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森林里来的孩子

今年9月，是《北京文学》创刊60周年大庆。60年，是历史的一瞬，却是一本杂志漫长的历程。60年，一路风雨，一路坎坷，一代代编辑家高扬文学理想，不辞劳苦，风雨兼程，长年累月在《北京文学》默默耕耘、辛勤劳作，一批批作品在此问世，一茬茬作家在此成长，一代代读者执着关注、倾情阅读……60年来，《北京文学》始终是新中国文学百花园的亮丽风景。为《北京文学》60年历程撷取一处处亮光，一朵朵浪花，一道道印记，便自然而然成为我们为创刊60年庆典献礼的强烈心愿和自觉行动。然而60年，漫长的历史，总共出版577期刊物，所发作品数以万计，时间跨度大，内容众多，琳琅满目，该如何选择？为了尽可能全面反映《北京文学》创刊60年不同时期作品的风貌，年初我们就邀请不同时期曾经在《北京文学》担任过编辑部负责人的各位老领导、老编辑、老前辈，征求意见和建议，还多次召集现任编辑反复研究讨论，最终确定《北京文学》60周年系列丛书（共4辑）出版计划。第1辑《从森林里来的孩子》，收集了《北京文学》60年来获全国奖的所有作品，主要是新时期以来中国作家协会先后设立的全国中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共24篇。第2辑《受戒》，收集了《北京文学》60年来未获全国奖但产生过较大影响的作品，种类丰富，包括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剧本、随笔和文学评论等。第3辑《喜鹊登枝》，收集了11位著名作家的成名作和12位作家的小说处女作。第4辑《记忆与足迹》，收集的是文化学者张大海多年潜心研究、撰写的《北京文学》史，以及我社多年收集梳理的《北京文学》大事记、重要史料及“《北京文学》60年”征文的全部作品，全书描述了《北京文学》60年的发展轨迹、不同时期的编辑方针和刊物特点，同时也凝聚了60年来编者、作者、读者与《北京文学》共同走过的历程和真挚情感，全面客观，具有较强的史料价值。以上4辑图书，可以说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北京文学》60年走过的风雨历程，展现了60年来的重要作品和不同时期的刊物风貌，也基本上代表了60年来《北京文学》作品的最高水平。尽管如此，由于我们的编辑视野所限，本次编辑的4辑图书，仍无法囊括60年来的所有精华，肯定会有遗珠之憾。在此，恳请广大作家、读者及编辑前辈予以理解和谅解，同时我们也诚恳期待各界朋友的批评指正。60年的《北京文学》，承载着我们的共同理想，凝聚着我们共同的心血、智慧与汗水，也镌刻着我们共同的记忆与足迹。值得欣慰的是，所有这一切，都已经构成新中国文学发展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借此机会，我们谨向60年来所有为《北京文学》付出过心血和汗水的文学前辈致敬，向广大读者朋友致敬！北京文学月刊社;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张洁一上路以前，伐木工人的儿子孙长宁把他喂养着的小鸟全都放走了。这些鸟儿，是他亲密的伙伴，伴随过他的童年和少年。它们不停地啁啁着，仿佛是对他倾诉着依依的怀恋。但是，孙长宁的心，已像那矫捷的燕子，直向云端，展翅飞旋。远去的燕子啊，却又回过头来，俯向大地，在一片桦树林上久久盘旋，并且停落在一座墓前，絮絮地叮咛着亲密的伙伴：请你们常常到这墓前的白桦树上栖落，再像我一样为他唱着愉快的歌；每当春天来到，不要忘记衔泥啄土，为他修垒着茔墓。愿他墓前的野花如星、草儿常青……我多么愿意把他一同载走，向着太阳，向着晴空，为了这样一个美好的日子，他曾等待了许久，许久！可是，他早已化做大森林里的泥土，年年月月养育着绿色的小树。啊，但愿死去的人可以复生，但愿他能够看见党中央重又给我们带来这光明、这温暖、这解放！长眠在这白桦树下的那个人，他是谁？他为什么这样地牵索着这个少年人的情怀呢？那个人既不是亲属，也不是自小一块长大的伙伴……六年前的一个夏天，他跟着给伐木队送鱼的人们，去看望想念中的爸爸，也去看望想念中的大森林！在林区长大的孩子，怎能不爱森林？夏季的夜晚是短的，黎明早早地来临。太阳还没有升起来之时，森林、一环一环的山峦以及群山环绕着的一片片小小的平川，全都隐没在浓滞的雾色里。只有森林的顶端浮现在浓雾的上面。随着太阳的升起，越来越淡的雾色游移着、流动着，消失得无影无踪。沉思着的森林，平川上带似的小溪全都显现出来，远远近近，全是令人肃穆的、层次分明的、浓浓淡淡的、深深浅浅的绿色，绿色，还是绿色。森林啊，森林，它是孙长宁的乐园：他的嘴巴被野生的浆果染红了；口袋被各种野果塞满了；额发被汗水打湿了；心被森林里的音乐陶醉了。陈年的腐叶在他的脚下沙沙地响着；风儿在树叶间飒飒地吹着；蝴蝶飞着，甲虫和蜂子嘤嘤地哼着；啄木鸟笃笃地敲着。一只不知名的鸟儿叫了一声，又停了下来，从森林的深处传来了另一只鸟儿微弱的啼鸣，好像是在回答这只鸟儿的呼唤。接着，它们像对歌似的一声迭一声地叫了起来，引起了许许多多不知藏在什么地方的鸟儿的啼鸣，像有着许多声部的混声合唱。远处，时不时地响着伐木工人放倒树木的呼声：“顺山倒———”；“横山倒———”。这声音像河水里的波浪似的荡漾开去：“顺———山———倒———”；“横———山———倒———”。悠远而辽阔。森林里，一片乐声……有一天，他提着一个大篮子到森林里去为伙房采蘑菇。那一年的雨水真多，蘑菇长得也真好！他原想够了，够了，不再采了。可是一抬头，他又看见在前面一棵棵的大树底下，几个大得出奇的蘑菇，像戴着白帽子的胖小子，歪着可爱的小脑袋在瞧着他，吸引着他向森林的深处走去。突然，他听见了一种奇怪的声音。它既不像鸟儿的啼鸣缭绕，也不像敲打着绿叶的一阵急雨；它既不像远处隐隐约约的伐木工人那拖长了的呼声，也不像风儿掀起的林涛。可是它又像这许许多多的、他自小就那么熟悉的、大森林里的一切声响，朦胧而含混，像一个新鲜、愉快而美丽的梦。他顺着这引路的声音找去，找哇、找哇，在一片已经伐倒了不少树木的林间空地上，坐着正在休息的伐木工人。和爸爸住在一个帐篷里的梁老师在吹着一根长长的、闪闪发亮的东西。所有的人，没有一点声息地倾听着这飘荡在浑厚的林涛之上的、清澈而迷人的旋律。这旋律在他的面前展现了一个他从来未见到过的奇异的世界。在这以前，他从不知道，除了大森林，世界上还有这么美好的东西。那是什么呢？它是童话里的那支魔笛吗？孙长宁早已刨根问底地知道了他的底细。梁老师是从北京来的。他为什么会到这遥远的森林里来呢？因为他是“黑线人物”；因为他积极地搞了十七年的“文艺黑线专政”。他有罪，他是被送来劳动改造的。他有一种难以治愈的、叫作“癌”的病症。他曾问爸爸：“什么是‘黑线人物’？”“……”“什么叫‘文艺黑线专政’？”“……”“他是个坏蛋？”“胡说八道什么，你知道什么叫坏蛋……眼下什么全都拧了个儿，好的成了坏的，坏的成了好的！”“到底谁是好人，谁是坏蛋呢？”“你问我，我问谁去？”爸爸生气了。孙长宁也糊涂了。他也不去想了。反正爸爸跟梁老师好，梁老师就不会是坏蛋。因为爸爸是好人，而好人是不会和坏蛋好的。这一点孙长宁很清楚。“他怎么不回北京治那个病去呢？”“他不愿意！”孙长宁又不懂了，还有得了重病不治，而活活等死的人？“为什么？”“什么为什么？他非得认罪，投降，出卖、陷害别人，人家才让他回去治病！”“那……”孙长宁问不下去了。即使在孩子概念里，投降、叛徒也是最可耻的。孙长宁对梁老师的最早的感情就是从这儿开始的———宁死也不当叛徒。孙长宁从掌声和笑声中清醒过来。人们舒展、活动着四肢，重又开始劳动去了。只有他痴痴地站在梁老师的面前，既不走开，也不讲话。其实，他心里有许多话在翻腾着，可是他找不出一句话来表达这片笛声在他心里引起的共鸣，他的眼睛充满了复杂而古怪的神情：好像失去了什么，却又得到了什么。这片在生活里偶然出现的笛声，使他丢掉了孩子的蒙昧。多么可爱的孩子的蒙昧！而自小在大自然里感受到的，那片混沌、模糊、不成形的音响，却找到了明晰的形象。在这许多热情、粗犷的听众里，却只对孙长宁成为一种必然。仿佛他久已等待着这片笛声。梁老师被他的神情深深地触动了，问道：“你喜欢吗？”他点点头。又何须说呢？梁老师特地为他演奏起来。孙长宁的心重又被激动着，还是说不出一句话来。他苦恼了，皱着自己的眉头。突然，像是受到了什么启示，他撅起嘴唇，用口哨把梁老师吹过的乐曲中的几个小节重复了出来。他的脸立时放出光彩。这口哨比什么语言都更能表达他心里的感受。发现孙长宁能那样准确无误地重复他吹过的几个小节，梁老师也兴奋了。他接着又吹出一个小小的乐段，仿佛在用石子试探着湖水的深浅。孙长宁依然准确无误地重复出来。梁老师激动得如同获得了意外的珍宝，赞叹地想道：这个孩子有着多么惊人的记忆和准确的音耳啊！凭着丰富的经验和洞察的眼力，他敏锐地意识到，这个孩子的身上，潜藏着一种还没有充分而明确地表现出来的才能！他们的心，被同一种快乐和兴奋激发着，在这旋律的交流里，彼此发现着，了解着，热爱着，忘记了他们之间的年龄的差别，忘记了时间已经渐渐地过去。孙长宁死活不肯回家了。还要上学呀！那又有什么关系！伐木工人中流传着的许多对抗联的回忆，还有围猎熊瞎子的故事，这就是语文课；一根根伐倒的树木，这就是数学课；劳动里还有许多学校里学不到的知识。梁老师除了教他读、写、算，还教他吹那支魔笛。休息的时候，听梁老师为伐木工人们演奏长笛。演奏常常是即兴的东西，伐木工人们往往从那动人的旋律里听到他们自己平时随随便便哼哼唱过的家乡小调，他们好像在这笛声中遇见了自己熟识的朋友，快乐而亲昵。好像磁石似的互相吸引着。这一老一少，形影不离。孙长宁像爸爸和叔叔伯伯们一样，照顾着有病的梁老师，一点也不肯让他劳累，固执地干涉着这个年龄比他大几倍的、上了年纪的人。有时，为了使孙长宁欢喜，梁老师听任和迁就着他喜爱的这个孩子，仿佛他自己变成了一个比他还小的孩子，老孩子。但他常常隐瞒着自己的病情，却说：“我觉得好多了，适当的锻炼可以增强体质，帮助我战胜疾病！”他热爱着劳动，并不是屈服于压力。在共同的劳动中，梁老师进一步发现，大自然的优美和劳动的、创造的快乐，给了这个孩子丰富的想象能力。许多简单而纯朴的旋律，并不经过什么构思，却不断地、随便地从他的口哨里流泻出来。当然，要使这样的旋律变成真正的艺术，还需要他和孩子进行艰苦而持久的努力。他多么喜爱这个气质朴实的孩子，又多么珍惜这个孩子的才能啊！他知道，生命留给他的时日已经不多了。他争分夺秒地把他留在世上的最后的时光全都用在孙长宁的身上。他相信乌云会散去，真理会胜利，真正的艺术将会流传下去。这个生长在遥远的林区里的孩子，一定会成为一个出色的音乐家的，会的！他从不迁就孙长宁的懒惰。为了一个小小的乐句，他会让他重复十几次，几十次，逼得孙长宁简直要扔掉那支可恶的长笛。因为它不肯听他的话，不是漏掉一个音节，就是错了节奏。他对孙长宁说：“不错，你有天赋！可是天赋就像深藏在岩层底下的宝石，没有艰苦的发掘、精心的雕琢，它自己是不会发出光彩来的！”孙长宁重又拿起那支可恨而又可爱的长笛。唉，谁能理解这其中的快乐和苦恼呢？他坚决打碎孙长宁的任何只从技巧着眼的企图：“这是浅薄！”他生气地敲着乐谱。“我要你表现的是艺术而不是单纯的技巧！你必须力求理解你要表现的是什么！理解，首先是理解！”当他终于听到孙长宁能够完美地演奏完一个乐曲的时候，隐忍着癌症带给他的疼痛，他微笑了———那么美的微笑，使孙长宁久久不能忘记。尽管伐木工人们常常从大森林里弄到珍贵的药材和补品；尽管许许多多的验方，从各个角落、各种渠道流向这偏远的森林，梁老师的病情还是越来越严重了。但他并不感到悲观和消沉，看着孙长宁的成长，他欣慰地想到：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做了这样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四人帮”和疾病夺去的，只能是他的肉体，而他的精神却在这个少年人的精神里，活泼泼地、充满生机地、顽强地、奋发不息地继续下去。离去的时候，他很清醒，皱着眉头，思索着应该留下的最重要的东西。他把自己的长笛和几年来在森林里谱写的乐谱一齐交给了孙长宁。“我用它们工作、战斗了一生。现在，我把它们交给你。你要尽自己的一生，努力地用它服务于人民。音乐，是从劳动中产生的，应该让它回到劳动人民那里去。你已经学得不错了，可是离一个真正能表达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并且为他们所喜爱的艺术家，还相差很远！需要继续努力地学习，不要半途而废。可惜我已经不能和你共同来完成这个任务了……但是，总有一天，春天会来，花会盛开，鸟会啼鸣。等到那一天，你到北京去。那里，一定会有人帮助你继续完成这个任务。记住，不论将来自己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辉煌的顶点，决不能把自己的才能当成商品！懂吗？”“懂！”孙长宁呜咽着。“傻孩子，哭什么！我教给你的东西，你都记得吗？”他指的，不只是长笛。“记得！”梁老师宽慰地笑着，闭上了眼睛。他就这样地去了。带着他的才华，带着他的冤屈，带着一个共产党员的坚贞，带着许许多多没有说完的话，没有做完的事！当最后一锨泥土撒向墓穴的时候，森林里响起了风涛。孙长宁听见有人在旁边轻轻地说：“多好的一个人给糟蹋了！”于是，他忘记了自己是一个“男子汉”，抱着墓前的一棵白桦树，失声痛哭了。他已经不怕送葬的人们看见他的眼泪，又有谁能说这是软弱呢？这就是长眠在白桦树下的，使孙长宁永远不能忘记的那个人。二孙长宁紧紧地靠着车窗坐着，整天整夜不能入睡。他看着远处村落里的星火，两三点地、两三点地在浓浓的黑夜里闪现，又缓缓地向后游移而去。他看着大地渐渐地从黑夜中醒来，在阳光的照耀下，森林、田野、山峦、河流、湖泊……显现着越来越绚丽的色彩和磅礴的生命力。这就是祖国，是梁老师力求在音乐中表现的亲爱的祖国啊……他把手伸进口袋，紧紧地捏着那张去北京的火车票，不愿意撒手。仿佛那张车票就是他将要投身进去的、为它贡献出全部热情的生活的一个部分。幻想像浪潮似的，还没有等这个浪头退下去，另一个浪头又涌了上来。在这交叠的幻景之上，是梁老师那双期待的眼睛。怀着一颗天真而没有一点思虑的心，他来到了北京。除了因为渴望而引起的急切以外，想到的只是不容置疑的成功。在音乐学院，他看见一间门上写有“招生委员会”字样的房间。他推门进去，一位年轻的、有着明媚的微笑的女同志问他：“你有什么事？”他兴冲冲地答道：“我来报考音乐学院！”他无论如何也抑制不住那傻里傻气的微笑在自己的脸上绽开。她却毫不介意地回答：“你来晚了，报名的时间早已过去了。”啊！真的？这句无情的话，来得那么突然，以致那傻里傻气的微笑还来不及退下，就凝固在脸上，使他那生动的脸变得那么难看。像每一个第一次和社会生活发生接触的人一样，因为突然遇到了那没有经验的心所意想不到的、主观和客观的距离，他感到茫然失措。一种千里而来、失之交臂的遗憾之感几乎使他落泪。他急迫地说：“我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赶来的！”“可是初试都已经考完了。今天也已经是复试的最后一天了。”“那么，就让我参加复试吧！”他又鼓起一线希望。毕竟还没有彻底地结束。“那怎么行呢？参加复试的考生是从初试中选拔出来的，你没有参加过初试，怎么能参加复试呢？”;这么说，已经没有一点可以争取的余地了。他失神地站在那里，说不出一句话，也想不出一点挽回这种局面的办法。有谁能帮助自己呢？又有谁能了解自己的心情呢？这个人口那么多、地方那么大的城市，显得多么陌生啊！看着他那失神的样子，那位女同志十分抱歉地加上了一句：“真是对不起，这是规定！”仿佛是受了他的感染，那明媚的微笑从她那年轻的脸上退去了。校园里，到处都是舒展的笑脸，为了迎接这个像节日似的、使人兴奋的日子，年轻的人们着意地把自己修饰过了。他们怎能不高兴呢？十二年来，多少年轻人的远大的抱负、美丽的幻想、热切的愿望全被“四人帮”禁锢在枷锁之中。他们盼哪，盼哪，终于盼到了这一天：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解放了！解放了！他们的智慧、才能也像花朵似的开放了，五彩缤纷、交相辉映。孙长宁漫游在这芳菲的百花园中，舍不得离去。从许许多多的房间里，传来了钢琴、提琴、黑管、扬琴、琵琶……各种乐器的音响，从这各种乐器的轰响里，孙长宁那敏感的耳朵，一下子就捕捉到了从一间屋子里飘出来的长笛的柔声。仿佛听到了朋友的召唤，他向着那间屋子走去，没有人阻拦他。他不由得推开了房门，房门发出了很大的声响。有人责怪地“嘘”着这不合时宜的声音。他显眼地站在那间在冬天的寒冷中温度显得过高的房间里，穿着老山羊皮袄，高筒的大头皮靴子，戴着长毛的大皮帽子。而这皮袄、靴子、帽子又都好像在捉弄他的不幸似的，崭新发亮。房间一头的桌子后面，坐着几个主考和监考的教师。主考教授傅涛向擅自闯进考场的孙长宁严厉地瞪视着。除了正在演奏的那位女青年，挨着墙边，还坐着六个考生。她演奏的是孙长宁相当熟悉的《布劳地克幻想曲》。演奏得不错，有着特别而独到的地方。在这熟悉的旋律里，孙长宁渐渐地忘记了自己的不幸，忘记了周围的一切，陷入了沉思。当她演奏完毕，鞠了一躬，返回墙边的椅子上的时候，他甚至没有听见教授严厉的问话：“你有什么事？”他茫然不解地望着房间里的人们，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全都生气地转向他。“喂，孩子，请你出去，这是考场！”孙长宁舔着由于几天来的疲劳、没有睡眠、不正常的饮食而变得干裂的嘴唇，十分抱歉地说：“对不起，我也是来参加考试的！”桌子后面的教师们骚动起来。他听得见他们的低声交谈。“谁让他闯进来的呀？”“怎么搞的？这又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怎么能随便闯进考场来呢？”“真是乱弹琴！”教授耐着性子对他解释着：“报名的时间早已过了，现在连复试都要结束了！”人们的淡漠使孙长宁那敏感的自尊心感到了极大的难堪。“如果只是为了考大学，我是应该回去了……”他喃喃着，脸红了，也就更不能说清自己的思绪。是的，他真想退出这个使他的脊背冒汗的房间。“是呀，今年不行了，明年再说吧！打倒了‘四人帮’，再也不会有人压制有才能的孩子上学深造了。以后每年我们都会进行正常的招考啦！现在还是出去吧，不然就要影响我们的考试了！”为什么还要赖在这里呢？走就是了，很简单，只要转过身去，扬起脑袋，拉开房门。可难道这次千里迢迢赶来考试，仅仅是自己的一种个人爱好吗？不，不是！他想起梁老师在弥留的时刻对他说过的那些话。不，不能走！这是梁老师留下来的任务，只能完成，不能退却。孙长宁明白自己的责任：必须把梁老师没有说完的话，没有做完的事，一生一世地、永不松懈地继续下去。不，他没有权利逃走。他叉开两腿，比以前更牢地钉在那里。他那低垂着的、羞涩的眼睛抬起来了———那是一双像秋日的晴空一样明澄的眼睛———坚决而迅速地说起来：“就是因为打倒了‘四人帮’，我才从两千里地以外赶来的。不然，我还不来呢！老师们！还是请你们听一听吧，哪怕是只听一个曲子，也算我没有白跑两千里地！”说着，热泪忽然充满了他的眼眶。傅涛教授不由得细细地打量着这个固执而古怪的孩子。孩子手里那个装长笛的盒子不知为什么引起了教授的注意。盒盖左上角的护皮脱落了……好像在哪里见过这个盒子似的，或许这个孩子有点来历？是不是应该让他试一试？也不知是因为他显得那么疲惫，还是因为他所表现出来的严肃的、非达到目的不可的坚强意志，他的话引起了那七位考生的由衷的同情。他们一齐为他力争。“老师，让他演奏一下吧！”“请允许吧！”孙长宁那紧绷绷的心弦松弛了。他感动地想：不，这个城市并不陌生！这七个考生，他们难道不知道在七名复试的考生中，只录取三名吗？知道！他们难道不知道再增加一个人，就会变成八名里头录取三名吗？知道，当然知道！就是这七个人，已经是难分高低上下，让教师们一个也舍不得丢下啊！一股热乎乎的激流，冲动着每一个教师的心！教师们不由得同意了这个顽强的孩子。还只能称他孩子，他大概只有十四岁吧？孙长宁脱下了那件几个昼夜也未曾离身的大皮袄，摘下了大皮帽子。一缕柔软的、卷曲的额发立刻垂落到向两鬓平平地展开着的眉毛上，带着初出茅庐的年轻人的局促，向教师们询问地张望着，仿佛在问，“我可以开始了吗？”教授点了点头，心里想：倒像一个行家似的！他又用舌头再次舔了舔自己干裂的嘴唇，开始羞怯地、仿佛怕吓了谁似的，犹犹豫豫地吹着。教师中有人开始在坐椅上扭动起来，好像他们的怀疑得到了证实———根本就是一场胡闹。可是，不一会儿，孙长宁自己就被乐曲中表现出来的东西感动了。他不再记得这是考场，仿佛他重又对着那无涯无际的森林在吹；对着山脚下那像童话中的木头小屋在吹，小屋顶上积着厚厚的雪，从凝结着冰花的小窗里透出了温暖的灯光。那儿，是他亲爱的故乡……当明亮、质朴、优美的像散文诗似的旋律流泻出来的时候，教授被深深地感动了。尽管他一生不知道听过多少优美的作品和多少名家的演奏，但这个少年人的演奏仍然使他着迷。他感到神奇，他几乎不再看见面前这个少年人的形体，仿佛这个少年已经随着什么东西升华、向着高空飞旋而去。这儿，从不轻易在人们面前打开的心扉敞开了。从敞开的心扉里，他看见了一个优美而高尚的灵魂。不，或许还不止于此，他还看见了那个没有在这个考场上出现的人，是他，培育了这样的一个灵魂。那人和这少年一同在倾诉着对光明的渴望，对真理的追求，对生活的热爱……是的，世界上有不相通的语言，而音乐却总是相通的。不知为什么，他对这少年人渐渐地产生了一种歉疚。因为他差一点犯了一个不小的错误：轻率地放过这样一个有才华的孩子，一个或许将会闻名于世界的音乐家。唉，人们是多么容易从主观出发啊！很显然，这个少年人不是从城市里来的。可是，他又是从哪里受到了这样严格而正规的训练呢？他的表现手法严谨而细腻。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引起了教授的联想。他又想起了那个好像在哪儿见过似的装长笛的盒子。仿佛有一个缥缥缈缈的、若有若无的声音在无边的旷野里呼唤着他。啊，为什么？为什么？在这个少年人的身上却浮现出另一个人的身影？那个人早已不在人世啦，可为什么忠诚的心却仍在固执地寻找着他的踪迹？像闪电一般迅速的思绪又把自己带到了哪里？这是考场啊！教授摇着脑袋，责怪着自己。孙长宁轻轻地收住了音响。傅涛教授却早已忘记了自己应尽的一个主考教师的责任，仿佛在参加一个精彩的音乐会似的，神情恍惚地说：“再演奏一个吧！”孙长宁更自如地一个乐曲又一个乐曲地演奏下去。此时此刻，除了那片在春风里快乐地摇曳着嫩绿的枝条的、朴实无华的白桦林以外，他什么也看不见了。这里好像已经不是考场。每个在场的人，不论是教师或考生，人人都回忆起了一些什么———一生里最美好的什么。袅袅的余音在空气里萦绕着。远了，更远了，听不见了。没有一个人愿意扰乱这些旋律在大家心里形成的感觉———干净的、纯洁的、向上的感觉。还是孙长宁自己惶惑而不安地开始踏动着双脚，不明白人们为什么这么敛声敛息而又毫无表示。难道他没有很好地表现梁老师的作品里的精神？难道使他那么倾心热爱的作品竟不能打动这些人的心？他感到了深深的痛苦，他竟不能完成那许多年来激动着他的心弦的梦想———使梁老师在他那常青的、永生的作品里再生？但那七个考生突然热烈地喊起来：“老师，这才是真正的第一名！”“没错，他第一，第一！”“第一名是他的！他应该被录取！”教师们看着那七双眼睛，这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七双眼睛，突然变得那么相像，仿佛是七个孪生的兄弟姐妹：天真、诚挚、无私而年轻。多么可爱的年青人哪！孙长宁觉得好像一下子被人从深谷推上了山巅。他发蒙了。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只是呆头呆脑地听着大家发出的各种评论，好一会儿工夫他才反应过来，生怕人们会在欢腾里忘记，激动而大声地说：“不，这不是我。这是那作品，只是那作品……”教授立刻理解了这颗高尚的心。“对，告诉我，这是谁写的？我怎么从来没有听到过？”“我的老师！”“他现在在哪儿？”“他……他在森林里！”“在森林里？”那缥缥缈缈、若有若无的呼唤一下子变成了鲜明而生动的形象，站在教授的眼前。难道真的是他？难道这个少年是他的学生？竟然会有这样巧合的事吗？心脏痛苦地缩紧了。悲愤和哀伤重又塞满了胸膛。他紧张地盯视着孙长宁嘴角旁边的每一条肌肉的细微的牵动，生怕自己的听觉有所误差而漏过一个字眼，或是一声轻微的叹息，又生怕这个少年会像变魔术似的从他的眼前突然消失。孙长宁重又拿起长笛，简单地说明着：“这是我为老师写的！”那支曲子粗糙而幼稚，变调部分也显得奇突。可是它饱含着愤怒的控诉和深情的怀念，仿佛要胀裂那支长笛，让人回肠荡气。两行又苦又涩的热泪，顺着孙长宁那黝黑的、浑圆的、孩子气的脸庞静静地滴落下来，使坐在一旁听他演奏的人们不禁黯然神伤，凄然泪下！然后，他慢慢地把长笛放在教授面前的桌子上，又从背包里掏出厚厚的一沓乐谱，说道：“这是老师留下的！”在乐谱的封面上，教授看到了工整而熟悉的笔迹，端正地写着：“梁启明”！啊！果然是他！一时，不知是什么滋味充满了心头。好像再一次地和他相会，又再一次地和他分别。教授惨痛地想到那位最知己的朋友，同时代人里最有才华的一个，如今已是人亡物在，永不能相见的了。他抚摸着长笛和乐谱。这就是那个才华横溢、勤于事业、忠于理想的人留在世上的全部东西了。是全部吗？啊，远远不是，他抬起一双泪眼，宽慰地看着站在面前的这个少年，拉过他的手，把少年人那热泪纵横的脸贴近自己的心田。不，生命并没有在那片白桦树下结束，往事也没有成为陈迹，这就是他，这就是他的生命的继续……夜晚，当孙长宁躺进教授那松软的、散发着肥皂的清新气味的被窝里的时候，从浅绿色的窗帘的缝隙里，他看见天空中灿烂的群星在闪烁。朦胧中，他觉得有人伏身问他：“你觉得冷吗？”他睁开惺忪的睡眼，一种温暖的感觉渗透了他的全身，他好像在这温暖中溶化了。“不，我觉得很温暖！”他又闭上了眼睛，留在他意识里的最后的概念是梁老师对他说过的一句话：“你要尽自己的一生，努力地用它服务于人民！”不论是他，或是和他一样在做着甜梦的那些个考生，他们还都不知道，这时，在深夜的北京的上空，电波传送了党中央的声音：中央鉴于报考音乐学院的考生中有大量突出的优秀人才，支持该院增加招生名额，争取早出人才，多出人才！等待着他们的，是一个美丽而晴朗的早晨———一个让他们一生也不会忘记的早晨！原载1978年第7期获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邓友梅“四人帮”把国民经济推到“崩溃边缘”的日子里，虽是百业萧条，却也有几处应运而兴，发达得邪乎的所在。比如说北京的公园。除去上了锁的北海，其余的都透着格外热闹。每天从开门到静园，人一直像稠粥似的。细看一下，游客随着时间更替，也作有规律的变换。早晨开门到八点来钟，是锻炼身体的老人、喊嗓子练腰腿的演员和候补演员们；八点到午后，主流是背着大黑塑料包的各省外调、采购人员；太阳西斜，就换为成双成对的男女青年，远远看去像二路纵队的分列式游行。老管参加“陶然亭早班”，是因为医生劝他加强体育锻炼。而他在那间小屋里，也确实憋得百病丛生，半宿半宿睡不着觉。一开头，他只想找个清静地方练深呼吸，做广播操。练了几天，不行。人类还保留着老祖先的群居特性，离群独立在这里也难以生存。你走进树林刚要做深呼吸，来了几个二十上下的小伙子。左边一个喊：“谢谢妈!”右边一个唱“几天来察敌情收获不小”，后边忽然冲你脑勺大叫一声“我踩着地雷啦!”换个宽敞地方做广播操吧，又有几个武将围着你拧旋子、翻吊毛，最后把你当球网，打起羽毛球来。白色的球像只银镖似的总在你头上来回飞。于是他想入伙。踅摸了几天，瞅准一个地方。远对云绘楼，近傍鹦鹉冢，松树林中有一张长椅，三个老头固定在那里锻炼。老年人不惹是生非，就参加这一伙吧。他鼓起勇气走进树林，弯腰踢腿做广播操，老头们看看他，又各自去活动自己的。从此老管就每天到这儿来。日子多了他就分清了三人的面貌，一个收拾得整洁精神，总戴一副水晶茶镜，他心里管他叫“茶镜”；一个宽服大袖，留一撮胡须，他暗地叫他“胡子”；还一个满头白发穿一件洗褪色了的旧军装，他送个外号叫“将军”。早春季节飘起雪花来。老管打着一把黄油布伞，照常来到了陶然亭。一下雪，练嗓的，耗腿的年轻人不来了，身体太弱的老年人也不来了，园子里格外的清静。老管舒畅地呼吸着清凉空气来到小松林，茶镜和将军却早已开始了练功：将军打着伞，茶镜在伞下骑马蹲裆式站着，在活动十个指头。大概老管的坚持的精神感动了他们，茶镜手虽未停，却冲他点点头。老管退休以来，除去买东西，和人说话都很少，今天竟有人向他点头打招呼，心里一阵热乎，连忙对茶镜把头深深点了两点，又向将军着实鞠了一躬。将军打着伞笑嘻嘻地向他也还了礼。正这时胡子穿一件肥大的风雨衣走来了，他一边走一边点头，嘴里说“早、早”，眼神平均地把他的问候分给每个人，也朝老管看了一眼。练了一套拳后，胡子就说东边有个亭子，不如到那里去坐一会儿。这时老管也不喜外，跟着一起往亭子走去。老管主动凑过去和茶镜攀谈。“您老今年高寿?”“还小呢，才七十一，您怕没有一个花甲吧?”“刚六十一。”“不像。”“您贵姓?”“这个、您就称呼我茶镜吧!”老管心想是不是自己心里叫他茶镜，不小心叫出了声，叫他听见过?便疑疑惑惑笑了笑。胡子插嘴说：“我们都这么叫他。我们在一块遛早二三年了，谁也没打听过谁的姓名住址。”“嗯、嗯。”“倒也没别的，就是图个放心，”茶镜笑着说，“省得说句什么话，过后说的人后悔，听的人也害怕。”进了亭子，茶镜一放下伞就从兜里掏出个装胶卷的小铝盒和半个怀表壳。他从铝盒里倒出点棕色的粉末，放在表壳里伸到胡子眼前。“您试试这个!”胡子用拇指和食指蘸了蘸，然后就举在鼻孔处揉起来。“熏得不错，可惜没买到好鸭梨。”“这话您说!跑遍东西南北城，都是这一份，看着挺水亮，可没味儿!大概是上化肥上的。您也闻一鼻子。”茶镜把表壳又伸到将军面前。将军战战兢兢用一个指头蘸了点，把它抹在离鼻子老远的嘴唇上，然后说：“像好茶叶味。”茶镜把表壳又伸到老管面前，这友好的举动不能谢绝，老管就一边说“谢谢”，一边用手指蘸了点抹到鼻孔里，立刻鼻子一辣就打起喷嚏来。“这是提神的，”茶镜自己闻着说，“您是不是觉着清醒多了?”“嗯、清醒———啊嚏———多了。”老管掏出手帕赶紧擦眼泪。这一阵友好交流过去，将军就从兜里掏出本书来，问道：“再读一段?”“当然，当然。”“甭问。”茶镜说。胡子接过去就大声念起来。念的是毛主席著作。总共就念了一小节，将军按自己的体会发表了一通议论。胡子和茶镜听得连摇头带点头———说到毛主席的英明论述就点头，对照现在有些人的做法就摇头。老管感慨地说：“没想到你们老几位还天天坚持学毛主席著作。而且学得这么认真。”将军说：“我借他的眼睛使，我的眼被伤害了，一看书就头痛。”胡子说：“我们借他的头脑用，刚才他讲的您听见了，不是比报纸上说得更叫人入耳吗?”茶镜说：“也没别的，就是听听毛主席到底怎么说的。要不别人总说是按毛主席指示办，可干的事越看越别扭，也弄不清到底是咱反动，还是有人玩花活！”闲谈了一阵，胡子站起身说：“到点了。明天见。”胡子和茶镜出东门，老管和将军出北门。分道之后将军对老管说：“你这个年纪练广播操不合适了，明天我教你太极拳吧，吴式的。”老管笑道：“我这个锻炼有一搭无一搭，练什么都行，只要能消磨时间就好！”将军说：“革命者只有积蓄力量的时间和使用力量的时间，哪有供消磨的时间呢?”老管不再说什么，将军也不再问什么，两人在北门外分了手。回去的路上老管觉着心里有了暖气，腿上有了力气，快到家门口他才琢磨出点味儿来，似乎今天又回到了人的世界!第二天起老管就跟着将军学太极拳。老管已经有些年什么也不学、什么也不敢学了。所以学习这件事本身就使他很兴奋。等到将军教了几个式子，又讲了通阴阳虚实，以意带气的原理，他可入了迷。他要求将军重新把已教过的两个式子丁是丁、卯是卯地再来一遍。这个要求，使将军大为高兴，他脱掉外衣，不厌其详地一个关节、一个重点地细说，直到他自己脑门见了汗。“今天就到这儿吧。”将军说，“我看出来了，你是个学风严谨、一丝不苟的人。我们国家就需要多有几个这种人，这作风要保持下去。”老管一听，脑袋嗡的一声，像挨了一棍子。心想这不前功尽弃了吗?他自从背着“反动学术权威”的大牌子游街起，就立志把那勤谨严肃、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扔进垃圾箱。几个所谓“造反派”大大成全了他这一志愿。不仅拆散了他的攻关组，封闭了研究室，把技术资料当做罪证送进“反白专展览会”，而且最后把他这个人也踢出了职工队伍。他暗自庆幸，要不是自己早有了远离学问的准备，怎禁得住这么大的打击?没想到刚学了两个太极拳式子，苦心扔掉的积习就又回潮，甚至潮得叫人看出来了。再联想到将军说的最后一句话，有股说不出的苦涩味哽在嗓子眼。老管坐在椅上，为了赶走心头的杂乱，就注意看别人练功夫。看了一阵，瞧出点门道来，敢情茶镜和胡子练的功夫都挺特别，从来没见别人练过!茶镜是骑马蹲裆式站着，像触了电似的抖动十个指头；胡子前腿绷，后腿弓，单用一只左手握着他的手杖左右地画圈。大家收住式子回到椅子上来时，老管就好奇地问茶镜：“您练的这是哪一功?”“家传的功夫，没名。”老管又问胡子：“您老哪一套?”“自己发明的，我起名叫肘臂功。”老管问有什么功效，胡子不回答，却把手杖送给了他。老管伸手一接，由不得大吃一惊，竟是竹竿里藏着根钢筋!有大拇指粗细。老管吃惊的样子引起三个人大笑。茶镜说：“我看你左手耍棍一点也不哆嗦了。这套功夫果然练得有效。”胡子说不光锻炼有效，这和他戒了酒也有关系。将军说：“你真把酒戒了?那我得代表成千上万的人祝贺你。”胡子说：“这也要归功酒厂，他们能把白干烧得又酸又苦，也不容易。”说到酒，可触到了老管的伤疤上。他一连摇了几下头说“说不得”。说是“说不得”，可一口气就说了下去：选料不顾标准了，酿造不守规程了，质量无人检验了，工艺无人监督了，老工人派去看大门，工程师调去管过磅……正当大伙听到入港，他却戛然而止。原来发现说得兴头，又打破了自己定的“不谈业务”的清规。这隐情仿佛在座的人都无语自通，所以谁也不往下追问，只是带着怀念的口吻说起十年大庆时摆满大酒馆小酒铺的各色名酒。将军还说日内瓦会议时，周总理用茅台酒招待各国领导人，宴会后酒瓶子都被客人要走当了纪念品。他们以为把时间拉远就会让老管从不快中解脱出来，可没想到只要不离开酒字，他就仍然陷在烦恼的漩涡中。他们说到的那些酒，有的是他参与酿造的，有的是经他品尝评定的。茅台包装的定型化他也参加了一定的意见。他们越谈他心里就越腻味。直到读毛主席著作，他也没从那忧郁的情绪中摆脱出来。将军拍着他的肩膀说：“你别犯愁，将来那些名酒还会摆满我们的大酒馆小酒铺，而且还会有新品种新风味。因为喝酒的人喜欢这样，造酒的人也喜欢这样。”老管苦笑着说：“还能有那一天?”“有积蓄力量的时间，就一定有使用力量的时间。”学习时间他昏昏忽忽什么也没听进去。临到散伙了，走在湖边上他倒清醒了些，忽然想起了一句刚才要问没问的话。“胡子戒了酒，你说代表成千上万的人祝贺他，这是什么意思?”“因为这对成千上万人有好处。”将军说。“你怎么知道呢?”“《红楼梦》里四大家族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百姓也是这样。一个人的长处对所有的人有利，短处也就值得大家担忧，虽说没有用电子计算机核算过，可肉烂在锅里，我这么算账准不错，因为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人。”“嗯，怕不一定，”老管琢磨着说，“要退了休呢?”“胡涂话?官衔、职务可以退，对人民的责任，对国家的义务，这是与生命共存的东西，怎么退法?”“要是有人不许你负责任，不让你尽义务呢?”“除去夺走生命，不然怎能办到?”老管不再吱声，可是心中不服。心想你们老三位不也和我一样，每天到陶然亭一泡就是半天?冬去春来，人海沧桑似乎与你们都无关，还谈什么负责任、尽义务呢?;日子一天天过去，等老管学会一套吴式拳，已是一九七六年四月初。这几天天安门前花如海，诗如潮，整个北京城的人，两只眼睛都闪起了异样的光彩。老管一天没动、两天没动，第三天忍不住了，出了陶然亭蔫不溜的坐车到了前门，然后顺着广场往北走。许多诗词、花圈都迫使他留步。他又爱看、又怕看，惊喜地发现人民发出如此强力的吼声，又担心会引出什么祸事。使他注意的还有一幅国画，画的是在一棵松树上立着一只鹰。老管喜爱国画，在被抄家抄走的东西中，就有一幅名贵的国画，画的也是鹰，那是名画家华一粟的作品。听说华一粟叫几个“造反派”把右腕骨砸成粉碎性骨折，已经僵直，终生不能执笔了。他被没收的那幅鹰，怕也早已翻过来写了大字报。今天看到的这幅鹰，笔法很像那一幅，使他怀念起看熟的那张画和从来未见过的画家本人。怀念起中国的传统文化，最终归结到怀念保护、扶持这一切的周总理。他觉得脸上冷飕飕的，两颊已经湿润了。一股人流拥来，把老管挤到了一边，他回头一看，只见人群中间两只巨大的花圈露出在人头之上，隐隐听见洞箫演奏出的哀乐声。那是中国传统的葬礼用曲，已经多年没听见了，一听那旋律仿佛碰见了熟人。老管踮起脚，想看看清楚，可是人群太厚，他看见的仍是那露出人头的半截花圈。第二天打过拳，读过书，到了闲聊时间。这时，旁边有两个生人，老管没注意，就冒冒失失地说：“听说天安门前，人山人海呀……”茶镜正往表壳上倒鼻烟，顿了一下，看看胡子。胡子伸手蘸了点，往鼻上抹着说：“嗡嗡，今天这点烟味更醇了。”大家都不再吭声。老管觉得这里的气氛和天安门前，完全是两个时代，两个世界，很有点气闷。忍耐不住，又说了半句：“这人民的意志……”茶镜把表壳伸到老管面前说：“你尝一点?”将军站起来点点头说：“西边月季园的月季开了，血点红，凤头紫，照夜白，各按各的意思开，合在一块就成了春天。你看它们在冬天全都残枝败叶，原来心里在暗使劲呢!”说完他冲老管神秘地一笑。大家心里都不痛快，散得格外早。老管一个人往回走着，觉得和天安门那热烈沸腾的生活相比，这陶然亭简直是坟墓。想到自己是被人硬逼着走到这坟墓里来的，既气不忿，又委屈，可又想不出离开这一伙他该往哪里去。这天晚上，他早早就铺上床要入睡，可是居民组长砰砰地敲门，叫他上民兵小分队听广播去，全市居民一个都不能落。他到了民兵小分队，人已挤满了。和平日居民开会一样，人们都低眉敛眼，不说不笑，全屋里冷森森的。他觉得有些异常。八点半钟，广播了《人民日报》文章：“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听完广播，他浑身乏力，腿软得连楼梯都上不去了。他一夜没有合眼，这时他才发觉自己从天安门广场回来是暗暗滋生了一线希望的，只是在这希望破灭之后他才看清它。很奇怪。昨晚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怎么自己一点风声没听见?原来从天安门回来到今早上去陶然亭自己和谁也没接触。而今天从陶然亭回来自己又反锁了门。那三位老兄听到这个消息会有什么反响呢?一定仍是那样木然处之。他觉得能锻炼成那样没有烟火气，着实不容易。锻炼为了活着，活着为了锻炼，这种循环太有点嘲弄味道了。外边传来第一班公共汽车的滚动声。他起床、穿衣，然后从紧锁的衣箱中找出一瓶密封的“燕岭佳酿”。这酒是他研究一生酿造，最后的一次成果。本来是留下作个纪念的。出了四月五日那样的事，他觉得这个纪念没有意义了。应该让它和自己的事业一起被忘却。他带着它去陶然亭，想和那三个伙伴共同喝光，当做和自己的大半生告别。他把酒放在书包里，提着来到陶然亭。这天早上来的人特别少，可三个人却都早到了，各自站在各自的位置上，练自己那一套功夫，不比往日用力，也不比往日松懈，一切和昨天、前天、大前天—样。老管把书包挂在松树上冷静一下，也开始打自己的吴式拳。学习的时间，将军掏出毛选第二卷来，翻了半天，指着对胡子说：“今天临时改学这一段吧。”胡子就念道：“知识分子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念完之后，将军照例要谈几句体会。可今天他半天没吭声。大家说：“该你了，怎么冷场呢?”“我想说的，毛主席早说透了，”将军用手抚摸着自己的脑门说，“老一辈的，周总理给我们作出了榜样；小一辈的，这几天给咱们当了先锋。前有车，后有辙，咱们剩下路都不多了，没多少工夫再闹鬼打墙，奔有亮光的地方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吧。这几年，咱们的家底，凡是看得见的、摸得着的都抖搂得差不多了。还有些家底是在人们心里、脑里、手心里的。这一部分更宝贵，更难得，谁要有谁就把它看好吧。不然等到有一天人民用着它时，发现保存它的人白把它扔掉了，那可上对不起祖先下有罪于子孙了。”将军说完，眼光朝每个人都扫了一下。老管感到脸有点发热，躲开了他的视线，心想也许将军是泛泛而论，并没有所指吧。到了聊天的时候了。胡子提议今天往西边转转，那里有个幽静所在，而且他有点东西给大家过目。过了白石桥，绕过云绘楼，转过一道山口，步入一片园中之园的草坪上。这里密密种了些云杉、雪松、柑橘、冬青。胡子并不停步，领着大家照直钻进雪松林里，找一块宽敞地方站稳，从他的蓝书包里拿出一个报纸包，打开报纸，取出一轴画卷，抬手挂在云杉上。这是一幅国画，画的只是一棵青松和一只雄鹰，那鹰却是展翅飞翔着。边上题着字：“丙辰清明后二日，有感而作，一粟左手。”老管像被电一击，呆在那里了。将军过去拉住胡子的左手，眼睛湿润起来。“天安门前那一幅真是你画的，你真是华一粟，你的左手真……”“我的左手是你给它生命的。一年多来你旁敲侧击，总是启发我，鼓励我。我不想再对你隐姓埋名了，叫你看看，叫你放心……”“是叫总理老人家放心!”将军说，“我们没权利放弃自己的责任，年轻人都走到我们前边去了。”茶镜不声不响，从书包里掏出一支牙色的箫，靠在树上，呜呜咽咽吹出支送葬曲。老管顿时想起了在天安门广场听到过这个调子。将军和胡子把脸转向茶镜，屏声敛气听他吹奏，可是茶镜没有奏完，把箫夹在腋下，摘下眼镜，去擦眼泪，箫落在草坪上。胡子赶紧捡起来。他看看箫上刻的字，拍拍茶镜的肩膀说：“这箫是你自用的?”“是的。”“你是萧子良?”“不错。”将军和老管把疑问的眼光投向胡子，胡子说：“京剧界的老前辈，给梅先生、程先生保了多年弦的，总理很赞许过。”“他们掰断了我左手三个指头，”萧子良说，“我已经发誓至死不摸乐器了，可天天听他开导，我活了心；见你咬着牙练拐杖，我动了情。这才下狠心练我的手指头，现在弦还不能拉，可吹管可以按眼了。”胡子问将军：“你对我们这么关心，是不是知道我们是什么人?”“我就知道你们是中国公民!”将军说，“有权势的一伙不会往这里凑。真正的反革命不敢往这里凑!我只是尽了个革命同志的义务。习惯使然，没有特别用心关照哪一位呀!”胡子问：“能不能让我在画上题个款，送你作纪念呢?”“画我保存，将来送给配得到它的人，我的名不值一题，要写就写革命者三个字吧。”胡子从书包掏出墨盒毛笔，题了“献给革命者”几个字，卷起来交给将军。老管心里一动，把那瓶酒也掏了出来说：“这个也交你保管。”将军问：“什么意思?”“我，我决定把我中断了的一项研究再拾起来，那是一种新酿造法。将来有了用那种方法酿的酒我再拿一瓶来，两瓶放在一起，请你们品评。”将军接过酒，用力抱住老管说：“我说没有可供消磨的时间，说对了吧?”在那一年十月的狂欢日子里，游行队伍经过陶然亭墙外，都看见土山上有一支小小的拉拉队，一个挑着国画，画的是被绳拴着的四个螃蟹；一个拉着二胡，奏的曲子叫“大得胜”；还有两人各执一面三角旗，上边写着“高兴”、“痛快”。中央某部的队伍经过这里时，人们骚动一阵，大声地朝那四个满是白发的人喊起来：“老书记、老书记、老书记!”拉弦的，举画的和一个打旗的全把疑问的目光投向穿旧军装的那一个。那位老人两手高举，连连点头示意，满脸泪痕，连山下欢呼的人看得都擦起泪来。这四个人如今仍然准时在小松林中相会。但是已经把闲谈的节目取消了。他们都很忙，没有时间。原载1979年第2期获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方之上这个故事的时间前后长达四十年之久，涉及的人物有两个将军，一个女同志和她的两个孩子，杨伪县长，土匪头子，日本鬼子的特务，美国教会医院的医生，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徒子灰孙，一位清清白白、有头有脸的人物，以及一个不干不净、好吹好炫的商人，等等。如何尽量节约刊物的宝贵篇幅，把这个复杂的故事说清，我这支笨笔实在感到有点为难，请严明的批评家和纯正的编辑高抬贵手，就让我从那个不干不净的商人田玉堂谈起吧……田玉堂家住唐河南岸紫墟镇附近的田庄，是个榆面商人。榆面，就是榆树皮磨成的粉，是敬神供佛的香火原料。他田地不多，自种二十，出租三十亩。生意手面却不小，每年要收几百石榆面，贩到扬州、镇江、南京、上海等地，卖给做香的厂店。这个三十五岁的榆面商人，眼睛很神气，舌头也不短，交游广阔，手脚大方，在唐河一带颇有点儿名气。日本兵打进来后，田玉堂想洗手不干：一来，兵荒马乱，路上不太平。虽说菩萨欢喜香火，保佑榆面商人，还是以小心为妙；二来，咳!唐河一带闹起了共产党……说起来也怪，带头闹共产党的竟是唐河北一个赫赫有名的财主家大少爷。他本名严家驹，在法政大学念书。那时的大学生，方圆数百里出不了一两个，何况是学政法的?地方上的人氏都说严家大少鹏程万里，要是在前清，四人大轿乃至八人大轿是坐稳了的。国民党中央政府西迁后，他不去“大后方”，却和几个穷教员在家乡拉起了队伍，十几条枪就自称“唐河三县人民抗日自卫总司令部”。司令部刚成立没几天，一小队鬼子到了南官镇。严家驹翻身跨上大白马，又派了三个人分路通知：“司令部有命令：各村自带武器，到南官镇集合打鬼子!不去的是亡国奴，破坏的是汉奸!”四匹马腾起四路烟尘，穿过了几十个乡村集镇。就这么登高一呼，各地涌去了万把人。钢枪土炮，叉棒大刀，什么都有。只有目标，也没个指挥，呐喊的呐喊，敲锣的敲锣，钢枪土炮，噼啪一阵乱放。那一小队鬼子没见过这个阵势，慌忙撤了。这一仗，一个鬼子没打着，却打出了威风。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亲自出马找到严家驹，说了两篓子恭维话，要委他当个团长。他笑笑，说是已与第七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挂了钩。韩德勤碰了个软钉子。谁知，这个财主大少爷暗地里却派人到山东，带回了两皮箱的“八路”袖章，呼啦啦，亮出了共产党的旗号。不久，这支队伍改编为新四军的唐河支队。上级派来了一批骨干，一个人称“黄老虎”的老红军任司令员兼政委，严家驹担任副职。严家驹家有五六十顷良田，还开着油坊槽坊。他首先把自家的产“共”了，买枪买马买子弹，自己却跟当兵的泡在一起，赤脚草鞋，捧着粗瓷大碗喝头粥。他的亲伯父气得两眼朝了天，他的堂兄弟严家忠恨得打他的黑枪。他似乎故意怄怄他们，索性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一个可怕的“赤”字。田老板自吹是个见过世面的人，然而，像严赤这样的人物，他做梦也没梦见过。共产党究竟有股什么魔力，怎么会把一个财主大少爷吸过去了呢?真是不简单，了不起!不过……生意还是以不做为宜。他把礼帽收了起来，换了顶旧毡帽。两只黑而亮的水貂似的小眼睛，在旧毡帽下滴溜溜转动，打量着这支新奇的队伍。这一天，支队司令部派通讯员把他请了去。“田老板！”黄司令操着四川口音随便问道，“你啷个不戴礼帽咯?当真生意不做啦?哦———哈哈!”———这位司令员浓眉，豹眼，方方的下颌骨，从左眉骨到右边嘴角还有一道半指宽的斜斜刀疤。那长相，连鬼子也害怕，何况榆面商人。亏得他爽气地一笑，才使田老板心情放松不少。“恐怕是害怕共产吧?”严赤很潇洒，微微含笑瞄了他一眼。“哎，严司令员取笑了!哪里，哪里……”“要说共产嘛，”黄司令员说，“那还远得很!我们要叫全中国的劳苦大众，全中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都过人类最幸福的生活，你这点产够哪个共的呀?当前，打鬼子要紧，我们要联合一切民主力量共同抗日。生意嘛，你只管做，顺便请你帮我们到江南办点西药就行了。不要抗币①的话，我们把小麦。”“司令员，我抗币小麦都不要!我也识几个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要买什么，两位司令员只管吩咐就是。钱财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就是皇帝老子也只有一个肚子，我要那么多小麦做什么呀……”田老板正想尽情发挥下去，严赤莞尔一笑：“田老板，现在只共我的产，不共你的产!抗币小麦，我们还是该给，你也该拿。只要你能为我们部队买些物资，就是为抗战出了力。希望你学习弦高②的榜样，做一个爱国商人。”谈谈笑笑，到了吃中饭时刻。两位司令员留他吃了饭，还特地加了两个菜。虽不外鱼肉，但是，国民党县太爷摆的鱼翅席也没这个有滋味。回去以后，榆面商逢人就讲，连吹带炫，支队两个司令员如何英雄了得，如何摆了八个菜，轮流把盏劝他的酒。还有，共产党的抗日政策确实好，商人都该学习弦高，不然就对不起祖宗八代，如此云云。就这样，田老板又戴上礼帽跑起生意来了。他果然从上海买来了不少西药，支队也果然一粒不少地付给了小麦———其中有不少便是从严赤家里“共”出来的。田老板那套“钱财是身外之物”的高调也不唱了，心里不得不由衷叹服：“唉，共产党真正了不得，不得了!……”田老板一次又一次为支队办了不少紧张物资，西药呀，干电池呀，还有被服厂要的缝纫机。他每办一次货，都有段颇为惊险的故事。明眼的读者不看也明白，这个走江湖的买卖人讲话得七折八扣。在这里，只谈他一段得到多方证实的经历。那是四二年。三月三一过，田老板便盘算出门。本庄一个叫田有信的青年人，在帮他收拾东西。这个青年人前程远大，少不得在此嗦几句。他虽喊田老板“大爷”，其实早出了五服。田有信原在县城里裕丰粮行做伙计，人长得白白净净，手脚又勤快。话虽不多，肚里有货，什么掺水掺假、抬价杀价的把戏，都瞒不过他的眼。至于脾气之好，那更是百里挑一的。田有信很讨老板和他独养女的欢喜，要不是那没见识的老板娘嫌他家门户低，早就成了粮行的小开。去年这家粮行关了门，他回到了田庄。种地吧，实在有点屈才；参军吧，他又太斯文。田玉堂三番五次拉他入伙跑生意，他只含笑摇摇头。青年人比老榆面商目光远大。可是，说他不愿吧，他又常往田老板家跑，打杂跑腿，来得个勤，而且连饭也很少吃一口。田老板很过意不去，盘问了几次，田有信才露了点口风：说是青年人谁不想进步，想找个合适的抗日工作做做，枪虽扛不动，写写算算总是可以的……下文呢，他就闭口不说了。田老板心中有了数，只等合适机会。且说三月初七这天拂晓，刘圩子那个方向忽然几面响起了枪声。田老板一惊：有情况!一颗流弹把他家院里的柳树劈掉了一丫，哗啦倒挂下来!枪炮声紧一阵，慢一阵，渐渐地，转到了唐河以北———看来我们的部队已突围了。暮色来临时，一切复归于平静。灯下，他和田有信正在猜测议论着，忽然，传来了一阵清脆的马蹄声，门环震耳地响了起来。田老板连忙把门一开：“哎呀黄司令员!你们怎样又回来啦?”“跳圈子嘛，跟鬼子捉个迷藏玩玩!”黄司令员带着几个通讯员进了屋。接着，他收敛了笑容，告诉田玉堂：敌人三路分进合击，想围歼我军。支队要跳到外线去，把敌人引走，保护根据地的人民。严赤副司令员已带着部队插到前面去了。他的爱人———搞政工工作的杨曙有个四岁的孩子，肚里又怀了一个，天黑过封锁沟时，摔了一跤，疼得打滚。她无法跟部队运动了，想到他家隐蔽起来，找个医生瞧瞧。人在后面担架上，就到。“哎唷黄司令员!”田老板不禁又喊了一声，“你放心叫杨同志住到我家，这是看得起我!无尚的光荣!平日，我想请也请不到哩!只是，唉———”他急得不知该怎么表白方好，“我、我现在也有点‘红’了!外面风言风语，都说我通‘八路’……这个，也怪我这把嘴不好!严司令家的同志不是一般人哟，树大招风，万一有个闪失，那我……”这时，田有信轻轻点了一句：“大爷，你不要贩一船榆面到江南么，江南难道连个医院也没有吗?”“对！”一句话把田老板说跳了，“镇江美国教会办的仁慈医院，有个曹大夫，和我亲如兄弟，找他去，万无一失!……”黄司令员沉吟了有两三分钟之久。他像在决定一个重要战斗，这一仗关系到他战友的命运，生死存亡是很难预料的。他脸上那道斜斜的刀疤，扭曲得更人了……猛然，他把拧成疙瘩的眉头一放，说声：“好吧———”站起身来，“田老板，我就把人交给你啦!”月色偏西时，他们出发了。田有信从镇上雇来了一部黄包车，自告奋勇伴随护送。化了装的杨曙，带着四岁的小戈坐在车上。田老板和她约定以表兄妹相称。临走前，他叮嘱道：“杨、杨表妹!路上有什么动静的话，你千万不能慌哟，一切有我！”夜色里，杨曙的眼睛闪了一闪。恐怕是肚子疼吧，她微微蹙起眉毛，轻轻说了句：“走吧———”从田庄要走三十里旱路，穿过顽军③的黄营炮楼，再拐一个弯，方能到达运河码头———这里已是伪军的地盘了。上船后，从运河，过高邮湖，到长江，这一路有二黄，有号称“十一路军”的土匪，还有杂七杂八打着“抗日”旗号勒索钱财的地头蛇。据田老板说，有八十二道关卡，比唐僧取经还要多一道。田有信不由张嘴，“噢”了一声。“不要紧!”田老板又一笑，“我路路通!如今出门，心眼要活，手要松，见个菩萨烧炷香，一个不能卯。我手边还有几样硬邦邦的东西，你们只管放心!”他所说的硬邦邦的东西之一，是伪县长杨石斋的亲笔信。杨石斋搜刮了不少民脂民膏。有次，他们内部狗咬狗，告他贪污。杨石斋想把两万元赃款转移到他老家徐州去。当地人多眼杂，易露风声，他便托了田玉堂。田老板本着他那套烧香哲学，帮他从南京汇了款。因此，伪县长便给他写了一路保平安的亲笔信。那硬邦邦的第二样，是高邮湖大土匪头子高八鲶的名片。这张名片正面印着：“水上抗日义勇军总司令高伯彦”。背面则是两行狗屁不通的文字：“兹有田客人贩香积德，水上各路一律优待。仰此。”田老板托人绕了几个弯子，足足花了一百五十块吹得响的袁大头，方把这宝贝弄到手。田玉堂这次没有瞎炫，这几样东西果然有用，一路上都没有什么留难。到了第四天上午，他们从舱口就望见长江对岸的金、焦二山了。船到镇江码头，却遇到了一个非常情况。田老板本和码头上一个伪警官有交情，嘴一歪便能上岸。不知怎的，那个伪警官调走了，换上了几个凶神恶煞般的日本鬼子。昨天，有两个年轻旅客上岸，带了两把火叉。日本鬼子把火叉左瞧右瞧，怀疑是撬铁路的家伙。他们龇牙咧嘴叽哩咕噜了一阵，两个青年答不上来，被当场枪杀了。现在，码头石级上还留着一摊紫黑的血迹!鬼子在挨个儿检查上岸旅客的证件。事起仓促，杨曙哪来得及办良民证呢!鬼子不比伪军，认不得袁大头。时间也不能再拖，杨曙一直在淌血，脸色更苍白了。“表妹!”田老板眼珠子一转，“你宽心，我上岸另去找个朋友。”他掏出良民证，上了岸。他的这个朋友是日本人的一个翻译，叫郭德富。田老板是在牌桌上认识的，又请他到“玉壶春”醉过两次，便拉上了关系。他还邀郭翻译入了一份“干股”，无本生利，坐家拿钱。郭翻译见田玉堂来了，当然笑脸相迎：“啊，田老板，一路顺风吧!”“唉，别提这个顺风了!郭翻译官，真气死人!叫她不要给小伢子玩，不听!这下好，真活活把我怄死了!……”田老板天上一句，地下一句，气得噗噗的，抓着新礼帽直扇风。“别急，别急，出了什么事?”“什么事呀，就是我那表妹呗!她伤了胎气，跟我来找医生，身旁还拖了个四岁的宝贝儿子。下船了，小伢子见大人手里有良民证，他也要，不给就哭。这东西是好玩的吗?我叫她别睬，不听，把给了宝贝儿子。无巧不成书，一阵风来，呼———，这么一旋，把张良民证旋到江里去了，嗨嗬了!现在淌眼泪，迟喽!我早关照你，不听，把个宝贝儿子惯得像龙蛋似的!……”“哎，现在人在哪里?”“在哪里?上不了岸，还在船头上抹眼泪哩!”郭翻译笑道：“这个好办，我打个关照就行了!走———”不一会，郭翻译跟着田老板到了码头。田老板抄前几步下船，含笑向杨曙招呼：“表妹，证丢了不要紧，郭翻译来啦!”他又向田有信丢个眼色：“大侄儿，货下完了，你就跟船回家。告诉家里人，不用挂念。”郭翻译抱过小戈，杨曙和田老板跟在后面，沿着码头石级走去。走到鬼子岗哨跟前，郭翻译和鬼子咕噜来，咕噜去，只见他们龇牙咧嘴，不知究竟说些什么东西。忽然———“哇———!”四岁的小戈吓得哭了起来，伸着小手直往妈妈的怀里扑。这哭声，传到下面船舱里，田有信脸色吓得铁青，两眼都直了———更别说在场的人了。谁知，这当口，一个老树精似的鬼子，竟龇着金牙对小戈一笑：“小孩小孩的，米西米西!”说着，拿出一颗糖果往小戈嘴里一塞，手一摆，竟放他们轻松地通过了!……一场虚惊。全怪田老板他们不懂日语。不过，请读者注意，小戈这颗糖果不是好吃的，要以满嘴牙齿为代价。因为，中国也有鬼子，而且不见得比日本的文雅。但那是后话，我们还是往下说吧。;田老板在仁慈医院当大夫的那个朋友叫曹瑞云。他和田玉堂是前后庄的乡邻。前清光绪三十二年，江北大灾，成千上万农民四出逃荒。九岁的曹瑞云跟父母逃到了镇江。他父亲倒毙在施粥场门前，母亲病死在城隍庙的戏台后面，只剩下了他一个孤儿。田玉堂的二婶那时在仁慈医院里替美国人洗衣出苦力。她在街尾撞见了这个家乡的孤儿，便带了回去，偷偷省口饭养着他。小瑞云聪明伶俐，帮着刷鞋送衣，还学会了几句英语对话。渐渐地，他和医院里的美国人混熟了。小孤儿为了肚子，皈依了洋上帝。洋上帝给他改了个名字，叫做曹约翰，送他到教会学校念书，学医。后来，他成了外科大夫。战火烧近时，美国人撤走了，便把医院委托曹约翰代管。田家二婶虽早已去世了，曹大夫还常常在主的面前为她祈祷。他见田玉堂来了，连忙给杨曙开了间单人病房。他的妻子就是妇产科的谷大夫，精心治疗是不用说的了。田老板把小戈托到德泰春香烛店老板家照应着，郭翻译又给杨曙弄了张良民证，看来，一切都可放心了。当然，要是这么平平静静下去，那就没戏唱了———过了三天，田老板来看望“表妹”时，楼下突然响起了一片吼叫哭骂，几个挎盒子枪的便衣从病床上拖走了一个青年人。“先生!”一个老太婆哭叫道，“你们不能乱抓好人啊———!”“老家伙，你想瞒过我的眼睛么?”一个人干似的瘦子梗着脖子吆喝道，鸡蛋大小的喉骨上下滚动着，“不识相，连你一起带走!滚———”那一声“滚”，像金属般作响，人走过去了，音尾还在颤动。田玉堂忙问谷大夫：“怎么回事?”“日本人的便衣队！”谷大夫说，“那个瘦猴儿是便衣队长。唉，隔几天就来次突击检查，见了不顺眼的就抓!”她又把脸掉向杨曙这方，“听说，新四军活动得厉害呢。前几天，就在铁路附近打死了一个日本小队长!你们那边乡下要太平些吧?”杨曙点点头，淡淡一笑。等谷大夫走了，杨曙把手轻轻一招：“表哥，坐近点!”田老板挪到了床沿上，狐疑地瞧着她。“那个瘦子叫严家忠，”她还是那副淡淡的声调，“他认得我……”田老板吃惊地喊了声：“小菩萨!你———”又连忙压低声音，“你怎么认得他的呢?”“他是严赤的堂弟，是个反共分子。严赤跟八路军接上关系后，他恨之入骨。有天晚上，他打我们黑枪。他本是投韩德勤的，不知怎么变成日本人的走狗了。”顿了一下，她说，“这个医院不能住了，你想法把我送回唐河吧!”“回去?那怎行!谷大夫讲的：你已耽误一些日子了，流血过多，胎位不正，不抓紧治，母子都有危险……别急，再想办法!”当晚，田老板找到曹大夫家———他家就住在医院里一幢小洋房的二层楼上。主人端出了牛奶和糕点。田老板哪有心肠吃那腻人的东西?闲谈了几句之后，他单刀直入问道：“大兄弟!你说说：你我的交情如何?”曹大夫一怔：“那，那还用说吗?我能忘了你二婶她老人家吗?……”“那就好!兄弟，你要救我一命!”“哎呀!这……”“我不是带了个妇女来治病么……”“是呀，她不是你表妹吗?”谷大夫说。“兄弟，我实说了吧!她是个女八路，严家忠早就想下她的手了……”“啊———!”曹大夫吓得身子往椅背一仰，杯中牛奶泼了一桌子。“要是被便衣队撞见，可不得了!她一根汗毛比我的性命还值钱!有她才有我，你一定要救救她……”“便衣队比魔鬼还凶哟……”曹大夫喃喃道，“玉堂哥，谁敢惹祸?你赶快撒……撒手吧!”他声音像蚊子一样微弱，怯怯垂下了目光。田老板脸变得刷白，半天，血色才泛了上来，渐渐涨成了朱紫。“我怎能撒手?”他叫道，“好吧，我这条命索性也不要了!老实告诉你：人家也是大学生，还是个千金小姐。她家良田千顷，在上海英租界、法租界都有房产，偏偏有福不享，要干八路，把成串的金首饰都拿了出来，买枪打鬼子!人家爱国救亡，什么都豁出来了，天地良心，我能撒手不管，睁眼看着严家忠下毒手吗?再说，她到这里来，是我一手保举的。我说你如何热心爱国，如何有情有义，不是那种没皮没脸、没骨没血的东西!大兄弟，你今天不愿救她，干脆，把我跟她一齐交给鬼子去!我也光荣，绝不怨你!……”田老板这番话，真真假假，虽不免张冠李戴，云天雾地，感情却是真切的，激昂慷慨，噼里啪啦，敲得当当响，把曹约翰夫妻两个都听呆了。“这个，”半晌，曹大夫结结巴巴说，“玉堂哥，不是我……实在没有个好地方……”“哎———”谷大夫想起了一个主意，“医生宿舍他们不会查的，叫那个女八路住到我们房间里来不行吗?……”于是，第二天一早，两位大夫搬到了楼下，杨曙住到了楼上。看病一切照常。但是，只一天，田老板的心又被拎得悬到半空中了。杨曙见到他，细细盘问曹大夫怎么肯让房间的?跟他们到底怎么说的?田老板是个机灵人，感觉到了自己谈话中的不妥之处，于是，他故作轻松地说：“这有什么难的?曹大夫跟我赛如兄弟，我随便编个理由就成了。”“不对。两位大夫的神色和以前不同了。他们的眼里有一种恐惧，好像我是一个不能碰的炸弹。田老板，你不能不对我说实话啊!”田玉堂沉默了半晌，只得说出了真情。“这么说，”杨曙平静地说，“他们知道我的身份了……”“你放心!杨、杨表妹，保证不会出事!”“不，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估计到各种各样的情况，好的，坏的，特别是最坏的可能性。我们处在敌人眼皮底下，不能没有警惕。这样吧———”她眼一亮，轻轻一指，“你看，这面迎街的窗台上有盆水仙花，我们就把它作为暗号。你尽量不要到我这里来，确实有必要的话，先望望这个暗号：花在，说明安全无事；花盆不见了，就是有危险。如果敌人来抓我，我就挣扎，无论如何也要把这个花盆碰掉!你一见花盆没了，就要赶紧离开镇江，脱离这个危险地带……”“不，杨同志!”田老板失声叫道，“我不能走!我不能把你丢下!……”“千万不能冒失，表哥!”杨曙柔和地说，“一有情况，你就要赶紧离开，不要顾我……”“不不!”“你听我说，表哥!不能感情用事。我只拜托你把小戈带回去。见了黄司令员和严赤，请转告他们：我不会给亲爱的新四军丢人……表哥，一路上，你吃尽了辛苦，我深深感谢你!严赤和我的孩子感谢你!人民也会感谢你!……祖国的苦难还长，还要不断奋斗。抗日救国，多一个人多一分力量；你走吧，不能作无谓的牺牲……”田老板只觉得眼一热，连忙偏过脸去。他看见了一颗女八路的赤诚的心。她的话像大地渗出的泉水，清清亮亮，自自然然，没有泡沫，也没有喧哗。顿了一顿，杨曙忽然又那么淡淡一笑：“哎，我们现在不过是分析分析情况，好与坏，生与死，都要想个透彻。想透了，就好办了。表哥，你说是吧……”田老板走了。从这以后，他的一颗心就悬在那个水仙花盆上。杨曙住的小楼靠着医院的围墙，围墙外是一条后街。田老板每天都要在这条小街上转几趟，踱过来，踱过去，偷眼打量窗台上那个小小的花盆。一天，两天，五天，十天……过去了，阿弥陀佛，那个花盆没有摔下来!到了第十三天，杨曙终于出了院。田老板和杨曙回到了唐河根据地。这时，反扫荡刚刚胜利结束。黄、严两位司令员紧紧跟田老板握手，又吩咐拿出五十块白洋，作为杨曙的医药饭食费用。田老板哪里肯收，叫道：“司令员!我懂得新四军的规矩，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过，我做生意山南海北，钱来得容易，不比种黄豆大麦，是硬苦出来的。再说，你们抗日打鬼子，身家性命什么都不要，难道我只认得钱吗?你们硬强着我收，就把我当外人了，就苦了我的一片心了!”两位司令员见他讲得恳切，只好作罢。为了答谢，特地摆了两桌酒。这次倒是真办了八大碗，还有喷鼻香的老窖洋河大曲。田老板欣然就席，笑得嘴巴都滑到了耳朵边。他说：“喔，这杯酒我是要喝的!不过，两位司令员，我还想提个小小的意见……”“你提吧，表哥!”杨曙抢着回答。“这次我们庄上的田有信也出了不少力。那个小年轻的热心抗日，要求进步，的的确确一把好算盘———呃，是不是也叫他来尝一口?”“对!”黄司令员用拳头敲敲自己的脑壳，笑道,“我的记性不好，忘!凡是对人民做了好事的，我们都不该忘记———通讯员，快，马上请他来!”过了一会儿，田有信来了。在整个宴会中，他极其有礼地呷了一小杯酒。田老板呢，无酒就三分醉了，端杯便不用说了。从这以后，田有信参加了工作，当上了紫墟镇的税务所长。他兢兢业业，廉洁奉公，虽多次受到上级表扬，仍然极为谦卑地夹着尾巴———因为与本篇关系不大，就不把他那美德和事迹一一细说了。这年中秋，杨曙生了一个女儿。大约是想起那盆水仙花吧，取名小仙。下弹指一挥间，二十三年过去了。小仙成了一个著名歌舞团的演员，出落得真像盛开的水仙。她爸爸严赤在某地任装甲兵司令员，妈妈是当地的轻工业局局长。小戈在某国防科研单位搞科研工作。老红军黄老虎后来又添了几处伤疤，现任一个省的军区司令员，曹约翰夫妻两人都成了省人民医院的名医。田有信当上了副县长。田老板呢，他和榆面一齐得到了改造，榆面成了做蚊香的原料，他成了蚊香厂的副厂长，还是政协委员。严家忠那个反革命则避过了镇反的风头，迟迟方被查出，判了无期徒刑，在押劳改。至于杨石斋、高八鲶、郭翻译之流，或早在战争中被击毙，或逃到了台湾。为善为恶，都有了归宿。按说，本篇早该收场，再嗦下去，便有混稿费之嫌了。幸亏，来了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波壮浪阔，惊天动地，是个见灵魂、出文学的时代。大忠大奸，真左假左，都各自显出了本相；红脸白脸，乃至三花脸、阴阳脸，纷纷登台表演。像田玉堂这样的人物，自然少不了一段传奇式的遭遇，这才使本篇得以续写下去。在一片“砸烂”、“横扫”声中，田玉堂从爱国民主人士变成了牛鬼蛇神。什么挂牌子、高帽子、阴阳头、喷气式之类，倒也平平，无啥可说。在酝酿成立三结合的领导班子时，他才遇到了一件新奇的事。这天，他正在蚊香厂车间劳动，一个姓季的头头，把他唤上了吉普车。七弯八拐，到了县公安局。此时，县公检法也“砸烂”了，那里都是陌生的面孔。在一间小会议室中，早有两个穿军装的人在等待他。说起此马来头大，这两位是部队里的一个什么“战斗”组织的，颇受那位“永远健康”的器重。田玉堂一进门，便习惯性地低头立正，只听见季头头的喉咙在响：“这两位同志是无产阶级司令部派来调查情况的!(田玉堂心里不由喊了声：‘哎唷，小菩萨!……’)勒令你：老老实实回答问题，否则，一切后果由你负责!”“是是!”田玉堂连应两声，这才稍稍抬起目光，了两位一眼。一位是二十三四岁，抓笔铺纸，偏左而坐。正中的是个气度非凡的三号胖子，不过四十，已早熟拔顶，正襟危坐，耷拉着眼皮。他的周围，还坐了十几个三陪衬的人物———都是当坊的城隍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