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情局50年-中情局50年-2

从此，一个在美国埋藏很深的窃取原子弹机密的间谍集团彻底瓦解了。六、间谍大师菲尔比英国绅士　　从 1948 年以后，美国密码专家破译苏联密码已经变得十分困难了。其原因是混入美同武装部队保密局的青年职员威廉韦斯班德出卖情报给苏联人，他告诉对方，美国得到了苏联的密码本，已经能够破译苏联的密码。实际上，韦斯班德并不知道真正的情况。而苏联人则草木皆兵，开始改变他们在世界各地的密码顺序，取消了所有复制的密码本。两年以后，联邦调查局确证了韦斯班德的间谍罪，可是他们企图迷惑苏联人，准备放长线钓大鱼，所以没有立刻对韦斯班德进行起诉。联邦调查局不想在苏联人面前摊底牌，也不想让苏联人估计到有多少密码被破译，有多少间谍活动已败露。　　这时，英国驻美国大使馆一等秘书哈罗德金菲尔比已经走马上任，负责协调英国情报部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的联络工作。他会晤了哈维和中情局另一名反间谍专家安格尔顿。安格尔顿是当年战略情报局招募来的新人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在军情六处的老办公楼接受过反间谍技术训练，其教师就是菲尔比。这位毕业于耶鲁大学的年轻知识分子和他的抽烟斗的英国教师一见如故，很快成了好朋友。不久，安格尔顿被派往意大利工作， 1949 年回国后，他加入了中情局特别行动处，成为一名出色的反间谍情报专家。 1949 年 9 月，菲尔比到华盛顿任职后，两人接触的机会增多，友谊日益加深。后来，安格尔顿来到哈维领导下的反间谍情报处工作，与哈维成为密友。鉴于上述原因，菲尔比在华盛顿期间，与哈维的私人交往很频繁。菲尔比对安格尔顿备加赞赏，他称安格尔顿是中情局的中坚力量。每个星期他都要约安格尔顿一起去哈维家共餐。在餐桌上，3 人谈天说地，还常常谈论各自的工作情况。菲尔比从安格尔顿的口中了解到中情局正在注意一名代号为“信鸽”的苏联间谍，他也得知美国人准备将“信鸽”诱骗出来的具体方案??对英国情报部门来说，联络官菲尔比的工作十分重要，他在实际上的作用是集大使和行政官员的工作于一身。菲尔比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有着广泛的社会联系。他作为联络官代表英国情报部门与美国方面合作，共同执行一些重大的秘密行动。因此，他不但得知中情局已破译了一些苏联人的密码，而且对联邦调查局根据破译后得到的线索进行立案侦查的几起案件的进展情况也非常清楚。菲尔比知道，美国人是从破译的密电中发现“信鸽”的。他意识到长期匿影藏形的唐纳德麦克莱恩迟早要暴露出来，大祸临头的预感使菲尔比如坐针毡，他苦苦思索着排除威胁的对策在英国密码破译人员的帮助下，中情局又有了新的发现：纽约苏联总领事馆与苏联本土通讯联系最多的时间，都发生在麦克莱恩每两周去纽约一次之后；发出去的情报还透露，情报来自英国大使馆，送情报者的妻子正在怀孕。这些线索使中情局认定间谍就是麦克莱恩。中情局的安格尔顿决定暂时不惊动他，只是把情况通知了英国情报部门，英国人这时才不得不相信他们的这位一等秘书原来是个苏联间谍。原先，英国人认为中情局对英国人的怀疑是美国麦卡锡主义向英国的泛滥，因此嗤之以鼻（关于麦卡锡主义参看第九章）。　　菲尔比将麦克莱恩已被怀疑的消息报告给苏联克格勃。但克里姆林宫非常需要麦克莱恩提供的情报，因此决定拖到不能再拖的时候再说。在巨大的　　压力下，麦克莱恩的精神开始崩溃，酗酒更加利害，他有时甚至在酒馆里醉醺醺地逢人便讲：“我是苏联间谍，我为俄国人工作。”；为此，麦克莱恩被调离美国去开罗工作，但情况更糟??经过一段时间恢复后， 1951 年他调回伦敦，在外交部的美国司工作。他的外交部的朋友们认为他没有问题，还在保护着他。菲尔比失算了　　1950 年，唐突行事的盖伊伯吉斯突然捎口信给菲尔比：“我给你带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我被安排到华盛顿大使馆来工作了”。伯吉斯性格怪癖，英国负责驻外机构安全工作的头目认为他那偏执的行为在人数少的使馆里容易与人产生矛盾，于是推荐他到规模大的华盛顿大使馆来工作。伯吉斯到华盛顿后，向菲尔比提出建议，要与他同住一间屋子。一向老谋深算的菲尔比竟然同意了伯吉斯的建议，这可以说是菲尔比本人犯下的第一个错误。伯吉斯禀性鲁莽，作为一名间谍尚有许多不足之处，其活动行迹容易暴露。菲尔比一时欠考虑，同意与他同室居住，这等于点燃了一根引火烧身的导火线。菲尔比眼下的处境并不妙，他已好久没有得到苏联上司的指示了，如果 “信鸽”一暴露，他本人也就岌岌可危了。怎么办呢？菲尔比最后打定主意，要设法转移美国人调查的方向，设法让麦克莱恩蒙混过关。菲尔比的这一大胆设想正是他犯下的第二个错误。菲尔比没有考虑到他周围有那么多的眼睛在盯着，万一他做手脚时稍有疏忽，就等于又点燃了一根引火烧身的导火线。菲尔比是个敢下赌注的人。他一旦决心已定，紧张感觉顿时烟消云散他坚信自己这第二次大胆行动能够化险为夷。 1945 年 8 月，他就采取过一次大胆行动。当时有一名在土耳其的苏联高级情报官员康士坦了沃尔科夫准备叛逃西方，他在同英国人接触时透露，有两名苏联间谍打入了英国外交部，一名打入了英国军情六处；他要求必须直接同英国情报机关的最高领导面谈此事。这份材料正好落到菲尔比的手里，他立即将此情报交给苏联在英国的谍报网，并利用职务之便，巧妙地拖延了沃尔科夫叛逃的日子，给苏联人留下足够的时间将沃尔科夫逮捕。菲尔比的阴谋终于得逞，同时神不知，鬼不觉地保护了自己，也保护了同伙麦克莱恩和伯吉斯。嗣后，军情六处在内部进行调查，结论是：由于一名外交官的疏忽，走漏了沃尔科大叛逃的消息。菲尔比毕竟老奸巨猾，他知道这次要保护麦克莱恩无异于是在走钢丝。如果有人把调查“信鸽”所遭到的意外挫折与当年发生的沃尔科夫事件联系起来的话，他菲尔比立刻就会受到华盛顿或伦敦方面的怀疑。一旦对外交官进行调查，怀疑的矛头也迟早会指向他的脑门，因此他感到忐忑不安。麦克莱恩是经菲尔比介绍成为克格勃间谍的，而且他还掌握着麦克莱恩搞同性恋时被伯吉斯拍下的照片（留做必要时用），如果麦克莱恩暴露了，菲尔比自然在劫难逃。对他来说，现在只能孤注一掷了。在麦克莱恩暴露之前，采取紧急补救措施，这样做或许可以蒙混过关。侥幸心理使菲尔比向前跨出了冒险的一步。疑窦丛生　　英国情报部门首先对菲尔比产生了怀疑。根据古曾科和沃尔夫当年检举的材料，英国情报部门开始在内部寻找这个神秘的苏联间谍。当年沃尔夫与英国人接触时，他十分担忧地反复向对方强调，他的一切行动必须直接报告给情报部门的最高领导人，否则的话，他完全可能被出卖。后来他的担忧终于应验了。究竟是谁出卖了他呢？1951 年，怀疑的焦点已经落在菲尔比的头　　上。因为有人反映： 1947 年，菲尔比在土耳其从事秘密活动，经过英国官方批准，他可以随便和苏联人接触。后来，菲尔比调到贝鲁特工作，他的身边始终保留着一张他在土耳其边境、面对苏联、以阿拉拉特山为背景拍摄的风景照。这一点至少说明菲尔比对苏联人的感情是亲切的。1938 年叛逃西方的克里维茨基也曾揭露说，有一名苏联间谍是一名英国记者，曾经在西班牙报道过西班牙内战的消息。这一系列的情况正好与菲尔比十分吻合，菲尔比当时正好为《泰晤士报》撰写西班牙内战的的消息。1951 年，英国情报部门根据种种疑点，推断出菲尔比可能是苏联间谍。但他们不想打草惊蛇，目的是要利用菲尔比将一些假情报塞给苏联人。英国情报机关借故不让菲尔比再接触机要和敏感的情报。与此同时，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哈维和安格尔顿也对菲尔比产生了怀疑。这样，便促成了英国情报机关不得不将菲尔比立刻召回英国。　　哈维和安格尔顿是中央情报局人员中与菲尔比交往甚密，友谊颇深的人。但他们却是中情局里首先对菲尔比产生怀疑的人。　　1951 年春季的一天，哈维在家里宴请菲尔比的好友，新来华盛顿工作的伯吉斯。伯吉斯擅长漫画，待酒足饭饱之后，哈维的妻子请伯吉斯为她画一张肖像画。醉眼朦胧的伯吉斯心血来潮，把哈维夫人画成一个大腿裸露，坦胸露臂的风骚女郎。哈维这时也已喝得醉醺醺的，当他和妻子一见到这幅画，顿时被激怒了。在场的安格尔顿见状马上出来打圆场，一场风波才算平息下来。哈维这个人自尊心很强，是个难以对付的人。他念念不忘伯吉斯上门对他的侮辱，一直怀恨在心，后来他又把这种仇恨移至菲尔比的身上，他认为他俩是一丘之貉。哈维发誓要寻找机会，狠狠报复他俩，出出这口恶气。由于伯吉斯在华盛顿的行为有失检点，他被召回了英国。临别时，菲尔比通过伯吉斯转告麦克莱恩：“网已向你接近，设法离开。”麦克莱恩在接到菲尔比的警告之前，已经知道风声不好。不久前，另一名在伦敦神通广大的苏联间谍安东尼布伦特已向他发出面临危险的警告。菲尔比向他在伦敦的苏联上司汇报了险情。他说，“中央情报局根据破译的 1944～1945 年的密码电报，把与‘信鸽’有关的日期排列出来，并根据当年英国使馆人员的活动记录，将麦克莱恩列为重点怀疑的 6 名对象之一。麦克菜恩这个典型的苏格兰名字将使中央情报局把克里维茨基曾说过的话联系在一起：‘有一年轻的苏格兰人充当了苏联的间谍’。麦克莱恩在 1944～1948 年期间在伦敦外交部任美国科科长，如果中央情报局把这些情况和古曾科、沃尔夫所揭发的材料联系起来的话，疑点又会落在麦克莱恩的头上。” 狡猾的菲尔比设想了一个嫁祸于人的圈套，他对大使馆的安全官罗伯特爵士说；“‘信鸽’在俄语里的读音和外交官戈勒布恩的名字颇为相近。戈勒布恩是位学者，他是否会是苏联间谍呢？不妨将这一疑问告诉伦敦，供他们参考。”菲尔比的这一策略为麦克克莱恩争得了继续拖延的时间。逃之夭夭　　1951 年 5 月 21 日，星期五，在暮色的掩护下，麦克莱恩和伯吉斯一起乘汽船渡过英吉利海峡，溜之大吉。伯吉斯的出逃事先并未作安排，也许他已厌倦当间谍而采取了这一断然行动。殊不知，伯吉斯的一意孤行给菲尔比带来了不少麻烦，人们由此加深了对他的怀疑。英国情报部门直到星期一才得知麦克莱恩和伯吉斯叛逃了。他们立即将此事通知了华盛顿。清晨，军情五处在英国使馆的联络官杰弗里佩特森打电话给菲尔比，说他收到伦敦的　　急电，请菲尔比立刻到他的办公室去。接完电话，菲尔比直奔大使馆。他推门走进佩尔森的办公室，只见对方脸色苍白。“金，”佩特森压低了声音说： “鸟飞了。”“哪只鸟？不会是麦克莱恩吧？”“正是他，更糟糕的是伯吉斯也飞了。”佩特森气急败坏地说。一听伯吉斯也溜了，菲尔比再也掩盖不住内心的恐慌和不安。　　哈维在中情局的办公室里得到了麦克莱恩和伯吉斯出逃苏联的消息，他显得异常镇静。他仔细地翻阅和整理了自己以往所掌握的有关材料。3 个星期后，他向中情局特别行动处处长递交了一份长达 5 页的备忘录，毫不含糊地指出，菲尔比也是个苏联间谍。因为只有极少数人知道中情局在秘密调查 “信鸽”案件，而菲尔比是知情者之一。哈维列举了许多事实，最后指出菲尔比与 6 年前发生的沃尔夫事件有密切关系。　　5 天以后，安格尔顿也写了一份备忘录，他虽然没有直接点明菲尔比是苏联间谍，但他详细叙述了菲尔比与伯吉斯之间不正常的关系，提出了种种疑点，字里行间不难看出他对菲尔比的结论与哈维是一致的。　　已经担任中情局局长的史密斯很快向伦敦发去两份备忘录，敦促对方立即将菲尔比召回英国。他还通知英国情报部门头目斯图尔特孟席斯，宣布菲尔比是不受欢迎的人。史密斯的态度十分坚决，他说：“如果不解雇菲尔比，我们将终止与你们的情报合作关系。”就这样，菲尔比被召回英国。菲尔比是英国名门之后，他的父亲老菲尔比是英国著名的探险家和作家。菲尔比 19 岁在英国剑桥大学读书时，就开始寻求自己的人生观。 1933 年夏天，他在临近毕业时产生了一种失望的情绪，在生活的道路上他感到迷茫惆怅。于是，他请教自己所敬佩的剑桥大学讲师莫里斯多布，一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多布把菲尔比推荐给法国巴黎的一个公开的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小组又把他介绍给奥地利维也纳的一个地下共产主义行动小组，也就是在那里，菲尔比被吸收为苏联间谍。他先在英国外交部任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始终在英国谍报部门工作，直至担任专门针对苏联的反间谍处处长的职位。因成绩“卓著”，他还得到了大英帝国的勋章。菲尔比本人对英国情报部门的那套把戏了若指掌。他知道，只要他本人坚决不承认，那么任何证据都无法将他定为苏联间谍。事实果然如此。菲尔比回到英国后，英国反间谍机关对他的间谍罪的调查很快就搁浅了，因为菲尔比在英国的那段日子里，始终没有承认自己有罪，只是承认他曾经为伯吉斯和麦克莱恩通风报信。自此以后，菲尔比虽然没有再受到重用，却也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直至 1963 年 1 月 23 日，正当英国情报部门要对他采取行动之前，他从贝鲁特逃到了苏联。菲尔比到苏联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接受他为苏联公民，并授予他克格勃上将的军衔，并向他颁发了列宁勋章、红旗勋章和各国人民友谊勋章。 1988 年 5 月 11 日，他在莫斯科逝世。英美情报界中有不少人认为，倘若当初不是菲尔比在营救麦克莱恩的工作中暴露了自己，那么菲尔比或许已经当上了英国秘密情报局局长，他会作为迄今为止最有成就的特工载入间谍史，这实在是克格勃所犯的一个大错误。损失惨重　　大西洋彼岸发生的间谍案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利益，为此，中情局对菲尔比间谍集团所造成的危害进行了检查和评估，其结果令人触目惊心。　　麦克莱恩熟捻英美两国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之间的情报协议，详悉原子能计划中对铀的需要量，他还接触过外文密码本，直接了解朝鲜战争　　时期同盟国最高领导对这场战争所制定的政策。有人指出，美国情报活动的失败就是因为麦克莱恩和伯吉斯捣的鬼。苏联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在麦克莱恩逃到莫斯科后，曾同他就某些历史事件交换了意见。后来，麦德维杰夫到西方定居，他提供了不少材料，证实了中情局的估价。　　逃跑前，麦克莱恩担任英国外交部的美国科科长，他掌握着英美两国政府之间关于朝鲜战争问题所交换的各种看法。他知道 1950 年 10 月 9 日杜鲁门总统对麦克阿瑟下达的命令：“在任何情况下，你要对中国领土上的目标采取军事行动，事先必须得到华盛顿的批准。”他还知道美国和联合国军在朝鲜战场上的军事政策：绝不把战火扩大到中国和苏联；不动用原子弹；如果败局已定，撤出朝鲜半岛。麦克莱恩在 1983 年死于莫斯科，当时他已退休，挂着苏联外交部顾问的牌子。　　与麦克莱恩相比，菲尔比给美国造成的危害更大。麦克莱恩接触的是国家战略情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情报很快就成了公开的秘密。因为，任何一个国家的意图迟早总会让世人知道的。菲尔比的情况不同，他与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的上层人物，包括中情局局长都有直接联系。他生活的世界对外人来说永远是个迷，无法评价他的间谍活动给西方造成的危害究竟有多大。不过，他是苏联最重要的一名堪称大师级的间谍，这一估价是勿庸置疑的。根据美、英情报机关掌握的资料，早在 1943 年，德国军队内部反希特勒的“黑色乐队”重要成员、军事情报局局长卡纳里斯曾多次试图与美、英情报机关建立联系，但都被菲尔比压下了。因为苏联不希望美、英单独与德国反对派建立联系。尽管菲尔比间谍集团被揭露，但英国方面并未把它所掌握的底细全部告诉美国人。 1996 年 10 月 2 日，英国《卫报》根据一批已经解密的二战时期文件披露，苏联在二战期间在英美两国有 200 多名间谍在活动；早在 1944 年，麦克莱恩就利用他在英国驻美国大使馆的特殊地位，把丘吉尔和罗斯福有关盟军在诺曼底登陆的计划、东欧国家的未来以及在战后德国建立占领区的往来电报的副本传递给苏联人。菲尔比知道中情局和英国情报机构成立了一个“特别政策委员会”，拟定了一个推翻阿尔巴尼亚工产党政权的行动计划。1946 年，英国情报机关首先采取了单方面行动。1949 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参与了英国人的秘密行动，目的是想通过军事手段，阻止巴尔干的共产党政权纳入苏联人的轨道。菲尔比把这些情况详细报告给苏联人：包括 1949 年 10 月的第一次派遣特工从海上登陆的计划、 1950 年 6 月偷越边境的渗透方案以及 1950 年 10 月美国首次以降落伞空投武装人员的计划。结果，派去的几百名反霍查政权的游击队员无一生还。　　被菲尔比出卖的另一项秘密行动是“乌克兰民族运动”。英美情报机关积极支持反对斯大林的乌克兰民族武装游击队，不仅为他们提供物质援助（包括武器弹药、食品燃料），还为他们派去了训练有素的特工人员。当时主要通过降落伞空投的方式向乌克兰境内运送物资和人员。可是派去的人员绝大部分都被苏联预先埋伏好的公安部队捕获了，这无疑是有人告密。　　在 40 年代末至 50 年代初中情局气西方国家情报机构对苏维埃帝国展开的颠覆行动一败涂地，几乎都是菲尔比出卖的结果。根据联邦调查局事后的调查报告显示，菲尔比知晓联邦调查局对原子间谍富克斯的审讯情况，以及富克斯所交待的材料，但是苏联人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保护那些为他们从事间谍活动的美国人。据说，莫斯科的克格勃头子已经得知联邦调查局准备逮捕罗森堡夫妇的消息，为了掩护菲尔比不暴露身份，苏联人决定牺牲罗森堡夫妇。杜勒斯后来在评价菲尔比时说：“他是苏联历史上最好的间谍”。菲尔比间谍案引起的另一个直接后果是给英美两国密切合作的情报关系蒙上了无法消除的阴影。在以后很长一段时期里，两国情报机构之间始终处于猜疑和怨恨的状态。七、特种工程——人体试验中情局的分析报告　　朝鲜战争期间，一些被俘的美军官兵在广播电台上作反战宣传讲话，要求美国政府停止卷入朝鲜半岛的战争。中情局的上层人物对此既恼火又疑惑。他们认为这是美国军人的反常举动，极可能是苏联人利用某种特殊的药物控制了俘虏们思维，瓦解了他们的意志，致使他们完全听命于苏联人的摆布。然而，苏联人到底用何种方法来控制俘虏的呢？这对中情局来说仍是个不解之谜，而且意义重大。为此，美国中央情报局写了一份分析报告，主要内容如下——　　“自从 1937 年臭名昭著的莫斯科公审大会以后，俄国人举行公审的司法程序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被告在法庭上常常表现出异乎寻常的举动和招供。大多数被告的行为举止如此相似，说明他们受到了同一种人为力量的操纵。最为突出和难以令人置信的例子是，匈牙利的明曾蒂红衣主教在匈牙利人民法庭上的认罪态度??这类人会认罪是令人费解的，除非认罪者的脑神经里有什么东西在作怪。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传统的肉体折磨不可能使一个人的思维发生根本变化，最多只是使人暂时屈服，可是，这种屈服绝不会是心甘情愿的。而且，肉体折磨毕竟多少会在受害者身上留下痕迹，更先进的技术可能被应用了??它包括：1.神经外科学：对大脑的前叶进行外科分离手术；2.休克法：应用电流或药物；3.精神分析法：麻醉分析与综合分析法，催眠分析与合成法；4.采用上述的综合方法。”在后来的 23 年里，中情局的反间谍处以各种名义围绕着如何控制人的行为这一课题，展开了“科学研究”工作。“蓝鸟工程”便是其中最早开展的一个秘密研究项目。“蓝鸟工程”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 1943 年 5 月，战略情报局在华盛顿开始使用印度大麻进行药物试验。同年，在纽约的“贝利蒙特—普拉扎”旅馆也进行了试验。一些美军官兵在这里被当做“实验用的家兔”，通过香烟和糖果使他们不知不觉地服用毒剂??在军事医院的临床观察中发现，一些病人麻醉后失去知觉时，便开始说胡话。此外，对犯人和受审者也使用了这类药品。第一例实用性试验就做在黑社会集团查尔斯卢西亚诺家族的成员德尔格雷西身上。当时，战略情报局想利用卢西亚诺家族帮助美籍意大利人向西西里扩张，以防备纽约的码头和船厂遭到敌方的破坏。战略情报局人员在与德尔格雷西接触和交谈时，给他吸了不少掺杂有大麻的香烟，他边吸烟边向战略情报局的人员讲述和谈论黑社会活动的情况。渐渐地，药物对神经产生了作用，狡猾的德尔格雷西变得语无伦次起来??　　“蓝鸟工程”是在希伦科特任中情局局长的时候开始进行的。中情局安全室主任谢菲尔德爱德华兹具体负责这项工作。该工程的目的是想检定一个由心理学家、测谎专家、施行催眠术的专家和其他技术人员组成的审讯组，借用药物的帮助，对犯人进行审讯时是否能取得更好的效果。一种被称为“吐露真情”的药物（戊硫巴比妥纳）首先在“绿鸟工程”中使用，后来便应用于实际审讯中。朝鲜战争爆发后的一个月，中情局就曾派遣过这样一个审讯组飞抵东京，审讯 4 名被怀疑是双重间谍的人员，审讯结果令人十分满意。1950 年 10 月，在一些被俘的北朝鲜军人身上又作了进一步的试验。当时曾在战略情报局工作过的 J乌艾特中校和 J加米利东负责提炼印度大麻的麻醉性毒素衍生物，供试验使用。紧接着又进行了“超—MK”、“三角洲—MK”、 “谢尔奇—MK”等一系列药物试验工作。　　自从史密斯担任中情局局长后，“蓝鸟工程”便由副局长艾伦杜勒斯领导。这项工程与中情局里的其他研究项目相互配合，旨在生产一种特殊的 “机器人”。技术服务室研究的“洋蓟工程”便是其中的一个。“洋蓟工程”　　“洋蓟工程”被官方美其名曰“开拓科学的方法和知识，用于改变中情局人员的态度、信仰、思维程序和行为方式，从而提高人的素质。”这需要应用精神病学和心理学的最新技术，包括使用催眠术和药物，发挥辅助作用。中情局和英国情报机关在这一时期曾多次派遣反霍查政权的游击队员潜入阿尔巴尼亚，但一次又一次遭到挫折。中央情报局上层人物十分焦虑和担忧，他们怀疑自己内部可能混入了敌方的间谍（直到后来菲尔比间谍集团被侦破才真相大白）。于是，中情局上层人物想用测谎器对所属人员进行测试??“蓝鸟工程”和“洋蓟工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加快了研究工作的步伐。“洋蓟工程”由戈特利布的助手 S埃德瓦尔德斯负责实施。研究的结果，发明了许多用于“洗脑”的制剂。换句话说，这种制剂能使人意志消沉，使那些知道得太多的人，包括中情局人员在内“洗刷掉记忆力”。例如，以印度大麻为主要原料制成的四氢大麻酮酸和麦角酸二乙基酰胺等麻醉剂，戊留代巴比妥纳麻醉剂??在这些秘密项目中，对受试者使用了电休克、X 光照射，超声波、精神疗法，甚至运用了神经外科手术。1978 年，中情局局长特纳海军上将在向参议院提交的报告中说，在不同程度上参加中情局药物试验的机构共计 44 个大学和学院， 15 个科学研究机构和制药公司， 12 个医院和门诊部，以及 3 个感化院。为实施这一计划共投资 2500 万美元。进一步调查表明，从事这类肮脏勾当的并非中情局一家。在美国拿活人搞试验的还有陆、海军的情报机构，司法部，甚至还包括卫生部、教育部和社会保险部。 20 多年来，仅陆军就对 6940 名军人和 900 名公民进行了医药和化学制剂的试验。从事这类研究试验的机构包括：纽约的蒙特—西奈医院、史丹弗大学医学系、亚特兰大周的联邦监狱、博登汤感化院、加拿大的艾伦神经病研究所。在华盛顿、纽约和旧金山，中情局则利用旅馆或专门的秘密地点进行试验。在纽约区，试验者利用妓女把病人勾引到格林威治—维利季的 81 号秘密住宅里，然后悄悄给他们喝下有毒的饮料，同时对试验对象进行暗中监视，观察药物的效果。他们把美军官兵、中情局人员、犯人、囚犯、酒鬼、癌症患者等当做试验对象。　　密西根大学心理学家马克科内尔承认，华盛顿希望有朝一日能利用麻醉剂和催眠术使局部的昏迷不醒与巧妙的奖惩制度结合起来，以达到绝对地控制人的行为。　　鉴于“蓝鸟工程”和“洋蓟工程”使用了极其敏感的技术手段和物质材料，因此整个工程进展情况严格限制在中情局少数参与试验的工作人员范围内。为避人耳目，试验工作限定在联邦德国、远东以及巴拿马运河区美国海军设施内进行。一些有特殊原因需要离开欧洲的中情局人员和他们的家属，以及被怀疑是双重间谍的中情局人员都安排居住在试验区里。不久，中情局　　计划处传出消息说：经过试验之后，几名有双重间谍嫌疑的人员被确证了罪行，然后都处决了。 10 年以后，中情局确实利用了当年的试验成果去谋杀一些外国领导人。毒品试验　　1953 年 4 月，吏密斯被任命为副国务卿，杜勒斯升任中情局局长。计划处副处长里查德赫尔姆斯向杜勒斯提出是否可以应用生物、化学药品进行试验来控制人的行动。赫尔姆斯给杜勒斯写了一份备忘录，其中提到：“应研究和发展秘密应用生物、化学药品的能力。这方面工作包括人为产生支持目前和未来秘密行动的各种生理条件，这不但是为了挖掘我们自身的进攻能力，而且有助于我们从理论上彻底了解敌人是如何在这方面开展工作的。敌人在使用生物、化学药物方面比我们还要有恃无恐，开展研究工作可使我们免于受到他们的侵害”。不久，一个用生物、化学药物在美国人身上做“科学试验”的秘密研究工作开始了。肯塔基州莱克星敦地区毒品处理中心的哈里斯伊斯贝尔博士负责把中情局提供给他的各种药物注射在他照料的几名 “毒瘾君子”身上，以观察这些药物能否产生控制人行为的效应。　　伊斯贝尔博士的试验证明，药物不能长时间地控制受试者的行为。鉴于第一批受试者都是根深蒂固的“毒瘾君子”，决定第二批受试者是身体健康的正常人。1953 年 4 月 23 日，杜勒斯批准“蓝鸟工程”、“洋蓟工程”以及伊斯贝尔博士领导的试验项目均由中情局技术服务室主任西德尼戈特利布统一协调。除了上述项目以外，戈特利布还接管了 1947 年已由海军方面着手研究的另一项目“饶舌工程”。“饶舌工程”是研究诱发人讲真话的一种特殊药物，主要运用于审讯和侦查性谈话中，使对方按照中情局的希望“唱起来”。1952 年 5 月，中情局技术服务室与陆军化学部队特种行动师合作研究的代号为“MKNAOMI”的工程也由戈特利布兼管。“MKNAOMI”工程是研究具有高效能杀伤力的生物化学武器，供中情局人员在从事暗杀和其他特殊行动时应用。“MKNAOMI”工程的研究工作一直持续到 1970 年才终止，那是因为 1969年 8 月 25 日，尼克松总统下令禁止使用任何能杀生致残的化学武器，并销毁现存的生物武器。　　此外，中情局从 1953 年～1967 年间还秘密进行人体核辐射试验（许多资料后来于 1973 年国会调查之前被局长赫尔姆斯下令销毁了）。戈特利布当时把各项工程的进展情况直接向中情局计划处处长威斯纳和副处长赫尔姆斯汇报。戈特利布与中情局安全室以及与设在马里兰州阿巴拉契亚山脉丘陵地带的陆军化学部队细菌战研究中心保持密切联系。那时候，中情局反间谍处下属的安全室对戈特利布提供的研究成果十分感兴趣，他们打算在一些中情局新雇员身上作试验，以保证新进人员的质量。奥尔森丧命　　1953 年 11 月 18 日，在阿巴拉契亚山下湖畔的一栋小木屋里，戈特利布与另外两名中情局人员正同 7 名从事代号为“MFULTRA”工程研究工作的科学家讨论工程进展情况。这种形式的讨论会每年要举行两次，那天讨论的主题是要试验一种代号为“LSD”的药物。一位曾经参与“LSD”药物试验的中情局人员回忆说： “50 年代初期，中央情报局多次得到报告，谈到苏联正加紧试验一种‘LSD’的药物，苏联人想在世界各地采购制造该药物的化学原料。于是，美国便加快了研究工作的步伐。中央情报局通过小乔赛亚梅西基金　　会和格斯奇特基金会向参与‘LSD’研究工作的医生和研究人员提供专项课题资助，整个研究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然而，那些埋头学问的研究人员并不知道自己是在为中央情报局工作。”　　那天，当讨论会快进入尾声时，戈特利布把剂量很少的“LSD”放入一瓶柑香酒里，在场的 10 人中，除 1 名心脏病患者和另 1 名绝对戒酒者外，其余 8 人都各自品尝了放有“LSD”的柑香酒，他们要亲自体验药物在人体中将会产生何种反应。　　就在他们喝了柑香酒后的几星期里，来自迪特里克堡的美国陆军生物中心的医生弗兰克奥尔森情绪变得十分低落，心境压抑。其家属反映说，奥尔森举止行为古怪，宛如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戈特利布意识到这是“LSD”药物产生了严重的毒副作用，于是，他将奥尔森送到纽约，请精神病医生会诊。经过一段时间的病情检查，医生决定送奥尔森去马里兰州罗克维尔附近的一家疗养院进行综合治疗，在动身离开纽约的前一夜，奥尔森和陪伴他的中情局人员罗伯特拉什布罗克一起住在纽约的斯塔特勒饭店。凌晨 3 点 20 分，奥尔森突然从床上爬起来，砸碎了客房的玻璃窗，纵身从 10 层高楼跳了下去，当即身亡。拉什布罗克被玻璃破碎的声音惊醒，但他却没有立即冲上去阻拦奥尔森的自杀行为。戈特利布将奥尔森坠楼自杀的消息报告了上任不久的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杜勒斯责成督察长莱曼柯克帕特里克负责调查并写出书面报告。在如何对待奥尔森自杀事件上，中情局内部意见分歧。前中情局 TS厄曼认为，当时在场的科学家们是在喝了酒后的 20 分钟，才知道柑香酒中放进了“LSD”药物。还有人说，事先曾有一名中情局官员提出，采取这样的试验方法不妥当。但军方代表认为，这是一项有价值的试验；那些人喝了酒以后，表现出异常的“欣快感”，那天夜里只有奥尔森一个人抱怨自己怎么也睡不着。　　柯克帕特里克经过调查后，采用了极婉转的语言作出结论：是“LSD”药物效应的试验导致奥尔森的自杀身亡。报告写道：“尽管戈特利布对那些用药物在身上作试验的人员十分熟悉，可是，他并不知道他们过去的疾病史。那天，只有 1 名患有心脏病的科学家和 1 名绝对戒酒者没有喝酒，显而易见，戈特利布并不知道在过去的 5 年里，奥尔森曾经有过要自杀的念头??奥尔森的自杀极可能与服用药物有关，可以说‘LSD’是奥尔森自我结束生命的触发剂??技术服务室进行这种无法控制的试验形式可能会严重损害中央情报局的名誉。而在其他部门的雇员身上作试验，一旦事情被揭发出来，将会破坏中央情报局与兄弟部门之间的关系。技术服务室主任判断能力如此之差，应受到指责。我们应告诫技术服务室主任，在应用药物作试验时，必须严格监督和控制，并且定期向计划处处长报告药物使用情况和使用结果。”　　最初，奥尔森的遗孀艾丽斯只是被告知她的丈夫死于一种不能公布于世的“疾病”，后来才告诉她实情，奥尔森是跳楼自杀身亡。中情局对他的自杀按照公务死亡处理，“对其家属给予了适当照顾”。但艾丽斯对此始终迷惑不解。直到 1975 年在丘奇委员会的一次听证会之后，她和她的亲属才真正得知事情的真相，这更使她们悲痛欲绝。 1976 年，国会通过一项法案，赔偿艾丽斯 75 万美元的损失费，福特总统以个人名义向奥尔森家属表示歉意。　　　　其实，奥尔森只是无数受害者中的一个牺牲品。还有一些人在酒吧间与特工人员偶然相遇，被引诱到中情局的“安全之家”，在那里，特工人员让他们服用各种试验药品，以便观察他们的行为变化。在联邦德国、日本、朝鲜半岛和巴拿马运河区的试验室里，这类试验一直悄悄地进行着。　　八、双管齐下菲律宾寻觅傀儡　　50 年代初，中情局远东科制定了一项长期计划：阻止菲律宾落入共产党手中。这项秘密计划在实施中意外得手，于是在中情局内引起很大反响。从此，在中情局的宝库中又增加了一条“新经验”，作为他们在以后从事秘密行动、推行美国对外政策的一整套方针手段。　　1950 年，政策协调处菲律宾地区组组长爱德华G兰斯代尔中校以军事顾问的公开身份来到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他的秘密使命是扼杀由哈克巴拉哈普领导的尚处于萌芽状态的菲律宾共产党的武装暴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哈克于 1942 年成立了一支菲律宾“人民军”武装力量。二战结束后，菲律宾各地的抗日武装力量都向政府交出了武器，只有哈克的部队没有解除自己的武装。从 1948 年起，哈克开始酝酿在菲律宾全国发动武装暴动，到了 1950 年，哈克的人民军已经控制了吕宋岛中部的大部分乡村，甚至控制了马尼拉的部分地区。　　兰斯代尔中校到了马尼拉后，精心设计了一个集政治、军事、心理三合一的瓦解哈克武装力量的行动方案。他首先看中了菲律宾人拉蒙马格赛赛，把此人预定为自己的帮手。马格赛赛是个国会议员。无论对于左翼的共产党，还是对于二战期间与日本占领军相勾结的腐败政客，他在当时被双方公认为了“诚实可靠、守正不挠”的人物，在政治上，他是这两派人都可以接受的对象。兰斯代尔多次登门拜访马格赛赛，笼络私人感情。时机成熟后，兰斯代尔便向马格赛赛摊开底牌。他把菲律宾的政治局势和面临的前途向马格赛赛作了分析，并提出了“个人的忠告”；他允诺中情局为马格赛赛提供资助，并以印传单、登广告、上广播等多种形式帮助马格赛赛在菲律宾政治舞台上崛起。 1948 年，中情局曾用类似的方法在意大利支持了德加斯帕里。和意大利的情况相比较，美国人在菲律宾具有更多的有利条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在太平洋战场上（包括菲律宾）打垮了日本法西斯，因此美国人被看作是菲律宾的解放者和可靠朋友。兰斯戴尔正是利用了美国在二战中赚取的政治资本，利用了菲律宾对美国人的好感，得以在幕后操纵着马格赛赛。“文攻”人民军　　1950 年 8 月 31 日，马格赛赛当上了菲律宾共和国国防部部长。他在兰斯代尔和中情局人员的支持下，亲自出面向哈克的人民军挑战，他的这一整套行动使他在 1953 年菲律宾大选前赢得了“民族英雄”的称号。　　马格赛赛向哈克手下的官兵们提出了两条道路供对方选择：一条路是刀兵相见，流血撕杀定输赢；另一条路是要对方的人员在某些区域内安顿下来，政府给他们土地和财产，让他们“自食其力，安居乐业”。中央情报局预先分析时认为，哈克的部下一旦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土地和财产，就不可能再听命于在山区游击基地发号施令的人民军头目了，他们必然会主动放弃与政府的抗争。马格赛赛本人出身于一个贫困的铁匠家庭，他的亲身经历使他笃信中央情报局的估计是正确的。他不折不扣地按照兰斯代尔的指示去办。马格赛赛对人们说：“如果一个菲律宾农民自己有了一块土地，谁要是想从他手中夺走那块土地，他会同你拼到底。”在兰斯代尔的帮助下，马格赛赛成立　　了一个“经济开发军团”，将缴械投降的哈克官兵改编在这个军团里，他给每个人分配了土地、房屋、农具、种子和 5 年后再偿还的贷款。不出所料，哈克的部下纷纷向政府军缴械，兰斯代尔的绥靖方案取得了“成效”。　　但是，兰斯代尔的这一做法并未得到所有人的赞同，许多习惯于叱吒风云生活的中情局官员对此感到迷惑不解。 1952 年，在计划处担任远东科科长的乔治奥雷尔竭力反对兰斯代尔的做法，他多次跑到处长办公室表示异议。他对处长说：“真是活见鬼，堂堂的中情局官员却去乡村搞安顿人员这种儿童游戏。我愿意去菲律宾与哈克在战场上决一雌雄。难道重建这个国家也成了我们中情局的任务？”奥雷尔和绝大多数中情局人员所信奉的行动哲学是残酷无情地摧毁自己的对手，他们所感兴趣的是发动军事攻势或进行军事政变，不习惯从事政治和心理攻势。　　艾伦杜勒斯、菲茨杰拉德和兰斯代尔等人毕竟更有“远见”，他们对在菲律宾搞的那一套十分满意。让外国人自己去办事，由美国人在幕后进行操纵，这一点对中情局来说是正中下怀。贼喊捉贼的“武略”　　当时，除了国防部以外，赞成“乡村安顿方案”的人并不多。兰斯代尔和他的手下深谙如何才能博得民众支持的方法。他们知道，光凭“软”功夫不能彻底取胜，文韬武略必须相辅相成。因此，他们在耍“柔”道的同时，还运用了“硬”功。 1953 年，菲律宾大选即将来临时，兰斯代尔让马格赛赛出动政府军向拒不缴械投降的哈克武装发动进攻，以保证他的“乡村安顿计划”顺利完成。尤其阴险的是，兰斯戴尔让马格赛赛的官兵乔装打扮成老百姓，有的人甚至穿上人民军官兵的服装，向哈克控制的村寨开火。马格赛赛一伙人则声称这是“哈克集团内部火并”。这样一来，在社会上造成了一种假象；似乎越来越多的人支持“乡村安顿方案”，反对哈克的“大逆不道”。为了配合武装“讨逆”，兰斯代尔根据菲律宾人恐惧吸血鬼的传统迷信心理，派人将一名在伏击中丧生的赫克族人身体的血放光，尸体抛在哈克武装驻地附近的路口，许多游击队官兵闻风丧胆，纷纷逃离。东亚“橱窗”　　大选之日渐近，中情局长杜勒斯为兰斯代尔准备了 500 万美元。兰斯代尔回电说不需要这么多，用 100 万美元资助马格赛赛竞选总统足够。在菲律宾做生意的公司，包括可口可乐公司也提供了秘密捐款，为中情局补充了活动经费。腰揣美元的菲律宾人成立了“自由选举国民运动”组织，在选民中宣传马格赛赛的政治口号“菲律宾不搞经济改革，就不能自由生存”，同时，讴歌他镇压哈克人民军的“丰功伟绩”；中情局的一名特工装扮成美国《基督教箴言报》记者，为他撰写演说词；中情局还派人在一些竞选对手的饮料中掺进麻醉药，使他们在竞选活动中摇摇晃晃、醉眼惺忪、张口结舌、丑态百出??　　1953 年，马格赛赛在大选中取胜，成为第一个由美国中央情报局直接扶持上台的菲律宾总统（后来，马格赛赛被人暗杀了）。　　兰斯代尔及其同伙为自己在菲律宾采用的新招取得成功而沾沾自喜，兰斯代尔本人也因此官升一级成了上校。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声称：“这是我们高兴地看到的一种总统选举方法。”《纽约时报》欢呼菲律宾的这次选举成功，称它是“亚洲民主的橱窗”。　　九、龙虎斗“新面貌”　　1953 年，华盛顿政界出现 3 大变动：1.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当选为美国总统，他是继 20 年前赫伯特胡佛之后出任的第一位共和党总统；2. 艾森豪威尔的当选，标志着共和党摒弃“孤立主义”政策，以积极强硬的反共姿态登上政治舞台；3.任命国务卿约翰杜勒斯的弟弟艾伦杜勒斯为中央情报局局长，原局长史密斯任副国务卿。　　艾森豪威尔是美国唯一一位一生从军，主要以其在世界大战中的功绩和名望当选的总统。但是，他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将军，而是一个军人政治家。艾森豪威尔是战时罗斯福政府的欧洲政策，以及罗斯福总统关于战后美苏关系方针的主要执行者之一。战后，艾森豪威尔继续支持杜鲁门政府的遏制政策，并且是这些政策的执行人之一。他就任美国总统后，基本上继承了民主党杜鲁门政府所实行的遏制战略和共同安全方针，只是在手段、方法上有所变化。　　对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外交政策起作用的另一强有力的人物就是约翰杜勒斯。他在历届国务卿中是思想和主张比较突出、对外交政策影响较显著的一个。杜勒斯的外交思想带有宗教色彩，他将美国传教士式的“世界使命感”运用于美国对外关系中，曾说美国外交政策“是我们国家意志在国外的具体化”。基于这种思想，在战后的“冷战”中，杜勒斯的反苏反共倾向不但意识形态色彩更浓，而且对他来说，这也是一种宗教信仰。他认为美苏对抗不是那种传统的大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可以通过利益协调和妥协予以解决，而上要是异常思想斗争，是不可调和的。他甚至认为人类的生存取决于美国的命运。杜勒斯说，战争“可能消灭俄国”，“但是战争消灭不了共产主义”。结论是，美国的根本战略目标是要在思想和政治上最终取胜，这就要求斗争的手段和方法主要是政治性的而不是军事性的。而且，只有在政治上采取进攻性战略才能最终战胜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他一再鼓吹，“我们应当让俄国共产帝国内部感到紧张和压力以便使其瓦解”。“至于是否追求解放，何时解放，怎样实现解放，这是由被奴役人民自己来决定的事”。1957 年，在一次答记者问时，杜勒斯曾预言，苏联，中国“将要发生一种演进性变化”。他说他不对这件事“定任何日期”，但是，“如果他（指赫鲁晓夫）继续要有孩子的话，而他们又有孩子的孩子，他的后代将获得自由”。他深信“共产党政权结构”终将有一天“很快崩溃”。这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美国寄希望于第三代、第四代的由来。　　“新面貌”政策是文森豪威尔政府在 50 年代初期美苏冷战加剧情况下为贯彻遏制政策而制定的。　　1953 年朝鲜停战协议签订，实现了艾森豪威尔政府的第一项政策目标。对于朝鲜战争结束的原因，白宫众说纷坛。但在艾森豪威尔政府的许多决策人士看来，美国两次发出动用原子弹的威胁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这一信念对于日后“新面貌”政策及“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　　艾森豪威尔政府的第二项重大政策目标是不再重蹈朝鲜战争的覆辙。因此，艾森豪威尔决定求助于一种新的战略，它既能遏制全面战争和苏联的扩　　张，又能阻止朝鲜战争式的有限战争的爆发，且不致过多加重美国经济的负担。艾森豪威尔认为，朝鲜战争是他的前任在遏制战略上的一个失误。　　“新面貌”政策包括两部分。一是对包括苏联、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阵营建立范围广泛的战略包围圈；二是保持战略核优势。　　“新面貌”政策提出的基本条件是美国在战略空军及核武器方面对苏联占有压倒性优势。与美国相比，苏联的战略轰炸机在数量上和性能上都远远落在后面，根本无法对美国本土构成威胁。在核武器方面差距更为突出，苏联的核武器处于初始阶段，据中情局估计，苏联当时仅有数枚原子弹，氢弹的试验也迟于美国，然而苏联在地面常规力量方面几乎一切领域拥有明显的优势。美苏在核常规力量对比方面的巨大反差使艾森豪威尔政府清楚地看到了核优势和保持这一优势的重要意义。艾森豪威尔认为，获得这一优势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的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能力的优势及其巨大潜力。因此保持核优势要比维持大量人力资源的常规力量省钱得多，这样就能更快地发展美国经济，从而为发展强大的军力奠定牢固的基础，说到底，发展经济是保持美国实力的最有效途径。这对于奉行同苏联长期对抗的方针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在艾森豪威尔执政的 8 年中，“无赤字的国家安全”一直作为美国国防开支的基本指导方针。“大规模报复”战略是“新面貌”政策的核心，其立足点是核优势。因此在建军上，艾森豪威尔政府不再搞“三军均衡”，结果陆海军经费大幅度削减，海军的费用只是由于后来研制和发展核潜艇才开始回升，而空军费用则稳步上升。与此同时，美国的核武器生产出现了“大跃进”，从 1953 年到1961 年，美国的核武器数量增加了 16 倍之多。　　50 年代发生的许多事件都证明，大规模报复战略使美国既不敢打全面战争。又不敢打局部战争，从而使这一战略原则已经走进死胡同。在朝鲜、印度支那就是这样。大规模报复战略对于遏制有限战争没有多大效果，而用来对付当时蓬勃兴起的民族解放运动更是毫无用处。从 1957 年开始，大规模报复战略遭到来自政府内外的尖锐批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基辛格和泰勒，他们分别从外交和战略角度予以了抨击。不过，作为核时代的一种军事思想，作为“灵活反应”战略诸多反应手段中的“最后一招”，大规模报复仍被后来的美国军事战略批判地吸收并一直影响至今。取而代之　　在杜鲁门时期，中情局的主要职责是收集和评估国外情报，偶尔也对外国进行干涉，但多半是秘密提供经费，不直接插手。但是在艾森豪威尔时期，中情局加强了“冷战工具”的作用，它负责制定和实施对外国政府的颠覆、破坏行动计划。　　沃尔特史密斯从 1951 年 10 月 7 日宣誓就任第二任中情局局长兼第四任中央情报主任到 1953 年 2 月 26 日辞职为止，虽然干了不到 2 年，却被认为是美国情报史上最具改革创新精神的情报总管，是中情局最有成绩的局长之一。史密斯是个极右翼职业军官，个人威望较高，他召集的会议，不用邀请，各个军事部门情报部门的负责人就会自动出席，而且直到会议就有关情报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后才离去。他平时态度生硬，言语简略，直言不讳，经常和大量使用粗话，称得上是一位驾驭官僚的官僚，他当局长期间，在其副　　手杜勒斯和杰克逊的帮助下，大胆兴革，创设了国家评估局等一大批新机构，添设了分别负责情报分析、秘密行动和后勤保障三个副局长职务；整顿了情报分析与评估程序，并有效纠正了以往情报评估总是偏袒军方的倾向；借朝鲜战争，大规模增加了隐蔽行动的特工人员，同时扩大了中情局的活动范围，使其一直延伸到远东；设立了联邦政府机构情报咨询委员会，以协调各情报机构间的工作??等等。他的这些措施确立了中情局在政府决策机构中的重要地位。　　史密斯本来不希望卸任局长职务去就任副国务卿，他非常喜爱中情局的工作，而且大家也认为他干得很出色。无奈他身体多病，只好提前离开中情局。当时，中情局里有不少人提议让原战略情报局局长多诺万接替史密斯的职位。但是，多诺万是典型的亲英派，而英国人正竭力反对由美国人独宰世界，多诺万显然不可能成为艾森豪威尔所中意的人选。多诺万落选的另一个原因是，国务卿约翰杜勒斯想要他的弟弟担任局长，艾伦杜勒斯本人也有意问鼎中情局。　　约翰杜勒斯作为艾森豪威尔的股肱在其竟选总统活动中起了很大作用，他与总统的私人关系十分密切，因此他在推荐人选上有着相当重要的分量。在进入白宫前，约翰杜勒斯利用朝鲜战争高喊要“解放东欧”，而不是仅仅“遏制”那里的共产主义势力。但是，作为国务卿，约翰杜勒斯采取的外交行动却远远要比使用外交语言谨慎得多，他实际推行的是一条外交 “边缘政策”，他不想公开动用身穿制服的美国武装力量，而是想借助中情局这支影子部队采取隐蔽行动来辅助实现自己的外交目标。让自已的弟弟担任中情局局长，就能将这个强大的秘密机构牢牢控制在自已的手中。现在艾森豪威尔任命艾伦杜勒斯为局长，约翰杜勒斯无疑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尽管社会上对艾森豪威尔的这一任命议论纷纷，认为白宫内阁成了杜勒斯的家庭作坊。艾森豪威尔对此明确地回答道，中情局是国务院（对外政策）的延伸，中情局能与国务院密切合作是再好不过的了。艾森豪威尔有着自己的打算，他不但要控制内阁成员，而且还要控制这些人所推行的政策。艾森豪威尔办外交是袖里乾坤，因此参谋长联席会议、中情局和国务院这 3 大部门正是他在冷战时期要绝对控制和重用的工具。杜勒斯与目光凶狠、不善言辞的“甲壳虫”史密斯形成鲜明对照。他和颜悦色，常常像圣诞老人那样哈哈大笑。他戴着黑框眼镜，嘴里叼着欧南石烟斗，衣着很随便，与人们所想像的间谍形象相去甚远。此人爱跳舞、好吃喝，尤其是贪恋女色，“使他那长期受到折磨的妻子感到绝望”。　　与以往局长不同的是，杜勒斯经常连篇累牍地发表演讲，兴致勃勃地著书立说。他喜欢亲自欢迎到中情局来工作的新成员，绘声绘色地叙述当年他在瑞士未能与列宁见面的遗憾。凡是呈报给他的建议，他总是限制只写 1 页纸，对那些他同意的建议，他就随手批上“可以试一试”几个字。疯狗麦卡锡　　40 年代未，所谓“共产主义威胁”论在美国政界悄然兴起，到了 50 年代初期，在麦卡锡之流的鼓噪下，“共产主义威胁”的风潮笼罩了全美国。所谓“共产主义威胁”是由 3 个“恐怖根据”组成的——1.间谍恐怖：原子间谍案；2.战争恐怖：朝鲜战争；3.赤色恐怖：所谓“中国被罗斯福以来的政府‘丢失’了”，麦卡锡指责美国国务院“已成为赤色机构”，造成了“东方四亿人的悲剧”。　　　　约瑟夫R麦卡锡是美国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此人是个反共狂。 50 年代初，他利用原子间谍案、朝鲜战争等事件在美国政界声嘶力竭地叫嚷“美国政府已被共产党侵蚀了”，“要把赤色分子统统揪出来！”??以麦卡锡为首的一伙人由此在美国朝野掀起一股大清洗、大迫害的狂潮，史称麦卡锡主义。后来人们揭穿了麦卡锡的种种谎言，这个骗子从此声名狼藉，“麦卡锡主义”也就成了反共迫害狂的代名词，实际上它是美国右翼分子制造的白色恐怖。到了 1954 年，麦卡锡主义就没有什么市场了。　　麦卡锡主义显赫扬名是从 1950 年攻击美国国务院开始的。麦卡锡声称那里隐藏着 205 个共产党分子，必须清理（然而，直到最后，麦卡锡也没有指出这些共产党人究竟是谁），由此掀起一场波澜??　　1950 年 8 月，在麦卡锡之流咄咄逼人的气势下，国务卿约翰杜勒斯和麦卡锡共同发表了一份新闻公告。公告说：“准许麦卡锡干预国务院的工作。” 麦卡锡随即将自己的亲信、原联邦调查局官员斯科特麦克劳德安插在国务院，约翰杜勒斯任命他为安全官。国务卿在任命驻外使节前，必须先征求麦克劳德的意见。一次，约翰杜勒斯根据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指示，任命查尔斯E波伦为驻苏联大使，但事先没有通知麦克劳德，这下激怒了麦卡锡，他开始向约翰杜勒斯发难。麦卡锡说：波伦在当年苏联雅尔塔召开的会议上，担任了罗斯福的译员，在与苏联人的接触中有可疑之处。麦卡锡的话顿时镇住了约翰杜勒斯。在举行国会听证会的那天，波伦来到杜勒斯的办公室，准备一起乘车前往国会。杜勒斯不安地说，两人应该分开坐车去。他还补充说，最好两人不要在一起照相。波伦冷冷地盯着这位势力眼的国务卿回答道：“我丝毫不想照相，但我相信我没有理解你的意思。”（波伦后来成为美国著名的苏联问题专家、外交智囊人物，与凯南齐名。）在一些美国人的眼里，由于麦卡锡的淫威，约翰杜勒斯要保护他手下的人员已经变得十分困难了。当时，在美国国务院中有一些被认为是对共产党或共产党国家“手软”的高级官员。例如，国务院中国科的情报分析官和外交官，早在 40 年代中国抗战时期，他们就指出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腐败没落，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及其解放区是中国的未来和希望??。于是，麦卡锡之流一方面攻讦国务院中若干搞同性恋的外交官“损害了美国的形象”，另一方面则把矛头指向所谓“倾向共产党”的国务院官员：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欧文拉铁摩尔是最受麦卡锡鞭挞的学者之一；中国科的戴维斯、文森特和克拉布同时被开除出国务院；才华出众的埃默森被剥夺了晋升大使的资格，仕途生涯从此完蛋；谢伟思则被一贬再贬，最后只能充任办事员去给护照盖章??在这场反共狂潮中，国务院里几乎所有老资格中国问题专家都被清洗殆尽，仅剩下 2 名懂汉语的官员坐守空房。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约翰杜勒斯对那些“同情中共”的国务院官员早就怀恨在心，他和麦卡锡一致认为，由于国务院的“亲共”势力左右了美国在 40 年代后期的对华政策，抛弃了蒋介石，因此导致中国大陆的“丢失”。此时他正好借麦卡锡反共之名，行排斥异己之实。当时在美同政界已颇有名气的凯南，由于主张联合国接纳中国，并警告不要越过朝鲜的“三八线”，被杜勒斯判定为“非常危险的人”，杜勒斯掌管国务院后，就将凯南解雇。如果说“保护”的话，前任国务卿艾奇逊倒是卖了不少气力。　　麦卡锡认为，自己既然能整顿国务院，当然也能管理中情局。这在当时的确并非天方夜谭，他制造的恐怖气氛使多数美国人惶惶不可终日，甚至连　　前总统杜鲁门为迎合潮流，公布了“忠诚法案”，对政府公务员进行审查和鉴定。麦卡锡的密友、联邦调查局胡佛是最先向中情局发难的人物。由于新建的中情局行使权利并取代了联邦调查局在拉丁美洲的情报网，胡佛命令在那里的手下销毁情报卷宗，对中情局实行“焦土政策”。同时胡佛指责说，由战略情报局的老牌空想社会改良家和世界大同主义者领头，共产党已经渗透到中央情报局。正是在一定程度上为了应付这些指责，本鲁门总统任命麦卡锡的密友、右翼人物史密斯担任中情局局长。有人说，史密斯的贡献之一就是安抚了麦卡锡，避免了清洗浪潮殃及中情局。事实上，前中情局局长史密斯在这甚嚣尘上的反共氛围中也夹着尾巴跟着麦卡锡狂吠。他在麦卡锡和康涅狄格州参议员威廉本顿之间的一桩诽谤案中出庭作证时说：“中央情报局里确实有共产党分子，他们的行动如此诡谲，他们的手已经伸进了政府的每一个安全机构。”其实，史密斯本人就是一个麦卡锡分子，只是他直接没有清洗中情局而已。他甚至提醒艾森豪威尔总统说，美国著名的大财阀洛克菲勒是共产党人！1953 年 6 月，麦卡锡道貌岸然地宣称：“我有充分的理由确信，至少有100 名共产党分子隐匿在庞大的中央情报局内部。红色势力最危险，我要尽一切努力将他们挖出来。”麦卡锡估计，他的一席话如雷轰顶，足以使中情局屈膝磕头，如同在国务院发生的情形一样。然而，令麦卡锡感到惊讶不已的是，担任中情局局长才几个月的艾伦杜勒斯却不象他哥哥约翰杜勒斯那样买他的账，仰仗着艾森豪威尔总统这顶保护伞，艾伦杜勒斯并没有被麦卡锡的指控所吓倒。根据法律规定，有关中情局的规模、雇佣的人员和人事档案对外是保密的，这一点确实难住了麦卡锡。麦卡锡在国务院安插了他的“地下力量”，但在中情局里却没有现职官员充当他的“耳目”，难以了解其内部情况。再则，处于“冷战”时期的中情局是执行政府对外政策的核心力量，艾森豪威尔总统决不愿这个“御用”的秘密机构受到损害。然而，麦卡锡不甘心，他终于找到了一个突破口??尼克松出面化解　　1953 年 7 月 9 日 9 点，麦卡锡领导的参议员常设调查小组总顾问罗伊M科恩打电话给中情局法律顾问沃尔特福兹海默，对他说，调查小组委员会要中情局情报处长的助理威廉P邦迪于上午 10 点 45 分到他那里去一趟。科恩最近得悉，邦迪已被中情局推荐为绝对可靠的人，准备要重用他。科恩还从侧面了解到：邦迪是前国务卿艾奇逊的女婿，而艾奇逊被麦卡锡指责为“有亲共倾向”（系指 40 年代艾奇逊同意联合国救济与复兴总署给予我解放区一些人道援助）；邦迪在几年前为了国务院阿尔杰希斯间谍案的辩护之事，曾募捐过 200 美元。科恩从捐款这件事推断，邦迪可能是中情局的 “希斯”，因此需要调查。福兹海默放下话筒，径直走向情报处长罗伯特艾默里的办公室?? 此时，局长艾伦杜勒斯正在白宫参加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艾森豪威尔总统有规定，在白宫召开会议期间，不允许任何人中途打电话影响会议。因此，艾默里现在无法把福兹海默报来的这一消息立刻向杜勒斯汇报，只得等白宫会议结束后再说。然而时间不等人??足智多谋的艾默里终于想出了一个权宜之计，从而可以拖延两个小时的时间。他让邦迪打电话给妻子，叫她赶快打点好行李，他们将一起乘汽车去新英格兰旅行，并叮嘱他的妻子，千万别再接任何人打来的电话。随即，邦迪也离开了办公室。他走后 15 分钟，中情局的工作人员陆陆续续来上班了，几乎没有人同邦迪打过照面。一切安排妥当，艾默里亲自打电话给科恩，对他说：“很不凑巧，邦迪今天没有来上班，他外出休假了。”一听邦迪外出休假，科恩知道今天没有办法再找到邦迪，他无可奈何地挂断了电话，另作打算。　　11 点左右，艾伦杜勒斯开完会从白宫回到中情局，艾默里立即把上午发生的事以及他的安排向社勒斯作了汇报。杜勒斯听完后没说话，只是点点头，他立即驱车前往副总统尼克松处。杜勒斯心里十分清楚，调查小组委员会整邦迪，目的是想捅中情局一刀。　　尼克松副总统曾和麦卡锡一起在参议院共过事，他与共和党其他人一起支持麦卡锡的调查小组委员会，他们之间的私人关系不错。他听完杜勒斯的讲述后，便去劝说麦卡锡。他向麦卡锡指出，如果麦卡锡继续在邦迪这件事上纠缠不休，或者在中央情报局身上大做文章的话，他将会明显地失去选票，麦卡锡应当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尼克松打赌地对麦卡锡说：“我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几次会议上观察过邦迪的言行和态度，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名忠于职守的美国公民，他为我们的国家已作出了重用的贡献。”尼克松又耐心解释道：“你应该理解这些来自坎布里奇的人的想法，邦迪毕业于哈佛大学的法律学院，希斯也是从该学院毕业的高材生，邦迪想帮助希斯，只是为了赶浪头，他本人却没有考虑过这浪头会冲击到何处。”听了尼克松的这番话，麦卡锡没有马上表态。再说科恩听了艾默里打来的电话之后将信将疑，他又去找福兹海默证实情况，福兹海默含糊其词地蒙混了过去。尔后，福兹海默感到心里很不踏实，他生怕事情拆穿后会牵联到自己的头上来。于是，福兹海默去找艾伦杜勒所。他面带难色地说：“要是调查小组再把我唤去的话，我可不能再作伪证了，我得如实地告诉他们，我没有见到邦迪，但是我知道，是中央情报局把他打发走的??”没等福兹海默把话讲完，杜勒斯便不耐烦地把对方的讲话打断了。他斩钉截铁地告诉福兹海默：“这是中央情报局的秘密，中央情报局内部的事，由我们自己来调查，不允许麦卡锡来干预。”福兹海默见局长真的发火了，他没说什么，就退出了局长办公室。福兹海默心里很清楚，他在艾伦杜勒斯的眼里只是一名无足轻重的人物，如果邦迪的事发生在他的身上，杜勒斯决不会如此大动干戈。邦迪的情况毕竟不同，他是前国务卿艾奇逊的女婿，曾在艾奇逊和希斯的哥哥唐纳德希斯合伙的律师事务所里干过事。为了阿尔杰希斯间谍案的辩护之事，艾奇逊和邦迪曾在一起出谋划策，也就在那时，邦迪捐赠了 200 美元的支票。这些情况，邦迪曾向中情局说明过，而且已经得到了谅解。摆在福兹海默面前的利害关系十分清楚，一旦他在调查小组委员会面前透露了真情，不但中情局的名誉扫地，就连他本人在局里的位置也会受到影响，或许还会遇到其他厄运。福兹海默在衡量了这些利害关系之后，决定守口如瓶。麦卡锡的苦心　　很快，华盛顿的报界传出消息，说中情局同其他机构一样，免不了受到麦卡锡的攻击；艾伦杜勒斯己同意再举行一次安全听证会，对邦迪的事情重新调查。舆论对中情局很不利。几天后，邦迪终于“休假”结束回到中情局，同事们见他还是安然无恙地端坐在办公桌前工作。于是社会上又传出了新的消息：中情局没有向麦卡锡让步，艾伦杜勒斯不允许麦卡锡对其下属　　进行审讯。听到舆论对自己的赞扬，艾伦杜勒斯心里美滋滋的。但是他不露声色，在中情局内部下达指示，让邦迪的事件马上降温，不要过分刺激麦卡锡。　　不久，麦卡锡很体面地写信给艾伦杜勒斯。信中说：“如果对邦迪调查后发现有可疑之处，就把邦迪开除出中央情报局；现在事情就此告一段落吧！”科恩曾通过前局长史密斯向艾伦杜勒斯提出，将麦卡锡的另一名心腹戴维沙因调到中情局工作。这时，科恩也突然改变了态度，他对史密斯说：“对于今后的调查工作来说，中央情报局是个有油水的地方，我们不想安排沙因到中央情报局工作。因为随后我们就要对这个机构进行调查，沙因的事就算了吧。”显然，科恩为了给自己下台阶而找了个冠冕堂皇的借口。至于被麦卡锡整治过的邦迪，后来飞黄腾达，甚至当上了国防部副部长。　　麦卡锡为何要拿邦迪来开刀呢？只有局内人才知道事情的真相。自从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后，他准备重新安排国家原子能和情报系统的监督工作，人员将有所调整。 1952 年夏季，艾伦杜勒斯担任中情局副局长时，邦迪作为他的助手参加国家安全委员回答工作质询。那时，安全委员会对情报的估价工作没有什么兴趣，许多时间都花在议论总统选举一事上。分配给邦迪的任务是，准备一本有关中情局活动的小册子，并对共和党候选人艾德莱吏蒂义森竞选之事作出估价。史密斯局长对邦迪交待说：“我们必须把一切关键问题的判断记录在自己的本子上，无论谁当总统，这都是有用的。”遵照史密斯的指示，邦迪埋头苦干地汇编好材料并迭到了艾森豪威尔的幕僚班子手中。中情局所提供的材料对新总统重新安排卫作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此外，出于“冷战”的需要，艾森豪威尔把国家安全委员会推到了中心位置。国家安全委员会每周四举行一次例会，作出重大的决策。会上尤其重视中情局的意见，它呈送的情报估价成了艾森豪威尔制定政策的依据。麦卡锡不愿看到中情局在艾森豪威尔政府中拥有如此巨大的影响，更不愿意看到在总统的身边隐藏着一名可疑分子。于是便演出了上面那场闹剧。他想通过对邦迪进行的“忠诚”调查，来狠杀一下中情局的威风，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岂不知，在尼克松的庇护下，艾伦杜勒斯没有低头。于是，麦卡锡一计不成，又生一计??麦卡锡再斗杜勤斯　　1953 年 9 月，麦卡锡通过他的好友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要联邦调查局调查中情局人员科德迈那的情况。迈那是艾伦杜勒斯在 1951 年亲自招募到中情局来工作的。按照杜勒斯的说法，“迈耶具有创业时代中央情报局人员的典型气质：严格按照自己的信仰办事，坚信美国的正义和个人自由，一旦要为美国的自由去斗争，他会不顾一地去奋斗。”　　迈耶对艾伦杜勒斯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对人说：“杜勒斯在我心目中的印象，是我立志投身于中央情报局的决定因素。他快乐和坦率的外表下有着一种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他有着丰富的之十，有这样一位之十渊博的人来掌舵，是值得在中央情报局工作的。而且杜勒斯还是在别人最困难时乐于助人的最忠诚、最勇敢的朋友。”　　正因为迈耶是艾伦杜勒斯亲自招募的，而且对他又是死心塌地地追随，所以，不出迈耶所料，杜勒斯再次顶住了麦卡锡的挑战，他拒绝联邦调查局的人来审问迈耶。他坚持说：“迈耶是中央情报局人员，他是否是又一个‘希　　斯’，这只能由中央情报局自己来处理。”为此，杜勒斯召集了一次旁证会进行内部调查，这样做就可以推卸责任，以免日后被人指责是在包庇下属人员。　　感恩节那天，迈那突然接到艾伦杜勒斯的电话。杜勒斯向他表示祝贺。他说：“我给你带来了一条好消息。对你的秘密审查工作已经结束，宣布你无罪，根据总顾问和安全处处长的建议，认为你继续在中央情报局工作符合国家的安全利益。”1954 年，迈耶又被任命为计划处国际组织科科长。　　艾伦杜勒斯保护迈耶的消息很快在中情局内和首都华盛顿传开了。艾伦杜勒斯的行动和他当国务卿的哥哥约翰杜勒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艾伦敢于顶住麦卡锡的嚣张气焰，而约翰却没有勇气这样做。有人开玩笑地说： “中央情报局是艾伦的中央情报局，而国务院却不是约翰的国务院。”其实，艾伦杜勒斯也是迫不得己。如果任由麦卡锡往自己脸上抹黑，对走卒坐视不顾，那么谁还肯为他杜勒斯卖命呢？从根本上说，杜勒斯与麦卡锡在反共立场上并行不悖，他们之间的勾心斗角只是为了争权夺利。　　面对自己的“地盘”受到侵害，杜勒斯特地挑选柯克帕特里克和赫尔姆斯对付麦卡锡的调查。他们采用两种方法来对付：一种方法是，趁机清除那些从安全角度考虑“不可靠的人”，同时，把清洗的责任全都推到麦卡锡的身上；另一种方法是借保密法之名，坚持局内调查，不向麦卡锡提供可能被他抓住把柄的材料，以保护“忠诚者”。由于史密斯是自己的老上级，因此杜勒斯接受了一些史密斯安插到中情局的麦卡锡的朋友们，但与此同时，杜勒斯忙于把自由派人物网罗进来，其中包括特雷西比斯尔、莱曼柯克帕特里克、托马斯布雷登。艾伦杜勒斯斗赢了麦卡锡，使中情局在社会上的声誉顿时提高了，吸引了许多社会上的精华力量和名牌大学毕业生，他们纷纷加入到这个秘密机构中来，内部士气十分高涨。杜勒斯在中情局内暗中培养一种“团结”精神，他鼓励中情局人员之间的婚姻（一个优点就是，双方都经过安全甄别），同时还鼓励组织桥牌俱乐部，以促进组织的凝聚力。麦卡锡主义造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结果：在史密斯和艾伦杜勒斯担任中情局局长期间，在一些重大的、关键性的问题上，中情局取代了国务院的作用，执行着美国的对外政策。中情局在国内的地位和威望的提高，为艾伦杜勒斯从事隐蔽行动创造了有利条件。国务院与中情局如此亲密的关系，使后者能够轻而易举地挫败了国会成立某些委员会来监督其活动的企图。艾伦杜勒斯曾经相当自信地说：“同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的情报相比，我们的情报在政府中享有影响更大的地位”。杜勒斯力挫群雄　　1955 年，中央情报局与五角大楼发生了一场权力之争，使得杜勒斯同国防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以及其他高级军官恶斗起来。争执的实质是中央情报局是否有权管辖三军的情报支系。按照法律，中情局是有权管辖的。　　这场权力之争牵涉到当时的陆军情报局（G—2）局长阿瑟吉尔伯特特鲁杜陆军中将。 1954 年，特鲁杜中将应邀参加驻华盛顿德国大使馆为阿登纳总理所举行的宴会。他特地走向联邦德国政府总理，向总理表示他对中情局支持莱因霍德盖伦领导下的联邦德国情报网感到不安。特鲁杜说，他怀　　疑盖伦是否可靠，同时也怀疑维持一个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并由前纳粹军官领导的“鬼机关”在政治上是否有好处。显然，阿登纳受到了感动。特鲁杜又被请到大使馆进行详谈??　　当杜勒斯获悉他们的谈话以后，大发雷霆（他如此震怒还是很少见的）。他立即向艾森豪威尔总统面陈问题，并激烈地指控说，特鲁杜越过正常途径，直接去找阿登纳，已经危害了美国的政策和利益，必须严肃查办。军方的重要人物——包括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和国防部长查尔斯（车头查理）威尔逊都出来为特鲁杜辩护，并声称中央情报局无权干涉军方事务。然而这没有起什么作用。不久，这位从不把中情局放在眼里的特鲁杜将军的陆军情报局职位没有经过任何手续就被撤掉了，他被调到楼上，充任美国远东指挥部莱曼兰尼兹尔将军的副手。这一来，情报界的大小诸侯们立即肃然起敬，再不敢说三道四了。　　作为第一个由文官晋升为局长的杜勒斯，敢于同势力强大的军方争斗，当然是因为有后台的支持。经过这场较量，杜勒斯确立了他的权威，并提高了中情局在美国情报界的地位。杜勤斯与隐蔽行动　　如果说中情局局长与美国总统之间接触的程度是衡量他影响大小的主要尺度，那么，杜勒斯便是历届中情局局长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个。为了让总统了解他们的想法，一些局长不得不像中世纪的朝臣那样施展诡计：常常在总统快要午睡的时候前去拜访，或者研究总统的日程安排，在他办完公务返回椭圆形办公室的路上挡驾，或者在某个周六早晨，趁白宫工作人员稍不注意时突然去见他。杜勒斯接近艾森豪威尔的机会比任何人都多，但他不象有些人说的那样，每天早晨都去总统办公室交谈。两人的关系并不过分亲密。艾森豪威尔每周约见杜勒斯两次，但每天都要听取中情局相当一级官员的简短汇报。总统对中情局的工作很满意。曾有人向艾森豪威尔指出杜勒斯桀驁不训、为所欲为，应考虑撤换他，艾森豪威尔回答说：“我不会撤换艾伦??尽管他有局限性，但我宁可让艾伦当情报主管，绝不换上其他人！”直到 1955 年，艾森豪威尔政府审批隐蔽行动的唯一方法是在有关机构之间非正式地达成谅解。虽然在公众场合，总统对涉及隐蔽行动的提问总是吞吞吐吐，但他一直用老兵的眼光来看待这些活动。一位前中情局高级官员说： “一切隐蔽行动都是白宫做出的决定。”在隐蔽行动不多时，白宫一直实施宽松的控制政策。随着隐蔽活动的数量倍增，国家安全委员会在 1954 年末的12/1 和 12/2 两份文件中规定了审批程序，除少数变动外，这些程序在 20 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生效。　　总统指派的代表、国务卿、国防部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组成的委员会负责审查和批准各项隐蔽行动计划。计划由该委员会提交国家安全委员会作最后审批。在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执政期间，这个委员会称为“5412 委员会”或者“特别小组”；在约翰逊执政期间则称为“303 委员会”，因为该委员会设在办公大楼 303 房间；在尼克松执政时期，称作“40 委员会”，是依据规定其活动的一个文件命名的。总之不管叫什么，它的核心代表人物都是相同的。　　艾森豪威尔还建立了总统国外情报活动顾问委员会作为看门狗。委员会由退休的高级官员以及前职业情报老手组成。例如著名的奥马尔布雷德利　　将军、在二战中首次轰炸日本东京的杜利特将军，还有戴维布鲁斯。中情局秘密工作的基调在杜利特将军建议扩大隐蔽行动的绝密报告中得到了绝妙的体现：　　“显然，我们现在面临着的死敌公开宣称要不惜代价、不择手段主宰世界。在这场比赛中没有规则，到目前为止，人类行动的共同的准则被抛弃一边。如果美国要生存下去，必须重新考虑长期存在的美国观念“公平比赛”。我们必须发展有效的间谍和反间谍工作，必须学会运用比敌人对付我们的方法更高明、更尖端、更有效的手段颠覆、破坏、消灭敌人。”　　总统国外情报活动顾问委员会仅仅是一个没有实权的顾问小组，它的意见无人理睬。“因为这条狗只会叫唤，很少咬人”。　　尽管有以上各种机构存在，中情局局长通常只要总统或者他委托的代表同意，就能确保隐蔽行动得以获准。这种制度反映了无声的默契，尤其在国会内部，提倡不要对情报问题探究太深。中情局在成立后的 20 年与军方和监督情报活动的拨款委员会之间的关系比较融洽。杜勒斯作为情报老手的声望、他对国会的亲密友好的态度以及他在其中的势力对创造新人气氛起到了极大作用。通常他总是非正式地会见国会小组，简要介绍世界形势和中情局的活动，询问是马马虎虎的，最敏感的讨论则由杜勒斯与各委员会主席之间单独进行。多年来，国会几次试图加强对中情局的监督并扩大参与这些活动的范围。但是这些努力都失败了。因为许多立法者不愿对秘密行动以及委员会制度作过多的了解；而且这种制度也不许中、下级官员干预。在杜勒斯执掌中情局期间最令人注目的“功业”是，隐蔽行动已经成为全球性的冷战。从 1953 年至 1961 年间，中情局年平均预算为 10 亿美元，而隐蔽行动的费用就占了其中的 54％，并新增雇员 2000 人。杜勒斯以“白色案件总管”著称，直接领导隐蔽行动。“每当同威斯纳一起商讨秘密行动时，他总是乐不可支，劲头十足。”他把局里的日常事务性工作全部交给副局长查尔斯卡贝尔，以便全身心投入到他所钟爱的颠覆活动中去。十、推翻摩萨台英美分歧　　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就摆出了一幅对东方阵营强硬的姿态。他声称如果朝鲜停战谈判继续拖延下去，美国将在朝鲜使用战术核武器。国务卿杜勒斯叫嚷要在朝鲜进行“自由选举”，接着又提出要结束马来西亚和东南亚的共产党游击战；在统一的德国实行“民主选举”，让东欧国家自由地选择自己的政府??倘若这些要求达不到，美国将建立自己的武库，准备东西方的冲突。就在国务卿讲话的第二天，《纽约时报》的头版头条便摇旗呐喊：“国务卿杜勒斯给苏联选择了机会，要么合作，要么面临西方强大的军事对抗。”　　美洲大陆吹出的这股寒风在温煦平静的欧洲外交界引起了骚动。英国首相丘吉尔知道，在二战结束后，英国的“大国”地位已濒临消失的边缘，一旦美苏发生冲突或者双方耗费巨资投入军备竞赛，英国所处的边缘地位必然遭到进一步的侵蚀和削弱。因此，丘吉尔对美国的“冷战热情”大泼冷水。1953 年 5 月 11 日，丘吉尔告诫艾森豪威尔，不要把局部的事情当做全球问题，应该与苏联缓和，并让苏联人确信，苏联的安全问题能够得到西方的尊重。丘吉尔政府表示，即使没有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援助，英国也要保护自身的利益。华盛顿把伦敦的态度看作是第二次“慕尼黑”事件，他们认为英国为了维护其帝国的利益，不惜出卖整个西方的自由。有些美国舆论还特别指出，正是丘吉尔本人在二战刚结束时第一个公开跳出来叫嚷，“铁幕己在东方落下，世界形成了东西方对立的格局”；现在，“铁幕”名词的首创者丘吉尔为了本国利益，向苏联人屈膝下跪，实乃第二个“张伯伦”。为此，美英两国之间产生了分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华盛顿指令中情局执行秘密行动来配合其外交政策。然而，丘吉尔最终在一些问题上说服了美国，两家合作在“暗中对苏联及其支持者下手”，“阿贾克斯”行动便是其中的一例。错综复杂　　50 年代，伊朗成为美、英、苏三国之间争夺的焦点。苏联坚持推行向波斯湾扩张的政策；美国极力遏制苏联，以维护自己和西方的利益；英国企图保持大英帝国在世界的地位，它不希望美国、更不希望苏联进入伦敦的“地盘”，伊朗问题变得十分微妙。1951 年，伊朗新任首相摩萨台宣布伊朗要实行石油国有化，这就使美、英、苏之间的矛盾更趋明朗化。伊朗是个具有四、五千年历史的古国，英国和沙俄长期为争夺伊朗而激烈角逐。 1921 年 2 月，伊朗近卫军团头子礼萨汗巴列维在英国的支持下，发动军事政变，并于 1925 年正式夺取王位，建立了巴列维王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礼萨汗与法西斯德国相勾结， 1941 年，反法西斯盟军进入伊朗，将礼萨汗国王驱逐出境，由其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继承王位。从那时起，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在英国人的操纵下统治着伊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被两次大战折腾得精疲力竭的大英帝国开始放弃它的“世界责任”： 1946 年 6 月，将巴勒斯坦争端提交联合国；宣布即将结束对印度的统治；由美国接替它承担“维护希腊和土耳其稳定的传统责任”，包括每年支付 5 亿美元的财政援助，派驻 4 万人的军队。但是，英国绝不放弃它在伊朗的利益。苏联对伊朗垂涎已久。它拒绝遵守德黑兰会议上美、英、苏三国关于在大战结束 6 个月内从伊朗撤走各自军队的保证。虽然美、英军队已在 1945 年末全部撤离伊朗，但苏军坚持占领伊朗北部地区，同时还支持伊朗国内的叛乱作为对伊朗政府施加压力的手段，后来在迫使伊朗同意共同拥有对一些重要油田的开采权之后，莫斯科才应允于 1946 年 3 月底撤军。　　苏联对土耳其也有贪心。 1945 年 6 月，莫洛托夫外长提出苏联对土耳其的安纳托利亚高原东部 3 省的领土要求，后来在波茨坦会议上又重申了这一主张。吓得土耳其连忙投靠到美国的保护伞下。直到斯大林死后，苏联才主动放弃了领土要求。总之，“苏联对西亚的兴趣是非常浓厚的”。　　1951 年，摩萨台出任伊朗首相，这实际上削弱了年轻的巴列维国王的权力。同时，摩萨台宣布石油国有化，首先直接触犯了英国的重大利益——在政治上，要防止苏联向印度洋和波斯湾扩张，因为这关系到英帝国的安全利益；在经济上，伊朗石油几乎全部控制在英国的手里，伊朗的英国一伊朗石油公司是英国石油的主要来源。这个石油公司是由一个英国企业家在 1901 年创建的，他获得了对该公司 60 年的垄断权。英国政府后来购买了英国—伊朗公司中相当数量的的股份，该公司又和皇家海军签订了供应石油的合同。1933 年，经过谈判，又将原先规定的垄断年限延长到 1993 年，伊朗国王则从这个公司收取石油产地的使用费。1951 年，作为著名反英派的摩萨台公开声称，英国已经从伊朗的石油生产中获取了足够的利润，远远超出了在伊朗开发自然资源所应得的份额，为此，应将石油国有化。德黑兰刚传出这一风声，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就作了一次中东之行。他得出的结论是：西方对中东地区的影响正在衰退，而苏联的影响却在扩大。国务卿杜勒斯认为，美国不能袖手旁观，应当通过政治和外交上的努力，让阿拉伯国家相信，美国并不站在英国和法国一边（因为它们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名声太臭）；应动用中情局的秘密力量，来实施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但是，英国人认为是美国的政策加速了他们在该地区利益的丧失。对于第三世界国家将外国资产收归国有的举措，美英等西方国家则一贯视作“布尔什维克土匪行为”，是投靠苏联的表现。对此，他们如临大敌。然而，摩萨迪并非左派人物，他不爱苏联，更恨英国。起初他向美国寻求支持，但没有如愿，于是苏联不失时机地向他调情。1951 年上半年，英国向伊朗施加压力，要摩萨台政府赔偿英国方面的“损失”，同时还派出一艘巡洋舰停泊在阿巴丹港，吓得其他国家的油船不敢靠近伊朗港口。实际上，这是英国对伊朗的石油出口实行海上封锁。然而，摩萨台没有屈服，始终坚持既定方针。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和国务卿艾奇逊担忧，英伊争端最终将影响世界石油的供应和油价的起伏，并担心苏联会乘机利用这一事件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此时，苏联对伊朗虎视眈眈，如果逼伊朗太甚，势必将伊朗推入苏联的怀抱。于是，美国向英国施加压力，要求英国方面有所节制，不要诉诸武力。艾奇逊在召见驻华盛顿的英国大使时说：“除非苏联出兵干涉，或者德黑兰发生共产党政变，或者英国在撤离英国公民时遭到袭击，否则的话，我们不支持动用军事力量。”但是美国人的 “调停”工作受挫。华盛顿为了确保西方在伊朗的石油利益和政治利益，坚决反对伊朗实行石油国有化。同时，美国也看中了英帝国经济秩序的心脏部位，认准在伊朗这个新市场上，美国可以扩展自己的商业利益。在力不从心、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英国只好请求美国给予帮助。 1952 年 10 月，丘吉尔再次当选为英国首相， 11 月，艾森豪威尔在总统大选中获胜。于是，这两位二战时期的老战友开始酝酿联手推翻摩萨台政府的隐蔽行动。“阿贾克斯”行动　　“阿贾克斯”行动的最初建议是英国秘密情报局提出来的。英国要求美国帮助的动机是想早日收回英国—伊朗石油公司的利益。而美国人的打算就比英国人更多了。他们不但考虑到西方的石油利益，还考虑到美国取代英国按管伊朗的可能性。　　1953 年 6 月 25 日，国务卿杜勒斯在国务院的办公室召开秘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国防部长休斯威尔逊，副国务卿史密斯和他的助手马休斯，国务院政策计划室主任理查森鲍伊，国务卿近东、非洲、南亚事务助理墨菲，美国驻伊朗大使亨德森，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和小罗斯福。会上，艾伦杜勒斯把小罗斯福在征求了英国秘密情报局意见后制订的推翻摩萨台的方案作了介绍。整个方案并不复杂，主要是策划内部政变。根据中情局和英国军情五处的分析，可以在伊朗找到取代摩萨迪的强大势力。小罗斯福详细说明在采取行动时，应怎样与英国情报机关配合，其中包括动用在伊朗的英国特工人员以及使用在塞浦路斯的英国通讯设备。接着，国务卿杜勒斯征求到会者的意见，除马休斯和鲍伊没有表态以外，其余的人一致同意中情局的行动方案，特地从德黑兰飞回华盛顿的亨德森大使在会议上是个关键人物，他对伊朗的局势有着权威性的了解，他认为，摩萨台领导下的伊朗正悄悄地滑向苏联一边，这对西方是个沉重打击，而且形成了对美国安全的实际威胁。亨德森慷慨激昂道：“各位都知道，我并不喜欢秘密行动那玩意儿，但是，我们现在面临着险恶的局势，我们遇上了一个想和苏联人结盟的疯子。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有放手行动了，愿上帝赐给我们胜利。”国务卿接过话茬：“你说的太对了，让我们齐心协力地干吧！”就这样，中情局的方案得到了国务院的全力支持。1953 年 8 月 1 日至 2 日的午夜，在德黑兰的一座花园别墅里，一个美国男子悄悄溜出大门，钻进一辆轿车。这个美国人龟缩在后排车座底下，用一条毛毯将自己裹起来。轿车向皇宫驶去轿车停在皇宫里的车道上，年轻的巴列维国王坐进轿车，关上车门时，这个美国人拉下毛毯坐了起来。巴列维笑了。“你好，罗斯福先生。”小罗斯福解释说，他是用化名非法进入伊朗的；他作为艾森豪威尔总统和丘吉尔首相的私人代表来到这里。“艾森豪威尔总统即将通过他在旧金山发表的演说中的一句话亲自证实这一点。演说在 24 小时内发表。丘吉尔首相已经布置在明天晚上英国广播公司播音员报时的用语中作一特殊改变。届时，播音员说‘现在’（停顿）‘正值午夜’，而不用‘现在是午夜’的说法。”　　取得国王信任后，小罗斯福向他说明，华盛顿和伦敦亟望帮助他推翻他的首相，以确保他的王位。被摩萨台逼得一度宣布退位并准备离开祖国的巴列维喜出望外，双方商定，第二天午夜继续会商。就这样，中央情报局在伊朗的重大秘密行动开始了。克米特罗斯福是美同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孙子，哈佛大学毕业生、历史学家、战略情报局时期的中东问题专家。中央情报局成立后，他又成了从事秘密行动的一名干将。此人长相英俊萧洒，而且精力充沛，足智多谋。这次，由他具体负责在伊朗的代号为“阿贾克斯”的秘密行动。小罗斯福先在伊朗物色可以取代摩萨台的人选，最后选中了扎赫迪将军。 1941 年，扎赫迪曾被英国人怀疑是亲纳粹分子而遭绑架。二战期间，他一直被关押在巴勒斯坦。一天，在华盛顿协助“阿贾克斯”行动的英国高级外交官帕特里克迪安在国务院听取小罗斯福汇报情况，当他听说被选中的人是扎赫迪时，顿时傻了眼，好长时间没有说出话来。国务卿杜勒斯和副国务卿史密斯不知原委，莫名其妙地看了看小罗斯福和面前的这位英国客人。国务卿拖长声音问英国人：“你认为怎么样？”帕特里克犹豫了一下，然后清了清嗓子说：“我想我们应征求一下伦敦的意见”。稍停片刻，他又补充一句：“如果你们和伊朗人都认为非要扎赫迪不可的话，那我们也就没有选择的余地了。”话音刚落，帕特里克用探询的目光看着小罗斯福。“你说的有道理，”小罗斯福解释着：“扎赫迪并不是我们看中的，这一点我们可以向你保证。巴列维国王非要扎赫迪作自己的首相不可，他是伊朗国王看中的呀！不过，根据我们在伊朗情报关系的调查，扎赫迪将军并没有反英的倾向。”　　小罗斯福陪着客人走出了国务院，和他们一起来到艾伦杜勒斯的办公室，目的是想再解释一下，以消除英国人的疑虑不安丘吉尔知道，英国的选择权是有限的，而在摩萨台和扎赫迪之间，他们宁愿接受扎赫迪，这是不得已而为之。乱中取胜　　小罗斯福在德黑兰一座被称为“安全屋”的地下室里建立了他的秘密指挥部。8 月初，小罗斯福派伊朗上校纳西里飞往里海复宫，设法让躲在那里的胆小鬼国王签署命令，罢免摩萨台的职务。　　8 月 12 日，纳西里带着罢兔今回到德黑兰。得到消息的摩萨台让里亚西将军出动军队，控制了德黑兰。摩萨台发表广播讲话，接管政权。同时军队搜捕支持国王的著名人士。小罗斯福将扎赫迪藏到美国大使馆附近一座地下室里。这时，国王一家仓惶逃离了德黑兰。人民党及其支持者们走上街头，高呼“打倒国王”，“绞死美国人”。一些暴徒趁机疯狂抢劫一切可以抢到的东西?? 美国大使亨德森（作为“阿贾克斯”行动的一部分，他正在“度假”）返回德黑兰。他威胁摩萨台说，如果不制止抢劫和破坏，恢复秩序，美同公民将撤出德黑兰。亨德森后来回忆说：“摩萨台当着我的面拿起电话要到了警察局长，命令他立即派警察恢复街头秩序，驱散正在捣乱破坏的人群。” 这是 70 岁的摩萨台犯下的一个致命错误。由美国人训练的警察和士兵用枪托、警棍和催泪弹疯狂驱赶骚乱的人群，摩萨台自已亲手解除了对自己的支持。　　8 月 19 日，小罗斯福向他的伊朗特工人员下达了出击的命令。他拿出中情局带来的钱款招兵买马??　　他们首先雇佣了齐尔卡那巨人。这些人都是举重力士，接受过占代伊朗的训练方式，肩膀宽阔，肌肉发达。 200 多个齐尔卡那巨人当天浩浩荡荡走上街头，展现出令人望而生畏的场面。他们一面高呼“国王万岁”，一面像托钵僧那样跳着、扭着。路边的一些帮手分发 10 里亚尔钞票，人们蜂拥而上。“国王万岁”的呼喊声此起彼伏，人群随即洗劫了一家亲摩萨台的报社。英国人在伊朗已物色了不少人作为自己的耳目，这些人大多数是伊朗的中产阶级和商人，他们在德黑兰颇有市场。就在帕特里克和美国人碰头后没　　有几天的功夫，德黑兰的大街小巷便沸沸扬扬流传着各种各样败坏摩萨台形象的谣言。街头出现了支持巴列维国王，反对摩萨台的示威游行，就连军队也出面表示要效忠国王，要求摩萨台下台。摩萨台的支持者和人民党举行示威游行，反对迫在眉睫的政变；中央情报局和英国情报机关雇佣的暴徒对摩萨台的支持者大打出手，同时还为反摩萨台的军队提供武器装备，一时间街巷枪声连绵不绝??　　1953 年 8 月 20 日，“阿贾克斯”行动终于取得成功：摩萨台被逮捕，判刑 20 年；由扎赫迪出任伊朗新首相，国王返回德黑兰。中情局在这次行动中，只出动了 8 名特工人员在幕后活动，原先准备的 300 万美元经费，结果只花了 100 万美元。　　摩萨台下台后，英国—伊朗石油公司再也没有恢复元气，取而代之的是伊朗国家石油公司。这个公司实际上就是由美英资本操纵下的国际石油财团的化身。它经营原来由英国控制的伊朗南部油田，掌握了 99％的伊朗石油生产。这个财团对伊朗石油的总投资为 9.8 亿美元，其中英美石油公司各占 40％的股份，英荷壳牌公司占 14％，法国占 6％。艾森豪威尔在与苏联争夺中东地区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在伊朗基本将苏联势力赶走，使其长期成为美国的一个重要据点；通过对希腊、土耳其的援助，挫败了苏联对达达尼尔海峡的野心。6 年后，艾森豪威尔访问了伊朗。街道上挤满了欢呼的人群（每人得到10 里亚尔的钞票做辛苦费），从机场到皇宫近 10 公里的路上全都铺上了波斯地毯??尾声　　“阿贾克斯”行动是中情局的一次巨大成功，小罗斯福满面春风地从伊朗凯旋回归华盛顿。他在白宫向艾森豪威尔总统汇报了“阿贾克斯”行动的前后经过，杜勒斯兄弟俩、白宫办公室主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国防部长等都在场。听完汇报后，国务卿杜勒斯显得比谁都兴奋，他得意洋洋地问小罗斯福：“你个人对这次行动成功的看法如何？”小罗斯福略微沉思了一下回答说：“对伊朗的情况研究以后，使我们确信，首先是伊朗的军方，其次是伊朗的大众和我们有着共同的愿望，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不需要动用海军陆战队，也可以推翻一个政府，达到预期目的。否则的话，我们无法单靠秘密行动来解决问题，只能依靠武力了。”听完小罗斯福的发言，国务卿杜勒斯脸上的表情顿时起了变化。很明显，他不同意小罗斯福的这种看法，而艾伦杜勒斯则点头表示同意。　　离开白宫以后，小罗斯福意识到，伊朗的成功蕴含着一种新的危险，它将使华盛顿的决策者们更多地运用中情局隐蔽行动的能力。而在小罗斯福看来，这是对中情局隐蔽活动性质和使用问题的错误理解。随后，他飞往伦敦，向中风后正在养病的丘吉尔首相介绍伊朗所发生的一切。小罗斯福在唐宁街10 号首相官邸足足呆了两个小时，丘吉尔显得很疲倦，一个瞌睡接着一个瞌睡，小罗斯福只能等到丘吉尔睁开眼皮时断断续续地讲。听完小罗斯福的汇报，丘吉尔既没有表示赞成，也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小罗斯福回到华盛顿后不久，国务卿杜勒斯又把他召去，要他再负责一次重大的秘密行动。但是遭到了小罗斯福的断然拒绝??　　十一、颠覆危地马拉政府小国“侵犯”美利坚　　拉丁美洲历来被美国视为自家的“后院”，这里的绝大多数国家都是美国实际上的保护国。美国长期以来与拉美国家形成的这种“特殊”关系必然引起拉美各国人民的不满和反抗。因此，就在“阿贾克斯”行动结束的几星期后，杜勒斯兄弟俩又开始策划推翻危地马拉的阿本斯政府。　　美国在危地马拉有一个联合果品公司，这个公司与英国在伊朗的英国- 伊朗石油公司的情况大同小异。美国果品公司在危地马拉拥有 18.8 万公顷土地，它还控制着危地马拉的海运、电讯、外贸以及重要的海港和铁路运输，是危地马拉最大的经济实体。与英国—伊朗石油公司所不同的是，它与危地马拉人的关系并不融洽，但在美国政府中有不少权势很大的朋友，包括杜勒斯兄弟俩。 1931 年，联合果品公司与当时的乌比克独裁政府达成一项为期99 年的协议，使果品公司占有的土地比包括天主教会占地在内的危地马拉一半土地拥有者的土地总和还要多，协议实际上免除了联合果品公司的一切税收和义务，甚至它的主要商品香蕉的出口税也微不足道，同时，联合果品公司还取得了无限制利润汇款以及对通讯网络和运输网的垄断等特权。当时为联合果品公司谈判这笔交易的律师就是约翰杜勒斯。1951 年 3 月，经过民主选举的阿本斯（上届政府的国防部长）接替阿雷瓦洛，担任了危地马拉共和国总统。阿本斯是一名军官，国内政治权力掌握在军人手里，全国 22 个省长全部是军人。阿本斯继续推行前任总统提出的社会和经济改革，他的政府得到了国内共产党和劳工团体的支持。从 1952 年起，阿本斯实行了较为激进的“土改”，征用和没收了联合果品公司和大地主的土地，共计 55.4 万公顷（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空闲土地）。联合果品公司还剩下 16.2 万英亩土地，其中仅 5 万英亩进行了耕种。阿本斯政府提出付给 60 万美元的土地征用费，以个可流通的长期土地债券来偿付。艾森豪威尔指责补偿费是“不适当的”。然而，60 万美元的数字并非凭空捏造，它是联合果品公司为这些土地忖税而自行申报的价值。联合果品公司则坚持 25 倍于政府的赔偿费。国务卿杜勒斯多次敦促阿本斯政府赔偿联合果品公司的经济损失，但阿本斯不予理睬，并拒绝将此事提交在海牙的国际法庭裁决。为此，美国国务院在第一届美洲国家会议上指责危地马拉的“强盗行为”。而在这之前，中情局已经悄悄草拟了推翻阿本斯政府的方案。从“幸运”到“胜利”1952 年，杜鲁门总统批准了中情局代号为“幸运”的秘密行动。这次行动准备在尼加拉瓜亲美的索摩查家族的帮助下，使用美国果品公司的船只把武器弹药送给在尼加拉瓜流亡的危地马拉人和尼加拉瓜雇佣军，借用国外的武装力量来推翻阿本斯政府。美国的这一计划得到了多米尼加的特鲁希略家族和委内瑞拉的希门尼斯政府的积极支持。当时的中央情报局局长史密斯命令计划处西半球科科长 JC金上校具体负责此事。不久，副国务卿戴维布鲁斯得悉此事，他认为这个秘密行动的计划不妥，违背了国际法，他说服了国务卿艾奇逊，由艾奇逊再去做杜鲁门的工作，让他取消这个方案。就这样， “幸运”方案被搁置下来。　　随着艾森豪威尔的上台，危地马拉问题再次提到议事日程来。艾森豪威尔认定，阿本斯的政策是不折不扣的“共产行为”。美同驻危地马拉大使约翰E普里京向国内报告说，“据我看，这个人的思想像一个共产党，谈吐　　也像共产党，即使他实际上不是共产党人，在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出现以前，他也可以充充数了”。　　自从小罗斯福在伊朗的“阿贾克斯”行动得手后，国务卿杜勒斯就萌发了在危地马拉再来一个“阿贾克斯”的念头。他与弟弟艾伦杜勒斯商量后，还是选中了小罗斯福，认为他已经有了第一次成功的经验，让他负责此事更有成功的把握。但是，小罗斯福对在危地马拉搞的带有浓厚的军事色彩的秘密行动并不感兴趣，他的兴趣已转向在阿拉伯和埃及将要发生的富有传奇色彩的政治行动。小罗斯福找了个借口，推托了这次的委任。无奈，杜勒斯兄弟只好再找金上校负责此事。　　金与小罗斯福的观点截然不同，前者更相信中央情报局在执行秘密行动时应借助军事力量。他上任后，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郊外的奥帕洛卡建立了 “幸运”行动的指挥部，大约有 100 名特工人员参加。金上校首先在距离危地马拉城不远的省会萨拉马市组建了一支 200 人的叛军队伍。然而，这支杂牌军在与政府军的一次短兵相接中，全军覆没。为此，金上校被免去领导危地马拉秘密行动的职务，改由计划处长威斯纳担任指挥。　　威斯纳分析了金失败的教训后，决定采用舆论宣传、破坏行动和派遣突击队员进行骚扰等综合方法来推翻阿本斯政府。威斯纳把这次行动称为“胜利”行动。他派自己的忖手特雷西巴恩斯协调各方面工作，并调中情局朝鲜站站长艾伯特哈尼上校担任“前沿指挥”。哈尼是个反情报专家，在朝鲜战争期间，他在指挥准军事行动和突击行动方面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金上校对于自己被解职一事一直闷闷不乐，他觉得自己受到了委屈，于是他千方百计向威斯纳、巴恩斯、哈尼等人诉说，他的方案是最佳方案，只有同美国联合果品公司合作，取得危地马拉军队的支持，才能推翻阿本斯政府。金上校语气尖锐地对哈尼说：“如果你们认为避开联合果品公司也会成功的话，那简直是白痴的想法。”他还要求威斯纳对危地马拉军队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援助，这样，军队就会主动站出来，推翻现政府。威斯纳似乎有所领悟，他把金的这番话转告给局长杜勒斯，杜勒斯听后也觉得金讲的在理，可以作为参考，便去找国务卿商量，经过一番密谋后，杜勒斯兄弟俩定下了最后的行动方案。次日，杜勒斯在乔治城的家中举行鸡尾酒会，款待一些主要的下属人员。会上，他把和国务卿定下的方案告诉了各位：按原计划进行。这时，房间里的气氛变得非常热烈。“上校，”杜勒斯问哈尼，“你认为能取得成功吗？” “是的，局长，有你的帮助，我们一定能取得胜利。”哈尼信心十足地回答。杜勒斯高兴地咧着嘴笑了。他拍了拍哈尼的肩膀说：“好好干吧，小伙子，你的前面已经是绿灯了。”这时，被冷落在一旁的金上校，一言不发地走出了房间??里应外合，赤膊上阵“胜利”行动的准备工作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中央情报局花费了大约2000 万美元，组织了一支游击武装和一支空军力量，并物色了前危地马拉军人卡斯蒂略阿马斯上校来充当推翻阿本斯政府的先锋。　　中情局还设立了秘密广播电台“解放之声”（于 1954 年 5 月 1 日正式播音，因为劳动节那天能保证有广大的听众）。“解放之声”以“工作、面包和祖国”为口号进行煽动。播音员宣称他们是从危地马拉国内播音（其实是在国外），他们假装遭到政府的“袭击”，宣称第二天再从另一个新地方重　　新播音，从而“证明”阿本斯的无能。“解放之声”煞有介事的宣传，欺骗了不少外国新闻媒介，甚至《纽约时报》和《生活》杂志的记者都把它作为消息来源加以引用。　　中情局策划和实施向危地马拉空投传单，诬蔑阿本斯政府将祖国出卖给共产党分子。中情局还通过纽约的红衣主教斯佩尔曼与危地马拉神职人员秘密联系，于是每逢周日就出现大量反对阿本斯的所谓“致教友的公开信”。危地马拉军队中那些不相信阿本斯是共产党人的军官都通过直接贿赂被收买了。　　1954 年 5 月 13 日，中情局接到报告，有一艘瑞典的“阿尔夫”号货船载有 15424 箱捷克的武器弹药停泊在危地马拉东岸的巴里奥港。这一情况华盛顿大为震惊，艾森豪威尔取消了原来对“胜利”行动的最后几点限制，决定放手让中情局自行其事。约翰杜勒斯在公布“阿尔夫”号运输军火一事的记者招待会上明确表示：“即使联合果品公司一案已经解决，即使他们付给每个香蕉一块金币，但就共产主义在危地马拉渗透的现实而言，问题仍如今天一样未得到解决。这才是问题的所在。”　　根据艾森豪威尔的命令，美国海军封锁了危地马拉，中情局飞行员驾驶的轰炸机也参加了对危地马拉的空袭。6 月 19 日，《纽约时报》的通栏标题声称：“危地马拉发生起义；陆、海、空大入侵开始；起义遍及主要城市。” 实际情况被夸大了许多。真相是，阿马斯由 150 人组成的“突击队”于6 月 18 日越过洪都拉斯边界，深入到危地马拉境内 6 英里，在布莱克克赖斯的教堂安营扎寨，等待阿本斯政权的垮台。当时的美国驻危地马拉大使普里京以及一些中情局特工人员则在首都策划军队发动政变。中情局的战略建立在恐吓的基础上。在奥帕洛卡受训的特工人员对危地马拉的电台通讯进行了干扰，所以危地马拉市的居民很少有人知道“前线” 发生的事情。有关政府军惨败和起义部队好几个精锐师马上到达的谣言四处传播。实际上，在整个叛乱期间，危地马拉军队一直安然呆在军营里。为了阻止“解放之声”播音，阿本斯在首都和其他大城市实行了灯火管制，切断家庭用电。这一行动更加剧了紧张气氛。在这种形势下，中情局雇佣的飞机在危地马拉上空低飞盘旋，经常仍下几颗炸弹或集束手榴弹。人们将这种扰乱政府和市民心理的轰炸称作“黑色倾泻剂”。“解放之声”大肆宣扬有关苏联飞行员驾机叛逃到西方的报道，增加气氛。当一名危地马拉飞行员也逃跑后，中情局的特工人员试图让他公开呼吁其他飞行员也效法他的行动，但他拒绝了。于是，中情局特工将他灌醉，然后再说服他作一次“假想的”呼吁。他的讲话被秘密录制下来，经过剪接后由“解放之声”圆满地播放了。这样一来，阿本斯担心其他飞行员也要驾机叛逃，干脆停止了所有飞机的起飞。中情局的威吓手法迫使阿本斯放弃了空军，使本来就十分弱小的军事力量，更加孤立，处于坐以待毙的境地。　　虽然阿本斯没有了空军，但他的高射炮部队仍能发挥一些阻击作用。6 月 22 日，艾伦杜勒斯向艾森豪威尔汇报——　　阿马斯用来发动“入侵”的 3 架轰炸机现在只剩 1 架了。《时报》在持续用大号标题报道危地马拉起义一周之后，也对此失去了兴趣：农民们并没有揭竿而起，集合到阿马斯的麾下，军队仍然驻守在军营里，“起义”部队则在教堂里“枕戈待旦”；如果这场行动得不到美国支持的话，极可能因厌　　倦情绪的蔓延而很快失败。密切注视着危地马拉事态发展的艾森豪威尔，在当天下午立即召集杜勒斯兄弟和负责美洲事务的国务卿助理亨利霍兰来白宫商量对策。艾伦杜勒斯介绍说，尼加拉瓜的索摩查曾提出，愿意支援阿马斯两架 P—51 型战斗轰炸机，条件是美国必须再补偿他们。对“胜利”计划一无所知的霍兰认为，美国不应该插手危地马拉事务，他劝说总统：“要是我们的行动被外界知道，拉美其他国家会把我们向阿马斯提供飞机看作是美国对危地马拉内政的粗暴干涉”。霍兰的观点当即遭到总统的否定。艾森豪威尔转身问杜勒斯：“你估计阿马斯要是没有飞机，成功的可能性大吗？”“几乎是零”，杜勒斯脱口而出。“要是我们支援他飞机呢？”“这便增加了 20％成功的可能。”杜勒斯回答。在白宫会议结束时，艾森豪威尔又对杜勒斯说：“艾伦，你的 20％这一数字太有说服力了??要是你刚才回答我说有 90％的可能性，或许我更难下这个决心。”杜勒斯恢谐地说：“总统先生，当我看到亨利挟着 3 部法律全书走进你的办公室时，我就知道他的案子又失败了。”就这样，白宫决定向阿马斯支援飞机，还责成中情局特工戴维菲利普斯加强“解放之声” 秘密电台的宣传攻势，以便从心理上加速瓦解阿本斯政府军的斗志。卡斯蒂略上台　　于是，叛乱分子又恢复了轰炸。在内外夹击下，几天后，阿本斯政府土崩瓦解。6 月 25 日，阿本斯跑到墨西哥大使馆避难，两天后他就宣布下台了。瘦狗模样的阿马斯腰挎左轮手枪、得意洋洋地进入危地马拉城，在美国的支持下成立了军人独裁政权（也正是这个阿马斯，不过半年即死于中情局策划的一次暗杀行动中）。既能干，更能说　　消息传到华盛顿，那些心情焦的、期盼成功的要人们欢呼雀跃。国务卿杜勒斯更是盾飞色舞，连声叫好。艾森豪威尔要中情局尽快把“胜利”行动的全部情况向白宫汇报，杜勒斯局长高兴地点了点头。回到中情局后，杜勒斯兴奋地对手下人员说：“诸位，我们明天上午要到白宫去向总统汇报‘胜利’行动的情况，今天我们先预演一下吧！”那天晚上，暑气熏蒸，几名中情局高级官员围坐在杜勒斯家后花园的一张石台旁，喝着冰镇汽水，听着布雷登讲述着“胜利”的经过。还没等他讲完，杜勒斯忍不住叫了起来：“我还从没有听到过这样罗哩罗嗦的废话。”说完，他转身对负责“自由之声”电台的菲利普斯说：“大家都说你的笔头功夫不错，你为布雷登重新写一份讲稿吧。”　　翌日清晨，杜勒斯带着几名中情局人员来到白宫东侧的影院内，过了一会儿，总统、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国务卿、司法部长以及白宫班子的二十几名高级官员陆续走进影院。影院的灯光渐渐暗了下来，随着前面幻灯片上出现的一个又一个镜头，布雷登滔滔不绝地讲述着（讲稿是菲利普斯连夜赶写出来的）。不一会儿，一扇门开了，只见一个人疾步走进半明半暗的影院，随即门又轻轻地关上了。新进来的那个人没坐下，却走到菲利普斯的旁边站着，看着幻灯片上出现的一些镜头，心急地问布雷登：“那个人是谁？这个决定是谁做出的？??”菲利普斯和其他中情局的官员对这个多嘴多舌的人很反感。当幻灯片放完之后，室内恢复了明亮，那人才慢悠悠地走到一旁。菲利普斯定睛一看，才知道这位一个劲儿问话的人原来是大名鼎鼎的副总统尼克松，此人在麦卡锡主义横行时期出足了风头，是个有名的反共强硬派。　　　　艾森豪威尔首先提问：“卡斯蒂略损失了多少人？”“只有一个人，是个传令兵。”赫克托回答，艾森豪威尔摇了摇头，脱口说了一句：“不可思议！”接着，尼克松又提了好几个问题，他的提问简明扼要，但都是关键性的问题，无疑，他对危地马拉的政治局势了如指掌，这给中情局人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刚才对他的反感一下子都消失了。艾森豪威尔转身又问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李奇微将军：“苏联人怎么样，有反应吗？”李奇微回答说： “他们好象还没有什么动静。海军方面正监视着一艘停泊在危地马拉附近水域的苏联潜艇，这艘潜艇有可能是来撤离阿本斯的一些支持者，也有可能是为抵抗者运送武器。”　　艾森豪威尔在离开影院前与在场的各位握了握手。他握着布雷登的手说：“太好了，你汇报得很出色。”布雷登满面春风地说了声：“谢谢！” 见此情景，菲利普斯和赫克托对视着，脸上也露出了微笑。艾森豪威尔最后走到杜勒斯面前，握着他的手说：“艾伦，谢谢！谢谢你的中央情报局的同仁们，你们在我们居住的西半球拔掉了苏联人的一个滩头堡垒。”快要走到门口时，艾森豪威尔又对海军部长重申了一句：“密切监视那艘苏联潜艇，如果它胆敢靠近危地马拉海岸，就把那狗娘养的打沉！”艾森豪威尔边说边走出了大门。　　十二、柏林隧道“黄金”行动　　1951 年，美英两国情报机构在维也纳联合实施了地下窃听苏军电缆通讯的“银了”行动。然而，这决不是仅有的一次。 1953 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柏林就主演了一场“二进宫”，配角是英国军情六处，帮手是西德盖伦的情报机关，行动的代号是“黄金”。　　早在 1948 年，美国军事情报机构和中央情报局就企图窃听苏联和东欧国家之间的电话通讯。美国方面认为，窃听苏联人的电话可以填补情报收集的空白。据一些在二战结束时去苏联工作，而后又回到西方的德国科学家反映，苏联的一些最机密的通讯采用了超高频信号输出技术。由于平时惯用的长、短波无线电通讯容易遭到敌方的拦截而被窃听，所以苏联和美国一样，又恢复使用陆上通讯线路。在他们看来，只要陆上通讯线路没有被敌人分路搭线，它就是一种绝对安全可靠的通讯工具。中情局在前一时期已经从“白银”行动中尝到了甜头，而今“冷战”正在升级，因此他们期待着在“黄金”行动中狠狠捞一把。　　不久前，中情局电讯专家卡尔纳尔森在维也纳参加“银子”行动中发现，通电话时，真实声音在受干扰（加密）后的一瞬间仍然留在电线上，这就是回波效应。通过特殊手段可以从电缆线上把加密的电讯信号回波收集下来，经过技术处理，把它还原成清晰的通讯内容。中情局准备把纳尔森的新发现应用于窃听苏联和东欧国家的陆上通讯线。一旦在这方面取得突破，将使新近成立的、只靠拦截无线电通讯来收集情报的国家安全局的工作相形见拙。1953 年，中情局在华盛顿举行专题研讨会研究如何在东德窃听苏联人的陆上通讯线。实际上英国情报机关（军情五处）比美国中央情报局早一步想到要利用东柏林这块敏感地区来打苏联人的主意，他们曾向中情局提出过采取联合行动的建议。在这次研讨会上，中情局便邀请了英国情报人员参加。讨论的话题围绕着如何在柏林下手。苏联与民主德国之间最重要的一些通讯线路集中在柏林，如果能在柏林的通讯线上安装窃听设备，即使窃听设备被苏联或民主德国人发现，它们也只会以为是一些加了密的通讯被窃听了，而这种电讯无法破译，他们会感到无所谓的。别说苏联人对纳尔森发现的“回波效应”窃听技术毫无所知，就连中情局的英国伙计也蒙在鼓里，不知其中的奥妙。只有中情局内部极少数人知道此事。当杜勒斯局长仔细听取了纳尔森关于“回波效应”的技术汇报之后，他立即认定了这项新技术的重要使用价值。然而，菲尔比事件在杜勒斯的脑海里记忆犹新，他担心英国会出现第二个菲尔比。后来的事实证明，杜勒斯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所以在开始行动之前，杜勒斯下令：“鉴于安全利益的需要，在柏林实施的工程中，要尽量少写书面材料。”而且在“黄金”行动的整个过程中，中情局不得把“回波效应”技术透露给英国人。但是，毕竟英国人搞窃听的手段比美国人高明，因此杜勒斯同意在柏林与英国人合作。中情局的其他官员也认为，英国人的分析情报能力很强，而且对情报质量非常讲究，他们对于收集到的有关苏联的政治、军事情报往往能作出正确的判断，美中不足的是，英国缺少情报来源，因此他们很希望中情局提供情报。无形中，英美两国达成了默契，中情局准备把在柏林窃听到的材料拿出“大部分”与英国人共同享用，另一部分则自家独吞。当然，独吞的那部分是不能告诉英国人的。工程艰巨　　中情局认真细致地总结了上次在“白银”行动中积累的一些经验。在研讨会之后不久，“黄金”行动的组织者便制订出具体实施方案：准备挖一条长约 1476 英尺的隧道，延伸至东柏林，拦截在卡尔斯霍斯特的苏联空军司令部与柏林连接的陆上通讯线路；隧道底部离地面 20 英尺，顶部离地面 13. 5 英尺，从西柏林南郊的阿尔特格里尼克开始钻孔打洞，因为该地区云集着低矮的棚屋和板房，这都是来自民主德国的人用旧材料和破砖瓦搭建而成的，在这里钻孔打洞完全可以避人耳目。杜勒斯批准了这个方案，于是，“黄金” 行动便秘密地展开了。这的确是一项十分繁重而复杂的工程，要挖的隧道正好处在苏联人和民主德国巡逻队的脚下，因此在挖掘时，不能发出一点声响，从隧道里挖出的泥土必须神不知鬼不觉地用车运走，隧道的入口处要尽可能建得小一些，以免引起旁人的注意而暴露。下面在挖掘时，不能使上面的路面塌陷下去，否则将会留下痕迹。一旦隧道建成后，在近乎封闭的隧道里，要安装不少电子窃听设备和变压器，它们在工作时会散发出大量的热量，这些热量如果不能及时排出去，势必会影响隧道里的机器设备。所以，隧道里必须设有通风装置，但是在这样长的隧道里，分段将通风管引向地面，很容易暴露出米，因此，只好改为从隧道入口处压入新鲜空气，让空气沿着隧道运行一个来回，然后从隧道口排出，同时在隧道内还得安装空调设备。所以，要完成这项工程，面临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与苏联间谍打了多年交道的中情局高级官员比尔哈维在柏林负责全面指挥隧道的挖掘工作。中情局和英国军情五处作了如下分工——中情局担负的任务是：1.选择场地，使隧道的位置正好处在苏联人的电缆下面；2.用录音机收集所有的电讯信号；3.把所有的电讯材料送往华盛顿处理。英国军情五处的任务是：1.建造通讯管道；2.在苏联的电缆线上搭线，将有用的信号输送到隧道顶端的窃听室录音；3.帮助在现场再建立一个处理录音材料的工作室。为了确保隧道的挖掘工作万无一失，英美双方分别作了可行性试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