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艾弗里为何没得诺贝尔奖 诺贝尔文学奖和和平奖的权威性历来有争议，而物理、化学、生理学或医学这三个科学类的奖项的崇高地位却是公认的。即便如此，科学类诺贝尔奖授予了不配获奖的人，错过了应该获奖的人，也是屡见不鲜的。生物的遗传物质被证明是脱氧核糖核酸（DNA），这称得上是20世纪最重大的科学发现之一，但是其发现者美国生物化学家奥斯瓦尔德?艾弗里（Osvald T. Avery）却没有因此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从艾弗里在1944年宣布其重大发现，到1955年以78岁高龄逝世，诺贝尔颁奖委员会有十年的时间可以考虑，为什么没有选择艾弗里？诺贝尔颁奖委员会当年的提名和评审情况现在已解密，我们也得以知道这个诺贝尔奖历史上最大的遗憾之一是如何造成的。 艾弗里的实验材料是肺炎双球菌，这是一种引起肺炎的细菌，在抗生素发明之前，一直是人类的主要杀手。它对小鼠的危害更严重，往小鼠体内注入一个肺炎球菌，就能导致小鼠死亡。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肺炎球菌都能引起感染。有的肺炎球菌缺乏一层外膜，不能引起感染，它们看上去比较粗糙，被叫做粗糙（R）品系。那些看上去比较光滑的光滑（S）品系细菌包着一层多糖外膜，能抑制体内白细胞的吞噬作用，因此能够引起感染。当然，如果加热杀死S品系的病菌，它们也失去了感染能力。但是1928年，在英国卫生部任职的医生弗雷德里克?格里菲斯（Frederick Griffith）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将被杀死的S品系细菌和活的R品系细菌混合在一起后，注入小鼠体内，却导致了小鼠死亡。从小鼠的尸体中，找到了活的S品系的细菌。看来，S品系细菌虽然已被杀死，却含有一种物质，能指导R品系细菌合成多糖外膜，将之转化成有感染能力的R品系。这种“转化因子”就是遗传物质，它究竟是什么呢？ 1935年，美国洛克菲勒学院的艾弗里、柯林?麦克劳德（Colin M.MacLeod）和麦克林?麦卡提（Maclyn McCarty）开始试图纯化这种能把R品系转化成S品系的转化因子并鉴定其化学成分。他们用了近10年的时间从事这项研究，在1944年发表报告说，他们已经将转化因子从S品系细菌的抽取物分离、纯化出来，它的活性极强，六百万分之一就能导致转化。化学分析表明转化因子是一种分子量至少高达50万的大分子，由DNA组成，蛋白质杂质的含量少于百分之一（后来又进一步减少到少于万分之二。这些杂质实际上是核苷酸的降解产物，而不是蛋白质杂质）。用蛋白水解酶（能将蛋白质降解）或核糖核酸酶（能将核糖核酸即RNA降解）处理转化因子，都不影响其转化能力，但是如果用脱氧核糖核酸酶（能将DNA降解）处理，其转化能力就消失了。这就证明了转化因子是DNA。第47节：艾弗里为何没得诺贝尔奖(2)-------------------------------------------------------------------------------- 这个结果完全是意想不到的，在此之前人们甚至不知道细菌也有DNA，而以为那是真核生物的特征。当时人们普遍相信只有结构非常复杂的蛋白质才可能是遗传物质。人们猜想，既然基因能够控制那么多、那么复杂的生物性状，那么构成基因的遗传物质也一定是一种非常复杂、非常多样的化学物质，才能承担做为基因的艰巨任务。蛋白质恰好是结构最复杂、最多样的分子，相比之下，DNA则太简单了。因此很多人都不愿承认艾弗里的实验结果。艾弗里又是个非常谦逊、低调、内向的人，不热衷于介绍自己的工作，即使受学术会议邀请去做演讲，也往往让年轻的同事代劳。1945年英国皇家学会授予他在科学界有着很高荣誉的科普利奖章（Copley Medal），他却懒得前往英国接受，而由学会会长把奖章送到他在纽约的实验室。难以想象这样的人会去斯德哥尔摩做演讲介绍自己的研究结果。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奖者是由斯德哥尔摩的卡罗林斯卡医学院全体教授投票决定的。当时卡罗林斯卡医学院只有二十几位教授，由其中的三位组成诺贝尔奖委员会，由他们对被提名者进行讨论、确定最后候选人的名单提交表决。每年世界各地的科学家都会向诺贝尔奖委员会提名许多人竞争当年的诺贝尔奖，委员会从中挑出一部分被提名者，分别由一名委员或医学院的其他教授做出书面评价，据此委员会把被提名者分成三类：一、不值得获奖；二、目前不值得获奖；三、值得获奖。只有最后一类的人选（只剩几个）才提交给全体教授讨论、表决。当时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的教授大部分都不做基础研究，对生物医学的进展实际上很不熟悉，少数从事基础研究的教授的意见就很受重视。 因此，要获得诺贝尔奖，首先必须有人提名。自20世纪30年代初期起，几乎每年都有人提名艾弗里，不过，在1946年以前，艾弗里是由于其他工作被提名的：他发现肺炎双球菌的抗原特性取决于其外膜多糖。但是和对遗传物质的看法相似的是，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抗原特性取决于细胞表面的蛋白质，不相信艾弗里的结果，怀疑其结果是因为多糖掺杂了蛋白质杂质导致的。在1946年以前，艾弗里有四次进入了第二轮名单，即诺贝尔奖委员会对其工作做了书面评价，但是评价的结果都认为他的发现不值得获奖。 1946年起，开始有人在提名艾弗里时提到他对遗传物质的研究。当时全世界研究核酸的生物化学家很少，其中的两个恰好都是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的教授：化学教授艾纳?哈马斯登（Einar Hammarsten）和他的前学生、细胞研究与遗传学教授托布真?卡佩森（Torbjorn Caspersson）。这两个人对艾弗里成果的评价无疑会对医学院的其他教授有决定性的影响。不幸的是，这两个人都相信只有蛋白质才有可能是遗传物质，而且他们根据自己的研究经验，知道很难除去DNA中的蛋白质杂质，从而不相信艾弗里的实验结果。1946年，由哈马斯登对艾弗里的实验做了简短的书面评价，他对艾弗里的结果持批评态度，认为艾弗里的DNA被蛋白质杂质污染了，蛋白质才是转化因子。 接下来的几年，有一些实验室用其他实验证实了艾弗里的结论，艾弗里的发现已获得了独立验证。1952年，艾弗里再次进入了诺贝尔奖第二轮提名名单，由细菌学教授伯恩特?马尔姆格伦（Berndt Malmgren）对之做了书面评价。马尔姆格伦综述了这几年来的有关研究，认为蛋白质不太可能是转化因子。但是他的结论却是，要把DNA做为转化因子仍然缺乏最后的证据，因此认为艾弗里的发现目前不值得获奖。第48节：艾弗里为何没得诺贝尔奖(3)-------------------------------------------------------------------------------- “最后的证据”是在1952年出现的。激烈批评艾弗里实验的人中，有多位是所谓“噬菌体小组”的成员。这个非正式组织包括从1940到1960年间那些研究噬菌体遗传学的科学家，他们都以噬菌体为材料研究遗传的物质基础，但是他们也都是把基因当成蛋白质来研究的，不相信DNA具有做为遗传物质所必备的复杂性。但是，在1952年，这个小组的两名成员艾尔弗雷德?赫尔希（Alfred Hershey）和马莎?切斯（Martha Chase）在做噬菌体实验时，出乎意料地发现DNA是遗传物质，他们才改变了立场。与艾弗里实验的遭遇不同，赫尔希－切斯的实验结果未遭到什么批评就很快被人们普遍接受，甚至被当成了DNA是遗传物质的最后证明。事实上，这个实验只是用不同的实验方法，在另一种生物体上得出了支持艾弗里实验的结果，其精确程度还远远不如艾弗里实验。 赫尔希－切斯的实验结果是在1953年冷泉港的大会上，与詹姆斯?沃森（James D. Watson）和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提出的DNA双螺旋模型一起介绍给与会者的。DNA双螺旋模型解释了为什么结构似乎很简单的DNA分子能够担当做为遗传物质的重任，消除了人们接受DNA为遗传物质的最后一个障碍。沃森也曾经是噬菌体小组的成员。由于噬菌体小组在分子生物学领域的巨大影响力，越来越多的人相信DNA是遗传物质。 1954年，艾弗里最后一次进入了诺贝尔奖第二轮提名名单，由哈马斯登做书面评价。哈马斯登在评价中没有提及赫尔希－切斯的实验结果和沃森－克里克的DNA双螺旋模型，不过他承认DNA就是转化因子，艾弗里的发现很重要。但是，他又指出，转化的机制还不清楚，因此在目前这个发现不值得获奖。艾弗里又没能进入最后一轮候选名单供表决。即使艾弗里的发现被提交表决，也很可能不会获胜，这是因为1953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已颁发给了生物化学领域的重大发现（三羟酸循环和辅酶的发现），1954年不太可能继续颁发给生物化学——最后表决颁发给脊髓灰质炎（小儿麻痹症）病毒的研究者。 1955年，艾弗里逝世，永远失去了获得诺贝尔奖的机会。假如艾弗里多活几年，分子生物学成为了显学，自1958年起诺贝尔奖开始频繁地发给对分子生物学做出重大贡献、甚至贡献不怎么重大的人，艾弗里是否有可能分享殊荣？很可能不会。同时期另一位对DNA的研究做出重大贡献的美国生物化学家欧文?查加夫（Erwin Chargaff）活到了2002年（活了97岁！），就一直没有获得诺贝尔奖，并为此忿忿不平。此时分子生物学虽然风光一时，但是出现在聚光灯下的是那些曾经非常蔑视艾弗里的工作、以“贬低生物化学”著称的噬菌体小组的成员。事实上，艾弗里差点被人遗忘。噬菌体小组在历史上声名显赫，但是成果却很少，与其名声并不相配。在噬菌体小组做出的成果中，最著名的便是赫尔希－切斯实验，比它早了8年的艾弗里实验就受到了排斥。在介绍分子生物学历史的早期著作中，赫尔希－切斯实验被当成了证明DNA是遗传物质的唯一实验。在艾弗里同事们的抗议下，艾弗里实验才被补充进去。直到今天，在教科书中，艾弗里实验与赫尔希－切斯实验仍被一起介绍，其实二者的重要性并不能相提并论。 以艾弗里的性格，他应该不会渴望获得诺贝尔奖。他也不需要靠诺贝尔奖为自己增辉。分子遗传学的历史要从艾弗里艰苦卓绝的伟大实验讲起，今天没有哪个生物系的学生会不知道艾弗里的实验，而大多数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工作又有多少人知道？有的人获得诺贝尔奖，是为自己增辉，有的人获奖却是为诺贝尔奖增辉。艾弗里没有获得诺贝尔奖，是诺贝尔奖的遗憾，不是艾弗里的遗憾。第49节：被当成反科学偶像的科学英雄-------------------------------------------------------------------------------- 被当成反科学偶像的科学英雄 我曾经给一批科技新闻记者做了一个有关如何识别假科学新闻的讲座，其中有一个记者似乎认为我的观点有“唯科学主义”之嫌，告诫我说不能太迷信科学了，科学的危害性有时要过很长时间才会被人们认识到，比如说农药DDT对环境的危害，就是在人类已经使用它很多年之后，才被一个叫卡森的美国女人发现的。 反对“唯科学主义”或反对“迷信科学”，是一些反科学人士的口头禅，这种说法听得多了，即使是科技记者也难免受其影响。我们也经常见到有人举DDT对环境的破坏作用为例控诉现代科学的罪恶，极端环保活动家则喜欢以《寂静的春天》的作者卡森（Rachel Carson, 1907-1964）自比。那么，对DDT危害环境的发现，究竟是科学的耻辱还是科学的胜利？卡森究竟是反科学偶像还是科学英雄呢？ 与今天许多环保活动家没有理科背景不同，卡森首先是一个生物学家。1926年她到宾州女子学院上学时一开始读的是文学创作，在其科学教师的鼓励下，改读了在当时很少有女性去读的理科专业——生物学。本科毕业后她到美国著名的生物研究所——伍滋?侯尔海洋生物学实验室从事研究，并在1932年获得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海洋生物学的硕士学位，之后继续在马里兰大学从事动物学教研。 1936年，卡森到美国渔业与野生动物局工作，从事科研和文字宣传工作，并在后来成为该局公共信息部的主任。在此期间，她成为著名的科普作家，出版了两本非常畅销的描写海洋和海洋生物的科普著作，为她获得了很高的荣誉和经济收入，使得她得以在1952年提前退休，专门从事写作。 1958年，卡森的朋友哈金斯（Huckins）夫妇写信向她反映飞机喷洒的DDT毒死了生活在他们住地的鸟，卡森由此开始将其写作课题从海洋生物学转往生态学，在经过四年多的搜集材料、写作之后，于1962年出版《寂静的春天》。两年后，卡森因患乳腺癌去世。 卡森并不是第一个发现DDT对生态的破坏作用的人。事实上，在DDT被大规模使用之后不久，科学家们就已相当清楚其危害。 DDT早在1874年就被合成出来了，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人们并不知道能用它干什么，直到1939年瑞士化学家保罗?缪勒（Paul Hermann Muller）发现DDT能够有效地杀死昆虫，它才迅速被派上用场。1944年1月，盟军开始用DDT消毒，消灭了由寄生虫传播的传染病斑疹伤寒。之后，DDT又被用于控制其他由昆虫传播的传染病，特别是疟疾，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由于这个原因，缪勒在1948年被授予诺贝尔医学奖。 战后，DDT也被做为农药广泛使用。与此同时，科学家们开始注意到了滥用DDT的危险。1944年，美国经济昆虫学家联合会曾发表声明试图改变人们对DDT“过分乐观和歪曲的印象”。次年，科学家们开始在一些报刊上介绍DDT的危害。1950年，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宣布“DDT的潜在危害性极为可能被低估了”。 卡森在接到哈金斯夫妇的信后，做了文献检索和向她以前的同事们请教，很快就发现，科学界对DDT的危害性早就了如指掌。许多生物学家在她之前已多次试图引起公众对这一问题的关注。甚至就在《寂静的春天》出版的前夕，也有一名生态学家缪雷?布克金（Murray Bookchin）出版了一本内容相似的著作《我们的合成环境》。但这些努力都失败了。根据布克金的说法，卡森得以成功的原因是由于她具有“超级散文”写作才能。 所以卡森绝非先知先觉者，更不是对抗科学界的斗士。恰恰相反，她是科学的英雄，充当了科学界的传声筒，用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优美的文笔让公众注意到了科学界的呼声，顶住了农药厂商的反击，并很快地影响了政府的决策。《寂静的春天》出版后，肯尼迪总统要求其科学顾问进行调查。第二年，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发布关于杀虫剂的报告，大体上肯定了卡森的结论。随后，美国国会通过立法管理杀虫剂的使用，并禁止了DDT的使用。 卡森并不一概反对使用杀虫剂。她只是反对滥用杀虫剂，支持有选择地、明智地使用杀虫剂，大力提倡使用天然杀虫剂和进行生物控制（例如引入昆虫的天敌、疾病、寄生虫）。在卡森看来，解决农业害虫的关键，不在于化学方法，而在于生物学方法。卡森没能活着看到转基因技术的诞生。抗虫害转基因作物利用的正是卡森所大力提倡的天然杀虫剂和生物学方法。我完全相信卡森如果还活着，将会像其他生物学家一样支持转基因技术的应用。把卡森视为反科学偶像，借以反对转基因技术，乃是对卡森的背叛。第50节：神秘的“聚合水”(1)-------------------------------------------------------------------------------- 神秘的“聚合水” 1962年，苏联科学家费德亚金（N. N. Fedyakin）报告了他的一个重大发现。用来做出这个重大发现的实验很简单：把蒸馏水放在一个小容器中加热，用一束石英毛细管收集水蒸气，让水蒸气在管壁内冷凝。几天后，他把毛细管内的水分取出加以研究，发现其密度比普通水大了大约40％，在100℃时不沸腾，在—40℃时才结冰，而且像凡士林一样粘。他认为这是一种特殊的水形态，称之为异常水。 费德亚金后来加入莫斯科物理化学研究所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德尔亚津（Boris Deryaguin）的实验室。这个实验室不断地改进实验方法，让它变得更精致一些。一个比较先进的制备异常水的方法是这样的：在石英毛细管的一段放上一点水，封闭起来，管的中央缠绕加热丝加热到500℃，管的另一端冷却收集冷凝的异常水。他们认为异常水是水的聚合形态，为此发表了30多篇论文。 起初只是苏联科学家自己在玩。1966年，德尔亚津访问英国，在诺丁汉的法拉第学会报告他们对异常水的发现，引起了英国科学家的兴趣。一些英国科学家重复了实验，结果全都证实了苏联科学家的发现。英国著名物理学家贝尔纳（J. D. Bernal）甚至宣布聚合水的发现是“本世纪最重要的物理化学发现”。 美国科学家也很快跟进。1968年，马里兰大学的里平科特（E. R. Lippincott）等人在《科学》杂志报告说，他们用光谱法研究异常水，得到的光谱与普通水完全不同。他们确认异常水的确是水的聚合形态，命名为聚合水。其他化学家也陆续在《科学》上发表论文，对聚合水的特殊性质做出理论解释。 许多科学家都投入了对聚合水的研究。到1971年时研究聚合水的论文多达400多篇。一位想象力丰富的美国太空物理学家认为金星上的水很可能就是聚合水，他同时担心，聚合水万一从实验室泄漏出来，可能会把自然界中的水都聚合变成聚合水，必然会导致地球生命的全部灭绝！更实际一点的科学家则设想，聚合水既然像凡士林一样粘，而且100℃不沸、—40℃才凝固，岂不是最理想的润滑剂和冷却剂？只可惜聚合水只能用毛细管制备，量极少（以毫克计），用来做研究都很困难，更不要说实用了。 但是，对聚合水的研究热传到美国后不久，对其真实性的怀疑也开始了。1969年，有美国科学家发现他们制造出来的聚合水含有硼、硅、钠等杂质，认为聚合水其实是一种受污染的水。同时，一名苏联科学家用质谱仪检测德尔亚津送交的聚合水样品，发现聚合水含水量很少，反而含有脂质等杂质。又有美国科学家用扫描电子显微镜检测聚合水，证实里面的确含有杂质颗粒。另有美国科学家发现聚合水中含有乳酸钠，这是汗液的成分。第51节：神秘的“聚合水”(2)-------------------------------------------------------------------------------- 用多种检测方法都证实了所谓聚合水连水分都很少，它其实是胶态二氧化硅，掺杂有多种无机盐和有机物。二氧化硅是石英毛细管的成分，胶态二氧化硅是在拉毛细管受热处理时产生的，而杂质可能是从几种途径进入的：例如来自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受到用来密封毛细管的油脂的污染，在操作时实验员的汗液跑进了毛细管等等。 1973年，德尔亚津在众多证据面前也承认聚合水不存在，而是污染水。至此，一项重大发现变成了一大丑闻。这几乎是100多年前一场关于水的争论的重演。当时人们发现水在蒸馏之后，残余的水表现出与普通水不同的性质。在密闭的容器中把水反复蒸馏也能得到性质特殊的水，于是有人认为这是水的同素异形体（由相同元素构成，但是形态、结构和性质不同）。后来才知道是水中的杂质引起的误解。那时候实验条件很简陋，人们的物理、化学知识也很有限，出现那样的误解并不难理解。何以在100多年后，在有了先进的检测手段之后，仍然会有众多的一流科学家被水中的杂质所误导，犯下低级错误呢？如果实验设计得严密一些，态度严谨一些，这样的疏忽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聚合水的存在其实违背了热力学定律，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如果自始至终只是费德亚金这样的无名之辈在鼓吹，很可能不会引起什么反响，甚至早就被戳穿了。但是有德尔亚津这样的学术权威的推销，就大大增强了其可信度，让众多科学家都有了投身于重大科学发现的热忱和幻想。何况大众媒体、同行的关注，美国《科学》、英国《自然》等著名科学期刊为此慷慨地贡献出来的版面，更容易让人热昏了头。用一位当事人利兰?阿兰（Leland C. Allen）的话来说：“我第一篇相关论文吸引来的关注让我坚信我对科学进步做出了真实的贡献，这要比从其他一般的成功科研项目中所感受到的更强烈。” 幸运的是，科学有自我纠错的能力。一项虚假的科研成果，不管有多少权威的支持，不管曾经被视为多么重大，一旦引起了科学界的重视，被推翻是迟早的事。没有证据表明“聚合水”事件是有意的造假，只是由于疏忽而闹下的笑话。只不过，为了一个可以避免的疏忽而浪费了十年时间、众多人力和科研资金，未免太不值得。有时候，由于一时疏忽而出现的“诚实错误”，导致的后果甚至要比有意的造假还要严重。第52节：著名心理学家伯特造假事件(1)-------------------------------------------------------------------------------- 著名心理学家伯特造假事件 西里尔?伯特（Cyril L. Burt，1883—1971）在世时是英国最有影响力的心理学家之一。1913—1932年间他担任伦敦地方政府的首席心理学家，1932年起担任伦敦大学学院心理学系主任直到1950年退休。1942年他担任英国心理学会会长，1946年被授予勋爵爵位，是第一位被授勋的英国心理学家。1971年他临死前获得美国心理学学会大奖，是第一位获得该奖的英国人。 伯特共发表了300多篇论文，其中有200多篇是在退休后发表的。在这些论文中，伯特自始至终致力于证明人的智力主要受遗传影响。他的某些研究并无说服力，例如他发现私立贵族学校的男生的智商高于普通学校的男生，便认为这证明了前者的智力天生就高，而私立学校男生的父亲比普通学校男生的父亲更成功，就说明了私立学校男生的智力优势遗传自父亲。 但是有的研究看上去很有说服力，最著名的是对自小分开抚养的同卵孪生子的研究。同卵孪生子有相同的基因，如果智力受遗传的影响的话，那么即使他们从小生长在不同的环境，他们的智力高低也会非常接近。的确，伯特发现分开抚养的同卵孪生子的智商非常相近，统计表明存在高度的相关性。伯特在退休后就这个问题发表过3篇论文：1955年的论文报告他对21对分开抚养的孪生子的研究结果，1958年的论文中这种孪生子的数目增加到“30多对”，1966年的论文中该数目达到了53对。 这3篇论文被广泛引用，但在伯特死后不久给他的声誉带来了麻烦。1972年，普林斯顿大学的心理学家利昂?卡民（Leon Kamin）在读了伯特的这3篇论文后，注意到了一个从未有人注意到的奇怪现象，虽然这3篇论文涉及的孪生子数目不同，但是最终的数据却一模一样，而且精确到小数点后3位：分开抚养的同卵孪生子的智商相关性都是0.771，一起抚养的同卵孪生子的智商相关性都是0.944。虽然卡民本人并非智商领域的专家（他主要是研究条件反射），但是统计学常识告诉他，这样的巧合是不可能发生的。 卡民同时发现伯特其他的论文也存在疑点。在1939年的一篇论文中，伯特声称他所用的方法已在某位合作者的学位论文中详细描述。在1943年的另一篇论文中，伯特又声称数据来源、计算方法和数据表可在一篇已在伦敦大学学院归档的学位论文中找到。但是卡民却找不到这些学位论文，它们从未提交给伦敦大学学院，更不要说归档了。其实，在伯特生前已有人就对其数据的真实性提出怀疑，伯特虽然没有像中国某位被怀疑造假的院士那样宣称原始数据是学术秘密，但是也都给糊弄过去。例如，1954年，有人给《英国统计心理学杂志》写信，要求伯特提供他在1919年与莫尔（Moore）共同发表的一篇论文的原始数据，伯特在答复中称莫尔本人在该刊即将出版的一期将发表论文对其数据做出更完整的分析。但是这篇论文并没有出现。事实上，在1919年以后莫尔就再也没有发表过任何论文。 卡民认为不仅伯特3篇有关孪生子研究的论文，而且伯特自1909年出道以来所有的论文的数据全都是编造出来的。伯特的学生的学生、加州大学教授亚瑟?詹森（Arthur Jensen）为了还伯特清白，特地到英国收集伯特发表的全部论文加以研究，却意外地发现还有20处虽然样本大小不同，相关性数据却不变。他不得不承认伯特的数据是不可靠的，但是并不认为伯特有意造假，而是粗心导致的。一位伯特的学生是这么为伯特辩护的：伯特的数据是真的，只不过他意识到最终的计算结果都差不多，懒得重新计算，把以前算出的结果重复使用。 解决争端的一个办法是去核对伯特的原始数据。但是，在伯特死后，他的管家将他的笔记本和智商试卷全部烧掉，伯特的原始数据即使曾经有过的话，也无从查证了。 但是还有旁证可以说明伯特惯于造假。在1956～1958年间，伯特曾与玛格丽特?霍华德（Margaret Howard）和J.康维（J. Conway）一起发表论文。此外这两位女士再也没有发表过其他论文，她们在文献上的其他记录是曾经在伯特主编的《统计心理学杂志》上发表过吹捧伯特著作的书评，而从书评的文风看很像伯特的手笔，有些认识伯特的人认为这些书评是伯特自己写的，玛格丽特?霍华德和J.康维只是伯特的化名。1976年《星期日时报》的记者在做了详细调查后认为这两位女士根本就不存在。伯特的一名学生出来作证说，他记得霍华德曾在1930年代当过伯特的助手。但是伯特的支持者没能找到更客观的证据来证明这两人的存在，也没能找到她们出来作证。 伯特的论文大部分是在他退休以后写的。退休后他不可能自己去从事智商测试工作，必须有合作者替他测试孪生子的智商，特别是四处旅行测试那些分开抚养的孪生子。1969年，有人曾提出了这个疑问，伯特答复说，是霍华德和康维替他做的测试。第53节：著名心理学家伯特造假事件(2)-------------------------------------------------------------------------------- 另一个疑问是，伯特哪里找来那么多的分开抚养的同卵孪生子？同卵孪生子被分开抚养是非常罕见的。1955伯特自己在论文中说，能找到21对这样的孪生子是很不寻常的，然而仅仅过了11年，他就让这个数目增加了1.5倍。从来没有人能够找到如此多的分开抚养的同卵孪生子加以研究。把1922到1990年年间世界上所有关于分开抚养的同卵孪生子的研究全部加起来，其数目才勉强达到53对。 1961年伯特发表过一篇关于智力与社会流动性的论文。1978年，美国艾奥瓦大学达夫曼（D.D. Dorfman）对该论文做了详细的分析，“确凿无疑”地证明伯特是根据他在30多年前发表的理论曲线、方程和图表捏造该论文的数据的。 此时，伯特生前好友莱斯利?赫恩肖（Leslie Hearnshaw）正受命撰写伯特的传记。他对这些指控极为愤怒，呼吁学术界不要忙着下结论。赫恩肖相信伯特的人格，意图在传记中恢复他的名誉。然而，在研究了伯特的私人记录之后，赫恩肖改变了看法，不得不在1979年出版的伯特传记中承认对伯特的指控很可能是成立的。同时，英国心理学学会也正式认定伯特造假。 至此该尘埃落定了吧？并不。30多年来，仍然不断地有人写文章、出书力图证明伯特的清白，把对伯特造假的指控归为“左翼分子”的迫害。这些为伯特鸣冤叫屈的人要么是伯特的学生、学生的学生，要么是右翼分子（相信黑人的智力天生低下、智商高低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等等）。他们为伯特辩护的一大理由是伯特研究得出的结果已被后来其他人的研究所证实，即遗传因素对一个人的智力高低有重大影响，伯特孪生子研究的数据也接近他人的数据。但是，结论是正确的并不等于其数据就是真实的。造假者往往是根据设想的结论来编造数据的，而设想的结论有时碰巧是正确的。 既然这场学术造假之争一开始就已变成了意识形态之争，我们也就不必指望会达成共识了。但是，如果超越意识形态之争，且不说其他疑点，仅仅是三项样本不同的研究得出的数据都一样且精确到小数点后3位这一条，就可以认定伯特必定造假，要么原始数据根本不存在，要么捏造计算结果（如果像伯特的支持者说的那样是在后面的论文照搬以前的计算结果），都是欺诈。问题是，为什么如此低级、明显的造假在伯特生前未被发现，从而失去了向他本人质疑的机会，而要等到他死后才由一个非本专业的人指出来呢？很显然，伯特显赫的名声、崇高的学术地位镇住了他的同行，包括那些与他的学术观点、政治观点都不同的同行，虽然生前也有人对其数据心存疑虑，却没敢怀疑其中有诈。 伯特的支持者声称，如果伯特有意造假的话，不会造得这么低级，可以造得更像模像样。但是正如我们在国内经常见到的那样，有时学术地位高的人造起假来更肆无忌惮，更加低级，而在其光环的笼罩下，却能够长期不被发现，被发现了也会有许多人为其狡辩。伯特事件不也是如此吗？造假水平的低级程度并不能用以证明没有造假。第54节：白鼠身上黑-------------------------------------------------------------------------------- 白鼠身上黑 20世纪初奥地利生物学家卡姆梅勒用黑墨水伪造产婆蟾的“黑色指垫”一事，50多年后在美国一位生物医学研究者身上重演了。 1974年3月26日上午，美国斯隆?凯特林研究所（Sloan Kettering Institute）的研究员威廉?萨默林（William T. Summerlin）带了两只小白鼠去见研究所所长罗伯特?古德（Robert Good），向他报告已成功地把小黑鼠的皮肤移植到小白鼠身上，有小白鼠身上的一小块黑色皮肤为证。 报告之后这两只小白鼠被带回了动物房。一名实验员觉得小白鼠上面的黑色皮肤有点奇怪，用酒精一擦，颜色竟然掉了，原来那是用黑色记号笔涂上去的。他把这一发现报告给一名技术员，技术员报告给一名研究员，研究员报告给副总裁，最终报告到了古德所长那里。 当天下午，古德将萨默林叫来要他做出解释。萨默林承认“黑色皮肤”是自己用笔涂上去的，但是否认自己想要借此欺骗同事。他被暂时终止了工作接受调查。随后古德任命了一个由研究所五名研究员组成的调查委员会调查此事。 萨默林原是皮肤科医生，但也对基础医学研究很感兴趣，1967年起开始一边行医一边做研究。1971年他加入明尼苏达大学的古德实验室全职从事研究工作，在1973年又跟随古德到斯隆?凯特林研究所担任研究员。 萨默林研究的是如何避免器官移植时出现排异反应。将某个人（供者）的器官移植到另一个人（受者）身上时，通常会出现排异反应：受者的免疫系统会识别出外来的器官不属于自己，而是入侵者，从而会试图去消灭它。这是因为在人体每个细胞的表面上都存在一组独特的组织相容性抗原HLA，免疫系统能够分辨HLA是属于自身的还是外来的，那些带着外来的HLA的细胞将被免疫细胞杀死。因此在做器官移植时，除了要尽量让供者与受者的HLA配型较好外，还要设法（比如用药物）抑制住免疫排异反应。 萨默林设想了一种抑制方法：把器官从供体分离出来后，在移植之前先放在营养液中泡一周左右，将会使其细胞丧失一部分HLA，因此能减轻移植后的排异反应，使移植获得成功。 在1967～1973年间，萨默林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声称他用这种办法成功地把一个人的皮肤移植到另一个HLA配型不好的人身上，把白鼠的皮肤移植到褐鼠身上，把人的角膜移植到兔子眼睛中，等等。 但是调查委员会发现，萨默林以前的这些研究成果的真实性也很值得怀疑。例如，接受皮肤移植的“褐鼠”并非萨默林所说的纯种褐鼠，而是白鼠和褐鼠的杂交品种，因此理论上它不会排斥来自褐鼠的皮肤（也不会排斥来自白鼠的）。在角膜移植实验中，萨默林声称他把人的角膜同时移植到一只兔子的两只眼睛中，一只眼睛用的是未经处理的角膜，变得浑浊，另一眼睛用的是经过营养液处理的角膜，完全清晰。而真实情况是，后者根本就没有做过移植手术。萨默林对此的解释是他把只有一只眼睛移植了角膜的兔子误当成了两只眼睛都移植了角膜。 委员会因此认定萨默林在不短的一段时期都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建议让他离职。古德是萨默林论文的合作者，虽然没有参与造假，但是也应承担失察的责任。古德是美国科学院院士，世界著名的免疫学家和骨髓移植手术的先驱者，曾在1970年获得生物医学界的最高荣誉之一拉斯卡奖。饶是如此，也没有使他免受谴责。这个事件使他的名声大损，后来辞去斯隆?凯特林研究所所长一职。 与其他科研领域相比，生物医学领域的造假更为常见，手段也往往更为拙劣。由于生命现象要比物理现象复杂得多，也就使得要分清生物医学研究中的无意的失误和有意的造假更为困难，别人重复不出来的实验结果虽然不值得相信，但是未必就意味着有假：可能是实验条件存在细微的差异，也可能是样品受污染等无意的失误造成的。因此造假行为很容易被掩盖，造假者也不难找到为自己辩护的借口。但是一个人一旦偿到了造假的甜头，就很难会从此洗手不干，往往还会一直造下去，手段越来越简单拙劣，越来越肆无忌惮，也就会有彻底败露的一天——当然，前提是发现者敢于站出来揭露，而有关部门也愿意认真做出调查，否则再拙劣、再大胆的造假者也会一直逍遥下去。第55节：达马迪安为何没得诺贝尔奖？(1)-------------------------------------------------------------------------------- 达马迪安为何没得诺贝尔奖？ 2003年10月6日，瑞典斯德哥尔摩的卡罗林斯卡医学院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宣布将当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美国伊利诺大学厄巴那－香槟分校教授保罗?劳特伯尔（Paul C. Lauterbur）和英国诺丁汉大学教授彼得?曼斯菲尔（Peter Mansfield），以表彰他们在20世纪70年代为开发磁共振成像技术（MRI）所做出的重大贡献。MRI被誉为20世纪最重大的医学技术发明之一，其获奖早在预料之中，这两人在开发这一技术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也举世公认，似乎不该出现什么风波。 但是几天后，却发生了在诺贝尔奖历史上罕见的一幕：一向自称是MRI发明人的美国佛纳（Fonar）公司创建者和CEO雷曼?达马迪安（Raymond Damadian）指责诺贝尔奖委员会“篡改历史”，花费29万美元在《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等美国大报以及瑞典报纸刊登整版广告，题图是一个上下颠倒的诺贝尔奖章，抗议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没有颁奖给他，犯下了“必须纠正的可耻错误”。该广告下方附有一个表格，呼吁读者将它剪下、填写、邮寄给诺贝尔奖委员会，要求在12月10日颁奖时把达马迪安增加进去。当然，在历史上诺贝尔奖获得者名单一旦公布，就从来不做任何更动，这一次也不例外。 每隔几年，诺贝尔奖的颁发总要引起异议，特别是生理学或医学奖，经常被指责遗漏了该授予的关键人物。现代科学研究越来越倾向于集体合作，每个重大发现、重大发明往往有多人参与，但是诺贝尔奖却有名额限制，每个奖项每次最多只能授予三人，因此有时就不得不做一番取舍，也就难免会有争议。但是这场争议显然不属于这种情形。诺贝尔奖委员会还剩着一个名额不用，让人怀疑是故意不给达马迪安。事实上，此前对MRI的发明权归属问题已争论了许多年，而且争得颇为激烈。2002年《华尔街日报》曾发表一篇文章声称，诺贝尔医学奖之所以迟迟不颁发给MRI，就是因为“达马迪安问题”。但是到2003年劳特伯尔已74岁而且身体健康状况不佳，诺贝尔奖委员会也许因此觉得不能再拖下去了。 为了了解这场恶斗的由来，有必要先知道一点人类认识和利用核磁共振现象的历程。在20世纪30年代，物理学家伊西多?拉比（Isidor Rabi）发现原子核在磁场中对着磁场呈正向或反向平行排列起来，而施加无线电波之后，则能使原子核的朝向发生翻转。由于这项研究，拉比于1944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在40年代，两名美国科学家菲利克斯?布洛赫（Felix Bloch）和爱德华?普塞尔（Edward Purcell）分别独立地做了第一个核磁共振的实验。他们发现原子核在强磁场中能够吸收无线电波的能量，然后重新释放出能量恢复到原来状态，这段时间被称为“弛豫时间”。通过分析这些无线电信号，人们能够知道许多种分子的结构和形状。布洛赫和普塞尔为此分享195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从那以后有一些科学家在研究如何用核磁共振测生物样品，但是直到1969年，才由达马迪安首次想到通过测核磁共振的弛豫时间来将癌细胞与正常细胞区分开来。达马迪安接受的是医学教育，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但当时在纽约州立大学南部医学中心从事基础研究，想要找到检测癌症的新办法。1971年达马迪安在美国《科学》杂志发表论文报告他用小鼠做实验的结果，声称他已成功地用核磁共振技术分辨癌组织和正常组织。第二年，他就其扫描方法申请专利，并于1974年获得专利。第56节：达马迪安为何没得诺贝尔奖？(2)-------------------------------------------------------------------------------- 1971年，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一名研究生在重复达马迪安的实验时，当时在该校从事核磁共振研究的劳特伯尔碰巧在身边。劳特伯尔在看了该实验之后，认定达马迪安采用的技术并不实用，无法用来诊断肿瘤。他在一家汉堡包店用餐时想到了一个主意：再加一个变换位置的弱磁场以产生磁场梯度，这样就能得到扫描图像，而不是像达马迪安扫描方法那样只能得到零散的数据。他在记录本中记下了他的想法，并请人签字作证。之后，劳特伯尔开始做有关实验，终于得到第一个活体（一个蛤蜊）的第一张MRI图像，于1973年3月在英国《自然》杂志发表论文。 1977年，达马迪安和其研究生建造了第一台MRI全身扫描仪并获得了第一张人体扫描图像。1979年，达马迪安离开纽约州立大学，创办专门生产商用MRI扫描仪的佛纳公司，采用的是劳特伯尔发明的磁场梯度法。英国的曼斯菲尔进一步改进了磁场梯度法，能对图像做数学分析，并使得MRI能够极快地形成有用的图像。现在MRI已成为常规诊断手段，每年全世界的医院合计大约要做6000万次MRI，除了用于发现、诊断癌症外，还有其他许多用途。由MRI衍生出来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fMRI）更是成为研究大脑功能的重要工具。 尽管劳特伯尔在其原始记录本中提到达马迪安，但是在那篇《自然》的论文中却没有引用达马迪安的论文。劳特伯尔后来解释说这是因为参考文献的篇幅有限，无法详尽引用。达马迪安无法接受这个解释，认为劳特伯尔是故意抹杀自己的贡献。两人的敌对关系就此开始。1988年，为了表彰他们对MRI技术所做出的“独立贡献”，美国总统里根同时授予达马迪安和劳特伯尔全国技术奖章。在颁奖大会上，劳特伯尔主动想和达马迪安握手，被达马迪安拒绝。达马迪安为了维护自己做为MRI发明人的地位，不惜大兴诉讼，曾经控告生产MRI扫描仪的通用电器公司侵犯其专利，并于1992年胜诉，获得1.105亿美元的巨额赔偿。 达马迪安对MRI技术的发明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是难以否认的，问题是，这个贡献是否大到足够被授予诺贝尔奖的地步？如果足够的话，诺贝尔奖委员会为什么故意不颁发给他？ 认为达马迪安不该获奖的人认为，这个诺贝尔奖表彰的是磁共振成像技术在医学中的应用，而达马迪安发明的扫描技术既不能成像，也不能用于诊断，至多只能算是个有先见之明的先驱者。还有人指出达马迪安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那篇论文，别人重复不出其结果，应该算是错误的论文。 也有人认为，诺贝尔奖一般只授予那些活跃在科研第一线的科学家，而达马迪安自上个世纪80年代起就已脱离学术界，成为商人。其所作所为不像个科学家，例如，他在1977年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吹嘘其仪器能够检测到身体任何部位的癌症，而即使在现在MRI也无法做到这一点。而且达马迪安为人傲慢，动不动就威胁要控告别人侵犯其专利，在学术界很没人缘。达马迪安对诺贝尔奖孜孜以求，四处活动拉票，也可能令人反感而适得其反。 另外有人猜测达马迪安未能获得诺贝尔奖的真正原因是因为其宗教信仰。几十年来，美国原教旨基督徒一直在发起草根运动反对在公共学校教进化论，或至少要求同时教神创论。做为现代生物学的基础的进化论早已成为科学界的共识，神创论（现在有时也称为“智能设计论”）不过是用于欺骗外行的一整套谎言，在学术界毫无市场，极少获得科学家，特别是生物学家的支持。但是达马迪安却是个著名的神创论者，“磁共振成像技术的发明人相信神创论”一直被神创论的宣传品所津津乐道，在生物医学界看来却是一大丑闻。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也许不愿意看到“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相信神创论”这样的话出现在神创论的宣传品上。不过我本人虽然对这些有意无意地欺骗公众的“神创论科学家”也极为反感，但我认为在授予诺贝尔奖时应该只衡量其科学贡献，而不应该把候选人的宗教信仰、人品等等做为考虑因素。 按照规定，有关某次诺贝尔奖提名、评选经过的档案要过50年才能公开。卡罗林斯卡医学院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为什么宁愿空一个名额也不让达马迪安获奖，要到2053年才能知道其内幕。而现在，委员会发言人所能说的是：我们不对未获得诺贝尔奖的人做出评论，我们认为劳特伯尔和曼斯菲尔是优秀的获奖者。第57节：米德是否受骗？(1)-------------------------------------------------------------------------------- 米德是否受骗？ 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1901—1978）去世的时候，她不仅是美国最著名的人类学家，也是最具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她有一句广为传诵的名言：“永远不要怀疑一小拨有思想、有责任的公民能够改变世界。”显然她自认为就是一名这样的公民。但是在她死后，她的学术观点和能力遭到质疑，她的名声因此受到损害。她的成名和被非议，都是由于她在学生时代出版的一部人类学著作。 米德在1923年获得心理学学士学位后，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现代人类学创建者之一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1858—1942）。此时遗传学刚刚兴起，遗传决定论非常流行，即认为人性主要是先天由遗传决定的。主张通过强制绝育来纯化种族的“优生学”运动在美国等地也相应地开展起来。博厄斯对此非常反感，不仅从道德上反对“优生学”运动，而且从学术上反对遗传决定论。他认为人性主要是后天由环境、教育、文化决定的，即文化决定论。他让米德去做的研究课题，是证明在所有的文化中青春期的表现并非都是一样的，为文化决定论提供证据。 米德为此在1925年前往美属萨摩亚群岛做田野调查，在那里住了几个月，采访了68名年轻妇女。她发现萨摩亚年轻人所享有的性自由使他们得以顺利地从少年过渡到成年，并不存在西方社会所常见的青春期焦虑和反叛。这就表明至少就青春期的行为而言，后天的文化因素要比先天的遗传因素更为重要。米德据此写成《萨摩亚人的成年》一书，于1928年出版，一举成名。《萨摩亚人的成年》成了畅销书，成了20世纪最流行的人类学著作，一再被选入20世纪100本最重要的书籍，对后来的女权运动和性解放运动有深远的影响。 米德在1929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又到其他原始部落进行考察，研究儿童成长、性角色等问题。她共发表40多部著作和几千篇文章，拍摄过几十部电影，内容涵盖性、教育、种族关系、环境问题等多个方面。她被授予28个荣誉博士学位，曾担任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民族学馆馆长，当选美国科学促进会、美国人类学联合会等多个专业学会的会长。 米德崇高的学术地位在死后被动摇了。1983年，米德去世5年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人类学教授德里克?弗里曼（Derek Freeman，1916—2001）出版《玛格丽特?米德与萨摩亚：一个人类学神话的制造与破灭》一书，否定《萨摩亚人的成年》的主要发现。这本书依据的是弗里曼本人在萨摩亚所做的长达4年的田野调查以及对曾接受过米德采访的萨摩亚妇女的重新采访。弗里曼认为萨摩亚年轻人的性生活绝非米德所说的那么开放。年轻的米德过于轻信，把采访对象讲的笑话当成了事实，用来迎合其导师博厄斯的文化决定论观点，后来又被崇拜米德的追随者毫不怀疑地接受。在弗里曼看来，文化决定论就是这样建立在失实的基础上的。1999年，弗里曼出版《玛格丽特?米德的致命欺骗》一书，进一步提出米德被其采访对象骗了。弗里曼采访了米德当年的采访对象之一法阿普拿阿（Fa'apuna'a）。已80多岁的法阿普拿阿声称，她及其朋友佛佛阿（Fofoa）捏造性冒险的故事捉弄米德，而实际上萨摩亚年轻人在性方面是很保守的，法阿普拿阿当时还是个处女。第58节：米德是否受骗？(2)-------------------------------------------------------------------------------- 弗里曼的指控引起了媒体很大的兴趣。弗里曼接受报刊的采访，参加电视访谈，四处发表演说，变成了公众人物，得到了很大的支持。但是学术界的反应则截然不同。1983年，弗里曼《玛格丽特?米德与萨摩亚》一书出版后不久，美国人类学联合会即通过决议，认为该书“写得很糟糕、不科学、不负责任和误导”。此后许多人类学家都出来批驳弗里曼。弗里曼在学术界显得很孤立，但这并未动摇其决心，把这归咎于人类学界主流意识形态对他的打压。《玛格丽特?米德与萨摩亚》在1996年再版时更名《玛格丽特?米德与异端》，他干脆以受迫害的异端自居博取媒体的同情。 有一些批评者认为弗里曼有意等到米德死后再发表其著作，使得米德无法做出回应，这样做很不地道。这个批评不太公平。其实，弗里曼早在1971年就想在美国发表其著作，但被出版社拒绝。1978年，弗里曼曾将书稿寄给米德，当时米德身患胰腺癌，没有给回应，几个月后就去世了。 更多的批评针对的是弗里曼的依据。弗里曼认为米德的调查结果不符合他自己在萨摩亚所做的调查。但是弗里曼是在米德调查的15年后才抵达萨摩亚的（1940－1943），此时在传教士的影响下，萨摩亚的文化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许多萨摩亚人改信基督教，接受了与当时的美国人相同的性道德观。而且，弗里曼调查的地区与米德的并不相同。但是弗里曼在批评米德时，却没有考虑由于地区和时代的不同所可能产生的差异。此外，弗里曼也没有考虑他和米德做为采访者的差异：做为一个中年男人，年轻妇女未必愿意坦率地向他讲述自己的性经历，年轻而瘦小的米德则更容易获得同龄萨摩亚妇女的信任。即使是弗里曼自己的调查结果也表明在当时萨摩亚年轻人在性方面相当开放：20％的15岁萨摩亚人、30％的16岁萨摩亚人和40％的17岁萨摩亚人有过婚前性行为。 弗里曼为了写作批评米德的书而对米德的采访对象重新采访时，这些采访对象已从十几岁少女变成了七八十岁的老太太，并成了基督徒。一个改信基督教的萨摩亚老人不太可能会承认自己在年轻时的放荡行为。弗里曼的明星证人法阿普拿阿是个高级女佣，按照信基督教的萨摩亚人的道德准则，她必须守住贞洁。虽然弗里曼相信年轻的法阿普拿阿欺骗了米德，但是也有可能是年迈的法阿普拿阿欺骗了弗里曼。 弗里曼把对他的批评全都视为米德的崇拜者的反击。其实许多为米德辩护的人类学家，对米德采用的调查方法和得出的结论都颇有微词。米德《萨摩亚人的成年》一书做为一部通俗著作，其写作方法本来就不像学术著作那么严谨，而且做为文化人类学的开创性研究，在现在看来也存在许多不足。但是把这些不足简单地归为受骗，则未免荒唐，虽然这么做容易获得媒体的青睐。在弗里曼发表他对米德的攻击的同一年，人类学家理查德?古德曼（Richard A. Goodman）出版《米德的萨摩亚人的成年：一个不同观点》，同样是在批评米德对萨摩亚的研究，但是它太学术化，笔调太温和，因此没有引起媒体的任何关注。第59节：谁发现了艾滋病毒？(1)-------------------------------------------------------------------------------- 谁发现了艾滋病毒？ 2008年10月6日，法国病毒学家吕克? 蒙塔尼（Luc Montagnier）和弗朗索瓦丝? 巴尔－西诺西（Francoise Barre-Sinoussi）由于发现艾滋病病毒，与发现人类乳头状瘤病毒的德国医生哈拉尔德?楚尔?豪森（Harald zur Hausen）分享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消息公布后，美国病毒学家罗伯特?盖洛（Robert Gallo）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对自己未能获奖表示失望。为了艾滋病毒的发现权，盖洛与蒙塔尼已争夺多年，在卡罗林斯卡医学院做出决定之前，孰是孰非其实已有了结论。 1981年，几个实验室分别报告在同性恋青年男子群体中诊断出一种新的传染病——艾滋病之后，在世界各地开始了一场鉴定、分离其病原体的竞赛。1983年1月，法国巴斯德研究所的蒙塔尼、巴尔－西诺西及其同事首先在巴黎一名患者的淋巴结分离出了病毒。他们先是发现其淋巴细胞中有反转录酶，表明感染了反转录病毒——人和其他大多数生物一样，遗传信息的传递是从DNA传到RNA，这个过程叫转录，但有的病毒反过来，遗传信息是从RNA传到DNA，称为反转录，这个过程由反转录酶控制，所以检测到反转录酶，就表明存在反转录病毒。随后，他们在电子显微镜下看到了病毒的实体。蒙塔尼实验室在1983年5月20日出版的美国《科学》杂志上报告了这个发现。 同一期的《科学》还发表了三篇有关艾滋病毒的论文，两篇出自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盖洛实验室，一篇出自哈佛医学院米隆?艾萨克斯（Myron Essex）实验室，这三篇论文都认为艾滋病是由一种能引起癌症的反转录病毒“人类T细胞白血病病毒1型（简称HTLV-1）”引起的。这种病毒是盖洛实验室在1980年发现的。1982年，盖洛实验室发现了该病毒的2型HTLV-2。蒙塔尼向盖洛实验室要来这两种病毒，以便与他们发现的艾滋病毒做对比。 1983年夏天，蒙塔尼实验室确认他们发现的病毒不是HTLV，而是一种新病毒。他们将它命名为“淋巴结病相关病毒（简称LAV）”。9月，他们开发出了检测血液中是否含有艾滋病毒的检测方法，并申请英国专利。12月，他们也向美国专利局申请专利。这一年9月，蒙塔尼到美国冷泉港参加会议，报告他们对LAV的发现。他把LAV病毒株交给盖洛，并签署了一份合同，声明盖洛实验室只能用它做学术研究，不能用以商业用途。 1983年秋天，盖洛实验室从美国艾滋病人身上分离出了病毒。他们仍然认为艾滋病毒是HTLV-1，其报告将发表在1984年5月11日《科学》上。但是在该论文发表之前，1984年4月，盖洛和美国卫生与人类服务部突然宣布发现艾滋病毒是一种新型的HTLV病毒，他们称之为HTLV-3，论文将在1984年5月4日的《科学》上发表。他们同时宣布开发出了检测艾滋病毒的方法并申请专利。1985年5月，美国专利局授予该专利，而早几个月申请的巴斯德研究所却奇怪地没能获得专利。 1985年1月，蒙塔尼和盖洛实验室几乎同时分别发表对LAV和HTLV-3的基因组序列的测定结果。二者极为相似，只有1.8％的差异。但是与HTLV-1和HTLV-2有很大差异，说明艾滋病毒不是一种HTLV，盖洛实验室将之称为HTLV-3是不合适的。一个命名委员会建议将艾滋病毒称为“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简称HIV）”。1986年，盖洛和蒙塔尼由于发现艾滋病毒而分享拉斯克医学奖，这是生物医学界仅次于诺贝尔奖的大奖。此前，盖洛在1982年已因发现HTLV而获得拉斯克医学奖，成了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中唯一一位两次获得拉斯克医学奖的人。 随着更多的HIV病毒株的基因组序列被测定，人们发现HIV非常容易发生突变，从不同艾滋病人身上分离出的HIV序列存在较大的差异，而蒙塔尼和盖洛实验室分离的HIV病毒株的序列几乎一致是很不正常的，这就不能不让人怀疑盖洛实验室实际上是用了蒙塔尼实验室提供的病毒株。为此，1985年12月，巴斯德研究所向美国法庭起诉，控告盖洛实验室和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违反合同，将他们提供的LAV株用于商业用途，要求把检测专利授予巴斯德研究所。这场官司持续了一年多，惊动了美国总统里根和法国总统密特朗，在他们的主持下，双方于1987年3月底达成协议，平分专利费。-第60节：谁发现了艾滋病毒？(2)-------------------------------------------------------------------------------- 艾滋病毒检测专利的问题虽然解决了，但是艾滋病毒发现权的问题并没有解决：盖洛实验室是否盗用了蒙塔尼实验室的病毒株？盖洛起初否认二者是同一个病毒株，后来不得不承认二者相同后，又反过来指控蒙塔尼实验室盗用了他的病毒株，他们不是曾经来向他要过HTLV病毒株吗？这个反指控非常可笑，蒙塔尼实验室在收到盖洛实验室提供的HTLV病毒株之前，已经发表了发现艾滋病毒的论文了。盖洛实验室的艾滋病毒株据称是米库拉斯?波波维克（Mikulas Popovic）分离出来的，对其来源波波维克一直含糊其词，后来干脆说是从许多患者的混合血液中分离的，这种分离方法是很不正常的。1986年5月，盖洛实验室在《科学》发了个更正，他们1984年5月4日登在《科学》上的论文中，误把法国人提供的LAV株的照片当成了HTLV-3株的照片。 这究竟是个无意的失误，还是有意的造假呢？随着双方庭外和解，似乎不值得再去追究了。但是，事态才平息了两年多，《芝加哥论坛报》的一篇文章又把盖子给掀开了。《芝加哥论坛报》记者、普利策奖获得者约翰?克鲁德森（John Crewdson）在1989年11月19日发表长篇报道，揭露盖洛剽窃巴斯德研究所的艾滋病毒研究成果。这篇报道迫使美国政府调查此事。1992年，美国卫生与人类服务部科研诚信办公室认定盖洛和波波维克有不端行为。但是到1993年11月，据称在美国政府高层的干预下，科研诚信办公室撤销了对盖洛和波波维克的指控，因为根据“新标准”，现有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他们有不端行为。 1994年7月11日，美国卫生部终于承认“巴斯德研究所提供的病毒在1984年被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科学家用以发明美国HIV检测工具”，并同意让巴斯德研究所分享更多的专利费。这一年盖洛离开了国家癌症研究所，到马里兰大学任教，不过每年还能收取10万美元的专利费。 这个事件并不止是两个实验室在争夺学术荣誉，更是两个国家在争夺国家荣誉和市场，艾滋病毒检测方法很快被用以血液的筛查，当时每年能有几百万美元的专利收入。美国政府一开始就强挺盖洛，所以盖洛的专利申请比法国的晚了几个月却能获得专利，在事情败露之后又采取息事宁人的做法，拖了10年，由于媒体的介入，才有了官方调查和结论。盖洛实验室的利益变成了美国政府的利益，这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科研诚信办公室曾经严厉批评盖洛的所作所为“严重地阻碍了艾滋病研究的进展”，但盖洛的所作所为还不是因为有政府的撑腰？第61节：轰动全美国的巴尔的摩事件(1)-------------------------------------------------------------------------------- 轰动全美国的巴尔的摩事件 （上） 巴尔的摩事件称得上是美国科学史上影响最大的学术不端事件，它使得科学界的学术不端现象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广泛关注，美国卫生与人类服务部为此成立了专门处理学术不端行为的办公室。而该案件在反复折腾了10年之后才有官方定论，但科学界许多人却认为官方结论不能令人满意，是是非非至今没有平息。这个事件其实应该称为伊马尼希－卡里事件：大卫?巴尔的摩（David Baltimore）并未被指控有学术不端行为，受指控的是其合作者特蕾莎?伊马尼希－卡里（Thereza Imanishi-Kari）。但是由于做为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巴尔的摩在伊马尼希－卡里受到政府调查时，站出来激烈地为她辩护，一时成为舆论的焦点，因此喧宾夺主，这一事件通常也就被冠以他的名字。 巴尔的摩在1975年由于发现反转录现象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当时他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巴尔的摩的社会活动能量极大，在1982年从慈善家埃德温?怀特海德（Edwin Whitehead）那里获得一亿多美元的赞助，成立隶属麻省理工学院的怀特海德研究所，并担任首任所长。巴尔的摩很快就把怀特海德研究所变成了主导分子生物学研究的著名机构。 相反地，伊马尼希－卡里则没有什么名气。她是日本裔巴西人，根据其申请美国卫生研究院（NIH）科研资金时提交的简历（如果提交的简历有假，将负刑事责任），她于1968年从巴西圣保罗大学获得生物学学士学位，1970年从日本京都大学获得发育生物学硕士学位，之后到芬兰赫尔辛基大学攻读博士，于1974年获得免疫学博士学位。但是据京都大学校方在1995年向美国卫生与人类服务部科研诚信办公室出具的说明，京都大学从未授予伊马尼希－卡里硕士学位，事实上，京都大学没有伊马尼希－卡里曾经在该校学习或工作的记录。伊马尼希－卡里为什么要声称自己有硕士学位呢？原来，赫尔辛基大学和某些欧洲大学一样，只有有硕士学位的人才能去读博士。伊马尼希－卡里当时为了能读博士伪造了学历，此后就一直把那个假学位当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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