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未来同行-5

伯克莱大学教授DavidKirp的“Shakespeare,Einstein,andtheBottomLine”一书批评了美国的大学由于近年政府经费削减而产生的学费暴涨。为了生存，很多学校采用行销手段推销自己。行销本身不是坏事，在学费、经费问题无可回避的情况下，适当地融入行销手段有其必要性。但是，有些大学采取夸大、不实的行销手段，不惜通过投机甚至作假来提高排名和提升大学品牌。此外，很多大学忽视基础学科，因为基础学科拿不到经费。很多大学在雇用校长、副校长时忽略学术和管理能力，而主要看他们的行销能力。这一点已经成为美国教育系统的重大隐患。正当主流大学遭遇经费问题时，一批盈利型大学乘虚而入。这些学校（如DevryUniversity,PhoenixUniversity，JonesInternationalUniversity等等）以中专水平僭称“大学”名号，竟然门庭若市，很快积累了数十万学生。分析这些学校发迹的门路，不难看出端倪：他们拿不到国际认证，就拿州立或市立认证，照样可以得到政府的补助；它们得不到媒体的好评，就在电视上大做广告；它们吸引不到优秀学生，就降低入学门槛；它们为了提高利润，就以最低的代价，最少量的课，最少的专业教师，通过网络教学……这些盈利型大学利用主流大学的危机大发了一笔横财。Devry大学的控股公司已在纽约股票市场上市，市值为15亿美元，总裁每年收入180万美元。然而，看到大学文凭贬值，教育沦为商人掠夺纳税人尤其是贫苦学生的摇钱树，人们不禁要质问：公理良知何在？教育作价几何？（３）院系贫富悬殊、校方大权旁落为了提高各个院系争取经费的积极性，很多美国大学降低学校“提成”，缩减校方的权力，而把权力下放给院系。这造成了冷门院系经费捉襟见肘，热门院系却财源滚滚的局面。例如，伯克莱大学为了大笔研究经费，开始做不开放的研究。南加州大学推行“资源管理下放”的管理制度，要求各学院自负财务盈亏，导致课程变质，院际公共设施的经营品质下降。Virginia的商学院不满校方“提成”太多，干脆自立山头，设法脱离母校。流风所及，大学的各个院系几成盈利性公司。此外，院系独立还导致校长大权旁落。今天，我们已经很难看到像过去哈佛的Eliot校长、JohnsHopkins的Gilman校长，芝加哥大学的Harper校长那样的集社会理想与胆识气魄于一身的教育家。（４）研究型教授身价暴涨、优秀教师饭碗不保另一本题为“TheUsesoftheUniversity”的书，作者是加州大学校长ClarkKerr，分析了美国大学荒废教学的深刻危机。随着大学经费日甚一日地仰仗科研经费，研究与教学并重的大学已变成重研轻教。目前，一个大学或者院系的品牌取决于它有没有一流的研究型教授，这使得大学以天价去挖研究型的明星教授。纽约大学在5年内挖来的法学和哲学明星教授使它有两个系从原先不列名跃升到前三名。然而，大牌明星教授最大的问题是都不愿意教学。于是，纽约大学又只好聘来大批“教匠”应付教学之需。大牌明星教授年薪可以高到一年20万美元，而“教匠”教一门课只有三千元，而且不算学校正式员工。如果“教匠”所授课程明年冷门了，他将彻底失业。美国大学面临的五大弊端(2)很多美国名校的学生都认为教授只关心研究，不关心学生的学习。最终吃亏的还是学生，尤其是本科生。（５）一流学府垄断格局日趋僵化上述四点弊端，倘若出现在50年前或100年前的美国，很可能会被某个慈善家或教育家通过开创或改造一所大学而得到改进。但在今天，这样的变革契机已经不复存在，因为“一流私立大学”的市场已被垄断。这种垄断除了靠私立大学的品牌、师资、研究，还有一个重要的镇山之宝，那就是它们的基金（endowment）。哈佛、斯坦福等大学都有超过百亿美元的基金。仅仅这个基金的利息就已经超过很多学校多年的经费。只用利息，学校就可以雇最好的教师、补足不够的经费或者进行扩张。实际上，它们甚至根本不需要动这笔“老本”，这些私立大学凭他们的品牌和实力就能拿到天文数字的科研经费，基金只会年复一年像雪球般越滚越大。二流学校根本不可能与这些垄断市场的一流学府竞争，也不再会有慈善家敢于拿钱来和他们竞争（谁愿意投资几百亿，并且惨淡经营几十年后也只能达到“准一流”的档次？何况名校出身的慈善家对自己的母校都很忠诚）。因此，JohnsHopkins、芝加哥、斯坦福挑战哈佛的历史将不会重演。由理想的教育家和慈善家共襄盛举缔造历史的时代已经远去。现在，一流大学的作风和政策早已固定，在没有挑战的情况下，很难出现任何改革。寄语中国中国正在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美国大学的利弊得失对中国来说具有重大借鉴意义。就中国的发展目标而论，中国必须拥有自己的世界一流的学府——无论这个目标有多困难，这都是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面对这个任重道远的目标，有人夸下海口，声称2020年应可达到；也有人冷言相讥，斥为比超英赶美还不现实。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极其困难，但是绝对可以达到的伟大而实用的目标。作为一个科学家和工程师，我深信任何伟大而实用的目标都不该靠闭门造车，而应在实际问题的考验之下，在吸取他人经验教训基础之上寻求发展。目前，中国的大学在师资、体制、管理系统等方面都离世界一流学府有相当大的距离。若想步入一流，从美国的经验和教训看来，我认为中国必须本着“在进步中求稳定”的思维，增加科研经费投入，革新大学管理系统，改变教学方式，并重研究和教学，推进产学研结合，避免过分产业化，打击由教育获暴利的行为，鼓励有特色的大学良性竞争，并且鼓励创办一流私立大学。如果这些措施果真能够见纳，想来月华如水，桂子飘香的金秋时节，我们是可以期待的。大学生活琐忆大学生活琐忆(1)引言这篇短文是应《大学生》杂志编辑王肇辉的请求而写的。最初，我只想写一些有关自己、有关大学生活的趣事，以便在9月份学生开学时发表出来与大家分享。但文章写成后，我发现其中不但谈到了许多值得回忆的大学往事，也谈到了一些可供当代大学生们思考和借鉴的经验甚至是教训。例如，沉迷于游戏对于学业是如何危险，为什么发现并追逐兴趣才是最重要的，大学中的社交活动以及由此建立的友谊为什么如此重要，大学期间为什么容易与朋友建立终身友谊，如何在打工中学习，等等等等。这些经验不但使我自己在走出大学校园后仍能长期从中受益，我想，即便对今天的绝大多数学生来说，它们也是非常宝贵的。破灭的哈佛、法律、数学梦上大学前，我的梦想是做一个哈佛人。我有这样一个梦想，一是因为那个笼罩着哈佛大学的光环，也因为我一直把学习法律当做我的目标，并把学习数学当做我的“后备”，而哈佛的这两个专业都是全美最好的。1979年的四月，一封拒信打破我的这个梦想。至于原因，我估计是因为我的SAT英语成绩太差了，只有550分（如果当时有新东方，可能就不是这个结局了）。在申请大学的时候，我清楚地知道自身条件有不足，不能保证一定能上哪所大学，所以我一共申请了12所学校，这样，我觉得才能把主动掌握在自己手里。回想当时，我的老师们可能都快恨死我了，因为申请大学的材料中需要老师给学生写的推荐信，而对我，他们要一下子写那么多份（当时没有电脑，每封推荐信都需要老师亲手写成）。最后，我进入了哥伦比亚大学，这是一所很好的学校，法律系和数学系也很有名。哥大给学生很大的发展空间，允许学生学习的课程范围很广。我在大一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在学美术、历史、音乐、哲学等专业的课程，接触了很多东西，我觉得这是找到自己兴趣的机会。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哲学系的一个老教授说的话：“知道什么是makeadifference吗？想象有两个世界，一个世界中有你，一个世界中没有你，让两者的difference最大，这就是你一生的意义。”再来说说我的哥大法律梦。当时，我主要学的是“政治科学（politicalscience）”，属于一种“法学博士预科（pre-law）”的专业。但是，上了几门“政治科学”的课后，我发现自己对此毫无兴趣，每天都打不起精神来上课，十分苦恼。其中一门课实在太枯燥，我基本上每堂课都在睡觉，惟一的选择只是在教室里睡还是在宿舍里睡。睡到学期过半后，我的平均成绩勉强够得一个C，我赶在限期的前一天把这门课退掉，才避免了因为平均分不到3.0导致助学金被取消的灾难。我向家人提起学习法律的苦闷时，他们都鼓励我转系。姐姐说：“你不是高中时就把大二的数学读完了，还得了全州数学冠军吗，怎么不转数学系？”但是，这又让我碰到了我的第二个苦恼。进入大学后，学校就安排我加入了一个“数学天才班”，那里集中了哥大所有的数学尖子，一个班只有七个人。但很快，我就发现我的数学突然由“最好的”变成“最差的”了。这时，我才意识到，我虽然是“全州冠军”，但是我所在的州是被称为“乡下”的田纳西州，而当我遇到了这些来自加州或纽约州的真正的“数学天才”，我不但技不如人，连问问题时都胆怯了，生怕我的同学们看出我这个“全州冠军”的真正水平并不怎么样。这么一来，我就越来越落后，到今天我对这门课还是“半懂不懂”（这又是一个“沉默不是金”的证明）。当我上完这门课后，我深深地体会到那些“数学天才”都是因为“数学之美”而为它痴迷，但我却并非如此。一方面，我羡慕他们找到了最爱；另一方面，我遗憾地发现，自己既不是一个数学天才，也不会为了它的“美”而痴迷，因为我不希望我一生的意义就是为了理解数学之美。大学生活琐忆(2)就这样，我与我向往的哈佛、选择的法律、自豪的数学一一挥别。因为懂计算机成了校园里的牛人失去了哈佛、法律、数学，我的未来之路将往何方？幸好还有计算机。其实，我在高中时就对计算机有很浓厚的兴趣。高中时我很幸运，学校就有一台古董的IBM机器，当时是1977年，计算机还需要靠打卡片的方式使用（就是先在一张一张的卡片上打洞，然后再把这一叠打了洞的卡片输入电脑）。有一个周末，我写了一个程序，让它去解一个复杂的数学方程式，然后把结果打印出来。因为机器运行速度非常慢，写完程序后我就回家了。周一回到学校，我突然被老师叫去骂了一通说：“你知不知道我们所有的纸都被你打印光了！”原来，这个数学方程式有无数的解，周五我走后程序一直在运行，也就一直源源不断地在打印结果。当时的打印纸都是每张连在一起的厚厚一叠，而这样一箱纸可能要花掉学校几十美金，结果被我一个程序全部打光了，老师当然很生气。大一时，我很惊讶不用打卡片也可以使用计算机，而令我更惊讶的是这么好玩的东西也可以作为一个“专业”。于是我选修了一门计算机课程，得到了我进入大学后的第一个“A+”。除了赢得老师、同学的赞扬，我还感觉到一种震撼：未来这种技术能够思考吗？能够让人类更有效率吗？计算机可能有一天会取代人脑吗？解决这样的问题才是一生的意义呀！大一期末，我找到一份工作，是在计算机中心打工，他们会按时间付点钱给我作为酬劳，虽然不多，但也是一种鼓励。同学们有什么计算机方面问题都会来找我解决，而且当时“会计算机”在学校里是一件很时髦的事情，大家都觉得这个人太COOL了。甚至那时候我的ID都跟别人不一样：一般人的ID都是“院系名+姓名”，比如学计算机的就是“ifulee”，学政治的就是“ifulee”，而我的是“ifulee”，cu代表哥伦比亚大学，哥伦比亚+李开复，和校长一样，多牛啊！当然，我也做了很多无聊的事情，比如做程序去猜别人的密码。那个时候，大家还不知道密码是可以被破译的，当我“黑掉”别人的帐户以后，就用他的名义发一些恶作剧的信。有一次，我用一位男同学的账号在BBS上发了一个“单身女郎征友”的启事，害他莫明其妙地收了一堆情书。这位同学现在也在北京工作，估计他到今天还不知情，下次见到他我一定要记得告诉他，那个启事是我发的。当时，哥大法律系在全美排名第三，而计算机系只是新设的一个专业，如果我选择计算机这个基础不是很厚重的专业，前途看起来并不很明朗。如果选择法律系，我的前途大概可以预测到：做法官、律师、参选议员等等。因为在我之前有很多范本，我可以照着规划。而选择计算机专业，我甚至连将来要做什么都想不出来，当时也没有软件工程师这种职业。但是，我想的更多的是“人生的意义”和“我的兴趣”（做一个不喜欢的工作多无聊、多沮丧啊！），并没有让这些现实就业的问题影响我。于是大二时，我从“政治科学”转到“计算机科学”。当时，一个物理系的同学开玩笑说：“任何一个学科要加‘科学’做后缀，就肯定不是真的科学。看看你，从一个‘假科学’跳到另一个‘假科学’，跳来跳去还是成不了科学家。”每天两毛五，游戏打到9999我还有一个一般人不知道的“专长”：打电子游戏在学校是NO.1——没人打得过我。以前的电子游戏比现在简单多了。我常玩的一种游戏叫做SpaceInvader，屏幕下面有四个堡垒，可发射子弹，上方是很多妖怪，需要把他们一一击中。那个时候的游戏机很“笨”，妖怪不是很快地飞来飞去，只是在慢慢移动。这种游戏投币才可以玩，每次两毛五，而我没什么钱，一天两毛五对我来说也不是个小数目，所以每天我只带两毛五去玩，上完课就去打一次或两次。大学生活琐忆(3)这么弱智的游戏，有挑战吗？有！机器中的分数设置只有四位数，最高分数是9999分，之后再得分就会自动回0。而且，每个妖精的分数不一样，有的是一分，有的是三分，有的是十分，所以当打到接近9999时，你就要小心计算了，因为如果错打了一个，超过了9999，就会回0，得重头开始了。为了保持我的记录每天都是最高分，我不会像其他人那样瞎打一通，而是一边打一边计算自己的分数，打到9999分就自杀，不玩了。这样，游戏就很有难度了。而且我刚开始不可能打得很好，需要一次次练习，这也是很大的“投资”。最后，我每天两毛五的结果几乎都是9999，已经练到炉火纯青了。我每次都把名字的缩写KFL写上去，让后面来玩的人都会看到这个记录，知道谁是最高分，这还是很有成就感的。当时玩游戏的学生很多，甚至还要排队，我若去的话大家都会说：“看，高手KFL来了！”我在高中时很守规矩，从不玩这种游戏，到了大学，一下子没有了家长的约束，比较自由，于是才开始玩游戏。回头想想。当时的我还是很幸运的，因为这些游戏不够精彩，没有让我真的沉迷下去，每天我只是花两毛五，放松20分钟。当时如果有什么“魔兽世界”、“CS”，说不定我就会沉迷网吧，毁了一生。就这样，我打了一个学期的游戏，又是什么使我脱离了电子游戏的“魔掌”呢？是桥牌。我是在高中时跟朋友一起吃午餐的时候学会打桥牌的，进大学后，我参加了桥牌俱乐部，发现玩法不同了：大家都拿同一副牌，这样就可以比赛，看谁打得最好。那时，也许因为中国人的“排队心态”作祟，我特别喜欢参加桥牌比赛，目的就是想得第一。刚进大学的时候，我为了得第一就非常幼稚地找了一个老先生老太太聚集的“桥牌俱乐部”打，打了一段时间后觉得似乎该换一个地方了，不然除了常挨老太太白眼之外，牌技还越来越差。当时，许多地区都有桥牌比赛，于是我们就搭车到比较远的地方去比赛，还去常春藤学校比如耶鲁、哈佛去比赛，或去参加全美的比赛，这样以来我们得了不少奖牌、奖杯。我的一个桥牌搭档，后来参加了“百慕达杯”（类似于足球的世界杯的一个桥牌比赛），得了全世界第三名。他后来成为一名职业桥牌手，日子过得很舒服。我有时会跟人开玩笑地讲：“要是我当初一直打下去，或许在桥牌领域也能有所成就呢！”也许，有人会觉得打桥牌和打电子游戏没什么差别，其实差别非常大：桥牌可以培养逻辑思维能力，也可以锻炼人际交往能力。不过，我在大一时过于沉迷桥牌，一星期打30小时，这么以来就严重地影响了我的学业。因为打电子游戏和桥牌，我大一时的成绩只有3.26。但是自从找到我的最爱——计算机之后，我突然感觉对学习有了相当浓厚的兴趣。每次老师发了编程的习题后，我晚上不睡觉也要把它做完（虽然老师给了一个星期的时间）。那时，我不再想拿桥牌第一，而更想做计算机第一。在这样的兴趣驱动下，我在大二、大三、大四时的成绩都是满分4.0，这样才补救了大一的贪玩，使我最后得以从计算机系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打工过程中发现别的世界我读大学期间，靠家里资助差不多有两年时间，后来我就没跟家里要钱，靠自己打工挣钱完成了学业。我家在台湾虽然算是小康，但按美国的标准衡量，还是付不起大学学费。当时，学校会给这样家庭的学生提供打工机会，通常的做法是这样：学费的三分之一是学校“给”你的助学金，另外三分之一是学校“借给”你的贷款，还有三分之一需要自己打工挣（这种提高学费，但是人人读得起大学的模式挺好的，值得现阶段的中国大学学习）。打工是大学生学习的良机。我比较幸运，有比较多的打工经历。刚开始打工时，我什么也不会做，那就只能去做家教了。学校把我分配到黑人区去教一些墨西哥裔或黑人青少年，教书的地方在“哈林区”，是全美最危险的地区之一，离哥伦比亚大学很近。大学生活琐忆(4)当时我在读艺术历史，经常要去博物馆看一些画，看完画后就坐巴士去做家教。有一次，我一不留神就多坐了两站，到了哈林区中心，我当时还犹豫要不要多花一张车票坐回学校，后来却为了省点钱选择走回去，结果却犯了个很大的错误：我突然看到了完全不一样的另外一个世界——一排排流浪汉、吸毒的人、带武器的人……虽然身体上没有受到伤害，心中却很受震动，也有点害怕。从他们中间穿过时，虽然他们没对我做什么，但我心里一直很忐忑不安，不知道随时会发生什么事。那里的人可能一辈子都没看到过一个东方面孔，见到我后就用他们杜撰的中国话冲我“哇哇”乱叫。我好不容易一步步走到教学中心，把最后一门课教完，就再也不想去了。当时我刚好开始申请在计算机中心实习。在这里的兼职就有了很大改变，我可以得到很大权限，做很多事情。到了暑假，我也跟一些公司做一些计划，写点程序，最有意思的就是写了一个称钻石重量的程序。当时是1980年，我大一的暑假。大学总共三个暑假，大一大二之间的那个暑假我在计算机中心打工，大二大三之间的那个暑假我做了两个工作，一个是在《做最好的自己》中讲的在法学院打工的故事，另外就是在高盛打工，而给我介绍工作的人是我打桥牌时认识的。桥牌比赛后，我们聊得比较投机，他们就说，既然你是学计算机的，为何不来这边试试？面试的时候很有趣，因为企业里有一些很敏感的信息，他们会用测谎机对面试者进行测试，我之前没有见识过测谎机，虽然自己没做过什么坏事，但还是有点紧张。一开始，面试官问：“你有没有酗酒？”“没有。”“有没有吸毒？”“没有。”“有没有盗用过公款？”“没有。”“有没有赌博？”“没有。”“确定没有吗？为什么你的心跳忽然加速了？”当时我正在想：桥牌算不算赌博？我确实有几次和同学玩桥牌时，下了小小的赌注。然后他继续追问：“你为什么心跳这么快？你一个礼拜输多少钱？一千？五百？”我赶紧解释说：“只是打桥牌时和同学玩玩。”他又追问：“真的吗？请讲实话！”——很严厉的口气。我心中暗叹：真是太可惜了！难道我就因为打桥牌断送了这样一份很好的工作？没想到面试官最后却跟我说：“你的人品非常优秀，准备来上班吧！”原来，因为这个工作可以接触相当多的敏感数据（例如高盛即将推荐的那些股票），他们怕暑期工拿这些数据去发财，所以他们必须吓唬吓唬每个申请者，这样才能发现品行不好的应聘者。高盛是个很好的企业，里面的员工都很优秀，在那里股票分析师们每天穿得西装笔挺跟客户见面。但他们都不太懂计算机，很多数据还需要手工计算。为了从繁重的计算工作里解放出来，他们希望我帮忙处理一些工作。那些按照他们的经验认为我需要做一整天才可以完成的工作，实际上利用计算机程序我大概花了一个小时就做完了。利用其余的时间，我在那里学了不少投资、管理方面的知识。除了打工，大学生社团活动对成长也很有帮助。我今天非常遗憾在大学的时候没有参加任何社团活动（除了桥牌社之外）。虽然我在读高中时，参加了很多社团，非常活跃，有很多参与社会工作的良好记录：学生会副主席、创业三次……经历非常丰富。但那时，这些事情我都是强迫自己去做的，只是为了在申请大学的时候履历表上多一行字。现在回头想想，我从中得到的最宝贵的东西是与人相处的能力，而不是大学申请表上的那行字。一起做蛋糕、吃蛋糕的好朋友到大学后，我突然发现自己“跟人打交道很有压力”。当时中国学生不多，也没有专门的华人圈子（当然，现在想想有了这样的圈子也未必好）。有时候，当我走进一个party，看到大家在那里聊天、喝酒、开玩笑，就这样发散式地交流，我总觉得走过去面对一个不认识的人很难张嘴。所以去了几次新生party之后，我反问自己怎么会变成这样子，连嘴都张不开了？我曾努力地想与人说话，但又担心没有人听我讲。而且每次大家都很分散，三三两两地在一起交流，我站在那里总觉得很无聊、很孤单，不知道怎样才能融入这么一个松散的交流中去。于是，我慢慢地就退出了，自我封闭起来，不再参加party，也不交朋友。当时，我能交到的朋友就是打桥牌、玩电子游戏时遇到的朋友，还有我的室友（关于这点，现在回头想想，当时真不该让自己退缩。后来当我读博时、工作时，慢慢发现社交能力还是很重要的，可惜上大学时没有好好锻炼，只好后来补上这堂课了）。大学生活琐忆(5)上大学时，我们一个宿舍4个人，每两人共用一间卧室。我跟我的室友关系很好，他出身于工人家庭，常跟我讲他的成长过程，我也会讲一些我的事情。我们一直是好朋友，直到现在他也常打电话给我。前一阵子，我在打官司的时候，他还专门打电话跟我说：“你需不需要一个人帮你做人格担保？”我虽然很感谢他，但我跟他说自己人格没有问题，不用他担保。他又说：“其实我也知道这点，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有一个朋友永远站在你身边。”那时，我在计算机中心打工，我会帮他参谋作业该怎么做；而他在厨房打工，这样就可以给我带一些好吃的食物回来分享。有一次学校放春假，他说：“我们厨房剩下来25公斤奶油芝士（creamcheese），反正也要扔了，不如我们拿来做蛋糕怎么样？”我说：“好主意啊！”。我们俩的家庭都不是很富裕，为了省钱都没有回家度假，毕竟飞机票很贵。于是，我们就计划用这些芝士做20个蛋糕，这样就可以天天吃蛋糕，省出假期的饭钱了。打定主意，我们两人开始忙活起来，但没过多久我就开始后悔这个决定了。因为25公斤的芝士根本没办法用普通的搅拌器来搅，我们只好把原料倒进一个大桶里，每人拿一个棍子使劲搅，一搅就搅了四个多小时，胳膊都累酸了。更让我后悔的是，当我们开始每天吃同样的奶酪蛋糕后，感觉总有消灭不完的蛋糕在等着你。吃到最后，我们已经到了看都不想看到蛋糕、提也不想提起“蛋糕”这几个字的地步。直到七八天后的一天，他突然对我说：“开复，天大的好消息！”我问他是什么，他说：“剩下的蛋糕发霉了！”那天，我们俩坐地铁到唐人街最便宜、菜量最大的粤菜馆，叫了六道菜为蛋糕发霉庆祝。后来好几年我们都没有再吃奶酪蛋糕。但多年以后，每当见面，我们总是开玩笑说，一起去吃东西吧。吃什么？吃奶酪蛋糕啊！哈哈！就这样，蛋糕会发霉，但源于蛋糕的友谊却是异乎寻常地长久。1VisiCalc是当时最热门的计算机应用软件，但它在二十年前就被淘汰了（这件事又一次证明了科技的发展是日新月异的）。而且，VisiCalc的使用方法也不是计算机系的学生应该学的。2注：此为本文写作时的情况。天天读书网（www.book.d78i.com）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