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天,母娣,”妈妈着急了,“你你你,我的衣服不要烫好不好?我反正随便——” 婆婆眼睛都不抬,仔细把内裤的边扯平,仔细用烫斗熨过,一边说:“我横坚要烫衣服,你们的当然一并都烫了嘛!” 妈妈想说:“可是内衣是里面穿的,谁都看不见,何必烫呢?”但她话到嘴边又没开口,她知道婆婆会说:“咦,里外一致嘛!内衣烫了,穿起来舒服,无害呀!” 妈妈回到自己的客房,发觉本来乱堆在床上的两床被子,已经折成两块豆腐干,整整齐齐地摆着。她转身对爸爸说: “明天出门就把这房间锁起来,免得母梯又进来整理内务,怎么样?” “不行,”做儿子的横倒在豆腐干被褥上,凌空踢掉鞋子,说,“不要她做事,母娣会觉得人生乏味。你知不知道,她明天要去‘老人院’里做义工,去慰问‘老人’!我猜想,她恐怕还想唱歌给那些‘可怜的老人’听呢!”他的名字叫做“人”--------------------------------------------------------------------------------久别 妈妈从城里回来,小男孩挣脱保姆的手,沿着花径奔跑过来,两只手臂张开像迎风的翅膀。 妈妈蹲下来,也张开双臂。两个人在怒开的金盏菊畔,拥抱。小男孩吻吻妈妈的颈子、耳朵,直起身来瞧瞧久别的妈妈,又凑近吻妈妈的鼻子、眼睛。 妈妈想起临别时安安呕心沥血的哭喊、凄惨的哀求: “妈妈——安安也要——进城去——买书——” 脸颊上还有眼泪的痕迹;这一场痛苦的久别毕竟只是前前后后六个小时。 妈妈牵着嫩嫩的小手,走向家门,一边轻声问: “宝贝,妈妈不在的时候,你做了什么?” 其实不问也知道:吃午餐、玩汽车、与保姆格斗着不上厕所、到花园里去采黑草莓、骑三轮车、湿了裤子…… 可是这小孩平静地回答: “我想事情。” 妈妈差点扑哧笑出声来——两岁半的小孩“想事情”?偷眼看看小男孩那庄重的神色,妈妈不敢轻率,忍住笑,问他: “你想什么事情?” “嗯——”小男孩庄重地回答,“我想,没有妈妈,怎么办。” 妈妈一怔,停了脚步,确定自己不曾听错之后,蹲下来,凝视孩子的眼睛。 安安平静地望着妈妈,好像刚刚说了“妈我口渴”一样的寻常。快乐 “为什么一个男人忙于事业,就没有人想到要问他:你怎么照顾家庭?为什么一个女人忙于事业,人们就认为她背弃了家庭?这是什么白痴的双重标准?为什么你公务繁忙是成功的表现,我公务繁忙就是野心太大、抛弃母职?” 咆哮了一阵之后,妈妈就背对着爸爸,不再理他。 安安拎着根细细的柳枝,从草丛深处冒出来,草比人高。 他看见爸爸在生火,腌好的烤肉搁在野餐桌上。他看见妈妈坐在草地上,阳光透过菩提树叶,一圈一圈摇摇晃晃地照着她的背脊。 “妈妈,你在干什么?”像个老朋友似地挨过去,和妈妈肩并肩。 “妈妈在——”做母亲的迟疑了一下,“在想事情。” 安安握着柳枝,做出钓鱼的姿态。 “想什么事情呀?” “想———” 妈妈不知道怎么回答。她不愿意敷衍这小小的人儿,因为她觉得这不及草高的小小人儿是个独立而庄严的生命,她尊重。然而,她又怎么对两岁半的人解释:婚姻,和民主制度一样,只是人类在诸多制度中权衡利弊不得已的抉择;婚姻幸福的另一面无可避免的是个人自由意志的削减。她又怎么对两岁半的人解释:这个世界在歌颂母爱、崇敬女性的同时,拒绝给予女人机会去发挥她作为个人的潜力与欲望?她怎么对孩子说:妈妈正为人生的缺陷觉得懊恼? “你在想什么,妈妈?”钓鱼的小男孩提醒深思的母亲。 母亲叹了口气,说:“妈妈不快乐!”伸手去揽那小小的身体。 小伙伴却站直了身子,摸摸妈妈的脸颊,正经地说: “妈妈不要不快乐。安安快乐,妈妈快乐。妈妈快乐,爸爸快乐。” 母亲像触了电似地抬起头来,不可置信地问:“你说什么?你说什么?” “安安很快乐呀。安安快乐,妈妈快乐。妈妈快乐,爸爸快乐。” 妈妈抱着头坐着,好久不动,像睡着了一样。她其实在倾听那草丛后面小溪淙淙的流声。那不说话、不讲理论的小溪。她终于站起来,拍拍身上的泥草,牵起小伙伴的手,往溪边走去。 “我们去找爸爸,”她说,“他一定在捡柴。”你的眼睛里有我 “女娲就捡了很多很多五色石,就是有五种颜色的石头,又采了大把大把的芦苇,芦苇呀?就是一种长得很高的草,长在河边。我们院子里不是种着芒草吗?对,芦苇跟芒草长得很像。 “女蜗就在石锅里头煮那五色石,用芦苇烧火。火很烫,五色石就被煮成石浆了。石浆呀?就和稀饭一样,对,和麦片粥一样,黏黏糊糊的……” 一个白雾蒙蒙的下午,母子面对面坐着。华安跨坐在妈妈腿上,手指绕着妈妈的长发。 “你记不记得女娲为什么要补天呢?” 安安沉吟了一下,说:“下雨,共工。” “对了,水神共工和火神打架,那火神的名字妈妈忘了——” “祝融啦!妈妈笨。” “好,祝融,打架的时候把天戳了一个大洞,所以大水就从天上冲下来,把稻田冲坏了——稻田呀? “草原那边有麦田对不对?稻田跟麦田很像,可是稻田里面灌了很多水——不是不是,不是共工灌的,是农夫灌的。那稻田哪,好香,风吹过的时候,像一阵绿色的波浪,推过来淡淡的清香……” 妈妈想起赤脚踩在田埂上那种湿润柔软的感觉,想起在月光下俯视稻浪起伏的心情。她曾经在一个不知名的小镇上、一个不知名的旅店中投宿。清晨,一股冷冽的清香流入窗隙,流入她的眼眉鼻息,她顺着香气醒过来,寻找清香来处,原来是窗外弥漫无边的稻田,半睡半醒地笼在白雾里…… “我讲到哪里了?哦,女娲看到人受苦,心里很疼,想救他们,所以去补天。可是安安,你记得人是谁做的吗?” 安安不回答,只是看着母亲的眼睛。 “女娲有一天飘到一个湖边,看见清水中映着自己的影子:长长黑亮的头发,润黄的皮肤,好看极了。她想,这美丽的地上没有像她一样的东西,太可惜了。 “所以嘛,她就坐在湖边,抓了把黏土,照着湖里头自己那个样子,开始捏起来。 “哎,安安,你怎么了?你是不是在听呀?不听我不讲了?!” 安安只是看着母亲的眼睛。 “女娲捏出了一个泥娃娃,然后,她对准了泥娃娃的鼻眼,这么轻轻地、长长地、温柔地,吹一口气,那泥娃娃,不得了,就动起来了。跳进女娲怀里,张开手臂紧紧抱着她的脖子,大叫‘妈妈!妈妈!’女娲看见那泥娃娃长得就和湖中自己的影子一模一样。” “安安,你到底在看什么?” 小男孩圆睁着眼,一眨也不眨,伸手就来摸妈妈的眼珠,妈妈闪开了。 “你在干什么,宝宝?” 宝宝情急地喊出来,“妈妈,不要动……”一边用两只手指撑开母亲的眼帘。 “你在看什么?” “我在看——”安安专注地、深深地,凝视着母亲的眼睛,声音里透着惊异和喜悦,一个字一个字地宣布: “妈妈,你的眼睛,眼珠,你的眼睛里有我,有安安,真的……” 说着说着激动起来,伸出手指就要去抚摸妈妈的眼珠——“真的,妈妈,两个眼睛里都有……” 妈妈笑了,她看见孩子眼瞳中映着自己的影像,清晰真切,像镜子,像湖里一泓清水。她对着孩子的眼瞳说: “女娲欢欢喜喜地给泥娃娃取了个名字,一个很简单的名字,叫做‘人’。”啊!洋娃娃-------------------------------------------------------------------------------- 安安背着小背包,看着海关人员神气的帽子,他没有注意爸爸那依依不舍的眼光。 “小东西,”爸爸蹲下来,大手捧着安安的脸颊,“到了台湾可别把爸爸忘记了。” 小东西一点不被爸爸的温情主义所动,他用德语说: “爸比,我以后不要当垃圾工人了;我要做机场警察,好不好?” 爸爸看着母子俩手牵手地走过关卡,眼睛像条透明的绳索,紧紧系着两人纤弱的背影。 那背影,一会儿就被人群抹去了。 在飞机上,安安像飞行老手似的,坐下来就把安全带扣上,动作熟练。可是几分钟以后,他又玩起三岁小孩的游戏——眼睛凑在椅缝中,和前后左右的旅客玩躲猫猫。德国旅客倒也好脾气地逗着他玩。 “妈妈,这些德国人都去台湾吗?” “不是。有的去巴基斯坦,有的去泰国,还有的去菲律宾。只有一部分去台湾。” 到了卡拉奇,上来了一些巴基斯坦和印度人。安安睁着眼睛,竖着耳朵: “妈妈,他们是什么人?讲什么话?” “巴基斯坦人讲厄度话;印度人讲印度话,宝宝。” 宝宝站在椅子上观察了一下,点点头下结论: “他们比较黑,妈妈。” “对呀,因为这里比较热,太阳把皮肤晒黑了。” “还有,妈妈,大概那泥土也比较黑。” “什么泥土?”做妈妈的听迷糊了。 “泥土呀!”安安用手比着,作出捏弄的手势,“女娲在做他们的时候,大概用了比较黑的泥土,对不对?” 停在曼谷,黑发黑眼的旅客陆续进来。一个泰国小女孩,五岁吧,扎着蝴蝶辫子,挨过来,和华安静静地对看。 女孩开口说了什么,安安困惑地转头问: “妈妈,她讲什么?她不是中国人吗?” “不是,她是泰国人,讲泰国话。” “怎么,”安安眼睛盯着女孩,“怎么,怎么跟中国人长一样呢?” “很像,不是一样,宝宝。”妈妈想了一想,又说: “你看那马跟驴子不也很像,但马是马,驴子是驴子嘛,是不是?” “嗯!”安安同意了,再提醒妈妈:“还有苍蝇跟蜜蜂也很像,还有……还有狼跟狼狗很像,还有……鹭鸶跟鹤很像,还有……” ※ ※ ※ 从马尼拉上机的人特别多。每个人手里都拎着挂着背着大包小包的东西:牛角、草帽、藤篮、烟酒礼品……每个人都带着兴奋的神色,大声地呼唤、交谈。机舱顿时像个百货市场。 “喂,你那瓶XO多少钱?” “五十美金,你的呢?” “哇噻!我在机场免税商店买的,五十六块。上当了,一头撞死哦我!” “小姐小姐,这是英文表格,我不会填怎么办?” “张太太,没关系,护照拿来我帮你填。” “拜托拜托,不要压到我的牛角……” 安安把头依在椅背上,圆亮的眼睛一眨都不敢眨,望着蠢动喧哗的人群,震惊得忘了说话。 回过神来,他轻声问妈妈: “妈妈,这么多人——他们都说中国话。他们,都是中国人吗?” 妈妈忍不住笑了,她突然了解了小男孩的迷惑和震惊:在安安的世界里,天下只有一个人是说中国话的,那就是他甜蜜的妈妈。中国话,就是“妈妈的话”。世界上所有其他人——幼稚园的小朋友、卖冰淇淋的大胖子、对街常给他巧克力的考夫曼太大、按门铃的邮差、秃头的油漆师傅、一身黑制服扫烟囱的人,当然,还有让他做马骑的爸爸——都是,都是说德国话的。 怎么,怎么这飞机上突然进来这么多这么多人,这些人全讲安安“妈妈的话”? 安安吃惊极了,又有点他自己不太理解的喜悦:这些人叽叽喳喳的话,他全听得懂!就好像那个国王,看见两只鹤在花园里散步,他突然发觉自己听懂了鹤的私语…… “好可爱的洋娃娃!”一个女人尖叫了一声,其他几个女人也凑了过来,围着惊魂未定的小男生。 “What is your name?” “Where do you come from?” 女人七嘴八舌地和安安说话,用英语。 这一回。安安真被搞糊涂了,他转头问妈妈,声音里充满困惑: “妈妈,她们为什么跟我讲英语?” 女人吓一大跳,又尖叫一声: “哇!他会说中文!是中国小孩吔!好厉害哦……” 有人还不死心,坚持用英语问: “What's your name?” 现在安安镇定下来了,他说: “阿姨,我不会讲英文,我只会讲德语。你会不会?” ※ ※ ※ 桃园有条长长的街,街中间坐着个大庙,庙这边叫庙前,庙那边叫庙后。舅妈告诉做客人的妈妈,可以到庙前庙后去买些衣服给安安。安安若有所思地问: “妈妈,为什么龙行叫我妈妈‘姑姑’,我叫他妈妈‘舅妈’?为什么他叫奶奶‘奶奶’,我叫奶奶‘外婆’?为什么叫龙行的爸爸‘舅舅’?为什么叫楚戈‘舅舅’,叫隐地‘叔叔’,那昨天那个大肚子的又变成‘伯伯’?为什么——” “嘘——”妈妈气急败坏地打断安安的质问,努力转移他的注意:“计程车来了,我们先到庙后去。” 庙后的衣服店可真多哪,一家接着一家,走道上都挤满了衣服,安安欣喜地在布堆里团团转,忽隐忽现的。 “哎,阿玉啊,赶紧来看,这有一个洋娃娃!”看店的女孩大声招徕。妈妈一转身,发现安安已经在重重包围之中。有人摸他头发,有人牵他的手。 “眼睛好漂亮!What's your name?” 妈妈来解围的时候,女孩子们恍然大悟地说: “啊!原来是混血儿!” 现在妈妈也在重重包围中了: “他爸爸是哪一国人?” “你们住在哪里?” “啊你们怎么会认识?在哪里认识的?” “他爸爸漂不漂亮?几公分高?” “为什么爸爸没有来?他在做什么事?” “你们结婚多久了?要几个小孩子?” “啊怎么小孩长得都不像你?” 胖胖的老板娘从里间出来,女孩子们让出一个空隙,老板娘说: “这是你的囝仔?” 我点点头。她大声说: “那怎么可能?这囝仔这么漂亮!” ※ ※ ※ 走出小店,妈妈紧紧拉着安安小手,挥停了计程车。安安不高兴地抗议: “我不要回家。舅妈说还有庙前,我还要去庙前的街呀!你也说要去的!” “可爱的洋娃娃——”妈妈搂着扭来扭去的小小身体,长长叹了口气: “妈妈受不了了!”寻找幼稚园-------------------------------------------------------------------------------- 五岁的表哥对三岁半的表弟说: “那辆白色的警车给我!” 表弟不放手,急急地说: “Nein,Nein,das gehort mir!” “你已经玩很久了嘛!”表哥不高兴了。 “Du hast auch ein Auto。”表弟也不高兴了。 ※ ※ ※ 妈妈忍不住将报纸放下,仔细听起表兄弟俩的对白。这又是一个新发现:安安竟然和龙行说德语! 为什么?他和外公外婆舅舅舅妈都说国语呀! 这还是他们回到台湾的第一天。观察了两天之后,妈妈就恍然大悟了:在德国,安安每天上幼稚园。在他的世界里,所有的小人儿都是说德语的;德语就是沙坑、秋千、小汽车、吵架的语言。龙行也是个小人儿,这个小人儿却说不一样的话,真是矛盾极了。刚下飞机的安安一下子扭转不过来。 ※ ※ ※ 有一天早上,妈妈一边帮安安梳头,一边说: “今天带你去幼稚园看看。” 安安有点紧张:“是不是跟德国的幼稚园一样?” “嗯——”做母亲的沉吟起来,她已经不记得自己的幼稚园年代了,虽然还记得破碎的儿歌词“排排坐、吃果果……”今天的孩子还“排排坐”吗? 手牵着手,妈妈紧张地看着轰隆轰隆川流不息的车辆,找不到空隙过街去。她觉得头昏心跳,手掌出汗,在路边支撑了很久,却看见对面穿制服的一个小萝卜头若无其事地穿梭过街。她终于也过去了。 园长带妈妈去看小班。妈妈首先注意到房舍的结构是台湾典型的“教室”,正正方方的一个房间,开着正正方方的窗和门。“教室”的布置也是她在台湾长大过程中所熟悉的:前面挂着黑板,对着黑板的是一列一列整齐的桌椅。此刻,小小教室里坐着密密麻麻的人。老师站在前面,正在教孩子们认字。 “还是排排坐,四十年都没有变!”妈妈心里想着。在德国的幼稚园里,房间不像“教室”,倒像个家庭起居室。一个角落里是玩家家酒的地方,放着娃娃的床、衣柜、玩具厨房、小桌小椅。另一个角落里叠着厚厚的海绵垫,是聊天和翻滚的地方。右边的墙角下铺着一张地毯,玩积木造房子就在这张地毯上。左边的墙角下有一张矮胖的方桌,四周围着矮胖的小椅子,剪纸劳作就在这张桌上。其他还有几落桌椅,散置各处。 清晨七点半,幼稚园开门。零星几个小把戏就被爸爸或妈妈送来了。来得这么早,多半因为爸妈两人都得上班。陆陆续续的,孩子越来越多。安安通常九点才到,看他起得多迟。到九点半,大概所有的同学都到了,总共有廿个。 到了之后做什么?洁西卡坐到早餐桌上开始吃妈妈准备好的面包和乳酪;桌上已经摆着牛奶和果汁。丹尼尔快步冲到积木毯上,开始一天的巨大工程;瑞莎乖巧地挨到克拉太太身边去,要了把小剪刀,动手做纸灯笼;路易和多莉正在角落里扮演医生和护士,多莉怀里抱着一个生病的娃娃,很心疼的样子;玩组合玩具的卡尔和汤玛士正在怒目相视,马上就要厮打起来;华安正从墙边玩具柜里抽出一盒拼图,今天早上,就从这个开始吧! “要来的孩子实在太多,我们校舍来不及建,所以,”园长正在向妈妈解释,“所以就挤了点。这个小班,现在一个老师带四十个孩子。” “我们校车一大早去巡回接小朋友,到校时间大约是早上八点。”园长指了指停车场上一列排开的娃娃车。 “八点到了之后做什么呢?”妈妈细细地问。 “八点到九点是自由活动时间,孩子们可以在操场上玩。九点开始上课——” “上课?上什么课?”妈妈诧异地问,她看见教室里三岁大小的孩子,好像坐都坐不稳的样子。老师声嘶力竭地在说什么,娃娃们有的在说话,有的在扭动,有的在发呆。 “我们有认字课、美术、音乐、体育、算术,还有英文……早上三节课,每一节四十五分钟。” 这岂不是正规小学了吗?妈妈开始担心起来:华安从来还没有经历过“组织”性的团体生活,他不曾排过队伍,不曾和小朋友动作齐一地对“老师”一鞠躬,不曾照固定位置“排排坐”过,更不曾上过所谓的“课”。在他的幼稚班上,小朋友像蜜蜂一样,这儿一群、那儿一串,玩厌了积木玩拼图,玩厌了拼图玩汽车,房间里头钻来钻去的小人儿,像蜜蜂在花丛里忙碌穿梭,没有一个定点。 团体活动,倒也不是没有。譬如体育,孩子们学着翻筋斗、跳马、玩大风吹;譬如唱歌,孩子们围着弹吉他的老师边弹边唱;譬如画画,每个小人儿穿着色彩斑斑的兜兜坐在桌边涂抹。但是这些所谓团体活动,只不过是大家同时做同一件事情,并不要求规范和齐一。而且,不愿意加入的孩子尽可以独自在一旁做他愿意做的事情。 “他甚至还没有上课和下课这种时间规范的概念——”妈妈似乎有点抱歉地对园长解释,“在德国的幼稚园里,孩子们只有一件事,就是玩、玩、玩……” 正说着,老师带着小班萝卜头鱼贯而出。有些孩子们兴奋得控制不住,冲出门来,被园长一把逮住:“不可以!操场是湿的,今天不可以出去玩!” 老师赶忙过来,七手八脚地把小逃犯归队。走廊下,四十个小人儿手牵着手排成两列,等着,眼睛羡慕地望着操场那头正从滑梯上溜下来的华安;他的裤子和袜子早就湿了,妈妈知道。 “小朋友,手拉好,要走了!”老师大声地发号施令。 “去哪里呀?”妈妈惊讶着。 “上厕所。”园长说。 “集体上厕所?”妈妈呆呆地问。 “对,”园长耐心地解释,“孩子人数太多,如果上课的时间里,一下去这个,一下去那个,没办法控制。所以每一个小时由老师全体带去。上课中途尽量让小朋友克制。” “哦!”妈妈心沉下来,这个,安安怎么做得到;他可是渴了就上厨房拿水喝、急了就自己上厕所、累了就到角落里自顾自看书的,他怎么适应这里空间、时间、和行为的种种规范? ※ ※ ※ 妈妈沮丧地走出“精英幼稚园”。她真想让她的宝贝经验一下中国的幼稚教育,不只是学习语言,还有潜移默化的文化传承,都是她想给予华安的,然而那时间、空间、行为的三重规格又使她忐忑不安:这真是三岁的孩子需要的吗? 舅妈听了安妈妈的叙述之后,安慰着说: “没关系!在台北也有那种开放式的幼稚园,就和你说的德国幼稚园相似。不过很贵,听说平均一个月要四千多块。” 妈妈傻了眼:“三百马克?”安安的幼稚园也只要一百马克,而台湾人的平均所得是西德人的二分之一不到,这幼稚园岂不昂贵得离谱?为什么呢? 舅妈摇摇头,没有答案;她还没告诉妈妈,如果三岁的宝宝要加入儿童英语班、如果要加入天才钢琴班、如果要加入文豪作家班……她想想,算了算了,让妈妈和安安好好度假吧!神话·迷信·信仰-------------------------------------------------------------------------------- 安安踏进了一座庙,他的眼睛一亮。 这是一个充满了声、光、色彩、味觉的世界。道士手中的铃“叮铃叮铃”地响着,嘴里喃喃地唱着说着,和一个渺杳的世界私语。身上的红袍耀眼似光,和神案前跳跃的烛火彼此呼应。 那香啊,绵绵幽幽地燃着,青色的烟在清脆的铃声里穿梭着缭绕着上升。屋梁垂下金彩华丽的大灯笼,香烟回绕着灯笼。 在回廊边的小厢房里,一个红袍黑帽的道士对着床上一套旧衣服作法。那是一件男人的汗衫和短裤,都是白色的。面容忧戚的家属靠墙站着,看着道士摇铃,吟唱——他用哭的声音唱着: “回来吧!回来吧!回来吧!” 道士拿着一个小碗,往旧衣服上喷水。 安安紧紧牵着妈妈的手,问:“他们在做什么?” 妈妈不知道怎么回答。 ※ ※ ※ 从另一个小厢房里,传来婴儿的哭声。 一个脑后束着发髻的老妇人怀里抱着婴儿,婴儿年轻的母亲一脸烦恼地站在一旁。道士手里拿着铃,在婴儿的头上不停地旋转、旋转…… 妈妈注意到那老妇人发髻油亮光滑,缀着一列润黄色的玉兰花,注意到那婴儿在苦热的七月天里密密包扎在厚毛毯中,孩子的脸红通通的,有点肿胀…… 安安仰脸问妈妈:“他们在做什么?” 妈妈不知道怎么回答。 ※ ※ ※ 安安踏进了一座教堂,他的眼睛一暗。 黑暗像一道铁做的闸门,一落下来就切开了门里门外两个世界。 门外是阳光灿烂的广场。喷泉的水放肆地冲向天空,又恶作剧地垮下来,喷溅回地上。游人像鸭子一样,伸着长长的脖子张望,瞪着好奇的大眼,露天咖啡座上满满是人,大人喝着热腾腾的咖啡,小孩舔着黏糊糊的冰淇淋。一个披着金发的女孩闭着眼睛,拉着她的小提琴,大胸脯的鸽子展翅飞来,停在她的琴盖盒上。小提琴的声音真像森林里的小河…… 门里是幽暗的。 人们屏息呼声地穿过长廊,通往祭坛,那唯一有光的地方。阳光,穿过色彩斑斓的玻璃,在阴冷的板登上投下那么温暖的光泽。小男孩站在黑暗里,仰头看那扇盛着阳光的彩色玻璃,数着颜色。他看了很久很久。 一转身,他看见墙上挂着一个巨大的东西,黑幢幢的,他揉一下眼睛。 墙上吊着一个人,比真人还要大很多,木头做的。没有穿衣服,只是腰间拦了块布。两手大大的张开,头垂下来。胸膛上全是血,好像还流着。 安安知道这个人是谁。 他紧紧牵着妈妈的手,用颤抖的、微弱的声音说: “妈妈,他是真的还是假的?” 在幽幽的烛光中,妈妈说: “他本来是真的人,但这个是木头做的,是假的。” “妈妈,”小男孩紧紧挨着,噤声说:“我们出去好不好?他们为什么把他弄得这么可怕?” 妈妈不知道怎么回答。 ※ ※ ※ 走出黑暗的闸门,阳光劈头倾泻下来,把小男孩的头发照得晶晶亮亮的。小提琴的乐声从喷泉那边袅袅飘来。 爸爸的大手递给安安一支肥胖蓬松的棉花糖,粉红色的。 妈妈其实是有答案的。 那个往旧衣服上洒水的道士,在“招魂”。渔村的人们,靠在大海的脚边生活。深邃奥秘的大海给予他们丰盛的生,也给予他们冷酷的死;大海不欠人任何解释。妈妈曾经在渔村沙滩上看见一条人腿,一条本来可能黝黑结实,现在却被盐水泡白泡肿的腿。 谁知道那条腿属于谁呢? 只是有的丈夫没有回来;有的儿子没有回来,回来的只是船,和这些丈夫、儿子有关的人,戚苦着脸,就到庙里头去找那黑帽红袍的使者,怀里夹着一包丈夫和儿子曾经穿过的、贴身的衣服。 那满脸通红的婴儿,大概已经哭闹了一天一夜。他的皮肤上也许长满了一粒一粒的痘子,他的舌头上也许冒出了一层白膜。或许他什么也没有,只是裹身的毛毯太厚太紧,使他喘不过气来。 可是他的“阿妈”认为他身上附了鬼气,受了惊骇。庙里那个镶了金牙的道士会帮孩子“收惊”。出门时,她在怀里攒了一个红包,不小的红包,因为道士在“收惊”之后,还会给她一小包香灰,给孩子泡奶吃下。 那吊在墙上、胸膛流着血的,本来是个“真”的人。他用他特别温暖厚实的手抚摸病人的脸;用他坚定诚恳的声音告诉手握石头的人们,爱比审判重要;用他身上的血和伤痕告诉软弱的人,牺牲有时候比生命还要高贵。 后来的人,不曾亲眼见过他的人,就用各种材料:木、石、土、塑胶……做成他的形像,架在公路边,让开车的人看见;放在山顶上,让路过的人仰望;吊在黑暗的墙上,让忏悔的人流泪。 也让一个三岁的孩子颤抖。 用五色彩石把天上的大洞补起来,将菜园里的大南瓜一指而变成金光闪闪的马车,人淹进水里转化成一株美丽的水仙花……人们说,这叫神话。 摇着铃把流浪的灵魂找回来,念一段经把鬼魂镇住,取一支签把人的一生说定……人们说,这叫迷信。 马利亚处女怀孕,基督在水上行走,瞎眼的人张亮了眼睛,坟破而死人复活……人们说,这叫信仰。 神话。迷信。信仰。 妈妈没有答案,因为她自己迷惑了。 ※ ※ ※ 安安在阳光下舔着粉红色的棉花糖。 教堂尖顶上飞下一只鸽子,颈上环着一圈绿光,摇摇摆摆地踱到小男孩脚边。男子汉大大夫-------------------------------------------------------------------------------- 安安陪母亲到妇产科医生那儿去做例行检查。 褪下裙裤,妈妈坐上诊台,两腿大大的叉开。医生戴上了手套,取出工具。 “妈妈,”安安在门边说,“我也要看。” 石医师看了妈妈一眼,问着:“你介意吗?” 妈妈想了一会,说:“不介意。安安,你可以进来,但是不可以碰仪器。” 安安站在医生身旁,仰头,从一个新的角度看着妈妈。 “石医师,你在干什么?” 医生的手指伸进妈妈体内,安安睁大着眼睛。 “我在摸宝宝的头,看他长得好不好。” 妈妈的肚子圆滚滚的。听说里面有个小孩,等着出来和安安玩汽车。 ‘石医师,你现在在摸什么?” 主治大夫很和蔼地对安安笑了一下,“子宫呀!子宫就是宝宝在妈妈肚里的睡袋。你以前也在里面睡过。” “石医师,那是什么东西?” “这是一个小灯。你看,妈妈肚子里黑黑的,我用小灯照一照,就可以看见里面了。” 妈妈斜躺在那儿,听着一老一幼的对话,想起安安爱看的一本书——《人体的奥秘》。安安把手指放在图片上,嘴里喃喃自语——“吃的东西从这里进去——这是嘴巴——然后溜下来,这是食道——然后在这里拌一拌,里面有酸酸的味道,这是胃……在这里,哎呀!臭死了,这是大肠,拌一拌,变成大便了!出来了!” 今天,他又上了一堂奥秘人体的实习课。 ※ ※ ※ 医生把一种像浆糊似的黏液涂在妈妈光溜溜的肚子上,然后用个什么东西磨那浆糊。荧光幕上出现模糊的影子。 医生在量胎儿头的尺寸。 “石医师,您看得出是男是女吗?”妈妈问。 医生笑笑,有点奸诈的样子,说: “我只看得出是个婴儿,看得出他没有两个头、六只脚。至于是男是女——您一定得知道吗?” 妈妈无所谓地摇摇头。 “对嘛!”石医师把超音波关掉,“人对这个世界已经掠取无度,您不觉得保留一点天机、一点对自然的惊讶,比较美好吗?” 妈妈有点诧异地、仔细端详着这个名气很大的德国医生;他显然向来不告诉产妇胎儿的性别。石医师大约有五十岁,一头鬈曲的黑发下有一双特别柔和的眼睛。 “不要忘记吃每天的维他命……”医生一边嘱咐,一边记录检查结果。 “石医师,”妈妈突兀地插话,“您为人堕胎吗?” 医生愣了——下,摇头.“不,绝不。” “为什么?”妈妈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习惯。 “我爱生!我只负责把生命迎接到这个世界上来;我不切断任何生命。”石医师回答得很干脆。 “那么,”妈妈迟疑地问,“我产后,您是否肯为我结扎呢?” 医生柔和的眼睛笑着,“如果您绝对坚持的话,我当然会做,但是,亲爱的安德烈斯的妈妈,我会花整个下午的时间试图说服您不要结扎——” “为什么?我只要两个孩子。生了老二之后,我就三十八岁了,年龄也不小了。为什么不结扎?”妈妈真的诧异了。她回忆起美国人办的台安医院,在怀安安时,护士就例行公事似地问她产后要不要顺便结扎。 “因为,”石医师好整以暇地说,“结扎是无法挽回的。您想想看,人生无常,万一孩子出了事,您若想再生,结扎了就不可能了,那多可惜!您可以吃避孕药,或者装避孕装置,当然,最好的办法,是让男人结扎,因为男人结扎,不但手术简单,而且随时可以挽回……” “像您这样的女性,”石医师正视着妈妈,“为什么不多生几个?” 妈妈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我我我——我已经三十八岁了——” “三十八岁算什么!”医生很诚恳地说着,“您有能力抚养孩子,您有时间和智慧培养孩子……您这样的妇女不多生几个孩子,谁该生呢?” “唉!”石医师似笑非笑地继续说,“你们这些解放了的女性最难缠!” “您自己有几个孩子?”妈妈不服气地问。 医生笑笑:“五个!” “哦——”妈妈没有声音了。 ※ ※ ※ 一个阳光懒懒的下午,妈妈和几个三姑六婆在艾瑞卡家中喝咖啡。艾瑞卡的儿子已经读研究生了,周末回家来,像圣诞老公公驮着一大袋脏衣服,丢给妈妈洗。有写不出来的专题报告,艾瑞卡就到邻居家去为儿子求救——邻居中反正有的是经济学博士、心理学博士、医学博士、文学博士。 “要男人去结扎?”艾瑞卡差点打翻了咖啡,“当年我不能吃药,因为我对药物过敏,然后装了避孕环,阴道又不断地发炎,只好哀求我丈夫去结扎——你想他肯吗?” 三姑六婆全瞪大了眼睛,齐声问:“不肯?” 艾瑞卡摇摇头:“他宁可砍头!” 海蒂也摇摇头:“我那一位也不肯。” 苏珊勇敢地下结论: “男人对自己缺乏信心,他必须依赖‘那个’东西来肯定自己。” 三姑六婆喝口咖啡,心有所感地点点头。 ※ ※ ※ 在当天的晚餐桌上,妈妈对爸爸特别殷勤,不但给爸爸准备了白葡萄酒和大虾,而且禁止安安爬在爸爸肩头吃饭。 吃过饭,爸爸正要推开椅子起身,被妈妈一把按住,她很严肃地说: “你坐下。我有事情和你商量。” “什么事?”爸爸脸色也变了。他一看妈妈表情就知道有什么灾祸要降临。他坐下。 妈妈小心地把石医师的话重述一遍,然后开始早就准备了一下午的说辞:“所以最理想的办法,是男人去结扎……” 爸爸脸色舒缓过来,说:“好,我去嘛!” “男人结扎手术非常简单,几分钟就好,又不痛苦——”妈妈继续背诵。 “好嘛,我去结扎嘛!” “而且,结扎并不影响男人的能力,你不要有什么心理障碍,有信心的男人——” 妈妈突然停下来,定定地看着爸爸,“你刚刚说什么?” 爸爸耸耸肩:“我以为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我去结扎嘛!怎么这么罗嗦。” 他推开椅子,到客厅去找儿子玩。客厅响起父子俩追打的笑声。 妈妈呆呆地坐在椅子上。渐行渐远-------------------------------------------------------------------------------- 一个无聊的下午,安安说,妈妈,讲讲我小时候的故事吧! 妈妈说,好,你是个婴儿的时候,吃奶像打仗一样,小小两个巴掌,紧紧抓着妈妈的乳房,嘴巴拼命地吸奶,好像整个人悬在乳房上,怕一松手就要掉到海里去了。不到一分钟,就把奶吸得光光的,再去抢另外一只奶…… 那个时候,你一天到晚黏在妈妈胸上。 后来呢? 后来,你会爬了,妈妈在哪个房间,你就爬到哪个房间,像只小狗。妈妈一离开你的视线,你就哭。 后来呢? 后来,你会走了,每天就让妈妈牵着手,走出前门,穿过街,到对面找弗瑞弟玩。 门铃响起来,在角落里玩汽车的华飞一边冲向门,一边嚷着:“飞飞开,飞飞开!” 六岁的弗瑞弟站在门口:“安安,赶快来,我妈在院子里发现了个蚂蚁窝……” “蚂蚁?哦?”飞飞圆睁着眼睛。 弗瑞弟和安安已经冲上了街。两个人都赤着脚。妈妈来不及叫“过街之前要先看左右”,近三岁的飞飞也赶到了马路边。妈妈在后头喊:“停!” 飞飞在路缘紧急煞车。 “有没有车?” 飞飞头向左转,向右转。 “没有。” “跑!” 长着一头鬈毛的小皮球蹦蹦过了街。 妈妈走进厨房。她今天要烤一个香蕉蛋糕。栗子树青翠的叶子轻轻刮着玻璃窗,妈妈有点吃惊:这小树长这么高了吗?刚搬来的时候,比窗子还低呢!和煦的阳光透过玻璃,把晃动的叶影映在桌面。三支香蕉、两杯面粉、一个鸡蛋——— 后来,安安就自己会过街了。这条街是个单行道,车不多,每半个小时有辆大巴士喘着气通过。飞飞爱那巴士的声音。有一次,妈妈在厨房里读着报纸,喝着咖啡,耳里不经意地听着巴士轰轰的声音由远渐近,然后,停了下来,就在厨房外边。妈妈啜一口咖啡,看一行字,突然跳了起来,转了几个弯,冲出门外,果不其然,一岁半的飞飞,个子还没一只狗儿的高度,立在街心,挡着大巴士,仰脸咕噜咕噜吸着奶瓶,眼睛看着高高坐着的司机。 后来,大概是安安离开幼稚园没几天的时候吧,他和弗瑞弟勾肩搭背地出现在妈妈面前:“妈妈,我们可不可以自己去游戏场?” 妈妈呆住了。那个有沙堆、滑梯的游戏场离家也只不过四百公尺吧?可是,孩子自己去?种种可怕的布局浮现在做母亲的脑里:性变态的男人会强奸小男孩、小女孩,会杀人弃尸;亡命之徒会绑架小孩、会撕票;主人没看好的狗会咬人,把肠子都拖出来;夏天的虎头蜂会叮人,叮死人…… “妈妈,可不可以?”有点不耐烦了,哥儿俩睨着这个三心二意的女人。 妈妈离开书桌,单脚跪在安安面前,这样两个人的眼睛就可以平视了。妈妈握着孩子的手,慢慢地说: “你知道你只能走后面那条人行步道?” 安安点头。 “你知道你不可以跟陌生人去任何地方?” “知道。”声音脆脆的,“他有糖我也不去。” “如果,”妈妈说,“如果他说要带你去看兔子呢?” 小男孩摇头:“也不去。” 妈妈站起来,摸摸孩子的头:“好,你们去吧!” 两个人学着出草的番人,呼啸着追逐而去。 从此,安安就像一个云游四海、天涯飘荡的水手,一回家就报告他历险的过程:游戏场边有一片大草原,埋在草丛里全是土拨鼠。草原上一棵不知名的枯树,枝桠上永远停满了乌鸦,在那儿对着天空“嘎嘎”叫着。树丛里则有野兔,好大的耳朵,尾巴却那么短,身体很胖,有一只九斤重的猫那么大。秋千旁边那棵树,结满了绿色的豆豆,豆豆还附着一片像蜻蜓翅膀似的薄薄的筴,你把这豆子往天上一丢,它掉下来,那翅膀就一直转一直转,像降落的直升机,也像蝴蝶——— “妈妈,”一大早,安安竟然已经穿戴齐整,立在妈妈床前,“我想去幼稚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