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软禁 1965年底，上海。入冬之后始终没有下雨。天气干冷干冷的，让人觉得干燥的风是一把火，吹得人脸上老是有一种火灼的感觉。闸北那一带接连出了几场车祸，交通部门调查原因，发现有两个司机是将一只手插在裤兜里，只用一只手开车。交通部门立刻发出紧急通知，警告说如果再有用一只手开车肇事的，就对肇事的司机以故意伤害罪论处。 就在交通部门忙着召开宣传交通安全常识会议的时候，另一个会议也在上海召开着，那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由毛泽东亲自主持的这个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处理罗瑞卿的问题。在会议召开前三天，毛泽东就在一份报告上就罗瑞卿问题做了如下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政治局常委紧急扩大会遵照毛泽东的批示，揭发批判了罗瑞卿反党篡军的罪行。国防部长林彪的老婆叶群出席了这个会议，这个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军衔只是上校，被人戏称为浑身上下都是假的女人在会上竟然做了最有份量的发言。她说，罗瑞卿掌握了军队大权，一旦出事，损失太大；他的个人主义已经发展到野心家的地步，除非林彪同志把国防部长让给他，他当了国防部长又会要求更高的地位，这是无底洞。总书记邓小平开始一直坐在一边吸着烟，什么话也不说，他厌恶这个女人，她不就是因为罗长子没给她一个大校当她才报私怨吗！他最后忍不住了，在抽完第五支烟后他要求发言，为罗瑞卿申辩。但是这立刻招来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海军副司令员李作鹏等军方高级将领的攻击。会议的第八天，林彪代表党中央宣布撤销罗瑞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部长、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一切职务，由杨成武代总参谋长。 1966年春天，关山林被紧急召至北京。一下飞机，一辆黑色的伏尔加小轿车就将他接到西苑的一个戒备森严的大院里。这是总参下辖的一个研究所，涉及的课题与一战、二战、当前国际局势、今后可能发生的世界大战有关。门岗有两道，进出的车辆人等都要经过严格的身份检查。伏尔加在第二道门岗稍作停留时关山林看了看门口那个脸蛋儿红扑扑的持枪小战士，他觉得他那副严肃的样子十分有趣。这时坐在他身边的那位去机场接他的青年军官顺手将车窗上的窗帘拉拢了，分明是不想让关山林看到什么。关山林有些生气，心想，老子在总参工作的时候，你他娘还在吃奶，你装他妈的什么样子！但是伏尔加很快得到许可通过了第二道门岗，关山林把自己的烦恼忘掉了。 关山林被安排在一套单人房间里。这里环境不错，你根本无法相信这是北京的某处地方，因为它更像江南的一座深宅大院。塔松、罗汉树、迎春、红枫和女贞，这些植物生长得生机勃勃，院子曲径通幽；院子外有一片不大的湖，如果不是有两个服装严谨的青年军人一脸严肃地在院子里走过，你不会相信这是一处军营。 后来关山林才知道，他不是唯一奉命被召至这里的人，被召来的人一共有二十几个，他们都是建国后在总参谋部工作过的，每个人都和自己一样，一下飞机或出车站立刻被小车接到这个院子里，并安排进单人房间，在此后半年多的时间里他们再没有见过面。房间的电话线被拆了，饭菜由别人送到房间里，可以在近处走动，但不能走出划定了的小院子，如果偶然和其他的人碰上了，不能交谈，不得打听旁边院子住的是谁，当然，也不能往外写信和打电话。 关山林在进入这个院子里的第二天上午接受了一次谈话，于是他明白他被突然召进京的原因了。 叫什么名字？ 关山林。 多大年纪？ 五十六岁。 哪一年参加革命？ 1927年加入红色少年自卫队。1928年参军。 哪一年入的党？ 1931年二打光山时入的党。 现任党内和军内职务？ 总军械部西南军代处主任、党委副书记。 立过什么战功？受过什么处分？ 大功七次，小功记不清了。受过三次处分。 说清楚是什么处分。 这个档案里有。 我们知道，但是我们想听你自己说。 1945年在冀西因枪毙了一名逃跑的排长受党内警告处分。1960年在湖南因违反组织纪律用五十元钱买了十个鸡蛋受党内批评处分。1963年因军事教条化倾向受行政记过处分。 有没有投过敌？有没有加入过反动党派？ 你们是什么意思？！ 请你坐下，请你回答我们的问题。 没有。 有没有复杂的社会关系？ 没有！ 有没有动摇过对党的信念？ 没有！！没有！ 请你不要激动。好，请你告诉我们，你是什么时候在总参工作的？ 1950年11月至1952年2月。 认识罗瑞卿吗？ 认识。 怎么认识的？ 他是总参领导，总参的人谁不认识？ 你们是什么关系？ 上下级。 我们的意思是，除了工作之外，你们之间还有什么关系？ 没有。 他们要他写材料，所有有关他所知道的罗瑞卿的材料，包括他本人在总参期间所有的经历。对于后者他还能够对付，可前者他就犯难了，他没有什么材料可以提供给他们的。他们对他交上去的材料十分不满意，打回来让他重新写，他们启发他罗哪天在下面说了哪些话，做了哪些事，这些都可以写出来。这回他清楚了，于是就写，某年某月某日，我奉命到总参报到，罗瑞卿同志和我谈话，要我安心总参的工作。某年某月某日，我陪罗总长到某地检查工作，罗总长表扬了谁，批评了谁。某年某月某日，在总参小灶食堂吃饭，罗总长同刘副部长打赌，说自己一顿能吃四条半斤重的鱼，还开玩笑说他前世是猫变的。等等。 材料交上去，人家还是不高兴，说你这哪里是材料？关山林问什么才是材料？人家不直说，而问，难道你就没听到和看到罗瑞卿的篡党篡军阴谋？关山林说，没有，我们都很信任他。人家说，那你是什么态度？关山林火了，说，扯鸡巴淡！我是什么态度，你说我是什么态度？他是我的上级，我是他的下级，我就是这个态度！人家说，你知不知道他现在的情况？你知不知道毛主席和林总在他这个问题上的意见？关山林说，我怎么不知道？文件都传达了。人家说，那你还这样。关山林说，这是这，那是那，两码事儿！人家看关山林执迷不悟的样子，就走了。 过了几天，关山林被带到西山的一个院子里。走的时候神秘兮兮，也不说到哪儿去，也不说有什么事，到了那里人家才告诉他，是林彪同志要接见他。关山林一下子就激动了。从1946年出关进东北一直到调往总参期间，他一直在林总手下工作。他和林总见过几次面，但都没有机会说话。和罗荣桓政治委员倒是说过话，和参谋长刘亚楼就更熟了。作为四野的老兵，他对林总敬仰和钦佩得五体投地，他是他手下的一名光荣的战士呀！关山林坐在那里心潮澎湃地等着，心里想，不知林总现在身体怎么样？等呀等呀，一直等了两个多钟头，终于等来了。但不是林总，是叶群。那个女人一进门就装腔作势地说，哪位是关山林同志呀？关山林站起来，向叶群敬了个礼，说，我是关山林。叶群热情地和关山林握手，说，关山林同志，林总有事不能来，他要我向你问好。关山林感激地说，谢谢！谢谢林总！谢谢叶主任！叶群说，怎么样，关山林同志，我们坐下来谈谈？于是他们就坐下来谈。开始叶群绕了一个圈子，说了一些诸如现在工作得怎么样呀，四野的同志都是好同志呀之类的话，然后她把话锋一转，便说到正题上。叶群说，关山林同志呀，听说你在罗瑞卿篡军夺权问题上有些立场不坚定睐，你是不是有些立场不坚定呀？关山林说，没有，我没有。叶群说，没有就好，他们向我汇报，我就不相信，林总也不相信，四野的老同志，觉悟不可能有这么低嘛。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毛主席和林副统帅态度是十分明朗的，我们应该旗帜鲜明，四野的同志更应该旗帜鲜明。关山林说，这个我明白。叶群高兴地说，明白就好，明白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嘛！我早说过他们小题大作，他们不知道四野，不知道什么是四野，四野是随随便便的吗！ 关山林本来不该再说什么。他们什么都谈了，他们又什么都没谈。叶群显然很忙，她已经欠起身子表示要走的意思了，她走了，一切都结束了，她已经在百忙之中屈驾接见过他了，她不可能再接见他。但是关山林却突然一下子犯了犟毛病，他不想让人认为他是两面派，他不想把一些事弄得模棱两可、含含糊糊。关山林说，叶主任，我还有一句话，这话我得说。组织上要我写材料，我执行，我有什么说什么，我没有的，不知道的，我就不能说，我说了不就是胡说了吗？叶群已经站起来了，她本来有了一种轻松的表情，愉快的表情，关山林的话使她的那些表情受到了伤害。你是什么意思？她把已经迈出去的步子收住，睥睨着眼睛问。关山林说，我的意思是，组织上要我写材料，我写了，至于是不是组织上需要的那种材料，我就没有办法了。叶群看了看关山林，好像是看关山林是不是四野的。关山林当然是，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关山林不是她所认为的那种四野的，这一点儿也毫无疑问。叶群笑了一下，至少关山林是这么认为的，叶群说，好吧。叶群只说了这么两个字，她再没有说什么，抛下关山林走了。关山林站在那里想，她说好吧，那是什么意思呢？但是关山林很快忘记了这件事，他的念头已经转到了别的方面，他在为没能见到林总而感到遗憾。 关山林被送回西苑的那个院子里，继续写回忆材料，但是显然对他的指望已经不那么大了。慢慢地，他被允许可以走出他住的那个小院子，因此他碰到了好几个过去在总参共过事的老同事。他们和他一样在院子里散步。可以说些简单的话，但是不能谈别的。四个月后隔离解除，但是还不能回原单位，有命令组织他们办学习班，这个时候关山林获准给家里打电话。乌云在电话那头焦急万分地喊道，是你吗？！你在哪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关山林把耳机拿开了些，说，你嚷什么嚷？你把我耳朵都震聋了。乌云说，组织上只说你上北京学习，内容保密，要我们不得打听你的情况，都四个月了，让我担心死了！关山林说，有什么好担心的？叫你不打听你就不打听，你还是打听了嘛。过去别说四个月，一年半载不是也没消息吗，现在没枪没炮的，还能死人不成？乌云说，你没事儿吧？关山林说，没事儿。乌云说，你什么时候回来？关山林说，现在回不来，还得办学习班。乌云说，办什么学习班？是真没事还是假没事？关山林说，怎么又打听上了？烦不烦？说着放下电话，电话放下了，人却没走开，关山林在北京发愣，乌云在重庆发愣，隔着几千里路，两个人都在不约而同的想，不是没枪没炮吗，怎么又像打仗那会儿紧张起来了？ 关山林是在深秋的时候回到重庆的，踏上火车的时候他重重地吐了口气，心里想，妈的，难怪现在是那些文化人坐天下，光这学习班就够人受的，下回再叫蹲学习班，我申请去川藏高原修公路去！火车开动的时候关山林有一种逃离樊笼的感觉。他在心里快乐地想，去你妈的北京！想这个的时候他坐在软卧车厢里冲着窗外的站台扮了个鬼脸，惹得他对面的一个老者疑惑地盯着他，好像他哪根神经出了毛病。 可是，有两点关山林却不知道，一个是在关山林离开学习班动身回重庆的同时，有一份关于他的材料通过军邮寄往了重庆，材料级别为“机密”。另一个是两个月前，他所在的军代办调来一位副政委，叫庞若飞，此人来自总后机关，四十出头，精瘦矫健，曾在军中大比武中一气捅倒了一百四十九个草靶而面不改色。这个人，将在关山林的生命旅程中扮演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 乌云：你好。 终于接到了你的信，让我久悬的一颗心落了下来。老葛说我瞎操心，说我老把事情往坏处想，接到你的信后他很得意，说打了那么多年仗，不说料事如神，起码的乐观和自信还是有的。他这回倒是真对了。这种事，我愿意他一百回都是对的，我一百回都是错的。 老关从北京有电话回，你就用不着再担什么心了，他们男同志比我们强，无论是党性还是斗争经验，这点我们不可不服。记得上封信你给我讲过那个太阳的故事，1948年打长春时老关负了伤，伤愈归队你放不下心，他把你带到户外，站在白雪皑皑的大地上，他指着地平线上刚刚升起的那一轮红日说，我是太阳！今天把我打下去，明天我照样能再升起来！老关这话说得多么好啊！我永远也忘记不了这句话！是的，他们是太阳，真的是太阳！没有什么能击倒他们！就算击倒了，第二天黎明，他们还会不屈不挠地升起来，继续燃烧他们的生命！ 他们是太阳，我们也应该是！ 我们都来做太阳吧！ 顺致：革命敬礼 德米 1966年9月8日乌云：你好 老关从北京回来了，你们终于团聚了，我真为你们感到高兴！你瞧，我早说过，不会有事的，什么事也不会有的，能有什么事呢？我的话没错吧！（对了，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老葛说的。我没说这话。我跟你一样为老关担心。唉，我们这些女同志，我们就是没有他们沉着。） 国内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我们这里都听说了，有一些消息，但消息仍然不灵通。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写得真好！你能给我收集一些这方面的资料吗？ 顺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 德米 1967年 1月 3日乌云： 老葛这些日子情绪有些反常，平时他总是乐呵呵的，是个大大的乐天派，可最近他的心情老是不好，整天耷拉个脸，话也不爱跟我说了。 求你给我找的资料，怎么没见寄来？ 顺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 德米 1967年4月11日乌云： 又有几个月没收到你的信了，怎么回事儿？又出了什么问题？ 来自外交部的消息越来越少了，有消息说外交部也动了起来，革命造反派们已经开始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开火了，从他们手中把无产阶级外交部的权夺了回来。我们这里也动了起来，后勤已经成立了红总司组织，他们希望我也参加。老葛这是胡闹，我不知道老葛是不是太保守了，他照理说是敢冲敢打的，他不是保守派，但是他对后勤红总司的事很反感。我怕老葛犯立场错误。也许他是对的，但谁知道呢？最近我被很多事闹得越来越糊涂了。 给我写信，告诉我国内的事！告诉我你的事！我想知道一切！ 德米 1967年 6月 22日乌云： 我们已经接到外交部群众组织的通知，要我们回国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馆的工作基本上瘫痪了，各部门都已经夺了权，使馆成立了三支造反派组织，昨天他们冲击机要室，老葛很恼火，让他们滚出去，否则他就把他们送上军事法庭。老葛这回可把漏子捅大了。朱大使夫妇想回国，昨晚把老葛找去谈了一夜。老葛今早对我说，我们不走，说什么也不走，没有正式命令，死也死在阵地上。老葛说这话时很严肃，脸色很吓人，这些年来，我很少看到他有这个样子。 从国内来的消息纷纷杂杂，莫衷一是，让人犯迷糊。前几天刚果武装部队参谋长的夫人问我，中国出了什么事，不是共产党执政吗？怎么又要夺共产党的权？我很尴尬，不知该怎么回答她。 我很担忧。 不知会发生什么。 依然没有你的消息。 德米 1967年8月6日 庞若飞坐在他那间不大但收拾得井井有条的办公室里，紧阖双眼，宛如入定。 冬天的重庆在大多数早上都是有雾的，从两江之间生出的浓雾将整个山城都笼罩得严严实实的。这时城市就像浸泡在乳白色的液体之中，人在街上行走就像走在迷宫里，谁也看不见谁，四周尽是影影绰绰的影子，路上与人相会，你只知道那是个人，但你看不清他的脸，也不知道他是谁，就是情人之间擦肩而过也只有心跳，没有明白。冬天的重庆给人一种神秘莫测的感觉。 庞若飞这个人有时候也像冬天的重庆一样，给人一种神秘莫测的印象。他个子不高，大约一百七十公分左右，身材精瘦但很有力量，他总为自己的力量而骄傲。他的眼睛小而有神，脸颊瘦长，让人想到一面坚实阴冷的峭壁。他是1943年在辽西入伍的。他加入的是一支地方部队。1948年他转入正规部队任排长，打过一些仗，但前期基本上是躲躲藏藏，后期基本上是追追撵撵，没有真正的作为。他出生于一个武林世家，祖辈三代做缥客，他跟着父亲也习了一身武艺，凭着这个，1953年他被调到总后勤部大院，先后任警通营连长，副营长、营长。大比武的时候他露了一手。本来没有他的事，他是跟随总后首长观摩一场全军技术尖子的对抗赛，济南军区一个叫张世和的排长捅倒了一百二十个靶子，获全军对抗刺杀状元，他觉得这不算什么，他要求试一下。非战斗部队的军官要求在全军技术尖子对抗赛上向野战部队的尖子挑战，这对在场的首长们都是一种刺激，一个开得恰到好处的玩笑。总后的首长想，我也不能光给你们提供穿甲弹和防蚊油，我也练练，练不好，充其量是一热情的票友，丢不了什么脸。他被允许了。当他手执一支五六式新式步枪出现在首长们面前时，那些玩了半个世纪刺刀的老将军们立刻感觉到他行。他果然没让他们失望。他一气捅倒了一百四十九个靶子。他把那些靶子捅得七歪八倒，零落不堪。庞若飞立刻受到总后首长的青睐。他给总后长了脸，给总后的当家人长了脸。想一想，管汽车大炮被服军粮的粮草军中半道杀出一个状元，这还不让人大跌眼镜？他成了首长的红人，为此他被授予一等功臣，全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标兵。他和首长的关系日益密切，他可以自由出入首长的办公室和家里。他管首长的夫人叫阿姨。他把首长的保卫和服务工作做得滴水不漏。在极短的时间内，他被连续提升，由正营迅速跃至正师，成了一名炙手可热的作训军官。他是一个很稳深的人，艺不压身，技不夺人，这是他家祖辈传下来的世训，他信奉这个世训。他知道自己资历不深，身前没有枪伤，身后没有战功，在一支凭着几十年厮杀而不断强大起来的伟大军队里他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一百四十九个靶子吗，那是狗屁！他要表现的可不是这个，他要表现的和他要达到的比这个多得多，高得多！他在总后大院里始终不张不扬，不露声色。出手之前的气守丹田是最为重要的，如果你用了相当长的时间来运气，那你接下来的那一招一定是克敌制胜的一招。1966年入冬的时候他被再次晋升，这回他被调往西南。军方高层人士顾虑的是如火如茶的文化大革命会冲击到军事工业系统，大西南有着国家一半的军事工业，如果西南乱起来，轻则军队会失去军火供应，军队的战备保障和军事实力会大大降低；重则会导致一场军火失散后不堪设想的混战，因此必须有一个贴心的人去守住那一摊子。这就为庞若飞提供了最初的机会：庞若飞被作为重要干部派往西南。接下来的机会是北京寄来的一份机密材料。政委不在家，住院治疗前列腺炎去了，这一摊子工作由他负责。那份材料给他提供了一个猎物和一支枪。关山林主任在北京的表现令有关方面非常不满意，他简直是在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开玩笑！庞若飞的目的非常明了，第一他必须有所作为，他得显示出他超人的魄力，别让人以为他只会一口气刺倒一百四十九个草靶；第二他必须有一个对手，他的对手必须是个大号的强者，正如武林高手从不与半吊子泼皮交手一样，那种三十八码解放鞋，正二号军装的小白脸才不对他的胃口呢，他甚至可以屈尊给他们这种人一个微笑，他们只配笑脸。在看完了北京寄来的那份材料后他又设法弄到了关山林的一份档案副本，他关上办公室的门把它们详详细细地研究了两遍，他发现他的猎物或者说他的对手并非是无懈可击的，有关关山林的传闻过于神化了。庞若飞一直坚信最强的高手也不是没有薄弱之处的，现在他证实了自己的观点。剩下的，就是一道虎符了。对于这个他不担心，他有这个能力，他会把他所需要的那道金牌拿到手的。 现在，庞若飞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双目紧阖，如同入定。他想，当他站在关山林面前，要关山林接招的时候，关山林会是一种什么样的表情呢？4 又见战场 仲冬的时候关山林被隔离审查了。 关山林被关进一幢白色的小楼里，一个年轻的班长带着三名战士日夜看守他。他可以在小楼里自由走动，但不允许他走出那幢楼。 事情比预想得要快得多。江青早就一再指责军队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模棱两可，路线不清。对军队那些走资派为什么不揪？就是有人压着，就是有问题！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关锋起草了一份报告，提出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江青审阅后很满意，指示关锋送国防部长林彪审批。林彪在次日黎明时分用他那支细细的狼毫在报告上批下了四个字：完全同意。消息不胫而走，军队，特别是军队院校的师生闻风而动，打响了一场向军内走资派进攻的战争。1967年1月14日，军方权威性报纸《解放军报》发表了《一定要把我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的社论，社论犀利地指出，决不能借口军队的特殊而对军队的文化大革命有所动摇，必须把军内一小撮揪出来！文章一出，狂飙顿起，一时间，元帅叶剑英、陈毅、聂荣臻、徐向前、贺龙均遭到攻击，朱德总司令也难逃一难。几位军委副主席引颈呼吁：不能把军队搞乱了！军队搞乱，天下大乱！但火势已蔓延，几星唾沫无济于燎原之势。北京军区的杨勇、瘳汉生；总政治部的肖华等大将先后被揪斗、挂牌子、坐飞机，贺龙、朱德的家连连被抄，军队中半数以上高级将领遭到了冲击。一个时髦的、常规的观点是：各军种各兵种及至各部队，一二把手无疑是军内一小撮，先揪出来再说，绝对百揪百中。关山林在这个时候被揪出来关进小白楼里，这是再合理不过的事了。 关山林被关进小白楼里一周后，庞若飞和关山林进行了第一次正面交锋。在此之前军代办造反派成立的专案组已经连续对关山林进行了四天四夜的攻击了。庞若飞得到的情况汇报是这家伙死不悔改，负隅顽抗，是个又臭又硬的堡垒。庞若飞对这个看法很轻蔑，他当然知道他不是一个好对付的对手，不要说打了那么多年的仗，经历过了那么多次的死亡，就是把他身上那些弹头弹片取出来，回回炉，也能打出一副响铮铮的背夹板了，要让他俯首低头，不是什么容易的事。但这正是庞若飞希望的。庞若飞要打的是一场攻坚战，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攻坚战，倾巢之下的那种打法不能显示出自己的手段，如果真是这样，他宁肯不干。有一种说法是怎么说来着？对手。是的，这个说法太好了，这个说法才把最关键的问题点出来了。你和强者对手，你赢了，你就是强中之强。你才有资格进入更高一轮的较量。这就是真谛，这就是强者主宰者之间的真谛！庞若飞喜欢甚至是倾心这样的真谛。庞若飞准备好了第一次的进攻。不是最后一次，不可能是最后一次，他们当然还会有很多次的交锋。 庞若飞心情平静步伐轻松地走进小白楼。庞若飞首先注意的是关山林军装的风纪扣，当然他只是随意地瞄了一眼。关山林的风纪扣扣得规规矩矩，百分之百符合军人的内务条例。这个观察结果令庞若飞感到满意。这才刚刚开始，他要这个时候就敞开了风纪扣那还叫什么对手？他要一开始就垮掉了他庞若飞就会扭头走掉。当然，他现在没有走掉。现在他和他面对面地站在一起了。两个职业军人。两个职业军人中的佼佼者。庞若飞很欣赏地看到关山林仍然军纪严整。关山林站在那里目光炯炯有神，腰板挺得直直，在庞若飞走进这间屋子时他沉稳而有力地转过身子来，没有任何的惊慌和不安，甚至连眉毛都没有跳动一下。庞若飞还发现这间屋子太小了，关山林站在那里就像一个巨人，给人一种顶天立地的感觉。这不太容易做到。你就算一只森林中的猎豹，如今你已经落入荆笼了，你的尖牙利爪，你的腾挪扑翦，你的雄心壮志凛凛威风，它们全都没有用了，何况那些猎人已经盘弄了你四天四夜，那些猎人当然算不上好猎人，如果是好猎人情况就会是另外一种样子了，正因为如此，正因为不是好猎人，才有了一种侮辱，有了一种羞耻，才有了自尊心的伤害。可是他现在站在这间屋子里却像是一个巨人，那四大四夜的盘弄什么作用也没有起到，他们甚至使他变得更加高大起来。他们是怎么说的？又臭又硬？是的，他们就是这么说的，只有这一点他们算是说对了。庞若飞发现关山林比他想象的要难对付得多，当他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他同时感觉到了来自关山林身上的那股震慑人的力量。他们站在那里，相距几尺，彼此的观察都是极致的，能洞穿对方的五肝六腑。庞若飞走到一边去，从屋角拎过一张靠背凳，放在一处背光的地方，在上面坐下来。后来他发觉这是一个错误，他根本就不该坐下来，因为这样他就不得不稍稍仰起头来看对方了。关山林站在那里，从庞若飞走进这个房间直到他坐下，他都冷冷地看着他，没有说一句话。他和这位新调来的副政委见过几次面，但没有太深的接触。他还听说过关于这位副政委的许多轶事和背景。关山林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一个老兵常犯的错误，他太看重资历。关山林从一开始就压根儿没有重视过这位副政委。1943年入伍的兵，没有打过几次像样的仗，坐直升飞机攀到了如今的副军职位置，这一切都使关山林没把他当成一个真正的对手。对关山林来说，他现在没有任何对手，攻守都没有，他的面前白茫茫一片，枪炮声倒是响个不停，迷雾之中旌旗招摇，呐喊声喧嚣不止，他不知道他为何受到攻击，谁在和他打仗。他讨厌这种不明不白的对垒。如此一来，天时地利人和他都失去了。但是现在他很快知道谁是他的对手了。 知道为什么把你关进来吗？ 不知道。 你应该知道。 为什么？ 你和郭清乾在军代办干了那么多事，你自己干的，怎么能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不要装糊涂。不要抵赖。这对你不起作用。 有话你就直说，我没闲心和你捉迷藏。 明天有个批判大会。 他们告诉我了。 这才是开始。如果你态度老实，革命群众会考虑你认罪情况的。 我没有做过对不起党、对不起组织的事，有什么罪要认的？ 你这是在给自己找麻烦。 你这是屁话！谁给谁找麻烦了？ 好吧，看来你真的是执迷不悟了。告诉你，你的问题是严重的，性质已经定了，你是军内一小撮。 1935年军队打得只剩下三万人，我是其中的一个，如今是几百万，你要说我是一小撮，我就是一小撮。 你不要以为你打过仗，是老资格，就这么狂妄，你这个样子最终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 既然说到打仗，你打过吗？也许你倒是冲着人家的屁股放过两枪，你连仗都没打过，有什么资格和我谈话？ 当然，说到打仗，我是没法和你比，在这方面你是有历史，但那是一些什么历史呢？我好像记得1949年你在湖南青树坪曾经打过辉煌的一仗吧？ 你什么意思？ 你急什么？不是要谈谈你打仗的光荣历史吗？碰巧我也多少知道一点儿，这真不幸，可是你有，你有咱们不妨就谈谈。咱们刚才说到哪儿了？对，说到1949年你在湖南青树坪打过一仗，是打白崇禧的七军吧？七军是白崇禧的嫡系吧？要不是疲于逃命，军心不振，倒真是一块上好的肥肉呢。可是你那仗是怎么打的，这我一点儿也不明白，你没吃上这块肥肉，倒被这块肥肉噎住了，噎得还挺厉害，要是没记错，是丢了两千七百多条士兵的命吧？你倒是没朝人家的屁股开枪，是人家朝着你的屁股开枪。 放你娘的屁！ 干嘛那么激动？打仗的时候你像个一点儿出息也没有的列兵，这个时候你倒是威风凛凛的。 你个狗娘养的！我毙了你！ 该毙的不是我，而是你，就冲着那两千七百条战士的生命，枪毙你一百回也绰绰有余了。所以，关山林，你用不着在这儿趾高气昂的绷面子，你是个什么东西大家都清楚。 庞若飞知道他第一次的打击是成功的，他知道对方的薄弱环节在什么地方，这还不够，战线撕开之后需要的是接二连三的打击。他站起来，轻蔑地看了站在那里气得发抖的关山林一眼，朝门口走去。他推开掩着的门，朝外面示意了一下。进来三个战士，他们都很年轻，身材高大，脸上长着灿烂的青春痘，他们是新兵，是那种从很苦的乡下招来，一开始就明白政治表现就是一切，是无量的前途和生命的新兵。他们在事先已经被告知要做些什么了。他们进屋之后就径直朝站在屋于当中的关山林走去。其中一个比另两个矮一点儿，长着一双可爱的对眼，当他看着你的时候你不知道他是不是在看你。他走上前去，先抬手一把揪掉了关山林军帽上的帽徽，然后以同样利索的动作，一边一下撕掉了关山林衣领上的领章。关山林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他像一只被拔掉了尾毛的孔雀，脸色失青，低哑着声音说，臭小子，把它们还给我！对眼战士看着他，天真地耸了耸肩。关山林再次说，你，把它们还给我！对眼战士没理睬他，转身走向庞若飞，忠诚尽职地将手中的帽徽领章交给了他。关山林扑了过去，他想从庞若飞手中夺回他的帽徽领章来。那个对眼战士拦住了他。关山林一把掐住了对眼战士的脖子，他把他踉跄地抵到墙角，他的一双手像掐小鸡似的掐着他。对眼战士脸色发紫，痛苦地呻吟着。站在一旁的两个大个子战士高兴地发现他们也有表现的机会了，立刻冲过去揪住关山林，他们费了好大的劲才把对眼战士从关山林手中救了出来。他们一边一个地架住了他。关山林气急败坏地跳着脚喊，狗娘养的！把它们还给我！把它们还给我！否则我宰了你们！对眼战士吐着白沫从地上爬起来，他生气了，他义愤填膺地扑过去，抬脚照着关山林的腹部猛踢了一下。关山林从两个大个子战士手中滑落下去，倒在他们脚下。庞若飞冷冷地看着这一切，一动没动，他充满怜悯地看了一眼地上的关山林，心里想起一句俗语，拔了毛的凤凰不如鸡，他想这话说的真好。然后，他轻松地转过身来，走出房间。 关山林被抓走之后，乌云提心吊胆地熬过了一周。在这一周时间里，院子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由指桑骂槐迅速转为指名道姓，其中最触目惊心的是两条巨大的标语——打倒大军阀关山林！揪出残害我军战士生命的刽子手关山林！那两幅大标语让乌云有一种末日到来的感觉。一周之后，专案组来抄家，进门先勒令乌云带着孩子到厨房里待着，然后翻箱倒柜，把家里抄了个底朝天。前后一共抄了三次家，关山林的所有东西都被抄走了。京阳和湘月吓得直哆嗦，等抄家的人走了之后才敢放声哭出来。路阳一直冷冷地站在一边，乌云怕他惹事，过去把他往厨房里拉。路阳平静地说，他们抄得太慢了，我想进厕所去撒尿。只有湘阳对这种混乱局面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跟在专案组的人后面，趁他们一不留神的时候就把他们集中起来的东西往厨房里拿，忙得一头大汗，等人走了之后他又到处去捡破烂，连那些破布头烂纸片也不放过。 事情远远没有结束，几天之后，乌云接到专案组的通蝶，责令她立刻搬出他们住的那栋房子，迁到山下一栋平房里去。那栋平房原是招待所，给来部队探亲的家属住的。招待所里还住着两个探亲的家属，一见乌云搬进去就像见了蛇似的远远避开了。有人朝他们吐口水，有人在他们新居的房墙上贴大字报。还有一次，乌云带京阳去卫生队看病，一个胖胖的干部老婆突然从一边冲过来揪乌云的头发，把乌云的头发揪下来一大绺。情况越来越糟糕了。乌云并不为自己担心，如果不是惦记着关山林，她甚至表现得很冷静，她是担心关山林，她太惦记关山林了，她担心关山林会出什么事。 在家里最先发难的是吴妈。吴妈眼见大厦将倾，熬了几天，连话也没说，就卷行李走人了。这种事吴妈解放前就遇到过，她知道再大的官一旦失了宠幸连个老百姓都不如，轻则摘了乌纱帽发配荒蛮，重则押往刑部满门抄斩，既如此，这番不走，更待何时？倒是乌云被弄得很过意不去，家里被抄了几遍，存折被抄走了，一点儿钱也没有，人家给帮了这么长时间，怎么也应该给一笔补贴的。乌云就让吴妈尽着自己喜欢在家里拿些东西。吴妈也老实不客气，捡精细的收拾了几个大包袱，通知她那个老实的丈夫来接她，出门的时候连招呼都没打一个，一副逃难的架势。吴妈这个样子还不如小勤务兵李部。李部被调回后勤的时候来和乌云告别。李部手里摆弄着那只笛子，低着头，红着眼睛叫了声阿姨，下面就说不出话了。李部后来把那只笛子塞给乌云，说，这只笛子送给京阳，他喜欢。说完就低着头扛着他的行李出了门。乌云看着李部的背影在太阳下面变成了一个小黑点，渐渐消失了，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难过。 乌云在这种情况下本来是非常需要一个帮手的，但是乌云不想牵连任何人。乌云要朱妈也走，回到山东海城老家去。朱妈很生气，先还说些不走的话，要乌云把她留下来，后来就脸红脖子粗的说乌云从一开始就没把她当自家人，找借口要撵她走。乌云说这不是撵她走，要撵能在这个时候撵吗？这个时候她是连赶人的资格都没有的呀！朱妈说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不就是遇着了点儿天灾人祸吗？做人吃五谷杂粮，哪一年又不遇着点儿天灾人祸呢？乌云是铁了心，任朱妈怎么求情也不让她待下来。朱妈后来只好同意了，但朱妈有条件，她走可以，必须带人一块儿走，一个是京阳，一个是湘月，这两个孩子她得带着一块儿走。我不能看着我的孩子在这儿受罪，眼睁睁看着他们的爹娘落难。乌云在关山林出事之后第一次哭了，她实在是忍不住了。朱妈倒很镇定，掏出自己的手巾给乌云擤鼻涕，像哄京阳似的拍着乌云的背，说，你看，你看，你这个样子，倒像你是孩子，你叫我怎么放心。乌云哽噎着说，朱妈，你是我们家的大恩人。朱妈说，你这不是折我的寿吗？我一个做保姆的，我是什么恩人？你要真拿我对心，你就留下我来，这个家，梁塌了我也替你撑起一半来！乌云揩了一把眼泪，说，还是走吧，你说的对，孩子们经不住这些，还是离远点儿好。朱妈叹口气道，走就走吧，大不了就是躲上一阵子，等老关没事儿了，你就立马给我拍封电报，我就带着孩子们回来。朱妈在走之前的那天晚上从自己的棉衣里衬上拆下一个缝得密密实实的小包，她把小包拿到乌云面前，把包打开，包里是厚厚一沓钱。乌云看得发愣。朱妈说，这是这些年组织上发给我的保姆费，我都攒着，也没处花，原来说交给你，你不要，不要我就再攒着，十年了，一共攒了两千一百二十元整。我把它分成两份，每份一千零六十元，你拿一份，我拿一份。这一份是你的。乌云急急地说，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朱妈说，什么干什么？这是钱，你才几天不使唤它，你就认不出来了？乌云摆手说，钱我认识，但这钱我不能要！这是你的血汗钱，你给咱家帮了十年忙，这是你全部的报酬，我怎么能拿你的？朱妈说，你为什么不能要？你怎么不能拿？它是钱，不是蝎子。我知道这是报酬，我知道我给你家干了上十年，这我还不知道吗？你怎么老觉着我什么都不明白似的？你这就让我发火了，我是不想发火的。乌云说，你带着两个孩子，老关的事说不定得拖到什么时候，你的花耗是个无底洞，你哥哥那里，不是已经回不去了吗？你还得找地方住下呀？还是你留着吧。朱妈说，我把这钱留给你，不是让你花的。孩子要花消，老关这里也少不了用钱的地方，老关现在年纪不轻了，就算官作不成，摘了乌纱帽，也不能让他过得太寒碜了。孩子的事你放心，海城我有一个姨，和我一样也是死了男人，没孩子，我就带两个孩子住到她那里去，乡下不像城里，我有的是力气，刨个瓜种个枣也能对付一阵子的，你放一百二十个心，我要让两个孩子落了半两肉下去，我就不是朱妈！这回朱妈做了一回主，不管乌云怎么说，她硬是把一千零六十块钱塞进了她手中。 朱妈带着京阳湘月走的那天乌云没敢送，怕专案组的人发现了生出什么事来。朱妈什么包也没背，让两个孩子把能穿的衣服都尽量穿在身上，然后假装散步出了门。出门之前乌云把两个孩子叫到身边，挨个儿地狠狠地搂了一通，亲了一通。京阳已经大了，文文静静地不说话。湘月上小学三年级，正是撒娇的时候，母亲一搂一亲，就抽搭起来。乌云也流泪，搂着不松手。朱妈急了，说，又不是生离死别，就当出门串个亲戚去，你们娘俩这个样子，倒叫人怎么个走法？乌云连忙抹了泪，对朱妈说，朱妈，到了海城，一安顿下来就给我来封信啊！朱妈说，行，我这俩孩子都识文断字，我到家就去买一大沓信封信纸，让他们兄妹轮着，间天给你写一封信。朱妈一手牵着一个孩子走了，乌云不敢出屋，趴在窗户里朝外看，脸贴在窗玻璃上，把鼻子都压扁了。她看见两个穿得像企鹅似的孩子在朱妈的带领下一摇一晃地走远了，她的心都碎得没有了形状，泪水糊住了窗户，怎么擦也擦不干净，等她把窗户擦干了，一大二小三个人早走得没有影了。 京阳和湘月离家后，接着就是老大路阳。乌云对路阳的担忧最重。路阳十七岁了，已经是个标准的小伙子了，人长得英俊挺拔，且极具煽动性和凝聚力。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路阳就停课闹革命了，他牵头成立了重庆市部队系统子弟的八一红卫兵组织，出任组织的一号联络员。这支组织是最早冲击市委市府夺权的，但两个月后，这支组织就反戈一击，成了保皇派。组织后来分裂成两支，一支由五十四军政委于天龙的女儿于兵兵率领，继续举旗造反，另一支由关路阳率领，铁杆保皇。后者实际上多为父母被揪出来的子女组成。路阳开始积极地组织他的队伍破四旧立四新、夺权、抄家、向地富反坏右和牛鬼蛇神们猛烈进攻，后来又竭力保护走资派，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让乌云整天提心吊胆，忧心忡忡。乌云要路阳回到家里来，路阳却不干，整天红着眼在外面冲呀杀的。乌云知道他们干的那些事，他们那样干实际上是给自己已经被揪出来的父母添更多的乱子。有一回路阳被围攻之后回家来换撕破了的衣服，乌云就把这话直接说给路阳听了。路阳不服，说，不是爸爸一个人的事，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的大事，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我不能当逃兵！路阳大了，乌云拿这个孩子一点儿办法也没有。恰好这个时候靳忠人来了。靳忠人在关山林到南京学习之后仍留在原部队，一直随部队打到了广东，以后入朝作战，当连长、营长，现在是一支野战部队的团参谋长。解放后靳忠人和关山林续上了联系，以后隔三差五的写一封信来。部队批判大比武时靳忠人也受了一些冲击，他觉得窝囊，就给关山林写信来，要求调到关山林身边工作。关山林写一封信去批评他，说，哪有你这样的兵，受一点儿挫折就丢下自己的阵地往别处跑，你这是逃跑主义！靳忠人回信分辩说，我不是逃跑主义，我才不逃跑呢！关山林又写一封信去，说，你不逃跑就好，你不逃跑就给我顶住，死也死在阵地上！靳忠人这次是出差路经重庆，顺道来看看老首长。靳忠人一听说关山林被揪出来后就火了，说，放他娘的骆驼屁！我首长他怎么是大军阀了？他怎么是刽子手了？他要是军阀也是无产阶级的军阀！他要是刽子手也是革命的刽子手！过去一向不善言辞的靳忠人当了干部之后好像练出来了，说得白沫子直溅。靳忠人要去看关山林，他还真去了，去了之后人家专案组的不让见，一个劲地盘查他，靳忠人把军官证掏出来往人家面前一摔，说，问个屁！都在这上面了，七七四三一部队参谋长！人家要把他的军官证扣下来，他瞪着眼说，你敢！你小样儿！你扣，你扣扣试一试！你泥捏的娃娃逮黑瞎子——给你一颗胆你也不敢！人家知道野战部队的官兵都是大妈养的，不好惹，惹急了砸你的庙还讹你掏力资，还了他的军官证，把他给哄了出来。靳忠人回家还气得直跳脚，说要回去弄一趟军列，拖一营兵来把老首长抢出来。乌云知道这都是气话，不能当真的。乌云说，老靳，这话咱们不说了，就算真行，咱也不能自己人打自己人。有一件事，我倒想求你。靳忠人说，嫂子，你就别说求不求的，有话你就直说，能干咱干，不能干咱也干，天塌下来无非是动静大了点儿，还能把人砸成神仙不成？乌云见靳忠人那副率直的样子，知道靳忠人跟关山林一场，也是枪林弹雨踢踏出来的，信得过，就把话说了出来，乌云说的是路阳的事，靳忠人听了之后一拍大腿说，这还不简单，叫他跟我当兵去！他不都十七了吗，我在他这个年龄，小马枪都在屁股后挎了一年了！当下就这么决定了。靳忠人也待不下来，打发人给路阳捎信去，要他回家来。乌云还有点儿担心，怕这事给靳忠人添麻烦。靳忠人一梗脖子说，怕个屁毛！未必他还啃我一口不成？路阳不知家里出了什么事，匆匆赶回来，刚进门，靳忠人上去一把拽住就走。路阳懵里懵懂的，问，这是去哪儿？靳忠人说，去哪儿？去当兵呗！说着，人已出了大门。乌云还想给儿子收拾几件换洗衣服，毕竟是出远门，怎么也得有几样洗呀换呀的，等收拾出来撵出门，人家两个人早走得没影了。乌云站在那里，怀里抱着个包袱，心里一阵一阵地抽搐，空空落落的。站了好半天才慢慢往家走，回到家，把包袱放下，人极累地往床上一坐。床是木板搭的，原先的家俱都让组织上给收走了，乌云坐在那上面无精打采，看看空空荡荡的一个家，原来热热闹闹的十口人，如今关的关、走的走了，就剩下自己和会阳、湘阳三个。乌云强打起精神，抬手想把两个剩下的孩子叫到身边来搂着。两个孩子都没依她的。会阳目光淡泊，怕寒似的靠着墙角蹲着。十四岁的会阳依然喜欢把黑冷的墙角当作他的怀抱。七岁的湘阳则在一旁用一双滴溜溜的小眼睛不停地打量大哥路阳没带走的包袱。这孩子是在揣摩那个包袱里装着一些什么，他根本没有留心母亲伸给他的那只手。 当专案组到家里来给关山林取换洗衣服的时候，乌云提出了要见关山林的要求，这个要求立刻被否决了。关山林的态度很不老实，他拒不交待问题，一直与专案组采取对抗态度，甚至在批斗会上他都与批斗他的革命群众争吵不休，简直是顽固透顶！如果他能与专案组采取合作态度，让他们俩见面的事倒是可以考虑，但是目前不行。乌云没有放弃，不断提出探视关山林的要求，每一次都遭到了拒绝。专案组的人对她说，你们俩见不见面不由你做主，得他说了算，他若老实交待问题，你们就能见上面，他若不老实，这辈子你们都别想见上面！ 乌云再次见到关山林是四月份的事，那时他们俩已有三个多月没见过面了。乌云是在关山林的批斗会上见到他的。过去的批斗会不让乌云参加，这次不知为什么突然开了恩，让乌云参加了。乌云很激动，她甚至为有这个机会而感到庆幸，感到高兴，不管是在什么样的场合和他见面，都必须见他一面！乌云被勒令待在会场的一个角落里，不得说话，不得随意走动。关山林和其他几个人被推上台来的时候乌云的心跳都几乎停止了。关山林穿着一套旧军装，没有领章，没戴帽子，身上光秃秃的见不着一星红，显得很呆板。他的风纪扣扣得严严实实，这反而使他的样子显得更顽固。他的头被剃光了，但是看得出来那不是一次剃的，有一半剃得很干净，另一半却坑坑凹凹很不齐整。后来乌云才听说，不齐整那一半是关山林自己剃的。他们把他的头剃成了阴阳头，以此来侮辱他，他回去以后趁他们不注意，把漱口用的搪瓷杯用脚踩平，砸破，把砸破的搪瓷杯踩成一块铁皮，用那块铁皮一绺一绺把剩下的头发割下来，等他们发现时，他已经干完了，手里拿着那块铁皮，平心静气地站在那里，头上到处都是血口子，血流下来，把他的眼睛都糊住了。乌云当时并不知道这个情况，她只是觉得关山林的样子难看得很。他朝台上走的时候步履艰难。乌云早就听说专案组的那些人心狠手辣，他们肯定打了他。乌云站在那里手脚冰冷，浑身发抖。台上开始呼口号。领呼口号的是宣传队的两个兵，人和声音都很漂亮，只是高音喇叭没调对，扩音器里老是发出刺耳的尖啸声。乌云看见人们呼口号时关山林在台上也呼口号。人们呼，打倒大军阀关山林！关山林就呼，我是毛主席的兵！人们呼，誓把关山林拉下马！关山林就呼，为人民服务！样子正如专案组说的那样十分嚣张。他把腰挺得直直的，胸也挺得直直的，有两个战士上去把他的头往下按，他不干，按下去他又抬起来，还喊，革命军人誓不低头！两个战士把他的双臂倒剪起来，让他坐飞机，他拼力地挣扎，挣扎得身上的骨头咔嘣咔嘣直响，连乌云在台下都能听到那响声。又有几个战士涌上去，连踢带打的把关山林往地下按，关山林终于撑不住，给按倒在地上跪起来。领口号的战士就喊，关山林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关山林跪在地上还冲着地上肮脏的灰土喊着什么，但声音已被口号声淹没了。乌云觉得一口血从胸膛里涌上来，一下子蹿到嗓子眼，她叫了一声，就往台上扑，身边的人立刻跳起来将她揪住，很快地把她弄出了会场。 最终同意乌云见关山林的是庞若飞。乌云在军代办政治委员郭清乾自杀事件后再次提出要见关山林的要求。郭政委是1928年参加红军的老革命，身患多种疾病。关山林被揪出来不久他也被揪了出来，审查、交待、批斗，一关一关地过。郭政委病多，抗不住，要求给服药打针，专案组嫌他屁事多，只给他阿斯匹林和止痛片。郭政委有严重的胆囊炎和胰腺炎，专案组的人故意要人给他做猪油泡饭吃，郭政委先不吃，绝食，后来饿急了，给什么吃什么，一边吃一边流泪。专案组的人就说，郭清乾郭清乾，你看你多好的福气，犯了这么大的罪还吃着猪油泡饭，你还哭，你有什么资格哭？郭政委的胆囊和胰腺全泡在猪油里了，疼得受不了，郭政委就再三要求专案组给结案，该定什么性定什么性，该杀该剐都认了，专案组认为他是死老虎，没有多少油水了，就拖着。有一天郭政委到院子里的厕所去大解，押他的战士守在外面，等了好一会儿不见人出来，连忙进去看，只见郭政委人倒爬在茅坑里，头捂在尿水里一动不动，等拉起来看时，人早溺死了。乌云一听说郭政委自杀的事情后就不顾一切地冲进了专案组，这回她直接找了庞若飞。乌云说，要么让我见关山林，要么我就死在你们面前！庞若飞当时心情正不好。庞若飞倒不是怕乌云的要挟，这个女人丰韵犹存，手指细细的，近四十的人了，身材还那么苗条，很是招人喜欢，她说死简直就跟说去听一场歌剧那么动听，没人会把她的话当真。庞若飞担忧的是，军委的《八条命令》下达了，命令规定军队的特殊单位坚持以正面教育的方针，今后一律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毛主席在命令上批了八个大字，所定八条，很好，照发。这个情况无疑对军代办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是不利的。现在必须尽快结案，必须让所有的案子既成事实，这样别人就无话可说了。军代办揪出来的一些人，别的案子都好办，就是关山林，他是个见了棺材都不落泪的家伙，什么方法都使完了，要不是避嫌，专案组都恨不得把离着不远的渣滓洞白公馆中美合作所那一套刑具拖回来，让关山林过上一堂。庞若飞看着面前这个急切地要见丈夫的女人，心里想，也许让他们见见有好处。当年若没有虞姬那一刎，西楚霸王大概也就不会有乌江边上留芳百世的决一死战了。这个女人没有青龙宝剑，她也不是虞姬，她不死，看你关山林如何决一死战。 关山林见到乌云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来这里干什么？乌云想说我来看看你，但是她说不出话，嗓子眼里有东西堵着，她怕她一开口就会哭出声来。关山林看了看站在一旁的庞若飞和一个负责看守的警卫战士，说，你们出去。庞若飞朝那个警卫战士抬了抬下颔，战士出去了。关山林看着庞若飞，说，你也出去，我和我老婆见面，你在这儿搀和什么？关山林的样子十分傲慢，他傲慢极了。庞若飞尽量不让自己生气，说，关山林，你要弄清楚，让你们见面是我的决定，我同样可以收回这个决定。关山林说，那你就收回这个决定好了，我回房间睡觉去。关山林说着转身就走。乌云急得不得了。庞若飞说，站住！庞若飞大度地笑了笑，朝门口走去，出了门，随手把门带上了。关山林这才回过头来，现在房间里就剩下他们两个人了。房间有三十来平米，没有凳子，空空的，他们就面对面站着。关山林突然像累了似的，绷紧的身子一松，穿在身上的那件特大号军装立刻就像是空了一截。庞若飞躲在窗外看，心想，关了他四个多月，还是第一次看到他有这副松弛的样子，看来让这女人见他是对了。他听见他们开始站在那里说话。是乌云在那里说。乌云是说家里的一些事。乌云说吴妈走了，李部走了，朱妈也走了，朱妈走，带走了京阳和湘月，走后来过两封信，说已经在海城住下来了，一切都好，让不要担心。路阳是靳忠人带走的，当了兵，是师警卫连的战士。乌云说着，关山林一直站在那里听。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只是在乌云提到路阳当兵的时候，他的眼睛里悠然掠过一道亮光。庞若飞在窗外心想，这女人真是好生了得，一家上十口，大人孩子，主子仆人，男人一出事，该撤的撤，该疏散的疏散了，不声不响，滴水不漏，若是战争时期，到哪里去寻这样出色的后勤部长？庞若飞这么想着，又听乌云说，家里都安顿好了，你放心。关山林听着，脸上是平常的神色，只说，嗯。样子是很放心的，或者说有她这样的后勤部长，他压根儿就没有担心过。乌云又问，你怎么样？还好吗？关山林说，还好，怎么也没怎么。又说，他们掴我的脸，这些狗娘养的！乌云身子轻轻颤抖了一下，似乎想伸出一只手去抚摸他的脸，但又忍住了没摸。庞若飞想，这女人厉害。乌云说，你不用理睬他们。关山林说，哼！乌云说，一切都会过去的。关山林说，我饶不了这帮免崽子！我会把他们一个个活撕了！乌云说，我知道你会的，你能够做到。关山林说，我当然能够，我怎么不能够？你看着！停了一会儿，乌云说，你面色发红，是不是身体有些不舒服？关山林说，我晚上睡不好觉，他们不给褥子，没法睡。乌云说，我来给你看看。乌云说着就移过去，她先抓住他的一只胳膊，两只指头搭在他的手腕上，替他号脉。然后她看他的舌苔、眼底。他们靠得很近。他比她高出很多，至少高一个半头，这样她要检查起来就很困难。但她不要他勾腰低头，她就让他这么站着，她自己用力地踮起脚来，一只手搭在他的肩上，一只手翻动他的眼皮。她检查得很仔细，她的呼吸长久地吹抚着他的脸。他一下子把她搂住了。连庞若飞在窗外都感到一阵激动。他把她紧紧地搂住，她的整个人都靠在他的怀里，头抵在他的下巴上磨蹭着。她的嗓音有些哽噎，很轻，说，没事儿，你没事儿，你结实得像头牛。他说，我没事儿，我是牛。她说，你能抗住的。他说，我能抗住，我当然能抗住。她伸出一双手，环住他的腰，双手在他背后结成一个死结。他在她的死结里一动不动，一点儿也不想挣扎。他们就那么互相搂抱着站在那里，一直站了很久。然后她稍稍松开了他，抬起脸来看着他，说，郭政委的事听说了吗？他愣了一下，说，听说了。她说，我一听说这事就很害怕，我担心你，我担心你也会出事。他冷笑了一下。他冷笑的那个样子很怪，让人无法分辨那是什么意思。她说，你不会走这条路吧？你会吗？他没有说话。她自己回答说，你不会的，我知道你，你决不会走这条路的，你一生都讨厌这么做，是不是？他目光呆呆的，说，他们太侮辱人了，他们就是想把人往死里逼。她说，那就和他们斗，有什么好怕的，打仗的时候，子弹炮弹不也把人往死里逼吗？他干巴巴地说，这和打仗不一样，没有子弹和炮弹，你连枪声都听不到。她说，那又怎么样？你就认输了吗？他说，不是认输，老郭他也不是认输。她说，不是又是什么？你趴倒了，你就是承认自己输了，你帮着人家把自己杀死了，还有什么比这输得更惨的？他说，你不懂你不知道，你什么也不明白。他的声音有点儿怪，悠悠乎乎的，让人听了没有着落，她有些警觉，抬起脸看着他，说，你什么意思，他很困难，尽量不看她，说，老郭那也是一种斗争。她的心提起来了，脸开始泛白，说，他不是斗争，他是逃避！他说，那是你的看法。她说，我不管看法，我只是不喜欢这样！他说，可惜不是你。她说，你是说，你是你，你若是老郭，你也要走这条路？他说，我没说这话，我为什么非要说这话？她说，不说，也不做！我要你活着！他说，这么活着，比死了还痛苦！她瞪大眼睛看着他，似乎有些不相信他的话。不！她说，不！我不想听你说这种话！我不许你说这种话！我要你活着！我只要你活着！她抓住他的双臂，用力摇撼着嚷道，听见了吗？我要你活着活着活着！！他站在那里不开口，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他真的像是无所谓了，像是被击垮了，像是什么也不想了。他的那个样子使她受了重重的打击，她的摇撼和叫嚷对他一点儿作用也没有，甚至相反，让他觉得有些可笑。她看出了这一点，她有些绝望了，真的绝望了。她从他怀里挣出来，推开他，站得远远的，她用一种异样的目光看着他。她大声地说道，我没想到，真的没想到，你会是这个样子，你怎么会是这个样子？你的勇气呢？你的信念呢？你的精神呢？它们到哪儿去了？它们都到哪儿去了？都丢掉了吗？都叫狗吃了吗？你不是一直都是个男子汉吗？你不是一直都是个战斗英雄吗？现在它们在哪儿？它们在哪儿？你说过你不低头，你说过今天你被打倒了，明天早晨仍然会升起来，你说过的话，这话我永远记着！但是你呢，你是忘了吗？你是把它们忘了吗？你知不知道，那天开批斗会，我就在台下，是他们要我去的。他们推你，揉你，打你，把你往地上按。你没有服输，你在喊，你喊，革命军人誓不低头！我在台下，我站在那里，看着他们把你按倒在地上，我在心里为你骄傲，我想，这就是我的丈夫！这就是我的男人！他们就是把他永远按倒在那里，他们就是把他打死了，我也会为他骄傲的！她说着这些，泪水流了出来，顺着秀丽的脸颊往下淌。可是现在呢？现在怎么样了？现在你却想去死，想一死了之！好哇，这是个好主意，真是个好主意！这个主意太妙了！妙极了！你一死，就什么都结束了，他们不会再斗你了，不会再折磨你了，你也用不着睡没有褥子的硬板床了，他们也不会掴你的耳光了，你解脱了，彻底解脱了。好吧，你这么想你就去死吧，你可以这么做，你有这个权利。你放心，孩子我会把他们带大的，我不用你操心，你要不想让他们知道，我也可以不告诉他们你是怎么死的，我会为你撒这个谎。但是，关山林，你听着，我会瞧不起你！因为这个，我会鄙视你！我会每年在你的祭日到你的坟前对你说，你是个逃兵！是个懦夫！是个胆小鬼！我一辈子都恨你！恨你！ 她一口气说完这些，放声大哭起来。她站在那里，手足无措，孤立无援，全身都在剧烈地发抖。她的绝望的哭声淹没了整个房间。他站在那里看着她，在她说那番话的时候，他什么反应也没有，现在，突然的，他的腰干挺直了，他的胸膛挺直了，他的空了一截的特号军装又鼓实起来，绷得像一面战旗。有什么东西重新又回到了他的身体内部。他朝她走了过去，他伸出双臂，把她重新搂进他的怀里，他像搂着一个孩子似的搂着她，他伸出一只大巴掌，为她揩拭脸上的泪水，他的手掌一下子就变得湿漉漉的了。他笑了，轻轻地说，傻瓜，你真是一个小傻瓜。他就说了这一句，别的什么也没说，但是这已经足够了。她浑身发软，仿佛刚才那一番话是把她的全部的精血都耗费光了，她是拿着整个生命去做了掘断他退路的最后的一搏。她重又伸出双臂去，让自己的双手在他的身后结成一对死结，让自己的脸牢牢地焊死在他的胸前。她无法止住自己的泪水。她说，我知道，我知道，他们不该掴你的耳光。她说完这话就泣不成声，几乎背过气去了。 庞若飞站在窗外，心里就像推倒五味瓶似的感慨万分。庞若飞想，关山林这个高地的难以攻克看来是有理由的，有这样一个女人，那个高地就算是打废了你也休想占领它，那个高地实际上一开始就是固若金汤的。庞若飞的面前又出现了一个对手，从理智上讲，他得承认他根本无法战胜他和她，他们是最好的联军，是那种真正意义上的水乳交融的同盟者。但是有一点庞若飞是明白的，他不能继续让她待在他的身边了，如果那样，恐拍他连最后的幻想也没有了。 这回轮到庞若飞犯错误了。他把乌云弄到专案组谈话，他试图攻克这个看来十分娇小的女人，他以为他所掌握的那一大沓材料至少会让她保持一种沉默，他没有想到她是那么的强硬，她根本就不想沉默，她和他大声地争斥，竭力地为她的丈夫辩解和报不平，不管他拿出什么样的材料她都置之不理，他一点儿也没有吓唬住她，她甚至固执到只相信一件事的地步，那就是她的丈夫是无辜的。她怎么会这样？她把庞若飞激怒了。庞若飞生气地拍桌子，她也拍。她寸步不让，她那个样子简直和泼妇没有什么两样。庞若飞不得不下令将她关了起来。但是她只被关了两天，两天之后他们不得不放了她。她两天没有去单位上班，一个叫白淑芬的同事到家里来看她，白淑芬看到的只是两个无人照看的孩子，那个十四岁的孩子一动不动地蜷缩在黑冷的墙角里，白淑芬几乎没有发现他，而那个七岁的孩子正躲在床底下把一大把从褥子底下翻出来的发了霉的饼干往嘴里填，他饿极了。白淑芬搜罗尽了饭柜，给孩子们做了一顿疙瘩汤，张罗孩子们吃了，吩咐他们不要到处乱跑，然后她把孩子们倒锁在屋里，匆匆赶回厂里去了。白淑芬是厂里最早起来造反的群众组织负责人之一，她那个组织的名称叫红色军工，一六一厂的造反组织由于是由军工们组成的，战斗力极强，他们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他们冲进了军代办专案组，勒令专案组放人。乌云是一六一厂的人，军队无权扣压，军队必须支持左派，军队要是不支持左派就不是人民的军队。专案组打算派出警通连弹压，但是军工们大多是复转军人，对他们来说警通连那些战士都是新兵蛋子，三尺半军装都没穿热，哪里配和他们交手。他们告诉那些如临大敌的战士们拿枪的姿势不对，不够老练。他们言传身教，从那些一脸严肃的战士手中卸下枪，比划着教他们怎么拿。枪口别对着人，这样容易走火，伤着自己人；枪口朝下，这样抬手就能击发，迅速而快捷；侧身站，枪护着裆，别大八叉地愣在那里，别人脚一踹手一拽就夺了你的枪，你连信儿都不知道。有的战士怯怯地红着脸问，老兵，打过仗吗？被问的老兵就大言不惭地说，知道抗美援朝的事儿吗？知道中印反击战的事吗？知道抗美援越的事儿吗？没打过仗？没打过能叫老兵吗？这不打仗打腻了，才脱了这身黄皮干上军工的吗！这么一说，两下的差距就真格地显了出来。那些军工造反派们像回了家似的楼上楼下到处蹿，问能不能看到大参考？问哪儿有厕所？问中午饭怎么解决？连机要室的门他们都敲过了，还挑剔地说军队的大字报栏大小气，不够贴两块尿片的，有机会到一六一厂去参观一下，看看一六一厂用造坦克的材料制造出来的大批判专栏，足部半条长城那么长，那才真正充满了革命豪情和革命斗志。专案组所在的大楼里一片混乱，局势根本无法收拾，庞若飞闻讯匆匆赶到那里，白淑芬立刻带着一帮人将他团团围住。白淑芬口齿伶俐，严厉地斥问他为什么不执行文革中央小组的指示？为什么不支持地方上的革命造反派？为什么扣压造反组织的成员？白淑芬说你们这是镇压左派力量，你们这是与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唱反调。白淑芬扬言如果不交出人来，他们将立刻联络全市的红色军工组织围困军代办，武力抢夺自己的战友，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而事态是由军代办引起的，一切后果将由军代办的一小撮人负责任！庞若飞发现自已在这帮兵不兵民不民的军工造反派面前毫无施展之地，他们完全是一帮无赖，是一帮兵痞子，你和他们在一起没有什么游戏规则可讲。庞若飞不想让自己和这一帮人纠缠在一起，军代办的形势并不太糟，可以说形势很好，一二把手现在都被掀了出来，不管死了的还是没死的，对他庞若飞来说都不构成障碍了，他的面前，实际上已经是坦途一片。至于那个女人，他们要她他就给他们好了，她对他也没有更多的用处。庞若飞很委婉地对白淑芬说，你们现在就可以把人带走，不过，他意味深长地笑了笑，说，她对你们的真正用处，恐怕你们还没有认识到呢。白淑芬没有料到庞若飞会那么爽快地答应交出乌云来，她为对方的儒雅和自己的过激而感到有些羞愧，为此她甚至有些讨好地向庞若飞投去媚态的一瞥。事情过后白淑芬才想到庞若飞那意味深长的一句话，他说的她的真正用处是什么呢？白淑芬苦思冥想，但她怎么也想不出来。白淑芬最终得出的判断是，那个精瘦而行动敏捷的副政委是个怪人。5退役 1967年7月，在白色小楼里被关了整整六个月零两天的关山林被释放了，他被通知审查结束，可以回家了。结案意见在他被释放时与他见了面，意见说：经审查，关山林同志自参加革命以来，在战争年代中的表现是好的，是可以信任的同志，1949年青树坪战役属战略判断错误问题，组织已有定论，不再追究。解放后，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关山林同志曾先后两次犯错误，并各受党内警告和行政记过处分一次，这两次错误查有实据不再改正。文化大革命初期，关山林同志对运动认识不足，对群众的革命造反行为有抵触言行，经帮教有所认识，仍属人民群众内部矛盾。关山林在看这份结案意见时没有看懂，他觉得这份结案意见通篇都是废话，连一个实质性的东西都没有，最主要的是他不喜欢意见书里的那种口气。但不管怎样他还是十分高兴，毕竟这一仗是他赢了。他们关了他六个月零两天，他们使出浑身解数想打垮他，但是他们不得不灰溜溜地撤下阵地去。他的阵地还在，他的军旗还在，他的志气还在，他伤痕累累精疲力竭，但他仍然是胜利者！关山林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清晨以一个自由者的身份走出那栋阴森的孤独的白色小楼，他非常高兴地看到乌云来接他。她远远地朝他伸出手来，他也远远地朝她伸出手来。他们手挽手地走出小白楼。院子里没有人，所有的人都在窗户后面看着他们俩。走出几步之后关山林突然意识到什么，他站下了，把自己的手臂从乌云的手腕中抽了出来。他检查了一下军风纪，挺了挺胸，甩下乌云，大步向前走去。他的脚步坚定而有力，踏得黄尘在七月的阳光下如滚滚的硝烟。他是一个军人，他得走得像个军人，即使是凯旋的时候，他仍然是个真正的军人！ 一个月后，一份盖有国防部大印的命令由北京寄自关山林手中：鉴于关山林同志的身体情况不再适合长期担任领导工作，特调其离任总军械部西南军代办主任一职，离职休养。此令。关山林拿着这份离职命令，一时愣了。什么身体情况？见鬼！他有什么身体情况？他的身体棒棒的，什么情况也没有！这样怎么回事儿？这在搞什么名堂？他们凭什么撤了他的职了？他们这是要干什么？！关山林好半天才弄明白，他是被解除军职了。他是被撵下台了。他们要他休养，要他这个才五十七岁结实得能把炮弹头一口咬裂下一块儿来的老兵休养！放他娘的屁！他关山林需要休养吗？！关山林被激怒了。关山林要到他的办公室去打电话，他要责问国防部的那些混帐王八蛋，他们有什么资格让他休养？他们凭什么？但是关山林发现他已经进不了他的办公室了，他的办公室已经有人占据了，鹊巢鸠占，已经不属于他了，它已经属于那个叫庞若飞的人了。想打电话吗？打长途？给北京打？是告诉你的老战友，你已经无怨无悔地完成了党交给你的任务？你已经心情愉快地休息了？是的，这真是一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真是应该告诉他们。对了，顺便通知你，我已经要营房部尽快修缮你原来的那栋住房，他们会把一切都处理好的，你很快就会搬进你的旧居了，你可以在那里继续打电话，你可以把你的喜讯告诉每一个人，让他们都来分享。庞若飞客客气气地这么说，他那个样子谦卑极了，好像是在讨好他，但是就连一个傻子都能看出来，他的眼神里有着怎样一种得意，那种得意分明是在告诉别人：瞧，我才是真正的胜利者！关山林受了刺激，他决定不在那里打电话了，他甚至决定不打电话了。他打什么电话？他要直接去北京，他要面对面地让他们说清楚，他们为什么要他休养？！ 关山林怎么想就怎么做，乌云劝他别冲动，凡事从长计议，他根本不听，完全不听，背上一个军用挎包就登上了北上的火车。他到了北京，找到了他要找的部门。为什么撸了我？为什么要我休个什么养？他怒气冲冲地质问。人家莫名其妙，人家反问道，你是谁？你是哪个部门的？然后人家弄清楚了，就耐心地告诉他，离职休养的命令是组织上下的；组织上下这个命令是有道理的，组织上不会做没有原则的事，再说，离职休养又不是新的发明创造，又不是针对你一个人来的，战争年代不就有吗？让你休养你就休养，等休养好了，你再回到工作岗位上来嘛。人家干部部门的同志工作就是很耐心，反反复复地给他解释，后来，人家解释完了，人家就去看大字报去了。问题没有解决，关山林并不罢休，你不给我解决，好，我找国防部，命令不是国防部给揿的大印吗？国防部不解决，我就找军委，反正我不能让你就这么把我给撸了！关山林一旦决定下来就干，找国防部，找军委，凡是能找的地方他都找了，其结果并没有什么两样，得到的答复仍然是下发给他的离职休养命令没有差错，组织的决定是有原则性的。关山林发现他过于乐观了，他们根本就不打算理睬他，他们根本就没有把他的事放在眼里。人民解放军有几百万军人，休息一两个人算什么大不了的事！就连大象抖落一两片皮屑也比这份量大得多呢！关山林感到得动一点儿脑子，你遇到牛皮糖堡垒了，你硬攻攻不下来，就得换一种打法，打迂回。关山林开始找那些他过去熟捻的老上级，只要是在北京的他就找。肖克、王震、王树声、洪学智、方强，但是这一招也不灵。他发现他们现在自身都难保，有的有职无权，有的天天得写检查，他一去还得拉着他诉苦。王树声对他说，算了，老关。叫你休养你就休养，现在休养比什么不好？安安静静养上一阵子，等乱过这一阵，你再出山，强似待在那里看猴戏。关山林坐在那里发呆，这一下他才意识到他是真的无望了。他无精打采地坐了一会儿，起身告辞。王树声说，老关你走什么？老关你别走，上回我那酒还存着呐，咱们找厨房要两个菜，喝一盅。关山林像是没听到似的，摇摇晃晃的，人已经出了院子。 关山林回到了重庆。乌云看到关山林回来了，欣喜万发，问他结果怎么样，他不说。他胡子长了，眼也眍了，军装的领子上一层汗泥，人往那儿一坐，半天半天没有话说。乌云知道他事没办成，不能再问。那时家已搬回原先住的那栋小洋房，家俱和部份抄走的东西也给退回来了。乌云就要再度分配给关山林的公勤员李部去买鸡，自己亲手操持，炖了给关山林补身子。关山林解放了，乌云就考虑，可以把山东海城的两个孩子接回来了。关山林不让，说革命尚未成功，以后还有恶仗打，孩子在身边碍手碍脚，把孩子放在老百姓那里，就像把鱼儿放进大海里一样安全可靠。乌云说，你现在都休息了，还有什么恶仗打？关山林生气地说，你懂什么叫休息？休息就是打仗打累了，烫个脚，打个盹，喘口气，休息又不是死，不死就还得打！乌云说，你打你就打，干孩子什么事？你要打仗，总不能老把孩子泡在大海里不管吧？关山林说，怎么不干孩子的事？怎么不管了？我就是不干孩子的事！我就是不管！你革命了几十年，你怎么连这点儿道理都不懂？乌云说，我不懂什么道理了？我不懂什么道理了？我要怎么才算懂道理了？关山林看着她，一字一句地说，道理就是，一个革命军人，在他还有一口气的时候，他就没有权利撤下战场！乌云被这句话说得无言以对。乌云悲哀地想，这个人，他一辈子都在想着打仗！他想打仗都想疯了！他想打仗都想得自私透顶了！乌云忍无可忍，他们大吵了一架。吵过架后的关山林脾气坏透了，看什么都不顺眼，有时候他把孩子揍一顿，有时候他逮着李部出一通气，但更多的时候他找乌云吵架，他仿佛是喜欢上了和乌云吵架，在这方面他简直就跟一个坏孩子似的。乌云有时候让着他，有时候实在被逼急了，就和他吵一架。子宫摘除之后乌云的脾气变得越来越烦躁。他们吵，李部不知所措，李部就只好把会阳、湘阳带到外面去，躲开家里的这个战场。其实会阳和湘阳都不在乎这个，他们正好是家里最不在乎大人在干什么的两个孩子。李部把他们带到外面，会阳就找一个僻静避光的地方继续躲起来，一动不动。湘阳就到处溜达，找可以收藏的东西。倒是李部自己，托着腮帮子坐在那里想，他们是那么令人尊敬的人，他们这是怎么了？李部对此一点儿也想不通。有一次他们又吵了，吵得很厉害，关山林打了乌云一耳光，乌云被激怒了，朝关山林扔出一个暖水瓶，接着乌云把能够抓在手中的东西都朝关山林扔去，关山林躲也不躲，有一只闹钟差一点儿就击中了他的脑袋，他站在那里恶恶地朝她冷笑。她朝他喊，关山林，别人一点儿也没说错，你就是个军阀！李部傻了似的站在那里，他完全不相信他看到的一切。事情过后，李部帮助乌云清扫一片狼藉的战场。乌云说不用你，我自己来。李部实在忍不住，吭吭哧哧地小声说，阿姨，你们，你和首长，你们都革命一辈子了，你们为什么还吵架？你们这样，让人看了心里难过，你们就不能不这样吗？乌云抬起身子来看着李部，把李部看得手脚都没处放了。乌云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说，你不懂，你还年轻，这种事你不会懂的。乌云说完就又低下头去扫地。他们整整往垃圾箱里撮了几簸箕垃圾碎片。李部发现乌云的手被碎玻璃割破了，他连忙找出急救箱来。乌云自己给自己消了毒，自己给自己包扎伤口，然后，乌云说出了那段令李部永生难忘的话。乌云抬起头来看着李部，她的脸色十分平静。乌云说，他打了一辈子仗，现在他休息了，没仗可打了，他心里有火，你要不让他把火发出来，他会憋死的；他失去了战场，他没有对手了，现在，我就是他的对手，我来和他打，我们是夫妻，只有我们两个人，才能把仗打到最后。 1967年秋天，关山林搬进了干部休养管理所。 这一年的秋天，他的双鬓出现了大量的白发，他突然之间老了下去。 干休所是一处占地十几公顷的花园，最早是一个彭姓英籍买办的私宅，后来被四川军阀刘湘夺了去，做了刘公馆。无论是彭姓私园也好，刘姓公馆也好，主人图的都是一个静字，所以在拥有它的时候，都将建筑建得少少的，地界圈得大大的。花草树木种得多多的，弄得鸟比人多，蜂蝶比鸟多，花草树木比蜂蝶多。花园是人建的，待花园建成了，却显不出人了；人本来是想做自己趾高气昂的主人，待挖空心思下足了征服的力气，终究还是见不到自己，自己还是被湮没了。 最早干休所是没有搔扰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在大都市里实在是一处世外桃源，外界的人偶尔寻错了路走进来，走不出一百步，便会心里忐忑地犯疑，迷惑自己是不是梦中走进了一处童话中的世界里。 所有各处都打起来了，重庆整个是一片枪炮声，白天作坊炒豆子一般响个不停，到了晚上，除了声响之外，还多了曳光弹掠过夜空的美丽的弧道，间或有燃烧弹制造出来的狼烟火图。人不肯忍耐寂寞，追求着心理和感官的刺激，鸟儿却不喜欢这个，被枪弹追得西西惶惶地四下里逃遁，满世界寻找一片安静之处，就寻找到了这里。好在这里树木茂盛，凤凰爱的梧桐，黄鹂爱的白果，什么树都有，鸟尽所爱，各择枝头，筑巢的筑巢，觅伴的觅伴，贮食的贮食，都有劳动，都有归宿。先前还有些惊，园子外面枪声一响，如云的树林中轰地就飞起一片鸟儿来，乱扑乱撞，撞晕了头，落下两只来，被园子里人家养的肥肥的大白猫叼到一边去，也不伤害，只是扑挪玩耍一番。到后来都习惯了，都有了经验，知道那只是响声，声音不中听，却是没有什么实在的危险，再有枪响时，就不再惊动了，只当没有听见似的，该筑巢的筑巢，该觅伴的觅伴，该贮食的贮食。 干休所大小也算是兵营，且不是一般的兵营，兵营里住的都是打了几十年仗没打死剩下来的命硬的兵，既是兵营，就有兵营的约束，平常外人是不允许走进去的。本来没有什么事，可是那一天，有一队学生造反派要去紧急支援被围攻的战友，因为时间紧迫，来不及顾及许多礼节，就翻墙进了干休所，又翻墙出了休干所，把一处美丽安静的花园做了一条战役捷径。学生们因为取了捷径再加上英勇无畏地打了胜仗，战斗结束后他们又回来了，回到花园里来了。他们回来打猎。他们不是打那些鸟，他们对鸟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鱼。他们在借道花园的时候发现花园里有好几个池塘，池塘里荷叶片片，鱼鳞点点，他们觉得这实在是一个庆贺胜利的好去处。学生们找了一个最大最美丽的池塘，围起来，先用枪朝池塘里射击，射了半天，没见浮起一条鱼，先还拿相互的臭枪法取笑，后来发现这和枪法没关系。那池塘水深，子弹泼雨似的往水里一打，把水面打烂了，鱼知道了危险，都潜入深处去藏了起来，子弹在深水处就跟鱼饵似的胡漂，哪里还有威胁？一个长了一脸青春痘的学生收了枪，气馁地说，毛主席早就教导我们，鱼翔浅底，百舸争流，这水这么深，到哪儿打去？另一个剃了光头的学生，看样子是这一队学生的领袖，气得脸都红了，说，毛主席还教导我们，宜将剩勇追穷寇，天翻地覆慨而慷！我就不信这个邪，我就不信我人都对付了，鱼就对付不了！光头说罢收了枪，从腰间解下一枚手榴弹，揭了盖，捅开油封，勾出拉环，小拇指套了，喊了声趴下，扑通一声就丢进池塘里。少顷，手榴弹在水里爆炸了，闷闷地掀起一股水花，池塘里立时浮起一片白花花的鱼来。学生们从地上爬起来一看战果辉煌，都乐了，说，这办法好，早该想到了，刚怎么就没想到？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将革命进行到底！于是他们纷纷收了枪，去腰间摸手榴弹，准备好好将战果扩大一下。 枪响的时候关山林正在家里看报纸，枪声使他浑身机灵一下。关山林放下报纸，叫李部出去看看，看什么人在放枪。李部出去看了，回来说，是一些学生在那里放枪。关山林说，怎么回事？怎么打进来了？他们要打，叫他们出去打，吵得人家看报纸都没个清静，末了再丢两具尸首下来，谁替他们收去呀？李部 说，他们不是打仗，他们是打鱼。关山林一时没明白，问，打什么鱼？有什么鱼好打的？李部说，池塘里的鱼，他们拿枪打池塘里的鱼。关山林愣了一下，就笑，说，狗日的，一群傻兔子，鱼又不是山猪，鱼在水里待着，使枪能打上来吗？得炸，用炸弹炸，炸才管用，他们这点儿都不懂！关山林说罢挥挥手，重新拿起报纸来，准备不理这茬，继续往下读。正在这时，那枚手榴弹响了，轰的一声，震得窗玻璃铮铮发抖。关山林把耳朵支楞起来，有点儿恼了，说，怎么回事儿？还真使炸弹炸呀？他们想干什么？他们还有完没完？还让人看报不让？一边说着一边站起来，把报纸丢到一边，大步朝外走去。 关山林来到池塘边上的时候，那里正闹得不可开交。有两个休息干部比关山林早到了一步，正在那里阻止想往池塘里继续丢手榴弹的学生们。学生们当然不吃这一套，双方争执起来。都是拿枪的人，或者说一边是拿枪的人，一边是曾经拿过枪的人，火气都旺，谁怕谁？谁服谁？所以争执得很厉害。休干的家属远远的在树荫下着急地朝这边喊，回来！回来！别管那个闲事儿！他们要干啥就干啥，他们有枪！喊过又吼自己的孩子，你们往哪儿冲？你们往哪儿野？又浊放电影，见人家有枪呀？上去了一个还嫌不够呀？关山林就在这个时候大步走来了，关山林走得地皮蹬蹬作响，走近人群，伸手把外围的人拨拉到一边，自己直接进了中心。中心是那两个休干，很孤立地被拿枪的学生们围住。关山林说，干什么？你们要什么？你们要抢人不成？学生们一看进来一个大块头，一开口声音炸得人头皮都发麻，分明是个厉害角色，于是都停止了争吵，拿目光打量他。一个休干看关山林来了，气愤地说，他们炸鱼，拿枪打了不说还使手榴弹炸，老关你说这还了得！另一个休干也说，搞什么名堂，简直邪了！关山林听了，就拿凛凛的目光去点射那些学生。学生们都有点怵他的目光，都下意识地把眼睛躲开了。只有领头的光头不怵，仍用傲气的眼光看着关山林。光头说，炸鱼算什么事儿？炸鱼算事儿吗？关山林看出他是个头儿，就把喽罗们放了，只把目光对准了光头。关山林说，要说呢，不算事儿也就不算事儿，但得分个时间场合，当年我也炸过鱼，比你这厉害，是使旧炮弹炸的，那是肚里没食，饥了，为着填肚子，你们这一个个红头绿脑的，你们也不像是饿汉，干嘛炸？光头说，不干嘛，炸着玩。关山林说，就为这个？就为玩？光头说，那还为什么？关山林说，这就是你们的不对了，这就是你们不懂事了，哪有这种玩法？哪有使手榴弹炸鱼这种玩法？这是多大的浪费！这是败家子！光头说，你凭什么这么说我？你是谁？关山林说，你别管我是谁，我说你是浪费你就是浪费，我说你是败家子你就是败家子，我这还没说完，我不仅说你们是败家子，我还说你们是散兵游勇，是流寇，你们拿着枪握着弹，怎么说也算是一支武装，既是武装，就得攘境安民，就得保护地方，秋毫不犯。过去年代，连大一点儿的土匪都明白这个，哪有像你们这样的，偷鸡摸狗，打家劫舍，这像什么样子？你们这个样子，不是散兵游勇，不是流寇又是什么？光头一听生气了，说，你这是什么话？你这是怎么说话的？关山林奇怪地问，我这话有什么不对吗？我这话很正确嘛。光头年轻气盛，受不得这个刺激，他说，你这样说，我还真不信邪，我还真做一回散兵游勇，我就再做一次给你看看！光头说着，就去一个伙伴手中抓过一枚手榴弹，摆出架势要往池塘里丢。关山林这下子恼了。他吼道，你敢！你小样儿！你再丢一个试试！你再丢一个，我立马楔了你！光头被关山林的吼声吓了一大跳，主要是没想到关山林的吼声会这么大，炸雷似的，连耳膜子都震疼了。分明是受了伤，人就愣在那里动弹不得，但一会儿又清醒过来了，这一清醒，脸就没处搁了，心里想，吼也不是不能吼，但得分个局势，我这手里捏着的是武器，武器不是玩具，不是吃素的，一个小时之前我还把对立派打得丢盔卸甲，屎滚尿流，你这里也就三个老头，就算浑身是铁，你能打出多少子弹头来？凭什么就该你来吼我？这么一想，光头就恼羞成怒了，也是一个下意识的动作，人往后退了一步，手中的枪栓哗啦一拉，枪口抬起来，笔直地戳住了关山林的胸口。其他的学生一看自己的首领操家伙了，都往后跳开，把手中的枪举了起来，对准了人群中的三个老兵。 这一招非同小可，站在远处观察敌情的家属们一下子就炸了，也有往前扑的，要替自己的老伴挡住枪口，也有往后跑的，急着要去叫警卫排的战士来救命，哭喊声响作一片。关山林在人群之中却很镇定，没事一样，看了看光头指向自己的枪口，觉得事情演义到这个份上，就有些好和好了，他还真的咧开大嘴笑了一下。关山林说，怎么的？还真的打算玩一把呀？还真的操上家伙啦？要真玩，小子你可要吃亏了！关山林说着朝前迈了一步，同时疾利地出手，也不知使了一个什么招数，只一眨眼工夫，光头手中的枪就落到他手里了。这一招让所有的人都大吃了一惊，但是没等光头和那些学生们反应过来，他已经在那里十分内行地摆弄起那支战利品来。关山林一边摆弄一边啧啧有声地说，好枪！好枪！可惜保养太差，糟踏了！光头先是吓了一跳，出了一身冷汗，呆在那里不知所措，后来看见关山林一门心思全在那支枪上，而把他和他的伙伴全丢在一边，其实不是威胁，就喘出一口长气，小心翼翼走过去，说，你也知道这枪？关山林抬起头来看着光头，脸上是不快的神色，说，什么意思？光头连忙解释说，你别误会，我知道你过去玩过枪，这我看得出来，我是说，你们过去打仗，使的都是汉阳造呀毛瑟呀三八大盖呀什么的，不会见过这种新式武器吧？关山林在鼻孔里轻蔑地哼了一声，颠了颠手中的枪，说，五六式冲锋，根据苏式AK47突击步枪仿制，7．62毫米口径，发射中间型步枪弹，枪口动能1990焦耳，初速每秒710—730米，有四条右旋膛线，弹匣容量三十发，采用枪机回转式闭锁方式，击发装置采用击锤回转、击锤簧能量击发的方式。怎么样，不错吧？光头明显地吃了一惊，说，不错！一点儿不错！关山林说，这是其一，想你也该知道的，还有其二，未必你就知道了。光头很感兴趣地问，什么是其二？关山林说，五六式冲锋枪还有两种改进型，一种是五六--1式7．62毫米冲锋枪，一种是五六--2式7．62毫米冲锋枪，这两种枪型比制式型小巧轻便，战斗性能丝毫不低于制式型，这两种枪产量极少，用于特种部队的装备，我想，你怕连见都没见到过。光头有些羞涩地抠了抠脑袋，不好意思地说，真没见过，听还是头一回听说。关山林点点头，说，这就对了，你这样说还是比较谦虚的。光头这时已和关山林没有多少隔阂了，他极佩服地说，老同志，你对武器这么熟，看来不比一般人，你是打哪儿知道这些的？关山林伸出一只手，拍了一下光头的肩，差一点儿把光头拍得歪到地上。关山林说，娃娃，我搞了几十年军火，我搞军火那会儿，你爹怕还在穿开裆裤呢，要论玩枪，我是不和你说，要说还真怕把你吓住。光头瞪大眼睛说，吓，敢情你是《把一切献给党》呀？敢情你是吴运铎呀？关山林说，差不多吧。关山林说着，将手中的枪关好保险，还给光头，说，好了，娃娃，把枪收好，该哪儿玩哪儿玩去，别在这儿撵狗打鸭子的，别在这儿犯愣，那不是事儿。关山林说罢，转身分开人群，走了。 光头一帮学生后来也走了，但走后不久，他们又回来了，是当天晚上来的，这回没带枪，带的是一支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张罗着要给干休所的老兵们慰问演出一场，算是压惊。学生们热情极高，挨家挨户把老兵和他们的家属请到操场上，在那里为他们跳《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和《金珠玛米亚古都》，唱《长征组歌》和《八角楼的灯光》。台上的学生们都穿军装，台下的老兵们反而不穿，但不管穿军装的还是不穿军装的，双方气氛一律都很融洽。学生们跳得极卖力，跳得一头大汗，观众们也给捧场，一遍一遍地鼓掌。这时，就有一个学生借着这热烈的场面跳到台上，举着手臂挣红了脖子领呼口号，喊，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只有一个人没呼口号，这个人就是光头。打节目一开始，光头就在人群中转来转去的找人，后来光头找到休干所一位管理员，问，那个老同志怎么没见到？管理员不知道光头问的是谁，就说，你说的是哪个老同志？我们这里的同志个个都不年轻。光头说，就是那个大块头，白天在池塘边下了我的枪那个。管理员后来明白了，就笑，说，你说的是他呀，他才不会来呢。光头问，为什么他不来？他还在生我们的气呀？管理员说，他不来，和你们没关系，他从来不看文艺表演，他连电影都不看，他是对蹦呀跳吁的事不感兴趣。光头听罢大失所望，说，那我们还慰问个什么劲儿？我们慰问，就是冲着他来的，我们是想请他给我们做军事顾问呢！管理员说，这你没错，你请他做军事顾问没错，这想法是个好想法，他一准能教你们不少东西。管理员说罢就不理光头了，扭过头去继续看演出，管理员在心里想，这些娃娃妹子正经八百跳得不赖呢！ 6 把我的老婆交给我 在揪出乌云的问题上，白淑芬一直处在一种两难的境地中。 一六一厂的夺权斗争起步较晚，和社会上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比较，他们几乎慢了整整一拍。但是厂里的退伍军人多，党团员多，不乏觉悟和热情，运动一经发动起来，就显示出这个厂的活力。 夏天过后，文攻武卫演变成大规模的武斗。重庆是军事工业基地，兵工厂遍及全市，兵工厂的造反组织近水楼台先揽月，迅速用自己厂生产出的军人武装了自己，有些武器属新式装备，甚至连部队都还没有用上，造反派们就扛着它们去攻打对立派的据点了。武器从步兵用轻器械到四联高机、高射炮，甚至坦克和飞机。建设机床厂的造反派头头邓长春动用几十艘军用船舰沿嘉陵江而下攻打涪陵，航程中遇重庆警备司令部一艘巡逻舰劝阻，邓长春下令开火，数舰齐轰，立即将警备司令部那艘巡逻舰打成了筛子，沉入江底，警备司令部一名副参谋长率领的战士全部殉职。飞机的参战最先是用作撒传单和威震对立派，这还属于精神战范畴，后来就发展到丢炸弹了。但炸弹不是真炸弹，是石头和钢旋。飞机飞临战区上空，舱门打开，成筐成筐的大石头和钢碇自天而降，铺天盖地，纵使不是真炸弹，也有着相当的气势和威力。但是也有差错，好几次飞机丢下的土炸弹都丢在自己人的头上，把自己人砸了个落花流水，骂娘都没处去骂，究其原因，是训练有素的飞行员难以找到，飞机飞得歪歪扭扭，炸弹自然就投不准，后来这种方法就不大使用了。倒是坦克的作用大得多，攻打对方的据点，若把坦克派出去，几乎每战必胜。一六一厂就是生产坦克的，一六一厂生产的属于T—59系列主战坦克，这种坦克装配有新型发动机、乔巴姆装甲和车长炮长夜视仪，它的火力系统为一门105毫米线膛炮和一挺7．62毫米并列机枪，攻击性相当强，所以一六一厂的两个主要对立派组织都很威风，曾在杨家坪地区进行过颇为激烈壮观的坦克群战。实力雄厚的各派攻打外面的据点，也都由坦克率先攻坚，以壮声威，一般的情况下都是无坚不摧，所向披靡。但是也有失手丢丑的时候。有一次西师八·三一攻打六中红联，红联的那些中学生勇敢无畏地守在学校的主楼上，以猛烈的火力抵挡进攻，接连打退了几次冲锋。西师八·三一这边看着久攻不下，就派出坦克助攻。坦克轰轰地开来的时候，枪声停了，战场上一片寂静。眼见着坦克已经冲到主楼下，正准备加大马力撞击楼房，但见主楼楼顶的平台上出现了一个浑身绑满手榴弹，怀里抱着一个炸药包的中学生，他轻轻地纵身一跃，像只鸽子似的飞落到坦克上，霎时天崩地裂一声巨响，那庞然大物就化成了一堆废铁。还有一次，一派以嘉陵江大桥为屏障阻击另一派的进攻，另一派就派出坦克，原以为坦克一过，胜券在握，谁知对方事先在桥头牵上了高压电线，电线用钢板埋了，等坦克冲到，对方眼疾手快合上电闸，坦克抽搐了一下就停住了，坦克里的人冒出一阵黑烟，都变成了一截焦炭。这里讲的当然都是坦克走麦城的事，但总归起来，坦克的威力和威风比起轻武器来还是大得多，所以一六一厂的造反组织在重庆仍不失为重要的武斗力量，造反派的人也就有一份不小的威风。 白淑芬很长一段时间不知拿乌云怎么办。作为厂里最早起家的造反头头之一，她的意见是举足轻重的。乌云在运动中期也被当作走资派揪出来了，但这并不是白淑芬的主意，而是运动使然。从总厂到分厂到各单位各部门，所有的领导都尽悉被揪出来了。医院不是世外桃源，当然不能例外。乌云开始没有受什么苦，她只是被当作走资派夺了权，揪了出来，被人踢到了一边。她每天仍然按时到医院去，接受群众组织的批判和审查，闲下来的时间就写交待材料和搞卫生。许多人的境遇都比乌云糟糕得多，比如胡祥年，他被强迫戴上了用钢板焊成的高帽子，胸前挂着钢铁做成的黑牌子，和他在厂俱乐部当主任的妻子一起到处游街。他们打他，把他的肋骨都打断了。他们还用强硫酸烧他的手指头。乌云没有遭到暴力对待，一方面是因为乌云在医院和厂里的人缘一向很好，另一方面则是白淑芬的保护。白淑芬要乌云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积极配合群众的批判，老实交待问题。乌云对此很感激，她知道有了白淑芬这层保护，她的日子会好过多了。有一次白淑芬埋怨乌云，说她不会转弯。乌云愁眉苦脸地说，他们要我承认去年那起死亡事故是我执行资产阶级治院方针造成的。那起事故你知道，伤员送到医院来的时候已经停止了呼吸，心电监视仪上的电波只是反冲假象，和治院方针没有关系。白淑芬说，有没有关系不由你说，由群众来说，你现在根本没有说话的权利，群众怎么说，你就承认下来得了，也让我有个交待呀！乌云说，别的说我什么我都承认了，我没有的都承认了，可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我怎么能信口雌黄？我要是承认那是一起医疗事故，那尤大夫、王大夫，他们不就成了事故的直接肇事者，他们不就遭殃了？白淑芬说，你现在是不要管别人，你现在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都难保，还操心人家的事，你自己说你迂不迂？你就承认下来，转一个弯，把事情推到别人头上，反正你又不是具体实施者，这样我就可以出来说话了。乌云摇头，说，什么弯都能转，他们说我投机，说我收买人心，说我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这我都承认了，但是这个弯我转不得，转了会害别人的。白淑芬跺脚道，你怎么是这样的人？你都快要把我气死了！你这个样子，叫我怎么替你说话？你要再这样榆木脑袋，我可不管你的事了！白淑芬说不管，但她还是管了，她想尽一切办法保护乌云，为此她不借转移目标，把批判的火力集中到院长周广太和副书记胡祥年身上，她天天组织批斗会，狠斗那两个倒霉蛋，她准备好的矛头都是对准他们俩的，而乌云则成了一个陪衬，每天站在批判台上陪杀场。可是，这种日子没有保持多久。随着运动的升级，批判的火力越来越猛，乱世英雄层出不穷，很多新造反力量都想着创造成果，乌云要想逃开这种局面就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了。乌云受到的冲击越来越大，他们开始像对付其他走资派一样地对付她。她开始挨打。有一次他们把一瓶墨汁往她头上倒，她想躲避，他们很生气，给了她一老拳，把她的眼睛打肿了。还有一次他们批判妇产科的两个大夫，说她们把革命群众生孩子时落下来的胞衣煮了吃，那两个大夫解释说她们吃是吃了，但她们没吃别人的胞衣，她们吃的是自己的胞衣，她们说这事乌书记知道，乌书记可以作证。本来这事轮不到乌云开口，她现在的身份根本就没有开口的资格，但她觉得那两个大夫太冤枉，忍不住就说了实情。实情当然是她们没有吃革命群众的胞衣。他们恼羞成怒，罚她戴着三十斤重的铁帽子，挂着三十斤重的铁牌子跪在碎玻璃上，可怜乌云风湿性关节炎，半天下来两个膝盖头被划得鲜血淋漓。乌云实在受不了了，对这种日益升级换代的批斗她再也坚持不下去了，她想这比死还难受，这样还不如死了。有一天她就偷偷逃回家去，她打算在家里躲上一阵子再说。 关山林先没注意，但乌云连续几天没上班，这事让他感到蹊跷。他问乌云。乌云先支支吾吾不肯说，但耐不住关山林一再追问，就老实坦白了。乌云说，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在家里躲几天。关山林对乌云这句话很反感。什么叫受不了了？什么叫躲？这话说的好没觉悟！关山林当下没说话，进屋去看了一会儿报纸，又出来了，对正在给会阳洗澡的乌云说，你不能待在家里，你得回厂子里去。乌云不明白，把手中的湿毛巾放回水里去，问，为什么？关山林说，什么为什么？你说为什么？厂子里搞文化大革命，你跑回家里来躲着，你这是怎么回事？乌云说，他们打人。关山林说，他们打人是他们的事，你正确接受群众的批评教育是你的事，战争年代别说打人，枪子儿一天到晚在身边飞，命都豁出去了，还怕挨两下打？乌云心想，也真是，战争年代炮火纷飞，明知性命每时每刻都可能丢掉，也从没有个惧色，哪儿危险就往哪儿冲，怎么现在挨几下打心里就屈得不行，难道人真的就变修了吗？心里虽这么想，嘴上却说，我真的受不了了。关山林说，什么受不了？有什么受不了？受不了也得受！一个革命战士，任何时候都没有离开战斗岗位的权利，死，你也得死在阵地上！关山林这话说得凛凛正气，说得乌云眼圈直热。乌云把裤脚卷起来，指着膝盖上的伤疤说，你看，你看，这就是你说的阵地！这就是你说的阵地！关山林瞄了一眼乌云腿上的伤疤，轻蔑地笑了一下。关山林什么没经历过？什么没见过？他自己都死过几次了，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身上的伤疤随便捡哪一块也比乌云的大，他哪能把乌云的伤疤放在眼里！关山林说，你少拿那个来张扬，你吓唬不住谁，你要吓唬会阳湘阳他们或许行，要吓唬我，你得把你那疤弄大点儿。关山林这么一说，乌云就有一种灰心丧气的感觉，本来她在厂里吃的那些苦，遭的那些罪，都不愿给关山林说，她知道他心情一直不好，不想给他再添烦恼，现在经关山林这么一说，反而觉得好没意思，索性不与他争辩，放下裤管，哗啦哗啦地给会阳洗澡，洗得屋里一片水渍。乌云打算不理睬关山林，任他说什么，反正她不还嘴，反正她得在家里躲上一阵子，也许躲上一阵子，厂里的局势会有所变化。哪知关山林不依不饶，整天撵乌云，追着乌云的屁股把她往厂子里赶。乌云在家里不得安宁，有时候吃着饭两个人就吵起来了，有时候乌云睡觉了关山林还去敲她的门，乌云不开门，关山林就往乌云房间里打电话。家里有两部电话，关山林房间里是一部内线电话，乌云房间里是一部外线电话。关山林通过总机要通乌云房间的外线电话。关山林在电话里说，你怎么睡得安心？你难道睡得安心吗？气得乌云直掉电话。关山林并不因为乌云摔电话就放弃了，他显示得很坚决。关山林对乌云说，你必须回厂坚守工作岗位，你必须离开这个家，这个家是我的家，我的家是决不窝藏任何逃兵的！也怪关山林这话说得太气人，乌云听了这话，一股英雄豪气油然升起。乌云心想，你以为我真是胆小鬼呀？你以为我真就没觉悟呀？你不就是要看我能不能挺住几下打吗？我就挺一回给你看看！让你看看，我也是有骨头的！乌云这么一想，当下就进屋收拾东西，把红宝书放进军用挎包里，背上挎包就走。关山林见乌云往门外走，就问她到哪儿去。乌云不理他，心里还窝着一股子气。关山林大概明白了，撵出门来冲着乌云的背影喊，要坚持住！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阵地！乌云走在路上，听见关山林那声叮嘱，她不回头，不知为什么，眼里就有泪水流了下来。 乌云当天夜里又回到家里来了。乌云是走着去，抬着回来的。乌云为赶着回厂接受批斗，心急火燎地挤一辆满载的电车，被人从行驶着的电车上挤了下来，左腿摔坏了，抬到医院一检查，是左腿胫骨骨折。医院那时忙着搞运动，没时间关照病人，再说乌云的身份很有些尴尬，所以给乌云打上石膏，开了一些跌打损伤的药，就让人把乌云抬回家里来了。关山林这回当然就无话可说了，乌云是摔断了腿才回家来的，不是逃兵，就算打仗，负了伤的战士也有资格撤下阵地，你总不能让乌云拖着一条断腿去坚守阵地吧？所以关山林对乌云回家没有说二话。倒是乌云，惦记着关山林不依不饶地往厂子里撵自己，心里有气，免不了说些风凉话。乌云躺在床上说，要不你找两个人把我抬到厂里去，我就躺在台上接受批斗？关山林不理乌云的碴，一句话也不说，自己躲到一边去看《解放军报》、《参考》和《红旗》杂志。但关山林也不整天都看报纸，关山林还给乌云煨骨头汤喝。这是关山林头一遭进厨房。关山林每天早上起个大早，提着篮子去买筒子骨。市场上正闹货荒，肉案上根本看不到肉，但关山林却有办法买来筒子骨，而且一买就是一满篮，像是给整排整连做饭似的，也不知他有什么办法。关山林煨骨头汤不用李部动手，只要李部把骨头洗干净就行了。关山林把洗干净的骨头用斧头砍得稀碎，用一只大吊子煨起来，煨时不用炭火，用柴。关山林很得意地对李部说，我当兵那会儿有一个说法，叫一个火头兵顶半个团长，说的是火头兵的厉害。李部很好奇地凑找去，问，火头兵就是炊事兵吧？炊事兵真有那么厉害？关山林一脸认真地说，可不？你想呀，他火头兵管着什么？管着部队的肚子呀！他要把南瓜闷小米饭煮足了，部队吃饱了，一个冲锋就能打上胜仗，他要给你闹点儿情绪，部队吃不饱，饿着肚子，看着敌人你也撵不上，别说团长，你就是师长又管屁用，所以说火头兵厉害。李部兴奋地说，首长，那我在你家做饭，我也该算半个团级干部了？关山林说，你不同，你是和平时代的兵，没仗打，没仗打你就只是个大头兵。李部有些扫兴，他心想，难怪首长老是惦记着打仗，敢情打起仗来，连炊事兵都是威风的，要这样，我也情愿打仗。李部在那边做着打仗梦，这边关山林忙着煨骨头汤，汤煨好了，用大碗盛着给乌云送去，要乌云坐在床上喝。乌云喝汤。先还有滋有味，顶不住一天三顿九大碗，喝得她直想吐。但关山林不许她吐，吐了还接着喝。关山林认定吃什么长什么，吃骨头就长骨头。乌云说，那你爱吃猪心、吃猪耳朵，也没见你多长心和耳朵出来。乌云说了自己忍不住先笑起来。关山林也笑，说，你这是声东击西，是围点打援，是欲擒故纵，是以矛攻盾，你是个狡猾的敌人。乌云说，狡猾不狡猾的，反正我恶心，我喝不下去了。关山林说，喝不下去也得喝，这是命令！乌云拿手捂住嘴，耍赖不接碗。关山林眉毛一竖，说，你别惹我发毛啊，你惹我发毛，我就采取措施，我就打攻坚战，捏着你的鼻子灌！乌云知道关山林说得出做得出，万般无奈地伸手接了碗，还没喝，一看碗中浮着那厚厚一层骨头油，胃就翻了上来。关山林虎视眈眈站在身边，乌云上天无路，下地无门，逃是逃不掉的。再说，乌云想到自己嫁给关山林这么些年，这还是关山林头一回给自己做一口吃的，别说是骨头汤了，就是毒药，她也舍不得泼了，也得把它喝下去。乌云这么想着，心情激动地扬头往下灌汤，灌得她大汗淋漓，一碗汤灌毕，至少两个钟头咬着牙齿不敢开口说话，怕一开口嗓子眼里的汤蹿了出来。 不知是骨头汤的作用，还是乌云本人经摔打，半个多月后，乌云可以拄着拐杖下地走路了。拍过一次片子，说断茬处愈合得不错，已有增生物质出现了，如果不再出现意外，再过七八十天就可以丢拐杖了。关山林对医生的诊断结果表示满意，但对医生七八十天的话却不满意。医生说伤筋动骨一百天，关山林说那是屁话，人身上哪一块都是活的，破了损了它自然会长好。关山林说，扭了脚脖子算不算伤筋动骨？要都等一百天，那人还到处走干嘛？干脆躺在家里得了。关山林要乌云别听医生的，现在就练习走路。乌云自己是学医的，乌云知道适当地走走会刺激伤口加速愈合，有利于早日康复，于是乌云就开始试着练习走路。关山林十分热衷于这件事，他每天都催促着乌云下床来练习走路，对乌云的小心翼翼他极不满意，一再要求乌云加大练习量。他亲自制定了一个练习方案表，每天要完成多少多少，三天要如何如何，五天要达到什么程度，一周后要怎样怎样，他用毛笔把这个表抄在一张大纸上，把它贴在乌云的床头，如果乌云完成了，他就高兴，如果乌云没有完成，他就不高兴，乌云因此就要受到表扬或批评。关山林休息之后搬进了休干所，这是一个十分安静的园林似的院子，院子里有一些林荫小道，路边长满了阔叶梧桐和小叶香樟，出大太阳的时候走在林荫小道上仍然晒不到太阳。但是关山林却坚持要把乌云弄到更远一些的操场上去练习走路。关山林喜欢操场，他认为在操场上锻炼才正经八百像那么一回事。一段时间关山林热衷于指挥乌云的锻炼，他站在太阳底下，收腹挺胸站得笔直，他喊，——二；——二；一——二。乌云就按照他的口令丢了拐杖撒着手往前走，走得龇牙咧嘴，大汗如雨。李部有时候去给两个专心训练的人送凉水，就站在一旁看，李部发现关山林在喊一——二，一——二的时候充满了一种快乐和满足，李部有些不明白这种近似于残酷的训练方法有什么值得首长那么着迷的，但是李部在这场训练中既不是指挥官又不是兵，他是没有资格说话的，所以他要么站在那里看上一阵子，要么干脆回家做饭，除此之外，他也没什么可干的。于是，在1968年夏季的那段日子里，挺胸昂首站在那里大声喊着一——二的关山林和摇摇晃晃咬牙往前走的乌云就成了操场上的一道风景，一旦某一天这道风景从操场上消失的时候，人们一下子就有了一种失落，一种不习惯，就好像每天每天都要升起的太阳突然消失了一样，让人迷惘。 事实证明，无论是骨头汤也好，无论是大运动量训练也好，这两种方法对乌云都是有效的，在乌云练习走路半个月后，她就能够不用拐杖一瘸一瘸地围着操场走到十圈了。关山林对这个成绩是满意的，为此他把那些尊重科学的医生大大地嘲笑了一番，他故作惊讶地说，哎呀，乌云同志，你怎么不听从医生的劝告呢？你怎么就起床走路了呢？医生要你在床上躺着你就躺着嘛，伤筋动骨一百天，这个简单的道理你都不明白吗？还要我来告诉你吗？你要是这样不听医生的话，你可是犯了自由主义来！关山林自己说完这话后就开心地哈哈大笑起来，他的样子简直得意极了。但是笑完以后关山林就变得严肃了，他对乌云说，好了，现在你的腿不碍事了，你能走能站了，你得回厂里去坚持工作岗位去了。关山林这话连李部听后都大吃一惊，李部心想，人家乌阿姨腿摔骨折了，不到三十天，是你硬让人家练走路，人家刚刚能站稳了，你就把人家往厂里撵，不说是夫妻，就是阶级兄弟也不兴这种撵法呀！但是乌云却仿佛一直在等待着关山林这句话似的，关山林说出这话后，她一点儿也没吃惊，她只是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第二天早上，乌云果然起个大早，换了一身干净衣服，在衣襟上别上了毛主席像章，在挎包里装上了毛主席语录，一瘸一拐地出了门。关山林在自己的房间里听新闻联播，没有送她出门，实际上他一向也没有这个习惯。倒是李部送了出来。李部一直把乌云送到了车站，把乌云送上了车，看着车门关严实了，车走了，他才回家。李部在回家的路上想着刚才在路上乌云对他说的那番话。李部一直绷着个脸，乌云看见李部那个样子，明白李部是在为自己抱屈，乌云就说，李部，你别生首长的气，你不明白，首长这样做是对的。首长当了一辈子军人，守了一辈子阵地，在哪儿都喊人在阵地在的口号，他自己现在没阵地可守了，可是他这人最讨厌弃阵逃跑的事，谁要弃阵逃跑，他就瞧不起谁，我是他老婆，我当然就更应该死在阵地上了。李部想到这里，不知为什么，眼圈竟有些发涩，连忙往身后看了看，见四下没人，掏出手绢擦了一把，急急往家里赶。李部赶回家后就忙着去食堂打饭，回来让湘阳吃了赶紧去学校上学。在接下来的一天里，李部发现关山林情绪很低沉，不爱说话，从早到晚都板着个脸，全然没有乌阿姨在家时的那种活跃和兴奋了。李部心想，真是怪得很，人家在家你整天和人家打架，把人家往外撵，人家走了吧，你又没脸葫芦似的打不起精神，你要怎么才是一个好？ 作为一个人，你必须在你的生活中一步一步地走下去，既不能胆怯也不能退缩，就像登山一样，你的双手攀援上了青苔漉漉的崖壁，你就得不回头地爬上去，其间任何的意外和危险都是注定了的，你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坚持，因为你原地不动和退回都意味着放弃，而人生是不存在放弃的。这是乌云在去工厂的路途中想到的。 乌云没有想到的是自己是奔着死亡去的，死亡已经张开了大口在等待着她。 在乌云养伤的这两个月时间里，工厂里的运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先掌权的一派受到了另一派的威胁，另一派不断发展自己的实力，他们终于攻进了工厂，并占领了工厂的一部分，双方经过数次的拉锯战后，都不能击垮对方，形成一种对峙的胶着状态。先前势力强大的这一方见武力一时无法攻下对方，就采取宣传战，他们宣布对方为保皇党，而掌握在他们手中的一大批走资派则是保皇党的代理人物。这一招果然奏效，被宣布为保皇党的那一派立刻有不少人带着武器投奔到造反派一边来，给原来效忠的那个组织一记响亮的耳光。保皇党气得直吐血，但是很快的，他们找到一个报复的机会，这个机会是由白淑芬提供的。白淑芬先前是造反派一方的领袖之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她都是大红人，但是，自从武并开始后，她的地位受到了挑战。造反组织的领袖当然需要头脑和资历，但在武力面前，大脑和历史就相形见绌了，不少亡命之徒后来者居上，成了组织新的领导人，白淑芬就算当过兵，不怕死，四十多岁的女人，若动起武来，攻守都不方便，眼睁睁看着原来自己那些五大三粗的部下一个个成了自己的上级，心里十分不是滋味。实际上，白淑芬在组织中的地位已经完全失去了，她更多的只是一个后勤人员，管管高音喇叭，管管宣传品的印刷，管管伤员，管管俘虏或者是准备军粮，想到自己失去的威风，白淑芬恨得直咬牙。白淑芬采取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措施，她带着一大批组织的秘密文件和情报反戈一击，投奔到那个叫猛虎造反兵团的对立派组织里去了。对猛虎来说，白淑芬的投奔不啻是一个大胜仗，对立派前任领袖反水，且带来大量情报，这难道不能说明对立派的大失人心吗？猛虎的司令高过立即委任弃暗投明的白淑芬为猛虎兵团的副政委。白副政委上任后给高过献上了她第一个计谋——采取偷袭方式，将集中关押在工厂医院的那些走资派劫过来，让对方失去攻击猛虎兵团的政治资本。这个计谋令高过大喜过望，直夸白淑芬谋略过人。高过当即组织干练队伍，在某个下雨的夜晚突袭医院，果然就将关押在那里的走资派掳出七个来，乌云也是其中的一个。 乌云没想到运动会发展到这一步，她是自投罗网，但是这个时候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高过把人抓到手后就不知下步该如何了。高过这人没有多少脑子，过去在机修车间当钣金工，划得一手好样，当过厂里的劳模，除此之外也没有出过什么头。高过就找白淑芬商量。高过说，要不，我们也宣传一气，说他们的代理人现在成了我们的俘虏？白淑芬说，那没用，该宣传的人家都宣传了，你能宣传到哪儿去？你就是捅娘骂老子，你也是五十步笑百步，比不出个高低来。高过说，那咱们先把人关起来？白淑芬说，你把人捉了来，人家的战斗小报今天就满街飞了，谁都知道你捉了人家的人，你把人关起来，人家就会说，瞧，说中了吧，他把走资派抢去保护起来了，他不是走资派的孝子贤孙又是什么？高过犯难了，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出馊主意抓他们干什么？你不是拿糖让我坐吗？白淑芬冷冷一笑，说，我用了这个计谋，我当然自有主张。高过连忙问，什么主张？快说来听呀？白淑芬咬牙切齿地说，把捉来的这些人都毙掉！高过吓了一跳，说，你没犯病吧？我捉这些人，我丢了好几个战士，人捉来了，你让毙掉，我不是空忙一场吗？白淑芬说，怎么是空忙一场呢？你想想，人家攻击你，说这些人是你的代理人，好，我就把人捉了来。你们拿这些人不就是斗一斗吗？我斗都懒得斗，我把他们给毙了，看谁更绝，看谁更革命，这样一来，那些谣言不就不攻自破了吗？高过一想，对呀，怎么自己就没有想到这一点儿呢，人家说头发长见识短，白副政委头发够长的，见识也没短到哪儿去，倒是合了那句话，最毒不过妇人心。高过也不是手软的，若手软也做不到司令这个位置上，高过往下布置，枪决那七个掳来的走资派。但是在乌云的问题上，高过有些犹豫。高过犹豫的原因是因为乌云救过自己的老婆。高过的老婆是总装车间的工人，有一次被葫芦吊上的铁勾砸了，砸了个大出血，是乌云组织医院的大夫抢救，乌云自己还为高过老婆输了两百CC血，这个高过忘不了。当然这还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高过知道白淑芬和乌云的关系。她们是老同学、老同事，白淑芬进厂，工作还是乌云给联系的，白淑芬为猛虎立了那么大的功，高过有心给白淑芬一个人情，就对白淑芬说，乌云的问题你处置，关起来也行，放了也行，总之你一句话。 白淑芬没有想到高过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没有想到高过会把乌云交给她来处理，实际上，白淑芬甚至完全没有这方面的准备，由她来决定乌云的命运。白淑芬反戈一击，本是出于不甘冷落和另辟蹊径的目的，她向高过献计劫掳关押在医院的走资派，自然有深谋远虑，绝非冲着乌云去的，乌云是命里注定做了这一网中的鱼儿，这不是白淑芬的本意。可现在，高过却将乌云交给白淑芬来发落，由白淑芬来决定乌云的命运。乌云的性命就落到了白淑芬手中，把乌云放掉，还是把乌云关起来，让乌云活着，还是让乌云死，全在白淑芬的一句话。白淑芬沉默了。最开始，白淑芬对高过的信任、大度和宽宏感到高兴，感到欣慰，不管这是一种奖励或施舍，它都证明了高过对自己是器重的，这里面甚至有一种讨好的意味。但接下来，白淑芬心里就涌出一股复杂的快意。她们是老同学、老战友，她白淑芬和乌云，从一开始就有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她在落难之前一直做乌云的领导和大姐，她曾经真心地喜欢过乌云，爱护过乌云，帮助过乌云，可乌云很快就超过了她，不是某一个方面，差不多是在每一个地方都超过了她。乌云的学习是最好的，乌云的工作是最好的，乌云的人品相貌是最好的，乌云的性格和人际关系是最好的，甚至乌云的男人和孩子都是最好的，而这恰恰是白淑芬所欠缺的。和乌云在一起工作和生活，白淑芬永远不可能成为中心，成为众人的注目所在，永远都站在一尊美丽圣洁的女神的阴影之下，这对争强好胜的白淑芬来说，无疑是刻骨铭心之痛。都是同学，都是战友，都是女人，凭什么乌云就该比她白淑芬生活得好呢？老天爷的不公平，也不该绝到如此程度！如果她们不是同学、不是战友，白淑芬也许就不会有那么深刻的妒意了，但她们是；如果她们昔日没有那么真诚的友谊，白淑芬也许就不会妒嫉得刻骨铭心了，但是她们有，这就使白淑芬欲忍而不能了。三反五反时，白淑芬出卖过乌云，使乌云的心灵蒙受了无可弥补的痛苦，白淑芬有过一时的痛快，但事过之后，也有过一时的忏悔，特别当她事后知道了那个难产生下的孩子是个痴呆儿时。这以后白淑芬自己的生活也出现了厄运，因为丈夫的事，她受到了不公平的牵连，连工作都找不到，是乌云帮了她，使她在危难之中抓住了一根救命的稻草，白淑芬为此而感激乌云，由衷地感激乌云。同时，她对乌云的负疚感也再一次加重了法码，她欠乌云的，欠得太多，太重，她已经不可能再超越乌云了，她们这一生如果始终在一起——假使命运是这样安排的话——那么她就注定得一辈子背着这沉重的负疚感，一辈子承受一个被拯救的弱者的名份，一辈子抬起头来仰视乌云的美丽、圣洁和善良、大度。这是一个怎样的心灵重负呵！这是一个怎样的漫长耻辱啊！她白淑芬难道真的必须永远承受这样的心灵重负吗？真的必须永远接受这样的漫长耻辱吗？不！她不！ 现在，白淑芬有了一个机会了，这是上天给她的机会，这也许是她唯一能够抓住的机会，她几乎是本能地把这个机会紧紧地捏住了，她不会再放弃它，她要有所作为！白淑芬拿眼睛看高过。白淑芬的眼睛深如古井，冷冰冰地放着寒光，高过被看得有些发毛，就说，你看我干什么？人我已经交给你了，你要放，找个黑天，弄辆车，别让人看见，神不知鬼不觉地送走了，这个未必还要我教？白淑芬说，不，不要你教，这个我会，我有主意。高过说，什么主意？白淑芬说，也不放，也不关。高过说，那你要怎么样？白淑芬轻轻说出两个字来，这两个字把高过吓了一跳，高过事后想，这个女人，真是绝到了极点，一番苦心，实在是男人都算计不到的，分明是干大事业的材料，像这样的女人，全世界又到哪里去找第二个出来？也合该她生在这乱世之中做一个枭雌了。高过这么一想就有些敬佩，又有些后悔，他在心里对自己说，这个女人，日后倒是要防她一手呢。 白淑芬说的那两个字是：毙了。 那个夏天重庆一直出现着一种奇怪的现象，天气反复无常。一会儿出太阳，一会儿下雨，中间还有过一场七月雪子，老重庆人都说，几十年没见天有这么燥过。李部听人说七月的雪子是自然界罕见的现象，他很兴奋，看着一地乱滚的雪珠子都化了后，就跑回屋里去翻关山林的书架，想知道这些雪珠子是怎么结成的。李部找了半天没找着他要找的书。关山林倒是有一柜子的书，关山林还在书上做眉批，用粗粗的红蓝铅笔在书上气宇轩昂地写上一气，把书写得面目全非，但那些书中没有自然。李部又到乌云的房间去找。乌云也有不少书，乌云的书比关山林的还多，一本本的都很漂亮，只是那里面同样没有李部需要的。李部后来找到一册厚厚的《人体解剖学》，里面有许多彩色的画片儿，李部很快就被那些画片吸引了，忘了有关雪珠子的事。李部在那里看得面红耳赤，看过之后就发呆，然后忍不住又往前翻回去。李部有一个问题始终搞不懂，李部搞不懂的问题是，看着一张皮裹着的人，平常也就那么简单，怎么切梨似的一切开，就变得那么精细，那么复杂了？这个问题使年轻的李部困扰不休。他想，如果阿姨在家，问题就好办了，可是阿姨不在家。李部想去问问首长，他拿着那本《人体解剖学》往首长的房间走，走到首长房间门口时他站住了，他听见房间里有人在谈话。李部想，首长有客人，首长在谈话，等首长的客人走了，首长的话谈完了，我再向首长讨教。李部这么想，就转身回到客厅，泡了一杯茶。他端着那杯茶走到首长房间门口，轻轻敲了敲门，然后走进去，把茶杯放到客人面前。客人他见过，是个女的，是乌阿姨那个医院的护士，到家里来过，姓刘，或者是牛，要么是柳，李部忘了。李部为自己的忘性感到脸红。李部就在脸红的时候，听到客人嘴里说出的那两个字：枪毙。 关山林始终是很冷静的，当那个叫柳兰芳的护士说出这件事的时候，他既没表现出震惊，也没表现得急躁，他只是用一双豹眼盯着惊慌失措的柳兰芳，似乎是在分辨她的话有多少真实之处。柳兰芳是猛虎兵团的成员，她得知猛虎兵团要枪毙从对立派手中夺到手的七个走资派，其中一个是乌云。柳兰芳对走资派没有好感，即使她不喜欢杀人这种方式，她也不会对走资派表示出同情。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革命是暴力，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乌云。柳兰芳是党员，柳兰芳入党乌云是介绍人，问题就在这里。柳兰芳可以蔑视走资派，但柳兰芳却不能对枪毙自己的入党介绍人无动于衷，就算乌云犯了错误，但她不是坏人，她要是坏人，怎么能够介绍自己入党呢？这就是柳兰芳的看法，所以柳兰芳决定来给关山林送信，她的意思十分明显，她希望关山林能把乌云解救出来。关山林的表现令柳兰芳很有些失望。他一点儿也不焦急，他的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他坐在那里，目光尖锐地看着她，如果不是这样，她甚至会怀疑他是否在听她说话。他只问了她一句话，他们什么时候干？然后他就站起身来送客了。柳兰芳在走出院子的时候有些迷惑，她弄不明白，也许这个上了年纪的退役军人是给吓坏了，要么他根本就不在乎枪毙人这种事。 柳兰芳走后关山林立即操起电话，他在电话里说，给我派辆车，要个不怕死的司机。放下电话后他就坐在那里等。几分钟后，一辆华沙牌小轿车开到门口停住，开车的是个笑嘻嘻满不在乎的战士。在途中他们几乎没说什么话，但是在一六一厂的厂区内，那个战士在架着机枪的戒严工事前丝毫不减速，并冲着朝他们拉枪栓的造反派轻松地吹了一声口哨，这个动作令关山林十分满意。 关山林从车上下来后，没有问任何人就径直大步地走进了地下室，你说这是军人的嗅觉也好素质也好，反正他是直截了当地踏进了猛虎兵团的指挥部。猛虎兵团的司令高过正在干涩地啃一块面包，他啃得很艰难，他的眼睛里充满了血丝，面容疲惫，他试过，但毫无希望在这个房间里找到一口水让他把面包送下肚子去。他被闯进来的关山林吓了一跳，以至他都忘了去抓放在桌子上顶满子弹的手枪。他呆呆地看着站在他面前的那个剽悍的老军人，嘴边沾着一圈可笑的面包渣。很快，他发现他用不着担心什么，因为那个老军人的眼神十分平静，一点儿也不像要动手的样子，对于一个眼神平静没有任何威胁的人，你用不着寻求手枪的保护。关山林看着高过，说，你是这里管事儿的？高过盯着他，点了点头，他是下意识地点头的。关山林说，你给我把乌云放出来，我的车在下面，我现在要带她走。高过没听明白，他问，你说什么？关山林盯着高过，说，有一个名字叫乌云的人，她现在在你手里，我要她。高过这回听懂了。高过说，你是谁？关山林说，我是谁你用不着问，你把人交出来就完事了。高过说，我凭什么要听你的？我凭什么要把人交给你？关山林说，因为她是我老婆。高过说，哦。高过很感兴趣地说，原来你就是他们说的那个关主任。高过觉得这很有意思，他很早就听说过他，因为他是整个西南地区军事工业的军方总代表，是个大人物，说起来自己曾经还是他管辖下的一个小工人，关于这一点儿他几乎忘记了，甚至在决定枪毙乌云的时候他都没能想起来，现在他居然撞到他的指挥部里来了。高过把手中的半块面包丢在桌子上，抓起一块满是枪油的擦枪布擦了擦嘴，饶有兴致地问，听说，你当年爬过雪山，过过草地，有这事吗？关山林说，准确地说，是爬过两次雪山。过过两次草地。高过说，那你一定打过不少仗？关山林没有回答他，他盯着他看了一会儿，突然说，你当过兵吧，是步兵？高过蹊跷，说，你怎么知道？关山林说，你的腰杆很直，能一直站在那里不动，大热的天不摘帽子，不是一个训练过的老兵做不到这一点儿；还有，你的右手食指和虎口都有老茧，只有长期练过瞄准击发的步兵才会这样。高过佩服得五体投地，高过说，你说的一点儿没错！我当过五年兵，是二十军的。关山林想了想，说，二十军，你们的军长是不是叫秦勇？高过说，是叫秦勇，先是副军长，后来当了军长。关山林笑笑说，那小子，打了半辈子仗没过上正职的瘾，没仗打了他倒捞上了。高过有些遗憾，说，可惜我没见过秦军长，看样子你和我们军长熟悉？关山林没有回答他的话，关山林瞄了一眼桌上的手枪，他走过去，把枪拿在手中翻看了一下。那是一支新出厂的五四式，枪体的烤兰闪着幽光，仿佛还闻得到一缕淡淡的枪油味。是支好枪，关山林欣赏地说，他利索地哗啦一声拉开枪机，抬手将检举了起来，枪口瞄准了高过的眉心，他那个动作果断而干净，高过吓得差点儿大叫起来，背上汗如泉涌。但是关山林立刻将枪收了回去，他将枪颠了个个儿，枪柄朝外，轻轻地放回原处，然后抬头平静地对目瞪口呆的高过说，一个军人，武器就是他的生命，不能随处放，要让它和你寸步不离。当然，你并不是军人，至少你现在不是。没等高过反应过来，关山林又说，好了，我得回去听新闻联播了，告诉我到什么地方去领人？高过这才缓过劲来。高过缓过劲来后有些生气，他觉得刚才关山林那个举动实在有些过份了。高过说，什么领人？领什么人？关山林说，我刚才已经告诉过你，我要把我老婆带走。高过说，你是说过，我也听见了，但是我并没有答应一定要把人给你。关山林平静地说，你是没有答应，但是人我一定得带走。高过觉得他简直太盛气凌人了。太傲慢了，高过本来是对他有好感的，他甚至已经在心里同意他把人带走了，但是现在高过不这么想了。高过挑衅地说，你一定要带走人，我要一定不让你带走呢？高过说这话时朝前走了两步，这样他离桌上那支五四式手枪的距离就比关山林近了。这个小动作关山林看出来了，他似乎是用嘴角笑了笑。他看着高过，他的目光中有一种东西在流动。关山林说，我告诉你一件事，刚才我的车进你的防区的时候，我估计了一下你的兵力，如果我的判断不错的话，你在这个防区内的兵力不足五百人，没有太多的重武器，要对付这种训练元素的部队，我看有一个连就足够了。当然，你可以听听我的劝告，尽快修正你的错误，比如，叫你那些士兵别站出工事来大喊大叫，在正式的炮火之前，你要想保住性命就把你的屁股埋进沙包里；比如，你可以把你的一道防线和二道防线再拉开一百公尺，这样，对方在攻下你的第一道防线后，你既可以有机会收复失地，又有了足够的开阔地做退守的屏障，否则，人家一个冲锋，后脚踏着你的第一道防线，前脚就能迈进你的第二道防线，你连退守的机会都没有；比如，把你的重火力都从高楼上撤下来，高楼上倒是视野开阔，打起来也威风，可你同时也暴露在对方的重火力覆盖网下，如果真要打你，我看用不着进行第二轮炮火射击，假使对方采用偷袭或突袭的方式进攻，只要冲到高楼的死角下，就算人家不解决你的重火力，它们也和一堆废铁没有什么两样了；再比如——听着，这是至关重要的——把你的指挥部从地下室里搬出去，地下室挨不着炮弹枪子儿，倒是安全得很，但你却离你的士兵太远，你根本不知道外面的战况，你无法尽快地拿出对策，你的士兵，你的阵地，它们都因为你的指挥失度处在不安全的状态下，记住，指挥官不是老鼠，用不着钻地洞，他必须在视野最开阔的地方把握战情，指挥作战。如果你能听我的劝，把你的阵地和兵力重新布置一番，我敢保证那要好得多，至少你的作战能力会增加三成。不过即使这样，要吃掉你也并非难事儿，我看再加上一个工兵排，多带点儿炸药包就足够了。关山林说这番话时极其认真，丝毫没有开玩笑的样子，他的眼光里流露出一种轻蔑，就像一个老猎人看着一个还没有走进森林就走火打伤了自己脚背的年轻猎人的目光，他的那番话令高过目瞪口呆，羞愧难当。但是关山林一点儿也不顾忌高过的表情，他说，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1947年春天的时候，我在东北集贤和土匪打了一仗，那支土匪有六百多人，都操双家伙，他们把机枪和小钢炮架在屯子里，想和我较量一番。我带一个营加一个连，也就六百来号人吧，我捎信给那土匪头子，说你投降吧，你投降我优待俘虏，我让人给你用大肉炖粉条吃，那土匪头子让人捎信回来，说我就不投降，你还能把我的吊咬了？我说那好，那咱们就打吧。我的部下半个钟头以后就冲进了屯子，那个土匪头子真还实现了他的诺言，没投降，让我手下的一个班长用刺刀挑死在马厩里了，我当然也不能违背诺言，我对手下的人说，把他的裤子扒了，咬他的吊。我这人就这样，说话算话。关山林说到这里哈哈大笑，他的目光中充满了自信和恶作剧，他朝门口走去，走了一半他停下来，回过头对阉割了睾丸似的高过说，你要是爱听故事，这样的故事我还有不少，但你现在得带我去领人，我真的得走了，要不我就赶不上中午的新闻联播了。关山林说罢大步走出地下室的门。高过像个木偶似的愣愣地跟在他身后。有一段路没灯，高过绊了一跤，他骂了一句。高过想，这家伙说得对，我立刻就要人把指挥部搬出地下室去！7 父子 1969年深秋，身穿一套洗得略微发白的干部服的关路阳突然回到了家里。 关路阳的回来使这个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显得过分沉闷的家庭有了一次意外的节日气氛。 乌云有一刻没有认出这个高大英俊、威风凛凛、目光中充满了机敏和自信的青年军官，他简直都让她认不出来了。她叫了一声，手中的锅铲失手落到地上。她扑过去抱住儿子，而个头足足比她高出一个半头的儿子却张开双臂，把她的整个人都抱了起来。母子俩在十月的阳光下像风叶草那么快乐地转个不停。乌云高兴极了，她擦拭着脸上的眼泪，把陆续接回家来的孩子们哄开，让他们别缠着他们的大哥，让他们风尘仆仆的大哥坐下来喘口气。她手忙脚乱地在洗澡间里放了整整一池子水，从箱子里找出新毛巾，又把关山林的干净军装找出一套来。不用看她也知道，她的大儿子已经完全能够穿她丈夫的军装了。路阳非常孝顺地听从着母亲的安排，她怎么安排他就怎么做，当她来来回回从他面前走过的时候他的目光中充满了柔情和温顺。吃饭的时候，他把第一筷子菜拈进了乌云碗里，这使乌云差一点儿又流出了眼泪。他很亲热地搂住妈妈的肩头，给她讲了一个又一个笑话，逗得她把勺子里的汤都泼洒到身上了。乌云说起他小时候调皮的事时，他则哈哈大笑，声音洪亮，中气十足。乌云发现他太像他的父亲了，他的一投足一颦眉简直就和他的父亲没有什么两样，但他比他父亲更加富有头脑和智慧，这一点儿乌云也看出来了。在整整一天时间里乌云几乎不让自己离开儿子一步，她也同样这么要求他。他是她的，她要痛痛快快补偿一次母亲的饥渴。路阳自然心领神会，他果然就寸步不离地追随着母亲，像一只母鹿身后紧紧跟随着的年轻的糜鹿。只是有一点，他不允许任何人动他的手枪和一只赭红色牛皮公文包，包括他的母亲在内，即使在他进卫生间洗澡和晚上上床睡觉的时候，他也把它们放在他随手可以够到的地方。这一点关山林不经意地观察到了，关山林对此十分满意。儿子无疑是个合格的军人，关山林在心里这么对自己说。 关山林对儿子的突然回来表现出一种尽量克制的高兴，他没让自己脸上的神情流露出什么，只是当儿子规规矩矩站在他面前叫他爸爸的时候他才把目光从报纸上移开了片刻，冲儿子点了点头。他的表情甚至有些太冷漠了。实际上在整个白天的时间里他都没有机会和儿子接触，先是乌云，她把她的大儿子像个婴儿似的搂在怀里不放手，她就差一点儿没表现出对所有接近她大儿子的人的那种强烈的嫉妒了。接下来是那些孩子们，他们像一群蚂蚁似的把他们的大哥团团围住，簇拥着他从这间屋子到另一间屋子，甚至簇拥着他去上厕所。他们要看他的肌肉，要看他的枪，他们要他讲故事，对他带给他们的那些糖果他们根本不感兴趣，他们只想知道他是不是打过仗，他会开坦克和飞机吗？关山林被冷落在一边了，但这并不妨碍他对儿子的观察，他始终在观察着儿子，他发现儿子成熟了，他的肌肉富有弹性和韧力，筋骨结实，眉宇间正气勃勃，他站立或坐着都自然保持着一种军人的标准，说话声音不高却底蕴十足，反应灵敏快捷，在一只手把小妹湘月举到空中逗她格格大笑的时候，另一只手仍能疾速抓住躲在一边的湘阳朝他投来的飞镖。他具有同情心，他在和每一个弟妹拥抱的时候没有忘记躲在墙角的大弟会阳，他把剥好糖纸的糖块放进会阳嘴里让他吃，这个动作让关山林怦然心动。但最让关山林满意的还不是这些，是路阳对他的态度。吃晚饭时路阳给乌云拈了菜，但他没有给关山林拈，他知道他的父亲不需要这种太富温情的动作。晚上他们父子俩坐在关山林的房间里谈话，关山林夹在书里的红蓝铅笔掉到地上了，关山林勾着身子在地上找，他够了一下那支笔，笔离他稍远了点儿，他伸长了手臂，把笔抓在手中，直起腰来，在这个过程中路阳一直坐在那里没动，没有去帮助他的父亲，他似乎对他的父亲拾笔这个细节毫不在意，因为他的父亲还没有老得需要人帮助父子俩实际上是在拾笔这个动作中完成了一次心灵的沟通。关山林心里多了一分对儿子的感激。 关路阳在1969年秋天刚刚由排级提升为连职，并调至总参所属的一个机关工作。关山林对儿子优秀的军人素质是丝毫不予怀疑的，他知道儿子是最好的军人，但对儿子在短短时间的迅速提升仍然感到一种吃惊。关山林在儿子面前没有表露出这种吃惊，甚至他也不去打听儿子新调任的那个部门的情况，儿子做的是什么工作。凭直感他知道儿子供职的部门具有一定的保密性。儿子佩带的是一支警卫型的五九式连发手枪，即便是在与自己谈话时也须臾不离身；他闭口不谈自己的工作，他只告诉他，他现在已经是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了，这一切都说明，儿子是成熟了，成熟的儿子是在受着重用。 于是秋天的晚上，父子俩走出房间到院子里散步。他们差不多一般高，身材同样魁梧，步伐同样有力。金龙菊和残桂在夜晚传送着暗暗的芬芳，大团大团的美人蕉静静地匍匐在院子的角落里，像内热外冷的火把，轻轻地一口气就能将这些火把吹燃，几星流萤从他们脸前飞过的时候，他们都久久地沉默着。关路阳在黑暗中打量父亲，他发现父亲老了，这是不可思议的。在关路阳的记忆里，父亲从来不属于衰老这个词，他是多么地有力量，多么地充满活力呀！当他站立起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天空一下子变得低矮了；当他大步向前跨动的时候你会觉得整个地球都在震颤；当他哈哈大笑的时候你会觉得全世界都受到了感染，这才是父亲，这才是他的父亲！关路阳崇拜他的父亲，就像崇拜太阳一样崇拜他，他迷恋他日日新鲜的光明和热能，迷恋那种永不停息的升腾，甚至，在关路阳心里还埋藏着一个愿望，这个愿望是在他少年时期就滋生了的，关路阳希望有朝一日他能和父亲比试一下掰手腕。他们各据一方，彼此伸出手来，从容握住，他们脸色平静地盯着对方的眸子，无需口令，他们开始用力，用力，再用力，他们的指关节咔嚓作响，他们全身的骨头咔嚓作响，支撑着他们那两只手的石桌轰然塌坍，化作尘末，但他们的手没有松开，他们的手不会松开，它们仍然牢不可分地焊接在一起，较劲，整个地球都在他们的较劲中咔嚓作响！这是少年关路阳的一个梦，他知道那个时候他没有资格向父亲伸出手去，他没有资格。现在他行了，现在他是一名合格的军人了，他有了这个资格，他可以向父亲伸出他的手去了。可是，父亲却老了。对于离家三年的关路阳来说，这几乎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事，那么不可思议，那么不近情理，但它却是事实。父亲鬓角上的白发使关路阳受到了深深的刺激和伤害，有一刹那关路阳痛苦地闭上了眼睛。他不想接受那些该死的白发！他只想没有任何障碍地向父亲伸出手去！但是父亲老了。朱妈养的那只名叫上尉的猫在黑暗中从他们的脚边蹿过的时候父亲犹豫了一下。勤务员李部在他们身后招呼首长接电话的时候父亲又犹豫了一下。父亲这是怎么了？他真的老了吗？ 金龙菊和残桂的暗香在整个夜晚都给人一种忧郁的感觉。关山林在接过电话之后父子俩又继续他们的散步，这回他们走得很远，一直走到围墙边。他们所在的地方是城市的高处。山城重庆的夜景暧昧而不真实。1969年的秋天重庆的大多数地区仍处在灯火管制阶段，整个下半城都是黑黢黢的，一片死寂，偶尔有亮着夜间行驶灯的车辆惊慌失措地从他们脚下驶过，灯光被山风吹得忽明忽灭，远处有零星的枪声，这也让人感到不真实。嘉陵江灰灰白白地卧在那里，没有船的灯火，你无法弄清它仍旧在流淌着还是已经死去了。父子俩站在那里，有一刻他们都看到了一颗流星，它从东边的最黑寂中出现，摇摇晃晃飞到他们头顶上，似乎是迟疑了一下，然后下定决心，疾速划过夜空朝西边坠落下去。关山林开口打破沉寂。关山林说，北边一直在吃紧？关路阳说，嗯。他没有问父亲是打哪儿探听到这个消息的。父亲是一个军人，即便他已经失去了军职但他还是军人，一个好军人哪怕只靠鼻子也能闻出硝烟味来。关山林说，他们到底有多少兵力？关路阳说，在北线和西线，他们一共有一百二十四个步兵师，全是一流装备。关山林说，我们呢？关路阳说，一线上有三十六个野战师，还有一些边防部队，你知道，我们的装备很糟糕。关山林沉默了一会儿。关路阳发觉自己说漏了嘴，他不该提到装备，父亲干了十一年军事工业，他和他们曾经是伙伴又是对手，你提彼此装备的优劣无疑是在责备他。关路阳在黑暗中看了一眼父亲，他发现父亲这个时候正把目光对着北边，他看不见他的眼神，但他觉得他那个样子有一种饿豹似的渴望和向往。关山林站在那里默默无声地看了一会儿，转过身来，他问儿子，你说，要打起来，我们能赢吗？关路阳迟疑了一下，说，我们不会输。关路阳极谨慎地选择了一个字眼，作为军人他无权盲目乐观，作为儿子他又不能伤害父亲，这个字眼无疑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关山林却根本没有留心儿子这个微妙的心理活动，他叹了一口气，轻轻说了一句，这一仗，我是没有希望了。说完这句话，他把身子再度转过去，面向北方，在黑夜中肃然遥望。关路阳心里突然涌起一股复杂的感情，他觉得鼻子涩涩地发酸，他站在那里，无言以对。好久好久之后，他才轻轻地说，爸爸，我们回去吧，天冷了。 关路阳在家里只待了十天，十天之后他就返回部队去了。临走的时候关路阳挨个儿地和弟弟妹妹们告别，他和他们告别的方式是拍他们的脸蛋儿，这使乌云想起小时候大哥巴托尔对她也是这样。关路阳像待家人那样谢了朱妈，他说朱妈烧的红烧肘子非常好吃，因为这道菜他简直就不想走了。他像对待另一个亲兄弟一样在李部的肩头重重地拍了一下，他说他会给李部寄回一大包山东苔县的大蒜，他知道那种大蒜的膜衣是一种最上乘的笛膜。他朝乌云走去，他把母亲拥住，轻轻地一使劲，就把她抱了起来，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们母子俩就以这种方式站在那里。他在她的耳边小声地对她说，妈妈，你要保重。然后他把她放下来，松开了手臂。乌云掩饰着去为儿子整理风纪扣，这是一个下意识的动作，几乎古今中外所有军人的母亲或者妻子都做过这个动作。他当然用不着她来整理，他服装严整，一丝不苟，但是他不动，就那么笔直地站立着任母亲把他轻轻地摸索了一遍。现在，他和所有人的告别都完成了。他转过身去，面对关山林。关山林站在台阶上，下颔微扬，目光平静。关路阳朝父亲走过去，他在离父亲几步远的地方站住了。他看着父亲。那天有风，院子里，所有的植物的枝叶都在摇曳着，显得匆匆忙忙的，恍惚之间有如干军万马在穿梭奔跑着，这就让那两个彼此相望着的兵有了一种雕塑的感觉，有了一种永恒观照的感觉。不知过了多久，关路阳像一个士兵似的开口对父亲说，我已经准备好了，我可以出发吗？关山林则像一个指挥官，他点了点头，严肃地说，好好干。关路阳还有一句话想要说，他差一点儿就大声说出来了，他想说，我已经准备好了，我能够和你掰掰手腕吗？！那句话就在他的嘴边上了，但是他没有说，他把它们咽了回去。他挺了挺胸，啪地一个立正，朝关山林恭恭敬敬地敬了一个礼，然后他放下手臂，转身，迈着沉稳有力的步子离开了台阶，大步走出了院子。没有人送行，全家人都站在院子里目送着关路阳高大的身躯消失在大门外。他始终没有回头，而他们也始终没有动一下。这是一种默契，一种职业军人家庭的默契，一种近似于残酷的默契，乌云太熟悉这种默契了，如果不算上她和关山林新婚分别的话，她还记得在大凌河边的那个黎明，她还记得在沈阳他伤愈归队时的那个雪地，她还记得在武汉他大发脾气的那个早晨。军人以一种固执的偏见对待分别，他们反感送行这种方式，他们甚至反感家庭这种方式，无论出发或是战斗，无论生或是死，他们期待的都是一种从容不迫，一种征伐天涯若闲庭信步，而所有的叮咛和泪水只能使他们的腿上缠裹上铅衣。乌云有一段时间怀疑那是不是军人特有的忌讳，但后来她接受了这种方式，当她接受了这种方式以后，她就体验到另一种感受，那是自信、坚定和充满信心。作为一个常为出征人壮行的家人，她在每一次都能百倍笃信他的凯旋而归，就像他只是去后院的小河边提一桶水，或是去村前集镇的铁匠铺里取一柄加钢的锄头，用不着惊诈，他前脚出去，后脚就会回来的。现在，乌云就是以这样的心理，目送着她的大儿子走出了她的视线。 老大关路阳走后不到两个月，冬季征兵开始了，十五岁的老三关京阳被五十四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看中，作为文艺兵招进了部队。 先是一男一女两个军人到学校里，他们考核了学校推荐的几十名孩子，从唱歌跳舞到检查肌肉骨胳，考核得十分挑剔。关京阳走进考场的时候两个严肃的考官不由得会心地相视一笑。这孩子生得太清秀太水灵了，他简直就像是一个俊俏的女孩子，连他脸红的样子都像。他们先要他跳个舞。跳个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或者跳个北京的金山上，如果这些不会，你随便摆两个动作就行，比如说，亚克西这个动作你会吧？京阳轻轻地点了点头，表示他听懂了，他很秀气地说，那我跳一段红色娘子军，就是洪常青就义那一段吧！你们能帮我哼一下曲子吗？他说这句话时红了一下脸。他们点头，他们当然能，他们当中有一个就是前任吴琼花呢。他们开始哼，他开始跳。他吸腿、展臂、大跨。他一开始跳他们就不笑了。他跳得太棒了，他的动作、表情，几乎让人怀疑他是否受过专业芭蕾训练，而最难能可贵的是，当他跳完那一段舞蹈后，他们发现他大大的眼睛中竟溢满了泪水。他们被他的舞蹈天赋征服了。那么，能再唱一首歌吗？你能唱首歌给我们听吗？他点头，轻轻说，你们想听哪首歌呢？这回他们可是震惊了，你瞧他是怎么说的，你们想听哪首歌呢？想听哪首歌，也就是说，只要是想听的，他都能唱出来。那就唱一首颂歌吧，胡松华唱的那首，听嗓音你能高上去。他点点头，开始唱。啊哈嘿依哟嗬嘿，啊嗬嘿依哟嗬嘿。他一开口就把他们迷住了。天哪！他的嗓子好极了！他是那种极富魅力的抒情高音，他在High上能让自己像只云雀似的直插云霄，让他的歌喉在那里久久地、久久地环绕。他们给他鼓掌，拼命鼓掌，完全忘记了自己考官的身份。他们要他唱乌苏里江船歌，或者唱二郎山。他唱了，不是一曲，而是两曲。但他们还没有够。现在他们可知道他能唱什么了，他们想知道他能不能唱俄罗斯民歌，不是苏修的歌，是俄罗斯民歌。当然，这个他也能。那就给你们唱一首顿河我亲爱的母亲吧。他站在那里，丁步侧身，微收下颔，双手交握。他们的脸上立刻有轻柔的河风徐徐地吹过。他那个样子就像一个真正的顿河的儿子。他们被他的歌声、被他的抒情陶醉了，很久以后他们才睁开了眼睛。这首歌是谁教你的？我妈妈，是她教的。你妈妈是干什么的？她是艺术家吗？不，她不是艺术家，但是她比歌唱演员唱得更好。这回他们才算真正找到原因了。一只雌百灵生下了一只小百灵，她告诉他用什么来表达对生活的热爱，对大自然的热爱，对生命的热爱，这就是原因。好了，现在他们用不着再考核下去了。他们没有像对别的孩子那样对他说，你可以走了，而是微笑地对他说，再见。当他走出去的时候，他们在名单上找到了他的名字——关京阳。他们在那三个字下面用红笔重重地划了三道横杠。 关山林对京阳当文艺兵这件事丝毫不感兴趣，他毫不掩饰 对文艺兵的不屑一顾。当兵为什么？当兵为打仗！打仗靠什么？打仗靠的是真刀真枪！我当了那么多年的兵，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哪一仗是靠蹦蹦跳跳、拉拉胡琴唱唱歌打下来的！关山林这么对前来家访的招兵干部说。倒是乌云帮着招兵的说话。乌云说，战争年代也不是没有宣传队，什么时候都有。辽沈战役的时候，你忘啦？那些宣传队的人站在路边打着快板唱，同志们，往前走，前面就是张家口。是英雄，是好汉，战斗打响比比看。这个我都还记得，你怎么会忘了？关山林望着天花板干巴巴地说，我忘了，我不记得有这种事。乌云说，你不是不记得，你是不承认，你不承认，你就不是真正的唯物主义、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关山林生气地说，谁说我不是真正的唯物主义、彻底的唯物主义？我不是真正的唯物主义、彻底的唯物主义，未必我还是唯心主义不成？扯淡！乌云毫不退缩，说，你要承认你是唯物主义，你就得承认事实，你为什么不承认事实？关山林说，谁说我不承认事实？你把事实拿来！乌云说，事实就是宣传队也是鼓舞士气，打击敌人的战斗队伍，有本事你就承认这一点儿。关山林说，战斗队伍就战斗队伍，承认这一点儿就承认这一点儿，有什么了不起！乌云说，既然你承认了，你就应该让京阳去宣传队。关山林说，去就去！我倒要看看，他整天在女孩子堆里蹦呀跳的，他能跳出什么名堂来！ 关京阳第二天穿上了军装离开了家，当上了一名文艺兵。 关京阳虽说离开了家，但他离家并不远。五十四军军部在鹅龄公园路，离干休所所在的大坪路只有三站路，他实际上是在家门口当的兵。关京阳被分在学员队，和他一起招进宣传队的还有十七八个兵，年龄都差不多，他们经过了很短一段时间的新兵操练，后来军首长说，算了，我又不要他们去走正步，我要他们唱歌跳舞，搞那些八股文干什么？这样他们就回到宣传队，开始了正规的艺术训练。 关京阳的艺术天赋很出色，他被任命为学员队的副队长。但是他太腼腆，太不爱出众，他心肠柔弱，副队长这个角色对他来说形同虚设，完全帮不上队长的忙。队领导找他谈过几次话，他也不吭声，只是低着头坐在那里，队领导恨铁不成钢，只好把他撤了，另换了一个。这样反而帮了他，他是个喜欢静处的孩子，除了练功和政治思想学习之外，他总喜欢一个人躲在宿舍里看书。他看的多是一些文艺书，他一边看着那些书一边默默地流泪。他的感情太丰富、太脆弱了。他老是把蚊帐放下来，掖得严严实实的，一个人躺在里面呆呆地遐想。学员队的小女兵们都很喜欢他，总爱来找他说话，她们总能找到很多的借口。在他当着学员队副队长的时候，她们可以找他汇报思想活动，谈谈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体会，一般的情况下他总是坐在那里或者站在那里安静地听，偶尔说一句赞同的话或是不赞同的话。在他不当学员队副队长的时候，她们也可以来找他，要他去看看她们的腰下得合不合标准，一字劈得直不直，他不是队里的尖子吗，他当然有资格指导她们。他确实也尽量这么做着，他对她们的请求总是不厌其烦地给予满足，他总是累得满头大汗，这样花枝招展天真烂漫的小女兵们就能争着给他拿来自己的毛巾揩汗，端来自己的杯子让他喝口水。她们全都很喜欢他，不仅仅因为他人长得俊气清秀，不仅仅因为他的歌唱得好舞跳得好，不仅仅因为他性格温柔安静如兔，还因为他会讲故事，会背诗。他会讲很多的故事，那些故事大多是他自己编的，你在任何一本书中都找不到它们，他能随着自己的想象让那些故事任意地发展，故事里大多有一两个美好的人物，他们几乎与世隔绝，更多的时候故事有一个悲剧的结尾。在春天或夏天的傍晚，那些小女兵们搬来小板凳，在宣传队宿舍旁边的那块草地上围着他团团坐拢，听他讲故事。他讲着故事的时候双眼朦胧，目光越过她们的头顶飞去了不知道的地方，所有开端、发展和结局全都随着一个不在躯壳中的灵魂心驰神往着。她们听他的故事，她们手托着腮，美丽的大眼睛痴迷地盯着他的脸，他的眼睛，他的嘴。他的嘴多好看哪！它的线条是那么地柔和，就像一朵娇艳的豆寇，它花瓣似的翕动着，流淌出那些动人的故事，她们全都为它和它们流下了少女的眼泪。他还会背诗，背歌德、普希金、马雅可夫斯基。海伦，我，受尽了赞扬和毁谤／刚从海滨登岸来到这方／我还感到水背高拱，风涛簸荡／化险为夷多亏得海神的思光／谢东风帮助我一帆力量／从佛利基平原回到海湾故乡。他站在那里，背着手，挺着胸，不是大声地，而是轻轻地念着他们的诗。他的记忆力好极了，仿佛那些诗全是他自己写出来的。这个时候他的听众们就会热烈地为他鼓掌，而鼓得最卖劲的则是小女兵季洁。季洁比关京阳小一岁，一张还没长开的娃娃脸十分可爱，小鼻子小嘴，外加一对小辫，更使她像个孩子。季洁的父亲是前中央乐团的弦乐演奏员，文革期间回家养病，她的母亲是重庆乐团的小提琴手，她在她父亲和母亲的熏陶下从小就弹得一手好琵琶，她是作为乐队演奏员招进宣传队来的。季洁天性快乐好动，小女兵中顶属她最爱来找关京阳。她蹦蹦跳跳地来到男兵宿舍，人够不着，就踮起脚尖朝窗户里喊，关京阳！关京阳！你快来呀，她们叫你去看她们把杆！有一回关京阳和季洁开了一次玩笑。关京阳说，季洁，今天什么天气？季洁抬头看看天，犹豫地说，不知道，阴转晴吧？没听早上的预报，干嘛？关京阳说，你不是叫季节吗，没听预报你也该知道的呀！季洁睁着眼睛看着他，过了好一会儿她才明白过来，明白过来后就哭了。关京阳吓坏了，连忙上去劝哄她，不知费了多少力气才把她哄住。季洁恨恨地咬牙说，谁叫你拿人家来开玩笑，你拿人家开玩笑，人家就哭给你看！关京阳双腿发软地说，我再不跟你开玩笑了，我再不敢了。过了几天，季洁找关京阳谈话，季洁把关京阳约到琴房，那里没有别人，季洁没说话先就哭。关京阳又吓了一跳，说季洁你怎么啦？这回我可没拿你开玩笑呀！季洁一边抽搭一边说，谁叫你不拿人家开玩笑来着？你不拿人家开玩笑，人家就哭给你看！关京阳这才明白过来，他叹了一口气，说，不让开玩笑的是你，不让不开玩笑的也是你，你这个样子，让我拿你怎么办才好？ 关京阳在学员队待了半年时间，那是一整个冬天和一整个春天的时间。到夏天的时候，学员队解散，除了少数几个学员兵被几个师的宣传队要走之外，学员队的那些男女少年兵们大部分进了军部宣传队。 这是关京阳盼望已久的事。 谁也没留意，少年关京阳的心早在夏天到来之前就偷偷飞往宣传队了。那里有一个让关京阳敬佩和仰慕的人，她叫余兴无，比关京阳大两岁，是舞蹈队的女主角，宣传队演《白毛女》她就是喜儿，宣传队若演（红色娘子军）她就是吴琼花，总之，她是舞蹈队的台柱子。她人长得很美，身材苗条，脸蛋迷人，嗓音甜润。关京阳看过她演的一场《白毛女》，他被舞台上一袭白衫一头银丝的她迷住了，他的一颗心被舞台上的她扮演的形象碾碎了。在那以后的日子里，他始终在暗地里注意着她。她曾为他们辅导过舞蹈基本功训练，她手把手地教他们，她蹲在软垫边护着他们翻小翻，她做了一个漂亮的倒踢紫金冠的芭蕾动作给他们看，她告诉他们，舞蹈是形、意、情的完美结合，比如喜儿从山神庙逃回山洞那一场独舞，她示范着，脸上渗透似的流露出阴悒和悲枪的神色，那是一种高贵的气质。他的心被她的那种高贵的气质刺痛了，收缩成一团，从此以后他就再也不能忘记她的样子。可惜的是他们不能经常见面，宣传队和学员队不住在一起，他们之间隔着一个操场，宣传队又有很多演出任务，他要过很长一段时间才有可能见到她一次。有一段时间他很忧郁，不大开口说话，更不讲故事，就连季洁来找他，他也打不起精神来应酬。他整天躺在蚊帐里情绪低落地翻着一本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后来他听说宣传队下部队演出回来了，他一轱辘地从床上爬起来，他打定主意去找她，也许和她说一句话，也许什么也不说，反正他想见见她。他真的去了。他看到了她。她在水池边洗衣服。她洗一套军装外套，一件粉红色的的确凉衬衣，一件白色的衬衣。那件白色的衬衣雪白雪白的，他不知道她为什么还要洗它。她把衣袖卷到手肘上，手臂光滑圆润，透着细磁似的光泽。她用力地揉着衣服，揉得肥皂泡溢了满满一盆子。他的脸红了，一直红到脖颈处。他鼓足了勇气走上前去，他说，我能给你帮帮忙吗？她听见有人说话，停下手中的动作，抬起脸来看着他，一绺散乱的长发从她的眉心垂挂下来。你是在和我说话吗？她说。她的嗓音好听极了，清亮清亮的像百灵。他说，是的。他有些心慌意乱，差一点儿就逃开了。她说，你是谁？是俱乐部来的新兵吗？他愣住了。她不可能不认识他，她不是给他们做过舞蹈基本功辅导吗？他说，我叫关京阳，我是学员队的。学员队的？她好看的大眼睛里流露出迷惑，我想想，我好像是见过你，我想起来了，你是跳洪常青的那一个小兵，对吧？她的眸子一亮，她真的想起来了，她冲他粲然一笑，可是他却生气了。她简直太目中无人了，她只记得那个跳洪常青的小兵，却不记得他，难道他不是学员队舞蹈组最出色的学员吗？难道他在她眼里仅仅是一部剧中的人物吗？他扭身就走了，连头也没有回一下，留下她一个人在哗哗作响的水龙头边摸不着头脑。 在整个冬天和春天，关京阳再也没有越过操场到宣传队的驻地去。他当然会去的，但不是作为一个想讨好女主角的小兵，而是作为宣传队正式的一员，他会让那个叫余兴无的女兵看到，他不是什么你是谁，不是什么俱乐部的新兵，他是他，他就是他。 现在，他在夏天到来的日子里等到了这个机会，他会做给她看的。8不打仗不洗脚 正如那句没有什么诗意但却实实在在的话所说的，日月如河流。关山林一家人的生活，一直像河流那样流淌着，终日不曾停顿。在路阳重返部队和京阳当兵离家之后，这个大家庭有过一段时间的失落，但很快就恢复到它原来的轨道上来了。 1969年冬天的时候，一六一厂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军队进入工厂实行再度的军管制，革委会主任由军代表担任，从各派组织的领导人当中选举出革委会成员，同时也解放了一批问题不大、表现较好的走资派，结合进革委会班子，工厂的生产开始逐步恢复。乌云属于问题不严重，过去工作中有过一些政绩，群众愿意原谅的当权者之一，所以，当职工医院成立革命领导小组的时候，乌云就被解放出来，成了领导小组有名无权的一名成员。 乌云回厂上班的第一天就知道了胡祥年被猛虎兵团枪毙的消息。 乌云回家后断绝了和工厂的一切联系，关山林根本就没有告诉她差一点儿就成了人家枪下的靶子这件事，当时关山林把乌云带上华沙牌小轿车后只对她说了一句话：回家待着去，这个革命咱们不闹了。 乌云是被关山林硬从家里撵走的，又是被关山林硬从猛虎兵团的死牢里抢回来的。乌云在家一待就是一年多，乌云不知道工厂里发生的事。 胡样年要求造反派最后一个打死他。和胡祥年一同被打死的还有他的妻子储云芳。储云芳是一六一厂厂俱乐部主任，是十三军文工团转业到地方的干部，人长得漂亮，能歌善舞，工作认真，待人热情，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她就被揪了出来，理由是她爱臭美，是资产阶级的狐狸精。储云芳本该不死的，猛虎兵团去掳走资派那天雨夜，在一片混战中他们夫妻俩分开了，猛虎兵团害怕吃包抄，在黑暗中掳了几个人就走，储云芳本来没被掳走，但她发现丈夫不在了，她在黑灯瞎火中到处找胡祥年，她摸了一手的血，她喊，胡祥年正被推操上已经发动了的卡车，他听到了大楼里妻子的呼喊声，他回应了一声，储云芳跌跌撞撞地从大楼里跑出来，有个受了伤的造反派躺在地上冲她开了一枪，没有打中她，她奔到了已经启动的卡车边，朝丈夫伸出手去，胡祥年拽住了她，她在车后被拖了十几公尺远才被丈夫拉上了车，他们在颠簸的卡车上紧紧地搂抱着，浑身发抖，同时又为着不曾分开而感到庆幸。储云芳那时已经怀孕五个月了，那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胡祥年知道他们将要被猛虎兵团枪毙的消息时差一点儿就要发疯了。胡祥年希望妻子能够活下来，储云芳却不。储云芳说，我不想做一个寡妇，我不想我的孩子做一个孤儿。胡祥年还是背着储云芳找了高过。胡祥年要高过放了他的妻子。高过说这不可能。胡祥年说他们可以在他身上打一百个窟窿，直到把他打得稀烂，如果他们愿意他们甚至可以用炸药包来炸他，那种方法很解恨，但是请留下他的妻子。高过说我又没疯，我费那个事干什么！胡祥年说既然这样，我的妻子已经怀孕五个月了，你们能不能等她生了孩子再枪毙她？高过瞪眼道，你这人烦不烦！事情就这么决定了。枪毙他们那天，在去刑场的路上，胡祥年不顾造反派雨点似的枪托挤到了储云芳身边。胡祥年把妻子搂在怀里，像搂着一只可怜的小鸟似的。他们的身边有个总厂的副厂长在哭，还有个老工程师一遍又一遍地在念叨着冤枉，一个对立派造反组织的头头在跳着脚破口大骂。他们对此毫不在意。他们一边被人推操着一边给未出世的孩子取名字。后来他们决定给孩子取名叫胡同。不求同年同月生，但求同年同日死。他们都觉得这个名字不错，这名字真好。储云芳伸出一只手给丈夫轻轻地揉被枪托打肿了的额头，当造反派把她拉走的时候她不顾一切地扑过去在丈夫肩头狠狠地咬了一口。她回过头来流着泪大声朝他喊，我已经在你身上留下记号了，我在那边能够找到你的！胡祥年在最后的时刻说服了高过，他要高过第一个处死他的妻子。高过同意了，但是作为交换条件之一，他把胡祥年安排到最后一个，他认为这样做才显得公平合理。他们把储云芳第一个押了过去，枪响的时候这个美丽的舞蹈演员是斜着身子倒下去的，她怕压着了她肚子里的孩子。其实她这样做是徒劳的。他们使用的是一种被造反派命名为八·一五式的试验型冲锋枪，这种枪是大名鼎鼎的苏式AK47型冲锋枪的改装型，使用由 N·M·耶里萨罗夫和 B·W·瑟明发明的 7.62 X 39毫米中间型全金属被甲枪弹，这种不符合日内瓦条约精神的枪弹威力极大，在2000米处还有杀伤有生目标的性能，在贯通处能产生一个巨大的撕裂面，由于火力的作用它能使人的整个内脏器官都受到强烈破损，包括子宫。好在他们枪法很准，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当过兵，他们只用了一个点射就结束了她的生命。接下来是另外的人。胡祥年是最后一个，他的目光自始至终都没有离开他妻子那姿势优美的尸首。他们一共枪毙了七个人。六个成年人，一个孩子。 乌云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一直为胡祥年的死伤感着。他们是同事，他们相处得一直很好。她忘不了胡祥年的快人快语和连篇笑话，他总是不分场合地开玩笑，现在她听不到他的笑话了。乌云尽量克制自己不去想胡祥年和他那个美丽而又忠贞不渝的妻子，尽量不让自己的感情长久地纠缠在这种噩梦之中。有人死了，有人活着，她是活着的人中的一个，她还得继续活下去。 乌云在职工医院革委会领导小组中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领导小组开会她参加，决定或不决定什么，没人征求她的意见，她只用举手就行了。平时没有给她布置别的工作，她就自己到药房去帮忙。她是学药剂的，在充满普鲁卡因和氨基比林混合味的药房里她显得更自在一些。 医院领导小组的负责人是白淑芬。白淑芬是一六一厂最早的造反派之一，为一六一厂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也有人提到过她反水的问题，但是对立两派都是军管会承认的革命组织，都是结合对象。高过是在一次紧急集合出发攻打对立派的时候被炸死的。高过当时正在吆喝人上车，从院墙外飞来一枚木柄手榴弹，手榴弹砸在高过的屁股上，掉在他脚下，高过以为谁的枪托撞着了他尊贵的屁股，他想破口大骂，但没等到他骂出来，手榴弹就爆炸了，高过当场被炸成一堆烂肉。关于劫掳和枪毙走资派的事，只有高过和白淑芬两人知道它是怎么动意和被决定的，高过一死，天地都被蒙在鼓里了，这样，白淑芬担任职工医院领导小组负责人就不存在任何疑义了。 乌云回工厂上班的第一天，她在办公楼的楼梯口和白淑芬撞上了。她们两个人都有些发呆，都有点儿尴尬，或者说，都在心里有了一种下意识的惊悚和发毛。白淑芬救过乌云，乌云对此感激不尽，后来白淑芬撒手不管身处困境的乌云，对此乌云也能够理解，毕竟她们俩一个是走资派，一个是造反派，水乳不相容。白淑芬没有剪乌云的头发，打乌云的耳光，冲乌云吐口水，这就足够了，这就相当不错了。乌云甚至还庆幸自己当时原谅了白淑芬，帮她调动了工作。但是不知为什么，乌云在楼梯口再度见到白淑芬时，她有一种强烈的隔膜感，一种发自灵魂的战栗。她打了一个寒战。白淑芬首先从发呆中缓挣出来，她热情地从楼梯上走下来拉住乌云的手，她说，哎呀，你总算回来了，你怎么瘦成这个样子？她说；为了结合你的事，我和厂革委会那班人吵了几架，吵得天昏地暗，最后还是我吵赢了。她说，你不要管别人怎么说，他们要说让他们说去，你只管抬头工作，什么也不要想，我相信你，我支持你，看他们能把你怎么样，我就不信他们能把你怎么样！她附在乌云的耳边说，我们的战斗友谊万古长青。然后她笑着拍了拍乌云的手说，你找吴组长先谈工作，谈完以后你到我的办公室去——就是原来你的那间办公室，我们好好聊聊。然后她匆匆走了，去别处布置工作去了。乌云等她走了很远还站在那里发呆。她问一个从旁边走过的医生，吴组长办公室在哪里？那个医生说，乌书……，乌云，你刚才是在和谁讲话？乌云说，是和白淑芬呀，怎么了？那个医生神秘莫测地笑了笑，说，没什么，随便问问——三楼左手第二间，挂了牌子的——我说的是吴组长，不是白组长。医生说罢就走掉了，留下乌云在云里雾里。 乌云回厂上班，关山林既没有表示出高兴又没有表示出不高兴。在这个问题上他有过两次表态，两次都阴阳怪气的，令人无法理解。一次他说，结个什么合，不就是想吃狗肉吗？吃不上新鲜的吃腊的，总是一个吃，你也愿让他吃你？另一次他说，总有一天，逼上梁山，一把火烧了草场，大家都落个痛快！两次关山林说话，乌云都没有弄懂，狗肉的比喻她不懂，梁山的比喻她也不懂，不是不懂狗肉和梁山，光这两个词她是知道的，就是不明白他拿这两个词比的是什么。她知道关山林那段时间热衷于读书，关山林找了很多书来看，政治的、哲学的、历史的、文艺的、军事的、自然科学的，他把那些书都堆在自己的屋里，堆得乱七八糟，他整天躲在房间里读那些书，读得昏天黑地，自然也就读出了很多怪名词和怪念头。 关于读书，乌云也被关山林弄得头疼，倒不是读书本身，是读书带来的一些其它问题。关山林读书是不让人打搅的，朱妈有时候进他的房间打扫卫生，动了他那些书，他就闹。他说，你出去你出去！我这里不用打扫！我不打扫！朱妈被撵出来，很生气地对乌云说，休息就休息，休息就好好休息，安心休息，又不让他教书，他把那么多书弄到房子里，脚都下不去。乌云说，他想读书，你就让他读，房间不打扫脏一点儿不要紧。朱妈说，怎么是脏一点儿？是脏得没有王法了，他不爱洗脚，又不肯换衬衣，被窝里子得两天一换，再加上这一屋的书，这是脏一点儿的事吗？乌云拿认真较劲的朱妈没有办法，就说，好了朱妈，洗脚和换衬衣的事情我来办，他那个房间你若要打扫，就趁他出门的时间打扫，他在家时你就不进去，就当没他那个房间，好不好？ 吃了晚饭后乌云就叫关山林洗脚，关山林不洗。乌云叫李部端一盆水到关山林的屋里去，关山林发火道，你们到底要干什么？我又没行军打仗，我洗个什么脚？你们真是乱弹琴！李部连忙把水端了出来。乌云对朱妈说，朱妈朱妈，你不要生气，他不洗，我洗，反正这盆水是不会浪费的。朱妈说，我生什么气？我一个当保姆的，主人爱怎么都不该我来说，我也没有说的资格，我就是不明白，他首长当到那么大，却总是和人拧着来，未必做大事的都是拧出来的？我看毛主席就很和蔼嘛。李部在一边说，谁说首长不和蔼？首长也和蔼，首长高兴的时候还和我下象棋。朱妈转向李部说，别提你们下象棋的事了好不好？你们不下棋的时候，家里安静得像座庙，你们一下棋，又是喊又是叫，好像屋里生出一支军队似的，吵死人。李部说，首长说了，象棋就是战场，下棋就是打仗，楚河为界，两军相争，冲锋的时候就得喊叫，不喊不叫，那像什么战场的样子？朱妈说，就算你说得有理，那他为什么不洗脚不换衬衣？李部说，谁说首长不洗脚不换衬衣了？朱妈说，倒是也洗也换，就像过节似的。李部得意地说，这你就不懂了，军人就拿这当过节，你想呀，行军打仗后烫个脚，打了胜仗后洗澡换血衣，不是过节又是什么？朱妈说，你这么说，你不也是当兵的吗？你怎么就天天洗脚，隔天往澡堂子里冲呢？李部听了朱妈这话，一下子就灰心丧气了，说，我倒是恨不得那样，可我生不逢时，既捞不着军行，又捞不着仗打，我连不洗脚不换衬衣的资格都没有，你说这话，我还抱屈呢！乌云见他们一老一小争个没完，就在一旁说，好了好了，你们就别再争了，这事咱们就到此为止。朱妈说，别到此为止，我想出一个好办法，包老关能天天洗脚——李部你不是说下棋就和打仗一样吗？既然是打仗，你就多输几盘给你首长。李部说，干嘛要我输棋？朱妈说，你输了棋，你首长就打了胜仗，你首长打了胜仗，还不该洗脚换衬衣过节吗？李部说，凭什么？哦，就为了首长的臭脚丫子，我就该输棋给他呀？我不干！朱妈说，你这样做还不是为了你的首长吗！你们下棋的人怎么说？叫丢车保帅吧？你要能让你首长洗脚，我让你们天天在屋里喊个痛快。李部凛然道，想得美！要我自己承认输就是让我投降，别说首长那里不答应，我自己首先就第一个不答应！朱妈气得跺脚道，你个小王八犊刊你也这么犟！好，好，不洗算了，你们都不洗才好，你们都不洗，我拿节约下来的水养鱼喂猫！正闹着，关山林从他的房间里出来了，关山林手里拿着一本《三国志》，说，你们闹什么？什么养鱼？什么喂猫？朱妈和李部一看见关山林，立刻蔫了，什么话也不说，轻手轻脚地走掉了。关山林奇怪地看着他们的背影，正打算回房间时他又站住了，他朝着朱妈的房间大声说，朱妈，家里有一只“上尉”就够了，你别给我再养什么鱼呀猫的，把我这家里弄得像个动物园。说完，他回了自己房间，关上门继续看他的书。 关山林看书看出了什么名堂，别人不得而知，只有乌云知道那是一种化解，一种梦游。他卸了职，解甲归田了，但他不能无所作为，他即便不可能真刀真枪去干点儿什么，也能在想象中化解思想和体力的精力，有那些书，他在梦游中就能够干得酣畅淋漓。乌云不会阻止关山林的梦游。自从休息后关山林衰老得非常快，他的头发在两年之中就全部白了，他似乎是在赌气，是在发狠地老下去，任何人和任何方式的阻止都会遭到他的鄙视。乌云从来不在生活习惯上对关山林做出什么要求和限制，她知道战胜他的唯一办法就是任他为所欲为。让他攀上万仞绝壁上的那方高地吧，当他发现在那个战场上只有他一个人的时候，无论是胜还是败，对他都没有什么意义了。 那段时间乌云发现自己的身体状况越来越糟糕了。偏头疼差不多隔几天就发一次；支气管哮喘一年年地严重，一到春秋两季就犯得厉害；风湿性关节炎已经影响到心脏，她的心脏已经能听到二级杂音了；左腿胫骨摔断的地方时常骤然作疼，医生说可能是复原期刺激太过，生了骨刺。冬天的时候鸟云感觉到下腹隐隐作疼，先没在意，后来在一次洗澡的时候摸到了一个硬块，到医院一检查，是卵巢瘤，因为长得太大，压迫了腹部附件，所以才有疼痛感。这一回的检查结果连关山林都急了。关山林问是良性瘤还是恶性瘤？医生说手术前没法确定。关山林说，你不会把瘤子拿出来吗？你拿出来不就确定了吗？乌云悄悄拿手肘拐关山林，说，你冲人家大夫发什么火？瘤子是我自己长的，又不是人家大夫让长的。关山林说，长是你长的，拿不是该他拿吗？他不拿要他这个大夫干什么？手术在关山林的一再坚持下很快就作了，连瘤子带卵巢附件全部从腹腔中拿了出来，差不多有一公斤左右，术后立即做了切片化验，结果让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瘤子是良性的，但是乌云却伤了元气，很长一段时间身体都没有恢复过来。关山林让朱妈多弄点儿营养品给乌云吃。朱妈弄不到。那段时间重庆的副食品供应紧张，在商店里买水果糖都限量，每人每月二两，白糖则是产妇才能享受，凭医院证明每位产妇两斤，居民凭食品券和工业票购买食品和生活日用品，水果是常年累月看不到。朱妈急得跳脚，关山林反而不急，他去捉了一窝小鸡来养，说小鸡长大了就可以杀了煨汤给乌云喝。小鸡有二十来只，个个绒球似的十分可爱，关山林怕别人养不好，决定自己养，下了个命令家里人谁都不准动那群小鸡娃。从此以后关山林除了看书之外又多了一项事，喂鸡。关山林先用碎米粒喂鸡，有时在碎米粒里掺一点儿剁碎的菜叶子，菜青米白，刹是好看。等小鸡长得大了些，关山林就扛一柄锄头到院子里去挖蚯蚓，用蚯蚓来喂小鸡。关山林说凡是肉食动物个都大，说不定喂出的鸡个个长得赛过鹅，杀一只，到时乌云一个人吃不了，湘月湘阳都可以沾点儿光。关山林对此信心十足。这点果然被他说中了，那些小鸡吃了蚯蚓后确实长得很快，吹气球似的就长起来了，两个月后肥得都走不动了，完全可以杀了煨汤了。不过有一点儿关山林却没有想到，就是乌云没有耐心地等他，等那些鸡长到可以杀了煨汤的时候，乌云早已拆线下地了。9 69式自动手枪 1971年9月13日零晨32分，一架编号为二五六号的空军三叉戟飞机在没有副驾驶员、领航员、通讯报务员和机场紧急关闭了一切通讯设施、导航设施、夜航灯的情况下，从山海关机场的夜幕中强行起飞。飞机拉上夜空后就朝北边飞去。与此同时，一条命令自中央的最高层发出：关闭全国机场，所有飞机停飞，空军开动全部雷达监视二五六号飞机。空军司令部调度指挥室奉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命令用无线电向二五六号飞机不停地呼叫。周恩来得到的答复是，二五六号飞机开着机器，但不回答。周恩来对调度员说，那就请你向二五六号发出呼叫，希望他们飞回来，不论在北京东郊机场或西郊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二五六号飞机仍然缄口不语。飞机先向北，再向西，在内蒙古西部上空突然改变航向，再向北飞去。凌晨1时50分，飞机穿过一段积雨云，越出中国国境，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领空。凌晨2时30分左右，二五六号飞机突然下坠，地点是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地区，机上八男一女，包括国防部部长林彪、林办主任叶群、空军作战部副部长林立果、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处长刘沛丰、二五六号飞机机长潘景寅在内全部死亡。现场勘查的情况是，飞机摔得粉碎，附近的大片野草全部被烧焦了，遍地是飞机的残骸，地上有一道被右机翼擦磨出的几米长的沟痕，一只飞机轮胎飞出数百米远，林彪等人的尸体被抛离飞机残骸十数米，横七竖八地躺在荒野里。林彪的左腿摔断了，叶群的左臂摔断了，林立果身体扭曲，表情痛苦万状，他的腰间还系着手枪，身边散落着印有他姓名、年龄的工作证。9月16日11时，距二五六号飞机失事大约八十小时后，林彪等人的尸体被分别装入简陋的木棺，并排埋在离出事地点约一公里外的一个无名高地东坡，墓穴前插着小木牌，上面分别写有一号尸体、二号尸体、三号尸体，直至九号尸体的字样。 9月15日夜熄灯的时候，一队全副武装的陆军乘着十轮卡车冲进了空军第二教导学校，将学校里所有的空军军官都逮捕了，集体关进了五号营房。四个月前调往空军进行技侦训练的正营职军官关路阳也被逮捕了。当三个士兵冲进他的寝室时他还没有睡，凭经验和预感他知道他们是来干什么的。他迅速地判断了一下眼前的形势——那三个兵都端着56式冲锋枪，一个直接冲进了盥洗室，一个冲他而来，另一个守在门口。他知道凭着自己的身手，只需一秒钟他就能把面前这个士兵解决掉，门口那个也不在话下，盥洗室里的那个对他根本不构成威胁，如果自己干得干净利索一点儿，甚至还没等那个士兵从沐浴帘后钻出来，自己就会冲出屋去。外面一片混乱，附近到处是吆喝、踢门、厮打的声音，只要他能穿过宿舍前的那片操场，从花坛边走到通讯大楼下，再从通讯大楼后面走到车库，设法点着车库旁边的那两座大油罐，趁乱弄一辆车把自己送到三号楼后面，弃车下湖，泅过两百公尺长的湖面，登上附近生产队的田埂，他就会消失在黑夜之中。这个计划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他们都是新兵，没有什么临战能力，这个可以从他们涨得通红的脸上看出来。但是关路阳并没有动作，他站在那里，看着冲他走来的那个士兵从墙上摘下他的手枪，然后冲进盥洗室里的那个士兵出来了，他们把他推出了房间。 在五号楼里关路阳先是被单独关在一个房间里，三天之后他们让他换了个房间。警戒仍然很严，但是他已经不是一个人了，而是四个人被关在一起。也许他不在联合舰队和小舰队的名单上，也许他们认为他是刚从陆军调来的，总之他们对他的兴趣已经减低了很多。每天仍然要被提出去进行两次审训，但程序和口气已经比头三天要松懈多了。他和同房间的另三名空军军官彼此都不作交谈，在其它的时间里他们各自做着各自的事情，盯着天花板出神，反复读一张过了期的《人民日报》，或者躺在床上蒙头从早睡到晚。只有一点相同，那就是他们仍然是军人，严格地按照军人的标准作息起居，没有一个人在着装内务方面有什么变化。 一个月后一批军官被宣布撤销隔离审查，组织办学习班，也就是说，他们的问题不在等级内并且已经明朗化了，他们可以取得半自由生活了。 关路阳也在这一批军官之内。 关路阳是在走出五号楼的第二天听到有关二五六号飞机事件的消息的，在此之前他对这一事件一无所知。那天他被学习班负责的军官叫到办公室谈话，谈话结束后他离开负责军官的办公室。在走过另一间办公室的时候他听到另两个陆军军官的交谈。他们谈到二五六号飞机坠毁的事，谈到国防部长和空军作战部副部长，谈到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温都尔汗，他们提到了投敌叛国这个字眼。他很快走过那道门，中途没有停留，但这些字眼已经深深刻入他的脑子里了。他的记忆力是惊人的，同时他有着一副计算机似的大脑，联系这一个多月来的种种征兆和他们提审他时的那些问题，他立刻就明白出了什么事情。一架空军价值几千万的飞机坠毁在别的国家，军队的最高统帅摔死了，他是在投奔别的国家的途中摔死的，情况就是这样。关路阳杰出的头脑里立刻出现了障碍，它们有些怪异但图像清晰。作为一个军人他一直被要求忠实于军队的最高指挥官，以指挥官的命令为天职，以指挥官的荣誉为荣誉，他一直是这么做的，并且以此为自豪，为此他被作为军队的优秀分子迅速地提拔起来，并被送进了这个教导学校。关于这所教导学校，在军队中有着一种神秘的传说，人们普遍认为解放军军事学院和南京高级指挥学院并非中国的西点军校，中国真正的西点军校是这里，这所在军事院校中根本没有挂名的兵种下属的教导学校才是未来军队高级将领的摇篮，它通过各种渠道秘密地在军队中挑选优秀的青年军官，把他们送到这里，经过严格的培训和考察，然后再把他们安排到军队的各个要害部门，不合格者成为中下级军官的中坚，合格者则进入一份绝密名单，这份名单能保证合格者在军队中的稳步上升，在适当的时候，合格者就会成为他所在部门的实际指挥官。这是一个对军队进行改革和终极统领的计划，这个计划经过了长久的研究、论证和修改，并且已经开始启动。但是现在，军队的统帅死了，计划的操纵者死了，好比一个设计严谨的计算机中心突然出现了故障，作为终端之一的关路阳的脑子立刻就出现了障碍。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关路阳丝毫没有表现出异样，他神色平静，心态从容，一如既往，该政治学习的时候政治学习，该熄灯睡觉的时候熄灯睡觉，轮到他在学习班上念报的时候，他仍用他那中气十足的音调不温不火地念，其间不会有一次错误的停顿或误念的字，不过这中间有苦苦的思索，这些苦苦的思索除了关路阳，别的人一点儿也不知道。 到了那个星期六的时候，关路阳在晚集合后找到学习班负责人，向他提出了几条请求，第一条是希望准许他给家里写一封报平安的信，他有好几个月没给家里写信了。这一条没有被批准，学习班有规定，所有人都不得与外界发生任何联系。第二条是希望批准他每天早晨例行的锻炼。这一条仍然没有得到批准，学习班有同样的规定，任何人不得从事规定之外的活动。关路阳很失望，这点负责人从他的眼神里看出来了，其实负责人很同情这位年轻的军人，他的素质很好，他是那种最优秀的军人，可惜他把自己搅进这种麻烦事里来了，如果不是因为有明确的规定，负责人真的想给他一些关照。那么，关路阳用一种不抱任何希望的口气提出了他的最后一个请求，我能不能回办公室取一些东西呢？一套马列著作、一支钢笔，学习的时候我用得着它们。负责人犹豫了一下，关于这个没有明确的规定。他需要一些学习用品，这是合理的。好吧，负责人说，你可以去取，你确实应该加强学习，实际上，有一句话我不该对你说，但说了也无妨，你在学习班里的表现一直不错，你的问题也很清楚，最近正在考虑恢复一批人的工作，我想，这里面应该有你一个，你不要辜负组织上的信任，你要再接再厉。负责人用一种充满希望的眼神看着关路阳。关路阳平静地点点头，说，谢谢首长的关心。然后他立正，敬礼，一百八十度后转，步子沉着有力地朝宿舍走去。 关路阳的脑子出了毛病。 关路阳的思维出现了混乱和障碍。 不是生理上的，在生理上他没有问题，一点儿问题也没有，它们像往常那样十分正常。没有人看出他和平常有什么两样，甚至在他做出那个决定的时候，他的清晰和谋略都能足以证明这一点。他对学习班的负责军官提出那些请求，实际上只有最后那一条才是他真正需要的，前面的两条，他知道它们不可能被允许，他只不过是拿它们作为一种试探，一种掩护，一种屏障，他是要对方事先在心理上欠他的情，以便答应他最后的一条。他果然奏效了。 但这并不说明他一点儿问题都没有，恰恰相反，他走进了死胡同。 关路阳是一名正统军人，他是为做一名职业军人出生的，他的素质和经历就证明了这一点。军队由三种人组成，一种军人是靠着力量和技能存在的，一种军人是靠着思想和智慧存在的，剩下的一种，是两者的素质皆而有之，同时还具有着信仰，这三种军人中，前两者是军队中的大多数，后一种是军队中的位使者，而关路阳就是佼佼者中的一个。关路阳是军人中的优秀一员，他具有着一名军人应该具备的优秀素质，正因为这个，他在短短几年时间内，由一名新兵迅速地被提升到营级军官的位置上，同时被军队从几百万成员里选中，挑选出来作为军队未来的高级指挥人员进行考验和培养，可以这么说，如果不是出现军队内部的问题，关路阳在今后的日子里仍将会迅速地提升上去，他的面前将是坦途一片。但是问题出了。问题不是出在别人身上，而是出在他自己身上，出在他的荣誉感上。关路阳太看重他的荣誉感，在荣誉感的问题上他一向没有调和的余地，别人也有荣誉感，别人的荣誉感是生命花园中的花朵，是生命天空中的云彩，他不，他的荣誉感是生命的基础，是生命的支援，换言之，他的荣誉感就是生命，比生命还要重要，他的作为一名优秀军人的优秀品质和素质全都源于此。问题就出在这里。他看重军队，看重自己效忠的这架庞大的国家机器，他为自己作为这架庞大机器中的一员，而且是优秀的一员而骄傲，他的忠诚是不容动摇分毫的，他的信念是不容动摇分毫的，他鄙视那种投机的、见风使舵的、谄媚的行为，他坚定地认为一名军人没有什么理由可以改变自己的初衷，于是，他走进了一条死胡同。他把他的思维程序锁死了，他认定了他的选择，从而也认定了由这一选择决定下来的解决方式。 星期天一大早，关路阳待着负责人写给他的通行令走进了办公大楼。一个陆军士兵拦住了他。关路阳把通行令交给那个士兵看。士兵叫来自己的班长，班长正光着上身在刷牙，一嘴的泡沫。班长看了看便条，挥了挥拿牙刷的那只手，意思是关路阳可以进去了。关路阳上了三楼，他的办公室在顶头的一间，他走过去，推开门。门没锁，屋里乱七八糟的，一股粉尘味，几张桌子上都堆满了各种各样的纸片，文件柜大敞着，呕吐似的倾倒出一堆文件档案，这显然是搜查造成的。关路阳迅速地朝南边的那个窗户的窗帘盒上方瞟了一眼，他发现那里没有什么异样，他放心了。他开始按计划行动。他先关上门，把门从里面别上。他走过去，搬起一张桌子，那种桌子是枣木做的，四屉两柜，庞大而笨重，是军队里常见的那一种。他只轻轻一用力就将它搬起来了。他把它放到门边，用它抵住门，再搬来另一张桌子，桌面朝下，把它架在第一张桌子上，这样，门就完全被顶死了。他在做所有这些事时都很轻松，没有弄出一点儿声响。接着，他朝南边的那扇窗户走去。他用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搭脚，站了上去。房子是老式的苏式建筑，空径足有四公尺高，但是桌子有九十公分，椅子有四十公分，关路阳高一百八十一公分，再伸出手臂，这样他就完全能够到窗帘盒上的一个角落了。他在那个角落里摸索了一会儿，取出了一个纸包。他下到地面来，把椅子和桌子都搬回原处，擦掉上面的鞋印，直到他认为他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时，他才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他把办公桌上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清到一边，在桌前坐下。这时，有人在外面敲门，他听出是办公大楼门口站岗的那个士兵的声音。士兵问，喂，你完了没有？他没有回答，坐在那里没动。士兵想推门进来，门是反锁着的，他进不来。士兵提高声音大声问，喂，你在干什么？你把门打开！他仍然没理他。士兵踹了门一脚，门很结实，顶着门的那两张军队的桌子同样很结实，士兵没法把它们踹开。士兵朝楼梯跑去，一边大声喊，班长！班长快来！关路阳坐在那里，听见士兵的脚步声奔下楼去，他打开桌上的那个油纸包，包里是一个黑色的防潮套，他把防潮套的套口撕开，从里面取出一支枪和一匣子弹来。这是一支崭新的69式7．62毫米军用手枪，枪还没有使用过，枪体上还蒙着一层薄薄的保护油。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方干净的棉布手绢，开始擦拭那支枪。这种手枪有六十一种通用零部件，十五种专业零部件，三种改制零部件，全部拆卸开来擦拭十分麻烦，但他是老手，他知道怎么对付它们，他干得从容不迫。楼梯上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脚步声直奔三楼尽头的这间办公室而来。从脚步声中他分辨出至少有四个人。他们急促地敲门命令他把门打开。他没理他们。他开始迅速地将拆卸开的枪装起来，套筒、螺纹枪管、复进簧导杆和缓冲器、套筒座、铰链锁和弹匣。他们开始撞门，用脚，用肩膀，还有枪托。又有几个人朝走廊这边奔来。他听到有人在喊，上天窗！他已经将那支69式重新装好了，现在它就握在他手掌里，枪显得有点儿小巧，沉甸甸的，让人感到一种磁力。他拉动了一下枪栓，扣动了扳机。他听出撞针击发的声音很正常。门被巨烈撞击着，这回他们找到正确的方式了，几个人同时用肩膀冲击门，这种办法很奏效，门开始发出艰难的呻唤声，顶着门的桌子也开始摇动。他没有回头，从油包里拿出那匣子弹。子弹一共六发，浅黄座深黄头，是那种钢套的巴拉贝鲁姆手枪子弹。他很满意这种子弹．这种子弹穿透力足，同时又不含特种弹药，产生的永久性弹道远小于5．56口径与7．62口径的步枪弹，击中目标后前后创口都能保持得很秀气，没有太大反作力。他听到头顶上什么地方传来轻微的响动，他没分散注意力，他把那六发子弹从弹匣里退出来，倒在桌子上，它们像六个孪生兄弟似的精巧地躺在那里。他机敏地抬起头，同时把手中的空枪迅速地举起来对准了天花板天窗揭开了，一个士兵的头从那里探出来又飞快地缩了回去，接着天花板上传来笨重的跌倒的声音。他收回伸出的手臂。现在他没有多少时间了。他将一发子弹装进空弹匣，把弹匣装入弹发和半截军帽全被灼糊了，那中间出现了一个蚕豆大的枪眼。过了一会儿，有一汪鲜血从那里流淌出来，顺着他的鬓角滴滴达达地落到地板上。他的右手右臂慢慢地滑落下来，在空中荡了一下，手中的那支自动手枪仍然紧握着。他坐在那里，没有倒下，胸膛挺得笔直，至少当那些士兵冲到他的面前，目瞪口呆地看着他时，他还没有倒下。 11月底时关山林的家里来了两名军人，两名军人是由当地保卫部门的干部陪同来的，他们只简单地询问了一下关山林和乌云有关他们的大儿子关路阳的情况。关山林和乌云只能说出一些儿子小时候的事情，至于儿子在部队的事，他们所知甚微。儿子也许从事的是一项保密级的工作，他们都是军人，他们知道不该打听的事情决不打听。两个军人要提取关路阳在家里的一切寄存物品，他们出示了证件和命令。关山林要乌云带他们去找他们要找的东西。没有，他们什么也没有找到，关路阳没有任何物品寄存在家里。实际上关路阳到部队后只回家过一次，住了十天，他回来的时候只带了一支手枪和一个公文包，他走的时候原样把它们带走了。正像一个最典型的军人应当做的那样，关路阳没有留下任何私人物品。两个军人后来走了，什么有价值的话也没说，但是关山林和乌云已经有了一种不祥之感，他们预感到儿子关路阳出了什么事，而且是非同一般的事。 1972年春天的时候关山林和乌云才知道儿子关路阳死亡的消息。 消息跚跚来迟，但死神的消息在任何时候都具有它无可抵御的打击力量。 那天家里接到一封黄色封皮的军邮编码公函。李部将这封信交给了乌云，乌云正在厨房里帮助朱妈收拾年货。灶台上堆满了朱妈去采买来的鸡鸭肉蛋，一群鱼在水盆里活蹦乱跳，把水溅得到处都是。乌云在围裙上揩干了手，拆开了那封公函，里面有薄薄一张纸，是用打字机打的，盖有公章，署有日期，那实际上是一份死亡通知书。通知书通知死者家属，原空军第二教导学校技侦组营职侦察参谋关路阳于1971年11月2日突然死亡，死亡原因自杀。也许因为这份公函太短，几乎一口气就看完了，乌云一时没有回过神来，等她回过神来时，她大叫了一声往后倒去，昏厥在那盆长须红鳞的大鲤鱼旁边。朱妈吓坏了，她丢下手中的酒瓶子跑过去搀扶乌云，离开厨房朝外面走去的李部听到动静也朝回跑，帮助朱妈把乌云抬进她的房间。朱妈用力掐乌云的人中穴，点了一把铁扫帚草在她鼻子边熏，李部则跑去给卫生所打电话。医生很快赶到了，他们给乌云注射了一针肾上腺激素。乌云醒过来之后就开始流泪，她是默默流泪的，泪水涟涟下淌，但她却一声不吭，不哭出声来，她那个样子把朱妈和孩子们都吓坏了。湘阳躲了出去。湘月抱着一个布娃娃站得远远地朝她看，她看妈妈靠在床上，脸上的泪水止也止不住，她忍不住丢了娃娃，扭头冲进自己的房间，趴在床上哇哇大哭起来。 关山林是在家中一片混乱的时候读完那份已经被脏水弄湿了的公函的。关山林读了一遍，回过头来又读了一遍，然后把公函放到了桌子上，用一枚六零迫击炮弹弹头做的镇纸压住它。关山林读这份公函时李部在场，李部看见首长全身巨烈地震动了一下，像是挨了重重的一击。他背对着李部，李部觉得他肯定是痛苦地阖上了眼睛。好半天他才转过身来，他没有说话，嘴唇紧紧咬合着，一直到晚上，他都保持着这个姿势。他朝李部挥了挥手，意思是要李部离开。李部犹豫了一下，不知道这个时候自己该不该坚持留下来，留在首长身边。但是李部最终还是出去了。关山林走过来关上了房门，他把自己关在了房间里，整整一天他都没有离开那个房间。中午的时候李部叫他吃饭，他摆了摆手，他仍然紧阖着嘴唇，没有说话。下午他还是没有走出房间。李部有些担心了。不管这种担心是不是多余的，他还是有些担心，到点灯时分，李部再次推开关山林的房间，他要首长出来吃饭。关山林摆了摆手。关山林还是保持着原来的姿势坐在那里。李部这回决定不离开，除非首长出去吃饭，李部说，您都两顿没吃饭了，朱妈熬了粥，您喝点儿粥吧。关山林开口了。关山林说，我不想吃。关山林是想这么说的，实际上他并没有说出这句话。他刚刚启开紧合的嘴唇，一大口鲜红的血就从那里喷了出来，一直溅到了几尺之外的白墙上。 关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没有从老大关路阳的死亡阴影中摆脱出来。这个阴影十分固执地笼罩着这个家庭。不管谁失口提到路阳的名字，乌云立刻就会流下泪来。路阳的名字在这个家庭里已经成了一种忌讳。但即便所有的人都不提及路阳的名字，也不能把乌云从痛楚中拯救出来，因为别人不提，乌云仍然要自己去想，既然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她的脑子和心，那么同样也没有人能够阻止她的眼泪。相比之下，关山林的痛苦比乌云来得更甚，这个打击就好像有谁用一把大刀拦腰将他一截两段似的，他几乎要垮下去了！路阳是他最喜欢的孩子，谁都知道，家里五个孩子中，做父亲的真正宠爱的只有路阳。他是关家的老大，他给关山林带来了做父亲的权利。他像他的父亲，他们同样的勇敢无畏、充满力量、顽强自信、渴望一个真正军人的生涯。他是那么高大魁梧、信心十足、充满智慧、忠贞不渝，在关山林眼里他几乎就是自己的化身，不，他比自己更强，更优秀！可是他却死了，在他刚刚度过二十二周岁的时候，他选择了自杀这种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结束了他优秀军人的生涯，这不能不令关山林肝胆俱裂、五内如碾，关山林在这样的打击下就像自己死去了一样。 有一段时间关山林和乌云一直回避着提起路阳的事，这段时间里整个家庭都像死去了似的，忧郁得让人感到一种窒息。这段日子也许有一百天，也许有一百年。但是有那么一天，他们突然觉得这是一个错误，他们突然觉得他们不能这么继续下去了。儿子死了，但他们还活着，他们不能让儿子的阴影就这么永远地笼罩着他们，主宰着他们。他们自己本人就是军人，就是战士，他们不能因为目睹了死亡就害怕了，就打出了白旗，就在投降书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就躺了下去。不，他们不会害怕的，不会打出白旗的，不会在投降书上签上自己名字的，不会躺下去的！他们决不会的！他们不是军人吗？不是战士吗？他们知道怎么去面对死神。它翩翩飞来了，它盘旋在他们头顶上，它把它黑色的巨大的翅膀扑扇得哗哗作响，它想威胁他们，吓倒他们，就像它曾经无数次做过的那样，可是它找错了对手，他们不怕它，他们觉得把胸挺起来是个好办法，把腰直起来也是个好办法，他们就这么做了，于是他们感到一股从信念流淌出的勇气源源不断地注入他们的身体，使他们的身体铮铮作响，百折不挠。他们依然是痛苦的，他们正在日复一日地经受着这种痛苦，但是他们不会让自己倒下去！有一天一家人正在吃饭的时候，关山林突然在饭桌上说，你们记不记得，路阳小时候玩过一个沙盘，老乌你记不记得？吃过饭后你们在储藏室里找一找，你们把它给我找出来。全家人都停下了筷子，朱妈和李部用一种惊愕的神情看着关山林，然后他们又用一种担忧的目光转过来看乌云。这是一次未曾预告的地震，或者说这是一枚被突然引爆了的定时炸弹，它将把所有的人在假想的平静中炸得粉身碎骨。但是没有。乌云的脸色很平静。他们没有交谈过，但她似乎知道他的心里在想着什么，她和他想的是一样。乌云很镇定地把手中的筷子放下，用手绢揩了揩嘴，说，我还记得，就是那些飞机坦克大炮和小锡兵模型吧？你和路阳不是还在一起玩过吗？是我把它们收起来了，我怕别的孩子把它们弄坏了，等吃过饭我就去把它们找出来。说完这句话她没动。他看着她，她也看着他，隔着饭桌，他们互相对视着。他提到了儿子的名字，她也提到了儿子的名字，他们都提到了他，他们都迈出了那一步！没有什么垮下来，没有什么轰然倒下。他们战胜了那对蝙蝠似的黑色翅膀，他们听见它胆怯而失望地从他们身边悄然飞走。他们互相对视着，眼眶里溢满了泪水。 那天晚上他们走出了院子，沿着院子里的林荫小道去散步。 春天已经很浓了，浓得已经能闻到夏天的味道了，院子里到处开着花，开着烂漫的月季和累累的串红。他们沿着鹅卵石铺成的小道，一直走到了围墙边。两年以前路阳回家的时候，关山林和儿子到这里来过，父子俩谈到了一场战争，那场战争直到现在还没有发生。现在他们就站在那里，站在儿子曾经站过的地方。夜晚，清风徐徐，整个山城一片悠悠飘飘的灯火，他们就像站在灯火丛中似的。嘉陵江从他们的脚下流过，江面上船灯点点，顺水而下或者而上，隐隐有轮机声传来，近了又远了，一艘船拉了一声笛，其它的船也相跟鸣笛，笛鸣声在两岸回荡，经久不息。他们都被这种生动的回声震动了。 她突然开口道，你说，他怎么这么傻？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她没有提到儿子的名字，但他知道她说的是谁。他说，不，我们并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我们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 她说，有什么事值得他这么去做呢？值得吗？ 他说，那要看是为什么了，这才是重要的，可是我们不知道。 她说，就算这样，他为什么非要选择自杀这种方式？他难道就没有别的选择了吗？你说，他真的没有了吗？ 他说，我想是的，如果有，他一定不会这么做的，既然他这么做了，那这就是他唯一的选择，唯一的理由，他不是那种糊涂的孩子，从来都不是。 她说，是他太自信了？他发现他的自信骗了他？是他忽略了？有一道坎他过不去？是他太优秀了？他受不了什么羞辱？还是一次意外？ 他说，不，自信不是理由，忽略不是理由，优秀更不是理由，如果有什么坎，只有自信和优秀能帮助他通过，别的只能是侥幸和巧合，也不是意外，他是个优秀的军人，一个优秀的军人没有意外！ 她抬起脸来看着他，她说，你就这么相信他？ 他在黑夜中点了点头，他说，是的，我相信。 他们并排站在那里，靠得很近。他感到她在硬噎。他伸出一只手臂去将她搂住。她软弱地把头靠在他的臂膀上。她说，他才二十二岁，他才二十二岁，他还是孩子。她哭了。她说，我受不了，真的受不了。 他把她搂得紧紧的，他觉得自己眼角也湿润了。他张开鼻翼，让自己的整个肺叶、整个胸腔都灌满清冷的空气，这样他就镇定多了。他说，我知道他才二十二岁，我知道他还是个孩子。他是我们的大儿子，是吧？他再一次张开鼻翼，让自己的整个肺叶，整个胸腔都灌满冷空气。他说，但是，你不要哭，我也不要哭，我们都不要哭，我们为什么要哭呢？我们还有会阳、京阳、湘阳、湘月，我们有五个孩子，五个孩子少了一个，我们还有四个，我们还有四个孩子，干嘛要哭呢？ 他这么说，她听着，她觉得他的话说得多么好啊！她从他臂膀里挣出来，有些不好意思地揩了一下脸上的泪痕。她说，你说的对，我们还有会阳、京阳、湘阳、湘月，我们还有四个孩子，我不该哭，我为什么要哭呢？我保证，我以后再也不哭了，再也不哭了。 她这么说，他听了以后笑了，她也笑了，他们都笑了。在黑暗中他们看不见对方的笑脸，但是他们能感到。 他们感到了。 他们就是感到了。第六部湖北（1975—1996） 1 老家 1974年，军队的干部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调整，赋闲了七年之久的关山林向组织上递交了一份报告，要求恢复工作。 关山林的报告得到了回音，但不是工作调令，而是一份善后问题处理的组织意见。组织上认为：关山林同志在文革前期的表现没有问题，1967年对他的休息处理是错误的，现宣布给予改正。对关山林要求恢复工作的请求，组织上的答复是维持现状。关山林说，这就奇怪了，既然1967年对我的处理是错误的。又宣布了改正，那为什么又不恢复我的工作？我不要你们给我平反，我只要求工作，就算不当领导，做点儿普通工作也行！关山林为此再度上京，要求给个说法，但直到他绝望地离开那个越来越像京城的城市，他始终没有得到过具有实质意义的答复。 1975年，关山林向组织上递交了回湖北原籍休息的报告，一个人活在世上就得劳动，就得干点儿什么，军人的劳动就是打仗，就是保国戍边，失去了这个权利，那就和死了没什么区别，可在休干所这种地方，你他妈得活上一百岁才能死去，既然组织上不再需要他工作，那他不如回老家等死去。当年秋天，关山林携妻子乌云，孩子会阳、湘阳、湘月，保姆朱妈，一行六人，乘三峡号客轮自重庆沿长江而下，穿过瞿塘、巫峡、西陵三峡，抵达中原大都市武汉。在位于付家坡的湖北省军区招待所住了几天后，关山林由省军区一位干部部副部长和休干处处长陪同着，举家回到了洪湖老家。关山林坚持不在大城市待，要回，他就回老家，他才不在家门口做一个盼望朝廷召唤的寓公呢。当然，关山林不可能真的把家迁回洪湖故居去，只可能把家安在县城里，因为这个家不是他一个人，他还有老婆，还有孩子，他们要工作，要上学，他总不能因为自己而把他的老婆孩子都弄回乡下去捡麦秸拾牛粪吧！ 关山林的到来使县里很忙活了一阵子，房子倒是抢盖出来了，军队拨来一笔营建款，地点是选在最好的城关西山上，这里环境又安静交通又便利，环山向水，气脉相承，是个等死的好地方。将先考虑乌云安排在县委或县政府挂个副职，人家十六级干部，比县委书记县长都高出两级，挂个副职都嫌委屈了，后来又考虑是不是再兼个文化局局长？大干部的老婆，文化自然低不到哪里去。可是到了关山林这里，县里的意见一下子就给他推翻了。关山林说不能让她当县太爷，你们给她换个工作。县里的领导说，老首长您看换什么工作好？关山林说，我看什么？我不看，你们有什么工作都行，随便给她一个，反正不能让她当县太爷。县里的领导犯难说，老首长，我们县太小，连县委书记县长都只有十七级，我们实在不好腾位子。关山林说，什么腾位子？腾什么位子？有什么位子好腾的？又不是看戏，看戏也能加个塞，管它前台后台的，能瞅上个人影儿就行。县里领导有点儿明白了，说，您的意思，不是让乌云同志当县长书记呀？关山林说，呸！你们怎么就这么点儿小肚鸡肠？你们这么小肚鸡肠，还能干出什么大事来？你们干不出大事，老百姓跟着你们还不是遭殃！县里领导羞愧难当，但毕竟一块石头落了地，就说，那就干脆让乌云同志只当县文化局局长，不戴副县长帽子。关山林说，文化局长也不当，你们不是有县医院吗？乌云是搞医的，你们让她当院长不行吗？她那几十年的经验管你们这里没有问题。县里领导当然不至于反对，但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末了没憋住，还是提了出来。县里领导问关山林，为什么不让乌云当县级领导？关山林说，为什么？她是我老婆，我回县里来休息，我就是老百姓，别人做我的父母官行，我不能让我的老婆来做我的父母官！县里的领导于是恍然大悟。事情就这么决定下来了。乌云的问题解决了，剩下的就是孩子的问题。孩子的问题好解决，湘阳在县一中读书，湘月也在城关小学五年级注了册，会阳待在家里，由朱妈照看。县里民政局原打算给老首长家派个公勤员来，关山林没同意，关山林说，过去跟个邵越走了，跟个靳忠人走了，跟个李部又走了，我是等死的人，年轻人守不住，还是不要的好，免得分手时让人心里不舒服。县里想，公勤员不行，那就帮着请个阿姨吧，一个不算小的家，上有老首长，下有个傻儿子，麻烦事少不了，有个小阿姨，总能帮着搭搭手吧！这个主意却又遭到了朱妈的反对。朱妈反对的理由是她才五十出头，她还不老，家里粗活细活她都能干，老关的日子，会阳的日子，这些她都操持了二十年了，她知道什么是冷暖，何时该成淡，用不着个外人来绊手绊脚，如果他们要找个小阿姨来，也行，得等自已死了之后，什么时候自己一闭了眼，那小阿姨就可以跨进关家的门了。朱妈这么一坚决反对，县里帮忙请小阿姨的主意就流产了。县里是后来才知道的，关家的户主，外人知道是关山林，但日子那一块，却是这个朱妈说了算。关家平常如一日三餐，琐细如添东置西，普通如生活起居，都由朱妈做主，连关山林都插不上手。这是人亲眼看见的，说有一回，有个换沙发椅的拖着沙发从关家门前过，关山林正在门口和人聊天，卖沙发的和关山林说，老同志，换对沙发吧？关山林正聊得起劲，陡然被人一冲，没缓过神来。关山林说，换什么沙发？卖沙发的人说，坐的沙发呀？钢绕弹簧，整块海绵，小牛皮绷面，保你坐一百年不松不塌。关山林说，我有沙发，我换它做什么？卖沙发的人说，你有是旧的，我有是新的，换了我的沙发，你坐着舒坦，我也能养家湖口，两下都图一个好。关山林想想也是，说，那就换呗。换沙发的高高兴兴地从板车上往下卸沙发，正卸着，朱妈买菜回来了。朱妈说，你把沙发往我家门口卸干嘛？我家门口不是自由市场，不摆摊。卖沙发的人说，不是摆摊，这沙发已经卖了。朱妈说，卖给谁了？卖沙发的人说，就卖给你家呀！朱妈说，谁答应的？卖沙发的指着关山林说，这位老爷子呀？朱妈说，这沙发我家不要，你赶紧拖走吧。卖沙发的说，老爷子已经答应要了。朱妈说，他答应不算数，得我答应了才算数，你赶快把沙发拖走吧！卖沙发的再看关山林，关山林却装着没看见，背着手，望着天，早走掉了。这事一传出去，人家就说，嚯，到底是豪门深宅，气魄就是不同，连烧火洗衣服的老妈子也能当家做主，大气不喘，还不知道那家里的少主子老主子会有多大的威风呢！ 关山林把家迁回洪湖没有多久，家中就变得热闹非凡起来了。 先是在县里的三级干部会议上，县长叫住关山林老家那个管理区的主任，说，关老头回来了，你们也不去看看人家？管理区主任说，哪个关老头呀？看谁呀？县长说，你说哪个关老头，你们那里还有哪个关老头？你们那片恶湖口子，也就配出鱼鹰子了，还能出什么！——关山林关老头呗！管理区主任一拍大腿说，是他呀？我还以为你说谁呢！他不是在外面当大干部吗，他怎么回来了？他回来我们当然要去看，我们怎么能不看呢！于是，两天以后，管理区主任就带着区里的几个头面人物和大包小包的土特产，坐着一辆拖拉机到县里来看关山林了。这消息传得很快，没有几天，家乡人都知道关山林回到了洪湖，知道了大家就都来看，管理区来了公社来，公社来了大队来，大队来了生产队来，来的目的无非三个，一个是看望老首长，二是向老首长汇报家乡的工作，三是希望老首长能帮助家乡解决一些困难。关山林那段时间很忙，接待了这个又接待那个，有时候两拨人撞到了一起，就分开接见，先寒暄，再听汇报，然后处理问题。关山林对寒暄不感兴趣，但对后两项却做出责任在肩的样子，进行起来很认真。老家穷，若不穷也当不成苏区了，当不成根据地了。再加上来的干部们真心的目的想求他解决一些困难，所以在汇报工作上，多少就加了一些水分。关山林一边听汇报一边不断地皱眉头，关山林没有想到老家会这么穷，穷得干部们直落泪珠子，个个恨不得卖儿卖女来周济乡亲们。关山林即使想批评他们的无能也开不得这个恶口，关山林唯一能做的，就是拼着一份老脸去为家乡争得不断的支持。关山林开始行动起来，到处去搞拖拉机、柴油、发动机、电线、化肥，而且尽可能死皮赖脸地不给钱。关山林找县里要，也找自己的战友要。关山林说，洪湖是二军团的摇篮，洪湖人民为中国革命把血都用尽了，你们有谁能说看得下去，你们就可以不给？你们要是还有一点点儿共产党的良心，你们就拿出实际行动来，你们要拿出实际行动来了，我关山林代表乡亲们给你们下跪，给你们磕头！关山林这个样子把县里给愁坏了，给吧，关山林开出的那些单子（实际上是别人开出的单子）都是紧俏物质，按计划分配都抢得打破头。不给吧，人家一个老革命，人家朝你亮共产党的良心，人家给你往下一跪当堂磕头，你这些局长县长的，担待得起吗？县里弄到后来只好躲着关山林，躲到办公室里给区里公社大队打电话，咬牙切齿地骂，你们这些狗日的！你们再拿关老头当枪使，我把你乌纱帽摘了，拿你的头当球踢！县里愁，关山林的战友也愁。战友们在电话里说，老关你有完没完？你左一张单子，右一张单子，你就算不累，我这里也不是国库，也没有那么多东西周济你呀，我就算是国库，我还有三分之二的老百姓没捞上饱暖，我也得天下有田共耕，有粥共喝吧？关山林不买那个帐，他冲着话筒说，你少给我打这个官腔，你这官腔我不爱听，你要记不得我提醒你，当年咱们革命那会儿，咱们是怎么举着拳头宣誓的？咱们挺着脖子喊，为天下受苦人洒血抛头！这话你忘了？你忘了我再说一件，那年打广济，你饿得受不了，你去偷人家马料吃，差点儿挨枪毙，是我把你救了回来，你苦尽甜来了，就把本忘光了，你还算个什么革命者？你还算个什么共产党员？战友笑，说，老关你狗日的，你给我上政治课呐！关山林不笑，说，政治课不政治课的，反正你得把单子给我办了，你是办也得办，不办也得办，你这个共产党的土豪，我今天是打定了！ 关山林通过信件和电话向人伸手，关山林有时候还亲自出面。有一次公社书记来看望关山林，公社书记按照程序寒暄了一番汇报了一番后，就提出春耕快到了，公社缺少农耕机械，希望老首长能给帮帮忙，并提供出早已侦察好的情况，说，县里农机厂生产的一种手扶拖拉机很不错，它差不多就是专门为关山林家乡的土地生产的。县农机厂的厂长和关山林熟，关山林二话没说，就去了农机厂。关山林一见厂长就说，老胡老胡，你怎么这些日子不去看我了？是不是怕我打你的秋风呀？胡厂长也是喜欢这个半点儿官架子都没有的老革命，若是平时见了，总要拉上去路边的小酒馆喝上一气，但今天他一看关山林那架势，心里就明白了几分，暗自叫苦不迭，脸上还堆着殷勤的笑，说，谁说我怕你了？我什么时候怕过你？当年周总理来县里，我还和他老人家握过手呢。我怕谁呀？我这段时间不是忙着吗！你别在这么蹿，别影响我的工作，回家待着去，等我忙完这阵子，我就去家里找你闹酒喝。关山林悠悠地说，原来你不是怕我，你是忙呀？忙好，老胡你忙好，你一忙，生产就上去罗。胡厂长一听这话有名堂，立刻做出一副苦脸，说，忙还不是白忙，也没忙出个什么劲儿来。关山林说，这就对了，老胡这就对了，我说这段时间没听见你的好消息，倒是听人说你偷懒，原来你是偷懒，老胡你怎么回事儿？你一个老劳模，这不是给我们老家伙丢脸吗！胡厂长一听这话就跳了起来，嚷道，谁说我偷懒了？谁说我丢脸了？是谁胡[尸求]说的？我一个共产党培养出来的劳模，我人民大礼堂进了五次，我怎么会偷懒？我整天泼命似的干，我十盆血吐掉了七盆，我恨不得累死！关山林说，你嚷什么嚷？老胡你嚷什么嚷？嚷能说明什么？一点儿也不能说明。你没偷懒，你就拿成绩给我看，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胡厂长急得一脸通红，说，我当然有成绩！我当然拿给你看！你以为我拿不出来？胡厂长说着就领着关山林走进落了大锁的成品仓库，领关山林看那一排排红漆锃亮的手扶拖拉机。胡厂长得意地说，怎么样，这算不算成绩？不是我老胡吹牛，省报都发了我的表扬稿，满世界都知道了，怎么就你不知道？你还批评我偷懒！关山林点点头，慢吞吞地说，谁说我不知道？我当然知道，正因为我知道，我才来找你老胡。胡厂长一听，明白上了当，作揖说，老关你饶了我。关山林说，我是想饶你，可乡下不饶你，老胡你也别紧张，你这儿物产丰富，东海之大我只取一瓢饮，我只要三台，多一台我不要。胡厂长说，老关我是有计划和任务的，我要完不成，县里要罢我的官！关山林硬心肠地说，我不管你的计划，我不管你罢不罢官，我只认你这个财主，你是财主，我就打你的土豪分你的田地，我不打你打谁去？胡厂长看着守不住，就讨价还价。胡厂长说，老关我给你一台，款子你想什么时候付就什么时候付，我不催你，怎么样？关山林不容商量地说，三台，款子的事再议。胡厂长说，那，两台？关山林说，三台，一台不能少！老胡你怎么像个卖小葱的娘儿们？你太让我失望了！失望得都不像一个共产党员了！胡厂长哈哈大笑，说，老关真有你的，老关我这就知道当年你们是怎么把革命闹成功的了，老关我就答应了，我就给你三台，一台不少你的，不过你得等一段时间，我这些都是有了主的，我再给下单子去。关山林也哈哈大笑，说，老胡你给我来缓兵之计，你当我是新兵蛋子呀？行，要我等我就等，等多久都行，我就在你家住下，什么时候你把货给我，我什么时候走人，我也好侍候，每顿四凉盘四热炒，外加半斤五粮液，老胡这不为难你吧？老胡灰心丧气，他气呼呼地说，你这还叫不为难，你这还叫好侍候，你这位上几天，我一台拖拉机就没了，我还不如趁早给了你，来个痛痛快快的纸船明烛照天烧，送走你这瘟神的好！行了，你叫人明早来提货吧，但是老关我有一句恶话在心口堵着，我不说不痛快，我得说给你听。老关，你这个样子，你完全像一个明火执仗的强盗！ 关山林这样整天忙乎，就给家里增添了很多负担。首先是吃。老家不断来人，一来一大帮，一个月得几斤茶，好几条香烟，喝完抽完还得吃饭，乡下人干的是体力活，肚肠大，朱妈几天就往粮店跑，去背米。关山林有规定，凡是乡下来了人，饭桌上不能断了酒，不能断了肉，荤素加在一起不得少于八个盘。关山林说，人家在乡下，一年到头难得沾上油水，过年才能割上一块儿肉，人家进城来看我，就算走亲戚，也得添两个菜吧。朱妈整天大篮小篮地往家里提鸡鸭鱼肉，在厨房里忙昏了头，朱妈说，你哪里是在待亲戚，你这是在闹共产呢！关山林说，共产有什么不对？咱们当年闹革命，咱们不是图共产又是图什么？朱妈你别给我耷拉个脸，你别给我丢面子，我告诉你，这不是一顿饭的事，这是共产党让不让人寒心的事！朱妈说，有这么严重吗？关山林说，有没有这么严重，看咱们怎么想，怎么做，再说了，人家每次来也没空过手，人家不也往这儿送东西吗？朱妈说，你也不看看那都是什么东西，一把粉丝见汤就糊，一口袋红苕干长了霉让我送人喂了猪，几条小鱼干连“上尉”都不吃，就送这个，也值得你这么念叨。关山林认真地说，东西你不爱那是其次，可人家那是一份心，人家一份心交给你，你就是手脖子再觉得累，也得恭恭敬敬把它举到头顶上供着！其实朱妈打心眼里是赞同关山林这个心思的，朱妈就服关山林，所以朱妈再忙再累，也毫无怨言地往家里扛米，往家里大篮小篮地提鸡鸭鱼肉。但是朱妈这么做，也不是一点儿意见也没有，朱妈是有意见的，朱妈的意见不是吃，是住。乡下来了人，不光喝酒吃肉，还得住宿。关山林不让人家去住旅店，要人住在家里。关山林说，家里又不是没地方，家里宽敞得住一个团都行，何必花那个钱去住店！省下几个是几个，都是老百姓的血汗珠子，别拿着去烧包！关山林这么一说，家里就成了旅店，乡里无论谁来了都住家里，有时候一两件有时候七八个，住也是有住的，但就是住下的人没个讲究，首先是随地吐痰，吭哧一口，吭哧一口，吐得到处都是。朱妈特地多买了两个痰盂回来，一个屋放一个，都放在挺显眼的地方，但不管用。朱妈就专门叮嘱，说，你们吐痰往痰盂里吐啊！人家也点头，笑着说，我们知道了，我们再吐就往痰盂里吐。可是朱奶一背过脸去，吭哧一声又吐到地上了，不是故意，是没这个习惯。再就是不爱洗脚洗脸。大老远的来，一身的风尘，又都是干活的人，身上攒着汗泥，到晚上睡觉时，新崭崭的被絮往里一钻就打开了呼噜，想让人洗吧，人家脸红得不好意思，说是不脏，前几天才洗过。朱妈自己就出生在乡下，知道乡下人那点儿羞涩，也不好硬把人往洗脸间里拽，拿洗脸盆打了热水给端到房间里去，第二天早上人走了，朱妈去打扫房间，看那半盆水成了一满盆，白水成了黄汤，一闻还有股尿臊臭，原来人家图方便，把洗脸盆当作了尿盆。地可以天天拖，洗脸盆可以天天洗，但被絮不能天天换，天天换关山林就有意见，说是显出了嫌弃，显出了铺张，显出了隔阂。关山林生气地说，你们这是干什么？你们到底要干什么？不就是被子黑一点儿吗？不就是褥子脏一点儿吗？黑点儿脏点儿又能怎么样？未必就死人了不成？你们那么张扬，你们还有一点儿阶级感情没有？哦，就显出你们的干净了？我看未必，我看要说脏是你们脏，是你们的脑袋瓜子里脏！关山林一边说着一边拿粗大的手指用力往自己的脑门上戳，表示一种强调。关山林这么一戳，就把朱妈戳得心虚了，朱妈背后找乌云诉苦，说，脏是事实吧？不干净是事实吧？我也没说嫌弃的话，也就是拆拆洗洗，这就不干了，还要挨批评。乌云也不好协调，明知朱妈是个有着洁癖的人，眼里和心里都看不下去，但关山林把问题上升到阶级感情的高度上，那就不是一般的问题了，那就是原则性问题了，在原则性问题上没人敢做关山林的对手，乌云就只能单方面劝朱妈，要她睁只眼闭只眼。朱妈说，我能睁只眼闭只眼吗？你没看看客人那个房间是怎么一个情况，我也不好形容，我也形容不出来，反正连“上尉”都不愿进去，“上尉”一到门口就绕着走，你想想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惨状！乌云说，朱妈你就不要犟了，你在我们家几十年了，你该知道，要比试犟，我们谁都不是老关的对手，我们合在一起也不是他的对手．我是服这个气了，我劝你也服这个气，在别的方面，你该怎么管就怎么管，你想怎么管就怎么管，随你的心愿，客人房间里的事情，你就放任自流吧！朱妈在这个家待了几十年，知道这个家是怎么一回事，知道这个家的实际统治者是谁，知道她不能拿那个顽固不化的统治者怎么样，先前来找乌云，也只当是找一个倾诉的对象，找一个理论上的同盟军，现在分明同盟军是没有的了，再往下说，说不定还会说出另外一个对头，朱妈只好不说了，只好扭头走开去做自己的事。但是朱妈嘴上不说，心里却禁不住想，你说这是怎么一回事？乌云她也算是个极爱干净的人吧，她搞了几十年的医，最认的就是一个干净，平时谁吃饭前不洗手她都不依，怎么碰到老关这人，她就软了虚了？她就什么原则都可以放弃了？这个家里，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在主宰着？ 关山林父母早亡，老家已没有几个亲人，不过和关家沾亲带故的亲戚却不少，这些亲戚大多是穷亲戚。这很合情合理。老区过去很穷，因为穷，人们才无所顾及且热情洋溢地起来闹红。闹得天翻地覆乾坤颠倒。但是不知是什么原因，老区在换了一个朝代之后仍然很穷，使了多大的劲儿都没能富起来，尽管如此，他们也不会再起来闹红了，因为这个朝代是他们自己嚷嚷着打下来的。在这个朝代里，上上下下都有不少老区的子弟在做着官，他们不能造自己子弟的反，他们只好一如既往地穷下去。但是老区人也有别的办法对付贫穷，最常用的办法之一，就是向在外做官的子弟讨救济。老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心安理得地成为国家的五保户，吃着国家粮库调拨的粮食，穿着国家军队支援的衣服，花着国家银行提供的钞票，老区应该算是共产主义的试验之地。关山林的大多数亲戚都具有这样的素质，因为知道关山林回到了洪湖县，他们的这种素质就有了发挥的机会，他们一个个都非常善于写信，他们在信上写一些几十年前的人和事，问关山林还记不记得这些人和事？他们在信上潦草而又言简意贱地写道，二爹（或二爷），此信无它，只是家中生活困难。然后他们就敬祝二爹（或二爷）身体健康，长命百岁。他们源源不断地写来那些贴着八分钱脏兮兮邮票的信，用它们来瞄准关山林。老实说，它们的成功率通常都比较高。关山林对这些“此信无它”的乡下来信长期以来都保持着一种饱满的热情，在乡下他已经没有了太多的直系亲属，但他还有一份浓得割舍不下的乡情，那些乡下来信就成了一条条毛细血管，一头连着散发着新鲜气息的乡土，一头连着他的肚脐。关山林一直热衷于遥控有求于他的穷亲友们摆脱穷困，走向富裕，他给他们寄钱去，同时也给他们出一些充满了理想主义的主意。关山林有一个远房侄孙是个孤儿，他的爷爷当年和关山林一同当的兵，以后战死在川北。这个远房侄孙向关山林诉苦，说自己家无隔夜粮，身无过冬衣，四十岁的人了，连媳妇都说不上一个。关山林很难过，他给侄孙寄了一笔钱，让侄孙喂鸭子。老家湖汊纵横，鱼虾密布，喂鸭子只需花费一些力气，用不着更多的投资，关山林详细地算了一笔帐，按照他的算法，这笔钱加上侄孙两年的汗水再加上鸭生蛋蛋孵鸭的理论，是可以使侄孙过上宽裕的日子，并把一个健康的农家女娶回家里来。但没过多久侄孙又写信来讨救济。侄孙在信上说：遵照二爷的指示喂了鸭子，鸭子也长得很活泼，特别是它们集体在湖里嬉水的时候，样子是极可爱的，但是鸭子全被人药死了。侄孙说他打算改喂种猪，他不会被灾难所吓倒，他难道不是红军的后代吗？侄孙解释说种猪是圈着喂的，不可能去别人家的塘里戏水，所以绝对不会被药死。关山林觉得这个想法是正确的，关山林尤其感动的是侄孙不被灾难吓倒的决心，于是他又给侄孙寄去一笔钱，同时还写了一封厚厚的信，在信中他叮嘱侄孙多多向技术员讨教，学习科学养猪的方法。关山林守着晨露把那封厚实的信交给了邮递员，但这不是关山林写给他侄孙的最后一封信，实际上在那之后他还写过好几封信，除了鼓励和教育之外，信的内容都有所变化。他的那个不成气的侄孙不断地写信来诉苦，说种猪得了瘟疫，打算改盘豆腐房，又写信说豆腐卖不出去，准备改办榨房，接下去是榨房收了一大批发了霉的货，全亏了进去，想想还是不如开小卖店稳妥，就算小卖店一样东西也卖不出去，东西还是自己的，吃用不到别人头上去。 关山林终于发现他的错误了，他终于发觉事情在什么地方被弄错了，要么是他的那些穷亲戚，要么是他自己，反正事情不像他想的那么简单和单纯，不像他想的那样，仅靠着勤奋劳动就能改变穷苦的面貌。关山林想弄清楚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它们的症结在哪里？于是，关山林决定回一趟老家。 关山林震惊了，他没有想到老家虽然解放了近三十年之后仍然还是那副老样子。小车在离境子几里路之外就停下了，走．不动了，通往烷子的路又窄又破，小车根本开不进去。关山林下车走，一路走着，眉头就越皱越紧。沿路全是荒芜败衰的景象，田里的野草比秧苗高，地里看不见耕牛也看不见庄稼；零落的农舍泥墙稀缝，屋顶的麦秸都发黑了；卧在农舍前的瘦狗见了陌生人连叫的力气都没有，性子烈点儿的也只是白着眼哼哼几声；有一个七八岁的光屁股孩子在路边没精打采地丢石头玩，显然是玩热了，也不嫌脏，就在田边用污黑的手掬着田里浑浊的水来喝。这一切都使关山林难受，使关山林的脸色越来越阴沉，越来越难看。 关山林回到垸子里的当天就召集队里的干部和大娃社员们开了一个会。会是在晚上开的，这样就显得有些神秘。村里的干部们早早就来了，他们一个个袖着手勾着腰走进屋里，恭恭敬敬地管关山林叫爹或舅或爷，然后他们就把全部的注意力集中到关山林带回去的红牡丹牌香烟上，会由关山林亲自主持。关山林对烷子的衰败和贫穷十分痛心，他痛心得浑身发抖，他大声叱骂着他的那些堂兄弟和叔伯侄儿侄孙们，挨个儿指着鼻子把他们骂得狗血淋头。关山林血压升高，心跳加剧，面色赤红，嘴唇哆嗦，有一个时候他差点儿一头倒了下去。而那些远亲近邻们则一边点头哈腰，一边唯恐落后地一支接一支吸着关山林带去的红牡丹香烟，直到把它们全部吸光。他们谁也没有认真地听关山林骂了一些什么，他们也不管关山林为什么要骂，因为有了这么高级的香烟，他们甚至是很喜欢听关山林训话的。 只有一个人既没有点头哈腰，也没有吸关山林带回去的红牡丹，他吸自己的烟叶子。这个人是大队民兵连长关斗。关斗三十来岁，共产党员，当过兵，是关山林的一个远房外甥。关斗低着头吸他的烟叶子，吸得一头云雾。等关山林训话训够了，关斗就磕了磕烟袋开了口。关斗说，二舅，您老也教导了，也骂了，您老教导得也对，骂得也对，但是共产党讲的是唯物，我们没有把工作做好，让乡亲们吃了苦，我们也是有唯物的。关山林转过身来看关斗，关山林说，你说有什么唯物，你把你的唯物讲出来，你若讲出一个唯物来，我就不骂了，你若讲不出个唯物来，我还骂，我不但骂，我还打你的屁股！关斗坐直了，不是怕打屁股，是下决心把一肚子的苦水倒出来，若不倒出来，受委屈是小事，让二舅认为共产党员和共产党员不是一个模子里倒出来，不是同心同德的优秀分子，那也是给党抹了黑。关斗说，二舅，不是我们不下力气，不是我们不给你们这些老辈儿长脸，不是我们不想让乡亲们过上富裕日子，我们也是拼足了力气，我们恨不得都把自己当做牛，我们有时候都想哭，都想打个包裹背上走人，躲出去不见人。但光有这份心有什么用？光有这份羞耻有什么用？它能挡着什么？二舅你老不知道我们有多么难，我们难，我们田少地瘦，我们劳动力都被征去围堰去了，我们早了涝了弄不到机器抽水，我们地里的苗黄了弄不到钱买化肥，大人娃娃肚里没粮食，尿出的尿都没臊味，没肥劲，只能看着苗儿一日一日地黄下去，黄成一把引火的柴草，我们就去找管理区，求管理区拨一点儿化肥给我们。可管理区说化肥要指标，没有我们大队的指标。我们大队的干部一起在那里下跪了，我们想跪也得为乡亲们跪回两斤化肥来。可没有，我们没有跪回来，别说两斤，连二两都没有跪回来，我们是白跪了，我们那天很晚才回来，我们在烷子外面转悠，直转悠到天黑，我们是没脸见乡亲们呀！二舅您想想，您想想二舅，我们能怎么样？您让我们能怎么样？我们当的是乡亲们的干部，我们稍有半点儿办法，也不能让乡亲们苦着，我们都恨不得把自己零割了细碎着卖掉！可就算这样，就算能剁出百十斤人肉来，又能卖给谁去？二舅您说我们卖给谁去？！关斗说着，六尺高的汉子竟然眼里有了泪水，在眼眶里噙着没能噙住，扑籁籁地滚落下来。 关山林怔在那里，出声不得。他带去的烟已经被抽完了，一屋子的烟将他紧紧地笼罩住，没有了烟抽的乡亲们将他紧紧地笼罩住，憋得他连气都喘不过来。他那特大的头颅上开始冒出缕缕的热气来，他的印堂间开始烧出火苗来，他腰杆笔直地端坐在那里，端坐在烟雾之中，端坐在他的乡亲们之中，一动不动。关斗抽泣了一会儿不抽泣了，抬起头来看着他，别的人也抬起头来看着他。他们不是在看，他们是在听，他们听见关山林的身上，先是两只手，接着是腿，然后是腰杆和脊梁间，嘎吧嘎吧地发出骨关节错动的声响，那些声音越来越响，越来越响，到后来，连他们坐着的这间屋子都给震动得摇晃起来了。 五十吨日本尿素在运往管理区的途中被一大群手执扁担打材的农队劫住了。司机从驾驶室里伸出头来大声喊，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你们疯啦！没有人听他的，那些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农村人举着扁担挑着箩筐没命地往前拥，从车上拖下成袋的化肥再把它们运走。在整个事件中指挥者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关山林。 老区永远都是贫困潦倒，贞洁似的守护着它的这一份荣誉了。整整两代人提着脑袋搏命厮杀，几十万人的生命轰然倒下，把他们烧成灰，洒进大地里，再贫瘠的土地也是可以变得肥沃起来的，老区人直到如今仍然在饿肚子这是说到天上也说不过去的道理。但这并不是关山林指挥这场抢劫化肥车的理论依据。关山林没有理论，他只有几十年屡试不爽的经验，那就是革命靠自觉。关山林从心底深处痛恨家乡人那种与前辈完全不同的逆来顺受和心平气和，关山林怒其不争。打仗死掉了几十万人，难道造反的骨气也死掉了吗？既然管理区的那些土皇帝们不把化肥指标分给咱们，那就抢嘛！ 几百名脸上涂着锅底黑的农民突然之间出现在公路两旁，令司机和押送化肥的管理区技术员大惊失色，他们怎么也不会相信，打死也不会相信，在共产党领导的地方会出现这种揭竿而起拦路行劫的暴民行为。关山林像指挥一场战斗一样向大队干部布置了这场化肥劫案。一辆牛拉车歪倒在公路当中，赶牛车的小伙子躺在车上呼呼大睡，长长一溜运送化肥的卡车只能停下来。司机目瞪口呆地看着疯了似的农民一拥而上，身手矫健地攀上汽车，踢死猪娃似的往车上踢化肥袋子，车下的人则分工明确，配合默契，肩扛箩挑，迅速将战利品运下公路，顺着羊肠一般的田埂小路消失掉。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烈刺鼻的尿素味，同时弥漫着老区久违了的同仇敌汽的精神。司机如果对历史稍微有点儿兴趣就会发现，这个场面和几十年前发生在这一带的众多事件有着十分相似的共同处，他还会由此领悟一个道理，农民一旦真正被组织起来，煽动起来，就会发挥出最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遗憾的是司机根本没能领悟这一点儿，除了节油标兵之外，他在哪一方面都表现平平。他只会一个劲地在那里喊，你们要干什么？你们疯啦？没人理会他，人们全都处在一种极端的兴奋和突然产生的责任感中，唯恐做了群众运动的落后分子。司机后来不喊了，他的嗓子有点儿痛，风使他连续地咳嗽起来，他觉得喊也是白喊，他阻止不住什么，正在发生着的一切显然在一开始就被什么人决定下来了。司机并不知道，此刻，在远离公路几百米的一个高地上，一个指挥过数百场战斗的职业军人正披着一袭英国呢大衣冷静地注视着一切。那个军人腰杆笔挺地站立在那里，脚下踏着一片盛开着的鹅舌草。当两辆五吨装的卡车被卸运一空之后，他在心里对自己说，这场战斗应该结束了。他转过头来轻轻地对站在身边的大队民兵连长关斗说，通知他们，撤出战场。 关山林把家安在了湖北洪湖，安在了他的老家。关山林的样子，是要做永远的匿居，像一头走进森林腹地等待着生命最后日子的老象。他不止一次地对人提到他现在是在等死——他认为这是安度晚年最准确的说法。他在说到“等死”这个词时神态安然，甚至哈哈大笑。他把全家都迁回乡下来了，从此再也闭口不提要求重新工作的事。他起床、吃饭、上街和随便什么人聊天、回家睡觉，晨起暮息，样子十分满足，生活颇有规律。人们都觉得他是一个少年出家历尽沧桑，晚年归来养老的寓公，奔波到头了，革命彻底了，心如止水了。只有乌云知道，人们的想法是错误的。关山林的心没有死，他的心永远不会死，在他的胸膛后面，仍然有一颗顽强的火星栖伏在那里，它没有熄灭，永远也不会熄灭。有一个细节只有乌云一个人留了心。关山林为自己订了大量的报纸，从《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到《参考消息》，差不多有七八份之多。关山林每天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那些报纸上。关山林看报不像多数人那样只看标题和感兴趣的文章，他是从一版到四版，每一篇文章都要认真读完的。他读报读得很仔细，你把它叫做阅读，不如叫做研究。实际上他就是在研究。他把他认为是重要的文章用红蓝铅笔勾出来，标上“此处全家一阅”，“如此动向”，“发人深思”之类的眉批。他的情绪是随着报纸报道的消息而变化的。如果国内国际的形势一派大好，那么他那段时间就会表现得很安静，不声不响，安静久了，就会闲豹似地打一个哈欠；安静得再久了，就会困豹似的变得烦躁不宁。如果国内国际的形势有个风吹草动，他的情绪波动就会很大，兴奋、激动、焦灼、渴盼。那段时间他花在报纸上的精力就会多得多，报纸上出现的粗重的眉批也会多得多。这一点儿也许可以瞒过别人，却瞒不过乌云，乌云太清楚那头躺在老巢里伸着懒腰打着哈欠的老豹子觊觎的是什么了。乌云对此一字不提，她就像什么事都不知道似的，她就把它当作他闲得太久太无聊而自己创造出来的游戏。当然，关山林并不仅仅是看报，报纸是必不可少的，但看报看久了，总有一种纸上春秋的感觉。关山林还有行动，最有说服力的行动之一，就是把老四关湘阳送去当了兵。1977年，关湘阳高中毕了业。这一年国家恢复高考制，湘阳学习成绩不错，又是从城市转学来的，基础扎实，学校寄期望于他这个高材生，希望他能考上大学，为本县争光。可是关山林却不让湘阳考大学，他要儿子去部队当兵。在这方面关山林的态度十分固执。乌云为这事和关山林吵了好几架。乌云是希望儿子能念大学的。但吵归吵，在原则性问题上，关山林一向不会妥协让步，如果有必要，他甚至不惜为此打一场全面的战争。他打了，他赢了。1977年冬天，十七岁的关湘阳应征入伍，成了武汉军区某坦克部队的一名新兵。 关山林就是这么主宰着这个家，在他年届七十的时候，他仍然雄心不眠，宝刀不老，直到有一天，他在报纸上看到中国军队在广西云南前线对越南军队的挑衅进行全面反击的消息时，他仍然兴奋不已。他丢开报纸，站起来，背着手在房间里大步地来回走动。他在窗前站下，目光炯炯地看着远处起伏的山峦。他朝身边的桌子用力击了一掌，把从门口走过的朱妈吓了一跳。朱妈听见关山林一个人在他的房间里大声地说，打！狠狠地打这些狗日的！朱妈不知道他是在对谁发火，对谁下这个命令，他究竟要打谁？朱妈蹑手蹑脚地走过去，探头朝屋里看了看。屋里只有关山林一个人。 2 倒踢紫金冠 11月秋凉的时候。部队开始沿着十号公路朝前调动。调动是极机密的，要求是白天停止待命，夜间行军。十号公路上全是往南线去的部队，在整个黄昏到黎明这段时间里，M74主战坦克、122毫米自行榴弹炮和整队整队满载士兵的卡车源源不断地朝着南边驶去，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柴油味。车队按照命令一律关闭了车灯，只用夜间灯探路，在路面危险的地段，有工兵在那里指挥和协助车队通过，即使这样，在快到哀牢山那段路上，还是有几辆车翻进了山崖里，有消息说至少有十几个战士牺牲了。仗还没开始打就有了伤亡，这不能不让前指的首长恼火，前指下命令道，各部队在不耽搁集结时间的前提下，必须保证安全，如果再出现车翻人亡的事，指挥员到军事法庭报到！ 四营文书关京阳依靠在一辆YW701指挥车的角落里，眼睛闭着，从黄昏上车后到现在，他都保持着这个姿势。他怀里抱着一支六五式自动步枪，枪口随着车子的不断摇晃老是碰着他的头。路面的状况很不好，十号公路本来就是一条二级公路，长期缺少保养，南方多雨，常年遭受侵蚀，再加上这段日子陡然增加了负载量，道路的情况就越发糟糕了。车子颠簸着，时走时停，驾驶员在驾驶楼里不停地叫骂着，这种情况下想要真正睡着是不可能的，但是关京阳不想睁开眼睛，他一直保持着让自己处在一种假寐的状态里，他觉得这种方式能使他忘记眼前的事，静静地想一些问题。 关京阳在五十四军军部宣传队待了三年。 关京阳在那三年里从一个腼腆秀气的少年长成了一个文静内向的小伙子。 那是怎样的三年哪，它简直像梦似的！排练、学戏、汇报、演出，忙乱的日子让他们感到充实；掌声、赞语、羡慕的眼光、热情的接进送出，又让他们感到陶醉。关京阳从一个学员很快跳到了主角，跳到了男B角，同时在声乐组，他也有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他的基础相当扎实，艺术天赋无与伦比，领导对他十分器重，把他当作未来的台柱培养，而他性情温和，与人为善，修养良好，又博得了宣传队大多数人的好感，同志之间的关系处理得非常不错，这一切都预示着关京阳有了一个十分良好的环境，预示着他将有一个充满希望的发展前途。有一次成都军区战旗文工团的一位领导到宣传队来检查工作，他发现了关京阳，他对关京阳的艺术天赋和身体条件大为惊叹，在观看过关京阳的一场演出后，他提出要把关京阳带走，带回战旗文工团去。宣传队的领导说什么也不同意，这事后来闹到军政治部那里去了。政治部主任说，不行，人我们是不放的。战旗文工团的领导说，你要不放，我就找军区刘政委要人。政治部主任眨巴眨巴眼说，嗬，来头不小，要一个人，把军区政委都搬出来了。战旗文工团的领导说，那谁叫你不放人？政治部主任说，放也行，但有一个条件，你告诉刘政委，你就对他说，五十四军还要一个师的编制，军区若给了这个编制，我们就放人！战旗文工团领导瞪大眼睛说，你这是棒老二的条件！哪有这种交换法，拿一个人换一个师？亏你想得出来！政治部主任哈哈笑着说，这么说你是不换了？你不换，我们也不换，大家扯平。关京阳最终还是留在了宣传队，没有调去战旗文工团，很多人为关京阳遗憾，但关京阳自己却心如止水，关京阳知道这件事后只是笑了笑，他没有把它当一回事，他对军区文工团没有兴趣。说到底，他并不想走，不想离开宣传队。关京阳不是那种雄心勃勃的人，对于生活，他从来没有刻薄的要求，他从没有想过给自己定一个多么宏伟多么令人激动的目标，他是一个心态安静、性格内向、不愿追求大起大落、大喜大悲的人。他有着相当出色的天赋，但他从来没有认为那是他获取世界的资本，他更喜欢独处，喜欢心灵世界的旅游，喜欢读书，他喜欢诗歌的那种意境，童话的那种想象，更多的时候，他宁愿避开喋喋不休、不知所云的人们，躲到他的帐篷里与那些书本为伴。对他来说，人生不是一种行为上的步步登高，而是一种心灵上的自由。这就是他的想法。当然，他对失去调入军区文工团机会的无动于衷，这些并不是全部的原因，实际上，他甚至在为失去这个机会而暗自庆幸。他不愿去军区文工团，不愿离开军部宣传队，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在这里有一个不为人所知的向往，一个令他着迷的梦幻，一个他平生第一次做下的许诺。 那是一个女兵，那个女兵叫余兴无，关京阳忘不了余兴无。她是那么的美丽、充满魅力和富有气质，她是他诗歌里的境界和梦幻，他被她征服了、震动了，他觉得接近她才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妙的事。他忘不了她带给他的尴尬，她不认识他，她只记得那个跳洪常青的小兵，这使他痛苦不堪，他发誓一定要洗刷掉这个耻辱，让她永远记住他、欣赏他。 关京阳就是带着这个目的进入了宣传队。开始他们并不说话，她还是不认识他，她甚至都忘了洗衣服时他问过她要不要帮忙这件事。她是舞蹈组的主角，是整个宣传队的明星，她是一只骄傲的白天鹅，她不会随随便便和别人说话。但是很快地，她从新分来的那些小兵中发现了他。他艺术天赋出众，人长得文静秀气，举止言谈与众不同，她开始留心他了。他们还是很少有话，大多数时候是他在她和他说话的时候不太爱开口，他好像很冷漠，对她和对所有的人一样并不在意，她觉得这个小孩子——她在心里就是这么称呼他的——真是有意思，他干嘛要把自己弄得像个大人似的呢？很快，她发现她错了，他不是那种装腔作势的孩子，他比包括她在内的所有大人都富有智慧。有一次，她发现他一个人躲在一边看着一本书，他看书的样子安静而投入，脸上带着一种神往的神情。她走过去，想看看他看的是什么书。那本书是一个名叫屠格涅夫的俄国作家写的，写的是一个关于草原的故事，她只看了几段就被这本书迷住了。她问他可不可以把书借给她看一看？他同意了。她把书拿回了自己的宿舍，用了几个晚上的时间把书读完了。她泪水涟涟，她为书中描写的大自然而感动，为书中的人物和故事感动，她发现有好久她没有这么为了一种神圣的东西而由衷地感动了。他们开始有了比较多的交往，因为那本书，也因为随之而来的更多的书，在音乐和舞蹈之外，他们就有了别的语言交流。她发现他确实与众不同，他的心细致灵敏，易受伤害；他的感情郁悒丰富，多愁善感；他的头脑无拘无束，富于幻想；他生活在一个别人完全无力企及的精神世界当中。她开始关心他，她越来越想知道他那颗紧闭的心中究竟在想着一些什么？因为他们同属演出组的骨干，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在一起。她比他大两岁，但是他发育得很好，他差不多比她高出了大半个头。他们不是搭挡，她演A角，和一个名叫温建华的男兵配对；他演B角，和一个名叫皇甫群英的女兵配对，但是有时候，如果温建华生病或者什么的，她就会请他帮着她一起练功。她喜欢他来做她的搭挡，他和温建华不一样，温建华总是又惦记着表现自己，急切地把每一个动作都当作亮相，你对他的一招一式都无可挑剔，但你总觉得他缺了点儿什么。而关京阳就不一样了，他能使你感到你的另一个灵魂，使你冲动，浮想连篇，通身充满灵感，使你有一种创造和飞翔的欲望，他会一步一步地启发你，诱导你，让你在舞蹈语汇的王国里淋漓尽致地流连、畅快毕露地旋转、充满信心地腾跃，他能给你一种渴望想象和倾吐的力量。这种机会不是太多，因为即使温建华不在，他和皇甫群英也有每日的功课必做，可是他们却有了一次比这更好的机会。有一次温建华回云南老家探亲，宣传队突然接到演出的任务，而且指定演《白毛女》，宣传队领导安排他来顶温建华一角出演大春，演喜儿的自然还是她。这是他们俩头一回正式做为搭挡同台演出，不知为什么，她有些紧张，她一向是从容的但这一回她却有些紧张，她怕她会演砸了。灯光亮起来，大幕徐徐拉开的时候她的心都提到嗓子眼来了。他在一边看到了，走过来，他看着她，在他那线条柔和的嘴唇边挂上一缕轻轻的微笑。她的心一下子就平静了，好像有一只温柔的手从她心口轻轻抚过，她恢复了以往的自信。他们同时向对方轻轻地点了点头。长笛响了起来，接着是小提琴。她合上了眼，又睁开，提气，张开手臂，绷腕翻足，踮着脚尖像一汪清泉似的流出了帷幕。整个剧场都被她那清纯脱俗的出场亮相征服了，全场的观众都屏气静心，看着她在满天的雪花中翩翩起舞。接下来她越来越有信心，她知道她已经把握住了自己和观众，她一场比一场跳得更好，一场比一场跳得更出色。到走出山洞那一场时，他们重逢了，这一场他们有了更多的对手戏。他带着她旋转，他召唤着她跳跃，他托举着她在空中缓缓飞过。他站在那里，朝她伸展双臂，他的目光中充满了鼓励，她朝他奔去，他接住她，轻轻地将她托举起来。他的手在她的腰间妥贴而有力，她感到她的灵魂深处有什么东西点燃了，照亮了，启动了。她依依不舍地脱离开他的怀抱，一连串的旋转，站定。现在她要做那个大难度的动作了。她朝前奔去，朝着山洞外奔去，朝着升起的太阳和新的生活奔去，她高高地跃起来，两条修长的腿在空中一字劈开，上身后仰，头轻盈地接触到了脚跟。这就是那个叫作倒踢紫金冠的动作，她做得漂亮而成功，从来没有这么成功！整个剧场掌声雷动。她突然想起来了，她想起她曾为学员队做过这个动作，那个时候他就在场，只是她并没有留意他，现在他在场，她又做了这个动作，但是她的这个动作却有了灵魂，有了生命，有了出神入化的魅力，是他使她脱胎换骨了！她的眼睛模糊了，泪水涌了出来，她就那么流着泪跳完了整场戏。终场的时候，她和他作为主角站在前台，首长们上台来和他们握手。首长握着她的手笑眯眯地说，小鬼，跳得不错。她笑了，笑得很害羞。他就站在她的身旁，她无意识地朝他靠了靠，她突然发现，她在他身边竟有了一种小妹妹的感觉，她为这种感觉心里一阵乱跳。那一夜，她很久很久没有睡着，她头一回失眠了。 接下来的日子平静而快乐，他们之间再没有什么障碍，他们的接触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他们的交谈也更随意、更深入。他们都看出对方对自己的钦慕，他们都不掩饰自己对对方的钦慕，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意识到了对方对自己生命体验的重要性。但是有一层纸没有被捅破，也许大纯洁了他们没有想到把它捅破，也许太美好了他们没有狠心把它捅破，也许太羞涩了他们没有勇气把它捅破，反正，他们一直保持着那种亲密而又纯洁的关系，直到三年以后。那一年，关京阳十八岁，余兴无二十岁，他们在这一年成熟多了，照理没有什么事可以使他们改变，也不该有什么使他们改变，可是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事情是由一封信引起的。那一天关京阳接到一封家里的来信，信是母亲写的，母亲在信中告诉他，朱妈病了，发高烧，经查是患了肺炎，老人在睡梦中都在念叨着京阳的名字。关京阳看过信后，一个人呆呆地坐在寝室里，望着墙壁出神。关京阳从小由朱妈带大，小时候他吃过朱妈的奶，家里不顺那几年，又是朱妈把他带到了山东海城，朱妈带他带得珍贵，只差没有珍珠似的含在口里了。打小时候，关京阳就把朱妈当成自己最亲的亲人，他熟悉她那温暖的怀抱，熟悉她那快人快语的谈吐，直到五六岁的时候，他晚上睡觉，还吮噙着朱妈的奶头入睡。后来回到家里，母亲坚决不让他跟着朱妈睡，为此他大哭大闹了好些日子，甚至很长时间都躲避着不肯与母亲亲近。他十五岁离开家，当上了兵，他还是个少年，如果对家里有什么牵挂，那牵挂最多的不是父母，不是兄弟姐妹，而是朱妈。他管朱妈叫干娘，这个称呼是海城那几年延续下来的，他每次给家里写信，抬头都写道：爸爸、妈妈、干娘，而信中如有问询，那大多都是问候干娘的。现在，他的干娘病了，他的干娘在病中呼唤着他的名字，这不能不让他伤心难过。关京阳连续几天郁郁不乐，有一天，余兴无来找关京阳，关京阳一个人在寝室里，余兴无推门进来的时候他正在那里独自落泪，余兴无吓了一跳，她不知道出了什么事，等到她知道出了什么事后她又束手无措，余兴无出生于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家里就她这么一个女儿，她从小娇生惯养，只知道人家哄着她宠着她，她从不知道如何去安慰别人。现在她被流着泪的关京阳弄得心慌意乱，她不想看到他难过，她掏出自己洁白的手绢去为他揩泪，他默默地流着泪，她心里一痛，把他的头揽在自己胸口上。她伸出手来，一只手揽住他的肩，一只手抚摸着他的头。也许这样他的心里会好过一些。她继续抚摸着他。他的脸贴在她的胸口上，他闻到了她身上那股清香的味道，他听到她的心跳，他感到了她小巧而富有弹性的胸脯传导出的灼人的热量。他停止了啜泣。他们靠得太近了，不知什么时候他们的脸已经紧紧贴到了一起。当余兴无发觉关京阳的一双手已经箍住她纤细的腰时，她已经来不及抽身了。她感到一阵心慌意乱，一阵害怕，她想推开他，从他怀里挣脱出来，但是她没有那样做，相反地，她把他紧紧地抱住了，好像她的意识完全不听从她的指挥似的。她能感觉到他在发抖，她自己也在发抖，他们的颤抖迅速地传染给了对方，她感到他全身都是僵硬的，好像他在拼命地抵御着，努力地把自己建筑成一座城堡，以便做最后的抵抗。她的脑子一片空白，她周身的血液都凝止了，她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她的呼吸窒息了，她在心里对自己说，让我死吧！让我死吧！她在绝望之中抓紧了他，把她的脸转向他，把她芬芳无比的嘴唇迎向了他。他感觉到了，他也做出了相同的反应。他们的头顶在了一起，他们那两张豆蔻似娇艳无比的嘴无法抗拒地向对方贴近，他和她都意识到，再也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们的结合了！ 宿舍的门在这个时候被推开了。一个女兵一边快乐地喊叫着一边跑了进来，那个女兵喊，关京阳！关京阳！我拿到一套《黄河大合唱》的套曲，你快帮我看看！那个女兵猛地呆在那里，她看到了一个让她惊愕让她羞辱让她愤怒的场面，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哆嗦地指着从余兴无怀里骤然分离出的关京阳说，你，你，你这个流氓！ 宣传队器乐组的琵琶演奏员季洁目睹了关京阳和余兴无在宿舍里搂抱亲嘴的场面（其实他们并没有亲），季洁想也没有想就向组织上做了汇报，这件事立刻在整个宣传队里引起轩然大波。宣传队的领导震动了，政治部的首长也震动了，两个深受器重的宣传队骨干竟然在军营里乱搞男女关系，而且关京阳还是士兵，部队有明令士兵禁止谈恋爱，要不严肃处理，那军纪严明的军营还不成了乱七八糟的牲口棚子！关京阳和余兴无立刻被停职审查，一周之后，处理意见下来了，余兴无从副连职降至副排，从舞蹈组调入后勤组，管理服装道具。关京阳无职可降，记大过一次，调出宣传队，调到军区俱乐部负责打扫礼堂。这个处理意见为了严明军纪是当众宣布的，在宣布处理意见时，余兴无脸色平静地坐在那里，从事发之后她就一直保持着那种平静的样子，而关京阳却脸色苍白，他低垂着头，不敢向余兴无那个方向看一眼。处理意见下达后关京阳就打着背包去俱乐部报到，他走之后据说季洁一个人偷偷哭了好几次，但关京阳从此再没有回过宣传队，所以这事他不知道。 有关“大春”和“喜儿”在宿舍里的那段丑闻，大院机关里几乎人人都知道，关京阳和余兴无又是大名鼎鼎的人物，没有人不认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大家都用一种暧昧的目光看着他们，直到他们走过去，背后仍有紧随的目光和兴奋的议论。关京阳感到抬不起头来，他缄默了，整天不开口，默默地打扫礼堂，整理礼堂外的花圃，帮助人布置会场，每天从早到晚都待在空无一人的礼堂里。如果逢着礼堂开会，他就躺到礼堂后面的杂物间里，在那里他给自己用废弃的地毯铺了一个床，他就躺在那上面，双手枕在脑后，望着蛛网密结的天棚发呆，一躺就是半天。军俱乐部主任是个胖老头，人很和善，是1946年入伍的兵，资历不浅，到现在也只落了个团职。俱乐部主任看不了关京阳那日要死不活的样子，就对他说，小关，你也不要这么没精打采的，该低头时低头，该挺胸时挺胸，错误嘛，人人都可能犯，我当年也不是没犯过，我这还不是过来了！关京阳没说什么，只是对俱乐部主任投去感激的一眼。 关京阳自从调离宣传队之后一直没和余兴无见过面，他们再见面是几个月之后的事。那一次大军区有首长下来检查工作，宣传队在礼堂为军区首长做招待演出。关京阳本来是躲开了的，但演出前照明设备突然出了问题，电工来修检线路，要关京阳开杂物间的门拿梯子。关京阳扛着梯子从后台演员通道走过，在那里碰到抱着一大抱服装的余兴无。余兴无瘦了，看样子有些憔悴，下颔尖尖的，这样就使她那双美丽的大眼睛显得更忧郁。以往每次演出前她都是宣传队里最忙的一个，宣传队队长、导演、化妆师、服装师、舞台监督都围在她身边团团转，询问她，催促她，提示她，嘱咐她，宠得她像个公主。可她今天却闲散得很，脸上白卡卡的无妆无红，一条白手绢在脑后松松地绾住一头齐肩长发，心里空空地抱着一抱服装从演员通道那头走来，脚下一点儿声音也没有。他们差一点儿撞到了一起，他们都有些发愣，那种见面的猝然是他们谁都没有想到的。她看了看他肩上扛着的梯子，他看了看她怀里抱着的演出服，后来他低下头，避开她的目光，扛着梯子匆匆地从她身边擦身而过。她张开嘴想叫住他，有人在后面喊，余兴无！余兴无！快把衣服拿来，演出要开始了！她看着他离去的背影，苍白着脸慢慢转身朝化妆间走去。关京阳把梯子给电工送去后，就一个人回到礼堂后面的杂物间，在那张旧地毯做成的床上躺下，抱着头望着蛛网密结的天花板发愣，舞台就在他的头顶，礼堂里歌舞声和掌声不断传来，他就躺在那里，一个节目一个节目地把那台晚会听完的。 第二天关京阳在打扫头一天演出过的礼堂时，余兴无来找他了。她的脸白得没有血色，像极品蜡，朦朦胧胧地浮着一缕郁悒，她问他昨天晚上为什么不理她？为什么不和她说话？关京阳埋着头机械地扫着地，一句话也不说。余兴无站在那里，眼里含着泪，不相信似地摇着头，说，难道我们做了什么吗？我们做了吗？她大声地说，你为什么不说话？你怕什么？你究竟怕什么？她的声音在空阔的礼堂里像无所归依的小鸟似的来回扑跌着，把所有那些虚幻的绿色的支撑全都撞得粉碎。关京阳仍然不开口，他把头低得更狠，他从她身边绕过，走出礼堂去倒那些垃圾，把她一个人留在干干净净的礼堂里。 那以后余兴无不断地来找关京阳，但关京阳一直设法躲避着她。他不敢见她。他太脆弱太软弱了。他有过一个美好的梦，那个梦是他整个生命的支撑，现在这个梦被他自己毁掉了，梦破碎的一刹那一道永恒的障碍也就产生了。他自惭、自责、自残，他不再敢也再不愿从心灵的囚室中走出来。他知道余兴无的日子并不好过，在那件事中她所遭受到的非议比他多得多。她是个女孩子，一个美丽而又才华横溢的女孩子，她本来就清高，因为长期担任主角又埋下了许多积怨，现在这一切都有了生发的借口和机会。有时候他觉得是他害了她，如果不是他，她现在仍然是一只高高飞翔着的白天鹅，这种念头更加让他自责，他就是不能鼓起勇气来面对她的目光和眼泪。这种状况持续了至少有两年，在这两年当中她不断来找他，他痛苦不堪，他向俱乐部主任提出调动的请求。他被调到了电影放映队外勤组，这样他就有很多机会下到各个部队去，躲开让他无力自拔的机关大院。但是只要他回到大院，她还是会来找他。她变得非常的固执，她反反复复地就是那两句话，难道我们做了什么吗？我们做了吗？你为什么不说话？为什么？你究竟怕什么？他还是不开口，回避着她的目光和责问。他知道她的境遇有所改变，她已经回到了舞蹈组，只是有好几年没上舞台，她已经跳不动主角了，只能跳一跳配角。他还知道那个已经提升为副队长的温建华一直在追求着她，为此他对所有饱含爱慕的语言、眼神和信件都置之不理。他知道这些，于是他就更加不开口，他软弱得令人痛恨，却又心硬得无视一切，即便在她面对他默默垂泪或放声大哭的时候，他也能站起来从她身边走出门去，把她一个人留在那里。一年之后，他再次提出调动。下面部队的一个营长看中了他，表示如果上面放人，他可以去给他当文书。俱乐部主任恨得跺脚道，你他妈这算什么事？你他妈还有丁点儿骨气没有？我要是你，反正错误已经犯上了，我索性就犯到底，我就去找她，天塌下来不过就是砸头的事，至于这么东躲西藏的吗？！ 关京阳到了下面部队，一干又是两年。他干的是营部文书，写写画画，跑跑腿，整理和管理营部的材料和文娱用品。他干得很卖力，营长和教导员都很喜欢他。这一年他二十三岁了，还是个大头兵，和他同年入伍的，好的已经干到了营级，差一点儿的也是排级，营里看不过去，就往上申报，要把他提起来，可是申报了几次，都被打了回来。营长和教导员忿忿不平，说，人家就犯了那一个错误，事情都过去五年了，未必那错误就得背一辈子？想一想，营长又对教导员说，我算看透了，杀人都行，鸡巴这种事，打死都不能犯，犯了这辈子你就算交待了。教导员说，也不能一概而论，凡事都有个辩证，有个一分为二的问题，你说不能犯的事，有人就能犯，而且犯得很好。那年我探亲，生病住总医院，听了不少故事，说高干病房那些小护士，被点了炮的不少，点了就点了，屁事没有，说得不好听，那叫老牛吃嫩草，说得好听点儿，那叫首长关怀，你拿这事怎么说？营长说，你别说这个，你说这个我有气，他娘的都是人，是人就有鸡巴，谁的鸡巴比谁的鸡巴金贵些？教导员说，你别打断我，我的话没说完，我的意思是说，用马列主义的辩证法看问题，任何事都有两种可能，也就是说，一个因，可能有两个果，放在你这儿是这个果，放在我这儿可能就是另一个果。比方关京阳，在主观上他是个太怯懦的人，软软绵绵的，强不起来，事情发生了，抵不住挡不了，自己先就背上了十字架，人家就觉得他是该受踹的，这样问题落到他头上，就永远是问题了，就永远迈不过这道坎了，说来说去，还是他的主观有毛病。营长听完教导员这番话，拿钦佩的眼光看着教导员，说，听你这么一说，倒是有道理的，不亏是搞政治思想工作的，鸡巴上的事，也能分析个哲学出来。这么一说，两个人就笑，笑过了，也就把这事丢到脑后，从此再不提关京阳转干的事，只是在工作上生活上尽量给他一些照顾，同时也考虑，过年以后干脆动员他复员，部队严谨，不如换个地方混饭吃。 1978年年底，南线吃紧，部队奉命南调。临战前，部队进行战备动员，搞得很热闹、很悲壮，闹着坚决要参战的，咬破手指头写血书的，什么样的都有，请战书保证书雪片似的往连部营部飞，上上下下都很激动，只有关京阳一个人很淡泊，既没提出请战要求，也没写保证书。关京阳在这个时候听说温建华已经结婚了，妻子是季洁，而余兴无则以年纪大了、跳不动了为理由请求调到了军部俱乐部，也就是关京阳先前工作过的那个单位。余兴无仍然独往独来，她那一年二十五岁。3 属于天空的孩子 部队12月抵达哀牢山集结地，进行了两个多月的紧张战前动员和训练。2月27日凌晨，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炮声打响了。关京阳所在的四营和大部队一起，在夜幕掩护下渡过红河，沿着山路迅速向四号公路插去，很快就攻克了波马和巴波两个敌军据点，然后又马不停蹄地向驻守有重兵的班腮挺进。部队在遍布山洞的班腮第一次受到了挫折。部队打得很苦，使用了火箭筒和火焰喷射器才击溃了班腮守敌。部队继续往前，沿着简易公路挺进到。号公路附近的那门，越军在那门两边的高山上埋上代兵，居高临下，以猛烈的交叉火力突然袭击我军，部队暴露在开阔地上，再一次受到阻碍，伤亡不少。那门攻坚战用了四十分钟。部队在两天时间内打了四仗，其间还不包括一些小规模阻击和骚扰，所遇之敌除了越军的公字屯士兵就是民兵，没有越军的正规部队。开战不利，部队打得有些躁，大多一线指挥员不讲究章法，一接触上就猛冲猛打，靠指挥员的决心和战士的勇敢把一个又一个据点夺下来，整个部队都被一种求战的急切和献身的悲壮气氛所笼罩着，缺乏一种冷静的分析和协调，再往下打，部队的伤亡越来越多，而且大量的伤亡都不来自正规的攻坚战，而是来自对方的一些偷鸡摸狗之道，这个时候部队开始有了一些反省，也有了嗜血性，一些温情脉脉和想当然的理想主义没有了，仗开始打得越来越客观和现实。 开始的那几天，关京阳始终跟着营部行动，由于他们这支部队所担任的任务不是穿插和清扫，而是直扑谅山打攻坚，目标性十分明确，所以遇到敌人，大多派出排连进行攻克和剿灭，关京阳在营部，连放一枪的机会也没有。关京阳一路上始终紧紧抱住他那支五六式自动步枪，他把它像保护神似的抱在怀里，脸色苍白，神色紧张，有好几次前边正打着的时候他禁不住地发着抖。教导员看见了，就安慰他说，小关，你别怕，这个高地我们很快就能拿下来，你现在是还没习惯，等你自己有机会打一梭子，你就全放开了。营长白了关京阳一眼，说，关京阳，[尸从]也不能[尸从]成这个[尸求]样！还没轮着你上呢！去，撒泡尿，撒泡尿就轻松了！营部的通讯员话务员听了营长的话在那里吃吃地笑，关京阳也不说话，依然苍白着脸抱着他那支枪。 3月1日，部队终于打到了谅山。谅山是整个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最重要的军事目标，越军在这里集结了两个正规主力团的兵力，其中一个是越军中赫赫有名的精锐团。关京阳所在部队奉命攻打扣当山。扣当山是谅山周围四个制高点之一，是谅山要塞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控制着从谅山通往东北、东南的两条公路，它的主峰前山峦起伏，地势险要，有大小山头三十三个，山的两边全是悬崖绝壁，十分难攻。关京阳所在的四营是扣当山战役主攻营，战斗打响之后，部队高声喊叫着诸松空叶！（缴枪不杀！）宗堆宽洪堵兵！（我们宽待俘虏！）一个劲地往山头上冲，山头上的越军则以猛烈的火力给予还击。天下着雨，在强大的炮火中扣当山被打得一片稀烂，两个小时后，越军的两道环行防线被冲垮，一二号高地相继失守；次日，四营又攻下三个高地，并开始向越军苦心经营了多年的核心防御阵地发起冲锋。越军在核心防御阵地受到危逼的情况下进行奋力反抗，它布置在扣当山三十三个山头上的一百七十多个火力点吐出集密的火舌，封锁了我军进攻的道路。攻击相当激烈艰苦，主攻核心阵地的七连打得壮烈至极。营长急于攻下扣当山主峰，带着通讯员和关京阳跑到前面七连攻击阵地上，亲自指挥七连冲锋。冲锋之前，首要的任务是把那些地堡和明暗火力摧毁掉，营长召集支委会，在雨中商量对策，分析了头一天的教训，决定集中使用重火器。各个击破。七连立刻把三门六零、两门八二无后座力炮和十四具火箭分为四组，由连长、指导员、副连长和一个排长分头指挥，先以机枪吸引敌人火力，然后用炮和火箭筒抵近射击，先后把三十几个敌人的明暗火力点打成了哑巴。剩下最后一个火力点时，却拿它没办法了。这个火力点是个暗堡，有几处分布隐秘的射击口，从火力分析上判断，至少有一挺高速机枪，一挺重机枪和两挺轻机枪，火力相当猛。这个地堡建构在山崖边，角度刁，有一些灌木和石头遮掩着，既不好抵近，又不利于重火器射击。二排四班班长陈士修好容易运动到近前，他刚站起来用之箭筒瞄准，还没击发，就被一排机枪子弹击中，当场牺牲了。四班的另一个叫吴江河的战士绕到悬崖边上，想从那里射击，没站稳脚，连人带火箭筒摔下了十几丈高的山崖。营长一看这个办法行不通，命令暂停攻击，重新商量对策，最后商量的结果，是派出爆破组，抵近爆破。但是接连派出的两个爆破组，都没能接近那个地堡，因对方火力太猛，一个爆破组牺牲了，一个爆破组被迫撤了下来，营长气得吐血，命令七连连长再次组织爆破组，就是把全连打光，也要把那个老虎的牙齿拔下来！关京阳开始一直都没说话，这几年来他都一直没说话，这个时候，关京阳突然开口对营长说，营长，让我参加爆破组吧。营长看了关京阳一眼，没理睬他。营长对这个孱弱的文书根本没有过指望，上前线时他连血书都没写一份，营长不想让这个没有决心的兵白白上去送死。关京阳没得到答复，再次说，营长，我要求参加爆破组。营长又看了他一眼，这回营长看得比较认真。营长看出关京阳眼神里有一种平时没有的坚定。营长考虑了一下，说，好吧，你算一个爆破组，但你只负责火力掩护，爆破的事不用你。 两个爆破组在猛烈的火力掩护下同时出动了。 两个爆破组分别为两个人，一个是爆破手，另一个负责掩护。关京阳跟在他那个爆破组的爆破手后面，向前奔跑了二三十公尺，然后趴下，借着杂乱的灌木丛和山石往前匍匐前进。他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用冲锋枪向五六十公尺外的地堡射击，掩护爆破手往前冲。可惜他们的运气不好，没等他们进攻到一半路程，爆破手就被机枪子弹击中了胸脯，牺牲了。后面的人看得分明，营长骂了一声，妈的！然后营长对七连连长说，通知关京阳，要他撤回来！七连连长就要连部通讯员向关京阳喊话，要他小心点儿往下撤。大家把目光转向另一边，注视另一个爆破组的动静。那个爆破组的运气比关京阳他们稍好一点儿，他们差不多已经快接近地堡了，但是那个爆破手显得太躁了一点儿，他把手中的爆破筒投了出去，爆破筒惊天动地的一声爆炸，地堡只被炸塌了一个角，在片刻的沉静之后，地堡里又射出猛烈的火力。营长这回真的火了，他气恼得大骂道，我操！你急个什么急？你他妈的急个什么急！七连连长也憋气得很，但憋气也没用，爆破筒打掉了，靠手榴弹也炸不垮地堡，现在只能让那两个倒霉蛋撤下来了。 就在这个时候，营部通讯员突然喊道，营长！快看！快看关京阳！大家被通讯员这么一喊，都把目光转过来看，这一看大家都愣了。营长说，他干什么？他要干什么？！大家都听到了营长这话，但大家都没开口。 关京阳并没有撤下来，不知什么时候，他已爬到牺牲了的爆破手身边了。他在那里做了一件奇怪的事，这件事后面的人都看见了，事情过后他们猜了好久，但没有一个人能够猜出那是什么意思。关京阳费了很大的力气把匍匐在那里的战友翻了过来，让他面对着天空躺着。然后，关京阳从他身旁边拾过爆破筒，开始往前爬去。后面的人都屏心静气看着他的举动，他们现在已经知道他想干什么了。关京阳移动得十分谨慎，他似乎是害怕那些从他头顶飞过的机枪子弹，有些迟疑和恐惧。他紧贴着地面缓缓蠕动，差不多是在一寸一寸地往前挪，但是在一段路面比较好的地势他突然跳了起来，像只受惊的兔子似的朝前奔去。他差不多跑出了有十几米。他的脚下冒起一团耀眼的火光，火光不大，大约只有拳头那么大。那是一枚压发式步兵地雷，他踩中了它。他跌倒了，在跌倒的时候他的左脚齐腿髁骨处被炸得断裂开来，整只脚掌只剩下几块皮牵连着。后面的人不约而同“呀”地叫了一声。营长很痛苦地在心里想，完了！完了！但是没有。硝烟散去之后，人们看见关京阳开始抽搐着动了动。他似乎醒了。他醒来后的第一个动作是伸长手臂去够滚到一边去了的爆破筒。他把它抓在了手中。他显得非常吃力地抬起头朝前看了一眼，又开始爬动。后面有人哭了，是营部通讯员。地堡里喷射出密集的子弹，至少有两个射击孔正对着关京阳，他前面的道路和四周被机枪子弹打得尘土四溅，低矮的灌木丛不断折倒，然后继续被子弹切割成碎末，隔着五六十公尺远人们都能闻到辛辣的鲜寥叶和苍蒲的味道。他似乎是缓过气来了，爬得越来越快，越来越从容，现在他完全不再有害怕和迟疑。有一串机枪子弹飞过来，击中了他拖在后面那只断腿，把那只只有一层皮连着的左脚击得粉碎。他只是浑身颤抖了一下，并没有停止爬动，拖着血淋淋参差不齐的左腿继续向前挪去。彻底地失去了那只左脚，他似乎感到轻松多了，自由多了，再没有什么牵挂，他开始仄着身子朝前滚动，这样要快得多，也省力气得多，那根爆破筒被他紧紧地抱在怀里，他好像认定现在只能依靠它了。又有一枚地雷在他滚动之中爆炸了，地雷爆炸的声音就和一只气球爆炸的声音一样沉闷和短促，后面的人看不清他是否被地雷炸中，因为他没有停下来，仍在往前滚动。他已经快接近地堡了，他只要爬上一段乱石就接近它了。他停了下来不动了，身子靠在一块石头上，像是闭着眼在那里喘气。他喘了一会儿气，右手挟着爆破筒，左手伸出手去攀住那块石头，上身挺起来，想要爬到那上面去。这个时候他再一次被击中了。击中他的是一串高速机枪子弹。子弹打在了他的腹部和左腿上，人们看见一片发绿的血雾在他身后弥漫开来，他在一阵打摆子似的痉挛后被沉重的作力掼下石头，摔出三四尺远去。营部通讯员呜呜地哭着，紧接着又用手把自己的嘴捂住。营长回过头来朝通讯员吼道，哭你妈个[尸求]！但是营长自己的眼泪也流了下来。营长抹了一把泪朝前看。他好像是死了，躺在那里一动不动，爆破筒滚到了一边。地堡的射击松弛了下去，停止了，扣当山一片寂静，寂静得能听见山沟里清泉淙淙流淌的声音。有一段时间人们以为他肯定牺牲了，那些地雷和机枪子弹足以把任何钢铁铸造的人击成碎片，实际上他已经被打得支离破碎了，他的身上乱七八糟的，分不清哪些是衣服的碎片和零乱不堪的肢体。但是人们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看到那个兵又活了回来，那个兵又动了。他先是抽搐了一下，然后慢慢地欠起身子来，努力向一边翻动，把身子翻了过来。他爬过去够那个滚到一边去了的爆破筒。有一丛葛藤挂住了他被打出来的肠子，使他不能朝前去够住他想要够住的爆破筒。他停了下来，低下头费力地把那些肠子从葛藤上往下解。地堡里的机枪又开火了，子弹像雨点似的泼洒在他的周围，将一片石头和那丛葛藤击得粉碎。这倒帮了他的忙，因为他再用不着费力气去解他的肠子了，他就那么拖着牵挂着葛藤的肠子头朝前爬去，拾起了爆破筒。他开始再一次地朝石头上攀去。这回他成功了。他是那么的勇敢，那么的顽强，他比任何人都要勇敢和顽强，就像那个不断吐出死神火舌的地堡是个美妙的梦似的在呼唤他，他终身都在等待着它的呼唤，他急不可待地朝着它爬去。他的身后不断留下他的鲜血，以及从他伤口处断落下来的碎肉，他一点儿也不顾及这些，一点儿也不在乎这些，没有什么可以让他停止下来，只有一样他不会放弃，就是那具爆破筒，他把它搂在怀里，现在他把它搂得更紧了。他终于爬到了那个地堡下面，他已经处在地堡火力的死角下了，机枪仍在狂躁地响着，但是它们打不着他了。他坐了起来，把爆破筒往上拽了拽。他靠在那里大口地喘着气。他在寻找合适的投掷位置。这似乎很难，地堡建筑的地点选择的很巧妙，它差不多完全是建在半个悬崖上的，四边几乎找不到可供攀援和落脚的地方。后面的人们看见他靠在那里像是在犹豫着，但是人们立刻不约而同地惊呼起来。一枚手榴弹从地堡的射击孔中滚了出来，冒着烟跌落到他脚下。他看见了，他撑着石壁把身子往前倾，似乎是想要去抓住那枚手榴弹，可他没有抓住，他伸出剩下的那一只脚去踢了一下手榴弹。手榴弹顺着乱石朝崖下滚去，在半途中爆炸了，飞起来的弹片和石头击中了他的头部和胸部。他全身上下都是血，他完全成了一个血人，但是这一次他连停顿都不想了，他似乎是感觉到了他再没有时间可供喘息和揩拭糊住眼睛的血了。他看中了一个地方，那是一块比地堡低一些的石头，石头很圆，无法站立，但他选择了一个更为有效的方式。他朝石头移去。他攀了上去。他把身子往里一滚，把自己紧紧嵌在石头和地堡之间的那条窄缝里，这回他非常稳妥地靠在地堡上了。在他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营长猛地闭上了眼睛，营长懂得这个选择意味着什么。接下来的情况就利索多了，也简单多了。他把那根粗重的爆破筒顺着射击孔往地堡里塞。地堡里似乎早有准备，有人抵住了爆破筒。他把爆破筒抽了出来，抱在怀里，从身后取出一枚手榴弹。他拉开了手榴弹的导火索，停顿了一下，才把它投进了地堡。手榴弹在地堡里爆炸了，浓烟从射击孔蹿了出来。他紧接着又拉开了爆破筒的引信，把它塞进了地堡。现在他做完了他该做的一切了。后面的人这时都大喊起来，快往下滚！快往下滚！连营长都禁不住地从掩蔽处跳起来大声地呼喊。他躺在那里没动。如果是一个健全的人，也许他能够帮助自己从那条石缝中挣脱出来，滚进乱石丛中，但他不能，他伤痕累累，精疲力竭，他已经用完了他所有的意志和力气。他再也没有力气从那里挣出来了。他把他自己嵌在那里了。他面向天空躺在那里，心里突然一下平静了，所有的怯懦和障碍都消失了。他睁大眼睛看着天空，在手榴弹的硝烟被猛烈的山风吹尽之后，他在蔚蓝色的天空中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庞。他抬起了一只血乎乎的手，似乎是想要伸手去抚摸一下那张可亲可敬的面庞。他的嘴唇蠕动了一下，在他和整个地堡都一起高高地抛向天空的时候，他声音轻微地吐出了他这一生中最后的两个字。 ——干娘。 十五分钟后，部队攻下扣当山越军核心防御阵地并很快占领主峰。 当关京阳在扣当山被一股耀眼的火柱托向天空的时候，五十四军军部机关俱乐部副连职干事余兴无突然感到一阵巨烈的撕裂感。二十五岁的前舞蹈演员余兴无当时正在处理一批全国各地寄给前线将士的慰问信件，她被一股突如其来的巨裂心痛慑获住了，因此她不得不用力地捂住心口，她有一种强烈的失落感，仿佛灵魂中有什么东西突然折倒了，断裂了，一刹那间消失在一片烟尘之中。俱东部主任后来回忆起，余兴无那一天脸色非常苍白，非常憔悴，就像全身的血液都被从她那美丽的躯体中抽空了似的。余兴无是在五月份才知道关京阳战死的消息的，那个时候部队已从越南境内撤回，并陆续返回驻地，忙着评功，开总结会，处理伤亡指战员的善后事宜。关京阳作为一等功臣被报到军里，军里要求整理材料，以便全军开授功大会的时候号召全军指战员向英雄学习。余兴无知道这个消息时完全呆了，她没有流泪，也没有说话，有好长一段时间人们看不到她脸上的表情，只看到她拿着登着关京阳英勇事迹的《解放军报》看了—遍又一遍。余兴无设法找到了关京阳家里的地址，她给关京阳的父母写了一封不长的信。余兴无在这封信里说，我没有见过您们二位老人，但我相信您们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父母，因为您们生下了京阳。她在信里说，我必须给您们写这封信，因为了您们，我再没有倾吐的对象，我必须把心里的话说出来。她在信里说，我和京阳什么也没有做，我们甚至连手都没有正式地握一下，但是我要说，我爱他！这封信发出不久，余兴无就申请转业了，去了一个地方上的文化部门工作，后来又转到沿海城市的一个外贸部门。八十年代后期她出了国，在北欧的一个小国定了居，有时回国来探望她的父母。据熟悉她情况的人说，她已经相当富有了，在国外有阔气的住宅、小车和度假别墅，她经营着一所舞蹈学校和一家规模不算小的书店，书店里卖卡朋特、惠妮·休斯顿、帕瓦罗蒂、沙金氏·史蒂文斯的唱片和欧美的后现代主义作家的作品，但有一个书架即使长期没有顾客光顾她也决不许经理撤掉，那个书架上摆满了《猎人笔记》、《罗亭》、《父与子》、《白静草原》、《贵族之家》，它们全是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作品。她直到四十五岁那一年还没有嫁人。见过她的人都说她一点儿也不显年纪。她的脸色苍白，圣洁而美丽，她不知用了什么方式把自己永远固定在了二十五岁。 关京阳的战亡通知书是四月底送到湖北洪湖县他父母的家中的。除了战亡通知书外，政治部的两名干部还带去了一枚对越自卫反击战纪念章和一枚一等功臣战功章。在重庆前往武汉的船上两个干部都没开口，从武汉前往洪湖的长途汽车上他们也没开口，他们不知道怎么把关京阳的事告诉他的家人，直到他们走进洪湖城关西山的那栋院墙高筑的小院时，他们都没有想好怎么开口。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根本不需要他们开口，关山林和乌云早就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关京阳不太经常给家里写信，要写大多是问问他干娘的情况。去年深秋他来过简短的一封信，说部队很快有行动，具体情况因属军事机密不能透露，这以后有将近三个月他没给家里来信。但关山林知道儿子可能在哪里，他从近期的报纸和广播中早就嗅出硝烟味了。3月初的时候家里接到关京阳2月11日从哀牢山寄回来的一封信，信上只有一句话：我上去了。关山林从来不信宿命，但儿子的这封信却使他感到一种不祥之兆。那以后对越反击战打了起来，国内的媒介开始对战局战况进行报道，全国人民都振奋了，关山林和乌云开始每天收集和注视前线的消息，每天从早到晚开着广播，报纸一来就抢着看，关山林还设法找来一份1：80000的越南地图，照着地图根据综合消息给乌云分析战情。那段时间关山林足不出户，在家守着电台和邮差。乌云上班也不安心，不停地往家里打电话，问京阳有没有信来，情绪十分紧张，几天下来，人就瘦了一圈，神精衰弱得每晚服两片利眠宁都睡不安宁。这期间两个人什么样的猜测都有，有时候说着说着就争起来了。关山林还沉得住气，说，当兵就得打仗，打仗就得死人，当兵的不死，那人民就得死，国家就得死，千条道理万条道理，没有让人民死让国家死这条道理！乌云有些想不开，就低下头抹泪。关山林看乌云抹泪就火了，说，你哭什么哭？你这个时候哭，不是动摇军心是什么？就算人战死了又能怎么样？你参加革命这么多年，又不是没见过这样的事，老了老了，成老革命了，你怎么反倒变糊涂了？！乌云不服气，和关山林争，但却不敢再在关山林面前流泪，好在他们不睡一个房间，晚上关上房间，要是想不开时落几滴泪，那是她的自由。好容易捱到三月份，中国政府宣布对越反击战取得辉煌胜利，中国军队开始从越南境内撤回国内，两个人就开始耐着性子等。三月份过去了，京阳没有来信，四月份又过去了，京阳还是没有消息。他们毕竟是老兵，知道极有可能出了什么事，这回乌云倒不哭了，反倒过来安慰关山林，说，就算这样我们也该骄傲，我们为国家的安宁送走了一个儿子。但是这话却不能对朱妈说，自始至终他们都把京阳参战的事瞒着朱妈，他们不想让朱妈为京阳担心。 两个干部告诉关山林和乌云他们是关京阳部队派来的。乌云迅速地瞟了一眼两个干部手中的皮包，脸色煞白了。关山林和乌云让朱妈去买菜，然后把两个干部领进书房，关上门。两个干部刚落座，关山林劈头就问，京阳人呢？他是死了还是活着？两个干部愣了一下，其中一个悲痛地说，关京阳同志牺牲了。关山林和乌云听了这话后就沉默了，一言不发。那个干部说，首长，乌院长，您们二位一定要节哀，关京阳同志的牺牲是我军的重大损失，我们全军指战员都很悲痛，我们两个是代表军首长来向二位英雄老人表示问候的。然后那个干部就开始汇报关京阳同志的英勇事迹，说关京阳同志生前在部队表现得如何如何好，临战前如何如何写血书，坚决要求上前线，领导不批准他又如何如何再三请求。关山林打断他的话，说，这些你先不用说了，你先告诉我，他是怎么牺牲的？那个干部说，是炸一个火力点时牺牲的。关山林又问，他是被前面打中的还是被后面打中的？那个干部咽了一口唾沫说，前面。头部、胸部、腹部和腿部。关山林似乎是松了一口气，说，好了，你们该办的事都办完了，你们现在先到武装部去，先找个地方住下来，我晚上到你们那里去找你们，不要让我家阿姨看见你们，如果在路上碰见了，你们什么事也不要对她说，你们快去吧！两个干部云里雾里地出了门，走在路上才想起，他们连事先准备好的材料和关京阳的遗物都没有来得及交给他家里。他们还想，那个老军人简直太不可思议了，他对儿子的牺牲似乎是早有所知，就算这样，他既不问儿子善后处理的情况，儿子是不是立下什么功，受了什么嘉奖，入了党没有，也没有对此提出任何要求，他关心的只有一件事，从头到尾只有一件事——子弹是从他儿子身体的哪个方向射进去的！ 当天晚上关山林和乌云在县里领导和武装部、民政局领导的陪同下去了县委招待所，关山林一坐下便要那两个干部把儿子牺牲的情况详详细细地讲给他听。乌云听了一小半就听不下去了，站起来走出房间，站到走廊尽头靠着墙发抖。她抱着双臂，全身蜷缩着，脸上一丁点儿血色都没有，浑身不住地痉挛。县里的领导都出来看她，他们围着她手足无措，他们叫来车要把她送到医院去。后来乌云可以说话了，乌云孱弱地说，你们离开这里，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儿…… 关山林在屋里听完了儿子牺牲的整个过程。他坐在那里，身板挺得笔直，双手安放在膝盖上，身体稍稍前倾，表情严肃地听着讲述，自始至终他都保持着这个姿势，没有移动，也没有问话。干部讲得很激动，他被自己的讲述感动了，当他讲完的时候他已经泪流满面。所有的人都被关京阳的英勇事迹感动了，屋里一片唏嘘声。关山林坐在那里，有一刻他一动不动，他的老眼里闪着两颗晶莹的泪花，那是一个军人父亲为军人儿子骄傲和自豪的泪花。他站起来，抬头深深地吐出了一口气，然后迈着一个军人的脚步走出了屋。 京阳部队的两个干部很快就回部队去了，他们办完了他们要办的事。走之前，他们小心地询问两位老人，是不是要把英雄的骨灰运回洪湖老家来？不，不用！他是军人，军人是属于他所尽职的那个国家的，不属于他的父母，如果他战死了，那他就应该埋在奉命保卫的那个地方，生当守疆域，死亦当守疆域！两个干部是含着泪离开关家的，他们在回部队的途中依然无话，有什么话可以表达出他们对一对英雄父母的理解呢？ 问题是朱妈。 京阳的事关山林和乌云一直瞒着朱妈，为此他们严厉地告戒湘月不许当着朱妈流泪，同时他们坚决要求县里不要在广播和报纸上宣传京阳的事迹。但是即便保密工作做得再好，朱妈也并非那么好瞒。京阳长期没有音讯这是事实，朱妈在一个职业军人家庭里待了将近三十年，待得也差不多算半个军人了，军人那点儿警觉是有的，再说，瞒又能瞒多久呢，总不能永远瞒下去吧。结果到后来，京阳的事，相反是朱妈先提出来的。那天京阳部队来过两个同志，朱妈上街去买菜，朱妈买了不少好菜，一心想着要热热情情地把京阳的同志款待一下，可朱妈从街上提着一满篮菜回家时，人家却走了，说是回部队了。人来得神神秘秘，走得也神神秘秘，关山林和乌云又只字不提京阳的事，这事不能不让朱妈心起疑云。朱妈憋了一段时间，实在憋不住，找乌云打听京阳的情况。乌云支支吾吾了一阵，看实在支吾不过去，就找关山林商量，两人决定还是把实情告诉朱妈。乌云先给朱妈打预防针，说些保家卫国的大节，说些当兵的天职和义务。朱妈不爱听那些，急了，说，你少给我讲这些套话，在你家做了这些年，别的不知道，仁义忠勇信我还能不懂？你就告诉我，京阳他现在怎么样？乌云说，我要说了实话，你不会怎么样吧？朱妈说，我不会，我能怎么样呢？乌云说，当真不当真？朱妈一拍大腿说，嗬！你当我是什么，当我是孩子哄你不成？就算京阳有个三长两短，我也能挺住！乌云说，京阳，他牺牲了。朱妈拿眼睛盯着乌云，好像她没听懂乌云的话，又好像她不知道牺牲是怎么回事。朱妈说，你说什么？你说京阳他怎么啦？乌云说，他牺牲了，他死了。朱妈笑了一下，笑得快也收得快，样子怪怪的。朱妈盯着乌云说，你骗我。乌云说，我没有骗你。朱妈生气地说，你还是个当妈的，当妈的怎么咒儿子？你咒也不能用这种咒法呀！乌云见朱妈不信，急了，就去房间里拿出京阳的烈士证书。朱妈把烈士证书接到手上，她先在衣襟上揩了揩手，像是想把手揩干净似的，然后她把烈士证书十分小心地打开。证书上有民政部盖的大钢戳，有关京阳的名字，这三个字朱妈认识。朱妈呆呆地，她看了一会儿，把烈士证书合上。还给乌云。乌云看朱妈那个样子，好像真的挺住了，好像不至于有什么事，乌云就放心了，她准备把烈士证书放回箱子里去。乌云刚走到门口，就听到身后的朱妈双手一拍大腿，撕心裂肺地长啸一声，紧接着就惊天动地嚎陶起来，一边嚎陶一边大声叫着京阳的名字。她叫的是，京阳我儿呀！京阳我儿呀！ 4 似水流年德米：你好。 我不知道你是从哪里打听到我的地址的。我离开重庆的时候整个人都处在一种悲枪和麻木的状态里，我不记得我曾经把我的地址告诉过谁。说实话，在鄂中这个偏远的县城里，我根本没有想到会收到你的信，我觉得这真是一个奇迹。 1968年年底老关恢复自由后我曾往刚果给你去过一封信，但很长时间没有收到你的回信。1970年我又往外交部给你去了一封信，信被退了回来。后来我托人打听，人家告诉我，你和老葛早就回国了，在河北还是江西什么地方下放改造，这之后我的生活也有了很大变化，也就没有心思再打听你的消息了。 这么多年了，人世沧桑，人世沧桑啊！ 知道老葛和你又恢复了工作，我真替你们感到高兴！我知道你们不会倒下的，战争年代我们都度过来了，那么艰苦的环境我们都度过来了，我们还有什么度不过来呢？我们能够度过，我们什么都能度过。 人世沧桑，我不知道怎么告诉你我这些年的经历。 离我们最后一次通信，该有十三年了吧？十三年，不短了。这十三年我有太多的经历，太多的话，不知该从何说起。有时候我有一种倾吐的急切欲望，我想说出一切来，我感到我快要被憋死了。但更多的时候我什么也不想说，真的，一句话，一个字也不想说。 我想对你说的是，这几年，我连续送走了我的两个儿子，他们是老大路阳和老三京阳。他们在十几岁的时候就离开了我，走向了他们的战场，去做了一名军人，从此再没有回到我的身边。他们好像很喜欢这样似的，他们喜欢离开我，去做他们自己喜欢做的事，做他们从不愿向我这个母亲透露心思的事。他们抛下了我，抛下了这个家，走了，义无返顾地走了。他们死了。 我不敢想象我是怎么度过这些年的，这些年太漫长了。 我的孩子，他们都是一个个活蹦乱跳地走出这个家的，他们走出家门的时候羞涩地对我说，妈妈，我走了。他们就走了。他们从此再没有回来，好像他们早就这样打算过了，他们从一生下来就这样决定了，他们只是挑选一个时间来通知我，我只是他们的一个守望者，一个孤独的守望者，一个注定没有希望的守望者。我不知道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真的不知道，德米，告诉我，他们会怎么想？他们难道就真的会这么想么？他们难道就真的不在乎我么？不在乎我这个母亲？ 这段日子我老是做梦，在梦里我老是梦见生路阳和京阳时的情景。路阳是生在路上的，那一年我挺着大肚子从河南到湖北去寻老关。老关要我到他那儿去，他在那儿等着我。我差一点儿就把路阳生在火车上了，就差一点儿。生京阳时情况好多了，老关虽然出差，但有医院管我，京阳生下来像小猫崽那么大，他是孩子中最轻最弱的一个，那时我就想，这孩子怎么就这么弱呢？ 我憋呀憋呀，我是憋着把路阳带下火车才生的，我差不多把我的命都搭上了，可路阳他为什么就那么犟，那么急切呢？生他的时候他是那么地体谅我，他已经对我做过默契的承诺了，可他为什么要选择那么极端的方式去死呢？！京阳是脆弱的，我早已在心里承认他这种脆弱了，我在心里对自己说，这孩子生下来平静，他的终生都该是平静的，可他为什么要去滚地雷？要去堵枪眼？要去把他的身体弄得支离破碎？既然他是安安静静生下来的，那他为什么又要选择轰轰烈烈的死呢？！ 他们是我的儿子，但我不懂他们。 路阳死后，老关把湘阳送到了部队上，作为一个当过兵的和当兵人的妻子，我知道老关是怎么想的，我知道我不能阻止他，我知道一个当兵的家庭——如果有家的话——这是唯一的选择。京阳死后。老关又要把女儿湘月送到部队上去。不！不！这回我不能同意，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同意！我不能忍受他们一个个都去穿那身绿色的军装（它们为什么不是红色的呢？）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一个个从我身边走开，走进另外一个世界，一个我触摸不到的世界！他们羞涩地对我说，妈妈，我走了。他们就这么走了，永远也不回来了。 路阳死了八年了，他的死差一点儿把我带进死亡。京阳死了快一年了，他的死却要我活下来，活下来想着他们。我不能忘记他们，我忘不了，他们是我的孩子。京阳战死后，我们收到一封信，信是京阳过去的一个战友寄来的，是个女孩，名字叫余兴无。她告诉我们她爱着京阳，我猜她是个长得很美的女孩子，因为她的信写得那么美，那封信让我难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我把它和京阳的烈士证书、战功章放在一起，锁进了箱子里。我的孩子，他们生前都有一些什么动人的故事不让我知道？他们死的时候都有一些什么遗憾不让我知道？他们为什么不让我知道呢？我是他们的妈妈呀！ 有时候我想，也许我不该在生下湘月后就去做了子宫摘除手术，可那时我真的太累了，我觉得我都把自己生空了，生得只剩下一层薄薄的躯壳了。也许我真的不该有这个感觉，真的不该有这个念头，我该继续往下生，一个接一个地往下生，再生十个，二十个，一百个，再生一百个孩子，我要他们都是儿子，是活蹦乱跳高头大马的儿子，是虎背熊腰结结实实的儿子，我要他们这样，这样我就什么都不怕了，什么孤独、担心和牵挂都没有了。可真的会这样吗？要是他们都要走呢？要是他们都要离开我呢？一百个儿子，他们每一个人都羞涩地对我说一次，妈妈，我走了。他们就走了，就再也不回来了，如果这样的事真的发生呢？那我怎么办？我已经经历了两次撕裂，我已经被抽空了，我能够再经历一百次的撕裂，再被一百次的抽空吗？！不，我再也经受不住这样的事了！一次都经受不住了！如果真的这样，我宁愿一个孩子都没有！我宁愿永远不做母亲！ 还是有牵挂，还是放不下，不知我的路阳和京阳，他们在那边过得怎么样…… 致礼 乌云 1979年2月20日德米：你好。 2月1日的来信收到了，在此之前刚收到你1月28日的信，你哪有时间写这么长的信，这么密的信？你这个在外交部当人事领导的，难道就是靠成天写信来调动你的外交官吗？ 不要担心我，我很好。1971年和1978年都过去了，黑色的11月和3月都过去了，经过了那种突如其来猝不及防的撕裂，再没有什么可以击倒我的，我已经把脚跟站稳了，就是有风有雨的日子，我也不必躲在屋檐下胆战心惊了。其实，你应该知道我不是轻易就会被什么击垮的人，经过了那么多年，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有什么不能承受的呢？再苦再难的事我也能够承受。而且，有时候，你是不能说的，即使是对你的朋友，对你的亲人，折磨你的东西一样在折磨他（她），在你承受不住的时候（他）她也有可能承受不住，我们都有责任，我们都该帮助对方来撑住彼此头上的那片天，只要那片天还在，只要我们不倒下，我们就能看到希望。 老葛什么时候去伊朗赴任？你同去吗？老葛的年纪也不小了，他还能骑在骆驼上开玩笑吗？你的胃病治得怎么样？如果你和老葛同去伊朗，得先把病治好了再去。八一的对象是哪儿的？在我的印象里八一还是个孩子，他什么时候谈上恋爱了？胜利都工作了，这怎么会？在照片上她还依偎在你怀里撒娇呢，天哪，孩子们都长大了。 他们大了，我们老了。 我的情况还好。老关赋闲在家，整天看报纸，听广播，几年前买了一台电视机，可什么也收不到。洪湖这个地方是一片泽国，鱼肥鸟壮，人烟稀少，整天都有一股水葫芦的味道在空气中弥漫着，一到秋天芦苇如雪，景色十分美丽，可就是收不到电视。老关很喜欢他的家乡，说他的家乡适合打游击，拉杆子是个好地方，打输了躲进湖里，鬼都捉不住，真是个好地方。老关这个人，一辈子都惦记着打仗，战争年代他是那么的鲜活，充满了生命力，没仗打的时候，他就消瘦了，他就干涸了。有时候我觉得命运对他太不公正，想一想，他已经有三十年没听见过枪声了，三十年，他是在一点点儿地被风干，成了一具穿军装的木乃伊。有一次他在书房给北京的一位老首长打电话，我听见了。他在电话里发牢骚，他说，我都守了三十年活寡了，你干脆把我活埋了吧！这话听起来一点儿也不幽默，有点儿粗鲁，但我当时听了，不知怎么的，突然有一种想哭的感觉。老关，他真的很苦，心里苦，他比我要苦得多。好在他这些年迷上了读书，读那些与战争有关系的书，这回我找到让他安静下来的办法了，我给他买书。这办法很灵，我们县里的书店都快被我掏空了，但老关他不知足，他老是像个贪婪的孩子一样眼巴巴地等着我给他带书回家。前几天他看完了《中东战争》，要我再给他买，我太忙，忘了，昨天回家的时候，他跟我生气，把房间的门关了，赌气不吃晚饭，后来还是我去敲开图书馆的门，借回一套井上川泽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他才板着脸上了饭桌。你瞧，我拿他有什么办法！ 剩下的三个孩子，老二会阳你是知道的，这些年，他永远是那个样子，整天缩在墙角里，不说也不动，不管是谁，都不可能把他从墙角里拉出来。他对黑暗和冰冷是那么地依赖，对光明和温暖又是那么地敏感，他蹲在墙角一动不动的那个样子，让人有一种心痛。他是我永远的一块心病，我不知道拿他怎么办，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老关有一次冲动了，说，难道是因为我过去杀人太多，老天要惩罚我？！老关那句话让我难过了很久，老关他是从来不信命的，会阳这孩子却逼得他不得不向命运投降，所以在会阳的问题上我从来不对老关说什么。对于孩子来说，有什么责任都该母亲来负，要真有惩罚，就让他们来惩罚我这个做母亲的吧！ 老四湘阳1977年当了兵，在武汉军区，是坦克兵，他进步很快，去年入了党，现在已经是班长了。有一次他那个营的教导员回家探亲，路过洪湖，到家里坐了一会儿，教导员说湘阳人很灵光，会来事，上下级关系都处理得不错，部队上正考虑送他到军校读书。教导员显然是很喜欢湘阳的，但我觉得他对湘阳的评价并不全面，这孩子聪明是聪明，也很精灵，但却有些自私，什么事都首先替自己考虑，而且他很会投机，他知道怎么争取到他所需要的，他常常能做到这一点儿，也许我这个做妈的不该对自已的儿子这么苛刻，可有时我真有一种预感，我觉得湘阳他会背离这个家庭。 老五湘月今年十八岁了，在读大学二年级。她如今已经是大姑娘了。她长得很漂亮，性格很开朗，爱笑，老关说她像我，像我年轻的时候。我年轻的时候是个什么样？我真的很爱笑吗？我自己一点儿都记不得了，一点儿都不记得了。岁月是个磨人的家伙，它能一点儿一点儿地把你磨平，让你松懈，让你淡忘，甚至让你忘记你自己的过去，就像我现在。但是有一点儿是肯定的，女儿不会像我，她会比我更有出息，她应该这样。我很少管她，她是几个孩子中让我操心最少的一个，我甚至都不知道她是怎么长大的。有一次我去她那个房间，她正在换衣服，我推门进去的时候她赶紧用一件衣服遮住自己，红着脸一连声地说，妈，妈，人家正在换衣服，你怎么连门也不敲就进来了？我离开了她的房间，把门带上了，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我的女儿长大了，她大得都不愿意让妈妈看见她的身体了。好长时间我都有一种失落感，但是我还是很高兴，我的女儿她毕竟长成一个大姑娘了呀！ 我家那个老大姐朱妈，你是知道的，她跟了我们二十多年，从湖南的时候她就跟着我们，她没有什么亲人，十几岁时嫁人，二十几岁时男人死了，从此不肯再嫁，有一个哥哥，嫂子嫌她命硬，不愿让她回去，她也不愿回去，一直拿我们当她的亲人，我们也把她看作亲人，她是我们家一个不能缺少的成员。去年京阳死后，老关找县里领导开了口，为朱妈上了户口，填户口时，人家问与户主关系一栏怎么写？老关说，什么怎么写？她比我岁数小，当然是我妹妹！你就写妹妹！那天朱妈哭了一场。老关开始很高兴，闹着要弄几个好菜，庆贺朱妈成为我们家的一名正式成员，看到朱妈老是在那里抹眼泪，他就生气了，说，老妹子你哭什么哭？我不是说了吗，你就是我的妹妹，你就是孩子们的姑姑，你就是关家的恩人，是关家打不垮拆不散的亲人！你是关家的人，关家是你的家，活着你就在关家一辈子了，死了，要在我前面，我给你送终，要在我后面，乌云给你送终，要乌云也不在了，有孩子们给你甩钵子磕头，你怕什么？老关这么一说，朱妈哭得更厉害了。老关这人心粗，他哪里知道朱妈的泪，是为她这一辈子终于有了归宿而落的呢！ 致礼 乌云 1980年 3月 15日德米：你好。 近段时间一直多病，所以没有及时的给你回信。 你在5月和7月的两封信我都收到了，正好这两个月我都在医院里住着，5月份是胆囊炎动手术。7月份是左腿骨刺手术。1968年我的左腿摔断过，现在长出骨刺了，医生说主要是没有休息好。两次手术都是县里最好的大夫做的，手术做得都挺不错，老关开玩笑说我这是以权谋私，当院长的，把好医生都弄给自己做御用大夫。我说谁愿意用这样的御用大夫？我只想要一个健康的身体，要是以权谋私都这样的话，我敢保证咱们这个社会没一个人愿意以权谋私的。老关还说，我一身的枪伤，你一身的刀伤，咱们这一对夫妻，真可以称为刀枪夫妻了。老关这话说得对，我这辈子不知惹下了哪路兵神，要让我挨那么多刀，剖腹产、子宫切除、腿断了接腿、腿好了又得磨骨刺、肚子里长瘤子、胆囊里又生石头，这一样一样，都得用刀划开，划开了，又用针来连上，好端端的一个身体，就这么一刀一刀、一针一针，弄得面目全非。我还记得我自己的身体原来是什么样。那还是1949年在武汉的时候，有一次我洗澡，房间里刚好有一面大镜子，我在镜子里看到了自己，我的脸臊得发烫，我真不敢相信镜子里那个青春、健康、生动的身体就是我自己，我真是骄傲极了！可现在呢？那个健康的充满活力的身体已经不存在了，不要说里面糟成什么样，就是外面，也已经刀伤累累了。有时候我真信了老关的那句话，这一辈子就因为我嫁给了他，做了他的妻子，命运让他一身枪戳弹毁，我也得用一身的切割划剖来陪着他。我们这种夫妻，也许注定了就该这样！ 老葛就休息了吗？不是有文件说，像老葛这样的可以超龄不退吗？怎么年龄刚到他就退下来了？德米你要多关心一下老葛，特别是在这个时候，老葛的心情会非常不好，就算他是一个开朗的人、幽默的人，这一关对他来说还是至关重要的，或者说是致命的。他们这种人，干了一辈子，干已成了他们唯一的生命形式，除此之外他们再找不到别的生命存在的形式，如果他们还在干着，他们再老也还活着，让他们退下来，等于是宣判了他们的死刑，等于是对他们说，你的生命已经结束了，不是生理生命，而是政治上的生命。他们是政治人，是政治让他们鲜活起来、旺盛起来、强大起来，除此之外他们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感兴趣。我想起狼孩的事，还记得在东北药科专门学校时老师讲的狼孩的事吗？他们把狼孩抱了回来，狼孩失去了他的那个环境，他就死了。我还想起另外一件事，老关有一个战友，是福州军区的一位领导，头一天还坐着越野吉普颠了百十公里山路主部队视察演习情况，爬山时警卫员要扶他，他把警卫员骂了个狗血淋头，回来后组织上要他休息，要他退下来．他接受了命今，还去向别的同事告别，说这回轻松了，闲了，可以回四川老家钓鱼了，然而第二天人们却发现他没起床，他死了。死在床上了，后来医生说其实他早已患了重病，是精神和信念支撑着他活下来的，活得比一般人还要旺盛，一旦抽去了支撑，他的身体就垮了，他就死了。这不是故事，德米你不要把它当成故事来听，尤其是我们这样的，我们这样的老兵的妻子，我们得帮助他们跨过这个死亡地带，帮助他们进入另外一个战场，一个和孤独、寂寞、冷落、闲置厮杀的战场，一个再生一次的战场！ 你会发现，老葛他会像一个初生的婴儿一样的不安，他真的是开始了他新的一次生命！ 问老葛好！ 致礼 乌云 1984年 8月 12日德米：你好。 转寄来的书和相册我都收到了。 这对我来说简直像是一场梦，一场已经淡忘，却又突然延续上的梦。四十年，整整四十年了，我真的已经忘记了，全都忘记了。远藤熏一老师，他是怎么找到你的？他还记得我这个学生？我该怎么称呼他？按照规矩，我该称呼他启蒙老师。他写的书很漂亮，印刷得很精美，扉页上的毛笔字写得也很有功力，我怎么不知道他会中国书法？哦，我忘了，我当然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呢？ 远藤老师，远藤老师，我都忘记这个称呼了，忘了。 东北的雪，牡丹江的冰河，我的读书生涯，我的傻乎乎的歌声，它们怎么一下子变得那么遥远？那么模糊不清？遥远和模糊得让人都不敢相信它们真实的存在过，确实地发生过。德米，告诉我，它们真的有过吗？ 我现在早已不唱歌了，几十年前就唱不动了。有一次我从医院回来，大约是有什么高兴的事，我忘了，进门的时候我哼了几句歌，是苏联的曲子，回家来度假的湘月从她的房间跑出来，头发湿漉漉地搂着我的脖子说，妈妈，你的嗓子那么好呀！看着她大惊小怪的样子，我突然意识到，我真的是很长时间没有唱歌了。我是在回避过去的那些岁月吗？有什么东西在驱使我回避呢？ 湘阳从部队回来后分到省建行搞团的工作，最近当选为省团委副书记，这孩子开始显露出他在政治方面的才华了。我很吃惊地发现，他在人情世故、人际关系方面的理论和经验同他在政治方面的理论和经验一样的精深，精深得甚至有些圆滑。不久前他回家里了一趟，和他父亲谈过一次。他父亲对他的进步十分欣赏，但我看得出来，他并不欣赏他的父亲。他那双眼睛很深，深不可测，让人觉得看不透它们。也许他确实是成熟了，一种不为我们理解的政治和社会的成熟，但我总有些莫名其妙的担心，我老是觉得这孩子离我们越来越远了。如果一个孩子的眼睛连他母亲都看不透，那么这个孩子就已经不是他母亲的孩子了。 湘月已经读完了研究生，拿到了硕士文凭，学校将派她到英国去留学，她将是离我最遥远的孩子了（如果不算上路阳和京阳的话）。这些天她从武汉回到洪湖，做些出国前的准备工作，她是这么说的，但我知道她是想在临走前陪陪我和她的父亲。这孩子知道疼人，心眼好，能够想着别人。老关开始恋着他的小女儿了，过去他可不这样，过去他只宠着路阳，路阳死后他又把希望寄托在湘阳身上，现在他开始疼爱女儿了，老关他七十六岁了，是不是上了年纪的人，都会转过头来疼爱他们的女儿？但是老关对湘月还是有不满意的地方，老关的不满意在于湘月不太关心政治，湘月她根本不关心政治，她和她的四哥完全判若两人，她学的是生物，专业是遗传工程，发表了不少论文，还出版过一部书，但是哪个政党在大选中战胜了哪个政党，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了什么变化，这个国家和那个国家打成什么样子，这些事情她不关心，一点儿也不关心，这不免让老关失望。老关不希望他的孩子对政治漠不关心，老关认为这是大事，是原则问题，或者说是根本上的问题。湘月对她父亲的严肃批评总是嘻嘻哈哈，她有足够的办法让她的父亲没法严肃起来，实际上，最后他总是拿湘月没有办法。湘月年轻、活泼、迷人，她有随心所欲的权利，可一个战斗了六十年的老布尔什维克在一个什么政治也不关心的小丫头面前束手无策、缴械投降，而且这小丫头还是他的女儿，这种事，让你无论如何也高兴不起来。我有一种莫名的感觉，我觉得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之间出现了什么问题，同样用美好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同样用善意的心来对待这个世界，同样用真切的胸怀去拥抱这个世界，但我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却根本地不同。湘月还有一件事让我不能理解，她二十四岁了，一直没谈恋爱，说是有几个男朋友，但不是恋爱的那一种。当然不会是她的问题，这孩子迷人，也不好高骛远，没有哪个男孩子会不喜欢她。前几天她收拾出国前的东西时，把一大包信件交给我，要我替她保存，总有好几百封吧，她说那是人家写给她的信，大多是情书，从上大学开始就有。她说我如果愿意的话可以随便看，但不许告诉别人，因为这属于隐私。我问她，既然她不准备和人家谈，又何必保留那些信件？她说，那能怎么样？把它们退回去？把它们烧了？这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呀！我能把我生活的一部分退回去或是烧掉吗？她还对我说，她日后若是有一个女儿，她不会干涉她女儿的恋爱和婚姻，她想和谁恋爱就和谁恋爱，想什么时候恋爱就什么时候恋爱，但有一点，她必须有出类拔萃的成就，还有，她的女儿最好别在十六岁之前恋爱，如果那样，她这个做母亲的无法向女儿解释清楚冰激凌和心之间谁更重要。你瞧，这就是我那个即将要出远门的小女儿。 说了这么多，有一件事我想应该告诉你。我这里有远藤老师的一封信，信是用中文写的，夹在他送我的那部书里。远藤老师在信里介绍了一些他1948年回国后的情况。他回国后先是在一家战争难民服务机构工作，以后又被美军招聘到一个处理国际间战争赔偿事务的组织做翻译，1956年他被他的老师召回日本早稻田大学，做老师的助教，四年后他被提升为教授并与他现在的妻子结婚。他有两个女儿，她们都去了美国，在那里定了居。远藤老师还说了一些与此无关的话。他提到了在东北药科专门学校的事，他说我是他教过的最好的学生之一，他为有我这样的学生而感到骄傲。远藤老师在信里留下了他的地址，他希望能和我见一面，在我的国家或是他的国家。 想告诉你的是我非常感激远藤老师，他是我的第一个老师，他教会了我很多，但我不会和他见面，也不会和他联系，我更不会像湘月那样，保留着生活的一切。我会把这封信烧掉的，我毕竟不是我的女儿。 如果你将来还有机会和远藤老师联系。请代我这个学生向他真诚地问好。 致礼 乌云 1986年 11月 8日 德米：你好。 又有好长时间没有给你写信了，总感到精力不济，思维也有些迟钝，一坐到桌前，脑子就开始游移。休息已经好几年了，家里大部分时间都是静静的，老关一个人关在他的房间里看书，这二十多年他该看完整整一个图书馆的藏书了吧！可是他总不肯放过那些书，犟得让人想流泪，组织上要他写回忆录，好多人都在写，可他不，他说，我这一辈子还没完呢，我写那东西干什么？他就那么固执地较着劲儿，不知是在和别人还是在和自己。 朱妈也老了，也不太爱走动了，这些日子，总是一个人坐在她的房间里发呆，有时候就坐在那里睡着了。她老家的嫂子来信找她要钱，说是给孙子娶媳妇用的，她就寄。老关说，你那个哥哥嫂子，比地主老财还要恶，你的家都不让你回，你还给他们寄钱干什么？老关不让她寄，朱妈就偷偷瞒着老关寄，让我给她填汇款单，说总归是一个娘生出来的，不看哥嫂的面，也得看爹娘的面。她这么一回回地往邮局跑，经我手填的单子总有近万元钱，差不多是我们给她的零用钱的总和，每回寄钱回来，她都显得十分高兴，脸上有一种欣慰的红晕，我知道这个时候是她最快乐的，所以在下一次她求我给她填汇款单时，我还是无法拒绝她。 湘阳的两个双胞胎孩子已经四岁了，他妻子是省委辜书记的三女儿，我想这和湘阳被提到省C厅当副厅长总有那么一些关系。湘阳的仕途一帆风顺，有传闻说今年“人代会”后他还可能动一动，当然是往上面动。老关曾对我说，是不是要湘阳把两个孩子送一个回洪湖来，我打电话给湘阳说了，湘阳没有同意，他说他妻子正考虑把孩子送进一所私立幼儿园，他妻子抢过电话告诉我，说私立幼儿园就是贵族幼儿园。我把这话转告给了老关，老关吹胡子瞪眼地说，什么叫贵族？中国还有三分之一的人连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就提贵族，就把两个四岁的孩子弄去培养贵族，问问他关湘阳是不是共产党员？是不是共产党的领导干部？！老关这么说，但湘阳夫妇并没有把孩子送回洪湖来，这个我能理解，老关那种想法如今已经不时兴了，已经被视为落伍了，何况是湘阳，是在省里做了副厅长的湘阳。 更多的时候，家里是安静的，我在这个安静得有些寂寞的家里总是感到一种空荡荡的心悸。太阳好的时候，我就把会阳带到院子里去，坐在那里晒太阳。这些日子我对太阳越来越迷恋了，也许我也老了。我在太阳下独坐的时间总是很长，它从很高的地方照耀着我，但我根本不觉得它离我很远，即便它移开了，照不到我，我知道它还在那里，并不曾坠落。从远处看太阳的回照更是一种鼓励，你坐在背阴处，坐在太阳照不到的地方，你朝远处眺望，看那些山水树木和村落，在阳光下面它们清晰可辨，充满了生命的生动和真实的凸突感，使你相信，如果没有太阳的照耀，万物根本就不会存在。 近段时间我身体的状况越来越不好了，除了夏天，一年当中我大多数时间都在喘着，老是咳个不停，医生说我的心肺病已经相当严重了，整个右肺的功能已经基本坏死，只能靠左肺来呼吸，这样就大大增加了已经十分衰弱的心脏和肝脏的负荷。医生要我尽可能地卧床休息，如果身体情况允许的话，医生还建议我到南方的海滨城市住几个月，增加我呼吸系统的抗体能力。湘月从普茨茅斯打来好几个电话，要我去她那里，她陪我去南安普敦海滨住上一段时间，并且请最好的大夫为我诊病。对了，前＿两次忘了告诉你，湘月已经结婚了，丈夫是个苏格兰人，叫巴斯克斯，是搞宇宙生物工程的教授，正负责国家的一个太空试验项目。湘月正在完成她的博士论文，同时她早已得到了一份由政府提供的带有课题基金的工作。他们去年生了一个孩子，正如湘月希望的那样，是个女孩子。湘月让孩子在电话里跟我和孩子的姥爷说话，那孩子咿咿呀呀地，像是在唱歌，湘月和巴斯克斯在旁边哈哈大笑，说那孩子正把一个苹果往话筒里塞呢。后来湘月在电话里跟我说了半个小时的话，她哭了，她说妈妈，你让我怎么能够放心，你要是不答应来普茨茅斯，我就丢下这里的一切回洪湖，一分钟也不多待。她说见它博士的鬼去吧。这是我第一次听见湘月说这么粗鲁的话，她那孩子气把我给逗笑了。她仍然是个孩子，即便她现在已经成了博士，嫁了人并见有了她引以为自豪的女儿，她仍然是一个孩子。 我不能去，不管是南安普敦还是普茨茅斯。不是为了我，是为了老关。 老关真的老了。在过去的年代里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老关会老，我甚至不相信这种事会发生。他是那么的健壮、魁伟、充满生命力和创造力；他不知疲倦，不辨寒暑，不畏枪林弹雨；他可以几天几夜地不睡觉，饱一餐饥一餐，在零下四十度的雪地里一动不动趴上二十四小时，可是枪声一响，他却能像一头精力充沛的豹子头一个蹿上山头。他是多么的有力量啊！我还记得他头一回拥抱我时的情景，那是在合江，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在一个弥漫着大森林芬芳气味的小木屋里，那是我们的新婚之夜，他张开他的怀抱，他几乎把我给揉碎了。没有人能比他更强壮，没有人能比他更富有活力！可现在他衰老了，不可阻止地衰老了。我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不相信他会衰老的人，但是我却眼睁睁地看着他一天天地衰老下去，那是一种多么无援的感觉呀！ 今年的3月1日是老三京阳十七年的祭日，11月2日是老大路阳二十四年的祭日，往年的这两天，我都要去西山上找一处干净的地方为两个孩子烧点儿纸。老关反对我这么做，我也知道他的反对是有道理的，我毕竟是一个受党教育和培养了几十年的人，我不该相信这世上有什么灵魂存在，不该相信这世上还有一个收容了我的孩子却不让我知道的世界。但我仍然是母亲啊！一个母亲，不管她信仰的是什么，她总该有牵挂她孩子的权利吧？！今年老关突然提出来要和我一块儿上山去，去给孩子们烧纸，这让我吃了一惊。开始我还以为他是对我有意见，故意说反话。但不是，不是这样的，他很认真。我们去了。在我点燃那些黄桂纸的时候老关一直站在我的身后，我知道飞扬的灰蝶会飞落到他的面前，我知道它们会迷乱他的眼睛，我没有回头，但我感到了他的目光，他的目光自始至终都停留在那堆旺了又熄了的火苗上。 老关一直不肯承认他的失败。自从1949年他在湖南青树坪的那场战役后，他就一步步地走向了失败。也许这么说很残酷，但这是事实。他的职务在晋升，他的待遇在提高，但是作为一名职业军人，他却一次次地被迫离开他钟爱的战场，他再没有那种自由的状态，他再没有用武之地，最终，他成了一名不再被指望派上用场的伤残老兵，奉命撤到了后方。老关他始终不曾气馁过，他始终不肯向他接到的最后一份命令投降。这些年，他拒绝参加任何复转军人招待会和老战士座谈会，拒绝写回忆录，拒绝接受任何形式的离退休干部慰问品和慰问金，在军委的八号文件下达后，他甚至拒绝和别的老同志一起脱下军装，他仍然穿着佩有领章帽徽的军装，除此之外，所有给他做的服装都会被他丢到大街上去。他是那么的固执，那么的褊狭，那么的专一。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八十多岁、白发苍苍、步履生硬却挺着胸昂着头的老兵，他穿着军装，军装上领章鲜红，军帽上红星闪耀，他就那么在中国内陆一个贫瘠的县城的街道上旁若无人地走着，那是一种怎样让人难以忘怀的情景！ 没有新式军衔制的军服了，他仍然穿着他当年的旧军衣，他还把自己当作一个兵！当作一名永远的兵！ 老关老了，我也老了，我们都老了。那么多的病，我已经感到生命在渐渐地离我而去，我已经能看到死神翕动着的黑色翅膀了。然而这个时候我不会离开老关的，一分钟都不离开，一步都不离开。我并不怕死，我知道这一天总会到来的，但是，在这一天到来之前，我必须留在老关身边，帮他撑起他最后的岁月。 致礼 乌云1995年8月 1日5 生日 1995年10月22日，关山林在洪湖西山他的家里度过了他八十五岁的生日。 关山林从来就没有过过生日，也从来反对祝贺生日，八十五岁之前，他没有庆贺过一次生日，如果不是几十年来一次又一次地填写各种各样的档案表，他甚至都早已忘掉了自己的出生日。但是这一次，乌云却坚持要给关山林过一次生日。乌云似乎有某种预感，她表现得非常固执，固执得连一辈子固执到了顶点的关山林都不得不退却。关山林和乌云吵了一架，气呼呼地摔门把自己关进书房看他的书去了，末了丢下一句话，你们要祝你们就祝好了，我宣布我不参加！我不参加，看你们给谁祝去！乌云不管关山林那一套，她按照自己的主意筹办着一切。朱妈提前几天就在张罗购买生日宴会所需的物品了，菜单是乌云亲自拟定的，朱妈忙得乐滋滋的，里里外外把屋里擦洗了个透亮，连厨房的地面都用洗洁精擦洗了三遍。朱妈说，老关革命了一辈子，早该庆贺他一次，庆贺得日子旺旺的，显出咱这革命家庭的火红，省得那些没革过命的暴发户们瞧不起。乌云说，不是这个意思，咱们给老关过生日，是一种纪念。也不是暴发户，现在致富的人，他们也是一种革命，他们也是革命者，只是革命的内容不同，形式不同。朱妈听了，也弄不懂什么内容什么形式，她关心的，只是关山林的生日宴会办得热热闹闹丰丰盛盛，别的她不管。乌云当然也没空和朱妈讨论新革命的问题。乌云忙着给湘阳和湘月打电话。乌云要湘阳22日那天不管多忙都得赶回洪湖老家来，带上他的妻子，并且反复叮嘱他一定要把他那一对双胞胎儿子带回来。湘月远在英国，并且正忙着手中的课题，回不来，但她答应到时她和巴斯克斯会有一份礼物送给老爸。湘月要爸爸听电话，乌云去敲门，关山林很警觉，不开门。湘月说，妈你把电话放下，我拨到爸爸书房里。乌云果然放了电话。湘月把电话打到关山林书房里，关山林仍然不接，铃响了半天，还是乌云拿钥匙开了门接了电话。关山林说，问问她是不是来当说客的？当说客的我不接！你们母女俩串通好了来攻我的城，我会上你们的当吗？你们也太天真了！后来他接了，神经绷得紧紧的样子，好像只要湘月一提生日的事，他就会立刻把电话挂断。湘月聪明，生日的事半个字也没提，只问了父亲最近看了些什么书，又闲扯了一会儿，双方才把电话放下。关山林这会儿心情已经好多了。 10月22日那天到了，那天是个极好的天气，太阳高照，风和日丽，空气中流动着一股暖洋洋的小南风。朱妈是最早筹备停当的，那天一大早，没等关山林起床，就把一碗手擀的银须细面端到关山林床前。关山林不吃，说还照往常那样，吃小米粥下油条。朱妈说小米没筛，油条卖光了。关山林不知是计，知道了也不能把朱妈怎么样，勉勉强强还是把那碗面吃了，喜得朱妈接过空碗就一迭声地念，长寿长寿！女儿的礼物是几天前通过国际快邮寄到的，到22日这一天乌云才把它们拿出来。礼物一共四样，当过二战时老兵的巴斯克斯的父亲送给亲家的是一块英军使用的老表，表已经很旧了，满是磨痕，似乎还沾染着当年的战火硝烟，用一方铺着金丝绒布的小盒装着；湘月送给父亲的是一套《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军事卷；巴斯克斯别出心裁，给老岳父送了一个制作精巧的宇航船模型，在船体上巴斯克斯还用中文歪歪扭扭地写了五个字：中国爸爸号；外孙女丹送给姥爷的是一张密集CT影碟，灌有十四部反映二战的纪录片。湘月在信中说，她和巴斯克斯抱着丹去给爸爸买礼物，丹一进书店就指着这张影碟，所以，这张影碟就成了丹送给姥爷的礼物了。湘月在信中说，爸爸，我不知道您是否能有一百年的寿命，但我是真心希望您健康长寿！关山林对四样礼物都很满意，但他更喜欢亲家和外孙女丹送的礼物，这两样礼物他立刻就收进书架里藏起来了。老四湘阳一家是下午赶到洪湖的，为此湘阳推辞了一个重要的公务会议。湘阳没用司机，自己开着一辆凌志车，赶到洪湖时已是风尘仆仆。湘阳一家赶到时天已擦黑，朱妈将丰盛的酒菜摆上了桌，满饭厅里点上了八十五支红蜡烛，可关山林却躲在书房里不肯出来。关山林在书房里大声说，我说过了，我说过了不过生日！不吃席！我说过了我就不出来，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乌云和朱妈敲不开门，拿关山林没办法，湘阳一看就明白了，笑了笑，说，我来。湘阳让乌云和朱妈先去饭厅里待着，乌云就和儿媳妇辜红领着两个双胞胎去了饭厅。湘阳去敲门，说，爸，是我，我是湘阳。关山林半晌才开了门，脸上挂着老大不高兴。湘阳也不点破，装着什么也不知道似的，先拿起满处散放着的书随意看着，不经意地说起与书有关的事。湘阳读书时成绩好，到了部队又是读书积极分子，转到地方后搞了几年团的工作，那工作的重点之一就是找时髦的书来读。湘阳这人又绝顶聪明，书中的东西能用不能用，过目总是不忘的，所以谈起这方面的事来，他也算是老爷子的一个对手。但湘阳并不口若悬河，他有这本事也不会在此时用，他用的是启发式，先谈一本美国防军记者霍勒斯·格里托利写的《海湾战事录》。这部书关山林也读过，这就有了话题。湘阳持武器致胜论，认为多国部队的胜利是一种必然。关山林却不同意，关山林认为萨达姆的失败在于他的外交政策失误，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在中东海湾各国中的地位，犯了轻敌的错误，如果远交近攻的计策再酝酿一段时间，两年之后再打这一场，就算赢不了，多国联盟上方也会被久陷在这场战争中，使战争包袱转为各国国内矛盾，最终打个平手或反败为胜。湘阳对父亲的这个观点稍稍做了一些争论，主要是引起父亲的谈兴。然后两个人又把话题转到波黑战事上，这回湘阳完全赞同父亲的分析，认为联合国插手波黑战事太晚，一旦插手后又犹豫不决，缺乏果断的平息策略和能力。关山林很高兴，把自己的分析又引申开，由点及面地分析。湘阳暗自吃惊父亲对波黑战事的熟稔程度，仿佛他一人身兼着塞族、穆族、克族三方军事领袖和联合国调停大使明石康的诸种身份，胸有百万雄兵似的，不由就对父亲升起一种敬佩之情。这样父子俩又谈了一会儿，辜红就怂着一对双胞胎来请爷爷。一对双胞胎精精神神的，十分可爱，爷爷爷爷地一叫，关山林再想把脸板起来已是不可能的事了，再说不过生日，早上那碗长寿面已经是吃进肚子里了，又吐不出来，生日已成了事实，说不过，总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于是两个红彤彤的苹果脸，一边一个拉着一头银发的关山林，喊着叫着就一路去了饭厅。饭厅里的红烛不等人，已燃去了一多半，好在朱妈准备充分，事先就买了一整箱回来，是想往后年年给关山林过生日备下的，这时就立刻换上新的。乌云招呼大家入席，关山林居中，乌云坐在他右手，旁边是会阳，朱妈忙着，一时不肯上桌，在关山林左手留下了位子，两个小孙子一边一个坐下面，湘阳和辜红坐对面，一家老少三代八口人热热闹闹地围成了一桌。 菜是佳肴，朱妈为这一天使出了平生本事，酒是佳酿，乌云拿出了二十年前藏下的茅台，气氛也因为有了湘阳一家的回来而热烈异常。乌云先敬关山林的酒。关山林不说话，把一杯白葡萄递到乌云手中，自己先饮了面前的白酒，又拿过乌云面前的白酒一扬脖饮了，乌云知道他那是怕自己饮了白酒又犯喘，就把手中的杯子送到嘴边，轻轻呷了一口白葡萄酒。待乌云坐下后，朱妈从厨房出来，端了自己位子上的酒要敬关山林，关山林说，朱妈你坐着，你是咱们家的功臣，你的酒我要喝，但你得坐着，你站着我不喝。朱妈不坐，说，老关你是寿星，哪有给寿星敬酒坐着敬的？那不没有规矩了吗？关山林说，都是自家人，要什么规矩？你坐下，你坐下我才喝。朱妈仍不坐，说，你不喝我就不坐，我就一直站在这里，反正你是当大首长的，看你忍不忍心让我这老百姓在这里站一晚上。关山林无可奈何，只好端起杯来与站着的朱妈碰了，两个人一饮而尽。朱妈捂着嘴泪光闪闪地说，老关，我跟了你家快四十年，我这还是头一回给你敬酒，往后你还得给我这样的机会。关山林听了也有些激动，说，朱妈，往后我们有的是机会，往后不光你给我敬酒，我也给你敬酒，乌云你记着，往后每年到了朱妈的生日，你都照原样给我弄一桌，让我给朱妈敬酒！乌云一边答应了。接下来就该轮着湘阳辜红夫妇敬了。辜红先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礼物，礼物是两支上等高丽参和一对名人书轴，书轴上书有一联：马嘶西风，剑鸣鞘匣；雄心一起，绕走通宵。这样的礼，既显出了贵重又显出了脱俗，足见选择礼物人的匠心。辜红不说是湘阳和自己送的，而说是自己的父母送的。关山林不知道客套，连个喜欢和赞赏的话都没说，还是乌云代为接了礼物，又问了辜副书记和夫人的安康，谢谢他们送的重礼。湘阳在敬酒时有一番演说，当然是不亏不盈，不疾不徐，既充满感情，又不让人犯腻的话，时间也把握得恰到好处，显出他做政治家的演说才能。辜红在一边附和着，又添了几句吉祥的话。关山林面有悦色，说，也祝你们两口子工作上进步。这样父子公媳间碰了杯，三人把酒喝了。一边两个小孙子早等得不耐烦了，双双端着雪碧摇摇晃晃抢下桌来敬爷爷，人还没走拢杯里的饮料就先洒了一半，祝辞是辜红事先就反复教过的，无非是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之类的喜庆话。两个小东西抢着说，抢急了，说成寿比东海、福如南山。关山林听得哈哈大笑。乌云也笑，朱妈也笑，湘阳也笑，辜红则嗔笑着拿眼睛去示意儿子，要他们改口，双胞胎哪里还顾得上改，腆着小肚子先扬头灌雪碧，竟也是两条小好汉，半杯雪碧一气干了，还朝爷爷亮亮杯底。关山林说，好！像咱关家的种！自己也端起杯子，扬头饮下。这一家人的气氛，到这里就融洽到高潮了。酒敬过，大家坐下吃菜，都夸朱妈妈手艺，又找起高兴的话题来说。这中间湘月从英国打来电话，说是正在试验室里做试验，偷空出来打的，要祝老爸生日快乐。关山林脸色红红的，对着话筒大声说，你给我谢谢你公公，他送我的礼物我最喜欢，今年不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吗，你就说我这个老兵向他那个老兵敬礼致敬了！再替我亲亲丹，小鬼头送的礼我也喜欢！湘月在话筒那头委屈地大叫道，就不谢我啦？就不谢巴斯克斯啦？我们不也送了礼吗，我们那礼就白送了吗？再说，没有我们俩，您上哪儿找你的老兵亲家，您不也抱不上您的外孙女吗？关山林呵呵笑着，说，谁说我不谢了？我的话还没说完嘛，那就谢谢我的女儿女婿了！湘月不依，说，光谢还不行。关山林说，不行还能怎么着？湘月说，我要您像对丹那样，我要您也亲亲我。关山林说，老大不小了，都做妈妈的人了，还想赖着撒娇呀？湘月说，谁叫您小时候不让我有机会撒？弄得我蓄着憋着，巴斯克斯都嫌我老长不大。湘月和爸爸说了一会儿话，又要妈妈说话。乌云接过话筒，湘月在电话里停了一会儿，轻轻说，妈，我替爸爸谢谢您，也替我谢谢您。一句话，说得乌云眼里有了雾气。乌云轻轻说，傻孩子，说什么话。又说，要谢，得我们谢谢你，是你们兄妹让我和你爸有了寄托，我们打心眼里为你们骄傲！乌云放了电话，回到饭厅里，大家正在议论湘月打电话回来的事。湘阳怨妹妹没让自己说上两句，就拿出随身带的手提电话要给湘月拨过去。乌云说，算了，你妹妹不是从家里打来的，她正在试验室里，要打晚上再打过去，现在先吃饭。于是湘阳收了手机，大家又接着吃菜，说一些家庭里的事，间或湘阳给父亲敬一杯酒。乌云知道关山林酒量大，这些年都是按时检查身体，除了白内障和静脉曲张，别的毛病都没有，能经酒，所以也不阻拦，任他们爷俩尽性。倒是湘阳不胜酒力，几杯酒一下肚，脸就开始发热，话也越说越飘。也是怪乌云自己，一边给会阳碗里拈菜，一边和辜红说了一会儿话，主要是问辜红家里的事和两个孙子的情况，顺道就问了湘阳最近的工作，湘阳就在那边把话接过去，说起年底要召开的人代会来。 湘阳为这届人代会做了充分的准备，要往上挪一挪。湘阳提升副厅级没几年，照说这一届人代会再讨红利是不大有可能的，但湘阳却雄心勃勃，不想在副职这个位置上有太多的耽搁。他年轻，是省里年龄最小的副厅级干部，有过当兵的经历，又干过大企业、共青团和省委组织部门的工作，这期间他替自己弄到了一个经济管理专业的硕士文凭，文化程度这一档，就有了相当的实力。最重要的是，他有辜红的父亲做后盾，在省委方面可以拉到足够的票数，这两年在C厅当领导，又为人大常委们做了不少好事，可以说深得人心。省C厅的正职是个五十出头的干部，上一届才上去，政绩不错，没有可能腾出位置来让给湘阳，湘阳不想等着正职从五十出头到六十出头，也不想等着人家犯错误，湘阳瞅中了另一个空缺，省A厅厅长的位置。原A厅厅长调往北京，位子空了出来，包括A厅副厅长在内的好些人，都在打这个位置的主意。湘阳先给自己争取到一个中央高级党校学习班的培训指标，从北京学习回来后，就开始积极活动。擂者虽多，擂主却只有一个，湘阳的竞争对手，别人都排不上名次，只有那个A厅副厅长，因省府方面有中流批柱，构成了对湘阳的威胁。两人都明白谁是自己真正的对手，平时见了，拍肩打背，称兄道弟，暗下却咬牙较劲，各自霍霍磨刀。人代会将近，湘阳从辜红父亲那里探听到，大多常委们认为湘阳虽年轻有为，但那个副厅长也不是弱材，两人相比，势力相当，各有所长，副厅长长期在A厅工作，有本系统工作经验，自家的猫若会捉鼠，又何必抱邻居家的猫来？湘阳为此和辜红的父亲做过一次长谈。湘阳说，省里应该知道，A厅这些年步履蹒珊，工作上徐徐缓缓，没有什么成效。辜副书记说，不能那么说，省委省府有定论，A厅的工作，还是有发展的。湘阳说，发展要看什么样的发展，现代工业社会，经济是各行业中面对国际接轨的第一环，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是最快速的，考察发展，应该放在这个背景上，一匹马在走，其它的马在跑，相对个体来说，这匹马确实在前进，但相对群体来说，它就是落后了。辜副书记说，别的马都吃饱了，练出来了，在一马平川的大草原上跑，那是该的，我的马是在负重爬山，能走就不简单了，就是用鞭子抽，能抽出个世界纪录来？若再遇上洪水泥石流什么的，它就是停在那里不动，也是胜利。湘阳说，什么时候我们对干部的要求由不进则退演变成了不退则进的理论了？辜副书记笑笑，说，这话问得好，但湘阳你得记住，在理论和实践方面，我们共产党更看重后者。这是一种比较，谈到工作上的比较，如果你不能证明你比别人强，那么你至少可以证明别人不如你。你能不能证明这一点呢？湘阳是何等聪明的人，岳父的话他立刻心领神会了。翁婿谈话之后，湘阳找到了A厅办公室一个副主任，那是当年他们坦克团的一个战友。湘阳开诚布公，许诺战友办公室主任位置，日后还有重任，条件是提供他所需要的证明。战友欣然承诺，当即秘密活动，数日后便交给了湘阳一份用电脑打印的厚厚的材料，材料之翔实丰富，足以证明战友作为一个办公室主任的能力。仅举其中三条就能说明许多，一、A厅下属某房地产开发公司，由某领导做主交由某人承包，承包性质实为公产私营，某人查为是某领导的内亲；二、某年某月某日，某领导带属下某某、某某、某某某赴深圳考察，所耗银两几数，其中洗桑拿一项，列有内容可疑的大数额小费在内；三、A厅下属某大型零售商业企业，在某领导的硬性干涉下，被迫收购一倒闭手表厂，因贷款、人头费、再启动资金负荷甚巨，该商业零售企业损失达千万，并使企业背上长久的重负。这份材料是一枚威力巨大的定时炸弹，湘阳将它仔细收好，以待年底人代会时从容引爆。当然，对于那个出卖自己顶头上司的战友，湘阳自有分寸，他不会信守诺言的，他已经决定在自己上任之后，就立刻把他调得远远的，调去香港或美洲，给他一份美差，使他既永远捏在自己掌心里，又不至于探听到自己的丝毫隐秘。 这就是湘阳最近的一个大秘密，在父亲八十五岁的生日家宴上，他乘着酒力把它们说了出来。湘阳在说时，辜红就从关山林的脸上觉察出了什么，暗暗用手肘碰丈夫，示意他别再往下说。湘阳不领会，埋怨妻子说，你拐我干什么？这是洪湖，是我的家，不是省里，不是官场，平时做戏，把人都做成角色了，憋了一肚子话，不敢说给人听，现在回到我自己家里，还不兴让我发泄一下呀？关山林在湘阳炫耀他的计谋时，就已经开始变了脸，先是放了酒杯，然后又把手中的筷子搁下了，脸上慢慢地消失了笑容，褪去了红晕，一副凝重的样子，等湘阳吹完，关山林脸色已经相当不好看了。桌上除了湘阳，其他三个成年人都看出来了，要想拦住湘阳，那一罐氨气已启了盖，白雾迷蒙，封锁已来不及，她们心里都捏了一把汗。湘阳一说完，关山林就接了他的话，说，你很得意呢。湘阳酒劲已上了头，两颊如潮，辨不清父亲那话的意思，说，不至于得意，但对这一招还是比较满意的，此招一出，可以说胜券在握。关山林沉着脸说，你这不是玩小动作吗？湘阳说，老百姓才这么说，官场上，这叫谋略。关山林说，什么谋略？这叫阴谋！叫诡计！是见不得人的东西！辜红连忙站起来，说，爸，湘阳他平时也不这样，湘阳他平时总是正大光明的。关山林不看儿媳，说，那就更不该了，如果平时也这样，那是你的性格，生就的胚子，可节骨眼上干这种偷鸡摸狗落井下石的事，那就是人格问题！湘阳这时已看出父亲是对自己不满意了，但他此时已亮了相，再回到后台去重新扮妆已是不可能的事。他把妻子扒到了一边，说，爸，别人说这种话情有可原，您就不该说这种幼稚的话了。我们刚才谈论的是政治，政治，你能够像年轻人谈恋爱那么纯而又情吗？不要说政治，连谈恋爱都得讲究手腕呢。关山林轻蔑地盯着儿子，嘲讽地说，我还是头一回听说这个理论，我倒想问问你，你和辜红，你们之间是不是也有手腕？辜红窘得要命，不敢顶撞公公什么，只能拿眼去剜丈夫。湘阳却不管妻子的想法，毫不回避地说，可以这么说，至少我们俩之间，我是用了手腕的。我爱辜红，我需要她，我想把她弄到手，我的目的无可非议，至于用什么样的手段才能达到这个目的，那并不重要，我想这话即使说出来，辜红她也不会在意，因为就恋爱的实质来说，我们是利益的共同者。关山林转过头看着儿媳妇，说，辜红，你也这么看吗？乌云先前一直坐在一边没开口，这时就站起来，说，老关，孩子们的事，他们自己有主意，咱们别去管它，咱们吃饭，大家都坐下，继续吃饭。关山林坐在那里没动，仍然盯着儿媳妇，一字一顿地说，辜红，他说得对吗？！辜红已是一脸的窘红，不能违着公公，又不能打丈夫的脸，急得不行，一急之下，就说，爸，我和湘阳过得很好，我们一直都很融洽。关山林听了，点点头说，这就难怪了。湘阳说，爸，我们不该转移话题，恋爱的事，其实是无法和政治相比的，它们没有可比性，政治是人类社会最高级的社会生活形式，它拒绝单纯和理想主义，为了达到目的，有时候我们不得不使用一些过激的手腕，甚至是让人难以理解的手段。关山林把目光转回儿子脸上，他在儿子脸上看到一种深深的信念。关山林说，目的我能理解，你想要那个位置，你想获得更大的权力，这种想法我也有过，可我会公开地表示我的目的，如果有对手，我会公开地向对手挑战，而不是利用收买、封官许愿这种卑鄙的手段向对方下刀子！湘阳冷笑了一下，说，这就找到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大国里政治为什么永远不成熟的原因了，因为我们永远在回避政治的复杂性和功利性，我们永远把政治限定在一种平面的道德准则之下，就像古罗马的角斗，一切都是公开的，事先设计好了的，标准衡量化的，其实这就是我们幼稚的一面，貌视公正而实则虚伪的一面，政治它根本就不吃这一套，对它来说，目的只有一个，而方法却可以有无数，可以从零到兆，可以千变万化，这点儿我们恐怕只能正视，如果这一点儿我们都不承认，还把自己吊在温情脉脉的理想主义上，还坚持一种见者有份的原始共产主义制度，甚至在政治斗争中愚蠢到实行古典的决斗方式，恐怕我们这个政党就永远只能在低年级的教室里做游戏了。关山林勃然大怒，扬手一拍桌子，把在场的人都吓了一跳，两个小孙子吓得连忙跑到奶奶身边躲起来。关山林大声说，放屁！你这是什么混帐逻辑？！你把政治当成了什么？！你以为政治就是你说的那种卑鄙的游戏？！屋里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了。乌云一手揽着一个孙子，严肃地说，湘阳，你是喝多了，你快给我坐下，不许再说什么！朱妈，你去给湘阳泡杯浓茶来。辜红也埋怨丈夫，说，你是怎么回事儿？平时总没看见你这样过，今天爸的生日，你犯了什么毛病？湘阳看也不看母亲和妻子，他的目光和父亲对视着，从父亲的眼光中他看出在他恼怒的背后有一种深深的瞧不起，或许这种骨子里的瞧不起是从自己小时候就开始了，他知道这一点儿，这样他就更不能放弃了。湘阳冷冷地说，如果这种说法您不能接受，那就换另一个说法，战场上，您是一名军人，您打过仗，您在战场上和对手作战时，是不是从来就是公开下战书的呢？您是不是从来没有使用过侦察、收买眼线、安插间谍、立功晋升这样的手段？您是不是从来就没有在背后偷袭过您的对手？乌云脸都发白了，她想要去阻止都来不及了。关山林脸色阴沉得如雷雨前的天空，腮帮子上的肌肉抽搐着，全身绷紧，向前倾去，似乎随时都有可能扑出去。他盯着儿子，嘴唇哆嗦着，想要说什么，但是他什么也没有说出来。他一掀桌子，猛地站起身来，看了一眼儿子，大步走出饭厅，回到他的书房去，把门哐地一声重重地关上了。在他身后，桌倾碟翻，一片狼籍，八十五支红烛被他走过时带起的风吹得摇摇曳曳，至少有好几支被吹灭了。 朱妈对风灭红烛的预兆连续几天都心神不安，老是觉得有什么大祸要降临了，这种感觉弄得她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一天到晚不是眼皮跳就是心跳。这样坚持了几天，朱妈再也耐不住了，就瞒看关山林和乌云，到几里路外的清云寺里为关山林抽了一签。签上写的什么朱妈看不懂，要寺里的道士解给她听，道士就说一句，解释一句，别的朱妈都没听进去，唯有“不期血光绕梁走”这一句她听进去了，这一句就让她吓得连呼吸都快停止了。朱妈第二天又去了一趟清云寺，朱妈带了一个包袱，包袱里有七百块钱和一对金耳环，钱是朱妈寄往海城老家后所剩的全部积蓄，耳环是前些年乌云找人给她打的。朱妈把钱和耳环全部捐给寺里的道士，请道士在寺里为关山林布符消灾。朱妈在清云寺里所有的泥塑前都满心虔诚地磕了头，甚至还给寺里的所有道士磕了头，以至头上都磕出了青包，回家后乌云发现了朱妈头上的青包，问在哪里碰出来的，朱妈不说，支支吾吾，乌云想也许年纪大了，糊涂得在哪里把头磕肿了都说不清了，也不再追问，去找来红花油和药棉，蘸了轻轻给朱妈揉肿。 关山林的生日宴会不欢而散，最伤心最难过的是乌云。那晚她狠狠把湘阳克了一通，说得哮喘病都犯了。辜红也帮着婆婆说丈夫，说湘阳这种沉不住气的样子，本身就是政治上幼稚的表现。湘阳酒醒，自知无趣，坐在那里低着头不说话，但事情到了这一步，悔已晚了，一团欢欢欣欣的气氛风吹一般散了，又到哪里去把它们找回来再捏到一块儿？当晚大家洒洒惶惶地早早洗了睡下。第二天一大早，湘阳一家就要往回赶。湘阳去向父亲告别，敲门，关山林不开，要两个双胞胎去叫门，门仍然不开。乌云知道那不是办法，就说，你爸爸大概昨晚看书睡得晚，还没起来，你们要赶路，先走吧，待会儿他起来了我再替你们说一声。湘阳无奈，沉着脸不说什么，到院子里领着一家人上了车，把车倒出院子的门，连凌志车的喇叭都没响一下，滑进大路驶去了。 以后几天家中相安无事，谁也不提生日家宴上的事，但都知道那是一块心病，是一个生在心里的肿瘤，尽管不说但它还在那里。几天之后，关山林眼睛疼，先忍着不吭声，后来视力有了障碍，到医院一检查，是眼底出血，黄斑部有一条毛细血管破裂了。医生说病因可能有两个，一是用眼过度，二是太激动，好在血管已自己封口了，属陈旧性出血，开了些药做吸收治疗，又叮嘱一定要卧床休息，禁止用眼，八十多岁的老人，再犯一次，搞个视网膜脱落，到时悔都来不及了。乌云回到家里，也不顾关山林的反对，把书房里的书一古脑全收了起来。关山林躺在那里说，你把我的顺序全弄乱了。乌云说，从今日开始，眼睛是第一顺序。关山林说，你别动我的书，我不看还不行吗？乌云说，不是你不看，是我不让你看。关山林说，你不让我看，眼睛长在我身上，我要看你能把我怎么样？乌云说，你试试？你要看一眼，我把这一屋书全烧了。关山林说，你烧书，你就成了秦始皇，秦始皇才焚书坑儒，未必你还连我一起坑了不成？乌云说，你是儒吗？你不是，你是兵。关山林说，兵又怎么样？兵就不能看书了？我就是兵，我就要看。乌云说，没说不让你看，看可以，得等医生说能看才看，我们是法制国家，医生的话对病人来说就是法。关山林说，[尸求]！什么法不法的，我才不吃他那一套！两个人就这么一人一句顶撞着，这工夫乌云已将书收好了，面上还留心做了记号，一切收拾妥当，才关了门出去，让关山林一个人躺在那里休息。6 飘向空中的树叶 十二月份，省里的人代会如期召开，关湘阳果然将准备好的材料抛了出来，各代表团看了材料义愤填膺，立刻有提案送到主席团要求进行审查。正是反腐倡廉的风口上，有关部门不敢怠慢，火速成立专案班子进驻A厅，调查结果与材料所提供的事实大同小异，于是做出决定，当事人停职反省，等候行政、党纪和刑事处分。关湘阳一箭射出，便收了硬弓，策马回营，偃旗息鼓，只等拾雕。虽说厅长人选与人代会无关，要等到新的常委们来拍板，但据辜副书记私下透露，人选不是没有，但湘阳之下的都让老同志们不满意，所以，年后湘阳换办公室的事，基本已成定局。当湘阳正踌躇满志地准备离开辜副书记那间宽大的书房时，辜副书记突然叫住了他。老岳父疑惑地从他那副老花镜后看着女婿问，据专案组的同志说，那份材料十分严谨，所列问题个个切中要害，不是受过专门训练和具有特别心智的人整理不出这样的材料，有人猜测这份材料出自一个当过兵的人的手，你消息灵通，知道的也许多一些，你说说，这猜测是真是假？关湘阳笑了笑，他笑得很轻松，也很含蓄，笑过之后，他很有礼貌地对自己的领导和岳父说了一句话，然后退出书房，走的时候没忘了把书房的门轻轻地掩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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