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绝望-10

令人惊讶的是：在接下来的段落中，鲁迅把做《何典》广告而至被人讥评的刘半农与当年为报纸出卖的革命者陶成章做比较。〔2〕鲁迅说：我并非将半农比附"乱党"，^现在的中华民国虽由革命造成，但许多中华民国国民，都仍以那时的革命者为乱党，是明明白白的，^不过说，在此时，使我回忆从前，念及几个朋友，并感到自己的依然无力而已。〔3 〕〔1 〕鲁迅：《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鲁迅全集》第3卷，第303页。〔2〕陶成章因穷困潦倒而不得不以教人催眠术以糊口 ，但"两三月后，报章上就有投书〈也许是广告）出现，说会稽先生不懂催眠术，以此欺人。清政府却比这干鸟人灵敏得多，所以通缉他的时候，有一联对句道：'著《中国权力史》，学日本催眠术。'"同上，第305页。〔3 〕鲁迅：《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鲁迅全集》第3卷，第305 — 306页。如果《何典》"谈鬼物正像人间"，那么,鲁迅在这里"谈人间正像鬼物"一从"鬼"的视野出发，那个逼使"革命"以"幽灵"的方式呈现的无形力量终于开始显形了。这是一种通过拒绝革命已经成功的说法而表达的继续革命的思想。"鬼"是一种自相矛盾的结合体，是现在与过去在我们的行为和思想中的汇聚。"鬼"不是我们的灵魂，而是已死的历史的在场，即我们自身。这是一种独特的无法区分过去与现在的感知方式。因此，"鬼"的第一次出现是以"亡魂"的名义：先辈巳死，但以亡魂的方式在场。先辈属于历史，但先辈的亡魂却与我们同在。也许根本没有什么死者的灵魂，而只有内在于我们自身的"鬼"一过去因此就是现在，两者之间毫无界限。夏济安、丸尾常喜所探索的鲁迅的"黑暗主题"就是从这种过去与现在无法区分并最终凝聚于反抗者的内心这一点上生发出来的。但是，他们对于"鬼"的第二次出现没有深究：如果革命者是一个在过去与现在之间、人与物之间、死者与生者之间、对象与自身之间徘徊反抗的幽灵，他不就是"鬼"吗？这种对于没有未来的自觉、对于绝望的自觉、对于末日的自觉，不正是一种能动的力量，一种在黑暗中照见黑暗的黑暗的光芒呜？末世论式的洞见只是通过"鬼眼"呈现的，但"鬼"也许并不在这个末世之中。从稂本上说，"鬼"并不只是自我的影子，它超出自我的世界之外，有着比自我的世界更为辽阔和久远的时空^"一无论是对绍兴戏中的鬼的追溯，还是与这些鬼戏相关的民间生活，都在现代自我之外，因而也在鲁迅所描述的黑暗与绝望的世界之外，它们赋予了鲁迅以悲观为底色的文学世界以某种怪异的光芒。正是这种光芒让我在鲁迅的世界中听到了某种源自大地的〔即与天启方向相反的）启示，让我在他的虚无主义的情绪之外看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人类学世界。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在《死火重温》中，"鬼"的世界突破了 "黑暗主题"，呈现为一种奇异的能量，一种绝不属于"病态生活"的倔强的活力，甚至欢乐的情怀。我记得当初在写了有关黑暗主题之后转向"鬼"的问题时，笔端竞透着莫名的喜悦。1999年夏天，身体越来越衰弱的伊藤虎丸先生抱病最后一次访问中国。我们见面时，他已经读了《死火重温^以此纪念鲁迅逝世六十周年》一文。他笑着对我说：鲁迅产生于一个与基督教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里，不可能从一种超越的视野看待他所生存的世界，但为什么鲁迅的批判具有如此深刻的性质？ 这个问题一直令身为基督徒的伊藤先生困惑，但现在他终于可以确认鲁迅的世界里的确存在着一种超越性的视角一一但与基督教的向上超越不同，鲁迅向下一即向"鬼"的方向一超越。2000年年初，《文学评论》第一期发表伊藤虎丸的论文《鲁迅的"生命"与"鬼"一鲁迅之生命论与终末论》。这篇论文旨在总结战后日本鲁迅研究，其中最为引人注意的是作者将产生于基督教思想的终末论〔650^10106)0与中国文化中的一个独特意象一"鬼"一联系起来。在文章中，伊藤虎丸提到了我在《死火重温》一文中有关"鬼"的分析，并从日本鲁迅研究的传统内部对此做.出了回应。他将鲁迅早年提出的"伪士当去，迷信可存"的观念与鲁迅文学世界中的"鬼"联系起来，从而也将"鬼"与"伪士"的对立提到了一个理论性的高度。在我的文章里，"鬼"的对立面是"正人君子、宁静的学者、文化名人、民族主义文学者、义形于色的道德家，当然也有昔日的朋友、一时的同志"，按照伊藤虎丸的解释，也全部可以归纳到"伪士"的范畴之中。在他的视野中，"鬼"的视野不仅是对阿0们背负的"国民性"之批判，而且也是对那些高高在上的"现代人"、"革命派"、"知识分子"一亦即"伪士"一的反讽；就像祥林嫂的追问让"我"怯于回答一样，这是一种从"迷信"的视角展开的对于"伪士"之"现代"的揭露、"人"与"鬼"之位置的一百八十度的互换。"也可以说，论争之时，他的批判无比犀利，不放过论敌的些微虚伪，就是因为他的立足点是在同样的最低处〔4鬼'、'迷信'；)。"13在这个意义上，"鬼"就具有了一种从"最低处" 展开的超越性的视角，一种与鲁迅的"生命主义"密切相关的"终末论"的表现。其实，2005和2006年我在华东师范大学和北京大学做演讲时，伊藤虎丸先生的问题仍然在我的心里回响，我所做的是要将这种"鬼"的视野当作重新理解20世纪的历史遗产的契机。这个视野不是从未来展开的，而是从"鬼"、从"迷信"、从"黑暗" 中展开的。可惜伊藤虎丸先生已经不能听到我的叙述了。 2006 年春节的那天，我和尾崎文昭先生、西川优子女士、高筒光义先生陪同伊藤虎丸先生的夫人一起前往伊藤先生的墓上吊唁。在冬日的阳光下，我向伊藤先生鞠躬致敬一从1985年在杭州西湖第一次见面，到1990年代创办《学人》时期与他更多的交往，直到最后一次来中国时的晤谈，他的思想和面影在我的心里逐渐地清晰起来^在理解鲁迅的某一点上，我感到与这位前辈的心灵有了相通的感觉。《反抗绝望》几乎没有具体涉及鲁迅30年代的文化政治。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也曾试着补写〔1 〕伊藤虎丸：《魯迅的"生命"与"鬼"一鲁迅之生命论与终末论》，《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一篇关于鲁迅晚年的几篇政论的文章，几易其稿，最终放弃了。在2005和2006年的演讲中，我对此有所涉及，主要集中在鲁迅与左翼的关系问题上，尤其是鲁迅与左联、与左派政党〖包括托派）的关系问题上，但我至今没有写出深入细致的文章。鲁迅是一个从未加人政党伹并非与政党政治完全无关的人物，例如他在"左联"的活动；鲁迅是"左联"的灵魂人物，但他对"左联" 内部的权力关系给予持续的抵制和批判一在我看来，恰恰是他对"左翼"的批判激活了左翼的文化政治，但要想对这些问题做出系统说明尚须新的系统研究，这在我一时不能做到。20世纪日渐远去，鲁迅的幽灵也许能够帮助我们重新接近那个时代一一不是从"现代"、"启蒙"、"进步"、"左翼"和"革命"等角度去接近，而是从"鬼"、"迷信"的角度去接近，即从"鬼"、"迷信"的角度去重新阐释"现代"、"启蒙"、"进步"、"左翼"和"革命"。这也就是我在《一个真正的反现代性的现代性人物》中点出的问题。关于鲁迅与左翼的关系问题，丸山升先生的有关论文提供了许多重要的洞见。伴随他的文集的翻译出版，许多年轻学者也正在重新生发出对这个问题的兴趣。2007年秋季，尾崎文昭先生来清华讲学，他以"鲁迅与日本"为主题，带领同学们系统阅读了日本鲁迅研究的代表性著作。在学期结束的时候，他和我共同阅读了讨论班同学的作业。许多同学对丸山升先生的研究很感兴趣，但他们选择谈论的是竹内好、伊藤虎丸、木山英雄等先生的研究。在如何分析鲁迅与左翼的关系问题上，丸山升先生与我们不止是隔着一个世代，而且也隔着一个由世界观的转换而产生的视界差异。当丸山升先生探索着鲁迅的独立思考的心灵之时，他是在思考中国革命及其文化政治的困境和内在能量，而在90年代的巨变之后，我们对于鲁迅的独立性、鲁迅与其他左翼知识分子的差异的阐释，已经被放置在一种"去政治化的"逻辑之中，似乎他的独立性已经与左翼政治或左翼文化政治无关，而只是一种纯粹的独立性，一种脱离了历史性、政治性和社会性文脉的独立性。这样的解释与那种探索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在视野相距遥远。1991年，我第一次访问东京，终于有机会与丸山升先生重逢。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1986 年纪念鲁迅逝世五十周年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有一天，我们一起坐在一个花园的长椅上聊天，他签名送给我一本他的新著《中国社会主义的检证》。这是在1989 — 1991年的世界性巨变之后，一个社会主义者对社会主义历史的检讨和对社会主义信念的重申。是否同意丸山升先生对社会主义历史的看法是一回事，重要的问题在于：在今天，我们还会接续这个20世纪的内在视野重新展开政治思考吗？2005年秋天至2006年春天，整整六个月，我在东京大学的驹场校区客座。丸山升先生常常拄着拐杖、乘坐地铁到我的课堂上来。他穿过那些年轻的面庞，走到最前面，坐在第一排。刚开始时，我感到很大的压力，但他目光中的鼓励，让我渐渐地松弛下来。丸山升先生已经年迈，却那样专注，他的听力未必都能够跟上，但总是注视着我。每次课后，我会扶着他走几步，目送他缓缓远去，而后往另一个方向走去。在我离开东京半年之后， 丸山升先生走完了他的人生道路，对于日本的鲁迅研究以至整个中国研究而言，这肯定是一个时代的终结。去年的春天，我意外地收到丸山夫人托人转来的信件，她在信中提到1986年我们一起在北京人艺观看《狗儿爷涅槃》时的情形，提到1990年我在陕西与丸山先生的通信，提到2005年秋天丸山先生特意买了新的录音机来旁听我的讨论课。在信的末尾，她说："现在，在他的书桌上有一个很厚的讲义夹，上面写着'汪晖讲义'。我相信您的演讲很鼓励丸山，他也希望继续开展自己的研究题目。，' 我心里清楚，我的研究微不足道，丸山升先生对我的关心中流淌着的是一代深受中国革命影响的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观察和期待。在提笔写这篇跋时，我没有想到会写下这么多有关丸山升先生和伊藤虎丸先生的段落。在战后的日本鲁迅研究中，他们代表着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有关亚洲之近代命运的政治性思考。他们对竹内好的超越正在于从各自的角度对鲁迅文本中所渗透的政治性、社会性和历史性文脉加以实质性地呈现，并揭示鲁迅的思想和文学对这一政治性、社会性和历史性文脉的创造性介人。鲁迅的写作有一种拒绝抽离历史文脉的品质，一种绝不回避在具体情境中表达尖锐判断的品质，一种洞悉复杂性却始终坚守价值立场的品质，因此，如果没有对于历史文脉的实质性说明，鲁迅就有可能被纯化为抽象的心理类型或方法。大约也正由于此，许多年来，每当我体验到"'绝对零度写作'的不可能"之时，〔1 〕重新阅读鲁迅就会再一次成为我展开思考和试图突破的契机。在写作《反抗绝望》的过程中，我读到过伊藤虎丸先生关于《狂人日记》的分析；在完成第一稿后，我又读到了竹内好的《鲁迅》。这部书的一些段落中可以看到这些阅读的痕迹，但从整体上说，我的书稿是在另一个思考的脉络和学术传统中完成的。只是在我的鲁迅研究阶段结束之后，我对伊藤虎丸〔1 〕大江健三郎语，见《北京演讲2000》，王新新译，见《渤海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第7页。先生和丸山升先生的理解才渐渐展开，那是在经历了 1989 — 1991年的大转变之后的去政治化时期。"风波一浩荡，花树已萧森。"但记忆仍在思考中甦生，仿佛要藐视时间的无情。对我而言，也许又到了重新回到鲁迅文本的时刻。2008年3月22日于清华园荷清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