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短篇小说选-4

又是赢了一大把。　　他说：“瞅见吧？……再让我拉两把肯定把三个‘7’拉出来。”　　我说：“都像薛教授您这样，我们可没法管理哟（我在句尾加了个‘哟’，以软化语气）。”　　机器还转它的，继续以它那些颜色、形状、数码在暗中拼凑一个结果。老薛挺括的身体从侧面看不十分挺括，胸部防御性地微向后闪，脖颈略向前，像个恭顺而自有主见的听差。　　我终于大声打着哈哈发怒了：“行了行了老薛！　　他的神志被我嚷得一个跌撞，然后回过头，眼里一片黑暗，根本看不见我拼命撑出的笑里那对于贪婪、自私的深仇大恨。　　车上又下来两人，来催老薛和我。机器正往那只小塑料桶里猛烈地下硬币，已下了大半桶，却没有停的意思。那两人见这情形全都不吱声了，敬畏地瞪着眼。是对这不停旋转的玩艺正在做的一个秘密决定的敬畏。一个让偶然和必然重合的，不以我们意志而转移的决定。　　“再拉，肯定出三个‘7’！”其中一人耳语似的说，怕吓着专注得面色煞白的老薛，也怕惊动周围正在惨输的人们。　　另一人说：“嗬，老薛头好手气来了！妈的，咱输的都跑你兜里去了！”　　我往后退一步，闭嘴了。我可不能把这老头和他的好运气活生生拆散。我冷漠地站个“稍息”姿势，手臂抱在胸前，准备好好做个局外人。　　连赌场的一个警卫都慢慢晃过来了，看看这帮子中国佬怎么把这机器给笼络了。　　两只塑料桶满了，老薛每一把扳上去都不是空的，每次第三个“7”都沉浮不定，却在与另外两个“7”并肩时滑走了。硬币坠落又溅起，发出那廉价金属浅薄的撞击声，热闹、聒噪的好运气。　　车上又来三四个人，来看老薛稳稳地向三个“7”攀登，没人催促。司机按喇叭的声音，谁都听不见，听也当喝彩。我换一条腿“稍息”。　　老薛却忽然转脸问道：“还有几分钟开车？”　　我知道他在问我，却没搭理他。有人回答他：“还有一分钟……”　　另一个人马上说：“你表快了，还有两分钟。”　　老薛果断地说：“走吧。”　　他在这个节骨眼上表现出的节制救了他在我心目中的印象。他面无人色地傻笑着，被大家拥上大轿车，似乎最后这份节制几乎要了他的命。亦似乎这份不着边际的恩宠是敬业一生的他无力承受的。他上车后挨到车最后一排，挨着坐下来，傻笑始终在嘴角和门牙上，煞白的面色始终不改。别人替他把所有赢来的硬币兑换了，换成几张钞票。变成钞票你意识到这份赢其实很菲薄。有几个人说：“请客请客老薛发财了！”　　老薛满口应允，说：“成啊，钱你们先揣着，付完饭钱有剩再还我。”　　那天晚上真是老薛开了二十来口人的饭。饭后也就剩了几个角子。老薛那么伤元气地赌一场还是维持个不盈不亏。　　我才发现老薛其实是这个群体里对钱最无所谓的一个。　　也就是从拉斯维加斯回洛杉矶的路上，老薛告诉我他女儿也在洛杉矶，住得离我不远。我奇怪他从何知道我住哪里。老薛马上读懂我脑子里的狐疑，说：“听你跟司机唠嗑，你告诉他的。”他已把一片小纸掏出，递到我手里。三天里他大概一直埋伏着要给我这一纸地址。　　又过了几个月。不记得确切的时间跨度了，用我的时间换算单位：又陪各种代表团去了四回拉斯维加斯；或者，又挣扎出三个短篇小说来。老薛的女儿忽然跑到我家来“认认门儿”。她说她去“尼蒙马克斯”买东西，路过我们这个邻里，忽然想到她父亲给过她一张我的地址。我当时随手写了我的地址给老薛，因为在美国住了十来年，没有一个人按我留的地址找回来的。就像我，每次收到的名片、地址都先在我皮包里呆一阵，呆到临时交往的情面完全冷了，我就把它们扔掉。我从来、从来没想到要寻着萍水相逢者留下的一纸潦草地址去“认认门”。　　老薛的女儿倒是个可爱人物。她叫薛艾丽丝（我不计较她隐瞒她的中国名字），三十四五岁，或更年长些。更年长些，十分钟后我判断。她有着挺古典的脸和气质，一边侧面非常美丽，另一边挺平庸。还有她非常多汁的大眼睛，以及间于调侃和调情之间的“东北二人转”话音。上来就没什么生疏感。在美国这种半熟人是最正常的关系，也最令人舒适。　　她说：“我爸说你给他买去疼片，都大半夜了。”　　我说：“我包里正好有。赌场里容易犯头痛。”　　“我爸对你印象特好！”　　我当真一臊。早知道该对老薛好好些。我问艾丽丝，老薛随代表团考察得可还成功，回国后可还硬朗。艾丽丝说，老薛没有随考察团回国，留下了。她口气轻淡、平常，使老薛这个不太平常的变迁平常起来了。我客气一句“有空带你爸来玩”。但我知道我肯定会为这句话后悔。　　艾丽丝直坐到我丈夫下班回来才离开。她忽然在出门时问我：“我爸那次去拉斯维加斯赢了还是输了？”　　“好像赢了吧。”　　“真赢了？”　　（2）　　“好像是。也没赢多少，还把赢的那点钱都请他们代表团的人吃馆子了。……”　　她肯定还想问我什么，却明显多了一个心眼子，不问了。这句话很可能是她造访的核心。　　薛艾丽丝后来跟我全熟了，才把那句话问出来：“我爸那回没向你借钱吧？”　　我说：“没有啊。”尽量不躲她的眼睛。　　假如她头次上我家来认门儿就这样问我，我是不用撒谎的。而她把提问延迟了一年，我已经不得不骗她。因为我不久前已是老薛的同盟，向他保证过决不向艾丽丝说起他向我借钱的事。　　和艾丽丝认识不久的一天晚上，我拿着她寄的请柬去她家参加聚会，老薛也在那儿，跟着艾丽丝四岁的女儿从一个屋跑到另一个屋。那是赌场阔别后我头次见他。他像是见了乡亲一样直穿过一屋子客人上来跟我打招呼。屋是所豪华公寓，很“雅皮”，按“雅皮”规格在楼下大厅和公共走廊挂了雷诺阿、德加、米罗等人的印刷品。我到达时已快八点，比美国所谓的“社交性迟到”和“时尚性迟到”都迟了半小时了。我的手在皮包里翻找多遍，却仍找不到艾丽丝的门牌号，只好到门卫那儿去查住户名单。查遍了也是没有“薛艾丽丝”的名字。老门卫坚决地说没有这个女人的。幸而我这时找到了门牌号，立即拿它去驳斥老门卫，他还不放我，去和住户名单上同一号码对号，说：“户主不叫艾丽丝薛！”　　“那叫什么？”　　“叫什么不关你事。”　　我对着他很怜爱地笑了。他一定是退了休又退了休的老门卫（美国许多退休老人去当门卫，然后再从门卫上退休，去另一处被聘做门卫）。　　“那你打电话上去吧，看看咱俩谁正确。”我说。　　“不用打。”老门卫说：“在租房契约上的名字是个先生，不姓薛。”　　我先转不过弯来，但马上明白过来了。艾丽丝住的房是别人提供的。是什么性质的提供，我可不想知道。美国大就大在它对千般百种的生存方式给予冷漠的宽容。还有，我的这个故事毕竟不是关于艾丽丝的。　　在聚会上我没有看见提供艾丽丝住房的那个不姓薛的先生。这份提供是慷慨的：三间卧室，巨大的凉台和客厅，象牙色的三角钢琴，老薛抱着艾丽丝的女儿很仓促地和我谈了几句，告诉我他找了份发广告的工作，很轻松，就站在马路上不用动，往每个过往行人手里塞张广告。他说挣的钱够租一间房和吃饭了。我脱口就问：“你不住艾丽丝这儿？”　　问完我想，我骨子里还是很小市民的，对别人的事充满关怀和求知欲。　　“不方便。”老薛说，然后走开了。　　那场聚会之后，我总结老薛和艾丽丝的父女感情很深厚。尤其是老薛，在讲到女儿时有种骄傲，还有点遗憾，似乎女儿只有那一点点暇疵，也是由于做父亲的对她期冀过高和太不姑息而显出这点不完美来。　　我和薛家父女就从半熟人混成了熟人。一天下午老薛突至，人黑瘦了些，眼珠也缺了些灵活。我马上想到大街上给日晒雨淋的那些发广告（老薛算幸运，退回去二三十年，他前胸后背还得挂上广告牌，成为那些哲学家爱讲的“被物化的人格”）。　　老薛先问我的车库门现在开关利索不利索。　　我说利索利索，多亏你还懂点电机修理，这事指望我丈夫就惨了。……他打断我有口无心的罗嗦，殷切地说：“还有什么我给你修了吧。”　　我忙说没了。我家样样东西都欠点修理，但老薛肯定不是专程来让我给他派活的。　　“你别客气。”他说。　　“我不客气。”我说，知己知彼地笑笑，“你也别客气，有什么事就说。”我其实心里既烦躁又害怕。这么多年拼命地独立自主，争取不欠人情，为的就是不让别人求上我。“别客气，能帮你的我帮你，不能帮的，我马上告诉你帮不了。”我进一步鼓励他。　　老薛沉默了。我的烦躁已大于害怕。其实对于薛家父女，我倒从来没烦过。他们属于那种话不多，但话讲出来都不多余的人。老薛举止中的分寸感，那种很自律，很有节制的人所具有的处事待人的准确，以及艾丽丝离群落伍的美貌都形成了蛮好的格调。老薛还有一手好厨艺，我请他做过两次家宴。他做菜一点声响，一点烟都没有。做菜的三个钟头内，他每小时到院子去静静地抽一次烟，一次只抽半根，左手端个小碟子盛烟灰，之后无痕迹地把洗净的小碟放回原处。　　我又催促他两句。他抬起脸笑一下说，不知我能否借他两千元钱。他接着就告诉我这钱将多么事关重大：国内他的学院分了他一套房，但得花几万元买居住权；艾丽丝的妈妈一辈子跟着他胡乱凑合住，家里每张床，桌子都是实心的，下面塞满东西，眼下他把老太太一人撇下，能撇在一个宽敞整齐的房子里他心也安些。　　我先答应借钱给他。但我还说了一句：“艾丽丝经济条件不差嘛。”　　“她？是啊。她有她自己的麻烦，还拖个孩子。我们不能拖累她。如果你为难，可千万别勉强……”他接过我给他的支票，手却一直停在我俩的中间地带，给我足够的时间把支票收回。　　我不再说什么，不然成了我不愿借钱给他。　　“我一时可还不了你……”他又说，手和支票仍搁在中间地带。这话的恳切很打动我。　　“我一时不用这笔钱的。”　　“明年我恐怕能把这钱攒出来了。”他又说，手还停在那儿，还在给我时间反悔。　　“那你就明年还我！”我不耐烦地笑道，心里大松一口气：他求我帮的这个忙是帮起来最省力最快的。　　他让我答应不去跟艾丽丝说，我说我干吗要去跟她说。　　他仍是没把支票收起来。我真不耐烦了说：“我先生马上下班了，别让他看见，他很不喜欢借给人钱。”　　老薛这才把支票赶忙揣进口袋。送他出门，看他有点颤手颤脚地钻进汽车，动作中出现了一些琐碎的磕碰，笑容和礼貌都不太准确了。　　过了两个星期，老薛又来向我借五百元，说上次把买房的数目算错了，后来一算，竟还短五百。我没难为他让他费太多解释，“唰唰”地已写了一张支票，爽快地扯下来。这回他收支票的动作快多了。我倒真的想反悔，收回这张支票。不是我茅塞顿开地悟出他借钱的真实目的，而是我家的确不宽裕，付房子贷款剩余的钱，也仅够让月头和月尾接上缝。　　我那时不知道他拿上钱第二天就奔拉斯维加斯去了。他那天在大街上发广告一直站到晚上六点。这个钟点在冬天相当阴暗，不小的风卷起一些鲜黄的纸片。那都是老薛塞到别人手里，又被别人马上扔掉的广告纸片。那种黄颜色黄得真是绝望，鲜亮得命也不要了，不少商店绝望地大减价就用这颜色刷出减价标志。这种黄颜色还让我想到马戏团拉场子的号音。总之老薛就在这些黄颜色纸片营造的秋风落叶的意境中沿马路往上坡走，走到金融区和唐人街的边界，走进最便宜的停车场。再便宜老薛在掏出五元钱停车费时仍心惊肉跳。五元钱的停车费和他值一千五百元的十多岁的“Hyundai”之间有个荒诞比例。但老薛没觉得荒诞，他也不觉得他费了一天工夫塞到大家手里的黄纸片又在一天结束时向他飞回来这个现象有什么荒诞。老薛是个非常认真、对自己正从事的事情怀有信仰的人。　　我是很久以后才从艾丽丝那儿知道老薛每周五去拉斯维加斯，以及他这个惯例旅行前前后后的规定动作。就那样他从金融区开着老“现代”回到家，脱下他惟—一套西装，雇他发广告的美容店，运动器材店、星相讲座都给了他着装标准：西装、领带，皮鞋。他也很乐意衣冠楚楚地站到大街上，那样他少了些自身的次要感和多余感。否则每个接过广告的人都会给他一瞥目光，那目光告诉他，置于这个社会，他是多么次要和多余。　　老薛换上那件米色的丝绸夹克，假如气温低，他还在丝绸下穿两件毛衣，直到丝绸被撑得不再飘抖仿佛棉被面子。然后他从冰箱里拿出一袋面包，取出六片，再从一节火腿肠上削下薄薄三片。他精确地制作出三个三明治，放进三个三明治塑料袋。塑料袋被晾衣夹子夹在一根铁丝上，是被一再用过，又洗干净，晾干的。除了吃进嘴里消化在肚里的东西，老薛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反复使用的。他自己的新旧循环、废品回收已建立了一个完善的系统。　　一般在晚上八点十五分，老薛出现在灰狗站。一辆去拉斯维加斯的灰狗在八点半出发。老薛拎着他的人造革黑皮包上了车。曾经装过讲义、实验报告、胃得乐、一只酱菜瓶改做的茶杯、前门牌香烟的黑皮包现在装着三明治、胃得乐、酱菜瓶子改做的茶杯。他把黑皮包抱在胸口，放倒椅背，一路睡过内华达的沙漠。　　到达拉斯维加斯时，城市的霓虹灯都快闪不动了。老薛走进他头一次结赌缘的赌场，赌客们也都睡眼迷蒙了。老薛却是满脑子的新鲜血液，小跑到柜台去兑换筹码。他第一把总是兑六十六元，数字吉祥。他选一台老虎角子机坐下，将黑皮包放在自己脚背上。　　这就开始了老薛与老虎角子机二十四小时的对垒。老薛节奏不变地去扳那根操纵杆，像个守在机床旁、五十年代中国的劳动模范。除了上厕所、兑换筹码，去饮水泉往酱菜瓶里灌水，老薛寸步不离岗位。他的三份三明治在早晨九点，下午两点，晚上八点被当成三顿正餐。老薛舍不得多花一分钱一分钟在吃饭上。他会连同三明治吞下胃得乐。后来我亲眼见到赌场的苦行僧老薛如何用功，刻苦时，才发现我凭老薛性格逻辑而想象的所有动作、细节有多准确。　　整一年，老薛借钱的真实用途很好地瞒过了我。我和艾丽丝常见面，她已搬过两次家，现在住一幢两层小楼，卧室有落地窗，可以在懒觉之后呆望大海喝咖啡。从艾丽丝对这屋内陈设的漠然和不爱惜，我大致看出她对那个视觉外的房主的态度。艾丽丝的女儿倒一天一变地成长，她母亲缺乏的世故在她那儿得到了弥补。有时客人中有人背着艾丽丝讲她些是非，讲些刻薄她的笑话，五岁的女孩子并不反目，只静静地听，有时甚至会忽然拿出自己的零嘴给这个人，说：“叔叔（阿姨）吃吧，我省给你的！”　　有次我应邀去吃晚饭，进门见艾丽丝和老薛在闹脾气。　　（3）　　“你要钱干什么？你当我不知道你要钱去干什么？”艾丽丝大声对着厨房嚷嚷。　　老薛跟以往一样，在厨房里无声无息地当厨，并不嚷回来。　　“唉，安，你坐！”艾丽丝来关照我，同时把话题转到她刚看的一部按好莱坞配方制出的爱情电影上。她决不是忌讳我听她的家丑，而是突然就对争执失去了兴趣。就像她对她前夫一样，本来可以在离婚时得到点财产，可她因失去兴趣而放弃了。　　老薛用了个木托盘把菜端上来，见到我，他猛一紧张。他一定不知今晚的食客里也有我。　　“安，你看她这么大人还整天没大没小……”他指着艾丽丝笑着说。笑得袒护、惯使。但他仍是非常紧张，因为刚才艾丽丝的揭露性语言已触到我和他之间的秘密。　　其实我也警惕了，想起艾丽丝没头没脑地问我她爸是否借过我钱。我觉得我和艾丽丝都各掌握老薛的半个秘密；老薛分别把我和她瞒在真相的两端。　　早已忘了上下文的艾丽丝说：“真是的，国内现在单位分房还得交好几万块呐！我这不才凑了钱寄到我爸学校去！不然我妈怎么办？……”　　顿时地，事情对我已很清楚了。我都不用去看老薛那张变了色的脸，在这个关头去看一张老人撒了弥天大谎又被赤裸裸揭穿后的脸，要残忍要胆量。我不动声色地摆餐纸，见老薛匆匆挪动的脚都是无地自容的。我没办法不去想，他拿了我的两千五百元究竟干什么去了？一年了，他戒了烟，仍是那件米色丝绸夹克，所有举动都带有节衣缩食的痕迹，我实在看不出他有那个本事把一笔对他来说的巨款开销出去。　　客人全迟到，老薛在厨房同艾丽丝的女儿谈判：先吃饭还是先看电视。艾丽丝跑去调停谈判，但很快听见她和父亲又争起来。　　“你要钱干吗呀！早有人告诉我你把钱花哪儿去了！……”　　“谁告诉你的？安？……”　　“安？”艾丽丝哇啦一声叫出我的名字：“噢，安也知道？……”　　艾丽丝回到客厅，冲我就说：“安你可别帮我爸瞒什么事啊！……”　　老薛不顾一切地跑出来说：“你找人家安什么别扭？你不该付我钱吗！我是你爸爸，不是你保姆！”　　老薛手里端着个粉红塑料碗，身上系着艾丽丝那黑底洒满金黄大向日葵的围裙，米色丝绸夹克颜色很浑了，领口也松垮了。他的一切都变得很不准确，很不像素来那个要体面的老薛了。　　艾丽丝一愣，对我嬉皮笑脸地指着父亲：“爸爸才不要钱呢是吧？保姆才要钱！”　　我猜出艾丽丝有去“尼蒙马克斯”花钱的富贵，而没有实实在在的钱。那不可见的主宰者的阴影庇护着她，笼罩着她，她所有的东西都缺乏实实在在的物质感，都是实物投下的影子。她的生活，她的存在，都需要大大地实体化一下，否则便太不具体，太似是而非了。好像这也正是艾丽丝的魁力和奥妙所在，她没有物质世界的世故。　　客人们到达时，艾丽丝早忘了同父亲的不愉快，高高兴兴换了一套深玫瑰色的长连衣裙，坐到餐桌上去了。再昂贵的衣服她都不爱惜，洗了手便叉开两只巴掌在裙摆上拍拍。她只要空下来总爱办些莫名其妙的晚宴、聚会。　　老薛也跟平时一样，话很少，话也很得体。头次见面的客人，他马上举上一张名片。他给名片的姿势、动作从来不偷懒，总要从座位上起身，双手把名片递到人家鼻子下面，头还要低一下，眼从下压的眉骨下看上来，非常谦恭和郑重。他已发了一年多广告了，名片上还是个化学教授。整一晚上，老薛都用很轻的声音说话，希望我听不见他也看不见他因而我也就放弃了内心对他的追究。他知道那一晚上我都在追究他。　　终于一天，艾丽丝打电话给我，劈头就问：“你借钱给我爸了？”　　“谁说的？”　　“你可真有钱呐！”　　她的那种尖刻仿佛是我背着她同她男朋友约了会。　　我说：“我借了。怎么啦？”　　“那你跟我不说实话！我上次问过你！”　　“你恩将仇报是不是？”　　“你以为你对他有恩？你那点钱够他赌几次？他每星期五去拉斯维加斯你知不知道？”　　这是我第一次知道规矩本分的老薛心里怎样藏着另一个全然不同的老薛。那个老薛欺骗成性，并有亡命徒式的对冒险的向往。他眼不眨心不跳地以谎言借钱，再眼不眨心不跳地把欺诈来的钱葬送掉。　　艾丽丝接着告诉我，我不是老薛惟一的债主，他还悄悄向她不少朋友借过钱，但大部分人拒绝了他。她说她感谢那些拒绝了他的朋友。言下之意是她怨怪我这样既慷慨又守信最终人财两空的朋友。我的话也不好听了，对她说，为了帮我这个朋友纠正一下过分信赖人和滥发同情心的缺陷，请她尽快偿还我二干伍百元。我还补一句：“我先生还指望用它修屋顶呢。”　　她说：“哈，你想让我还？借的时候你可没征得我同意啊！我整个给你俩蒙在鼓里一年多！”　　艾丽丝在这时候表现出的自我辩护能力和逻辑严谨非常美国式。她一再强调这是美国，老薛是老薛，她是她；子女不继承父母的债务，万一老薛混阔留下遗产政府会继承得比她老薛丽丝多。　　我捧着话筒听她把这堂法律讲座继续下去。她话题早已转了，一个劲向我证实老薛的荒唐程度：居然替她的生活担忧，总觉得她的生活危机四伏，所以得抓紧时间赌钱，买个大房子把她救下来。　　我放下电话时想，不管老薛怎样堕落，这堕落毕竟还有个动人的诱因吧。　　从此我再也打不通老薛的电话了。像我这样气急败坏，满心鄙薄地给老薛打电话的肯定不止我一个。因此，他不是关了电话铃就是拔了电话线。我向艾丽丝要了她爸的地址，并明白告诉她我要去上门逼债。她痛快地把地址给了我，还嘱咐我别去敲门，就坐在车里埋伏他，他七点半准回。她说这个战术是根据其他吃了闭门羹的债主们而帮我拟定的。她丝毫不难堪，有的只是一点孩子式的幸灾乐祸：我和她父亲不管谁治谁之于她都一样有瞧头。我简直奇怪她脑子里是怎么一个线路。　　在一条蛮热闹的小街上找到了老薛的老巢。它坐落在一个弹子房背面的阁楼上。地方不像我想象得那么贫脊荒凉，街两旁都是店，数了数，两家花店，五家饭店，七家修手足指甲的店。还有一些进门就跌进深而窄的楼梯的那种穴洞般的店，里面经营什么你可以想象。穴口站着一个油头男人，一有人路过他就笑嘻嘻上去绑票。马路沿上还有些女孩儿，身材都不错，大家都过冬天她们过着夏威夷海滩的夏天，露出颜色很不新鲜的肌肤。她们都没有笑容，全是一副厌世的表情，看出哪个男人有苗头，她们就捺亮打火机去点叼在干燥唇上的香烟，然后两条鹭鸶长脚迈着又大又傻笨的步子迎上去。她们之间谁也不理谁，似乎同在一条街上却不属于同一物质密度，因此谁也看不见谁。我从来没见过比她们更孤独的动物。　　望着这个陌生的景观，我想一丝不苟的老薛穿着米色丝绸夹克出现在这里一定精彩。他和这些人也不属于同一物质密度，也可以相互看不见，相互不妨碍。　　八点了，我还在等老薛。显然是他先看见了我，把我闪过去了，拐角处我突见他那辆老“现代”已好好地趴在那里了。我深一脚浅一脚走到弹子房背后，听自己的脚在露天木楼梯上踏出击鼓般声响。大概因为委屈和愤怒，我大叫起来：“老薛！老薛！”但心里明白没人会来应我。　　刚上到第二段楼梯，却见老薛出现在楼梯顶端，眼睛张得特大，下嘴唇也松开了。　　“你没事吧？”他对我又大张一会眼，才问，这时我看见他手里提了根大棒。　　他以为我身后咬了匪盗，一听叫声就出来救我命。他说这地方随时像要出人命。老薛如此的出现让我很意外，也有点感动。我讪讪地笑道：这儿看上去是很戏剧性；我们那类住宅区的安泰，那些看电视吃冰淇淋的寡淡夜晚是对这夜晚的矫枉过正。正因为这里太过饱满的欲望和生命力，才把我们逼得缩在我们太平的地盘上，庆幸我们的本分、我们的乏趣和单调。　　老薛没心思听我的哲理和俏皮。他心有余悸，催我快进屋，轻声轻气告诉我他曾听见这街上响过枪。我进了门，他在我身后把那根木棒仔细靠在门后。　　屋子是把厨房、客厅、卧室抽象地间隔开那种：出入各个领域，你只能像在传统戏剧舞台上那样写意地区别一番。屋内很冷，没有暖气是一个缘故，其次还因为太清素的布置。　　老薛去烧开水，要给我沏茶。我谢绝，他还是要烧，还要翻开一个行李包找好茶叶。他其实是在苦苦往后捱，把他进入杨白劳这角色的时间玩命往后拖。这屋里没有一样东西可供我翻翻、看看，只有墙上一册挂历，是某个华人银行的公关赠品。我翻看里面的水墨人物画，却看见一个日期上写着：“借安2500元，今天到期。”我赶紧不敢再翻了。　　我感觉到今晚所发生的事都颇意外，而所有意外都在给我的逼债加大难度。　　老薛把茶端到桌上，又说要拿些零食给我吃。他说艾丽丝和她五岁的女儿一样爱吃零食，所以他专门去唐人街为她俩买的，还抽不出空给她们送去……我一迭声说不要不要我从不吃零食，他还是要去拿。我发现他一再开错柜子，制造些不必要的旅途，让自己枉然地在屋里跑来跑去。尽管他绝望地在延迟做杨白劳的时间，但他从形到神都是杨白劳了。跟我已同在这不足二百英尺的空间内，他还在仓仓皇皇地逃债。我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跟他有口没心地谈着克林顿的医疗改革和美国单身母亲们四世同堂地吃救济。他还在疲于奔命，却也明白今晚怎样也逃不过去了。　　（4）　　一个休止。我忽然不侃了，他也忽然不逃了，我的心脏都少蹦好几下。我这个催债人比他还可怜，还绝望，还谦卑。我狠狠心，说：“老薛……”　　他看我一眼，等我把下面那句话赶紧吐出来大家好喘气，好活下去。而就在这个时候，我看见他用夹子夹在铁丝上的三个三明治口袋。它们被用得次数太多，洗得已不大透明了。我想起艾丽丝告诉我，老薛怎样自律勤俭地赌博，怎样把省下的每一分钱花在赌博中。我心里好一番感叹：如此一个清教徒般的赌棍，使赌博原本所具有的放荡和纵容，以及一切罪恶成分都发生了变化。赌博使这个老薛更加克己，更加轻视肉体最起码的物质需求。　　“喝茶吧，这茶不错。”老薛说。在这个当口他已不再希望我把话咽回去；我讲出来，他的愧疚感会大大减轻。　　我只好说了。我窝窝囊囊讲了一堆我索债的理由，但听上去都像瞎编的：我父母都在大洋那边生病，我家房顶漏了两个月雨了，我丈夫提升泡了汤，等等。　　他一直点头，一直说：“我知道，我知道。”似乎他在告诉我，我这些话多么无力；对于索债者来说，“请立即还钱”是最仁慈一句话，除此之外的一切语言都是对于负债者良知的额外鞭答。　　“你放心，安小姐。你放心。”他的语气像在哄一个受尽委屈的孩子，而对我的称呼又回到半熟人的关系中。“我一天也没忘记你在我难的时候帮了我。不是每个人都会给人那样……那样无私的帮助的。”　　这话他可能一直在肚里涂抹，修改，直到今天拿出来，仍是不尽如人意。他希望他能表达对我的感激，我却感到一份让我极其难为情的，不着边际的奉承，它让我心里那混着愧作的窝囊感越发强烈起来。我不知自己愧作什么，我至此没做错任何一件事，这正是让我悲哀的地方。　　“你放心安小姐，下礼拜一我就把钱给你送去。”老薛语气黯淡，却很果决。　　我要起身告辞了，赶紧喝两口一直未碰的茶。这是我能给老薛的惟一宽慰了。我又说了些有空还到我家来玩之类的废话，明明知道他不会再来了。　　他坚持以那根木棒护送我。我一路走过写意的卧室。餐室、客厅、厨房，实在看不出这两千五会从哪里被榨出来。我悲哀地慢慢走下楼梯，老薛在后面慢慢护送我。街上的热闹和欢乐都成了我悲哀的一部分，都拓宽和加深了我的悲哀。　　礼拜一我收到老薛的一封信，求我再宽限他一礼拜。这是我意料中的。我等着下一封信求我再宽限一次、二次、三次。也果然都没出我意料。我每星期都收到老薛一封信，解释他何故不能守信用。　　一天上午，艾丽丝开一辆崭新的“BMW”来了，车的颜色很好，宝石蓝。她手里晃着一大把钥匙，里面有“Benz”和“Lexus”的标志钥匙牌，都是她曾短暂拥有过的车留下的。她没坐下就给我一沓钞票，说是老薛赢了，先还我一千元。　　我厌恶地看着那摊子钞票，怎么看怎么来路不正。　　“谁要他赌钱来还我？”我大声说：“要是输了，是不是还得来借呀？”　　“我也这么说他来着，他说他再也不去拉斯维加斯了。”艾丽丝大大方方，毫不介意我瞅着那些钞票的眼神像瞅苍蝇。　　“你爸也是个有文化的人！为人师表几十年了，懊，就这么为人师表啊？！”　　“可不是。”艾丽丝百分之百站在我一边。然后她又好好笑话一番她爸爸，说这老头也不知怎么了，死活要赢钱给他那个锦衣玉食的女儿买个房子，把这女儿救出来。“安，”艾丽丝对我颠着两只软绵绵的巴掌：“你看是他需要我救，还是我需要他救？”　　我跟她说染上赌瘾跟染上大烟瘾一样，戒起来得九死一生，她说她知道，跟染上所有、所有的毒瘾全一个样；住上个好房，开上个好车，也会上瘾，要是走火入魔更是九死一生的甭想戒。她突然看着窗外说，她爸爸了解她的瘾就像她了解她爸爸的瘾。　　“不过我相信我爸。他抽烟的年数比我岁数大多了！说戒就再没见他抽过。他戒什么瘾也用不着九死一生。”艾丽丝顾影自怜地一笑：“不像我。”　　我基本被说服了。老薛是个理性极健全的人，又有很强的自尊心。　　“这样吧，”我想了一会才开口：“我不要你爸还那一干五了。”　　艾丽丝一抡柳眉，记不得我是谁了。“哟，是么？”　　我忽然又烦躁起来，怕她跟我再就这事扯皮。我说事情就到此结束了，万一老薛再去拉斯维加斯，也不是因为我逼债的缘故。　　不久我听说老薛为我的“豪举”深深感化，老泪纵横了一番，向来斯文的嘴，也赌了些不堪入耳的咒。他说他不混出人样，不痛改前非，决不再见“人家安小姐”。再听人讲到老薛，说他找到个给富豪人家烧晚餐的工作，挣得比发广告多几倍。那年圣诞节前，我收到的第一张卡是老薛寄来的。他还是一副负债者的谦恭口气，说他如何如何地感激我；我赠送他的那一千伍百元，他在不久的未来将成倍地报偿我。最后他问我父母是否康复，我家屋顶是否已修缮。　　半年多没见艾丽丝了，她搬到更大的房子里，男主人这回是“FullTime”，不再是“parttime”，很少离开房子。这是艾丽丝没召集大家上她那儿吃喝的缘故。还有天大的谣言：艾丽丝要和现任男朋友订婚了。总之，薛家父女的消息都不错。艾丽丝不管怎样大趋势是相对永久且越发荣华富贵。　　新年过后，我陪同国内的一个电视采访组去拉斯维加斯。他们的采访对象是在美国成绩卓越的中国人，在采访之前他们要最大程度地“感受一番美国文化”，也就是去一趟拉斯维加斯。既然拉斯维加斯已被所有来美国考察的同胞们提升为美国文化的象征，我就不便扫人的兴，提出我认识的美国文化，比如自由孤独的爵士乐，黑人的蓝调，安迪·沃浩，以及威廉姆·詹姆斯。　　拉斯维加斯在下雪，地方臃肿起来，霓虹灯显得过分堆砌。走出“无上装歌舞”大剧场，我照例把采访组领去赌博。人们都各怀美好的愿望去赌了，我准备到厕所去清静一会。那里的灯火、声音至少是正常的。　　就在途中，我看见了老薛。仅是他的背影，就让我一眼认准。我绕过巨大的轮盘赌，绕过穿紧身衫迷你裙飞快奔跑着送饮料的小姐们，站在了老薛的侧后，离他仅五步之距。我没有惊动他，就那么眼巴巴看着他的一只耳朵，一小半下巴和一大半脊梁。　　从我视野中这些老薛的局部看，老薛没什么变化，仍是清秀斯文，很懂道理的样子。他穿一件淡蓝衬衫和枣红的毛背心，脚背上放着一个黑皮包，膝盖上平平展展搭着一件灰毛衣和米色丝绸夹克。没有一个细节显出赢的急切和输的慌乱。他绵绵不断地填筹码，拉操纵杆，形成了一套不断回旋，无始无终的动作，一个永远可以继续的过程。老薛一月两千元，除了吃和住，所有剩余都填进这个过程，以使它得以继续，得以绵延，永远继续和绵延。　　我突然想到，老薛把他女儿和我以及所有人都骗了，甚至把他自己也骗了：他来这里不是为了要赢一幢房子给艾丽丝而使她在人老珠黄时不至于无家可归。那是个借口，连他自己也需要一个借口到这儿来，来得到这样彻底的解脱，如此彻底的忘我。我不知道。我这样推测老薛可能是我疯了。　　老薛却是不疯的、能那样稳健地去接受“输”，显然是最平静最清醒的人。他怎么会不清醒呢？他能以三份三明治（据说后来连火腿肠也省略了）来分割他的昼与夜，他一分钟也没把日子过瞎。　　我大约那样站了有一个小时，老薛机器上的灯全亮起来，机器也停止了运转。他赢了，并且赢得不小，老薛回头扫一眼他背后的人们，两个管理人员正向他走来，准备领他去兑款。　　老薛在回头扫那一眼时也许扫到了我背道而驰的身影，也许没有。那样的专注在他眼睛里形成一片黑暗，第一次我就注意到了那片长久不散的奇特黑暗。　　我想，老薛大概只在赢后兑款那一刻会略微急躁。他急于把那个绵延的过程续接起来，不能让赢中断了它。他很快又回到原地，回到原有的流水般无始无终的动作中去了。　　第二天电视采访组要离开拉斯维加斯。我坐在拉满窗帘的座位上，就在司机座后面。司机最后一个上车，对我说：“有个大陆来的老头儿，是个教授呢，要搭我们车回去。身上一个钱也没了，看他冷得够呛……”　　没等我搭腔，采访组的组长说不行，本来座就不宽裕，加上大家赌了一夜，都很辛苦了，回去的路上需要躺一躺什么的，以保障到了目的地尽快开始工作。　　司机说：“嘿嘿，我已经答应他啦。他现在去上厕所，马上就回来！大冷天的，老头饭都没吃！”　　组长说趁他去上厕所，赶紧走，否则我们这些人心都软，是吧安小姐？　　我点点头。　　所有的人都催司机出发，说那一定是个老赌棍了，什么教授。　　司机最后问我，你说呢安小姐？　　我说那就走吧。　　车拐出停车场时，老薛并没有招手。他双手抱着六十年代中国制造的仿革黑皮包，寒冷中鼻尖红透眼圈也红了。他完全还是个我从小印象中清寒而本分的老教师形象。　　我塞给司机三十元钱，叫他扔给那老头。老头去拿它吃饭、或乘灰狗，或换筹码，随便。而我会因为给出这三十元而心里不闹了，或许能够同大伙一样补个小觉。　　（全文完。请欣赏下篇作品）14.栗色头发　　　　　（1）　　既然你知道所有初到美国来的人都活得不顺心，我就不多介绍什么了。我和所有大陆来的学生无二致；想多挣钱、少付学费，住便宜房子和吃像样的饭。　　一切都是他那栗色头发和我这副长相引起的。　　我长了这么副模样：小时候人们称它漂亮，大起来人们认为它惹是生非。我估计毛病出在我一双眼睛上：当它们挺凶狠地盯着某人时，人家说我脉脉含情；当它们心不在焉东张西望时，人家说我傲慢自得；当它们纯粹发呆、无所用心时，人家说我孤助无援、极其招人怜爱。　　我忘了我这双误会百出的眼睛正处于何种状态，总之我头一眼看见的是一团栗色——一个栗色头发的男人趁我不防已近在咫尺地矗立在我面前。这时的我站在洛杉矶市区一所语言学校门口等李豪开车来接我。我知道这样闲站着不是好女孩的样子，但我无法抱怨从不准时的李豪，因为他是我女朋友孙燕的男朋友，孙燕是我从北京到洛杉矶的飞机上结识的，虽与她在飞机上过了十几小时吃喝不分的日子，交情毕竟没深到嬉笑怒骂随意的地步。　　“栗色头发”长得很高，我认为他俊是因为我小时候单恋过十八世纪的诗人拜伦，记得最牢的是拜伦的栗色头发。　　他头句话问我是否来自中国大陆，我赶紧“yes”，同时怀疑自己看上去要么土头土脑，要么呆头呆脑。他咕噜了一句话夹有“Japanese”，我猜他是说我长得像日本姑娘，不幸的是我没长着一双萝卜腿；它们象征着健壮、富有和征服全世界。　　我与“栗色头发”对起话来。因为李豪似乎是不打算出现了。日后我英语进步了，与他熟了，一提我们最初的对话总要笑得喘。　　他问：你来美国多久了，学什么？　　我答：我的朋友会来接我的，谢谢你，不用你开车送我。　　他说：你长得非常……特别，非常好看，我从未见过像你这样理想的古典类型的东方女子。　　我说：对呀，天是特别热。洛杉矶就是热。不过我的朋友一定会来的，你不必操心。　　他一边微笑一边上下打量我。我一本正经地穿着皮鞋，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丝绸衬衫的纽扣从脖颈一路扣到底，毫不马虎。我后来明白穿着上如此的严谨、繁琐，就被称作“土气”。后来我也根据这点判断谁是大陆的最新来客。　　他接着说：我希望你帮个忙……　　见他停顿下来，我估计他结束了句子，便根据猜测自说自话起来。到美国十有八九人们都是问我同一些问题，所以我用不着去听懂就顺口背诵。我说：我来到美国一个月零七天，正在苦学英语。我大学专修中国文学，曾经学过八年舞蹈，四年芭蕾，四年中国古典舞。我把握十足地想：假如他再来下一个问题，我就答：家住北京，故乡上海，父母健在，弟兄和睦，等等。　　他苦笑起来，被语言的非交流状态折磨得很疲劳。我也笑了，心里恶毒地骂着李豪混账，把我撇给一个陌生老美，让他在一刻钟内榨干我肚里所有英文。　　“我是想请你做模特儿。我们的绘画俱乐部，一直在寻找一位典型的东方模特儿。”他很慢很慢地讲，手的动作比嘴的动作剧烈多了。“我们会付你工钱，一小时十五元钱。我希望你会答应。我是个业余画家，职业工程师，是专门设计救火车的……你懂吗？”　　我继续答非所问地说：“我？我不想当工程师，我想学文学。”我想，不知这人打算什么时候饶了我。他最后遗憾地耸耸肩，嘴里一再说我美。美我是听得懂的，在中国话里，它也是我懂得最早的一个字眼。告别时他塞给我一张纸条，上面是他的地址和电话号码，还有其他一些什么字。他长时间地看着我，那双我怎么也看不透的灰眼睛静止着，已不像开始那样快乐，却比开始多了太多的内容。我再次倾心他的英俊，并在他递纸片时偶然留意到：他手指上没有戒指。　　他离去后我心里有点激动，有点暧昧的快活。不管怎样，这一天比什么都不发生要好些。　　他叮嘱了我不止五遍，让我千万别扔了那张字条。而当他一转身，我立刻就扔了它。一辈子中，你会遇到无数给你写下地址但绝没必要重逢的人。那些带有地址的字条若被保存下来，你会想不起他们是谁；若想起来，你会平添一点惆怅。　　而李豪却把那字条拾回来，并说在异国多个地址就多条路，就多个时来运转的机遇。　　李豪告诉我十五元一小时的工作对留学生来说是天方夜谭的美事，干一个月就能挣出半年学费。“你看，”他指那张字条：“这上面白纸黑字写着呢，等于合同书，他不敢不兑现！……”我被说动了，心算一小阵，这份工资当然值得李豪大喊大叫：矮小的他每天扶一个身高两米的瘫子走路，一小时才挣七块，孙燕那份每小时五块照看孩子的工作，还是跑细了腿觅来的。　　回到住处，孙燕正准备结婚行头，一床的中西礼服都是借来的，租礼服对他们来讲都太奢侈。孙燕和李豪还没有热乎到结婚的地步，但他们的钱不够俩人都以缴学费来维持留学生身份，租两处住房也不合算。孙燕的话是：一碟菜一人吃不嫌多，俩人搭伙也足够，所以她决定牺牲自己，嫁给李豪算了。这样她可以转换成陪读身份，当学生眷属。这间住房是从一群老太太手里租来的，廉价到了让我们难为情的地步。全套家具都是从马路上捡来的，包括李豪那辆车。那辆车常常不动，正如家具件件都会动一样。　　帮孙燕试衣服时，我讲起“栗色头发”。她一听十五元一小时的工作，激动地惨叫一声。　　第三天我便去了。从孙燕借来的结婚礼服中挑了件宝蓝旗袍，把头发在脑后梳成我外婆年代的发髻。就这样，我钻出李豪那辆撞得扁脸凹腮的车，让自己款款出现在这群美国人面前，我看见“栗色头发”在远处朝我瞠目结舌地望。　　然后，我这好看的、会移动的中国古董就被安置在一把高高的椅子上。而椅子被搁在四进地平面的椭圆形浅池中。所有灯全对准了我。灯后面的一切都变得黯淡了。那椅子高得我不能随意上下，但可以旋转。有人上来把椅子上的我朝四面八方摆弄一遍，不知怎么了，所有人的英语顷刻间变成一种我完全不懂的语言。上下左右都围着深紫色丝绒，我被孤零零地镶在这片深紫色中，汗水开始在我脊梁上爬。　　“李豪……”我叫道，自己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叫声吓一大跳。没人应我，李豪早已走了。我真的就这么被撒给一群陌生的异国人。这陌生是实质性的，它来自不同的人种、国籍、语言，当然还有观念。我又唤一声李豪，我听出这叫声中的委屈和哀痛，像只失群的雁。　　洋人们笑起来，不知我的哪一点引起了他们的关心。我身体被转向一个方位，脑袋被转向另一个方位，真不懂他们为什么喜欢把一个好端端的人搞得这么七弯八扭。我似乎明白椅子之所以这样高的妙处：你既然被搁到上面，要怎样可就由不得你，要逃也妄想。　　我听见画笔在纸上移动的沙沙声。　　所有的大聚光灯都那么毒。照准席间惟一的一盘菜，就是我。　　有人问我：“中国现在还有红卫兵吗？”　　我只听懂了中国二字。便答我的父母在中国、兄弟在中国，我所熟悉的一切都在中国。说到这些就勾起回忆：离起飞尚有两个多小时，“中国”海关就把我隔离到“中国”人之外去了。父亲似乎一下老得笑也笑不动了，他在最后一刻塞给我一只信封，我不用打开看也知道，那是他仅有的五十五元美金，在此之前，这点钱被我俩打架一般推来推去已推了多日。后来父母在我的央求下离去，所有乘客都登机了，只有我被剩在那间已经与“中国”隔离的屋里。我偶尔举头，发现了父亲，他站在楼上，透过一个奇特的角度与我遥遥相望。我意外极了，向他摆摆手。他的整个表情都表示着他对能否再见到我完全无把握……洋人们仍在热烈地谈论着中国。我听不懂。惟一听懂的是某人酷肖地模仿中国人吐痰：引长颈子先大声清理喉咙，然后响亮地往地上一咋。所有人笑起来。　　这时我发现这个模仿者是“栗色头发”。　　他一边笑一边朝我顽皮地眨眼。　　灯暗下来，“栗色头发”给我一小杯咖啡，并笑着问我他学中国人吐痰学得妙不妙。我们依然东拉西扯、牛头马嘴地对着话：我的姑妈十年前从台湾搬到了美国。那次我到中国，在火车站看见一伙男人互相在头发上翻捡，不时从里面找出点什么，后来明白那是虱子。我的理想是在美国学习，同时当个小说家。北京不像我在美国听说的那样脏。好歹我俩能谈下去。而且不久我懂得他的英语还胜于我懂得其他人的。他开始以他的英语来为我翻译其他人的英语。　　比如那个话最多的女动物学家对我说：“听说中国人没有足够的粮食和肉，全国在一夜之间就打死七百三十五万零三条狗，然后全把它们吃了！”　　当时他为我翻译得很简单：中国人爱吃狗肉。多日后估计我不再有机会去为自己受伤的民族自尊反唇相讥时，才把原话翻译给我。　　话最少的要数那位退休警察。当我与“栗色头发”交谈时，他突然跑过来，将食指竖在嘴上，冲我“嘘”了一声。后来知道，他当班时在任何地方见中国人聊得热闹，他都会跑过去对他们“嘘”一下。　　喝咖啡时，我顺便浏览业余画家们作品中的我。我变得千百种怪模怪样。有个坐在轮椅上的姑娘在大家休息时仍坐在原地不停地画，仍是不断地瞅着屋中央的高椅子，尽管那上面已没了我。我走过去看她的画板，并违心地夸她画得出色。一个残废姑娘嘛。她自信地笑笑，说：“中国人长得都这样。”　　我不懂她说什么，但她的神态有点令我不快。我通“栗色头发”翻译。　　他这时却不开口，雾一样的灰眼睛凝视着我。　　周末他常约我一起出去吃饭，他会在餐桌上，一个小时内数次放下餐具，这样惊讶、痴迷地看着我。见我颠三倒四地舞弄餐具，他会忽然抓住我的手，样子那样激动和忘情。　　我这时的脸会僵在一个笑上。然后听他轻柔地说：“你笑起来牙齿真美。不过听说百分之八十的中国人不刷牙。”　　在画廊工作到第三个月时，我和老板闹翻了。按他那精确说法也不叫闹翻，不过是双方不愿再合作下去。两个多月，我一周三次来此地，让一帮毫无天赋的狂热的绘画爱好者画上三小时，按韩寒的话说是撞破脑袋也撞不来的大运。韩寒是我语言学校的同学，“托福”已考了六百多分，却仍泡在语言学校，因为他一天少说有十个念头关于换主修科目。他到美国已两年，从二元七角一小时洗盘子起家的。只有我心里知道我这工作的苦楚；当你穿上绣得沉甸甸的厚袍子，像根麻花那样全身拧着筋，被搁在十几只聚光灯下，绝对静止地搔首弄姿三小时，你稍微动一动就会听见不满的咂嘴。还有更多的、更难以解释的苦。　　所以在老板对我进一步提出要求时，我决定不干了。而“栗色头发”一听老板叫我，他立刻从画板后面站起。与我一前一后地走进老板的办公室。经过长长的画廊时，他叫我停下来。廊壁挂着标了价码的画，人们可以在此参观或买画。我看见一幅很平庸的静物上写着他的名字，一个三百元的标价被红笔画去，新价码是一百元。　　（2）　　“画得不好。”他说。　　我没说话，笑笑。画得是不好。　　“不过我画你会画得好些，会画得像些。”　　我依然笑笑。他认为画得像就是好。我想他画救火车的零件一定画得极像。　　进了老板的办公室后，老板从椅子上欠起身，对他客套几句，似乎有些阿谀。我当然知道那是因为他花许多钱资助这个画廊。　　“你的身材很好，非常美。”老板对我说。他坐在角落里一只沙发上抽烟，这时警觉地看老板一眼。“我可以付你三十元一小时，如果你愿意脱去衣服。”　　他顿时站起身，说：“她听不懂。”　　我当然听懂了。三个月来我的英文理解力突飞猛进地提高。我知道老板把我当那种漂亮傻瓜了，老板再一次仔细地解释他的意图，我仍沉默。尽管人们正消除对裸体模特儿的成见，但我想，世上有比我合适的女孩来做这高尚工作。做这高尚工作需要麻痹些许的自我意识。老板得不到回答，便把价钱一个劲往上涨。“四十元一小时，怎么样？”他两眼直闪光，这价钱使他自己都感到惊心动魄。　　“我完全不懂您在说什么。”我说。并礼貌地笑笑。这种笑会让人误会我目中无人。　　老板求援地看看他。他说他无能为力。老板让我等一会，他去取了合同书给我看，我就会懂。我说不必了，我的功课很紧，没有时间再到此地来工作。　　走出老板办公室，他显得轻松而快活。　　“你其实听懂了。”他对我说。他的灰眼睛笑起来越发没焦距似的。　　“一个字都没听错，”我说。我丢了份颇好的差事他乐的是什么？　　“你真不要这笔不错的工资吗？”　　“你好像也不想我要。”　　“好像？”他稍稍一恼：“我绝对不让你要！”　　我想这人凭什么以这种霸道劲头对待我。但他那点霸道让我心里一阵舒服、温热。它让你感到你是被安全珍藏的一个什么玩意儿。我们再次停在画廊里，面面相觑。他想讲什么，长时间潜在我俩东拉西扯、风马牛对话中的一句最切题的话眼看要被道破，但不知什么又使他沉默下来。我有点高兴又有点扫兴。　　最后一天，他在我下决心跳下高椅子之前就将我一把抱下来。我看看四周发现人都走空了，就剩下他和我。告别非常简单：我和他盘腿在地上嚼玉米花，过一会，俩人对着傻乎乎却又惨兮兮地笑一下。　　我们都明白，想的话，我们以后还会相见；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延长我们的相识、相知。但我们都明白，主观与客观上的原因会使我们不想，不愿再见面。人有时会这样；让心里的永远属于心里。　　他开车送我回到住处时已近午夜。心被一种不够正派的感觉折磨着。他停下车，面孔极其平淡地朝着前方，等着我开门，钻出去。突然间，他说：“你在骗我，你不会再见我了。”　　他倒是看透了我的真实想法。在他开车的一路，在他兴致勃勃地谈起他将怎样帮我摆脱中国人不整洁、不礼貌、不文明的居住环境时；在他提到“中国人”所冒出的独特口吻时，我就决定不再见他。你可别指望我有足够的钱定期往牙医那儿送，也别指望我绝对摈弃响亮吐痰的习惯。谁担保我仅获得民族美德而断净民族缺陷？　　他的手轻轻在我脸、脖颈、肩膀上抚过，我看着他，什么也讲不出来。当我讲不出任何话时我就干脆装着任何话也没听懂。等李豪孙燕一结婚搬到别处去住，我也得另外找窝。他不会再得到我的新地址。这样多么好，心里的就全封存在心里了。　　“我何苦要爱你呢？”他苦恼地说。　　这时他倒用了个问号。正如我一样，他困惑于我们三个月来发生的感情。这下他可识破了它是爱。但何苦、何故要爱呢？这样爱下去会有什么结果呢？经历了一次婚姻数次恋爱的他以及一心一意奔波生计的我都没时间没精力做任何没结果的事，而所能预期的结果正使我们忧心和举步迟疑。　　我们没有理由爱，正如我们没有理由不爱一样。　　韩寒在等我。一见我就嬉起脸：“他那车真阔！你不是说你不懂车吗？……”　　跟男孩子真难相处，要么他吃醋，要么他生怕你榨取他劳动力而躲你远远的。孙燕在帮李豪剃头，等那个头剃出来，李豪就会与韩寒变成双胞胎。自从孙燕从大陆带来一套理发工具，他俩都决定要钱不要模样了。　　韩寒特地来告诉我，他女朋友严平决定辞工，我若愿意，明天就可以去面谈。我停在那里，等着自己拿主意。刚才在楼下，我答应了他，若搬家一定给他新地址。但要是顶替严平，就得在一家香港商人家当女佣。虽然韩寒说那家绝无主雇之分，但去海边度假是不可能了。再说，我的自尊也不容他知道我给人当女佣。或许是虚荣不是自尊。管它呢。　　淋浴时，孙燕硬要进来和我挤热闹。她关切地问起他与我以后的打算，并说长得好看是不一样。我轻描淡写地哼着歌。她还在细细打听着他的一切。　　郭太太爱吃醋，严平告诉我，在郭家最闯不得的祸就是无缘无故地对郭先生笑。到郭家七天，祸事没发生在有艳史的郭先生身上；但它绝对也是难以获得原谅的。这玻璃天花板真不结实，只一捅，就被我捅得碎如残菊。　　听到郭太太在餐厅里与两个孩子讲话，我哆嗦得浑身冰凉，几乎想扔下拖把，就此逃掉。　　五分钟之后，郭先生已浑身光鲜地出现在客厅，大着嗓门向所有人道早安，也包括我。我生怕他看见刚被我捅破的厨房天花板，忙痴头痴脑对他一笑，幸而郭太太没看见。　　郭太太唤我。我一下子想起我这是在上班。脑子迅速转了弯，我赶紧倒了橙汁给郭先生端去。等他那边饮尽橙汁，我这边得立刻提供烤热的面包，不可以把一顿早饭弄得断断续续，头天我就得到如此教诲。　　开冰箱声音颇重，惹郭太太眉心打了个结。留学生住的地方冰箱得死用力才关得上。在那里一切东西都得死用力才能让它们功能正常：车门、房门、壁橱门、抽水马桶拉栓……等等。　　郭太太平常不上班，除非郭先生在店里忙不过来，或四个店中某女店员告假。她这会儿不会到厨房巡查，先生上班后她马上还回床上睡去。　　等郭太太进了卧房，我忙打电话问严平：那天花板原先就破的，还是果真毁在我手里。自我顶替她，不懂处我总打电话问她。比如当我抱着孩子郭先生上来与孩子亲热几乎亲热到我身上，我该怎么办；郭太太揍孩子我该求情还是该装聋作哑，等等。　　“你可留点神，”严平常在电话里吓我：“郭太太最初就是为甩掉郭先生的一个女店员从香港搬到美国的。你来面谈时，郭太太差点不要你！”　　“为什么？”　　“你长得太丑啊。”严平大笑。她可以放肆，因为那边整天只有她和两条大狗，她的工作是看房子和遛狗。虽工钱不多，但她与韩寒幽会，狗绝对不会告发。不像我，头天刚捧起书看一会儿，俩孩子中年长的那个就向他妈告状。　　他妈妈大声驳他：“你自己不会玩吗？阿姨就不能抽空看会儿书？”　　我听见了，发誓赌咒以后再不看书。　　年幼的那个好对付一些，受了点亏待也讲不清什么。你只要盯住他别让他去碰各类电开关，别去拾到什么就往嘴里放，就行。他到了这个岁数：让他自己走路比你抱着他还累；他自己吃饭比你一口口喂他还费时。　　大的那个比较烦：他会把所有的东西都打开，看看内部。比如电子或机械玩具、他母亲的首饰盒子、他弟弟的尿布。他已得到下游泳池的应允，但他下水时我必须穿上泳装和救生衣守在池边。严平韩寒有次来看我，说我的脸被晒花了。“怎么那么傻，挨晒呀？坐到树荫下读你的书！郭太太不是阳光过敏从不到院子来吗？还穿救生衣？你没把自己捂馊啊？！……”　　严平说她在郭家从未留心过厨房天花板。看来只有我是祸首了。她随即给我出主意让我请人悄悄来装修一块新的。怎么可能“悄悄”？郭太太最近天天在家，因为郭家要卖掉这所房子，弄得家里总是门庭若市，不断有人来参观或与郭太太既彬彬有礼又大斧大刀地杀价。郭先生告诉我：他们已买下另一处有五个卧房四个浴室的房子。那么多的卧室浴室的房子在我看来差不多是个汽车旅馆了。不敢想象擦洗四个浴室将是怎样巨大的劳动量。郭太太爱干净，不仅房子外观漆成白色，吩咐我浴室要一块瓷砖一块瓷砖地擦，擦过不但正面看，还要斜下身从侧面看是否光亮才行。郭太太一头应酬着看房的客人，一头还得支使我清扫房内外：不能使任何地方出现灰尘、果皮、纸屑，以及孩子们随穿随脱的衣服，随玩随扔的玩具。别说偷不出空请人来悄悄换下那块碎玻璃，就连偷空让自己不惶恐不紧张，好好想个对策的时间都没有。刚愣着一刹那，郭太太就说：“你干什么老去看天花板？它又不漏！……”　　我赶紧将她堵在厨房外，岔开她的视线和思路，免得她真发现它漏了。　　“发现又怎样？”严平在电话里鼓动地说：“谁叫她没完没了让你擦地？谁叫她俩儿子那么淘气！谁叫郭先生多事？！……”　　自从有回看房子的客人脚上粘了块口香糖，郭太太就吩咐我一天数回地擦地，直到郭先生某天发问：“这样跪着擦地是什么意思呢？”似乎他乍然悟到在他这分颇现代化的家业中竟存在着如此原始的劳动方式。他亲自从车房找来拖把给我，并关照说老跪在地上会把膝盖跪大，一双蛮好的腿就不再好看了。第二天早晨就听郭太太在卧室大声以英文打趣先生：你很会体贴人啊。　　郭先生也用英文回她：让人这样干活，你是谁也雇不来的。　　我的英文还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坏。我迅速拉扯着两个男孩离开那卧室门，生怕自己一不当心又偷听到什么。　　两个男孩前后跟着我要口香糖，我把糖盒藏了。上午有好几批客人约定要来看房，他们这时要口香糖是休想。俩人被我得罪了，便开始捣乱。大男孩带领小男孩往我的拖把上踩。我一早刚给他们换上雪白的棉袜，等着在客人面前露体面，很快就弄得又脏又湿。我不断躲着他们，他们反而从中取乐，越发疯得厉害。当大男孩脚并拢脚，准备往拖把上跳跃时，我猛然将它抽起。只听天花板一响。　　我抬眼一瞅，眼泪顿时涌上来。这种玻璃是很贵的，而且若配不上相同的花纹或厚薄程度，整个厨房的天花板都得换。这样的话，我一个月工资大概不够用来赔偿。并且，在我的工资不够抵销赔偿费用期间，无论我过得怎样不顺心，我不能离开这里。这块玻璃成了我暂时的卖身契。这事我得尽快告诉郭太太，因为很快会有参观房子的客人，若让他们发现去告诉她，我罪过反倒更大。轻手轻脚地，我从车房搬了梯子，不料郭太太恰从卧房出来，“你要干什么？”她有点吃惊地问。　　“我……我想擦擦橱子的顶上面一层。”鬼知道，自己怎么这样混账地撒起谎来。我明明知道谎言只要一开头，以后的日子就难过了。这时若不承认事实，只好等事实自己暴露；等事实将我置于无可扭转的被动、尴尬局面。想都不敢想郭太太将会恼成什么样。　　架上梯子，我爬上去用手探探，看它们是否有可能落下来打破谁的脑壳。　　郭太太在客厅问：“要不要我帮你扶梯子？”说着便朝厨房走来。　　“不用！好啦！”我将梯子合拢。当我收拾郭先生餐毕的碗碟时，郭太太进了厨房。我一时紧张害怕得神志也不甚清楚了。我等着她惊叫、发问、开罪。一会，她走出来，对我说：“你光着脚试试看，看你今天把地擦得多干净！”她一副心花怒放的样子。　　大概被赎罪心理支使，我不仅死命擦地，各处都让我收拾得光鉴照人。她居然没发现破的地方！　　这天来看房的客人也没表示任何异议。据说美国人看房偏重厨房厕所，中国人偏重客厅卧房。客人们恰巧是中国人，仅是自我敷衍地往厨房掠一眼。　　（3）　　我捏着两手冷汗听着最后一批客人热热闹闹地告辞了。这一天我总算蒙混过了关。但事情是不可能蒙混到底的：看房的人不是来看这房子哪里好，而是设法看出它哪里不好。尽管他们嘴上与郭太太亲热，眼睛却一刻不停地上下左右地转，毫不掩饰那苛刻和挑剔。要想让天花板上那么大个破绽逃过他们的眼睛，简直是做梦。　　第二天郭先生又看见我趴在地上擦地板，并且比以往擦得更卖力，他不懂了。　　“不必这样嘛！你这个样子，我们不忍心的。”他说。　　我赶紧站起来，因为我知道他晚上回家头一件事是抿上一小杯白兰地，而等他洗澡后，我必须将四碟菜一个汤端上桌。我工作得如此用心尽力，郭太太满意却有点困惑，尤其当她看见我到处跑着追逐小男孩喂饭。有时他钻到桌下躲避我固执地伸到他嘴边的勺子，我便也跟他钻到桌下。　　“没有一个阿姨像你这样耐心对待开文（小男孩的名字），”郭太太说，“你这样喂他，开文真的会长高长胖。对不对，开文？邻居哥哥们不会叫我俩小猴子啦！”　　我在桌下以勺子撬开开文的嘴时，看见郭太太架着二郎腿的脚丫满意地一晃一晃。她极考究吃，每天四道菜不能在颜色、风味上重复；一个星期内，决不肯吃两次“荔炒鱿鱼”，尽管它是我烧得顶像样的一个菜。　　“开文，出来！”郭先生的脚开始躁动了，似乎要发现开文的所在：“再不出来，你就不要吃饭了！”他的脚寻到了开文，开始将他往外拨；“这样喂他，人不要累死吗？”　　“小孩子就这样啊，”郭太太的脚丫不动了，“你没看见吗，这样喂他，才几天开文已经胖些了！”　　我赶忙说，只要开文能给我喂胖，我不在乎辛苦。我已钻桌子钻得腰酸背疼，竭力忍住心里的委屈，以乐呵呵的声音逗开文张嘴、咀嚼、咽下。　　我一刻不停地让自己忙碌，常常干些不属我份内的事，比如去洗那辆车、扫院子、擦门窗玻璃。当我每天把自己累散了骨头，躺在床上便想：如此不顾死活地满一个月，悄悄留下一个月的工钱和一封信，让信去说明道歉。　　“你这样做，”郭先生有天半开玩笑对我说：“我们不得不给你加工钱啦！”　　这时我跪在门厅、给几件红木家具打蜡。我已很习惯赤脚，蓬头垢面、邋里邋遢地穿着，以及双膝着地地干这干那。　　“其实，你有空自己可以看看功课嘛。真不好意思让你这样为我们做。……”　　他还想说什么，我不答。他只有讪讪地进他书房做账去了。郭先生挣钱是认真辛勤的，夜里他的电子计算机键盘被按得“哗哗剥剥”通宵响。某日他会从那上面撩出我的工资数目与天花板装修费用，从中得出盈亏的结论。　　三个星期了，他们的房子仍没有卖出去。每当买主走进厨房我的心跳就节奏大乱。天花板上那么触目惊心的破绽居然没被任何人识察。反有一次，一个老美买主突然又跑回来，再次审视厨房。我想这回我怎么也混不过去了。他一旦发现那破了相的天花板，就会杀回客厅找郭太太砍价。　　我提着气，心里直祷告，他那绿猫眼可千万别往头顶看。同时又希望着：他干脆看个明白，看出真相，去告诉郭太太；让她撕破脸皮地跟我清算一场：从闯祸到谎言。这样我便可以结束这如履薄冰的日子，心安理得让她辞掉我。老美却盯着我，压低声问：这厨房里有没有蟑螂。　　星期日郭太太问我是否可以放弃休息，因为她准备邀些朋友来吃饭。曾经与她协议过：无论如何我每星期有一天半休息。我说我有些亲友需拜访，实际上我总是步行到公共图书馆读一天半的书。英文这样拾拾扔扔，不至于到开学时间变白痴。我爽快的答应，使郭太太有一点意外。　　“真没想到你这样肯帮忙！用过不止十个保姆，你最勤快，最肯做。人真是不可貌相，头次见你，我想，这么样个女孩，以后究竟谁服伺谁呢？”她开朗地大笑，对我不仅真诚，甚至有些马屁起来，“没想到你为人这么厚道！”　　我被弄得更不安。终有一天你会说：没想到她干了那么大的坏事还一直敢欺瞒着。　　我阅了郭太太的菜谱，准备大干一场。当我做松鼠黄鱼时，郭太太说油放太多是不文明的烹饪。我立刻倾出大半的油。但那只烧洋菜的锅中间高四周低，油一少全淌到凹处，鱼便紧紧粘在干燥无油的锅当中。我急起来，一边护着在膝下绕的开文，使劲一颠锅，油喷泉般溅起来。　　我脑子一嗡，并不觉得十分痛。　　郭太太郭先生一起跑进厨房，问我怎么了。他们听见我很低却很惨地叫了一声。这时他们见我捂住脸蹲在地上，都伸手来扳我的头。等终于看见我的脸，我也听见了他们的惨叫。　　“你眼睛怎么样？”郭先生的声音。　　郭太太用餐巾纸拭去我脸上的油，我并没有失明。这时郭先生已准备好冰袋，一下子捂住了我的脸。我求他们不要叫救护车，因为我没买医疗保险。郭太太急了，带哭腔劝我想开点，自己花钱也得保住脸蛋，哪儿还有比女人脸蛋更值钱的东西呢。　　我在冰袋下面说我真的没钱。　　郭先生说：“你可以从我这里预支你的工资嘛！”　　我说不。脸痛得我直想就地打滚。假如我不打碎那块玻璃，我不会答应干这么个额外的星期日，若我不打碎那块玻璃，我不会听郭太太的，以近乎不可能的方法来烧松鼠黄鱼。还有，若不为那块玻璃赎过，也许我已中途辞工了；因为我从来想象不到在这样舒适的房子里我会如此地不愉快。　　幸亏客人中有一位懂医。他开车去药房买了种激素药膏，说敷上可避免脸上落疤痕。这么热的天，若想不落一点疤，大概不可能，他又补充道。　　我硬撑着不去照镜子，我怕吓着自己。伤痛得我一夜没睡，一清早电话铃响了。那边刚刚“哈罗”，我已知道是谁。我迟疑要不要把电话挂掉。但我的本能先于知觉，已将声音送了出去。　　“你好吗？……”　　“你不给我地址、电话，我还是找到你了。”他声音很低。　　“你好不好？”　　“你出事了。”他说，仍不带问号。　　我否认。他一口咬定发生了什么事。或许我的声音泄露了我的伤痛。我结结巴巴地讲了我脸上的烫伤。他果断地说：“我马上去看你！”　　“不，请不要来！”我不愿他看见我的丑陋、可怜。“你开车到加州要三四天，那么辛苦的一路……”　　他一声不吭。　　“我的伤没那么严重，真的！……”　　他说：“好吧，回见！”　　看来刚才的电话铃吵醒了郭太太。她以没有完全走出梦乡的蹒珊步履走到我面前，问我是否感觉好些。看到她神情中那么多的歉意，我如同看到镜子般明白自己的脸糟到了什么程度。　　一会儿，她将一叠钞票给我，说今天恰巧是我做足一个月。她要我数。我数时发现多了一百。她说那是她与郭先生对我的歉意和安慰。我说什么也不肯拿，几经推让，她屈服了。然后她叹息着说这房子到现在还没卖出去，或许是因为厕所太小，厨房太老式。　　“恐怕，天花板上碎了的玻璃也让它更难看了点。”　　我大惊失色；难道她早发现了我的劣迹？！　　她依旧以叙家常的音调说：“要是我们早点换了它就好喽！”　　我却已听出了指责。太突然，我的抱歉还完全没准备。　　“四年前，我们搬进来时就想换它，但一直配不到同花纹的玻璃。”郭太太说。　　“四年前？”我问：“四年前它就碎了？！”　　“是啊。因为它碎了，我们买它时讨价还价，把原价杀下来不少呢！”　　我借故离开了客厅。木呆呆的我站在草地上，让泪水在我创伤的脸上流着。　　我决定辞工。我知道这种事谁都没错，却感到不可名状的伤害。　　当晚我收拾衣物书本，打算第二天一早让严平来接我。有人按门铃。等我从最靠里的卧室奔出来，见郭太太正和一个人在门厅里讲话。我一眼看见了他的栗色头发。　　我随他离开时并不介意郭先生郭太太的异样神色。　　他开车后便骂咧咧地说中国人都这样，雇佣人就成了奴役人。“怎么这样没礼貌？当着我的面夫妻俩用中国话大声争执，话音听上去太不友善了……天晓得，这些中国人！”　　他每发一句牢骚，我便吃惊地看他一眼。他的栗色头发乱了，他的灰眼睛布着血丝，他为了我踏上这条长途。又怎么样？他用“那个”腔调来讲“中国人”。　　他车停在一幢房子门前。　　“我不能进去。”我说，“我以为你会把我送到我朋友那儿。”　　他将我瞪着，不明白我怎么了。他说：“你会有个很舒服的房间。”他下了车，又为我打开车门。　　“我不会进去的。”我说。　　“哦，你会的。”　　“在认识你之前，我是个好女孩子。”　　“停止这么和我说话！”　　“请把我送到我朋友那儿去，求求你。”　　“我累得连开一码远都不可能了。”　　“我不会进你们美国人的房子的，送我回我的中国朋友那儿去，行吗？”　　“我听不懂你的话，对不起。”　　现在轮到他装听不懂了。到他父母家来，我本是同意，也颇欣然的。然而那点信赖却不在了。　　“我要走，听得懂吗？我并没有答应你来看我，也没有答应……”　　他微笑道：“对呀：这房子里有游泳池、有草地、有果树，还有我。”　　“我和你什么基础也没有，我是个中国人。”　　“这就对了。让我们先喝点什么，然后在院子里坐一会儿，我母亲会很高兴认识你……”他笑得依然平和。　　我也不得不笑了。但这不意味那信赖又回来了。第二天一早，我蹑手蹑足提起我的行李，在一张桌上留了字条，便走出了那幢美国人的华厦。　　我想着他美好的栗色头发，心里是满满的感激和怨恨。　　一年后我在离学校五分钟路程的地方找到了住处。是个免费吃住的差事，学生们顶向往的那种。娄贝尔夫人因此耐着性子挑选，选掉了上百人最后选上了我。　　要是她不丢失她的蓝宝石，我在这里生活得倒还算愉快。我当的差就是清早帮老太太擦个澡。自从她母亲死在浴室，她不再敢独自淋浴，而是躺在长榻的塑料床单上，让个像我这种半使女半护士的角色仔细地每早把她擦洗一遍，再把她从头到脚喷上香水。　　当她躺在那儿，闭着眼享受我给予她的擦洗兼按摩时告诉我她上午要去趟首饰铺子，配只蓝宝石耳环。她有成套的蓝宝石项链和耳环，其中一只耳环不知什么时候弄丢了。她这个“不知什么时候”让我的手顿时静止在那里。　　人常常有不作贼也心虚的时候，比如我此时。我真想让老太太睁开眼，把话讲讲清楚，那宝贝究竟何时，我来之前还是之后丢失的。　　（4）　　替老太太穿上衣裳，整整一上午我在课堂上神智恍惚。自搬进娄贝尔夫人家的三个月所有的片片断断记忆此刻都串连了起来，生出了新的意思。　　大约一个月前，她准备去参加一个晚会，她兴冲冲叫我看她试裁缝刚送来的新晚装。晚装十分漂亮，米色的底子上有极细的白格子，在臀部偏下的部位缀了只米色缎子的蝴蝶结。她让我猜它的价钱，我敷衍地说出个字码。她笑了，说比我猜的起码贵三倍。然后又让我猜她手上的一只巨大戒指，我使劲往大里说：“一万！”她又笑了，说那是个假的，但她有过一只真的，她死去的律师丈夫送她的，被人夜里撬开门盗了。这是那只真货的仿制品，什么都一模一样，只是不真而已。　　还有一次，她忽然问我：“你们中国姑娘都没有耳朵眼吗？”　　我答道，我外婆的年代有过，现在又开始有了。但中间有一段空白；女人不仅没耳朵眼儿，也没有脂粉、发式，甚至裙子和辫子。　　她无限同情地“哦”了一声。　　现在我悟到：她也许早就在对我察颜观色。我在图书馆里找到李豪，他在这里又吃又住已近一周，因为和孙燕吵架。考试前图书馆夜不闭户，李豪这类人就拿它做免费宿处。他们结婚，我送了一套玻璃茶具和一副对子，本想寻开心写上“同是天涯沦落人，相见何必曾相识”，自己看着都要掉泪。改为：“宁同万死碎其翼，不忍云问两分张”，又嫌蕴意太露，主题太直接。于是想起“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不仅于一对新人切题，于我们一群远离故乡的穷孩子都切题。他们却从结婚第二天就吵架。　　我把老太太前前后后的话都告诉李豪，让他给个主意。他在美国混得最久，成了大陆留学生中相当于帮头的人物，好心眼坏心眼他都有的是。　　“我没听出什么不对劲来啊！”他说，一副马瘦毛长的样子仍热中给我当军师，“我告诉你：美国人都是一根筋，从不玩含沙射影那套。老太太要怀疑你，她头天就拿你开问，或立刻撵你走人，才没这个耐心花三个月慢慢琢磨你！这就是跟美国人相处痛快的地方。”这时他看看表，说他该上班了，若我想听更多的开导，就跟他去。　　我见他老远走过来，背后的瘫子差不多高他一倍。那是个篮球运动员，一跤摔瘫的。　　“这电线杆子涨了我工资，一小时十块了！”李豪大声对我说。瘫子把全身重量都压在他身上，本来就矮的他给压成了一疙瘩。　　“在大太阳下不停地走，一小时你不累死？！”我嚷道。　　“谁给他不停地走？我一会就找个地方把他撂下，然后我看报去！”　　瘫子抱怨他和我用中文谈话，存心不想让他懂。　　李豪对他微笑着以英文翻译道：“她说你看上去好帅，我告诉她你是个有名的球星！”　　瘫子立刻对我掀掀草帽。　　不一会工夫，李豪果然把他撂下了，跑来跟我接着聊。他说他有了个帮教授订书稿的工作，抽不出空来关照瘫子，问我愿不愿接着干。我眼顿时瞪起来：让那个身高两米多的瘫子拄着我走路？！　　“这有什么！”李豪说：“过去我有个工作更邪，是陪个小白痴，不管他跟你讲什么屎故事，你都得听，然后鼓掌。”　　不知过了多久，瘫子大叫起来。李豪赶忙跑回去，刚到跟前就被一掌掴了个踉跄。我吓坏了，李豪却回头嘻皮笑脸对我喊：“他说我拿了工钱去和姑娘调情！还说我把姑娘带到他面前，是存心让他嫉妒。你看美国人哪会含沙射影，他们什么都直说。”　　我回去，娄贝尔夫人刚要到俱乐部去打牌吃晚餐。她拿了件丝绸麻衫让我熨，同时嘱我晚上浇浇各个房间的花。我的活儿已不知不觉多起来，我真想提醒她，我从她这儿是不挣一分钱的。　　当熨斗经过麻衫腋部时，一股体臭蒸腾而上，我一阵反胃。　　她和颜悦色地催促我快些，然后说：“你打了两个长途电话，一个是六角，一个是一元二角。”　　我说我会马上付钱的。　　她又说：“冰箱里的果汁怎么就剩那么点了？”　　我告诉她昨天帮她漆房子的两位工人热极了，渴极了，向我讨饮料，我于心不忍，便给了他们果汁。　　“可是，我一个礼拜只给你买一次食品，你必须计划它们。如果你不够，我也不会给你多买一次的。”她依然和颜悦色地说：“至于那些工人，你可以请他们喝水，水龙头里的水足够啊！”　　我说：“他们很辛苦。因为你对颜色不满意，他们全部重漆了一遍！”　　“他们从我这里赚钱，我恐怕不该再提供他们饮料了吧？”　　“我请求他们帮我练习英文口语，我应该给他们饮料的。我可以不喝，不行吗？！”我口气已激烈起来。　　“可是我付的是他们为我漆房子的钱，并没有付你练口语的钱。清楚了吗？”　　我瞪着她。　　她耐心地接着讲解：“就是说：他们拿了我的钱，在这段时间里，应该全心全意、集中精力为我工作，而你占用了我付了钱的时间，使他们为你工作。这显然是不对的。”　　我口吃道：“我一直在帮着他们油漆啊，我并没有要求你付我工钱！……”　　“怪不得我昨天觉得漆的质量很差，现在我才明白原因！”　　她脸沉下来，告诫我不可再犯这样的错误。然后拿着我熨好的衬衫，迈着典雅的步子，一路轻轻放着小屁，回她房间去了。我一动也动不得，说不上气和委屈，却出来一种严重的挫败感。我使劲克服着挫败感，她连声喊我我都没意识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