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法有缘-3

外，只僱用文員和聽差各一人。有一天領事看到我坐在父親的辦公桌，知道我還不曾找到工作，有點訝然。他說希望領事館能給我一份差事，但相信我也明白，請來了也無非是浪費光陰而已。幾天後他把我叫進辦公室，私下向我透露英國海軍情報局剛在曲江成立了辦事處，並正在物色能說中英文的助手，陪同局中一位官員在福建和廣東沿岸一帶進行一項秘密出差活動。當局願意出頗高的薪酬，但旅途可能不很安全而工作也有危險。他續說當局不會登報公開招聘，不過預料會有其他人角逐這職位。他認為我是適當人選，因為我持有香港大學學位，父親又在領事館工作而領事館方面亦熟知他的背景。如我有意的話，他會親自作推介。不用說，我立即表示願意去應徵。應徵過程中，由一位英國海軍少校約翰．戴維斯負責面試。雖然他絕不像薩褚域領事那麼平易近人，面試倒進行得頗順利。有關自己和家庭的一切我亦逐一回答。他問我對輪船，特別是軍艦有甚麼認識，我只能坦承一無所知。他表示那不要緊，因為他可以教我必需的學識，但我一定要有相當的英文程度。然後他問了許多有關我的學位的問題，如在大學裡學了些甚麼，跟著再結結實實地把我的英文考個透徹。他還問我粵語、國語會話和書寫中文的程度，我回說粵語原是母語，也頗懂一些國語，雖然不曾學拼音，至於中文閱讀和書寫兩者都沒問題。他又問是否國語和粵語雖然在口語上大有差別，書面上卻用同一種文字，我說這話基本上正確卻不全對，但必要時來自中國南方和北方的人可以透過文字互相溝通。顯然他很著重我能否勝任在一些用國語交談的場合中給他翻譯，亦因此我明白到我們二人出差所到之處，將不限於廣東省，遲早會去到只說國語的地區。可見雖然戴維斯少校在香港的海港事務處耽了許多年，卻從未學習粵語，更遑請國語了。不久，我便收到錄用通知，亦知道戴維斯少校和我的主要任務是要在中國南部沿海地區設立多個瞭望站，天天報導每艘日本軍艦的往來活動資料來判定日本海軍調度的情形，以便在適當時機配合進行空襲或其他可行的計劃。跟著我就苦熬了兩週的速成進修，從頭開始學習一套有關軍艦各部份的名稱，再根據一本相片冊，裡面貼著所有日本當時參戰的各式軍艦的照片，學習怎樣分辨日本海軍各類船隻，包括航空母艦、戰鬥艦、巡洋艦、驅逐艦、炮艇，還有無數其他支援船隻。我還特別要牢記各類不同型號船隻裡面的構造特徵。再憑這些特徵把船隻辨認出來。這一切限在兩週內完成。他們又給我一本英漢詞典，專收有關航海的用語和詞彙，要我把學會了的英文名詞找出中譯來記熱。訓練期很短，但緊張、興奮，兼而有之。在考驗自己能力的同時，又增加不少知識。自己也不敢相信在這短短兩星期中，竟能吸收那麼多有關軍艦的、特別是日本海軍艦隊的學問。我必須認真學習，因為我的主要任務包括到時把這些知識傳授下去。可惜我在多年後的令天，恐怕已分不清任何一艘日本軍艦和天星小輪有何區別。我們把福建省會福州定為首個亦是最主要的目的地，因為當地的英領事館最能提供適當人選來接受訓練，好待日後分派到各瞭望站工作。加以福州是中國第三戰區總部所在地。我們極需駐紮在當地的國軍的合作和協助，因為我們必需得到日軍在該區調度的最新情報，才能保障戴維斯少校和我以及行將設立的瞭望站的安全。也應說的是，戴維斯少校拿著蔣介石委員長親筆簽署且極具份量的文件，授權與持有人，不論到達任何戰區，均可要求該戰區總司令以及其下屬，就設立瞭望站一事，必要時提供所需協助。我們計劃從曲江經江西省去福州，因受戰事影響，只可乘搭郵政局卡車。當時英國海軍情報局以曲江為基地，戴維斯少校和我在出發去江西贛州前，先行拜會第七戰區總司令余漢謀將軍。我們抵達時卻由該戰區的政治部主任李彥和中將接見。他是余將軍的得力助手，人稱李主任，在第七戰區權力僅次於余將軍。早期留學法國。日軍由北方來犯之際，憑藉他的輔助，余將軍得以重組軍力以支援蔣介石和國民黨政權。我們這番會晤頗為短暫，但料不到李主任對我較為關注，倒把戴維斯少校冷落了，這令他有點不快。李主任在言談間知悉伯泉和平仲是我兄長時就更表欣慰，因為二人在重慶和曲江的職位都是由他一手安排的。他又出於好奇地問及英國海軍情報局給我的酬勞，我回答後他就表示自己也沒有那麼高的薪水；又說他雖然很希望能把我羅致到他的部門工作，卻可惜中國軍隊就是無法負擔那高薪。這番話不免都要給戴維斯少校翻譯，其後我們的關係惡化，這番話就更令雙方感到極度的不快。會見過李主任的第二天我們就出發，先後去到江西省的贛州和上饒。因為並非每天都有運送郵件的車輛，我們不得不在每處停留二一天，到了第六天，我們才由上饒南下到福建，最後到了南平。我們何以要向北行這麼遠才轉頭南下就記不清楚了，或許因為每天要根據各道路的安全程度來選擇路線也說不定。打從行程第一天開始，我和戴維斯少校的關係就已不大融洽。任何郵政局卡車的司機座旁都有隨便可容二人寬坐的位置，但戴維斯少校硬是不許我跟他同坐在前面，也不知是何居心。後面車廂內當然不設任何座位，只有大包小包的郵件高高低低地堆疊著。我得把那些郵包重新排放，才能騰出些空間爬上去坐著。遇上高低不平的道路上這就不單止不舒服而是給上下碰撞得痛人心脾。在曲江時，已有人說過，在戰禍中的中國，道路情況非常惡劣。及至上路後就馬上證實了這說法，真是要有多壞就有多壞。這次我真是倒足了霉，結果遠在返回曲江之前，我帶去的兩條厚絨長褲都給磨得破爛不堪，加上不停在郵包上給拋來撞去，頭臉手足亦給碰瘀和劃破了幾處。但戴維斯少校對我的不滿和不適毫不理會。也許我本該在第一天就堅持要跟他一同坐在前面，否則當場辭職拉倒。但當時我委實太年青，又沒見過世面，這才讓他逞強被迫坐到後面去。經過江西省一路平安無事，只是我就吃了不少苦頭，事實上我在整個行程裏都不好過。行程第六天，過午後不久，郵政局卡車把我們送到福建南平，不料我們兩人間就發生了首次衝突。入城後，我們在簡陋的旅館才安頓下來，戴維斯少校問過路就直奔山坡上的房子，聽說那裡住著一對上了年紀的傳教士夫婦，他們是英國人，我卻不知道這對夫婦是否他的朋友。在旅館瀕行時，他只說要我等他回來。我於是一直待到晚上九時才走開，行前還留下字條在他的房裡，然後獨個兒到在附近小店匆匆吃點麵。不到半小時後我返回旅館，戴維斯已怒氣沖沖地在我房間等著，他怪責我何以去了那麼久，又說已等了足足兩小時。我一聲不響，帶他返回自己房間，裡面有我留下的字條，在字條上我特意寫明離開的時間，是九時剛過，而當時才是九時三十分。他當然啞口無言，但可惜從那一刻開始，我在他眼中就動輒得咎。這次只是事件的開端，隨後尚有多次這類無意識的衝突，導致我返回曲江後就立刻辭職。次日乘車到福州，戴維斯少校住進英國領事館，作領事夫婦的嘉賓。我就樂得在領事館中一位職員的家中作客，主人是歐亞混血兒。福州風光如畫，街道清潔寬敞，城中園圃遍佈，綠樹成蔭，城外處處莊嚴佛寺，高聳巍峨。福州居民不在家沐浴，大都光顧澡堂，有古羅馬遺風。我們在這景色怡人的城市住了一個多月，其間我主持了一個特殊訓練班，把我在曲江所學有關日本軍艦的知識轉授與三名由須事館選拔出來的有為青年。訓練結束後，三人都獲三個月的預支薪金，和一副望遠鏡作海上瞭望之用，然後給派到遠離城市的福建海岸，遵照指示輪流觀察著日本軍艦的動靜，隨即把觀察所得向領事館報告，讓曲江方面立即可由電傳收到訊息；至於安排設立暸望站，就由戴維斯少校和我先行查勘過地點，認可後再交由領事館二位高級官員負責其他事宜，以迄於成。我們原來目標是沿著海岸線在福州、廈門和汕頭城外最少設立三個暸望站，更曾一度考慮在福建和廣東沿岸再多設幾個，但這些數字後來不得不大幅削減。在福州時，英國領事館和中國軍方都極力主張我們別碰廈門，理由是該市常有日軍部隊隨意進出，為安全計我們不宜走近，我方人員亦不宜去設立瞭望站。另外根據情報顯示，在福建和廣東一帶的海岸線，在日軍縱容下，海盜橫行；我們後來就再接到嚴峻的警告，要我們不獨遠離廈門，還要避過福建沿岸的其餘地區，我們必須先折回南平再向西入廣東來完成未了的任務。可是我們在福州還再枯候多幾天，希望局勢好轉，直到顯然無望時，才不大情願地啟程回南平去。我們在南平待了一會，找到車子後便隨即往連城。連城地處南平和廣東邊界的中間。我們到了連城後，延遲了相當日子才能繼續啟程，當時過了這小鎮就再沒有定期的郵遞服務，陸上交通全賴私營商用貨車。由於汽油極度短缺，郵政局卡車都只能用一種由汽油和酒精混合的燃料，一般私營商用貨車連這個都買不到，用的都只是木炭車。木炭燒起來黑煙薰得人一頭一臉，車子經常拋錨。由南平西行，路面情況比前更壞，越近粵境越甚。這種商用貨車長驅直入廣東的很難找，我們這沒帶貨物的旅客要等了一段時日才遇上一架像樣的木炭車，費了許多唇舌去討價還價，那兼任司機的車主才肯把我們載去廣東。好不容易才可再安心上路，但我就難免因為路面情況每況愈下而吃盡苦頭。甚至厚絨褲子亦跟著給磨蹭得面目全非。出了連城不久就開始上斜坡，車速減慢，倍增不適。不用說又是屢屢拋錨，耽誤行程。開始攀山越嶺之際，我們必須多次棄車徒步以減少車載。進入粵境後我們經蕉嶺先到梅縣再到興寧，拜會第七戰區副總司令香翰屏將軍，他是東江地區的最高統領。後來我們又攜他的親筆介紹信到汕頭謁見了他的部屬，即汕頭城外駐軍的指揮官。在第七戰區官兵協助下，我們花了數星期在那裡成立了第二個瞭望站，自然又是再由我訓練一批人員，教他們怎樣辨別軍艦。這次較前輕鬆，因為大家都說粵語。汕頭沒有英國領事館，負責瞭望的要把每艘日艦的動靜報告給汕頭城外的中國陸軍總部，然後再轉去曲江。我在汕頭時還他鄉遇故知，碰到一位華仁的舊同窗。他在三十年代後期考過大學入學試後就返回家鄉。家族開設漆器製造廠，規模之大在汕頭算是數一數二。他請了我難得的一頓美食，大快朵頤之外，還迭了我一套精緻的漆製茶具以留紀念，漆器是汕頭名產。不幸他的一番好意卻帶來了戴維斯少校和我之間的另一次衝突。少校懷疑我從那兒來那麼多錢去買這般貴重的東西，又隱晦地指我挪用他不時交給我的現金─那些原備作我們飲食住行所需的。雖然他聽到那是我舊同學的厚贈後就無話可說，但我當時已忍無可忍，決意回到曲江就立即不幹。須知被指責為不稱職，姑勿論有無其事，倒還罷了，擅自挪用公款卻是非同小可的。在此不得不提一筆，戴維斯少校最愛在挑我毛病時，損人還不止，定要加點欺侮才稱心，一時說我再也別指望找到同樣高薪的差事，一時又冷嘲熱諷地問我是否情願改行去替那位李主任做事，可是薪水卻只及英國海軍情報局所給的一小部份呢。到過汕頭後，我們雖然未能全部依照原來的計劃行事，但要在中國南部海岸執行的任務總算大致完成。於是折返興寧，再經龍川、連平，回到曲江。祇?後翌日，行裝甫卸，我就向英國海軍情報局遞了辭職信。至今還記得戴維斯少校一邊讀著辭職信一邊露出不能相信自己眼睛的神情，真痛快。從曲江到福州往返總共去了四個多月。11 戰 時 歲 月 之 二那次出差後返抵曲江，我得在床上俯伏著睡了整整五六天，讓坐圍一帶的損傷平復過來。傷處受到膿毒感染，有兩天還發高熱。想不到在床上躺了幾天還得到莫大的裨益，首先是舟車勞頓後藉此休息和養傷，但主要還是讓自己能夠好好地思考和計劃一下未來動向。申請海關和銀行工作都徒勞無功，可知根據報上聘請廣告去應徵求職也只是枉費心機。經過英國海軍情報局之役，也就體會到，我的英文水準和掌握中英語言的能力都是極有利的條件，大可彌補缺乏實質工作經驗的不足。我一直未投身中國軍隊只因從未想及這事。由桂林到曲江後先是向海關應徵，然後由彭經理介紹申請入交通銀行，最後在薩楮域領事推薦下入了英國海軍情報局，過程緊湊，而我每次的表現就正如任何急於找工作的年青人一般不肯錯過機會。加以兩位兄長在桂林一別後就再未聯絡上，即使我有意步他們後塵加入中國軍隊亦不知從何處著手，更不知軍隊給他們甚麼薪水，而說實在話，待遇問題當時幾乎不在考慮之列。才二十歲的小伙子，單人匹馬，無牽無掛。急於找份工作無非是希望有些作為，倒從未認真盤算過待遇是否足夠這回事。自從在第七戰區總部會見過該戰區政治部主任李彥和中將後，久久不能去懷。那時大家都稱呼他作李主任。印象中他器宇不凡，風采懾人，但全無架子又和藹可親，對我的格外關注倒令我一時忘了自己只不過是個微不足道的角色。加以他出其不意地向我透露所受薪酬較我為低，令我思索了許久。這使我明瞭何以許多國內大學畢業生都情願晉身銀行、海關、或其他一般待遇較佳的機構。而重慶的中國防空部迅速錄用了我兄平仲亦顯出中國軍方迫切需要通曉中英文的人才去為國家效力。李主任就說過希望我能替他工作但可惜中國軍隊無力負擔那高薪。那次跟他分手後，我把他說過的一切反覆思量了許久。李主任身居要職，廉潔自持，為人所稱道，在第七戰區高級將領中屬極少數。妻子及四名稚年子女的生活全仗他維持。我當時想，既然他和妻兒可以端賴軍餉維生，我又為何不能和其他國民黨的軍人一樣，靠著微薄的軍餉過活呢？戴維斯少校那番充滿諷刺的說話─著我該去替李主任工作，卻只收取英國海軍情報局給我的薪金數目的小部份─竟然有意想不到的效果，令我立定主意正要這樣做。而且既然其他青年人都被高薪吸引到英美機構去了，中國軍方定必更需要和器重像我這種有雙語能力的人才。一旦下定了決心，反而感到輕鬆起來。李主任住處在曲江近郊，離英國領事館不遠。我在復原得差不多後，在一天下午未經預約就登門造訪，不料李太太應門後幾乎就立即問我是不是伯泉和平仲的兄弟，並說我們長得很像。聽她提到兩位兄長我非常高興，看來李主任總有跟她談論過我們這一家。正站在台階談著話，李主任如常踏著自行車返抵家門。他立即上前相認，亦顯然知道我家住在領事館餘地上的小房子，又非常關心地細問是不是家裡發生了其麼事要他幫忙。我忙說家裡很好，請他放心。然後鼓起勇氣，提出他數月前說過希望我能替他工作的事，再表示假如他真有這意思的話，我隨時可供差遣。他冷不防有這單刀直入的一問，也不立刻回答，先請我進門，正式介紹妻子和四名稚齡子女與我認識。李主任一家住在陳設極為簡樸的小石屋。我們呷著清茶的當兒，他不著痕跡地問及我們上次會面後的情形。我用了整整一個小時，把福州之行和最後向英國海軍情報局辭職，以至後來怎樣把形勢全盤考慮的過程給他詳述。他非常耐心地聽著，但神情間偶爾透著些遲疑，像是有點躊躇。我不禁懷疑他是否對聘用一事改變了主意。後來把事情說明了，才知枉擔了心事。看來中國國民黨軍方特別注重文憑學歷，中國防空部主要因為六兄平仲持有香港大學的戰時學位，所以就很快聘用他，而我比平仲小了差不多兩歲，因此李主任就以為我不會也持有這學位，恐怕因此不獲第七戰區的人事部正式錄用。後來他聽到我亦拿了戰時學位時，就如釋重負，但又不禁細問根由。我於是解釋說，這是因為我們兄弟倆從小在學校就同級上課。李主任表示能有個英文秘書是他長久以來的奢望，奈何第七戰區裡一向不設這職位，於是只好把平仲改派到重慶的中國防空部工作。又詳說自己管轄的第七戰區中的所謂政治部，佔第七戰區總部頗大的部份，擁有好些工作人員。他很願意由他的部門先把我錄用，再處理其他細節。談到薪酬時他似乎有點歉意，我連忙請他放心，並說非常願意接受那職級所規定的薪俸。臨行時他溫厚地感謝我願意接受那些條件為他工作。其實我由桂林到曲江後，飽受艱辛挫折之餘，蒙他這樣順利的聘用，才真是感激莫名。雖然我們在李主任家中把一切都商談妥當，第七戰區的人事部卻慢條斯理地辦著聘任手續。一個多月後我終於穿上軍服，正式成為國民黨軍隊的一份子。等候正式委任期間，焦急自不待言。不料在那數週內我所獲裨益和對世事的通曉，猶勝於後來我在第七戰區政治部工作的兩年多。在等待的那段日子，我常在晚上過訪李主任家，聽他暢談對戰爭的憧憬和憂慮，遍及全國的貪污禍害，在第七戰區要面對的許多棘手問題，以及蔣介石和國民黨對國家的功過。這都是我前所未聞的事，能有機會聽他評論，也可算是我的造化。他說我對這些事情一定要有點認識，才能在國民黨軍隊裡立足。就只為了我願意捨棄高薪厚祿來替他工作，他彷彿已把我視如己出，甚至在往後數十年，對我的一番親切情誼，始終未變。李主任投身軍旅前，在法國取得藥劑學博士衛。國學修養極深，亦精研史學。對民國成立到日本侵華這段時期的大事和有關人物都瞭如指掌，談起這類掌故以及滄桑世變尤其引人入勝。初次拜會已深覺他天生是領袖之才，相處下來才知他更是道德文章，兩者皆就。對內愛護家庭子女，極重夫妻情義；對外則交友以誠，肅貪倡廉不遺餘力，令我敬佩倍加。他和第七戰區一些其他的高層將領的生活方式直有天淵之別。他們一家六口刻苦地生活，有幾回留我在他家晚飯才親自體會到他日常的膳食是如何儉樸。回頭看看余漢謀將軍，擁有妻妾四人，生活奢華逸樂，人所共知。但從未聞李主任對他有任何微辭，對余將軍的忠心竟到這地步。聽說二人是結義兄弟，同時投身行伍。國民黨政權在一九四八年已全面崩潰，其後余將軍隨蔣介石及其軍隊遷往台灣。至此李主任對蔣介石及國民黨已完全灰了心。但因為基本上對共產主義不認同，不願留下投效毛澤東和共產黨，決定舉家遷港，讓兒女接受較好教育。居港直至一九八九年離世。在這段悠長的歲月，隱姓埋名，在極度貧困中生活，只賴當教師的微薄薪俸以維家計。但各子女其後均成大器。他的兩個兒子中一個是御用大律師，﹝現稱資深大律師﹞，在行業內早享盛名。另一子乃著名神經病學專科醫生，曾任香港大學講師。一位女兒中年投身法律界，刻下在紐西蘭任地方法院法官，乃華人居此位的第一人。由他子女的成就看來，李主任當日決定舉家來港是明智的抉擇。一九七一年我長子國充在英國史東尼赫士學校順利考過牛津劍橋大學的聯合入學試，尚未進入牛津梅頓學院，先回港專修中文一年。其時李主任已歸隱田園，但仍慨允施教。至今國充對當年由這位慈祥師尊處所受到的悉心教誨，猶津津樂道。我在一九四三年獲軍部正式委任後，才知道第七戰區特別設立的英文秘書職位，乃由李主任為我爭取得來，難怪委任手續要好久才辦妥。於是成為國民黨軍隊的陸軍少校，調派到政治部作李主任的手下。對於職位和上司，兩者都無話可說，再難有更好的了。但漸漸就感到在工作方面，卻與理想相差很遠。第七戰區一向不設英文秘書其實是大有理由的，因為實在無用武之地。來往信札不用英文，日常須翻譯的文件絕無僅有。來到總部的訪客需要借助到翻譯人員的少之又少。只在一九四四年初，美國航空部一組官員到訪第七戰區，探討是否適宜在地區上建造一至兩個機場時，我才為了處理聯繫工作著實忙了十來天。後來他們考慮到機場實際用度有限，不值得動用那龐大建築費，而且機場亦極易給日本陸軍和空軍偵出而難保安全，於是便取消了計劃。另外較忙的時候，就是在一九四三至四四年間，和駐曲江的英軍輔助團團長雅亥少校在公事上有幾次來往，都是些無關重要的個別事宜。實際上我這第七戰區英文秘書的日常工作，不外是每天三次聆聽英國廣播電台的新聞報告，摘要譯成中文，再發放到戰區的各部門。過了一段日子後我不禁向李主任要求加派工作，不拘種類。於是他委我為「政治大隊附」，領導一夥年齡和我相若的青年軍官以合唱、戲劇或體育等活動來作抗敵宣傳。但我不能參加合唱而戲劇方面亦因經費和劇本都極度短缺，所以亦受制肘。但在體育方面，卻辦了好幾次足球籃球及乒乓球比賽，由隊員參加，亦邀請英軍輔助團，省政府公務員和我長兄的軍團來參加比賽。曾有一段時間也嘗試給宣傳隊的初級軍官教點英文，但書本和教材都缺乏，難以繼續。一九四四年底，日軍作最後努力要取下曲江，第七戰區總部因此必須疏散。我給調派到東江一帶的龍川，同行的有宣傳隊部份成員和政治部的基幹人員，而余將軍、李主任和第七戰區的大多數高層將領則撤退入江西省境內。九弟季皋剛當上李主任四名子女的教師，然後和李家一起安全疏散到江西的龍南。雙親卻帶著妹妹詠年、昆鳴、長嫂歐授真和侄兒國藩由曲江疏散到龍川，再向北轉入山區內離龍川三四十里的鶴市，希望避過日軍的侵略。小城無軍事價值，遂得安居直至戰事結束。在此應補敘一段。六兄平仲在曲江疏散前早由重慶調回第七戰區。在龍川時接他電話，說有事要我代勞。差事雖然頗不尋常卻又非常受歡迎。當時很多人從曲江疏散到龍川，其中有嶺南大學醫學院女生王蕙華，美麗出眾，平仲要我代為照料並給她作伴。我立即猜到是其麼一回事，亦非常樂意為兄長效勞。在龍川的那段日子，經常跟王蕙華會面在我生命中平添不少美意，亦增長了我們之間的友誼。她直到日本投降後才回廣州和家庭團聚。後來就和平仲締結良緣成為我的嫂子。其時長兄伯泉在曲江曾一度把日軍打得一蹶不振，但兩週後仍不得不帶同剩餘部隊退至江西。到那田地，所謂第七戰區已蕩然無存，餘下來的部隊亦岌岌可危，隨時有被日軍消滅的危險。還記得當時我與一眾同僚，每天在龍川都以極度不安的心情去猜度日軍下一步會進攻那一個城市，那實在是非常痛苦的感受。雖然在江西省及東江一帶仍有個別的粵軍部隊駐紮，但大都士氣低沉，疲憊不堪，若日軍大舉來犯，還是無力抵禦的。幸而日軍亦自身難保，分散在中國、太平洋和東南亞的戰線已難兼顧，要保持聯繫亦日益困難。於是在奪得曲江後就按兵不動，第七戰區軍隊因而可以重整殘局，在必要時再與頑敵決一死戰。在這情況下龍川在跟著的六個月才較為平靜。每隔十來天，我就租了自行車，走三四十里去鶴市探望父母，但往往只能相聚數小時就得返回工作崗位。那段時期的氣氛，可說是在平穩中帶著點焦慮。一九四五年八月上旬，盟軍在廣島爆破了第一枚原子彈，跟著向日本發出警告，若日本不立即投降，原子彈還會繼續來。三天後，長崎爆了第二顆原子彈。八月十五日，日皇裕仁在廣播中宣佈日本無條件投降。我父母和家庭其他成員幾乎立即收拾行裝返港，但我卻還經歷了一些短暫卻頗為緊張的片段才脫離中國國民黨軍隊。12 戰 時 歲 月 之 三 ： 惠 州 險 境日本投降後不到一星期，我就返回曲江。曲江已今非昔比，處處頹垣敗瓦。去年此地戰況之慘烈可想而知。第七戰區總部已摧毀至片瓦無存，後來有機會便立即徒步到北郊，但只見英國領事館舊址跟我們的故居都已化為灰燼了。曲江方面，應日軍特別請求，選派一組人員去惠州，監察第七戰區內日本軍隊投降事宜。正式的受降儀式將由余漢謀將軍主持。惠州是廣東省內東江地區的重鎮，地處廣州之東的一百哩，深圳在其西南的八十哩。戰時是日軍在廣東省最主要的屯兵地。戰事結束後。第七戰區中大部份日軍都在此集合，以便整體投降。日本宣佈投降後蔣介石立即下令將廣州連同其西部的廣東省大部份地區劃入第四戰區，由張發奎將軍管轄，這無形中把廣東省一分為二。於是廣東省只餘珠江以東至福建省邊境的一半歸入第七戰區。蔣介石這一著顯示他不擬再蹈一九三七年以前的覆轍，任由像陳濟棠之流的軍閥單獨在強大的廣東稱霸。一九四五年九月，我入選為前往惠州的一個七人小組的成員，其他成員包括一位少將，一位上校和兩名初級文員，他們都是余漢謀將軍的親信部屬，由第七戰區總部挑選出來，此外兩位是李主任從政治部委派的中尉。我之所以獲選派是因為預料外國傳媒和一些只諳英語的觀察員都會來到惠州。組內只一名中尉是我認識的，我們上一年同在龍川度過，大家都根崇拜李主任。上校在日本受過教育，說得一口非常流利的日語。到了惠州，日軍方面來接待的亦是七人組，官階完全和我方看齊。迎接手續辦過，漂亮的客車把我們送到居停。那是偏處城外的營房，離日軍總部不遠。客車過處公路兩旁窮目所及，盡是軍營。沿途只見日軍麋集，人數之多簡直是前所未見，情況有點駭人。若不是日皇已經由廣播下令無條件投降，我才真不願意置身其中呢！但他們體魄強健，紀律嚴明，倒令人無話可說。須知這些日本皇軍不久以前在中國攻城掠地，所向披靡，絕少落敗。但在我們客車所經之處，不獨站崗士兵立正敬禮，其他任何官兵莫不如此，可見他們都一絲不苟地嚴格遵守日皇的訓令。安頓下來後，我們接到指示，在惠州居留期間必須穿軍服和戴肩章以便識認。日軍投降後所有士兵已撤到城外。若我們堅要進城，尤其在人黑之後，他們就沒法保證我們的安全。換句話說，就是要我們為著自身安全起見，應盡量留在營房。我們一向都知道惠州充斥著效忠毛澤東的共產黨人，他們戰鬥的對象並不限於日軍，對國民黨軍隊亦一般看待。事實上在第七戰區內東江一帶就常有國軍共軍和日軍三方面相互交錯作戰的事。共軍特別覬覦惠州這偌大的日軍屯兵地。到惠州次日開始情況就有點蹊蹺。先是少將和上校不跟大夥兒一同用膳，他們又絕少露面，屢屢走遍了房間和營房都找不到人。然後有兩次，想必是在預早安排下，來了日軍護衛，用車子載了他們去頗遠的駐軍總部巡視。我事先既不知情，更未獲邀同行。他們不在營房時躲在其麼地方或進行些甚麼活動就更不得而知了。其時日軍分批交來大量文件和賬簿，少將下令全部交給兩位文員，在上校協助下譯成中文。看來它們是軍部裡各種槍械軍事用品和其他物資的賬目和紀錄。雖然兩位中尉表示樂意幫忙翻譯，但都給回絕，這更令人費解，因為兩人有頗一段時期在政治部的賬目和紀錄部門裡任事，相信也正是因此才將他們派到惠州的。這樣的情況令我不禁懷疑他們蓄意不讓政治部派來的三位成員察覺他們在進行其麼勾當，而兩位中尉亦有同感。到惠州一星期後，我就鬧牙痛，幾天後連腮幫子都浮腫起來。那天早上我正臥床休息，兩位中尉因無事可為，便外出散步去了。四下無人之際，上校借題問病，首次來到我的房間，態度倒還友善。他先來一些不著邊際的開場白，接著便關切地問我戰事結束後，對前途有何打算，然後不露痕跡地提到我出國留學的事。我坦率告訴他，出國乃是我一向的願望，但父親有沒有足夠的經濟能力讓我實現這願望，還是個大問題，當時他就半認真半開玩笑地說，以我身為第七戰區選派來的英文秘書，大可以借英國陸軍或美國空軍名義，由惠州徵用幾艘巨型的機動內河船，並在船上掛著第七戰區的旗幟航行到廣州，然後把船隻在當地黑市全部脫手，帶著賣得的錢回香港，這麼出國留學的費用就有了著落。他還說船一到廣州後便已入了第四戰區，正是神不知鬼不覺，亦無人能插手干預買賣，因為船隻掛的是第七戰區的旗。就算事後萬一讓政府發覺了要追究起來時，我已負笈外國，鞭長莫及了。這極盡荒唐、奸詐和腐敗的一番話，令我大驚失色，一時啞口無言。急切間又不辨他究竟在說正經的還是在開玩笑，更猜不到他提出這離了譜兒的做法，到底是葫蘆裡賣著甚麼藥，於是立定主意，決不開腔，以為上策。就是這樣的環境下，大家尷尬地僵持了一會，然後他只笑了笑，並說真的希望我別誤解他的一番好意。臨行時再叮囑我，要把事情認真考慮，若有需要時，他會樂意幫忙，並會在兩天後，待我想清楚了再來跟我談談。憑這最後幾句話便知道他絕對不像開玩笑。說實在的，若依他的做法，要在惠州徵用船隻，那就不單要倚靠他的權力，還要打通日軍方面的關係才成。他這番話委實嚇唬了我，那晚上我輾轉反側不能成眠，不知是否應把一切都當作是說著玩的，抑或立即向少將報告。照當時的情形看來，跟我和少將的關係相比，上校和少將要稔熟得多。老實說，我也難以相信上校事前不曾知會他。翌日清早，我籍辭希望吃點心作早餐換換口味，就急忙拉著和我談得來的中尉，邀請他入城上茶樓品茗。在途中，我已急不及待把前一天的經過跟他說了。不料他亦立即透露，曾無意中發現賬簿和文件的中譯跟原來的日文大有出入，這事根有問題。還有，由一套日文的賬簿竟然變出兩套截然不同的中文版本，其中只有一套是特別為呈交第七戰區總司令而製作的，分明有人在暗中進行一些奸狡欺詐的勾當，怪不得兩位中尉提出在賬目上幫忙也遭拒絕。如果此事屬實，上校對我說的一番話便只有一個目的-就是要把我拖下水。中尉很嚴肅地看我必須立即離開惠州，返回曲江，將整件事向李主任報告。他還說在無法無天的惠州，要殺了人推為意外事故實在易如反掌，他續說我大可以藉口牙痛要求調回曲江。這話雖然有點聳人聽聞，但又不由人不相信。我們離開茶樓後就趕忙奔出城，回到營房剛來得及見到少將，他正在更衣。我於是跟他說明牙患，又加說自己特別容易犯血液中毒，所以要求批准向李主任申請立即調回曲江就醫。他最初建議馬上請總部的日籍牙醫來治理，但我婉拒了，理由是那牙醫不知我的病歷，而且溝通上有問題。於是隨即拍發了急電，兩小時後李主任回電把我召回曲江，我遂立刻啟程，並選擇不乘車，情願由水路逆流而上。照道理說，走陸路要快捷得多，但我和中尉都認為船上還有許多搭客，會安全些，而我的托辭是乘船較利於臥下休養牙患。回到曲江後，我便立刻向李主任原原本本地報告了在惠州的一切，又由他領著去謁見余漢謀將軍。余將軍只說會調查這事。在整個過程中，我亦很明白，上校在惠州向我提出舞弊枉法的建議，當然得作個交代，但我卻不能準確地對少將作出任何指控，以證實他干犯了法紀。關於他長時間不在營房和不讓兩位中尉碰那些賬簿，均可容易找到藉口解釋。況且，我只是從中尉處得知有關賬簿分作二套和賬目上有出入一事，上校極可能會將這事輕描淡寫，解答成沒其麼大不了的事。幸而余將軍和李主任完全沒有認為那是我幻想出來的空中樓閤，亦不認為我反應過於激烈。他們當然比我更清楚知道共黨在惠州一帶出沒和各種活動的情況，不用說也明瞭，假若日軍的槍械和軍備供應在當地售出，那麼誰是買方也就不必明言了。其時內戰已迫近眉睫，余將軍已受命帶兵北上支援蔣軍。不久李主任召見我和平仲，說他不日會開拔去浙江衢州，勸告我們說未來情況變幻莫測，若內戰一旦發生，我們留在國內亦無濟於事，我們為前途計，最上策還是返回香港，再俟機出國深造。他這番話跟我們當時的想法正是不謀而合。我們家在香港，當年離別家園是因為有這必要和希望在抗日戰爭中為國家盡點微力。如今戰事既已結束，我們都不免急想回家。長兄伯泉跟我們不同，他是專業軍人，但我們從未想過要參加內戰，對此亦毫無認識。我們一直不曾提出要回香港是恐怕李主任誤會，以為我們急於要離開他，如今由他主動提起，我們著實放下心頭大石。那時由香港傳來消息，葡政府有意設立勝利獎學金供學生去英國留學，申請表格必須在當年十二月的第一週內遞交。我當然不放過這機會，但平仲卻另有打算，假如情況許可，他的志向是去美國的大學攻讀經濟，有關費用的問題必得回家向雙親請示。於是我們欣然告知李主任，決定依照他的主張，卸下戎裝，返回香港。從曲江放程回港那天，我們向李主任告辭，他跟我們親切握手，多次表示希望後會有期，當時又怎會料到，我們一家和李主任一家，後來果然有緣在香港重逢，而且更成為通家之好，交往多年。13 劫 後 團 圓一九四五年在些利上街家中度過的聖誕，為我留下永不磨滅的記憶。那正是香港投降的四週年。四年來經過戰亂遷移，幸而人口平安，更藉機看到祖國的大好山川，積累些人生經驗，這一切實在有賴上蒼庇佑。父親回港後，根快便恢復在教育司署任中文學校高級視學官，且與長姊湘婉的夫婿唐肇元共事。唐肇元畢業於劍橋唐寧學院，屬長兄伯泉那一輩。湘婉夫婦和四名稚年子女在澳門度過戰時歲月，日本投降後才回香港。當時父親接獲好消息，政府計劃補發薪金，根據他在曲江英國領事館工作兩年多的時期計算，預料這筆錢足夠供平仲入美國大學修讀他選定的學科還綽綽有餘。九弟季皋和我回港後立即向政府申請勝利獎學金，到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時，我們均已獲遴選委員會第二次接見。教育司亞瑟華頓先生當時是該會主席。那時情況看來很樂觀，因為認識的申請人中，有些根本不獲約見，有些則只見一次，有機會面試兩次的為數極少。五姊敏生戰時一直獨自在廣西邊界的中國情報局任事，回港後獲香港公教會會長提名為接受于斌主教獎學金去美國深造碩士課程的人選。因此一九四五年的聖誕上家樂敘天倫之際，感恩之餘，我們對前途更是滿懷希望。不久之後，果然天從人願，我們所盼望的事都一一實現。一九四六年二月底，政府頒佈獲得勝利獎學金前去英國攻讀的七位申請人名單，季皋和我都榜上有名。不久，五姊敏生獲頒獎學金到美國聖芳濟各大學修讀新聞學。父親在初夏終於收到補薪，平仲因而得以申請並獲取錄人美國聖路易大學修讀秋季始業的經濟學碩士學位。漫長的炎夏尚未過去，我們四人已束裝就道，滿懷高興地朝著自己的目標進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