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与缺憾-文明与缺憾-5

①见《论精神分析运动的历史》（1914d）。--英译注。中对此作过抗议。我将不再采取那种做法；那一次也可能是多余的。然而事实却是，当时科学界反对精神分析时，采用的是违反逻辑、无视礼节和背离高雅情趣的做法。这种情景不禁使我们想起在中世纪，民众把恶徒乃至仅仅是政治上的反对派带上颈手枷并加以粗暴虐待的事情。你们也许没有清楚地认识到，在我们和社会中，民众特性的影响向上层扩展得多么深广；当人们认为自己是民众的一部分感到不必承担个人责任时，他们会做出多么不公正的事情来。在精神分析运动的初期，我是很孤立的。我不久即发现，反驳无济于事，哀伤与乞求他人仁慈心的帮助也同样毫无意义，因为并不存在受理我的上诉的法庭。所以我选择了另一条道路。我对精神分析的首次运用，是向自己阐明，民众的这种行为，乃是我曾经不得不与之斗争的、发生在个体患者身上的同类抵抗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我强制自己不进行反驳，并在我的拥护者逐渐出现时也劝告他们不要反驳。这个步骤是正确的。现在，当时对精神分析实行的封锁已被解除了。但是，如同一个已被抛弃的宗教信仰仍然作为迷信意识残存着，一个已被科学所否定的理论继续作为群众的信念存在一样，科学界对精神分析的早期拒绝，今天也仍然以那些着书立说或高谈阔论的门外汉轻蔑地讥笑的形式继续存在着。知道了上述情况，他们的恶劣态度就不再会使你们觉得惊讶了。然而，你们也不要期望听到好消息，什么关于精神分析的斗争已经结束了，它已被承认为科学，并被大学采纳为讲授科目云云。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斗争还在继续进行，只是形式变得温和些了。另一个新发生的情况则是，在科学界中形成了一个介于精神分析与其反对派之间的缓冲层。它的组成者承认精神分析的某些部分是合理的，并以极为有趣的种种限制为条件，采纳了这些部分。但同时他们又否认精神分析的其他部分，否认某种他们不可能公开予以赞扬的事实。使他们作出这种选择的决定性因素是很难推测的。它似乎是个人的情感倾向。有的人反对性欲，有的人不同意无意识，而尤其不受欢迎的好像是象征主义。尽管精神分析的建造尚未完成，但是它甚至在今天就已显示出某种整体性。这种整体性与该学说各部分的联系是不会被任何加入者的任性所破坏的。而这些折衷主义者却似乎无视这一点。我感到这些半拉的或四分之一的拥护者，在拒绝我们学说的其余部分时，从未对它们进行过考察。这类人中也有一些名流学者。诚然，他们的时间和兴趣主要用在他们所精通的其他事情方面，我们可以因为这一点而原谅他们。但我们也可以说，他们不是最好应该悬置他们的判断于一旁而不要明确表态吗？我曾经成功地使这样一位要人的看法迅速发生了变化。他是一位世界着名的批评家，他遵循时代的精神潮流，具有仁慈的谅解心和预言式的洞察力。在他八十高龄时我认识了他，他的谈话仍然富有魅力。你们很容易猜到我说的是谁①。是他而不是我提起了精神分析的话题。①指乔治。勃兰戴斯（GeorgBrandes），着名的丹麦学者（1842-1927）。弗洛伊德一直很钦佩他。1900年3月弗洛伊德在维也纳听过他的讲演，之后便按妻子的建议，热情地把一本《释梦》送到勃兰戴斯下榻的旅馆，但不知道是否有什么反应。参见弗利斯（Flies）信件131（弗洛伊德，1950a）。琼斯（Jones）在他写的传纪第三卷（1957,第120页）中，提到了两人的会见（发生于1925年）。弗洛伊德在1927年4月19日给一个侄子的信（信件229,弗洛伊德，1960a）中，再次描写了那次会晤。--英译注。他以非常谦逊的方式把他自己与我作了比较。"我不过是一个文人，"他说，"而你却是一个自然科学家和发现者。然而，有一件事我应该告诉你：我从未对我母亲产生过性的情感。""你完全不必意识到那种情感，"我回答说，"对于成长中的人来说，它是无意识的情感。""哦，你主张的东西原来是这样的呀！"他宽慰地说，并紧紧握住我的手。我们继续在一起谈了几个小时，气氛十分和睦。我后来听说，他在垂暮之年常常很友好地谈到精神分析，并很高兴能够使用"压抑"这个对他来说挺新鲜的词汇。B有一句常言说，应该向我们的敌人学习。我承认在这点上我从未成功过。但我仍然认为，要是我对精神分析的反对者所提出的一切责难和异议作一番回顾的话，如果我接着指出这些责难和异议犯有不公正和违反逻辑的错误的话--这些谬误很容易就能揭露出来--对你们可能会有所启示。不过"考虑再三"后，我对自己说，那样做也许非但不会引起人们的兴趣，反而会显得沉闷和令人苦恼，而这恰恰是我多年来倍加小心防止的局面。所以，如果我没有继续走这条路，如果我省略了对我们所谓的科学界的反对者进行评价，你们应该原谅我。而且，这个问题毕竟几乎一直是那样一些人争论的问题，他们囿于无偏见的要求，总是漠视精神分析的经验，故对其进行评价实无必要。但是我知道，就其他情况而言，你们是绝不会这么轻易就放掉我的。你们会对我说："可是，你的最后一个说法对某些人并不适用。他们并没有回避分析的经验，他们对患者作了分析，很可能也对自己作了分析；他们甚至在一段时期内变成了你的合作者。然而他们得出了别的观点和理论，因而与你分道扬镳，建立了独立的精神分析流派。这些脱离主义运动（secesionistmovements）在精神分析的历史中已经变得非常频繁。你应该对我们阐明这些运动产生的原因及其意义。"好吧，我将尽力按你们的要求去做；不过只能简略地谈谈，因为这些运动对理解精神分析帮助甚微，远非你们所可能期望的那样。我相信你们首先会想到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Individualpsychology）①。它（例如在美国）被认为是与我们的精神分析并驾齐驱的一种思想，而且具有同等价值，人们常常把它与精神分析相提并论。实际上个体心理学与精神分析没有多少关系，只不过作为一定历史事件的结果，它寄生于精神分析之中。我们认为是属于这类反对派的上述决定性特点，仅仅在有限的程度上适用于个体心理学的创立者。甚至"个体心理学"这个名称都是不恰当的，它似乎已经产生了使问题复杂化的结果。我们不允许这个作为"群体心理学"（groupsyAchology）②对立面的术语的合理用法遭到破坏；况且，我们自己的活动大部分并主要是与人类个体的心理学相关的。我今天的目的不是要批评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因为在我的介绍①阿德勒（AlfredAdler,1870-1937），奥地利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代表人物之一。曾是弗洛伊德的得意门生，后因见解分歧与弗洛伊德分裂，另创立了个人心理学派。"自卑感"和"优越感"是该学派的基本概念；个人心理学派反对弗洛伊德的泛性论，强调社会因素。--中译注。②心理学分支之一。以一定社会条件下的团体或群众的心理现象为研究对象。--中译注。性讲演的计划中，并没有安排这个内容。而且我已经作过一次这种尝试，并且尚未感到需要对当时所说的话作任何改动①，不过，我将告诉你们一件前分析时期的小事，以说明阿德勒的观点给予我的印象。摩拉维亚的一个小镇②是我诞生的地方，三岁时我离开了那里。小镇附近有一所简朴的疗养院，它很漂亮地坐落在树林中。我当学生时假期里总要去那里好几次。大约二十年后，因为一位亲戚生病，我得以再次访问那个地方。疗养院里有一个医生护理我的亲戚。我在和这个医生聊天时问起他与当地农民--我想是斯洛伐克人--的关系。这些农民就是他在整个冬天里的全部护理对象。他告诉我他的医疗工作是这样进行的：在门诊时间里，病人们进入他的房间站成一排。他们依次走上前来，描述自己的病情：背疼或肚子疼，或者腿很累，等等。然后医生对病人进行检查，在满意地发现症结所在之后，就说出某种诊断；他对每个病人作出的诊断都是相同的。他向我解释了他的诊断，其含义近乎于说"中了魔法".我吃惊地问他，这些农民对他这种千篇一律的诊断是否表示了异议。"哦，没有！"他回答说，"他们对此非常高兴；那正是他们所期望的东西。他们每个人回到队列中自己的位置上后，就用神色①弗洛伊德对阿德勒观点的主要批评是在《精神分析运动的历史》（1914D）一书中提出的。令人吃惊的是，他几乎没有提到荣格的背叛，仅仅在后面第240页上有寥寥几句不明确的暗示；而且他显然希望读者把阿德勒的观点放在首位。这种情况符合他在《精神分析运动的历史》中的某些评论，他说："在这两种正在讨论的运动中，阿德勒的无疑更为重要。"--英译注。②该镇原名弗赖堡，后更名为普莱波。--英译注。和手势向其他人表示我是一个懂得各种事情的人。"我当时几乎想到这种情况所具有的性质；阿德勒心理学的性质正与此相类似。阿德勒学派的"个人心理学"宣称，无论一个人患的是同性恋还是尸体迷恋症（necrophilic），是焦虑性歇斯底里（hysAtericsuferingfromanxiety）还是隔绝于社会的强迫观念性神经病或胡言乱语症（ravinglunatic），其动机都是希望表现自己，补偿自己的缺陷，保持"领先"或从女性方式转向男性方式。记得在年轻的学生时代，当人们在门诊部里向我们介绍歇斯底里的病例时，我曾经听到了非常相似的内容。人们告诉我们，歇斯底里患者做出各种症状，为的是使他们自己显得有趣，从而把别人的注意力引向他们。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陈旧的说法竟然沿续至今。但是，甚至在当时，这种不完善的心理学解释也未能解开歇斯底里之谜；有些问题尚未被阐明，例如，这种患者为什么不采用其他方式去达到目的呢？当然，"个人心理学"的理论中一定包含着某种正确的东西，不过这种颗粒般的真理却被当成了该理论的整体。例如，自我保存本能企图利用每一种情况；自我甚至试图把疾病也转变成对它有利的条件。这种情况在精神分析中被称为"次要的来自疾病的益处"①。然而，性受虐狂、受折磨的无意识需要和神经病的自我伤害（neuroticselfinjury）等事实，却似乎证实了人类存在着各种与自我保存背道而驰的本能冲动这一假定。当我们考虑①参见《引论》第二十四讲。--英译注。到这些事实时，我们甚至对构成个体心理学理论结构基础的上述日常真理的有效性，不采用较难把握的新概念，并对无意识毫无所知；如果它一笔勾销了性欲这个到处惹是生非的问题，仅限于去发现可以使人们生活变得轻松的技能，那么这个理论就一定会博得大多数人的青睐。因为大多数人都把事情看得很容易：他们不需要多于一个以上关于原因的解释；他们并不感谢科学所作的深入研究，他们只想要简单的解答，并希望知道问题都已解决。当我们考虑到个人心理学是多么出色地满足了上述愿望时，我们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华伦斯泰（Walen-stein）①的一段话：如果这个观点不是聪明得如此令人讨厌，我就会认为它真是愚蠢之至。专家们毫不留情地抨击精神分析，而对个人心理学的批评一般说来却是温和灵活的。当然，美国也有一个备受尊敬的神经病学者。发表了一篇名为《够了》（Enough）的文章以反对阿德勒，其中对个人心理学的"强制性重复"深表厌恶。但是，如果说别人对个人心理学更为友好的话，那显然是与他们同精神分析的对抗大有关系的。至于其他从我们的精神分析中分化出去的流派，我就无①华伦斯泰（1583-1634），三十年战争期间德皇军队的统帅。--中译注。需详述了。这种分化的事实既无助于赞成亦无助于反对精神分析理论的正确性。你们只需考虑到：有种种强烈的情感因素，他们使得精神分析难以为许多人所接受，以致这些人不能与别人相适应或服从于别人；只需考虑到：更大的困难正如同格言所正确主张的：有多少人就有多少观点。当观点的分歧超出某种关节点时，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分手，然后沿着我们不同的另一条道路继续走下去；而当理论上的分歧包含了某种实践过程中的变化时，情况尤其如此。例如，我们假定某个分析者①不重视患者个人过去经历的影响，而是仅仅从他当前的动机和对未来的期待中去寻找神经病的因果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他也将忽视对童年期的分析；他必将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技术，并且势必凭借增强他的说教性影响和直接指出某种特殊的生活目标，来弥补缺少患者童年期种种经历这种遗漏。对此我们则将指出："这可能是一个聪明的学派，不过它已不再是精神分析了。"或者，其他某人②可能主张诞生时的焦虑体验，播下了后来所有精神障碍的种子。因此，在他看来，仅仅分析这种单一影响的重要性，并向病人断言三四个月的疗程就能获得成功是合理的。你们可以看出，我选择的这两个实例产生于正好相反对立的两个前提。这些"脱离主义运动"的共有特点是：它们每一个都孤立地抓住精神分析研究的丰富课题①这里暗指荣格（CarlGuslavJung,1875-1961,瑞士精神分析者，原为弗洛伊德的学生和信徒，后与弗洛伊德分道扬镳，建立了"分析心理学"--中译注）。--英译注。②此处指兰克。--英译注。之一，以此为根据使自己独立出去。例如，它们有的选择支配本能（theinstinctformastery），有的选择道德冲突（ethicalconflict），有的选择母爱（就其重要性而言），有的选择生殖问题，等等。如果你们认为精神分析历史中的这种脱离现象，如今似乎变得比其他理论运动中的脱离更加严重，我不敢肯定我会同意你们。如果情况确实如此，其责任应当归之于精神分析中那些存在于理论观点和医疗方法之间的本质性关系。纯粹的观点分歧是能够长时期容忍的。可是人们却喜欢谴责我们精神分析者排斥异己。这种邪恶特征的唯一表现形式，恰恰就是我们与那些见解不同者断绝了关系。除此之处，我们没有做任何伤害脱离者的事。相反，他们却很有运气，而且境况有所改善。这是因为他们自脱离了我们之后，通常也就摆脱了一种压在我们身上的重担--它可能是婴儿性欲的臭名声，也可能是象征主义的荒谬性--而且在周围人看来，他们还是值得尊重的。至于我们，则仍然被世人所鄙视，仍然背负着上述重担。除了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实际上，正是他们自己把他们排除在精神分析之外的①。你们以宽容的名义提出的进一步要求是什么呢？难道当某些人说出了一种我们认为是完全错误的见解时，我们应该对他们说："非常感谢你们的反驳。这将使我们防止自满的危险，给我们机会向美国人表示，我们确实是像他们一直期望的那样'宽宏大量'的，我们固然并不相信你们所讲的东西，但那①这个例外可能是指斯特凯尔（Stekel）。--英译注。没有关系。你们很可能正像我们一样也是正确的。归根到底，谁能知道谁正确呢？请允许我们在自己的出版物上，不仅与你们对抗，而且也阐述你们的观点。作为交换，我们希望你们也能够为你们所否定的我们的观点。提供一个发表的地方吗？"也许在将来，当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被完全滥用之后，上述说法将显然成为科学活动中的惯常做法。但在目前，我们确实还做不到这一点，我们按照传统的方式，仅限于提出我们的自己的信念，并甘冒犯错误的危险。因为错误是不可能防止的。我们拒绝与我们相矛盾的见解。如果我们认为我们发现了某种更好的东西。我们就会在精神分析中充分运用它，以改变我们的观点。B精神分析的最早运用之一，就是指导我们去认识我们的同时代人因为我们把这一学说付诸实践而对我们提出的反对意见。其他各种具有客观性质的运用，则可能会产生更为普遍的影响。我们的最初目的当然是为了理解人类心灵的各种紊乱现象。因为一次值得注意的经验已经表明，在这个领域中，认识与治疗几乎是同步进行的，存在着一条从认识通向治疗的道路①。长期以来，这是我们的唯一目的。然而后来我们却发现，在病理学过程与人们认为是正常的过程之间，存在着各①指勃洛伊尔（Breuer）对他第一个病人的治疗。参见《引论》第十八讲。--英译注。种密切的关系，甚至存在着内在的同一性。这样，精神分析就变成了深层心理学。加之没有心理学的合作，人类所产生的东西或所做的事情就难以理解，所以，我们就主动地把精神分析运用于广阔的知识领域，特别是心灵科学领域，并走向这些领域的理论前沿，与其他学说进行交流。然而，这些任务不幸遇到了各种植根于同一环境中的障碍，它们甚至迄今亦未克服。这种运用的先决条件是掌握有关领域的专门知识，而分析者却缺乏这种知识；另一方面，那些掌握了专门知识的人，即有关领域的专家，却又对精神分析一无所知，而且可能也不想知道什么。结果精神分析者只好作为业余爱好者--他们只具备往往是仓促准备起来的不太充分的条件--游览了诸如神话学、文明发展史、人类文化学和宗教学等知识领域。该领域的专家所作的研究，一般说来并不比外来者更出色。这些外来者运用的方法和所发现的东西，当引起人们注意时，最初总是被否定的。不过这方面的状况不断地趋于好转。每个领域都在产生着一些人，他们研究精神分析，以运用于他们所研究的专门学科，并作为外来者取代该领域的拓荒者。我们在这里可以期望获得大量的新发现。同时，精神分析的运用总是进一步巩固了它自身。还有一点，只要科学研究距离实践活动较远，那种势在必然的观点分歧所采取的形式，无疑就将较为和缓。我强烈地希望使你们了解精神分析在心灵科学中的一切运用。对于任何具有理智兴趣的人来说，这些运用都是值得知道的。况且，有一段时间不让你们听到关于变态和疾病的内容，也是一种很有必要的休息。可是我必须放弃这个念头。因为它曾经一再使我们超出了这些讲演的范围。我还必须老实承认，我不能胜任这项任务。是的，我本人在这个领域的几个方面是最早采取行动的，但我今天已不再能控制整个领域了。我必须做大量的研究，以便真正掌握从我的工作开始到现在为止已经取得的成就。你们当中对于我的这一谢绝感到失望的人，可以从我们的刊物《意象》（Imago）中去寻求弥补。这个刊物专门介绍精神分析的各种非医学性质的运用①。B但是，有一个课题我却是不可能这么随便就略而不谈的。不过，这并不是因为我对它非常熟悉，也不是由于我为它付出了很多心血。恰恰相反，我本人几乎完全没有关心过它②。我之所以必须提到它，乃是因为它极端重要，它充满着关于未来的希望，并很可能是所有分析活动中最重要的。这个我正在考虑的东西，就是精神分析在教育方面、在培养下一代的活动中的运用。令人欣慰的是，我至少可以说，我的女儿安娜。弗洛伊德（AnaFreud）③已把这一研究作为她的毕生事业，并已①见《引论》第十讲，载标准版。--英译注。②虽然这很可能是弗洛伊德关于精神分析与教育关系的最长的一次论述，但实际上并不是唯一的一次。除了大量的附带论述以外，他在"小汉斯"病例的第三章第三节中也极为详细地考察了这个问题。在为普非斯特尔（Pfister）和艾赫洪（Aichorn）分别所着的两本书所写的序言中他再次谈到这种关系。这个与性教育有关的特殊问题，是他的一篇早期论文《关于儿童的性启蒙》的主题，它在《分析的有限期与无限期》一文的第四节末段中又被提到，对该问题的最近一次阐述是在《幻想的未来》第九、十章中，起因是谈到了宗教教育问题。--英译注。③安娜。弗洛伊德（1895-?）自我心理学（Egopsychology）的主要代表之一。主要从事儿童精神分析工作，她强调自我在心理活动中的作用。--中译注。在这一方面弥补了我的疏忽。通向这种运用的途径不难找到。当我们治疗某个成年精神病人，追踪他的症状的决定因素时，我们常常被引回到他的童年时期。无论对于认识病症还是制造疗效来说，我们关于病人童年以后时期的各种致病因素的知识，都是不够用的。因此，我们不得不去了解童年时期的心理特质；我们认识到一些只有凭借精神分析才可能认识的事物，因而能够纠正许多通常被认为是有关童年的见解中的错误。我们确认童年时期的最初几年--大概一直到五岁--具有特珠的重要性，所依据的理由是：首先，那几年是性欲的早期全盛时代，它遗留下来对于成年人的性生活具有决定性的各种诱使性因素；其次，这一时期的各种影响冲击了幼稚的、脆弱的自我，像创伤那样折磨着自我。自我不能躲开这些情感的风暴，只有靠压抑的办法才能避开它们。童年期的自我就在这种状况中，获得了所有导致以后各种疾病和功能失调的倾向。我们发现，童年期的艰难在于儿童必须在很短的时间里，掌握几千年变化发展的结果，其中包括至少是对其本能的初步控制和对社会的初步适应。儿童通过自身的发展只能实现这种变化的一部分，大部分则要借助于教育①强加给他，我们对于儿童常常不能理想地完成这个任务并不感到诧异。在这些童年时期，他们大多数都经历了可以说是与神经病相等的状态，而那些后来产生了明显疾病的儿童则尤其如此。某些儿童尚未进入成年就产生了①德文为"Erziehung",在本部分均译为："教育".该词比英文的"教育"具有更广泛的含义，它包括一般意义上的"培养".--英译注。神经性疾病，结果给他们的双亲和医生造成许多麻烦。无论是把分析疗法应用于已显示出明确的神经病症状的儿童，还是应用于尚处在性格发展不顺利阶段的儿童，我们都没有什么顾虑。我们的反对者担心接受分析治疗的儿童会受到伤害，这实在是杞人忧天。我们的分析治疗表明，我们可以根据儿童患者的情况，进一步证实我们从成年患者那里所推测的东西（可以说是根据历史材料）。而儿童从这种治疗中则受益匪浅。事实上对于分析治疗来说，儿童是极为适宜的对象；他们的疗效既彻底又持久。当然，为成年人设制的医疗技术需加以很大改变，方可运用于儿童。儿童心理与成人心理相去甚远。由于儿童尚无超自我，故自由联想（freasociation）的方法远不能为他们所接受；移情作用（transference）亦表现出不同于成人的特点（因为真正的双亲仍然处于负责的地位）。我们在成人身上所极力反对的那种内在的抵抗，在儿童的场合则很大程度上被外在的困难所取代了。如果儿童的父母使他们自己成为儿童抵抗分析治疗的工具，则分析的目的以至分析本身，就会经常受到威胁。所以，把对儿童的分析，与对其双亲施加一定程度的精神分析影响结合起来，常常是很有必要的。另一方面，下述情况减小了儿童分析与成人分析之间的必然差异，即我们的某些患者保持了众多的婴儿特征，以致分析者（他再次不得不适应于他的患者）必须对他们运用某种儿童分析的技术。儿童分析很自然地变成了女性分析者的领域，这种局面无疑将牢固地保持下去。对大多数儿童在其发展过程中都经历了一个神经病阶段这一事实的确认，产生了一种正在萌芽的卫生学要求。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使儿童没有显示出精神失调的迹象，作为一种保护其健康的措施，对他采用分析法是否有利，如同今天我们不等到发现儿童患白喉病，而是在他健康时就给他注射白喉预防针那样？讨论这个问题目前仅只具有学术意义，我在这里是可以大胆考虑它的。对于我们大多数现代人来说，这个建议本身似乎就是一种伤天害理的行为。考虑到大多数位于父母立场的人对分析法的态度，我们现在必须放弃任何将这种想法付诸实行的愿望。这种针对神经病的预防法--它很可能是非常有效的--也要以全然是另一种结构的社会为先决条件。把精神分析应用于教育这种口号，今天只有到别的社会中去才能找到。我们需要弄明白什么是教育的首要任务。儿童应当学会控制他的本能。不加限制地允许儿童自由实现他的所有冲动是不可能的。对于儿童心理学家来说，给予儿童上述自由的做法，或许是一个非常具有启发性的实验。但对于儿童的父母来说，这样做则是办不到的，而且儿童本人也将深受其害，这种损害有的很快就会表现出来，有的则在以后的年月里呈现。因此，教育必须对儿童的冲动实行约束、禁止和压抑。这种情况在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都可以充分看到。然而，我们却从分析中发现。恰恰是这种对本能的压抑包含着导致神经病的危险。你们应该记得，我们已经详细地考察过神经病产生的情况①。所以，教育就不得不在既干涉儿童的本能，又防止他遭受挫折这种进退两难的处境中找到它的道路。除非这个难题完全不能解决，否则我们就一定会发现某种最恰①参见《引论》，特别是其中的第二十二和第二十三两讲。--英译注。当的途径，它能够使教育取得最大的成功，产生最小的损害。它确定对儿童本能实行禁止的数量、时间和方式。我们应该考虑到这样一种情况，即我们施以教育影响的对象具有非常不同的遗传的性格特征，以致同样的教育步骤不可能相等地有益于所有儿童。某种重要的反省告诉我们，教育迄今为止在完成它的任务方面是十分糟糕的，并且对儿童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如果教育找到了最合适的途径，理想地完成了它的任务，它就大有希望消除一种致病因素，那就是童年期偶然蒙受的创伤所发生的影响。但教育无论如何不能消除另一种致病因素，即不顺从的本能气质的力量。如果我们现在就考虑这些摆在教育者面前的难题--例如他应该怎样认识儿童的个性，怎样从微小的迹象去猜测儿童未成熟的头脑中所进行的活动，怎样既给予儿童适量的爱又保持有效程度的权威--我们就会明白，唯一适合于从事教育职业的准备工作，就是彻底的精神分析训练。最好的办法是教育者对自己作分析。因为即便其他方面做得很好，但如果没有亲身体验过精神分析，还是不可能掌握这种方法的。对教师和教育者的分析比之对儿童本人的分析，似乎是一种更为有效的预防性措施，而且更易于付诸实施。我们以上提到的方法--虽然只是一种附带的考虑--对于培养儿童来说可能是间接的，但它确实有益于这种培养，并将日益产生重要影响。凡是使自己体验过分析法并从中受益颇多，而且洞悉他们自己的培养方式的缺点的父母，都将会更好地懂得怎样对待他们的孩子，在很多他们本人不曾受过宽容的方面宽容他们的孩子。在精神分析努力对教育施加影响的同时，它的其他各种研究则正在探讨过失和犯罪的原因及其预防方法。在这里，我们不过是再一次向你们敞开精神分析的大门，让你们看看大门后面的那些屋子，而没有带领你们登堂入室①。我确信无疑，如果你们忠实地保持对精神分析的兴趣，你们就能学到许多有关上述题目的新颖而有益的知识。不过，在结束教育这个题目之前，我还要谈谈它的一个特殊方面。有人认为--这无疑是合法的--每一种教育都具有一个派别性目的，它致力于使儿童遵守已建立的社会制度，而无论其有多少价值和稳定性。也有人争辩说，如果我们承认我们的现存社会秩序中存在着缺点，那么，教育与精神分析的结合为这些社会秩序服务就是不正确的：这种结合应当被赋予别的更高级的目的，应当摆脱流行的社会要求的束缚。然而，在我看来，这种争论在这里是不适宜的。上述要求超出了分析的有效功能范围。同理，一个医生被请去治疗肺炎病人，他无须关心病人是否正直，是否企图自杀者或罪犯，或者病人是否值得继续活着或我们是否应当希望他继续活着。上述的后一种人们希望赋予教育的目的，也将成为一种派别性目的。在这两种派别间作抉择不是一个分析者的事情。我全然没有考虑这样一种情况，即如果精神分析容许各种与现存社会制度相冲突的目的，它对教育施加的任何影响都会遭到拒绝。但是，如果精神分析的教育试图把它的学生培养成反抗者，那它就是在亲自承担一种多余的①这方面请参见弗洛伊德为艾赫洪（Aichorn）的《难以捉摸的青春》一书写的序言（弗洛伊德，1925f）。--英译注。责任。如果精神分析的教育能够使它的学生尽可能健康而富有才干地离开学校，它就算尽到了本分。这种教育本身所包含的革命因素，足以保证它所教育的每一个人在今后的生活中绝不会成为反动者和压迫者。我甚至认为，无论从任何观点来看，革命的儿童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B我现在打算进一步谈谈作为治疗方法的精神分析。十五年前我论述过这个问题的理论方面①，今天我还将以同样的方式论述它。我现在就告诉你们这十五年里我们所取得的经验。你们知道，精神分析是作为治疗方法诞生的。虽然它的作用如今已发展得远远超出了治疗方法的范围，但它并没有放弃它的原始基础，它仍保持着与病人的接触，以便增加自己的深度，促进自己的进一步发展。最终导致产生了我们的理论的种种逐渐积累起来的想法，是不可能以其他方式获得的。我们在治疗中遇到的失败，常常向我们提出了新的任务，而现实生活的要求，则是一种防止推测过分的有效因素，虽然我们的工作没有推测也不行。很久以前，当精神分析作为一种治疗病人的方法，确实有益于病人时，我就已经论述过它②；而今天我要考察一下这种方法究竟取得了多少成就。你们也许知道我从未热衷于治疗过；所以，你们不用担心①见《引论》第二十七、二十八讲。--英译注。②参见《标准版》第十二卷最后的脚注和论分析技术的文章。--英译注。我会滥用这次讲演，迷恋于对分析疗法的赞颂。我宁愿说得过少而不愿说得过多。在我是唯一的分析家的时期，一些对我的观点显然持友好态度的人曾经对我说："你的观点确实很精密、很聪明。但是，让我们看一位你用分析法治愈的病人吧。"人们在排斥他们所讨厌的新生事物时有许多先后接替使用的手法，上述说法便是其中的一种。如今，这种手法也像其他许多手法一样过时了；在我这个精神分析家的文件夹中，也装了一大堆被我治愈的病人写来的感谢信。我们继续进行这种比较。精神分析这种疗法确实像其他疗法一样，有它的成功和失败，有它的困难、局限性和适用范围。过去曾有一种对分析法的批评，主张不必认真对待这种疗法，因为它不敢发表关于它的成就的任何统计资料。从那时以来，麦克斯。埃伊廷通（MaxEintingon）医生创建的柏林精神分析研究所发表了关于精神分析在头十年里取得的成果的评论①。这些治疗上的成功既未使精神分析自豪，亦未使它自惭。不过一般说来，那些统计资料启发性不大；这些用以说服人的材料成份极为不纯，以致其中相当大的部分反而可以证明任何疗法。考察人们的个体经验要更为明智。在此我想补充一句：我不认为我们的治疗能够与卢德（Lourdes）②的治疗相媲美。有很多人，他们相信圣母玛利亚的奇迹，却不相信无意识的存在。倘若我们想求教于我们的竞争者，我们就应该把分析疗法与他种精神治疗法进行比较。今天，治疗神经病的肉体疗法已无需再提了。①见弗洛伊德为该评论撰写的前言（1930b）。--英译注。②卢德是位于法国西南部的一个小城镇，有一座供奉圣母玛利亚的神殿，为罗马天主教徒朝圣特别是去治病的重要场所。--中译注。作为一种精神治疗步骤的分析法，与医学的这一特殊分支中使用的其他方法并不对立；它既不贬低它们的价值也不排除它们。一个医生喜欢对病人自称是采用分析法的精神治疗家，同时又根据患者的特点和各种有利或不利的外部条件，采用了某种别的疗法，这两者在理论上并不矛盾。事实上，使医疗实践必然趋于专门化的因素正是治疗技术。例如，外科术和矫形术就不得不从同一种疗法中分离了出来。精神分析活动是艰苦而严格的，这不可能像一付眼镜那样好用：阅读时戴上，散步时摘下。一个医生通常既不完全接受也不完全拒绝这种疗法。据我所知，那些在各种方法中有时运用了分析法的精神治疗家，并不具备牢固的分析学基础；他们没有接受分析法的整体，而是打了折扣的--也可能已经把分析法的"毒牙"拔掉了；这些人不可能被认为是分析家。我想这是令人遗憾的。但是，在医疗实践中，分析家与严格采用其他技术的精神治疗家之间的合作，将会有助于极有价值的目的。较之其他精神治疗步骤，精神分析无疑是最有效力的。这种方法费力最大，花时最多，它不应被运用于轻微患者。考虑到这种情况，说它效力最大也是公允合理的。对于合适的病人，使用这种方法就可以消除精神失调，并引起分析法产生前的时期人们不敢指望的种种变化。不过它也有各种非常明显的局限性。我的一些拥护者在治疗方面作出了巨大努力，希望克服这些障碍，使每一种神经紊乱都可以用分析法治愈。他们努力缩短分析工作的时间，加强移情作用，期望它能克服任何抵抗；并把其他各种形式的影响和移情作用结合起来，使病人不得不接受治疗。这些努力当然精神可嘉，但我认为他们太自负了。他们还带来一种危险，即迫使自己脱离分析法，陷入无止境的实验过程①。我觉得这种希望每一种神经病现象都能被治愈的愿望，可能是产生于外行的一种想法；他们认为神经病都是一些没有任何权利存在的、完全不必要的东西。而事实上它们却是严重的、由气质所决定的疾病。这种病在一个人身上不是只发作几次，而是通常要持续很长一个时期甚至终生。我们的分析经验表明，这些疾病可能受到广泛的多种因素的影响，譬如各种历史积淀下来的原因和某些偶然的次要因素。我们充分重视了这种情况，但却因此而忽视了病人气质上的因素。对于这种因素我们是绝对无能为力的。不过在理论上，我们不是应该始终把它记住。从根本上说，分析疗法是很难接近精神病（psychoses）的，但精神病与神经病（neuroses）关系密切，所以我们的首要目标将是治疗神经病。精神分析的疗效仍然被一系列重要的和难以攻破的因素所束缚。在儿童的场合，妨碍取得最大疗效的因素，是关系到儿童与其父母联系的外部困难，虽然这些困难归根到底还是儿童自身的问题。在成人的场合，困难最初产生于两种因素：患者目前的心理僵化程度和疾病的类型。当然，在类型问题中还包含着其他更深刻的决定因素。第一种因素常常被错误地忽略了。无论心灵生活的可塑性和恢复过去状况的可能性有多大，总有一些东西是不会复原的。在某些场合，当一个过程自然结束时，某些变化看来已①在写这些话时，弗洛伊德想到的可能是他的朋友费伦齐。几个月以后，在关于这位朋友讣告中，他又重申了这些看法。--英译注。经定形，并相应于已形成的心灵创伤。在另一些场合，我们的印象是患者的心灵生活已陷入全面僵化；他的精神过程--我们完全可以为它指出别的途径--似乎没有能力摒弃原有的轨道。但这很可能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同一种现象，只不过我们的着眼点不同罢了。我们一再发现，这种治疗似乎缺少病人方面的某种必需的动力，而这正是阻止我们引起治疗变化的原因。病人身上的某种异常的从属性的关系，某种特定的本能成分，比我们所能够动员起来的对抗力量要强大得多。就精神病而言，这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我们很熟悉这些疾病，知道在什么时候应该使用对抗的手段，但这些手段却很难动摇上述关系和成分。的确，在这一方面，我们只能寄希望于这样一种可能性：我们关于荷尔蒙①（你们都知道它们是什么东西）的作用的知识，可能为我们提供战胜这些疾病的数量因素的武器。不过现在距离那一天还很远。我知道，这一切问题中难以控制的因素，就是使分析尤其是移情作用完善化这样一种永恒的刺激。尤其是使用分析法的新手，他们在失败时无疑闹不清是应该责备病症的奇特呢，还是应该归咎于自己没有控制好治疗过程。但是，如同我已经说过的，我认为这方面的努力不可能成果辉煌。限制分析法取得成功的第二种情况指神经病的类型。你们已经知道，分析法治疗的适用领域是各种移情神经病（transferenceneuroses）--如恐惧症、歇斯底里、强迫观念①荷尔蒙（hormone），即激素，亦称"内分泌".人和动物的内分泌腺器官直接分泌到血液中去的有特殊效应的物质。各种激素的协调作用对维持身体健康是必要的。--中译注。性神经病，此外还包括各种已经形成并取代了上述疾病的性格异常。而别的一些疾病，如自恋的和精神性的（psychotic）症状，则或多或少都是不适合的。所以，小心地排除这类患者，从而预防治疗失败是完全合理的。这种审慎将导致分析法统计资料工作的重大改进。不过这样做有一种潜在的危险。我们的论断常常是在治疗之后才作出的。这些诊断颇像我在维克多。雨果的作品中读到的苏格兰国王识别女巫的试验①。这个国王宣称他掌握一种识别女巫的万无一失的方法。他把要鉴别的女人放在沸水锅里煮，然后品尝其肉汤，这样他就能够说："那个人是女巫"或"不，那个人不是女巫".我们的情况与此相同，不过我们却是受害者。我们只有在用分析法考察了来求医的患者（包括以同样的方式考察来接受训练的考生）几个礼拜或几个月之后，才能对患者作出诊断。我们实际上是在瞎忙乎。病人具有不明确的一般性的精神失调，对此是不能孤立地作出诊断的。可是经过试验之后，结果却很可能是患者不适于作分析治疗。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被试是考生，我们就把他送走；如果是病人，我们就再试验一段时期，希望能够发现有利的因素。患者通过增加我们的失败数额报复了我们，而遭到拒绝的考生如果好猜疑的话，就可能通过亲自写关于分析法的着作来进行报复。到头来就像你们所看到的，我们的谨慎没有得到任何好处。我担心这些详细的讨论快要让你们感到乏味了。不过，如①这段轶事的出处已无法找到。弗洛伊德曾在一篇谈手淫的文章中利用过它。--英译注。果你们认为我是要你们低估关于作为治疗方法的精神分析，我将不胜遗憾。看来这个问题的开头我确实没有讲好。因为我想要做的是相反的事：通过指出分析疗法局限性的不可避免，来为这种局限性辩护。考虑到同样的目的，我现在转向另一方面。人们责备分析疗法用时过长。应该说，精神上的变化实际上是很慢的。如果治疗变化迅速地突然地出现了，那倒反而是一个坏兆头。确实，对某种相当严重的神经病的治疗，很可能要延续数年之久。可是，如果治疗成功的话，我们则应考虑到，这种疾病若不治疗，延续时间则要更长。每治疗一年，也许就缩短了十年患病期。换句话说，如果不作治疗，这种病是根本不会自行消除的。对于某些患者。我们有理由在多年之后恢复分析法治疗，因为这时生命已经对新积淀起来的致病因素形成了新的病理反应；但是在同一时期，病人的自我感觉还是正常的。第一次分析事实上并没有发现病人的所有病理倾向，而当治疗取得成功时，停止分析当然是很自然的。还有一些病情非常严重的人，他们终生都要受到分析的监护，并一次又一次地重新接受分析治疗。否则的话，他们就完全不能自理生活；我们应当感到高兴的是，通过逐渐的反复的治疗，他们能够恢复健康。对性格失调的分析也需要长时期的疗程，但它常常是成功的。你们知道有其他什么疗法能够胜任这种任务吗？当然，仅仅这些疗效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不过我们已从肺结核与狼疮的例子认识到，只有当某种疗法适应于疾病的特点时，这种疗法才可望成功①。B我已经对你们说过，精神分析肇始于一种治疗方法。但是，我想使你们产生兴趣的却并不是治疗方法，而是精神分析所阐明的真理；尤其是在与人类有关的方面，即人类自身的本性方面为我们所提供的知识；是它所揭示的人类各种极其不同的活动之间的联系。作为治疗方法，精神分析是许多种方法中的一种，然而无疑是最有效的一种。可以说，如果精神分析没有治疗价值，如果它不与病人相联系，它就不会被发现，也不会持续发展达三十多年。①请见弗洛伊德很晚写的一篇文章《分析的有限期与无限期》（1937c），该文充分论述了精神分析疗法的各种局限性。--英译注。第三十五讲宇宙观问题①上次见面时，我们谈的是琐碎的日常事物，好比整理我们自己的简朴住宅一样。这次我提出，我们应该大胆地跃进一步，回答以下这个别人经常向我们提出的问题：精神分析是否导致一种特殊的宇宙观？如果导致，又是哪一种宇宙观呢？"Weltnschaung（宇宙观）"是一个特殊的德国人的概念，把它翻译成外文恐怕会有种种困难。如果我尝试给这个概念下一个定义，这个定义在你们看来一定是很笨拙的。我认为，宇宙观是一种理智的构造物，它以某种凌驾一切的假定为基础，统一地解决我们生存中的所有问题。所以，它没有留下任何未作解答的问题；在它之中，我们所关心的每一件事情都获得了自己的确定位置。不难理解，拥有这样一种宇宙观是人类的一种美好愿望。信奉它，人们就能够在生活中感到安全，就能够知道努力追求的东西是什么，怎样才能更恰当地对待自己的情感和利益。①Weltnschaung这个词可译作"宇宙观",不过弗洛伊德本人在下面第二段中解释了它的含义。由于这个词在本讲演中出现了三十多次，故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保留它的德文形式；好在我们的语言也差不多已采用了这个德文词（为便于阅读，中译本均将该词译作"宇宙观"--中译注）在《抑制、症状与焦虑》第11章结尾的一段中，弗洛伊德已经探讨了本讲演的主题。--英译注。如果这就是宇宙观的性质，那么精神分析的回答就不难作出。作为一种特殊的科学，一种心理学的分支--深层心理学或无意识心理学，精神分析构造一种它自己的宇宙观是完全不适宜的。它应该接受科学的宇宙观。而科学的宇宙观很明显不符合我们的上述定义。诚然，它也表现为对世界的一种统一的解释，然而它的解释仅仅是一个纲要，其完善要留待于将来。此外，它具有各种消极的特征，局限于目前所能认识到的东西，并严格拒绝某些异己成分。它主张，除了对受到仔细检查的观察资料所作的理智研究--换句话说，即我们称之为调查研究的东西--之外，关于宇宙的知识没有任何别的来源；同时，没有任何知识产生于神的启示、直觉或本能的预知（divination）。这种观点好像是在最近几个世纪里才逐渐得到普遍承认的。然而在我们这个世纪里，却出现了一种傲慢的反对意见，它认为这种宇宙观同样毫无价值，同样令人不满；它忽视了人类理智的要求和人类心灵的需要。这种反对意见必须予以猛烈抨击。它显然毫无根据。因为像任何非人类物一样，人类理智和心灵同样也是科学加以研究的对象。精神分析有一种特殊的权利，可以在这一方面为科学的宇宙观辩护，因为它不可能被指责为在宇宙图景中忽视了心灵事物。它对科学的贡献恰恰在于扩大了心灵研究的领域。附带说一句，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心理学，科学就会是很不完整的。然而，即便把对人类（和动物）的理智功能和情感功能的探究包括在科学中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科学的观点总体上仍然未变，不会出现新的知识源泉或研究方法。直觉和本能的预知即便有的话，也不会是知识的源泉；它们完全可以被认为是幻想，是对愿望性冲动（Wishfulimpulses）的满足。此外，我们不难看到，对某种宇宙观的需要，仅仅依赖于情感。科学注意到人类心灵制造了这些需要，并愿意考察它们的源泉。但是，认为这些需要具有合理性则毫无根据。相反，科学把这种情况看作是一种告诫，从而小心地把每一种幻想和类似的情感需要的产物，与知识区分开来。这样做决不意味着我们将轻蔑地抛弃这些愿望，或者贬低它们对于人类生活的价值。我们很愿意探讨这些愿望是如何满足的；在艺术作品中，在宗教和哲学的体系中，人们已经为他们自己创造了这些满足。但我们仍然不能忽视，如果允许这些愿望进入知识领域，那将是不合理的，是极不明智的。因为这样就会打开通向各种个体的或群体的神经病的道路，将会把人们的许多宝贵精力从指向现实的努力中抽取出来，以便尽可能地去满足这些愿望和需要。根据科学的观点，在宇宙观问题上我们不得不运用批评的能力，继续作出各种否定和驳斥。有一种观点宣称，科学是人类心灵活动的一个领域，宗教和哲学则是其他领域，后者与科学至少具有同等价值；因此，科学无权干涉其他两种领域：双方有相等的权利成为真理；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作出选择，他将从自己的选择中吸取信心，寄托信念。我们不能同意这种观点。有人认为它极为优秀、宽容大度，摆脱了狭隘偏见。但不幸的是它站不住脚，它具有一切完全是属于非科学的宇宙观的有害特点，而且实际上就等同于后者。事实很简单，科学的真理不可能是宽宏大量的，它不容许妥协和受到限制；它认为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都是属于它的，任何其他势力倘若企图接管它的任何部门，它都将对之进行严厉的批判。B在三种可能对科学的基本立场提出质疑的势力中，唯有宗教才被我们真正视为敌人。艺术几乎总是无害而有益的；它所追求的仅仅是幻想。除了产生一些据说是被艺术"迷住了"的人以外，艺术决不试图侵入现实领域。哲学与科学并不对立。它像科学一样行事，并在一定程度上采用同样的方法进行研究。但是，由于它坚持某种幻想，即人们有能力描绘出一幅没有缺陷的、连贯统一的宇宙图景--尽管由于我们知识中的每一次新的进步，这种幻想都一定会破灭--从而与科学发生了冲突。它过高估价了我们的逻辑活动所具有的认识论价值，并承认了诸如直觉这样的别的知识源泉，结果在方法上就误入了歧途。诗人在谈到哲学家时所发出的嘲弄性评论，常常显得不无道理："他用睡帽和晨衣的破布条，把宇宙构造中的缝隙缝补了起来。"（海涅语）①然而哲学对于人类的大多数没有直接影响；甚至在知识分子的最上层中，也只有少数人对哲学有兴趣；而对其他人来说，哲学则几乎是不可理解的。另一方面，宗教却是一股巨大的势力。它支配着人类最强烈的各种情感。众所周知，在某个①这是弗洛伊德喜欢的几段话。在《释梦》第六章（1）中阐述梦的润饰时，地提到了这几段话。在1908年2月5日给荣格的信（琼斯，195,48）中再次提到它们。很久以前，显然是183年，他在给未婚妻的信中就完整地引用过这些话。--英译注。较早的时期，宗教襄括了与人们生活有关的一切理智性事物；当时几乎还没有科学这样的事物，宗教扮演着科学的角色；它建造了其坚固性和自足性无与伦比的宇宙观。这种宇宙观尽管已遭到严重打击，却仍然维持到了今天。如果我们要说明宗教的自负性质，我们就应当记住它保证为人类所做的事情。它为人们提供关于宇宙起源和产生过程的知识；它向人们保证，在变幻不定的生活中给予他们保护和最终幸福；它运用全部权威，以它所制定的各种戒律去指导人们的思想和行动。这样它就实行了三种功能。第一种功能是满足人们对知识的渴求；它做着科学以自己的方式努力去做的同样的事情，并在这一点上与科学分庭抗礼。宗教的绝大部分影响无疑应归功于它的第二种功能。在镇定人们对生活中的危险和变动所感受到的恐惧情绪方面，在向人们保证他们将获得的幸福的结局并为之提供不幸之中的安慰方面，科学无法与宗教相抗衡。当然，科学能够教导我们如何避免某些危险，也可以战胜某些苦难。否认科学是人类的有力助手是很不公平的。但是，在许多情况下，科学却不得不任人继续受苦，它只能劝告人们要忍受折磨。宗教的第三个功能是发布戒律，制定禁忌和限制。这是它与科学的最大区别。科学虽然也确实从其应用中产生出指导生活的规则与告诫，但它更热衷于研究和证实事实。在某些情况下，科学的规则和告诫与宗教的戒律是相同的，然而二者的根据却迥然不同。宗教这三个方面的联系不很清楚。关于宇宙起源的解释与关于某种特殊道德戒律的教诲之间有什么关系呢？但是，关于提供保护和幸福的保证却十分紧密地与道德要求结合在一起。前者是对满足后者的报酬；只有服从那些要求的人才可指望得到这些好处，而惩罚则等待着不服从者。顺便提一句，类似的情况在科学中亦存在。科学告诉我们，凡是漠视它的教诲的人都将遭受损害。宗教中教导、安慰和要求这三方面的奇特结合，只有在对之从发生学方面进行分析时，才可望得到理解。我们可以从最显着的聚焦点，即宗教关于宇宙起源的教导方面开始研究。我们可能会发问：宇宙进化论为什么应该是宗教体系的一个固有部分呢？宗教的教义说，宇宙是由一个类似于人的存在物所创造的，而这个存在物无论能力、智慧和情感力量，都远远优胜于人，它是符合于理想的超人。把动物当作宇宙的创造者则表明了图腾的影响，关于图腾我们稍后至少要简单地评论一下。一个有趣的事实是，即使在人们认为存在着许多神的时候，这个创造者也始终只是单个的存在物。同样有趣的是，这个创造者通常是男性，尽管并不缺少女神。而且在某些神话中，宇宙的创造是从男神除掉被人们贬低地描绘成妖怪的女神①开始的。最有趣的各种细节问题在这里都显现了出来，不过我们没有时间加以详述；我们要进一步往下探讨。我们将指出的情况是，这个神性的创造者被坦率地称之为"父亲（faAther）".精神分析认为，他确实是一位父亲，因为他具有在幼小的儿童看来是宏大的一切特征。宗教徒在描绘宇宙的起源时，就好像是在描绘他自己的起源一样。①在《摩西与一神教》D节第一部分第三篇论文中，弗洛伊德对女神作了大量论述。--英译注。这样，我们就很容易解释安慰性保证和严格的道德要求，是怎样与宇宙起源说相结合的。具有同样特点的人，即儿童把自己的存在归因于他的父亲（或更准备确地说，无疑是作为父亲和母亲的综合体的父母机构），也保护和照管着处于软弱和不能自助状态中的儿童，因为儿童这时面临着潜伏在外部世界中的各种危险，父亲的保护使他感到安全。诚然，当儿童长大后，他知道自己拥有了更大的力量。但同时他也加深了对生活中各种危险的认识，他正确地断定，从根本上说，他仍然像童年时期那样不能自助和自我保护；相对于这个世界来说，他依然是儿童。所以，甚至在现在，没有他的儿童期所享有过的保护，他就什么事情也办不了。然而他早已认识到，他的父亲能力极为有限，并不具备每一种杰出的特征。于是他便返回到他在童年时曾给予极高估价的记忆中的父亲形象，并把这种形象强化为神，使其成为某种当代的和现实的东西。这种记忆中的父亲形象的力量和对保护的需要的执着性，一起支持他信仰上帝。宗教纲领的第三个方面即道德要求，也很容易符合这种童年状况。我可以提醒你们注意康德的着名断言，他把星空和我们的道德法则相提并论①。不管这种并列听起来可能多么奇怪--因为各种天体与一个人类生物热爱或是杀死他的同胞的问题能有什么关系呢？--它却触及到了重要的心理学①在本节初版中，该话是这样说的："在一个着名的断言中，哲学家康德指出星空的存在与我们的道德法则的存在，是上帝之伟大的最有力的证明。"而在《全集》（1934）中，这段话已变成了上面所译的那种形式。显然，对康德同一段话的较早的引证，早在以前就有所遗漏了。--英译注。的事实。正是给予儿童以生命并保护他免遭伤害的同样的父亲（或父母机构），也教育儿童应当或不应当做什么，告诫儿童应该使自己习惯于限制自己的某些本能愿望，并使他知道，如果他想成为家庭圈子里和以后更大的社交圈子里的一个可以被接受并被欢迎的成员的话，他就应当熟悉那些他的父母和兄姊希望他了解的与他有关的东西。通过爱的奖惩方法，儿童受到了教育，认识了他的社会职责。人们告诉他，他的生活中的安全依赖于爱他的双亲（以后则是爱他的其他人），并取决于他们能相信他对他们的爱。所有这些关系后来都原封不动地被人们采纳入他们的宗教中。他们的父母对他们规定的禁令和提出的要求，则作为道德良心存留于他们身上。借助于这种同样的奖惩办法，上帝统治着人的世界。分配给个人的保护和幸福的数量，视个人服从这些道德要求的情形而定；他对上帝的爱和他被上帝所爱的意识，是他的生活安全的基础。他用这些爱武装自己，以防备外部世界和他的人类环境中的各种危险。最后，在祈祷中，他确信可以直接影响神的意志，从而得到神的全能的帮助。B我确信，你们在听我讲演的过程中，已产生了若干问题，并大概很乐意听到关于它们的解答。此时此地我尚不能着手这项工作。不过我相信，这些详细的质疑没有一个能推翻我们关于宗教宇宙观取决于我们的童年状况的论点。然而，更加令人惊奇的是，尽管这种宇宙观产生得很早，它还是有自己的先驱。毫无疑问，有过一个既无宗教也无神的时期，它被称为泛灵论（animism）①时期。那时世界上充斥着类似于人的心灵存在物，我们称它们为精灵。外部世界中所有物体都是它们的寓所，或者就等同于精灵。然而，当时并不存在某种比精灵更优越的力量：它创造了精灵，并随后统治着精灵，人类也可以向它请求保护和帮助。泛灵论所谓的精灵对人类多半持敌对态度，不过人类在当时似乎比后来更为自信。他们一定常常处在一种对这些邪恶精灵的极度恐惧状态中；但他们采用某些行为以保护自己，防备精灵。他们认为那些行为具有驱赶精灵的威力。即便撇开这一点不谈，他们也并不认为他们没有防御能力。如果他们想从大自然中企求什么东西，譬如求雨，他们并不是向掌管天气的神作祈祷，而是实行某种巫术作法，即自己做出类似于下雨的事情，他们希望这种作法能够直接影响自然界。在他们反对周围环境中的各种势力的斗争中，他们的首要武器就是巫术（magic）②，这是现代技术最古老的祖先。我们推测，他们之所以相信巫术，乃是因为他们高估了自己的理智作用，相信"思想万能".稍带提一句，这种凭信也可以在我们的强迫观念性神经病患者身上遇到③。我们可以猜想，当时的人类对他们的语言方面取得的成就特别自豪，这些成就大概伴随着非常简单的思维。他们认为巫术的力量产生于词汇。①宗教的来源之一，产生于原始社会。它认为自然界一切事物都为精灵所控制。--中译注。②利用虚构的"超自然的力量"来实现某种愿望的法术，是原始社会的信仰和后世天文、历算、宗教的起源。--中译注。③这一切请参见《图腾与禁忌》（1912-1913）第三篇论文（诺顿，1952），尤其是其中的第3节。--英译注。这个特征后来被宗教继承了过去："上帝还说：'让那里有光',于是那里就有光了。"此外，人们的巫术行为这个事实表明，泛灵论时期的人根本不相信他们的愿望的力量。准确地说，他们采取一种行动是期望产生这样一种效果，即诱使自然界模仿这一动作。他们想要雨水时，就做倒水的动作；想让土地多产果实时，就在田里对着土地进行戏剧般的性交动作。你们知道，任何东西一旦获得了精神表现就很难消失了。因此，当你们听到许多泛灵论的东西一直存留到今天时，你们不应感到吃惊。这些东西大部分被我们称为迷信，它们与宗教并存或包含在宗教中。更有甚者，你们几乎不可能否认这样一个看法，即今天的哲学也依然保留着泛灵论思维方式的某些特征。这种思维方式就是过高估计语言的巫术作用，并相信世界上的实际事件都是按照我们的思维企图强加给它们的那种方向进行的。所以，看来的确存在着一种没有巫术动作的泛灵论。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认为甚至在当时，也存在着某种伦理学，即为人们的相互关系所制定的各种戒律，然而我们却没有发现这些戒律与泛灵论信仰有什么内在联系。它们很可能直接表现了人类的相对能力的实践需要。了解使泛灵论转变为宗教的原因，可能是很有价值的。但是你们可以想象到，人类精神发展的这个远古时期，直到今天仍然是模糊不清的。真实的情况似乎是，宗教首先表现为图腾崇拜（totemism）①即动物崇拜这种奇怪的形式。而最早的伦①原始社会中人与氏族公社同时产生的一种最早的宗教信仰。原始人相信每个氏族都与某种动物具有亲属关系，该动物即为氏族的图腾，即保护者和象征。--中译注。理戒律即各种禁忌，便是这样崇拜的结果。在一本题为《图腾与禁忌》的书中，我曾经详述了一种思想，它把这种转变的原因一直追溯到人类氏族环境的一次变革上。与泛灵论比较，宗教最主要的成就在于从精神上控制住了人类对精灵的恐惧。不过这个古老时期的残余即邪恶的精灵，却在宗教体系中仍然占有一席之地。B以上便是宗教宇宙观的前历史。现在我们转向研究以后所发生的以及今天在我们面前所进行的那些事情。凭借对自然过程的观察而强大起来的科学精神，终于把宗教视为人类的事情，并对之进行了批判性的考察。宗教经受不住这种考察。首当其冲被怀疑的是宗教关于各种奇迹的故事，因为它们与严肃的观察所指出的一切正相矛盾，而且十分明显地表现出人类想象活动的影响。接着，宗教关于宇宙起源的解释的教条也遭到了否定，因为它们显示出某种具有古代特征的愚昧。由于人们日益增加了对自然法则的了解，他们认识到这些法则要比宗教教条更为优越，认为宇宙通过某种类似于人类个体起源的交媾或发生行为而产生的见解，已不再是最显然和不证自明的前提了。因为具有心灵的动物与非动物自然界之间的区别，给人类思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种印象使人们不可能再保持对原始泛灵论的信仰了。在这一方面，我们还要考虑到对各种不同宗教体系的比较研究的影响，以及这些宗教体系彼此间排斥和不宽容所产生的作用。这些初步的论战加强了科学精神，它获得了足够的勇气，以致敢于考察宗教宇宙观中的那些最重要和最富于情感意义的成分了。人们可能已经看到--尽管敢于公开讲出来是很久以后的事--虽然宗教向人们许诺，只要他们能够遵守一定的道德要求，就会向他们提供保护和幸福，但事实已表明这些许诺是不值得信赖的。宇宙中看来并不存在着那样一种力量，它以父母般的关怀照管着个人的福利，并把人们的活动引向幸福的结局。相反，人类的命运既不可能符合于宇宙善行的假定，亦与部分内容是相反的宇宙的公正赏罚的假定无关。地震、海啸、大火的发生与善良、敬神还是邪恶、不信教风马牛不相及。更有甚者，因为我们谈论的是人而不是非动物自然界，所以个人的命运就一定是依赖于他和别人的关系；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决不是一个规律。凶暴的、狡猾的、残酷的人常常占有令人羡慕的世间财富，而善良的人却往往一贫如洗。各种黑暗的、冷酷的、无情的力量决定着人们的命运；宗教归之于宇宙政府的那种奖惩办法纯属子虚乌有。这也说明我们应该抛弃宗教从泛灵论中所继承的那些东西。在批判宗教宇宙观方面，最新的贡献是由精神分析作出的。它表明了宗教是怎样从儿童的不能自助性中起源的，并剖析宗教的内容，一直追溯到童年期的各种愿望和需要在成年期的残存物。这显然并不意味着否定宗教。但它仍然是对我们关于宗教认识的一种必要的完善，而且至少在一个方面，是对宗教的一种否定，即否定宗教本身关于万物起源于神的主张。当然，如果宗教认可我们对上帝所作的解释，那么它在这方面就没有什么错误了。括而言之，这就是科学对宗教宇宙观所作的评价。尽管各个不同的宗教派别在它们之间谁占有真理的问题上彼此争论不休，我们却认为宗教信仰是毫无真理性可言的。由于各种生理和心理的必然性，在我们身上形成了一个愿望的领域。我们凭借这些愿望而生活在世俗社会中。宗教的企图就是统治这个世俗社会。但它不可能实现这个企图。它的种种教义具有它从中产生的那个时期即人类童年的无知时期的特征。宗教的安慰毫无信赖价值。经验教导我们，宇宙并不是保育室。相反，宗教竭力强调的那些伦理要求应该给予别的基础。这些要求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是不可缺少的，但如果把服从它们与宗教信仰结合起来，那就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倘若我们试图确定宗教在人类进化中的地位，那么我们可以说它似乎并不具有永久性，它不过是某种类似于个体文明人从童年向成人发展中所必须经历的那种神经病的东西①。你们当然可以自由批评我的观点；在这方面，我甚至可能会半道上和你们走到一起的。的确，关于宗教宇宙观江河日下的情况，我所谈的东西很简略，很不完全。关于宗教宇宙观不同发展过程的次序，我提得也很不准确；我亦未阐明在科学精神的觉醒过程中各种不同因素的合作情形。我也没有论述在宗教实行绝对统治的时期和后来受到日益增强的批评的影响下，宗教宇宙观自身所发生的变化。最后，严格地讲，我的评论①在《幻觉与未来》第八章及《文明及其缺憾》靠近末尾部分，弗洛伊德已提到了社会蒙受类似于个体神经病的那种神经病之苦的可能性。在《摩西与一神教》C节第一部分第三篇论文中，他详述了这一问题。而在更早的时候，他就已经指出了宗教仪式与强迫性观念的行为之间的类似性。--英译注。仅限于宗教的一种形式，即西方人的形式。可以这样说，为了尽快作出论证，我构造了一个解剖学模型，以期尽可能给人以深刻印象。总之，我的知识是否能够把这件事做得更好和更全面，这个问题姑且不论。我知道就我谈的这些问题而言，你们可以在别处听到比我更好的论述，我这里没有什么新东西。不过我坚信，关于宗教问题资料的最细心的研究，也不会动摇我们的结论。正如你们所知道的，科学精神反对宗教宇宙观的战斗并没有结束；它今天仍然在我们眼前进行。虽然精神分析通常很少参与论战，但我并不反对研究这场辩论。这使得我们有可能深入阐明我们对宗教宇宙观的态度。你们将会看到，宗教拥护者提出的某些论据是很容易予以答复的，不过也有一些可能很难驳倒。我们遇到的第一个反对意见的要旨是：科学把宗教作为它的研究课题乃是无礼之举，因为宗教是一种比人类理智的任何活动都要崇高和优越的东西，不可以采用极为琐细的批评对它加以探讨。换言之，科学没有资格评判宗教：如果科学不超越自己的领域，它还是有用的，也值得受到尊重；然而宗教并不是科学研究的对象，后者无权干涉它。如果我们没有被这种粗暴的严厉拒绝所吓住，而是进一步质问：宗教提出的这种对所有人类事物中的优越性地位的要求根据何在，那么对方就会这样答复我们（如果认为值得这样做的话）：宗教不可以用人类的尺度加以评判，因为它涉及的是神的本源，它是被圣灵作为启示赐予我们的，而人类精神是不可能理解圣灵的。人们大概已经想到，这种论据简直不堪一击：它显然是一种预期理由，即是"用未经证明的假定来进行辩论"①--我知道德文中没有恰当的同类表达方式。这里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是：神的精神及其启示究竟存在否？这个问题当然不是下述说法所能解决的：不可以提出这个问题，因为上帝是不可以被质问的。我们在分析工作中有时也碰到这种态度。如果一个智力正常的病人根据极为愚蠢的理由拒绝某项特殊建议，这种逻辑上的缺陷便证明病人身上存在着一种特别强烈的拒绝接受一切的动机--这种动机只可能是情感性的，具有一种情感上的联系。我们也可能听到别的答复，它公开承认这种动机：不能对宗教进行批评性的考察，因为它是人类精神创造出来的最高级、最珍贵、最崇高的事物；因为它表现了最深沉的感情，并且仅靠它自己就使得我们的世界对人们变得可以容忍，生活对人们显得富于价值。我们无需质问这种关于宗教的评价，我们关心的是别的问题。我们强调这一事实：现在的问题根本不是科学精神侵犯了宗教领域，恰恰相反，是宗教侵犯了科学思维的领域。无论宗教多么有价值、多么重要，它也没有任何权利限制思想，因而没有权利拒绝对它进行思考。科学思维本质上与一般思维活动并无二致。我们大家，包括信教者和不信教者，在料理日常事务时使用的便是后者。但是科学思维显示出某些特点：它对于那些缺乏直接和实在效用的事物也颇有兴趣；它非常谨慎地避免个人因素和情感影响；它粒其严格地审查科学将其结论建筑于其上的那些感官①原文即为英文。--英译注。知觉的可靠性；它用不可能借助日常手段得到的新知觉来充实自己，并在有意识加以调整的实验中把新经验中的决定性因素分离出来。它孜孜以求达到与现实一致--也就是说，与存在于我们之外、不依赖于我们的东西取得一致。正如经验教导我们的，这种现实决定着我们的愿望能否实现。这种与现实的外部世界的一致，我们称之为"真理".即便我们不考虑科学工作的实践价值，我们也要探求这种真理。所以当宗教断言它可以取代科学，声称由于它的行善和使人高尚，它也一定是正确的时候，这种说法实际上就是一种侵犯。我们必须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驳斥它。因为宗教正在要求许多人--他们已学会根据经验法则对现实的关心来指导日常事务--把他们对恰恰是他们的最本质利益的关心移交给某种代理者，这种代理者根据特权要求免去理性思维的戒律。至于宗教向其信徒允诺的保护，我想，如果某个汽车驾驶员宣称他开车决不受交通规则的约束，而是根据他那异想天开的冲动，那么，我们当中甚至谁也不会打算坐他的车的。并且，宗教为保护自己而颁布的对思想的禁戒，既不能使个人也不能使社会脱离危险。分析经验已告诉我们，这种禁戒虽然最初仅限于特殊领域，但它倾向于向外扩张，而后便成为教徒生活行为中各种严厉禁律的起因。这种结果可以在某些女性中观察到。他们被禁止甚至在思想中做任何与其性欲有关的事情①。传记可以指出，几乎所有已故名人在其生活经历中都因宗教对思想的钳制而受到了伤害。另一方面，理智--①这一点在《幻觉的未来》第九章中已作考察。--英译注。或者让我们用一个大家都熟悉的名称即理性来称呼它--是这样一种力量，在对人类实行统一的影响方面，我们可以对其寄以最大期望；人类是很难团结一致的，更难对其加以控制。可以想象，如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乘法表和度量衡单位，人类社会将怎么可能存在！我们对于人类前途的最好希望，就在于理智即科学精神、理性能够逐渐建立起对人类精神生活的统治。理性的性质在于这样一种保证，它以后不会忘记给予人类的情感冲动及其所决定的东西以它们应得的地位。但是，这种理性统治所实行的普遍强制，将证明它是团结人类的最有力的纽带，并将引导人类走向进一步的团结。不管什么东西，只要它像宗教对思想所实行的禁戒那样反对这种发展，它对于人类的未来就是一种危险。那么，可能有人会问：宗教为什么不坦率地宣布："我确实不能给予你们一般所谓的'真理';如果你们需要那种东西的话，你们就应该坚持科学。但是，我要向你们提供的东西，将比你们从科学中所能获得的任何东西都无可比拟地更加美好，更加抚慰人心，更加使人高尚。所以我告诉你们，宗教是另一种更高级含义上的真理"--宗教为什么不以此来结束这场毫无希望的辩论呢？这个问题不难回答。宗教不可能作出这种承认，因为那将使它失去对大多数人的影响，普通人只知道一种真理，即日常语言含义中的真理。他不可能想象更高级或最高级的真理可能是什么样子。对他来说，真理就像死亡一样，似乎是无比较等级之分的；他不可能从美好的事物飞跃到真实的事物。在这一点上，你们也许会像我一样认为他是正确的。所以，这场斗争没有结束。宗教宇宙观的拥护者信奉这样一句古老的格言：最好的防御是进攻。他们问道："这个科学究竟是什么东西？它居然敢诽谤我们的宗教。要知道，正是这个宗教，千百年来为成千上万的人们带来了帮助和安慰。可是这个科学迄今为止实现了什么呢？据它自己供认，它并不能给人以安慰和提高。这些问题我们就暂且不论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重要。那么，它的理论又怎样呢？它能告诉我们宇宙产生的方式，以及宇宙产生之前所发生的一切吗？它可以为我们画一张清晰的宇宙图景，或向我们表明怎样去解释种种生命的奇迹，或说明人类的精神力量怎么能够作用于无生命物质吗？如果它能够解答这些问题，我们就将对它表示尊敬。然而它至今也未能解答其中的任何一个问题。它为我们提供了各种支离破碎的所谓发现，却又不能使它们相互协调；它收集了关于各种事物发展过程之间一致性的观察材料，并把这种一致性称为法则，还对此提出狂妄的解释。请想一想，科学赋予其发现的必然性程度是何等微小呵！它教导我们的每一种思想都仅仅是暂时的正确：今天被赞扬为最高智慧的，明天就可能遭到否定，而代之以其他某种将再次证明不过是暂时性的认识，于是，最新的错误被认为是真理。为了这种真理我们要奉献出我们的最高利益。"我想，如果你们本人便是受到上述言论攻击的科学宇宙观的拥护者，这种批评就不会严重动摇你们的信念。在这里，我要提醒你们想一想一段曾传遍奥匈帝国的话。那个恶魔①曾对他所厌恶的议会党委员会吼道："这并不是一般的反对意见！这简直是在捣乱！"与此类似，你们将会看出，宗教在谴责科学时，以一种不正当的、恶毒的方式夸大了科学未能解决各种宇宙问题的情况。科学的确还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取得这些成就。因为它还非常年轻，它是近代才发展起来的一项人类活动。我们应该记住--我不过选择了几个日期--开普勒（Kepler）是在仅仅大约三百年前刚发现行星运动法则的；把日光分析成各种光谱颜色并建立万有引力定律的牛顿（NewAton），逝世于1727年，即距今不过两百多年；拉瓦锡（LavoisiAer）发现氧则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前不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