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天-余华-5

“也没有。”她抬起头来仔细看起了我的脸，她问我：“你的眼睛鼻子动过了？”“下巴也动过了。”我说。“下巴看不出来。”她说。她看到我左臂上的黑布，她说：“你给自己戴上黑纱。”我略略有些惊讶，心想她怎么知道黑纱是为我自己戴上的？她说：“那里也有人给自己戴黑纱。”“哪里？”我问她。“我带你去，”她说，“那里的人都没有墓地。”我跟随她走向未知之处。我知道了她的名字，不是她告诉我的，是我的记忆追赶上了那个离去的世界。一个名叫刘梅的年轻女子因为男友送给她的生日礼物是山寨iPhone4S，而不是真正的iPhone4S，伤心欲绝跳楼自杀。这是二十多天前的热门新闻。我们城市的几家报纸接连三天刊登了有关刘梅自杀的文章，报纸声称这是深度报道。记者们挖出不少刘梅的生平故事，她在发廊工作时结识她的男朋友，两人在三年时间里做过两份固定的工作，发廊洗头工和餐馆服务员，还有几份不固定的工作；更换五处出租屋，租金越来越便宜，最后的住处是在地下室里，那是文革时期修建的防空洞，废弃后成为我们这个城市最大的地下住处。报纸说城市的防空洞里居住了起码两万多人，他们被称为鼠族，他们像老鼠一样从地下出来，工作一天后又回到地下。报纸刊登了刘梅和她男朋友地下住处的图片，他们与邻居只是用一块布帘分隔。报纸说鼠族们在防空洞里做饭上厕所，里面污浊不堪，感觉空气沉甸甸的，空气已经不是空气了。记者发现刘梅QQ空间的日志，刘梅在空间里的名字叫鼠妹。这位鼠妹自杀的前五天在日志里讲述了男朋友送给她生日礼物的过程。男朋友说是花了五千多元买的iPhone4S，她度过开心的一天，两个人在大排档吃了晚饭，第二天男朋友因为父亲生病赶回老家。她与自己的一个小姐妹见面，小姐妹用的是真正的iPhone4S，她把自己的山寨货与小姐妹的进行比较，发现自己手机上被咬掉一口的苹果比小姐妹的大了一些，而且手机的重量也明显轻了，只是显示屏的清晰度还算不错，她才知道男朋友欺骗了她，这个山寨货不到一千元。有懂行的网友在她的日志后面留言，说显示屏的分辨率高的话，应该是夏普的产品。这位网友用分辨率纠正她所说的清晰度，又纠正她所说的山寨机，说如果是夏普的显示屏，这个应该叫高仿机，价格应该在一千元以上。鼠妹男朋友的手机因为欠费被停机，她联系不上他，只好坐到网吧里，接连五天在QQ空间上呼叫自己的男朋友，要他马上滚回来。到了第五天，她的男朋友仍然没有在空间上现身，她骂他是缩头乌龟，然后宣布自己不想活了，而且公布了自己准备自杀的时间和地点。时间是翌日中午，地点先是定在大桥上，她计划跳河自杀。有网友劝她别跳河，说是大冬天的，河水冰冷刺骨，应该找个暖和的地方自杀，说自杀也得善待自己。她问这个网友怎么才能暖和地自杀，这个网友建议她买两瓶安眠药，一口气吞下去，裹着被子做着美梦死去。别的网友说这是胡扯，医院一次只会给她十来片安眠药，她要攒足两瓶的话，自杀时间起码推迟半年。她表示不会推迟自杀时间，她决定穿上羽绒服跳楼自杀，地点定在她地下住处出口对面的居民楼的楼顶，她说出这个居民小区后，有两个住在那里的网友求她别死在他们家门口，说是会给他们带来晦气的。其中一个建议她想办法爬到市政府大楼顶上往下跳，说那样才威武，其他网友说不可能，市政府门口有武警把守，会把她当成上访的给拘押起来。她最终选择鹏飞大厦，这幢五十八层的商务楼是我们这个城市的地标建筑，这次没有网友反对了，还有网友称赞那个地方不错，说死之前可以高瞻远瞩一下。她在空间里最后的一句话是写给男朋友的，她说：我恨你。鼠妹自杀的时候是下午。我那时候刚好走到鹏飞大厦，我的口袋里放着大学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证书，我在网上查到鹏飞大厦里有几家从事课外教育的公司，我想去那里找一份家教的工作。鹏飞大厦前面挤满了人，警车和消防车也来了，所有的人都是半张着嘴仰望大厦。这个冬天的第一场大雪之后，天空蔚蓝，阳光让积雪闪闪发亮。我站在那里，抬起头来，看到三十多层的外墙上站着一个小小的人影。一会儿阳光就刺痛了我的眼睛，我低下头揉起眼睛。我看到很多人和我一样，抬头看上一会儿，又低头揉起眼睛，再抬头看上一会儿。我听到嘈杂的议论，说是这个女孩在那里站了有两个多小时了。有人问：“为什么站在那里？”有人说：“自杀呀。”“为什么自杀？”“不想活了嘛。”“为什么不想活了呢？”“他妈的这还用问吗，这年月不想活的人多了去了。”小商小贩也来了，在人群里挤来挤去，兜售起了皮夹、皮包、项链、围巾什么的，都是山寨名牌货。有兜售快活油的，有人问快活油是个什么东西？回答说一擦就勃起，坚如铁硬如钢，比伟哥还神奇；有兜售神秘物品的，低声说要窃听器吗？有人问要窃听器干吗？回答说可以窃听你老婆是不是做了别人家的小三；有兜售墨镜的，高声喊叫十元一副墨镜，还喊叫着顺口溜：看得高看得远，不怕太阳刺双眼。有些人买了墨镜，戴上后抬头继续看起鹏飞大厦上的小小人影，我听到他们说看见一个警察了，在女孩身旁的窗户探出脑袋。他们说警察正在做自杀女孩的思想工作。过了一会儿，戴上十元墨镜的那些人叫起来：警察伸出手了，女孩也伸出手了，思想工作做成啦。紧接着是啊的一片整齐的惊叫声，接着寂静了，随即我听到女孩身体砸到地面上的沉闷声响。刘梅留在那个世界里最后的情景是嘴巴和耳朵喷射出鲜血，巨大的冲撞力把她的牛仔裤崩裂了。“还是叫我鼠妹吧，”她说，“你当时在那里吗？”我点点头。“有人说我死得很吓人，说我满脸是血。”她问，“是这样吗？”“谁说的？”“后面过来的人。”我没有声音。“我是不是很吓人？”我摇了摇头，我说：“我看见你的时候，像是睡着了，很温顺的样子。”“你看到血了吗？”我犹豫一下，不愿意说那些鲜血，我说：“我看到你的牛仔裤崩裂了。”她轻轻地啊了一声，她说：“他没有告诉我这个。”“他是谁？”“就是后面过来的那个人。”我点点头。“我的牛仔裤崩裂了，”她喃喃自语，然后问我，“裂成什么样子？”“一条一条的。”“一条一条是什么样子？”我想了一会儿告诉她：“有点像拖把上的布条。”她低头看看自己的裤子，那是一条又长又宽大的裤子，是一条男人的裤子。她说：“有人给我换了裤子。”“这裤子不像是你的。”“是啊，”她说，“我没有这样的裤子。”“应该是一个好心人给你换的。”我说。她点点头，问我：“你是怎么过来的？”我想起自己在谭家菜的最后情景，我说：“我在一家餐馆里吃完一碗面条，正在读别人放在桌子上的一张报纸，厨房起火了，发生了爆炸，以后发生的事我就不知道了。”她嗯的一声说：“后面过来的人会告诉你的。”“其实我不想死，”她说，“我只是生气。”“我知道。”我说，“警察伸出手的时候，你也伸出了手。”“你看到了？”我没有看到，是那些戴上十元墨镜的人看到的。我还是点点头，表示自己看到了。“我在那里站了很久，风很大很冷，我可能冻僵了，我想抓住警察的手，脚下一滑，好像踩着一块冰……后面过来的人说报纸上没完没了说我的事。”“三天，”我说，“也就是三天。”“三天也很多，”她问我，“报纸怎么说我的？”“说你男朋友送你一个山寨iPhone，不是真正的iPhone，你就自杀了。”“不是这样的，”她轻声说，“是他骗了我，他说是真的iPhone，其实是假的。他什么都不送给我，我也不会生气，他就是不能骗我。报纸是在瞎说，还说了什么？”“说你男朋友送你山寨iPhone后就回去老家，好像是他父亲病了。”“这是真的。”她点点头后说，“我不是因为那个山寨货自杀的。”“你在QQ空间的日志也登在报纸上了。”她叹息一声，她说：“我是写给他看的，我是故意这么写的，我要他马上回来。他只要回来向我道歉，我就会原谅他。”“可是你爬上鹏飞大厦。”“他这个缩头乌龟一直没有出现，我只好爬上鹏飞大厦，我想这时候他应该出现了。”她停顿了一下，问我：“报纸说了没有，我死后他很伤心。”我摇了摇头说：“报纸上没有他的消息。”“警察说他赶来了，说他正在下面哭。”她疑惑地看着我，“所以我伸手去抓警察的手。”我迟疑之后还是告诉她：“他没有赶来，后来三天的报纸上都没有说他当时赶来了。”“警察也骗我。”“警察骗你是为了救你。”“我知道。”她轻轻地点点头。她问我：“报纸后来说到他了吗？”“没有。”我说。她心酸地说：“他一直在做缩头乌龟。”“也许他一直不知道。”我说，“他可能一直没有上网，没有看到你在日志里的话，他在老家也看不到这里的报纸。”“他可能是不知道。”她又说，“他肯定不知道。”“现在他应该知道了。”我说。我跟随她走了很长的路，她说：“我很累，我想在椅子里坐下来。”四周的空旷是辽阔的虚无，我们能够看到的只有天和地。我们看不到树木出现，看不到河水流淌，听不到风吹草动，听不到脚步声响。我说：“这里没有椅子。”“我想在木头的椅子里坐下来，”她继续说，“不是水泥的椅子，也不是铁的椅子。”我说：“你可以坐在想到的椅子里。”“我已经想到了，已经坐下了。”她说，“是木头长椅，你也坐下吧。”“好吧。”我说。我们一边行走，一边坐在想象的木头长椅里。我们似乎坐在长椅的两端，她似乎在看着我。她对我说：“我很累，想在你的肩头靠一下……算了，你不是他，我不能靠在你的肩头。”我说：“你可以靠在椅背上。”她行走的身体向后倾斜了一下，她说：“我靠在椅背上了。”“舒服一些吗？”“舒服一些了。”我们无声地向前走着，似乎我们坐在木头长椅里休息。仿佛过去了很长时间，她在想象里起身，她说：“走吧。”我点点头，离开了想象中的木头长椅。我们向前走去的脚步好像快了一些。她惆怅地说：“我一直在找他，怎么也找不到他。他现在应该知道我的事了，他不会再做缩头乌龟了，他肯定在找我。”“你们被隔开了。”我说。“怎么被隔开了？”“他在那里，你在这里。”她低下头，轻声说：“是这样。”我说：“他现在很伤心。”“他会伤心的。”她说，“他那么爱我，他现在肯定在为我找墓地，他会让我安息的。”她说着叹息一声，继续说：“他没有钱，他的几个朋友和他一样穷，他到哪里去弄钱给我买一块墓地？”“他会有办法的。”我说。“是的，”她说，“他为了我什么事都愿意做，他会有办法的。”她脸上出现欣慰的神色，仿佛追寻到那个已经离去的世界里的甜蜜往事。她低声说：“他说我是天底下最漂亮的女孩。”然后问我：“我漂亮吗？”“很漂亮。”我真诚地说。她开心地笑了，接着苦恼的神色爬上她的脸。“我很害怕，她说：春天要来了，夏天也要来了，我的身体会腐烂，我会变成只剩下骨骼的人。”我安慰她：“他很快会给你买下一块墓地的，在春天来临之前你就可以去安息之地。”“是的，”她点点头，“他会的。”我们走在寂静里，这个寂静的名字叫死亡。我们不再说话，那是因为我们的记忆不再前行。这是隔世记忆，斑驳陆离，虚无又真实。我感受身旁这个神情落寞女子的无声行走，叹息那个离去的世界多么令人伤感。我们好像走到原野的尽头，她站住脚，对我说：“我们到了。”我惊讶地看见一个世界——水在流淌，青草遍地，树木茂盛，树枝上结满有核的果子，树叶都是心脏的模样，它们抖动时也是心脏跳动的节奏。我看见很多的人，很多只剩下骨骼的人，还有一些有肉体的人，在那里走来走去。我问她：“这是什么地方？”她说：“这里叫死无葬身之地。”两个席地而坐正在下棋的骨骼阻挡了我们，仿佛是门阻挡了我们。我们在他们跟前站立，两个骨骼正在争吵，互相指责对方悔棋，他们争吵的声音越来越高亢，如同越蹿越高的火苗。左边的骨骼做出扔掉棋子的动作：“我不和你下棋了。”右边的骨骼也做出同样的动作：“我也不和你下了。”鼠妹说话了，她说：“你们别吵了，你们两个都悔棋。”两个骨骼停止争吵，抬头看见鼠妹后张开空洞的嘴，我心想这应该是他们的笑容。然后他们注意到鼠妹身旁还有一个人，两双空洞的眼睛上下打量起了我。左边的问鼠妹：“这是你的男朋友？”右边的对鼠妹说：“你的男朋友太老了。”鼠妹说：“他不是我的男朋友，他也不老，他是新来的。”右边的说：“看他还带着一身皮肉就知道是新来的。”左边的问我：“你有五十多岁了吧？”“我四十一岁。”我说。“不可能，”右边的说，“你起码五十岁。”“我确实四十一岁。”我说。左边的骨骼问右边的骨骼：“他知道我们的故事吧？”右边的说：“四十一岁应该知道我们的故事。”左边的问我：“你知道我们的故事吗？”“什么故事？”“那边的故事。”“那边有很多故事。”“那边的故事里我们的最出名。”“你们的是什么故事？”我等待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可是他们不再说话，专心致志下棋了。我和鼠妹像是跨过门槛那样，从他们中间跨了过去。我跟随鼠妹走去。我一边走一边环顾四周，感到树叶仿佛在向我招手，石头仿佛在向我微笑，河水仿佛在向我问候。一些骨骼的人从河边走过来，从草坡走下来，从树林走出来。他们走到我们面前时微微点头，虽然与我们擦肩而过，我仍然感受到他们的友善。他们中间的几个留下亲切的询问之声，有人询问鼠妹是不是见到男朋友了，有人询问我是不是刚刚过来的。他们说话的声音似乎先是漫游到别处，然后带着河水的湿润、青草的清新和树叶的摇晃，来到我的耳边。我们又听到那两个下棋的争吵声音，像鞭炮一样在不远处的空中噼啪响起，他们的争吵听上去空空荡荡，只是争吵的响声。鼠妹告诉我，他们两个下棋时都是赖皮，一边下棋一边悔棋，然后争吵，他们说了成千上万次要离开对方，要去火化，要去自己的墓地，可是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没有站起来过一次。“他们有墓地？”“他们两个都有墓地。”鼠妹说。“为什么不去？”鼠妹所知道的是他们来到这里十多年了，姓张的在那边是警察，他不去火化，不去墓地，是在等待那边的父母为他争取到烈士称号。姓李的男子为了陪伴他也不去火化，不去墓地。姓李的说，等到姓张的被批准为烈士后，他们两个会像兄弟一样亲密无间走向殡仪馆的炉子房，火化后再各奔自己的安息之地。鼠妹说：“我听说他们一个杀死了另一个。”我说：“我知道他们的故事了。”十多年前，我的生父生母从北方的城市赶来与我相认，“火车生下的孩子”的故事有了圆满的结局之后，另一个故事开始了。我们城市的警方在一次名叫“惊雷行动”的扫黄里，抓获的卖淫女子里面有一个是男儿身，这名李姓男子为了挣钱将自己打扮成女人的模样从事卖淫。一个名叫张刚的刚从警校毕业的年轻警察参与了“惊雷行动”，李姓男子被抓获的当天晚上，张刚审讯了他。李姓男子对自己男扮女装的卖淫毫无悔改之意，而且对自己巧妙的卖淫方式得意洋洋，声称对付那些嫖客游刃有余，他说如果不是被警方抓获，没有嫖客会发现他是个男的。他叹息自己的精力全部用在对付嫖客那里，没有提防警察，结果阴沟里翻了船。当时的张刚血气方刚，这是他走出警校后第一次审讯。被审讯的伪卖淫女不仅没有低声下气，还摆出一副只有警校教官才会有的派头，张刚已是怒火中烧，当这个伪卖淫女将警方比喻成阴沟时，张刚忍无可忍地飞起一脚，踢中李姓男子的下身，李姓男子捂住自己的下身嗷嗷乱叫，在地上打滚了十多分钟，然后呜呜地哭叫起来：“我的蛋子啊，我的蛋子碎了……”张刚不屑地说：“你留着蛋子也没什么用处。”这名李姓男子被拘留十五天，他从看守所出来后，开始了长达三年的抗议。起初他风雨无阻每天出现在公安局的大门口，手里举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还我两个蛋子”。为了证明自己的两个蛋子不是摆设，而是真材实料，他不厌其烦地向行人讲解自己如何用卖淫挣来的钱再去嫖娼。有人指出牌子上“蛋子”两个字过于粗俗，他虚心接受，将牌子上的话改成“还我一双睾丸”，并且向行人说明：“我文明用语了。”李姓男子旷日持久的抗议，让公安局的局长和副局长们头疼不已，每天看见李姓男子举着牌子站在大门口，实在是一个麻烦，尤其是上面领导下来视察时，会向局长和副局长们打听：“大门外的是什么睾丸？”局长和副局长开会商议后，把张刚调离公安局，调到下面的一个派出所，李姓男子的“一双睾丸”追随到了那个派出所。一年以后，那个派出所的所长和副所长们叫苦不迭，他们每周都要跑到局里面两次以上，向局长副局长又是送礼又是诉苦，说是派出所已经无法正常工作。局长副局长们体恤下属的苦衷，把张刚调到看守所，李姓男子的“一双睾丸”追随到看守所。看守所的所长副所长们头疼了两年后，向局长副局长们反映，说看守所外面整天晃荡“一双睾丸”，法律的尊严都没有了，所长副所长们说看守所已经忍受两年，这“一双睾丸”也该挪挪地方了。局长副局长们觉得看守所确实不容易，这“一双睾丸”也确实该换个地方。可是没有一个派出所的所长愿意接收张刚，他们知道张刚一来，这“一双睾丸”必来。张刚知道看守所想把他弄出去，又没有一个派出所愿意接收他。他也不想在看守所呆下去，他去找公安局的局长，申请调回公安局。局长听完张刚的话，脑子里首先出现的情景就是“一双睾丸”回到公安局大门口来晃荡了。局长沉吟片刻，询问张刚是否打算换一份工作，张刚问换什么工作，局长建议张刚辞职，开一家小店什么的。局长说张刚脱警后，那“一双睾丸”也许不再跟着他了。张刚苦笑一下，告诉局长他前面只有两条路，一是把“一双睾丸”杀了，二是举着一块要求回到局里的牌子和“一双睾丸”一起站在公安局的大门口。张刚说完后，眼睛湿润了。局长对张刚的遭遇十分同情，再说局长快要退休了，他退休后也就不在乎“一双睾丸”在公安局大门外晃荡。局长站起来，走到张刚身旁，拍拍他的肩膀说：“你回来吧。”张刚回到公安局，李姓男子的“一双睾丸”这次竟然没有跟随而来。张刚回到局里工作一个月，另外部门的人见到他时，仍然以为他是来局里办事的，不知道他已经调回来了，问他最近为何总是往局里跑，看守所出了什么事？张刚说他调回来工作了。这些人十分惊讶，说怎么没见到大门外有“一双睾丸”？局长副局长们也感到惊讶，有一次开会时，一位副局长忍不住说：“大门口的睾丸没了，怎么回事？”“一双睾丸”虽然失踪了，张刚仍然有些忐忑，每天上班下班时，眼睛不由自主往大门口寻找，确定李姓男子没有出现，悬着的心才会放下。起初张刚担心李姓男子可能是病了，病愈后还会来到公安局的大门口晃荡。可是三个月过去了，半年过去了，“一双睾丸”始终没有出现，张刚终于松了一口气，觉得自己可以开始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了。一年多以后，当公安局里的人完全忘记“一双睾丸”时，李姓男子出现了。这次他没有举着“还我一双睾丸”的牌子，而是背着一个黑包长驱直入，公安局的门卫看见这个身影与一辆从里面出来的面包车擦身而过，门卫对着这个身影喊叫了几声，问他是干什么的，他头也不回地说：“谈工作的。”门卫叫道：“过来登记一下。”门卫话音刚落，李姓男子已经走入公安局的大楼，他在过道里向一个警察打听张刚在哪个办公室。那个警察说张刚在五楼的503房间之后，觉得李姓男子有些面熟，不过没有想起来四年前大门口闻名遐迩的“一双睾丸”。李姓男子没有坐电梯，他担心在电梯里被人认出来，而是沿着楼梯走上五楼，他走进503房间时，有四个警察坐在里面，他一眼认出张刚，拉开黑包走过去叫上一声：“张刚。”正在桌子上写着什么的张刚抬起头来，认出了李姓男子，就在张刚疑惑地看着他时，他从黑包里抽出一把长刀砍向张刚的脖子，鲜血喷涌而出，张刚用手捂住脖子，身体无力地靠在椅子上，刚刚发出两声呻吟，长刀刺进他的胸口。另外三个警察这时才反应过来，三个警察起身冲过来，李姓男子从张刚的胸口拔出长刀，挥向这三个警察，三个警察只能用胳膊招架，他们被砍得鲜血淋淋，逃到走道里大声喊叫：“杀人啦，杀人啦……”公安局的五楼乱成一团，李姓男子浑身是血见人就砍，一边砍一边呼哧呼哧喘气。后来其他楼层的警察也赶来了，二十多个警察挥舞电棍，才将已经没有力气靠在墙上的李姓男子制服。张刚死在送往医院的救护车里，李姓男子半年后被执行了死刑。这个杀人案轰动我们的城市，人们议论纷纷，说这些警察平日里耀武扬威，其实个个都是废物，一个没有蛋子的男人都能够轻而易举砍死一个警察，砍伤九个警察，其中两个重伤。如果换成一群有蛋子的男人，还不将公安局杀得尸横遍野。公安局里的警察听到这些议论后很不服气，他们说不知道这个李姓男子是来杀人的，否则早就把他制服了。有一个警察对他的几个朋友说，平日里背着包来公安局的都是送礼的，谁也没想到这个人从包里拿出来的不是礼物，是一把杀人的刀。后来的十多年里，张刚的父母一直努力为儿子争取烈士的称号。起先市公安局不同意，理由是张刚并非因公殉职。张刚的父母踏上漫漫上访路，先去省里的公安厅，后去北京的公安部。市公安局对张刚父母的上访头疼不已，有一年北京两会期间，张刚父母曾经在天安门广场上打出横幅，要求追认他们儿子为烈士。这让北京有关部门十分恼火，省里和市里的相关部门受到严厉批评。市公安局只好向上面打报告，请求追认张刚为烈士。省公安厅上报北京，北京一直没有批复。张刚的父母仍然坚持不懈上访，尤其是北京召开两会和党代会期间，他们都会跳上北上的火车，可是每次都被阻截在途中，然后关押在不同的小旅店里，等到北京的会议结束，他们才被释放。张刚父母为儿子争取烈士称号的上访故事在网上披露后，市里不再派人阻截和关押张刚父母，更换了一种方式，每当北京召开两会或者党代会的敏感时期，他们都要派人陪同张刚父母出去游山玩水，张刚父母每年都能够享受到只有领导们才能享受的公款旅游。张刚父母经历了漫长的没有结果的上访之后，绝望的心态变成了游戏的心态，每当敏感时期来临，他们就会向市里提出来，还有哪个著名的风景区没有去过，意思是要去那里旅游。市里为此叫苦不迭，说是十多年来花在张刚父母身上的钱差不多有一百万了。第五天我寻找我的父亲，在这里，在骨骼的人群里。我有一个奇妙的感觉，这里有他的痕迹，虽然是雁过留声般的缥缈，可是我感觉到了，就像头发感觉到微风那样。我知道即使父亲站在面前，我也认不出来，但是他会一眼认出我。我迎着骨骼的他们走去，有时候是一群，有时候是几个，我自我展览地站在他们前面，期望中间有一个声音响起：“杨飞。”我知道这个声音会是陌生的，如同李青的声音是陌生的那样，但是我能够从声调里分辨出父亲的叫声。在那个离去的世界里，父亲叫我的声音里总是带着亲切的声调，在这个世界里应该也是这样。这里四处游荡着没有墓地的身影，这些无法抵达安息之地的身影恍若移动的树木，时而是一棵一棵分开的树，时而是一片一片聚集起来的树林。我行走在他们中间，仿佛行走在被砍伐过的森林里。我期待父亲的声音出现，在前面、在后面、在左边、在右边，我的名字被他喊叫出来。我不时遇到手臂上戴着黑纱的人，那些被黑纱套住的袖管显得空空荡荡，我知道他们来到这里很久了，他们的袖管里已经没有皮肉，只剩下骨骼。他们和我相视而笑，他们的笑容不是在脸上的表情里，而是在空洞的眼睛里，因为他们的脸上没有表情了，只有石头似的骨骼，但是我感受到那些会心的微笑，因为我们是同样的人，在另外一个世界里没有人会为我们戴上黑纱，我们都是在自己悼念自己。一个手臂上戴着黑纱的人注意到我寻找的眼神，他站立在我面前，我看着他骨骼的面容，他的前额上有一个小小洞口，他发出友好的声音。“你在找人？”他问我，“你是找一个人，还是找几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