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

《长征》 前言当人类社会迈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人类一０００年》一书由美国时代生活出版公司出版，该书公布了从公元一０００年至公元二０００年的千年间，人类历史进程中所发生的一百件重要事件。来自世界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们共同认为，在已经过去的整整一千年中，这一百件重要事件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这些事件包括：一０八八年，世界上第一所大学在意大利的博洛尼亚诞生——人类的真知有了得以“世代相传的智慧之地”；一五八二年，罗马教会颁布了历法——从此日历“见证着组成我们生活的每一分钟”；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人类第一次全社会的革命将平等的法律制度传向了全世界；一八０四年，海地获得自由——世界上有了“第一个独立的黑人共和国”；一八三０年，第一列火车从英国的利物浦开出——人类只能通过脚力推进陆地运输的时代结束；一八九六年，法国人顾拜旦开创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它使人类实现了“把世界各国联合起来”的梦想；一九０五年，爱因斯坦发表关于能量守恒定律的论文——人类的思维第一次“深入到了宇宙的两个基本构成：物质和能量的内在联系”中；一九五三年，ＤＮＡ链的奥秘被解开——它使人类得以“弄清我们是怎样成为我们自己的”；一九六九年，“阿波罗”十一号宇宙飞船登月——全世界得以开始探索星球之谜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我们是唯一的人类吗？尽管人类登上月球与人类进化过程相比，仅仅相当于生命从海洋刚刚来到陆地……　　这些最具影响力的事件可以告诉今天的人类，世界“是如何变当时的沧海为今日的桑田”。历史淘汰了千百万匆匆过客，留下的是那些能够书写并见证人类已往生存面貌的人与事，是那些能够启发和塑造人类未来生存理想的人与事。而这些人与事无不使人类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并足以说明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震撼人心。　　公元一０００年，中国北宋真宗咸平三年。　　公元一０００年至公元二０００年间，中国的三个事件被世界认为具有巨大影响，并入选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一百件重要事件。　　第一个事件：一一００年，火药武器的发明。　　早在公元十世纪初的唐朝末年，中国人就开始将火药用于军事。至宋代出现了燃烧性火器、爆炸性火器和管形火器。一一三二年，即宋高宗绍兴二年，宋军在和入侵中原的金军的战争中，首次使用了靠火药燃烧喷火杀伤对方的火枪。由中国人发明并首先使用的火药武器，使人类战争从此进入了热兵器时代，剧烈地改变了人类生活的形态——“以常备军队为后盾的中央集权国家取代了封建分封制。火枪使殖民者对于土著人有了更大的优势。但是，这种武器的广泛传播最终使大家又站到了同一起跑线上，从而使一个充满着革命、世界大战、游击战和恐怖主义爆炸的时代来临了。”整整一千年过去了，无论当代科技如何发展，只要子弹和炮弹还在世界上继续被使用，火药武器依旧是战争兵器的主角，并继续影响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或倒退。　　第二个事件：一二一一年，成吉思汗的帝国。　　自公元一二一九年成吉思汗第一次西征起，蒙古帝国凶悍的骑兵横扫中亚和欧洲腹地，铁戈所指，势如破竹。成吉思汗的军事占领使“蒙古帝国成为历史上拥有土地最多的国家”——“西至波斯和阿拉伯（今伊拉克），东南至朝鲜、缅甸和越南。几乎所有俄国的土地都在他们手中”。一二二七年成吉思汗去世后，“他的继承者窝阔台狂风暴雨般地征服了波兰和匈牙利，一直打到了多瑙河岸边”。然而，对于历史发展而言，重要的不是军事征服，而是成吉思汗的西征“在客观上造成了东西方的交流”——欧洲人这才知道“亚洲人竟然用纸作钱币，一种被叫做煤的石头居然可以用作燃料”。这是人类发展史上的第一次，蒙古骑兵的铁蹄和尖矛打通了东西方文明的隔膜，促成了东西方政治、军事、文化、科技等各个领域内文明成果的碰撞、交融和嫁接，由此产生出的奇异现象使人类生活陡然显得异彩纷呈，至今欧亚大陆上仍有众多的文明成果与这次东西方真正的交融有关。　　第三个事件：一九三四年，长征。　　可以肯定的是，来自世界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们，在评选一千年间影响了人类历史进程的一百件重要事件时，他们在意识形态上与中国共产党人并无共同之处，他们也不是从中国共产党党史和中国红色武装的军史角度来看待长征的。　　长征是什么？　　毫无疑问，在二十一世纪回首长征，我们应该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去探寻中国历史上的这一重要事件。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不畏艰难险阻的远征。长征跨越了中国十五个省份，转战地域面积的总和比许多欧洲国家的国土面积都大。长征翻越了二十多座巨大的山脉，其中的五座位于世界屋脊之上且终年积雪。长征渡过了三十多条河流，包括世界上最汹涌险峻的峡谷大江。长征走过了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广袤湿地，那片人烟罕至的湿地的面积几乎和法国的国土面积相等。而更重要的是，在总里程超过两万五千里的长征途中，中国工农红军始终在数十倍于己的敌人的追击、堵截与合围中，遭遇的战斗在四百场以上，平均三天就发生一次激烈的大战。除了在少数地区短暂停留之外，在饥饿、寒冷、伤病和死亡的威胁下，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中不但要与重兵“围剿”的敌人作战，还需要平均每天急行军五十公里以上。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不畏牺牲的远征。一九三四年十月,红一方面军作战部队八万六千多人踏上长征之路，一九三五年十月到达陕北吴起镇时全军仅为近八千人。一九三五年四月，红四方面军近十万大军开始西渡嘉陵江，自此踏上万般曲折艰险的长征之路，一九三六年十月到达甘肃会宁时全军三万三千多人。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红二方面军两万一千多人从国民党三十万大军的合围中冲出，踏上了长征之路，一九三六年十月到达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时，全军一万一千多人。红二十五军——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后留下的一支红军武装——一九三四年十一月踏上长征之路，经过数月的颠沛流离和艰苦转战，成为中国工农红军中第一支到达陕北的部队，全军兵力最多时不足八千人，最少时兵力只有一千多人。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传播理想的远征。中国工农红军转战大半个中国，一路浴血奋战，舍生忘死，用坚定的信念和不屈的精神传播着中国共产党人改天换地的革命理想。长征唤醒了中国的千百万民众，给予了他们世代从未有过的向往和希望——自世界近代文明的潮流猛烈地冲击了这个东方大国之后，生活在中国社会最底层的赤贫的农民、手工业者、失业的产业工人从共产党人的宣传中懂得了人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世间可以有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于是，当那面画着镰刀斧头的红旗出现在他们眼前的时候，他们第一次知道了知道了共产党人所领导的革命和工农红军所进行的征战可以改变世间的一切不公。他们随手抓起身边的锄头、铁锤甚至仅仅只是一根木棍，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跟随着那面红旗一路远去，他们坚信这条道路的尽头就是劳苦大众千百年来所梦想的中国——长征是中国工农红军走向一个崭新的中国的启程。　　长征属于人类历史上这样一种事件：即使经过了漫长的岁月，依旧被世人追寻不已。数十年来，不断有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年龄的人出现在中国工农红军曾经走过的这条漫长征途上。在人类物质与精神的文明高速发展的今天，世人何以要忍受疲惫、劳顿和生存条件的匮乏，行走在这条蜿蜒于崇山峻岭和急流险滩的路途上？在地球的另一端，曾出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于一九八一年秋天宣布，他要来中国进行一次“沿着长征路线”的跋涉。他来了，带着他的全家走上了一九三四年中国工农红军走过的路。当这位西方政治家走到大渡河渡口的悬崖边时，他被这条湍急的河流和两岸险峻的崖壁震惊了，他被三万多中国工农红军在十几万国民党军的追堵中渡过这条大河的壮举震惊了。布热津斯基后来说：“对崭露头角的新中国而言，长征的意义绝不只是一部无可匹敌的英雄主义史诗，它的意义要深刻得多。它是国家统一精神的提示，它也是克服落后东西的必要因素。”——长征是突破了国度、阶级和政治界线的人类精神的丰碑。无论是哪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人，无论持有何种意识形态，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给予人类的精神财富是走向理想所必需的永不磨灭的信念。　　长征是信念不朽的象征。　　一位叫Ｂ·瓜格里尼的意大利诗人这样写道：　　　　　　黑夜沉沉，朦胧的黎明前时分，　　　　　　遥望辽阔而古老的亚细亚莽原上，　　一条觉醒的金光四射的巨龙在跃动、跃动，　　这就是那条威力与希望化身的神龙！　　他们是些善良的，志气高、理想远大的人，　　交不起租税走投无路的农家子弟，　　逃自死亡线上的学徒、铁路工、烧瓷工，　　飞出牢笼的鸟儿——丫环、童养媳，　　有教养的将军，带枪的学者、诗人……　　就这样汇成一支浩荡的中国铁流，　　就这样一双草鞋一根土枪，踏上梦想的征程！　　世界上不曾有过像中国工农红军这样的军队：指挥员的平均年龄不足二十五岁，战斗员的年龄平均不足二十岁，十四岁至十八岁的战士至少占百分之四十。在长征征途上，武器简陋的红军所面对的往往是装备了飞机大炮且数十倍于己的敌人。年轻的红军官兵能在数天未见一粒粮食的情况下，不分昼夜地翻山越岭，然后投入激烈而残酷的战斗，其英勇顽强和不畏牺牲举世无双。在两万五千里的征途上，平均每三百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　　世界不曾有过像中国工农红军这样的军队，官兵军装是一样的，头上的红星是一样的，牺牲时的姿态也是一样的。在中国工农红军中，无论是政治和军事精英，还是不识字的红军战士，官兵如同一人的根本是他们都坚信自己是一个伟大事业的奋斗者，他们都坚信中国革命的队伍“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他们激情万丈、前赴后继、视死如归，决心为每一个红军所认同的理想牺牲生命。　　因为付出了太多的牺牲，因为在难以承载的牺牲中始终保有理想和信念，所以，一切艰难险阻皆成为一种锻造——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留下的是：坚定的信念、坚强的意志以及无与伦比的勇敢。这些都是可以创造人间奇迹的精神。物质和精神是认识生命的过程中两个互相依存但处于不同空间的要素。前者是须臾的，后者是永恒的；前者是脆弱的，后者是坚实的；前者是杂芜的，后者是纯净的。提升生命质量最可靠的力量不是物质而是精神——小到决定一个人人格的优劣，大到决定一个民族和国家文明的兴衰。一个没有精神的人，是心灵荒凉的人。　　一个没有精神的民族，是前程黯淡的民族。　　精神的质量可以改变个人与世界的命运。经过了长征的中国工农红军，成为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人类一０００年》对此评价道：“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带领着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进入了社会主义。毛泽东震撼了亚洲和拉丁美洲，他使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看到了农民推翻了几百年来的帝国主义统治。”　　长征永载人类史册。　　长征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最壮丽的史诗。　　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有理由读懂中国工农红军所进行的长征。读懂了长征，就会知道人类精神中的不屈与顽强是何等的伟大，就会知道生命为什么历经苦难与艰险依然能够拥有快乐和自信，就会知道当一个人把个体的命运和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时，天地将会多么广阔，生命将会何等光荣。　　为此，我们有必要重新上路，走过那千山万水，感受那风霜雨雪，认识中国工农红军中杰出的共产党人和行进在这支队伍中的伟大的红军士兵。长征 一货郎带来的消息使那个蒙蒙细雨中的偏僻小镇一度陷入混乱之中，人们纷纷收拾起可以携带的财物逃进深山密林，只留下一条横贯小镇的空荡荡的街道。那个消息说：“赤匪来了。”　　湿润的天地间只有细雨落入红土的沙沙声，寂静令进入小镇的年轻的红军官兵感到了一丝不安，他们沿着街道两侧的土墙停下了脚步。二十二岁的前卫营营长周仁杰在把这个空旷的小镇探视了一遍之后，站在镇口下意识地朝通往县城方向的土路看了一眼——就在这一瞬间，他看见了从朦胧雨雾中突然闪现出的三个穿土黄色上衣和短裤的人，以及跟着三个人身后的那条同样是土黄色的狗。　　接踵而来的巨大灾难令这位年轻的红军营长永生难忘，即使在十六年后他已成为新中国的海军将领时，回想起这个瞬间周仁杰说他依旧会不寒而栗。那三个土黄色的身影和那条土黄色的狗的突然出现所导致的后果影响深远：它不仅使红军的一支部队在艰难跋涉数月之后面临着一场重创，而且对于整个中国工农红军来说它还是一个危险的预兆，预示着中国历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军事转移即将发生。　　这个瞬间发生的时间是：一九三四年十月七日上午九时。　　甘溪，贵州省东北部石阡县城西南二十公里处的一个小镇，小镇被遍布在中国西南高原上的险峻山岭环抱着。　　叙述数十年前发生在中国的那次非同寻常的军事行动——长征，必须从远离中央苏区和主力红军数千里之外的甘溪小镇和一支红军部队开始，理由很简单：尽管当时中国的红色武装已经被分割成若干个孤立的区域，但中国工农红军始终是一个整体。所有的红军成员，无论是占少数的政治军事精英，还是占多数的赤贫的农民官兵，因为有着共同的信念和理想，他们在精神上是平等的。这种平等是中国共产党人最早的政治追求。所以，没有理由把一个人或一支部队认定为中国革命史上的政治主角——自人类进入有政治纷争的时代以来，所有推进文明的力量从来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个群体，而只能是某一种理想或某一种信念。　　周仁杰的前卫营所在的部队，在当时的中国工农红军中被称为第六军团。第六军团两个月前离开了赖以生存的根据地——井冈山。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三日，已经在根据地转战了近五年的第六军团接到了中革军委的命令——由于根据地外围的局势日益恶化，他们必须在敌人逐渐压缩的重重包围中冲出去，然后在偌大的国土上重新寻找一块可以生存之地。而一个特别之处是：命令要求第六军团“把一切都带走”。　　八月七日，第六军团的突围行动开始了，整整四天之内，七千多人的队伍不停地在碉堡群中穿梭。碉堡群是国民党军为封锁红色根据地修建的，在交通干道上黑压压地连成一线。组成第六军团的绝大部分是湖南籍士兵，平均年龄不超过二十岁，他们几乎携带着根据地的一切，包括兵工厂的老虎钳子，印刷厂的石印机，医院的医疗设备，甚至还有病床的床板，发电机、脱粒机和磨面机。负重累累的队伍突然出现在重重封锁线上，使认为他们很快就会被全部消灭的国民党军万分惊愕。就在敌人短暂的不知所措中，第六军团突破了地方民团的阻击到达了第一个集结地：寨前圩。　　在寨前圩，第六军团建立起正式的指挥系统，除了二十九岁的军团参谋长李达是陕西人外，其余的都是清一色的湖南人：军团长萧克，二十六岁；军团政治委员王震， 二十六岁；军团政治部主任张子意，三十岁；中央派驻第六军团的党代表任弼时，三十岁。年轻的军团指挥员和红军官兵并不知道，此时，兵力数十倍于他们的国民党军正迅速地从四面包围而来，这些部队除了国民党政府直接指挥的中央军外，还包括广东、湖南、广西、贵州四省的军阀部队。　　由于军情紧急，第六军团重新上路了，急切地奔向他们预定的第二个集结地：湘江。他们必须渡过这条贯穿湖南全境的大河。敌人在湘江沿线的防守极其严密，且已从各个方向开始实施大兵力夹击。八月二十三日，第六军团到达了位于湘江东岸的蔡家埠渡口，他们这才发现江对岸已经布满了严阵以待的敌人。猝不及防令他们在湘江东岸不停地徘徊，与夹击他们的敌人兜着圈子。最终，第六军团不得不放弃渡过湘江的计划，掉头往回走，进入了广东与湖南交界处的阳明山中。阳明山极度贫瘠，大军无法生存，第六军团只能再次突围。他们向北绕过敌人的侧翼，然后突然掉头向南，几天之后又折向西，再一次接近了湘江。虽然连续的行军和不断的遭遇战严重消耗了第六军团有限的兵力，但九月四日，一个夜色昏暗的晚上，红军官兵以一场恶战在重围中撕开了一道缝隙，终于渡过了湘江。这时候，中革军委的命令再次到达，命令要求第六军团向北与红军第三军取得联系。　　红军第三军转战在湖南西部，中国革命史中称那片开满高高的巴茅花的土地为湘西。红三军的领导人名叫贺龙。　　第六军团在撤出根据地后的一次次突围中损失严重，唯一的收获是他们发现在所有企图消灭红军的国民党军队中，黔军的战斗力是最弱的。于是，第六军团决定迎着黔军打开缺口以冲出包围圈。这个判断果然正确，红军最终击溃了黔军的阻击一路进入贵州，占领了贵州东北部的一个小城镇——旧州。在旧州，军团长萧克万分惊喜，因为他得到了一张一平方米大的地图。这张珍贵的地图上的文字是红军不认识的洋文，为此，萧克把旧州天主教堂里一个叫薄复礼的英国传教士叫来了。三十六岁的薄复礼原名鲁道夫·阿尔弗雷德·勃沙特·比亚吉特，出生在瑞士德语区，后移居到英国曼彻斯特。他在一个从中国回到曼彻斯特国的传教士那里知道了中国，并开始向往去中国传播上帝的福音。这天夜里，这位又细又瘦又贫穷的传教士在担心失去生命的巨大恐惧中，就着一盏煤油灯的亮光，用了大半夜的时间将那张地图上的法文全部翻译成了中文。这个举动一下就缓解了红军与传教士之间的敌对情绪。但最终薄复礼还是被要求留在红军队伍中，因为面对日益严重的伤亡红军认为他能搞到药。传教士薄复礼就这样跟随着中国工农红军踏上了长征之路，并且在历尽艰难困苦之后活了下来。他于一九三六年四月在昆明附近被释放，当时军团长萧克主持了一个小小的欢送会，红军特地为他准备了一只鸡让他品尝。薄复礼离开中国回到英国后对全世界说：“中国红军那种令人惊异的热情，对新世界的追求和希望，对自己信仰的执著，是前所未闻的。”　　对旧州的占领并没有缓解第六军团所面临的危机，萧克在地图上找到了与红三军会合的准确位置，而去往那个方向必会陷入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中。第六军团决定暂时放弃直接向北，转向西，渡过纵贯贵州境内的水流湍急的乌江，再以乌江为屏障寻找机会向红三军靠近。但是，当第六军团到达乌江岸边准备冲破黔军防线的时候，中革军委的电报又到了，电报严令他们“无论如何不得再向西移动”。电报同时说，贺龙的部队已经占领贵州与湖南交界处的印江，作好了接应第六军团的准备；而追击的国民党军正在向南移动，第六军团应该立即向贵州东北部的石阡一带前进。从地图上看，这确实是与红三军会合的最近的一条路线。但是，随后发生的事实证明，国民党军已经向南移动的情报是毫无根据的推测，而这一推测几乎断送了整个第六军团。此刻，敌人已准确地判断出第六军团如果急切地想与贺龙的部队会合，于是，当第六军团在乌江岸边研究如何执行中革军委的命令的时候，国民党中央军、黔军、桂军和湘军已经制订出了完整的大规模合围计划。第六军团就这样从乌江边折回，一步步走进了一个埋伏着巨大危险的包围圈中。　　十月七日凌晨，第六军团从乌江边的走马坪出发了。三营为前卫团的前卫营，三营营长周仁杰处在团侦察班与营尖兵排之间，他认为这个位置有利于处置随时发生的各种情况。　　前卫营进入甘溪镇后，团侦察班和营尖兵排伸出镇外，向石阡方向观察警戒。此时，第六军团的大部已行至官庄至甘溪的十几公里的山路上。尽管中革军委的电报说敌人已经向南移动了，也就是说，至少今天可以放心地按照预定路线前进，因为无论是前面和还是后面都没有敌情，但是军团指挥员们还是无法完全放心。队伍出发后不久，军团部特别询问了在路上遇到的邮差，并且仔细研读了从邮差那里获得的报纸，而无论邮差的话还是报纸的报道，都证明中革军委提供的情报是准确的——这一切似乎很好，因为很久没有这样的情况了。数月来第六军团一直处在被堵截和追击之中，每天传给部队的行军命令只能含糊地把宿营地点写成“相机宿营”，而今天关于宿营地点的命令中明确地写着：甘溪。可是，尽管情况很好，却总是好得令人有点不那么放心。此刻，第六军团的士兵们坐在湿漉漉的路边开始休息，女战士甚至开始梳理让雨水淋湿的头发。马上就要到达宿营地了，如果太阳能够出来，找到些干柴烧些热水把肿胀的脚泡一泡，幸运的话再找到些包谷山芋什么的塞到嘴里，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但是，第六军团红军官兵的所有美好的期望，都被那三个在雨雾突然出现的穿着土黄色上衣和短裤的人以及跟在他们身后的那条土黄色的狗彻底粉碎了。　　周仁杰的手下意识地伸进衣服摸出驳壳枪，同时向穿着便衣的侦察班长周来仔递了个极特殊的眼神。周来仔带领几个同样穿着便衣的侦察员迅速迎了上去，然后突然扑倒了两个穿着土黄色上衣和短裤的人，另一个人连同那条土黄色的狗跑掉了。狗在奔跑时狂吠不已，凄厉的叫声打破了山野的寂静。被红军侦察员抓获的人咿哩哇啦，说的是周仁杰听不大懂的土话，这些发音奇怪的土话和疯狂不止的狗叫混杂在一起，使周仁杰顿时紧张起来。土话是广西方言，可以肯定，眼前的这两个人是桂军的侦察员。接着，俘虏的口供令周仁杰的脑袋像炸开了一样：桂军十九师的先头部队已经接近甘溪镇北面的山脊了。　　周仁杰立刻命令把这两个俘虏送到军团部去，同时命令两个连沿着镇边的土墙火速散开，机枪配置在侧翼，另一个连跑步上山占领前面的无名高地——这一切，都是周仁杰的本能反应，是在没有任何命令的情况下，瞬间作出的决定。　　但是，俘虏送走了好一会儿，周仁杰仍没有接到军团传来的行动命令，他看见的依旧是正常行军的景象：第六军团先头部队的一部已经陆续进入了甘溪镇，几个干部坐在一家店铺门口好像在开会，红军士兵已经开始做饭，炊烟正慢慢地向镇子的上空飘散。而主力部队仍在镇外远处的土道旁休息。时间一分一分地流逝过去。　　接近中午十二时的时候，枪声响了。　　枪声居然来自镇中！镇子里传出的枪声令红军惊异万分，他们随手用桌子和凳子当掩体，一边没有目标地四处射击，一边急速地向镇外撤退。　　查阅现在所能查到的所有史料，也无法查清一九三四年十月七日上午，在九时至十二时之间的三个小时内，第六军团先头部队的指挥员面对突发敌情为什么没有作出相应的反应。唯一能够说得通的推测是，他们完全相信了中革军委的电报，把当前的重大敌情判断成了企图骚扰他们的小规模的地方武装。在这生死攸关的三个小时内，他们既没有下达展开部队以抢占有利地形的命令，也没有部署遭到袭击之后部队的作战方案。这就意味着，在接下来桂军突然发起攻击的时候，除了周仁杰的先头营之外，整个第六军团从军团指挥员到普通官兵甚至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桂军在这三个小时里占领了甘溪镇北面和东面的制高点——群宝山和白虎山，迫击炮阵地设置完毕，机枪扫清了射界，桂军那些穿着土黄色军装的步兵在布满山脊棱线的低矮树丛中时隐时现，使山脊两面的山岭如在风中起伏涌动。其中，一个营规模的桂军正沿着一条干涸的河床分两路向甘溪镇的左右两翼迂回，远远地看过去像是两道浑浊的泥水正沿着河道蠕动而来。而另一股桂军——其领头的定是个富有作战经验和冒险性格的老兵——钻进了一条用厚木板封住顶部的暗水沟，这条暗沟自镇北的小河一直通到镇中。十二时响起的枪声就是他们突然掀开头顶上的木板射出的。　　短暂的交火之后，大批桂军成散兵队形沿着干河道冲来。　　桂军设置在制高点上的机枪和迫击炮一齐开火，掩护步兵前进。　　当桂军快要冲过河道的时候，周仁杰突然站了起来，驳壳枪和呐喊声同时响了：“打！”　　在桂军被子弹和手榴弹暂时压制的空隙里，周仁杰迅速调整了部署，留一个连和一挺重机枪在原地阻击，命另外两个连爬上附近的一个无名高地挖掘工事，以迅速扫清机枪的射界。周仁接的部署刚刚被实施，桂军又开始了兵分两路的冲击：一路仍从正面，另一路从侧翼的白虎山向下冲。桂军的火力十分猛烈，步兵很快逼近了红军的阵地前沿，其中的一部分甚至已从阵地的右翼突了进来。　　周仁杰问身边的教导员：“团部有什么指示？”　　锡教导员回答道：“没有。”　　周仁杰，湖南茶陵县一位农民的儿子，十七岁参加游击队，十八岁加入工农红军。周仁杰沉默了一下，对他的教导说：“必须把敌人顶住，准备牺牲吧。”　　甘溪镇的枪声令第六军团先头部队的另一位营长刘转连顿时警觉起来。几乎在枪声响起的同时他开始迅速跑步前进，不一会儿，他看见了他的先头部队一连已经被猛烈的火力压制在一条山沟里。一连此时的处境几乎是绝境：山沟的一面是陡崖，官兵全部被压在沟底；而崖上的桂军一边居高临下地扔手榴弹，一边逐渐向下挤压。一连通信员冒死从沟里爬了出来，他报告说：一连没有手榴弹了。不但崖上有敌人，在沟底，身后的敌人正在大量增援。刘转连立即命令二连带机枪从侧翼迂回接敌，以减轻一连的压力。他还要求营部通信班和三连每人拿出一颗手榴弹支持一连。手榴弹是由人组成的插入前沿的一条传递线递过去的。得到手榴弹的一连立即在面前形成了一道火墙，往下挤压的桂军暂时被遏制了。刘转连在这个短暂的瞬间向后看了一眼，他知道，必须在这里为大部队冲击出一条通道，无论为此将付出多大的代价。　　尽管前面已经发生了战斗，但第六军团的指挥机关和主力部队依旧在通往甘溪的土道上缓慢向前。而桂军在正面进攻受到阻击之后，已分成两路向西运动，企图直接侧击第六军团主力。也就是说，此时此刻，红军与桂军双方的主力仍在迎面运动。于是，当第六军团突然发现敌人就在眼前时，已经来不及给下达明确的作战命令了。　　在先头部队五十一团的阻击方向上，桂军的大部已经冲进了甘溪镇，并在镇南一个叫青龙嘴的高地与红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桂军猛烈的火力冲击令红军很难守住这一地势上的要地。军团机关被迫作出了全面撤退的决定。军团参谋长李达带领一个机枪连与五十一团和四十九团的两个团部向东南方向撤退。军团党代表任弼时、军团长萧克、军团政治委员王震与军团机关和部分官兵一起离开土道折进了没有道路的山谷密林中。而已被分割包围的四十九团、五十团和五十一团，为了给军团机关赢得宝贵的转移时间，拼死阻击着桂军洪水般的冲锋。桂军武器精良，每个班都配有机枪，数十挺机枪一齐扫射，谷底中岩石上火光四射，坡上的枯草被飓风般呼啸的子弹引燃，熊熊大火映红了整个甘溪上空。　　四十九团一营营长刘转连在最后关头开始组织正面强攻，力图给被包围的红军杀开一条血路。副营长樊晓洲命令机枪火力掩护二连冲击。红军士兵手扒着陡峭的崖壁缝隙，头顶着如雨的枪弹向上爬。不断地有人掉下来，不断地又有红军接着拥上去。在一排长的带领下，二连最终爬上了敌人的阵地。司号员蔡百海在爬上崖顶的瞬间，一手提着号一手提着马刀喊：“营长命令，冲呀！”二连终于用血肉之躯在敌人的冲击线上撕开了一条裂缝般的生路。四十九团与五十团的官兵混杂在一起从这道裂缝间向南撤去——他们不知道前面一个叫羊东坳的山涧会成为他们的死亡之地。　羊东坳山深涧狭，只有一条很窄的水槽从那里通过。退下来的红军官兵拥挤在一起走上水槽，很快，木制的水槽断了。红军在水槽断裂的那个瞬间听到了迎面两百米处桂军阵地上响起的机枪射击声。桂军将数挺机枪聚集在一起，射出的子弹被狭窄的山涧挤压得异常迅疾而锋利，红军即刻便出现大量的伤亡，倒下的人重重叠叠地摞在了一起。到第二天战斗结束时，当地四百多位农民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才把这条山涧里的红军官兵的尸体全部掩埋掉。　　这一天傍晚，接近五时的时候，周仁杰的前卫营接到了撤退的命令。他们把重伤员集中放在了镇东南尖峰山鞍部的草丛中，然后便在当地青年农民陈正财的带领下匆匆撤离了战场。边无际的低吟。留在这里的红军伤员大部分被搜山的敌人发现后就地杀害了，少数还能动的自己爬到悬崖边滚了下去。　　一九三四年十月七日，天快黑下来的时候，甘溪之战结束了。　　受到国民党军凶猛追杀的红军第六军团，经过整整两个月异常顽强的突围之后，除了流尽鲜血永远倒下的官兵外，其余的红军相互间都失去了联系，他们分散消失在中国西南山高谷深的茫茫密林之中。　　逐渐明朗起来的历史表明，虽然相对整个中国版图来讲面积很小，但对于聚集在红色苏区里的那些头戴红星的政治精英和追随着他们的青年农民来讲，在一九三四年夏秋交替的季节里，一段新的历史——无论是快乐还是痛苦，是走向新生还是走向灭亡——的确就要开始了。只是那时候，没有人意识到红军第六军团的遭遇，已经成为一个决定中国历史走向的重大事件发生的前兆。长征 二(1)井冈山，方圆二百七十五平方公里，五大隘口雄踞峡谷，一夫挡关万夫莫开。这里远离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毛泽东很快便在这里建立起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工农兵政府，二十五岁的谭震林被任命为政府主席。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武装割据”计划自此开始实施。晚年的时候，毛泽东曾向外国友人谈到一九二七年的往事，他说：“国民党如果不抓人杀人，我也不会去革命。”“中国的事，历来是有枪为大。”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毛泽东，曾经指挥过无数次战斗和战役，但他本人却一辈子不愿使用任何型号的枪支。著名的红军指挥员萧克说，他只看见毛泽东挂过一次枪，那次传说毛泽东被开除了党籍，从军长降到了师长，毛泽东就挎了支驳壳枪来到官兵们中间。他说：“身背盒子枪，师长见军长。我不是个武人，文人只能动笔杆子。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当师长有点玄乎。”在朱德的记忆中，毛泽东也只使过一次枪，那是一九二九年初在赣南的一次战斗中，形势危急时他看见毛泽东提着枪亲自带领警卫班向前冲。　　朱德和毛泽东会合之后，按照中共湖南特委的决定，两支部队被统编成一个军，名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下辖三个师。工农革命军成立一个月后，根据中共中央“在割据区域所建立之军队，可正式定名为红军，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的名义”的通告，根据中共中央在写给前敌委员会的一封信中的指示：“关于你们的军队，可以正式改称红军。”一九二八年六月，“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正式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是中国革命史上第一支红军。　　那时红军的生活艰苦异常，常常因为没有粮食，官兵们只能吃野菜和野果。在井冈山，南瓜常常是红军的饭。新入伍的红军战士曾经抱怨说：“打倒资产阶级吃南瓜。”毛泽东则风趣地说：“这些新同志认为他们的敌人就是资产阶级和南瓜。”在这样的一支队伍里，令红军官兵舍生忘死的动因是：只有在这里他们才拥有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人世间的平等在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中犹如梦幻中的珍宝。红军是这个世界上官兵之间从着装到待遇几乎没有任何差别的军队。毛泽东和战士们一起尝试各种不会令人中毒的野菜，朱德有一根和所有红军官兵一样刻着名字的扁担。平均年龄不到二十岁的红军士兵打仗、训练、学文化、唱歌、打球、种地，彼此之间没有歧视，不允许打骂。那些识字又快又多的战士，能得到一支铅笔之类的奖励，红军部队中的所有官兵们都很在乎这样的荣誉。红军因为武器简陋打仗时格外勇敢凶猛，这使红军的伤亡率很高，在这支队伍里可以看见许多二十岁不到便少了一条胳臂的少年，但令人惊异的是，纵然如此，他们依旧个个精神饱满斗志高昂。　　就在毛泽东和朱德各自经历了九死一生的武装起义，终于在中国中部一个偏僻的山区中创建了革命根据地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了，地点在远离中国本土万里之遥的苏联首都莫斯科。　　在莫斯科郊区一幢名为塞列布各耶的别墅里，会议代表们吃着面包喝着红茶然后一致认为：只要中国共产党人一声呐喊，一夜之间就会掀起一个声势浩大的革命高潮，资产阶级顷刻之间便会被无产阶级的铁拳砸得稀烂，一个崭新的赤色中国用不了多久就会诞生于世界的东方。会议选举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他们是：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项英、瞿秋白、张国焘、蔡和森。向忠发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这个轮船工人出身的共产党人，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个被正式命名的主席。　　毛泽东不在中央的名单中，他拒绝到中央去工作，他称自己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农民，他有一个关乎占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命运的绚丽之梦：在偏僻的国土一隅建立一个苏维埃国家，实行土地改革，发展国家经济，从而可以不断壮大红色武装，与国民党政府武装割据下去。毛泽东坚持在井冈山上过“守山的日子”。随着井冈山根据地武装力量的壮大，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相继成立，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彭德怀任副总司令，滕代远任副总政治委员。这是当时中国工农红军中最强大的一支武装，并且成为今后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中的主力部队。　　国民党军对红军的军事“围剿”持续了近四年。　　一九三一年七月一日，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在远离苏区的上海秘密召开了。一部分中央委员被剥夺了参加会议的权力，一些根本不是中央委员的人参加了会议。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发表了啰嗦的演说，在涉及中央人选问题时，他首先表示对工人出身的中央委员“决不能让他们滚蛋”，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由此松了一口气。接着米夫又提到周恩来：“应该打他的屁股，但是也不是要他滚蛋。”最后他开始吹捧王明为“天才的领导者”。在讨论中央委员的候选人时，不同立场的代表提出了五花八门的名单，有的名单竟把原来政治局的人一个没剩地全部剔除了出去。候选人还没吵出结果，表决权问题又再次引发冲突。会场上互相指责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操着异国语言的米夫不停地拍着桌子咆哮，一遍又一遍地勒令声音最大的代表滚出会场。最后，在米夫的干预下，也就是说在共产国际这个不可抗拒的权威的压力下，会议终于“选举”出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是：向忠发、项英、周恩来、张国焘、徐锡根、卢福坦、陈绍禹（王明）、陈郁、任弼时。候补委员是：罗登贤、关向应、温裕成、毛泽东、顾顺章、刘少奇、王克全。政治局常委是向忠发、周恩来和张国焘。　但是，没过多久，悲剧发生了：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央特科重要领导人顾顺章和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先后叛变。　　顾顺章，一九三一年四月，顾顺章在护送张国焘等人前去鄂豫皖苏区的时候，在武汉在街头被叛变认出被捕。出乎国民党当局的预料，顾顺章立即声称自己有“对付共产党的大计划”，要求速“安排本人晋见总司令蒋公”。武汉的国民党当局一边打电报请示，一边将顾顺章押往南京。万幸的是，发往南京的电报被打入国民党内部的中共党员钱壮飞截获，钱壮飞立即破译了电文并连夜派人赶往上海秘报李克农，许多共产党人得以平安转移。但是，顾顺章的叛变依旧导致了许多著名的中国共产党人遇害：恽代英，他刚刚被中共营救出来便再次被捕，随即被枪杀于南京雨花台；蔡和森，他在香港被捕，随后被引渡到广东，敌人将他的四肢钉在墙上，英勇不屈壮烈牺牲。顾顺章的叛变还导致了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被捕。此前，因得知向忠发不喜欢自己的农村妻子，顾顺章便给他介绍了一个女人，向忠发在顾顺章叛变后设计的一次幽会中被捕。向忠发没等敌人用刑就供出了中共中央机要处所在地址，这令审讯他的人都有点怀疑这个共产党主席是不是个冒牌货。蒋介石得知向忠发叛变的消息立即电令上海警备司令部“暂缓处决”，但是电报到达时这个窝窝囊囊的老头已经被上海警备司令熊式辉下令枪决了。　　白色恐怖之下，实际掌握着中央领导权的王明犹如惊弓之鸟，他到处躲藏，最后藏在了上海郊区的一座尼姑庵里，他想起能够救他于危险之中的人还是苏联人。王明给米夫打电报要求去苏联，米夫立即回电邀请他到共产国际工作。临走，王明安排了中共中央的工作，这时张国焘已被派往鄂豫皖苏区建立中央分局，周恩来将被派往中央苏区任书记，由于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已经所剩无几已，经共产国际的批准，成立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其成员是：张闻天、陈云、康生、卢福坦、李竹生等，总书记是年仅二十四岁的博古。　　一九三二年十月，蒋介石向苏区发起了第四次进攻，红军开始了更为艰苦的运动战。　　这时，由于险象环生的局势，上海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迁往苏区。　　一九三三年一月，经秘密交通站护送，博古、陈云、张闻天先后到达瑞金。自此，创建于上海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在繁华的大城市里存在了十二年后，搬到了中国的乡村。　　博古到达中央苏区两个月后，一位共产国际军事顾问也到达了中央苏区。他是博古请来的，博古要求同志们一律称他为“李德”，取姓“李”的德国人之意。关于这个德国人如何带着几百美元和奥地利旅游护照乘英国商船到达中国广东汕头，如何在一条甲板上不断地响起国民党士兵皮靴声的船舱里躺了好几天，如何冒充考古专家通过了国民党军队的严密封锁等等惊险的情节，叙述与描绘的版本如何众多如何过分都可以理解，因为正是这个人的到来导致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进入了充满磨难的岁月：红军损失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兵力，中国南方的红色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各个根据地的红军被迫进行大规模军事转移。　　李德到达中央苏区几天后，在他所住的那座散发着新鲜石灰味道的“独立房子”里，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总书记博古召集了会议。除了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周恩来之外，政治局常委记张闻天（洛甫）、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翻译伍修权，以及已被撤销了红军总政委和红一方面军前委书记职务的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等参加了会议。博古严肃地说：“今天，中央和军委，热烈欢迎我们盼望已久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派驻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李德同志是一位卓越的布尔什维克军事家，又是具着丰富斗争经验的国际主义战士。他到来中国，体现了共产国际对我们党和红军以及中国革命的关怀和支持，更体现了这位革命家和军事家献身世界革命的崇高感情。”然后，这个穿着特大号中国红军军服，腰间扎着缴获来的国民党军官使用的带有铜圈的宽大皮带，脚上穿着一双中国人很少见过的厚底运动球鞋的外国人开始了演说：“我，李德，遵照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及其书记处的要求，来到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所在的革命根据地，担任派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之职，负责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工农红军提供军事上的协助和指导，帮助建设正规的红军部队，建立强大的苏维埃军事体系，粉碎中国资产阶级政府和反动白军的军事进攻，保证苏维埃共和国的巩固和发展。让共产主义的革命红旗迅速插遍全中国、全亚洲、全世界！”　　所有的领导人一时间都没有从眼前突然出现一个外国人的惊愕中反应过来，只有角落里的毛泽东在卷烟飘出的烟雾中漠然地看着这个从天上掉下来的外国军事顾问。当李德主动走过去向毛泽东伸出手的时候，他发现这个中国人的身高竟然和他差不多。他看见毛泽东的嘴似乎嘟囔了一句什么，于是把头扭向站在他身后博古，博古赶紧翻译说：“毛泽东同志说，‘见到你很荣幸’。”此时正在生病的毛泽东极瘦，极高，颧骨凸出，头发长而蓬乱，神情漫不经心，视线飘忽不定。——在李德和博古的眼里，这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的重要缔造者是最不可忽视的也是最难以琢磨的。一九三三年夏，沿着中央苏区越来越缩小的边界，枪炮声再次隆隆作响，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开始了。　　九月，五十万国民党军被调往江西前线。　　面对国民党军的强大进攻，住在瑞金那座“独立房子”里的军事决策者不顾敌我力量对比的悬殊，仍然命令红军对敌人的坚固堡垒实行攻坚战。凡有红军基层指挥员提出“避免直接攻击敌人的坚固堡垒”的建议，都被训斥为“如果原则上在接下来的战斗中，红军被一再命令向敌人层层叠叠的坚固堡垒发起进攻。团村一战，虽歼灭国民党军千人，但红军也伤亡千人，红三军团四师师长张锡龙、红五军团十五师师长吴高群阵亡。面对红军遭遇的损失，朱德提出将红军主力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转移，建议没被接受反而传来了继续实施反击的命令，结果红军再次出现大量伤亡，仅红一师三团的九个连队中，就有十三名连级干部先后阵亡，而他们都是红军队伍中的骨干。一九三四年一月，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发起了最后孤注一掷的军事进攻。强大的攻击兵力在中央苏区的东、北两个方向上集结：东路军共十六个师又一个旅和两个团，由卫立煌指挥；北路军共二十五个师又两个旅、三个团和一个支队，由陈诚指挥。二十五日，国民党军首先向苏区北面建宁方向的红军阵地发起了猛烈进攻，红军的阵地上瞬间腾起一片火海，国民党军一步步筑垒推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其前锋直指中央苏区的中心。　　就在这样的关键时刻，苏区内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正大规模地展开“两条路线的斗争”，斗争的对象是亲自缔造了红军并且带领红军屡打胜仗的毛泽东。　　此时的毛泽东孤独地住在一座破旧的寺庙中，伴随他的只有妻子贺自珍以及他们三岁的儿子毛岸红，还有一位法号叫“乐能”的老和尚和两个小和尚。　　不断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的国民党军已经距离瑞金不远了，瑞金的上空开始连续遭到国民党军飞机的轰炸。苏区的党政军机关已经迁到了瑞金以西二十公里处的梅坑。领导人被分散安排住进各个村庄里，惟独毛泽东住在高围乡云石山山顶的这座寺庙里，无法得知在以防空为目的的隐蔽疏散中为什么把毛泽东安排在目标明显的山顶上。青瓦黄墙的寺庙寺门上有一副对联：“云山日永常如昼，古寺林深不老春。”横批取上下联的前两个字为“云山古寺”。寺中满院芳草，寺后一棵大樟树，树下两个青石凳，坐在石凳上可以静静地读书，或者远眺四周平展的稻田和袅袅炊烟。　　中华苏维埃主席共和国主席无公可办。　　此前，毛泽东刚刚受到党内的严厉批判。他的“四大错误”是：一、“狭隘经验论”和“游击主义”，与中央“夺取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精神背道而驰；二、“富农路线”，主张在土地分配时“要给富农出路”，与中央“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精神背道而驰；三、“诱敌深入”、“后发制人”的战略是“单纯防御路线”，与中央“先发制人，积极进攻”的精神背道而驰；四、“以党治国”，建立中央苏区最高领导机关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赋予总前委书记对红军的指挥权，这是“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余毒”。中共临时中央根据这四大错误，撤销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和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取而代之的是坚决批判毛泽东这个“一贯的机会主义分子”的项英。　　那一年的春节，毛泽东过得十分冷清。节后没多久的一个大雨倾盆的日子，警卫员报告说两匹马正往山上来，看不清楚马上是什么人。两匹马到了寺庙门口才知道是项英和他的警卫员。项英对毛泽东说：打赣州进行得很不顺利，恩来同志请你到前线去。项英并没有给毛泽东带来马匹，毛泽东抓起一把雨伞冲出庙门径直往瑞金走。到了瑞金，浑身湿透的毛泽东向前线发了一份电报，建议命令刚刚起义来到苏区的红五军团前去赣州解围。然后他乘上一条小船赶向赣州。两天三夜后毛泽东到了赣县的江口。刚刚撤退下来的红军和中央局的领导在这里召开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项英、任弼时、彭德怀、林彪、陈毅、王稼祥等。会上又爆发了冲突，因为面对攻打赣州的失败，中央依旧坚持攻打大城市，而毛泽东十分强硬地坚决反对。中央局立即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总部政治部训令》，训令表示要给右倾机会主义以致命的打击。但是，周恩来、朱德和王稼祥鉴于当前严重的敌情，主张重新任命毛泽东为红军总政委。由于他们的一再坚持，毛泽东重新拥有了军事指挥权。只是，恢复了军事指挥权的毛泽东与苏区中央局的矛盾更加激烈了，在数次军事决策中毛泽东的建议连续被否决，毛泽东不能眼看着红军一再失利只有擅自发布命令，结果招致了中央局的勃然大怒。　　毛泽东后来一生都没忘记在江西宁都城郊的一个农家小院里召开的“宁都会议”。宁都会议没有留下任何记录。但是，现存的一份《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上有这样的表述：“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右倾向斗争”、“右倾机会主义”、“不尊重党的领导机关”、“上山主义”和“守株待兔”……毛泽东坚决不承认自己有错误。周恩来不得不站出来表态，他同意“毛泽东有某种倾向”的说法，但是建议让毛泽东随军行动。为此他提出两个方案：一是让毛泽东在前线当红军总政治委员的“助理”；二是让毛泽东全面负责前线指挥，自己给毛泽东当助理。中央局同意了第一种方案。但是最后的决定却是：撤销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线”。请了病假的毛泽东从宁都走了两天回到了瑞金。贺子珍不在家，有人告诉他说贺子珍快要分娩了，去了汀州的福音医院。毛泽东心情烦躁，一连两天没出房间。第三天，他骑马直奔汀州。在汀州，他看见了他的老朋友、福音医院院长傅连暲。傅院长连声恭贺，原来贺自珍生了个儿子。儿子的诞生使毛泽东郁闷的心情缓解了一些，他在汀州住下边治病边读书。这是毛泽东政治生涯的最低潮。他的住处门可罗雀，因为可能被归入“反党小集团”之中，所以没有人敢与他来往。毛泽东也不愿意连累别人，他不再和别人接触、谈话，这位健谈的共产党领袖有时一连几个星期都不说一句话。　　在以后的数十年间，毛泽东一直清晰地记得那段难熬的日子：“我是政治局委员，但是他们却不要我参加中央全会，把我封锁得紧紧的，连鬼都没有一个上门来找我。”“那个时候，我的任务就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二十四岁的博古无法接受毛泽东在红军中享有崇高威望的现实，于是他和李德签发了一封给共产国际的秘密电报，请求共产国际批准毛泽东去苏联治病。博古认为这是体面地将毛泽东打发走的最好办法。把毛泽东这个“不安定因素”送到他十分陌生的异国去，将他放在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眼皮底下监管起来，那么他就是本事再大怕也很难翻身了。　　但是，共产国际并不明白博古的真实意图，回电说：“在苏区反‘围剿’的紧张时刻，大家应该都坚守阵地，不应让毛泽东离开根据地。”——显然博古根本不了解毛泽东，不了解毛泽东这样的共产党人，因为即使莫斯科回电同意，毛泽东也不会离开中国。毛泽东说：“我没有病。就是有病，也不去苏联，我不离开中国。”　　前线阵地不断后撤的战报雪片一样飞到红军总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主席毛泽东正在寻找一件没有补丁的体面衣服，好使自己的装束与“国家主席”的身份更加吻合。——就在国民党军队逐渐逼近瑞金的时候，中央苏区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会议开幕前举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阅兵式，红军官兵、农民赤卫队和少先队队员列队走过主席台。毛泽东已经没有了军事指挥权，他现在是一位行政领导，　 距离会场并不遥远的前线，为保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而战的红军正经历着从未有过的巨大牺牲。　　战至四月下旬，广昌已被国民党军三面包围。惨烈的广昌保卫战历时十八天，红军伤亡五千多人，其中红三军团伤亡近三千。　　一九三四年六月，国民党军占领广昌之后，调集了三十一个师的兵力于七月初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发起了全面进攻。在李德、博古作出的“全线抵御”的战略部署下，已经连续苦战了十个月的红军又开始了更加艰难的防御作战。万年亭一战，红三军团五师政委和军团卫生部部长阵亡，全师团以下干部牺牲三百四十二人。驿前保卫战，红军官兵决心“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仅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十五师就有两千三百五十二名官兵伤亡。一九三四年十月六日，国民党军占领了石城地区，这里已经十分接近中央苏区的核心部位了——敌人拟与十月十四日对瑞金发起总攻。　　危在旦夕的前夜，瑞金的四周十分寂静。　　不久前，中央已决定第六、第七两个军团撤离根据地。　　无法得知毛泽东获得这个消息时的反应，但毛泽东奉命前往于都视察还是引起了诸多猜测。有相当多的史料认为，毛泽东在红军即将出发的时刻到远离瑞金的于都去，是博古想令毛泽东就此留下来。但也有史料证明，到赣南视察的要求是毛泽东自己提出的，他向中央书记处请示并且得到了同意。毛泽东到达于都的时候，他憔悴的模样令赣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龚楚吓了一跳，他问：“主席身体不舒服吗？”毛泽东答：“身体不好，精神更坏。”接着，周恩来的电话打来了，他要求毛泽东着重了解一下于都方向的敌情和地形，毛泽东很快就判断出这个要求的真实含义，于是他对于都方向的敌情和地形作出了详尽的调查。——二十天后，苏维埃共和国与中央红军正是从于都突围出去的。　　调查电报发出之后，毛泽东突然发起高烧，警卫员吴吉清打电话向瑞金报告，张闻天派傅连暲院长骑马飞奔而至。毛泽东被确诊为恶性疟疾，他在床上昏沉沉躺了整整八天。　　病中的毛泽东挣扎着给博古写了一封信，建议中央红军转移到外线作战。当调动敌人远离苏区之后，再返回中央苏区所在的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这封信的内容表明，毛泽东那时没有将中央红军大规模转移到中国西北地区的打算。只是他提出的这条作战线路简直就是返回他的故地的路线，而李德和博古无论如何也不会到毛泽东的老家去。由于信件涉及了极端的军事机密，毛泽东派警卫员送信的时候要求带上火柴和汽油，以便在发现敌情的时候立即将信烧掉。　　毛泽东送出的信没有任何回音，但是一个秘密通知到达了于都，毛泽东被要求立即回到瑞金。　　毛泽东知道，对于中国革命和中国红军来讲，一个极其重要的时刻到了。　　瑞金的“独立房子”里正在召开“小型会议”，与会者除了李德和博古之外，还有张闻天、周恩来和朱德。这是一次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的高度机密的会议，会议作出的重大决定和向共产国际发出的重要电报，如今没有任何可以核对和考证的文字线索。只是那个重大决定已经成为没有争议史实：放弃中央苏区，进行大规模军事转移。红军的高级将领们也嗅出了苏区空气中的异样，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和政治委员聂荣臻忍不住找到了毛泽东，小心地试探着问：“我们要到哪里去？”毛泽东面无表情地答：“去命令你们去的地方。”长征 三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凌晨时分，在江西南部的赣州，驻新田的粤军一军第一师二团团长廖颂尧、驻重石的三团团长彭霖生和驻版石的教导团团长陈克华几乎同时接到了防线前哨的电话：发现红军部队。　　这里是国民党军包围中央苏区防线的最南端。此刻，国民党军主力部队正从防线的北端向中央苏区的核心地带压缩，蒋介石给驻扎在这里的粤军的任务是：筑起像铁桶一样密不透风的防线，不能让防线内的任何一个东西活着出来。 南中国最著名的军阀是号称“南天王”的粤军首领陈济棠，这个地方军出身的军人不属于蒋介石的嫡系，他甚至一度联合广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成立了“广州国民政府”，试图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分庭抗礼。一九三四年，在广东说一不二的陈济棠比起中国其他省份的军阀多了一个说不出的苦衷：除了要时刻防备蒋介石的吞并之外，他还有数百公里的“边防”要守，因为他的地盘与共产党红色苏区几近接壤。　　当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时，陈济棠被任命为赣粤闽边区“剿匪”副总司令兼赣粤闽湘鄂南路军总司令。被授予如此重任本应喜出望外，但是陈济棠却格外忧虑。在蒋介石的一再催令下，粤军出兵与红军作战，结果遭到红军的伏击，一下子损失了两个营，这令陈济棠心都疼了。在这个时局日益动荡不安的年份，陈济棠深陷于蒋介石与共产党政治对抗的夹缝中，他觉得必须为自己的生存安全寻找出一种最有利的策略。　　拖延迟缓——这是陈济棠想出的上策。自江西出现红色根据地起，蒋介石年年要求他沿着共产党苏区的边界修筑碉堡封锁线，但是直到中央红军出走江西，他管辖的南部碉堡封锁线仍旧没有修筑完毕。而对蒋介石让他出兵参加“围剿”作战的命令，他采取的是口头坚决执行的办法。至于具体怎么打，他给粤军下达的作战原则是：修碉堡，守阵地，决不主动进攻；即使发生了战斗，也不求有功，但求少受损失。部队每天的前进行程绝不能超过二十公里。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驻守福建的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发动兵变，公开宣布在福州成立政府与蒋介石决裂。蒋介石急调十五个嫡系师分兵三路合围福建。两个月后兵变平息，蒋介石遂令其嫡系部队李玉堂部等自此陈兵闽西南。 闽西南与广东交界，国民党中央军得以直接威慑陈济棠的广东了。在这种局势下，当蒋介石再次催促粤军向共产党苏区出兵时，陈济棠的生存危机感就更加强烈了。于是，他一方面派出部队向苏区进犯，对扼守苏区南大门的筠门岭做出进攻的态势；另一方面，却派出心腹参谋秘密去筠门岭，试图私下与红军达成“和平共处”的协定。　　陈济棠本没指望这种临阵谈判能有多大的效果，但是他发现，当粤军部队开始进攻的时候，筠门岭一线的红军主动放弃了阵地。占领了筠门岭的粤军对自己的“战果”狠狠吹嘘了一阵，蒋介石在“通令嘉奖”的同时赏给粤军官兵五万大洋。但是，当陈济棠站在筠门岭上向北看去的时候，“南天王”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自己不是时刻担心蒋介石的中央军会开进广东吗？而中央军要想进入广东只能从北面来，那么，在自己与蒋介石之间存在着的共产党红军，正好是蒋介石部署在江西的大军进入广东的屏障。筠门岭一战，红军并非没有战斗能力却主动放弃了阵地，这表明红军并不想和自己的粤军过不去。陈济棠仔细一一想来，这么多年，蒋介石频繁调兵前来“围剿”共产党苏区，兵力部署永远采取大军自北向南齐进的战术，这难道没有一点想把红军赶入广东的意思吗？一旦真成这样，自己与红军不想拼也得拼，而蒋介石的中央军也就有了充足的理由进入自己的地盘。到那个时候，自己苦心经营了八年的广东算是完了。陈济棠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红军不能垮，最好永远在。如果红军承诺不侵占自己的地盘，自己就和红军一直和平共处，为此在物资上接济红军都可以——不就是盐巴和弹药吗？　　中央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前夕，陈济棠派来的代表秘密进入了苏区，带走了一封朱德的亲笔信。朱德在给陈济棠的信中除了陈述了“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道理外，更重要的是用毫不掩饰的措辞指出了红军与粤军应该协同作战以消灭蒋介石的军队，朱德在信的最后特别强调：“为顺畅通讯联络，务望约定专门密码、无线电呼号波长，且可接通会昌、门岭之电话。”——处于被国民党大军“围剿”中的红军总司令与实施“围剿”的敌军南路军总司令就要互通“密码”与“波长”了，这是发誓要彻底“剿灭赤匪”否则就“舍命疆场”的蒋介石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　　朱德写这封信的时候，中央苏区所面临的军事形势十分严峻，军事决策中心已作出了大规模军事转移的决定。在这种情况下，朱德宣称全国的红军正准备向蒋介石全面开战，必求与国民党军主力部队“决战而歼灭之”；同时建议粤军兵分两路倾巢出动，一路“直下福州”而另一路“直捣衡阳”，袭击蒋介石在福建与长沙的嫡系部队——这样的协同作战计划无论如何是不切实际的，最合理的解释是：中央红军试图利用这些说辞将粤军调开从而乘机冲出重围。　　陈济棠见多识广，老谋深算。对于朱德的这封信，他看进去的只是“谈判”是完全有可能的；至于其余的，他和了解蒋介石一样也了解共产党人。此刻，关于陈济棠是否预感到中央红军即将突围，并且已经选择了他的防线为突破口，不得而知。但是年初，当蒋介石的中央军正向苏区北部大举进攻的时候，陈济棠曾邀请他的老盟友白崇禧来广东“共商防共防蒋军事大事”。广西军阀白崇禧到达广东后，专门去陈济棠布防的“围剿”前线走了一趟，而且一直走到了筠门岭。从筠门岭回来的白崇禧关起门来告诉陈济棠：一、共产党红军必要突围。二、突围的方向很可能是广东。三、突围的时间应在秋冬之间，因为红军要等收获季节解决粮食问题——白崇禧说这番话的时间是一九三四年春，距离中央红军开始大规模军事转移还有半年的时间。无法得知陈济棠听了这个惊人的判断之后的表情，但从历史档案的记载中可以发现，白崇禧刚一离开广东陈济棠就向粤北方向增派了兵力。但是，半年之后，陈济棠却主动要与红军谈判了，并且不惜工夫不惜诚恳。一九三四年十月五日，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何长工和赣南省委宣传部部长潘汉年化装成江西老表到达了筠门岭附近一个十分偏僻的小山村。红军与粤军的秘密谈判正式开始了。双方态度都很诚恳，因此一直气氛融洽。经过三天的密谈，红军与粤军达成以下五项协议：一、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二、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三、解除封锁；四、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粤军的防区后方建立医院；五、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粤军，粤军撤离二十公里。红军人员进入粤军防区用陈部护照。　　可以肯定地说，双方商量第五项协议的时候，粤军代表并不知道红军方面的真实用意。谈判期间，何长工曾接到周恩来用密语发来的电报：“长工，你喂的鸽子飞了。”何长工和潘汉年心里明白，周恩来的意思是：中央红军要出发了。因此，协议的其他条款对于红军来讲已经没有意义，红军此时不惜一切与粤军谈判的唯一目的是：借道。即在红军“有行动”时“事先告诉粤军”以便粤军撤出一条二十公里的通道。周恩来的电报显然是在提醒和催促。　　粤军首领陈济棠私下与共产党红军谈判，事关重大，尽管蒋介石的特务网十分密集，但是，等他得知这一消息时，红军已经越过粤军的防线进入了湖南。怒火万丈的蒋介石发电谴责陈济棠“通共”，可中央红军的大规模突围令他已经没有时间和精力讨伐粤军了，他必须分秒必争地把江西的大军一一调往湖南。但是，一九三六年七月里的一天，蒋介石通过收买、兵谏、胁迫等各种手段分化瓦解了粤军的高层将领和广东的高层政客，最终让陈济棠尝到了众叛亲离的滋味。大势已去的陈济棠被要求在二十四小时内离任，“南天王”只有“声言”下野从而彻底结束了他对广东的割据。　　早晨的雾气刚刚散去，起床了的三个粤军团长正吃早饭，防线前哨阵地的电话又来了。这一次口气十分惊慌，说是红军攻击猛烈，前哨阵地怕是要丢了。三个团长商量了一下，决定各派一个营上去。中午，增援的三个营长先后打来电话：向前沿阵地攻击的红军越打越多，绝对是红军的大部队来了！二团团长廖颂尧一听就懵了，他一面命令自己派出的营坚持住，一面向正好在这里巡视的副师长莫希德报告。莫希德立即显出惊慌的神色，然后就命令所有部队向古陂方向撤退。三团和教导团没有马上执行莫希德的命令，因为三团团长彭霖生认为向前沿阵地攻击的绝不可能是红军主力，完全没有必要慌成那个样子。结果，三团的部队还没来得及部署，分兵两路的红军攻击部队瞬间便到了跟前。等彭霖生大喊“撤退”的时候，三团已经没有了后路，官兵只有自顾自地四处逃散。　　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三军团的先头部队向粤军的封锁线开始了强行突击，并在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实施严密包围的防线南部撕开了一个口子。　　虽然红军与粤军事先达成了那份“粤军撤退二十公里”协议，虽然在总攻击发起前红一、红三军团都收到了中革军委“如粤军自愿撤退，应勿追击和俘其官兵”的电报，但是，红军与粤军的协议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即“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粤军”——对于中央红军的大规模军事转移，事先在红军内部都实行了严格的保密，怎么可能“事先告诉粤军”呢？——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两军刚一接触，枪声即刻响起，双方展开的竟是激烈的生死之战。　　粤军的防御阵地虽没有最后修完，但毕竟修筑了多年，不但有坚固的碉堡，碉堡的前面还加设了两层由铁丝网、竹桩、地雷和深沟组成的工事。战斗打响时，面对粤军坚固的防御工事，手中只有步枪和手榴弹的红军拼死冲击。四师是第三军团的先头部队，其先锋团是十一团，战斗僵持不下时，四师独臂师长洪超亲自指挥十一团冲击，最后以肉搏战击溃了当面阻击的粤军。然后十一团的一个侦察排奔向最前沿冲去，在信丰大桥镇附近，他们遇到了一股退下来的粤军。红军战士大声询问这股粤军的番号和他们长官的姓名，惊慌的粤军士兵说：“我们的师长跑远了！我们的师长跑远了！”就在粤军师长丢下他的士兵跑得无影无踪了的时候，红三军团四师师长洪超正策马扬刀急驰在他的队伍中。朦胧的月色下，一个粤军士兵抬起头来，看见一个一只袖子空荡荡地飘舞着的红军。这个红军骑在马背上飞驰而来，另一只手举着的马刀在月光里上下翻飞。战马越来越近了，惊恐万状的粤军士兵举起了枪。在子弹呼啸的战场上，十一团的红军官兵还是清晰地听见了那沉闷的“砰”的一声。——子弹不偏不倚击中了胸口，洪超直挺挺地跌下了战马。年仅二十五岁的红军师长洪超作战英勇无比，他在部队刚刚出征的时刻阵亡，令军团长彭德怀大为悲伤，因为洪超已经是红三军团在短时间内失去的第二个师长了。　　第三军团四师师长张锡龙与政委黄克诚也在前沿阵地，当敌人开始疯狂溃退的时候，他们走上阵地的高处观察战场形势。他们没有料到在不远处的一个山包上，草丛中埋伏着一小股敌人。师长张锡龙刚一走上阵地高处，枪声响了，阻击步枪的子弹击中了他的头部并穿越而过，带着鲜血和脑浆继续朝前飞去，打在了政委黄克诚的眼镜上。猝然间不知到底怎么了的黄克诚弯腰去找眼镜，却听见脚下有人发出痛苦的呻吟。待黄克诚重新戴上眼镜时，张锡龙已没有了任何气息。红军师长张锡龙倒下的那一天，恰逢他二十七生日。二十五日，驻吉安的国民党空军第五中队飞行员报告说，他们在粤赣湘边界地带的大山中发现了“从来没有过的大部队红军”，“数量约数万人正向湖南方向行进”。航空照片和情报分析立即被送到蒋介石手里，蒋介石终于确信中央红军已经突围而出了。蒋介石的困惑和恼怒几乎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虽然那支被围困中的部队突围是预料之中的事情，但毛泽东绝不会等到大军兵临瑞金城下时才作打算，可他们竟然如此轻易地突破了重重叠叠的封锁防线——五十多万的重兵，九千多个碉堡，成百上千的飞机大炮坦克，花费金钱无数，伤亡官兵数万，费时数年之久，可最终还是让毛泽东就这么走出来了。　　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五日，蒋介石召集军事会议，发布了把中央红军消灭在第二道封锁线的作战命令。同时，在全国的各大报纸上发布了悬赏布告：“生擒毛泽东朱德者，赏洋二十五万元。”有好奇的外国记者就此顺着世界史线索调查了一番，找寻了能够找到的所有有据可查的悬赏公告，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这是迄今为止以政府的名义针对某一个人的“最昂贵、最诱人的悬赏”。　　渡过桃江的中央红军依旧分成三路，沿着岭南山脉巨大的山谷向湖南方向行进。十月二十九日，中央红军各部队掩护着军委纵队逐渐接近了广东与湖南的交界处。　　广东仁化县城口镇是个隘口，南面的粤军严阵以待，北面是无路的大山，这里是中央红军西进湖南的唯一通道。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中国工农红军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二道封锁线就是从袭击城口开始的。　　担任袭击任务的是第一军团二师六团一营。年仅二十三岁的一营营长曾保堂面临的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城口镇内的敌人虽并不强大，但要求他的一营一昼夜间奔袭二百二十里，无论如何都是难以做到的。团里要求他去军团部领受任务，曾保堂到达军团部时，看见军团长林彪神情有点忧郁，在铺盖上半靠着不说话。参谋长左权交代：一营必须按时到达城口，不然湘军先到就麻烦了。政委聂荣臻说：“保堂，那是红军突出去的唯一的口子，要不惜一切代价占领它！几万红军战士的生命就托付给你们营了。回去一定要向战士们讲清楚！现在，把参谋长交代的任务给我重复一遍。”临走时，曾保堂向军团长林彪请示，林彪只说了一句话：“按照命令执行吧。”　　十一月一日黄昏时分，一营出发了。沿着大路没跑出多远，就看见了碉堡。碉堡上传来严厉的询问声，战士们有点紧张，但是前面侦察排的战士已经回答了：“老子是中央军！有胆子下来看看！诈诈唬唬的小心把红军引来！”结果，就这样过去了。后来又不断地遇到碉堡，每一个碉堡都无声无息，可能是第一个碉堡里的敌人已经把“别惹中央军”的意思挨个通知了下去。天亮的时候，曾保堂看了看自己的队伍，掉队的不多，但干部们的肩上都多了好几支枪。趁着在树林里吃早饭的空隙，曾保堂在地图上一量，发现这一夜竟然跑了一百五十多里。本打算让部队休息一下，但是怕一休息就睡着了，于是决定连续赶路。再一个黄昏来临时，曾保堂看见了前面的城口镇。　　这是一个被几条河渠环抱的小镇，镇前有一座木桥，要想占领镇子必须从桥上过去。曾保堂部署了两个连攻击两侧的碉堡，自己带领侦察排强行闯桥。桥头草棚子里的敌人正在灯下赌博，一个哨兵在草棚外来回晃荡。红军走近了，哨兵喊起来：“什么人？”红军战士答：“中央军！叫你们当官的出来说话！”红军说着话脚步却没停。哨兵慌了，回头喊：“班长！中央军兄弟要过桥！让不让过？”棚子里说：“是陈长官的队伍吧？先过来一个问问。”棚子里的话音还没落，棚外的哨兵已被红军扑倒，接着一颗手榴弹就在草棚子里爆炸了。侦察排在爆炸声中从木桥上一拥而过。这里的枪声一响，迂回的连队也开了枪，驻扎在镇里的民团团长吓坏了，当即决定逃跑，结果刚出镇子就被包抄过来的红军俘虏了。一营迅速控制了城口全镇，而国民党军的大部队此时还没有到达，城口镇这个隘口要道已经扫清了。　　虽已万分疲惫，曾保堂仍一夜没敢睡觉。第二天上午十点，哨兵抓到了几个便衣侦察员，一审问，曾保堂吓出了一身冷汗：国民党军的一个师已于昨天晚上六时到达城口镇附近。这个师几乎是与一营同时到达的。当曾保堂强行闯桥的时候，他们距离城口镇仅仅还有十公里的路程。但是，从城口镇方向突然传来的枪声令这个师停下了脚步，他们截住了几个从镇里逃出来的民团士兵，惊慌的民团士兵对他们说镇子已经被红军主力占领了。结果，这个师立即往回撤，一撤就撤出了四十多里。曾保堂后怕的原因是，如果一营奔跑的速度慢了一点，或者在中途休息了一下，那么，当占领城口镇的战斗打响时，也许就要面对国民党军的一个整师了，那将会是付出巨大牺牲的拼死夺路。　　国民党军对中央红军布防的第二道封锁线由粤军和湘军共同构成。这是粤军和湘军的头一次“互相协同”，按照双方总司令的话讲，简直是“珠联璧合”。但是，只要红军一出现，粤军就往后缩，希望湘军快点上来；而湘军因为红军还在广东境内，不肯耗费兵力冒险出击。结果，中央红军在敌人混乱而单薄的防守中通过了国民党军的第二道封锁线。只是红军先头部队开路的时候，粤军、湘军和地方民团的混乱敌情常常让红军指挥员们有点糊涂。第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耿飚就糊涂了好几天。抓到了敌人的尖兵，交代说是湘军，于是冲上去打，结果发现打的不是湘军而是粤军。侦察员报告说前面的村子里有敌人，于是便紧急组织攻击，冲进去发现敌人已没了踪影。正要命令部队追击，报告又说后面发现了敌人，接着就见村后的道路上果然来了一支队伍，走近了原来是支由少数官兵押送的挑夫队，挑着满满的军需物品。不用打就缴获了这些担子，问他们是给哪支部队送的，连押送的军官都说不清楚，说是只要是“剿匪”部队就行。红军官兵打开担子一看，个个眼睛一亮：清一色的带曳光的尖头子弹。红军官兵的子弹全是苏区自己生产的“再生弹”，于是他们见到这些崭新的子弹如同见到珍宝。耿飚命令给每个挑夫三块大洋全部放走，然后让官兵把那些子弹尽力往身上塞。耿飚自己塞了满满三条子弹带。这些优质子弹太宝贵了，因为常常舍不得使用，所以直到翻过雪山，耿飚的这些子弹都没打完。十一月七日，中革军委部署了红军主力部队通过“第三道封锁线”的具体行动计划。红一军团受命抢占乐昌以北的制高点九峰山，以掩护军委纵队从九峰山脚下通过。　　九峰山，位于广东与湖南边界，是从广东进入湖南的咽喉之地。接受任务之后，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与政委聂荣臻之间发生了短暂的摩擦。林彪认为，目前粤军并没有占领广东北部的乐昌，因此没有必要派出部队占领九峰山，只要催促军委纵队提高一下行军速度，完全可以顺利地通过乐昌一线。聂荣臻则认为万一粤军先于红军占领了乐昌，西进的通道就等于被堵死了，因此必须抢先占领九峰山制高点，保证军委纵队安全地通过。正在争执的时候，二师师长陈光到了。陈光报告说他的部队在向乐昌方向侦察的时候，看见了正在大道上快速行军的粤军。军团部里的争执立即被放下了。第一军团按照命令到达了一个叫麻坑圩的地方。林彪在那里发现了一条电话线，沿着电话线找到了一部电话机，一摇，居然通了。接电话的是前边一个民团自称是“师爷”的家伙。林彪装作国民党中央军军官在电话里骂了几句，口气蛮横的“师爷”立即缓和了态度。林彪让那位师爷把民团团长找来讲话。林彪问：“林彪的红军现在到哪里了？”民团团长说：“红军到哪里不清楚，粤军的三个团已经开到乐昌，其中的一个团去九峰山了。”林彪这才知道自己差点铸成大错，他放下电话立即命令道：“耿飚那个团能跑，让他们立即出发，不惜一切代价抢占九峰山！”　　阴雨变成了大暴雨，天地瞬间一片昏暗，山涧中唯一的一条小路已被红军挤满，数万人的长长的队伍在大雨中缓慢地向前蠕动着。四团政委杨成武在拥挤的人流中看见了第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高大的罗炳辉因为马丢了正艰难地走在前堵后拥的队伍中，杨成武立即把自己的马送给了罗炳辉。山涧小路上的情形让耿飚和杨成武产生了巨大的担心：现在，几乎所有的红军部队都被压到一条狭窄的道路上，如果前面的九峰山拿不下来，后果不堪设想。耿飚和杨成武带领着四团开始不顾一切地向前跑。巨大的雷声和粗大的雨鞭把马吓坏了，无论如何也不肯再向前一步。耿飚立即弃马和部队一起跑。跑着跑着，就觉得浑身颤抖不止，他知道自己的疟疾病又犯了。他向身边的师长陈光嘟囔了句什么，陈光一个劲儿地点头：“要得！要得！”实际上，在暴雨中奔跑的陈光什么都没听见。四团的官兵跑到九峰山下就开始往山上爬。他们不知道在山的另一面，粤军也正在往上爬，且粤军比红军离山顶更近一些。但是，狂风暴雨帮了红军的忙，粤军是顶风，红军是顺风，结果刚刚上了山的粤军还没来得及设置阻击阵地就被爬上山的红军赶了下去。占领了山顶的红军立即开始挖工事，官兵们中有人还穿着从苏区穿出来的短裤，因此在大雨中被冻得瑟瑟发抖。发着高烧的耿飚嘴上肿起了一串水泡，师长陈光给他卷了一支旱烟让他提提神。 大雨停了，粤军的反击也开始了。在四团与粤军交火的时候，九峰山相邻的山头上插满了红军的红旗，冲击的枪声此起彼伏。在两侧部队的全力掩护下，军委的两个纵队以及其他红军部队从山下狭窄的山路上滚滚而过。　　红军全部通过九峰山一线的消息传到了南昌，蒋介石这才明白那个陈济棠一直在和他耍把戏，其“通共”程度比想象的还要严重而恶劣。恼怒的蒋介石给陈济棠发去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报，声称要对陈济棠动用刑法：“……平时请饷请械备至，一旦有事，则拥兵自重……此次按兵不动，任由共匪西窜，贻我国民革命军千秋万世莫大之污点。着即集中兵力二十七个团，位于蓝山、嘉禾、临武之间阻截，以赎前愆。否则本委员长将执法以绳……”而陈济棠在蒋介石的电报上只草草地写下了几个字：“本电报转发至团长为止。”　　此刻，在一路向西的中央红军的前面横着两条大河：潇水和湘江。　　两条大河之间地域狭窄，河渠纵横，地势平坦。　　从军事地理上看，一旦大军进入这样的地带，当前后都有河流阻隔的时候，如果陷入包围几乎等同置于绝境。长征 四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一大早，一份空中侦察报告被送到了国民党“追剿军”第二路军指挥部，第二路军司令薛岳一看不禁惊愕万分：红军一部分部队已经渡过了湘江，并且占据了湘江西岸的滩头阵地。一支红军在湘江上架起了一座浮桥，浮桥上已陆续走过零散的队伍。这些前几天还来去不定的红军主力部队，已经用南北两线构筑的阻击阵地在湘江上形成了一个长廊式的通道。尤其是在南面，湘江上重要渡口界首的掩护阵地显然已被红军巩固；而在北面，全州附近的阻击线也清晰可见。在这条长廊式通道的东端，中央红军的“大队伍”正在向湘江靠近。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国民党军发布了作战命令，命令全州防线上的湘军部队依托全州、桥头之线阵地夹击中央红军。　　全州，位于中央红军即将渡江的通道的右翼，湘军刘建绪部的两个师先于红一军团到达了那里，这使红一军团的阻击阵地被迫建在了脚山铺一带。这里向北距离全州三十公里、向南距离界首五十公里，与湘江并行的一条公路从这里穿过，公路的两侧是起伏的丘陵。虽然地形并不适合展开阻击战，但此时红一军团只能选择这里了。担任阻击任务的二师刚刚挖好工事，湘军就开始了试探性攻击。从湘军设在山上的炮兵阵地发射的炮弹暴雨一样落在红军的阵地上。从衡阳机场起飞的飞机也到达了脚山铺上空，并开始俯冲投弹。如此猛烈的炮击和轰炸，是身经百战的红一军团的官兵所不多见，这种预示着一场大战即将来临的攻击，令挖了一夜工事还没来得及休息的红军官兵骤然紧张起来。大约接近中午的时候，湘军发起了地面攻击。红一军团的指挥员们从望远镜里看去，冲击上来的湘军黑压压一片——“向蚂蚁一样，把整个山坡都盖满了。”红一军团各团的阵地都陷入了短暂的沉默之中——红军官兵的弹药十分紧张，缴获来的子弹几乎都给了机枪手，普通官兵手中的步枪子弹全部是红军兵工厂制造的“土弹”。为了节省弹药，红军有这样一条规定：不到步枪的有效射击距离内，任何人都不准开枪。湘军成群地往山坡上爬。红军阵地上的沉默让他们产生了误会，他们认为在猛烈的炮击和轰炸中，红军官兵已经丧失了战斗勇气。但是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当他们就要接近红军的阻击阵地时，红军突然间开火了。攻击的湘军有整整两个师，无论兵力还是火力都占据着绝对优势。敌人的炮弹很快就把红军仓促修筑的工事炸塌了，巨大的爆炸声把阵地上的不少官兵震得耳鼻出血。虽然湘军的攻击被一次次击退，但是敌人依靠着兵力充沛，前面的撤下去后面的接着冲上去，一轮接着一轮，双方多次发生近距离的搏斗，厮打声在整整一个白天几乎没有间断。　　新圩位于红军开辟的通道的左翼，距离湘江渡口七十公里，扼守着通向湘江的一条公路，是桂军向北攻击湘江渡口的必经之地。公路的两边是长满杂草的丘陵，丘陵的后面就是一片平川。在这里设置阻击阵地，是没有退路的绝地。红军第三军团的前卫部队五师奉命在这里阻击桂军，军团长彭德怀给五师师长李天佑的命令是：“不惜一切代价在这里坚持四天。”二十八日天刚亮，桂军第七师的攻击就开始了。武器精良的桂军认为红军虽说打仗不要命，但是毕竟武器太简陋。而数架作战飞机和数十门大口径火炮的支援，也给桂军长了胆量和信心，使桂军的攻击一开始就显得十分凌厉凶猛。但是，当红军阵地上发射出炮弹的时候，桂军官兵一时间全都愣住了，因为他们一直听说红军根本没有大炮。原来，彭德怀深知新圩阵地对于保障军委纵队安全渡过湘江的重要性，他把红三军团唯一的一个炮兵营加强在了这里。仗打了一整天之后，桂军虽然夺取了公路附近的几个小山包，但是付出的代价却是五百多名官兵的性命，红三军团五师的伤亡也在数百人。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是军委纵队安全地渡过湘江的最后时机。此时，在军委纵队的左、右两翼，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对从南、北两面夹击而来的国民党军进行着顽强阻击，使界首至全州之间宽三十公里的通道依旧畅通无阻。湘江上的浮桥已经架设完毕。如果在二十八日夜晚来临的时候，或者是在二十九日天还未亮之前，军委纵队能够到达湘江并且迅速过江，整个中央红军的命运也许会是另外一种走向。但是，十一月二十八日，由朱德签署的红军行动部署明确向各军团表明：我军“至三十日止全部渡过湘水”。行动部署还表明：二十九日，军委纵队将到达“石塘圩以东之官山”——从地图上看，军委纵队二十八日晨从文市镇出发，二十九日到达位于文市镇西南方向的石塘圩，也就是说，一天一夜之间军委纵队仅仅前进了不到二十公里。　　军委纵队缓慢的行军令红军官兵在湘江上构成的那条走廊式的通道静静地等了整整三天!在这三天里，通道的南北两线是日夜不断的密集的火网，而在通道的中间则是碧绿舒缓的寂静的江水。中国革命史中异常惨烈的战斗在这三天里发生了。　　在通道的左翼，中央红军有两个阻击地点，一个是湘江边上的界首，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指挥部就设在那里；另一个是名叫新圩的小集镇，集镇位于文市镇西南方向中央红军的侧后。奉命在新圩阻击桂军进攻的是红三军团五师。二十八日，红军官兵刚刚把阻击工事挖好，桂军的队伍就开过来了。当时的国民党军中对桂军的评价是：打仗狡猾且又固执，一旦打红了眼就分外凶狠。桂军对新圩的攻击火力异常猛烈，飞机投下的炸弹把红军的阻击阵地几乎炸成平地。除了正面进攻之外，桂军还派出数支小部队不断地迂回，试图切割五师的防线。五师在战斗开始不久后，丢失了前沿的几个小山包，原因是坚守在阵地上的红军官兵全部牺牲了。战斗持续到中午，在漫天的硝烟中，李天佑师长站在指挥所的掩体上已经忘了头顶上盘旋的敌机，因为不断从他眼前抬下去的负伤和牺牲的官兵令他万分焦急：十四团政委负伤了；十五团参谋长何德全报告说，团长白志文和政委罗元发都负伤了，两个营长也已经牺牲，全团伤亡人已达五百多人。虽然阵地还在，但李天佑还是盼望这样的阻击战早点结束。军团指挥部的电报不断到达，电报的内容全部是“继续坚持”。没有了军政主官的十五团需要有人指挥，五师政委钟赤兵向十五团的阻击阵地冲了上去。由于阻击阵地被不断压缩，敌人的炮火已经打到了师指挥所，李天佑把十四团团长黄冕昌叫来了，准备当面向他布置反冲击任务。但是，当黄团长的身影刚从硝烟中冒出来的时候，一个不幸的消息又传来了：在前沿指挥战斗的师参谋长胡震中弹牺牲。李天佑心头一阵剧痛，他和胡震相识于瑞金红军学校，无论五师承担多么艰巨的战斗任务，只要有参谋长胡震在，李天佑的心里就能踏实许多。战斗开始的时候，胡震对团长们交代任务时大声地说：“无论如何不能在阻击阵地上撤退一步，要把命豁出去在这里死顶！如果让敌人冲过这里，军委纵队就要被拦腰截断！绝不能让党中央和军委纵队受到任何损失！”说完他亲自带领团长们上了前沿。李天佑双眼湿润了，在向黄冕昌交代完任务后，他强调说：“记住胡参谋长的话！只要阵地上还有一个人，就不能让敌人过新圩！”黄团长敬了个礼，转身消失在炮火之中。李天佑回到师指挥所不一会儿，电话响了，是十五团打来的，十五团的一个连长报告说：“团长在和敌人的搏斗中牺牲了。”十五团团长，那个几分钟前在向师长敬礼的时候甚至还微笑了一下黄冕昌！李天佑抓起电话大声地喊：“我们是红军！我们是打不散的！”说完，他拿起自己的驳壳枪冲出了指挥所。　　在新圩的西北方向，湘江岸边的界首距离军委纵队的渡河地点仅仅几里地。二十九日清晨，这里的战斗是在熊熊大火中开始的，敌机扔下的燃烧弹把红军的阻击阵地烧成了一片火海。红三军团四师的官兵顶着数倍于己的敌人的疯狂进攻，他们顽强的坚守使整个前沿阵地几乎成了一个巨大的肉搏场。位于最前沿的是四师十团，这个团在无险可守的开阔地上与敌人拉锯般地来回争夺阻击阵地，争夺的惨烈致使这片开阔地上布满了桂军和红军的尸体，在尸体密集之处，鲜血和着泥土形成了一片红色的泥浆。十团团长沈述清身先士卒，当敌人再一次冲上来的时候，他一声呐喊从掩体中跃出，带领官兵开始了反冲击。但是，搏斗中沈述清团长的呐喊猝然停止，这个一九三０年参加红军的湖南青年身中数弹，一头栽倒在红色的泥浆里。彭德怀得到沈述清牺牲的消息后，冲出指挥部奔上前沿，在前沿指挥战斗的四师政委黄克诚大喊：“你下去！太危险！”彭德怀不理会，当即任命红三军团四师参谋长杜中美为十团团长。彭德怀站在前沿上问四师师长张宗逊现在哪里，得到的回答是在前沿的最前边。彭德怀发火了：“把他给我拉下来！”彭德怀那一刻想到的定是张宗逊师长的前任洪超，彭德怀对那个骑在战马冲锋的年轻而勇敢的身影难以忘怀，他不愿意再听到四师又一个师长阵亡的消息。在黄克诚的竭力劝阻下，彭德怀回到了军团指挥所，然而身后跟进来的人报告说，十团团长杜中美刚刚牺牲了……　　在通道的右翼，红一军团阻击着湘军的进攻。　　二十九日清晨，经过了昨天一天的战斗，红一军团二师的官兵正在战壕里吃饭，湘军的炮火准备就开始了，与炮火同时袭来的还有天上十几架飞机的轰炸。红一军团的脚山铺阵地位于一片小山岭上，这些山岭有着古怪的名字：尖峰岭、米花山、美女梳头岭和怀中抱子岭。湘军的炮火和炸弹几乎把所有的小山岭一一覆盖，山岭上被打断的树枝横飞乱舞，泥土被一次次地掀起来，然后把红军的工事全部压塌。湘军在这次战斗中使用了燃烧弹，燃烧弹接连爆炸，令脚山铺的每一个小山岭都如同火炬般熊熊燃烧。经过几次近距离的战斗后，红一军团的几个前沿阵地相继丢失。红军强行发动了反冲击，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红一军团二师赶到了。　　二师自从担任后卫阻击任务以来，一直与紧追不舍的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作战。当他们接到了立即向全州方向增援的命令后，即刻从整个红一军团序列的最后面不停歇地奔跑了一天一夜，到达了军团的阻击阵地。下午的时候，红一军团一师扼守的米花山阵地的第一道阻击线被湘军突破，接着，美女梳头岭前沿阵地也被敌人占领。而在尖峰岭阻击阵地上，只有五团政委易荡平率领的两个连了。面对号叫着冲上来的黑压压的湘军，两个连的红军官兵一直坚持战斗到最后一刻。子弹没有了，就和敌人抱在一起用拳头打、用牙齿咬。易政委负伤倒在了血泊里，敌人端着刺刀冲过来时，他命令自己的警卫员向他开枪。二十六岁的红军团政委易荡平，湖南浏阳人，曾因作战勇敢获得过“红星”奖章。警卫员哭了，不忍心这么做，易荡平一把夺过警卫员的手里枪，同时高喊道：“赶快突围！” 然后他朝着自己的头部扣动了扳机。在五团的阵地被敌人占领之后，四团的阵地也已被敌人三面包围。二师师长陈光送来命令，让四团撤到第二道阻击阵地去，但是为了迟滞敌人的攻击速度，为渡江的军委纵队多争取哪怕一分钟的时间，四团边打边撤，始终和敌人纠缠在一起。湘军在公路上直接以宽大的正面展开了快速突击，公路左侧的一营已经和敌人厮杀成一团，本来是团指挥所的位置现在变成了肉搏战的前沿。四团团长耿飚被几个警卫员围着，警卫员不断地向敌人扔出手榴弹，但是敌人还是潮水般地拥了上来。警卫员杨力说：“团长！我们掩护，你赶快撤退！”耿飚却大喊一声：“拿我的马刀来！”马刀一举，寒光凛冽，耿飚率领着四团的战士迎面向敌人冲击过去！混乱的砍杀中，耿飚浑身上下溅满了敌人的血浆，等敌人暂时退下去之后，强烈的血腥气味让这位经历过无数恶仗的红军指挥员蹲在地上呕吐不止。四团政委杨成武看见一营顶着敌人猛烈的冲击已经有了支持不住的迹象，于是想穿过公路去一营那里指挥战斗。但是，他刚一跑上公路就被一连串的子弹打倒了。身后的战士想冲上来营救他，但是敌人的子弹密集如网。湘军也许看出这个被打倒的红军是个干部，于是叫喊着向这里冲来：“抓活的！抓活的！”这时，五团五连指导员陈坊仁正好转移至此，一见这一情景立即奋不顾身地冲了上来组织火力掩护。四团二营副营长黄古文带着几名战士迎着敌人密集的扫射向他们的政委一点点地爬过去。倒在地上的杨成武眼看着爬向他的战士一个个中弹负伤心如刀绞，他躺在公路上大喊：“不要过来！不要过来！”但是，战士们还在向前爬。黄古文终于爬到了杨成武的跟前，他抓住杨成武的一条胳膊就向公路边拖，拖到公路边之后，被敌人的疯狂射击激怒了的黄古文把杨成武交给了警卫员白玉林，自己端起一挺机枪转身向敌人冲去！