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4

对于大部分官兵都是南方人的中央红军来讲，即将翻越雪山比面临一场战斗更为令他们心情紧张。有从福建参军的小红军问十九岁的少共国际师师长萧华：“师长，雪是什么样子？”萧华说：“和面粉差不多，但是比面粉还白。”而从江西参军的小红军接着问：“雪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云吗？”萧华愣了一下，认真地看看这个江西小老俵，说：“你这个问题问得很有文化！”在和当地老乡们的交谈中，红军官兵对有关雪山的一切譬如雪崩、寒冷、缺氧有了初步的了解。年长的老乡说：“如果你们一定要过的话，早晨和黄昏是一定不行的，要过，必须在上午九时以后、下午三时以前，而且要多穿衣服，带上烈酒、辣椒，好御寒、壮气，最好手里再拄根拐棍。”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二日一早，前卫部队红一军团四团将仅存的两串辣椒煮成了两大锅辣椒水，每个官兵一人一碗，喝完，上午九时部队向着夹金山大雪山出发了。 四团的前卫是二营六连。在陡峭的雪路上，穿着单衣的六连官兵用刺刀在坚硬的冰面上挖出脚窝，后面的队伍踩着这些脚窝前进。由于行进极其缓慢，没过多久，队伍便拉得很长很长。遵义会议后，李德的翻译伍修权被调到红三军团任副参谋长。他走在缓慢的爬山队伍中，亲眼看见有官兵只要坐下来休息就再也没有站起来，于是他反复告诫自己决不能停下来一步。接近山顶的时候，伍修权看见雪地上躺着几十具姿态各异的红军官兵的尸体。中央纵队中的女红军们也是一身单衣。贺子珍和刘群先一起拉着马尾巴爬山。无论刘群先如何劝说，贺子珍都不肯骑在马上，她认为红军要走的路还很远，如果把马累死了，困难就更大了。一向身强力壮的担架队员刘彩香实在太累了，她一头栽倒在雪地上后，无论如何就是爬不起来了。挣扎的时候她听见有在对她说话：“小同志！快起来！这里是停不得的！”刘香抬头一看，是地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她一鼓劲，居然一下子站了起来，彭德怀连说：“好，好，你很坚强！”死亡最多的是担架员和炊事员。担架员的负重太大，他们因为不愿丢下那些在作战中负了伤的红军战友而直至累死。炊事员们死亡的原因大多是因为违反了轻装的规定，他们在登山时的负重甚至超过了担架员。他们总是想多带些食物，以便日后别让官兵们饿着：“不能让任何人因为我们工作没有做好而死在雪山上。”他们无从估计雪山对自己有限体能巨大消耗。毛泽东在山脚下也喝了一碗辣椒汤，然后他拄着根木棍向大雪山出发了。毛泽东不但没有出现严重的不适，他还把掉在雪窝里的警卫员小吴拉了出来，给被冰雹打伤了的马夫老余擦药。在喘得太剧烈的时候，毛泽东会停下来站片。他看着皑皑雪峰，对身边的人说：“蒋介石认为红军不能从雪山上爬过去，咱们今天就是要创造出个奇迹来！”　　毛泽东真正盼望的奇迹不只是翻越大雪山，而是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的胜利会合。　　四团已经开始下山了。下到山脚的时候，一条深沟挡在了路上，红军官兵们沿沟寻找继续北进的路。就在这时，沟口方向传来了一声枪响。　　前卫二营营长曾庆林报告说：弄不清是什么队伍，喊话也听不清楚。二营立即展开了战斗队形，四连做好了出击准备。团长王开湘和政委杨成武在望远镜里观察，发现前面竟然出现了一个了小村庄，村庄的四周影影绰绰地有不少人在走动，这些人背着枪头上戴着大檐帽。　　这样的装扮王开湘和杨成武从未见过。　　司号员用号声联络，对方用号声回答，但是双方都没听懂是什么意思。　　四团派出三个侦察员摸了上去。　　主力部队以战斗队形缓慢前进，一点点地向对方靠近。　　一阵风似乎把对方的喊声送了过来，但是声音微弱得还是什么也听不清。　　四团官兵沉默着，依旧向对方摸过去。　　对面的声音越来越清晰了：“我们是红军……”　　四团是整个中央红军的前卫，前卫的前边怎么还会有红军？　　没有人跟四团的红军官兵们说过红四方面军会出现在夹金山的北麓。　　但是，就在这个时刻，派出的三个侦察员飞奔而来，一便奔跑一边高声叫喊：“是红四方面军！是红四方面军！”　　王开湘和杨成武终于听清了来自前面那个雪山脚下的小村庄的叫喊：“我们是红四方面军！我们是红四方面军！”　　这一刻，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官兵永生难忘。　　只愣了片刻，两支队伍的红军官兵们开始奔向对方，然后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　　这是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二日中午时分，地点是夹金山北麓达维小镇以南一个叫“木城沟”的藏族村庄。　　那一刻，阳光下的雪上一片金黄，木城沟里的高山杜鹃迎风怒放。长征 九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七日凌晨，在陕西南部户县一个叫南乡的村庄里，鄂豫陕省委代理书记、红二十五军政治委员吴焕先正在一盏油灯下给中共中央写报告。　　油灯火苗跳跃，吴焕先心情激动。报告详尽汇报了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一年来的政治与军事行动，总结了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同时，对没有经过中央批准就决定西进陕南作出了解释。在这份名为《红二十五军的行动、个别策略及省委工作情况向中央的报告》的最后，吴焕先写道：“自离开老苏区后到现在没有上级的指示，也没有当地党的帮助，不知我们的行动是否错误。”而目前“群众工作、党的组织十分的薄弱”，红军的力量也没能扩大到足以“有力地迅速地消灭整批敌人”，以“创造伟大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因此，是否“可以同二十六军、二十八军会合起来，集中一个大的力量，有力地消灭敌人，配合红军主力在西北的行动，迅速创造西北新的伟大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请求中央给予指示。同时，鉴于红二十五军“军事干部异常缺乏”，希望中央派来得力的团长、师长、参谋长、政委，派来得力的省委书记、县委书记、区委书记。　　“六月十三，红军出山。”　　一九三五年，陕西长安县一带开始流传这样一句民谣。　　民谣指的是红二十五军于七月中旬西出秦岭逼近了陕西省府西安。　　在终南山外一个叫引驾回的地方，红军官兵捉住了当地的一个国民党区长。副军长徐海东和政委吴焕先都觉得在军事上有文章可作，就让这个区长给西安打电话，想把敌人调出来一股，然后打个伏击战。吴焕先把要说的话写在纸上，让那个区长照着在电话里说一遍，大致的意思是：共匪有出山的模样，请赶快派兵来。电话的那一头说：“毛炳文军长已经顺着西兰公路往西去了，于学忠的部队也从凤翔往西调呢。现在无兵可派。”徐海东在这个区长的办公桌上发现了一张《大公报》，随手拿起来一看，映入眼帘的一条消息令他十分兴奋。消息说，红军的两支主力部队已经在毛儿盖附近会合，其前锋正在通过松潘。　　吴焕先和徐海东拿着报纸跑到了躺在担架上的军长程子华那里，程子华看完报纸后想了想说：“很有可能。”　　红二十五军领导决定部队立即出发。一口气向西走了三十公里才停下来，停下来的地方叫沣峪口。中共鄂豫陕省委在沣峪口召开了会议。会议作出的一个重要决定是：红二十五军西去陕甘苏区与那里的红军会合。同时一路争取有力地消灭敌人，“配合红军主力在西北的行动”。会议向全体红军官兵提出了“我们这三千多人就是全牺牲了，也要牵制住敌人，让红一、红四方面军顺利北进！”的口号——后来的历史证明，这是一个十分正确的决定，是鄂豫陕省委在与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作出的战略性决策。这一决定使红二十五军成为从绝境中脱险的中央红军的开路前锋，并为中国红军乃至中国革命最终能够在陕北立足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沣峪口会议的第二天，红二十五军上路了。　　红军官兵的目标已经十分明确，因为他们刚弄到一份七月十六日的《大公报》，上面的报道是：“松潘西南连日有激战。”——对于一路转战历尽艰辛的红二十五军官兵来说，前进的目标令人鼓舞：向西，向主力红军靠拢！　　红二十五军重新出发的第二天，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给所属陕军各部队发出了一封密电，密电对红二十五军向西北方向开进的目的作出了准确判断：“ 综合最近情报，徐海东股匪主力已窜至留坝、佛坪间之江口镇、黄柏楼、二郎坝附近，有进犯汉中附近或向凤县、天水一带窜扰，以牵制我军，策应朱、毛及徐向前各股之势。”密电刚刚发出不久，杨虎城就接到了前线的战报：在川陕公路上，胡宗南的一支别动队突然遭到徐海东部的袭击，四个连全部被消灭，一个兵也没能跑出来。更严重的是：一名姓何的少将参议落在了红军手里。　　袭击胡宗南的别动队的是二二三团的一营，袭击地点在陕甘交界处的双石铺。双石铺，今天的凤县，位于川陕公路重要交通要道上。红军发起袭击的时候，四个连的国民党兵正押着大批民夫抢修西安至汉中的公路，他们根本没有应战准备，除了被打死的之外全部被俘。红军发起袭击之前，一营三连奉命向双石铺东北三公里处派出了一个排的警戒哨，警戒哨刚布刚置完毕，红军官兵就看见从凤县县城方向来了一副滑竿，滑竿上坐着一位国民党大官，红军官兵立即扑了上去。　　吴焕先对这个少将参议进行了审问。审问的问题单刀直入：红一、红四方面军现在在哪里？少将参议回答说：“贵军两部在懋功附近会合，现在毛儿盖一带休整，有北进的企图。”再问的问题依然单刀直入：国民党军在这一带是怎么部署的？少将参议回答说：胡宗南的第一师、鲁大昌的新编十四师、王钧的第三军、邓宝珊的新编第一军以及马鸿宾的第三十五师，分别部署在川西北、甘南一线，渭河沿线和西安至兰州的公路一线。　　红军在滑竿上又发现了一张七月二十二日的《大公报》，上面的报道是：“红军已越过六千公尺的巴郎山，向北行进……似有窥甘青交界之洮州、岷县、西固等处迹象。”红二十五军领导拿那着报纸立即开会，会议决定：部队进入甘肃南部，威胁天水等城市，在敌人防线的后方大造声势，无论付出多大的牺牲，也要把陕甘的国民党军队拖住，以减轻主力红军的压力，迎接他们顺利北进。　　八月三日，红二十五军自陕西凤县越过省界，手枪团和军部交通队一部化装潜入了甘肃两当县，策应随后开来的先头部队迅速攻占了县城。两当县县长朱志和声称自己率县保安队“奋勇抵御七小时之久”，而实际上红军的杀声一起他就已经逃出县城有十里远了。红军在把县政府里的文件档案搜集了之后迅速穿城而过。红军的队伍出县城北门径直向北，翻越了麦积山，直逼天水城下。　　攻击天水的行动是佯动。这座县城一共有五座城门，要打下来并不容易，红　　军攻击的目的是要把西面的敌人调回来，然后乘虚西进。九日晚，军主力沿着天水城南边的一条小河悄然向西，副军长徐海东亲自率领二二三团二营猛攻天水城的北关，在占领了北关之后，他们放火点燃了一座造币厂，大火熊熊燃烧起来之后，二营的红军官兵迅速撤离。天亮的时候，他们已经在县城西北二十五里的地方吃早饭了。红军攻击天水的行动令国民党军大为吃惊，国民党军第三军第十二师的一个旅奉命紧急回援，结果被红五军袭击了其后卫部队。　　绕过天水向北，就是那条横贯陕甘的大河渭河了。此时，国民党军第五十一军第一一四师滞留在天水东北面的清水县附近，始终踌躇不前，与红二十五军隔河对峙。红二十五军遂决定从天水西面的新阳镇附近渡过渭河，以避免与牟中珩的第一一四师交火，同时还可以把身后追击的敌人甩开。　　在渭河边，徐海东看了地形后，决定先派一个连渡河，占领对岸的一座小庙，以掩护主力的渡河行动。由于只弄到了一条小船，官兵们就又弄来了根又粗又长的绳子，待小船到达河对岸后，再利用河两岸的大树把绳子固定好，然后官兵们头顶着枪支弹药沿着绳子溜过去。　　红军渡过了渭河，蒋介石焦急万分，他不断地发出电报，命河南、河北等地的部队向天水方向增援。八月十日，蒋介石在电报中说：“查徐海东匪西窜原因在策应朱、毛。我军应采取内线作战要领，先以优势兵力迅速解决徐匪，再行以全力回击朱匪。”蒋介石的这番话，足以证明红二十五军牵制国民党军队以减轻主力红军军事压力的意图已经初显成效。　　渡过了渭河的徐海东心里有点不踏实。　　应该说，部队没有遇到国民党军队的阻击，顺利地渡过了渭河，这是有很大侥幸成分的。可是，一旦过了河发展不顺，想走回头路，在军事上就十分危险了。吃了晚饭，徐海东找到吴焕先，说：“我们能接到中央更好，接不到，这条水是个大害。往回走准带尾巴，就是背水作战，搞不好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吴焕先说：“我对渭水也有考虑。假如遇到敌人，怎么过好？不打死些，也要淹死些。”　　渡过渭河之后的行动让吴焕先和徐海东思量了一夜。　　第二天，八月十一日，红二十五军攻击并占领了秦安县城。　　得知红军攻击两当县城后一路西进，接着又渡过了渭河开始北上，秦安县县长杨天柱已经有好几天寝食不宁了。他向上级请求派部队前来守城，但是请求没有任何回音。他知道红军一旦攻城定会凶多吉少，于是命令全城三千多家商户百姓将财物粮食设法藏匿，然后不分男女老幼一律出城躲避。藏匿财物和争相出城的举动持续了好几天，秦安县城终于成了一座空城。上午十点，红军到了，攻击县城的第一枪跟着就打响了。此刻，防守秦安县城的只有县保安队，一共五十四个保安员，除了放哨和担任其他任务的之外，实际守城的只有三十一人。秦安县城是一个大县城，由一座老城和三座边城组成，仅城门就有十二座。每座城门的防守兵力还不足三人。红军的枪声一响，保安队队员立即跑了。红军分三路攀城而上，打死了几个保安队队员后，秦安县城落在了红军手中。杨天柱看见红军来了才跑的，由于过度惊恐，他在事后写给上级的报告中居然说他看见红军官兵“额前系以红花”：先至城下者，约八九百人，均持短枪，并有少数自动步枪、手提机关枪，马数十匹，行动敏捷，剽悍无比，身着蓝衣，两袖围以约五分宽之红布，头戴八角帽，额前系以红花，口音混杂，各省人均有，似南方人最多。陆续至者，有二千人，枪支不全，服装褴褛。”——秦安县县长也许此前从没见过红军，他虽不敢与红军作战，却将红军个个看得十分仔细，只是将红军八角帽上的红星看走了眼。至于县城的丢失，他是这样向上级报告的：“职本与城共存亡之决心，引枪自殉，奈被左右拦阻，不得已率队分头冲出。”　　红二十五军穿过秦安县城继续向北。一支不知番号的国民党军在后面紧追不舍。徐海东被吴焕先叫了去，吴焕先说：“还不作出决定的话，我又得一夜不睡。现在不需要省委开会，咱两个下决心就行。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接不到中央怎么办？”徐海东说：“能接到最好。接不到咱们就进陕北，去找刘志丹。我们不是不要陕南了，是敌人的封锁和渭河让我们回不去了，天上的牛郎织女也不愿意隔开嘛，咱们在哪里都是革命！”吴焕先说：“这个渭水很讨厌，越往下游水越大，根本不能徒涉。我同意你的意见，继续向北，接到中央更好；万一接不到，咱们就朝着陕北走！”八月十四日，红二十五军逼近了秦安以北七十多公里的静宁县城。部队从县城的西面穿过了西兰公路，很快就越过甘肃省界进入了宁夏，到达了一个叫兴隆的小镇。　　这里是回民区。许多红军都听说过回民的强悍，历史上远到左宗棠近到冯玉祥都曾兵败于回民。红二十五军领导一致认为，绝不能与回民发生任何冲突。吴焕先集合部队讲了话，要求全体官兵严格遵守回民的风俗习惯。红二十五军为此作出了很多规定：绝对不准食用猪油；禁止部队驻扎清真寺，禁止毁坏回民的经典，回避回族妇女，买卖要公平，甚至还规定即使从井里打水也不准使用自己的水桶。这是一个有数百户人家的小镇，小镇里有一条小街，街南有一座很大的清真寺。　　部队开进的时候，镇子里的回民百姓都躲在屋子里，这是他们第一次看见红军。　　红二十五军在这里休整了三天，由于和回民的关系处理得很好，官兵们不但没有受到排斥，反而受到了优厚的款待。吴焕先亲自召集当地的知名人士座谈，讲明红军是北上抗日去，不对回民群众征集粮款，也不拉夫派夫。军领导还吹打着洋鼓洋号去清真寺拜访了当地的阿訇，十二张桌子抬着四块银子、六只肥羊和一块写有“德高望重”的额匾。清真寺的阿訇按照民族礼节宴请了军领导，还赶着一群染成红色的羊送到军部作为回拜，他们也给红军送了一块匾，上面写着“劳苦功高”。红军官兵把镇子里的那条小街打扫得干干净净。　　红二十五军离开的时候，镇子里的百姓都出来欢送红军，小街的两边摆满了香案和点心，并有向导在红军队伍的前边带路。这些向导都是回民自己安排的，而且一站接一站地传递，红军的队伍每走出数十里，前边的向导一声呼哨，立即就出现了新的向导接着给红军带路。　　在兴隆镇，中共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领导召开会议。与会者综合了从各种渠道得到的情报和消息，认真分析了主力红军可能的走向，最后一致认为：主力红军如果北进一定会从这里经过，而且必然要跨越西安至兰州的公路。于是会议决定：红二十五军在西兰公路附近牵制敌人，并尽一切可能控制公路，等待党中央和主力红军的到来。　　红二十五军官兵认为，他们盼望已久的时刻就要到来了。　　他们预期的等待时间是半个月。　　八月十七日，红二十五军从兴隆镇向东，沿着西兰公路，向卡在公路上的隆德县城扑了过去。　　隆德县城不但有县保安队防守，而且还驻扎着国民党军新编第十一旅第二团一营。红军发起的进攻十分猛烈。红军从北面攻城，县城里的土豪们从南城墙上往外爬，县长林培霖和公安局长温葆鑫混杂其间。林培霖事后对他此番举动的解释是：民众的“扶掖推挽”。占领了德隆县城的红军照例搜缴了县政府的文件，处决了几个被抓获的民团、甲长，张贴了宣传标语和布告，然后迅速撤离了县城。这时，沿着西兰公路，国民党军第六师第十七旅的七十多辆汽车正从兰州方向增援而来，车上的国民党兵胡乱往天上发射信号弹用以壮胆。红军官兵中不少人第一次见到信号弹，都很惊奇地朝天上看着。　　从隆德县城撤离的红二十五军，连夜翻越六盘山，接近了平凉县城。　　红二十五军始终沿着西兰公路不断袭击县城的行动是危险的。　　红军故意暴露自己的位置和实力，每到一处便大量地张贴标语和布告，几乎是在故意告诉敌人他们在哪里和将要干什么。红二十五军希望向他们围过来的敌人越多越好，因为他们的目的就是尽可能多地牵制敌人。但是，他们也意识到了这种一反常规的举动是危险的，特别是他们的兵力和火力十分有限，随着时间的推移，危险的因素在逐渐积累，如果他们还不迅速离开西兰公路，待敌人大批增援部队一旦到位，残酷的战斗就会来临。　　接近平凉的红二十五军进入了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师的防区。　　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师，师长马鸿宾。这支部队是以凶悍著称的“马家军”中的一支。八月十八日，马鸿宾在他设在平凉城内的师指挥部，得知了红二十五军已经接近的消息，当时平凉城里的守军仅仅有第一０四旅二０八团的一个营。为了平凉的安全，他立即命令驻扎在平凉以北固原的第一０五旅副旅长马应图率该旅的两个步兵营、两个迫击炮连增援，同时抽调二０五团的一个营也归马应图指挥。之后，马鸿宾又命令驻扎在西峰镇的骑兵团一营副营长卡得云率部向平凉靠近。　　向平凉增援的马应图率领两个步兵营到达瓦亭的时候，与红二十五军遭遇。红军迅速占领了几个山头，马应图部逐渐处于不利地位。这时，卡得云的骑兵营赶到了，战斗骤然激烈起来。红军官兵顽强防守着几个重要的高地，战斗虽然短暂，但是双方都损失很大，红二十五军二二五团团长阵亡，而马应图部也伤亡十余人，卡得云的骑兵营两人负伤、五人被俘。被俘的五名士兵很快就被红军释放了，释放回来的士兵都说红军好，因为红军说话和气，还给他们鸡肉吃。　　红二十五军继续向平凉逼近。在占领了西兰公路上一个叫三关口的要点后，红军切断了公路，使平凉城的对外联络中断。　　为了打通去平凉的通道，马应图决定强行闯过三关口，以便迅速增援平凉。当两个步兵营营长王凤云和白效禹显出惧怕情绪的时候，骑兵一营副营长卡得云自告奋勇表示愿意冒险闯关。凌晨，在步兵的掩护下，卡得云率领骑兵一营向红二十五军防守的三关口猛烈冲击，已经决定放弃威胁平凉的红军仅仅留下了一个排边阻击边撤退，因此卡得云的骑兵营得以顺利地冲过了三关口。平凉城里的马鸿宾一见到卡得云，总算松了一口气。他向卡得云询问红军的情况。卡得云说，红军身体都很瘦小，而且很多是小孩子，并不可怕。卡得云的描述加上他顺利闯关的事实，使马鸿宾的胆子突然大了起来。他认为瓦亭遭遇战的损失完全使马应图怯战的缘故，第三十五师只要主动扑上去就能把红军吃掉。马鸿宾当即命令骑兵团和第一０四旅的二０八团迅速向泾川县城集中，准备竭尽全力把红二十五军逐出他的陇东防区。同时，根据红二十五军绕过平凉东去白水镇的动向，马鸿宾命令马应图率领三个步兵营迅速追击，命令炮兵集中火力向运移动中的红军轰击。　　八月二十日，红二十五军绕过平凉城东面的四十里铺到达了白水镇附近。马鸿宾得知消息后，命令卡得云率领骑兵一营、马钟选率领辎重营东出平凉城追击。部队出发后，决心彻底消灭红二十五军的马鸿宾在第一０四旅旅长马献文的陪同下，带领二十多名警卫员和传令兵也跟随出击到达了四十里铺。在这里，马鸿宾见到了马应图，他立即拉下脸来质问他在瓦亭为什么怯战；马鸿宾身后的马献文也帮腔说怎么连娃娃兵都不敢打。马应图回敬马献图道：“你站在后头好说话。你们敢打就上去吧！”说完掉头走了。　　这时，乘坐卡车前进的辎重营到了，车上坐着该营的一百多名枪手。马鸿宾让枪手们下来步行，然后自己和马献文、警卫员、传令兵一起爬上了汽车。马鸿宾命令汽车往东追击。马献文提醒马鸿宾，卡得云的骑兵营还在后面，是不是再等一等。胆子大了的马鸿宾没有搭理马献文，一个劲儿地催促汽车快开。　　下大雨了。　　陇东地区很少下雨，即使下雨也没大雨，而这天下的却是罕见的暴雨，这场暴雨竟然持续了两天。　　红二十五军即将遭遇的巨大创伤与这场罕见的暴雨密切相关。　　下午六时，马鸿宾乘坐的汽车顺着西兰公路到达了马莲铺，汽车在村西口停了下来。　　山野在大雨中一片迷蒙。　　突然，前方传来了剧烈的枪声。　　马应图一听就知道这是红军的枪声。他不能在马鸿宾面前再怯战了，于是打马向前奔去。　　在马莲铺东面的打虎沟，红二十五军占领了公路两侧的有利位置，机枪阵地开设在了山顶上的一座小庙里。急需洗刷怯战罪名的马应图严令他的三个步兵营立即向红军的阻击阵地发起猛攻。在正面反复攻击始终没有得手后，他又派出两个连迂回到打虎沟的西面往山上爬。国民党兵快要爬到山顶小庙时，红军的机枪子弹穿过雨雾射来，马应图的两个连顿时伤亡惨重。瓢泼大雨中，红军官兵趁势冲出了阻击阵地，军号声、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和喊杀声与大雨倾泻的声音混杂在一起，马应图的三个步兵营顿时陷入了混乱，官兵们开始疯狂溃逃。红军很快了冲上了公路，马应图身边的卫队瞬间跑了个精光。马应图不敢骑马，跌跌撞撞地在泥水中跑进了公路边的一间民居里藏了起来。　　在马莲铺村西口的马鸿宾不知道前面的战斗进行得如何，只听见枪声越来越激烈。已经认定红军是群娃娃的马鸿宾让马献文留在原地，自己则带着他的六个儿子马定国和几个警卫员拍马向战场方向冲了过去。刚冲到村东口，迎面就遭到了手榴弹的袭击，马鸿宾还以为是自己的部队发生了误会，但是很快就明白朝他冲过来的是红军。马鸿宾已经没有了退路，只能命令身边的卫兵进行抵抗。在警卫人员抵抗的时候，他带着他的六儿子跳下马，爬进了公路边的一个院子里。红军隔着院墙往里面扔手榴弹，并且把院子团团围住了。　　就在这时，卡得云的骑兵一营和辎重营的一百多枪手赶到了战场。卡得云率领骑兵拼死向包围院子的红军冲击，同时命令士兵用刺刀在院墙上挖洞。经过反复的冲杀，红军撤退了。险些成了俘虏的马鸿宾被卡得云的骑兵连拖带拉才出了那座破败的院子。　　接近午夜的时候，第三十五师的炮兵营赶来增援。　　红二十五军的攻击停止了。　　大雨依旧下。　　受到惊吓的马鸿宾甚至都不敢回马莲铺了，师部就在村外一片黑乎乎的树林里休息。大雨把所有人的衣服全浇透了，马鸿宾浑身发抖，一个劲儿地说：“太厉害！太厉害！”　　平静了之后，马鸿宾首先想起来的是：怎么在战场上还是没见着那个该死的马应图？于是命令去找马应图。卡得云在黑暗的大雨四处叫喊，就是没有人答应。其实马应图听见了，但是他怕卡得云被红军捉住，喊话引诱他出来，所以一直不敢应声。卡得云喊了很久，马应图才从他躲藏的那间民房里悄悄爬出来。大雨倾盆，他竟然不知道红军已经撤了。见到了马鸿宾，马应图连哭带闹地说：“我当团长当得好好的，让我当副旅长，什么副旅长，只有三个营，还指挥不动，身边连个护身的卫兵连都没有！你说红军尽是些娃娃，还让我活捉他们，你现在干脆杀了我吧！”　　马鸿宾说：“你把三个营都丢了，我不问你罪，你到倒打一耙！”　　第二天，马鸿宾回到平凉城里，立即给马应图记了一大过。　　经历了激烈战斗的红二十五军决定继续沿着西兰公路向东。　　连日的暴雨使公路北侧的泾河河水猛涨，部队要渡过泾河几乎是不可能了；而公路的南面是一道数十里宽的高塬台地，回旋的余地很小。于是，红二十五军决定暂时离开公路，南渡泾河的支流汭河，佯攻灵台县城摆出进入陕西的态势，而实际部队回击崇信县城，坚持切断西兰公路，顺着公路再往回走，继续探听中央的消息，并随时等待主力红军。大雨仍未停止。　　红二十五军离开白水镇向东，在王村附近翻越王母宫塬，然后徒涉汭河。　　部队渡到一半的时候，这条平时并不湍急的河流河水迅速上涨。　　山洪暴发了。　　正在渡河的官兵立即被突然而至的洪水卷走。　　先头部队二二五团基本渡河完毕。一营营长韩先楚和政委刘震已经在汭河南岸了，他们在大雨中开辟了阵地，准备掩护二二三团、军部机关和军直属队渡河。　　突然暴涨的洪水令两岸的红军顿时焦急起来。　　军事常识是：一支部队在渡江河时，被天然的河流截成两半，这正是这支部队最脆弱和最危险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遭遇敌人袭击，就是中国兵法上所说的“半渡而击”了——半渡而击的后果将是毁灭性的。　　跟随先头部队渡过了汭河的吴焕先已经强烈地意识到部队处在危险中了。　　被隔在汭河北岸的徐海东在大雨中来回走着，他始终没有离开河边，希望看见疯狂上涨的河水在某个时刻会突然平静下来。　　没能过河的二二三团在塬上展开了警戒，军部机关、大量驮着物资的骡马、行李担子、医疗药品、军械修理器材，以及跟随医院行军的伤病员，此刻都混乱地拥挤在大雨中的北岸。　　吴焕先的军衣湿淋淋地裹在他细瘦的身体上。　　二二三团必须赶快渡河！　　下午，枪声响了。　　在大雨中向红二十五军冲来的是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师第一０四旅的二０八团。先头部队是骑兵，后面紧跟着步兵。　　对于红二十五军来讲，最坏的事情发生了。　　八月二十日，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师骑兵团奉命到达了泾川县城。骑兵团团长马培清不愿意继续追击了，因为一方面骑兵团在大雨中行军已经十分辛苦，另一方面他已经得知了在马莲铺战斗中马应图旅的不幸遭遇。但是，师长马鸿宾的命令到了，命令要求他立即出发追击红军，并说红军都是些娃娃和女兵，如果让红军跑了唯骑兵团是问。同时，调步兵二０八团和二一０团三营归骑兵团指挥。下午，马培清把二０八团团长马开基请来商量，开口就说红军不是那么好打的，这次一定要稳扎稳打，不可轻易出击。谁知，马开基团长当场就顶了马培清一句：“怕死你就别带兵打仗！”原来，泾川是马开基的防区，马培清的骑兵团是奉命到他的防区来增援的，理应接受他的指挥，可是马鸿宾师长竟然命令他接受骑兵团的指挥，这让他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商量没能进行下去，因此也就没有战斗部署。马开基命令他的副团长张海禄留下来坚守泾川县城，自己带着步兵一营、二营的各两个连和团直属队，还向马培清要了一个排的骑兵，冒着大雨出发了。马开基出发的时候，根本就没通知奉马鸿宾之命前来参加追击的二一０团三营。在他出发后，二一０团三营营长马维麟自动担负起了县城的防守任务。而马培清不愿意跟着马开基走，又不能不出击，于是率领着他的骑兵团向南出发了，说是去迂回红军的侧翼。　　二十二日下午六时，马开基的部队到达王母宫塬。发现塬上已经被红军占领，但是汭河边正聚集着大量的红军。马开基意识到这是突然出击的大好时机。身边的军官说，天下大雨，不利于战斗，不如先建立阵地再说。马开基还是那句话：“怕死别打仗！”然后命令部队立即向汭河北岸的红军发动攻击。　　红二十五军最危险的时刻来临了。　　首先接敌的是二二三团三营。三营利用塬上一个小村庄的房屋、土墙和窑洞，与最先冲击来的敌人的骑兵展开了激烈的对抗。他们分散成班和排，一波接一波地轮流向前顶，那些被红军被砍断了腿的战马在大雨中嘶鸣着。二二三团机枪连连长戴德归率领几个战士抬着一挺重机枪就上了一孔窑洞的顶部，用猛烈的扫射压住了敌人冲击的势头。这时，渡过河去的二二五团无法回援，战斗力较弱的军机关和后勤人员被迫开始在上涨的河水中拼命渡河，形势危在旦夕。　　军政委吴焕先在枪声响起的那个瞬间，纵身扑进了水流湍急的汭河中，奋力往敌人发起冲击的北岸游来。汹涌的河水将他冲出了很远，他上岸后拼命朝渡口的方向猛跑，一边跑一边大喊“把敌人顶住”。徐海东也迎着吴焕先跑去，两人紧急商量了一下，就一起向三营所在的塬上跑，那里现在是整个北岸战斗的最前沿。徐海东的腿受过四次伤，跑起来跟不上吴焕先，吴焕先在剧烈的喘息中回头对徐海东说了句：“来呀，咱俩比赛！”　　吴焕先冲到了塬上，立即组织军部交通队和军校学员直接插向敌人的侧后。他跑在这支队伍的最前边，边冲边喊：“同志们！压住敌人就是胜利！决不能让敌人逼近河边！要坚决地打！”　　二二三团一营、二营冒着横飞的子弹，迅速占领了塬上的制高点，从侧翼向敌人发动了进攻。　　敌人的冲击受到两翼的压力，力度和速度缓慢了下来。　　在双方接触的前沿，仍听得见肉搏战的厮杀声。　　红二十五军绝不能让敌人拖延在这里直至消耗殆尽。　　吴焕先一声呐喊，红军官兵开始了反击，他们必须把这股敌人打跑。　　跟随着吴焕先冲击的交通队的战士看见他们的军政委在大雨中直起了细瘦的身体，回过头来对他们喊了一句“冲啊！”，然后，那个细瘦的身体就直挺挺地栽倒在大雨中。敌人的数粒子弹射中了二十八岁的红军军政委吴焕先的胸口。　　吴焕先，鄂豫皖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根据地后，他留下来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中创建了红二十五军，先任军长，后任政委。对于红二十五军的官兵来说，无论进行的是多么残酷的战斗，只要吴焕先在前面大刀一挥，他们就会拼死争相跟随。　　红军官兵的怒火喷发了。　　他们向敌人迎面扑去。他们愿意跟随他们的军政委去死。　　国民党军二０八团官兵几乎无一漏网全部被红军压在一条烂泥沟里。　　这条烂泥沟最终成了国民党军二０八团的坟墓。　　红军官兵往沟里扔手榴弹，开枪射击，最后扑进去，用大刀砍，用拳头打。敌人已经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红军干部在一边喊：红军优待俘虏！把他们押出来！但是，红军官兵仍继续射击、砍杀、撕咬。　　二二三团二营通信班班长周世宗看见一个似乎是敌人指挥官的人要骑马逃跑，于是他开枪了。他连续开了四枪，把那个军官的马打伤了。马停止不动了，他跑上前去，命令马背上的那个军官下马投降，但那个军官不肯。于是，周世宗朝着他再次连续开枪，直到他重重地跌下马来。　　团长张绍东跑过来说：“立功了！奖励大洋三块！”　　被红军通信班长周世宗打死的军官，就是声称“怕死就别打仗”的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师第一０四旅二０八团团长马开基。　　但是，无论消灭了多少敌人，都不能让红二十五军官兵感受到胜利的滋味。　　副军长徐海东说：“一定要想办法，给政委买一口好棺材。”　　天黑下来的时候，先是大雨停了，接着汭河河水开始回落。　　徐海东亲自牵着骡子，把吴焕先的遗体运过汭河。宣传队队员们到处寻找棺材，最后把当地大地主郑庭顺家的一口还没上漆的柏木棺材抬来了。吴焕先穿上了他一直舍不得穿的那件旧呢子大衣，被安葬在汭河北岸宝盒山的山脚下。　　第二天，红二十五军离开了泾川地区，沿着西兰公继续向南，逼近了崇信县城。　　惨烈的王母宫塬之战使国民党军暂时不敢靠近红二十五军了。为了继续钳制敌人，红二十五军开始在崇信、灵台地域长久地徘徊转战。他们每天都派出大量的侦察员四处打探主力红军的消息，但是一直都没有结果。这时，由兰州方向增援而来的国民党军第六师第十七旅已经到达泾川县城，马鸿宾的第三十五师也开始向崇信方向靠近，从陕甘方向调来的国民党军第五十一军第一一三师已经向北推进到陇县，而国民党军第三军第十二师逼近了距离崇信只有二十多公里的华亭。红二十五军已经处在被四面包围的境地。　　连日行军作战，伤员无法安置，官兵极度疲惫。　　这种没有后方的游动和作战，会使部队的战斗力逐渐消耗。　　红二十五军领导人终于下了决心：不再等待了主力红军了。离开西兰公路，直接往北去寻找陕北红军。　　一九三五年八月三十一日晚，红二十五军自平凉县城以东的四十里铺渡过泾河，离开了西兰公路，向东北方向而去。　　渡过了泾河，昼夜兼程前进的红二十五军依旧被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师追击着。九月三日，红军渡过马莲河到达了合水县的板桥镇。马鸿宾的第三十五师紧随红军也到了。为了使部队能够顺利通过，徐海东率二二三团前去包围合水县城，命二二五团为后卫掩护军部机关。二二五团在板桥镇内短暂休息后，凌晨四时部队准备出发。可是，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师的骑兵来了，立即与二二五团的后卫部队三营交了火。　　突然攻击三营的是第三十五师马培清的骑兵团。这个团在王母宫塬战斗后一直尾随着红二十五军。追到泾川与合水之间的西峰镇时，团长马培清接到了师长马鸿宾的电话。马鸿宾在电话里命令骑兵团要与红军“好好打上一仗”，并把二一０团也调来归马培清指挥了。马培清知道马开基的二０八团是怎么覆没的，为了避免与红军硬拼，为了不承担任何责任，他对马鸿宾说自己一个人怕是指挥不了六个营，要求派第一０四旅旅长马献文来西峰镇。马鸿宾说：“红军现在很容易捉，你就不要推辞了！”　　马培清对骑兵团下达的作战原则是：采取守势，谨慎出击。在从西峰镇到合水县的路上，骑兵团两次和红军接触，都采取了这个策略，因此部队没有什么损失。但是，马鸿宾的电话又打来了。说他看出来了，马培清在消极作战，如果贻误大局，军法从事。这一下，过了马莲河后，骑兵团的追击速度加快了。　　九月四日凌晨，黎明前天色漆黑，马培清的先头部队一头进入了红二十五军后卫部队的阻击阵地中。　　二二五团三营和多达六个营的敌人展开了激战。对于红军官兵来讲，马鸿宾的骑兵是很强硬的对手。当这些骑着高头大马的国民党兵呐喊着冲过来的时候，红军的阻击阵地上显出将要顶不住的迹象。前去包围合水县城的徐海东听见板桥镇方向响起了枪声，立即返了回来，发现二二五团参谋长戴季英还在军部机关的队列面前讲话，据说他已经一口气讲了两个小时了。徐海东立即率二二五团二营投入了战斗，以掩护三营突围。但是敌人的兵力过于强大，连同徐海东在内，二二五团陷入了敌人的包围之中。马培清似乎看出了红军阻击阵地上的动摇，他命令骑兵团一、三两个营从正面冲击，两个步兵营从右翼包抄，自己则率领一个骑兵营向左翼插了过去。骑兵的冲击给红军的阻击阵地带来了很大的混乱，阵地被突破时，红军官兵出现了很大的伤亡。危急时刻，二二五团一营营长韩先楚和政委刘震率领部队迅速占领了左翼的一座山头，用猛烈的火力阻击敌人，掩护徐海东率部冲出了重围。　　刘震在枪林弹雨中寻找着徐海东。吴焕先政委刚刚牺牲，红二十五军绝不能再失去徐海东。在望远镜里，刘震发现了徐海东的身影，他骑在一匹白马上，白马正沿着一道土梁奔跑，敌人的骑兵已经距离他只有几十米了。刘震立刻命令所有的机枪向敌人的骑兵扫射。　　已经认出白马上的人就是徐海东，骑兵团长马培清顿时兴奋起来，因为蒋委员长悬赏的“徐匪”价格是十万大洋。马培清的副官马长清却极端懊悔起来，因为徐海东是从他的眼皮底下跑过去的。那一刻，他看见一匹白马跑到了他的跟前，马上的人一身蓝衣没有拿枪，马培清以为是位师爷，慌忙中还敬了个礼。白马跑远的时候，马长清才回过神来，他惊叫了一声，立即命令骑兵去追。跑得最快的两名骑兵追上了在徐海东后面掩护的警卫员，他们把这个小红军拉下了马，接着，两个国民党兵为了谁占有小红军身上的驳壳枪争执起来。徐海东继续纵马飞奔，白马绕过了一片高粱地，等马培清的骑兵追上来时，高粱地里突然飞出了一片密集的子弹。　　这是红二十五军结束辗转中的游移作战的最后一战。　　红二十五军依然没有间断行军，直至跨过陕甘边界。在接近洛河的时候，部队遇到了几百头羊迎面而来。饥饿的红军把羊群拦了下来，后面赶羊的人急忙走上前来，拿出了国民党的护照，说他们是做生意的，于是红军官兵说必须要没收这些羊。赶羊的人赶紧问：“你们是红军吧？”当听到确实是红军的部队时，他们又拿出了苏维埃政府的证明，说这些羊都是苏区的羊，准备赶到白区卖了之后买布的。红二十五军的供给干部问这些羊要卖多少钱，赶羊人说最少要四百二十块，于是供给干部给了他们五百块大洋，赶羊人丢下羊兴高采烈地走了。几百只羊，让红二十五军所有官兵都扎扎实实地吃饱了。　　九月十五日，红二十五军终于到达了他们单独军事转移的终点——陕西省延川县永坪镇，与刘志丹的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会合了——《共产国际》第七卷第三期《中国红军第二十五军的长征》：“中国红军第二十五军的荣誉犹如一颗新出现的明星，灿烂闪耀，光波四表！就好像做毛泽东部队的先锋一样，帮助毛泽东部队打开往陕北的途径。”长征 十甘孜，中国西部最荒僻的地区之一。　　这里的藏人被称为“康巴人”，由于历史上备受清兵的袭扰、镇压，因此普遍存在着敌视汉人的心理。红军到达这里后，不进喇嘛寺庙，尊重藏民的风俗习惯，严格执行群众纪律，为贫苦藏民送粮治病，结果甘孜的藏民都管红军叫“新汉人”。对那些袭击红军的藏族上层土司武装，红军往往是出兵将他们三面围住，攻而不打，留出一面让他们逃走。这是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的主意。红军还去甘孜县城北面的绒坝岔举行了一个阅兵式，为的是让那些土司看看红军的威风和力量。从绒坝岔回甘孜的路上，第三十军政委李先念遇到一位藏民骑着一匹黄马跑得飞快。李先念赶上去问藏民他这匹黄马换不换，藏民说：换呀，两匹小母马，换我这一匹。李先念就让他在警卫班的马里挑，藏民挑了两匹马，乐呵呵地走了。李先念也笑了，他把这匹黄马给了军里的司号长，因为那个十八岁的小红军行军总是掉在后面。李先年原来以为他不会骑马，谁知小红军说他的军政委说：“我会骑！可我的马不跑只走。”　　尽管滞留在自然环境极其恶劣的地方，红军不曾有过任何灰心与绝望，因为他们始终相信工农红军胜利的明天定会到来。红军忙着将羊毛捻成毛绳，再用毛绳织成衣服，“不久，全军服装都是各种颜色的毛织品，其中以白色最多”。红军组织了“野菜委员会”，在朱德的带领下漫山遍野地寻找可以吃的野草。红军官兵还在甘孜举办了体育比赛和文艺比赛。体育比赛的内容有：两百米赛跑，通过障碍，跳高、跳远等。文艺比赛的内容有：出墙报，团体唱歌，政治演。——无论如何，一九三六年春天来临的时候，缭绕在中国西部那片广袤而荒凉的土地上的歌声，是人间难以想象的充满希望的天籁之声。　　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由贺龙、、萧克、任弼时、关向应率领的红二、红六军团由云南进入四川后，分兵两路继续向北前进：红二军团偏西，沿着川藏边界，走得荣、巴塘和白玉一线，然后从白玉东进，进入甘孜；红六军团走定乡、稻城、理化和瞻化，自南向北穿过甘孜地区的中部，到达甘孜县。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二日，红六军团与前来接应的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二军到达了甘孜附近的普玉隆。红军总司令朱德特意从炉霍赶到了普玉隆迎接红六军团的官兵。　　八天之后，六月三十日，红二军团到达甘孜北面的绒坝岔，与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会合。朱德又从普玉隆赶往绒坝岔迎接红二军团的官兵。　　然后，朱德骑马十几里去甘孜附近的干海子迎接贺龙。　　远远地看见贺龙的时候，朱德勒马停住了，泪光闪闪。　　一九三六年七月一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第六军团全部到达了甘孜。　　七月二日，在甘孜举行了庆祝红军两大主力胜利会师的联欢大会。　　参加大会的部队“服装整齐，按高矮站，成四路纵队进入会场”。当年红六军团十七师战士谭尚维回忆道：“两支从未见过面的兄弟部队，经过了千难万险，穿过枪林弹雨，在最困难的时刻会师了。”朱德在会上讲了话。他虽然不像红二、红六军团官兵想象的那样高大，但是这位红军将领“挂着慈祥的微笑，衣着很朴素，上身穿着一件土制褐色毛布上衣，脚上是一双草鞋，十分平易近人，一切都和士兵一样”。朱德说：“我们祝贺你们战胜了雪山，也欢迎你们来与四方面军会合。但是这里不是目的地，我们要继续北上。”　　红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的部署发布了：红四方面军由朱德和张国焘指挥一路为左纵队，徐向前指挥一路为中纵队，董振堂、黄超指挥一路为右纵队，分别从甘孜、炉霍、绥靖出发。红二方面军跟随红四方面军左纵队，由甘孜东谷出发。根据朱德的建议，任弼时跟随红军总部行动， 刘伯承跟随红二方面军行动。　　这是一支人数多达六万的巨大人流。一年多前，这种规模惊人的移动在中国国土的腹地曾经出现过，那是在中央红军渡过湘江之前，滚滚人流穿行在江西与广东的翠绿山谷间。而这一次，规模巨大的移动发生在中国最荒凉的高原上，那里空气稀薄，人烟罕至，雪山间纵横着纷乱的冰河。　　从甘孜到包座，要翻越大雪山，穿越大草地，没有任何物资补充的必经之地至少有七百公里以上。红军出发前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一张羊皮或者一双结实的鞋子是十分必要的，更重要的是干粮。红二方面军官兵对将要走上的路一无所知，而红四方面军中许多官兵已是第三次走这条路了。　　红军出发了，出发的队伍平静而有序。　　红四方面军新成立的骑兵师，是中国红军中第一支正规的骑兵部队，师长许世友为此觉得甚是风光。三千多人马，浩浩荡荡，风尘滚滚，担负在最前面侦察道路和筹集粮食的任务。许世友已经走过两次草地，他知道筹集粮食的重要。骑兵师出发后不久，快到色曲河的时候，许世友策马登上一座高地，扑面而来的景色让他眼睛一亮：弯曲的河水两岸，草地像毛毯一样，藏民的帐篷散落在河边，一群群牦牛和数不清的白羊如同初夏的繁花。　　“好一座大粮仓！”许世友一声令下，三千匹战马朝着色曲河奔驰而去。甘孜，中国西部最荒僻的地区之一。　　这里的藏人被称为“康巴人”，由于历史上备受清兵的袭扰、镇压，因此普遍存在着敌视汉人的心理。红军到达这里后，不进喇嘛寺庙，尊重藏民的风俗习惯，严格执行群众纪律，为贫苦藏民送粮治病，结果甘孜的藏民都管红军叫“新汉人”。对那些袭击红军的藏族上层土司武装，红军往往是出兵将他们三面围住，攻而不打，留出一面让他们逃走。这是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的主意。红军还去甘孜县城北面的绒坝岔举行了一个阅兵式，为的是让那些土司看看红军的威风和力量。从绒坝岔回甘孜的路上，第三十军政委李先念遇到一位藏民骑着一匹黄马跑得飞快。李先念赶上去问藏民他这匹黄马换不换，藏民说：换呀，两匹小母马，换我这一匹。李先念就让他在警卫班的马里挑，藏民挑了两匹马，乐呵呵地走了。李先念也笑了，他把这匹黄马给了军里的司号长，因为那个十八岁的小红军行军总是掉在后面。李先年原来以为他不会骑马，谁知小红军说他的军政委说：“我会骑！可我的马不跑只走。”　　尽管滞留在自然环境极其恶劣的地方，红军不曾有过任何灰心与绝望，因为他们始终相信工农红军胜利的明天定会到来。红军忙着将羊毛捻成毛绳，再用毛绳织成衣服，“不久，全军服装都是各种颜色的毛织品，其中以白色最多”。红军组织了“野菜委员会”，在朱德的带领下漫山遍野地寻找可以吃的野草。红军官兵还在甘孜举办了体育比赛和文艺比赛。体育比赛的内容有：两百米赛跑，通过障碍，跳高、跳远等。文艺比赛的内容有：出墙报，团体唱歌，政治演。——无论如何，一九三六年春天来临的时候，缭绕在中国西部那片广袤而荒凉的土地上的歌声，是人间难以想象的充满希望的天籁之声。　　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由贺龙、、萧克、任弼时、关向应率领的红二、红六军团由云南进入四川后，分兵两路继续向北前进：红二军团偏西，沿着川藏边界，走得荣、巴塘和白玉一线，然后从白玉东进，进入甘孜；红六军团走定乡、稻城、理化和瞻化，自南向北穿过甘孜地区的中部，到达甘孜县。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二日，红六军团与前来接应的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二军到达了甘孜附近的普玉隆。红军总司令朱德特意从炉霍赶到了普玉隆迎接红六军团的官兵。　　八天之后，六月三十日，红二军团到达甘孜北面的绒坝岔，与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会合。朱德又从普玉隆赶往绒坝岔迎接红二军团的官兵。　　然后，朱德骑马十几里去甘孜附近的干海子迎接贺龙。　　远远地看见贺龙的时候，朱德勒马停住了，泪光闪闪。　　一九三六年七月一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第六军团全部到达了甘孜。　　七月二日，在甘孜举行了庆祝红军两大主力胜利会师的联欢大会。　　参加大会的部队“服装整齐，按高矮站，成四路纵队进入会场”。当年红六军团十七师战士谭尚维回忆道：“两支从未见过面的兄弟部队，经过了千难万险，穿过枪林弹雨，在最困难的时刻会师了。”朱德在会上讲了话。他虽然不像红二、红六军团官兵想象的那样高大，但是这位红军将领“挂着慈祥的微笑，衣着很朴素，上身穿着一件土制褐色毛布上衣，脚上是一双草鞋，十分平易近人，一切都和士兵一样”。朱德说：“我们祝贺你们战胜了雪山，也欢迎你们来与四方面军会合。但是这里不是目的地，我们要继续北上。”　　红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的部署发布了：红四方面军由朱德和张国焘指挥一路为左纵队，徐向前指挥一路为中纵队，董振堂、黄超指挥一路为右纵队，分别从甘孜、炉霍、绥靖出发。红二方面军跟随红四方面军左纵队，由甘孜东谷出发。根据朱德的建议，任弼时跟随红军总部行动， 刘伯承跟随红二方面军行动。　　这是一支人数多达六万的巨大人流。一年多前，这种规模惊人的移动在中国国土的腹地曾经出现过，那是在中央红军渡过湘江之前，滚滚人流穿行在江西与广东的翠绿山谷间。而这一次，规模巨大的移动发生在中国最荒凉的高原上，那里空气稀薄，人烟罕至，雪山间纵横着纷乱的冰河。　　从甘孜到包座，要翻越大雪山，穿越大草地，没有任何物资补充的必经之地至少有七百公里以上。红军出发前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一张羊皮或者一双结实的鞋子是十分必要的，更重要的是干粮。红二方面军官兵对将要走上的路一无所知，而红四方面军中许多官兵已是第三次走这条路了。　　红军出发了，出发的队伍平静而有序。　　红四方面军新成立的骑兵师，是中国红军中第一支正规的骑兵部队，师长许世友为此觉得甚是风光。三千多人马，浩浩荡荡，风尘滚滚，担负在最前面侦察道路和筹集粮食的任务。许世友已经走过两次草地，他知道筹集粮食的重要。骑兵师出发后不久，快到色曲河的时候，许世友策马登上一座高地，扑面而来的景色让他眼睛一亮：弯曲的河水两岸，草地像毛毯一样，藏民的帐篷散落在河边，一群群牦牛和数不清的白羊如同初夏的繁花。　　“好一座大粮仓！”许世友一声令下，三千匹战马朝着色曲河奔驰而去。　通过藏族向导的解释，牧民们知道了停在河边的红军没有任何恶意，只是对他们的粮食和牛羊特别感兴趣。红军出的价钱绝对公平，付钱时不欠分文。牛羊、青稞、豌豆、酥油、奶渣、土豆，凡是可以吃的东西红军都接受。骑兵师用白花花的大洋购买了四百多头牦牛，一千多只羊，还有一些粮食。在到达阿坝之前，又筹集到三千头牛羊和五万多斤粮食。　　尽管对于长途行军的数万红军来说，这些食物可谓杯水车薪，但是终究能给后续部队的官兵带来极大的希望。　　半个月之后，红二、红四方面军各路纵队相继进入了松潘大草地。　　九十一师十六岁的小红军谭清林是“打旗兵”。打旗兵要举着红旗走在连队的最前面，因此谭清林特别留心先头部队留在草地上的毛绒绳，顺着这条弯弯曲曲地延伸到草地深处的绳子就不会迷路，也不会掉到泥潭里去。但是，沼泽中的草墩子往往踩上去就会沉下去一截，接着黑水就泛了上来，谭清林脚下的毛绒绳几次都差点没在黑水里。进入大草地的第四天，一场冰雹过后天降大雪，官兵们只有躲在用手撑起的被单下。雪停了，打旗兵伸出头来先看绳子，却发现绳子不见了！连长命令全连排成一路横队，一个草墩一个草墩地寻找。谭清林急得掉了眼泪，四野茫茫，他的红旗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了。没能找到毛绒绳，只好原地等待后续部队。一天又一天过去了，全连只有谭清林还剩最后一碗炒面，他这碗炒面到在炊事班的大锅里，用水搅拌得稀稀的，让全连官兵每个人都喝了一口。后续部队仍不见踪影，这支掉了队的连队必须走了，因为再等只能全都死在这里。谭清林又饿又累，走着走着，眼前的草墩一晃，人跟着就栽进了泥潭里。身后的卫生员赶快用一根木棍拉他，可是没有把他拉出来，自己也差点陷进去。后面的官兵看见前面的红旗没了，赶了上来。一个大个子战士把自己的被子铺在草地上，再取下身上的两支步枪，十字交叉地横在被子上，然后几个人趴在被子上一起拉，终于把小红军谭清林拉了出来。队伍继续向前走，来到了一条河边，暴雨使河水涨得很高，先头部队在河上拉了一根铁丝。谭清林下了河，拉着铁丝往前游，游到河中央的时候，铁丝断了，他抱着红旗被河水冲向了下游。连长骑上一匹马，跟着河里的红旗追，然后连人带马冲进河里，让谭清林抓住马尾巴。连长拼命打马朝河岸冲。“别松手！坚持住！”官兵们都在岸边喊。喝了一肚子水的谭清林上岸后，呕吐了一会儿，接着，红旗又湿淋淋地竖在队伍前面了。晚上的时候，官兵们围着一堆火，用茶缸煮水喝。一个战士从衣服深处像摸宝一样摸出一小块干姜，抠下一些姜末放在了谭清林的茶缸里：“喝吧，喝了姜水打旗有力气。”喝了热姜水，疲惫的打旗兵和卫生员挤在一起睡了。第二天天亮时谭清林怎么也起不来，身子与地面冻在一起了。连长使劲地摇晃他，把他拉了起来；他回过身去拉卫生员，卫生员一动不动，仔细看，和谭清林年纪差不多的卫生员已经死了，身体和结着薄冰的大草地一样冰冷。连队继续出发的时候，连长和指导员都落在了后面，他们还在宿营地一遍又一遍地推推这个喊喊那个，他们总觉那些官兵没有死，只是太累了，睡得很深。这个连队一百多人，走出草地的时候，只剩下不足二十人。　　七月七日，红二方面军从甘孜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