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情局50年-中情局50年-3

国中央情报局是在科罗拉多州进行的，主要检验挖掘技术和通讯技术，测试的结果令人满意。有关人员估计，只要投入足够的人力和财力，完全有把握大功告成；据初步估计，要消耗 2500 万～3000 万美元。英国情报机关的试验工作是在朗莫的皇家工兵部队处进行的。他们先在地下挖了一段隧道并建造了一个窃听室，然后让盲人和盲狗在隧道以上的地面来回走动，看他们是否感觉到脚下有异常的情况，试验结果同样令人满意。　　1955 年在研究柏林地图时，中情局的一位官员注意到，美国占领区的一段边界距离苏军总部的主要电话线只有 300 码。不久，隧道的工程正式开始后，在柏林的美国工兵部队先在距两德交界处 100 多码的地方建立了一个半露出地面的地下大仓库，目的是容纳从隧道里挖出的 3100 多吨泥上。在表面上，美国故意放风说他们正在建立一个雷达站，观察东柏林机场附近的交通。同时，在这个大仓库里进进出出的装有电子仪器和泥土的车辆，使人们信以为真这里将要建造一个无线电雷达拦截站。当苏联人得知自己的无线电通讯受到西方情报机关的拦截时，他们一点都不在乎，因为凡是重要的通讯，他们都加了密，依他们的观点来看，只要密码系统没有受到损害，通讯将是安　　全可靠的。中情局正是利用了苏联人的这一想法，建立伪装的雷达站，以此来迷惑苏联人。事实证明，苏联人确实上当了。　　隧道挖掘是以老鼠掏洞的方式小心翼翼进行的。每次向东柏林只推进几英尺，因此地面不会听到噪音。英国人掌握了向上挖隧道的本领，他们开通了从控制室到电话电缆的垂直竖井。工程进行得十分艰难，在一处遇到了地下水，在另一处碰上了奇臭无比的化粪池排放区，美军工兵只好头戴防毒面具、身着防水服去工作。每次工作结束，工兵们脱下胶制防水服时，里面倒出的汗水足足有一碗。　　在隧道挖掘过程中，各方面的配合十分密切。有专人观察周围的动静，每当巡逻队从隧道上面经过时，下面的挖掘工作便嘎然停止。在挖掘过程中碰到的又一个难题是必须测量挖掘的位置。从来没有人在如此隐密的情况下挖掘如此长的隧道，而要对准的目标却是直径只有 2 英寸的电缆线。为了精确测量挖掘的位置，中情局人员假装在东西柏林的交界处打棒球，他们故意把球远远地打到民主德国管辖的区域，然而这一把戏却被持友好态度的民主德国卫兵破坏了，他们见有球过来，便把球抛回西区。最后无奈，只好让两名中情局特工化装成美国兵，驱车去东柏林执行公务，他们在预定的地点停车，假装车轮漏气，要换车胎，借此机会，冒着风险，把两个小型无线电发射装置放在选定的位置上，这才使隧道挖掘有了精确的方位。风声鹤唳苏联的电缆线埋设在索恩法尔德公路的一侧，离地面约 18 英寸，直径为2 英寸。索恩法尔德公路是连接东柏林和卡尔斯霍斯特的主要公路线，交通十分繁忙。隧道和附近的窃听室就建在公路的下面，通风管必须尽量贴近路面，为了能承受住来往车辆的巨大压力，隧道、窃听室和通风管的结构必须非常坚固。除此之外，窃听室的绝缘要求也很高，否则，公路上汽车的隆隆声传到下面的窃听室就象装在一个大鼓里，四周尽是闷雷般的回响。尽管动了不少脑筋，实际使用时的效果仍不能令人满意，以致多次发生令人胆战心惊的事情。有一次，由于窃听室内的热量辐射直接引起地面上的冰层融化，幸好天降大雪，掩盖了这一切，没有引起苏联人的怀疑。一次，一匹马正巧从窃听室的上面走过，马蹄的异样响声传入窃听室，在室内工作的人员以为发生了不测事件，引起一场虚惊。还有一次，那天清晨浓雾弥漫，天气寒冷，窃听室里的传声器发出连续不断地有节奏的声音，正在忙碌工作的人们愕然呆立，不知上面又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面面相觑，束手无策，直到迷雾驱散后才知道，原来民主德国警察正好在窃听室的上面设了一个临时检查站，检查来往的机动车辆“啪、啪”的声音正是值岗的警察跺脚取暖时发出的?? 又是一场虚惊。　　为了防止隧道里面的潮湿空气影响电子设备，隧道与其比邻的窃听室进行了隔绝，使窃听室成了近乎封闭的独立小屋，同时在窃听室外面 15 码处，还安装了一扇钢筋混凝土的坚固大门，门上用德文和俄文写着：“严禁入内——奉驻德苏军总司令命令”。安装这扇门是有道理的；中情局估计到这条隧道迟早会暴露，一旦有人沿着隧道查到门前时，门上的这道“命令”可使他止步二思，无法继续前进，在窃听室里的特务们则得以趁机销赃和逃跑。美国人的这一伎俩后来真的“派上了用场”。此外，在东、西柏林交界处的地下，还特意放入装有倒刺的铁丝网，使人看起来好象是俄国人修建的地下坑道。从 1954 年 8 月开始，经过 7 个月的努力，秘密隧道终于在 1955 年 2 月25 日竣工。隧道从雷达站开始，穿过东柏林阿尔特一格林尼克区的公墓，直通索恩法尔德公路地下，全长 500 码，沿着那条公路的两边，接通了苏军总部的地下通讯电缆。地下淘金　　中情局原先估计，在电缆线上窃听到的通讯量不会很多。后来才发现，苏联的 3 条陆上通讯线都包括 1 路有线电报线和 4 路电话线，每路线同时可供 4 方面使用，各条线路上的通讯量都很大。于是，在大仓库里安置了 600 台录音机，把所有的通讯内容全部录下来，这样，平均每天要使用 800 盘录音磁带。录音室里非常繁忙，机房工作人员的汗水和录音机散发出来的热量增加了录音室里的潮气，墙壁上挂着水珠，有好几次不得不中断录音工作，用空调设备来排除室内的水汽。　　在每个星期里，中情局部派出专机将录音磁带运回华盛顿处理，然后将材料分送到中情局和英国情报机关，经过翻译后，供分析人员研究。中情局里有 50 名精通俄语和德语的人员在一间只有 45 平方英尺的密室里从事翻译工作。人们给这间密室起了个绰号叫“袜厂”，因为在这栋房子的四周看不见窗户，钢板把四面围挡得严严实实，远看起来就象一台织袜机。如此设计这栋房子的目的是，防止室内无线电信号向外扩散，被苏方接收。翻译人员有着极严格的保密纪律，这里的负责人对每个来这里工作的人都反复叮嘱： “不要打听你翻译的材料是从何处来的。”翻译工作十分艰苦，材料堆积如山，他们只好每隔两周休息一次。后来隧道被苏联人发现了，“黄金”行动不得不终止，然而积压下来的材料花了 27 个月的时间才翻译完毕。除了华盛顿总部设有大规模的材料处理和材料翻译分析的工作班子外，在柏林现场还配备了一支监听人员队伍，这是为了防止一些时间紧迫的重要情报失去时效。中情局的监听人员用经过改装的被他们称之为“野蜂”的苏式译码器，将一些苏联人的电讯内容在现场打印出来，这种译码器每分钟可打印 100 个字，然后再将这些打印材料送交在现场的俄语和德语翻译进行初步分类处理。1956 年 4 月 21 日，中情局从苏联人的电缆线上截听到第一个有重要价值的通话，此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们获取了许多珍贵的情报。例如发现英国在西柏林的情报机构里隐藏一名苏联间谍，经侦查，该人就是前面提到的乔治布莱克。杜勒斯立　　即把这一发现通知了英国情报机关。又如，从一次正常的电讯材料中证实了民主德国的铁路线处于严重失修状态，由此，中情局的分析人员排除了苏联会向柏林发动突然进攻的可能性。另外，从收集到的大量初级、次级情报中，中情局综合出苏联、民主德国两国的政治状况，并对此作出了正确的判断。当然，在窃听到的资料中多数是无关紧要的东西，例如苏军城防司令官的老婆进行走私，苏联将军们交流酗酒纵欲“妙不可言的体会”等等。通过“黄金”行动，最重要的收获是，美国对苏联是否怀有向西欧发动进攻的战略意图有了事前的明确了解。昙花一现　　然而时乖命蹇，秘密隧道仅仅使用了 11 个月零 11 天，就被苏联人发现并抖搂出来了。 1956 年 4 月，苏联通讯兵在检查电话线路时发现了秘密隧　　道，他们走到写有“严禁入内”字样的大门前不知如何是好，经过遂级请示，终于得到批准打开了大门。据民主德国通讯社报道，当时有 3 个美国人在里面工作，他们在仓惶逃跑时竟忘记将电灯和窃听器关闭，一壶咖啡还在电炉上煮着。中情局在后来的报告中一口咬定，苏联人发现隧道纯属巧合，硬说 “柏林隧道的暴露，是无法避免的，它超出了我们力所能及的防备措施。苏联人发现有一根电缆因长期受到雨水的侵蚀，工作性能差，工作状态欠佳。水汽渗透到电缆内，使电缆传递信号的功能失灵，于是，他们动手把电缆挖出来检修，这才发现电缆被人搭线窃听了。”其实，中情局的说法纯属打肿脸充胖子。苏联人早就得知秘密隧道之事，只是为了避免暴露安插在英美阵营中的“鼹鼠”，苏联才有意等待了一段时间，最后安排了一次“偶然”的线路检查维修，才把这层窗户纸捅破。　　乔治布莱克是英国军情六处驻柏林的高级官员，后来发现他是一名苏联间谍。布莱克在柏林隧道建成后，对隧道之事有所了解，但他不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正在应用纳尔森的“回波效应”技术来窃听苏联人的电讯。毫无疑问，布莱克已经把柏林隧道的秘密告诉了克格勃。然而，苏联人并没有采取紧急措施来阻止中情局的隐蔽行动。其原因是：1.苏联人认为自己的密码系统绝对安全可靠；2.为了不使“鼹鼠”布莱克暴露。因此，他们当时没有急于把秘密隧道揭露出来。“黄金”行动的决策者们最初断定，即使苏联人发现了秘密隧道，他们也只好哑巴吃黄连，将此事掩盖起来。对于这一点，美国人很自信：苏联人不会公开谴责美国人窃听了他们上层人物的电话和机密通讯，否则的话，只能使他们自己丢丑；处于冷战时期的美国中央情报局，能在柏林成功地挖掘一条秘密隧道，公众将会认为这是情报战线上的杰出作品。然而，事与愿违（但美国人认为，这也是偶然发生的）。1956 年 4 月 21 日，柏林卫戍区的苏军司令正巧外出，由代理司令主持日常工作。不知这位代理司令是忽视了、还是不了解莫斯科方面发来的指示，他竟草率作出决定，向柏林记者们介绍了如何发现中情局秘密隧道的经过，还让记者们参观了隧道及其里面的各种设施。顿时，这成了一条特号新闻出现在世界各大报刊上。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纷纷谴责美国情报机构的卑劣行径，而西方舆论则欢呼“这是现代间谍史上的奇迹。” 1956 年 5 月 1 日，《华盛顿邮报》以《爱的隧道》为标题发表了社论，高度赞扬了中情局特工们的“聪明才智”。5 月 7 日，《时代》周刊以《充满奇迹的隧道》为题目，介绍了柏林隧道的情况。杜勒斯看到西方舆论界如此讴歌中情局十分得意。然而，许多中情局人员却对隧道的流产有着另一番感受：他们呕心沥血，辛苦建成的秘密隧道在昼夜之间就成了废物，人们为它付出了大量的精力、时间和金钱，这怎能不让他们心灰意冷，垂头丧气？踌躇满志的局长看到部下的情绪如此低落，也不免忧心忡忡。为了鼓舞士气，振作精神，杜勒斯决定，把中情局的另一个“果实”抛出来，这便是他执意公开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原因之一（“果实”系间谍行话，意指到手的情报）。十三、震惊寰宇的秘密报告铁托不帮忙　　1956 年是中情局在隐蔽战线上：“走向成熟并获得丰硕成果”的一年。第一件震动国际的大事是：2 月份，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会议上作了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　　美国方面认为这个报告极其重要。首先，它说明在斯大林死后的苏联集体领导体制中，赫鲁晓夫的个人权力已经上升；其次，它说明苏联社会正处在一个关键的转折时期；苏联人要摒弃斯大林主义，这是“解冻”的开始。苏联是个高度集权的“封闭”式社会。在这里，许多重要情况都被当权者们严严实实地捂盖起来，西方情报机构即使从中寻找蛛丝马迹都相当困难。　　1956 年 3 月，赫鲁晓夫长达两万字的秘密报告中的零星内容已经在社会上流传，驻莫斯科的西方外交官和情报人员全力以赴地收集公众的反应，希望从中揣摩出苏联权力结构的新变化。报告是在苏共二十大期间一次特别安排的秘密会议上宣读的，报告的复印件没有散发。克格勃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保存了一些报告的复印副本，这是为了听取苏联党内和东欧共产党国家意见时而备用的。于是，设法搞到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全部内容成了美国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的首要任务。身为中情局长的艾伦杜勒斯感到压力很大，他必须尽快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弄到手。为此，杜勒斯反复强调，只要搞到秘密报告，花多少钱都行！他首先把情报处长罗伯特艾默里找来商量此事。艾默里及其手下特工与南斯拉夫人的关系不错。艾默里向杜勒斯建议，让他亲自前往贝尔格莱德，通过南斯拉夫外交部这一渠道，争取把秘密报告搞到手。艾默里很自信地说：“据我所知，苏联也送给南共联盟一份秘密报告的副本。外长卡德尔对斯大林深恶痛绝，而目前，南斯拉夫正在接受美国数亿美元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与南斯拉夫的这笔交易肯定能成功。”杜勒斯听后表示赞同。艾默里与美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里德尔伯格拜访了南斯拉夫外交部，一切进行得十分顺利。尔后，南斯拉夫联邦政府副主席兼外交部长爱德华卡德尔向铁托元帅提出，能否把苏联人送来的秘密报告借给艾默里和里德伯格看一下，他保证说美国人将绝对严守这个秘密。可是，持强硬路线的内务部长兰科维奇坚决反对这个交易，最后，铁托还是否定了卡德尔的意见。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就在艾默里上窜下跳、托人苦求铁托高抬贵手之际，中情局的另一位竞争对手、计划部部长威斯纳也千方百计地独辟蹊径，他想抢在艾默里之前，把报告弄到手。4 月份，威斯纳终于如愿以偿。　　3 月 12 日，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贝鲁特在莫斯科病逝，他的去世在波兰国内引发了一阵混乱。流言蜚语风传由于贝鲁特不顺从莫斯科，因此被苏联人害死了。本来波兰人在历史上就对俄国人深怀怨恨，此时社会上群情激愤，使表面平静的波兰局势扑朔迷离、危机四伏??趁此机会，中情局计划处的特工人员通过在波兰的秘密关系，搞到了苏联共产党中央送给东欧共产党国家领导人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不久，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查尔斯E波伦收到华盛顿寄给他的中情局在华沙搞来的秘密报告。波伦经过仔细研究　　后，断定这份报告不是伪造的，确实是赫鲁晓夫的讲话。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苏联给东欧共产党国家的那份报告是节略本，不是讲话的全文，其中有34 段关于苏联今后对外政策方面的内容被删去了。怎么办？——继续搞！　　中情局收集情报的渠道确实令人瞩目。这时，隶属于计划部（后该称行动部），却直接对中情局局长负责的反间谍处处长詹姆斯安格尔顿已经在暗中行动了。安格尔顿与以色列情报机关摩萨德（全名为“以色列情报和特殊使命局”）的关系很密切，他在摩萨德的帮助下，终于搞到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全文。据说那是一位华沙市委书记将秘密报告交给了担任记者的犹太人，遂以 5000 美元高价卖给摩萨德的，现在转手到了中情局的腰包里，总算大功告成了。　　威斯纳和安格尔顿决定把上述这份几经周折才搞到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交给当前机要室负责人雷克莱因，请他分析鉴定这份报告的真伪。克莱因和专家们经过长时间的仔细分析和对照，终于作出了权威性的回答。在威斯纳主持的一次秘密会议上，克莱因向威斯纳和安格尔顿等一大批中情局官员公布了鉴定结果。他以充分的证据，作了令人信服的分析。其中他谈到：“我们现在手上的这份报告，都是采用平铺直叙的方式来表达的，这正是赫鲁晓夫平时讲话的特有色彩??”克莱因的最后结论是：“我们已经有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讲话的全部内容。”这个消息顿时使得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喜笑颜开，眉飞色舞。需要提及的是，中情局和以色列的摩萨德在搞到秘密报告之后，都采取了“消毒”措施（情报界行话，指公开某份文件前的准备工作，特别指“加工”，也指为了保护情报来源而采取的措施）。长期以来，尽管西方新闻界对秘密报告的窃取经过遐想妄猜，众说纷坛，但一直不得真谛。同时它又催发着具有当年“拓边”时期执着精神的美国人锲而不舍，追寻探究神秘??世纪间谍　　祖籍波兰，现为以色列公民的威克多格雷耶夫斯基是个烟不离口的退休老头。1994 年 2 月的一个阴冷的下午，他接受了《华盛顿邮报》记者的采访。对着录音机，威克多平静地说：“38 年来，我一直等待着政府能对我说声“谢谢’。”然而，以色列政府至今仍未公开承认威克多为西方世界做出的“巨大贡献”——窃得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在二十大所做的秘密报告。当时的中情局局长杜勒斯后来将成功地获得秘密报告称作他本人“情报生涯中最辉煌的成就”，但从未透露过胜利的取得应当完全归功于犹太人。当然以色列也从未告诉美国人这份超级机密文件是如何弄到手的。致使威克多苦等了 38 年仍未得到那声“谢谢”，其惊人战绩一直被视为冷战期间的绝密深藏在铁柜之中。　　威克多于 1925 年出生在波兰克拉科夫一个普通的犹太人家庭。纳粹占领波兰后，他们举家逃到东方。二战期间，他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哈萨克斯坦（即哈萨克苏维埃共和国）。 1947 年，其父母和姐妹移居巴勒斯坦后，威克多认为自己在新生的共产党波兰国家里一切如意，所以就独身一人回到了华沙。他在那里加入了波兰共产党。 1950 年新闻专业毕业后，他进入政府新闻机构——波兰通讯社工作，几年后晋升为一个栏目的主编，全权处理来自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内的新闻消息。这是个关键而高级别的职务，使他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在华沙的各国、各方面的人员。他经常受邀参加苏联使馆的招　　待会，还频繁出现在西方国家使馆举行的鸡尾酒会等场合。在社交活动中，威克多不仅接触东方集团外交官，还结识了许多西方朋友。　　1955 年 2 月，威克多飞到以色列，探视正在生病的父亲，从而成为波兰政府批准以旅游者身份进入以色列的第一名波兰公民。他事后说：“从一开始，我就确信出国申请一定会批准，因为政府对我十分信任。”威克多在父亲的病榻前呆了整整一个月，在此期间的所见所闻使他变成了一名犹太民族主义者。　　当时，他只要扔掉回华沙的机票和波兰护照，即可“叛逃”成功，与家人团聚。但是他觉得应该忠诚于共产党领导的波兰，遂决定按期回归。 1956年 1 月，威克多回到华沙后，撰写了一系列介绍以色列的文章，并因此获得了可以经常去那里旅游的签证。他常对人说：“从踏上以色列国土那一刻起，我就爱上了这个国家。”威克多回到华沙不久，苏共 20 大召开了。 1956年 2 月的这个大会的核心是总书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但在赫鲁晓夫起身准备讲话的前一刻，应邀而来的外国代表团成员均被“赶”出会场，使他们对赫鲁晓夫究竟讲了什么一无所知。对此，他们既不敢流露丝毫气恼，又不敢吐露一点儿抱怨，只好带着满腹的困惑打道回府。　　大会结束几天后，赫鲁晓夫决定让东欧几个卫星国的最高领导人知晓报告的内容，因此特命苏军派特使、乘专机，带着 7 份俄文原版文本分赴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匈牙利、波兰和罗马尼亚，亲手交给这些国家的最高领导者。每份文件 58 页，封面上清晰地印有“绝密”二字。扉页上是莫斯科的指示：必须确保将文件内容限制在最小范围内。这些国家的共产党领袖遵旨行事，只让他们最亲近的几个助手传阅，并严令他们不许复印或做任何摘录。在华沙，波兰共产党主席爱德华奥哈布读过报告后简直惊呆了。在他看来，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所用的激烈言辞就等于是异教邪说。奥哈布心乱如麻，在激愤中觉得有必要和助手们谈谈自己的感受，因此找来几个最受信任的助手，一起详细研究报告的内容。随后，这些人强烈意识到，必须让更多的人知道所发生的“重大且十分严重的事件”的真相。奥哈布在助手们的压力下屈服了，同意将秘密报告复印几份。几天后，更加轰动的秘密报告的摘录稿、手抄本开始在波共办公大楼内的各个办公室之间传来递去。　　与此同时，西方情报部门也获悉此事，并展开了全方位的间谍活动。西方极欲得到此报告的原因是：赫鲁晓夫在报告中大骂他的前任，是苏联官方指责斯大林对苏联人民犯有罪责的首份正式文件；报告中有大量可以让外人一窥这个超级大国政治内幕，以及经济、军事实力的素材。为了尽早得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中情局局长杜勒斯根据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命令，专门拨出 100 万美元的活动经费，但美国间谍在东欧各国首都的“秘密行动”却一再受挫。　　此时，威克多通过非正常渠道也听说了秘密报告的内容。原来，自从离婚后，他又有了新欢，她在共产党书记处担任异常敏感的工作——机要秘书。这位女秘书经不住心上人的花言巧语，终于“第一次”违反纪律，将锁在办公室保险箱里的秘密报告的俄文原件拿回家，让男友“开开眼界”。　　威克多手拿着报告心里已经想到可以把这份密级最高的情报卖给喝鸡尾酒时认识的美国人或其他西方外交官。但是，不久前的以色列之行使威克多对那个犹太国家产生了使命感，坚定了他要将报告无偿交给以色列的决心。　　　　为此，威克多计划将报告的全文拍摄下来。但那时全录影印法还未问世，因此需要一种超小型、重量轻的照相机。当时，波兰人几乎都未见过这种相机。于是，威克多找到自己最信赖的一位朋友借相机，这位朋友经常与以色列驻华沙的外交官来往。就这样，威克多利用朋友的相机并在其帮助下，顺利地拍下长篇秘密报告，随后委托这位朋友将胶卷送给以色列在华沙的摩萨德特工。　　摩萨德特工带着胶卷立即乘飞机离开波兰，到维也纳安顿好并确信没有危险之后，他才与国内总部联系，报告“稀世珍宝”已经到手。　　1956 年 4 月初的一天，赫鲁晓夫秘密讲话的俄文稿放在以色列海法市一栋大楼内的阿莫斯马诺尔的办公桌上。马诺尔当时任以色列国内辛贝特（国内安全总局）的局长，领导国内的情报和安全工作。　　如此重要的情报怎么会先送到以色列国内反间谍机构来呢？为什么没有送到负责国外间谍活动的以色列最主要的秘密机构——摩萨德的手中呢？原来，作为情报老手的马诺尔早就在国外布建了自己的秘密情报网，他手下的特工与摩萨德人员肩并肩地工作在以色列驻各国使馆中。　　马诺尔面临的最大挑战一直是设法让美国相信以色列是“自由世界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是一块“净土”，从没有被苏联情报特工渗透过。辛贝特在华沙等共产党国家中的主要任务是对要求进入以色列的犹太移民进行审查。对俄文一窍不通的马诺尔要求助手立即将报告译成希伯莱文，他还请来局内的苏联集团问题专家研读原件，以判定它的真伪。当各方面都认定他得到的的确是近两个月来西方情报机构都馋涎欲滴的“圣盘”时，马诺尔高兴得差点晕过去。周五下午，马诺尔带着专家们的分析结论和秘密报告胶卷驱车前往首都特拉维夫，直奔总理家中。戴维本—古德里安听完汇报并阅读了文件后说，最重要的是这份报告的俄文原件。因为他深谙俄语，他相信，只有阅读原文，才不会曲解文件的观点。当马诺尔汇报说美国人正在千方百计地“挖掘”这份文件时，古德里安明确指示说，交给美国人可以，但以色列必须得到最大限度的“好处费”， “现在正是确立和加强以、美两国情报合作关系的最好机会”。5 年前，占德里安就与华盛顿签署了两国情报合作协议，并多次向美国人表明以色列可以提供大量有关共产党国家政府内部机制运转情况的信息，但白宫和中情局一直瞧不起小小的以色列，认为它在情报领域内不会有什么作为。联邦调查局甚至怀疑马诺尔是共产党的“鼹鼠”。 1952 年马诺尔到美国进行工作访问时，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曾试图阻止他入境。　　古德里安现在相信，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定能让美国人大吃一惊，对以色列的情报能力刮目相看，进而加强两国全面的合作关系，首先是加强情报合作关系。　　4 月中旬，摩萨德官员作为以色列方面的特使带着秘密报告的原始胶卷飞抵华盛顿，直接交给了著名的亲以派人物、中情局反间谍处处长安格尔顿。局长杜勒斯痛快答应了以色列提出的条件，全面加强中情局与以色列情报机构的合作；为证明自己的诚意，在中情局内还成立了专门协调美以两国情报关系的工作小组，并任命安格尔顿为负责人。艾森豪威尔政府被以色列情报机关的通天能力、神速效率和滴水不漏的办事程序所震惊，他们叹服了。前中情局副局长克莱因评价说：“一流的效率、卓越的功绩”。不久，美国向全世界公布了赫鲁晓夫长达 2 万字的秘密报告。　　在以后的 20 多年时间里，这份秘密文件的获得一直被视为美同的辉煌成就。到了 80 年代，有人认为功劳应属于以色列人，但他们相信“圣盘”是库萨德而非辛贝特获得的。各国舆论界纷纷猜测，想找出“创造奇迹者”。根据威克多格雷耶夫斯基的陈述和马诺尔的证实，现在可以肯定地说，威克多是第一“功臣”。尽管威克多做出了如此巨大的贡献，但他没有享受过任何特殊待遇。1957 年 1 月，在所谓的“哥穆尔卡大迁移”中，有 3 万名犹太人离开波兰来到以色列，威克多也在其中。他们都是根据波兰共产党主席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的命令，被迫离开自己所担任的政府工作职务后申请去以色列的。这次“大迁移”实际是奉苏联人的旨意进行的，是政治大清洗的一部分。　　像其他所有新移民一样，威克多先经过希伯莱语言课程，后被以色列外交部聘为翻译。 60 年代，他在国家电台任波兰语播音员；70 年代提升为东欧部负责人，担任组织、领导以色列对东欧各种语言的广播工作。威克多对记者说，1957 年他到达海法时，只有家人在那里欢迎他。多年来，从未见到过马诺尔，也没有以色列政府官员向他表示过一点点谢意。对此，辛贝特前领导人马诺尔感到十分内疚和尴尬，他说：“我们之间确实从没有面对面交谈过。”已经 70 高龄的威克多最后对记者说：“我对自己做过的事从未后悔过”。他相信总有一天以色列政府会承认他“为西方社会曾做出的贡献”，并一再表示只要有人对他说声“谢谢”，他就心满意足了。抛出“原子弹”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已经摘要手，下一步该如何处置呢？这个问题在中情局的上层人物中产生了争论：克莱因竭力主张将报告的全文公布于众。他振振有词地说：“我们应该把它发表在报刊上，这为有兴趣了解苏联问题的学者和年轻学生们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史料，让他们看清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的真面目。我们多年来一直在谴责苏联的独裁统治，现在苏联政治局的头目自己出来讲这种话了，这正是千载难逢的机遇，让全世界的人们都来观赏一个极权国家的领导阶层自我谴责的精彩镜头吧！”但是，威斯纳和安格尔顿却不同意这样做。他们认为要充分挖掘这份报告的价值，应在这份报告的内容上多作文章。他们建议先从赫鲁晓夫的报告中挑选一部分内容，有的放矢地透露给少数人，让它在这些人身上产生特殊效应。这样做比发表在报刊上，让大家都能读到它的作用要大得多，而且在今后的反宣传中，它还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显而易见，威斯纳和安格尔顿是别有用心的。当时，计划部正在慕尼黑郊外的中央情报局训练中心策划一个代号为“红袜子—红帽子”的秘密行动。中情局人员在那里对来自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流亡者进行准军事训练。训练后，将这批人派往东欧国家的主要城市同时造反，随后在苏联内部唆使少数民族打内战，威斯纳的“解放军”则在叛乱发生几小时后攻击苏联驻军，在苏军遭到沉重打击后，北约将派出“维持和平部队”，驻在当地“恢复秩序”，“直至进行了斯大林 1943 年在雅尔塔所保证过的民主选举后才撤离。”尽管这个计划想入非非，可威斯纳信心十足，满腔热情。可是直到 1956 年 4 月，这批东欧人尚未达到从事秘密行动的要求，仍需要继续接受训练。为了下一步能配合“红袜子—红帽子”的秘密行动，威斯纳和安格尔顿非常希望推迟公开发表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时间。他俩相信，等时机一旦成熟了，再抛出秘密报告，这必将在东欧国家引起特大混乱，也有助于“红袜子—红帽子”秘密行动的顺利实施。　　柯克帕特里克和赫尔姆斯认为，大规模的隐蔽行动是对当地间谍网安全的威胁；此外，能否成功极无把握。柯克帕特里克相信，隐蔽行动与核武器一样不易控制，除非自始至终绝对保密，否则万万不能尝试。由于双方意见不一，公布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一事暂时搁置下来。 1956年 6 月 2 日，杜勒斯把克莱因找去。大脑袋、大块头的杜勒斯坐在办公室的转椅里，一只脚搁在桌子上，透过黑框眼镜和颜悦色地注视着克莱因，问道： “威斯纳告诉我，你认为我们应该立即把赫鲁晓夫的报告公布于众，是吗？” “是的。”克莱因简短地回答。接着，他把要公开发表的理由说了一遍，杜勒斯聚精会神地听着，他理了理灰白色的头发，眼睛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笑着说：“天啊！又该由我作决定了。”说完，他顺手拿起办公桌上的电话，与威斯纳接通了电话。杜勒斯对他说，是否要公布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一事，他经过再三的考虑，准备决定现在将此报告公布于众，问威斯纳是否有意见。毫无疑问，既然局长本人做了决定，威斯纳只得顺从。他的回答彬彬有礼。接着，杜勒斯又接通了国务院的电话，找他的哥哥约翰杜勒斯。他把他刚才对威斯纳讲的话又重复了一遍，并补充了几点个人的看法。显然，国务卿没提出任何异议。就这样，杜勒斯派人将那份从华沙弄到的秘密报告送到了国务院，请他们将此报告转交给《纽约时报》社（此前，安格尔顿还是将某些反宣传的东西塞进秘密报告里，以便增加效果）。 1956 年 6 月 4 日，美国《纽约时报》以醒目的标题全文刊登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同时，由中情局资助的“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之声”电台一连 3 天向东欧和苏联广播秘密报告的全文，中情局甚至使用气球向东欧和苏联撒放传单??不出所料，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公开发表后，顿时在欧洲大陆引起一片骚动。6 月 28 日，波兰的波兹南造船工人举行大罢工，并发展成为武装骚乱。人们袭击了党政机关、进攻公安局，与大批军警发生武装冲突。事件于当天平息，但在这一事件中有 44 名工人死亡。到 10 月份，整个东欧集团国内普遍发生了政治危机。　　杜勒斯对眼前发生的这一切非常满意，他公布秘密报告的目的终于达到了。他领导的中情局成功地窃取了苏联人的绝密材料，并作为头号新闻出现在世界各大报刊上，这将抵消苏联揭露并大肆渲染的有损于中情局形象的“柏林隧道”事件。　　十四、东欧骚乱风自东方来1953 年 9 月，迈耶接替布雷登担任中情局国际组织科科长，直接负责与“自由欧洲广播电台”和“自由广播电台”的协调和联系工作（有关这两家广播电台的情况，详见第五十一章）　　1956 年 6 月 4 日，《纽约时报》将中情局得到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公布于世。紧接着，“自由欧洲广播电台”和“自由广播电台”反复向苏联和东欧国家播放秘密报告的全文。6 月 28 日，波兰的波兹南爆发了工人罢工和骚乱事件，骚乱于当日被政府平息。从以后事态的发展来看，波兰的波兹南骚乱实际上是东欧骚乱的开端。对于这一事件的发生，中情局预先曾获得大量动态反映，但没有受到重视。　　1956 年夏季，在慕尼黑“自由欧洲广播电台”工作的中情局顾问们根据从“铁幕”后面参观回来的记者写的大量报道、来自东欧国家流亡者们反映的情况以及接收的东欧各国电台广播，他们得知将在波兰、匈牙利和民主德国等国家发生一场反对苏联的冲突。这一情况报告给迈耶，他立即转交给国务院和中情局情报分析人员。然而，情报分析人员对此将信将疑，他们认为东欧共产党对国内控制很严，不可能出大乱子。为了搞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情报部长艾默里曾亲自寻访欧洲。在欧洲的那段日子里，艾默里与瑞典、联邦德国、奥地利和南斯拉夫的同行们交换了意见，主要对波兰和匈牙利国内的政治形势作了分析和估价。当时，在波兰的一些城市里已经出现了零星的罢工和示威游行，这正表明其国内政局动荡不定。8 月中旬，中情局计划部和情报部根据种种迹象判断，东欧国家中正孕育着动乱的苗头。不出所料， 1956 年 10 月 23 日，匈牙利发生了武装暴乱。事件发生后，局长杜勒斯责怪迈耶没有把“自由欧洲广播电台”反映的情况直接告诉他或其他制订政策的高级官员。迈耶在杜勒斯面前承认，他当时对这些情报心中也没有底，所以对情报分析人员的判断结论无法提出异议。杜勒斯不满地说：“这是个有益的教训。”实际上，在匈牙利发生的武装暴乱不仅有其现实的原因，而且还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拉科西下台　　1944 年 10 月，在霍尔蒂统治下的匈牙利仍处于纳粹德国的铁蹄之下；于是，已经收复国土的苏联红军对匈牙利发动了进攻，但是遭到了纳粹德国党卫队和霍尔蒂政府军的顽强抵抗，直至 1945 年 4 月 4 日，匈牙利才得到彻底解放。在 1944 年 10 月至 1945 年 2 月这段时间里，纳粹分子疯狂清洗、迫害和屠杀在匈牙利的犹太人。这些匈牙利犹太人的大多数本来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对他们的迫害严重地影响了匈牙利的国民生活和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战争结束前夕，一些象德国法西斯一样残酷的匈牙利人成立了“箭十字” 组织，他们在迫害犹太人的活动中起了重要作用。苏军占领匈牙利之后，“箭十字”组织中的一些成员摇身一变，成为新政权领导下的秘密警察——国家保安队（AVH）。　　1949 年 4 月，匈牙利共产党利用国家保安队清理了政府，成立了由共产党控制的“大众阵线”。3 个月以后，以拉科西为首的持强硬路线者又对内　　部进行了一次大清洗，从而把匈牙利政府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拉科西是个秃顶，是个 1 米 60 多一点的矮个子，身短体胖，斯大林在背后叫他“屁股头”。拉科西信奉斯大林那一套独裁专制兼恐怖镇压的做法，他领导下的国家保安队成为一支镇压人民群众的血腥势力。国家保安队有正式成员 10 万人，还有数以万计的驻外人员，对于一个全国人口只有几百万的匈牙利来说，这无疑是个地地道道的秘密警察国家，其恐怖森严可想而知。国家保安队极力仿效当时苏联的那一套，大搞个人迷信，推行造神运动，对拉科西顶礼膜拜，匈牙利共产党政治局甚至荒谬地规定：“英明”二字只能用于颂扬和描写拉科西！　　斯大林死后，拉科西的地位迅速动摇，他的部长会议主席一职由寻求开放改革和民主自由的纳吉担任。 1955 年，拉科西东山再起，解除了纳吉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决定进一步镇压国内不同政见者，想以此扼杀匈牙利人民的不满和反抗。他公开提出，“谁不同我们站在一起，谁就是敌人。”但是，拉科西万万没想到，他这样做实际上是引火烧身。　　1956 年 7 月 18 日，在匈牙利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拉科西慷慨激昂地把自己的计划和设想向政治局委员们作了简单介绍。这时，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贸易部长米高扬神情严肃地走进会议室，他提出要拉科西下台。听到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拉科西惊愕不已，但他不买米高扬的账，立刻给赫鲁晓大挂了电话，询问原委，当他与赫鲁晓夫通完话回来时，面如土色，表示同意辞职。苏联要拉科西辞职，事出有因。不久前，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中对东欧问题提出了新设想：改变斯大林的传统政策即严格控制东欧卫星国、把对方当做保护性的缓冲地区。这在东欧国家的政府中引起了阵阵恐慌。所以，从苏联的外交政策考虑，应当给东欧国家留有更多的发展余地。波兹南事件爆发后，世界舆论的强烈不满使赫鲁晓夫的新设想面临毁于一旦的危险，再加上拉科西在国内实行高压政策不符合莫斯科的意图，所以，赫鲁晓夫要拉科西下台，由格罗接替他的匈牙利党中央第一书记职务，卡达尔任书记。不久，又恢复了纳吉的党籍。然而，格罗也是个持强硬路线者，但在当时，他在匈牙利民众中的形象并非如此。因此从表面看，拉科西下台后，匈牙利国内的矛盾得以缓和，局势暂时平静下来。哥穆尔卡硬顶赫鲁晓夫　　波兹南事件后，曾被斯大林的走卒打入大牢、刚刚恢复名誉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哥穆尔卡在波兰悄悄推行“非斯大林主义化”的改革政策，这激起了另一批持强硬路线者的恐惧。 1956 年 10 月 19 日，这些强硬路线派要求苏联立即派遣军队前来遏制他们认为迫在眉睫的波兰人暴动。为此，赫鲁晓夫亲自飞抵华沙，严厉谴责哥穆尔卡的新政策，并且调动驻在波兰的苏军，以此施加压力。　　哥穆尔卡与匈牙利纳吉的政治观点雷同，两人相比较，哥穆尔卡是一名更坚强的政治家。他在 40 万波兰人的集会上，公开抨击斯大林主义的恶果，许诺要在波兰实行进一步的改革，他的讲话受到情绪激昂的波兰民众的欢呼和支持。这时，“自由欧洲广播电台”十分谨慎地告诫波兰人，现在暴动将是一种自杀，支持哥穆尔卡的路线是防止苏联入侵的最好方法。“自由欧洲广播电台”的宣传受到哥穆尔卡政府的赞赏，于是，下令取消了国内对“自　　由欧洲广播电台”无线电波的干扰，使它的声音清晰地传到每一个波兰人的家庭。　　苏联和波兰的强硬派此时都意识到，一旦对波兰的改革实行武力镇压，只能激起波兰人民更强烈的反抗，局势将一发不可收拾。于是，赫鲁晓夫不得不停止对波兰的干涉，同意将驻波苏军从华沙调回波兰的基地，并且把当时担任波兰国防部长的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调回国内。　　中情局情报部长艾默里从欧洲回到华盛顿之后，与全体情报部同仁们密切注视着东欧国家事态的发展，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这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点。艾默里和他的手下人员通过在波兰的情报关系，源源不断地向美国政府提供最新的波兰内部情况和东欧事态的发展。　　艾默里与记者希金斯的私交很深。希金斯是个才华横溢、颇有魅力的随军记者，在朝鲜战争期间，她一直搞战场报导。她善于结交朋友，从众多的朋友中得到了许多别人无法得到的消息。她在波兰统一工人党机关报《人民论坛报》结交了几名编辑和记者，彼此间的关系相当不错。因此，艾默里经常到希金斯办公室打听波兰的情况，只要他拨通《人民论坛报》编辑部的电话，便可直接从这些消息灵通人士口中得到货真价实的情报，这些情报都是从党中央政治局的朋友那里得到的。而那些政治局委员们也有意把内部的消息透露给这些编辑们，以便使这些消息传到美国人那里，如果苏联真的大动干戈，波兰人能得到美国方面的支持。显然，《人民论坛报》的编辑们知道艾默里是中情局的高级官员，他们对他从不回避任何情况。一天，艾默里带着刚收到的新情况约见惠勒。惠勒是一位卓越的军事领导人，后来担任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艾默里跨进惠勒的办公室，便急不可待地问道：“将军，请你发表高见，第三次世界大战会爆发吗？”惠勒明白艾默里的意思，他坦率回答道：“我们正密切注视着东欧局势的发展。”艾默里听后说道：“要是波兰发生战争，波兰可以动用 25 个师的兵力来抵抗苏联人，只要我们能向波兰提供物质援助，东欧的这场交战将对我们美国有利。”惠勒感谢艾默里给他提供的重要情报，他认为很有参考价值，因为军方的情报人员并没有给他提供什么新鲜的东西，他们依然认为，共产党阵营是铁板一块，不会分裂。送走了艾默里，惠勒马上召集部下，对波兰形势作了重新估价，草拟了一份应急计划。这时，华沙传来了消息：哥穆尔卡硬顶着赫鲁晓夫的恫吓和苏军武力的威胁，终于赢得了胜利。苏军开进匈牙利　　波兰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到了匈牙利，这个消息极大的鼓舞了知识分子阶层，他们纷纷上街举行游行示威，要求纳吉上台执政，并逮捕前任党中央第一书记拉科西。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西欧悄悄酝酿着另一场危机??　　1956 年 10 月 23 日，在法国巴黎沿塞纳河畔几英里的塞夫勒，英国、法国和以色列三个国家的代表确定了向埃及进攻的最后步骤。应当说这一事件对匈牙利事件的命运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就在这同一天，上台不久的匈牙利党中央第一书记格罗步其前任后尘，动用国家保安队镇压示威群众，并把纳吉抓了起来。格罗的高压措施激怒了广大的匈牙利人民，工人也加入到学生的行列，抗议格罗的暴力行径。国家保安队用机枪扫射这些手无寸铁的人们，政府还出动军队和武装警察力图恢复社会秩序，然而，那些支持示威群　　众的部队官兵却把武器弹药送给愤怒的群众。次日，群众的示威游行转变为武装暴动。为此，党中央政治局决定解除格罗的职务，并将纳吉召回政治局，让他再度出任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和部长会议主席。　　10 月 31 日，纳吉宣布匈牙利退出“华沙条约组织”。这一行动本身实际上注定了纳吉最终的命运。在匈牙利政府大楼里，苏联驻匈牙利大使安德罗波夫跟在纳吉身后要他在请求苏联出兵的声明上签字，纳古几乎是一路小跑甩掉了他。于是安德罗波夫要求匈方政治局内亲苏派逼迫纳吉出面请求苏联出兵。后来在一名国家保安队军官的手枪威逼之下，纳吉被迫同意了。第二天黎明，苏军坦克开进首都布达佩斯，在后来的 10 天中，匈牙利人与苏军形成了拉锯战的局面。　　苏联出兵镇压匈牙利暴动，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赫鲁晓夫知道美国正值大选的时期，现政府为了争取连任，一般都不会在重大国际事务上采取冒险的举动；现在英法派兵入侵埃及，使西方国家之间的利益和政策发生了冲突，彼此关系已经明显紧张起来。在这种形势下，苏联出兵匈牙利，除了在政治上会引起一些反响外，决无其他后顾之忧。所以，赫鲁晓夫才下定决心，放手大干了。“解放”1956 年 11 月 1 日。“救急！救急！救急：求助！求助！求助！”布达佩斯电台反复播放着紧急呼救的信号，其中伴随着阵阵爆炸声和枪炮的轰鸣。“美国军队在哪里？求助！求助！”??其实根本就不存在任何美国军队前来“救急”的事情。　　中情局犯下的第一个大错误是，它答应了它不能给予的东西，唤起了不能实现的希望，发动了一场注定失败的暴动。然而，这不是中情局一家的失误，它只是在重复国务卿的“战歌”，从事总统的旨意。艾伦杜勒斯曾对同行说过，假如共产党威胁要接管一个国家，他不会“等待邀请后再前去援助”。艾森豪威尔的共和党曾许诺要帮助东欧各国“从苏联的桎梏中解脱出来”，这使许多东欧血统的美国人在 1952 年大选中投了艾森豪威尔的票。这些许诺还在匈牙利、波兰、民主德国和其他地区的人民中造就了海市蜃楼，而且被“自由欧洲电台”和“美国之音”装潢得越发宏伟逼真。每逢圣诞节，白宫都在电台向东欧人民“致以节日的问候”，“了解你们正在遭受的痛苦，同你们有着共同的信念，即你们的权利一定会使你们重新回到自由世界各国的行列中来”。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次在匈牙利的失败竟是中情局秘密活动的一次巨大成功的结果。1952 年，共和党在竞选运动纲领中信誓旦旦地保证要“解放东欧”。约翰杜勒斯说：美国将“运用一切手段”去实现东欧的解放。艾森豪威尔当天晚上打电话告诉他，以后要在“一切”与“手段”之间加上“和平的”几个字。尽管如此，但强调的还是“解放”。　　这种口号在美国国内称得上是竞选运动的火腿肉，能吊不少人的胃口。但是，东欧人不知道如何区分美国竟选中的牛皮和实际行动中的排骨。其实，关于解放东欧的言辞都是为美国国内政治服务的，并非真要仗义挺身。在美国很少有人认真对待“自由欧洲电台”的广播或白宫的侠义声明。那种认为东欧人只要效法“法国抵抗运动”就能取得独立的想法是极其荒谬的。“法国抵抗运动”胜利的原因至少有三：1.盟军吸引了几乎全部的德军；2.几乎　　全体法国人都支持“法国抵抗运动”；3.法国有一个紧密团结的地下组织。这些因素在 1956 年的东欧根本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美国人侈谈“解放”，纯属欺世盗名。　　赫鲁晓夫出动了 20 万大军和 2500 辆坦克进入匈牙利。在布达佩斯街头的激战中，数万匈牙利人付出了血的代价。　　此时，艾森豪威尔甚至连想都没想过对匈牙利给予公开的军事支持。当有人询问他时，艾森豪威尔指了指地图说：“匈牙利四面是陆地，和西藏一样，我们根本不可能在那里作战。”这倒是真话，美国根本不具备赶走 20 万苏联红军的能力。　　“解放”成了一场骗局，它过去一直就是一个骗局。中情局内部当时有不少人对艾森豪威尔的变卦感到气愤。科尔比那时只是个小人物，他回忆说： “毫无疑问，威斯纳和计划部的其他高级官员，特别是负责秘密行动的人在武器、通讯器材和空中补给方面作了充分准备，以支援自由战士，这本来正是使情报局具有准军事性质的目的。”“尽管美国坚定地承担遏制苏联人的义务，但它并不准备试图解放苏联人势力范围内的任何地区，这一点已最终确定下来。”　　其实，美国的“诚意”在 3 年前就已经很明确了。 1953 年 6 月，万名柏林工人走上街头请愿，要求政府降低最近提高的劳动生产“定额”。当时中情局驻柏林站站长亨利赫克谢尔请求上峰允许他们予以武装支援，但被拒绝。6 月末，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决定，通过莫斯科向民主德国提供有限的食品援助，以示“关怀”。柏林 6 月暴乱被苏军平息。从这个意义上讲，白宫和中情局就是制造动乱的祸手，杀人不见血。　　1956 年初冬，白宫对美国的全球战略进行了一次代号为“日光浴”的总检查。会议在白宫后花园里举行，由国务院、中情局和美国军方的专家代表 A、B、C 各方提出自己的战略路线。A 组组长乔治凯南慷慨陈同，主张采取 “遏制”方针，“让铁幕下的人们自己起来解放自己”，同时美国给予他们适当的支持；这种做法耗资少，同苏联发生战争的危险性也小。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与会者发言结束时说，他赞成凯南的观点，这正是美国应采取的战略决策。中情局摩拳擦掌　　计划部长威斯纳和其他一些中情局的高级官员根据所掌握的情报和眼前的事态，预见到赫鲁晓夫在匈牙利的军事行动将会得手，为此，他们忧心忡忡。威斯纳怒不可遏，破口大骂英法两国只顾自己在中东的殖民利益，葬送了自 1945 年二战结束以来把东欧从苏联控制下一举夺回的最好机遇。不久前，威斯纳在希腊时患了肝炎，现在精神上又受到沉重打击，病情每况愈下。尽管如此，威斯纳还多次催促杜勒斯局长尽快批准“红袜子—红帽子”行动中的地下武装人员“出击东欧”，并动用中情局的秘密军事力量，支持匈牙利的抵抗者。最初，杜勒斯很想支持匈牙利人与苏联人干到底，但随着中东苏伊士运河危机的加剧，杜勒斯就举棋不定了，埃及发生的事件毕竟比匈牙利事件更重要。再则，中情局的情报分析专家尽管不象军方情报官那样，把东欧国家看成铁板一块，但是他们坚持自己的意见：东欧的共产党政权决不会因内部发生骚乱而垮台。他们说，波兰的哥穆尔卡只是在共产党的阵营中坚持改革，匈牙利的纳吉也没有寻求以另一种制度来代替共产主义制度，说到底，他们都不是美国人所钟情的西方式的“民主自由的斗士”。分析家们的这些观点对杜勒斯具有很大影响。　　现在，各路情报纷纷涌向华盛顿。有一份情报说，苏联已经从罗马尼亚和乌克兰地区调集了大批军队向匈牙利边境进发。情况已经很明显，克里姆林宫不再需要寻找什么借口来掩饰自己的军事行动，他们决心尽快使自己的卫星国后院秩序安定下来。对此，有人提出尽快动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队开入匈牙利，这个建议立即遭到了否决。理由是，在中欧的苏联军队的人数和装备都远远超过北约可调动的力量，苏联在该地区的后勤供应线也比北约短得多，一旦动用了北约军队，就必然增加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危险性。　　情报部长艾默里看准了苏联在匈牙利采取军事行动中的不利因素，大胆提出了一个新设想。艾默里认为，苏联核武器的力量薄弱，目前又遭到匈牙利军方和老百姓的联合抵抗，苏联与匈牙利东部连接的铁路线和公路线十分脆弱，只要有选择地对苏联的里沃克地区、罗萨尼亚以及罗马尼亚西部山区要隘处进行核打击，那么，苏联通向匈牙利的运输线将会处于瘫痪状态，美国先发制人地使用核武器可以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艾默里精心起草了一份给苏联的最后通牒，要求苏联立即停止在匈牙利的军事行动，否则，美国将采取相应的军事行动。艾默里把这份最后通牒交给杜勒斯局长，请他呈交国务卿和总统以作为参考。艾默里很自信地对杜勒斯说：“要是赫鲁晓夫问国防部长朱可夫元帅，是否准备和美国打一场核战争，朱可夫肯定回答说没有准备好。这份最后通牒一定会吓倒苏联人的。” 计划部长威斯纳十分支持艾默里的设想，同时，他又提出要采取常规的秘密军事行动。在苏伊士运河危机发生前的一段时间里，威斯纳曾逗留在联邦德国和奥地利，当地人仇视苏联的情绪很深，这对他的触动很大??在艾默里和威斯纳两人的共同催促下，杜勒斯找他那担任国务卿的哥哥密谈了好几次。杜勒斯最后一次从他哥哥处回来后，将他们兄弟俩商量的结果告诉了艾默里和威斯纳。杜勒斯遗憾地说：“你们的建议和设想无法付诸行动。”他感叹地继续说道：“当我们的盟友正犯下同苏联类似的侵略罪行时，即使苏联用武力镇压了匈牙利的暴动，我们又能拿苏联人怎么样呢？” 威斯纳据理力争。他说：“解放东欧和击退苏联军事力量是艾森豪威尔总统在 1952 年大选时定下的两个目标，中央情报局为了等待东欧可能出现象今天这样的局势，已经做了将近一年的准备工作。”杜勒斯解释道：“总统大选正在进行，现在不是大动干戈的时候。”“红袜子—红帽子”胎死腹中　　中情局计划部筹划的。‘红袜子—红帽子”秘密行动已经准备就绪，只等上面一声令下了。然而，匈牙利事件发展得如此之快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正当华盛顿为美国是否要卷入这场事件而争论不休的时候，匈牙利的暴动被镇压下去了（需要提及的是，在匈牙利事件中，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盖伦领导的联邦德国情报机关向匈牙利人秘密提供了武器弹药，支持暴动）。于是，一切都划了句号。　　11 月 4 日，匈牙利成立了以卡达尔为首的工农革命政府，纳吉被迫出走，躲到南斯拉夫大使馆避难。后来，在苏方允诺不伤害纳吉的条件下，铁托同意交出纳吉。然而，纳吉一离开南斯拉夫大使馆，立即被克格勃特务拖走，不久被处决。临刑前的纳吉伊雷姆说：“在多瑙河的河谷，我曾在 1953　　年和 1956 年两次试图挽救社会主义的荣誉。拉科西和俄国人都阻止了我。如果现在需要用我的生命来证实共产主义者并非是人民的敌人，我甘愿做出这一牺牲。”对于莫斯科的背信弃义，铁托怒斥苏联人是“大骗子”，终生不忘； 1989 年，匈牙利国内为纳吉恢复了名誉，几十年来一直忍辱负重的前匈牙利共产党总书记卡达尔沉痛地说：“我敢保证，纳吉从来不是反革命分子。”　　就在匈牙利事件刚刚结束之际，苏联官方谴责“自由欧洲广播电台”煽动匈牙利国内反革命暴乱。　　欧洲委员会和迈耶带领的中情局人员分别对苏联的指控进行了“调查”，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也责令政府人员调查此事，调查人员反复收听了所有的录音带，得出的结论是，苏联对“自由欧洲广播电台”的指控是“无中生有”。然而，调查材料证实，当匈牙利事件进入高潮时，“自由欧洲广播电台”不象在波兰事件发生时那样沉得住气，而是采取了露骨和“偏激”的态度；电台不加评论地转播了匈牙利各地广播电台的广播，其内容正是谩骂、攻击和反对拉科西、格罗政府的，有的则直接攻击苏联，并呼吁外界的援助。这些广播内容正符合中情局的一些人想要插手匈牙利事件的愿望。其实，“自由欧洲广播电台”在大政方针上一直都是按照中情局的旨意办事的，并未“出格”。另一组奉总统之命调查东欧秘密行动的特拉斯科特将军发现，“匈牙利人受到了威斯纳手下特工的鼓动”，相信一旦反叛开始，美国军队会立即干涉；在布达佩斯发生暴动时，威斯纳仍加紧策划在捷克斯洛伐克发动叛乱。这位将军使总统相信，如果那样做，结果仍是一场灾难。就这样，威斯纳的秘密行动结束了，有关人员被解散。11 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尼克松副总统也从维也纳去了奥匈边境，他在那里询问从布达佩斯逃出来的大学生，他们是否认为“自由欧洲广播电台”及 “美国之音”的广播在鼓动他们起来反叛方面产生了影响。学生们简短地回答道：“是的。”就“红袜子一红帽子”秘密行动来说，从一开始就走漏了风声，即使按计划执行，也是必败无疑。仅举一例。联邦德国盖伦的情报机构为这一行动提供骨干人员，然而它派驻北约司令部的联络官海因茨费尔夫是苏联间谍，他接触过北约所有的秘密档案，包括“红袜子一红帽子”行动。威斯纳甚至把费尔夫请到美国去密谋策划。由于费尔夫历史上当过纳粹，他不能获得签证，于是威斯纳给他伪造了身份。费尔夫的克格勃上司对威斯纳曲线帮助苏联间谍进入美国真要感激涕零了。　　再说威斯纳，其建议被杏定后，一气之下飞到了维也纳，他似乎想近在咫尺地目睹自己匈牙利之梦的破灭。有一天晚上，他在边境过夜，看着匈牙利那边机枪一闪一闪的火光，那是苏联保安正在试图阻止难民们逃往西方。威斯纳难过地离开了奥地利。不久，威斯纳回到了华盛顿，这时他已经处于一种狂躁的状态，经常咒骂英国、法国和以色列入侵埃及，为苏联出兵匈牙利提供机会，并大发脾气，乱摔东西。一次，威斯纳病情发作，狂暴喧嚣，同事们手足无措，不得不让医务人员将他抬出中情局总部，由狄克赫尔姆斯代理他的工作。威斯纳其人4 个月以后，威斯纳康复出院，仍然回到了计划部。可是，就在他作了一次环球旅行，回到华盛顿之后，旧病复发，从此一蹶不振。　　7 月 4 日，正好是周末，威斯纳、比斯尔等一些中情局高级官员相约一起来到位于波托马克河畔的尼采家中聚会。尼采曾任国务院政策司司长，后来又担任过海军部长和国防部副部长，他被认为是美国当代第一流的战略理论家。威斯纳比别人来得晚，他兴冲冲地捧着好几匹妇女用的布料走进屋子，大家被他这一异常举动搞懵了。威斯纳却毫不理会，他滔滔不绝地同大家瞎扯，讲话很快，不难看出，威斯纳的精神分裂症又犯了，大家都为他惋惜??　　1958 年，威斯纳离开了计划部，去伦敦站当站长，由比斯尔接替他，担任第四任计划部部长。虽然威斯纳还想在情报站做些“有用的事”，但他的病情日益加剧， 1961 年他不得不辞职。 1965 年，威斯纳在马里兰州自己的农场里用猎枪自杀。　　威斯纳是一个典型的“冷战狂”、在中情局里的地位举足轻重。他是密西西比人，过去在华尔街当律师，在二战时期成为战略情报局最早的成员之一；他在罗马尼亚和土耳其都干得不错。罗马尼亚著名的普洛耶什蒂油田的确切位置就是他侦察到的，这才使美国空军轰炸机把它彻底摧毁了。　　1944 年 8 月，威斯纳参加了由苏联人协助的紧急空运行动，撤走了 1300 名同盟国战俘。航空救援小组离开后，威斯纳作为战略情报局驻布加勒斯特办事处负责人留下来。他发现，德国人和他们的罗马尼亚盟友在苏联人进军中仓惶逃跑时丢下了许多情报档案，于是威斯纳和他的小组抓紧搜集秘密档案，网罗德国间谍和帮助纳粹反对苏联的罗马尼亚奸细，还有那些愿意改弦更张为新主子效力的老牌特务。 1945 年春，威斯纳一伙被苏联人赶出了罗马尼亚。1945 年秋，杜鲁门总统解散了战略情报局，威斯纳离开了情报部门，他和密友杜勒斯重操旧业开办律师事务所。　　1948 年，威斯纳当上了中情局政策协调署主任。他的第一个设想——建立“自由欧洲广播电台”于 1949 年实现了，这个电台从一开始就像芒刺一样使东欧政府痛苦难熬。他还是帮助盖伦建立联邦德国情报组织的重要人物之一。在中情局内，他的昔日好友史密斯和杜勒斯先后成为局长，对他相当依重，他自然干得更欢了。威斯纳中等身材，很粗壮，秃顶，说起话来有些夸夸其谈，但搞起秘密行动来，“鬼点子最多，脑子最活”。 40 年代后期，美国共产党的诺埃尔菲尔德跑到苏联后，威斯纳拐弯抹角地给斯大林送去一份假情报说：“菲尔德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个特工人员。”斯大林相信了。于是，菲尔德被克格勃抓了起来。由于菲尔德在二战时期在欧洲做流亡人士的工作，与东欧许多领导人熟悉，由此，东欧国家的许多领导人被大逮捕的浪潮席卷进去，在这次清洗运动中，大约有 15 万人被捕，一部分人被处决，大部分人被送往劳动营服苦役。　　还有像策划军事行动颠覆阿尔巴尼亚、在柏林掏洞窃听，寻觅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危地马拉发动政变，以及在印尼进行的流产叛乱等等，都与他有关。此时他担任中情局主管计划的副局长。许多人认为，威斯纳本来是可以当上局长的。　　十五、苏伊士运河危机英美算计纳赛尔　　1956 年 10 月 23 日，英国、法国和以色列在离巴黎不远的赛夫勒召开秘密会议，制订了最后的行动方案：由以色列首先向埃及的西奈半岛发动进攻，英法两国遂以“保护苏伊士运河”为借口，派遣军队重新夺取苏伊士运河。苏伊士运河是一条具有重要经济价值和战略地位的国际航道。运河北起地中海沿岸的塞得港，南到红海之滨的陶菲克港，全长 172.5 公里，河面宽180～200 米，可通行 6.5 万吨的巨轮。运河的通航大大缩短了从欧洲到印度洋和太平洋西岸各国的航程，与绕道非洲的好望角这条航道相比，从欧洲大西洋沿岸各国的印度洋之间的航程可缩短 5500～8000 公里，从地中海沿岸各国到印度洋缩短了 8000～10000 公里，对于黑海沿岸各国来说，则缩短了12000 公里。欧美石油需求量的 80％必须经过苏伊士运河这条便捷的航道来运输。实际上，苏伊士运河是中东的石油大动脉。仅在 1955 年一年之内，大小油船共运载了 6700 万吨的石油经苏伊士运河运往欧洲各国。因此，运河的主权国埃及成了国际关系中的一张王牌。　　英美两国在对待埃及的问题上一向存在着分歧。历史上，埃及是英国的殖民地，苏伊士运河就是在那个时期开挖通航的。作为老牌的“大英帝国”，虽然已经衰败，但它一心要维护其在埃及的殖民利益。美国是后来居上者，国力雄厚，财大气粗，它不希望英国在中东和埃及坐大，自己吃独食。总的说来，美国不支持英、法等国继续保持其殖民统治，但是作为自己的西方盟国，美国时时注意协调自己同这些老牌殖民主义国家的关系，以符合对苏冷战的全局。1952 年 7 月 23 日，中情局支持年轻的埃及军官纳赛尔上校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政变，推翻了英国卵翼下的法鲁克国王的统治。1953 年 6月 18 日，纳赛尔宣布废除君主制，成立了埃及共和国。中情局由小罗斯福出面，秘密资助了以纳赛尔为首的政变领导人，并为他们出谋划策。国务卿杜勒斯任职后，首次国外旅行就拜访了纳赛尔。杜勒斯在同纳赛尔的交谈中明确表示，美国不参与英法两国在中东的殖民利益的争夺，但是最担忧苏联和共产党会插手中东事务。纳赛尔当即向杜勒斯诘问到：“我怎么向我们的人民解释，我对持枪站在 60 英里外的苏伊士运河上的人不关心，反而去担心千里之外举着刀的那个人呢？”杜勒斯向纳赛尔表示，美国愿意派中情局支持纳赛尔，并向他提供贷款援助以修建阿斯旺水坝。从那以后，纳赛尔和美国确实热乎了一阵子。　　纳赛尔上台后，于 1955 年 2 月向美国寻求援助，购买武器，但美国故意要求资金枯竭的埃及必须用现金支付，而当时英法不卖武器给埃及。于是，埃及用棉花换取捷克的苏制武器（实际是经苏联的同意），这使美、英感到不安。　　1955 年 12 月，英美两国出于各自的目的，正式向纳赛尔提出建造阿斯旺水坝。英国希望借此机会诱使纳赛尔采取亲西方的政策，以确保其油船在苏伊士运河上畅通无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国务卿杜勒斯想借此机会拉拢纳赛尔和新兴的民族主义者，两人都把这当做加强世界反苏力量的一项长远计划。实际上，美国和英国在中东问题上都有着自己的如意算盘。1956 年 7 月，埃及接受了美、英贷款建议。但是此前，纳赛尔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接待了苏联外长的访问，而且苏联已经为修建水坝提供了贷款。于是美英两国马上通知埃及，撤回贷款建议。　　众所周知，英国并不喜欢纳赛尔，他们千方百计想把他赶下台，从而恢复法鲁克王朝在埃及的统治。 1953 年，英国首相丘吉尔说过：“在没有美国或其他任何国家帮助的情况下，英国也要保护自己的利益，尤其要保护自己在中东的利益。”　　1953 年，英国情报机关招募了纳赛尔的空军情报部门头目穆罕默德卡利尔，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英国人先后付给卡利尔总共 15 万英镑。但是，英国没有料到卡利尔对埃及政府忠心耿耿，他向纳赛尔告了密。后来，纳赛尔揭穿了英国要在埃及复辟法鲁克王朝的阴谋，并公开了英国的底牌。　　小罗斯福在回忆这件事时谈到，英国知道美国也不满意纳赛尔的所作所为，因此他们曾向美国提出共同策划秘密行动，在埃及再来一个宫廷政变，推翻纳赛尔，另换傀儡上台。而美国方面却持谨慎态度。他们对英国人说： “从原则上说，我们也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但我们不相信，在目前的条件下，赶走纳赛尔会取得成功，况且我们还没有找到愿意担此重任、而且又有把握取得成功的宫廷政变组织者。你们可能会找到敢冒此风险的埃及人，但你们衡量过他的能力了吗？”中情局拒绝了与英国情报机关的合作。在当时的情况下，杜勒斯兄弟考虑的不仅是美国在中东的商业利益，而且还有美国在中东的政治影响。在他们看来，政治因素更重要。他们的目的是想把中东的民族主义者拉到反苏反共的阵营中来。当然，英美两国在中东地区还有商业利益上的冲突，布赖米绿洲的归属问题就是其中的一例。英美“柔道”　　1954 年，鉴于由美国财团组成的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在沙特阿拉伯拥有巨额投资，而且沙特阿拉伯人十分倾向于美国人，沙特国王和费萨尔王储向美国提出以石油为代价，请美国人帮助沙特阿拉伯获得对布赖米绿洲的主权。布赖米绿洲一直被英国控制下的阿曼和阿布扎比占有，沙特阿拉伯对此垂涎三尺，想把它弄到手。中情局局长杜勒斯承担了这项任务。他再次委派曾在伊朗的“阿贾克斯”行动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小罗斯福作为他的“地下大使”飞往沙特阿拉伯。小罗斯福与沙特国王商量后，准备在布赖米绿洲先搞一次公民选举，以作为日后夺取绿洲的借口。为了避免在选举中节外生枝，小罗斯福送给当地酋长一辆带有空调设备的高级轿车，想以此来讨好对方。小罗斯福明知这位酋长与阿布扎比酋长是兄弟俩，手足之情岂能被区区一辆轿车所代替，因此，第一次计划失败了。经过深思熟虑，中情局狠下心来，决定出巨额金钱贿赂对方。于是，小罗斯福又向这位酋长建议，只要对方肯把布赖米绿洲割让给沙特阿拉伯，对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开放，不让英国控制的伊拉克石油公司在那里钻井抽油，他愿意支付给对方价值 9000 万美元的黄金，这批黄金将由中央情报局、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和沙特阿拉伯共同支付。老奸巨猾的酋长哪肯轻信小罗斯福的许诺，他要小罗斯福写下书面材料作为凭证，但这一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于是，酋长出卖了美国人。英国人恼羞成怒，就此事向日内瓦的国际法庭提出起诉。中情局为了掩盖事情真相，便设法贿赂日内瓦国际法庭的仲裁人，但是这番运作徒劳无功。最后，英国人还是打赢了这场官司，布赖米绿洲仍归阿曼和阿布扎比所有。杜勒斯没有就此事责怪小罗斯福，因为他毕竟尽了最大的努力。纳赛尔得罪西方人　　1956 年 4 月，埃及、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和也门成立了一个反对以色列的军事联盟。艾森豪威尔鉴于来自国内的政治压力，则越来越倾向于被阿拉伯国家视为不共戴天的敌人——以色列一边。5 月，纳赛尔断绝了与台湾蒋介石的外交关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样一来，得罪了华盛顿的反共政客们，国务卿杜勒斯先前许愿的资助埃及建造阿斯旺水坝一事在美国国会难以通过。7 月 19 日，杜勒斯公开宣布，美国取消援助埃及修建水坝的贷款计划，这使纳赛尔在国内的威望受到严重打击，他被美国的要挟激怒了。7 月 26 日，纳赛尔宣布，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将原先由英国控制下的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　　纳赛尔的这一行动是无可非议的。早在 1954 年，纳赛尔推翻法鲁克王朝以后，曾与英国签订了一个协议，让英国工程技术人员参与苏伊士运河的管理，但是守卫运河的英国军队必须在 1956 年全部撤离埃及。协议中还附带这样的条款：一旦埃及、土耳其或其他的阿拉伯国家遭到除以色列外其他国家的侵犯时，允许英国军队重返埃及。显然，现在纳赛尔提出收回苏伊士运河公司并将其国有化是正当的、合法的。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见缝插针，不失时机地向纳赛尔提出共同控制苏伊士运河的建议，但遭到了纳赛尔的断然拒绝。杜勒斯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正是在这个时候，英法两国决定利用目前美国人对纳赛尔怀有敌意和不满，趁机收回自己在埃及的殖民利益。他们在私下里曾向杜勒斯透露过这种打算，但他们没有把详细计划告诉他。其实，杜勒斯通过自己的情报关系，对此有所知晓，但是杜勒斯抱定一个宗旨，对方既然没有通过官方渠道向美国通报他们的计划，他就不参与英法两国的阴谋，坐山观虎斗。1956 年 10 月 29 日，在暮色的笼罩下，以色列向埃及发动了突然袭击，不到两天就占领了西奈半岛。　　10 月 30 日，英、法两国向埃及和以色列发出最后通牒，要双方远离苏伊士运河区。这是预先安排好的一场戏，目的是想束缚埃及人的手脚，同时为出兵入侵埃及制造借口。埃及为了抵抗以色列的侵略，必须要把军队和军需物资送往苏伊士运河的对岸——西奈半岛，因此埃及对英、法的最后通牒不予理睬。于是，英法两国以此为由，出动飞机轰炸埃及的军事目标，并派出军队在苏伊士运河邻近地中海的一侧登陆。—叶知秋　　事前，中情局没有得到英、法、以三方进攻埃及的官方计划。此时，美国正值总统大选时期，忙得不亦乐乎的艾森豪威尔总统对中东的突发事件大吃一惊，他尤其对英法两国领导人事先隐瞒入侵埃及的计划非常恼火，为此，他决定将英、法在中东的利益抛置一边。　　实际上，中情局对英、法、以三国进攻埃及一事并不感到意外。此前，中情局通过对一份普通电报的分析，已经估计到以色列将进攻埃及。　　10 月 25 日，美国在以色列的武官向华盛顿陆军部发来一份电报，电文是这样的：“刚才想到应该把此情况告诉你们。我的汽车司机——一个独腿断臂、瞎了一只眼的后备役军人，也被应征入伍了。”　　10 月 26 日上午 7 时半，情报处长艾默里象往常一样，按时来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他看到了这份从军方转来的电报，立刻发现其中大有文章。以色列的战备动员竟达到了如此的程度，显然不仅仅是出于防御的目的，而是为　　了进攻别人：约旦军队对以色列有威胁，但决没有大到迫使以色列连残疾人都应征入伍的地步，既然约旦不足为惧，那么，以色列进攻的对象只能是埃及。最巧合的是，从星期五的日落起到星期六的日落止，正好是犹太教徒的安息日，犹太人在这一天不吃不做。由此，艾默里推断，以色列很有可能在下星期一上午向埃及发动进攻。于是，他放下电报，立刻来到局长杜勒斯的办公室，他对杜勒斯说：“以色列已经作了战争总动员，应该马上通知观察小组”（观察小组系美国情报委员会下属的预报情况的小组委员会）。 “我已经发出通知了，一小时后召开紧急会议，我马上就到那里去。”艾默里说完就匆匆离开了局长办公室。　　当天晚上，国务院和中情局的有关人员对艾默里作出的推断进行讨论。反间谍处处长安格尔顿被认为是同以色列的情报机关“摩萨德”关系最密切的人，大家请他发表一下看法。安格尔顿说：“艾默里的预测似乎有点骇人听闻，我不相信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昨晚，我一直同在华盛顿的以色列朋友呆在一起，他们一点也没有透露过此事，我推测这是以色列人在搞战备演习，并非是想对别国发动进攻，我不相信以色列会去打埃及。”讨论会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　　星期六上午，国务卿杜勒斯在办公室又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艾默里把自己的推断又陈述了一遍。杜勒斯想起英法两国曾向他透露过要夺回苏伊士运河的意图，他把英法的意图和艾默里对以色列的推断联系起来，还是倾向于艾默里，认为他的推断有可能是正确的。当天晚上，杜勒斯准备到达拉斯发表演讲，原想提及一下此事，但犹豫再三，他最终还是在讲话稿上划去了有关的两句话。后来他回忆说：这样做是为了“避免被外界人误认为以色列把进攻埃及的事情已预先通知了我们美国”。10 月 29 日，华盛顿正式得到了以色列向埃及发动进攻的情况报告，国务卿杜勒斯和国务院的一些官员十分钦佩艾默里的敏锐反应和正确推断。然而，艾森豪威尔对于杜勒斯事先没有向他告诫此事很不满。山姆大叔伤心了 11 月 6 日，以色列已经占领了西奈半岛的大部分地区，英法联军也控制了几乎整个的苏伊士运河区。这一天，恰好是美国总统的投票选举日。3 天以前，国务卿杜勒斯因患癌症，需要立即住院作外科切除手术，此时正是艾森豪威尔在总统任期内最困难的时候。艾森豪威尔知道，如果他公开反对英、法两国的军事行动，将会使他显得无能，影响他的形象。更使他和白宫班子闹心的是，英、法、以偏偏在匈牙利发生暴乱这一非常时刻，到中东折腾，这不仅使西方阵营面临分裂的危险，使美国分散精力，并给苏联人遮了丑，使其有机可乘，在匈牙利下手。　　事实果真如此。赫鲁晓夫瞅准了西方国家之间正在勾心斗角，美国的艾森豪威尔本人又忙于大选，于是，他安下心来，在匈牙利放手大干，为所欲为。事件发生后，赫鲁晓夫提出建议，由苏美双方联合调停苏伊士运河危机，他警告英、法两国必须迅速撤军，否则的话，苏联将以武力支持埃及。艾森豪威尔十分清楚，赫鲁晓夫想借此机会在中东扩大势力范围，同时将世界舆论的视线从匈牙利事件中转移出去。经过一番冥思苦想，最后，美国只得同苏联一起，在联合国会议上通过一项决议，谴责英法两国在中东采取的军事行动。美国还通知英国，如果在周六前不撤兵，美国立即中断经济援助贷款。美国对法、以两国也施加了压力。12 月 22 日，鉴于各方面的巨大压力，英、法两国被迫从埃及撤军，苏伊士运河将重新回到纳赛尔政府的手中，在此之前，暂时由联合国军看管。苏伊士运河危机得到了解决。　　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苏联是赢家。实际上，苏联只是卖了一个口头人情给埃及。出于对苏联的感激和信任，从此，纳赛尔领导下的埃及与苏联的交往日益增多，两国关系逐渐密切起来，而美国在中东和埃及的影响却受到了严重的削弱。　　中情局曾向和纳赛尔共同推翻法鲁克王朝的纳吉布将军提供了一笔巨款，要纳吉布建造一个“开罗塔”，以纪念为埃及共和国诞生而作出贡献的中情局人员。后来，纳赛尔与纳吉布闹翻，纳赛尔便将这笔钱全部没收了。美国还曾向沙特阿拉伯的费萨尔王储馈赠了巨款，但是，费萨尔手里拿着中情局的钱，背地里却支持纳赛尔，成了纳赛尔的“情报员”。美国人好不伤心！十六、黑鸟计划　　1954 年上半年，以基利安为首的美国情报咨询委员会召开会议，根据该委员会提出的一份关于未来敌国发动突然袭击情况的调查报告，研究如何改善美国的战略报警体系。会后，情报咨询委员会责成埃德温兰德领导的一个小组委员会寻找一种有效的方法来监视苏联的军事行动和军事设施。　　不久，中情局照片判读室主任阿瑟伦代尔让基利安、兰德等人参观了一些摄影技术方面的惊人发展。兰德对高水平的新型摄影机、镜头和特殊胶片留下了深刻印象。同时，兰德十分欣赏伦代尔的高超判读能力，他经常侦查出照片上看不见的东西，“其价值胜过万字情报和一千个间谍”。难怪克莱因称伦代尔是“超级判读大师”。于是兰德开始思索在苏联上空拍照的途径。　　兰德获悉，6 个月前，洛克希德公司向空军推荐了一种高空单引擎侦察机的设计构想和图纸，但被拒绝。空军反而订购了一种轻型轰炸机，但试飞后效果不理想。于是空军又转向气球计划，准备利用这些无人驾驶的气球飘过苏联上空进行侦察，然后在太平洋区域回收。可试飞了多次，还是不行。兰德断定，空军拒绝洛克希德公司的设计构想是个大错误。他私下说服了艾伦杜勒斯把侦察机的研制工作接过来。这样，兰德小组委员会经过研究，向基利安委员会提出了两项建议：1.立即制造一种能飞越苏联上空而不需中途加油的高空侦察机，其飞行高度必需超越导弹的射程范围；2.研制一种专供飞机上使用的、具有高分辨率的照相机。情报咨询委员会采纳了兰德小组委员会的建议，并向艾森豪威尔总统提出了具体实施的方案。　　在感恩节的前一天，兰德、杜勒斯、基利安和帕塞尔晋见总统。经过考虑，艾森豪威尔批准了这一方案。他说：“伙计们，我相信美国需要收集这类情报，我也准备批准情报咨询委员会提出的计划，但我要提醒诸位的是，我们所作的一切事情迟早要暴露出来，那必将引起一场风波。”总统反复强调，要严格控制该项计划，注意保密。杜勒斯将该方案抓到手之后，立即委派自己的特别助理理查德比斯尔专门负责该项工作。　　比斯尔于 1954 年刚刚加入中情局，杜勒斯独具慧眼，马上就看中了他，并委以重任。比斯尔虽没有长期从事谍报工作的显赫经历，却有着令人羡慕的、丰富多彩的生活经历。在 30 年代，比斯尔就读于伦敦经济学院，成了英国前工党领袖、经济理论家哈罗德.拉斯基的得意门生；1936 年，比斯尔在耶鲁大学任教，他率先在美国传播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参加和组织了盟军的海上行动；大战一结束，他又成为“马歇尔计划” 的鼓吹者，积极在美国国会兜售“马歇尔计划”。比斯尔与中情局计划处处长威斯纳的私交很深，和杜勒斯也有一面之交，并且和马萨诸塞州参议员、后来任美国总统的肯尼迪是好朋友。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比斯尔在中情局里十分受人欢迎。耐人寻味的是，比斯尔在中情局的杰出贡献并不是用他的经济学家的手腕来管理中情局，而是用技术手段来收集和管理情报，从此开创了中情局情报活动的崭新时代。　　比斯尔有着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在原子武器引起世界恐怖的年代，要正确地评价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和紧张，不能只限于收集政治情报，中情局的　　情报收集和情报管理需要进行改革。比斯尔和一些有识之士率先将美国先进的电子、航空和计算机技术应用于情报工作中，这对于着眼于近期效果、习惯用传统的方法来收集情报的机构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转折。　　根据杜勒斯的指派，比斯尔代表中情局参加了在空军研究发展局局长室举行的会议。会上，比斯尔提出总统批准的计划应由中情局来控制，中情局将从局长支配的资金中提取 2200 万美元，作为全部的研制费用，这样，整个计划就不必得到国会批准，还可以避免延期和额外的麻烦。对于该计划来说，保密工作是头等重要的，一旦泄了密，让苏联人知道此事，他们势必要抓紧时间，研制出对付美国新式飞机的导弹。会上决定，把计划研制的飞机列为中情局最高机密的工作项目；为了掩人耳目，这架飞机被正式命名为 U—2 型飞机。“U”在美国空军的飞机用途分类中代表“杂务”的意思。以此类推， “S”代表“侦察”，“B”代表“轰炸”，“E”代表“战斗”或“格斗”， “A”代表“攻击”，“C”代表“运输”，“SR”代表战略侦察??。比斯尔运筹帷幄　　在是否应用技术手段搞侦察这一问题上，杜勒斯和比斯尔确实要比前任中情局局长史密斯有魄力。史密斯在位时，白宫曾准备把中情局变成拦截空中电讯的中心，然而，史密斯没有接受这个任务。在他看来，分析电讯任务，提取有用的情报才是中情局的主要任务。史密斯不想包揽和管辖分布于世界各地、占地达上万英亩的电讯拦截站以及在里面工作的数千名技术人员。1952 年，只得新成立了一个国家安全局，负责拦截全世界的无线电通讯，其总部设在马里兰州的米德堡。它接受中情局的工作委派，在业务上服从于中情局。在杜勒斯和比斯尔的眼里，新成立的国家安全局是中情局的一大损失，它削弱了中情局在美国对外情报工作中独占鳌头、一统天下的地位。杜勒斯和比斯尔不愿中情局落后于自己的情报伙伴，他俩相信，一旦 U—2 型飞机研制成功，它发挥的作用将使中情局在运用技术手段收集情报方面与国家安全局相媲美。在 U—2 型飞机的研制过程中，比斯尔的组织和管理能力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杜勒斯对自己“伯乐识骥”的才能颇为得意。比斯尔独立领导这项工程，甚至不让艾伦杜勒斯插手。在他看来，保密不仅意味着安全，而且意味着绝对控制，控制就是力量。比斯尔挑选了几名精干的人员组成了一个特别小组，他们在离中情局总部不远的 E 街秘密设立了一个办公地点。 1954 年 12 月 1 日，比斯尔的特别小组正式定名为发展规划组，确定 4 名行政、会计、承包和作业的官员进行工作（后来又增补了 2 人，但办公室里从来没有超过 8 人）。这样就使发展规划组的财务和行政管理与中情局里的其他机构截然分开。发展规划组在顶峰时期有 250 人，其中 30 名是负责安全的官员，还有一些人负责电讯和联络方面的工作。为了保密起见，发展规划组里的来往电讯都是通过军方的通讯网络，使用的密码系统也不同于中情局其他部门。发展规划组还准备了 3 个飞行大队，其中 675 人分驻在国外的空军基地，200 人留守华盛顿，150 人被派往爱德华空军基地和犹他州试验场，比斯尔说服了艾森豪威尔总统，让 U—2 型飞机的研制工作在犹他州的联邦原子能试验场进行，利用原子能委员会这顶保护伞，防止秘密泄露出去。一切安排就绪，各路人马开始分头工作。比斯尔私下与洛克希德公司签订了合同。洛克希德公司同意耗资 2200万美元，造出第一架 U—2 型飞机，公司从费用中提取 9％的利润。合同中附带说明，如果飞机的费用低于 2200 万美元，洛克希德公司的利润还可增加，公司的总裁凯利约翰逊亲自负责飞机的设计工作，他是个老资格的设计专家，曾设计过 P—38 轰炸机、F—104 战斗机等最先进的美国军用飞机。由于约翰逊同基利安委员会有关系，所以他对政府制造 U—2 型飞机的意图十分清楚。他理所当然成为比斯尔最中意的人选。比斯尔要约翰逊先造一架 U—2 型飞机的样机，以考察飞机的性能是否能达到设计要求。8 个月后，在加利福尼亚州伯班克附近的一个秘密车间里，第一架 U—2 型飞机诞生了，总共耗资 1900 万美元。此前，比斯尔通过在壳牌公司任职的詹姆斯H杜利特将军，要该公司研制一种供 U—2 型飞机使用的在高空不凝结的特殊航空燃料。不久，该项目如期完成。　　U—2 型飞机的结构是全金属框架，翼展为 103 英尺，机身长 63 英尺， “几乎全身都是机翼”，实际上，它就是一架装有发动机的风筝。飞机配有一个特殊的涡轮喷气发动机舷外支架轮子，它要在 70000 英尺以上的高度，以每小时 500 英里的速度飞行，稍有疏忽，飞机就会向下俯冲或倒栽。驾驶这种飞机难度很大，因此在爱德华空军基地，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对 U—2 型飞机驾驶员进行了特殊方式的严格训练。与 U—2 飞机相配套的照相机也试制成功了。这是一种广角镜头的照相机，拍出的照片清晰度高，通过 7 个胶片窗口，在一个画幅上可拍摄 125 英里宽的地面。当飞机在高空侦察时，每次可拍摄 8 小时的照片，需要的软片数量非常多，为此，又研制出一种又轻又薄的硬性生胶片。每次飞行可携带3560 米胶卷。1955 年 8 月 6 日，第一架 U—2 型飞机试飞成功，技术性能测试的结果令人十分满意。嗣后，中情局转交给艾森豪威尔一张照片，上面是他在佐治亚州奥古斯托夫打高尔夫球时把球从地上捡起来的情景。当总统得知这是 U—2 型飞机在 20000 米以上的高空拍摄的照片时，他看了又看，赞叹不已。此时，战略空军司令部试图管辖 U—2 型飞机，遭到杜勒斯和比斯尔的拒绝。他们得到了艾森豪威尔的支持。总统还确定，虽然飞行员将来自战略空军司令部，但他们必须接受文职身份，在与中情局签订合同之后参加飞行。白宫决策　　到 1956 年 6 月为止，美国已经制造了 22 架 U—2 型飞机，它们分布在土耳其、联邦德国、英国，日本、挪威、巴基斯坦和台湾的空军基地。所有的飞行员都是从军队退役的民航驾驶员，他们与中央情报局签定了高薪受聘的合同。在名义上，U—2 型飞机属于美国国家航空与宇宙航行局，作为“飞行气象实验站”，负责“采取放射性样品”，实际上它归中情局指挥，活动计划要经总统批准。　　6 月，艾森豪威尔总统批准了中情局的计划方案，派遣 U—2 型飞机首次在苏联上空进行侦察飞行。飞行的具体日期由中情局自己决定，但艾森豪威尔只给了他们 10 天的权限，所有行动必须在 7 月 5 日前结束。比斯尔抓紧时间，组织了 4 架 U—2 型飞机，配备了 6 名飞行员和 200 名地勤人员。飞机从土耳其的日契尔利起飞，越过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上空，拍摄了许多重要的设施和军事布防的照片，然后在挪威的多博安全着陆。艾森豪威尔对派飞机到苏联领空侦察一事一直持谨慎态度。他很清楚，苏联迟早会用导弹将飞机打下来，因此他寄希望于美国能尽快发展侦察卫星。但在目前情况下，U—2 型飞机确实发挥了不少作用，它提供了有关苏联军事战略部署的重要情报。权衡之下，艾森豪威尔只好冒着风险，批准了中央情报局在苏联使用 U—2 型飞机，但对飞行的次数作了严格的控制。每次飞行都要履行严格的手续：事先，中情局必须拟定本次飞行侦察的任务和侦察目标，并征求情报委员会的意见。然后在艾森豪威尔的椭圆形办公室举行专门会议，讨论此事。出席会议的除总统外，还有国务卿杜勒斯、国防部长或副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中情局正副局长杜勒斯和卡贝尔将军、比斯尔以及总统的军事秘书古德帕斯特。会上，由比斯尔介绍本次飞行计划以及所采取的安全防卫措施，然后，华盛顿的最高决策者点头批准。从 1956 年 6 月到 1960 年 5 月，美国 U—2 型飞机在苏联领空共计进行了至少 50 次高空侦察飞行（据说美国总统并非全部知道，因为杜勒斯一开始就没有想事事汇报），绝大部分的飞行集中在 1956 年～1958 年。飞机每次飞越苏联上空时，都有特定的目标，一般不重复侦察同一个目标。飞机驾驶员可根据实际情况，偏离原定的航线，但决不允许改变飞行的高度。正是这一规定，才使飞行员在执行任务时，意外地获得了许多重要的情报。　　U—2 型飞机的间谍活动遍及全世界。1956 年它侦察到英、法联军的船只正在集结，准备进攻埃及，还拍摄到以色列飞机轰炸埃及空军机场的照片，使白宫得以在事实的基础上做出决策。1958 年 9 月，“中国人对台湾发出了最可怕的威胁。U—2 型飞机的侦察飞行却没有发现中国集结部队准备进攻。”艾森豪威尔获悉后，就在美国全国电视广播中宣布：“没有任何让步可言??也不会爆发战争。”“不久，‘危机’消失了”。值得一提的是，随着高空侦察照片的大量获取，中情局照片判读室主任伦代尔手下的判读员由当初的 20 人已经猛增到 1200 人。“新大陆”　　1957 年 2 月的一天，U—2 型飞机飞越苏联某地上空时，飞行员突然发现远处的地面结构十分奇特，飞行员断然改变原定航线，朝那个方向飞去。当时，飞行员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并不知道那里是苏联的丘拉坦洲际弹道导弹基地。像往常一样，飞行员归来时，带回许多高空拍摄的胶卷。5 天后，判读员根据冲印出来的照片，制作了丘拉坦发射场的模型。对于中情局来说，这是一次特大的收获。U—2 型飞机在苏联上空飞行时，航线经常变化，除了从挪威的多博起飞外，有时还从巴基斯坦的拉合尔和白沙瓦起飞。中情局想以此迷惑苏联。然而，他们怎么也没想到，当 U—2 型飞机第一次出现在苏联上空时，苏联的雷达已经发现了它。在后来的 4 年里，苏方通过外交途径向美国提出了多次警告。　　1957 年 8 月 26 日，苏联成功地发射了第一枚洲际导弹。6 个星期后，苏联又把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成功地送上了太空。　　苏联空间技术的发展速度如此之快震惊了美国国务院和中情局的情报分析专家，正如几年前，苏联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一样。但是，这一次，华盛顿最高当局并没有感到特别的惊奇。因为中情局已向白宫报告了 U—2 型飞机发现了丘拉坦发射场和其他发展导弹技术的设施。艾森豪威尔及其顾问们认为，既然苏联能比美国提前一步把卫星送上天，那么，它完全有能力把美国的 U—2 型高空侦察机打下来。因此，白宫对是否再使用 U—2 型飞机　　变得更加谨慎了。　　1959 年 4 月 11 日，为了进一步弄清苏联军事设施的情况，艾森豪威尔再次批准动用几架 U—2 型飞机去苏联领空“窥视”。但是到了第二天，总统突然改变了主意。他把国防部长尼尔麦克尔罗伊和比斯尔叫到办公室，对他俩说：“在目前的环境下，我们不能再让世界舆论谴责我们美国了。现在只有美国才有这种能力从事高空飞行侦察活动。”比斯尔完全领会艾森豪威尔的意图，经过周密安排的 U—2 型飞机侦察计划只得停下来。与盟国联袂　　比斯尔很有心计，他知道，中情局要继续派飞机去苏联侦察，就得另想办法，从总统的限制中解脱出来。比斯尔想到了英国皇家空军，准备请他们帮忙，承担一些飞行任务。杜勒斯局长也有类似的想法。有杜勒斯撑腰，比斯尔的胆子更大了。他向英国皇家空军正式提出此事。英国人对于送上门来的肉是求之不得的。然而双方在谈判时却遇到了麻烦。英国皇家空军认为， “如果英国作为美国合作的伙伴，驾驶 U—2 型飞机对苏联进行侦察，那么在每次飞行前，必须要同时得到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的批准。”比斯尔解释道： “我们不想把这种合作的方法作为伙伴关系，我们美国自己有权拟定 U—2 型飞机的侦察任务，不必听从伦敦方面的任何指挥。因此你们执行飞行任务，也不必得到华盛顿方面的批示。”皇家空军的人终于明白了比斯尔的言外之意。于是，双方的交易谈妥了。英国从美国得到了 5 架 U—2 型飞机，停放在塞浦路斯和土耳其的空军基地，准备执行飞行任务。比斯尔在中情局和皇家空军之间负责对苏联侦察的协调工作。比斯尔对英国方面采取的安全保密措施非常满意，他认为，和皇家空军打交道完全可以放心行事（虽然双方谈得不错，而且英国对最初进行的侦察飞行也很卖气力，但英国人后来就不那么合作了，经常保留侦察资料）。与此同时，比斯尔又去找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向对方提出了同样的建议，阿登纳很爽快地同意了。于是，在联邦德国的威斯巴登建立了一个由中情局控制的 U—2 型飞机基地。比斯尔还去找了法国总理，征求对方意见，然而双方会晤后毫无结果，比斯尔便没有作进一步的努力，因为比斯尔和大多数中情局的人都持有这种看法：法国的安全保密工作不可靠。从更深一层来说，法美两国关系不融洽是这次谈判失败的根本原因。在西方盟国中，法国的对外政策可谓是独树一帜，经常与美国相抵触。比斯尔的英、德之行圆满成功。知情者认为，中情局向英、德提供了 U—2 型飞机，决不是杜勒斯和比斯尔滥用职权，如果没有美国总统和英、德两国政府首脑的同意，这笔交易绝不会成功。比斯尔所起的作用只是在一个大王国里再建立一个小王国罢了。厄运　　1960 年 5 月 1 日，收敛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中情局馋性难捺，决定派加里鲍尔斯驾驶 U—2 型飞机进入苏联领空对一些重要城市进行侦察摄影。殊不知，这次飞行栽了大跟头，从此结束了 U—2 型王牌侦察机在苏联的历史使命。　　鲍尔斯是从土耳其的因契利尔起飞的。预定首先在丘拉坦发射场上空拍照，继而向北飞行到苏联原子弹研究中心斯弗罗夫斯克和普列谢茨克一带地区。根据美国国家安全局拦截到的电讯表明，普列谢茨克是苏联最新建立的发展 SS—6 型洲际弹道导弹的基地。鲍尔斯准备结束飞行时在挪威的多博降落。　　　　艾森豪威尔和赫鲁晓夫本来预定在 5 月份进行两国最高级首脑会晤。艾森豪威尔打电话给杜勒斯，批准中情局这次带有特殊使命的飞行任务，但必须在美苏首脑会晤前两星期完成，决不能因这次 U—2 型飞机的侦察任务而影响两国会晤。中情局想等到天气好时再让鲍尔斯飞行，可是，苏联北部持续的恶劣气候使飞行计划一拖再拖，直到 5 月 1 日，总算来了好天气。鲍尔斯熟练地驾驶着 U—2 型飞机在苏联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上空飞行了 4 个小时，突然，他感到飞机后部被什么东西猛推了一下，他坐在座位上，身体不由自主地朝前倾了一下，双腿被夹在仪表板下。说时迟，那时快，飞机随即呈螺旋形状向地面倒栽。“天哪！完蛋了！”鲍尔斯惊叫了一声。打着转的飞机所产生的强大离心力使鲍尔斯动弹不得，但他此时却十分冷静，他知道，如果自己借用弹射椅使自己脱离遇难的飞机，那么自己的双腿肯定完蛋。他迅速打开座舱罩，小心翼翼地将身体和双脚向外移动，他已经没有时间接好电线，按一下按钮让飞机自行毁灭，也没有吞服事先准备好的氰化钾毒药去自杀，他想再碰碰运气。看准了时机，他灵活地跳出了座舱??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当他迷迷糊糊地睁开双眼时，发现周围站着一群持枪的苏联士兵。就这样，鲍尔斯成了苏联人的俘虏。苏联人对鲍尔斯还算客气，没有让他享受闻名于世的克格勃酷刑。在苏联人的详细审讯中，表面驯服的鲍尔斯并没有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讲出来，苏联人也没有刨根问底地追询不休；他们此时最关心的是有关 U—2 型飞机技术性能方面的情况。既然有了一架坠落的残机，苏联人已经很满足了。其实，击落 U—2 型飞机并不象后来苏联官方人士所吹嘘的那样轻而易举。60 年代初投靠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苏联军事情报机关格鲁乌上校潘可夫斯基透露，为了击落它，苏联当时发射了 14 枚导弹，都没有直接命中，只是其中有 1 枚导弹在飞机附近爆炸才把它打下来。30 多年后，苏联的前空军将领在回忆此事时透露，从 U—2 型飞机第一次进入苏联领空那天起，苏联人花了整整 4 年的功夫，付出了多次机毁人亡的巨大代价才算把它击落（而且有 1 名苏联飞行员因被己方导弹击中而牺牲）。还有人进一步透露，为了击落 U—2 型飞机，苏联克格勃特工事先在土耳其因契利尔基地曾对那架 U—2 型飞机的飞行高度仪表做了手脚（换上一颗磁性螺丝），致使鲍尔斯在苏联上空飞行时一直认为自己处于 50000 英尺以上的高度，实际上他当时的飞行高度只有 30000 英尺，因此在苏联萨姆导弹的有效射程内他被击落了。5 月 1 日下午，古德帕斯特向艾森豪威尔报告，在苏联上空执行侦察任务的 U—2 型飞机“迟迟未返，有可能失踪了”。此时，白宫很自信，认为“没有理由惊慌失措”：第一、大家都认定鲍尔斯报销了；第二、中情局曾向总统保证，“如果飞机失事的话，不会留下任何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因为飞机装有自毁装置”；第三、无论如何，赫鲁晓夫对此都不会说什么，正如他未曾提到以前 U—2 型飞机多次进入苏联领空一样。　　关于前两点，中情局对艾森豪威尔的保证糟透了。鲍尔斯没有死，而且试图销毁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是不可能的，这一证据就是胶片本身。前中情局副局长莱曼柯克帕特里克于 1968 年写道：“还没有人设计出一种方法能很快地销毁紧卷成一卷、长达几百英尺的胶片。即使鲍尔斯及时按动了‘爆炸按纽’，将飞机和摄影机炸掉，苏联人仍能找到成卷的胶片。”　　中情局曾告诉艾森豪威尔说，飞机上有“自毁装置”，这不是老实话。这一装置必须由飞行员控制，而且只有一个 2.5 磅重的炸药包，根本不足以　　“毁灭”一架飞机。艾森豪威尔的儿子约翰艾森豪威尔后来愤愤地说：“中情局向我们许诺说，苏联人甭想得到一个活着的飞行员，然而，他们却把降落伞给了这个狗娘养的家伙！”　　飞机出事后，美国国家航空与宇宙航行局立即发表一个新闻公告，声称有 1 架“气象飞机”失踪了。　　5 月 5 日，赫鲁晓夫宣布苏联击落了 U—2 型飞机，并谴责了这一挑衅行动。　　U—2 飞机被击落已经过了好几天，可是苏联对于生擒飞机驾驶员鲍尔斯和收集到了飞机残骸一事只字未提（赫鲁晓夫有意要作弄美国人）。而美国方面却想当然地认为，鲍尔斯在跳出座舱前，肯定会打开飞机的自毁系统，已经是机毁人亡了。假如鲍尔斯没有死，被苏联人擒获的话，相信他也会借口飞机迷失方向，或是说对发生的事记不清而搪塞过去。所以，当苏联人谴责美国派遣侦察机侵犯苏联主权时，艾森豪威尔还振振有词地驳斥苏联人是 “捏造事实”。赫鲁晓夫见美国人上了圈套，于是在 5 月 6 日公布了 U—2 飞机残骸和鲍尔斯本人的照片，使美国难堪。但赫鲁晓夫并不想为这件事而影响美苏首脑会谈，因此他有意给艾森豪威尔留下台阶。他声称，艾森豪威尔总统对这次 U—2 飞机事件可能不知情，是杜勒斯和美国军方的擅自行动造成的。此时，摆在艾森豪威尔面前的只有两条路，1.要么顺着赫鲁晓夫给出的台阶下来，佯称对此事不知，由艾伦杜勒斯承担“欺君惑主”的罪名，而且杜勒斯也已经同意甘当替罪羊，递交了辞呈；2.由自己承担责任，保住杜勒斯??经过一番苦心思索，5 月 11 日，美国国务院受权表示遗憾，但断然否认 U—2 飞机入侵侦察是下属的擅自行动。声明中直言不讳地承认，此事是经总统批准的，这是美国国家安全的需要。对此，赫鲁晓夫记者招待会上咆哮说：“想不到这计划是经美国总统批准的，难道他们还要我喝彩不成？！做这类事情，简直不顾自尊。??在他的声明中露出了恐怖的军国主义狼牙。”赫鲁晓夫断然取消了预定在巴黎与美、英、法三国首脑举行的最高级会晤。赫鲁晓夫当初热切期待最高级首脑会议，而后又断然取消，其原因说法不一：1.为了在政治局内部持强硬路线的同伴面前显示自己也是个强硬派；　　2.此时，艾森豪威尔的总统任期即将结束，下一届民主党人肯尼迪上台希望很大，苏联对肯尼迪抱有好感，愿意把缓和的资本出让给肯尼迪，而且肯尼迪上台不久果然实现了美苏首脑会谈；　　3.苏联本来在 U—2 飞机事件中已经给了美国政府一个下台阶的机会，同时也是为最高级会谈留有余地，但美国的态度使苏联认定艾森豪威尔根本没有认真会谈的诚意，而且，在美国对 U—2 事件强硬蛮横的态度下，苏联参加会谈简直就是磕头下跪，赫鲁晓夫当然不能干。　　艾森豪威尔为 U—2 型飞机承担责任一事，就连美国的议员和普通民众都感到大惑不解，因为历届美国总统都是有错向下推，从没有认账的先例。艾森豪威尔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对间谍活动承担责任的总统。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不想让外界认为他是个被下属愚弄的傻瓜。　　自此以后，U—2 型飞机在苏联的侦察飞行寿终正寝。尽管中情局要求在苏联继续 U—2 飞行，但艾森豪威尔说，在我任内的最后 8 个月，不会恢复飞行了。显然，U—2 飞机事件使艾森豪威尔很扫兴。究其现实原因，一般人认　　为：1.苏联已经具备了击落 U—2 型飞机的能力；2.美国通过间谍卫星对地侦察的技术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可以取代 U—2 型飞机的大部分侦察任务。但是，中情局日后还继续利用它在中国和其他地区的上空进行间谍活动。　　至于飞行员鲍尔斯，在 1962 年 2 月 10 日被美国用苏联间谍头子阿贝尔交换回国。起初，艾森豪威尔不同意这种交换，他认为鲍尔斯泄露了国家机密。肯尼迪接任总统后，重新研究了这件事，他认为 U—2 事件与他无关，而交换有助于缓和美苏关系，于是同意了这笔交易。鲍尔斯回国时，美国政府很为难，不知是应该把他当做英雄来欢迎，还是作为叛徒投入监狱。中情局虽然对鲍尔斯进行了盘问，但没有亏待他，给了他 5.2 万美元的酬金。据鲍尔斯说：“有些机密我没有告诉苏联人”。黑鸟 SR—71　　在 U—2 型飞机投入使用后不久，比斯尔就奉命组织研制 SR—71 型战略侦察机。“黑鸟”与 U—2 型飞机一样，都是在“臭鼬工场”生产的。“臭鼬工场”是洛克希德飞机公司高级产品发展部的绰号。为制造这种飞机，这家公司采用了当时最新的技术，从设计到飞机的处女航仅用了 3 年时间。“黑鸟”浑身漆黑，在高速飞行时因高温而呈深蓝色，机头呈鲜红色。它的最高时速为 2600 英里，飞行高度在 10 万英尺以上。“黑鸟”于 1962 年开始飞行。尽管这时已经使用了间谍卫星，但“黑鸟”的有些功能是当时的间谍卫星所无法取代的：它装备的一种照相机可以拍摄到地面上长度仅 9 英寸的目标，它携带的另一种摄影机可以在一小时之内拍摄到近 26 万平方公里的全景照片；还有一种横向雷达可探测到两侧各 80 英里的目标讯号。1964 年，“黑鸟”编入美国战略空军，专门从事攫取情报的侦察飞行。“黑鸟”自身装备了一种能够迷惑导弹的电子干扰系统，在遭到火箭或导弹的攻击时，能使弹头在飞机以外的一定范围内爆炸。苏联曾多次以导弹攻击 “黑鸟”，但导弹飞到 8.8 万英尺的高空时就失控了，只能望空兴叹。多年来，“黑鸟”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比尔和日本冲绳岛嘉首纳空军基地起飞，围绕地球执行间谍任务。1964 年，它初出茅庐就记录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一系列数据；1965 年，它发现美军战俘被囚禁在越南北方山西的几间草屋里，美国就此出兵劫营，结果扑空；在“伊朗人质危机”期间，“黑鸟”为营救计划事先进行了侦察，但营救行动中途夭折；1986 年， “黑鸟”侦察到卡扎菲在的黎波里的一座帐篷里，接着里根下令轰炸，可飞机没有除掉卡扎菲，却把法国驻利比亚大使馆打得千疮百孔；1987 年，“黑鸟”发现停泊在阿巴斯港准备在波斯湾布雷的伊朗船只，几天后的一个夜晚，一支美国突击队在中情局特工的配合下把这艘船劫走了。　　SR—71 型飞机所参与的最重大的政治军事行动是在 1973 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当时埃及和伊拉克正在大举进攻以色列。中情局获悉，战局危急的以色列已经做出最坏的准备：使用原子弹。于是立即出动 SR—71 型战略侦察机，经中途空中加油，在 2.5 万米的高空飞越以色列的内格夫沙漠。当它飞过以色列正在安装核武器的空军基地时，一架正在东地中海上空搜索电讯情报的美国海军“鹰眼”式预警机截获到两架以色列的 F—4 型战斗机正在迅速爬高，企图拦截 SR—71 飞机。但它们无法追上，因为“黑鸟”在得到预警报告后立即升高到“鬼怪”式战斗机的升限以上，加速飞离了以色列。经再次空中加油，返回美国比尔基地。这只“黑鸟”带回的情报万分火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仓促召开会议，尼克松总统别无它法，只好动用华盛顿—莫斯科的热线，劝告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将部署在开罗和阿斯旺水坝周围的苏制“飞毛腿”导弹也装上了核弹头。这样，中东交战双方都装备了数量有限、但威力巨大的核弹头，美苏两大国就可以避免卷入，从而防止了一场美苏之间的核冲突。1973 年 10月 13 日，一艘载有核弹头的苏联货轮离开奥德萨港尼古拉耶夫海军基地。当该船抵达埃及时，以色列已经扭转了战局。此时没有必要使用它的杀手锏了，核灾难终于没有成为现实。　　作为间谍飞机，SR—71 的侦察设备还是相当先进的。但是，1989 年美国发射的更为先进的 KH—12 间谍卫星在高空摄影方面比它更胜一筹，能够透过云层和夜色拍摄到更为微小的目标。因此，这就决定了“黑鸟”SR—71 的最终命运。　　1990 年 1 月 26 日，被称为当今最优秀的战略高空侦察机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比勒空军基地正式退役，进入博物馆作为陈列品供人参观。有两位前中央情报局局长说，在“黑鸟”身上开刀的做法未必正确，因为它仍然是目前飞机中飞得最快和最高的家伙，创下了从未被击落的记录；况且发射一个先进的间谍卫星需耗资 10 亿美元，而维持一队“黑鸟”的经费一年只需 2 亿美元。　　十七、是 1000，还是 150？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50 年代，艾森豪威尔政府鼓吹“大规模报复”军事战略，其前提是美国当时拥有对苏联的核优势；核武器和远程重型轰炸机是这一战略体系的核心。　　美国军方对艾森豪威尔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和低水平国防开支政策持有异议。它首先表现在有关“战略轰炸机差距”的大争论中——　　中情局与美国空军情报部门在评估苏联空中力量这个问题上一贯存在着分歧。1947 年，中情局认为苏联最早也要等到 1950 年才会有原子弹。空军方面则坚决声称苏联的原子弹研制工作即将取得成功。进入 50 年代，双方在苏联“战略轰炸机差距”上的分歧以及后来发生的有关“导弹”情报上的分歧成为中情局与空军方面激烈争论的焦点。　　早在 1946 年还是中央情报组的时候，一些情报官员就指出，苏联一旦发展了原子弹，他们就需要拥有能运载和投掷原子弹的重型轰炸机。当时，美国空军方面对苏联发展原子弹和战略轰炸机的意图麻木不仁，注意力只是集中于苏联在欧洲部署的常规武装力量和军事行动的意图上。直至 1947 年下半年，美国空军方面对苏态度戏剧地发生了变化，似乎比谁都更担忧苏联人的原子弹和战略轰炸机对西方国家的威胁（其目的实际上是为了得到更多的拨款）。1948 年，一名苏联叛逃者透露，苏联人在美国 B—29 轰炸机的基础上，准备生产新型的战略轰炸机。1948 年 5 月 1 日，这个情报在莫斯科红场的阅兵式上得到了证实：一队图—4 型的苏联轰炸机掠过红场上空，其机型与美国 B—29 型轰炸机几乎一模一样。空军方面惊愕了。他们说：“苏联人在这样短的时间里能制造出这种类型的战略轰炸机，无疑，苏联人制造原子弹和轰炸机的能力一定大大超过我们原来对他们的估计。”此时，对苏联人素有戒心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却显得异乎寻常的冷静，他们不同意空军方面的观点。中情局的官员指出：“空军方面的估计仅仅建立在表面的观察和叛逃者提供的并不精确的情报上面，尚未得到真凭实据来证明其情报的可靠性和准确性。因为至今还没有发现任何一架图—4 型轰炸机能够中途不着陆作远距离的飞行。”1954 年 5 月 1 日，莫斯科红场的阅兵式结束后，美国驻苏联大使馆的空军武官查尔斯E泰勒上校向华盛顿发回一份报告说：一队米亚—4 型轰炸机以分列式队形掠过莫斯科上空。第二年阅兵式之后，查尔斯又发回类似的报告。这似乎证实了先前的推断，即苏联已经拥有 1000 架重型轰炸机的进攻实力。尽管中情局根据自己已收集到大量的证据，否定了空军方面估计的数量，但空军总参谋长柯茨E李梅上将仍然利用空军单方面估计的数字，并进而提出：“增加 B—52 轰炸机的攻击力已是刻不容缓的事情了”。从那以后，中情局和其他军事情报部门对美国空军部情报处的工作越来越不信任。原来如此　　事实的真相究竟如何呢？原来泰勒上校在莫斯科中了苏联人的圈套。他在红场上空观察到的米亚—4 型轰炸机和图—4 型轰炸机比起美国同类型的B—29 和 B—52 轰炸机来说，不但航程短，而且发动机的功率也相差很多。苏联制造的这两种飞机数量非常少。泰勒两次在阅兵时看到的飞机其实属于同一类型的飞机。苏联人故弄玄虚，先后采用不同的排列队形反复飞越红场上空，这就给泰勒和空军情报部门造成一种错觉，以为苏联人至少已拥有一个飞行中队的米亚—4 型轰炸机在 1955 年的阅兵式上空出现。事实上，苏联在当时仅拥有 8 架米亚—4 型轰炸机。直到 1953 年苏联才研制出 1.5 万磅推力的喷气式发动机，而这只不过是战略轰炸机所需的最低限度的功率。　　中情局抛出的有关苏联战略轰炸机的评估情报并非是情报官员的杜撰或揣测，而是华盛顿的情报专家们根据多年悉心积累和研究了苏联经济情报资料，经过综合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情报专家们的论据是：按照苏联工业生产的基础，到 1959 年，苏联达不到制造 1000 架米亚—4 型轰炸机的生产能力。因为苏联人没有足够的机械生产线和铝锻造设备来完成这项任务。中情局还通过窃取的苏联民航客机上的机舱悬架进行了金属材料化学分析，进一步佐证了自己的论点：苏联的冶金技术水平很低，达不到制造远程重型轰炸机的要求。1956 年美国 U—2 型侦察机拍摄回来的照片更加证实了苏联并没有一支强大的轰炸机部队。中情局在书面报告中明确断言，苏联的战略轰炸机数量只有 90～150 架。有关“轰炸机差距”的争论到此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