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与缺憾-文明与缺憾-2

在那种情况下，进攻的行为不是被压抑而是被实施，但正是对这同一种进攻性行为的压抑，应被认为是儿童内疚感的源泉。在这点上，我不会对下述情况感到吃惊，譬如读者气愤地喊道："那么一个人是否杀死自己的父亲就无关紧要了--他在两种情况下都会有内疚感。我们在这儿可以提出几点疑问，或者内疚感并非产生于对进攻①关于两种主要导致儿童患病的养育方法--过度严厉和过度娇宠--弗兰兹。亚历山大（FranzAlexander）在他的《对总体人格的精神分析》（ThePsyAchoanalysisofthetotalPersonality,1927）--关系到艾卡豪恩（Aichorn）对少年犯罪的研究〔《任性的青年》〕--中作了准确的评价。"过度宽容和溺爱的父亲"是孩子形成过分严厉的超自我的原因。因为在他们得到爱的影响下，他们没有发泄他们进攻性的方法，只有把它转入内部。少年犯在没有爱的情况下长大，他们缺乏自我和超自我间的紧张状态，他们的整个进攻性只能向外部。所以除了那些可以认为是存在的气质方面的因素，我们可以说严厉的良心起源于两个因素的联合作用：本能的挫折，它释放了进攻性；以及被爱的经验，它使进攻性转向内部并且把它交给了超自我。②〔《图腾与禁忌》（1912-1913），标准版，第13卷，第143页。〕性的压抑；或者杀父的故事是杜撰的，原始人的孩子与今天的孩子杀父的次数一样多。此外，如果这不是一个杜撰的故事，而是一段可能存在的历史，那么它将是每个人都希望发生的并正在发生的事情--即一个人感到内疚是因为他确实干了不能为自己辩护的事情。而关于这件毕竟是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精神分析却没作任何解释。"读者的批评是有道理的，我们将弥补这一遗漏。这个问题没有什么神秘之处。当一个人做错一件事，并且因为这件事而有了内疚感时，这种情感应该叫做悔恨（remorse）更为合适。它只是与已经做过的行为有关，而且它的前提当然是良心--感到内疚的准备状态--已经在这一行为发生之前就存在了。因此，这种悔恨永远不会帮助我们发现良心和一般的内疚感的起源。在这些日常情况下发生的事情通常是：本能的需要不顾良心的反对而获得了实现满足的力量，因为良心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由于被满足，本能需要就自然减弱，于是以前的力量平衡重新恢复。因而，精神分析是有理由在现在的探讨中把由悔恨产生的内疚感的情况排除在外的，不管这种情况出现得多么频繁，也不管它们实际上的重要性有多大。但是，如果把人类的内疚感上溯到杀死原始时代的父亲，那也只不过是一个悔恨的情况。我们应当假设（在那时候）良心和内疚感，像我们已经假设的那样，在杀父之前就存在了吗？如果不应当，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悔恨是从哪里产生的呢？毫无疑问，这种情况将会向我们阐明内疚感的秘密，并且最终解决我们的困难。我相信这是能够做到的。这种悔恨是人对于父亲的感情的矛盾心理的结果。他的儿子们恨他，但也爱他。在他们通过进攻行为满足了他们的憎恨之后，他们的爱就会在这种行为的悔恨中涌现出来。这种爱用模仿父亲的自居作用建立起超自我；它把父亲的权力给予了超自我，好像是作为对他们施加于父亲的进攻行为的惩罚。它制定了旨在避免重现这种行为的种种限制。由于反对父亲的进攻倾向在以后的世世代代中反复出现，内疚感也就一直存在，而且再一次被受到压抑并转交给超自我的每一部分使进攻性有所增强。现在，我想你们对于两件事可以说是完全清楚了：在良心的起源中，爱的作用和肯定不可避免的内疚感。一个人是杀死了自己的父亲还是没有这样做，并不是真正具有决定性的。不管在哪种情况下，一个人都必定会感到内疚，因为内疚感是矛盾心理的斗争的表现。是爱神厄洛斯和破坏或死亡本能间的永恒斗争的表现。当人们面临共同生活的任务时，这一冲突就开始了。由于集体采取的只是家庭这一形式，所以这一冲突也必定表现为恋母情结的方式，从而建立起良心并且产生了最初的内疚感。当人们企图扩大家庭这种集体时，同样的冲突在由过去所决定的方式中继续存在；它被强化了，并导致了内疚感的进一步加剧。由于文明所服从的是把人类组成为一个密切联结的群体的内在的爱的冲动，所以它只能通过内疚感的不断增强而达到其目的。起初与父亲有关的事情在与群体的关系中得以完成。如果说文明是从家庭向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必要过程，那么--由于来自矛盾心理的先天的冲突，以及爱的趋向和死亡的趋向之间的永恒斗争--文明将不可避免地与日益增长的内疚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而且内疚感也许将加强到一个令人难以忍受的程度。人们不禁会想到伟大诗人对"天神们"（heavenlyPowers）的动人的责难--你们把我们带向地球，这个令人厌倦的地球，你们让我们不知不觉地走向罪恶，然后让难以容忍的悔恨来折磨我们：一时的过错，终身的苦恼①！我们可以放心地吐口气了，因为我们想到只有少数人有能力毫不费力地从他们自己的混乱感情中挽救出最深刻的真理，尽管我们其余的人必须通过令人痛苦的不稳定性和永无休止的摸索，才能找到通往这些真理的道路。①〔选自歌德的《威廉。迈斯特》（WilhelmMeister）中的一首竖琴曲。前两句诗作为对一个梦的联想，出现在弗洛伊德的小册子《论梦》中（OnDreams），1901年a,标准版，第5卷，第637页和639页。〕第八章当写到本书的结尾部分时，作者必须请求他的读者原谅，因为他未能更好地做读者的向导，并且未能使读者少走些冤枉路和麻烦的弯路，而这无疑本来是可以做得更好的。我以后将设法改善这种情况。首先，我猜想读者会认为我们对内疚感的讨论破坏了这本书的结构：它们占据了太多的篇幅，因此其他与它们关系不很密切的论题就被挤到了一边。这可能破坏了我的着作的结构；但是我的意图是表明内疚感是文明发展中的最重要的问题，并且表明我们为了文明所付出的代价是由于内疚感的加强而失去了幸福①，而这种破坏恰恰忠实地符合了我的这些想法。这一说明是我们研究的最后结论。它所涉及的似乎①"因而良心使我们每个人都变成了懦夫……"今天年轻人所受的教育向他们掩盖了性欲将会在他们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但这并不是我们对这种教育的唯一谴责。这种教育的过错还在于它没有使年轻人对他们注定会成为其对象的进攻性有所准备。当教育用这样一种错误的心理学方针把年轻人送入生活时，它的行为就好像是一个人给将要踏上两极考察征程的人们配备了一套夏装和一张意大利湖泊的地图。在这里很显然存在着对伦理学要求的滥用。如果教育说："这是人们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幸福应该做的；但是你不必指望他们如此去做，"那么这些要求的严厉性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危害了。但是相反，教育却使年轻人相信其他每个人都实现了这些伦理学要求--即每个人都是具有德性的。年轻人也应当具有德性的要求正是以这种说法为基础的。是奇怪的任何事情，大概都可以追溯到一个相当奇特的关系--这一关系至今尚未解释--就是内疚感与我们意识的关系。在我们视为正常的悔恨的一般情况下，这一情感是我们完全可以清清楚楚地意识到的。实际上，我们习惯于说"内疚意识"（consciousnesofguilt），而不是说"内疚感"①。我们对神经病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认识正常状况的最有价值的线索，但它也使我们遇到了一些矛盾。在这些疾病中的一种即强迫观念性神经病（obsesionalneurosis）中，内疚感使自己被意识所察觉；它支配着该病的临床情景以及病人的生活，并且几乎不允许任何其他东西出现在它旁边。但是在神经病的大多数其他情况和形式中，内疚感则完全是无意识的，然而却并没有因此而减少其重要影响。当我们告诉病人他们有"无意识内疚感"时，他们不相信我们。为了让他们完全理解我们的说法，我们给他们讲希求惩罚的无意识需要，内疚感就是通过这种需要表现的。但是不应过高估计它与某种特殊形式的神经病的联系。即使在强迫观念性神经病中，某些类型的病人如果被阻止做某些行为，他们也意识不到他们的内疚感，或只能把它感受为一种令人痛苦的不安，或是一种焦虑。我们是能够逐渐认识这些情况的，但目前还不行。在这里，指出下一点也许是令人高兴的：内疚感从根本上讲只不过是一种位置改变了的焦虑；在其后来的阶段上，它完全与对超自我的恐惧相符合。焦虑与意识的关系展现了同样离奇①在这里德文是"Schudbewustsein"而不是"schuldgefuhl".第二个术语是弗洛伊德使用最多的术语。除去它们的字面含义外，它们是同义词，两个词在日常英语中都被译为"内疚感",以上的特殊情况是例外。的变化。焦虑总是藏在每个病症后面的某个地方；但是有时它又明显地展现于人们的整个意识之前，而在别的时候，它则完全把自己隐藏起来，以致如果我们想要对心理学上的良心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的话，我们就必须谈论无意识焦虑，或者由于焦虑首先只不过是一种情感①，我们就不得不谈论焦虑存在的可能性。因此，完全可以设想，文明所产生的内疚感本身也未被觉察到，它在很大程度上仍是无意识的，或者只是表现为一种不适（malaise）②，一种人们因此而寻找其他动机的不满足感。至少宗教从来没有忽略过内疚感在文明中所起的作用，此外--这是我在其他地方没有意识到的③--它们声称要把人类从他们所谓的罪孽感这种内疚感中挽救出来。在基督教中，这种挽救是通过某个个人的牺牲实现的，这个人以牺牲的方式承担了每个人都具有的罪孽。从这种方式我们可以推断原始的内疚亦即文明的开端最初产生的必要性④。以下工作尽管不可能特别重要，但却不会多余，即解释下面几个词的含义，如"超自我"、"良心"、"内疚感"、"对惩罚的需要"和"悔恨",因为这些词我们也许常常用得不太准确并且交替使用。它们都与同一种事态有关，但是却说明事态的不同方面。超自我是我们已经指明的一个力量，良心①〔参看《抑制、症状和焦虑》，标准版，第20卷，第132页。--情感被描述为"无意识的"是不合适的（参看《自我与本我》，标准版，第19卷，第23-31页。〕②〔"Unbeuhagen"（不适）：这个词出现在本书德文版题目中。〕③在《幻想的未来》（1927年c）中。 ④〔《图腾与禁忌》（1912-1913）标准版，第13卷，第153-155页。〕是我们归于这个力量的诸功能中的一个功能。这一功能包括监视自我的行为和意图以及对之加以评判，并施行潜意识压抑力。因为，内疚感即超自我的严厉性与良心的严厉性是相同的。它是自我对于这样被监视的感觉以及对自我的反抗和超自我的要求之间的紧张状况的估价。对谴责性力量的恐惧（从根本上讲是对整个关系的恐惧）和对惩罚的需要，是自我这一方面的本能表现，它在性虐待狂的超自我的影响之下变成了性受虐狂。它可以说是自我中有助于内部破坏的一部分本能，用来构成对于超自我的性爱性质的依附。直到超自我的存在可以被表明时，我们才应当谈论良心。至于说内疚感，我们必须说它是先于超自我而存在的，因此也就先于良心而存在。当时它是对外部权威的恐惧的直接表现，是对自我和外部权威之间的紧张状态的承认。它是对外部权威的爱的需要和本能满足的欲望--对这种欲望的抑制产生了进攻倾向--之间斗争的直接产物。内疚感的这两个层次--一个来自对外部权威的恐惧，一个来自对内部权威的恐惧--的重叠在若干方面妨碍了我们对良心的认识。悔恨是表示内疚感基础上的自我反应的一个总的概念。它以几乎未变的形式包含了焦虑的感觉材料，这一材料在内疚感背后发挥作用；它本身是一种惩罚，而且能够包括对惩罚的需要。所以悔恨也可能比良心产生得更早。在我们的探讨中再次回顾一下令我们困惑的矛盾是没有什么害处的。例如一方面，内疚感是已被放弃的进攻行为的结果，但是另一方面--恰恰是在内疚感历史的开端即杀父时期--它是已经被实施了的进攻行为的结果（见上文第15-116页）。但是我们找到了解决这一困难的方法。因为内部权威超自我的建立，使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在这之前，内疚感相当于悔恨（我们可以顺便说一下，"悔恨"这一名称应当保留给真正实施了进攻行为后产生的反应）。在这之后，由于超自我的无所不知，进攻的企图和进攻的行为之间的区别失去了意义。从此以后，内疚感不仅可以由确实做了暴力行为所产生（如众所周知的），而且可以仅仅由一种暴力行为的意图所产生（如精神分析所发现的）。但是产生于矛盾心理的冲突，即两种主要本能间的冲突，却不考虑心理状况中的这种变化，而是留下了同样的后果（见第117-119页）。在这里，我们想要找出解决内疚感在何种不同关系中才可以被意识到这一问题的方法。我们可能会认为来自对于某种邪恶行为的悔恨的内疚感应当总是有意识的，而来自对某种邪恶冲动的感觉的内疚感却可能是无意识的。但是答案并不那么简单。强迫观念性神经病强有力地反驳了这一答案。第二个矛盾关系到我们所谓的超自我的进攻能力。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一能力只是继续施行外部权威的惩罚能力。并使它活跃在心灵中（见第103-104页）；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恰恰相反，它是由一个人自身尚未使用的进攻能力所组成，这一进攻能力现在用来反对施加抑制的外部权威（12-114页）。第一种观点似乎更适用于内疚感的历史，第二种观点则更适用于内疚感的理论。进一步的思考则可以说是非常完善地解决了这一表面看来是不可调和的矛盾；两种观点都不可缺少的因素和共同的因素是在每一种情况下，我们讨论的都是已经被移向内部的进攻性。再者，临床的观察实际上允许我们把归之于超自我的进攻性来源区分为两个；在特定情况下，两者之一发挥更强的作用，但是作为一个普遍规律，它们却是共同发挥作用的。我认为在这里，出于认真的考虑，我可以提出一个早些时候我曾建议暂时接受的观点①。在最近的分析学着作中，表现出对这样一种观点的偏好，即任何一种挫折，本能满足的任何受阻，都导致或可能导致内疚感的增强②。如果我们认为这一观点只能就应用于进攻本能，那么我认为我们的理论就会变得十分简明易懂，并且我们也不会找到与这一假想相矛盾的东西。根据能动的（dynamic）和效益的理由，我们将怎样理解未实现的性爱要求被内疚感的增强所取代这一现象呢？看来也许要采用迂回的方法--即假如我们设想性爱满足的受阻会引起对干涉这一满足的那个人的某种进攻性，并且这种进攻性本身接着受到了抑制。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由于被压抑并且转交给超自我而转变成内疚感的，归根到底只是进攻性。我相信，如果精神分析发现内疚感的起源只是进攻本能的话，那么对许多过程就可以作出更为简单和更为清晰的解释。对临床材料的考察在这里没有给予我们任何明确的答复，因为正如我们的假设告诉我们的，这两种本能几乎从来不以纯粹的、相互分离的形式出现；但是对极端病例的研究也许会指向我所期望的方向。我也想通过把这个较受限制的观点应用于抑制的过程，①〔找到这一早期的建议已不可能了。〕②这一观点尤其为欧内斯特。琼斯、苏珊。依沙克和麦兰尼。克雷斯所接受；同时我认为也被雷克和亚历山大所接受。从而从中推论出它的基本优点。正如我们所知，神经病的症状从其本质上看是对于未实现的性愿望的替代性满足。在我们的精神分析工作过程中，我们惊奇地发现，可能每一种神经病都隐蔽着一定量的无意识的内疚感，它反过来又利用神经病症状，把它们作为一种惩罚，从而增强了这些症状，现在来系统地阐述下列主张似乎是很合理的。当一个本能的趋势受到压抑时，它的利比多因素就会转化为症状，它的进攻因素就会转化为内疚感，即使这一主张只是一般地接近于真理，它还是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的。此外，这部着作的某些读者可能会得到这样的印象，就是我关于厄洛斯和死亡本能之间的斗争这一观点讲得过多了些。这一观点是用来表示人类所经历的文明过程的特性的（见第101-102）。但是它也与个人的发展过程有关（见第97-99页）。除此之外，据说它还揭示了一般有机体生命的秘密（见第96页）。我想我们不能够不探究这三个过程相互间的关系。在这里同一观点的重复是有道理的，因为人类文明的过程和个人的发展过程都是生命的过程--这就是说它们都必定具有生命的最普遍的特性。另一方面，正由于表明这一普遍特性存在的迹象具有一般的性质，所以，如果不通过特定的限制缩小它的范围，它就不能帮助我们认识到任何（这些过程间的）差别。因此，我们只可能满足于断言，文明的过程是人类生命所经历的一个变化，它是在由厄洛斯所确定、阿南刻（必然性）即现实的迫切需要所推动的重任的影响下进行的；并且满足于断言这个重任在于通过利比多的纽带把分离的个人联合在一个集体中。但是，当我们审视文明的过程和人类个体的发展或教育过程的关系时，我们可以毫不迟疑地作出如下结论，即二者在本质上是极其相似的，只不过是同一过程应用于不同的对象罢了。当然，人类文明的过程是个人发展过程的较高等级的抽象，因此也就比较难以用具体的术语来认识，我们也不要一味追求二者之间的类似之处；但是考虑到这两个过程的目的的相同性--一个是把分散的个人融合于一个人类群体中，另一个是从许多个人中创造一个统一的群体--我们对于二者使用的方法和导致的结果方面的类同也就不会吃惊了。但是，这两个过程间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区别，迟迟不提它是不应该的。在个人的发展过程中，快乐原则的意图在于获得幸福的满足，它是发展的主要目的。而个体融合于或适应于一个人类集体，则似乎是上述幸福目的得以实现的一个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必须满足的前提条件。如果这一目的能够脱离那个条件而实现，它也许会变得更好一些。换一句话说，个人的发展过程对我们来说似乎是两种需求相互影响的结果：一种是对幸福的需求，我们通常称之为"利己的",另一种是对于与集体中其他人相结合的需求，我们称之为"利他的".这两处描述都没有深入到问题的本质。如同我们所说的，在个人发展的过程中，主要的特征大都在于利己的需求（或者说是对于幸福的需求）；而另一个可能被描述成"文化的"需求，则通常只满足于赋予强制性限制的作用。但是在文明的过程中，情形就不同了。在这里，最重要的事显然是把人类个体创造成一个统一体这一目的。诚然，幸福的目的依旧在这里存在，但是它被推到了一个次要的位置上。如果不是必须关注个人的幸福的话，我们几乎会以为这种创造伟大的人类集体的工作仿佛是最大的成就。因而，我们可以推测个人的发展过程很可能有它自己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没有再现。只有当个人的发展过程把与集体的结合作为它的目的时，它才需要和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取得一致。像行星在围绕一个中心星球公转的同时，也围绕自己的轴自转一样，人类的个体在参加人类的发展过程的同时，也在走着他自己的生活道路。但是在我们迟钝的眼睛看来，天体中的各种力量的运动似乎总是固定在一个永不改变的秩序上；而在有机生命领域里，我们却能够看到各种力量是怎样地互相竞争，并且冲突的结果是怎样地在不断变化。因此，在每个人身上，追求个人的幸福和努力与别人联合这两个需要一定在互相斗争；而个人的发展和文化的发展这两个过程也必定处在相互敌对的立场，并且彼此争夺着地盘。但是个人和社会间的斗争并不是厄洛斯与死亡这两个基本本能间的也许是不可调合的矛盾的衍生物。它是利比多的效益范围内的争执，可以比之为自我与对象在利比多分配上的争夺；它也有可能在个体身上得到最终的调解，因为人们希望它在未来的文明中也将发挥作用，然而目前的文明却很可能严重地压抑着个人的生活。文明的发展过程和个人的发展道路间的类似可以在一个重要的方面得到扩展。可以断定人类集体也促进了超自我的发展。超自我对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产生着影响。详细地探索这一类似，对于任何一个理解人类文明的人来说都是一个诱人的任务。我在此仅限于提出几个引人注目的观点。一个时代的文明的超自我与个人的超自我有着类似的起源。它是建立在伟大的领袖人物的人格所留下的影响基础上的--这些人具有压倒一切的精神力量，或者说在他们身上人类的某种冲动获得了最强烈、最纯粹、因而也常常是最片面的表现。在许多实例中，这一类似变得更加突出；在他们的有生之年，他们--即使不是永远也是经常地--受到别人的嘲弄和虐待甚至残酷的处决。实际上，原始时期的父亲的命运就是如此：他直到被暴力处死之后很久才获得了尊敬。在基督耶稣这一人物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命中注定的结合最引人注目的例子，假如他的确不是神话传说中的人物的话。神话从关于原始事件的模糊记忆中创造了耶稣。文化的和个人的超自我的另一个相同点就是前者像后者一样建立起了严厉的理想要求；对这些要求的不服从将产生"良心的恐惧"（见第11-12页）。在这里我们甚至发现了令人注目的情形，即我们在群体中看到有关的精神过程比在个人中所能看到的精神过程实际上更为我们所熟悉，更容易被意识到。在个人身上，当出现紧张状态时，只是超自我的进攻性以指责的形式使自己被自我所感觉到；而其真正的要求却保持在无意识的背景中。如果我们把它们带到意识认识中，我们就会发现它们与流行的文化的超自我的戒律是一致的。在这点上，群体的文化发展和个人的文化发展这两个过程可以说是永远相互联结的。因为这一缘故，超自我的一些表现和特性在文化集体的行为中要比在分散的个人行为中更容易被发现。文化的超自我已经形成了它的理想并且建立了它的要求。在后者中间，以伦理学为名，组成了处理人们相互间关系的要求。人们总是给予伦理学以最高的评价，好像他们希望尤其是它会产生极其重要的结果。实际上，它探讨的是在每一个文明中都可以很容易地认识到的人类的最痛苦的处境。因而伦理学也被看作是一种治疗的尝试--它试图通过超自我的命令取得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被其他文化活动所取得的成绩。我们已经知道，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如何摆脱文明的最大障碍--即人类互相间进攻的气质上的倾向；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才尤其关心可能是超自我的最新的文化要求，即爱邻犹爱己的训戒。我们在对神经病的研究和治疗中，倾向于从两个方面来责备病人的超自我。在它的严厉的要求和禁律中，它很少考虑自我的幸福，因为它首先没有充分地估计本我在反对服从这些要求和戒律方面的本能的力量；其次，没有充分地估计现实的外部环境所造成的困难。因此，为了治疗的目的，我们常常必须反对病人的超自我，并且试图降低它的要求。准确地说，我们也可以同样反对文化的超自我的伦理要求。它也没有充分地考虑到人类的精神构造的实际情况。它发布了命令，却不问人们是否能服从它。相反，它设想一个人的自我从心理的角度来看是能够办到要求它做的任何事情的，他的自我能无限地控制他的本我。这种设想是错误的，即使在正常人那里，他的本我也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受到控制。如果对一个人要求过多，在他身上就会产生一种反抗心理，或是引起神经病，这将会使他感到不愉快。"爱邻犹爱己"这一训戒是对人类进攻性的最强有力的防备，并且是文化超自我的非心理学行为的一个出色例子。这一训戒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此庞大的爱的膨胀只能降低其价值，而不能摆脱人类相互进攻的困境。文明对此置若罔闻；它只是告诫我们，这一训诫越是难以服从，它就越值得去服从。但是在今天的文明中，凡是遵循这个训戒的人与漠视这个训戒的人相比，只能使自己处于不利的地位。如果对进攻性的防备可能引起像进攻性本身所引起的那么多的不愉快，那么进攻性对文明来说是一个怎样的有力的障碍啊！所谓的"自然的"伦理学，除了让人们获得一种能够认为自己比别人强的自恋的满足之外，在这里没有提供任何东西。在这点上，基于宗教的伦理学提出了关于更美好的来世幸福的诺言。但是，只要美德在现世得不到酬报，我想伦理学的说教就将是徒劳的。我也认为，在这方面人类与财产关系的真正变化肯定要比任何伦理学要求更为有效；但是社会主义者对这一事实的认识却变得模糊不清，并且被关于人类本性的新的理想主义的错误概念搞得对实际目的毫无用处了（参看前面第86-88页）我相信，试图在文化发展的现象中探索超自我的作用这种思想方式，还会使我们获得进一步的发现。我的这部着作很快就要结束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我几乎是不能回避的。如果说文明的发展与个人的发展有这样广泛的类似性，并且运用了与后者同样的方法，那么难道我们没有理由作出如下的诊断--就是在文化要求的影响之下，某些文明或者文明的某些阶段，也可能整个人类，都变成了"神经病"吗①？对于这种神经病的分析性的解剖很可能导致治疗性的建议，这些建议可能自认为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我不认为把精神分析转用于文化集体这种企图是荒谬的，或者说是肯定没有成效的。但是，我们应当非常谨慎，并且不要忘记我们所涉及的毕竟只是类似之处，而且无论是把人还是把概念，从它们所产生和发展的领域中分离出来都是危险的。再者，对集体的神经病的诊断面临着一个特殊的困难。在个人的神经病中，我们把使病人和他所处的、被认为是"正常的"环境区别开的对照作为出发点。而对于一个集体来说，它的所有成员都患有同一个失常症，但却不存在个体神经病那样的环境；它也许能在别处发现。至于说把我们的知识运用于治疗，由于谁也没有权力将这样一种治疗强加于集体，所以对社会神经病的最正确的分析又有什么用呢？尽管有这一切困难，我们仍希望有一天有人会敢于提出一个关于文化集体的病理学。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对人类文明的价值作出评价远非我的打算。我努力使自己不受下述狂热偏见的影响，它认为我们的文明是我们拥有的或者可能获得的最宝贵的东西，并且它的道路必然通向一个我们难以想象的完美的高度。我至少可以心平气和地倾听这样一种批评家的观点，他认为当人们审查文化努力的目的和它所使用的方法时，他们一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整个努力不值得这样劳民伤财，它的结①参看《幻想的未来》中的一些评论。果只能是一些个人不能忍受的事态。由于我对这一切几乎是一无所知，所以我更容易做到公正无偏见。我确实知道的事情只有一件，即人类的价值判断是直接根据他对幸福的愿望的--因此这些判断都是用来为其幻想效劳的论据。如果有人指出人类文明的过程具有强制的性质，并且比如说人为限制性生活的倾向，或者以自然的选择为代价建立人道主义理想的倾向，是一种发展的趋势，它是不能防止或避免的，我们对它最好是屈服，就好像它是必然规律一样，我会觉得这种认识是可以理解的。我也知道可能有人反对这一观点，其大意是说，在人类的历史中，像这些被认为是不可克服的趋势常常是被抛到一边，并被其他的趋势所代替。因而，我不敢以先知的身份在我的同胞面前自居，我甘愿接受他们的指责，责怪我不能给予他们以任何安慰：因为说到底，这就是他们所要求的一切--在这方面最狂热的革命者和最虔诚的信徒一样容易对我们发怒。对我来说，人类的决定性问题在于，他们的文化发展能否并在多大程度上控制住他们的进攻性和自我破坏本能对他们的集体生活的干扰。从这方面看来，也许恰恰是现在这个时代应受到特别的注意。人类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对自然力量的控制，以致他们可以借助于自然的力量，毫不困难地进行自相残杀直到最后一个人。他们明白这一点，目前的不安、痛苦和焦虑的心情大部分就是由此产生的。现在我们期待着两个"天神"之一的永恒的爱神厄洛斯将会维护他的权利，与同样永恒的对手死神进行不懈的斗争。但是谁能预见何者成功，并且结果怎样呢①？①〔最后一句是在1931年加上去的--当时希特勒的威胁已经开始明显化了。〕精神分析引论新讲苏晓离、刘福堂译讲演第二十九讲① 对梦的理论的修正在间歇了十五年之后，我又把你们召集在一起，与你们讨论在这段时间里，精神分析取得什么新的发现和改进。我认为，从不止一个角度去看，我们都应把注意力首先放到梦的理论上，这是正确的、合适的。该理论在精神分析的历史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而且是转折点；分析由一种精神治疗法变成了一种深层心理学（depth-psychology），是与梦的理论分不开的。自此以后，梦的理论一直是这门年轻的科学中最独特的东西，我们的其他知识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之匹敌，它是从流行的观念和神秘主义的掩盖下揭示出来的一片新疆域。这个理论所必然提出的种种主张的奇特性，具有试金石的功能，运用它就能确定谁可以成为精神分析的拥护者，谁将永远不能理解精神分析。就我本人而言，在那些困难的时①本书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以下简称《引论》）一书的重要补充、修正和发展，它更新了《引论》的思想，因此本书目录衔接《引论》（共二十八讲）一书目录。《引论》已由商务图书馆出中译本。--译者注。期，即由于缺乏经验，尚未辨认出来的有关神经病的种种事实扰乱我的判断的时期，我发现梦的理论是我的最后依托。每当我对自己动摇不定的结论的正确性产生怀疑时，只要我能够把做梦者身上的一种没有意义的、杂乱无章的梦成功地转变为有逻辑的、明白易懂的精神过程，我就重新相信我走的路是正确的。因此，以梦的理论为例，一方面考察精神分析在这十五年里所经历的变迁，另一方面研究它在被当代思想界所理解和评价的过程中有哪些进展，对于我们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但我同时可以告诉大家，你们会对这两方面都大失所望的。让我们来看看各期《国际精神分析（医学）杂志》。自1913年以来，我们这一研究领域里的最重要的着述都集中于此。在最初几期上，你们会发现每期都有一个分标题："论释梦",它们包括大量关于梦的理论的各个方面的撰文。但你们越往后翻，就会发现这种撰文越少，最后连这个分标题也完全消失了。尽管分析家似乎再没有就梦说些什么，似乎不再需要对梦的理论做什么补充了。但是，如果你们要问有多少梦的解释已经被外行所接受--他们包括许多借用我们这方面成果的精神病学者和使用精神疗法的人（顺便说一句，他们对我们的一片好心并无感激之意），包括那些习惯于吸收惊人的科学发现的受过教育的人，包括文人和一般公众--那么答案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有几种说法已是众所周知的，但其中有一些我们却从未提出过，例如一切梦都具有性的属性这一命题。然而，真正重要的事情，如外显的（manifest）梦的内容与内隐的（latent）梦的思想之间的根本区别；关于梦满足愿望的作用与焦虑的梦并不矛盾的观点；一个人不运用做梦者对梦的种种联想就不可能释梦；其中最重要的则是，我们关于梦中本质的东西是梦的工作（dream-work）过程的发现--公众意识对这一切的无知程度，似乎仍与三十年前的情况相同。我是有理由这样说的，因为在这十五年间我收到了无数封来信，写信者介绍了他们做的梦以求给予解释或要求了解梦的性质，他们声称他们已读过我的《释梦》，尽管信中的每句话都暴露了他们对我们的梦的理论缺乏了解。但这一切不会阻止我们就我们关于梦的知识再给予详细的说明。你们将会记起，上一次我们关于梦的全部讲演，都是用来表明我们是如何逐渐了解梦这种迄今尚未得到解释的精神现象的①。B那么，让我们假设某人--例如一个接受精神分析的患者--把他的一个梦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假定以这种方式在为我们提供一种信息，他通过开始接受分析治疗这一事实，表明他决心提供这种信息。诚然，这种交流所采用的方式是不适当的，因为梦本身不是社会语言，也不是传递信息的工具。的确，我们并不懂得做梦者究竟想对我们说什么，他自己也同样无从知晓。我们现在必须立即作出一个决断。一方面，非精神分析的医生向我们断定，梦是做梦者睡眠差的征兆，是①参阅《精神分析引论》（1916-1917）第二部分全文。--英译注。他大脑的某些部分没有休息的征兆，是他大脑的某些区域在未知的刺激因素的影响下，力图继续工作又只能以很不完善的方式来这样做的征兆。如果是这样，那么，正确的做法是不必进一步研究这种没有任何心理价值的夜间发生的失调行为的产物了。因为我们不可能指望从对梦的研究中得到有益于我们目的的东西。另一方面--很明显，我们已选定了这种相反的方面--我们已经作了假设，并以之为一个先决条件--应当承认，这个假定是相当专断的--那就是，甚至这种难以理解的梦也必定是一种完全正常的、有意义和有价值的心理活动，在精神分析中，我们能够像利用其他任何信息一样来利用梦。只有我们的实验结果才能表明我们是否正确。假如我们成功地把梦转化为那种有意义的语言，我们就显然有希望了解到某些东西，得到某种用其他方法难以获得的信息。然而，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却是这项工作的困难和课题的暧昧不明。我们如何把梦转化为正常的信息，又如何理解病人的某些语言呈现出了一种对他对我们来说都是晦涩难懂的形式这一事实呢？正如诸位所知，这次我不解释问题的起源，而是采取一种专断的说明。我们的第一步是通过介绍两个新概念和新名词来建立我们对梦的问题的新态度。对于被称为梦的东西，我们将描述为梦的内容或外显的梦，而我们正在寻找的，可以说是我们怀疑藏在梦背后的东西，我们将其描述为内隐的梦的思想。做完这一点，我们就能够将我们的两项任务表达如下，我们必须把外显的梦转变为内隐的梦，并解释在做梦者的头脑中后者是如何变成前者的。第一部分是实践的任务，这要靠对梦的解释来完成；它要求一种技术。第二部分是理论的任务，它的职责是解释假定的梦的工作；它只能够成为一种理论。释梦的技术和关于梦的工作的理论都必须另行创立。那么，我们将从这两方面的哪一个方面开始呢？我想应该从释梦的技术开始；它表现得更为具体，会使你们产生更生动的印象。B好，上述病人已经告诉了我们一个梦，我们将对它进行解释。我们只是被动地倾听，而没有运用我们的思考。下一步怎么办？我们决定尽可能少地考虑我们所听到的东西，即外显的梦。当然，这个外显的梦所显示的各种特征并非全然与我们无关。它可能首尾连贯、结构完整，犹如一部文学作品；也可能混乱到不可理解的地步，几乎像是胡说八道；它可能包含着荒谬的东西或者废话，也可能是机智的推论；对做梦者来说，它可能显得清楚、明确，也可能显得含糊、晦涩；梦的情景可能展示健全的感觉力，也可能朦朦胧胧，就像混浊的迷雾；最不同的特性可能出现于同一个梦中，分属于它的不同部分；最后，梦可能显示出一种淡漠的情调，也可能伴有最强烈的愉快或悲痛的情感。你们不应当认为我们对外显的梦的这种无穷的变化性根本不加考虑。后面，我们将回过头来探讨这种变化性，并在其中找到大量我们能够用于释梦的东西。但目前我们先不去管它，而是要注意进行释梦的主要途径。就是说，我们要求做梦者自己也不要受外显的梦的印象的影响，而是要把注意力从作为整体的梦转移到梦内容的各种个不同的部分，并连续地向我们汇报他所想到的每一件与上述每一部分有关的事情--如果他的注意力分别地集中在它们的每一部分上，那么它们自身的联结就会显现给他。这不是一种奇妙的技术吗？--它不是通常的处理信息或语言的方法。你们无疑会猜测，在这一过程的后面还有一些尚未明确论述的假定。不过让我们先继续说下去。我们打算让病人按何种顺序叙述他的梦的各个部分呢？可能有好几种不同的顺序，我们可以简单地采用这些部分在对梦的叙述中出现的先后顺序。这是堪称为最严格的标准的方法。或者，我们可以指导做梦者先从梦中寻找"白天的残余";因为经验已告诉我们，几乎每一个梦都包含对做梦的前一天的某事（常常是几件事）的残存记忆或暗示，如果我们按照这些联系找下去，我们常常很快就会从虚无缥缈的梦的世界，进入到病人的现实生活中。再者，我们可以告诉病人先述说梦的内容中的那样一些要素，这些要素因其特别明晰和具有感觉的强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知道他很容易产生对这些要素的联想（asociation）。我们用这些方法的哪一种来探索我们正在寻找的联想，那是无关紧要的①。接着，我们获得了这些联想。这些联想向我们显示的东①在《对释梦的理论与实践的评述》（1923c）中，有关于这些可供选择的方法的细微区别的表述。--英译注。西是各式各样的：有对做梦前一天的记忆，对"昼梦"和很久以前的事情的记忆；有思考、讨论（并伴随有赞成与反对两个方面的争论）、忏悔和询问。病人倾诉出其中的一些；而对另外一些则一时想不起来。其中大多数表明与梦的某些成分有明确的联系，这不足为怪，因为这些成分本是这些联想的出发点。但是有时也会发生这种事：病人用这些话来介绍联想："这个联想在我看来似乎与梦毫无关系，我只是因为想到了它，才把它告诉你。"如果一个人认真地听这些丰富的联想，他马上会注意到，它们与其说仅仅与它们的出发点有共同之处，不如说更类似于梦的内容。它们出人意外地阐明了梦的各个不同的部分，填充了各部分间的缝隙，并使它们之间的奇怪的并列关系变得明白易懂；人们最终一定会清楚它们与梦的内容之间的关系。我们把梦看作是这些联想的一个经过缩略的精选物，当然，这种选择是按照我们还不理解的法则进行的，而梦的成分就像是由民众挑选出来的代表一样。无疑，通过我们的技术，我们已经撑握了某种被梦所代替的东西，梦的心理价值即存在于其中，但这种东西已不再是令人迷惑的、奇怪的和混乱的了。不过，请你们不要有任何误解。关于梦的联想还不是内隐的梦的思想。后者包含在联想中的情形就像碱在母液中那样，然而又不完全包含在联想之中。一方面，这些联想给予我们的，远比我们用于阐明内隐的梦的思想所需要的多得多；联想所表示的东西，包括病人在探求梦的思想的过程中，其智力必定产生的全部解释、转化和联系。另一方面，一个联想常常在快要触及到真正的梦的思想时却突然终止了：它仅仅接近梦的思想，而且仅仅通过暗示与后者发生联系。在这一点上，我们则独自进行探索；我们来说明暗示，引出无可争辩的结论，并且把病人在联想中仅只触及到的东西明确表达出来。这听起来好像我们允许自己独创性地和随心所欲地来处置做梦者为我们提供的材料，仿佛我们滥用这种材料，为的是把做梦者所说的话解释成某种他的话中所没有的东西。用抽象的描述来表明我们这种做法的合理性是不容易的。但是，只要你们亲自进行一次梦的分析，或在我们的着作中选择一个对梦的出色说明来加以研究，你们就会承认，用这种方式来进行解释是令人信服的。如果说在释梦时，我们一般地和主要地总依赖做梦者的联想，然而对梦的内容的某些成分，我们却采取了一种相当独立的态度，这主要是因为我们不能不这样做，因为在这些成分方面，做梦者通常不能产生联想。我们以前就曾注意到，这种情况的发生总是与一些相同的成分相联系；这些成分并不很多。并且，不断重复的经验告诉我们：这些成分应被视为并解释为另外某些事物的象征。在与其他的梦的成分相对比时，可以赋予它们一种固定的意义，不过这种意义不必很明确，它的范围由我们所不熟悉的特殊法则所决定，因为我们知道如何解释这些象征，而做梦者不知道，尽管他自己使用过这些象征，所以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我们一听完梦的内容，甚至还没有试图解释它，这个梦的意义在我们看来就已非常清晰了，然而对做梦者来说，却仍然是个谜。但是，关于象征的意义，我们对它的了解以及它给我们提出的问题，我在以前的讲演中已对大家说过不少，现在就不重复了①。以上就是我们释梦的方法。第一个正当的问题是："我们能够借助这种方法来解释所有的梦吗？"②回答是："不，不能；但是能解释许多梦，因此，我们相信这种程序的有效性和正确性。""但为什么不能解释所有的梦呢？"对此的回答告诉我们某些重要的东西，这些东西马上把我们引导到构成梦的心理上的决定因素："因为对梦的解释工作要反对一种抵抗（reAsistance），这种抵抗可能无足轻重，也可能不可制服（至少在我们目前方法的力量所及的范围内是这样）。"在我们工作期间，忽略这种抵抗现象是不可能的。在某些方面，病人毫不犹豫地作出联想，其第一或第二个观念便可用于解释梦。在其他方面，病人则是要停顿、犹豫一下，然后再进行联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常常必须先听完一长串观念，才能得到有某种有助于我们理解梦的东西。我们认为，联想之链越长、越曲折，则病人的抵抗就越强烈，这种看法肯定是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力量在对梦的遗忘方面也起作用。病人尽管竭尽努力，也仍然记不起一个梦，这是经常发生的事。但是，当我们在一项分析工作的进程中，能够清除干扰病人与这一分析的关系的困难时，被遗忘的梦就会突然重现。还有另外两种观察在这里也应提到。梦的一部分一开始被省略了。但过后又作为附录补充了进来，这是很经常的事。这种情况应被视作一种忘掉该部分的企图。经验表明，它是最①见《引论》（1916-1917）第十讲。--英译注。②弗洛伊德于此前不久对《关于解释的可能性的限制》一文（1925）加了一个专门的注释。--英译注。重要的一种特殊的部分；我们认为，在传送它的道路上，存在着比传送梦的其他部分更大的抵抗①。此外，我们常发现做梦者力图在醒后立即把梦写下来，以便使其不致被遗忘掉。我们可以告诉他这样做是徒劳的。因为尽管他想强制地摆脱抵抗而保存梦的原貌，这种抵抗却会移置到关于梦的联想上，而使外显的梦变得无法解释②。考虑到这些事实，我认为，即使病人的抵抗进一步加强以致完全压抑了联想，使对梦的解释彻底失败，我们也不必感到吃惊。根据这一切我们推论：我们在释梦工作中所遇到的这种病人的抵抗，在梦的形式方面也一定发生了作用。实际上，我们能够把梦区分为两种：一种在较低的抵抗压力下产生，一种在较高的抵抗压力下产生③。但此种压力在同一个梦的各个部分也是不同的；它造成了梦的裂痕、晦涩和混乱，这些情况可以破坏甚至是最精巧的梦的连续性。但是，抵抗正在制造什么呢？它以反对什么为目的呢？对于我们来说，抵抗是冲突的明确标志。梦中必定存在着两种力量，一种力图表现某物，另一种却竭力阻止前者的表现。这场冲突的结果便是外显的梦，它包括了这场冲突的一切结果，该冲突以凝聚的状态存在于这些结果中。在某一点上，一种力量可能成功地表达了它想要说的东西；而在另一点上，成功者却是相反的力量，它或者设法完全销毁了对立者有意表达的东西，或者用某种不露痕迹的事物来取代那种东西。梦①参见《释梦》（190a）第七章（A）。--英译注。②参见《精神分析对梦的操作》（191e）。--英译注。③参阅《对释梦者的理论与实践的评述》（1923c）第二节。--英译注。的构成的最常见、最有特色的状况是：上述的冲突以妥协告终，以致那种想要表达某种东西的力量，虽然确实能够说出它想要说的东西，但却不能采用它所希望的方式--它只能采用一种削弱了的、歪曲的和辨认不出的方式。所以，如果梦没有如实地描写出梦的思想，如果需要用解释工作来填补这二者之间的裂痕，这就是那种相反的、起着约束和限制作用的力量所造成的结果，我们已从释梦时所感受到的病人的抵抗中，推测到这种力量的存在。只要我们把梦作为独立于类似的心理构造物的孤立现象来研究，我们就可以称这种力量为梦的检查员①。你们早已知道，这种检查并不是梦的生活所独有的一种特征。你们也知道，两种精神力量--我们不甚确切地将其称之为"受到压抑的无意识"和"意识"--之间的冲突决定着我们的全部精神生活；而且你们还知道，反对释梦的抗拒，即梦的检查的标志，也是起源于那种把上述两种力量加以分离的压抑作用的。你们也知道，此两种力量间的冲突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产生其他的心理构造物，它们也像梦一样是妥协的产物；我想你们并不期望我在这里重复我在关于神经病理论的介绍中已谈过的内容，以表明我们对形成这种妥协的决定性因素的认识。我们已经知道梦是病理条件的产物，是包括癔病的症状、迷恋、强迫性观念②在内的那类东西的①弗洛伊德很少用人格化的形式"Zensor"（检查员）来代替非人格化的"Zensur"（检查）。--英译注。②该句的这一部分几乎是逐字重复弗洛伊德《释梦》第一版序言中的第二句话。--英译注。第一个成员，但是由于其短暂性和出现于属于正常生活一部分的条件下，梦又区别于其他症状。让我们牢记，正如亚里士多德已经指出的，梦的生活是我们的心灵在睡眠状态下从事工作的方式①。睡眠状态包含对现实的外部世界的脱离，在那里我们遇到了精神病发展的必要条件。对于严重精神病的最细致的研究，也不会揭示出关于这些病理条件的更显着的特征。然而，在精神病中，脱离现实是以两种方式实现的：或者由于被压抑的无意识过于强烈以致于压倒了附属于现实的意识②，或者由于现实已不堪忍受，令人痛苦至极，于是受到威胁的自我在反抗已绝望之后，便投入到无意识本能力量怀抱中，无害的梦的精神病是退出意识所期待的外部世界的结果，而且仅仅是暂时的，并且当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恢复时，这种精神病也就消失了。在睡觉的个人处于这种与外部世界脱离的状态中时，其精神能量的分配也出现了一种变化：通常用来抑制无意识的压抑作用，现在可以节约一部分不用了，因为如果无意识利用它的相对自由而积极活动时，它就会发现活动的道路已被关闭，而唯一向它敞开的途径则是导向幻觉满足的无害之路，这样，一个梦才能够被形成；然而，梦的检查这一事实则表明，甚至在睡眠期间，人们也保留有起源于压抑的足够的抵抗。至此，我们已经有能力来回答下述问题了：梦是否也有一种功能，是否肩负着某些有价值的重任。睡眠状态意欲建①见《释梦》第一章。--英译注。②这种观点见于弗洛伊德较早的一篇心理学论文，即他的第一篇名为《防御的神经精神病》（1894a）的论文。--英译注。立的免除刺激的休息情境，受到三个方面的威胁：（1）睡眠时来自外界的刺激；（2）尚未中断的前一天的兴趣，这两种方式都具有相对的偶然性；第三种方式则是不可避免的，即未被满足的受压抑的本能冲动，它们密切注视着发泄的机会。由于夜里压抑作用削弱的缘故，可能会发生这样一种危险：即每当来自外部或内部的刺激成功地与一种无意识的本能源泉联结在一起时，由睡眠提供的休息就会受到干扰。做梦的过程则是允许上述三种刺激的协作的产物，在无害的幻觉经验中得到发泄，从而以这种方式保证了睡眠的继续。梦偶尔使睡眠者醒来并伴有焦虑这种情况与上述功能并不矛盾；可以说，这也许说明检查员认为梦中的事态过于危险，以致于感到不能再控制它了。而且，当我们处在睡眠中时，我们常常会产生一种自我安慰的想法："然而这毕竟只是梦！"这种想法努力防止我们觉醒。以上就是关于释梦我想对各位说的话。释梦的任务是指引我们从外显的梦通向内隐的梦的思想。当这一任务完成后，就实际的分析而论，我们对梦的兴趣大体上就结束了。我们把以梦的形式所得的信息加到病人的其他信息中去，并继续对病人进行分析。然而，我们很愿意更详细地讨论下一个梦。我们很想研究内隐的梦的思想转化为外显的梦这一过程。我们称这一过程为"梦的工作".诸位将会记得，我在以前的讲演①中曾极详细地描述过梦的工作，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只作一个简单的介绍。①指《引论》第十一讲。--英译注。B看来，梦的工作过程是某种全然新奇的事物，与以前我们知道的事物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它使我们第一次看到了发生于无意识系统之内的过程，并且向我们表明：这些过程与我们从意识思维中所认识到的过程完全不同，与后者相比，它们一定显得十分荒谬。我们还发现：构造神经病症状的机制（我们尚不敢说是"思想过程"），也就是把内隐的梦的思想转化为外显的梦的机制，这一发现使上述发现变得更加重要了。对于下面所谈的，我只能采用一种纲要式的表达方法。我们假定：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我们观察到了全部内隐的思想，它们或多或少都带有感情，外显的梦得到解释后即被这些思想所取代。我们将会明显地看到，这种种内隐的思想间存在着一个区别，这一区别将给予我们很大帮助。几乎所有这些梦的思想都被做梦者辨认出来或承认；他承认他在某个时候曾有过这个想法，或者也许有过这个想法。他拒绝承认的只有一种思想，这种思想对他来说是不可思议的，或者也许是令人反感的；他很可能带着强烈的感情拒绝它。现在对我们来说情况很明显：别的思想都是意识的或者（更确切的说）思维的前意识的（preconscious）系列的各个部分。它们或许是人们清醒时所思考的，甚至可能是在前一天所形成的。然而，这种被否定的思想，或严格地说这种冲动，却是夜间的产物；它属于做梦者的无意识，因此被他所否定和拒绝。它只有等到夜间压抑作用减弱后，才能得到某种表现。而且无论如何，它只是一种被削弱的、歪曲的和伪装的表现；没有我们的释梦工作，我们就不能发现它。这种无意识冲动必须感谢与其他无可非议的梦的思想的联系，因为正是这种联系使它有机会在难以察觉的伪装下，逃过检查的关卡。另一方面，前意识的梦的思想也多亏这种联系，才有能力在睡眠期间仍然占据着精神生活。毫无疑问，这种无意识的冲动是梦的真正创造者；这产生了梦的构成所需要的心理能量。它像任何其他本能冲动一样，也只是追求自身的满足；我们的释梦经验也表明，这就是做梦的全部意义。在每个梦中，都必须满足一种本能的愿望。精神生活在夜晚即脱离现实，从而有可能回复到种种原始的结构中去。这样，人们就可以在当下以一种幻想的方式，体验到上述所渴望的本能的满足。作为这同一种回复的结果，观念在梦里转化为视觉意象，也就是说，内隐的梦的思想变得生动和形象化了。这种梦的工作显示了梦的某些最显着和最特殊的性质。我要重述一下梦的形成中各种事件的发展。作为先导的是：睡眠的欲望和有意识地脱离外部世界。接着，由此产生了心理机能方面的两种结果：第一，在回复过程中，存在着出现更古老更原始的活动方式的可能性；第二，由于压迫着无意识的压抑作用而产生的抵抗减弱了。因为这后一因素，便产生了形成梦的可能性，积淀下来的各种原因，即已活跃起来的各种内外刺激，便利用了这后一因素。以此种方式产生的梦，已经是一个妥协的构造物。它具有双重的功能：一方面，它适应于自我①，因为消除了干扰睡眠的刺激性因素，它就满足睡眠的愿望了；另一方面，它允许被压抑的本能冲动，以愿望在幻想中实现的形式，得到在此种环境下可能得到的满足。然而被睡眠中的自我所许可的梦的形成的整个过程，仍然受到检查作用的制约，这种制约是由仍在起作用的压抑的残余所施加的。我不可能更简单地来表达梦的形成过程，因为它本来就并不更简单。现在，我能够进一步说明梦的工作了。让我们再次返回到内隐的梦的思想。梦的思想中最有力的因素是被压抑的本能冲动，这种冲动基于当时发生的偶然刺激，并通过转移到白天的残余物上，而在梦的思想中为自己创造了一种表现形式--尽管是一种减弱了的和伪装起来的表现形式。像每一种本能冲动一样，它也迫切要求通过行动得到满足；但它通往行动的途径被潜藏在睡眠状态下的生理调节机制堵住了；它被迫选择了一种相反的知觉的途径，不得不仅限于一种幻想的满足。内隐的梦的思想因此而转化为感觉形象和视觉情景的混合物。在这种转变过程中，梦的思想在我们看来显得是那样的奇异和古怪。我们用以表达比较精密的思想关系的所有语言工具--连词和介词，以及名词、形容词、代词的变格和动词的时态及语态的变化--都被省略了，因为无法表达它们；正如在原始语言中那样，没有语法，只有粗糙的思想材料得到了表达，而且抽象的词都回复为构成其基础的具体的词。这样一来，剩下的东西就很可能是支离破碎的。梦中使用了大量的象征来代表某些物体和过①即与自我一致。--英译注。程，这种情况与有意识的思维不相容，但却与回复到原始时期的心理机构和检查的要求是协调一致的。但是，在梦的思想的成分中所发生的其他变化，却比上述变化更重要。这些成分中凡是相互间在某一方面具有联系的，均被凝聚（condensed）成新的统一体。在把梦的思想转化为意象的过程中，优先允许的显然是这种组合与凝聚。仿佛有一种力在起作用，它使梦的思想材料受到压缩（compresAsion）和聚集。作为凝聚的结果，外显的梦的一个成分可能相当于内隐的梦的思想的诸多成分；而反过来，梦的思想的一个成分，又可能被外显的梦中的几个形象所表示。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另一过程--移置（displacement）或重点的改变--我们在意识思维中，只是在错误的推论或开玩笑的方式中才看到这一过程。的确，梦的思想中的不同观念并不具有完全相等的价值；它们所受到的精神专注（cathected）具有不同程度的情感性，并相应地被认为具有不同程度的重要性和值得关注的性质。在梦的工作中，这些观念与依附于它们的情感分离了。这些情感则被单独处理：它们可能被转移至另外某物上，也可能仍然保留于原物之上，或可能发生了改变，抑或可能根本不在梦中出现。这些被剥夺了情感的观念，因其在梦的意象中所具有的感觉强度，在梦中恢复了它们的重要性；但我们看到，着重点已从重要的成分转移到一般的成分上去了。因此，在梦的思想中仅起次要作用的某种东西，在梦中却被作为主要东西而提至突出的地位上；相反，作为梦的思想之本质的东西，在梦中却只是得到了附带的、不明确的表现。正是梦的工作中的这一部分，使梦对做梦者来说显得奇怪和费解。移置是梦的变形（distorAtion）所使用的主要方法，在梦的检查机制的影响下，梦的思想必定受到这种变形。在对梦的思想施加了上述这些影响之后，梦就接近于形成了。当梦已作为一种知觉的客体出现在意识面前之后，一种不太稳定的因素进一步开始起作用了，这就是所谓的润饰（secondary-rerision）。在这一方面，我们对待梦的态度，就像我们一般所习惯地对待我们的知觉内容的态度一样：填补缝隙，引入联系，而这样做时我们常常犯严重的曲解的错误。这种行为可以被视为一种文饰（rationalizing）的行为，这充其量不过使梦具有一个与其真实内容不相符合的协调的外表。但是，这种行为也可能被省略，或仅仅被表现到一个非常适当的程度。在这种场合下，梦将会公开地显现出它的一切缝隙和裂痕。另一方面，我们不可忘记，梦的工作也并不总是以同等的能量起作用的；它常常仅局限于对梦的思想的某些部分发生作用，而允许其余部分原封不动地出现在梦中。在这些场合，梦给予我们这样一种印象，即它在进行着最精密而复杂的理智活动，例如从事思考，开玩笑，作出决定和解决问题；然而这一切都是我们正常的精神活动的产物，可能在做梦前的那一天就已经完成了，它们与梦的工作毫无关系，没有表现出梦的任何特性。再一次强调梦的思想本身即无意识的本能冲动与白天的残余物二者之间的重大区别，并不是多余的。后者表明了我们精神生活的复杂性，而前者--它成为形成梦的固有动力--则永远只是在愿望的满足中寻找出路。B十五年前，我就能够告诉大家这一切了，而事实上，我当时的确和你们谈了这一切，现在，我来如实地介绍一下这十五年里在梦的理论方面发生的变化和取得的新发现。我已说过，恐怕你们会感到我的讲演没有多少价值，而且诸位会无法理解：我为什么要让你们听两次同样内容的讲演，而且为什么要自己讲两次。这是因为从上次演讲到今天已过去了十五年，我希望通过这次讲演，可以最容易地与诸位重建联系。再者，我讲的这些东西都是很基本的知识，以于理解精神分析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故再一次听听它们，可能也是令人愉快的；而且，由于它们保持了十五年而变化比较小，可见它们是很值得为人们所了解的。当然，在这一期间的有关文献中，大家会找到大量的实证材料和详细的描述，我对此只想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此外，我也可能附带地告诉诸位一些事实上早已为人所知的情况。我们所谈论的主要是梦中的象征方法（symbolism）和其他的表示方法。现在就请大家注意听下述情况。仅仅在不久前，美国一所大学的全体医学教员，以精神分析没有被任何实验所证明为由，拒绝承认它的科学地位。他们其实也可以对天文学提出同样的反驳；对天体的实验甚至更加困难。在那里，人们只能求助于观察。不过，有些维也纳的研究者已开了对梦的象征方法的实验证明之先河。早在1912年，一个叫施莱特（schroter）的医生就已发现：如果指示一个已被完全偕眠的人梦见性的活动，那么，梦中所出现的性的材料都被我们所熟悉的象征物代替了。例如，让一个妇女梦见与一个女友性交。在她的梦中，这个女友拿着一旅行包出现了，包上贴着"女士专用"的标签。1924年，贝特海姆和哈特曼（BetlheimandHartman）做了一个给人印象极其深刻的试验。他们对患有所谓的科萨克夫紊乱性精神病的病人进行实验。他们给这些病人讲粗野的性行为的故事，然后要求病人重述该故事，以观察在重述中该故事所发生的变形。结果，再一次出现了我们所熟悉的性器官和性行为的象征物，其中有楼梯的象征物。正如这两位试验者公正评论的，病人决不可能通过有意识的变形愿望来形成这些象征物①。赫伯特。西尔伯莱（HerbertSilberer）于1909年和1912年在一系列引人入胜的实验中表明，在梦的工作将抽象的思想转变为视觉意象时，我们可以控制梦的工作。他说，当他处于疲惫和昏昏欲睡的状态时，如果试图强迫自己做理智工作，那么思想往往就会化为乌有，并被一种显然是思想的代替物的幻象所取代。这里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西尔伯莱说："我考虑必须修改一篇文章中的一段不相称的文字。"取代这种考虑的幻象则是："我看见自己正在刨一根木头。"在这些实验中，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幻象的内容并不是被思考的思想，而是他努力从事该思考的主观状况--这种状态代替了思考的对象。西①《释梦》（190a）第六章（E）对这些试验作了更详细的描述。--英译注。尔伯莱把这种情况描写为一种"功能性现象"（functionalpheAnomenon）。有一个例子将立即向你们表明这种现象是什么意思。作者正在努力比较两个哲学家关于某个特殊问题的意见。然而，在他处于睡眠的条件下时，他总是忘掉这些观点中的一种。最后他产生了一种幻象：他正在向一个伏在写字台上的冷漠的秘书探听消息，那个秘书先是不理睬他，然后又厌恶地白了他一眼表示拒绝。做这些实验的条件本身，可能解释了实验所引起的幻象为什么如此经常地代表一种自我监视（selrobservtion）的活动①。我们还没有论述完象征问题。有一些象征，我们自信认识它们，但它们仍然困扰着我们，因为我们不能解释这一特殊的象征怎么会变得具有那种特殊的意义。在这些场合，来自其他地方--来自语言学、民俗、神话或典礼--的证实必然大受欢迎。这类情况的一个例子是大衣或斗篷（德文"Mantel"）的象征意义。我们讲过，在女人的梦中它代表一个男人②。西奥多。里克（TheodorReik）（1920年）为我们提供了如下材料："在贝督因人（Bedouins）的极端古老的结婚仪式上，新郎用特制的名为"Aba"的斗篷盖住新娘，并且口中念叨着如下典礼用词："从今以后，除我以外无人保护你了。"（引自罗伯特。艾斯勒（RobertEisler）的着作第599页，1910年2月）我希望诸位听了上述材料后会留下深刻的印①弗洛伊德1914年对《释梦》（190a）第六章（D）及（I）的几段补充中，对西尔伯莱的实验作了更充分的说明，并附有大量的引文。--英译注。②《引论》第十讲论述了象征意义，但这种适应于女性的梦的事实，则仅在某些早期发表的《观察与实例》（弗洛伊德，1918a）中提到过。--英译注。象，我们还发现了几个新的象征，我至少可以告诉你们其中的两个。按照阿伯拉罕（Abraham）（1922年）的看法，梦中的蜘蛛象征着母亲，但却是儿童的崇拜男性生殖器阶段的母亲，是我们所害怕的母亲；所以，害怕蜘蛛表明了害怕与母亲的乱伦，害怕女性生殖器。你们也许知道，希腊神话所创造的东西，美杜莎的头，可以追溯到怕被阉割的同样动机①。我想告诉你们的另一个象征例子是桥，弗伦齐（Ferenczi）在1921和1922年解释了这一象征。首先，它代表男性生殖器，该器官在性活动中使父亲和母亲相联结；然而在此之后，它从上述意义中又派生出了更深一层的意义。我们能够脱胎来到这个世界，应归功于男性器官，就这一点而言，桥变成了从另一个世界（未出生状态，在子宫中）来到这个世界（生命）的通道，而且，因为人们也把死描述为回归母腹（回到水里），所以桥也获得了导向死亡的某种含义。最后，在脱离桥的本意的更远的意义上，桥还象征着一般的过渡和变化的情况。这与下述情况是符合的：如果一个女人没有打消成为男人的欲望，她就会常常梦见桥很短，以致达不到更远的彼岸。在外显的梦的内容中，我们常常发现使人回想起童话、传说、神话中的熟悉题材的意象和情景。对这些梦的解释阐明了产生这些题材的最初兴趣，虽然我们同时不应忘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材料已发生了意义上的变化。可以说，我①参阅弗洛伊德死后出版的他对该论题的注释〔1840a（1922年）〕。--英译注。们的解释工作就是揭示这种原材料，它常常完全可以被描述为具有最广义的性的性质，它在后来的种种适应中获得了最多样化的应用。这种追溯易于引起所有未经过精神分析训练的人的愤怒，似乎我们力图否定或贬低在性的原始基础之上而建立的所有东西。然而，这种发现是建设性的和有趣的。追溯造型艺术中特殊题材的起源时，所发现的情况也是如此。例如，M.J艾斯勒（Eisler）在1919年根据他的病人梦中的各种象征，对伯拉克西特列斯（Praxiteles）①创作的雕像《赫尔墨斯》（Hermes）②中所描绘的那个逗弄小男孩的青年，作了精神分析的解释。最后，我必须指出，对梦的解释尤其经常地阐明了神话题材的含义。例如，关于希腊神话中迷宫（Labyrinth）的传说，可以被认为是象征着从直肠中诞生：弯弯曲曲的小路是肠子，阿里阿德涅（Ariadne）③的线是脐带。通过深入研究，梦的工作所采用的象征方法--其迷惑人的性质几乎无法阐述透彻--越来越为我们所熟悉了。我将给大家举其中几例。如，梦中相同事情的多次发生象征着频繁性。下面是一个少女的奇怪的梦。她梦见她走到一个大厅里，见到有个人坐在椅子上；这种情况重复了六次、八次或更多次，但每次椅子上那个人都是她的父亲。当我们在解释中根据少女所补充的细节，发现这个大厅象征着母亲的子①公元前四世纪古希腊的雕塑家。--中译注。②古希腊神话中众神的使者，亡灵的接引者。--中译注。③古希腊神话中克里特王弥诺斯和帕西淮的女儿，一译阿莉阿德尼，淮德拉的妹妹。雅典英雄忒修斯杀死弥诺陶洛斯后，她用小线团帮助忒修斯逃出迷宫。所以现在"阿里阿德涅线团"常用来比喻解决问题的方法。--中译注。宫时，此梦便容易理解了。这梦表示少女所常有的幻想，想象她在胎儿时就已见其父亲光顾母亲的子宫了。你们不要被下述情况弄糊涂了；在梦中某种东西是颠倒的--她的父亲"进入子宫"的行为移置到了她自己身上；附带说一下，这种情况也有其本身的特殊含义。父亲形象的重复出现，只可能表明那件事曾重复发生。我们毕竟得承认，梦在通过重复表示频繁性（mulitiplicity）①时，并没有许多意义。我们只须找出后一个词汇的原始意义就可以了；今天该词在我们看来意味着时间上的重复，但它却是来源于空间的堆积。的确，一般地说，凡在可能之处，梦的工作都把时间关系变成空间关系，并如此象征它们。例如：在梦中，我们可以看见这样的情景：其中的两个人看起来十分矮小并距离我们很远，就像把望远镜倒过来用所看到的情形一样。这里，空间上的微小与遥远二者具有同样的意义，它们所表示的就是时间上的遥远，我们应该明白，上述情景来自遥远的过去。再者，诸位可能记得，我在早期的讲演中已经告诉你们（并举例加以说明），我们甚至已学会利用外显的梦的形式的性质来进行解释--即把它们转化为产生于内隐的梦的思想的素材②。正如诸位所知，所有在同一个晚上做的梦都属于一个系统。但是，这些梦在做梦的人看来是否连续统一，或者他是否将它们分成几部分或许多部分，却并不是无关紧要的事。这些部分的数目，常常等于内隐的梦的思想的构造形态①德文为"Haufigkeit"和"Haufung".两词都派生于"Haufen"--"增多".--英译注。②参阅《引论》第十一讲。--英译注。中各个焦点的数目（focalpoints），或者相应于做梦者精神生活中各种斗争倾向，这些倾向中的每一种都在梦的一个特殊部分中，获得了主要的但又并非唯一的表现。一个短的序梦和随之而来的长的主梦之间，常常是一种条件与结果的关系（条件从句和结果从句），在以前的讲演中可以找到一个极明显的这方面的例子①。如果一个梦被做梦者描述为"是莫名其妙地插进来的",这个梦实际上就可能相应于梦的思想中的一个从句。弗兰兹。亚历山大（FranzAlexander）在1925年对成对出现的梦的研究中已指出：如果对同一夜做出的两个梦一并考虑，那么它们就是两个阶段上来表现愿望的满足，从而分别完成梦的任务--尽管每个梦独立存在时不会产生那种结果--这种情况并不少见。比如，假定梦的愿望是在梦的内容中对某个特定的人采取某种不正当的行为，那么，在第一个梦中，这个人将会毫无伪装地出现，而欲对其采取的行为则仅处于胆怯的被暗示状态。第二个梦的情况则不同；这种行为将会被明确提到，而那个人或者变得认不出来了，或者被某个无关的人所取代了。你们将会承认，这种情况看来确实很巧妙。此外，我们发现，在相互关联的两个梦之间存在着另一种类似的关系：一个梦代表惩罚，另一个梦代表邪恶欲望的满足。这就等于是说："假如一个人接受了对他的邪恶行为的惩罚，他就可以允许自己继续做那种禁止的事。"B①见《引论》第十二讲。--英译注。关于上述一般发现或者梦的解释在分析工作中的运用的讨论，就到此为止。我深信你们渴望听到关于梦的性质及其意义问题，我们的基本观点发生了什么变化。我已提醒过大家，正是在这一点上没有什么可以告诉你们的。整个梦的理论中争论最大的焦点，无疑是所有的梦都是愿望的满足这一主张。外行们不可避免地甚至反复不断地提出了反对意见：然而仍有许多梦是焦虑的梦呀！我想，这个问题可以说在我以前的讲演中已经完全解答了①。在把梦划分为愿望的（Wishful）梦、焦虑的（anxiety）梦和惩罚的（punishment）梦时，我们一直保持着我们理论的完整性。惩罚的梦也是愿望的满足，然而这些愿望不是本能冲动的愿望。而是内心的批评、检查和惩罚机构的愿望。如果我们遇到一个纯粹的惩罚的梦，那么我们无须费多大力，就能够根据它恢复愿望的梦，因为惩罚的梦是对它的责备性反驳，由于这一否定，惩罚的梦便取代它而成为外显的梦。正如你们所知，对梦的研究首先是帮助我们认识了神经病，你们将会发现，我们对神经病的知识后来很自然地就会影响我们对梦的看法。你们将会听到，我已不得不假定心灵中存在着一个我们称之为"超自我"（Superego）的进行批判和发布禁律的机构。因为认识到梦的检查机制是这个机构的一种职能，我们便可以仔细地考虑在梦的构造中超自我的作用。对于梦的愿望满足的理论来说，只有两大难题。对这两①见《引论》第十四讲。--英译注。个问题的讨论虽然很深入，但实际上并未得出任何完全令人满意的结论。第一大难题表现如下：受过震惊，有过严重心灵创伤（trauma）--这种情况在战争期间常发生，并且是创伤性癔病的基础--的人，在梦里常常返回到受创伤的过程中。按照我们关于梦的功能的假设，这是不应该发生的。什么样的愿望性冲动能够被以这种方式对极端痛苦的创伤的重新经验所满足呢？难以猜想。在分析工作过程中，我们几乎每天都遇到第二个难题；但是它所包含的对我们理论的反驳，不像第一个难题那样重要。你们知道，精神分析的任务之一就是揭开隐藏了童年的最初情况的健忘症的面纱，以及使人们有意识地回忆起包含着早期婴儿性生活的种种现象。儿童的这些最初的性经历，是与对焦虑、禁令、失望和惩罚的痛苦印象联系起来的。我们能够理解这些性经验正在受到压抑；然而即使如此，我们却难于理解它们是如何自由地通向梦的生活的，它们是如何为如此众多的梦的幻想提供模式的，梦又是怎样被这些童年景象的复制品以及对它们的暗示所充斥的。必须承认，这些性经验的令人痛苦的性质，和梦的工作使愿望满足的目的似乎难以相容。然而，也许我们夸大了这种困难。归根到底，凡是不可磨灭而又不能实现的愿望，都和儿童的这些经历有不解之缘，这些愿望终生都在为构成梦提供动力；而且，我们无疑可以认为，这些愿望有可能伴随着别的痛苦经历的素材，有力地强行涌现到意识的表面。另一方面，再现这种素材的方式和形式确切地表明，梦的工作努力通过变形的方式来否定痛苦并变失望为成功。至于创伤性神经病，情况就不同了。在这些情况下，梦多以焦虑的产生为结局。我想，我们不应当害怕承认：在这里梦没有成功地发挥它的功能。我们不应当求助于例外证明规律的说法，在我看来，这一说法是否明智大可怀疑。但毫无疑问，这一例外推翻不了规律。为了研究起见，我们把一种特殊的心理功能例如做梦，从作为整体的心理机制中分离出来，这就有可能发现那些为这一特殊功能所独有的规律；但当我们再次把它放回到整体关系中时，我们就应该准备看到这些被发现的规律，由于与其他力量的冲突而变得模糊或被减弱了。我们说梦是愿望的满足，但是如果你们想照顾到上述后两种相反情况，那么，你们也可以说，梦是愿望满足的企图。任何一个能正确理解心灵动力说（dynamicsofthemind）的人，都不会认为这两种说法有什么不同。在某些条件下，梦只能极不充分地实现其意图，或者必须完全放弃它的意图。就梦的机能来说，对伤痕的无意识依恋似乎是最大的障碍。尽管睡者不得不做梦，但因为夜晚压抑作用的减弱，使得创伤性依恋活跃起来，他的梦的活动的功能就会失灵，从而不可能把关于创伤性事件的记忆痕迹转化为愿望的满足。在此种情况下，一个人将会出现失眠，将会由于担心梦的功能的失灵而睡不着。在这里，创伤性神经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我们必须承认：童年的经历也具有一种创伤性；而且，倘若在其他条件下也可能出现与梦的功能的比较轻微的冲突，我们不必大惊小怪①。①最后三段所论的题目，弗洛伊德最初是在《超越快乐原则》（1920g）第二、三章中提出的。对该题目的更深入的提示请见后面第三十二讲第106页（该页码指本书边码，下同；无论正文中还是脚注中出现的此类页码均为边码--中译注）。--英译注。第三十讲梦与神秘主义①今天，我们要循着一条可将我们引向广阔前景的狭窄小路前进。当你们听说我打算讲梦与神秘主义（ocultism）之间的关系时，不应感到惊奇。确实，梦经常被人们认为是通往神奇境界的途径。甚至今天，也有许多人把梦看成一种神秘现象，即便我们这些把梦作为一个科学研究对象的人，也不否认梦与那些费解的事有一种或多种联系。玄秘论（mysticism）、神秘主义--这些字眼意味着什么呢？你们千万不要期望我会试图用定义来表明这个模糊的领域。我们都大约知道这些词对于我们来说意指什么。它们指称某种"别的世界"--它位于科学为我们所构造的受无情的法则支配的明亮世界之外。神秘主义宣称，事实上，"天空和地球上所存在的东西，要比我们的哲学所想象的更多".因此，我们无需受学究式哲学的狭隘胸襟所限制，我们应当认为，凡是向我们显现的东西都是值得相信的。①欧内斯特。琼斯在弗洛伊德传记第三卷第十四章中，对弗洛伊德关于神秘主义的态度作了综合概括。--英译注。我们准备像处理其他任何科学材料那样来着手研究这些事物：首先，搞清是否能确实证明这些事物的存在；然后--而且也只有当这些事物的真实性无可怀疑之后--便去解释它们。然而，不可否认，从理智的、心理的和历史的诸因素来看，单是把上述决定变为行动就很困难。这与我们研究其他课题时的情况不同。首先，我们会遇到理智的困难。请允许我浅显地解释我的想法。我们假设眼下的问题是地球内部的构造。你们知道，我们对此尚无明确的了解。我们怀疑它是由白热化的金属构成的。尔后，我们来想象某人提出主张：地球的内部是由被碳酸即一种苏打水所饱含的液体所组成的。无疑，我们要说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它与我们的所有预测都相矛盾，而且丝毫不顾那些导致我们接受金属假说的已知事实。然而，这一假说并不是不可思议的；如果有人要告诉我们一种验证苏打水假说的方法，我们会愿意倾听的。但现在若有另外某人出来断然宣称，地心是由果酱构成的，我们的反应将会大相径庭。我们将告诫自己：果酱并不存在于自然界中，它是人类烹制的产物；此外，果酱的存在需以果树及果实的存在为先决条件，我们不能想象怎样才能将植物和人类的烹调法安置于地球内部。这些理智的反驳将转变我们的兴趣：不是开始研究地心是否确由果酱组成，而是自问能够提出这一见解的会是什么类型的人，最多只是问他从何得出此结论的。倒霉的果酱理论发明者将感到深受侮辱，抱怨我们仅仅依据貌似科学的成见，便拒绝对其主张进行客观的调查研究。但这对他无济于事。我们知道成见不总会受到非难；相反，成见有时被证明是正确和有利的，因为它们使我们避免了无益的劳动。事实上，成见仅是从其他可靠的判断类推所得的结论。神秘主义者的所有主张，给我们的印象都与果酱假说相同，因此，我们认为有理由对其不做更深入的研究，不假思索地便拒绝接受它们。但尽管如此，这种观点却并不那么简单。我所选择的那个比较证明不了任何东西；或者像一般的比较那样，只能证明极少的东西。这样的比较是否合于实际情况是值得怀疑的，很显然，我们傲慢的否定态度决定了比较物的选择。成见有时是有利的、正确的；但有时又是错误的，有害的。人们不可能知道何时是前者，何时是后者。科学史上有许多事例，警告人们不要过早盖棺定论。我们现在所说的陨石，可能是从外层空间来到地球的；含有贝壳残渣的、构成山脉的岩石，可能是过去的海底，这些假说在过去的很长时间内被认为是毫无意义的。附带提一下，当我们的精神分析提出存在着一种无意识的推论时，也出现了几乎同样的情况。所以，为反对新假说而采用理智上的考虑时，我们分析者应特别小心谨慎；我们必须承认，理智考虑不能消除我们的厌恶感、怀疑感和不确定感。我已经说到了作为心理因素的第二个因素（这个因素使我们难于接近研究课题）。我指的是人类一般具有轻信的倾向及对奇异事物的信仰。虽然生命把我们置于它的严格规则的控制之下，但我们一开始就产生了一种抵抗，以反对思维规律的严酷性和单调性，反对实在性实验①的要求。理性变成了敌人，它剥夺了我们许许多多享受的可能性。我们发现，哪怕暂时摆脱理性的束缚，沉溺于无聊的诱惑，我们也会得到很多乐趣。念书的孩子喜爱绕口令；科学会议结束后，专家们拿自己的研究开玩笑；甚至是一本正经的人也爱听笑话②。对"理性和科学--人类具有的最强大力量"③的更深的敌意，在等待着机会；它使得人们宁愿选择巫医或自然疗法开业者，而不找"合格的"医生；它偏爱神秘主义的论断，只要它们所宣称的事实能够被用来破除规律和法则；它哄骗批评家对它保持沉默，歪曲人们的知觉，将得不到证实的观点和意见强加于人。如果考虑到人类的这一倾向，就有充分理由对神秘主义着作中所提出的大量资料表示怀疑。我将第三个因素称为历史因素，我的意思是指出神秘主义世界中实际上并没有任何新东西。这个世界中一再出现的不过是古代传说和古书中流传下来的各种奇迹、预兆及神奇古怪的事情；长久以来，我们认为它们不过是骋驰无疆的想象或接近欺骗的行为的结果，是人类无知至极、科学精神处于襁褓之中的时代产物。假如我们承认据神秘主义者宣称至今仍然存在的那些事实的真实性，我们也就必须相信古代遗留给我们的那些传说的真实性。于是，我们也就必须考虑到①即检验事物，以便看它们是否真实的过程。这在《对梦的理论的一个心理玄学补充》（1917d）中有论述。也可参见《引论》第二十三讲。--英译注。②关于这种"无聊的愉快",弗洛伊德在《论笑话》一书（1905c）（诺顿，1961）第四章第125-127页有详细论述。--英译注。③引自歌德《浮士德》第一幕第四场。--英译注。所有民族传说和神圣典籍中，都有无数类似的神奇故事；必须考虑到宗教正是将其信仰的可靠性，建立在这些神奇事物的基础之上，并从中找到种种超人的力量在起作用的证据的。既然如此，我们就难免要怀疑：对神秘主义的喜爱其实是一种宗教性的喜爱；神秘主义活动的隐秘动机之一，就是援助宗教，因为宗教受到了科学思想进步的威胁。这一动机的发现，增强了我们的怀疑，使我们更加厌恶研究这些想象的神秘现象。然而，这种厌恶感迟早应当克服。我们面对一个有关事实的问题：神秘主义者告诉我们的事情究竟是否真实？这个问题最终有可能通过观察得到解决。事实上，我们应当感谢神秘主义者。古代的奇闻怪事是我们的实验力所不及的。虽然我们认为它们不可能得到证实，但也得承认：严格地说，它们也不可能被反驳。但有关我们能够亲身经历的当代事件，我们则必定可以做出确定的判断。如果我们确信今天不会出现那样的奇迹，就无须害怕那种认为它们可能在古代发生过的反对意见：在那种情况下，其他解释会显得更有道理。至此，我们已弄清了疑点，准备开始进行对神秘现象的研究。但是，在此我们不幸遇到了对我们的真诚意图极为不利的情况。我们的判断所应依赖的观察，是在使我们的感官知觉模糊、注意力迟钝的条件下进行的。神秘现象往往经过长期无望的期盼之后，在黑暗中或朦胧的红光下发生。据说，我们的怀疑（亦即批判）态度实际上可能阻止预期现象的发生。因此，这些现象所发生的环境是与进行科学探索的一般环境根本不相同的。这些观察的对象是被称为"巫师"（mediums）的人--传说他们具有特殊的"感应"能力，但这些人决不是由于突出的智力或性格而闻名的，也不是像过去创造奇迹的人那样，受某种伟大见解或重要目标的鼓舞。相反，即便是相信他们的神秘本领的人，也认为他们特别不可靠；我们已经发现他们中的多数人是骗子，也有理由期待看到：等待尚未被揭穿者的是同样的命运。他们的行为给人以孩子淘气的恶作剧感或变戏法的诡诈感①。从"巫师"们的降神术中，还从未产生过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例如向人们揭示一个新能源。的确，变戏法者以魔术从空的大礼帽中变出鸽子，但我们决不会期望由此得到关于鸽子生育的新知识。我很容易理解这样的人，他为了做到无偏见而去参加神秘的降神会，但他很快就会厌倦，厌恶地离开他曾怀抱期望的东西，而退回到其先前的成见中。对于这样的人，人们会指责他：这不是正确的行为方式；我们不应预先规定正在致力研究的现象应该是什么样的，又应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发生的；相反，我们应不屈不挠，把侧重点放在采用防止"巫师"们的不可靠性的最新预防的监督措施上。遗憾的是，这种现代的防备措施却使对神秘现象的观察变得难以进行了，对神秘主义的研究成为一种困难的特殊的工作--一种不能同时兼顾其他兴趣的活动。在从事这些研究的人们得出结论以前，我们只好保留我们的疑惑和假设了。在这些假设中，最有希望的无疑是下述假设：在神秘主义中，存在着一个种种未知事实的真实的核心；围绕这个核①参见《幻觉的未来》（1927c）第五章中类似的论述。--英译注。心，欺骗和幻想已织成了蒙蔽我们的面纱。然而，我们怎样才能接近这个核心呢？我们在哪一点上可以进攻这个难题呢？在此，我想梦能帮助我们；梦暗示我们应从这个混乱中，选取心灵感应（telepathy）这一材料。B众所周知，我们称之为心灵感应的是这样一种所谓的事实：某一特殊时刻发生的事件，大约同时来到远处某人的意识中，而不通过我们所熟悉的有实际重要性的通讯途径。这种情况内含一种先决条件：这件事关系到某人，而另一人（信息的接收者）对他有强烈的情感上的关注。譬如，甲可能是一场灾祸的受害者或是死了；乙是某个与之关系甚密的人（可能是其母、其女儿或其未婚妻），她大约在同一时刻通过视觉或听觉知道了此事。在这里，就好像已有电话通知她，但事实却不是这样；这可称是一种心理上的无线电了。我无须在各位面前坚持认为这种事情是不可能的，我有充分的理由对大部分这类报告不加考虑。但剩下的少数则不能用这种方式轻易地解决。现在，为了便于使你们明白我要讲的内容，请允许我省略掉前面用过的"所谓的事实"中"所谓"这个词，这样看来，似乎我相信心灵感应现象的客观实在性，但请记住：那只是似乎而已，实际上我根本没有表示确信这种客观实在性。其实我可以奉告的东西不多，唯有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我要说实质上梦与心灵感应几乎毫无关系，这可能会立即进一步使你们失望。心灵感应没有为梦的性质提供任何新的说明，梦也没有为心灵感应的客观性提供任何直接证据。此外，心灵感应现象与梦绝没有密切关系，它在觉醒状态下也能发生。讨论梦与心灵感应之间关系的唯一原因乃是：睡眠状态似乎特别适于接受心灵感应的信息。在睡眠状态中，我们会做所谓的心灵感应梦；对这类梦进行的分析使我们形成这样一种信念：心灵感应到的信息与白天的其他残留物起相同的作用，它同样被梦的工作所改变，从而服务于后者的目的。在分析一个心灵感应梦时，发生了一件事，此事虽显平常，我却饶有兴趣地把它做为本次讲演的出发点。1922年，我第一次说明此事时，手头只有一个观察事例。自那时起我作了大量的类似观察，但我仍采用第一个例子，因为这一例最易描述，而且我们由此将立即接触到这件事的核心①。一个显然很聪明的人--他自称根本不倾向于神秘主义--曾写信告诉我他做的一个梦，他觉得这个梦非同寻常。一开始，他告诉我，他远嫁的女儿预期在十二月中旬生第一胎，这个女儿深得他的珍爱，而且他也知道女儿深深地依恋着他。十一月十六日至十七日的那个晚上，他梦见妻子生了一对双胞胎。接下来他讲了一大堆细节，这里我就不提了，事实上这细节都未得到解释。梦中双胞胎的母亲是他的第二个妻子--他女儿的继母。他说，他并不希望他现在的妻子生孩子，因为她显然没有抚育孩子成长的能力；而且在做梦时，他已①这个例子首次公布时极其详细，见《梦与心灵感应》（192a）。--英译注。停止与她发生性关系多日了。促使他写信给我的原因，不是他怀疑我的梦的理论，虽然他的梦的外显的内容足以使他产生这种怀疑--为什么那个梦与他的愿望相反，让他的妻子生孩子呢？--据他所说，也没有任何理由担心这件他不希望发生的事情可能发生。促使他把这个梦写给我的是这样一个情况：十一月十八日早晨他收到电报，通知说他的女儿生了一对双胞胎。电报是前一天拍的，孩子在十六日至十七日那个晚上出生，与他梦见妻子生双胞胎几乎同时。做梦者问我是否认为该梦与真实事件的一致性是一种巧合。他没有冒昧地称这个梦为心灵感应，因为梦的内容与事实间的区别恰恰就表现在对他来说是根本的东西--生孩子者的身份上。但他的解释之一表明，他不会对一个心灵感应梦表示惊奇：他相信女儿在生产期间特别想念他。我确信你们已经能解释这个梦了，也明白我为什么要把它讲出来。这是一个对他的后妻不满意的人，他宁愿他的妻子是一个像他第一次婚姻所生的女儿那样的女人。当然，在他的无意识中，"像……那样的"是被筛除掉了的。那天晚上，心灵感应传来了他女儿生下了双胞胎的信息，梦的工作则控制了这一信息，让无意识的愿望对之产生作用--这愿望即是能由女儿代替后妻--因而产生了令人费解的外显的梦；这个梦掩盖了愿望，歪曲了信息。我们必须承认，这是对梦的解释，它表明那个梦是一个心灵感应梦；精神分析揭示了一个非此不能发现的心灵感应事件。不过，你们千万别误会！尽管如此，梦的解释并没有告诉我们任何东西来表明这个心灵感应事件的客观实在性。它也可能是一个可用另种方式解释的幻想。此人内隐的梦的思想可能是："如果像我猜想的那样，我的女儿确实算错了一个月，那么今天就该是分娩的日子了。我上次看见她时，她的样子像是要生双胞胎。我那已故的妻子非常喜欢孩子，她见了双胞胎该是怎样的欣喜若狂啊！"（最后一个因素基于梦的联想，上文未曾提及）如果是这样，梦的导因就可以认为是做梦者本身的猜测，而不是心灵感应到的信息，但梦的结果仍然相同。至此你们明白了，即使对这个梦的解释，也没有告诉我们任何东西以回答是否应承认心灵感应的客观实在性。这个问题只能靠对与此有关的一切情况进行全面的研究来解决。但不幸的很，对这个例子并不比我所接触到的其他例子更有可能进行这种详细的研究。就算心灵感应假说显然作出了最为简单的解释，那也帮不了我们什么忙。最简单的解释不总是正确的解释；真理常常并不是简单的；在决定赞成这样一种影响重大的假说时，我们应当十分慎重。B现在我们可以不讨论梦与心灵感应这个题目了，关于它我已无可奉告。但请注意，使我们了解到有关心灵感应某些知识的，看来并不是梦，而是对梦的解释，即对梦的精神分析研究。因此，下面我们可以全然把梦置于一边，而是看看精神分析的运用能否为我们解释其他一些所谓神秘事件。例如，有一种很接近于心灵感应的思维传递现象，其实这一现象基本上可看作就是心灵感应。它表现为一个人的心灵过程--观点、情感状态、意向性冲动--可以穿过无物空间传递给另一个人，而无须用人们熟悉的词汇和符号手段进行交流。倘若真正出现了这样的事，你们知道那会是多么地非同寻常和具有怎样的实用价值。但是我们偶然地注意到：很奇怪，这种现象在过去的神话故事中却极少提及。在对病人进行精神分析治疗的过程中，我产生了这样一种想法：职业算命者的活动中包含着对思维传递进行观察的好机会。这些算命者卑微低下，热衷于这样一些活动①：摆开纸牌，研究笔迹和掌纹，或观察星象，然后说明他了解求卜者的过去和现在，并接着推测其未来。求卜者通常对算出的东西表示满意，即使预言落空也毫无怨言。我已遇到过几例，采用分析法给予了研究。我马上会告诉你们其中一个最为奇异的例子。遗憾的是，由于我受到医疗职业道德的约束，不得不对其中许多情况保持缄默，从而大大削弱了事情的可信性。但我将力图避免曲解事实。现在请听我讲我的一个女病人的故事，她和一个算命者有过这样的经历②。①弗洛伊德在其死后出版的早期论文《精神分析与心灵感应》（1941d〔1921〕Ⅰ节中，详细说明了算命者通过无意义的活动分散求卜者注意力的意义，他认为这是一种释放无意识心灵过程的方式。在这篇文献中，他比较了在开某类玩笑时，类似的"分散状态"的运用。请看他《论笑话》一书（1905c）的第五章，第151-153页。更早的时候，在《歇斯底里研究》（1895d）一书他写的部分中。他对几种有效的催眠术（尤其是对他先前通过按压病人的前额，使病人回忆起已经忘却的事的方法）提出了同样的解释。后来，在其《群体心理学》一书的第十章中讨论催眠术时，他又深化了这种解释。也可比较弗洛伊德在《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1901b）第六章结尾处，对指向某种自动的行为的注意力干扰这种行为的实行这一事实的几种评述。见第132页。--英译注。②在《精神分析与心灵感应》中，这件事叙述得更为详细，有几处略为不同。而在1925年写的i篇论文的第C节中则讲得较为简练。--英译注。她是一个多儿女之家的长女，一直深深依恋着父亲。她结婚较早，婚姻美满。唯有一点使她感到美中不足：她没有孩子。因此，她心爱的丈夫不能完全代替她父亲在她心中的位置。多年失望之后，她决定做妇科手术。但丈夫此时告诉她：责任在于他，婚前的一场疾病使他丧失了生育能力。她绝望了，得了神经病，并且显然陷入了唯恐受人诱惑（对其丈夫不忠）的痛苦之中。为了使她快慰，丈夫带她去巴黎出差。一天，当他们正坐在旅馆大厅里时，她注意到旅馆服务员中产生了一阵骚动。她问发生了什么事，有人告诉她蒙西厄。拉（MonsieurLe）来了，正在那边的小房间里解释疑难问题。她表示希望试一试，丈夫反对这一想法。但趁他不注意时，她溜进了那个房间，见到了那位算命者。那时她27岁，不过看起来要年轻得多，并且摘掉了结婚戒指。蒙西厄。拉让她把手放在一个装有灰烬的碟子里，仔细研究她的指纹，然后向她解释她当时的各种疑难，最后安慰她说：她还会结婚，32岁时会有两个孩子。她告诉我这件事时，已经43岁了，重病缠身，根本无望生育孩子了，因而那个预言没有实现。但她提及此事时没有任何苦楚，而是带着明显的满足感，仿佛在回忆一件愉快的往事。显然，她丝毫没有理会预言中的那两个数字（2与32）可能意味着什么，或是否意味着什么。你们会说这是一个荒唐费解的故事，并问我为什么要讲它。如果不是因为--这一点很重要--分析已使我们有可能解释这个预言；并且对这一预言的细节的解释尤为有说服力，我也会产生与你们完全一致的看法的。在我的病人的母亲的生活史中，我找到了这两个数字。她母亲结婚晚，年过30才成家。家人常说起母亲在补偿损失的时间上取得的成功。她的头两个孩子（我的病人是其中的年长者）的年龄间隔已尽可能缩短了，是同一年中出生的；事实上当她32岁时，已有两个孩子。可见蒙西厄。拉对我的病人所说的话的意思是："你还很年轻，不必忧愁。你母亲的命运就是你的命运，她也曾好长时间才盼到孩子的，所以你32岁时也会有两个孩子的。"然而，有与其母同样的命运，把自己置于母亲的位置，代替和父亲的关系--这便是她年轻时最强烈的愿望。因为这个愿望未能实现，所以她开始患病。那个预言允诺她这个愿望无论如何也会实现的；她怎能不感激预言者呢？然而，你们认为蒙西厄。拉有可能了解一个偶然碰到的求卜者的家庭秘事吗？这显然是不可能的！那么，他是怎样获得信息，从而有可能以包括二个数字的预言道出我的病人的最强烈的最隐秘的愿望的呢？我仅能找到两种可能的解释：或者我所听到的故事是假的，其中的种种事件是另外一种样子；或者思维传递现象确实存在。无疑，我们可以猜测，十六年后病人从无意识中将这两个数字引入她的回忆。对这个猜测我没有根据，但又不能排除它。我想你们更倾向于相信这个解释，而不相信思维传递的实在性。倘若你们的确相信了思维传递的实在性，那么请别忘记：正是分析引出了这种神秘事实--当它被曲解到难以辨认的程度时，是分析重现了它。如果说明问题的仅是上述那样一个实例，我们会对之一笑置之的，我们不能想象仅据一例观察就建立某种信念。不过你们应该相信我的保证：这不是我所遇到的唯一实例。我收集了大量此类预言，从中得到这种印象：算命者只是就求卜者向他提出的疑问，表达了求卜者的想法，特别是其内心隐秘的愿望；因此，我们有理由在分析中把这预言看作是求卜者的主观产物、幻想和梦。当然，并非每个例子都同样令人信服，也并非对所有例子都同样可以排除更合理的解释，但从总体看来，思维传递现象可能是事实，这个问题很重要，我本应将我的所有例证都公之于众，但如果这样做，不仅过于冗长，而且违反了我的职业道德。因此，我只能尽可能在我的良心许可范围内再举几例。一天，一个很聪明的男青年拜访了我，他是个准备参加博士学位最后一次考试的学生；但他抱怨说已不能参加考试，因为他丧失了一切兴趣，无法集中精力，甚至丧失了有条理的记忆能力①：这种半瘫痪状况之前的情况很快就弄清楚了：他在患病前曾采取了一个重要的自我抑制的行动。他有个妹妹，他深深爱着她，但常压抑感情；她对他也一样。他们彼此间常对对方说："多遗憾，我们不能结婚！"这时，一个受人尊重的男子爱上了他妹妹，她也表白了对他的深情，但父母不同意他们结合。在困境中这对年轻人向我的这位病人求助，他给予了帮助，使他们有可能互通音讯，并最终劝说父母同意了这门婚事。然而，在婚约期间，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这事的意义是容易猜到的。他和妹妹的未婚夫进行了一次艰难的爬山；他们没有向导，迷路了，面临不能平安返回的危险。妹妹结婚后不久，他就陷入了这种心力枯竭的境地。精神分析的影响使他恢复了工作能力，他离开我去参加①在《精神分析与心灵感应》中，这个例子描述得更为详细。--英译注。考试；那年秋天，他在成功地通过了考试后，回到我这里待了不长的一段时间。就是那次，他对我讲述了一件令人惊讶的事，这事发生在夏天到来以前。在他上大学所在的城里，有位算命者很受欢迎，甚至皇宫的王子在做重大事务前也常去请教她。她的算命方式很简单：除了求卜者的出生年月日外，她不要求知道任何其他的事情--甚至不要求知道来访者的姓名。然后，她即开始查阅占卜书，详加推算，最后说出一个预言。我的这位病人决定求助于她的神秘方法，算算她妹夫的命运。他拜访了她并提供了所需要的日期，经过推算，她预言："所算的人今年七月或八月将死于小龙虾或牡蛎中毒。"我的病人用这样一句话结束了这件往事："真不可思议！"一开始我就很恼火，他发出这一感叹后，我忍不住问："在这个预言里，有什么事那么不可思议呢？现在已是晚秋，你妹夫还没死，否则你早就告诉我了。可见预言并没有实现。""无疑是这样的，我妹夫并没死。"他回答说，"但不可思议的是：我妹夫对小龙虾和牡蛎有着特殊的嗜好，并且在去年夏天--也就是在我去算命之前--他吃牡蛎中毒①，差点儿丧命。"对此我能说什么呢？我只感到气恼：这样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此外，他还经过了一次成功的精神分析），居然不能明了事情的原委。就我看来，从占卜书中推算出小龙虾或牡蛎中毒是不可能的。我倒是更倾向于认为，我的病人并未消除对其情敌的憎恨，对这种憎恨的压抑早先曾使他陷于痛苦，而算命者的预言不过表达了他自己的愿望："不要①《精神分析与心灵感应》中的说法是"小龙虾中毒".--英译注。放弃这种嗜好，总有一天，他会死于这一嗜好。"我必须承认，对这一实例我想不出任何其他解释；除非我的病人在对我开玩笑，但据与他先后两次接触的情况看，他的真诚是无可怀疑的。下面是另一个例子①。一个身居要职的男青年与一妓女私通，这种隐秘的关系带有严重的强制特征。他常常用嘲讽和侮辱性的言辞激怒她，直到把她逼得完全失望，以此获得某种满足。当到达这种程度后，他轻松了，于是又跟她和好，送她礼物。但现在他想抛弃她，他觉得这种关系的强制性已使他再也不能忍受了。他注意到这种私通正在损坏他的名声，他希望有自己的妻子和家庭。但他不能凭自己的力量摆脱那个妓女，因此求助于精神分析。当他开始接受分析时，在又一次辱骂之后，他让她在纸上写点东西，以便拿给笔迹学专家看。从笔迹学专家那里得到的说法是：笔迹作者是处于极度绝望的人，几天后必会自杀身死。当然，他的情妇并未自杀，她仍然活着；但分析却成功地使他摆脱了束缚。他离开了那个女人，而倾心于一位年轻姑娘，他希望这姑娘能成为他的好妻子。此后不久，他做了个梦，这个梦使他开始怀疑那姑娘的品格。他也把那姑娘的手迹拿给同一位笔迹学权威，从笔迹考察所得的判断证实了他的怀疑。因此他打消了娶她为妻的念头。为了评价笔迹学专家的推断--尤其是第一次推断，我①在《精神分析与心灵感应》中，此例描述得更为详细，但这里的分析更为充分。--英译注。们必须了解有关我们主人公以前私生活的某些事情。他少年时期曾发狂地爱上一个有夫之妇（这与他的感情型性格是一致的），这位夫人虽很年轻，但仍比他大。他遭拒绝后，试图自杀，这个念头无疑是发自内心。他侥幸逃脱了死神，经过长期护理后恢复了健康。而这一疯狂行为给他所爱的女人以很深的印象，她开始青睐他，他则成了她的情夫，暗地里与之亲热，献给她一片赤诚。二十多年后，他们都变老了--自然这个女人比他更老--于是在他心底产生了离开她、自由自在过自己的生活、盖栋房子并建立自己的家庭的愿望。带着这种厌腻的感情，久居于心底的要报复她的渴望又在心里油然而生。他曾由于她冷漠的拒绝而试图自杀，所以他希望获得使她因为被遗弃而自寻短见的满足。但他对她的爱仍很深，使他的这一愿望不能变成意识，并且他也不会伤害她而使其自杀。在这种心理支配下，他把第二个情妇当作替罪羊，对她进行各种折磨，而这些折磨本是他期望施于第一个情妇使其痛苦的。第一个情妇了解他欲报复的心理，因为他并不隐瞒自己的背信弃义，反而在新的恋爱过程中将她引为知己和参谋。这个可怜的女子已由施舍爱情而降为乞求他的爱，她由于做这样一个参谋所产生的痛苦，可能比第二位情妇受他虐待的痛苦更甚。他抱怨那个替罪羊时谈到的强制感，亦即促使他进行精神分析的压制感，当然也从昔日的情妇身上转移到了第二个情妇身上。他想摆脱而又摆脱不了的是第一个情妇。我不是笔迹学方面的权威，对从笔迹判断性格的技术也没什么好印象，更不相信用此法可以预知书写者的未来。不过你们知道，不管人们对笔迹学的价值作何感想，这样一个事实是再清楚不过的：笔迹学专家断言他眼前的手迹的书写者会于近期内自杀时，不过是再现了询问者强烈的内心愿望。至于后来的第二个推断，也不过是同类事情；但在这个推断中有关的不是无意识的愿望，而是由笔迹学专家明确表达的询问者初发的怀疑和担心。顺便提一句，借助于精神分析，我的这位病人成功地逃出了他曾沉溺于其中的魔力圈，找到了他爱的对象。至此，你们已知道了，对梦的解释与精神分析通常是如何帮助神秘主义的。我已用实例向你们说明：正是通过上述两种方法，那些否则便不为人知的神秘事情才公之于众的。精神分析不能直接回答我们是否要相信这类事情的客观实在性的问题--这无疑是诸位最感兴趣的。然而，借助于精神分析所揭示出来的所有材料，看来则是有利于作出肯定的回答的。当然，你们的兴趣不会停留在这一点上，你们想知道精神分析没有涉及的更为丰富的那些材料证明了什么。但我不能满足你们了，因为它已超出了我探讨的范围。我进一步要做的唯一事情是汇报几种观察--这些观察与精神分析关系甚密，是在精神分析治疗期间进行的，甚至是由于这种治疗的影响才成为可能的。我要告诉你们一个这样的例子--这个例子后来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我将详细讲述，请你们注意其中的大量细节。尽管如此，你们仍不得不舍掉许多本可大大增强该观察说服力的细节。这是一个真相明了的事例，无须以精神分析来进一步揭示。但是讨论这个例子时，又非有精神分析的帮助不可。但我预先说明，在分析条件下，此例虽有明显的思维传递现象，可并不能不让人产生各种怀疑，更不足以证明神秘现象的客观实在性①。事情是这样的：1919年秋的一天，大约上午十时四十五分，我正给一个病人看病时，刚从伦敦来的大卫。福西斯（DavidForsth）医生②递进一张他的名片，（我相信，如果我以这种方式泄露他在我的引导下，花了几个月时间研究精神分析技术这件事，这位伦敦大学受人尊敬的同事是不会把它视为不慎的）。我很忙，只能打个招呼，并约定以后再会。福西斯医生引起了我的兴趣，因为他是我因战争而中断与外界来往后找我的第一个外国人，他带来了美好岁月的信息。片刻之后，在十一点钟，我的一个病人赫尔。毕先生来了。他是个聪明而和善的人，年龄在40至50之间。他最初找我看病，是因为在与女人性交上有困难。他的病毫无治疗成功的希望，我早就建议中止治疗，但他希望继续治下去，这显然是因为他把对父亲的温柔的爱转移给了我，并从中获得了安慰。那时候医疗费对我来说已不重要了：这种治疗花钱很少。给他诊疗对于我也是一种刺激和休息。因此，我们不遵从严格的医学规则，进行分析治疗的时间往往延长到一个预定的界限。那天，毕又想和女人发生性关系，并再次提起一个漂亮、泼辣而身无分文的姑娘。他觉得如果他不是畏缩于她是处女①该例本应作为"第三类实例"收入《精神分析与心灵感应》中，其省略的情况见弗洛伊德在那篇论文中的说明。正如弗洛伊德指出的，这个实例的原稿得到幸存。但它极其类似于这里所作的描述，以致人们怀疑前者是对后者的复制。还要补充说明一下，那个幸存的原稿再一次莫名其妙地失踪了。--英译注。②大卫。福西斯医生（187-1941），伦敦查林十字医院的顾问医生，是1913年创建的伦敦精神分析学会的最早成员。--英译注这一情况，也许是有可能与她性交成功的。他过去常提到她，但那天他第一次告诉我：虽然她并不知道他发生性交障碍的真实原因，但她常称他"HervonVorsicht"〔Mr.Foresight（预知先生）〕。听到这件事我大吃一惊，Forsth（福西斯）医生来访的名片尚在手边，我便拿给他看。这些都是此例的事实，我想你们会认为它们是微不足道的，不过请再听下去，后面还有别的事。毕年轻时在英国度过了几年，从那时起，便对英国文学很感兴趣。他拥有一个丰富的英文藏书室，常从那里拿书给我看。他使我有幸结识了本涅特①、高尔斯华绥②这样的作家，直到那时，我才读到他们的作品。一天，他借给我一本高尔斯华绥的小说，名为《有产者》。故事发生在一个作者取姓为"福尔塞（Forsth）"的家庭中。显然，高尔斯华绥被自己的这一创造吸引，在后来的作品中，多次写到这个家庭的成员。最后，他集中了所有有关这个家庭的故事，起名为《福尔赛世家》。就在我刚才讲的那件事发生前不几天，他还带给我这套书中新出的一本书。"福尔赛"这个姓以及作者力图在书中刻画的每一个典型事件，都成了我和毕谈话的资料，并成了两个相互了解很多的人间的那种很容易形成的暗语的一部分。这些小说中的姓"Forsyte（福尔赛）"与我的来访者"Forsyth①本涅特（AronldBenet,1867-1931），英国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老妇谭》等。--中译注。②高尔斯华绥（JohnGalsworthy,1867-193），英国作家，着有长篇小说《岛国的法利塞人）及三部曲《福尔赛世家》。193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中译注。（福西斯）"几乎没什么不同。如果按德国人的发音，这二者的区别几乎分辨不出；有一个具有意义的英文单词"foresight（预知）",其发音方式也同上面两个词相同，译为德文即为"vorausicht"或"Vorsicht".因此，毕从他个人关心的事物中所挑出的这个姓，实际上恰是同一时期里我经常想到的姓，这是他并不知道的事。你们将会同意，现在情况清楚些了。但我认为，如果分析阐明了毕在同一时期的另两个联想的话，我们会对这一引人注目的现象有更强烈的印象，甚至会洞察它的决定性因素。第一个联想：在这次见面前一个星期的一天，十一点钟时，我等待赫尔。毕来访，但他未来。然后我去拜访安东。冯。费洛英德（AntonvonFreund）博士①。我很惊奇地发现，赫尔。毕就住在同一公寓的另一层楼中。后来，关于这事我对毕说：在某种意义上，我到他府上拜访过他；但我确切地知道，我并没有告诉他我去那个公寓拜访的那个人的姓。在谈到"HervonVorsicht"后不久，他问我，正在VolksuniverAsitat②讲授英文课程的佛洛英德。爱特里格FreundOtorego是我的女儿吗？在我们长期的交往中，这是他第一次将我的姓Freud（弗洛伊德）误为Freund--如同我已被工作人员、官员和排字员工习惯于误称的那样。第二个联想：在同一时期结束时，他讲给我一个梦，他被该梦惊醒，认为这是一个十足的"Alptraum（恶梦）".他①杰出的匈牙利精神分析者。--英译注。②系"民众大学",提供英国人所理解的"成人教育".--英译注。补充说：不久前他忘了英文中"恶梦"是什么词，当别人问及此词时，他竟误以为是"amare′snest"（即：牝马之窝），当然这是很荒谬的，"amare′snest"指某种不可思议的无稽之谈，而"Alptraum"则应译为"nighmare"（恶梦），这一联想中唯一的相同之处就是同为英文。我当时想起了约一个月前发生的一件小事。我与毕正坐在房间里时，我在伦敦的亲密朋友欧内斯特。琼斯博士不期而至，我和琼斯已很久没见面了。我示意琼斯到隔壁房间去，等我给毕完成诊疗再谈。但毕马上从挂在候诊室的照片上认出了琼斯，甚至表示希望我把他介绍给琼斯。琼斯是一本论恶梦（Alptraum）的专着的作者。我不知道毕当时是否知道该书，他忌讳阅读精神分析的着作。下面，我想开始研究从有关毕的联想背景和动机中可得到的分析结果。"Forsyte（福尔塞）"或"Forsyth（福尔西斯）"这个姓对于毕和我具有相同的意义，我之熟悉这个名字完全归因于他，不同平常的事情是：由于新出现的一件事--伦敦那位医生的到来，这个姓在另一种含义上对我来说变得富有意义了，但在这之后极短的时间里，他就把它引入了我们所进行的精神分析。此外，这个姓在精神分析疗程中出现的方式，与这件事本身一样令人感兴趣。例如，他还说："我正好想起了Forsyte（福尔赛）这个您所熟悉的小说中的姓。"他不曾提及这一出处，却能将这个姓引入他自己的经历中，并因此提出了它；这是一件早就有可能发生，但直到那时才发生的事。他当时说的确实是："我也是一个Forsyth（福西斯），这是那姑娘对我的称呼。"我们不会弄错，这句话所表达的忌妒的需要和自我贬低二者兼而有之的心情。但如果将这句话用下述方式补充完整，我们就不会误入歧途了："您的心思竟然完全用在这个新来者身上，这伤害了我的感情。请返回来注意我吧，我毕竟也是个Forsyth（福西斯）--尽管实际上如那姑娘所说的，我只是一个HervonVorsicht（预知先生）。"随即，他的思路沿着"英国人"这一联想的线索，又回到以前的两件事，这两件事能引起同样的忌妒心。"几天前您访问了我的公寓--不是去看我，而是看安东。冯。弗洛英德（AntonvonFreund）",这种想法使他把"Freund（弗洛伊德）"这个姓误为"Freund".出自讲演提纲的FueundOtorego（弗洛伊德。爱特里格）这个姓名必定会在此出现，因为她作为英文教师提供了明显的联想。尔后，回忆中又出现了几周前的另一位来访者。对这位来访者，他无疑也是心怀忌妒的，但却深感无法与之抗衡，因为琼斯博士能够写出论恶梦的专着，而他自己充其量不过能做这样的梦罢了。他之提到弄错"amare′snest"的意思是与此相关的，因为这只能意味着："反正我不是真正的英国人，如同我不是真正的Forsyth（福西斯）一样。"我现在不能把他的忌妒之心说成是不合适或不明智的；我曾预先告诉过他：一旦外国学生或病人回到维也纳，我对他的分析和接触便可能结束。事实上，这件事不久就发生了。但至此我们已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分析研究：对同一时期中提出的三个孕育于相同动机的联想做出了解释。而这个解释与下述另一个问题有很大关系，即：没有思维传递能否形成这三个联想？这个问题在这三个联想的每一个中都出现了，因为分为三个不同的问题：毕能否知道福西斯医生刚刚对我进行了首次拜访？他能知道我在他的公寓里所访问的那个人的姓吗？他知道琼斯博士写了一本论述恶梦的专着吗？倘若都不能，那么，他联想中所显示的难道仅仅是我关于这些事的了解吗？我的观察是否能得出肯定思维传递的结论，就取决于这三个问题的回答。我们暂时把第一个问题放在一边，因为后两年问题更容易处理。我去他公寓拜访一事，乍看起来很能表明毕不知道我访问的是谁。我敢肯定，在我简单而开玩笑地提及到他府上的原因时，我没有提到任何姓。我认为，毕绝不会在公寓里打听我拜访的那个人的姓；我倒相信，那个人的存在他全然不知。而这件事提供证据的上述价值被一个偶然情况完全破坏了。我去公寓里看望的那个人不仅仅叫"Freund（弗洛伊德）",他还是我们大家的忠诚的朋友①。他就是安东。冯。弗洛英德（Freund）医生。他的捐款使我们有可能创建出版社。他的过早去世以及我们的同事K.阿伯拉罕的去世，是降临于精神分析发展中的最大灾难。因此，我有可能对赫尔。毕克说过："我到你公寓里拜访了一位朋友（friend〔Freund〕。"就这种可能性而言，他的第二个联想的神秘性消失了。第三个联想给予我们的神秘性印象也很快消失了。如果毕从未谈过任何精神分析着作，他能知道琼斯出版了一本关①德文词"Freund"的意义是"朋友".此人去世后，弗洛伊德为他写了一个催人泪下的讣告。--英译注。于恶梦的专着吗？回答是肯定的，他能知道。他拥有我们出版社出的书，而且无论如何，他看见过印在书的封皮上的新书广告标题。这一点无法证明，但也无法反驳。因此，按照这种方法我们得不出任何结论。我感到遗憾的是，我的这个观察和其他许多类似观察有着同样的弱点：记录下来的时间太晚，讨论时已不能再见到赫尔。毕，无法进一步向他询问了。现在我们回到第一件事上。这件事本身就证实了思维传递的明显事实。毕能知道他来之前十五分钟，我与福西斯医生会晤过吗？他能知道福西斯医生的存在或他在维也纳？我们不应当断然否定这两个问题。我认为，有一种情况可以导致作出部分肯定的答案。我毕竟可能对赫尔。毕说过，我正在期待某个医生从英国来接受精神分析的指导，他是战争灾难之后到来的第一个和平使者。这话可能在1919年夏天说了，因为福西斯医生提前几个月就写信与我商量好了。我甚至可能提起过他的姓，尽管对我来说这似乎是极不可能的。考虑到这个姓对我们两人具有的另一方面意义，我们必定应当讨论它，讨论的某些内容也将保存在我的记忆中，不过，虽然这种讨论可能发生过，但以后也可能被我完全遗忘了。所以以下情况是很可能的：在对毕作分析治疗时，我对他说出"HervonVorsicht"甚感惊讶。如果我们把自己视为一个怀疑主义者，那么有时也怀疑一下我们的怀疑主义是有好处的。可能我自己就有一种关于神奇事物的隐秘的倾向，因而会制造一些神秘的事实。尽管我们如上所述排除了一种神秘现象存在的可能性，但另一种此类可能性却在等待着我们，而且最难对付。假定赫尔。毕知道有福西斯医生，也知道我期望他秋天来维也纳，但如何解释他恰恰在福西斯到达的那一天，在福西斯初次拜访之后不久，便知道他来了呢？我们可能说这是偶然的，亦即不必加以解释。但是，我阐述毕的其他两个联想，以便表明毕确实对我的访问者心怀忌妒意识，其目的恰恰在于排除偶然性。所以，我们不应忽视一种最极端的可能性，即我们可以假定：毕观察到我显得特别激动（我自己对此固然毫无所知），并由此作出推论；或者，毕虽然是在英国人走后十五分钟到达的，但在他们两人都经过的一条街上碰见那个英国人，毕通过英国人特有的外表认出了他，并在一种强烈的忌妒状态中以为："哦，那就是福西斯医生；他来了我的分析也就告终了！他说不定就是刚从教授那里回来的哩。"我不可能再推进这些理性主义的假设了。我们又落得个"没有证实"的结局。但我应该承认，这个实例倾向于肯定思维传递现象。此外，在分析的情形中，经历过上述"神秘"事件的人肯定不止我一个。赫伦。多伊特施（HeleneDeutsch）于1926年发表了类似的观察报告，并研究了这些神秘事件受患者与分析者之间的移情作用所决定的情况。B我确信，我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不完全相信但又准备相信的态度，使你们很不满意。你们可能会对自己说："这又是一个这样一种人的例子：这种人作为科学家终身做着令人尊敬的工作，然而到了晚年却变得低能、轻信和虔信宗教。"我知道这类人中有一些伟人，但不应将我归于此类。至少我还没有变成宗教狂，我也希望自己还没有陷于轻信。如果一个人在他已走过的人生历程中，一直尊重事实，避免与其发生令人难堪的冲突，那么他在晚年时就仍应时刻准备尊重新的事实。无疑，你们希望我能够坚持一种温和的有神论信念，并且毫不留情地否定一切神秘事物。但是我不能曲意逢迎，而且我还要劝你们对思维传递和心灵感应的客观可能性持更为宽容的态度。你们不应当忘记，我在此论述这些问题，不过是在尽可能地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去探讨它们。十多年前，当这些问题首次进入我的视野时，我也曾感到一种担心，以为它们使我们的科学宇宙观受到了威胁：如果某些神秘现象被证明是真实的，恐怕科学宇宙观就注定会被唯灵论或玄秘论所取代了①。但今天我不再这样认为了。我想，如果我们以为科学没有能力吸收和重新产生神秘主义断言中的某些可能证明是真实的东西，那表明我们的科学宇宙观还不十分信任科学的力量。尤其就我们所说的思维传递现象而言，它实际上看来有助于我们把科学的（或者如我们的反对者所说的，机械的）思维方式扩展到那些很难把握的心灵现象。心灵感应的过程应当是：一个人的心灵活动使另一个人产生了相同的心灵活动。联结这两个心灵活动的东西，很可能是一种物理过程。在心①弗洛伊德逝世后问世的《精神分析与心灵感应》（1941d）的引言部分，对这些思想有详细的阐述。--英译注。灵感应的这一端，一个心灵活动转化为该物理过程；而在心灵感应的另一端，该物理过程又还原为相同的心灵活动。这种转化无疑类似于别的转化过程，例如打电话时听和说之间的那种转化。试想一下，要是我们能够掌握这种精神活动的物理等价物，那该会怎样地了不起呵！在我看来，由精神分析把无意识插入了物理性事物和以前被称为"精神的"事物之间，从而可能已经为将上述转化过程假设为心灵感应铺平了道路。只要我们使自己习惯于心灵感应这种观念，我们就可以用它来做很多事情--当然，目前还只能在想象中进行。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还不了解在一个大的昆虫社会中，共同的意图是怎样产生的吧。我们由此猜想：心灵感应是个体间的原始而古老的信息交流方式；在种系进化的过程中，它被更好的、借助于被感觉器官所接收的信号进行交流的方式取代了。但是，这种古老的方式仍可能存留在幕后，在特定的条件下（如在情绪激动的民众中），还会表现出来。这一切猜测固然还不能肯定，并且充满着未解之谜，但我们也不必害怕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