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森林里来的孩子-2

“你———，”那位合目菩萨略略把薄眼皮一掀，露出了一双贼亮的圆眼，“就是，田玉堂吗———?”“是，我就是……”“现在———，要你老老实实，揭发交代，严赤的……”“啊，严司令员!”田玉堂脱口叫了一声。“他———，已经不是，什么司令员了!他———，恶毒攻击，我们敬爱的林×××和江×同志，是一个，十恶不赦的走资派!而且，政治历史上，还有极为严重的，问题!你———，完全了解，他的底细……”———这位非凡人物说话一句三顿，有板有眼，听起来铿锵悦耳，看起来实在吃力要命。因此，下皆从略。“哎唷同志！”田玉堂叫道，“我哪能完全搞得清他的底细呢?那时，他是个堂堂的司令员，我不过是个商人……”“你不要赖!”季头头说，“你平日不是向人夸耀，严赤喊你大哥，如何如何吗?”“严赤没喊我大哥，他老婆杨曙喊过我表哥。我老老实实承认，过去我好摆功，夸口，瞎吹严赤喊我大哥，引起了误会。这都怪我自己，资产阶级思想作怪!”“什么资产阶级思想?他妈的，你本身就是资产阶级！”好些人连骂带笑地吼了起来。“对对，我本身就是资产阶级!”“不，你不是什么资产阶级!”那位第一号人物用一根指头威严地敲了一下桌子，顿时鸦雀无声，“你不要想在这顶空帽子下开小差!是什么?你有数，我们也有数!现在，要你老实回答：一九四二年，你带严赤的老婆到镇江去，目的是什么?———不谈现象，要谈本质!你们通过些什么黑关系进去的?在那里和什么人接头?做了笔什么政治交易?接受了什么指令?……”田玉堂只觉得耳朵里嗡嗡作响，下面一大堆“什么”就听不清了。直到季头头一声吼，宣布即日起对他进行隔离，方明白过来。他被隔离了———时髦的称呼叫做“密封”，亦名“全托”。“密封”的含义容易理解，“全托”也者，大约是指一天廿四小时都有天使般的保姆照顾着，乐不思蜀，毋须回家。他被关到一个大而空的房间里。四壁散发出一股霉味。前后窗子都用木板条钉死了，大白天也得开着灯。在惨黄的灯光下，一切都变得恍恍惚惚。据某“深挖”心理学家声称：这种昼夜难分、阴阳混淆的环境，有利于罪人忏悔罪行。田玉堂大约吃了五顿牢饭之后，一天深夜，四五个汉子拥着那位第一号人物来了。;“考虑好了么，嗯———?”“考虑好了，同……同志!”田玉堂差点喊出“长官”来。“说吧———”那个年轻的摊开了纸。“我考虑了很久，同志!这件事不是我一个人，多少人都知道。我给共产党办事也不是一天的了，政策我都明白。共产党讲究实际，将来定案要三头六面对证的。屋顶上掀瓦，片片儿要落地。我如果信口胡说，将来怎么有脸见人?怎么对得起共产党呢?同志，是吧!”他闭上了嘴。“怎么，就没有了?”“没有了，实在回答不出来!不信，你们去调查……”“我们不掌握充分材料，还会来找你吗?我们知道，你和他们的黑关系太深了……”“什么黑关系，我的天!说来说去，我是一片好心哟!那天，黄司令员亲自上门找我，我怎能推托呢?我和田有信两个人，冒着风险，送她到镇江……”他一肚委屈，夹叙夹诉地谈起了往事。他们如何不辞劳苦，黑夜赶路；又如何急中生智，使杨曙上了岸；又如何……“慢点!”薄眼皮略略一翻，“你们经过岗哨，一个日本鬼子还送了一块糖吧?”田玉堂一愣：“嗯，嗯，有这回事!当时小戈吓哭了，鬼子塞给了一块糖：‘小孩，米西米西的!’……”“哼哼，‘米西米西的!’日本鬼子杀了多少中国人哟，就在你们到镇江的前一天，他们还在码头上枪杀了我们两个去撬铁路的游击队员，为什么偏偏对堂堂的严司令家眷如此优待呀，?”田玉堂正想解释，他做个手势制止了，“我不过随便点一下而已。告诉你，你们每一个细节都瞒不过去!”田玉堂愕然张着嘴。这位的中国话，不见得比叽哩咕噜的日本话好懂。“不要装呆，再谈呀!废话少说，谈谈杨曙和她的小叔子严家忠干了些什么黑勾当?”“小菩萨!什么黑勾当、白勾当呀……”“不要装糊涂了，田老板!给你看样东西吧，清醒清醒！”于是，他拉开公文皮包，拿出厚厚一沓揭发交代材料，把最后的签名一亮，规规矩矩三个字———严家忠，还有一个老大的手印。“你们上当了，同志!”田玉堂一切都明白了，“严家忠是个老反共分子，早就想下严司令员和杨曙的毒手了!你们千万不能上他的当!”“哼，恐怕是千万不能上你的当吧!———好，再给你看样东西！”他又拿出了一份材料，末尾有个歪歪倒倒的签名———曹约翰，还有一个模模糊糊的手印。“曹大夫的话也不能信!”田玉堂又叫了起来，“他倒是个好人，就是胆小怕事，像个面团，你捏他圆的就是圆的，捏他扁的就是扁的……”“哼!只有你是好佬，你正确，你……”“除了我，还有人哩!你们去问田副县长，他清清楚楚!”“田有信连码头也没上得去，清楚你们的内幕吗?你不要滑来滑去了，今天我们找的是你!”“他妈的!不要找死，老老实实说!”旁边那几个人吼了起来。“活菩萨!你，你们叫我怎么说呢?”田玉堂痛苦地叫道，“天地良心，人家杨同志清清白白，我不能含血喷人啊———!”“他妈的，我们是含血喷人吗？”“什么良心不良心，人性论，放毒!”“揍!不揍不老实!”于是拳脚木棒像冰雹一样落到了这个放毒者身上。那位人物转过身，踱到门外，耷拉下眼皮，点燃了一根香烟。一根烟抽完了，他把烟头一扔，冰雹立即停止，风清月白。临走时，他温言细语道：“田玉堂!老实说，我们不想搞你，是想拉你一把。只怪你太顽固，激起了群众的义愤。你要学习严家忠，立功赎罪，不能再有幻想，死保严赤了。你好生想想吧!”第二天深夜，他们又来了。盘问得更加新奇，要田玉堂揭发交代：他后来又到镇江去过几次?带去了什么机密东西?除了严赤，还有谁对他下过黑指示?除了严家忠这条线，曹约翰还为他们搭上了什么黑线?例如，有个走资派的老婆就是美国战略情报特务……那位主审大人很有信心地宣称：“你们的联络图，我们统统掌握了，你还是识相一点，痛快一点吧!……”照例，来了又是一场打，而那位闭目菩萨呢，老大不忍地背过脸去抽烟……如此这般，一连三夜。到第四天夜里，没等他们动手，田玉堂就喊了起来：“慢!我有话说……”接着，他怯生生地伸出手，“同、同志!请给我……一根烟吧!……”薄眼皮和他的同伙交换了一个眼色，丢给了他一根凤凰牌。田玉堂道了谢，抖抖簌簌点着了，贪婪地大口大口吸着。半天，他才开口：“同志———，”才唤了一声，他眼泪便啪嗒啪嗒掉了下来。好容易，才强忍住，“你们是无产阶级司令部派来的，就是打死我，我也不怨你们，我只恨严家忠那坏蛋瞎说!‘贼咬一口，入骨三分’……我在抗日时就给新四军办事了，我亲眼见到共产党救国救民，光荣伟大。共产党教育了我，我才有了点觉悟。人家性命家财全不要，我总是个中国人吧，总该尽点力。严赤、杨曙反对敬爱的林×××是后来的事哟，人无后眼，我当时哪能料到呢?我连自己的命也料不到哟!这下好，我倒成为有罪的了!冤死我一个不要紧，今后打起仗来，还有谁敢掩护你们工作同志呢?———慢慢，你们让我把心里的话倒完，再打不迟!我也想过，罢罢罢，供了算啦，省得受罪!但是，想想，不行!‘一人为私，六眼为公’，我要是依葫芦画瓢，顺嘴瞎嚼，这就成铁案了，不把严赤、杨曙活活坑了吗?我还是那句话，不能昧了良心，不能对不起共产党!我晓得，我就是把心呕出来，你们也不会相信，反正，我关在这个笼子里，又飞不掉的，请你们再细细查访。‘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一年、两年、五年、十年，总能查得清的。到那时，不论特务、内奸、间谍，该什么罪定什么罪，随你枪毙杀头，五牛分尸，我……”“你他妈的!真是顽固，反动透顶———!”那副贼亮的圆眼一翻，一巴掌了过来，田玉堂滚到了墙根!……田玉堂挣扎着爬起来，一手捂着鲜血直淌的鼻子，一手颤颤抖抖指着对方的红领章：“你、你……你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也、也动手打人吗?……”“不打好人打坏人!”那位一九五五年参军的非凡人物说，“八百万蒋匪军都叫老子消灭了!……”田玉堂昏过去了……其实，他挨了何止这一掌，还受了种种新奇的酷刑。作者本想把历史的真实一一记下，但是，又可怜那种爱吃甜食的批评家，他们好像是从火星上来的，会眨巴着大眼发问：“难，难道生活是这样的吗?……”为了不叫他们那颗天真的心受伤，因而作罢。田玉堂苏醒后，两眼木愣愣的，变成了另一个人。任你怎样，他总不开口———他确实再也没有什么话可说了。这个见多识广的田老板，见过共产党，见过国民党，见过鬼子，见过二黄，见过“十一路”，就是没见过眼前这伙人物，他们什么都不像，说不像，又都有些儿像，天老爷才知道他们是什么星宿下凡!还有什么可说呢?……看守他的人，只是偶尔听见他在梦中呜咽：“毛主席哎———，我冤啊———!”又过了一天，他不但不说话，连饭也不吃了，进行绝食。那两位非凡人物，接到了电报，要赶回去揪斗严赤，时贵如金，无法纠缠。他们向季头头等交代了一番，飞了。田玉堂得到恩释，回到了家。又过了些时，等田玉堂能走动了，季头头以县公检法的名义宣布处理决定：田玉堂是被走资派包庇的漏划富农，有严重特务内奸嫌疑。今戴上富农帽子，押回原籍田庄管制劳动。同时，责令他继续交代揭发问题，然后视其态度好坏，作最后处理。读者也许会奇怪，这个处理不伦不类，算个什么名堂?既未查清，怎能处理?既曰决定，哪有“最后”?季头头官不官、民不民，怎能代表专政机关?———是的，不要说读者奇怪，连我作者也感到奇怪。然而，当那位“永远健康”的赫赫尊神在位时，无奇不有，这又有什么可怪呢?至于漏划富农一事，那是田玉堂一句气话惹出来的。读者明白，他过去主要是做生意，土地出租不过三十亩。四七年土改，开始划他富农。田玉堂不服，气鼓鼓地扬言要给严赤司令员写信申诉。其实，严赤那时奔驰在东北战场，音信根本不通，田老板不过是摆老味、乱咋呼而已。后经本县复查，按照政策改为工商业兼小土地出租。事隔二十几年，不知是谁又把老话翻了出来，掐头去尾，添枝加叶，他便成了一个被走资派包庇的漏划富农。他带着老伴和小女儿，被押到田庄，在宋老大手下养猪。宋老大一脸黄胡子如刺猬，说话懵里懵气，心肠却软得很。他见田玉堂成天苦着脸，拖着被打伤的左臂，心中不忍，什么重活都是自己干，只叫田玉堂拿着竹竿赶赶猪。村上的社员对这个漏划富农也划不清界限。大家多少听说过他的故事，虽不明底细，总感到蹊跷。东家西家，常拔点新鲜蔬菜送给他。每逢红白喜事，也有他的一杯酒。冬去春来，万象更新。田玉堂听到了一个喜讯：县革委会成立了，第一把手就是田有信!他把宋老大邀到家中，高高兴兴拿出半斤酒，说：“这下好了!田有信对我的苦情一肚数!他就是那次出了力，我又鼓吹了一通，才当上税务所长的!———老大，这一段多蒙你照应，我是不会忘记的!来———”他举起了酒杯，水貂般的小眼睛又有了活气。第二天，他便跑到县城。不巧，田主任外出开会去了。跑个空也没什么，田主任上了台，总有出头之日，等就等等吧。过了些时，宋老大跑来告诉他一个更令人吃惊的好消息。他气吁吁地说：“田大爷，不得了!……”“出了什么事?”“林×××是个大秃子，大坏蛋!……”田玉堂一把捂着他的嘴：“你找死喽!……”“真的!宣传队的同志刚刚在大会上宣布的!大秃子真该死，反对毛主席!他想溜，带了一群老婆上飞机。狗东西，没跑掉，把三叉骨跌断了!……”“啊———!”田玉堂狂喜地叫了起来。他连忙跑到队长和会计处核对这个消息。宋老大所谈基本正确。不过，他耳朵有些背气，加上宣传队的同志是宁波人，所以他把“叶群”听成了“一群”，“三叉戟”当成了“三叉骨”。是时候了!田玉堂兴冲冲跑到县里，中饭也不吃，就摸到田主任家。田主任在阳光下，正一面剔牙，一面看报。田玉堂有三四年没见他了，我们的读者恐怕久违了他近三十年。田主任如今已五十出头，还是白白净净，淡眉细眼，不胖不瘦，丰腴适中，鬓角略有几根银丝，更显出深沉老练的风度。那派头，就是上电影也是无可挑剔的。“哎唷田主任哪———!”田玉堂二十步外便喊了起来。田主任抬起头，眉眼间略略流露出几丝惊讶，含笑招呼道：“啊———，来啦，请坐!”这一声“啊”，很有讲究。田玉堂如今很不好称呼，大爷、田大爷、田厂长、田委员、田玉堂、老田、田老……均不合适，唯有这声不咸不淡的“啊———”，恰到好处。“你身体还好吧?”田主任敬了客人一根中华牌，然后“啪”地丢过去一盒火柴。这一敬一丢之间，也很有分寸，没有七八年功夫是难学会的。“哎唷田主任!你还不知道吗，我罪受得大喽!真把人冤死了!这下好，你当主任了，请你……”“我们不谈这个吧!”田主任打断了他的话。“哦，怎么?……”“属于公事，到机关去谈。公私分开，在家不谈公事，这是我立的规矩。”田玉堂傻眼了。忽然，他叫道：“哎，我讲的就是私事呀!你看，我现在被戴上了帽子，工资也扣了，每月只发十二元的生活费，我要求……”“不，你谈的还是属于公事，”田主任含笑开导他，“是属于运动中的处理问题。如确有出入，也可以申诉。不过，公事公办，在家里不便谈。现在经过文化大革命了，我们一言一行都要符合毛主席思想，不能讲什么私人关系，私人路线，一切都要按照原则办事……”田玉堂肚里只有榆面，没有理论，愣了半天，也想不出一句符合原则的反驳的话来。“你吃过中饭没有?没吃，弄一点———阿姨!”田玉堂肚子确实叫了，不过，“公事”不能谈，吃这个饭有什么滋味呢?于是，他说：“不用忙，我吃过了。田主任，那我就告辞了，到机关找你吧!”“可以嘛，不过，要由办公室统一安排。”田玉堂离开了主任的家，心时难免不感到失望。但是，“公私分开”，谁又能说不对呢?何况，田主任还敬了烟的，又招呼阿姨弄饭……隔天上午，田玉堂上机关谈“公事”去了。走到大门口，便被挡了驾。“找田主任?……”大门口的一位，拿两只眼睛把他浑身上下那么一扫，“你哪个单位的，?”“我原来在蚊香厂，如今在田庄生产队劳动、劳动……”“噢———”那位的目光已把他的五脏六腑看透了，“有事去找你们公社，田主任开会，没空!”“哎呀同志!我有要紧的事哟……”“不是跟你讲过吗?开会，没空!去去!”那位背过了尊脸。第二天去了，那位还是老话，只加了一句：“现在大修水利，不要逛来逛去，快回去!”第三天，田玉堂发了个狠：“有空也罢，无空也罢，我今天非要见田主任一面不可!”两下一争，便围来了几个观众。“你叫大家评评这个理!我一肚冤屈，好容易等到林秃子垮台了，我要找田主任，跑了三趟，这位同志就是不给进!”“早说了，你去找公社，或者找原单位……”“公社和厂里都不了解情况，只有田主任是一肚数!他和我一起送严司令员的夫人到镇江的……”“噢，怎么回事?”一个街头观察家发了好奇心。那些无所事事而对八个戏又看腻了的人，都纷纷聚拢来看这场街头活报剧。人一多，大门口那位的喉咙便低了；他喉咙一低，前榆面商的舌头就长了。甚至，他把田主任如何当上所长等等废话，都连汤带水倒了出来。他的话收到了良好效果，不少人打抱不平。;“你凭什么卡住人家不让进?官僚!”“好狗莫挡路！”“林秃子垮台了，还这么厉害吗?糊他一张大字报!”那位忙赔笑解释：“我做不了主。田主任关照过的，他工作忙。田大爷，你也用不着跑了，反正，我一定负责向上汇报，一声有空，便通知公社叫你来好了!”他关起了大门。田玉堂虽未如愿，道义上是胜利的。他回到田庄，把经过告诉了宋老大和家人。“哼，穿白大褂的!”那个养猪老头听了，忽然冒出了一句话：“人家官当大，认不得你了!他不比我们老百姓，我一身土大布，泥里水里都滚得。”田玉堂没料到这懵里懵气的半聋老头竟是个哲学家。“穿白大褂的”，这句话很刺激他的神经。他想：唔，是有点像，恐怕是怕我弄脏了他那身白大褂!……不过，他能这样不讲良心吗?而且，我成了特务内奸，他脱得了牵连吗?———不像!恐怕是胆小一点，怕人说是“私人路线”……也不能全怪他，他上台不久，如今工作也难做哟……这么想想，田玉堂心中又舒坦了些。反正，在家等他通知吧。通知来得非常迅速。第二天，他便被叫到了公社。接见他的是公安助理员。“田玉堂!你这几天到哪里去了?你是被管制分子，向谁报告的?你为什么乱说乱动，聚众闹事?老实警告你：严赤还反对敬爱的江×同志呢，你就想乘机翻天啦?两天之内，把认罪书写好!”一个星期后，公社组织了一个小分队，“上挂黑主子，下打活靶子”，把田玉堂押到水利工地巡回批斗。那凛然大义是：林彪虽然垮台了，但是像田玉堂之类的阶级敌人，对他们主子的失败是不甘心的。他们还想捣乱。他们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聚众闹事，兴风作浪!大家必须念念不忘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云云。这第二次打击并不亚于第一次。田玉堂对生活的信念，几乎完全被击碎了。他认了罪。你说什么罪，他就认什么罪。处处有罪，浑身是罪，也无所谓罪不罪。他弄不清是怎么回事，也不想弄清是怎么回事，反正就是那么回事。夜里，他老伴常听见他在梦中哭泣：“我的亲娘哎———，我前生作了孽，作了孽啊———!……”读者看到此处，不知有何感想?好动感情的也许会拍桌子，大骂那个“白大褂”。好动理智的则会说：这要怪田老板自己不知趣。你算个老几，胡吹田主任与你如何如何，怎不令人反感呢?最高明的策略应是：断然否认你认识田主任。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上，这类教训是不少的。作者要请诸君且慢议论，我还得补叙一段资料。原来，早在找田老板之前，那两位有大来头的使者，就曾经找过田有信。那时，正在酝酿三结合的领导班子。田副县长在原来常委中不过居于末位，但是，他修养之好无疑是第一的。他是分工管财经的，没抓过重大政治运动，还经常闹点高血压之类，因而人缘不错。在运动中，他不是打倒对象，只被“火烧”了一阵。其实，哪能称“火烧”，不过是个温汤澡。造反派叫他戴高帽子就戴高帽子，叫他跳忠字舞就跳忠字舞，和颜悦色，毫无牢骚。不但他，连他八九岁的小公子也极为懂事，入不了红小兵，还是眯眯笑。他修养到了家，几乎是高大全式的人物了。那位季头头一心想结合他。然而，有人挑剔，说田有信怕字当头，不敢在风口浪尖亮相，不能结合。这当口，那两位人物来了。季头头找他做过细的思想工作，给他看了那位“永远健康”的一些内部讲话，足足谈了两夜。谈些什么，连他夫人也不知道，作者更不敢瞎编了。然后，他才向两位使者谈出，他“活学活用”第××页第×段语录之后，“初步感觉到的”一些可疑之处———那些可疑之处，读者早已领会，此处毋庸再述。对方听了，如获至宝。那位的薄眼皮，简直翻上去便放不下来了!但是，到写书面材料时，田有信却大打折扣，仅仅写了到镇江码头为止的一段经过。“老田哪，你讲得很好嘛，为什么不全写上?是不是还有点‘怕’字当头呀?”“不!”田有信柔和而坚定地回答，“你们两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我当然应该毫无保留地把所有怀疑传闻和线索，提供给你们。但是，按我现时的身份，我写材料只能写亲眼所见的事实。至于如何透过现象看本质，如何分析判断，那是你们造反派领导上的事了。而且，证明材料只有写事实才过得硬，怀疑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写了也无用。还有，我要对党对同志负责，即使严赤、杨曙是内奸，我也该对他们负责，不能把道听途说都写上。是吧?”说罢，他温文尔雅地一笑。这一番大道理，说得季头头和那两位人物瞠目相视，不由不暗暗佩服。他们按图索骥，提审了严家忠，攻下了曹约翰，然后才杀回马枪找到田玉堂。曹大夫成了日寇和美帝的双料情报员，疯了。他妻子谷大夫割断了自己的静脉，离开了尘世。黄司令员的名字从报上消失了。严赤和杨曙生死不明。小仙下放充军到了一个荒凉偏僻的农村。小戈吃了鬼子的糖果而不认罪，被敲掉了四颗门牙，满嘴淌血。———田有信却荣任了县革委会第一把手，他的白大褂不但干干净净，而且飘飘抖抖。可惜田玉堂不了解这段内情，否则就不会自找钉子碰了。不过，话说回来，田主任所负责任也有限。他听到汇报之后，把组织部季部长(就是那位季头头)找来吩咐了一句：“听说田玉堂在闹呐，你去妥善处理一下。”———“妥善处理”，如斯而已!公元一九七七年八月一日建军节，黄司令员的名字见了报。八月二日，田主任就把季部长等几个人找了去，查问处理积案的情况。季部长结结巴巴，田主任脸上出现了少有的愠色。“你们为什么老拖拖拉拉?要跟上新的形势啊!像那个田玉堂，我早就讲过要妥善处理了!什么特嫌内奸，黄司令员都上报了，他还有屁的问题!什么富农帽子，摘了就是!拨乱反正，要快!当然，也要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红线总是占主导地位的嘛!我们做事，要能经得起任何时候的任何检查!”季部长奉命找到田玉堂。他谈了领导对田玉堂的关怀和负责，宣布现已审查清楚，排除特务内奸嫌疑，摘掉富农帽子，恢复他的工资，工作另行安排……等等。谁知，田玉堂翘起了尾巴，不肯签字。“什么排除嫌疑，摘掉帽子?要是在‘四人帮’垮台之前，你们能这样，我倒要感激你们。现在呀，哼!我要彻底平反!你们含血喷人，要低头认错!……”任凭季部长软中带硬，晓以利害，他就是不让，连声叫道：“帽子我留着戴戴!没关系，反正也戴惯了!我倒要看看，现在是真共产党还是假共产党!……”季部长回去如实汇报了，感到很棘手。田主任到底高一头，他不动声色地听着听着，听到后来，忽然一笑，说：“田玉堂的心情，我完全可以理解。像我这样的‘民主派’，哪个过去不受冲击、不是一肚的火?但是，他那些话，什么真共产党、假共产党，是根本错误的。现在‘四人帮’已经垮台了，你对以华主席为首的共产党是什么态度?是无限信任，还是怀疑一切?这可是个原则问题，不能含糊。这样吧，你再个别调查一下，收集整理……”说到这里，田玉堂该感激田庄的老百姓，特别是那位半聋的养猪人了。宋老大有种农民式的智慧和狡黠，耳聋眼不花，五颜六色的人都套不出他的话。他懵里懵气地说道：“啊啊?什么真的假的……我只晓得苦工分是真的，没有时间陪你闲聊。喽喽喽———!我要喂猪，请让让，别碰脏了你那白大褂!喽喽喽———”杨柳吐叶时，一个消息传遍了唐河两岸：老红军黄老虎来了!黄司令员真是头老虎，那些人想害他，又怕捋虎须。他很得军心，性烈如火，发起威来，说掏枪就能掏枪。因此，那些人只把他软靠了边。如今他提拔了，是某大军区副司令员，刚去看过受难的老战友们，又重游唐河旧地。田有信闻风赶到时，他正在凭吊烈士陵园。一座烈土纪念塔，矗立在青松之上。塔顶屹立着一个持枪的新四军战士铜像。将军屈着负过伤的右腿，凝神默坐在塔下的烈士碑前。松涛呜咽，陪同他来的同志，环绕肃立。田有信轻手轻脚走到一旁，偷眼盱盱黄司令员。将军只剩下了几根稀落的眉毛，眉骨显得像险滑的怪石。他一言不发，把石碑上密密麻麻的烈士姓名挨个细看，一颗浑浊的老泪，从他眼里慢慢渗了出来，流过渠沟纵横的皱纹和月牙形的刀疤……他背后紧站着一个还年轻的女同志———田有信差点叫了起来，活像杨曙!她没有泪，脸色激动得发白。等将军拄着手杖站起来了，田有信才连忙跨前两步，恭恭敬敬唤道：“黄司令员，您好!您记不得我了吧，我叫田有信……”“哦，记得!”将军眉骨一耸，声音还是很洪亮，“听说你现在是父母官!”那个女同志回过脸，冷冷瞧着他。“这一位，呃，很像杨曙同志么……”“你的记性不错!她就是小仙。杨曙来不了，背脊骨都被踩断了，说是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她永世不得翻身!……”“唉唉!……”田有信不禁打了个冷战，顿了下，忍不住又问，“严司令员呢?”“死了!”将军脸颊上的刀疤可怕地痉挛了一下，“被打黑枪的活活整死了!”小仙冷冷的目光变成了白热的仇恨。“唉，万恶的‘四人帮’!老同志都受尽了迫害……”“哼，‘四人帮’，还有帮四人哩!”将军愤愤地扬起手杖，走着。走了几步，他忽然问道，“田老板他怎样了?”“还用说嘛，他和我都受了不少罪!现在，政策正在落实……”他忽然把声音压低了，“我们县里的组织部长就是个震派人物，坏得很，我想把他拿掉!调查时，我强调要对党对同志负责，坚持只能讲亲眼所见的事实，他就……”将军似听未听，打断了他的话：“哎，田老板那个政策，你们到底怎样在落实啊?”“我们正在做工作。我主张彻底平反，可是有些同志还心有余悸，说他是个资产阶级，政历复杂，路路通……”“对嘛，他是个资产阶级，路路通!鬼子、汉奸、土匪、顽固派，他都有关系，一身泥，一身脏!这都过去了几十年了嘛，可是———”将军连连把手杖狠捣了几下，“人家的心是向着共产党、新四军的，没有通林彪、‘四人帮’，比起那些‘干干净净的共产党员’要干净得多!……”他唰地掉过身，怒冲冲地朝前面的小轿车走去。田有信的白脸一下变灰了。但是，他很快恢复了镇静，恳切地说：“司令员，你上哪里去?我们县委早把中饭准备啦!听说老首长来了，大家都兴奋得不得了!……”“谢谢，你那个饭我吃不下去!我要去看田老板。统一战线是党的三大法宝之一；人家为人民做过好事，我们共产党人不能不讲政治道德!”小仙把轿车的门砰地关上了……这部轿车开到田庄时，田玉堂正在帮宋老大喂猪。小仙第一个跳下车，噙着眼泪喊了声：“田大爷———!我是小仙，黄司令员来看望您了!……”田玉堂只“哎唷———”了一声，便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他的喉咙被一种又甜又苦又酸的东西噎住了!将军也是一句话说不出来，只是紧紧抓住了他那双沾满猪食泔水的手……成百上千的群众纷纷向田庄涌来，人人含着热泪，庆幸又见着了老八路和真共产党。人们七嘴八舌，流传开了不少新的传说。有的传说严赤临难时如何壮烈，有的传说杨曙背脊骨被踩断时还在高呼“共产党万岁!”……要把这些都写下，不是这篇短文所能为力的，作者只能简单交代两点：一是将军当天就把田玉堂带上车，送到第一人民医院治伤去了；二是不久上级派来了工作组，深入发动群众揭批林彪和“四人帮”。乍一看，老谋深算的田主任面色还是如常，至于他这次到底能不能把他那白大褂上的污秽和血迹洗干净，那就很难说了……注：①抗日根据地内流通的货币。②春秋时代，秦国背信弃义，秘密派兵袭击郑国。秦军到了滑国(现河南偃师县南)境内，这时郑国有个卖牛的商人名叫弦高，正要到洛阳去做买卖，碰见了秦军。弦高知道秦军来意，爱国情切，就冒充使者，带上四张熟牛皮和十二头牛，假意代表郑国慰劳秦军。以便一面延缓秦军，一面派人飞报郑国，从而救了郑国。③抗战时国民党专搞摩擦的反共顽固军队。原载1979年第3期获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母国政一近些天，为了每餐饭菜的质量问题，我们家里，几乎怨声载道了。请想想：如果米饭一揭锅就煳味扑鼻，或者黏唧唧的像一锅稠粥，让人怎么下咽?姜黄色儿的馒头，再布满一块块蚕豆大的锈斑，还能不打击人的食欲?炒洋白菜，非但成了餐桌上经常的菜肴，味道也不是那么回事儿！不过，尽管怨声载道，大家也仅仅是笑着悄悄嘟囔几句，没有人敢大声提出抗议。在这七口之家中，我算是有些特殊地位的，因为我是家里唯一的女孩子。一天，在又一次啃完带着锈斑的馒头之后，我终于抑制不住，向我二哥开火了：“二哥！天天就给我们吃这个呀！现在不比前几年，可以在厂子里养精蓄锐———累着哪!连上‘一号’都得一溜儿小跑。”大嫂也给我帮腔。别看大嫂是新提升的助理研究员———正正经经搞学问的人———说话可挺有意思。她一边洗碗，一边瞧着二哥说：“炊事员同志，是不是应该带着问题学学《为人民服务》啊?”二哥笑了。那惨淡的笑容，只是轻轻掀动一下嘴角，连牙齿都不露出一点儿，所以丝毫没有减少他脸上的忧郁。他声明道：“我只管打下手，不是炊事员，有意见别向我提。”“爸爸这些天也不知净想什么!一天到晚研究《人民日报》《参考消息》，还老让我们给找首长讲话；做起饭来，倒心猿意马的！”我转向妈妈，威胁着说，“妈，赶明儿我在厂子里吃饭了！”妈妈正在书桌旁整理一大摞学生作业本，抬起眼，笑道：“在哪儿吃都行，我不管。”妈妈六十岁了，在中学里教英语。好像每天挤汽车把她锻炼得越来越结实，不论我们说什么，她也不肯退休。唉，就是退休，对于改善家里的伙食也无济于事———她不当家呀!大嫂说：“亚男，别拆台呀！要是大家都走，不是打击爸爸的情绪吗?”我的小侄子培培，从里屋“噔噔噔”跑出来，往地中央一站，挥着小手说：“好！你们说爷爷的坏话！姑姑第一，妈妈第二。我告诉爷爷去！”说完，转身就往门口跑。我一把拽住他：“你不跟姑姑好啦?”“你说爷爷坏话，我就不跟你好!”这小家伙，才六岁，长得特别好玩。大脑门，塌鼻梁，一双跟大嫂一样漂亮的黑眼睛。全家人都喜欢他。就连忧郁的二哥，一拉起他的小手，脸上的阴云也能消散不少。可是培培最喜欢爷爷奶奶，特别是爷爷。他不上幼儿园的日子，就拎个蓝色的小铁桶，整天跟在爷爷身后转悠，给爷爷传话，取东西，送报纸。大哥和大嫂开玩笑说，他是爷爷的“亲兵”，我成心气他，说他给爷爷拍马屁！这会儿，我说：“好，你告诉去吧。你身上的花毛衣是我织的，喇叭裤儿，是我买的。都给我脱下来吧!”“给了就不许要！”他笑着往门口跑。门外一声咳嗽，我和大嫂急忙使眼色互相警告，憋住笑，静默下来。门开了。爸爸———我们家的炊事员———进来了。培培立刻向爷爷扑过去。急得我直跺脚。妈妈连忙叫：“培培！来，帮奶奶判作业啦。”别小看培培。这小家伙从三岁起，每天跟我爸爸学英文，一老一小，常常用英语对话，比我还强呢！帮奶奶判中学生们的英语作业，是他最自豪最高兴的事。果然，他转身跑到奶奶跟前，爬到椅子上，也忘记告状了。爸爸似乎感觉到屋里的气氛有些异样，四下瞧瞧，没看出什么破绽，便搬个椅子，坐在培培旁边，津津有味地听着培培奶声奶地气喊着：“RIGHT！RIGHT！……WORRY！……看他喊得红头涨脸的，爸爸就轻轻拍着他的小手，说：“轻点儿，轻点儿。累着。”一场风波，在我和大嫂嘻嘻暗笑中，消失了。二爸爸是我们家里的权威人士，这绝不因为他是一家之主。不被子女敬重的爸爸有的是。我的爸爸却是值得敬重的。他的知识相当渊博。大哥大嫂在化工研究所工作，他们的科研题目都是挺艰深的，光看他们笔记本上那一串串繁杂的反应式，我就眼花缭乱。可是爸爸看完他们的论文初稿，好像轻而易举地就能指出其中论述模糊的地方，他们还点头称是。二哥是研究古典文学的，总是埋在一堆散发着霉湿气味的木版书里。遇到句读不清的地方，他去请教爸爸，爸爸总是能在恰当的地方，送给他一个最恰当的标点符号，文章就豁然贯通了。至于我这个小小的二级工，有时向爸爸请教一些技术问题，嘿，我的问话没完，爸爸已经开始告诉我答案了。我们都尊敬爸爸，爱爸爸，可是除了小培培，没有一个人敢亲近他。如今，他的眉毛胡须都花白了，却没有给他那双细长的威严的眼睛增添一点儿慈祥的意味。他那和蔼的目光，只有培培能够享受得到。我小的时候，除了假日，几乎见不到他的影子。即便在家，他也只钻在他的书房里，搞设计呀，看一摞摞的合理化建议呀，忙得没完没了。如果我跑到他的门口，还没推门呢，妈妈和哥哥就会招呼我：“小妹！回来。看哪，这儿有什么！”有时，我知道妈妈和哥哥在骗我，便“咚”地推开门，可是一看见爸爸那责难的厌烦的目光，又赶紧往回跑，一直扑到大哥的怀里。大哥把我抱起来，说：“爸爸工作哪!”大哥说这话时，踮起脚尖，走回书房门口，满怀敬意地望爸爸一眼，把门轻轻关上。我也回头望望，爸爸穿着紧身的咖啡色毛衣，显得更瘦更高。他一手撑在桌子上，一手拿着一把黄色的大丁字尺，俯视着桌上的图纸。虽是白天，台灯仍然亮着，照着爸爸油黑的结实的脸。他的神情，那么专注，深邃，仿佛一位将军在审查作战方案似的。现在想来，颇有些神圣不可侵犯的意味。爸爸很少跟我们说话，吃饭时偶尔跟我们交谈几句，也是使用判断式的短句，不作任何解释。而我们也都习惯地认为，爸爸当然是对的。在家里有着这样崇高地位的爸爸，文化大革命中，竟然沦落为家里的专职炊事员了！我记不清是七一年还是七二年，当时，各单位已经普遍落实清队的政策———对前几年以各种莫须有罪名揪出的“牛鬼蛇神”实行皇恩大赦。不知怎么，爸爸的工厂里突然又掀起一个“回头浪”———在技术人员中挖出一个“地下裴多菲俱乐部”。刚从专政队里解放出来的爸爸，几乎又被卷了进去。多亏爸爸生性古板，不善交际，几经曲折，总算被排除嫌疑。但是，专案组又逼迫他揭发别人。他呢，既不接受人家的启发，更不回答人家的威胁，终于，血压升到二百二十，不能上班了。那时，我正住厂子里，满腔赤诚地把我的青春花费在上街游行和编排各种杀气腾腾的小节目上，隔三岔五才回家一次。我那可怜的妈妈和大哥大嫂，虽然没有摊上倒霉事，可在那种“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战斗气氛中，整日里战战兢兢，魂不守舍。他们老实、正直，不肯对人落井下石，以换取当时的当权者们的青睐，却也不敢跟他们对峙，只有用早上班晚下班的殷勤，求得自身的安全。当妈妈和大嫂拖着疲惫的身子准备晚餐的时候，不知爸爸是怎样想的，愤懑?颓丧?痛惜?总之，在一天晚上，他忽然对妈妈说：“我给你们做饭！明天要买什么，你开个单子吧。”顿时，妈妈的眼眶里涌满泪水。当我们哥儿仨都小，妈妈最劳累的时候，爸爸也不曾想到应当帮助妈妈洗洗菜，看看锅呀！如今，他白发苍苍，儿女成行，倒要为家务事操心了。爸爸固执地说：“我来试试。”第二天晚上，我们一进家，便都涌到厨房，要看看爸爸给我们做了什么饭菜。厨房里，亮着灯，冷锅冷灶；案板上撂着一块生猪肉，地上摊着西红柿、黄瓜、小白菜，洗都没洗，更不必说做了。爸爸大概听见了我们的脚步声，从他的书房里走出来，捏着花镜腿儿，举着一本书。好家伙，他根本把做饭的事情忘记了！“爸爸，开饭呀!”我故意说，“让我们欣赏欣赏您的手艺吧!”爸爸没理我，问妈妈：“‘少许’，是多少?”“亏了您这么大的学问！”我说，“‘少许’，就是一点儿嘛。”爸爸威严地扫我一眼，把书本举到妈妈面前，指着书上的一个短句说：“这个‘少许’，把我难住了。”我伸着脖子一看，书上写着“再放酱油少许”。原来是本菜谱！爸爸真是书生气十足，做个炒黄瓜片，还得从书本上找“制作工艺”！妈妈、大哥、大嫂和我，一齐笑起来。妈妈推开爸爸手上的菜谱，说：“行啦，老爷子！休息去吧!”“‘少许’和‘多量’，都不是绝对的。一滴酱油，固然是‘少许’，一勺儿，未尝不可以称作‘少许’。”爸爸狼狈地争辩道，“书上应当注明是三钱或者二钱。‘少许’?不科学！不科学!”听着这番书呆子式的议论，我早笑得扑到大嫂肩膀上。大嫂也背过脸去，“哧哧’笑个不住。等爸爸走出厨房，大嫂说：“咱们还是没福气吃现成的，谁知爸爸聪明反被聪明误呢！”在爸爸精确的头脑里，只承认具体的确定的数，不承认含糊不清的‘少许’。他愤然扔掉《大众菜谱》，跟妈妈和大嫂实习几天，改做家常菜了。他第一次独立做的菜是肉末炒腌雪里蕻。那天我们刚刚下班进门，他便蛮神气地喝令我们赶快洗手，准备吃饭。桌子还没摆好，他已将一大盘绿茵茵的雪里蕻端上来。我先尝一口，还真有滋味儿———油和肉末大概都遭了一劫！我喝彩道：“嘿！比妈妈和大嫂炒得都香。”爸爸颇为得意地注视着我，破例开个玩笑：“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是规律。”我嘴里忽然“咯崩”一响，面部表情大概有些吓人。“怎么啦?”爸爸忙问。“一粒砂子。”我“呸”地吐出去。等大家一入座，仿佛带传染似的，妈妈“呸”！大哥“呸”！大嫂也“呸”！二哥更是“呸呸”不止。爸爸愕然地望着我们，自己也夹起一点儿，小心谨慎地嚼着，虽然没有“呸”，却也没有下咽的勇气。大嫂说：“爸爸，雪里蕻您没洗吧?”爸爸没有答话，可是答案已经清清楚楚地写在他的脸上了。大家仿佛受了作弄，乱糟糟地抗议起来。我端起雪里蕻，倒进垃圾桶，回到屋里，爸爸正在辩解呢：“……四川榨菜能洗吗?洗了，其辣何在?这么一想，……，也算一念之差吧!……”二哥靠在椅子背上，没精打采的，既不参加我们的抗议，也不理睬爸爸的辩解。我没好气地责备他道：“二哥，你也不帮助爸爸想着点儿!像个木头人儿似的。”二哥向我翻翻眼皮，连话都没说，起身出去了。我后悔死了！我怎么能说二哥是木头人呢?这不是成心触动他心上尚未愈合的伤口吗?六九年，在清队高潮中，他的女朋友因为在大字报上写错一个字，被一些混蛋们胡乱联系，胡乱上纲，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那个柔静孱弱的姑娘，性子却是极其刚烈的。她接受审查，却抗拒侮辱。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夜，安静地结束了自己的青春。我还记得，这个消息传来后，二哥是怎样把自己反锁在屋子里，一天不吃，不喝，不言语。妈妈吓坏了，趴在门上，哭哭啼啼地哀求他开门。最后，大哥把一扇窗户砸碎了，笨笨拙拙爬进去。二哥出来了；心，却死了；或者是随同他心爱的姑娘飞走了，只留下一个麻木不仁的躯壳。在那期间，他们单位由于管理体制的一再变迁，失去了原有的办公楼，全体工作人员都无处上班———整天闷在家里，他的痛苦，就更无从消散了。……那天晚上，我们只好吃又咸又硬的豆豉鲮鱼罐头下饭，喝大嫂做的西红柿蛋汤。三爸爸做饭的笑话，还有不少。但是，一个人，特别是像爸爸这样有才能而又一丝不苟的人，当他把精力集中在某项事情上，就没有不能克服的困难。不久，爸爸又重新拿起《大众菜谱》。“少许”，对他说来，已经是一个具体的、可以灵活掌握的数量了。我真不明白，为什么爸爸忽然对做饭产生了那么巨大的热情。他征求了我们的意见，从书上挑出几个菜，自己逐个试验。那认真的样子，就像他在工厂里搞某项科学研究似的。他经常交给我们一张张小纸条儿，让我们上西单菜市场去购买他所需要的原料或作料，有时大冬天让我跑遍四城去买蒿子杆儿!他要做一个菜，缺哪样东西也不能将就。他郑重地说：“虾仁豆腐嘛，用虾皮代替怎么行?色香味都不对啦。”他做饭的时候，腰间扎着一条蓝色的破床单布，庄重，神气，把妈妈和大嫂都轰走，只留下二哥打下手。开始，我们把这当做一种老年人的天真，嘻嘻一笑，谁也不曾对他做莱抱多大希望。妈妈说：“你们谁也别管。他一个月挣二百多块钱，让他糟蹋点儿吧。”我知道，妈妈袒护爸爸呢！好像爸爸有什么难言之隐，只有她才知道爸爸的心。有一天，大哥在吃完一碗米饭之后，按照他节食的惯例，应当离席漱口，可是他却举着筷子，在肉片炒青椒的盘子上犹豫不决地盘旋着。“怎么，还恋恋不舍呀?”大嫂是常跟大哥开玩笑的。“不吃啦!”大哥看看自己已经很显眼的肚子，把筷子撂下，“现在爸爸做的菜，确实有水平！比你做的高级得多。这肉片儿，真嫩！真鲜1”我们都仔细品味一下，果真与众不同!大家齐声称赞。爸爸笑眯眯地夹起一块青椒，说：“妙处在这儿———青翠，透亮，像刚从秧子上摘下来的，可它是熟的！”大家知道，爸爸又要讲“色香味”那老一套，不过，这次却没有人表示冷淡。大哥恭维道：“爸爸是用拉计算尺的手，放作料的。”大嫂也凑趣说：“爸爸是用观察试管里化学反应的眼睛，掌握火候的。”爸爸谦虚地笑笑，很以为然。妈妈和大嫂都甘拜下风了，爸爸成了家里理所当然的炊事员。他很以此为乐，每逢节日假日，都要一显身手，凑上几盘几碗，让我们大嚼一番。等小培培能上饭桌之后，他的兴致更高，居然按照户口本给我们每个人过生日。每次，他都忙忙碌碌做了不少，吃的时候，却只喝一小杯白兰地，吃几口青菜，便退到沙发上吸烟去；要不，便坐在培培身边，顺着培培的小手，给培培夹这夹那。看着培培脸蛋上、鼻尖上粘着斑斑点点的菜汁，尖声尖气地喊着“要!要!”他简直幸福极了。可是，你要仔细寻味，就会在那张幸福的脸上，发现一种淡淡的、不易觉察的惆怅和寂寞。是的，要说爸爸始终如一地醉心于做饭，是不对的。爸爸好像心事重重，想些什么，我摸不清。他常常躲在书房里，吸烟，踱步，长吁短叹，再也不像前些年那样，致力于无穷无尽的工作了。他的书桌，在我童年的记忆中，一直是窄小的，摆不下他摊开的书籍、图纸和文件，近几年，这一切都不见了。一个玲珑的紫色雕花玻璃烟缸，一个蓝花瓷盖碗，和在阳光下像毫毛似的薄薄的一层纤尘，显得书桌宽大而清寂。过去他不离手的计算尺不知收藏到哪里，那把黄色的大丁字尺，却孤零零地挂在粉墙上。有时，爸爸伫立在它面前，用手指轻轻拨动一下，它就像钟摆似的慢悠悠地摆动着，可不等它停下来，爸爸已经转身继续那好像永无休止的踱步了。他也有看书的时候，拿一本厚厚的专业书架在膝盖上，专心致志，一连看上两三个钟头；不像我，一边看书，嘴上还哼着歌儿。可是，他会突然“啪”地合上书，把脸深深埋在两只张开的手掌里。有时，他急头涨脸地来找妈妈：“我那三十七号笔记本呢?”妈妈立时撂下手头上的事情———不管事情多么重要———跟他去找。老两口把三个玻璃书柜翻遍，闹得暴土扬尘，最后，妈妈在一摞书后面找到了，又高兴，又生气：“在这儿哪!早就说过，没人动你的东西。”爸爸呢，已经失去了刚才要找这个笔记本的急切心情，只是淡漠地望一眼，说：“还放那儿吧。没用。纯粹多此一乱!”每逢发生这样的情况之后，他就会在冷清清的书房里呆得时间更长，妈妈也显得坐立不安。妈妈不时地张望着书房的窗子，最后总是轻声对我说：“去，把培培送过去!让培培跟他玩一会儿。”看着妈妈那凄切的眼神，我的心，一颤一颤的。有一次，爸爸在厨房里做饭，二哥去单位开会了，妈妈让我给爸爸帮忙。我走到厨房门口，看见他腰间围着床单布，正在切苦瓜。不知为什么，他突然气恼了，把菜刀“哐当”扔到案板上，两根苦瓜叽哩轱辘滚到地下，他捡也不捡，眯缝起眼睛，从墙上的小窗，望远处的天空，许久一动不动。那目光，真有些吓人———多么寂寞，多么孤独啊！好像他不是处在一个和睦的家庭里，而是孑身一人，踟蹰在荒凉的大沙漠中，颠簸在浩瀚的海洋上，徘徊在无边无际的暗夜里!……一会儿，他忽然长叹一声，低头拿起菜刀，用刀背轻轻敲击着案板，像吟诵古诗似的，拉着长声，自言自语：“小人哉———韩冠芳啊！”那是一种发自心底的喟叹，苍凉，凄楚，在小小的厨房里，久久不能消散。我看着他那副沮丧的神情，吃惊极了：“爸爸，您说自己是什么?”他似乎吓一跳，可是转瞬间就挺直高高的身躯，脸上恢复了平日的威严，问我：“来干什么?’“妈妈让我来的。”“不用你。”我吓跑了。……;这几年，我们已经习惯于享受爸爸做的精美饭菜了，谁知近来他却玩忽职守了呢！有几次，我们都下班进家了，他才丢下《人民日报》或者首长讲话记录稿，开始做饭。匆忙之中，不是来不及切葱花，就是忘记倒酱油；有时，菜也没买，从厨房犄角旮旯搜寻出几个土豆，或者一棵洋白菜，在锅里扒拉扒拉，就算一顿。要是别人这样做饭，早就会受到理所当然的攻讦，可是对爸爸却没有人这样做。一则，他做饭这件事情本身，我们就于心不忍，禁止他做还不行；因此做好做歹，我们只好将就。另则，近几年爸爸的性格也有变化。说他乖张，有些过分，但确实有时他会毫无道理地发脾气。大哥年纪大了，二哥有伤心事，培培是他的掌上明珠，他们都能平安无事，倒霉的我，就常常成为他申斥的对象。大家知道他肝郁不舒，都尽量少惹他生气。所以，尽管对近一时期伙食极为不满，却只是悄悄发牢骚，不让他知道。这礼拜三，培培过生日，这是每年爸爸最高兴的日子。我们都以为可以沾培培的光，一享口福。谁知，届时又是一盘没滋没味的洋白菜！这使我们诧异极了。爸爸怎么啦?四星期六晚上，爸爸问大哥：“明天，你们有事吗?”按照爸爸的习惯用语，这个“你们”，是包括大嫂的。“我得看两篇资料。”大哥说，“梦佳搞了两个多月实验，一直没回师院，明天要带培培去看看姥爷姥姥。”“让梦佳打个电话，说下礼拜回去。”爸爸不假思索地命令道，然后又问我，“你呢?”“还没到明天哪，谁知道啊!”我说。“你明天呆在家里!”爸爸又转向二哥，“明天早点儿起，咱们俩去菜市场。”我和大哥交换着惊喜的目光———爸爸终于大发慈悲，要犒劳犒劳我们啦!第二天早晨，我去厨房打洗脸水时，爸爸和二哥已经买菜回来。地上放着冬天里难得见到的扁豆、韭菜、西红柿，盆里泡着对虾，鱿鱼、黄花鱼，案板上摆着猪肉，墙角上还立着一瓶白兰地，三瓶啤酒。丰富极了!我去问妈妈：“今天是什么日子，爸爸大摆宴席?”大嫂笑道：“我刚翻完日历和户口本，今天既非节日，也不是咱们家任何人的生日。爸爸可能感觉到自己的威信有些下降，所以不惜血本，要恢复恢复。”大哥从一本杂志上抬起头，笑道：“不对！爸爸才没有这个自知之明哪。”我抱住妈妈问：“今天是您和爸爸的结婚纪念吧?”妈妈笑着把我的手推开，“瞎扯！中国没有这样的风俗。”这时，培培拉着一辆小汽车，上边放着小蓝铁桶，晃晃悠悠走进来。我说：“对啦!爸爸准是给这个小马屁精补生日！星期三，不是培培的生日吗?”培培喊着向我怀里扑过来：“你骂人！臭姑姑!我告诉爷爷去。”我哄他：“厨房里有好多好吃的东西呢！你去问问爷爷，是不是给你补生日?”一会儿，培培跑回来，向我说：“爷爷说了，不让我理你。说你贫嘴淡舌！”我向厨房里叫道：“二哥！二哥！来呀。”二哥甩着湿漉漉的双手进来了。一看他那副忧郁的神情，我就知道白叫他了。果然，他漫不经心地说：“给爸爸打下手的人，有手就足够了。”临走的时候，他又转过头来，“你问妈吧。”“我知道什么！”妈妈笑着说，“你爸爸的心思从来不跟我说，他能在心里闷出芽儿来。”可是我看出妈妈的笑容有些暧昧，便摇着妈妈的肩膀说：“您准知道，准知道！”“去帮你二哥洗洗菜吧，梦佳，你们把那个紫箱子抬下来，我找点儿东西。”大哥大嫂抬箱子去了。我到厨房里，爸爸正在切鱿鱼。他在鱿鱼上划出密密麻麻的菱形的刀痕，看样子要做鱿鱼卷儿。我说，“怪麻烦的，炒丝儿不一样吗?”爸爸瞪我一眼。我忙吐吐舌头，说：“您分配任务吧！”爸爸让我洗黄花鱼。一会儿，我就把鱼鳞刮净，翅子剪掉，肠子肚子也掏出来了。爸爸问：“骨头上那根血筋儿，扒下去了吗?”按照爸爸的理论，紧贴着鱼脊骨的那根血筋儿，一定得去掉，要不然吃起来太腥。我无此体会，当然免掉这道工序了。“干什么都偷懒！去吧去吧。”二哥向我使个眼色，我慌忙跑了。妈妈的屋里，散发着浓厚的樟脑气味，呛得我直打喷嚏。一个老式的笨重的大紫木箱，斜敞着盖，摆在屋中央。箱子里装的都是爸爸妈妈留之无用、弃之可惜的旧衣物。妈妈弯着腰，从她年轻时穿的窄瘦旗袍和爸爸的旧西装中间，抽出一个空瘪的旧红皮包，扔到地板上。挤在妈妈身边的小培培，以为是件宝贝，忙抢过去。大嫂问我，“怎么回来了?”“被驱逐出境了。”我说，“你们别笑！今天爸爸的神色不对。往日犒劳咱们，他虽然不笑，眉眼里还透露出喜庆味儿。今天，爸爸的脖子是这样的！这样的！”我边说边学着爸爸。大哥大嫂都笑。妈妈抻出一件爸爸的西式破皮坎肩，向我手上一搭，说：“快晾出去！贫嘴淡舌的！”我到院子里，正碰上我的老同学陈樱找我去看内部电影。好极了，我正要躲出去。我跑回屋里跟妈妈一说，妈妈不同意，大哥大嫂也不同意。我说：“反正今天宴无好宴。回来我自个儿吃，更香!”“好！你要走，我告诉爷爷去。”小培培抢下我的围巾，就往厨房跑。一会儿，爸爸站在门口了，问我：“什么事?”“我昨天晚上就说嘛，不知道今天有事没事。”“看电影不算事。”听爸爸这口气！哪儿还有商量的余地呀。我使劲瞪着爸爸身后的小培培，他还笑呢，这个小讨厌鬼！五平日，我们家吃饭分两桌。我和大嫂带着培培在一个矮桌上吃。今天，在爸爸的指示下，又像过年过节似的，用两张三屉桌拼成一个大桌。平心而论，这顿饭爸爸真是下了工夫。对虾炒韭菜，有红有绿，悦目极了。鱿鱼卷像一个个毛刺突起的小刺猬，胖墩墩的，惹人眼馋。番茄酱烧黄鱼和肉丝炒扁豆丝也色香味俱佳。菜是真不错，遗憾的是大家不明白爸爸的意图，心里都不大踏实。啤酒咝咝地冒着雪堆似的泡沫，淌到桌子上，却没有一个人举杯。好像大家都对爸爸有所期待似的。爸爸坐北朝南，吸着纸烟，一手搂着培培；可能对我们的沉默感到满意，脸上是宁静的，安详的。终于，他把纸烟捻灭，开口了：“我在家养病，已经七年又两个月零三天了；当炊事员，到今天，也六年整了。……”哟!原来爸爸是庆祝自己改行六周年。早说多好，害得我们胡思乱想，面对一桌香喷喷的好菜，却满腹狐疑，真傻!我啜了一口啤酒，筷子就向一块鱿鱼卷儿伸过去。大嫂在桌子底下捅我一下，那笑眯眯的眼睛分明像是在说：“听着，爸爸致祝酒词呢!”我瞧瞧爸爸，可不，爸爸也正瞧着我呢!那目光，虽然不像责备，但对我伸出的筷子也绝不是鼓励。我忙把手缩回来。“那些年，不堪回首啊!单位里，你斗我，我斗你，恰如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黄雀后面还站着一个拉紧弹弓的孩子！我在国内国外读书二十年，学的是科学救国、尊师爱友，忠恕老诚。这套陈腐意识，虽说在解放后多有改造，可对当时盛行的‘斗争哲学’，仍然不能心领神会。被斗争的苦头我刚刚尝过，斗争别人的乐趣我无福消受；思虑再三，只有敬而远之———躲在家庭这个小避风港里寻安慰，在锅碗瓢盆中找寄托。……”啊!这真是令人心碎的语言!难怪爸爸对做饭表示出那么巨大的热情，那是一种自我麻醉呀!那股热情，是在理想幻灭的灰烬上产生的。对于一个有志报国的高级知识分子来说，该是多么惨痛!我忽然想起，那次在厨房里，他用菜刀敲击案板唱着“小人哉———韩冠芳啊!”的情景。我多傻！几年来，吃着爸爸做的饭菜，却不知道爸爸心里一直深藏着这种无处诉说的苦闷!“我是个政治庸人。当时心灰意冷，以为在我有生之年，报国无门了———白白耗费了七年多的岁月。……”爸爸沉重地叹息一声，好像那段灰暗的虚度光阴的日子还在眼前。他垂下松软多皱的眼皮，痛苦地摇着花白的头颅。本来就是在沉闷中开始的家宴，这时更加沉闷。妈妈、大哥，大嫂，都是神经有些脆弱的人，在那一团混战的年代里，他们心灵上蒙受的屈辱，如今再也不愿提及。听了爸爸的话，他们都颓丧地垂下头，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二哥侧过脸去，阳光正射着他的眼角，照亮了一颗晶莹的大泪珠———痴情的二哥，如今三十五岁了，仍然不能忘怀那个柔静孱弱、性子刚烈的姑娘。培培忍受不住这种沉闷空气的压抑，轻轻抻动爸爸的袖口，爸爸却把他的小手握在掌心里，轻轻攥一下，示意他不要打扰。“现在，国家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了，搞扩大化的阶级斗争，我自愧无能；搞建设，却敢以识途老马自诩———我还有用!这话，以前我不敢说。”我问：“为什么?”“从一九五七年算起，毛主席宣布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号召我们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二十年来，这个号召受到各方面的干扰，政治运动的高潮一个接连一个，经济建设的高潮却如空谷足音!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更认定：我将在政治运动中了此残生了!”“您这么说，”大嫂笑道，“有点儿悲观吧?”“可能。当时，我万没想到，会有这样一次三中全会呀!它意味着，要在我们中国，开辟一个国富民强的新时代啊!这，我已经盼望了几十年。我该怎么办，不必多说。”爸爸说到这里，拉开抽屉，取出副食本、购肉本，购粮本，送到妈妈面前：“今后，你们多辛苦吧!我，辞职了。”爸爸的神情，那样庄重。多年没有生气的皱皱巴巴的脸上，重又焕发出富有生命力的红晕。爸爸这一壮举，引起全家的欢呼，连二哥也用有节制的笑容，表示支持。我这才明白，这次家宴，为什么全家必须出席。爸爸当着全家人辞去炊事员的职务，当然是以示郑重，但同时也是要对我们进行教育。平日，爸爸极少跟我们交谈，绝不是让我们放任自流。他总是通过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应当怎样学习、工作和生活。刚才这番话，是他直抒胸臆，也是向我们提出了新的要求———今后，要跟他踩着一个鼓点儿走!妈妈接过本子，眼里漾出了泪花，又笑了。透过窗玻璃，她指着绳子上的皮坎肩说：“那不是你的战袍?”爸爸向窗外望望，似乎看见多年未见的老友，不胜感慨地点点头。“培培，你爷爷的皮包呢?”妈妈又说。嘿，还是二哥敏锐———妈妈真的知道爸爸的心思，已经为爸爸重返岗位提前作好准备。皮坎肩和皮包，可以说是爸爸工作中的两件宝。冬天爸爸上班，总要穿这件破皮坎肩。他说，到车间里，随时可以脱下棉袄，换上工作服，方便得很!红皮包，过去更是爸爸寸步不离的。二十四年前，我在妇产医院里第一次看见爸爸的时候，大概也就看见它了。那时，它是鼓鼓囊囊的，如今已经在箱子里压成干烙饼了。大哥小心地问：“您的身体顶得住吗?您的血压还高啊!”爸爸脸上闪过一丝沉郁的阴影，似乎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沉吟一下，说：“这些年，据我所知，很多知识分子患病，都不是单纯的生理原因。他们是一介草民，却常怀黍稷之忧，而又无能为力。于是烦躁不安，怒火填膺，苦闷悒郁，迷惑颓唐，这些精神上的苦痛，更足以使人致病。忧能伤人，是不假的。……俗话说，心病还要心药医。我把我的健康，寄托在未来的工作上。”爸爸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感情是极深沉的，甚至带着几分激愤，使我非常感动。爸爸说完，侧过脸去，用探询的目光注视着二哥，良久，才字斟句酌地说：“这话，对你也是合适的。我想，对死者最好的纪念，是肩起他们未竟的责任。你，应该做些事情了。”二哥低下头，嘴唇翕动着，却没有说话。其实，二哥被冤枉了。这一年多，他正在注释杜牧《樊川文集》中的诗歌部分，已经完成一多半了。我给他收拾屋子的时候，看见过那些誊写得清清楚楚的稿子。培培从爸爸的肘弯里仰起头，问：“爷爷，您再也不管做饭啦?”“再不做了!”爸爸轻轻抚摸着培培的脸蛋，俯下身子说，“要做，也做不出香味儿了。”我冒冒失失地说：“现在，也有人不同意党中央的现行方针，要是有反复呢?”爸爸瞧瞧我，脸色顿时暗淡了。两只枯瘦的大手从培培肩膀上缓缓滑下去，眼睛空空蒙蒙的，像是又被触动了心上的隐痛。刚刚活跃起来的气氛，像铅粉似的沉坠下去。我感到了妈妈和大哥向我投来的责难的目光。我后悔极了。这不是让爸爸扫兴吗!还是大嫂头脑敏捷，她笑嘻嘻地说：“这是爸爸给咱们做的最后的午餐啦，机不可失，趁热吃吧!”她站起身，给爸爸和妈妈的小碟子里布菜。爸爸慢慢端起酒杯，分外沉着地说：“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自古皆然。党中央大搞四个现代化，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方针，深得民心，深得党心，谁也扭转不动！”真没想到爸爸会有这样清醒的认识!大嫂笑道：“刚才爸爸还自称是政治庸人，这会儿却有了坚定的政见。不知爸爸刚才是出于谦虚，还是这会儿突然醍醐灌顶，大彻大悟啦?”大家都笑，爸爸也笑道：“绝不突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