊，下了一场大雪!大翠骂道：“该死的老天爷，专跟好人作对!我说他爸爸，要不就等雪化了再去?”王老大说：“等到啥时候?阳坡脸上的雪少说得十天，阴坡的雪开春见了。”又磨了一阵镰刀，见妻子还呆呆地望着雪地，便安慰说：“这点雪算白玩儿，做饭吧!”大翠只好动手做饭，照旧是砍柴人的标准饭食，摇“尜尜”汤。就是开水煮棒子面疙瘩，放点咸淡，吃起来有稀有干，又经饿，又暖和。王老大稀溜稀溜连喝两大碗，起身到堂屋，从水缸里又舀了半瓢凉水喝下去，然后把绳子盘在梯架上，背上肩，接过妻子手里的干粮袋，便返回里间来。他用他的笨手，挨个给孩子掖好被窝，又从袋里掏出那张白面饼，一份份掰开，悄悄塞到他们枕头下面。大翠拉住丈夫的胳膊，说：“那是你的干粮，这人!”王老大笑了笑，从篮子里抄起俩贴饼子，又从柜下面拿了两块生白薯，放进袋子，拍打着说：“饿不着，渴不着，说不定啊，碰见个砍柴的渴急了，拿猪肉包子换我的白薯吃呢!”大翠倚着柴门，看着丈夫两只山鞋趿踏趿踏地着大雪，渐行渐远，不知怎么的，竟落下两滴泪来。唉，王老大就这样匆匆地告别了他的大翠和那安睡着的五个孩子，去了!半夜，还是用接大翠时用过的那辆白马大车，队长永绪把王老大连同那一大捆沾血的山柴，拉回了小王庄。大翠和孩子们割心一般的哭声，夹杂着飕飕的小北风，扑进各家落了灯火的小窗，人们都从被窝里支起身子，侧耳谛听。谁?她们哭的是谁?这三年小王庄的人们和全国一样，正忙于编造各种最完美、最高尚、最圣洁的口号，并为保卫这些口号进行着无休止的讨伐厮杀，几乎把那个连半条语录都背不出的窝囊废忘记了。按照凶死人的尸体不许进宅的村习，王老大被停放在他家院墙西边的一座碾棚里。这个操劳一世的笨人，静静地躺在自家的那副白茬门板上了。身上盖着一条皱巴巴的灰布门帘，两只穿着山鞋的大脚露在外面。当人们看到足有井筒子粗的那捆山柴，看到梯架上硬被拉断的驴皮袢时，都不禁摇头，轻轻叹息说：“太狠载了，贪呐!”王老大呀，你为什么这样贪?难道真的就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吗?可怜他，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临终背着“贪财”二字，死在那个史无前例的“狂热的十年”里。正在小王庄蹲点的公社书记，决不是坏人，却身患“热病”。此刻他正对着王老大的尸体流泪叹息：“谁走资本主义，这就是恶果，这就是下场哎!”他连夜向县里作了汇报，县里的头头明确指示：王老大之死，是资本主义害死人的典型事件!眼下运动正需要这种典型!要充分利用它，开个大规模的“现场批判会”，以便促使上下更多的人“猛醒”!刚结合进领导班子的公社书记，不管队长永绪如何阻拦，还是立即向全公社发出了电话通知。队长永绪依旧顽固地坚持己见，和公社书记激烈地争辩。他甚至连从前打老戏里听来的老词儿都用上了，他说王老大算得上“有仁有义的君子”，不应该“掘坟鞭尸”!这个王老大儿时的伙伴，小王庄的灵人，憋了一肚子气，赶忙来到王老大家，把正在陪伴大翠的媳妇叫到院子里，匆匆告诉她自己“营救”王老大的打算。媳妇听罢，仰起脸儿来问：“你不怕再‘受’一回?”永绪此刻竟激动得声泪俱下，说了句：“笨哥太冤，太可怜了……”便再也说不下去。永绪的快嘴媳妇是个多么知情达理的女人啊!她竟然那样爽快地同意了丈夫的打算，而且说出了那样有骨气的话：“去吧，只要不昧良心，家败人亡咱们认可!”小王庄出名的灵人，办了一件像笨人一样笨的笨事。他连夜找公社书记“坦白”：王老大不是私自进山，是他给的假，是他撺掇他去的!第二天，停放王老大尸体的碾棚前的空场上，早早儿地聚满了人，都是乘坐大汽车从县上赶来的。本村的社员却稀稀拉拉。阴沉沉的天，飘着雪花，西北风尖冷尖冷。王老大一生中最后砍下的那捆山柴，作为资本主义害死人的确凿罪证，摆在了碾棚前。山柴上挂一条白纸，上书：“牢记王老大的教训!”一行字，墨迹犹新。摆在那里，远远望去，宛似一个挽带飘拂的花圈。当那个重新上台、又指使人走歪门邪道的以致害死人命的队长，被积极分子们押到人前，山呼海啸般的口号便“响彻了云霄”。那口号丰富多彩而又各显威力，是每一适龄的中国人都声嘶力竭地高呼过多次的。眼前那些举拳头、喊口号最卖劲儿的，是县里各部门的代表，广播站的记者，以及外公社来的头头脑脑。他们用愤怒而好奇的目光盯着永绪，认定他是“罪魁祸首”，要“打翻在地”的。小王庄的哥们儿、爷们儿，却都是木呆呆的，作声不得。他们明白，眼前的事，是一个八面透亮的灵人，为一个死去的笨人，豁出了自个儿的一百多斤!至于队长永绪本人，尽管横遭斥骂，又被推推搡搡、扭来扭去，心里却是平静的。他觉得他是为他的笨哥承受着这一切，使笨哥的灵魂和他的肉体一同安息，免得再受一番“触及”。想到此，他感到一阵酸溜溜的快慰。他大哈着腰，奋力扭动脖子，想看一眼碾棚，不料，却看到了站成一排的五个被他“害”死的人的子女!他们哀哀地哭着，在瑟瑟的寒风和蒙蒙的雪雾中紧缩在一起，发着抖。队长永绪的心顿时又抽紧了。他猛地使劲挣开抓住他的人，脱下自己的半截子大衣，扔给孩子们。霎时，人群中有了晃动，有棉袄、皮袄从人们手上传过，带着乡亲们的体温，披到了死者遗属的身上，一件、两件，三件……现在，轮到死者的妻子控诉了。有人扶着大翠，走向那个“罪犯”。这一夜，她哭得死去活来，恍惚间似乎还记得公社书记教给她的话，好像是说，站在她面前的这个人就是她的“仇人”，是他，指使她的男人走资本主义，落得杀身之祸!她透过迷茫的雪花，定睛辨认，对，就是他呀!套一辆白马大车，把她和她的孩子们接进了小王庄，送入王老大的家门；是他，在铁锅顶不起锅盖的时候，把半袋子金黄小米送到他们的新家，那是人家口挪肚攒省下来的呀!王老大不肯收，两人在院里推来推去，她在屋里听得真切：“收下吧，可别把大翠嫂子饿跑喽!”昨晚，把她的丈夫接回家来的，也是他呀!她能控诉他吗?她控诉谁?控诉她的丈夫?这对半路夫妻，八年的日子过得多么辛苦，又是多么恩爱哟!她碰上了一个笨人，一个傻子，一个天底下难寻的好人!她望遍小王庄的街道，望遍大北峪的沟岭，她清楚地看到，丈夫那双穿着她绣了云子花布袜的大脚留下的每一步脚印，每一步都经得起人们的品评!啊，她能控诉公社书记吗?不，人家有人家的道理，那道理，虽然老像隔着一堵墙，但总归是关乎“子孙万代”、“红色江山”、“人类解放”的，咱个庄稼妇女，怎好戗着呢?大翠想来想去，只有怨自己!她不该拖儿带女连累了王老大!她不该当着他的面为孩子的冬衣犯愁!她不该放他顶着大雪进山!千不该，万不该，不该保存那一百二十六尺布票……许久，她说不出一句话。在发呆的众人面前，她掏出那叠曾和丈夫在灯下数过无数遍的布票，一把一把地撕碎，撕碎，片片纸屑散入飘飘降落的雪花之中……十年过去。小王庄的人忘不了这碾棚前的一幕。仿佛从那时起，他们才真正认识了王老大。一个笨人，秉着劳动者祖辈相传的操守，秉着对新社会的一片痴情，善良地活着，善良地死去。想起这一幕，小王庄的人们又感到惶愧。他们同王老大朝夕相处，却没有给他应有的尊重。他们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后还要受辱，而一个想要保护他的人，竟不得不采用了那样一种叫人痛心的方式!唯一使小王庄的人感到宽慰的是，王老大生前攒起的那个家，没散!照旧是娘疼儿，儿敬娘，兄弟姐妹之间亲如手足。也真巧，小水这个抱养儿子，连长相也都跟爸爸一模一样。如今，他跟小珍一块在队里劳动，顶起了家门，大翠那布满皱纹的脸上披上了幸福的笑容。他们的婚期定在正月十五，是快嘴的队长媳妇跟大翠一起商定的。自然又是永绪大叔搬动大印，给他们办了登记手续。小王庄各家，互相打听着，暗暗比赛着，都准备好了有意义的礼品。有两个兄弟大队，还说好了到时候给小王庄送戏、送花会呢!大年初一，当年那位公社书记来了小王庄一趟。他拉着小水和小珍的手，半晌说不出话，这位五十多岁的领导、长辈，竟当着王老大后代的面，像孩子一样呜呜地哭了起来。原载1980年第7期获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陈建功都说北京女的比男的多，可京西不少的小伙子就是搞不着对象。怎么，他们都没个模样儿，歪瓜裂枣似的?要不，就是不争气，都是吃饱混天黑的主儿?错啦。不信你就去看看。出了三家店，漂亮小伙儿有的是!身高膀圆的，眉清目秀的，拨拉脑袋就是一个!这里面，有劳动模范，有革新能手，也有吹拉弹唱，样样精通的。要是在北京城里，也能把姑娘们迷得魂飞神散呢。可他们是在京西，他们是井下挖煤的，是矿工。这就糟啦!姑娘们一听说干的是这一行，十有八九皱眉头，哪怕面前站的是十全十美的小伙子，回答也是两个字：“不成!”就因为这个，矿区的小伙子们搞对象不知碰了多少钉子。一来二去的，有的小伙子开始恨上身上这件工作服了，变着法儿也得把上面印着的“××矿”这几个字给抹了———走大街上怕人笑话，寒碜呀。有的小伙子还总结出一条“恋爱经验”：“先不能让她知道你是矿工，等把她‘俘虏’了，再亮‘番号’!”于是就有那么一位，在城里的一次舞会上认识了一位姑娘。人家问他在哪儿工作，你猜他回答什么?他说：“在黑色冶金粉末研究所工作。”多妙!……这笑话多啦。我可不敢再说了，京西的小伙子得向我提抗议：别净糟践我们!京西净是这号自轻自贱的人?有血气的小伙子也有的是!没错儿!有血气的小伙子有的是。“人家看不起咱，咱自己还看不起自己?挖煤怎么了?比别人矮半截儿?就欠给他们来次‘能源危机’，都把咱矿工当宝贝了!”说这话的，是燕南煤矿的采煤工辛小亮。他最容不得别人说他干的这一行不好。据说有一回有几个姑娘下井参观，领她们下来的工会干事一边走，一边抱歉似的说井下条件如何如何不好，让她们留神。辛小亮听不入耳了，说：“这儿又不是万寿山，不怕崴了西太后的脚!”把那位伙计憋了个大红脸。工友们笑他说：“你呀，甭想得人家姑娘的欢心，就抱着井下这些风锤电钻的过一辈子吧!”可不，别人给他介绍了四五回对象，全是第一面就吹了。至于人家一听说是矿工，连面都不见的，那就没数啦。辛小亮呢，挺挺儿地戳在那儿，还是个一米八的大汉!甚至比从前越发骄傲，越发牛气起来了!特别是见了姑娘们，眼皮抬都不抬。食堂里卖饭的姑娘们，矿灯房里发灯的姑娘们，没有不怕他的。他太损呀。到开饭时间了，你窗口晚开了一步，他就在外面敲开盆儿了：“卖饭呗!卖饭呗!……真他妈白吃饱儿!矿上养着你们干什么!干不了趁早回家抱孩子去!……”从井下出来，矿灯房的姑娘收他的灯，常来常往的，有时冲他笑笑。他反倒瞪人家：“谁跟你笑，瞅你漂亮?”一句话能把小姑娘噎出眼泪……这还不算什么。最气人的是，他给矿上的姑娘们起了不少“雅号”。这家伙聪明，外号一起就准。食堂卖炒菜的姑娘老板着脸，斜着眼睛翻人，他背后管人家叫“憎恨”。卖馒头的姑娘新近把头发烫成了“大花”，他就管人家叫“花卷儿”。四号卖饭窗口的姑娘其实是很漂亮的一位，特别是那双眼睛，水汪汪的，眼角微微向额上翘着，标准、美丽的丹凤眼。这位辛小亮倒好，偷偷叫人家“吊眼儿”……食堂的姑娘们早有耳闻，气得咒他“找一个丑八怪!”这可咒不着他，反正他是决心打一辈子光棍儿啦。其实小伙子漂亮，乱蓬蓬的刺儿头下面一副白净的方脸庞，老爱眨巴着眼睛高声说笑，潇洒又粗犷。他干活儿不惜力不说，拿起什么活计都有点机灵劲儿。要是不犯“嘎”，怎么也能交上女朋友的。谁知别人介绍了好几个，他死活不肯去见面了。这可把他妈急坏了。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眼瞅着连孙子也抱不上了。每次介绍人登门，总让辛小亮给噎走。他妈不知为这跟他抹过多少回眼泪，生过多少回气。有一回，他烦了：“妈，您别说啦，我这耳朵都起茧子了!我去见一面还不行!”他妈说：“你早明白一点，我给你准备八抬大轿!”他说：“那我可跟人家来实在的。”他妈说：“我让你拐骗人去了?”得，他这“实在的”可真够“实在”啦。一见面，女方说：“听说你在矿上工作?”他说：“是啊。”女方又问：“下井吗?”他说：“当然下井。”女方下一句话还遮遮掩掩的哪：“那……现在井下安全搞得不错了吧?”这位辛小亮倒好，嘎劲儿上来啦：“不安全。净死人!我们矿上，净是寡妇!”这不是胡说八道吗!可他这招儿真灵，不但对象吹了，打这以后，介绍人也不大上门儿了。他妈不更抓耳挠腮了?有什么办法!整天找茬儿跟那个退休的老伴儿生气：“就知道喝茶喝茶，找那些糟老头子‘敲三家儿’，‘拱猪’……儿子的事你就屁也不放一个!还像个当爹的?……”辛师傅过去也是个老走窑的，少不了那份幽默劲儿：“那你说咋办吧。我这就准备绳子。你指点着，相中哪一位了，后半晌我给你捆一个回来……”辛大妈心急火燎，见了家属区里“他婶”“他姨”的，少不了唠叨儿子的“对象问题”。这嘴皮子是不会白磨的。这不，这天傍晚，热心肠的乔奶奶又上门儿啦。乔奶奶住柳花台家属区，离工人新村好几里地远，一双“白薯脚”(雅称“解放脚”)一颠一颠地赶来也真不易。辛大妈见乔奶奶一身新，心里就明白了几分，高高兴兴地招呼她进里屋喝茶。两个老太太在里面嘀咕了好一会儿，然后把辛小亮叫进来了。“小亮，乔奶奶特意为你的事跑来一趟。我听着，那姑娘挺不错……”“哪儿的呀?”辛小亮举起双掌，按住两边的眼窝，使劲儿揉着，又上上下下在脸上搓了好几把，撇嘴笑着，那样子活像开始犯困了。乔奶奶说：“那姑娘过去在京棉三厂。这不，家里只剩一个老母亲了。调回矿上上班，照顾她妈。现今在食堂卖饭哪……”“哦。倒近。”辛小亮还是一副睡眼迷瞪的样子。辛大妈恨不得过去给他一笤帚疙瘩。乔奶奶笑了：“近还不说。那姑娘真不赖呢。听说在食堂得算顶漂亮的。双眼皮儿，细皮嫩肉……”“得，得，谢谢您了。”辛小亮耷下眼皮，摆手把乔奶奶的话截住了。“乔奶奶，您快别说了。老远的，您跑这一趟也不易……真对不起您，我得扫您的兴了。我呀，您就找那些猪不吃，狗不啃，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主儿介绍给我得嘞。您说的这位，咱消受不起。那是给矿上的小科长们啊，写材料的小白脸儿们啊，头头脑脑的儿子们啊预备的。咱可没那个福分……”“你还不知道是谁，就……就把人家回啦?”辛大妈火了。“甭问。问也白搭。人家肯定看不起咱们。咱也不高攀人家。一见面准崩。让乔奶奶再白受累，咱也不落忍……”说着，他站起来，冲乔奶奶笑笑，走了。“瞧我这孩子!瞧我这孩子!……”辛大妈气得直哆嗦，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没啥!没啥!搞对象嘛，还不得由着他们?谁不得挑个可心的!强扭的瓜不甜……”乔奶奶是个开通人，咯咯笑着，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了。话是这么说，她这一路可犯愁啦，回去怎么回女方的话呀？姑娘是她老邻居孟家的闺女孟蓓，二十四岁了。前儿个，孟家老太太托她给闺女张罗，她一口应承下来了：“行，行啊大妹子。别人家的闺女咱不敢说，您这姑娘还愁找不着婆家?我包你得个满意的姑爷!”谁承想，第一个，就撞上了辛家那么一个嘎小子!怎么跟孟老太太说呢。说辛小亮连名儿也不打听，就一口回绝了?那可太伤面子了。人家闺女那么漂亮，漂亮姑娘脸皮子全薄啊……乔奶奶到底是乔奶奶，来到孟家，倒也没什么为难的了。她告诉孟老太太那小伙子并不合适，个头儿不高，脸庞儿也不精神，和孟蓓站一块儿不般配!“赶明儿我给您找个合适的!把咱家小蓓介绍给那个辛小亮，太亏!闹不好，见第一面下来，咱小蓓就得气得背过气去！”三言两语，把孟老太太说得乐散了架儿，既开心，又熨帖。等闺女下班回来还当笑话唠叨个没完。没想到闺女听了，却撇了嘴，气夯夯地把手里的茶杯往桌上一推，说：“都是您都是您!多管闲事!”闹得孟老太太忽然摸不着头脑了。以前，她也给闺女张罗过，虽说闺女也不乐意让她管，可从来也没发过这么大的火呀。孟蓓回到自己屋里，也奇怪刚才为什么要发那么大的火。慢慢的，她明白了，自己是在生辛小亮的气。俗话说，吊眼的姑娘难斗。这话不好听，可有点儿道理———丹凤眼的孟蓓确实不是那么好唬弄的!听妈妈一讲，她就明白乔奶奶在瞎说。辛小亮，她太认识啦!个头儿绝不低，脸庞儿绝不难看。哼，那家伙肯定说出了什么难听的话，乔奶奶回来不好一五一十地转达，找个话茬儿搪塞罢啦。她哪想到，孟蓓还没调回来时，就见过这位辛小亮。岂止见过，他肚子里憋什么坏水，对姑娘们抱什么态度，她都知道!那是去年春节前，她从城里坐火车回矿，陪妈妈过节。车还没从永定门站开出的时候，她就听见靠背那边的座位上，两个小伙子在聊天。和自己一板之隔坐着的，是个高声大嗓的大块头，坐在椅子上很不老实。聊得高兴了，爽性用膀子一下一下地撞靠背，好像浑身有劲儿没处使。有时，他仰面大笑，把那支楞着又粗又硬头发的后脑勺倒过来，头发触到孟蓓的头上，气得她躲了好几回。他对面坐着的一位，是个“活宝”，岁数小，声音细，不断和自己的朋友开玩笑。开始，孟蓓倒不注意他们聊些什么，只听他们讲什么“到北京钓鱼”啦，“鱼没钓着，惹一肚子气”啦。孟蓓心里奇怪：“大冬天的，到北京钓什么鱼!”听着听着，她捂着嘴偷偷笑了：什么“钓鱼”啊!敢情这是矿工的“行话”，说的是“交女朋友”!孟蓓倒是从小在矿区长大的，还没听过这么个讲法儿哪!再听下去，那粗声大嗓的小伙子在讲“钓鱼”的经过。那个“活宝”呢，不时地插科打诨，逗他。他们的话，惹得孟蓓好几次险些笑出声儿来。有一次，她实在忍不住了，装作取开水，跑到车厢间的过道儿里，笑了好一会儿———“瞧瞧，为这么一趟，我妈忙活得骨头都酥啦!逼我穿上这么一身不说，还教我哪：到了北京，别露怯，显出咱没见过世面。记着，人家爸爸是煤炭部的干部，你可别叫人家‘大爷’。得按城里的规矩，叫‘伯父’……”“嘻嘻……”大概是“大块头”学他妈的口气学得太像了，“活宝”笑起来：“结果怎么样?一进人家门，舌头就转筋了吧?”“瞧你，咱窑工让人瞧不起，可并不是武大郎卖豆腐，人熊货软!到了她家，咱也不卑不亢，人模狗样的哪!”“得得得，牛气不小，怎么灰溜溜回来了?”“灰溜溜?告诉你，别说她长那模样儿咱不待见，就是天仙似的，我也不要!”“狐狸吃不着葡萄，说葡萄是酸的。”“烂葡萄!哼，见一面不要紧，得做几天噩梦，折我十年寿!……八成是城里找不着人家了，处理给我啦。可她家老头儿老太太还觉着便宜了我这个傻小子哪!亏那老头子还是煤炭部的，把咱窑哥们儿挤对得够呛。说什么‘过了三家店，家雀儿都是黑的’。还说‘你样样都好，就是工种不好’。又吹说马上要想法子把我调出井下……把我气得鼓鼓儿的，心说：你们倒样样都好，就是心眼儿不好!良心大大地坏了!要不碍着介绍人的面子，不损他两句才怪!……”;“对！”“活宝”也不禁义愤填膺了。“老弟上刀山下火海，也得给你奔个大嫂子来。明儿还给他们送喜糖去，气他!”“算啦，别气我了!我打一辈子光棍也不找啦!……那些女的。没几个不势利的!”“你还是认熊了!熊!熊!”“熊?我出气了!临走，趁屋里没人，顺手把身边的暖气给他关了!把旋钮摘下来，出门又扔回他家报箱了!别看你是煤炭部的，冻一宿吧!……”“哈哈……”两个人又笑起来。座位的靠背又让那个“大块头”撞得“砰砰”响。就这么着，两个小伙子简直像在说相声，你一言，我一语，聊了一路。孟蓓呢，也偷偷听了一路。她挺爱听，常常忍不住想笑。可有时却又气不过———他们也太伤人了，常把那些轻蔑的话推而广之，对女同志有一种令人不能容忍的偏见。要是在自己工厂里，熟人中间，孟蓓肯定要站起来，唇枪舌剑地回击了。哼，你们男的就那么好?她也可以举出好几例，证明有不少趾高气扬的小伙子，瞧不起她们纺织姑娘呀!想是这么想，她还是蔫蔫儿地靠在那儿听着———甚至靠背被撞得最厉害的时候，她也没有什么抗议的表示。车到燕南煤矿，孟蓓下车了。没想到他们也在这儿下车。听到有人和他们打招呼，孟蓓一下子就记住啦。那个“一肚子坏水”的“大块头”，叫辛小亮。那“活宝”呢，叫赵涛。这以后没多久，孟蓓就从城里调到矿上了。辛小亮在矿上是个人人瞩目的人物。他的大名经常在矿上的广播喇叭里被喊出来。超什么纪录呀，战什么险情呀，这就不必说了。就是在工会组织的摔跤比赛场地上，他也是观众们崇拜的勇士。更何况他净在卖饭窗口外喊“白吃饱儿”，孟蓓能不一下子认出他来!孟蓓是个自尊心极强的姑娘。一瞧见辛小亮，她就想起火车上那一段，心里一直气不过———他太狂了!太看不起女同志了!可她还是原谅了他。谁让姑娘们中间，确实有那种势利眼呢。在矿上时间长了，从女伴们那里听说了好多矿工搞对象的“趣闻”，其中当然也有辛小亮的事，心里对他倒有几分敬畏啦。以至听说自己也被起了外号，她还是微微一笑，只是心里说：“哼，你这就算男子汉啦?也就给人起个外号，出出气。连个知心的人都找不到!”……可这一次，孟蓓是大大生气了。她坐在床上，靠着被子垛，猜想着乔奶奶怎样去辛家，辛小亮怎样冷言冷语。哼，他那一翻一翻的眼皮子怎么动，孟蓓都猜得出来!……这天晚上，辛小亮躺在床上，倒还和往常一样，鼾声如雷。他根本不知道，并且也不想知道自己一口回绝的，是食堂的哪一位姑娘。“真是那么漂亮?她叫什么名字?……”这样的念头他闪都没闪，高高兴兴地去看了一晚上电视，十点钟回来，宽衣上床，进入梦乡。他更不可能想到，几里地以外，柳花台家属区，有个姑娘为了他直到半夜还没睡着。别看她眼角向上翘翘着，嘴角也向上翘翘着，笑模笑样儿的。她在咬嘴唇，小酒窝一跳一跳的———气得够呛呢!孟蓓这姑娘可不是那么好惹的。别瞧他辛小亮气粗如牛，买饭之前还是敲盆敲碗，没心没肺地捣蛋，孟蓓反正盯上他啦。结果怎么样?没过几天，孟蓓站在窗口里就把辛小亮给治了，治得服服帖帖!你说邪不邪?第一次，就是辛小亮害得孟蓓半宿没睡着觉的第二天，中午开饭的时候，辛小亮排在四号窗口买米粥和炸糕，巧巧儿赶上卖饭的是孟蓓。“二两粥，四个炸糕。”辛小亮把大搪瓷碗递进了窗口。“当……当……”铁勺碰得碗底脆响。二两米粥盛上了。“砰”，放在窗口台儿上，热腾腾的米粥一涌，险些溢出来。“拿着!”四个炸糕捏在孟蓓手里，伸了过来。辛小亮只拿来一个碗，已经盛上了粥。如果接过炸糕，又怎么腾出手来交饭票?“搁这儿!”他把两根筷子架在粥碗上。孟蓓眼帘一挑，瞪了他一眼，把炸糕往两根筷子中间重重一搁。筷子“当啷”滚下粥碗，四个炸糕一下掉进了粥里。“啧啧啧，怎么搞的，你怎么搞的!……”辛小亮急得把脑袋伸进了窗口，用嘴吮着稀粥漫出的碗沿儿，烫得他不时吸嘘着。“你干什么吃的!……我不要了!不吃了!……这叫炸糕吗?成元宵了!……”辛小亮气得喊起来，“退你吧，我不要了!”看着他那狼狈样儿，孟蓓噗哧一声笑了。又抿起嘴，丹凤眼里闪着开心的光：“得啦得啦，凑合吃吧，下次多拿个碗来……”“真是白吃饱儿!连个炸糕都不会放!我不要了!……”辛小亮还是怒气冲冲地喊着。孟蓓呢，眼角也像在笑，嘴角也像在笑，还是轻轻的声音：“谁让你用的是圆筷子。要用方筷子，也接住啦……吃吧，去吃吧，吃到肚子里还不一样了?……”唉，再发火，有什么意思呢。辛小亮气得咽下一口唾沫，端着“粥泡炸糕”，走了。食堂就那么几个窗口，卖饭的也就那么几个姑娘。想买饭，又不想碰上哪一位，这是不可能的。何况辛小亮根本没想到孟蓓会成心治他。这么着，在窗口遇见，可不止这一次啦，孟蓓对辛小亮的怨气，这一次也没出够哪。得，这以后，辛小亮只要买饭撞上孟蓓，不是豆腐脑里多搁了卤，咸得没法儿下嘴，就是要吃白菜，她给盛了西红柿，进了饭碗，不端走还不行。有时候，辛小亮是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有时候呢，站在窗口，七窍生烟地嚷嚷一通。可气的是，孟蓓还是第一次那个劲儿，不跟你发火，反倒挺得意，笑模笑样儿，细声细气的。辛小亮还是只好一走了事。辛小亮哪受过这个呀!三次两次，他坐到饭桌前嘀咕开啦：“我怎么她了?她干吗净跟我过不去!……”“你净喊人家‘白吃饱儿’，又叫人家‘吊眼儿’，不治你才怪！”赵涛———就是孟蓓在火车上也见过的那个“活宝”，眨巴眨巴眼搭话了。“可前几天还挺顺的哪，怎么……”辛小亮还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行啦行啦，包在我身上。‘情报局长’给你调查调查去。”别看赵涛人不大，猴精猴精的，几十里矿区，几乎没有他不认识的人，没有他没去过的地方。自封“情报局长”，是当之无愧的。果不其然，两天以后，赵涛的“情报”回来啦。“你得罪人家了。”他绷着脸，神色严肃地说。“狗屁!我看都没多看她一眼！”“嘿嘿，就为这个!……是俱乐部老杨头儿告诉我的，你把人家晾啦!……”天哪!辛小亮一下子明白了。俱乐部老杨头儿就是乔奶奶的老伴儿。敢情乔奶奶那次要给他说合的，“食堂最漂亮的姑娘”，就是孟蓓!哈哈，自己当初连个名字都没问，现在才知道!他拍拍脑门儿，嘿嘿笑起来，捶了赵涛一拳，把坐椅晃得“吱吱”响。可慢慢的，他不笑啦，心里总有点疙疙瘩瘩的，一肚子心事。说实在的，这也是个聪明小伙儿。他寻思着，我那就得罪她了?至于吗?我当时说啥来的?说啥了?哦，———我说她“是给小科长，写材料的小白脸儿，头头脑脑儿的儿子预备的”。是为了这句话?不，乔奶奶不会把这话传给她呀!哦，是因为说了“人家看不起咱，咱也不高攀人家”?……总之，辛小亮心乱啦。“敢情是为了这，得罪她了?那怎么才算不得罪她?”他想这些的时候，眼前闪出一个卖饭窗口，里面有孟蓓那含嗔带怪的眼梢嘴角，又有孟蓓“治”了他以后那得意的笑……这里面，好像都包含着一种难以言传的深意啊!小伙子们哪，你们谁也别夸口自己有“坐怀不乱”之勇，看看你们的血性男子汉辛小亮吧，当他从疑惑中恍然大悟，又渐渐品出一点儿味来的时候，竟也忘了自己所固守的对女同志的偏见，从吃“粥泡炸糕”开始，回味起每一次被“整治”的细节来了。虽说只有那么三两次，却被他反复咀嚼。他骂了自己多少遍“没出息”也没用……这天，他又去四号窗口买馄饨。看见孟蓓在窗口里面，隔着五六个人，他的心就开始怦怦跳了。他要了二两馄饨。虽然还是装出平常那种不经意的样子，眼睛却偷偷瞟着窗口里那颀长的身影。雪白的工作服很合体，衬出那圆圆的肩头。松润的鬓发被身边电扇的风吹得飘飘忽忽，有一绺搭在她上翘的眼角上，她抬起右臂弯，灵巧地向上一抹，然后把手里的铁勺一挥，“当”，馄饨盛在左手的搪瓷碗里。“两毛五。二两。”她和以往一样，重重地把碗放在窗口台上，眼睛毫不躲藏地盯着辛小亮，紧抿着小嘴，下唇轻轻地一努一努。辛小亮慌慌张张地找出三毛钱饭票。她接过来，找回五张“一分”，往窗台上一扔。“呼”，电扇吹来一股风，把三张饭票吹进了辛小亮的馄饨碗里。“哎呀!”她肩膀一耸，眼睛一闪，做了个怪样，又噗哧一声笑了。脸红红的，伸手把饭票捏出来。“不脏，不脏!……”她的眼睛还是大胆地朝小亮望着，“你骂我吧!”那眼睛好像在祈求。“你才不会骂呢!”那眼睛又有几分得意。要是以往，辛小亮不又得暴跳如雷才怪!可现在……“唉，也就是赶上你了!”辛小亮瞪着她，做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苦笑着接过换给他的干净饭票，端起了饭盆。身后，传来那姑娘的笑声，这是从心里冲出来的笑。吃馄饨的时候，他几次把勺子送到鼻尖上，心里又暗骂起自己“没出息”来啦!这往后，辛小亮真的“没出息”啦。排队买饭，不喊了，不闹了，老实得像根木桩子。赶上孟蓓卖饭，一站进队，脸就红。这些，瞒谁也瞒不过赵涛———他老跟在他后面呀。得，这小家伙故意用话撩拨他啦：“小亮，怎么如今老实了?不喊‘白吃饱儿’了?”“你没喝酒啊，脸红什么?”……到了饭桌上，赵涛更少不了拿他开心。小亮端起了粥盆，赵涛问“香不香”；小亮摘下帽子，赵涛问“热了吧”；小亮吃完了，赵涛指着盆底儿说：“还不刮干净点儿，多香甜的棒子面儿呀!”……辛小亮把他推一边去了：“滚滚滚。”赵涛还有“杀手锏”哪：“怎么，过河拆桥啦?你还有用得着我‘情报局长’的时候!……”可不是!这天上早班，汽笛快响的时候，赵涛来了，兴冲冲地跳进小亮坐的人行车里，得意扬扬地说有“最新情报”，然后，忍不住举起手里的镐把儿，往小亮的玻璃钢帽盔上敲：“太开心啦!太开心啦!……‘吊眼儿’……哈哈，真妙!……”往常，赵涛有了那么一点点关于孟蓓的“情报”，且卖关子呢，非憋得辛小亮心痒难熬才说出来。可今天，他根本没心思卖关子啦：“这是第一号‘情报’，第一号!”“得得得，今晚夜宵店不开门啊。”———赵涛平常净拿孟蓓的一颦一笑当“情报”，拉小亮去夜宵店敲竹杠。“我请客!”赵涛举手打了个响榧。“孟蓓给胡连国来了个大窝脖儿!……你当只是你的胜利?这是咱窑哥们儿的胜利!”胡连国是劳资科长胡玉通的儿子。本来和小亮他们一样，是燕南矿的井下工人。可他爸爸让他“支援”了燕北矿。一换了单位，就成了科室干部，不再下井啦。兄弟矿嘛，劳资科也互相协作得不赖。胡连国追孟蓓了?辛小亮还是第一次听说。“他托膳食科的一位副科长去说合。还说矿长办公室的打字员考上大学走了，正要补一个。透出那口风不说你也明白啦!……你猜孟蓓怎么回答?你猜不着!”“还不美得屁颠屁颠儿的？”辛小亮说。“去去去!”赵涛一挥手。“人家孟蓓问了一句：‘他爸爸今儿晚上要是咽气了呢?我靠谁去?’哈哈……”“呜———”汽笛响了，人行车“咣当咣当”起动了。赵涛凑到小亮耳边，在轰隆隆的巨响里高声喊道：“她还说啦，科长的儿子，又是科室干部，咱可攀不起，要是个井下工人嘛，差不多……这可是重要信号，重要信号啊!”说完，他又向后一躺，双腿掀起老高，开心地笑着。;“真是笨蛋!放着打字员不干，还挺爱卖豆腐脑……放着白脸儿不爱，爱黑脸儿!”辛小亮摆出一副漠不相干的神情，冷冷地笑着。其实，赵涛早把他琢磨透了：“别猪鼻子插葱，装象了，啊!”他捶了小亮一拳，放开喉咙，反复唱着《解放军进行曲》的第一句“向前向前向前”，在奔驰行进的人行车里晃着。平常下班以后，辛小亮的眼窝里，鼻翼边，总带着黑印儿，这是他在浴室里用十几分钟“结束战斗”的标志。可今天，他足足在喷头下面耗了半个小时。下午回到了家，按惯例，晚饭应该在家吃的。可今天呢，他没魂儿了似的，终于跑到邻居家，给妈妈留下话，说矿上有事，走了。什么事啊?就是到矿上食堂吃晚饭———孟蓓在四号窗口卖饭哪。吃完了晚饭，心神不定地在山谷里转悠了好久，十点多钟，又进食堂吃了一顿夜宵———也就是说，这一天，他吃了四顿饭。食堂要是不关门，恐怕他还得去吃第五顿!害得他妈白白往商店转悠了一下午，买回来那么多好菜，预备着给他过生日!用赵涛的话来说，自从辛小亮接到了“重要信号”，就有了十大变化。第一，绝口不提“吊眼儿”这个外号了。第二，晚饭也在食堂吃了。第三，专爱买四号窗口的饭。第四，吃饭愣神儿。第五，也不提什么“打一辈子光棍儿”了。第六……赵涛真不愧是“情报局长”，算是把小亮的心思摸透了。“伙计，咱平常挺冲的啊，这会儿还等什么呢!没胆儿就说一声，老弟撕破脸皮，帮你上门问她愿意不愿意!”这话不假。辛小亮平常对女同志耍横犯嘎，真到了这节骨眼儿上，什么招儿也没啦。赵涛看着费劲儿，倒比小亮还急三分：“咱矿工搞对象，是‘集体’搞哪!找着一个有眼力的姑娘，不易!”他捋胳膊挽袖子，“反正我是完啦。倒八字的眉毛，绿豆眼儿，又摊上干的这行当，一辈子没人跟!可我小亮哥该有个好爱人啊，多精神的小伙儿，谁看不上他谁瞎了眼!……”这小伙子在井下干了几年，讲起话来总是充大，学老窑工的口气，未免粗俗。可他确有一种为了他小亮哥两肋插刀的侠气。几天以后，辛小亮休假。这天赵涛也歇了。午饭时，他来得很晚，卖饭窗口前，已经没什么人了。赵涛到四号窗口买了饭，靠在一边，歪着脑袋，对里面的孟蓓说：“给你们食堂提个意见，行不?”孟蓓一看是他，心想：“你也是提意见的人?憋什么坏哪!”她说：“有意见找科长提去。”赵涛说：“我专给你提的!听说你还得头等奖金呢，我们班的辛小亮病了好几天，想吃点可口的东西都没有!你没见他一天往食堂跑好几趟!”孟蓓的脸红了：“去去去!谁病了都管，就他病了活该!”“当真?”“当真当真当真!”孟蓓的声音又甜又脆，“告诉他去吧，活该!”赵涛端起饭碗，“咳”了一声，装一副丧气样儿，心里却偷偷发笑。三口两口扒完了饭，他又到了辛小亮家。“辛小亮，今儿下午别出门啊。在家等着，有重要的事。”“什么事啊?”“党委书记找你谈话。”“我?我怎么了?……”“你好哇!……一会儿就知道啦!”他穿着白背心，手里摇着脱下的衬衫，风车一样地转着，跑了。他跑进家属区的小酒铺，买了一升啤酒，一碟香肠：“哼，今儿要不是他得在那儿等着，非逼他请客不可!”且说孟蓓轰出了赵涛，站在卖饭窗口里愣神儿。你可不知道，姑娘们都有一种特殊的敏感，从小伙子的一缕眼神里，也能看出此中的深意。更何况孟蓓这样的，从纺织厂的姑娘堆儿里出来，又精明得不饶人的姑娘!辛小亮心里哪怕打起一个浪花，也逃不过她的眼睛。开始，她多开心哪，降伏了这个狂气的小伙子，出了一口气，真是太棒了!到现在，她忽然明白：天哪，到底谁降伏了谁啊!你为什么老希望他站到你四号窗口的前面?你为什么在“治”了他以后，总后悔自己太泼辣，总在想：“人家不讨厌你?”……爱情这东西，真是太神秘了。我敢说，不管是诗人还是心理学家，他们给爱情下的定义远没有真正的生活来得微妙。孟蓓当然深深地爱上了那个“大块头”辛小亮，可到底是从哪一天开始的?她也说不上。也许，是在火车上，第一次见面，听了他那些让人笑破肚皮的谈话之后?……可是刚才，听了赵涛一番话，孟蓓的心里又“骂”上辛小亮啦!她知道赵涛是辛小亮的“哥们儿”。哼，鬼知道是真病假病!真病，找我干什么?想吃可心的东西?回家去呀……一天往食堂跑好几次，不是心病才怪!……想着想着，她的脸一直红到眉梢，抿嘴儿想乐：这会儿就不充好汉了，还得派个传话的来。我非去给你治治这个“病”不可!这一下午，辛小亮真听了赵涛的话，老老实实地在家等党委书记啦。听到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孟蓓，这才明白赵涛那家伙把自己骗了。当然，这比门口站着党委书记可招人高兴多了。可这……这也太突然了。他心慌意乱，舌头打不过卷儿来。“……哦，是你!……你，干什么来了?”问完这句话，心里一个劲儿后悔。这样问，太失礼啦。孟蓓呢，望着他，一笑，不答，坐到椅子上，眼睛往四处打量：“听说你病啦，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好。是真的吗?……”“胡说!”虽说辛小亮这两天真的茶饭不思，他才不会嘴软呢。“我睡得香着哪。一天吃一斤六两，活得舒坦着哪！”孟蓓从鼻子里“哼”了一声，亮晶晶的眸子往他身上一闪：“可是你哥们儿赵涛说的。还把责任推我们食堂的人身上，说是吃得不可心儿啦什么的……说你一天进五六回食堂，还是不可心儿……”孟蓓忍不住从嘴里喷出笑来。“你听他的?听他的……”他说了半句，把后半句咽下去了。他本想说“听他的两口子都得分家”，又觉得这么说好像有点儿那个，他“呃呃”了两声，什么也说不出来了。“真的没病?”孟蓓就差过去捶他了。“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活得自在，过得滋润!”该死的!孟蓓气得哭笑不得!过去在纺织厂里听姑娘们议论，到这个份儿上，再硬的小伙子也得露点儿声气儿了，说自己“睡不着觉”啦，“吃不下饭”啦。可他……有什么办法!孟蓓几乎拔腿要走了!哼，过得滋润、自在，一个人过去吧!过一辈子!……姑娘的心还是硬不过小伙子，你信不?这不，孟蓓没走，坐在那儿，挺尴尬，她还是红着脸，东问一句，西扯一句。她心里想，哼，再坐十分钟，你要是还装傻，我就走，再也不理你，看你怎么办!……十分钟到了，她又想：再给你五分钟，该死!……辛小亮和孟蓓在屋里坐冷板凳。这屋子对面，辛家的小厨房里，可紧张着哪。孟蓓刚进屋没多一会儿，辛大妈就买菜回来了，还从菜市场拽回来一位，就是上回要把孟蓓介绍给小亮的乔奶奶。一路上，辛大妈搀着老太太，千般感谢，万般道歉，骂自己的“犟头”儿子，最后无非还是那句话：请乔奶奶别见怪，再给小亮张罗一个。两位老太太你搀我扶地到了辛家，正待进门，听见里面有姑娘的声音，隔玻璃窗一看，乔奶奶忙把辛大妈拉一边去啦。“可了不得啦，大妹子!……咱们操的哪门子闲心呀，你们家小亮这不都搞上啦……”“搞上了?谁呀?”“就是上次我要说给他的孟家闺女呀!……啧啧，人家敢情是秘密接头……”乔奶奶咯咯笑着，用手捂着腰，生怕笑岔了气。辛大妈还想凑窗户上看个仔细，让乔奶奶拽到小厨房去了：“别添乱!咱们七老八十的，一边待着去!”这么着，两位老太太在小厨房里躲了老半天啦。小厨房里还生着火炉，又赶上夏天，闷在这里可不算个事儿。这倒是次要的。主要是辛大妈着急呀，开始还听见那姑娘在笑，怎么一会儿没什么声儿了?辛大妈一个劲儿催乔奶奶一块儿看看去：“您可不知道，我那嘎小子动不动就犯犟，咱们在旁边待着，别让他把人家姑娘给欺负了……”三说两磨的，等到乔奶奶经不住厨房的热劲儿，也就跟她一块儿去了。两位老太太进了门，算是把屋里的别扭劲儿冲开了。可乔奶奶三句闲话没扯完，就点上正题啦，这可把两个小年轻的臊个大红脸!“好小亮!我看你上次扬脖儿挺胸的，也是个发誓打一辈子光棍儿的好汉，敢情瞒着你乔奶奶哪!你不是要那猪不吃，狗不啃的主儿吗?我们孟家的姑娘可金贵哪，人家跟你?……”“乔奶奶，您……您扯哪儿去啦!”辛小亮一个劲儿挤眼睛。“甭做鬼脸儿!那我也得揭发你!……”乔奶奶又转脸对孟蓓说：“话又说回来。这个小亮呀，除了犟，样样都好。你看看，我跟你妈说的不差吧，个头儿又高，脸庞儿又精神……你们站一块儿，真是好好的一对儿呢!……”孟蓓气得直瞪对面的辛小亮。谁让她天生一副笑模样儿呢，像生气，又像笑。这么着，这层窗户纸，让乔奶奶给捅破啦!辛大妈根本没听见乔奶奶唠叨啥，只是上上下下起劲儿地端详眼前的姑娘，乐得拢不住嘴。“搞对象有闷在屋里搞的?这么好的天儿，俱乐部又有电影……”乔奶奶俨然是权威的介绍人的口气了：“去!到俱乐都去。跟我们家老头子说，是我让你们去的，给找两个座儿，看电影!”不知是乔奶奶的命令有威力，还是人家两个年轻人各自有心。他们红着脸，一人撑一把伞，走啦。乔奶奶真会说话：多好的天儿———凉丝丝的雨点儿漫天飘着哪……看着两个年轻人走了，乔奶奶的得意劲儿还没过去：“昨儿矿上李书记见了我啦。问我：‘乔老太，听说你净忙活着给青年人拴对儿啦。’可把我吓坏了。我说：‘李书记，这没啥错误吧?’李书记乐了：‘怎么是错误!那么多安心为四化挖煤的好小伙儿没人认，你给引荐引荐，让那些姑娘们知道，小伙子们心里都有宝啊!’……嘿嘿，我这个人呀，越说我胖，我越鼓腮帮子。这不，昨儿晚上就跟我那老头子说了：‘你那俱乐部得给我配合!凡是我介绍去的小伙子和大姑娘，你得保证人家两个人看上电影!’谁想到，小亮他们成第一对儿啦……”乔奶奶一边说一边乐，转脸一看，辛大妈竟笑着抹上眼泪儿了。“哟，大妹子，这是怎么啦?”辛大妈说：“我先寻思着，小亮这行当真干错了，得打一辈子光棍儿啦，谁承想找着了这么好的一个姑娘……”两位老太太闲扯这当儿，孟蓓和辛小亮已经走上永定河畔的马路了。“这个乔老太太，真没治！”辛小亮嘿嘿笑着，又偷偷斜眼瞟孟蓓。孟蓓瞪他：“你才没治呢!”“哟，我怎么啦?”“你干的坏事还少?”“我干什么坏事啦?”“自己想想！”辛小亮挠挠后脑勺，好像想不起来。孟蓓站定，把自己举的伞收了，说：“过来。”辛小亮乖乖儿地举着伞站过去了：“你今儿成心给我摆什么谱啊?瞎折腾!”孟蓓说：“不让你请罪就美了你!”“我到底怎么啦?”“你都说了我什么坏话?老实交代!”“没有哇。”“装得多像!”“我说什么来着?你倒给我提个头儿。”“你说我眼睛来着……”“眼睛?眼睛……”辛小亮脖子一缩，眼睛一眯，鼻子一耸，坏笑起来。他瞟着孟蓓那俊俏的微翘的眼角。“我说你是丹凤眼啊……要不，要不怎么看着我那么……顺眼呢。”“鬼!谁看着你顺眼!鹰鼻鹞眼，长脖鹿的个头儿……”孟蓓好像不把难听的话全发泄出来不足以平“吊眼儿”之恨。终于，她也忍不住笑了：“也就是啊，有一点还像个人!”“哪一点?”孟蓓挨他近近的，轻声说：“你呀，也还算个男子汉。”原载1980年第8期获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汪曾祺一这地方的地名很奇怪，叫做大淖。全县没有几个人认得这个淖字。县境之内，也再没有别的叫做什么淖的地方。据说这是蒙古话。那么这地名大概是元朝留下的。元朝以前这地方有没有，叫做什么，就无从查考了。淖，是一片大水。说是湖泊，似还不够，比一个池塘可要大得多，春夏水盛时，是颇为浩淼的。这是两条水道的河源。淖中央有一条狭长的沙洲。沙洲上长满茅草和芦荻。春初水暖，沙洲上冒出很多紫红色的芦芽和灰绿色的蒌蒿①，很快就是一片翠绿了。夏天，茅草、芦荻都吐出雪白的丝穗，在微风中不住地点头。秋天，全都枯黄了，就被人割去，加到自己的屋顶上去了。冬天，下雪，这里总比别处先白。化雪的时候，也比别处化得慢。河水解冻了，发绿了，沙洲上的残雪还亮晶晶地堆积着。这条沙洲是两条河水的分界处。从淖里坐船沿沙洲西面北行，可以看到高阜上的几家炕房。绿柳丛中，露出雪白的粉墙，黑漆大书四个字“鸡鸭炕房”，非常显眼。炕房门外，照例都有一块小小土坪，有几个人坐在树桩上负曝闲谈。不时有人从门里挑出一副很大的扁圆的竹笼，笼口络着绳网，里面是松花黄色的，毛茸茸，挨挨挤挤，啾啾乱叫的小鸡小鸭。由沙洲往东，要经过一座浆坊。浆是浆衣服用的。这里的人，衣服被里洗过后，都要浆一浆。浆过的衣服，穿在身上沙沙作响。浆是麦粒水磨，加一点明矾，澄去水分，晒干而成。这东西是不值什么钱的。一大盆衣被，只要到杂货店花两三个铜板，买一小块，用热水冲开，就足够用了。但是全县浆粉都由这家供应(这东西是家家用得着的)，所以规模也不算小。浆坊有四五个师傅忙碌着。喂着两头毛驴，轮流上磨。浆坊门外，有一片平场，太阳好的时候，每天晒着浆块，白得叫人眼睛都睁不开。炕房、浆坊附近还有几家买卖荸荠、慈菇、菱角、鲜藕的鲜货行，集散鱼蟹的鱼行和收购青草的草行。过了炕房和浆坊，就都是田畴麦垅，牛棚水车，人家的墙上贴着黑黄色的牛屎粑粑———牛粪和水，拍成饼状，直径半尺，整齐地贴在墙上晾干，作燃料，已经完全是农村的景色了。由大淖北去，可至北乡各村。东去可至一沟、二沟、三垛、樊川、界首，直达邻县兴化。大淖的南岸，是一座漆成绿色的木板房，房顶、地面，都是木板的。这原是一个轮船公司。靠外手是候船的休息室。往里去，临水，就是码头。原来曾有一只小轮船，往来本城和兴化，隔日一班，单日开走，双日返回。小轮船漆得花花绿绿的，飘着万国旗，机器突突地响，烟筒冒着黑烟，装货、卸货，上客、下客，也有卖牛肉、高粱酒、花生瓜子、芝麻灌香糖的小贩，吆吆喝喝，是热闹过一阵的。后来因为公司赔了本，股东无意继续经营，就卖船停业了。这间木板房子倒没有拆去。现在里面空荡荡、冷清清，只有附近的野孩子到候船室来唱戏玩，棍棍棒棒，乱打一气；或到码头上比赛撒尿。七八个小家伙，齐齐地站成一排，把一泡泡骚尿哗哗地撒到水里，看谁尿得最远。大淖指的是这片水，也指水边的陆地。这里是城区和乡下的交界处。从轮船公司往南，穿过一条深巷，就是北门外东大街了。坐在大淖的水边，可以听到远远地一阵一阵朦朦胧胧的市声，但是这里的一切和街里不一样。这里没有一家店铺。这里的颜色、声音、气味和街里不一样。这里的人也不一样。他们的生活，他们的风俗，他们的是非标准、伦理道德观念和街里的穿长衣念过“子曰”的人完全不同。二由轮船公司往东往西，各距一箭之遥，有两丛住户人家。这两丛人家，也是互不相同的，各是各乡风。西边是几排错错落落的低矮的瓦屋。这里住的是做小生意的。他们大都不是本地人，是从里下河一带，兴化、泰州、东台等处来的客户。卖紫萝卜的(紫萝卜是比荸荠略大的扁圆形的萝卜，外皮染成深蓝紫色，极甜脆)，卖风菱的(风菱是很大的两角的菱角，壳极硬)，卖山里红的，卖熟藕(藕孔里塞了糯米煮熟)的。还有一个从宝应来的卖眼镜的，一个从杭州来的卖天竺筷的。他们像一些候鸟，来去都有定时。来时，向相熟的人家租一间半间屋子，住上一阵，有的住得长一些，有的短一些，到生意做完，就走了。他们都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吃罢早饭，各自背着、扛着、挎着、举着自己的货色，用不同的乡音，不同的腔调，吟唱、吆唤着上街了。到太阳落山，又都像鸟似的回到自己的窝里。于是从这些低矮的屋檐下就都飘出带点甜味而又呛人的炊烟(所烧的柴草都是半干不湿的)。他们做的都是小本生意，赚钱不大。因为是在客边，对人很和气，凡事忍让，所以这一带平常总是安安静静的，很少有吵嘴打架的事情发生。这里还住着二十来个锡匠，都是兴化帮。这地方兴用锡器，家家都有几件锡制的家伙。香炉、蜡台、痰盂、茶叶罐、水壶、茶壶、酒壶，甚至尿壶，都是锡的。嫁闺女时都要陪送一套锡器。最少也要有两个能容四五升米的大锡罐，摆在柜顶上，否则就不成其为嫁妆。出阁的闺女生了孩子，娘家要送两大罐糯米粥(另外还要有两只老母鸡，一百个鸡蛋)，装粥用的就是娘柜顶上的这两个锡罐。因此，二十来个锡匠并不显多。锡匠的手艺不算费事，所用的家什也较简单。一副锡匠担子，一头是风箱，绳系里夹着几块锡板；一头是炭炉和两块二尺见方，一面裱着好几层表芯纸的方砖。锡器是打出来的，不是铸出来的。人家叫锡匠来打锡器，一般都是自己备料———把几件残旧的锡器回炉重打。锡匠在人家门道里或是街边空地上，支起担子，拉动风箱，在锅里把旧锡化成锡水———锡的熔点很低，不大一会就化了；然后把两块方砖对合着(裱纸的一面朝里)，在两砖之间压一条绳子，绳子按照要打的锡器圈成近似的形状，绳头留在砖外，把锡水由绳口倾倒过去，两砖一压，就成了锡片；然后，用一个大剪子剪剪，用一个木槌在铁砧上敲敲打打，大约一两顿饭工夫就成型了。锡是软的，打锡器不像打铜器那样费劲，也不那样吵人。粗便的锡器，就这样就能交活。若是细巧的，就还要用刮刀刮一遍，用沙纸打一打，用竹节草(这种草中药店有卖的)磨得锃亮。这一帮锡匠很讲义气。他们扶持疾病，互通有无，从不抢生意。若是合伙做活，工钱也分得很公道。这帮锡匠有一个头领，是个老锡匠，他说话没有人不听。老锡匠人很耿直，对其余的锡匠(不是他的晚辈就是他的徒弟)管教得很紧。他不许他们赌钱喝酒；嘱咐他们出外做活，要童叟无欺，手脚要干净；不许和妇道嬉皮笑脸。他教他们不要怕事，也绝不要惹事。除了上市应活，平常不让到处闲游乱窜。老锡匠会打拳，别的锡匠也跟着练武。他屋里有好些白蜡杆，三节棍，没事便搬到外面场地上打对儿。老锡匠说：这是消遣，也可以防身。出门在外，会几手拳脚不吃亏。除此之外，锡匠们的娱乐便是唱唱戏。他们唱的这种戏叫做“小开口”，是一种地方小戏，唱腔本是萨满教的香火(巫师)请神唱的调子，所以又叫“香火戏”。这些锡匠并不信萨满教，但大都会唱香火戏。戏的曲调虽简单，内容却是成本大套，李三娘挑水推磨，生下咬脐郎；白娘子水漫金山；刘金定招亲；方卿唱道情……可以坐唱，也可以化了装彩唱。遇到阴天下雨，不能出街，他们能吹打弹唱一整天。附近的姑娘媳妇都挤过来看，———听。老锡匠有个徒弟，也是他的侄儿，在家大排行第十一，小名就叫个十一子，外人都只叫他小锡匠。这十一子是老锡匠的一件心事。因为他太聪明，长得又太好看了。他长得挺拔厮称，肩宽腰细，唇红齿白，浓眉大眼，头戴遮阳草帽，青鞋净袜，全身衣服整齐合体。天热的时候，敞开衣扣，露出扇面也似的胸脯，五寸宽的雪白的板带煞得很紧。走起路来，高抬脚，轻着地，麻溜利索。锡匠里出了这样一个一表人才，真是鸡窝里飞出了金凤凰。老锡匠心里明白：唱“小开口”的时候，那些挤过来的姑娘媳妇，其实都是来看这位十一郎的。老锡匠经常告诫十一子，不要和此地的姑娘媳妇拉拉扯扯，尤其不要和东头的姑娘媳妇有什么勾搭：“她们和我们不是一样的人!”三轮船公司东头都是草房，茅草盖顶，黄土打墙，房顶两头多盖着半片破缸破瓮，防止大风时把茅草刮走。这里的人，世代相传，都是挑夫。男人、女人，大人、孩子，都靠肩膀吃饭。挑得最多的是稻子。东乡、北乡的稻船，都在大淖靠岸。满船的稻子，都由这些挑夫挑走。或送到米店，或送进哪家大户的廒仓，或挑到南门外琵琶闸的大船上，沿运河外运。有时还会一直挑到车逻、马棚湾这样很远的码头上。单程一趟，或五六里，或七八里、十多里不等。一二十人走成一串，步子走得很匀，很快。一担稻子二百斤，中途不歇肩。一路不停地打着号子。换肩时一齐换肩。打头的一个，手往扁担上一搭，一二十副担子就同时由右肩转到左肩上来了。每挑一担，领一根“筹子”———尺半长，一寸宽的竹牌，上涂白漆，一头是红的。到傍晚凭筹领钱。稻谷之外，什么都挑。砖瓦、石灰、竹子(挑竹子一头拖在地上，在砖铺的街面上擦得刷刷地响)，桐油(桐油很重，使扁担不行，得用木杠，两人抬一桶)……因此，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有活干，饿不着。十三四岁的孩子就开始挑了。起初挑半担，用两个柳条笆斗。练上一二年，人长高了，力气也够了，就挑整担，像大人一样的挣钱了。挑夫们的生活很简单：卖力气，吃饭。一天三顿，都是干饭。这些人家都不盘灶，烧的是“锅腔子”———黄土烧成的矮瓮，一面开口烧火。烧柴是不花钱的。淖边常有草船，乡下人挑芦柴入街去卖，一路总要撒下一些。凡是尚未挑担挣钱的孩子，就一人一把竹筢，到处去搂。因此，这些顽童得到一个稍带侮辱性的称呼，叫做“筢草鬼子”。有时懒得费事，就从乡下人的草担上猛力拽出一把，拔腿就溜。等乡下人撂下担子叫骂时，他们早就没影儿了。锅腔子无处出烟，烟子就横溢出来，飘到大淖水面上，平铺开来，停留不散。这些人家无隔宿之粮，都是当天买，当天吃。吃的都是脱粟的糙米。一到饭时，就看见这些茅草房子的门口蹲着一些男子汉，捧着一个蓝花大海碗，碗里是骨堆堆的一碗紫红紫红的米饭，一边堆着青菜小鱼、臭豆腐、腌辣椒，大口大口地在吞食。他们吃饭不怎么嚼，只在嘴里打一个滚，咕咚一声就咽下去了。看他们吃得那样香，你会觉得世界上再没有比这个饭更好吃的饭了。;他们也有年，也有节。逢年过节，除了换一件干净衣裳，吃得好一些，就是聚在一起赌钱。赌具，也是钱。打钱，滚钱。打钱：各人拿出一二十铜元，叠成很高的一摞。参与者远远地用一个钱向这摞铜钱砸去，砸倒多少取多少。滚钱又叫“滚五七寸”。在一片空场上，各人放一摞钱；一块整砖支起一个斜坡，用一个铜元由砖面落下，向钱注密处滚去，钱停住后，用事前备好的两根草棍量一量，如距钱注五寸，滚钱者即可吃掉这一注；距离七寸，反赔出与此注相同之数。这种古老的博法使挑夫们得到极大的快乐。旁观的闲人也不时大声喝彩，为他们助兴。这里的姑娘媳妇也都能挑。她们挑得不比男人少，走得不比男人慢。挑鲜货是她们的专业。大概是觉得这种水淋淋的东西对女人更相宜，男人们是不屑于去挑的。这些“女将”都生得颀长俊俏，浓黑的头发上涂了很多梳头油，梳得油光水滑(照当地说法是：苍蝇站上去都会闪了腿)。脑后的发髻都极大。发髻的大红头绳的发根长到二寸，老远就看到通红的一截。她们的发髻的一侧总要插一点什么东西。清明插一个柳球(杨柳的嫩枝，一头拿牙咬着，把柳枝的外皮连同鹅黄的柳叶使劲往下一抹，成一个小小球形)，端午插一丛艾叶，有鲜花时插一朵栀子、一朵夹竹桃，无鲜花时插一朵大红剪绒花。因为常年挑担，衣服的肩膀处易破，她们的托肩多半是换过的。旧衣服，新托肩，颜色不一样，这几乎成了大淖妇女的特有的服饰。一二十个姑娘媳妇，挑着一担担紫红的荸荠、碧绿的菱角、雪白的连枝藕，走成一长串，风摆柳似的嚓嚓地走过，好看得很!她们像男人一样的挣钱，走相、坐相也像男人。走起来一阵风，坐下来两条腿叉得很开。她们像男人一样赤脚穿草鞋(脚指甲却用凤仙花染红)。她们嘴里不忌生冷，男人怎么说话她们怎么说话，她们也用男人骂人的话骂人。打起号子来也是“好大娘丁歪歪子咧!”———“歪歪子咧……”没出门子的姑娘还文雅一点，一做了媳妇就简直是“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要多野有多野。有一个老光棍黄海龙，年轻时也是挑夫，后来腿脚有了点毛病，就在码头上看看稻船，收收筹子。这老头儿老没正经，一把胡子了，还喜欢在媳妇们的胸前屁股上摸一把，拧一下。按辈分，他应当被这些媳妇称呼一声叔公，可是谁都管他叫“老骚胡子”。有一天，他又动手动脚的，几个媳妇一咬耳朵，一二三，一齐上手，眨眼之间叔公的裤子就挂在大树顶上了。有一回，叔公听见卖饺面②的挑着担子，敲着竹梆走来，他又来劲了：“你们敢不敢到淖里洗个澡?———敢，我一个人输你们两碗饺面!”———“真的?”———“真的!”———“好!”几个媳妇脱了衣服跳到淖里扑通扑通洗了一会。爬上岸就大声喊叫：“下面！”这里人家的婚嫁极少明媒正娶，花轿吹鼓手是挣不着他们的钱的。媳妇，多是自己跑来的；姑娘，一般是自己找人。她们在男女关系上是比较随便的。姑娘在家生私孩子；一个媳妇，在丈夫之外，再“靠”一个，不是稀奇事。这里的女人和男人好，还是恼，只有一个标准：情愿。有的姑娘、媳妇相与了一个男人，自然也跟他要钱买花戴，但是有的不但不要他们的钱，反而把钱给他花，叫做“倒贴”。因此，街里的人说这里“风气不好”。到底是哪里的风气更好一些呢?难说。四大淖东头有一户人家。这一家只有两口人，父亲和女儿。父亲名叫黄海蛟，是黄海龙的堂弟(挑夫里姓黄的多)。原来是挑夫里的一把好手。他专能上高跳。这地方大粮行的“窝积”(长条芦席围成的粮囤)，高到三四丈，只支一只单跳，很陡。上高跳要提着气一口气蹿上去，中途不能停留。遇到上了一点岁数的或者“女将”，抬头看看高跳，有点含糊，他就走过去接过二百斤的担子，一支箭似的上到跳顶，两手一提，把两箩稻子倒在“窝积”里，随即三五步就下到平地。因为为人忠诚老实，二十五岁了，还没有成亲。那年在车逻挑粮食，遇到一个姑娘向他问路。这姑娘留着长长的刘海，梳了一个“苏州俏”的发髻，还抹了一点胭脂，眼色张皇，神情焦急，她问路，可是连一个准地名都说不清，一看就知道是大户人家逃出来的使女。黄海蛟和她攀谈了一会，这姑娘就表示愿意跟着他过。她叫莲子———这地方丫头、使女多叫莲子。莲子和黄海蛟过了一年，给他生了个女儿。七月生的，生下的时候满天都是五色云彩，就取名叫做巧云。莲子的手很巧、也勤快，只是爱穿件华丝葛的裤子，爱吃点瓜子零食，还爱唱“打牙牌”之类的小调：“凉月子一出照楼梢，打个呵欠伸懒腰，瞌睡子又上来了。哎哟，哎哟，瞌睡子又上来了……”这和大淖的乡风不大一样。巧云三岁那年，她的妈莲子，终于和一个过路戏班子的一个唱小生的跑了。那天，黄海蛟正在马棚湾。莲子把黄海蛟的衣裳都浆洗了一遍，巧云的小衣裳也收拾在一起，闷了一锅饭，还给老黄打了半斤酒，把孩子托给邻居，说是她出门有点事，锁了门，从此就不知去向了。巧云的妈跑了，黄海蛟倒没有怎么伤心难过。这种事情在大淖这个地方也值不得大惊小怪。养熟的鸟还有飞走的时候呢，何况是一个人!只是她留下的这块肉，黄海蛟实在是疼得不行。他不愿巧云在后娘的眼皮底下委委屈屈地生活，因此发心不再续娶。他就又当爹又当妈，和女儿巧云在一起过了十几年。他不愿巧云去挑扁担，巧云从十四岁就学会结鱼网和打芦席。巧云十五岁，长成了一朵花。身材、脸盘都像妈。瓜子脸，一边有个很深的酒窝。眉毛黑如鸦翅，长入鬓角。眼角有点吊，是一双凤眼。睫毛很长，因此显得眼睛经常是眯翕着；忽然回头，睁得大大的，带点吃惊而专注的神情，好像听到远处有人叫她似的。她在门外的两棵树杈之间结网，在淖边平地上织席，就有一些少年人装着有事的样子来来去去。她上街买东西，甭管是买肉、买菜，打油、打酒，撕布、量头绳，买梳头油、雪花膏，买石碱、浆块，同样的钱，她买回来，分量都比别人多，东西都比别人的好。这个奥秘早被大娘、大婶们发现，她们都托她买东西。只要巧云一上街，都挎了好几个竹篮，回来时压得两个胳臂酸疼酸疼。泰山庙唱戏，人家都自己扛了板凳去。巧云散着手就去了。一去了，总有人给她找一个得看的好座。台上的戏唱得正热闹，但是没有多少人叫好。因为好些人不是在看戏，是看她。巧云十六了，该张罗着自己的事了。谁家会把这朵花迎走呢?炕房的老大?浆坊的老二?鲜货行的老三?他们都有这意思。这点意思黄海蛟知道了，巧云也知道。不然他们老到淖东头来回晃悠是干什么呢?但是巧云没怎么往心里去。巧云十七岁，命运发生了一个急转直下的变化。她的父亲黄海蛟在一次挑重担上高跳时，一脚踏空，从三丈高的跳板上摔下来，摔断了腰。起初以为不要紧，养养就好了。不想喝了好多药酒，贴了好多膏药，还不见效。她爹半瘫了，他的腰再也直不起来了。他有时下床，扶着一个剃头担子上用的高板凳，格登格登地走一截，平常就只好半躺下靠在一摞被窝上。他不能用自己的肩膀为女儿挣几件新衣裳，买两枝花，却只能由女儿用一双手养活自己了。还不到五十岁的男子汉，只能做一点老太婆做的事：绩了一捆又一捆的供女儿结网用的麻线。事情很清楚：巧云不会撇下她这个老实可怜的残废爹。谁要愿意，只能上这家来当一个倒插门的养老女婿。谁愿意呢?这家的全部家产只有三间草屋(巧云和爹各住一间，当中是一个小小的堂屋)。老大、老二、老三时不时走来走去，拿眼睛瞟着隔着一层鱼网或者坐在雪白的芦席上的一个苗条的身子。他们的眼睛依然不缺乏爱慕，但是减少了几分急切。老锡匠告诫十一子不要老往淖东头跑，但是小锡匠还短不了要来。大娘、大婶、姑娘、媳妇有旧壶翻新，总喜欢叫小锡匠来；从大淖过深巷上大街也要经过这里，巧云家门前的柳阴是一个等待雇主的好地方。巧云织席，十一子化锡，正好做伴。有时巧云停下活计，帮小锡匠拉风箱。有时巧云要回家看看她的残废爹，问他想不想吃烟喝水，小锡匠就压住炉里的火，帮她织一气席。巧云的手指划破了(织席很容易划破手，压扁的芦苇薄片，刀一样地锋快)，十一子就帮她吮吸指头肚子上的血。巧云从十一子口里知道他家里的事：他是个独子，没有兄弟姐妹。他有一个老娘，守寡多年了。他娘在家给人家做针线，眼睛越来越不好，他很担心她有一天会瞎……好心的大人路过时会想：这倒真是两只鸳鸯，可是配不成对。一家要招一个养老女婿，一家要接一个当家媳妇，弄不到一起。他们俩呢，只是很愿意在一处谈谈坐坐。都到岁数了，心里不是没有。只是像一片薄薄的云，飘过来，飘过去，下不成雨。有一天晚上，好月亮，巧云到淖边一只空船上去洗衣裳(这里的船泊定后，把桨拖到岸上，寄放在熟人家，船就拴在那里，无人看管，谁都可以上去)。她正在船头把身子往前倾着，用力涮着一件大衣裳，一个不知轻重的顽皮野孩子轻轻走到她身后，伸出两手咯吱她的腰。她冷不妨，一头栽进了水里。她本会一点水，但是一下子蒙了。这几天水又大，流很急。她挣扎了两下，喊救人，接连喝了几口水。她被水冲走了!正赶上十一子在炕房门外土坪上打拳，看见一个人冲了过来，头发在水上漂着。他脱下鞋子，一猛子扎到水底，从水里把她托了起来。十一子把她肚子里的水控了出来，巧云还是昏迷不醒。十一子只好把她横抱着，像抱一个婴儿似的，把她送回去。她浑身是湿的，软绵绵，热乎乎的。十一子觉得巧云紧紧挨着他，越挨越紧。十一子的心怦怦地跳。到了家，巧云醒来了。(她早就醒来了!)十一子把她放在床上。巧云换了湿衣裳(月光照出她的美丽的少女的身体)。十一子抓一把草，给她熬了半吊子姜糖水，让她喝下去，就走了。巧云起来关了门，躺下。她好像看见自己躺在床上的样子。月亮真好。巧云在心里说：“你是个呆子!”她说出声来了。不大一会，她也就睡死了。就在这一天夜里，另外一个人，拨开了巧云家的门。五由轮船公司对面的巷子转东大街，往西不远，有一个道士观，叫做炼阳观。现在没有道士了，里面住了不到一营水上保安队。这水上保安队是地方武装。他们名义上归县政府管辖，饷银却由县商会开销，水上保安队的任务是下乡剿土匪。这一带土匪很多，他们抢了人，绑了票，大都藏匿在芦荡湖泊中的船上(这地方到处是水)，如遇追捕，便于脱逃。因此，地方绅商觉得很需要成立一个特殊的武装力量来对付这些成帮结伙的土匪。水上保安队装备是很好的。他们乘的船是“铁板划子”———船的三面都有半人高、三四分厚的铁板，子弹是打不透的。铁板划子就停在大淖岸边，样子很高傲。一有任务，就看见大兵们扛着两挺水机关，用箩筐抬着多半筐子弹(子弹不用箱装，却使箩抬，颇奇怪)，上了船，开走了。;或七八天，或十天半月，他们得胜回来了(他们有铁板划子，又有水机关，对土匪有压倒优势，很少有伤亡)。铁板划子靠了岸，上岸列队，由深巷，上大街，直奔县政府。这队伍是四列纵队。前面是号队。这不到一营的人，却有十二支号。一上大街，就“打打打滴打大打滴大打”，齐齐整整地吹出来。后面是全队弟兄，一律荷枪实弹。号队之后，大队之前的正中，是捉来的土匪。有时三个五个，有时只有一个，都是五花大绑。这队伍是很神气的。最妙的是被绑着的土匪也一律都合着号音，步伐整齐，雄赳赳气昂昂地走着。甚至值日官喊“一、二、三、四”，他们也随着大声地喊。大队上街之前，要由地保事先通知沿街店铺，凡有鸟笼的(有的店铺是养八哥、画眉的)，都要收起来，因为土匪大哥看见不高兴，这是他们忌讳的(他们到了县政府，都下在大狱里，看见笼中鸟，就无出狱希望了)。看看这样的铜号放光，刺刀雪亮，还夹着几个带有传奇色彩的土匪英雄的威武雄壮的队伍，是这条街上的民众的一件快乐事情。其快乐程度不下于看狮子、龙灯、高跷、抬阁和僧道齐全、六十四杠的大出丧。除了下乡办差，保安队的弟兄们没有什么事。他们除了把两挺水机关扛到大淖边突突地打两梭(把淖岸上的泥土打得簌簌地往下掉)，平常是难得出操、打野外的。使人们感觉到这营把人的存在的，是这十二个号兵早晚练号。早晨八九点钟，下午四五点钟，他们就到大淖边来了。先是拔长音，然后各自吹几段，最后是合吹进行曲、三环号(他们吹三环号只是吹着玩，因为从来没有接受检阅的时候)。吹完号，就解散，想干什么干什么。有的，就轻手轻脚，走进一家的门外，咳嗽一声，随着，走了进去，门就关起来了。这些号兵大都衣着整齐，干净爱俏。他们除了吹吹号，整天无事干，有的是闲空。他们的钱来得容易，———饷钱倒不多，但每次下乡，总有犒赏；有时与土匪遭遇，双方谈条件，也常从对方手中得到一笔钱，手面很大方，花钱不在乎。他们是保护地方绅商的军人，身后有靠山，即或出一点什么事，谁也无奈他何。因此，这些大爷就觉得不风流风流，实在对不起自己，也辜负了别人。十二个号兵，有一个号长，姓刘，大家都叫他刘号长。这刘号长前后跟大淖几家的媳妇都很熟。拨开巧云家的门的，就是这个号长!号长走的时候留下十块钱。这种事在大淖不是第一次发生。巧云的残废爹当时就知道了。他拿着这十块钱，只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邻居们知道了，姑娘、媳妇并未多议论，只骂了一句：“这个该死的!”巧云破了身子，她没有淌眼泪，更没有想到跳到淖里淹死。人生在世，总有这么一遭!只是为什么是这个人?真不该是这个人!怎么办?拿把菜刀杀了他?放火烧了炼阳观?不行!她还有个残废爹。她怔怔地坐在床上，心里乱糟糟的。她想起该起来烧早饭了。她还得结网，织席，还得上街。她想起小时候上人家看新娘子，新娘子穿了一双粉红的缎子花鞋。她想起她的远在天边的妈。她记不得妈的样子，只记得妈用一个筷子头蘸了胭脂给她点了一点眉心红。她拿起镜子照照，她好像第一次看清楚自己的模样。她想起十一子给她吮手指上的血，这血一定是咸的。她觉得对不起十一子，好像自己做错了什么事。她非常失悔：没有把自己给了十一子!她的这个念头越来越强烈。这个号长来一次，她的念头就更强烈一分。水上保安队又下乡了。一天，巧云找到十一子，说：“晚上你到大淖东边来，我有话跟你说。”十一子到了淖边。巧云踏在一只“鸭撇子”上(放鸭子用的小船，极小，仅容一人。这是一只公船，平常就拴在淖边。大淖人谁都可以撑着它到沙洲上挑蒌蒿，割茅草，拣野鸭蛋)，把篙子一点，撑向淖中央的沙洲，对十一子说：“你来!”过了一会，十一子泅水到了沙洲上。他们在沙洲的茅草丛里一直呆到月到中天。月亮真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