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文化-2

对于民粹主义，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都不陌生。那时候，普天下都是大鸣、大放、大批判、大揭发，号称大民主。发起冲击者，就是自称“革命群众”的造反派。他们被一些投机文人封为“弱势群体”，但当时真正的弱势群体，显然是那些天天遭受欺凌的文化精英。我一直认为，“文革”如果仅仅是一场上层的政治斗争，那还算不上灾难；但是，当民粹暴力以“民意”的名义大行其道的时候，立即就变成了一场全民浩劫。幸好，他们那时只用大字报，还没有互联网。民粹很像民主，却绝对不是民主。民粹的泛滥，是对不民主的惩罚，但是这种惩罚唤不来民主。民粹对于民主的损害，甚至超过专制。因为专制让人向往民主，民粹让人误解民主。由于民粹主义历来是一群投机文人挑唆起来的，因此还是要有一批真正的知识分子站出来坚持冷峻的理性，与他们对峙。一个可悲的事实是，由于多年来对于民粹的放纵，现在要面对着它来坚持理性，已经成为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民粹主义表现在文化艺术上，就是放弃应有的等级和标准，把底层观众的现场快感当作第一坐标。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的美学都告诉我们：快感不是美感，美是对人的提升。一切优秀的文化艺术本是历代大师辛勤架设的提升人们生命品质的阶梯，民粹主义拆掉了所有的阶梯，只剩下地面上的一片嬉闹。当然，嬉闹也可以被允许。但是应该明白，即使普通民众，也有权利寻求精神上的攀援，也有权利享受高出于自己的审美等级。今天我要请在场的同学们冷静下来设想一下，如果把人类历史上所有第一流的艺术大师都一一交给当时当地的民众来“海选”，结果能选上哪几个？我可以肯定，一个也选不上。“海选”，是社会上部分爱热闹的年轻人的短期游戏，与艺术的高低基本没有关系。最有精神价值的作品，永远面对着“高贵的寂寞”。虽然寂寞，却能构成夜醒之人的精神向往，如黑海的灯，远山的塔。总之，不管在哪个时代、哪个国家，文化艺术一旦受控于民粹主义，很快就会从惊人的热闹走向惊人的低俗，然后走向惊人的荒凉。第三个隐忧，文化的耗损机制仍然强于建设机制。现在经常有人提出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发展举世瞩目，却为什么迟迟不能出现真正被海内外公认的文化成就？”当前的文化隐忧（3）答案，必定与文化的耗损机制有关。耗损有不同的类型，我要先讲一讲“惰性耗损”。“惰性耗损”是一种体制性的毛病，这种毛病耗损了文化的活力，浪费了文化的资源，使“恶性耗损”乘虚而入。今天中国文化的“惰性耗损”，主要耗损在官场化、行政化的体制之中。直到今天，最重要的文化资源仍在体制之内，而最重要的文化成果却在体制之外。文化的官场化、行政化，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中国大陆一层层“领导”文化的部、委、局，以及“文联”、“作协”这样的官方机构中。这些机构一定也做过一些好事，当然还可以继续存在，我的不少朋友也在里边。但是现在应该厘清它们的真实性质，免使它们继续受到不必要的指责。它们实质上没有太多权力，也没有当代的代表性，可能会给部分人员一些身份和津贴吧，却无法面对文化创建上的真正问题。其实目前处于文化创建前沿的，是年轻的一代。他们天天遇到的障碍、挑战、挣扎、乐趣，是官方机构无法想象的。这中间的差异，就像“野战军”和“军人俱乐部”之间的天壤之别。现在的体制似乎把“军人俱乐部”里的活动当作了战场，错把大量的国家文化资源和荣誉资源都给了他们。而在真实的战场上，却风沙扑面，蛇蝎处处，缺少支援。这就引出了“恶性耗损”。我们应该检讨，在“文革”之后的拨乱反正过程中，对于祸害极大的“革命大批判”，当时只是否定了它的具体内容，却没有否定它的行为模式。于是，几十年一过，当“文革”灾难渐渐被人淡忘，大批判的行为模式又沉渣泛起了。现在中国文化传媒界一些不断整人的投机文人，比“文革”时期的造反派更加恶劣，因为他们明知真相而坚持造谣，明知法律而坚持犯法。相比之下，当年的造反派倒是比他们无知得多。这种大批判的行为模式，永远是假借“大众”的名义，通过捕风捉影、断章取义、上纲上线、鼓噪起哄，给文化环境带来巨大的不安全。因此大家都看到了，不少文化人为了安全起见纷纷寻求官方背景，甚至加入军方的文艺团体。没有获得这种背景而又有较大名声的文化创造者，就成了“恶性耗损”的重点对象。正是这种耗损，危及了中国当代文化的命脉。这中间，很多传媒起到了极为关键的负面作用。近十年来，这些传媒经常在境外控诉，它们的记者如何受到了哪个县长、哪个机关的不礼貌对待，似乎他们是正义的化身，又是备受欺凌的“弱者”。但是它们忘了告诉人们，自己就是一种强大权力，不知有多少文化创造者一直受到它们的诽谤、追殴而求告无门。当诽谤被一一揭穿，它们也从来不更正、不道歉、不受罚，总是转身去谋划着新的诽谤。它们为什么敢于如此？那是因为，这些传媒都顶着“政府喉舌”的光环，不存在体制上的对立面，更没有法律上的担忧。因此，即使没有受到它们伤害的文化创造者也只能天天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这，就是当前中国文化成果寥落的主因。我企盼政府尽快与大多数文化传媒脱钩，使它们不再享有特权，随之也能受到法律的监督和惩处。从现在看来，中国的法律界习惯于把受毁损的文化人看成是“公众人物”，似乎理应挨打；把传媒的暴行看成是“言论自由”，似乎理应施暴。当前的文化隐忧（4）结果大家都看到了，在文化领域，任何恶性耗损几乎都不必支付最低的成本和代价。时间一长，文化耗损者的队伍大大扩充，文化建设又何从谈起？近两年，很多地方都在为缺少文化人才而着急，准备放宽政策、重奖重赏、多方引进。其实，在我看来，只要阻止了“惰性耗损”和“恶性耗损”，文化人才就成批地站在眼前了。真正杰出的文化人才数量有限，居无定所，永远在寻找着能够守护文化等级和文化安全的地方。讲了当前中国文化遇到的三个隐忧，可能会引起大家的不少烦恼。这些问题发作的程度已经不轻，什么时候能够缓释？什么时候能够解决？对此我想作一个让大家宽心的判断。我认为，复古文化的热潮现在已经越过了峰尖，开始降温。原因是人们已经发觉那些老句子、老故事、老谋略对于当代生活帮助并不大，产生了厌倦。同样开始引起人们厌倦的，是那种“恶性耗损”机制。大家渐渐发现，虽然这种机制每次发动进攻时都声势很大，但到最后都疑窦重重。时间一长，连幸灾乐祸的起哄者都疲顿了。我想，几年以后如果中国法院能对一些诽谤罪、诬陷罪作出刑事审判，而获罪的被告恰恰是那些横行霸道多少年的传媒和“大批判文人”，中国文化的情况必定会快速好转。据我所知，很多人都在迫切地期待着这一天。我感到悲观的，反倒是那些看起来危害不大的“惰性耗损”。那么多争权夺位的协会，那么多假大空的晚会，那么多早已失去公信的评奖，那么多近似于“楼堂馆所”的“文化精品工程”，什么时候能够大刀阔斧地收拾一下呢？不少官员也看出了其中的虚耗成分，但觉得反正有钱，用文化做点“面子工程”也未尝不可。但是，事实证明，这种“惰性耗损”越热闹，真实的文化创造就越难产。这个毛病的克服，应该与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有关。在所有的焦虑中，我最为焦虑的，是民粹文化的泛滥。我已经一再警告，这里埋藏着一场巨大的人文灾难，危害性超过自然灾害和外敌入侵。但是直到今天，我还没有看到能够有效抑制它的观念和方略。反而，天天看到上上下下对它的畏怯、喂食和娇宠，致使很多忧虑者不得不移民远去。说到这里，大家已经明白我为什么在演讲一开始就在叫苦了。文化，当它以自己的身份争取尊严的时候，一点儿不比政治、经济、科学简单。文化又大又难，在文化上即使终身不懈，能做的事情也不会太多。因此，进去的人流总是浩浩荡荡，出来的成果总是寥寥无几。这种情景，与科技领域完全不同。我很抱歉向年轻的同学们说了这么多沉重的话题。我想，与其让你们自己去一点点吃惊地发现，还不如先把真相告诉你们，相信你们能够面对。最后，我想改变气氛，缩小话题，提振情绪，对澳科大的同学们留几句鼓励的话，来作为演讲的了结——同学们，不知你们听了我的演讲后，还喜不喜欢文化。但是不管怎么说，你们逃不开它。那就不要逃，主动投入吧，文化也需要你们。投入文化就是投入创造，就像我们的祖先刻第一块玉，烧第一炉窑。你们还那么年轻，应该立即命令自己成为一个文化创造者，而不仅仅是文化享受者。作为一个文化创造者必须是善良的，绝不会伤害别人，指责别人，而只会帮助别人，把最好的作品奉献给别人。他的每一项创造，都是出于大爱。文化创造者的精力永远不够用，因为他们要探寻全人类和全民族的终极价值和重大忧患，还要探寻最佳的艺术形式，使每一个作品都能提升人们的生命体验。作为一个文化创造者必须是诚恳的，不会假装“复古”来掩饰自己在现代性上的无能，也不会假借“民意”来遮盖自己在主体性上的乏力。作为一个文化创造者又必须是超逸的，既不会屈服于学历压力、职称压力、舆论压力、官位压力，也不会屈服于同行嫉妒、文人耍嘴、痞子泼污、传媒围攻。只有这样，我前面所说的诸多弊病、种种隐忧，才会被逐步冷落和化解。中国文化的前途取决于像你们这样年轻的创造者。既然一切文化都沉淀为人格，那么，你们的品行、等级、力量、眼界、气度、心态，就是中国文化的未来。就讲到这里吧。整整一个下午，大家听得那么专注，那么安静，让我感动。对于在座的名誉博士和各位教授，我实在要说“不敢当”，请你们多多包涵、指正；对于在座的那么多学生，我要说的是，学习科学技术的年轻人能够如此诚恳地面对文化课题，真让我安慰。谢谢！（二○一○年三月二十七日演讲，根据录音整理）利玛窦说（1）——在联合国“世界文明论坛”上的主题演讲主席，各国的学者、专家、朋友：我作为本届“世界文明论坛”邀请的唯一中国演讲者，准备从文化的视角，对“中国威胁论”提出一点异议。我是一个纯粹的民间学者，坚持独立思维，连任何协会都没有参加。因此，今天也只是从个人的立场来谈中外文化比较中的一个学术问题。我想从四百年前一位欧洲人的目光说起。继马可?波罗之后，另一个完整地用国际眼光考察了中华文明的，是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wRicci1552—1610）。与马可?波罗不同的是，利玛窦在中国逗留了整整三十年，深入研究了中华文明的历史和经典，与许多中国学者有充分的交往。他在晚年所写的《利玛窦札记》第一卷第六章中，表述了他几十年研究的一个重要答案，那就是中国文明的非侵略、非扩张本性。利玛窦说：虽然中国人有装备精良的陆军和海军，很容易征服临近的国家，但他们的皇上和人民都从来没有想过要发动侵略战争。他们很满足于自己已有的东西，没有征服的野心。在这方面，他们与欧洲人很不相同……利玛窦说，当时有一些欧洲学者写的文章中认为，中国曾经或必然会征服邻国，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与他同行的一些西方传教士，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这种说法是不真实的。他写道：我仔细研究了中国长达四千多年的历史，不得不承认我从未见到有这类征服的记载，也没有听说过他们扩张国界。他还说，他经常拿着这个问题询问中国博学的历史学家。他们的回答完全一致：从来没有发生过侵略和扩张的事，也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对于成吉思汗的大范围征服，利玛窦认为，当时中华文明的主体部分也是“被征服者”，而不是“征服者”。利玛窦的这部札记，由一位比利时籍的传教士从中国带回欧洲，一六一五年在德国出版。后来有拉丁文本四种，法文本三种，德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和英文本各一种。为了在广泛的对比中研究利玛窦论述的可靠性，我本人，经历了长期的研究和考察。甚至，冒险穿越了从北非、中东到西亚这一现今充满恐怖主义的“古文明发祥地”。在这过程中，我还阅读了大量的书籍，仔细分析中华文明和其他文明在这些问题上的思维异同。我发现，古代的希腊人、波斯人、罗马人、阿拉伯人，近代的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德国人、日本人，都在一系列历史文献中留下了征服世界的计划。但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各类典籍中，却怎么也找不到类似的计划。古代中国虽然对世界了解不够，但也早已通过一些使节、商人、僧人和旅行者的记述，知道外部世界的存在。在唐代，通过丝绸之路，中国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已相当充分。但是，即便如此，中国在实力很强的情况下，既没有参与过中亚、西亚、北非、欧洲之间的千年征战，也没有参与过近几百年的海洋争逐。这实在太让人惊讶了。大家都在伸手，它不伸手；它有能力伸手，还是不伸手。大家因此不理解它，不信任它，猜测它迟早会伸手。猜测了那么多年，仍然没有看到，大家反而有点慌乱和焦躁。是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利玛窦说（2）产生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中华文明的本性决定的。中华文明的主体是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和游牧文明很不相同。海洋文明和游牧文明大多具有生存空间上的拓展性、进犯性、无边界性。它们的出发点和终点，此岸和彼岸，是无羁的，不确定的。相反，中国农耕文明的基本意识是固土自守、热土难离。它建立精良军队的目的，全都在于集权的安慰和边境的防守。农耕文明的“厚土观念”、“故乡情结”，上升为杜甫所说的“立国自有疆”的领土自律。结果，中国历代朝野，压根儿对“占领远方”不感兴趣。万里长城作为中华文明的象征，便是防守型而不是进攻型的证明。我在中东和欧洲见到不少进攻型的城墙，总是围成一个大圈，用的材料是刚刚被破坏的古典建筑残片，里边造了很多马槽，只等明天一开城门，蹄如箭发。经过反复对比，我终于强烈感受到，中国的万里长城是干什么的了。即使具有马背上的尚武精神，中国军人也主要是为了守护疆土、排除干扰，偶尔有一些边界战争，但也仅止于此。即使有些使者远行万里，也是为了《尧典》所说的“协和万邦”。明代的大航海家郑和七次大航海也是为了这个目的，对于所到之地并无领土要求。从郑和本人到每一个水手，一丝一毫都没有这种念头。而且正如大家知道的，他七次大航海结束后，朝廷又是长期的闭关自守。这与晚他六十年的欧洲航海家哥伦布等人发现新大陆相比，就完全不同了。不同在行动，但行动的背景是文化。这种非侵略性的特点，也护佑中华文明成为所有人类古文明中传之今日的唯一者。因为在古代，一切军事远征都是文明自杀，或迟或早而已。这个观点也获得了现代国际学术界的支持。三十多年前，美国学者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EdwardMcNallBurns）和菲利普?李?拉尔夫（PhilipLeeRalph）合著的《世界文明史》（WORLDCIVILIZATIONS）第一部分第七章第一节写到中国文明时，曾经这样说：它之所以能长期存在，有地理原因，也有历史原因。中国在它的大部分历史时期，没有建立过侵略性的政权。也许更重要的是，中国伟大的哲学家和伦理学家的和平主义精神约束了它的向外扩张。我认为这两位学者说得很内行。漫长的历史，沉淀成了稳定的民族心理。中华文明的内部，为了争权夺利发生过大量的血腥争斗；但是对外，基本以和平自守的方式相处。它大体上是一种非侵略性的内耗型文明。国际社会一次次产生的“中国威胁论”，只是一种被利玛窦神父早就否定过的幻觉。中华文明的固土自守思维，也带来了自身的一系列严重缺点。例如，自宋代以来，虽然屡有边界战争，却对世界上其他文明的了解越来越少，已经很难见到从北魏到大唐的世界视野了。尤其是明代以后，更是保守封闭，朱元璋亲自下达了“片板不许入海”的禁令，不知道欧洲在“地理大发现”后，海洋已经开始被划分、被武装。结果，中国失去了原本可以拥有的海洋活力。中国在十九世纪所遇到的一次次沉重灾难，全都来自海上。偶尔翻书，读到清代晚期主持朝廷外交的李鸿章写于一八七四年的一段话，表示他已感受到中国在这方面的生存危机——历代备边，多在西北。……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糜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利玛窦说（3）东南海疆间各种外部势力名为和好，实想吞噬，“一国生事，诸国构煽”的情景屡屡发生，这是李鸿章深感不解的。我在几年前系统地考察了北欧海盗的历史，才知道“一国生事，诸国构煽”的情景，其实是出自于“一船寻衅，诸船围攻”的海盗文化，中国对此了解不多，因此当时几乎都束手无策。处于如此狼狈的境地，还被“构煽者”诬陷为“威胁”，中国实在受冤屈了。在这里，请原谅我要借用两个中国成语，来揭示“构煽者”的行为。说轻微一点，他们是“以己度人”；说严重一点，他们是“贼喊捉贼”。中华文明在近几百年的主要毛病，是保守，是封闭，是对自己拥有的疆土风物的高度满足，是不想与外部世界有更多的接触。结果，反而频频遭来列强的欺侮而无力自卫。作为一名文化史学者，我很希望国际同行们能像利玛窦一样，真实、深入地研究中华文化，然后作出合理的判断，而不应该随着某些政客，想当然地来评述一个历史最长、人口最多的文明。现在我们看到的某些书籍，把中华文明的优点和缺点恰恰颠倒了，在学术上真是有点可笑。刚才这位日本学者的观点，我更不能赞同。你说十余年前曾在上海复旦大学做访问学者，正好那时我是复旦大学兼职教授，有此同校之谊，我也就直言了。作为日本学者竟然如此不了解中国人的集体心理，我深感惊讶。难道，唐代的船帆、近代的战火、现代的血泊，还不能让你比利玛窦更感知中华文明？我知道我的同胞，他们所要的，不是报复，不是雪恨，不是扩张，不是占领，而只是历史的公道，今天的理性，未来的和平。今年是美国向日本投掷原子弹并结束太平洋战争六十周年。记得五年前我曾经应邀到广岛，参加八月六日的和平大会。会上，由原子弹的受害者代表、投掷者代表发言，一个是日本人，一个是美国人，都上了年纪。我是第三方发言者，代表被日本侵略国的民众。我说，我是二战结束后一年出生的，从懂事开始，就知道侵略和被侵略，就知道烧杀抢掠，就知道家家深仇。但到少年时代，整个中国却被一种声音所裹卷，那就是“中日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就连那些死了很多人的家庭，也都艰难地接受了这个口号。我熟知世界历史，从来没有发现另一个地方，另一种国民，能够如此高尚地呼唤和平。带着巨大的伤痛，带着恐怖的记忆，却全然放下，只要和平。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让他们看到对方的真诚。万不能故意再去触动远年的伤疤，还把责任推给他们。既然你到过中国，我建议，学习利玛窦，更加深入地研究一下中华文明。这种学习和研究，应该摆脱国际政治“阴谋论”的沙盘推演，而是回归文化，回归由文化所沉淀的集体心理。这种集体心理，也可称之为“集体无意识”，即一种很难变化的心理本能。中华文明作为一个庞大种族在几千年间形成的精神惯性，早已把和平、非攻、拒绝远征等原则，变成不可动摇的“文化契约”，根植于千家万户每个人的心间。其实，对此存疑的外国人可以到中国乡间，随意询问任何一个地头老农。我保证，谁也不会对远方的土地产生不正常的兴趣。如果离开了基本事实，离开了历史文化，离开了集体心理，伪造出“中国威胁论”，互拾余唾，不断起哄，那是学术的悲哀，良知的坟墓。最后，我要感谢大会在讨论中国文化的时候，能够邀请中国学者作主题演讲。谢谢！（二○○五年七月二十日，东京）世界报告（1）——对话博科娃说明：博科娃女士现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二○一○年五月二十一日，她到中国来亲自发布一份有关文化的世界报告。自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成立以来，发布以文化为主题的世界报告还是第一次，因此，这一天有历史意义。发布的地点，在上海世博会的“联合国馆”。发布仪式上有一个环节，是我与她的对话。对话的程序很简单：先由她介绍这份世界报告的基本思路，接着由我从文化价值上作一番阐释，最后她表示感谢。两方面并没有出现具体观点上的切磋和讨论。联合国的总干事，当然是一名大官，而我却没有任何官职，这怎么构得成“对话”的相应身份？主持人为此向各国听众介绍我：“亲自历险数万公里考察了全球各大文明遗址，又拥有最多的华文读者。”我连忙更正：“最多”的统计经常在变，现在已经不是。下面就是我在发布仪式上对这份“世界报告”所作的六段阐释，根据现场录音整理，并补充了另一场发言的相关内容。一尊敬的博科娃总干事，欢迎您来到上海。由于您亲自到这里来发布联合国有史以来第一份以文化为主题的世界报告，今天的上海特别晴朗。您刚才反复论述，这份世界报告的宗旨是“文化的多样性”。这个宗旨，当然非常重要。但恕我直言，大家都可能把它看成一个很平常的提法，谁也不会反对，谁也不会激动。产生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从学术上说，是出现了“对立面的泛化”。对此，我解释一下。“文化的多样化”，顾名思义，它的对立面应该是“文化的单边化”，也就是某种文化在当今世界的独霸。但是，现在并没有一种文化宣布这种企图，也没有一个理论家推出这种主张。就连“单边化”嫌疑最大的那个国家，主要也“单边”在国际政治上，它自身的文化则保持着“多样性”。它近年来对伊斯兰文化和中华文化的防范，也总是寻找文化以外的借口。因此，如果要寻找“文化多样化”的对立面，人们缺少现实对象，只能联想到古罗马，联想到刚刚发现美洲时的西班牙，以及后来的“日不落”大英帝国。连一些浩荡远征的军事强权，如亚历山大、成吉思汗等，也没有来得及消除“文化的多样性”。由于对立面的不确定，也就使我们今天的宗旨有一点褪色。那么，“文化的多样性”的宗旨，究竟是针对什么？我认为，全部问题的核心是：在多样性的文化之间，究竟是导致必然冲突，还是有可能互相包容？所以，真正的对立面，是以亨廷顿先生为代表的“文明冲突论”。亨廷顿先生的理论，被当代世界夸张、误读，结果，为各种冲突找到了“文明”的依据，这就使冲突越来越严重了。在这之前，世界历史上的那么多冲突，还未曾找到那么明确、那么充足的“文明”理由。正是“文明冲突论”，有可能使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对话关系变成了对峙关系，互敬关系变成了互警关系，互访关系变成了互防关系。时间一长，每个文明的目光越来越自我，越来越偏执，这就从根本上背离了我们的“多样性”宗旨。这，确实值得联合国发布一个单独以文化为主题的世界报告，来正本清源。二亨廷顿先生的《文明的冲突》，发表在一九九四年。一发表，就在世界上产生了极大影响，这是为什么？世界报告（2）那是因为，当时全世界的智者们都开始回顾和总结二十世纪，以便更好地走向二十一世纪。大家一回顾总结，无穷无尽的枪炮血泊又回到了眼前。二十世纪太可怕了，不仅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而且又持续了严重的“冷战”。但是，到了二十世纪最后十年，似乎一切都烟消云散。什么同盟国、协约国、法西斯同盟、反法西斯同盟，什么社会主义阵营、帝国主义阵营，都已成过眼烟云，就连后来匆忙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也很快发生了变化。总之，一切作为二十世纪冲突根源的政治依据，眼看着都很难延续。但是，这并没有给人们带来心理上的安全感，反而，由于不知道新的冲突根源，人们更慌乱了。大家不喜欢冲突，但更不喜欢那种不知道冲突由来的无准备、无逻辑状态。因此，地球的各个角落，都在期待一种判断，一种预测。否则，就不知如何跨入二十一世纪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哈佛大学的政治学教授亨廷顿先生出场了。他说，二十一世纪的冲突，将以“文明”为坐标。他预言，所有古往今来所积聚的不同文明群落，在摆脱别的种种归类后，将以自己的文明为皈依，然后与其他文明对弈、纠缠、冲突。在所有的文明群落中，二十一世纪最重要的冲突将发生在最重要的三大文明之间，那就是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这种解释和划分，乍一听，理由比较充分，具有文化含量，又有现实证据，因此一发表便轰传各国，万人瞩目。有人说，亨廷顿先生的厉害，就是从政治划分回归到了文化划分，而文化确实比政治更稳固、更长久。这就无怪，“文明冲突论”成了二十世纪晚期最重要的人文理论。但是，从一开始，就有学者指出了这种理论的弊端。我作为一名东方学者，就于一九九九年两次明确地批评了亨廷顿先生的两大局限——一是以西方立场来解析文明格局。带有冷战思维的明显印痕，只是以“文明”之名锁定了新的对手；二是以冲突立场来解析文明格局。淡化了比冲突更普遍的文明交融和文明互置，实际效果令人担忧。我不能说，从世纪之交开始激化的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间的越来越严重的冲突，是由亨廷顿先生的“文明冲突论”引起的；但是，冲突的事实和冲突的理论之间，确实起了“互相印证”的作用。因此，从新世纪开始以来，如何面对这种理论，成了人类文化的一个大课题。三于是，二○○四年联合国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虽然不是专谈文化，却明确地对“文明冲突论”予以否定。我本人有幸受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之邀，参加了这个报告的研究和讨论。我和各国学者在研究和讨论中一致认为，“文明冲突论”的错误，在于把正常的文明差异，当作了世界冲突之源。因此，我们必须反过来，肯定差异、保护差异、欣赏差异，让差异成为世界美好之源。在这个意义上，“多样化”这个概念，就成了保护差异的理由和结果。我记得，在讨论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两个英文词是difference（差异）和diversity（多样性）。两个D，后来又增加了一个D，那就是南非大主教图图那句话的第一个字母：“Delightinourdifferences”（为我们的差异而欢欣）。大家看到没有，图图大主教的这句话，就被正式写到了那年《人类发展报告》的前言之中。与这句话一起，还出现了一句果断的结论：本报告否定文化差异必然导致文明冲突的理论。世界报告（3）有趣的是，我在联合国的各种报告中，很少读到这种坚定的结论性语言。在那次研究和讨论中，我才知道，其实早在二○○一年，联合国已经通过了一个《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后来，二○○五年，在联合国“世界文明大会”上，又通过了《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作为对二○○一年那个宣言的补充文件。我又一次应邀参加了这个大会并发表了主题演讲，以“文化多样性”的原理提醒国际学者，应该更深入地了解非常特殊的中华文化，不要以自己的文化逻辑横加猜疑。联合国毕竟是联合国，清晰地知道当前世界的主要麻烦，是以“文明差异”或“文化差异”的理由，爆发冲突。因此，始终没有离开这个焦点，多年来一直锲而不舍地发宣言、订公约、开大会，实在让人感动；但同时，联合国又毕竟是联合国，总是那么绅士派头，说来说去还是“多样性”，委婉平和，不作厉声疾语。今天发布的世界报告还是一如既往，从“多样性”出发来否定文明冲突。但是，与过去的宣言和公约相比，它又大大进了一步，从学术深度上指出了亨廷顿理论的“三大错误假设”。在我看来，这在同一问题的思考深度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因此，请允许我稍稍花一点时间，对这“三大错误假设”作一些解释。四亨廷顿先生的“文明冲突论”，就像历史上很多轰传一时却站不住脚的理论一样，立足的基础是一系列假设。学术研究是允许假设的，但亨廷顿先生未能诚恳地表明是假设，显然是一种理论错误。“文明冲突论”的第一个假设，是粗糙地设想人类的每一个文明群落在文化归属、文明选择上，只能是单一的。事实上，全部世界史证明，这种归属和选择都是多重的，叠加的，互相依赖的。因此，那种看似“正宗不二”的单色、单线、单层、单调，只是一种假设，一种出于幼稚而懒惰的思辨方便而进行的“想象式提纯”，与实际情况相距甚远。“文明冲突论”的第二个假设，是武断地设想不同文明之间的边界是一条条水火不容的封闭式断裂线。事实上，所有这样的边界都是多孔的，互渗的，松软的。文明的边界不像战时国界那样壁垒森严，而是混沌地包括着风俗、语言、婚姻、祭祀、歌舞等生态文化的不可分割元素，即使某些地方出现了区划，仔细一看也是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甚至大同小异。因此，那种以邻为壑式的所谓文明边界，其实也只是一种不真实的理论切割，为的是使冲突双方“到位”，并找到“冲突的身份”。这很不应该，因为绝大多数“冲突的身份”，是自欺欺人的虚构。“文明冲突论”的第三个假设，是鲁莽地设想每种文明的传承都是保守的，凝固的，复古的。事实上，世界上的多数文明都在忙着创新、改革、广采博纳、吐故纳新。我走遍全世界，看到一切活着的文明都很不确定，一切健康的文明都日新月异。因此，它们都不可能拿着千年不变的模式去与别的文明冲突。在学术上，把不确定的活体说成是僵化的实体，那就是在为冲突制造理由。以上所说这三个“错误假设”，是“文明冲突论”所隐藏的三个理论支柱。今天发布的世界报告明确指出了这一点，我很希望世界上有更多的人能够看到。如果大家都明白了各种文明之间归属的叠加性、边界的模糊性、内容的变动性，那么，信奉和执行“文明冲突论”的人群就会大大减少。世界报告（4）五在这个问题上，我还想谈谈个人的感受。前面提到，我在上世纪末就对“文明冲突论”提出异议。这种异议，较系统地见之于我在考察世界各大文明后写的书籍《千年一叹》和《行者无疆》中，也见之于我花了两年时间在香港凤凰卫视的谈话专题《秋雨时分》中。照理，我贴地考察了当今世界冲突最严重的中东、北非、中亚、南亚地区，最能呼应“文明冲突论”，为什么却反对了呢？我在那两本书里写道，看来看去，确实到处都在发生冲突。但是，所有的恶性冲突都发生在文明和野蛮之间，而不是发生在文明和文明之间。因此，当今世界应该划出的第一界限，是文明和野蛮的根本区别。那么，什么是“当代野蛮”呢？我在书里一再指出的是七项，那就是：恐怖主义、核竞赛、环境破坏、制毒贩毒、极端霸权、极端民粹，以及面对自然灾难和传染病无所作为。从事这些“当代野蛮”的人，和反对这些“当代野蛮”的人一样，都散布在不同的族群里。如果有人硬把文明和野蛮的冲突解释成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冲突，那么，他们就有掩饰自己野蛮行径的嫌疑。我在几本书里反复表述了这样一个意思——几万里历险告诉我，“文明”之所以称为“文明”，互相之间一定有共同的前提、共同的默契、共同的底线、共同的防范、共同的灾难、共同的敌人。这么多“共同”，是人类存活至今的基本保证。如果有谁热衷于文明族群之间的挑唆，那就势必会淡化乃至放弃这么多“共同”，最后只能导致全人类的生存危机。在这么多“共同”下，文化差异就必须被保护、被欣赏了，并由此产生文化的多样性。对于守护文明的共同底线，我们的态度是严峻；而对于保护文明范围内的多样差异，我们的心情是喜悦。在这里，我想特别说一说专业的文化行为。因为我发现，在文明课题下的轻重颠倒、敏感挪移、是非混淆、悲喜错置，这样的事情，一直是由一批文化人在操弄。他们的文化地位和社会影响，造成了浓重的人文迷雾，使很多人失去了正常的判断。由于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差异被他们夸张成了你死我活，我们经常可以听到激烈的文化自守言论。对此，我还是只能以自己为例来作一些分析。我在华文读者中的形象，是中华文化的搜寻者和捍卫者，因此那些激烈言论也总是在我身边鼓荡，希望由我进一步来带头强化。但是，只能让他们深深失望了，因为我的看法完全不同。我写道——不错，我是中华文化的忠诚阐释者，但是，我完成这些思考的基础逻辑，是欧几里得几何学给予我的；我文化思维的美学基础，是黑格尔、康德给予我的；我的现代意识，是荣格、爱因斯坦、萨特给予我的。我从来没有觉得，这些来自欧洲的精神资源，曾与我心中的老子、孔子、屈原、司马迁产生过剧烈冲突。既然一个小小的心灵都能融汇那么多不同的文明成果而毫无怨隙，那么，大大的世界又会如何呢？确实，我一直认为，当我们在讨论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的时候，真不如把自己的内心贮备，当作一个参照范本。但是，我看到的更多的文化人却走了相反的路。我可以用一个真实的案例，来说明他们的基本行为方式。例如，上海这座移民城市的一个社区，一百年来聚居着来自北方、来自南方和本地原住这三拨居民，早已互相通婚，相融相依，难分彼此。一天，忽然来了几个文化人，调查三拨居民百年来的恩怨情仇。他们问：偷盗事件以哪一拨为多？群殴事件以哪一拨为多？又发生过多少次跨族群仇杀？折腾过多少次法庭诉讼？这一切，与三拨人的地域传统有什么关系？这三拨人的后代，在今天的处世状况如何？……这样的调查，经过一个月，拟成了初稿印发，结果，这个社区对立横起、冲突复萌，再也无法友爱和平了。世界报告（5）难道，文化人为了“学术研究”和“社会调查”，就应该起这样的作用？扩大了看，我觉得“文明冲突论”和其他许多类似的理论，也或多或少进入了这样的模式，必须引起警觉。文化和文明，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从它们的“研究需要”回到人文道德的伦理本体，不要因手段而使目的异化。二十一世纪，随着传媒技术和互联网系统的突飞猛进，那种以“文化”的名义造成恶果的可能性，比过去任何时代都大大增加。六二○○五年四月十五日，我应邀在哈佛大学演讲。演讲结束后，又两度与该校二十几位教授长时间座谈，话题频频涉及“文明冲突论”。春夜别墅林苑的温煦话语，令人难忘。听教授们说，那些天亨廷顿先生不在波士顿，否则他们就把他也请来了。我倒是很想与他当面切磋一番。二○○八年夏天，在中美两国很多学术界朋友的策划下，准备在美国举办一个论坛，邀请亨廷顿先生与我对谈，时间定在二○○九年春天。一切都已经安排就绪，但遗憾的是，亨廷顿先生却在二○○八年十二月廿八日去世了。一代学人，语势滔滔，竟戛然中断，溘然离去，实在令人不舍。从他最后两年发表的文章看，他已经知道国际间有人批评“文明冲突论”诱发了冲突，他为此感到委屈，进行了自辩。我愿意相信，这位学者并不存在点燃和扩大冲突的动机。但遗憾的是，一切理论的初始动机和实际效果并不一致，而更应该重视的却是后者。亨廷顿先生表现出来的问题，是很多西方学者的习惯性思维。因此，即便在逝世之后，我们也不妨再探讨几句。一种出于西方本位论的自以为是，使“文明冲突论”在论述其他文明时只停留在外部扫描，而没有体察它们的各自立场，以及它们实际遇到的痛痒。例如，亨廷顿先生把儒家文化看成是二十一世纪“核心中的核心”的三大文化之一，说了不少话，并把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往事也与之相连。但是，他对儒家文化的了解实在是太少、太浅、太表面了，说来说去，基本上是“行外话”。因此，立论于一九九四年的他，并没有预见到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而在同样的时间，曾任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的高希均教授，由于他自身的文化背景，却准确地作了这种预见。根据亨廷顿先生和很多西方学者的立场，其他文明即使获得了不小的经济发展，在“精神价值”和“制度文化”上也应该归附于西方文明。如果不归附，他们就无法进行阐述，因此在他们的内心认知上就是“麻烦”，冲突在所难免。由此可见，“文明冲突论”表面上气魄雄伟，实际上仍是西方本位论面对新世界的一种新表述。因此，事情不能推到亨廷顿先生一个人身上。可以肯定，文明与文明之间的课题，将会在二十一世纪被反复讨论。本来，我是准备在与亨廷顿先生对谈时向他提供一些有关中国文化的素材的。例如，就“文化”中处于重要地位的“制度文化”而论，西方建立于近三百年间，而中华文明却已实际延续了四千多年而未曾中断；这四千多年，中华文明成就可观，且基本上没有与其他文明发生过严重冲突。这个素材与冲突有关，应该会引起他的重视。好了，我今天的发言就是这一些。历史将证明，今天发布的这个报告，和联合国长期以来在文化上所做的种种努力一样，是人类理性和智慧的当代展现。它虽然显得低调，却非常重要。我们这代人的使命之一，就是让这种重要，真正成为重要。谢谢总干事。谢谢诸位。身上的文化（1）二十年前，在上海一辆拥挤的公共汽车上，一个工作人员开始查票。查票很安静，工作人员只对乘客点一下头，乘客看一眼他的胸牌，便从口袋里取出票来。工作人员立即用红铅笔在票上划一下，便把脸转向另一位乘客。整个过程，几乎没有一点声响。终于，有一位中年乘客拿不出票来。工作人员说：“逃票要罚款。”“逃票？”中年乘客激动起来。因为一个“逃”字，完全排除了遗忘的可能，听起来很刺耳。他看了一眼周围人的脸，发现大家都有点幸灾乐祸。乘公共汽车太枯燥，人人都期待着发生一点与自己无关的事，解解闷。中年乘客这一看就更恼怒了。他拿不出票，却要快速找到不是“逃票”的理由，而且不仅仅要说服工作人员，还要说服周围所有的人。他憋红了脸，慌忙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一张名片塞给工作人员，说：“你看我管着多少人，还要逃票？”他在摸名片的时候无意中碰到了放在同一口袋里的一个银行存折。千不该万不该，他居然把这个存折也塞到工作人员手里，说：“你看看这个，我还用得着逃你的票吗？”当年的工作人员很有修养，既没有看名片，也没有看存折，而是礼貌地把这两件东西塞回到他手里，说：“这与职位、金钱没有关系。上车买票，是一种城市文化。”“文化？”中年乘客受不了当众被教育的情景，何况又扯上了文化。他不知怎么回应，便说：“你还给我说文化？我儿子已经是硕士……”这一下，整个车厢都笑了。大家也不清楚这儿怎么冒出来了文化，只是在笑这位乘客说不过人家的时候，拉出儿子来做救兵。二十年过去，社会变化天翻地覆。有趣的是，那次公共汽车上出现的最后一个概念——文化，已成为人们区分荣辱的第一防线。一位企业家的最大荣耀，不是财报上公布的当年业绩，而是无意中听到职工的背后议论：“我们的董事长比较有文化。”据调查，目前多数城市富裕家庭之间最大的攀比，是孩子的文化程度。据调查，目前多数退休官员晚年生活质量的差异指标，除了健康，就是文化，即有没有戏剧、音乐、文学、书法方面的兴趣相伴随。这儿所说的文化，都是个体文化，也就是每个人身上的文化。过去，每个人身上的文化只有文化界里边才会关注，现在，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关注了。这样的情况，可能是宋代以来第一遭吧？因为明清两代的朝廷不断实行文化恐怖主义，文为祸源，避之唯恐不及；近代和现代，则以军事和政治的交杂为主调，有限的那一点文化一直在蓬头垢面地颠沛流离。其他逃难者看到几副厚厚的眼镜也许会投来几分怜悯，却怎么也构不成向往。但是，现在，当大家都在向往文化的时候，怎么来处置落到自己身上的文化，也就变成了一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迫切，越来越重要。近年来，先是学生们问我这个问题，后来，不同领域的一些重要人物也都来问了。其实我自己也在为这个问题苦恼、思考、观察、比较。终于能作一些回答了，供大家参考。我认为，一个人身上要拥有真正的文化，必须先“祛病”，再“进补”，这就体现为两个“不再”，两个“必要”——第一，不再扮演；第二，不再粘着；第三，必要贮存；身上的文化（2）第四，必要风范。下分述之。不再扮演真正有了文化，就不会再“扮演文化”。这个道理，一听就明白。这真像，真正的功夫高手不会一边走路一边表演拳脚。因此，我们或许可以凭着是否扮演，来猜测真假和深浅。我想起了两件小事。很多年前，我还在任职的时候，曾经组织过上海人文学科著名教授的一次聚会，《英汉大辞典》主编、复旦大学外文系的陆谷孙教授也应邀前来。很多教授看到他来了就纷纷围上去，其中好几个对他说话时都夹着英语。但他，从头至尾没说一个英语词。因为在他看来，那次聚会，从内容到人员，都没有讲英语的理由。而他，更没有理由要表演英语。还有一次，东北某地聘请我和当时还健在的汪曾祺先生担任文化顾问。聘请仪式上的发言者也许考虑到我们两人都写散文，便美词滔滔。汪曾祺先生显然有点受不住了，便边听边轻声地把那些话“翻译”成平常口语，像一个语文老师在当场改错。他的年龄，使他有资格这么做。发言者说：“今天丽日高照，惠风和畅”，汪先生立即说：“请改成今天天气不错”；发言者说：“在场莘莘学子，一代俊彦”，汪先生立即说：“请改成在场学生们也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