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法有缘-4

14 梅 頓 學 院能夠一門三代都有成員在牛津大學同一學院就讀的中國人家庭恐怕不多見。因此對於自己和長子國充能步父親後塵，依次在梅頓學院求學，特別覺得難能可貴，更不禁衷心期望將有更多的子孫能把這家族傳統延續下去。父親留學英國的前因後果可說是非常獨特的。他在一九一二年從香港上了放洋輪船，本意是去美國求學，但不堪風浪，船啟航後就一直要躺臥著，航程完畢後才知道輪船去了英國利物浦，而不是他原來目的地─美國加州的三藩市。父親在利物浦碰到一位世交，這位朋友帶他到牛津度週末，想不到這假期令父親對這馳譽世界的學府名城完全傾倒，說其麼也不肯走了，亦因此改變了他的一生。父親於是決定留下來，並用兩年時間，跟隨私人教師潛心攻讀英文，再投考牛津大學入學試。他後來終於得償所願，進入梅頓學院。梅頓學院建校於一二七四年，屬牛津最古老學院之一。它那極具歷史價值的圖書館、教堂和美麗迷人的綠茵場地最為人津津樂道。牛津大學戲劇社多年來都在庭院中演出莎翁名劇。父親在一九一二年到來時，曾參觀梅頓學院和其他學院，但一直只對梅頓學院情有獨鍾。他本長於國學，習英文是到牛津以後的事。他在梅頓學院受到天然景緻的詩情畫意放發，成詩多首，大都緬懷家國之作。多年後，為了思念梅頓學院而泛起對那些遙遠歲月的無窮追憶，亦多吟詠，情見乎辭，感人肺腑。尤其當我成為家中第二代的梅頓學院成員後，他的感觸更深。父親在私人教師門下受業兩年就考進牛津大學，真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須知他在離港前能說或寫的英文都很有限。他一九一六那年在梅頓學院甫獲政治經濟學學士銜後就給召回香港。遺憾的是他從此未再踏足英國。在後來悠長的歲月中，我感到他一直深切希望能再返牛津和梅頓學院，重溫舊夢，可惜受不住海上的風浪，不能乘船，又害怕航空危險，始終沒能成行。一九四六年，梅頓學院當時的院長邁理氏爵士，是父親當年的導師。父親為我入學的事給他去了信，看來他並未遺忘這舊門生。於是我不久就得以免考入學試而成為家中第二位進入梅頓學院的成員，更獲分配到宿舍三樓上，父親早年曾居住過並附有起坐間的寢室。推開窗扉，下面就是修剪整齊的綠茵場，對面就是圖畫般的花園。望過學院圍牆外又可欣賞那著名的基督堂學院草地，景色無與倫比。房內四壁嵌了古雅的橡木板，高與人齊，一看就認出是從小在香港家中父親書桌上照片中慣見的背景，於是我才踏進門就感到像遊子歸家般的親切。一九四六年十月剛到梅頓學院的情況至今仍歷歷在目。我當時來到正門左側的門房小屋，一位高大英俊的青年已上前相迎。他的年紀跟我差不多，見面就對我說：「你想必是香港來的姓余的學生了，是余芸的兒子，來唸政治經濟，還是唸歷史呢？」雖然父親早前去信邁理氏爵士已告知一切，但這位年青人對我的事瞭如指掌，使我頓覺飄飄然，於是客氣地跟他請益，又問他唸的是其麼科目。他自我介紹姓基頁士，名諾文，是我的導師；他又告訴我寢室的編號，說剛好在他的上一層，正要帶我到那兒去。原來基頁士博士是位出色的歷史學家，曾就第一次世界大戰為英國政府寫過一份詳細報告，即白皮書，而他當時正著手寫另一份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為題材的報告，數年後他就當上兩次世界大戰史的教授。當時聽他說是我的導師，就感到有點愕然，因照我看來，他還不到三十歲。他態度非常和善，從那時起就建立了我們之間的友誼。只是在第一個學期裡，為了他所教科目要繳交的論文，著實令我煩惱不已。在一九四六年啟程赴英之際，我從未想過在學科上會遇到任何困難。對於哲學政治和經濟這三藝課程當然所知極少，卻也不怎麼擔心，認為不外是政治經濟學的新名稱，父親當年尚亦未被難倒，我憑著大學教育作基礎，理應更勝一籌。我早聽人提過，也讀過有關資料，明白牛津大學的導師制度以及為榮譽生開設的高級課程，對學生的水準都有極嚴格的要求，但當時絕對相信自己有足夠的能力去應付，不過無何就發覺自己忽略了幾點不利的因素。首先，我在抗戰期間停止閱讀或書寫英文達四年多，英文自然在不知不覺中退步。其次我吃虧在看書速度緩慢；戰前在香港大學都是通過堂上聽講來學習，要靠自己看的書不多。到了梅頓學院後，每次為了寫論文都得看大量書籍，看後還要有系統地表達自己的觀點，必要時還要為這些觀點提出理由並加以闡釋，這都是前所未有的做法。基頁士博士是我政治制度和現代史這兩個必修科目的導師，還記得第一次上政治制度的導修課前一星期，他著我先就英法兩國的議會和選舉制度作篇論文，比較兩國制度上的優劣，還給了我一張長長的書單，列出要先閱讀的參考書。對於英國法國以至世上任何一國的議會或選舉制度，我都一無所知。要就自己絕無認識的題目寫論文還是頭一趟。還有的是，要在七天限期內看完這麼多著作亦是前所沒有的事，現在說來倒有點像在職業特工隊電視片集裡，那些分派給聯邦調查局人員的不可思議的艱巨任務，不過我這可不是電視情節而是真實的。我於是從學院圖書館和大學圖書館借來參考書，並立刻開始潛心閱讀。我先挑有關英國議會和選舉制度的看；那是本煌煌巨著，好不容易才把它啃完，足足花了三天半。這是我五年來所看的第一本英文書，內容全是陌生的，讀法又不正確，不懂挑合用的才讀，而是老老實實由首頁看到末頁。然後再讀完另一本有關法國那些制度的權威著作，又再花了兩天半。這樣總算有點寫論文的資料，可惜只剩下一天讓我把書本中學到的寫出來。於是決定暫時放下其他書本，慢慢再讀，又決定在限期前的一天把自己關在房中寫論文。那時我在學院裡已交了好些朋友，加上全學院只有兩位中國人，我的存在少不免較令人注意，因此每天都有人過訪，我為了及時寫好論文，就只好讓他們喫閉門羹了。我的寢室和起坐間的門都沒有鎖，但如從樓梯拾級而上，進入我的一套房間前，必先經過空置的頭房，那裡放著箱籠、運動用品和雜物。這頭房倒有一度厚重木門，門上還裝有木把手。若在頭房裡面關了門和下了把手的話，外面就怎樣都打不開來。這門一向都是開著的，但既然把它關上是唯一可以把訪客擋駕的辦法，我就只好首次在那天把它關上，沒想過這會引起一次頗不愉快的風波。事發那天上午，我收拾心情，準備寫來到牛津後的第一篇論文。未到中午已有點眉目，正當我覺得進度還算不差之際，忽然頭房那邊傳來巨大和連續不斷的敲門聲。事實上，那天早些時候已有人來輕輕打門幾次，只因為我沒加理會，來人都走了。正當我為了用得著這道門而有點自嗚得意時，突然來了驚天動地的叫門方式。擂門聲越來越兇，兼且夾雜著人聲。我當然感到不悅，因這做法既無禮又不近人情。後來我終於鬥不過，於是老大不願意地把門開了，想不到卻見基頁士博士站在門前。我還來不及表示不滿，他先不客氣地發話，為甚麼關上那道門。我於是故意尖刻地告訴他：「就是要避免不相干的人來打擾，還用問嗎？」他不理會我語帶諷刺，卻急步在我的兩個房間走了一轉，然後才向我道歉說打擾了。他續說早該告訴我學院有規定，除了每年五月學院舉辦週年舞會那天外，學生均不得關上那道木門。經過道歉和解釋後，這無端興起的風波自然也就平息了。只是至令我還不大肯定，到底在他心目中，認為當日會在我的房內搜出些其麼來。翌日早上，我就首次跟基頁士博士上導修課。他知道我只能看過兩本參考書後，只說必須在假期中把餘下的看完。當我一讀出論文時，他每每從中打岔，對我轉述兩位作者的觀點和結論提出相反意見。但當我剛表示接受他的看法時，他忽然一個回馬槍，提出另一套高明的說法去支持兩位作者，這常令我進退失據，但亦大開眼界，了解到牛津大學導師制的用意和實效。只是這效用無窮的一課也解決不了我當前的問題。一連數週內，我在閱讀和寫作上還是有困難。要等到在梅頓學院讀上三個學期，即是到了那學年的夏季學期，才對牛津大學的導修課制度感到習慣。開始的幾個月裡，寫起論文來總是非常吃力，苦不堪言。幸而學院生涯也不盡是寫論文和上導修課。早晚在食堂用膳時同學間互道見聞，加深認識；休息室中漫無邊際的閒聊，以至寢室裡一同品茶小吃，都是學院生涯較輕鬆的一面。我亦經常參加學院際的足球、乒乓球和橋牌賽，所以在本學院和其他學院的參賽隊伍中交上許多朋友。梅頓學院裡一位醫科學生，是牛津大學足球隊隊長，屢次邀我加入校隊，確真是抬舉了我。雖然我感到萬分雀躍，但鑑於每次出外參賽，校隊成員乘搭火車或長途汽車都得自付交通費，而我的獎學金內的生活津貼很有限，實無餘款來應付經常出外的開銷，因此不得不婉拒他的一番好意。可惜我又不會划船，那是除板球外最吃香的運動。在那連麵包、牛油和糖都要限額配給的戰後初期，學院裡只有參加划船比賽的運動員才獲額外配給食物。不可不提的是在牛津用篙撐平底船這充滿樂趣的玩意，它永遠吸引著學生、當地居民和遊客，夏天更是旺季。順伊希斯河而下，兩岸風光如畫，有幾處更美得懾人，彷似世外桃源。但當然樂趣中亦帶著風險；不止一次，當我提篙一點下去時，船已從腳下向前直竄，我卻雙足離地吊在篙的上端，雙手拼命抓著篙，身體卻慢慢沉下河去，樣子非常可笑。剛到學院的最初兩頓晚餐也頗堪回味。一九四六年，澳洲來的伯達文在英國板球場上的各級賽事，都經常在一局內取得超過一百分。於是學院用膳時，各人只爭相談論他的輝煌戰果。在剛到梅頓學院那頓晚餐和翌晨的早餐席上，就只有關於他的話題。由於我從來不知板球為何物，所以在餐桌上自然一句也搭不上。到了第二天晚餐時，我在長桌上剛坐定就沒頭沒腦地針對這位紅極一時的板球健將，說了句很不恭維的話，更同時故意提高聲調，務必令前後左右的人都聽得清楚。不出所料，這一擊就中了要害。忽然全場靜了下去，大家都轉頭朝我這邊望過來，接著有把聲音輕問何出此言。我當即笑著回答說因為我不認識板球這玩意，昨夜和今早在餐桌上一句都搭不上腔，憋得慌了。全場又靜了一兩秒，然後所有人突然狂笑起來。於是我很快就成為無人不識的人物，更贏得不少友善的關懷。可見在學院中，外來學生有時必須破格爭取主動，才能多交朋友。在梅頓學院為了寫論文而拼搏的同時，亦很掛念著九弟季皋，不知他在劍橋龐貝祿學院的情況怎樣，會否像我一樣，寫起論文來遇上困難呢？我們早安排好，每逢假期就會在牛津或劍橋相聚，從而對學院生活交換心得，亦可略慰思鄉之苦，那時連造夢都沒想過坐飛機回家度假這回事，作客他鄉而能暢敘手足之情，真是樂何如之。於是每每在開課後就渴望著下一次的相聚。我們偶然也會一同乘火車去倫敦觀光一天，摯友李福善伉儷總會邀請我們到家中作客，饗以李夫人手製的家鄉美食。剩下來的假期裏，兄弟二人就只埋頭補讀學期中未讀完的書。李福善當年和我們一同乘搭不列顛尼號輪船赴英，入倫敦大學的大學學院唸法律。在那一九四六、四七的年代，怎會料到不久之後，我和他竟會同在倫敦出席林肯法律學院舉辦的晚餐，其後更在香港的法庭上經常有公事上的往還。15 天 涯 若 比 鄰一九四七年夏天的一個上午，我聽課後回到梅頓學院，當年頒發獎學金給我的香港教育司華頓先生已在宿舍等候。這真是太意外了，一時間連話都說不出來。他還是一貫的作風，帶著和藹的笑容，先為了不請自來而道歉，說前一天晚上才回到英國，臨時決定趕當天首班火車來看看我在學院的情形。他一派的誠摯謙和，親切握手之際，使我驟覺心目中那道不知是基於官民有別或其他的隔閡而一向橫在我們之間的屏障，其實從不存在。雖然年齡上有差距而身份地位又很懸殊，但那卻是我們一生友誼的起點，最堪告慰的是這段珍貴的交情數十年來並未褪色。雖然那時還未知道這次會面會給我帶來多大的運氣，但無論如何，我們新建立的友誼後來就協助我這獲頒勝利獎學金的學生渡過了難關。跟著的週末，我應華頓先生的邀請，到牛津附近的華陵津教區長的府第，他父母的家中作客。我們共進午餐和下午茶。在精緻的花園裡，和煦的陽光中，上天下地無所不談，度過閒適的半天。華頓先生現今年逾九旬，在多徹斯特市的貝克倫紐頓區歸隱。退休前官至新界政務司，但在一九五零年代後期，不幸妻子突因神經系統病患以致永久癱瘓，遂提早退休以便全力照顧。在他退休前，長姊湘婉伉儷、季皋夫婦和我夫妻二人幾乎每年都在華頓家作客，歡渡聖誕。華頓先生與我至令仍有書信往還，而我每逢到英國都會拜望他。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在一次牛津中國學生會的聚會裡，邂逅了就讀於森麻威學院的盧瑪琍小姐，她是一位中英混血兒，父親是新加坡華人。一個月後的另一次聚會裡，她透露她的父親在劍橋受過教育，還記得和我父親同學少年時的情形，因此希望見見故人之子，邀請季皋和我在學期完結後跟她們一家度週末。到了約定那天，季皋和我高高興興地乘火車準時來到布賴頓市車站，並等候主人家來接我們。但到火車開走了才發覺原來那城市有兩個火車站，而我們應在另一站下車。我們只好提著雙親用過而早已退役的殘破皮箱，徒步穿過城裡八陣圖般的大街小巷去找另一個車站。更狼狽的是，長征才起步，我們的箱子就斷了挽手，於是兄弟二人要輪流把箱子用肩膊托著；當我們柢坡時已弄得衣冠不整，灰頭土臉的狼狽不堪。幸而得到主人殷勤款接，一掃跋涉的困倦，得以在那濱海度假勝地享受了一個十分愉快和難忘的週末。這還是我們來英後首次真正的度假。盧家屬虔誠的天主教家庭，樂觀喜客。盧父不幸失明，但以積極態度接受命運的安排。他為人風趣，笑語頻生。盧太太和藹慈祥，是我平生少見。她笑顏常開，教人樂於親近，並全心全意照顧失明的丈夫和三名子女。瑪琍居長，妹妹蘇珊在接受護士訓練，兒子彼得有志投身宗教，當時在耶穌會的神學院進修，復來成為耶穌會修士，在蘭開夏郡的史東尼赫士學校執教，我長子國充在一九六八年便是進入該校就讀的。可惜在七十年代後期，盧彼得神甫偕學生所駕獨木舟失事翻沉，他為了救人而不幸遇溺喪生。這些年來在布賴頓市或倫敦都曾多次與盧家聚首，瑪琍姊妹和雙親亦先後數次來港探望。瑪琍與我至令仍不斷通訊。蘇珊則還記得一九四七年五月在梅頓學院的週年舞會裡，我們二人整夜陶醉於妙曼的華爾滋舞步中，直到曙光初露才到寬敞的帳蓬裡享用早餐的情景。綠茵場上專為那盛會而蓋搭了大帳篷，它恰好在我的窗下。瑪琍刻下仍居布賴頓市，住在一幢公寓裡；蘇珊則偕夫婿在法國定居。想不到在一九四七年的布賴頓市之遊竟又再有緣結知交。到?翌日，我和季皋乘坐敞篷巴士，沿著海旁遊覽，當時前排坐著的一位青年樣子很和氣，他回過頭來並道歉說無意中聽到了我們交談，然後禮貌地問我是否牛津學生。原來他一直希望能去牛津升學，可借此夢難圓。然後他又自我介紹，姓羅拔士，名占士，正在伯明罕作見習建築師。那年夏天我更應邀去他家作客。這就開展了另一段真摯的友誼，維繫至今。占士與我同年，不幸幼時患上小兒痳痺症，歷盡艱苦和障礙才成為建築師。求學時代除夢想入牛津外，就是心懷大志要設計和建造一幢圓柱形的商業大樓，雄峙伯明罕市內，四週景物，盡收眼底。在五十年代後期，占士果然獲聘負責完成一座這樣規模的巨製，壯志遂酬，自此聲名大噪，甚至遠及歐洲。另一位占士．衛爾信，退役歸來唸三藝課程，跟我是梅頓學院的同窗，又同時受業於屈咸學院的麥道高先生和梅頓學院的馬斐善先生。此人文才極佳，每週寫論文都倚馬立就，令人欽羨不已。我們又是橋牌拍檔，曾代表學院出賽。但自我積極攻讀法律後就鮮通音問，直至五十年代他挈妻子來香港經營家族生意，住了幾年。那時期幾乎每週都有節目，兩家人玩橋牌，吃館子─他們十分嗜吃中國菜。此後我們一直維持聯絡。衛爾信長子查理斯在港受洗時我被邀作代父。他們家在六十年代返英。查理斯現任英國海軍中校，官階已經不低，但每當我們在倫敦會面時，我總愛表示要待成為海軍上將的代父才算真的愜意。查理斯已是兩子之父，十歲和十二歲的兒子都極聰穎，亦繼承了祖父母對中國美食的喜愛。查理斯格外令我夫婦感動的就是他努力為家為國之餘，更花許多時間精力去照顧弱能兒童。我們有個女兒是先天性痙攣患者，存活了十年，因此深切的體會到一這些不幸兒童如何需要長期不斷的護理和關懷。長子國充和幼子國靖兄弟倆在我朋輩中跟衛爾信最投契。國充是為了彼此都出自梅頓學院的淵源，而定居倫敦的國靖則為了不時獲贈紅酒，乃衛爾信在溫布頓私人酒窖內的珍藏。我卻略有微辭，不滿他在年青時只玩曲棍球而棄足球，刻下又放著麻將不打卻沉迷於高爾夫球。16 風雲變色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我在香港接受勝利獎學金遴選委員會的面試，當時已坦白表明有意在英國學成後將所學貢獻給中國。戰時在國內目睹一般民眾的貧困與無知，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李彥和主任的崇高典範對我亦有極大的感召，因而決定在牛津大學重讀學士學位，主修政治、哲學和經濟。深知若要實現回國的意願，那末能深入瞭解外國的政府機制，再掌握些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就比較當研究生繼續修讀在香港大學唸過的文科更為實用。遴選委員會中有好幾位成員聽到我的最終目標是回國內工作就詫異不已，更有一位甚至認為我既不打算將所學回餽香港，那麼申請這獎學金就沒有其麼意義，這不正是跟自己過不去。當時幸得遴選委員會的主席教育司亞瑟華頓先生為我好意解圍，他拿著政府憲報刊登有關勝利獎學金接受申請的通告和遴選委員會的受權範圍，向其他委員指出這勝利獎學金跟政府其他的獎學金或政府各部門的獎學金在基本原則上有顯著的區別。憲報上的通告特別聲明頒發這項獎學金並無任何附帶條件，而遴選委員會的受權範圍亦強調只須著重申請人的學歷和戰時所服兵役，然後更表示感謝我以坦白和誠懇的態度來接受面試。至令我仍確信，華頓先生那天為我說項和對於頒發那勝利獎學金的看法，給我幫了很大的忙，結果讓我獲頒獎學金。憑著這信念，到了一九四八年當我有意增讀法律科時，就再鼓起勇氣向他問計。從一九四六到一九四七年的下半年，我都一直期望著要返回中國工作，只可惜這注定是個無法實現的空想。根據抗戰幾年的耳聞目睹，清楚知道國民黨是如何的不濟。但當時我確信，唯有蔣介石一人，能擔當大任，在兵燹之餘，把中國建成團結富庶和進步的新國家。他一直排除萬難，領導著貧窮和四分五裂的中國，在八年的悠長歲月中抵抗日本的強大軍事侵略而最終獲勝。跟我有一樣想法的顯然大不乏人，否則他也不會在一九四三年獲邀到埃及開羅，跟羅斯福和邱吉爾舉行高峰會議。但絕對無人能料到，緊隨著中日戰爭的結束，中國就爆發內戰，那些認定內戰不會持久而蔣介石終必獲勝的人完全看錯了。國共兩軍在全國各地苦戰了三年多，以受美軍訓練和裝備而自豪的蔣介石國民黨軍隊雖配備了極精良的槍械，卻經常讓毛澤東那支狂熱擁護他的共產黨軍隊在軍事和戰略上佔盡優勢。到一九四七年底已有清晰的徵兆，意味著神州大陸即將由新崛起的政權和領袖來統治。這時父親來信說，有明確跡象顯示，蔣介石已有計劃到最後關頭撤離大陸，把軍隊和政府遷去台灣，隔著台灣海峽在島國安身；更提醒我應該為前途重新打算。當時我在梅頓學院唸第四學期，亦即開始了第二個學年。過去的三個學期都頗為輕鬆，每學期只唸一個科目，利用假期，尤其是漫長的暑假作自修，進度不差。幾個學期下來書寫和閱讀都漸入佳境。在那第四學期我多唸一個科目，於是每週要交兩篇論文，雖然增加了作業，亦尚能應付裕如。上述兩科都是經濟科目。其時梅頓學院尚缺經濟科的導師，每星期我得去屈咸學院兩次，跟麥道高先生上導修課，對這樣的安排我極感滿意。麥道高先生是英國極有名望的經濟學家，亦是由艾德禮首相領導的英國工黨政府的顧問，備受尊崇。上導修課時他循循善誘；在他教誨之下，經濟學不但易於入手，更成為饒有興趣的科目。那時政治科師承基頁士博士，經濟科則師承麥道高先生，於是殷切地期望著並一心打算多花兩年，潛心誰修三藝課程，然後返中國著手為戰後的建設和善後工作而努力。蔣介石軍隊在內戰中節節敗退，在大陸上的政權亦岌岌可危，舉世震驚。這形勢亦完全破壞了我對前途的一番計劃。考慮到長兄伯泉身為尊業軍人，不獨對國民黨軍方矢誓效忠，並且屢屢在戴陣中和毛澤東的共軍對抗。我自己在戰時亦是國民黨軍隊的一名軍官，又是近乎狂熱的天主教徒，自然不能接受毛澤束所稱謂的馬克思主義教條。這些都是既不能抹去亦不能漠視的事實，難怪父親雖然早知我心存抗拒，仍盡力再三向我游說，希望我改變初衷，放棄返國的計劃，轉而修讀法律，向大律師行業謀求出路。可惜在這階段才考慮改修其他科目已經為時太晚，因為我拿的是三年獎學金，時間已經差不多過了一半。到此地步，我實在立不下心腸放棄已修讀的學科。即使我立心放棄亦毫無益虛，結果只會白費四個學期的工夫。牛津大學的三藝課程通常是三年制，修業三年後考畢業試，總共考十一個科目。戰後引進了新辨法，學生可以選讀二年制，只考八個科目。像我這樣拿著三年獎學金的學生，讀二年制還另外有個好處。用兩年取得學位後，還可以在餘下的一年再修讀其他科目。到了一九四七年十二月，我把整個形勢認真考慮後就毫不猶豫地選擇了二年制。雖然這最後一刻的突然轉變，令我必須在未來的兩個學期裡趕讀餘下的三科，這樣我亦難有機會作總溫習去應付一九四八年六月舉行的學位試，亦在所不計了。我是在請教過基頁士博士和梅頓學院法律系的羅生教授後才作出這決定的。17 勇 下 決 心香港直到六十年代後期才設立法律學院，所以在英國統治的一百二十多年裡，香港人若有意入大學修讀法律學位或考取大律師資格，都必須遠渡重洋到英國進修。認識這些門路而希望朝這方面發展的人不多，也難得有此能耐和機會，因此有一段長時期香港大律師行業的人數很少，中國人就更為稀有。亦因如此，當時居港華人大多對法律絕無認識，亦不知如何才能修讀法律或晉身法律界。在一九四八至四九年間，我絕對也是這類無知者中的一員。選擇加入一個行業，總離不開謀生這大前提。香港直到戰後為止，從未聞有土生土長的華人大律師在行內闖出個名利雙收的局面。在我而言，對大律師行業不但一無所知，更不知道如要在業內有成就，必須要具備些什麼質素，何況我還不自知是否屬於這種料子。概括而言，在那年代當上大律師，絕不能保證獲得豐裕生活和大好前程。難怪到了一九五零年，我在香港正式加入這行業時，在全港大律師名冊上不過排第十一位，數華人更只是第二名。雖然法律界的形勢已如前述，到一九四七年底，眼看回國的路已不可行，這就意味著很可能要返港謀生，於是對法律這行業有了全新的看法，亦開始對父親要我修讀法律的提議不像以往般抗拒。由於獎學金只餘下一年半的期限，因此不得不認清當時的處境，若要取得一門專業資格，投身大律師行業是唯一可行的路。因為時間已無多，其他的專業已不能再考慮了。當時亦明白，即使願意循法律途徑前行，還有好些問題必須解決。不過假如拿不到專業資格而返港謀生的話，所要面對的難題無疑會更多。可惜在香港的政府及私人機構，殖民國的歧視政策已存在了超過百年，在戰後仍殊無改善跡象。高層職位和政府部門首長級位置都只讓由英國或其屬土移居來港的外籍人士擔當，特別給他們創出海外僱員這名稱，讓所有英國殖民地利用來掩飾由歧視政策所帶來的不公不義。那時的政府還未到夕陽無限好的階段，所以在一般情況下，略為高級的職位都不錄用本地華人，無理地把他們摒諸門外。即使在特殊情況下，本地僱員獲居要職，還是得不到同級海外僱員的待遇和特權。我父親就是現成的例子。憑著牛津大學的資歷和國學方面的湛深造詣獲委為高級視學官，那是極少華人擔當的職位。但政府自動給予每一位與他同級的海外僱員的居住單位或房屋津貼、有薪假期、生活指數津貼等等卻完全沒他的份兒。父親每月只有兩天假期，可是海外僱員除此之外尚有每三年一次的有薪大假；薪俸亦當然不能跟同級的海外僱員相比。更不合理的就是海外僱員每次接受特為他們而設的中文測試及格後，立即拿到獎金，薪水跟著躍升，亦提高了晉級機會。父親雖然經常負責考核他們，卻並未因而略有得益。當時香港的殖民地氣氛如此濃厚，我很明白若我未能置身於一門自由職業─例如當上大律師，而貿貿然回港，以本地僱員身份去謀一枝之棲的話，少不免會淪為被歧視的對象而受到不公平對待。加以戰時在英國海軍情報局所領教過的一切，記憶猶新，更難有信心在這殖民地氣氛彌漫下的香港，能夠受到其麼像樣的對待了。我於是立即開始打聽修讀法律的門路。在那年代要入讀倫敦的四間法律學院較今天容易，只須大學入學試及格就算符合取錄條件。在法律學院攻讀要經過兩次考試，時間上都沒有規限，但必須先考初級試的七個科目，及格後才可參加畢業試。除了考試的兩關外，還要在入學的三年內，每年參加法律學院舉辦的晚餐三次，才夠資格成為大律師。但為了照顧戰後復員回來的學生，通常都會放寬甚至豁免這規定。每年舉行初級試四次，畢業試兩次。法律教育委員會代學生計劃和安排法律課程來準備應考，課程的設計是讓學生在至少兩年至三年內獲得專業資格，但這對我來說沒有幫助，因為我的目標是要在一年半或甚至一年內順利通過兩次考試。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我有三項選擇，其一是就此繼續讀完三年制的三藝課程，希望憑著兩個學士銜頭，將來能在香港順利找到一份過得去的差事。其二就是立即中斷那三藝課程前赴倫敦，入法律學院攻讀，並同時參加法律學院晚餐，這就能空出十八個月來準備應付法律學院那兩次考試；但這做法有點冒險，萬一到十八個月後法律學院的畢業試落第，那就完全浪費了三年的獎學金，不過其優勝之處是多出六個月來準備考試。最末一個可行的做法就是先唸完二年制的三藝課程，拿到學位才開始讀法律，希望在獎學金的最後一年內考完大律師的兩個考試。要達到這目標就必得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以前，不管採用甚麼次序，一定要通過考初級試七個科目的一關，才可以參加一九四九年五月份的畢業試。換言之，一九四八年六月才考過三藝課程的學位試，五個多月後就再考法律學院的初級試，然後不到五個月又得再考畢業試。此外尚要先在僅餘的兩個學期，在梅頓學院趕忙準備考三藝課程的學位試。這著實是一項大膽的嘗試，但若成功的話，到時不獨拿到三藝課程的學位，更能一併取得大律師專業資格。基頁士博士聽到我考慮轉學時表示可惜。他特別提出我在第二和第三學期跟他修讀的兩科歐洲史都進度可觀，又說屈咸學院的麥道高先生對於我在經濟科的表現亦有好評，因此他認為我在完成這一年課程的期間內定會有長足的進步。既然只差兩個學期就可取得二年制的學位，他極力主張我應該無論如何先完成這階段才轉讀法律。他認為在上述三個辦法中，第二途徑絕不可行。但他想我考慮第四個辦法，就是取得二年制三藝課程學位後，再選讀一年制的文憑學位，這無疑讓我他日回港找工作時有多些選擇，可是我對此不其熱衷，心目中也沒有合意的科目來唸這一年制的文憑學位，倒不如用三年來唸完那三藝課程。至於法律科考試等問題，由於他不屬於那行業，就介紹我向梅頓學院法律系的羅生教授請教。羅生教授亦是非常出色的學者，平易近人，富幽默感。早年在牛津歷史和法律系以一級榮譽畢業，後來在法律學院的畢業試又獲同樣佳績。多年後屬意在學術界發展，隨即當上牛津大學比較法律學教授。對於是否要放棄攻讀三藝課程，他讓我自己決定。談到第二和第三個辦法，他記得邁理氏爵士曾提到我父親有過人的記憶力，不知我是否秉承了這遺傳。我說中國人大都有良好的記憶力，我亦不例外。然後再問我是否長於數學，我承認了，又不禁奇怪他何以有此一問。他說法律有點像數學，大致都以邏輯為主。若我有意在短期內唸完法律課程，就一定要熟記許多新概念和法律專有名詞。所以必須具有良好的記憶力和富有邏輯性的頭腦。他自己當年獲豁免考初級試，然後只用了半年就考完畢業試；不過他早前已在牛津法律系唸了整整三年，因此考起試來就比較輕鬆。最終的結論是，他認為只要經過仔細的策劃，再努力專心學習，那末在一年內考完這兩級試，應該絕無問題。在這情況下，他附和基頁士博士的意見，主張我先用兩年去取得三藝課程的學位後才修讀法律，以期在獎學金的第三年限期屆滿時獲得大律師資格。他更認為只要悉力以赴，用一年抑或一年半去準備考試，兩者其實分別不大的。我覺得他的言談極具說服力。未拜會他前我本無任何主見，聽他一席話後，頓感舒懷，認為唯一合理的做法就是先在牛津取得二年制的三藝課程學位，然後轉讀法律去取得大律師格又有何不可呢？」臨別時，他還恭維我說，已預期在一九四九年五月大律師畢業試的及格名單上看到我榜上有名，這立時令我感到有點飄飄然，彷彿一切問題都已迎刃而解了。18 在 官 言 官勝利獎學金本來規定我在牛津唸三年制的三藝課程，若中途改變學業程序就必要先獲得有關方面許可。在梅頓學院的首個學期，倫敦殖民部一位德薩先生來了信，說殖民部已替代香港教育司署，管理全體憑勝利獎學金在英國留學的港生，並且派他專責照顧我的一切事務。德薩先生年逾六旬，是位謙謙君子。未加入殖民部前，他曾在遠東待過根多年，為人和藹慈祥，極富責任心；他又恐怕只靠寫信不夠週到，終於不辭勞苦，花了一整天工夫，遠道由倫敦來到牛津，堅要親眼看到我的確已在學院好好安頓下來才放心。我跟他相見後，如沐春風。臨別時他還叮囑我，若有任何需要一定要找他。於是在一九四七年底跟羅生教授商討過又決定改唸法律後，我就寫信給他，並請求殖民部批准。我不久後就收到殖民部一位安達臣太太的回信，說德薩先生已在那年夏天去世，並由她接手照顧獲頒獎學金的香港留學生。最大的打擊就是她在信中說我申請改修法律的事不獲批准，但卻沒給予理由。她信中又提到，若我仍堅持唸二年制的三藝課程，悉隨尊便，但獎學金亦因而會在兩年期滿後停止發放。我於是連忙去信要求讓我當面解釋，後來獲准跟安達臣太太會面，一週後便到了倫敦。當時眼前的這位絕色佳麗，對我擺出的態度卻十分絕情。安達臣太太坐在書桌後上手不停翻著案頭厚厚的文件卷宗，另一手不停在本子上塗寫著。及至我走進辦公室站在她桌前，她還是這樣忙個不了，也不望我一眼，甚至不叫我坐下，只說：「你不是有話跟我說的嗎？說吧！」她給我的回信中已聲明只給我十五分鐘時間，不料她竟有能耐在整整十五分鐘內一次也不曾回過頭來，或瞧我一眼，只顧專注地翻閱那厚厚的一疊文件，無論我怎樣竭力要求她重新考慮我申請唸法律的事，她都絲毫不為所動，只重覆地說她認為那是我絕對做不成的事，我不過在浪費雙方的時間而已。她又說已作過調查，發覺從未有人能夠用一年來完成這課程，亦甚至從未有人嘗試過這麼做，因此不能濫用政府公帑來作資助。當時我見她的態度奇劣，目中無人，不禁衝口而出說在哥倫布之前亦從未有人到過美洲大陸，她卻只回應說此刻沒心情跟我爭論。我特別提到羅生教授十分贊同這做法，她的答覆是從未聽過這名字，而且無論如何他也不能代殖民部作主。十五分鐘不多一秒，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