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目的美好生活》 作者：洪晃-2

二、女人越来越自私了，希望有个能够围着自己转的男人。这挺自然的，女人现在都　　有自己的职业了，也挣钱了，完全自我为中心的男人越来越不讨人喜欢了。反正自我和财产是成负比的。你要有好多好多钱，女人才可能容忍你的大EGO。不然的话，凭什么呀！　　三、我们已经完全进入消费世界，男人要是不懂得消费，那是不会讨女人喜欢的，甚至　　连共同语言都没有，就别说情人了。现如今对男人来讲，有个好的消费观，对找个情人要比有什么好的世界观和道德观更重要。　　四、最最最重要的一点是：古今中外，没有女人喜欢话多的男人，所以闭闭嘴吧，用你　　的耳朵谈情说爱。　　我发现这么一比，我的性意识已经非常落伍了，在查特莱夫人和欲望城市女人之间。特此邀请本地的欲望城市女人来写Sextalk这个专栏，不想再把我这种开始发锈的东西在外面瞎说八道了。如果有Metro Sexual的男人来代替更是再好不过。　　至于我该干什么去，我很清楚，接着拉广告就是了。男人管理好Ｎ个女人的方式方法　　我有个老同学，一个人娶了两个老婆，一中一外。这件事情在纽约的华人里面非常轰动，老同学自己从来不回避，他经常出没各种派对，嘴里叼着雪茄烟，手里拿着香槟说：　　“我他妈得做个床，能睡三个人的床连他妈美国都没卖的。”　　老同学的大老婆是个美国人，在华尔街做事情，而且非常出色；二老婆是上海人，我没见过本人，只看过照片，漂亮、温柔，是典型的上海小姐。大概七年前这两个老婆在同一个冬天，一人给他生了一个闺女。　　同时娶好几个老婆的人，我这辈子还认识一位，就是我外公。他的大老婆给他生了三个儿子，但是感情不太好，所以从来不在一起住，我也没见过她。我的外婆是二老婆，我妈妈的妈妈，解放后跟着我外公在北京安营扎寨，是她带我长大，所以我跟她最亲。第三位外婆我们一直叫她殷夫人，４９年以后一直住在香港，听我妈妈讲，抗战胜利以后的几年，三位夫人曾经都住在上海，但是各自有自己的房子，礼仪上稍许有些往来，有距离地和平共处。　　如果允许，大部分男人都不反对同时占有Ｎ个女人，但是如何管理好这种复杂交错的关系没有人研究过。曾经有人翻译过一本用哈佛MBA方式帮助大龄女人找丈夫的书，我想我们似乎也可以用先进的企业管理原则来帮助花心男人分析一下，如何管理Ｎ个女人。　　我的老同学的管理方式可以说是比较注重 team work，就是团队精神。这是外国人的一套，现在在中国公司里面也开始流行。很多大公司经常把一队人马拉到荒郊野外过一个周末，其中一个训练项目是让一个人倒在他同事的怀抱中，这叫trust building,　让同事之间建立信任。我看这招没戏，设想大老婆倒下的时刻这些其他老婆会抱她吗？别做梦了。摔死大老婆还不恐怖，真正的噩梦是如果老婆们抱团开始整治你，那就惨了。　　我的老同学就是这样的下场。两个女儿落地以后，他开始为四个女人的生活奔命，长期出差在外。据说，有天回到家中，发现他的照片在客厅消失，两个老婆的性倾向在他出门的时候发生变化——决定把他驱逐在大床之外，有用的时候叫他上来就可以了。所以team work是很危险的尝试。　　我外公的做法应该叫 Compartmentalize, 就是部门化，好像这是老掉牙的管理方式，说是不能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但是我想，有N个女人的男人大概不需要这些女人发挥什么创作性，要以安定、太平为第一目的，没有兴奋点就没有吧。所以这还是非常可以借鉴的管理方式。事实也证明，虽然我外公从来没有像同学那样莺歌燕舞，但是终归还是地久天长。　　还有第三种，跟中国民营企业管理方式非常相似——就是靠个人魅力。这种管理方式可以说跟意大利情圣Casa Nova差不多。这个伟大的情人完全依靠个人魅力征服了很多女人，他伟大的地方在于，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每个女人都感到是他的终极恋人。民营老板也一样，靠个人魅力拢住一群人，不管他找多少人谈话，你总觉得他下一个肯定提拔你。这种方式就是累，而且长期效益不是非常好，就像Casa Nova，最后穷困潦倒，把身体也搞得非常糟糕。　　作为女人，我当然不喜欢男人花心，但是实在看不得一团混乱的管理，不仅自己累着，还制造了一批怨妇、弃女，有损于和谐社会的建立。　　最后还要加一句，今年春节的最后一天我在一个商场里面碰到我的老同学，他的确显得比以前疲惫，而且非常低调，说是要买个小小的剃须刀，然后就匆匆地走了。都说混血小孩长得好看　　都说混血小孩长得好看, 我可见过丑的，不仅相貌难看，人品也不怎么样，集中了所有中外的缺点。就拿长相来说吧，我觉得中国人的小单凤眼挺好看的，不太明白为什么这么多人排队剌双眼皮。中国人的鼻子倒是个问题，我就是一个范例，塌鼻梁——连幅漂亮的墨镜都架不住，干着急。 没混好的长相就是两只贼亮的大眼睛，但是脸上其他轮廓全是瘪的，活像个E.T。　　我最佩服当代西方人的是他们的想象力和源源不断的创新力。相比之下，我们抄袭的能力远远超过了我们的原创。而我们的优点是现实——战争，贫困，政治运动培养了一个非常实在的民族。好好活着是件不容易的事情。与中国人相反，西方人的缺点恰恰来于他们的舒适，养了一身的懒肉，吃不了苦。我们的问题也来自于中国人的艰辛，让我们长了太多心眼，天天算计，活得太累。　　混血没混好就会弄出一个诡计多端的大懒虫，一个实实在在的投机分子。　　国家，社会，公司和人没什么两样的。我每次看到无数中国公司在没有任何业绩和利润的时候开始大讲特讲什么“企业文化”，搞各种稀奇古怪从西方抄来的培训，就觉得这跟剌双眼皮没啥两样。前一阵子，一个很能干的大学生到我这儿介绍他自己开的学生公司。先是给我讲了一大堆他的经营理念和公司文化, 什么第一个大学生公司云云, 说要如何培养一支学生销售队伍，要做品牌等等，说得我都晕了，心里想，现在的孩子真不简单, 我都快听不明白了。谁知道他前脚刚走，他的部下就过来说，这个还没有登记的大学生公司已经半年不发工资了，他们都准备走了。 模样是挺洋，但是都是外表，真东西没有。 咱自己那点实在也丢干净了。就是再土的农民都会告诉他，找人干活得给钱。　　还有一个没混好的例子就是一些在中国待得都出油的老外。说一口流利的中文，而且学了中国人所有的坏毛病，玩心眼。前些日子碰到这么一个，跟警察差不多把我的家史问了个底儿掉：你为什么说这么好的英文？你家里是不是有当官的？你现在都有哪些关系？等等，我想我鼻子要是大点他不敢这么不要脸的审问。但是这种人一到中国就把西方的家教全忘光了，变得比中国人还赤裸裸。过着舒服日子还这么迫不及待是不允许的。　　我家小平有个混血儿子是属于混得好的，模样俊得让人舍不得不看他，到哪儿都有人说：“这孩子长得真漂亮。”　　他就回答：“我是中法合资的。”大方死了，招人爱。　　我问小平为什么他家孩子混得好，他想了想说：“开着灯混就能混好了。”　　我想了想，这话跟咱国家抵抗全盘西化的政策差不多，知道自己要什么才行，不能黑灯瞎火把好好的单凤眼全剌成双眼皮了。献身还是卖身?　　一年半以前，艺术家方力钧打电话来，说：“晃，借我你脑袋用一下吧。”　　“行。”我一口答应，“干什么使？”　　“你够逗的，”他说，“别人都得先问问，再答应，你怎么先答应了才问！就翻个模子。”“行，就这么着。”　　这个对话过了不久以后，张欣打电话来说：“晃，听说你的脑袋要当艺术品了，老方　　把你脑袋要放在他的人头雕塑系列里面。”我心里美滋滋地，看看，看看，我的脑袋会变成作品，多了不起，但是嘴上却还假谦虚地说：“为艺术献身，为艺术献身。”　　一般我们都认为，为艺术献身是非常伟大的事情，跟为革命献身差不多一样光荣。再仔细想想，只要是抽象的都可以称为“献身”，但是任何实用的东西就是“卖身”了。比如可以为爱情献身，但是不能为爱人献身；可以为国家献身，不能为公司献身；可以为时尚献身，不能为出版人献身。后者全是卖身。而时尚类行业需要从业者本着献身的精神去干卖身的活儿，真可谓是可歌可泣。这劲儿不好拿，难怪这个行当还是能够得到广大时尚青年的仰慕的。　　方力钧的电话打完之后，一年半没有音信，我也就把这事情忘得一干二净，接着忙我那卖身求荣的时尚事业。突然，上个周末，老方又来电话了：“这周日行吗？”他问。　　“行，干什么呀？”我回答道。　　“借你脑袋翻模子。”他提醒道。　　“对对对，太好了，我以为没机会为艺术献身了呢。”我高兴地说。　　“你能叫上刘索拉吗？”他问，“我也想翻她的脑袋。”　　“没问题。”我一口答应，心想求刘索拉为艺术献身应该很简单，她已经习惯了。　　谁知道当我问索拉的时候，她却非常谨慎。　　“怎么翻啊？”她问。　　“我也不清楚，就把你脑袋糊着石膏里面，好像。”　　“那不闷死啊？”她说。　　我想了一下觉得她说得有道理，又打电话询问了一下，回来跟她汇报说：“闷不死，给你鼻子孔里塞俩根脉管，你能接着喘气。”　　“那万一脉管掉了呢？要多长时间？”　　我又被问住了，再打电话咨询。没想到献身这么复杂。　　“只用20分钟，你可以自己用手抓住脉管，不会掉。”我及时汇报道。　　“这么着，我陪你去，先看看。”她说。“为艺术献身得是熟人，不能随便献身，我跟方力钧不太熟。”　　我想了想，觉得她这话极其有道理，献身只能献给熟人，不能随便献身，还是老艺术家献身经验比较丰富，不像我这种小商人，天天卖身，终于有献身机会就这么激动、草率。　　周日我们到了中央美院雕塑系的工作室，进门时候看见艺术家庆庆已经在那里献身了。她脸上都是油，嘴里叼着一个脉管，脸上的表情太像马上要献身了，以至于刘索拉马上警惕地问：“她怎么用嘴叼着脉管，不是说插鼻子里面吗？”　　“她有鼻炎，用嘴更方便。”方力钧解释说。　　“啊？那不跟在水底下待20分钟一样！”《无穷动》后遗症之一：索拉·刘　　拍戏的时候，只要宁瀛大吼一声“索拉刘！”我们就知道这位大才女又犯错误了。我回忆了一下，导演骂得最厉害的就是这索拉?刘。　　整个拍摄过程中，索拉就是个倒霉蛋。宁瀛给她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挑衅所有演员，当然除了我妈以外，这个她们谁也不敢。挑斗的方式是找每个人个别谈话，只说缺点，找软的地方掐，说哭了为止。有的演员干脆给说没了，留下来的都恨死刘索拉，特别是平燕妮，戏中的“叶太太”。她和索拉已经是二十多年的朋友，高高兴兴来到剧组，上来就被刘索拉彻底损了一顿，疯掉，立刻回家准备了一箩筐的话往狠了报复。李勤勤还好,她是我们中间唯一的专业演员, 大概早就熟悉了导演这种玩人的小把戏，虽然见完索拉也是鼻涕一把泪一把，但是拍戏的时候没报复她，就算过去了。我已经做好所有思想准备，但是宁瀛看见我的面目已经足够狰狞，就说算了。唯一这个不懂事的索拉刘，还乐呵呵地说，“干么不让我损她啊？我非把她说哭了，叫她当喜剧演员。”现在回想一下，她要真这么干，我一定利用在我家拍摄的有利条件，叫她连口热水都喝不上，弄死她。　　索拉现在不一定会承认，但是她头一天来到剧组绝对是来玩的感觉，还带着老公。这天宁瀛特意安排了一些比较轻的戏——打麻将。 由于从开拍以后，这是头一回四个人都到场，大家都有点激动。只有宁瀛紧皱着眉头，看着我们在一旁有说有笑，忍不住说：“你们能不能安静点，等待会拍的时候再说。”我们怎么听得进去，都是熟人，哇啦哇啦穷聊。等到导演和剧组把现场搞定，灯光亮了，我们都在位置上，导演喊了声“开始！”我们都不会说话了。　　“停！”宁瀛喊道。“你们怎么都不说话了？”　　“没台词啊，导演。”我们七嘴八舌的说。　　“这儿不用台词，你们就着刚才的话题聊吧，”宁瀛想了一下，接着说，“刚才你们不是在聊婚后性生活吗？就接着这个话题说吧。 好， 开始！”　　灯光亮了，场上仍然静悄悄的，大家都开始紧张，突然有人大声说：“聊什么啊，导演，那话对着镜头说，合适嘛！”我们哄堂大笑。再转脸看宁瀛，那眼神恨不得把我们都吃了。　　就这么磨叽了几个钟头，宁瀛放弃了拍摄，说：“坐下来，把你们刚才说得话都重说一遍。”我们一个个都支支吾吾，有点拿不住导演葫芦里面卖得什么样。　　“更年期没什么，挺好的。”又是刘索拉第一个放炮，“真的，没事。”　　宁瀛噼里啪啦地打字。　　“好什么呀，”平燕妮说，“革命人永远年轻，你更我不更。”　　过了几天，宁瀛对索拉说：“这场戏，你从外面进来，就说更年期的事。”　　“我干么一进门就说更年期啊？”索拉吃惊地说，“多怪啊。”　　“你那天还说更年期挺好的。”宁瀛提醒她。　　“我说了吗？”索拉有点糊涂了，或者在装糊涂。　　宁瀛立刻递过来一张打印出来的纸说: “说了，我都记下来了。你自己看看。”　　索拉立刻哑巴了.　　拍摄开始了，索拉刘这个倒霉蛋推门进来，大声说：“告诉你们，我更啦！”狗屎文化　　中国的商人真牛叉, 为了卖点东西，到处找文化概念，古今中外，都用上了。　　那天我去吃饭，有大款开了一瓶白酒，让他一说，这酒的包装可真是中国文化的精品了，从里到外都渗透了大中华文化：瓶子是个华表，上面的花纹和老祖宗留下来的差不多，只是糙了很多，是工业模子里成批、成批出来的，不是手工的；那瓶盖上有个什么像狮子但是不叫狮子的东西，说是看家用的，远看真像金子，近看已经脱皮了；装瓶子的盒子更有讲究，首先有个“新华门”，还做了两个假的小铜门环，开盒子就是开门。说盒子还不是正方的，是棺材形状的，因为中国有个说法，谁看见棺材就能升官。这纸板糊的东西立刻成了中华精品，据说还卖到五大洲四大洋的。不光是做酒的知道怎么卖文化概念，还有卖房子，卖车，卖避孕套的，都会。卖房子的先是喜欢从外国借点东西，从那名字就可以听出来，我妈在上海买的房子最牛，叫路易凯旋宫，把法国好几代贵族都给捎上了，其实到现在为止，这路易凯旋宫还是一工地。反正我想如果雕华表的、造新华门的、路易不管十几、就连那做棺材的，要是知道这些事都得在坟里打好几个滚。　　中国的文化人真傻叉，这商人折腾什么文化，他们还就真写什么。我经常听诸如此类的问题：　　“谈一下地产文化吧。”一个书生气十足的女记者会问。　　“你说一下对汽车文化的感受。”一个油头粉面的主持人自豪地说。　　“现在的地产文化、汽车文化是不是就是时尚文化？”一个穿着假名牌、戴着墨镜、嚼着口香糖、把一只录音笔伸在你的鼻子下面。　　还有无休止的研讨会，居然来回讨论这些题目。如果你去发言，说那地产不就是房子吗？那车不就是交通工具吗？所有人都会笑话你：真没文化。　　我突然想起来我前两天看的一个美国大片，故事是两个科学家，一个认真工作，另一个投机取巧，而后者非常成功地发明了一种叫“Vapoorizer”的东西，喷一下，狗屎就蒸发了。由于美国法律要求所有溜狗的人捡狗屎，不然要罚款，所以这个Vapporizer 卖得特别好。这虽然是个故事，可我倒是想我应该看看能不能真的把这东西研究出来。现在中国养狗的人也比较多了，早晚要有法律规定出来，不如抢先一步，占领市场，然后我可以再加上点文化概念，这岂不就是狗屎文化了嘛！上流社会，下流车　　一年以前我买了一辆鲜黄色的小POLO，公司里一个酷爱名牌的小孩给我提意见，认为我开这么一辆小车给公司丢脸。我却以为车就是交通工具，太讲究了反而累赘，开着怕蹭了，停下怕剐了。再说，我虽然不穷，但也没富裕到眼都不眨，就能花个几十万买辆豪华车的地步。　　还不到一周，这“名牌小孩”的话就在一家豪华餐厅门口得到了印证。餐厅在北京很有名，据说都是有身份的人在这里请客，门口的服务周到，有“代客泊车”一项。我到饭店门口的时候，前面有一辆ＢＭＷ，车主明显是常客，只见门童半鞠躬地替车主开门，轻声地说了声：“Ｘ总，您来了。”车主没有回答，看都没看门童，拿着车钥匙的手一松，门童立刻伸手接住，就这样，在没有任何皮肤接触的情况下，“代客泊车”完成了。等我把车开到门口时，门童没给我开门，反而敲了敲我的玻璃让我开车窗，然后他不太客气地问道：　　“是来吃饭吗？”　　我点点头。　　“那就下来吧。”　　“你能帮我停车，是吗？”我停车技术相当差。　　“嗯，不收你钱，”门童看都不看我一眼地说，“车钥匙放车里就行了。”　　这天请客的是一位英国上流社会的夫人，可能还有个什么爵位。这夫人是个大闷棍，可以没有语调地自说自话一个多钟头，特别是关于英国上流社会的花园，只要你问一句：请问花园里面到底应该种什么样的月季，她就开始滔滔不绝、平声调地演说。你可以闷头吃饭、上厕所、甚至找个漂亮服务生在卫生间做爱，把这些动作都完成后回到座位上，保你她还在说她花园里的月季。我发现这个毛病在上流社会很普遍。上流社会的人比较喜欢听自己说话，他们都在跟自己的声音和身份热恋着。　　上流社会在世界各国，包括中国是存在的，但是我想应该还是上流的思想，上流的艺术，上流的交谈，并不只是上流的物质。但是我懂个屁，我这个开下流车的人。　　为了让所有开经济实惠型小车的人出口恶气，我说个下流笑话跟大家分享：　　在森林里，大象和老鼠是好朋友。有一天，雨过天晴，他们一起出去散步，一边走，一边聊天。谈论森林里面的大事。突然，小老鼠不见了。　　“你去哪儿啦？”大象问。　　“救救我，”小老鼠声嘶力竭地喊道，“我掉泥坑里了！”　　大象赶紧回头，发现小老鼠果真掉进了一个很深的泥坑。　　大象马上把大鼻子伸进泥坑，不够长，没办法，大象只好抖擞一下，把他的大鸡鸡伸进泥坑，小老鼠顺着大象的大鸡鸡爬上来，得救了。　　再走了一会，大象不见了。　　“大象，你去哪儿了？”小老鼠喊道。　　“救救我，”大象说，“我也掉泥坑里面了。”　　小老鼠赶紧回头，发现果然大象掉进了一个更深的泥坑。　　“我有什么办法，”小老鼠说，“我就是个小老鼠！”　　“救救我吧。”大象恳求道。　　小老鼠只好狂奔回家，打开车库，开着一辆奔驰到泥坑旁边，用一根绳子套住大象的脖子，另一头拴在奔驰车上，狠狠一脚油门，没戏，大象太重了。小老鼠只好又回家，把ＢＭＷ开出来，又试了一下，还是没戏。最后，小老鼠只好把最心爱的劳斯莱斯开出来，使出吃奶的劲儿给了一脚油，大象终于被拉出来了。　　这个故事的寓言是：鸡鸡大，就不用买豪华车。谁赖谁赖谁赖谁　　听说又要有艺人上街游行抗议狗仔队不仁不义了，又是偷拍了一位女明星比较暴露的照片，又上了封面，估计又狠狠地卖了一把杂志，赚了一把钱。　　这件事情放在饭桌上报纸上电视上网络上议论，大家都一致谴责：狗仔队都是一帮丧尽良心的疯子，媒体都是毫无原则的奸商，为了一点发行量（也许是为了好多发行量）居然如此没有道德底线。艺人们都愤怒了，上街了，所以第一轮的谁赖谁肯定是艺人赖狗仔和娱记。　　前两天在许戈辉的节目上作嘉宾，碰到中国最有名的娱记王小鱼。根据好莱坞电影里面的描述，狗仔队都是一群啤酒肚子大胡子铁了心肠要害人的过期中年男人，谁知道这个小伙子阳光得很，也挺幽默，没有任何典型狗仔队的痕迹。他乐呵呵地说，当娱记就是他的职业理想，他是以百姓娱乐为职业终极目标。许戈辉问他有没有当战地记者的追求，他坦诚地回答道：“我胆小，还是当娱记吧。”这个小伙子曾经冒充是建筑师拍到王菲的大宅子，假装是娘家人闯入了章子怡哥哥的婚礼。他说他不是为了钱，因为他是专职的，照片没有出售，全给了报社了。但是他有道德底线的，不真实的不报，伤害人的不报。娱记们肯定认为这是工作职责，就是登出来也不能赖记者，还不是媒体老板想赚钱？　　我是办媒体的，我在想，如果我是八卦杂志的老板我肯定说，这事不赖我，我是个经济动物，被利益驱动，什么卖得好我就得登什么。谁叫大众爱看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我卖不出去杂志怎么养家糊口？所以这些事情都赖市场水平不高，如果老百姓都爱读社论就没这种事情了。　　但是这种事情休想让老百姓买账。我们都一致谴责，但是刊物还是要在马桶边上一眼的。从某种意义上，大家嘴上说的跟心里想的不一致，就这类事情最能带出我们幸灾乐祸的缺点，我们的虚伪在于我们真的特别希望看到活得比我们好的人活受罪。　　大概这就是艺人媒体老百姓之间一个绕着圈的孽债，只要没有人出来说这事情我负责，还会有很多光屁股艺人上八卦封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